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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观奇：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升起
时间:2011-08-26 10:30来源:红色中国网 作者:项观奇


                                                                     项观奇





        正当一些同志为征集到五万人签名公诉茅于轼而欢呼胜利的时候，茅于轼先生的『天则法律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于2011年7月30日，在北京香山饭店，主办了『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以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为例』。

        这个会是不是对『胜利』的否定，我不知道。我关心的是参加会议的是些什么人物，尤其是关心会议透露出了什么。

        这个会告诉我们：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升起。

        我是公开批评过谢韬、辛子陵先生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但是，我从来不认为包括茅于轼先生等在内的这些公开的右派先生有什么可怕。他们对专制、腐败的批评，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追求，我甚至还可以肯定呢。他们骂毛主席，毫不足怪。文革后期，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对毛主席说自己捱了很多骂。毛主席以为正常，并说自己历来是捱骂最多的。历史的确就是这样写成的。骂毛主席，常事。不仅茅于轼骂，内外反动派过去骂，现在骂，今后还会骂。在我看来，不值得公诉，甚至反驳也不值。

        我还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两眼盯着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正是这样的人物，在最近一段时间，包括在这个研讨会上，把『重返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抛了出来。

        这可是大事。带头的何许人也？刘少奇的公子刘源将军。写书、讲话的，是刘源的哥们儿『红二代』张木生，以及几位被称为『学者』的人物。

        他们强调『形势比人强』。这是不错的。形势严峻，形势逼人。正是看到形势的需要，十八大在即，新的领导班子要上台，要确定自己执政的路线，在这关键时刻，他们抛出了『重返新民主主义论』。

        这是一个信号，一个危险的信号，一个值得提醒革命同志注意的危险信号。





                                                                          一  

        



        这是要争夺十八大路线旗帜的斗争。这是刘源一等人物精心炮制的新的政治路线。

        刘源早在他的书中就为其父刘少奇同志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作过翻案文章。不仅刘源，其姊妹刘婷也不示弱，也曾为父申辩，否定毛主席的批评。刘以及邓的子女，利用权势，为父亲，为路线，一争高低，可谓子承父业，实为主席后人所不可比。1964年主席对毛远新的谈话，包括毛远新同志本人，大概都将其放在了一旁，不打算身体力行。只有夫人，不屈不挠，死得其所。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现在，刘源们进了一步。事情已经不是对历史公案的说法，而是对现实的党的路线的说法。

        刘源们提出的并不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或许是得少奇同志真传。张木生特别列出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称之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路线』，似乎可作此解的脚注。但事实是否如此，就是我们不得而知的了。

       这也好。因为他们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确不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义论。

       从他们自己的论述来看，原则的分岐是很清楚的。

        1、既歪曲了毛主席，也歪曲了列宁。

        就张木生的阐述来说，他们既歪曲了毛主席的理论，也歪曲了列宁的理论。而且，这是必然的。因为毛主席和列宁的理论是一致的。

        他们说，『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等都阅读列宁大量著作，特别是可看作他「政治遗嘱」的晚年著作。列宁与马克思一样，认为「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在世界革命一再拖延的情况下，列宁提出延长「过渡时间」的「新经济政策」，认为这一政策「为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找到了最好的过渡形式和中间环节」。而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多种资本主义成分共同发展。』

        这显然是对毛主席的歪曲，也是对列宁的歪曲。这里有托洛茨基的影子。

        短短的一段话，错误是一系列的，而且涉及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有的也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辩论过的。

        列宁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如果一国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不会高度赞扬巴黎公社，肯定建立了工人阶级的政府____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不会领导十月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设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会最先革命是一回事，历史事实是另一回事。这也是『形势比人强』。列宁曾经期待德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便和落后的俄国可以进行互补。用他的话来说，是社会主义的两半，可以造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德国、匈牙利的革命都没有成功。列宁因此放弃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了吗？没有。历史发展不平衡在辩证思维看来是常态。只有形而上学才会期待世界革命。马克思的意见是有具体所指的，是有历史条件制约的设想，不是空洞的幻想。这个问题，历史有了结论。不必多辩。

