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卷第二册（2）
第二节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本节资料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
现在提出以下一些问题来讨论。你们的问题也提出来。
一、协作问题。现在普遍存在协作问题。这是××同志提出的。全国省与省、市与市、社与社、农、工、商、交通、贸易、文教，都要协作。
二、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如何去作。县委书记搞了中心工作，其他同志就不高兴。在县级以下，不要因为中心而丢掉其他。
三、税制和价格问题。
四、地方工业中的劳动法。县、乡工业是否实行八小时制，劳动保护，工资福利如何？
五、第二本账问题，要在这里谈谈，提出原则，党代表大会通过后六、七月交人代会通过。
六、究竟多久完成十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个别合作社已完成或一两年完成，或苦战三年完成，十二个省五年完成，但未把荒年算在内，恐怕落空，湖北5－7年完成（包括二年灾荒），争取五年完成，这就此较主动。现在账已公布出来了，完不成要挨骂，有无把握？挨骂不要紧，无杀头之罪，无非是主观主义。我现在又有点“机会主义”，无非是怕打屁股。
地方工业，全国劲头很大。东北农业劲头不大。辽宁工业已占85％，着重搞工业，没有注意农业，没有双管齐下，是“铁拐李”，农业腿短。
七、招工问题。现在又有大招工的一股风，这个不得了。山东要招15万人，山西要招临时工17万人。1956年工资冒了10多亿，如果不注意，就要发生浪费。
八、平衡问题。全国、省与省、城与乡之间的平衡，要很好研究一下。全国各地搞工业，上海工人如何办，哪里去吃饭。现在好像不要平衡。还是应该要一点。现在有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
九、粮食包干问题，浙江有一个报告，已印发。
十、又统一又分散－－地方分权问题。欧洲现在没有统一的国家，可是地方发展了。中国自秦至今，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各有利弊。
十一、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究竟有什么问题？这两类矛盾的情况如何？克服的趋势如何？
十二、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釆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釆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例如除四害，一种是除掉四害，一种是让四害存在，除四害也有两种方法，有快有慢，快一点能除掉，慢一点除不掉。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十年搞完，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三年搞完。又如肥料，1956年此1957年多一倍，1958年又超过1956年一倍。肥料多好还是少好：去年生产不起劲，今年不仅恢复，而且超过1956年。那种办法好？1957年的“马克思主义”反冒进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这两种方法要比较。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是办得到的，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十三、文教，有人提议搞14项。商业是否也搞14项？
十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不断革命论。在南宁会议只提出了技术革命。现在有人加上文化革命可以研究。
十五、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技术，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一跃为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但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样重。现在的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现实的毛病。现在不是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喊，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十六、整风问题。双反抓到了题目。知识分子“专深红透”这个口号很好。刘备招亲，弄假成真，他们也是有真的，有假的，他们有小部分是假的，多数是半真半假的，可以发生突变的。不要多少时候就会变的，因为去年整风反右为基础，今年又有生产高潮，思想有很大改变，这是整风的形势。
基层整风如何作法？要大鸣大放，大整大改。群众中一些错误思想也要解决。这些工作都要做，不然，热情就不够高。
十七、右派大会开不开？一个城市、一个区、一个学校召开右派大会，有左派参加，主要目的是争取分化右派，给他一条出路，一打一拉，又打又拉，就是给右派一条出路。
十八、农具改革运动，要一直改到拖拉机。湖北省当阳县的车子化，是技术革新的萌芽。
十九、六十条现在还不是正式的文件，要修改或重新写，基本观点对，要有所增减。
二十、报纸如何办？中央、省、市、专（市）、县、区报纸如何改变面貌，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23条，有跃进的可能。组织、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单靠开会，效果有限。
二十一、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宦乡说英国的备忘录，刺得我们很不舒服，其实他们是用针刺我们，而我们则用锥子锥他们，我看很舒服。他们不希望我们公开辩驳，是因为国际形势，国内大选和做买卖对他们不利。印尼、阿拉伯世界的情况是好的。朝鲜、波兰（农业问题）有希望，不是一团黑暗。十二国经济协作要研究。政治要和业务相结合，是否外贸在政治上有不足之处？可叫兄弟国家制造我们需要的东西。是否参加十二国协作会议，是否成为正式委员，我看问题不在形式，而在于实质。
二十二、国防计划问题。
二十三、出理论杂志问题。
二十四、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为了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好做工作。
