《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卷第四册（10）
第四章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
第十节 赫鲁晓夫发动新的反华运动
本节资料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切修正主义者，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都集中表现在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正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门徒，也是白劳德和铁托的门徒。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过白劳德修正主义，出现过铁托修正主义，出现过“结构改革”论。这些修正主义，都还是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局部问题。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出现，并且在苏共领导中占据统治地位以后，它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带有全局性质的大问题，成为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败的大问题了。
为此缘故，我们要写这篇文章，以比过去更加清楚的语言，回答修正主义者。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门徒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赫鲁晓夫提出了同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对立的所谓“和平过渡”道路，也就是“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
让我们看一看赫鲁晓夫等人贩卖的所谓“议会道路”究竟是一些什么货色吧。
赫鲁晓夫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按照资产阶级的选举法，无产阶级可以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肯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
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就等于取得政权，就等于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说，工人阶级“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在国内有强大革命运动的条件下，把议会变成为人民政权机关，就意味着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议会形成的、新的即无产阶级的人民国家体制”。
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他说，争得了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他还说，“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在目前条件下已经有了现实的可能，把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
苏共纲领认为，“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前，就能够迫使资产阶级实行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超出一般改良的范围”。这个纲领甚至认为，某些国家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就可能出现这样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对资产阶级来说，同意赎买他的基本生产资料将是有利的”。
赫鲁晓夫鼓吹的这一套货色，并非什么创造，不过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再版，是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复活。
伯恩施坦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志，就是宣扬合法的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他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他说，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应破坏它，而应促使它进一步发展”；“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在今天我们只要通过投票、游行示威以及诸如此类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
他认为，合法的议会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他说，工人阶级只要有了“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
他认为，“总会到来这样的一天，那时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如此强大，对整个社会将起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可以这样说，统治者的宫殿不再能抵挡工人阶级的压力，而且几乎就自然而然地崩溃了”。
列宁曾经说过，“伯恩施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专门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二百一十九页。）
当之无愧的伯恩施坦继承者，是考茨基先生。考茨基同伯恩施坦一样，竭力宣扬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解决阶级冲突的武装斗争不再有存在的余地”，如果仍然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政府，就未免滑稽可笑了”。他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是“由于缺乏耐心而使用暴力手段的产婆，迫使一个孕妇不是在第九个月而是在第五个月分娩”。
考茨基是一个十足的议会迷。他有一句名言：“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
考茨基还说：“我认为，议会共和国（不论有没有英国式的君主制上层人物）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从其中成长起来的基础。这种共和国就是我们所应当努力争取的‘未来的国家’。”
列宁严厉地批判了考茨基的这类谬论。
列宁斥责考茨基说：“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四十页。）
列宁尖锐地指出，考茨基的议会道路，“这就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却背弃了革命”。（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百七十六页。）列宁说，考茨基在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是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使用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是在用自由主义来曲解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四页。）
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不厌其详地引述赫鲁晓夫和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言论以及列宁批判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言论，为的是证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正是不折不扣的现代的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一样，赫鲁晓夫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也正是最突出地表现在反对革命暴力，“把革命暴力化为乌有”。而且，在这方面，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现在显然没有保持世界纪录的资格了，因为赫鲁晓夫已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赫鲁晓夫不愧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门徒，而且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了。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承认不承认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承认不承认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承认不承认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历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一切无产阶级叛徒的分水岭。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
马克思主义一向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指出，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产婆，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就是军队和警察。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的。
无产阶级当然是愿意和平取得政权的。但是，无数历史经验表明，反动阶级从来不会自愿让出政权，他们总是首先使用暴力，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发动内战，把武装斗争提到日程上来。
列宁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预言》，《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百六十四页。）
列宁所讲的历史上的大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推翻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尚且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经过国内战争，更是不可能的。
关于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的问题，列宁反复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稳婆”。（列宁：《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百七十五页。）“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必须不断教育群众，使他们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而且只能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百八十七页、第三百八十八页。）
斯大林也说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资本统治的国家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和必不可免的条件”。（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百七十七页。）
没有暴力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对资产阶级的制度进行根本改造呢？斯大林回答说，“显然是不能的。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内，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错乱、神经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十四页。）
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新经验，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三百二十二页。）
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第五百二十九页。）
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同上，第五百三十五页。）
总之，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理。赫鲁晓夫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当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开始提出所谓“议会道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认为，这是一个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严重错误，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由于当时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还处于开始阶段，同时，苏共领导也还没有挑起公开论战，因此，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于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的错误，没有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评。但是，我们针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论点，在我们的文件和文章中正面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同时，在兄弟党之间的内部会谈和会议中，我们也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论点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中央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我们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明确地提出：
“我们党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并没有放弃警惕，没有放弃人民的武装”。
“同反动派相反，人民不是好战的。”“但是当着人民被迫而不能不拿起武器的时候，人民拿起武器来是完全正确的。反对人民这样做，要求人民向进攻的敌人屈服，这就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在这里，究竟采取革命的路线，还是采取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关系到六亿人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是否应当取得政权的大问题。我们党采取了革命的路线，因而有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个问题上，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们又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正面阐明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实际上批判了赫鲁晓夫提出的同十月革命道路相对立的所谓“议会道路”。
在同苏共领导人的多次内部会谈中，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我们满腔热忱地希望他能够改正错误。
在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尖锐的争论。
在这次会议的准备过程中，苏共中央所提出的宣言的第一稿，只提和平过渡的一种可能性，根本没有提到非和平过渡的另一种可能性；只提议会的道路，根本没有提到其他任何斗争方式，同时又把这种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配合行动上”。中共中央当然不能同意把这种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写进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纲领性文件中去。
在中共代表团提出批评意见以后，苏共中央拿出宣言第二稿。这个文件，虽然增加了非和平过渡可能性的词句，但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仍然反映了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那些修正主义观点。