        历史事实不能歪曲。对于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张木生说『列宁与马克思一样，认为「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在世界革命一再拖延的情况下，列宁提出延长「过渡时间」的「新经济政策」，认为这一政策「为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找到了最好的过渡形式和中间环节」。』这段话只有最后一句是对的。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向社会主义的俄国转变，是列宁制定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张木生没有想一想，这难道不是对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否定吗？要害还不在这里。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归根结底是因为俄国的历史条件落后，不具备建设、建成『严格意义』上的『完全的』、『标准的』（都是列宁的话）社会主义的可能。实践已经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行不通了。后退是历史的要求。列宁自己说，也是众所周知的，他是最注重实际的。实际已经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行不通，后退就是唯一积极的策略，就是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列宁无愧是革命巨匠。一帮自命不凡的平庸之辈怎能理解列宁？

        这段错话的要害是最后一句。即『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多种资本主义成分共同发展。』

        这句话，足以说明张木生、刘源们根本读不懂列宁，读不懂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是的，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特点就是允许发展资本主义，搞国家资本主义。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西欧的一些社会主义者为俄国的倒退感到悲哀和气愤。俄国国内的同志有这样看法的也不少。为此，列宁做过多次的反复的解释。这值得张木生、刘源们读一读。

        因为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就能说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吗？错了。

        根本分岐就在这里。

        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可能，刘源将军诸位听起来是奇谈怪论。我看，他们有三不懂。

        一不懂，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有管理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本质正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二不懂，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一再说，我们现在搞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过去是没有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上也一个字都没写。我们是在创造。刘源们犯了同样的愚昧和教条。

        三不懂，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国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主体，是这个主体带领着多种经济、包括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共同发展。强调『尤其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多种资本主义成分共同发展。』是根本不懂新经济政策的错误说法，是对新经济政策的彻底颠倒。

        人一旦形成某种错误的思想方法，改是很难的。当年有些下乡知青，书读了一点，能力也有一点，不甘于农村的艰苦生活，不甘于简单的体力劳动，总想一鸣惊人，出人头地，虽说自视甚高，实则志大才疏。刘源、张木生、潘岳等当属此类。文革失败后的特定环境，为这类人的钻营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于是政界、学界，这类怪物出了不少，现在，还在出。其实，他们没有真才实学，更谈不上对马列毛主义的掌握，他们的手里的马列毛主义不过是一点词句，是一目十行得来的。所以，对他们可不要迷信，信都不要信。和这类人相比，我更信赖那些坚持在农村和贫下中农一块战天斗地的人，我本人有这样的亲身体会。

        2、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解的根本区别

        我不隐瞒我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解有个过程。十年前，例如，2001年，我写批评江泽民同志的文章，还曾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社会结构。但是，当我2007年批评谢韬时，我已经用半社会主义的概念替代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也巧，据张木生先生说『2007年，杜润生在<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中还原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历史的本来面貌，指出：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 第二，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第三，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我认为，杜老的总结和概括是非常精辟的。』我没有读过杜先生的文章，不好评论。但这正是我要抛弃的一个概念，为此，我写了长文<半社会主义论>。随后，我更提出，『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无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命题。扬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不科学的提法。

        就现在张木生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解释来说，我和张木生诸先生的理论见解依然是不一样的。

        張木生先生說，『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藏的原版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以及 毛、刘、周共同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和过去未全部公开的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论联合政府》，所谓新民主主义时代，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100多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的行列，然后才能发展社会主义。』

        我不认为张木生先生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尽管我没有见到张先生所见的未发表的讲话、文章，但是，把新民主主义时代仅仅解释为发展资本主义，而且，要发展100年。我认为这肯定不是毛主席的原文原意。

        和上面说过的理论分岐相联系，在张木生先生的心目中，要搞新民主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不是毛主席的意思。

        毛主席的意思和列宁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们不妨看看毛主席是怎样说的。

        毛主席认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这个构想，和列宁对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时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的分析，完全一致。