规章制度。××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上饭馆，不许上街买鞋，这是谈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现在双反、整改，大有希望。有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钱买经验。建国之初，没有办法，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政治上、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历史上犯过，但就全党讲，犯这错误只是小部分人，多数人并无硬搬的想法，建党和北伐时期，党比较生动活泼，后来才硬搬。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上层建筑，都是“礼”。大批的“礼’，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部长也不一定知道。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农业搬的也有，但是中央抓得紧，几个章程和细节都经过了中央、还批发一些地方经验，从实际出发，搬的少一些。农业有物也有人，工业只有物没有人，商业好像少一点，计划、统计、基建程序、管理制度、财政，搬的不少，基本规章是用规章制度管人。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未运用到经济建设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如办报纸，要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处处要扶，丧魂失魄，丧失独立思考。什么事情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部队的规章制度，也是不加分析，生搬硬套，进口“成套设备”（不是建筑上的）。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为生产关系的三大部分，规章制度，有一部分属于生产关系，工资福利属于分配，都是生产关系。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二）》
规章制度是一个问题，借此为例，讲一讲思想方法问题——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
国际方面，要和苏联、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友好，讲国际主义，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独创精神，学习应和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之独创精神。
我党从建党时期到北伐时期（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虽有陈独秀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比较生动活泼。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年，我们建了党，参加党的人都是参加“五四”运动和受其影响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阶级斗争很尖锐，斯大林尚未上台，他们也是生动活泼的。陈独秀主义来源于国外社会民主党和国内资产阶级。这个时期，虽发生了陈独秀主义的错误，一般说没有教条主义。
内战时期到遵义会议（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中国党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而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最厉害，当时苏联反托派胜利了，在理论上只战胜了德波林学派，中国“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在苏联的许多人当中，有些人是教条主义，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联系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实际，只看外国。加上斯大林的统治开始巩固（大巩固是在肃反后）；共产国际当时是布哈林、皮可夫、季诺维也夫，东方部长是库西宁，远东部长是米夫。×××是个好同志，善良，有独创精神，就是太老实了些，米夫的作用大了，这些条件使教条主义得以形成，有些中国同志也受到影响，“左”倾在知识青年中也有。当时王明等搞了个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缩小了党的圈子。
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中国的特色，表现在战争中，表现在富农问题上，因为富农人数很少，决定原则上不动，向农民让步。但是“左”派不赞成，他们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结果地主没有饭吃，一部分被迫上山，搞绿色游击队。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他们主张一概打倒，不仅政治上消灭，经济上也消灭，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帝国主义也不加分析，认为是铁板一块，不可分割，都支持国民党。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统计工作，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工作几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吃鸡汤，因苏联有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不管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了，都奉行。总之，是苏联第一。商业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主要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
教条主义的情况也有不同，需要分析比较，找原因：
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中国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而且还要借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破中国的旧专家的资产阶级<注：原文为“想”>思想，苏联的设计用到中国大部分正确，一部分不正确，是硬搬。
二、我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现在情况变了，大企业的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设备，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对苏联、对中国的情况，都有些了解了。
三、在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因为破除了迷信。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斯大林很欣赏高岗，专送一辆汽车，高岗每年“八·一五”都给斯大林打贺电，现在各省也有这样的例子；是江华独裁，还沙文汉独裁？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都发生过这样的问题，你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时局是不稳定的，“脚踏实地”是踏不稳的，有一天大陆会下沉，太平洋会变成陆地，我们就得搬家。轻微的地震是经常会有的，高饶事件是八级地震……