中共代表团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些错误观点。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系统地说明了我们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观点，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提纲。
我们的书面提纲的主要论点是：
从策略的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要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议会斗争的形式必须充分运用，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不应该把和平过渡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即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的问题。
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
我们的这些论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苏共中央代表团的同志当时无法反对这些论点，但是他们一再要求我们照顾他们内部的需要，希望宣言草案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能够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中共代表团考虑到，我们已经批驳了苏共领导的错误的观点，又提出了一个书面意见提纲。为了共同对敌，我们照顾了苏共同志一再提出的愿望，同意以苏共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稿子为基础，只在个别地方作了一点修改。
我们本来希望，经过这场争论，苏共同志能够悔悟过来，改正他们的错误。但是，同我们的期望相反，在这以后，苏共领导并没有改正他们的错误。
在一九六○年的兄弟党会议上，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中共代表团又反复地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在会议期间，中苏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能达成协议。最后，中共代表团考虑到各国兄弟党普遍要求在这次会议上能够产生一个共同文件的愿望，才在这个问题上又作了一次让步，再一次照顾苏共领导的需要。我们同意把一九五七年宣言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几段文字，照抄在一九六○年声明上。同时，我们在这次会上，散发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并且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对苏共领导的照顾，以后再也不能照顾了。
现在，如果有的同志批评我们当时对苏共领导的这种照顾是错误的，我们乐于接受这种批评。
正因为宣言和声明中有关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是以苏共的稿子为基础的，若干地方保持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所以，虽然作了一些修修补补，但是，总的提法是有严重缺点和错误的。文件中虽然指出统治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但又说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可能不经过内战而取得国家政权；虽然指出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但又说有可能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使议会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虽然也提出非和平过渡，但没有强调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苏共领导正是利用了宣言和声明中的这些缺点和错误，作为推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借口。
必须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提法，一直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的。我们绝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为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为了使各国兄弟党的纲领性文件不致被修正主义者所利用，宣言和声明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有必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通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商，重新加以修改。
为了使大家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全面观点，我们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作为本文的附件，再一次全文发表。
八年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识破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真面目。但是，苏共领导仍然在寻找各种遁辞进行狡辩，还在千方百计地推销他们的这套货色。
因此，我们还有必要把他们所谓“和平过渡”的谬论加以驳斥。
诡辩改变不了历史
苏共领导为了掩饰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为了替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辩解，公然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公然歪曲历史。
苏共领导辩解说，马克思不是“设想过英国和美国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吗？其实，这个论据正是从叛徒考茨基那里捡来的。当年的考茨基，就是用同样的手法，来歪曲马克思的观点，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确实曾经说过：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工人们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就是在当时，马克思强调指出，这是一种例外。他说：“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承认，在大陆上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马克思：《海牙代表大会闭幕后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还说过，“英国资产阶级在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请您相信，一旦当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卡仿砜怂纪?“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六百八十六页。）
列宁在批判叛徒考茨基的时候说过：“借口马克思在七十年代曾经认为英国和美国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诡辩，通俗一点说，这是用引证来骗人。第一，就在当时马克思也认为这种可能是一个例外。第二，当时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第三，英国和美国当时没有（现在有了）军阀制度——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机构。”（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九十一页。）
列宁说，帝国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决定它“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国主义”。在谈论和平转变或者暴力转变问题的时候，“竟然‘不注意到’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了”。（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一页。）
今天，苏共领导竟然又重弹考茨基的老调，这不也是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又辩解说，列宁不是“在原则上允许和平革命的可能性”吗？这更是十足的诡辩。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设想过，“在俄国，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七页。）列宁把它叫做“例外”，这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特殊的条件，那就是“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同上，第一百七十三页。）到了七月间，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府，武装镇压群众，使彼得格勒的街头洒遍了工人和士兵的鲜血。在这次事件以后，列宁就指出：“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同上，第一百六十七页。）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坚决领导工人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一九一八年一月，列宁指出，“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变成了内战”。（《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百零六页。）这样，苏维埃国家又经过了三年半的革命战争，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粉碎了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才巩固了革命的胜利。一九一九年，列宁说：“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十九页。）
现在苏共领导竟然宣扬说，十月革命是“所有革命中最不流血的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你们这样说，怎么能够对得起为缔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呢？
当我们指出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的时候，苏共领导狡辩说“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经验是有的”。他们闭着眼睛说，“在一九一九年，匈牙利曾通过和平途径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事情果真是如此吗？不，不是。让我们看一看当时匈牙利革命领导人贝拉·库恩是怎样记述事情经过的吧：
匈牙利共产党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建立的。这个年轻的党一建立就投入了革命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贝拉·库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匈牙利共产党积极地进行了各种武装起义的工作：武装工人，在政府军队中进行了争取工作，在复员军人中进行了组织工作，组织武装示威，组织工人驱逐厂长占领企业，组织农业工人占领大地产，解除反动军官、反动军队和警察的武装，把武装起义同罢工斗争结合起来，等等。
事实上，在匈牙利革命中，充满了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武装斗争。贝拉·库恩说：“从共产党建立之时起直到夺取政权，同资产阶级政权机关的武装冲突一直进行着，并且越来越频繁。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布达佩斯卫戍部队手执武器走上街头，举行示威以反对临时政府陆军部长的那个时候开始……大概没有一天报刊上没有报道革命士兵和工人同政府的武装部队特别是同警察之间发生的流血冲突。共产党人不仅在布达佩斯并且也在各省组织了许多次起义。”（贝拉·库恩：《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在匈牙利取得了胜利》）苏共领导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这真是弥天大谎。
苏共报刊说，当时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是“自愿地辞职”的，这大概就是苏共领导的唯一根据了。事实是怎样的呢？
当时的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首脑卡罗伊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签署了关于我辞去职务和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的宣言，事实上无产阶级早已夺去并公开宣布取得了政权。”“我不是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因为它早就由于有计划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军队而夺得了政权。”所以，贝拉·库恩指出，认为资产阶级自动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是一种虚伪的“神话”。（贝拉·库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
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失败了。列宁曾经分析过匈牙利革命失败的最主要的教训是：年轻的匈牙利共产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对敌人实行专政方面不够坚决，在关键时刻表现了动摇。同时，没有采取正确措施满足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因而脱离了广大的农民群众。而匈牙利共产党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实行了合并，也是使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共领导硬说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的典型，这完全是伪造历史。
苏共领导还硬说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是“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的。这又是荒唐可笑地歪曲历史。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政权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而不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和平”取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反法西斯的游击战争和武装起义，并且在苏军的援助下，消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国法西斯军队及其走狗政权，建立了民族阵线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阴谋制造反革命政变，准备进行武装暴乱，颠复人民政权。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立即调动武装力量，同时组织了群众的武装示威游行，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事实非常清楚，二月事件并不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平”夺取政权，而是工人阶级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国家机器，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
哥特瓦尔德在总结二月事件的时候说过：“还在二月事件以前，我们就已经说过：与战前情况相比较，基本的变化之一恰好在于，国家政权已经不是为以前的各统治阶级服务，而是为一些新的阶级服务。二月事件表明，国家政权在这个意义上起了卓越的作用。”（哥特瓦尔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
以上所说的这些事例，怎么能说成是“和平过渡”的先例呢？
列宁说过：“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辞、诡辩和捏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资产阶级方面去的行为。”列宁说，“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一页。）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这样无耻地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伪造历史，玩弄欺骗手段呢？问题的实质也正是在这里。