        毛主席从来没有把新民主主义仅仅看作是发展资本主义，而是多种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主导下，共同发展。这成为党的长期的共识。

        毛主席十分冷静地看待资本主义。毛主席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毛主席深知发展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意义。他解释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论联合政府>）对资本主义又管理，又发展，实行无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这才『更有利于无产阶级』。这正是列宁在解释新经济政策时所反复阐明的道理。毛主席深得马列真谛。

        毛主席从来也没有设想过要挤进发达资本主义的行列。这是张木生的想法。毛主席明确说：『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新民主主义论>）

        毛主席还尖锐指出：『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 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是冒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毛主席讲得多么全面。他当年的批评，正好也是对今天张木生、刘源们的批评。我真怀疑他们是否认真读过主席的这些著作，如果读过，那就不能不怀疑他们的成见和偏见了。

        毛主席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是马列毛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这些意见，至今也不过时，而且，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十年前，我所以有过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想法，正是基于主席的这些论述。

        但是，后来，我又下功夫重读了列宁1917年后的所有著作，也就是<列宁全集>从23到33卷，并结合阅读<列宁选集>一、二卷的基本著作，经过反复学习、体会，我终于感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法不科学。

        张木生好像也遇到了困难。因为他表示『新民主主义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

        这样不得要领的表述当然是不正确的。

        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加了个新字。用以体现这是在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而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

        这个理论，最初是马克思恩格斯结合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提出的；列宁根据俄国的历史条件，在<两种策略>一书中，在理论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和详尽论述；毛主席又结合中国的历史条件，再做新的发展，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并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马列毛主义的一贯的观点是，一旦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工农专政，这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同时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革命是分两步走的，但这两步又不是截然分开、中间发生停顿的，而是，不间断地继续革命，不断革命。道理是明显的，不然，工农专政就无法存在下去。从这一点说，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真正的可能在于认识并实行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这个口号的错误也正在于掩盖了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列宁已经讲明了这一点。如果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开始。这就是一个科学提法。

        事实也是。说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说得通的；说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就说不通了。就是前面的说法____新民主主义革命，毛主席还强调，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很对的。静止地看待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还是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毛主席是深通其中的历史辩证法的。建国后，毛主席把49年后56年前的一段历史时期，称之为『过渡时期』，而不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我想，不是偶然的。

        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这一历史时期的本质所在。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没有体现这个时代的本质。毛主席是对的，刘少奇同志是错的。

        过渡的观点是关于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的观点。过渡、中介、中间环节、亦此亦彼是到处可见的一事物向他事物转变的必经过程、必然形式。否认这种中间状态，脑子里只有非此即彼，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这一辩证法思想，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有精彩的论述，他以澳大利亚肺鱼和两栖类动物为例说明，亦此亦彼是辩证思维，非此即彼是形而上学思维。

        张木生们在事物的辩证发展面前，迷茫了，于是说『新民主主义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这是典型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

        毛主席是对的，有同样思想的列宁也是对的。两位革命导师是辩证法大师。列宁在建国后，反反复复地说，我们有了无产阶级专政，因而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因为俄落后，我们还没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所以，他是迫切希望德国革命成功，为俄国建立大工业提供可能。但是，希望落空。那个有名的公式不是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这就是列宁的思想。在23到33卷列宁的著作中，充斥了这种强调因为俄国落后而需要过渡的思想。像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实行新经济政策无非是找到了过渡的恰当形式，这是有点像我们今天重演的历史。当时，列宁有把握的说，后退已经结束，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俄国』。列宁真是伟大。马克思主义掌握得极为纯熟。