四、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我昨天已经讲过，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合适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过去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刊物把自己说成百分之百的正确，自己吹嘘自己，其办法是。攻其一点或几点，不及其余，“实话报”攻击中央苏区五大错误，不讲一条好处。
一九五六年四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有我们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国防费在和平时期要少，行政费任何时期都要少。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一九五○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还有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个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该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
一九五七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农业同时并举，工业化的道路，合作化、节育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对人民思想的启发很大。
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则集，能分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分权当然不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社会主义之前是进步的，到社会主义时期是反动。苏联俄罗斯族占百分之五十，少数民族占百分之五十，而中国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六，故不能搞加盟共和国。
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假洋鬼子“不许革命”。“七大”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新中国。与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十纲领。按照王明即斯大林的作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成功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可是到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我们讲，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好像又是不真了。这个报告公布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并发表了文章说是“中国自由化”。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芦苇当渡船，那是很自然的事。但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也不是没有见解的人，如杜勒斯听到我们的文章，说要看看，不到半月他便作出结论：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但当时苏联看不清，给我们一个照会，怕我们向右转。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
总之，基本路线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叶不同。各国如此，各省也如此。有一致，也有矛盾，苏联强调一致，不讲矛盾，特别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三）》
我讲四个问题：
一、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因为几亿农民在动手动脚，否定肩挑的反面，一搞就节省劳动力几倍，以机械化代替肩挑，就会大大增加劳动效力，由此而进一步机械化。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完成机械化，总有些角落办不到，一千年，五百年，一百年，五十年，总有些还是半机械化，如木船；有一部分手工业，过几万万年还会有的，如吃饭，永世是手工业，它同机械化是对立的统一，只是性质不同，应当结合起来。
二、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二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报，内部可以通报。像土改一样，开始不要登报，告一段落再登。大家抢先，会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说河南第一，各省都要争个第一，那就不好。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
如果在一年内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当然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只要路线正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几句话更通俗化）。那么后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比，一年比四次，合作化逼得周小舟紧张的要命，四川的高级化，×××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到一九五七年才完成，情形并不坏。迟一年有何关系？也许更好些。一定要四年、五年才完成，那也不对，问题是看条件如何，群众觉悟提高没有？需要多少年，那是客观存在的事情。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十年、八年搞个四十条，那样搞社会主义也不会开除党籍。苏联四十年才搞那么点粮食和东西，假如我们十八年能比上四十年当然好，也应当如此。因为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也不同，比较生动活泼，列宁主义比较多。而他们把列宁主义一部分丧失了，死气沉沉。列宁在革命时期的著作，骂人很凶，但是骂得好，同群众通气，把心交给群众。
建设的速度，是个客现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没有措施不好。