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苏共领导为他们反对革命的“和平过渡”路线辩解的主要借口，就是所谓当代的历史条件变了。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条件的变化的估计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条件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力量的极大增长和帝国主义力量的极大削弱。战后，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民族独立国家，出现了连绵不断的武装革命斗争，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群众运动的新高涨，出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大发展。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成为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毛泽东同志早在战后初期就多次指出，世界力量对比的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这种新的情况“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三百六十页。）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四百九十页至一千四百九十一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根据战后历史条件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变化，根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本性不会改变的规律，得出革命的结论，认为必须充分利用革命的大好形势，按照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积极促进革命斗争的发展，准备夺取革命的胜利。
赫鲁晓夫则借口战后历史条件的变化，得出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结论，认为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性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规律改变了，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过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原理过时了。
赫鲁晓夫等人散布一种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他们说，“现在，对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正在形成以和平形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的国际和国内条件。”
他们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一期间，欧洲许多国家的反动资产阶级不断地发展和改进自己的警察官僚机器，残酷地镇压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因此没有可能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为，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改变了。
他们说，现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使国际反动派对于实行革命的国家的内政干涉趋于瘫痪”，“这就减少了资产阶级发动国内战争的潜在可能性”。
但是，赫鲁晓夫等人的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两个突出的事实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普遍增强暴力机器，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到处进行反革命武装干涉。
美国今天已经更加军国主义化，它的军队扩大到了二百七十多万人，比一九三四年增加了十倍，比一九三九年增加了八倍。它的警察特务机关之多，就连美国一些大资本家自己也承认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远远超过希特勒德国。
英国的常备军从一九三四年的二十五万多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四十二万人，警察从一九三四年的六万七千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八万七千人。
法国的常备军从一九三四年的六十五万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七十四万多人，警察和保安部队从一九三四年的八万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十二万人。
在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以至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大量增强军队和警察力量的情形，也都没有什么例外。
赫鲁晓夫最热心用全面彻底裁军的口号来麻痹群众。这种咒语念了好几年了。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全面彻底裁军的影子一点儿也没有。人们看到，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里，到处都是全面彻底扩军，到处都是扩大和加强暴力镇压的机器。
资产阶级在和平时期这样拚命地增强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力量，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镇压本国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倒是为了保证劳动人民能够和平取得政权吗？战后十九年来，世界各国资产阶级使用军队和警察镇压罢工工人，镇压要求民主权利的人民群众的暴行，难道发生的还嫌少吗？
十九年来，美帝国主义同四十多个国家组织了各种军事集团和签订了各种军事条约。它在海外设立了二千二百多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它派驻在海外的兵力，达一百多万人。它的“进击司令部”统辖着一支由陆、空军联合组成的机动部队，随时准备开赴各地镇压人民革命。
十九年来，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不但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世界各国反动派，帮助他们镇压本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而且还直接策划和发动了多次的反革命的武装侵略和干涉，也就是输出反革命。拿美帝国主义来说，它曾经在中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直接出兵并且指挥进攻希腊人民解放区，在朝鲜进行侵略战争，派遣部队在黎巴嫩登陆威胁伊拉克革命，支持和援助老挝反动派扩大内战，组织和指挥所谓联合国部队镇压刚果的民族独立运动，对古巴进行反革命入侵。它现在仍然在镇压越南南方人民的解放斗争。它最近还武装镇压巴拿马人民维护主权的正义斗争，并且参加对塞浦路斯的武装干涉。
美帝国主义不但对一切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坚决进行镇压和干涉，而且对凡是稍微表现了一些民族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政权，也要想办法把他们搞掉。十九年来，美国政府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策划了多次反革命军事政变，甚至对于它自己扶植起来的走狗，例如吴庭艳之流，只要一旦不再合乎它的心意，马上卸磨杀驴，也采取暴力手段除掉。
事实说明：今天，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进行革命，要争取解放，不但必须对付本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而且必须充分准备对付来自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没有这种准备，不坚决在必要的时候用革命的暴力回击反革命的暴力，就根本谈不上革命，更谈不到革命的胜利。
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如果不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不做好对付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干涉的准备，不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方针，就不能维护民族独立，更不能保证革命事业的发展。
我们要质问苏共领导，你们口口声声大谈战后形势的新特点，为什么偏偏要抹煞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到处镇压革命这个极其重要的、极其明显的特点呢？你们开口和平过渡，闭口和平过渡，却绝口不谈怎样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庞大的暴力镇压机器，这是为什么呢？你们公然掩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残酷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的血淋淋的现实，散布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能够和平取得胜利的幻想，这岂不明明在麻痹各国人民的警惕性，用空洞的美好前景来安抚怒气冲天的群众，反对他们革命，实际上充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帮凶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让已经死去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再来充当一次反面教员，还是很有益处的。
杜勒斯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说，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通过使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他接着说：“苏联统治者现在说，他们将放弃使用暴力。”杜勒斯表示：“我们欢迎并且将鼓励这些事态发展。”
显然，杜勒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维护者，深深懂得暴力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杜勒斯一方面欢迎赫鲁晓夫放弃暴力革命的主张，一方面极力强调资产阶级必须加强反革命暴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在另一次的演说中说，“在政府的所有任务中，最基本的一项是要保护它的公民〔应读作反动统治阶级〕免遭暴力。”“因此，在一切文明的社会中，社会成员都出力维持一支警察部队，作为法治的武器。”
杜勒斯在这里说的是老实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统治的政治基础，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一支警察部队”。只要不触动这个基础，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都是动摇不了他们的统治的。苏共领导越是掩盖资产阶级依靠暴力统治的事实，越是宣传他们那种受到杜勒斯欢迎的和平过渡的神话，就越是暴露出了他们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来反对革命的真面目。
驳所谓“议会道路”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议会道路”的主张，早已为列宁所彻底批判，早已宣告破产了。但是，在赫鲁晓夫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谓“议会道路”似乎突然变得灵验起来了。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是武力，而不是议会。议会只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装饰品和屏风。资产阶级实行议会制还是取消议会制，赋予议会较大的权力还是赋予较小的权力，采取这种选举法还是采取那种选举法，总是按照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和利益来决定的。在资产阶级掌握军事官僚机器的条件下，无产阶级要通过选举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可靠的。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完全是不可能的，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
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中，现在仍有半数左右处于非法地位。对于这些连合法地位都没有的党，当然谈不上什么取得议会中的多数。
例如，西班牙共产党就是一直处于白色恐怖中，连参加选举也不可能。可是，像伊巴露丽这样的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也跟着赫鲁晓夫鼓吹西班牙实行“和平过渡”。这是十分荒唐和可悲的。
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虽然取得合法地位，可以参加选举，但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在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的种种不公平的限制之下，共产党很难获得多数选票。就是获得多数的选票，资产阶级还可以利用修改选举法等等手段，使共产党人不能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
例如，战后以来，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就曾经两次修改选举法，使法共在议会中的议席两次大量减少。在一九四六年议会选举中，法共曾经取得一百八十二席，但是在一九五一年议会选举时，垄断资产阶级修改了选举法，结果使法共的议席陡然减为一百零三席，即少了七十九席。在一九五六年议会选举中，法共曾经取得一百五十席，但是在一九五八年议会选举时，垄断资产阶级再次修改选举法，结果使法共的议席陡然减为十席，即少了一百四十席。
即使在某种情况下，共产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议席，或者通过选举的胜利参加了政府，这也绝不等于改变了议会和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更不等于摧毁了旧国家机器和建立了新国家机器。要依靠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来实行根本的社会改造，是绝对不可能的。掌握国家机器的反动资产阶级可以宣布选举无效，解散议会，可以把共产党人从政府中排挤出去，宣布共产党非法，采取野蛮的暴力手段镇压人民群众和进步力量。
例如，一九四六年，智利共产党曾经支持资产阶级的激进党取得选举的胜利，组织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当时，智共领导人竟然把这个资产阶级掌握的政府称为“人民民主政府”。但是，不到一年，资产阶级就迫使共产党人退出政府，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并且在一九四八年宣布共产党非法。
当工人政党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御用政党的时候，资产阶级可以允许这样的党在议会中占有多数的议席，也可以允许他们组织政府。例如，若干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但是，这只能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丝毫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无产阶级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这样的事实，只是进一步证实“议会道路”的破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果信奉所谓“议会道路”，害了“议会迷”的不治之症，那就不仅只会落得一场空，而且必然陷于修正主义泥坑，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议会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历来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参加议会斗争，利用议会的讲坛，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教育人民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在应当利用这种合法斗争手段的时候不去利用，是错误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用议会斗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绝不能幻想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群众斗争上。