        足见新『民主主义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是一个浅薄的错误的说法。这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社会状态。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说是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本质，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而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社会，就其占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而言，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形态已经确立起来了，但是，不纯粹，还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还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存在。这是一个过渡性社会。一定要确定属性，我感到，最好的说法是半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说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把合作经济称之为半社会主义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以为，把整个向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称之为半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是科学的。张木生先生说得有一定道理，『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在于，本应明明白白告诉民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罢，就是要恢复到新民主主义。』这里的道理就在于，初级阶段也罢，特色也罢，没有说清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性。而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概念是不通的。半社会主义的好处是一方面，把社会主义占主导，说出来了； 又把资本主义等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表示出来的。一个半字，有丰富的内容。革命导师著作里大量使用半字，就是因为半字有丰富的辩证法内容。不少毛派同志声讨我这个半字，我并不想坚持，但是，你要找出更好的表述方法才是。

        历史是曲折前进的。后退，并不一定是反动，也不等于对以前历史的简单否定。对历史要慎重。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当时的各方面的历史条件。怎样评价，留待后人为好。过早的情绪化的结论靠不住。但是，现在，后退半步，看来是新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我们也不要情绪化地或者教条化地反对。要尊重现实的检验。三十多年来的现实，使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相对生命力。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对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现在看，大概还没完全过时。就是发达国家，何时抛掉资本主义，我们也要看现实，尊重现实。还是列宁喜欢引的那句话，生活之树是长青的，理论是灰色的。

        3、不是退回、而是背叛了新民主主义经济

        据张木生先生自己在视频上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工作中，他和杜润生先生们都是位在中南海的高层决策的谋士。

        这对我是一个启示。它告诉我，『改革开放』所以会走到今天，决非偶然，所用人才的思想路线是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完全一致的，今天的结局，是当时这帮人操作的必然结果。

        他们不是像张木生先生说的退回到了新民主主义路线，而是背叛了新民主主义路线。

        三十年后的今天的中国社会，哪里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局面。

        现在是连右派也承认中国已经是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在我们看来则是一个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整个中国社会已经蜕化变质，社会主义已经不复存在。

        这一点，我不认为还有列举事实加以论证的必要。

        在我看来，张木生先生能给我们的新东西，就在于，他告诉我们，修正主义何以是修正主义，他们的失足在何处。

        问题就在于，他们把新民主主义就是看成了发展资本主义。这正是问题的要害。

        多种经济并存是个事实。但是，这种多种经济，说到底，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就发展方向而言，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毛主席历来强调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根据。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强调公有制为主体，然后才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才有可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问题就出在，在猫论、不争论指导下，把发展经济仅仅理解为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这就是修正主义。

        一个『国退民进』，步步挖掉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一个『权钱交易』，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和民营资本主义占据了中国经济的主导地位。

        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哪里还会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哪里还会有人民民主专政。经济上失去主人翁地位的劳动人民，政治上也必然失去主人翁地位。

        哪里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分明是官僚特权资本主义社会。

        因此给邓小平修正主义的帽子是不冤枉他的，说他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也是符和实际的，他当年的检讨、认罪也是应该的。

        但愿这只是张木生、刘源先生的意见，不然，少奇同志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意见的错误就要升级了。





                                                                             二



        张木生先生现在提出重返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意见的目的到底在哪里呢？

        这值得进一步研究。

        张先生自己有说法。

        『改革开放至今已34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出口额世界第一，而且，我们发展的是实体经济。对这些成就，党内外、国内外是有共识的。
　　对于中国所存在的问题也有共识，包括腐败、两极分化以及三座或四座「大山」（教 育、医疗、住房和社保）。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显着增强的国力明显不匹配。
　　其实，大家都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意见分歧在于制度安排。比较左的人士认 为，只要允许形成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有了资本力量，就必然有这样不良的结果；比较右的人士认为，权贵资本主义是坏的资本主义，也有好的资本主义，但我们没有学。
　　以我个人的看法，中国的问题是在经济上执行了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而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没有执行这条路 线。』

        公道地说，张木生先生还是有限度地承认问题的存在的。但是，对于问题的发生，他却以为『中国的问题是在经济上执行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而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没有执行这条路线。』

        但是，他对他理解的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路线的认识本身就不正确，这样的错误能不反映到政治、社会、文化上来吗？事实上，他对经济路线的错误的认识已经不仅是经济的，而且也是政治的。他根本不懂无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包涵了对资本主义的限制和斗争。这一点恰恰是列宁强调的，毛主席继承的。