三、各省、市、自治区两个月开一次会，检查总结一次。开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型会。协作区也要二、三个月开一次会。运动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开会的目的，为了调整生产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与慢的对立的统一。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的前进，这是缓与急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如果只有急和劳，则是片面性，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做事总要有缓有急，（如武昌县书记，不看农民情绪，腊月二十九还要修水库，民工跑了一半）也是苦战与休整的统一。从前打仗，两个战役之间必须有一个休整，补充和练兵。不可能一个接一个打，打仗也有节奏。中央苏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反休整，主张“勇猛果断，乘胜直追，直捣南昌”，那怎么行？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休整与苦战，也是如此。劳和逸，缓和急，也有同一性；休战与苦战也有同一性。睡眠与起床也是对立的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以后不睡觉？反之，“久卧者思起”。睡眠转化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觉。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在成都不能开一万年会。王熙凤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席。”这是真理。不可以人废言，应以是否为真理而定。散会后，问题积起来了，又转化为开会。团结，搞一搞意见就有分歧，就转化为斗争，发生分歧，重新破裂，不可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有不团结，不团结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时还有不团结，因此要作工作，老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团结经过斗争，才能团结，党内、阶级、人民都一样，团结转化为斗争，再团结。不能光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矛盾。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党是这样，人民、阶级都是这样。团结、斗争、团结，这就有工作做了。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生产就是为了消费，生产不仅为了其他劳动者，而且自己也是消费者。不吃饭，一点气力没有，不能生产，吃了饭有了热量，他就可以多做工作。马克思说：生产就包含着消费。生产与消费，建设与破坏，都是对立的统一，是互相转化的。鞍钢生产是为了消费，几十年更换设备。播种转化为收获，收获转化为播种，播种是消费种子，种子播下后，又走向反面，不叫种子，而是秧苗，收获，收获以后，又得到新的种子。
要举丰收的例子，搞几十、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春夏秋冬也是互相转化的，春夏的因素，就包含在秋冬中。生与死也是互相转化的，生转化为死，死物转化为生物，我主张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了开庆祝会，因人是非死不可的，这是自然规律。粮食是一年生植物，年年生一次，死一次，而且死的多越生得多。例如猪不杀掉，就越来越少了，谁喂呢？
简明哲学词典，专门与我作对，它说生死转化是形而上学，战争与和平转化是不对的，究竟谁对？请问，生物不是由死物转化的，是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机物，以后才有有机物，有生命的物质都是氮、氢等十二种元素变成的，生物总是死物转化的。
儿子转化为父亲，父亲转化为儿子，女子转化为男子，男子转化为女子，直接转化是不行的，但是结婚后生男生女，还不是转化吗？
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相互转化，就是资产阶级、地主与工人、农民的关系，当然．我们这个压迫者是对旧统治阶级讲的，这是阶级专政而不是讲个人压迫者。
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是和平，三八线一打是战争，一停战又是和平，军事是特殊形势下的政治，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是一种战争。
总而言之，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欧洲教条主义浓厚，苏联有些缺点，总要转化的，而我们如果搞不好，又会硬化的。那时如果我们工业搞成世界第一，就会翘尾巴，思想就会僵化。
有限变为无限，无限转化为有限，古代的辩证法转化为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形而上学转化为近代的辩证法，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一定会分阶级，或者要另起个名字，不会固定的。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世界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发生了人，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没有了。地球总是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太阳的热现在就比古代冷得多了。冰河时期，二百万年变一次，冰河一来，生物就大批死亡，南极下面有很多煤炭，可见古代是很热的，延长县发现有竹子的化石（宋朝人说，延长古代是生长竹子的，现在不行了）。
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空间无限。无限是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化的。