列宁说：“为了通过选举和各种党派在议会中的斗争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活动，对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斗争，或者认为议会斗争是最高的、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反对无产阶级。”（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二百四十一页。）
列宁曾经斥责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热中于议会制度的幻想，抛弃了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选举党，变为议会党，变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变为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现在，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鼓吹“议会道路”，也只能重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覆辙。
驳所谓“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在讲到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时候，凭空捏造了一大堆谎言，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没有革命形势也要“提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主张放弃“争取资本主义各国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的斗争”，把武装斗争“绝对化”，等等。他们经常给中国共产党乱扣什么“左倾机会主义”、“左倾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大帽子。
其实，苏共领导这样叫嚷，不过是想给他们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打掩护。他们攻击的所谓“左倾机会主义”，不是别的，恰恰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
我们一向认为，革命是不能随意制造的，没有革命的客观形势，就不会有革命。但是，革命的发生和革命的胜利，不仅仅要有革命的客观形势，还必须有革命的主观力量的准备和行动。
如果不正确地估计革命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因素，在革命形势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就轻率地发动革命，那就是“左”倾冒险主义。如果在革命形势没有到来的时候，不积极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或者在革命形势已经到来，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不敢去领导革命，不敢夺取政权，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
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的时机没有到来之前，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方面。积极领导日常的斗争的中心目的，是为了积蓄革命力量，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通过日常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来提高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觉悟，训练自己的阶级队伍，锻炼自己的战斗力，做好思想上的、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军事上的革命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在革命形势成熟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夺取革命的胜利。否则，即使有了革命的客观形势，也会白白地错过革命时机。
苏共领导避而不谈在革命形势没有到来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怎样进行日常的革命斗争，积蓄革命力量，而只是开口闭口都强调没有革命形势就不能革命。他们实际上是借口没有革命形势根本取消积蓄革命力量、准备革命的任务。
列宁曾经很精彩地描绘了叛徒考茨基对待革命形势的态度。列宁指出，对考茨基来说，革命形势“如果来到了，那他也愿意做一个革命者！但是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混蛋都会宣布自己是革命者！”“如果没有到来，考茨基就要离开革命！”列宁指出，考茨基像一个典型的市侩，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市侩的地方，就在于他有本领“准备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去进行革命”。（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七十一页至第二百七十二页。）人们可以比较一下，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像不像列宁所斥责的考茨基式的市侩。
我们一向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积极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并且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在一切受到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高举反美的民族旗帜，把群众斗争的主要打击针对美帝国主义，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本集团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成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
近年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这不仅是对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势力的打击，而且是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有力支持，也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有力支持。对此，我们从来是给以充分估计的。
共产党人在积极领导当前斗争的时候，应当把当前斗争同为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结合起来，应当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教育群众，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积蓄革命力量，以便在革命时机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我们的观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相反，苏共领导鼓吹“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民主的任务和社会主义的任务是交织得这样紧密，以致在这里很少有可能划定什么分界线”。这也就是用当前的斗争代替长远的斗争，用改良主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说过，“任何改良如果没有群众斗争的革命方法的支持，都不可能是巩固的、真正的、认真的改良。”工人阶级的政党“如果不把这种争取改良的斗争同工人运动的革命方法结合起来，就可能变成一个宗派，就可能脱离群众，而这对于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来说，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威胁”。（列宁：《给“社会主义宣传联盟”书记的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百零五页。）
列宁还说过，“在觉悟的工人看来，任何民主要求都是服从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引述恩格斯的话说：如果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目前而牺牲未来的运动，那就是机会主义，而且是危险的机会主义。
正因为这样，列宁批评考茨基“赞扬改良主义，赞扬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责备革命，背弃革命”。列宁说，“无产阶级是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考茨基“则是在服从帝国主义的条件下，用改良主义手段‘改善’帝国主义，适应帝国主义”。（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六十五页、第二百六十四页。）
列宁对考茨基的批评，正好是今天苏共领导的写照。
我们一向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为了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必须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善于把各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善于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迅速地用一种斗争形式代替另一种斗争形式。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和平的与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议会的与群众的，国内的与国际的，等等，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吸取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熟练地全面地掌握了各种斗争形式的结果。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但是，如果没有各种形式的斗争的配合，中国革命也不能取得胜利。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了右倾合法主义，又反对了“左”倾非法主义，把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把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又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合法可能，同时严格执行党的秘密工作的各项规定。中国革命创造了一套适合于自己的具体情况的、极其复杂而丰富的斗争形式。
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长期的实践经验，十分懂得，拒绝一切合法斗争，把党的工作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使党脱离群众，这是错误的。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容忍修正主义者推销的合法主义。修正主义者拒绝武装斗争和一切非法斗争，只进行合法斗争和合法活动，把党的活动和群众的斗争限制在统治阶级所允许的范围以内。他们降低甚至放弃党的基本纲领，放弃革命，迁就反动派的法律。
正如列宁所批评的，考茨基之流的修正主义者被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弄得腐败不堪和神智不清。“他们为了保存现行治安法所允许的组织，为了占这点小便宜，而出卖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权利”。（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二十八页。）
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口头上讲要利用各种斗争形式，实际上主张合法主义，并且借口斗争形式的改变而抛弃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这又是用考茨基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
苏共领导还常常利用列宁的伟大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为他们的错误路线辩护，作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根据”。
这当然是徒劳的。列宁的这本书，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用以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武器，而绝不能成为修正主义者为自己辩护的工具。
当时，列宁批评“左派”幼稚病，是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决裂，建立了第三国际之后，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善于巧妙地运用革命的策略，更好地准备革命。
就在这本书里，列宁指出，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是考茨基式的机会主义。
列宁反复地说过，必须首先同修正主义一刀两断，然后才谈得上怎样学会掌握革命的策略。
列宁所批评的那些犯“左派”幼稚病的同志还是要革命的，而今天的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则是反对革命的，他只能归入考茨基一类，根本没有资格谈论反对“左派”幼稚病的问题。
苏共领导给中国共产党扣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这更是荒谬绝伦。事实上，继承托洛茨基主义衣钵，同今天的托洛茨基分子站在一起的，不是别人，恰巧是赫鲁晓夫。
托洛茨基主义在各种问题上表现不一，而且经常戴上“极端左倾”的假面具，但是它的本质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
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托洛茨基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实质上是一丘之貉。所以斯大林曾经一再指出，托洛茨基主义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是考茨基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
今天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实质，也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因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仅同考茨基主义如出一辙，而且同托洛茨基主义殊途同归。“托洛茨基主义”这顶帽子，还是赫鲁晓夫自己戴起来吧。、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战后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需要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战后以来，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取得的。现在，除了有十月革命的经验，还有中国革命的经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经验，朝鲜革命的经验，越南革命的经验，古巴革命的经验，等等。这些国家的革命胜利，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和发展了十月革命的经验。
从中国到古巴，毫无例外地都是经过武装斗争，经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干涉，才取得革命胜利的。
中国人民经过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在最后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彻底打败了得到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援的蒋介石反动派，才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朝鲜人民从三十年代开始，进行了十五年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武装斗争，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终于在苏军的援助下，取得了胜利。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经历了三年的反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战争，才巩固了革命的胜利。