        现在就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按照刘源、张木生、杜润生们的意见，他们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这是在他们看来的历史必由之路。

        这是自胡耀邦、赵紫阳、鲍彤以来，包括李锐、谢韬、辛子陵等人坚持要走的一条道路。这个思潮有广泛的市场。

        这不是偶然的。也不能简单地责备有那样多的人接受这一思潮。不是据说党的高层也曾八次派代表团去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考察吗？其实，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何止北欧四国？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现象。

        问题在于，我们到底是要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搞资本主义、包括社会民主主义。

        如果我们真地要搞社会主义，那就必须要和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划清界线。但是，现在的危险在于，这些人变换着花样要我们走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

        因为有红二代这个背景，特别是有刘源这个背景，加上，又有少奇同志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理论在先，并且这个理论受到过毛主席的批评。张木生的书和讲话一出来，反响立即十分强烈。用一句老话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这不是我们上纲，而是客观事实。我是个消息不灵通人士。但就我看到的一鳞半找，也足以证明我的上述观点。

        <炎黄春秋>的执行总编吴思先生亲自披挂上阵。他也是这样解读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就实行了新民主主义政策——在共产党领导下，保护私有财产，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当前如果更完整地推行这套政策，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能更进一步。』

        怎么『更完整』、『进一步』呢？吴思先生先是搬出朱厚泽先生批评新民主主义理论存在三个问题。然后又阐发了自己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的两个问题。我看，二位先生的意见多属外行话，不值一驳。值得注意的是下面的观点。

        『前进一步，可以在新民主主义之前再加一个“新”字，成为“新新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2 .0版。简称仍是新民主主义，内容方面，通过否定之否定，可以生成一个新东西。』
        『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至少有两个要点。
　　第一，20世纪世界历史的基本事实是：资本主义仍在发展，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已经衰亡；无产阶级并非一贯正确，资产阶级也不是一贯错误；历史进步是各阶级共同推动的，不同的社会制度相互取长补短。
　　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所有公民一律平等，任何阶级都没有高人一等的资格。新民主主义的未来，肯定不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或许如欧美 部分国家那样，有较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再遥远一些，或许是民主社会主义那样的综合性制度。
　　第二，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事实是：在经济领域， 越是充分尊重人民的经济自由，保护市场经济，坚持对外开放，中国就越能平稳快速地走向富强。在政治领域，任何权力，越是缺乏制约，就越容易导致灾难。在这 两方面，中国都走过弯路。』

        吴先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实在不敢恭维。两个要点，一点也不清晰，更不简要。读来读去，我体会，第一个要点，政治上，就是要讲超阶级的普世的平等，走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第二个要点，经济上，就是要搞尊重人民的经济自由____搞私有制，搞市场经济____资本主义经济。不知我体会得对不对。

        这不是升级版，这是『修正』版___修正成社会民主主义版。

        历史好像又回到了上世纪的八十年代。社会民主主义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张木生先生有这个历史感。他说：『总的看来，现在与20世纪80年代很相似，又出现了巨大的对话需求。不争论的时代确实结束了。我坚信「形势比人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本身也蕴涵着解决的手段，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香港的廉政公署、日本的一党执政下实现工业化，也都是这样来的。』

        邓路线搞不下去了。一切迹象都表明，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下层已经不愿照生活下去了，危机在成熟，历史在寻求出路。在资本主义有了长足发展的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再次被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个历史的脉搏，至少被海外民主派摸到了。那位社会民主主义独特鼓吹者、我多年的论战对手高寒先生，就立即给于了呼应。他的大作的题目是『拨乱反正与社会民主主义——回应刘源、张木生』这是一篇很能说明国内和海外社会民主主义派志同道合的文章。