讲这些就是为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教育干部，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很重要，包括各系统，有几十万人。总而言之，要多想，不要老想看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四、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观点已经有了。全国六亿人，全党一千二百万人，只有少数人，恐怕只有几百（万）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将信将疑，或者是不自觉的。例如农民搞水利，不能说他对水利将信将疑，但他对于路线则是不自觉的。又如除四害，真正相信者，现在逐渐多起来了，连我自己也将信将疑，碰到人就问：“消灭四害能否办到？”合作化也是如此，没有证明此事就要问。再有一部分人根本不信，可能有几千万人（地、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以及劳动人民内部和我们干部中的一部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到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对于我们来说，在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有相当的增产，工作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承认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四十条，十五年赶上英国，这是理论，四、五、八大部尚未实现，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搞二千万吨，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要开会，一年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建成后的形势无非是：大好、中好、不甚好、不好或者是大乱子。看来出乱子也不会很大，无非乱一阵，还会走向“治”，出乱子包含着好的因素，乱子不怕。匈牙利建设工业出了些乱子，现在又好了。
路线已开始形成，反映了群众斗争的创造，这是一种规律，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提出了几条。许多事情是没有料到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比如，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涨轰轰烈烈，没有料到有斯大林问题，匈牙利事情，“反冒进”，明年怎样？又会出什么事，反什么主义？谁人能料到？具体的事是算不出来的。
现在人们的相互关系，决定于三大阶级的关系：
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右派分子及其代理人，不革他们的命，就束缚生产力。右派占资产阶级分子中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其中大多数人将来可能改变，转化过来，那是另外的问题。
第二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是指右派以外的那些人，他们对我们的新中国是半心半意的，半心被迫向我们，半心要搞资本主义，经过整风，已经有了改变，可能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北京民主党派开自我改造誓师大会，全国都要开）。
第三个是左派，即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其实是四个阶级，农民是另一个阶级）。
路线已经开始形成，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工人向农民摆阔气，有些干部争名誉、地位，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把这些问题解决，就搞不好生产，不解决这些相互关系，劳动怎能搞好？过去我们在建设上用的心思太少，主要精力是搞革命。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的，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少犯点，犯得小点。正确与错误是对立的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实，这就是否认对立统一这个规律，这是形而上学，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否定女人怎么办？争取错误犯得最少，这是可能的。错误多少，是高子和矮子的关系，少犯错误是可能的，应该办到，马克思列宁就办到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四）》
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到一点问题交换意见。
西厢记中，有一段张生和惠明的故事。孙飞虎围着普救寺，张生要送信请他的朋友白马将军来解围。无人送信。开群众会议，惠明挺身将信送去，这是描写惠明勇敢胆大的坚定之人。希望中国要多点惠明，要在县委委员以上几十万人中发动一下大鸣、大放、大字报批评领导。这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气氛，共产主义的气氛。群众骂你一顿出口气，并没砍你的头，撤你的职，这是蓬勃的战斗的情绪。是很高的共产主义的风格。现在群众斗争的风格很好。我们同志之间也要提倡这种风格。
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响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
地方工作同志，将来总是要到中央来的。中央工作的人总有一天非死即倒的。赫鲁晓夫是从地方上来的。地方阶级斗争比较尖锐，更接近自然斗争，比较接近群众。这是地方同志比较中央同志有利的条件。秦国称王在后，但是称帝在先。
要提高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势加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要作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现在并不企图势如破竹，有精神不振的现象，这很不好，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比较好一点。联共党史结束语说：“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不合理的，可以改变。如一国不能胜利（按：应指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内首先取得胜利）。”中国的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人为魏娘。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框子想问题。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很危险。斯大林也称势如破竹，但有些破烂了。他写的语言学、经济学、列宁主义基础是比较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但有些问题值得研究。例如，在社会主义阶段中，价值法则的作用如何？是否拿劳动准备时间消耗多少来定工资的高低？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即看到此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后备并抚育成人的单位。教育部门的主要部门，也在学校。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现在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付酬，家庭还有用。到共产主义分配关系是变为各取所需，各种观念形态都要变，也许几千年，至少几百年家庭将要消灭。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设想，思想狭窄得很。这些问题经典著作上已经讲过，如阶级、党的消灭等，这说明马列风格高，我们很低。