越南人民经过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接着又进行了八年的反抗法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并且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才在越南北方取得了胜利。现在，越南南方人民还正在同美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进行英勇的斗争。
古巴人民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武装起义，后来又经过两年多的人民革命战争，推翻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巴蒂斯塔在古巴的统治。在革命胜利以后，古巴人民又粉碎了美帝国主义雇佣军的武装入侵，保卫了革命的果实。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也都是经过武装斗争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中国到古巴一系列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得到成功的最主要的经验是什么呢？
第一，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无产阶级必须经过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二，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必须紧紧依靠农民，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
第三，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必须高举反美的民族旗帜，敢于同美帝国主义及其在本国的走狗，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四，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缺少的同盟军。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同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必须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力量联合起来，组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第五，要革命，就必须有一个革命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采取毫不调和的态度、对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是不可能的。
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不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头等重要的，而且对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是头等重要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
战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历史告诉人们，凡是实行革命路线，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积极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就会把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地引向胜利，并且使党的力量得到生气勃勃的发展。反之，凡采取不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线，接受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路线的，就都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害，并且使自己的党变成一个毫无生气的改良主义的党，甚至完全蜕化变质，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
曾经充满着革命朝气的伊拉克共产党的同志们，由于外来的压力，强使他们接受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丧失了对反革命的警惕。在反革命武装政变中，一部分党的领导同志英勇牺牲，成千上万的伊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强大的伊拉克共产党被打散，伊拉克的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挫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的惨痛的血的教训。
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领导，完全跟着赫鲁晓夫和法共领导的指挥棒打转，全盘接受反对武装斗争的修正主义路线。但是，阿尔及利亚人民不听这一套，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经历了七年多的民族解放战争，终于迫使法国政府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而追随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中丧失了信任，在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生活中丧失了自己的地位。
在古巴革命中，当时的古巴人民社会党的一些领导人，不是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不是主张革命的武装斗争的正确路线，而是追随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主张“和平过渡”，反对暴力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以卡斯特罗同志为代表的古巴党外的和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理所当然地把那些反对暴力革命的领导人撇在一边，同革命的古巴人民站在一起，走向革命，进行革命，终于取得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以多列士为代表的某些法共领导人，长期以来实行修正主义路线，跟着赫鲁晓夫的指挥棒鼓吹“议会道路”，把共产党实际上降为社会民主党。他们不积极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抛弃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旗帜。他们实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使一个曾经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大影响的共产党，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衰落下去。
以丹吉为代表的某些印共领导人，长期以来就实行修正主义路线，放弃了革命的旗帜，不去领导人民群众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丹吉集团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一步一步滑下去，堕落成为民族沙文主义者，成为印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政策的工具，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
事实很清楚，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这些经验教训，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从白劳德、铁托到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带着时代的特点。正如列宁所说，“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的产物，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二十四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在它的内部产生了自已的对立物，即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修正主义的逆流。这股逆流的集中代表者，首先是白劳德，其后是铁托，现在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是别的，正是白劳德修正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的继续和发展。
早在一九三五年前后，白劳德的修正主义就开始暴露。他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放弃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必要的批判，把资产阶级专政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天堂，他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主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和国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更使他对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进步”、“明智”着了迷，从而完全拜倒在资产阶级的脚下，堕落为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者。
白劳德散布了一整套的美化资产阶级、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修正主义言论：
他宣扬《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使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长期的信任和合作”的时代，能够保证“世世代代的持久和平”。
他宣扬苏美英达成的国际协议，“毫无例外地代表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每一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国内发生混乱局面的前景同国际秩序的前景是不相容的”。因此，必须反对“国内爆发阶级冲突”，“尽量减少”和“明确限制”国内的阶级斗争。
他散布新的战争将使“世界大部分地区真正毁灭”，“投入野蛮时代五十年至一百年”的论调，宣扬要消除战争灾难，就得“强调超于一切阶级分野的一致”。
他宣扬“完全依靠民主说服和信念”来实现社会主义，鼓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些国家中，“已经得到了使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条件”。
他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说什么共产主义者所“怀抱的实际政治目的，在一个长时期内，在所有一切主要之点上，将和人数要多得多的非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一致”。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解散了美国共产党。
白劳德的修正主义，一度把美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引到一个危险的边缘，并且使其他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感染了取消主义的毒素。
白劳德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了以福斯特同志为首的许多美国共产党人的反对，并且为很多兄弟党所抵制和批判。但是，就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对于以白劳德主义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没有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清算。在战后新的形势下，在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队伍中，修正主义思潮又有了新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某些共产党的领导人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而宣布采取所谓“和平过渡”的路线。这条路线的突出代表，就是陶里亚蒂的“结构改革”论，也就是主张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合法途径，实现无产阶级对国家的领导，通过为垄断资本服务的“国有化”、“计划化”等等，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说，不必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就能够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实际上使共产主义蜕化成为社会民主主义。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思潮首先在南斯拉夫出现。铁托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铁托集团完全投靠了美帝国主义，他们不仅使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而且使自己成了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工具，扮演着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别动队的角色。
为了替美帝国主义效劳，取消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铁托集团直截了当地说：暴力革命“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愈益变成多余的了”；通过资产阶级的议会“实现向社会主义的演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现实的事实了”。他们甚至把资本主义简直就看作是社会主义，说什么现今的世界“总的说来已经深深地‘长入’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了”。又说：“今天，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了”。
白劳德修正主义，“结构改革”论，铁托修正主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修正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所谓“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修正主义路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把这套货色当作自己的“新创造”到处兜售。可是，这些东西一点也不新鲜，只不过是集白劳德修正主义、“结构改革”论、铁托修正主义之大成，加以改头换面，修饰装扮一下而已。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在国际上对美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里对反动的统治阶级实行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鼓励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
如果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曾经是一脉相承，一家兄弟；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白劳德、铁托、赫鲁晓夫，也是一脉相承，一家兄弟。
白劳德早就说出了这一点。他在一九六○年写道：“赫鲁晓夫现在采纳了我在一九四五年为之而被踢出共产党的那个‘异端’。”他说，赫鲁晓夫的新政策，“同我十五年前所倡导的路线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相同。因此，至少在目前，我的罪恶已变成为新的正统了”。
赫鲁晓夫自己也承认，他同铁托集团“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比起伯恩施坦、考茨基、白劳德和铁托的修正主义来，不能不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为什么呢？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苏共是列宁缔造的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历史形成的威望。赫鲁晓夫正是利用作为这样的党、这样的国家的领导人的地位，来坚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他把自己的修正主义路线，说成是“列宁主义”的路线，用伟大列宁和伟大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来迷惑人和欺骗人。