        高寒先生高度评价了刘源、张木生的意见。他说：『这个回归新民主主义，可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内改革派——除了极个别如朱厚泽之外——包括晚年反思的赵紫阳先生，迄今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这乍一看来，这个主张与笔者多年来的主张——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容跨越，社会民主主义即为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干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应当大踏步地作战略撤退，退回到资本主义——真有点如出一辙了。』虽说这是『乍一看来』的看法，但是，并不错。不但不错，而且很能说明问题。说明了他们的一致性。

        高寒先生和刘源、张木生们对毛主席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歪曲理解的确是如出一辙。『这所谓新民主主义，按照发明者毛泽东的解释，即指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所以，如果今天明确地提出中国由社会主义「退回」到资本主义，这就不能不算是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在思想理论上的一个飞跃，在拨乱反正上的一个飞跃了，尽管这个思想飞跃目前还仅仅属于非主流的中共党内改革派。』

        但是，高寒先生的要求更高，更彻底。这就是他说的，『是的，差距在一步一步地接近，分歧已经似乎是很小很小了。然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正是在共产党是否握有天然的、不容置疑的「领导权」这一点上，社会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却原则地区别开来了。』高寒先生的担心是多余的，吴思先生已经把你的担心正确表达出来了，他的两点意见，难道不正是你的意见吗？所以，高寒先生重发的2005年的大作，这里就不必全部引用了。

        放弃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当前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历史要求。刘源、张木生先生没有跳出这股历史思潮。





                                                                        三





        形势逼人。不说逼人，形势也总是发展的。因此，人的认识，党的理论，总要发展。没有一成不变的、永远行之有效的理论和策略。说人们的认识必须与时俱进，是真理。

        我在纪念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写了<重新认识毛泽东，重新认识邓小平>的长文，就是想根据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比较研究，力求在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上，能够有所进步。可惜，由于目前还没有言论自由，所以除了个别段落，全文找不到一个可以发表的网站，因而无法和同志们讨论，无法得到同志们的批评。遗憾。

        但是，我以为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垄断发言权，只是吹自己，那是靠不住的。还是让事实讲话，让大家争论好。张木生先生不是说『不争论的时代以经过去』吗？我赞成。希望成真。

        历史已经提供了可能，因而也提出了要求，关于建设（广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必须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无论是就国外苏东、欧美而言，还是就国内毛时代、邓时代而言，可以说，留下的经验和教训是多方面的，极为丰富，极其深刻。至于，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探讨，毛主席对发展马列毛主义的第二个贡献，更是伟大的理论宝库。这些历史提供的条件，完全为新的理论探讨提供了可能。

        就我的粗浅认识，有几个理论问题值得说一说。

        首先，历史的发展究竟是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呢，还是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呢？这是在现在又一次摆在了世界人民面前不能不回答的问题。

        历史依然在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得来的。这一点，至今没有过时。资本主义的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依然存在，资本主义必然发生的经济危机和弊端，依然存在。尽管有凯恩斯主义，尽管有各种调整方案，这些努力的结果，不过是使资本主义更加成为社会主义的前夜。不是远离了，而是接近了社会主义。

        北欧社会民主资本主义证明了什么。北欧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只不过进一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资本主义的继续存活是以添加社会主义因素为前提的。一句玩笑话，资本主义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社会主义，反映的却是事实和真理。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不仅必然带来垄断，而垄断资本主义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带来了更充分的条件，同时，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还必然带来社会主义，不然资本主义就要在危机中死亡，社会主义可以延缓资本主义的死亡，而这却又加大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

        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不管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还是肯定资本主义的改良变化，都只是证明资本主义的最终的结局，就是被社会主义代替。

        那么，苏东和中国的变色，证明了什么。是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空想，证明了资本主义的永恒吗？

        不。

        这恰恰证明，马列毛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科学。

        社会主义和任何事物一样，作为一个历史事物，有一个发展过程。发生曲折是正常的，而且，可以说是必然的。对于这种必然性，列宁做了最初的探讨，毛主席做了继续发展。这就是从列宁的第二个贡献，到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主义。

        简言之，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因为革命的起点低，最初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比较容易，而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则比较困难。正因为国情落后，不可能一下子建成社会主义，而要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在这个两种倾向存在的过程中，弄得不好，修正主义上台，走向资本主义，随时都是可能的。