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耐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他们自然科学可能多学一点，但社会科学就不见得。他们读马列主义比我们多，但读不进去，懂不了。如吴景超读了很多书，一有机会就反马克思主义。
不要“自惭形秽”，伯恩斯坦、考茨基、后期的普列汉诺夫，马列主义比我们读得多，但他们并不行，把第二国际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仆从。
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厚今薄古）、一封信（给主席的），一个通知（准备下达）有破竹之势，但有许多同志对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无动于衷，如批判胡风、梁漱溟、《武训传》、《红楼梦》、丁玲等。本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在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有了。在过去民主革命中，就经常讲革命分两个阶段，前者为后者的准备。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但许多同志对于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革命，土地改革后搞什么都不去想，对社会主义萌芽熟视无睹。而社会主义萌芽早已诞生。比如在瑞金、在抗日根据地，就产生了社会主义萌芽互助组。<注：“瑞金”原文为“瑞金”>
王明、陈独秀是一样的。陈独秀是主张让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然后壮大无产阶级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陈独秀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激进派。但是，经过三十多年，还有这样的人。坏人如丁玲、冯雪峰。好人如×××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一套。搞“四大自由”，讲农民怕冒尖，他就跟我尖锐对立。河南的富裕中农有好东西不让干部看，装穷，无人时，才向货郎买布。我看很好，这表示贫下中农威力很大，使得富裕中农不敢冒尖。这说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但有些人认为不得了，要解除怕冒尖的恐惧，即大出布告，搞“四大自由”。既不请示，也不商量，这明明是和二中全会方针作对。他没有搞社会主义的精神准备。现在被说服了，积极了。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二十三岁开始。耶苏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来的。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在开始着书时，只有二十几岁。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都是一些当时的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康有为也是如此，刘师培成名时还不过二十岁，死时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因用脑过度早死。死时才二十几岁。颜渊（二等圣人）死时才三十二岁。李世民起义时，只有十几岁，当了总司令，二十四岁登基当了皇帝，年纪不甚大，学问不甚多，问题是看你方向对不对。秦叔宝也是年轻的。年轻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有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罗成、王伯当都不过是二十几岁。梁启超年轻时也是所向披靡，而我们在教授前就那么无力，怕比学问。刊物出后，方向不错，就对了。雷海宗读了本马列主义不如我们，因为我们是相信马列主义，他越读得多还当右派。现在我们要办刊物，要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要读十几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刊物搞起来，就逼着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现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办刊物大家也不会去看书，尽讲抽象不算红。
各省可办一个刊物，成立一种对立面，并且担任向中央刊物发稿的任务，每省一年六篇就够了。总之，十篇以下，由你们去组织，这样会出英雄豪杰的。
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马丁·路德创新教，达尔文主义出来后，多少人反对！发明安眠药的，既不是医生，更不是有名的医生，而是一个司药的。开始，德国人不相信，但法国人欢迎，从此才有安眠药。据说盘尼西林是一个染坊洗衣服的发明的。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后来成了传记作家、政治家、科学家。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都关门了，而是说不一定住学校。看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学问是抓来的。从来创立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博学家就来压迫。历史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二十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琪瑞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
我很高兴，最近时期大字报很有气魄，批评得尖锐（性）、生动（性）。把暮气一扫而光，但我们老是四平八稳走方步，“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不讲真心话。
王鹤寿第二篇文章敢于批评教条主义，彭涛的也好。有说服力。尖锐性差一点，无非是“打击别人提高自己”，但不是个人主义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为了打击错误思想，提高正确思想，是完全必要的（当然错误中也包含自己的错误）。滕<注：原为“膝”>代远那一篇也好，但说服力不够。修那么多铁路要说出理由来，不然就把别人吓倒了。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禹王惜寸阴，我们爱每一分钟。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孔子“席不暇暖”。墨子“实不得黔”。这都是急功近利。我们就是这个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六亿人口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