他利用苏共的历史威望，利用大党大国的地位，挥舞指挥棒，采取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手段，强制别人接受修正主义路线。
他配合帝国主义收买工人贵族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收买资产阶级化了的、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共产党人，为苏共领导反对革命的路线摇旗呐喊，尽忠效劳。
正因为这样，历史上的和当代的一切修正主义者，比起赫鲁晓夫来，都成了小巫见大巫了。
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正如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说，对外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对内是接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影响。
现代修正主义者，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都是像列宁所说的，“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二十三页。）
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也同老修正主义一样，都是列宁所说的“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这一小得可怜的阶层”。（列宁：《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百二十二页。）
现代修正主义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者被核讹诈政策吓破了胆，又被收买政策迷了窍，充当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对革命的马前卒。
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也正是被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歇斯底里的喧嚷吓得丧魂落魄，以为地球这个“诺亚方舟”时时刻刻有毁灭的危险，对人类的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他首先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生怕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会给自己惹麻烦，因而千方百计地反对一切革命，甚至像在刚果那样，不惜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去扑灭人民革命。他以为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不担任何风险，一方面可以同美帝国主义一起，进行在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的勾当，这样岂不是一箭双雕。其实，这只能表明，赫鲁晓夫是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实行赫鲁晓夫的这种害人政策，结果必然给伟大的苏联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
为什么在苏联这样一个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还会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呢？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都需要很长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势力，还存在着阶级，那就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土壤。
赫鲁晓夫说，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已经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已经建设共产主义了。这些都是骗人的。
事实上，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统治，由于公开宣布改变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由于实行一系列的对内和对外的错误政策，苏联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正在政治领域内，在经济领域内，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在其他领域内，猖狂地泛滥起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正是这种在苏联日益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就是代表这种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并且为它服务的。因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绝不会给苏联人民带来什么共产主义，而是连社会主义的成果也受到严重威胁，它正在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大开方便之门。这也就是美帝国主义所追求的“和平演变”的道路。
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不可能的。而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则已经有了南斯拉夫的先例。现在，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也正在把苏联引向这条道路。
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最严重的经验教训。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以至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千万不能忘记这个大教训。
我们的希望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时光才过去八年。在这个短短的历史的瞬间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给苏联，给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害，却是够大的了，够严重的了。
是时候了，是批判和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了！
在这里，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
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其他犯修正主义错误的兄弟党的领导同志们认真地思索一下，跟着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走，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我们知道，除了那些深深陷入修正主义泥坑的人以外，不少同志是受迷惑的，被欺骗的，或者是被强制走上错误道路的。我们相信，只要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终将选择革命的路线，拒绝反对革命的路线，终将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拒绝修正主义。对于这一点，我们抱着很大的期望。
修正主义绝不能阻挡革命的历史车轮的前进。修正主义的领袖们自己不革命，绝对阻挡不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起来革命。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曾经写道，当考茨基已经变成叛徒的时候，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只能这样地来表达自己对工人阶级的号召：“推开这些领袖，摆脱他们那种使人愚钝、使人庸俗的说教，不管他们，不理会他们，越过他们，而走向革命，进行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七十三页。）
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欧洲许多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列宁十分重视法国的一个共产主义者保尔．果雷的意见。果雷说，“我们的敌人大叫社会主义已经完蛋。他们太性急了。但是，谁能够说他们完全不对呢？现在死亡的不是一般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主义，这是带有甜味、没有理想、没有热情、有官僚架子和家长威风的社会主义，这是没有勇敢精神、没有大胆行动、爱好统计、一心一意要同资本主义达成极友好的协议的社会主义，这是只知道改良的、为一点油水而出让自己的长子继承权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人民愤慨情绪的摧残者，是无产阶级的勇敢行动的自动制动机。”（《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二十八页至第三百二十九页。）
这真是一段绝妙的描述！列宁说这是法国共产主义者的正直呼声。现在，人们会发现，现代修正主义不也正是一种“死亡了的社会主义”吗？人们也会发现，在那些修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党内，无数的正直的共产党人的呼声是多么响亮啊。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有生命力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一定会克服一切困难和阻挠，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一直到赢得整个世界。
让我们用《共产党宣言》的结语来做本文的结束吧！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发出的贺电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亲爱的同志，在你70寿辰的时候，我们向你祝贺，祝你健康长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于生长在列宁主义故乡的、具有长期革命传统的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一向怀着深厚的兄弟情谊和最大的尊敬，对他们在十月革命以来的几十年间所获得的伟大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苏两个伟大兄弟国家的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从根本上说，只要我们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就绝不会放松它们的反苏、反华、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政策。
我们坚决相信，由于我们两国人民的要求，由于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要求，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的革命运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从长远看来，总是要紧密地团结起来的。
尽管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状态，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它们总是会失败的。
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和友谊万岁！
战无不胜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你们五月七日的信，信中包含着对我们今年三月七日的信的答复。你们在信中不仅拒绝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提出的旨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的一切建议，而且实际上拒绝同各国党的代表会晤，拒绝进行谈判，拒绝同他们一起讨论全世界共产党人都感到不安的共同问题。中共中央从来还没有这样公然地表示藐视各国兄弟党的意见，不愿意听取它们的呼声，不愿意参与共同寻求克服分歧的途径。你们来信的全部内容及其粗暴的语调说明，同中共中央多次表白的不允许分裂和坚持团结的愿望相反，你们不想克服分歧，实际上是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你们甚至不想掩饰：你们的目的是使自己能放手进行派别分裂活动。对于我们运动中出现的困难感到焦虑的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只能这样来评价你们的信。
苏共中央在向你们发出三月七日的信时是从这样一点出发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面，要求进行集体研究、共同确定克服困难的适宜途径，达到所有兄弟党的团结。为此目的，我们曾建议尽快举行苏中两党代表团的会谈，召开二十六国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并同兄弟党协商在今年就举行国际会议。我们曾经认为，停止公开论战，放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的，已经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小损失的任何破坏活动和分裂活动，是顺利实现这些措施的必要条件。我们考虑到了坚决主张苏共和中共代表举行会谈和召开共产党国际集会的大多数兄弟党的愿望，这种国际集会能够在同志般的气氛中，在共产党人的兄弟般的家庭中，共同讨论已经出现的问题，消除由中共领导的分裂活动所引起的分歧。
苏共中央在三月七日的信中提出的建议，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了积极的支持。到目前为止，压倒多数的兄弟党都已表示支持立即召开会议。某些党原则上赞成召开会议，同时由于考虑到你们抗拒召开会议，他们在召开会议的具体时间上有保留。但是，除了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外，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个党的领导反对采取旨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集体措施的必要性。
中共中央在五月七日的信中建议把会议推迟“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而且声称，“甚至不开比开好”。你们又把中共中央还在不久前建议在今年十月举行的双边会谈向后拖延很久，而在表示同意举行会谈时提出了各种保留，这些保留使人怀疑中国方面对于双边会谈究竟有没有兴趣。
因此，我们确认：中共中央放弃了自己的建议。中共领导人长期以来把自己形容成是尽快召开会议的倡议者，把事情说成似乎是苏共对此进行抗拒。当一九六二年冬，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新西兰共产党提出召开会议的建议时，你们支持了他们的建议。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你们写道，召开会议“对于克服兄弟党之间目前存在的分歧，是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的”。一九六二年底，你们代表团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公开证实了中共中央的这种立场。后来，你们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和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致苏共中央的信中主张召开会议。最后，你们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中又在白纸上写了这样的黑字：“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但是，只要苏共中央和其他兄弟党具体地提出会议问题，你们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中共中央立场的极端矛盾和不合乎逻辑，是每个人都能一眼看穿的。不久前，你们还热烈主张召开会议，甚至以你们第一个支持了召开会议的建议而自豪，你们认为开会是有益处的。现在，中共领导人讲的完全是另外一套了。原来，他们认为，会议是不适时的，甚至会使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各种各样的灾难。看来，这种摇摆只能用下述一点来解释：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在，你们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要召开会议，因为你们不能指望共产党人的国际集会会支持你们的政治思想纲领。理所当然地产生这样一种看法：维护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问题很少使中共中央感到不安，中共中央把会议问题变成了不体面的政治把戏的对象以便制造更多的困难。
虽然你们百般显示自己对其他党的意见毫不理睬，并且声称，你们不怕它们的“坚决回击”，但是事实上你们是怕参加共产党的国际会议，力图回避诚实而直率的谈话，避免把自己的错误纲领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进行对比。你们提出的反对召开会议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你们断言，国际会议以及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谈，只会“吵架一场，无结果而散”，“公开分裂，各走各的路”。