        这只能证明社会主义事业的艰难。历史需要一步步来。历史的负担越沉重，历史的步伐越艰难，历史的曲折越难免。苏东和中国没有逃出这一历史规律。

        这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偏离了正确轨道；这又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偏离社会主义后的修正主义的假社会主义的失败。人民抛弃了假社会主义，人民追求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现在的中国，在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和痛苦后，尤其是这样。

        人们总是在比较和鉴别中认识事物的。正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当中，人民醒悟了过来，重新怀念毛主席，真正体会到，还是社会主义代表人民的利益，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还是社会主义是人民的希望和追求。

        只要尊重科学，就不能不看到，社会主义的确代表着更高的社会阶段，是一个更好的更理想的社会。正像资本主义也经历过曲折、在曲折中前进一样，社会主义也不怕曲折，也会在曲折中前进。

        其次，要正确总结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经验和教训。

        前面讲，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要毫不动摇，这里再讲，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要科学分析。也就是说，要用马列毛主义基本理论科学分析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我看有三个重点。

        第一、要研究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要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的错误路线。

        这不是高呼几句口号就能实现的。要实实在在地作分析。这两条路线的实行，都有丰富的内容，都值得认真总结。正确，正确在哪里，错误，错误在哪里，都要结合实际说出令人信服的道理。正确，不一定绝对；错误，也不一定绝对。都要有分析，是怎样就是怎样。我说，重新认是毛泽东，重新认识邓小平，是一个有巨大认识意义的课题。我们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解决党的路线问题。

        第二、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到底应该怎样确立，该怎样运作，还是一个可研究的问题。

        第三、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到底该怎样确立，该怎样运作，更是一个可研究的问题。

        我在这里只是提出问题，不重复发表自己的不成熟的意见了。我的<半社会主义论>和随后的一些文章，大体反映了我的基本看法。半社会主义论，就是社会主义论，就是社会主义一定历史阶段的理论。半社会主义在形式上是承认一定的退却，但在实质上是要脚踏实地地前进，是坚持社会主义的继续革命。这里，不去阐发其中的道理了。

        正面阐述社会主义论，是时代的尖端，是历史的课题，在没有天才人物（这更正常）的情况下，需要大家集思广义，讨论、辩论，但是，在这里，挥舞大棒，无限上纲，除了会制造干扰，不会带来任何真理。

        再次，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列毛主义，坚持马列毛主义。

        人们常说，现在在中国，马列毛主义已经被边缘化。从张木生先生的大作和谈话，到茅于轼先生主持的座谈会，再次验证了这一点。而且，何止边缘化，而是被排斥，被否定。这也不奇怪，主张搞资本主义的人，怎么能运用马列毛主义讲话呢？情理之中。

        但是，我们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要解决社会主义的课题，唯一不能动摇的思想理论武器就是马列毛主义。在修正主义当道、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情况下，敢不敢、能不能坚持马列毛主义，是我们能否成功探讨社会主义理论的关键。如果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点，向资产阶级思潮妥协，那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可言的。在这一点上，没有折中的余地。谁想折中，谁就只能重复修正主义的错误。

        我想，联系毛派思想混乱的实际，这些话再说一说还是有必要的。能做到认真看书学习，不容易；能弄通马列毛主义，很不容易；能坚持马列毛主义，更不容易。这样的话，毛主席不知说了多少遍，我们不仅要听，还要照着去做。至少我个人深知，一旦遇到难题，去读马列毛，就会受益无穷。这不是盲目地崇拜，这是人们获得真知的思想磨练的必经路程。以为读过一遍，就可以作大棒打人，那是不正派的学风。掌握马列毛，是在实践中，反复读，反复体会，才能获得的。在马列毛的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狂妄，只会使我们远离真理而陷于盲目。我们不要做那样的蠢事。