我们错误是有的，主观主义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是正确的。天津、南京两封信虽然是反对我的，但精神可取，我看是好的。天津的更好。南京的萎靡不振，骨气不硬。陈其通等四人，除陈沂是右派分子，这些人敢于说话的精神是可取。当面不说，背后唧唧咕咕，这是不好。应该大体一致，至少要基本一致，可以尖锐一点，也可以委婉一点，但不能不说。有时要尖锐鲜明，横竖是团结帮助的态度出发，尖锐的批评不会使党分裂，只会使党团结，有话不说，就很危险。当然，说话要选择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例如明朝的三大案，反魏忠贤的那样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一个四川人杨慎安被充军到云南。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面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没有精神准备。当然不敢讲话．难道牺牲可以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说:“要造成一种环境”。这对群众来说是对的。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我们应当领导群众，现在群众比我们先进，他们敢于贴大字报批评我们。当然和储安平不同，那是敌人骂我们，现在是同志之间的批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的作风不好，有些话不敢讲，只讲三分。这是一怕不好混，二怕失选票。这是庸俗作风，要改变，现在已有可能改变。
一九五六年吹掉三个东西一一多快好省，促进派，四十条。有三种人，三种心理状态，一种是痛心的，一种是漠不关心的，再一种是吹掉高兴。一块石头落地，从此天下太平。这三种态度的人，两头小中间大。一九五六年有许多问题，都有这三种态度，反日、反蒋、土改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要有三种态度。这种估计是不是对，这次会议解决了一批问题，取得协议，为政治局准备了文件，但缺点是思想谈得较少，是否用两、三天的时间谈谈思想问题，谈谈心里话？
同志们说这次会议是整风会议，又不谈思想，实践诺言，是否有矛盾？一不搞斗争，二不划右派，和风细雨，把心里话讲出来，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像马克思、鲁迅那样，敢说，把顾虑解除，要在地委书记约在两、三人的范围内把空气冲破一下。搞出一种新气氛。邹容十八、十九岁写了一篇《革命军》，直接骂皇帝。章太炎写文章驳康有为也是精神百倍，年纪越大用处越不多，但也不要妄自菲薄，要鼓点劲。当然，年纪大的也还要，也要掌舵。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要冲破党内的沉闷气氛。
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收到大批旧民歌，下次会印一本出来。
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五）》
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尊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再谈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是自我批评，作为方法的一个例子来谈，那是可以的。
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二个观点，但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只有大量的事实，才能认识问题。写报告是反映下面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的，要经过调查研究。省要反映地、县的情况，不详细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就冒出一篇报告来。郝是危险的。要先听训，才能训人。要老老实实听群众的话，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县、社、工厂）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以后遇到大的问题一定要与若干省委书记谈一谈。反冒进的问题就是没有征求省委书记的意见，也没有征求各部门的意见，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在中央方面，工业部门想多搞。财贸部门想少搞一点，不仅脱离了省，也脱离了多数的部。
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一般、特殊、全局、个别，这是辩证法的问题．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没有反映。把特殊当成一般来反冒进。
陈四害的指示，是卫生部起草的。根本不能用，这是去年的例子，这几个月的情况，根本没有接触，所以说卫生部最不卫生。后来由××找了一些同志座谈，经过反复研究写成一篇很好的指示。不然根本写不出来。如果一个指示不起作用，顶好不发表，一篇文章也是如此，如果写得不好，人家连看也不看。怎么指导工作呢，因此以后我们要注意学习唯物论辩证法，要提倡尊重唯物论、辩证法。
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面的意见。把问题提出来，暴露了对立商。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黄敬同志对经济问题有意见，我当时的注意力在思想问题方面。没有很好注意他提出的问题，故在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有些问题的争论，没有展开。
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的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次要矛盾当做主要矛盾来解决，把支流当作主流，没有抓到本质现象。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没有抓住本质问题，这次会议把过去许多问题提出商量解决了。
冶金工业部党组开会，吸收了部分大厂的同志共十几人参加。空气就不同了。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部如此，各省也如此，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必要时，除省委书记外，再加上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的。也要找地、县委书记、合作社、学校谈谈，只同省委书记谈不够，要一竿子到底，不要仅仅限于间接的东西。我很想了解一个城市、一个县的工作，把一个县各方面的问题都谈一谈。不要多长时间，有二、三个星期就差不多了。各省也应该这样做。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别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红安县在一九五六年的作风，不就是老爷作风吗？那怎么能指导农业生产呢？一般说来，越上越离群众远一点，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越上官气越小。例如列宁就没有那么老爷气。相反有不少人越下官气越大，许多乡长、厂长、党委书记，官气也不小。