只有自己决心把事情引向分裂的人才会这样提出问题，才会事先预言会议将导致分裂。的确，如果在会议上执行加深分歧的路线，如果认为会议的目的是对谁进行谴责，给他带上污辱性的帽子，进行不负责任的指责，那么，可以取得的不是加强团结，而是进一步分离。
但是，苏共以及那些在分歧的一切阶段上都始终主张举行新的国际会谈的兄弟党，坚决拒绝这种路线，拒绝对待会议的这种态度。对于我们来说，会议问题是同维护和加强我们运动的团结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我们的出发点是，在共产主义运动所遇到的分歧面前，首先必须集中力量来找出那些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来寻找克服已经产生的困难的途径。各兄弟党没有比在国际集会上集体交换意见更好的办法来克服分歧和制定共同的立场，这种国际集会使每个党都能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能够积极参加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的路线。
共产主义运动中炽烈燃起的给它带来了不少损失的分歧和争论，毫无例外地涉及到所有党的利益，因此每个党都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对讨论和解决各项迫切问题，对加强团结的共同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正是会议将给每个党提供可能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坦率而实事求是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以便使自己的观点在以后制定共同路线和共同决议时能够得到考虑。
至于苏共，那么，它在提议召开会议时是想完全按照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确立的原则，在会议上执行团结的、使我们运动中的局势正常化和认真讨论争论问题的路线，这种讨论不会促使分歧加深，而会加强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我们深信，在这方面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客观障碍。需要的只是国际会谈的所有参加者都表现出哪怕是最起码的诚意，准备善意地倾听和理解他人的意见，寻找走向团结而不是走向分离的途径。如果所有党的代表对于克服困难都表现出兴趣，如果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象苏共和其他党认为必要的那样，带着同所有其他参加者一起寻求互相了解的愿望，带着建设性的纲领来参加会议，那么，会议就会成为走向加强团结的转折点。
苏共中央完全清楚地知道，中共中央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是非常严重的，且已走得很远。在公开论战过程中，各党之间积累了不少淤积的、臆造出来的、妨碍互相了解的东西。在现时代的重大问题和世界共产主义的重大政策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原则性的分歧，并且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因此，不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怎样力求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可能在会议过程中不会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但是，苏共中央相信，即使会议的结局如此，这也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所固执地预言的那种分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认为在会议上有可能就下述问题达成协议：各国共产党承担义务考虑会议的所有参加者、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意见，在发现立场和利益相同的那些领域里善意地进行合作，今后不采取任何会使困难加深和只会使阶级敌人高兴的行动。试问，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会议就必将导致分裂呢，抑或会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恶化呢？
我们认为，我们建议的、完全符合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准则和原则的这个会议的工作程序，是完全现实的。问题仅仅在于要在实际上表现出对于团结的最起码的关怀，表现出耐心和善意，这些都是共产主义运动有权期待于它的每支队伍的。如果所有兄弟党及其领导人都对我们运动的命运负有历史责任感，都了解局势的严重性和分裂的可能后果，那么，对于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
苏共中央坚持举行新的国际会谈的想法，其出发点是：举行这个会议之所以必要，不只是由克服分歧（不管这一任务本身是多么重要）的利益所决定的。共产党人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争取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的斗争中所肩负的责任。
最后一次国际会议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四年了。在这些年里，世界上发生了不少重大变化，需要加以研究、总结和做出结论。在过去这几年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得了巨大成就，它的经济实力增长了，它对世界发展的政治和思想影响加强了。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结束自己的重要发展阶段，而在新社会的建设中接近新的里程碑。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任务，日益迫切地要求改进合作和互助的形式，交流经验，协调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
在国际局势中更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方针：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的并得到人类绝大多数支持的维护和平、和平共处的方针；另一种是以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狂人”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派所执行的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加紧战争威胁的方针。过去的几年表明，共产党关于防止战争、孤立和粉碎反对和平的力量的可能性的结论是多么正确。
最近时期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了，使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分崩离析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增长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为自己直接的和最终的利益而斗争的组织形式和方法出现了很多新东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正处在完成阶段。近年来，解放了的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不可遏止的向往以及他们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意图，是特别明显了。
在革命运动面前，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面前，展现了新的巨大的可能性，而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可能性，使之有利于工人阶级，有利于各国人民。
我们深信，会议恰好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在那里可以集体地分析新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现象和过程，协调评价和立场，根据这些评价和立场丰富共同的政治路线并使之具体化。可以满意地指出，生活完全证明了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文件中确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并给兄弟党带来了新的成就。同时，这种必要性已成熟了，即聚集在一起，对所走过的阶段做出总结，交换经验，把摆在世界共产主义面前的所有问题研究一遍，并根据国际局势已经发生的变动，补充和发展宣言和声明的思想，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新的问题。
从所有这些任务的角度来看，中共中央把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推迟很长时间的建议，尤其是不能接受的。一切情况都说明，会议仍然是必要的，不能把会议的召开长期拖延下去。
按照苏共中央的意见，最主要的是，不管新的国际会谈的具体日期如何，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今天就要对作为会议宗旨的事业——对巩固全世界共产党人队伍的团结，加强努力达到共同目标的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目前重要的是，所有兄弟党都要更加积极地为这些目标而奋斗。每个兄弟党都面临着一些刻不容缓的任务：深刻地研究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势，建设性地参加讨论和寻求克服困难的途径，在自己的所有日常行动中都从巩固我们队伍的国际团结的利益出发。这就是证明自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要求，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整个精神的切实可行的方式。同时这也是召开和顺利举行共产党的国际集会的最好途径。我们坚决反对把召开会议的时间问题变成新的争论的借口，变成解决摆在共产主义运动面前主要任务的道路上的障碍。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象中共中央所建议的那样，把会议推迟“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
这就是我们对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在最近几次交换的信件中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新的国际会议的目的和前景问题的立场。
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还涉及到一系列同举行国际会议有联系或者同它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问题。例如，关于召集会议的程序问题就是属于这一类的。
中共中央断言，在现在情况下，因为没有共产国际那样的常设机构，谁也无权召集国际会议。如果从共产主义运动赖以建立的民主原则出发，那么，就不能不承认，任何一个党或一些党都可以提出开会的倡议。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各个队伍的义务是：细心研究和支持这一倡议，如果它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有益处的话。至于苏共，大家知道，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它以特殊的责任。一九五七年会议通过的决议称：“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这项决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下一致通过的。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会议上声明：“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
我们列举这些有利于恢复真相的事实，为的是不使倡议召开会议的问题变为争论的新课题，变为拖延业已成熟的兄弟党代表国际会谈的口实。
中共中央为了在通向会议的道路上一个接着一个地设置越来越多的障碍，写道：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我党过去和现在始终认为，为了使会议取得成就，必须进行细致的准备。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才不断地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和放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进行派别活动的方法。
从一切情况看出，中共中央所说的“准备工作”，是指某种完全相反的东西：这就是加强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尽量使论战尖锐化。如果坦率地讲，那么，中国领导推迟召集会议的真正原因实质上就在于此。在斗争越来越尖锐的情况下，从各种情况来看，中国领导打算拼凑一个顺从北京的党和小组的集团。现在你们公开力争邀请你们在各国招募的同谋者参加会议，这个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既然中共中央现在把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也变成了分歧的课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的态度。我们认为，参加过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会议并签署了会议文件的那些党都可以参加会议。这样做之所以更为正确，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涉及到对宣言和声明的解释。当然，只有那些起草并签署了这些文件的党的集会，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只有会议本身才有权作出邀请新的参加者的决定。在最后一次国际会谈以来的年代里，在某几个国家里（特别是在非洲）出现了一些党，它们承认反映在宣言和声明中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它们在实践中执行这条总路线，它们是本国工人运动的公认的代表。自然，这样的党有权指望被邀请参加新的国际会谈。
当中共中央提出邀请新的成员参加会议的问题时，它所关心的决不是这些党，而是指那些由它自己建立的、响亮地称之为“党”的反党派别小组。但是，第一，这些小组并不代表本国的工人运动，而是从国外人为地扶植起来的。澳大利亚、巴西、比利时、锡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党小组的出现，恰恰是在中共中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展开派别活动的时候，这一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巧合。第二，这些小组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遵循宣言和声明中规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相反，它们所宣扬的观点完全暴露了它们是这个路线的反对者。第三，这些小组是由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开除的、同这些党的合法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及其久经考验而有威望的领导人进行斗争的、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反党分子组成的。对于说明它们的政治面貌和成员，有意义的是，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各种叛徒和变节者参加了这些小组。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样一些支持中国领导路线的人决不会给中国领导增加光彩。不论你们如何努力把这些冒充的人描绘成“真正的革命者”，他们仍然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而且任何力量也不能把他们拉进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里来。
苏共中央对于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中包含的污辱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这些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企图不能置若罔闻。我们坚决拒绝这种不体面的手法：一个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求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要求有权对整个整个的党及其领导人作出判决，有权随心所欲地解决那些只有各该国工人阶级才能做出判断的问题。
如果你们今后继续进行这样的会议“准备工作”，也就是说，力图继续展开派别活动，那么你们只能以此再一次证实现在已有的看法：中共领导在把事情直接引向分裂。