        时代期待理论创造。但和任何成就的获得一样，需要必要的条件，我们要尊重而不是违背这些条件。





                                                                         四







        我不怀疑刘源、张木生、茅于轼诸先生有足够的政治敏感性。抛出曲解了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重返这样的新民主主义论，实质还是要搞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

        张木生先生再三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他说：『薄熙成告诉我现在薄熙来最困惑、最头疼的、觉得最没有底气的，他感觉最大的需求，是理论的需求。……他是说自己理论修养太差，拿不出更多能够解释重庆现象的理论说明。』

        所以，张木生就把自己的理论端了出来，他是这样表示的：『我看重庆确实走的有模有样，他感觉最大缺陷就是在理论上有很大欠缺，他所要搞的事情找不到一个理论支撑点再往下实践。其实我觉得这个理论的支撑点很简单，我们搞了34年，都说明这个支撑点是有效的和正确的，这个支撑点是什么？就是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张闻天同志1922年开始在中共介绍苏联新经济政策，那时候他在美国留学他首先看到列宁去世前最后七篇文章，使他对未来社会有很多联想。到延安之后，尤其1939-1940年，中央集体学习，创造了中国所谓新民主主义理论。』

        可见，张木生先生是胸有成竹的，此时把他们的理论抛出来是有目的的。

        而且，这些话，何止是说给薄熙来同志听，他们更是要说给习近平同志和其它下一个中央领导班子的同志们听。更何况刘源在军内已经实权在手了呢？

        危险就在这里。

        这是要中央转舵，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是，他们解释的『新民主主义』。

        这就是说，邓路线搞不下去了，换刘路线。

        这就像叫我们『再做三十年衬衣』一样，这是叫我们再忍受三十年刘路线。

        我们劳动人民已经被忽悠得够苦了，我们不能再次上当受骗了。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场斗争的继续。胡耀邦的儿子不是一直在聒噪吗？舆论就要搞起来了。

        现在的危险在于，习近平诸同志会不会接受这个忽悠呢？也就是说，会不会从邓路线向刘路线转变呢？

        坚持邓路线是没有出路的，同样，转变为刘路线，也是没有出路的。中国人民不会接受这条路线。也许几多文人对这条路线有兴趣，但是，广大劳动人民是不会接受这条路线的。

        重庆新政就是一次试验。重庆新政，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并没有超越邓路线，也没有超越社会民主主义的范畴。如果就此而言，薄熙来同志感到理论欠缺，是有道理的，是他高明的地方、正确的地方。

        历史再次验证了我近年来多次指出的，中国面临着三条道路，三种选择，一条是修正主义的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一条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一条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质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阶级斗争。在这里，没有调和的余地和可能。谁想回避这个斗争，试图从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变，只能是一厢情愿，这样想，低估了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也低估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意愿，中国毕竟是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过多次、各种反修斗争的国家。

        人民群众不糊涂，习近平同志也不可糊涂。薄熙来同志的感觉是对的，邓小平路线、邓三科特色理论，已经走到尽头，不会再有出路。唯一的明智的态度，就是幡然醒悟，转换路线，重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个转换实质是一场社会主义的再革命，不是自上而下的做，就是自下而上的做，不做是无法改变中国目前的危机状态的。

        胡锦涛同志已经辜负了人民的期望，历史的要求，这是十分遗憾而又不能强求的。但是，历史不会简单重演。还是历史唯物论的老道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群众不会只是盼望、等待。上层不创造历史，人民群众会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中东、北非这样落后的地方，人民群众都在创造历史，伟大的中国人民会没有自己的历史，这是不可能的。产生过孙中山、毛泽东、鲁迅等一大批伟大人物，掀起过波澜状阔的近代、现代革命的中国人民，是不会落后于当今时代的。

        我坚信这一点，我也希望习近平同志能够相信这一点。不要受刘源这类平庸之辈油嘴滑舌的影响，要有气魄敢于重新高举起代表时代真理的马列毛主义的红旗。

        谁聪明、谁高明、谁敢于铸造伟大，谁就应该这样做。



2011年8月18日  写于德国马克思家乡红思屡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