中共中央打算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论战尖锐化的企图，早已昭然若揭了。它所发动的宣传运动已经超出了思想论战的一切范围，变成了反对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公开的政治斗争。这个宣传运动同弄清真相、同探讨我们运动的理论和政策的各种迫切问题，毫无共同之处。你们的言论的全部内容、方法和腔调表明，你们有意地想进一步扩大争论问题的范围，歪曲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真正立场，诬蔑它们的领导，唆使群众反对这些党的领导。谁不了解，这不是论战，而是加剧分歧和燃起仇恨。这个宣传运动在动摇着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友谊，在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队伍中散布混乱和不信任，损害世界社会主义的声誉。从而，中共首领们在为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助长声势，而这个集团，如所周知，正在热心帮助散发中国的宣传材料。
我们对会议的准备有另一种理解。苏共中央从来主张运用一九六○年声明所规定的同志式交换意见的方法，在准备过程中创造性地讨论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或那些迫切问题，就我们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进行辩论，是正常的和有益的事情。这样的辩论有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助于把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同生活的要求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有助于拟定共同的立场，作为对会见和会议的准备。可是，中共中央发动的敌视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运动，丝毫都不能为这些目的服务。
你们威胁说，你们要答复似乎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以及“几十个兄弟党的大量决议、声明和文章”。换句话说，你们准备无止境地进行公开论战。看来，这正是你们的目的之一。你们开始了论战，迫使兄弟党对你们的不正确的观点给予反击，而如今，你们想在“答辩”的幌子下越来越扩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斗争。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中提出的两党订立一个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对方材料的协定的建议，再好不过地揭露了你们的计划。这个建议是旨在进一步加剧论战的。
对此，我们愿意指出，在还可以指望辩论不超出对理论和政策问题进行原则性讨论的范围时，我们在自己的报纸上转载过某些中国材料。但是，当事情已经清楚，问题不是原则性的辩论，而是敌意宣传时，我们必须用另一种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共产党，任何时候都没有承担转载、散布和宣传同社会主义事业背道而驰的诽谤性材料的责任。无论这类材料从谁那里来，它们只会帮助帝国主义反动集团进行反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
转载那些把我党我国硬说成“同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文章，不会有别的结果，只会破坏我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兄弟情谊，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领导人的当前行动当然是不能负责的。苏联报刊一篇接一篇地刊载这样的文章，就不得不回答其中每一篇文章。这样，同中国领导的论战就会成为我国全部思想生活的基本内容。而这就意味着转移党和人民对主要任务——共产主义建设、反帝斗争、援助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的注意。显然，我们党是不会这样干的。
应该再一次确认，你们的全部意图是旨在进一步加剧论战，加紧派别活动，拒绝对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问题进行集体讨论的方法。中共中央在使世界共产党人不安的所有问题上，都采取了违背我们运动的共同利益、违背加强我们运动各个队伍的团结的利益的立场。
从这方面看来，说中共中央“一贯的立场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说它“坚持不懈地为消除分歧而努力”的话，是完全违反事实的。在当前条件下为团结而斗争，这比任何时候都要求实际的建设性的行动。但是，你们的行动的目的，却是竭尽全力和使用一切手段妨碍消除分歧，并使局势尖锐化。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整个信件所贯穿的消极态度，根本不愿意迎合兄弟党的倡议，只能有一种解释：中国领导人不愿意考虑压倒多数的共产党的意见和利益，进行反对它们的激烈斗争，存心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
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成员都清楚，中共中央把国际会议推迟到遥远的期限，是指望在这个时期里增加自己的支持者的数目，把他们变为自己政策的顺从工具，企图以此为自己在将来的会议上造成有利的条件。为了预言这种打算的彻底破产，无须成为预言家。我们毫不怀疑，越往后，生活将越加证明中共领导人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思想纲领和策略路线是站不住脚的。中国领导所追求的不体面的目的将日益暴露出来，那些暂时被它迷惑的人们将会睁开眼睛。当然，中共中央的分裂活动会给并且已经在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损害，特别是给那些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复杂条件下为工人阶级事业、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而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带来了损害。但是，工人阶级斗争每前进一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每取得一个新的成就，都会打击中国领导的错误的、脱离现实的方针，都会证明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方针的正确性和生命力。
中共中央在自己的信中涉及到一些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思想分歧的问题。我们党已不止一次地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因此，我们不认为有必要再在这封信里谈论这些问题，何况你们的攻击没有任何新东西。你们早就靠粗野的谩骂和扣帽子过日子了，并以此来代替对那些中共中央持有特殊意见的问题的善意讨论。苏共中央坚决摒弃你们的不负责任的断言，认为它是明显的诽谤，如说什么苏共“一心一意要联合美帝国主义”，“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策划一个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阴谋”。这些说法只能使它们的作者们的威信扫地，只能使那些竟然如此恶毒攻击担负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重担的第一个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威信扫地。指望谁来相信这些妄诞的谰言呢？难道你们当真指望找到相信这种诽谤的头脑简单的人吗？你们这些断言的真正意义在于，你们想迷惑中国人民群众，唆使他们反对苏联人民——中国工人和农民的朋友与兄弟。这一切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反动派，它连在梦中都在想怎样才能拆散社会主义各国人民，怎样在他们之间散布仇恨，使他们彼此发生冲突。
你们力图用这种手法来模糊你们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今的政治路线之间确实存在的分歧的真正实质。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已明白，中国领导人已经同共产主义运动在诸如战争与和平、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和发展途径、同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做斗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法这样一些根本的非常重大的问题上分道扬镳了。
你们到处宣扬，你们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思想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同志们，你们以此为荣是白费的！要知道，这最能暴露你们是今天站在早已被生活和整个世界解放运动的实践所摒弃了的落后立场上的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承认，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开辟了我们运动发展中的新阶段，这一点也载入了宣言和声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成了列宁主义的创造精神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路线的象征，成了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向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准则转变的象征。
正是这一转变为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和影响的增长，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转入对反动势力和战争势力的新进攻，奠定了前提。对苏共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宣言和声明的原理和方针的猛烈攻击，这正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保守势力对现时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
看来，你们甚至没有觉察到，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本身是如何浸透了个人迷信的思想。你们对兄弟党的意志示威性的藐视态度，你们回避集体讨论已产生的问题的毫不掩饰的意图，你们用各种各样的政治诽谤、最离奇的指责来进行论战的方法，对共同斗争的同志采取不容忍和凶狠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打上了个人迷信的实践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中共中央企图用对所有共产党人说来都是神圣的、革命和反帝的旗帜来掩饰自己对共产主义运动共同路线的背离。但是，中共领导的实际行动，它旨在隔离当代革命力量的全部活动，都表明了这种“革命性”的真正价值。例如，最近已特别明显，中共领导人把什么样的意思塞进了所谓“中间地带”这一臭名远扬的理论。与中国一起列入中间地带中的，有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阵营中分裂的表现感到多么高兴，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想找到某种途径来同那些引起这种分裂的人接近的企图中看出来。中共领导人是否注意到，正是现在，当中国的宣传叫喊“革命”和“反帝斗争”叫得最多的时候，这些大国的统治集团却特别愿意同北京发生更紧密的关系。正如美国官方人士的许多声明证实了的，连美国帝国主义者都确认，虽然中国宣传的调子是好战的，但是中国的行动却是“温和的”，因此，美国应当为同中国关系的可能改变“敞开大门”。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今天越来越清楚，中共首领们口头上的“左”的词句，只不过是掩盖他们在国际舞台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行动中所日益明显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意图和霸权主义罢了。同志们，我们愿意预先警告你们，你们走上的道路，是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命运，对中国人民革命成果的玩弄。
你们企图把对你们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和立场的批评说成是“反华运动”。你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在我们党的所有文件中都特别强调苏联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的最友好的感情，我们曾经给予、今后仍准备给予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全力援助。苏共中央并没有在本国人民中煽起对中国、对伟大的中国人民以及对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不信任和敌对感情。
正是因为我们珍惜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珍惜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珍惜整个世界解放运动的团结的利益，我们才不松懈地为同中共的关系正常化而努力，尽管中国领导日益公开地表示不愿意改善这种关系。我们之所以长期容忍和克制，是由于我们忠于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看到明天，并且相信这些原则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最终胜利。
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在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必要性方面的立场，认为这是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的可靠的和受过检验的方法。我们建议在短期内就在原则上商定：会议应该召开，不应该长期拖延，至于召开会议的具体日期以及会议的议程和成员，可在同兄弟党进一步协商的过程中谈定。
苏共中央认为，在现阶段上，应该把主要力量集中到举行筹备会议上来。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的建议：召开由二十六国党代表组成的筹备会议，这些党在一九六○年已经被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批准为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并且代表着世界上一切主要地区的共产党人的利益。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议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就同兄弟党商定。
苏共中央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谈。这个问题可由苏共和中共随时协商解决。
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进行集体审议的方法，这是目前唯一正确的、为各国共产党所公认的方法。因此，任何一个党，如果它没有抛弃国际主义的话，都不得阻碍会议的召开，或独自专行地迫使别人接受自己的关于举行会议的条件。所有的党都是平等的，并且根据从宣言和声明中引申出来的民主原则共同解决涉及到我们整个运动的各种问题。
最后，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强调指出，苏联共产党将坚决地沿着它的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列宁主义方针前进，坚持不渝地执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所体现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面临着一项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这就是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一起，对防止世界热核战争，对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担负着责任。我们在争取解决当代这些伟大任务的斗争中将不吝惜自己的力量。
我们也是从这些立场出发来对待克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加强其队伍的团结的。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对我们来说高于一切，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任何一个党的关系中都是遵循这种利益的。
苏共中央愿意希望，中共中央委员会将非常认真地对待这封信中提出的建议，再次权衡它所采取的立场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并且从自己方面采取不是旨在分裂而是旨在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的步骤。
致兄弟的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
2011年5月1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