越请教得多，搞出来的东西，大概比较有把握。但不能说就正确了，因为还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是半信半疑。例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几年。革命路线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即是已经证明了的，但建设路线还要看看。
所有制的解决，已经是一种新的关系。而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只解决了一部分。我们的党、政、工厂、学校，不管有多少官僚主义，总是与国民党有原则区别的，所以相互关系不能完全没有变化。如果不经整风，则国民党的作风、老爷气还要大量存在，这是与国民党相同的一面。“八路军不见了”，经过整风下放干部，“八路军又回未了”。
我们讲鸣放，右派（也有中派）加了个“大”字。大鸣大放，从艺术科学转到政治方面来。我们很快就转过来了。《解放日报》有一篇“只放不收”的社论，讲一万年都不收，放手发展民主，很主动。只要抓本质、主流的问题。例如一个口号－－十五年赶上英国，就会起很大作用。本质问题解决了，次要问题人们会去解决的。如果只抓枝节现象，解决就解决不了。从部分现象看问题，那是很危险的。
我们很多同志不注意研究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那里来呢？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的事物，那还有什么规律？“老子”是唯物论，还是客观唯心论？我是怀疑的。规律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社……。反复出现。普遍存在的规律，才是普遍性的规律。比如打仗诱敌深入，战役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战略上他包围我们，战术上我包围他们，等等。这是经过多少年战争，胜仗、败仗，才概括起来的，完整的体系，只能在后来完成，而不能在事先或者初期完成。对井冈山时期的十六个字战术，当时人们就怀疑，那有这样的战术法则呢？这十六个字战术法则，在苏联军事史上是找不着。但这是从群众斗争中得来的。赫鲁晓夫片面的单纯依靠原子弹是危险的事情。
一九五六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材料，就国际上的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内的反冒进问题。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认为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大水大旱都有话可说，必须从正常情况出发。做是一件事，讲是一件事。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登了报的也不要马上去改。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可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留点余地。这也就是替自己留余地。过去我们就有不留余地之事，例如一九四七年的土改纲领，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后米又取消了。支票开的太多，难以兑现，对我们不利。
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上海很多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大大提高。太原的协作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落后的起来了，是革命的标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现在不仅先进的起来了，而且广大中间、落后的群众也起来了。农村富裕中农不想退社了，城市的职员和落后的工人也积极起来了。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一个县、一个地委没有多大坏处，中央和省两级必须稳当一点。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压缩空气，把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下马。而是要搞措施，去年是搞革命的一年，经验非常丰富，大大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懂得社会主义是些什么事情。今年再看一年建设问题，很有好处。所有制的问题，可以说基本解决了，但未完全解决。对本质问题，主要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加以分析，研究方法，求得解决。几年来许多同志就是看不到、抓不起本质的问题，自信心建筑在不巩固的基础上。也有能看得到而抓不起的人，缺乏一种魄力。
以后究竟有什么事是预料不到的？国内国际上有些什么事可能出乎意料？如世界大战，疯子要打，苏联还会发生什么问题？……原子弹把我们一套通通打烂，那也没有办法，打了再建设，可能建设得更好些。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不可意料的危险，有多少条，各省、各部党组可以谈谈，列出一个单子来，思想上无准备不好。当然，在我国发生匈波一类的事件，可以不必料，但是，部分地区还可以发生。最近甘肃不是发生问题了吗？西藏完全可能出乱子，上层人物心在印度、英、美，对我们是敷衍的。汉族内部一点事也没有也不可能（如张清荣叛变），领导人被暗杀是可能的（如列宁，基洛夫、高尔基）。但不能因此脱离群众。
冶金部党组前次会议专搞虚业。不搞实业，这种办法要提倡，抽出一段时间，专谈思想性、理论性的问题，不伤心，讲心里话。先虚后实也可以。下次开会可以多找几个部，并且事前准备一篇报告。文章写得要有说服力，要尊重唯物论、辩证法，对本质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六）》
会议文件怎样处理，有些文件可以发给省、地、县，各省、各部选择一下，不一定都印。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有必要可以印，反分散主义草案可以印发参考，人民内部矛盾报告的国内外反应可以印一本。至于这些讨论的指示，记录等，还要等候北京中央政治局发正式文件，不必全部印，也不禁止印，选印为好。总而言之，自己选择。
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但是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实多了一点，虚少了一点，如果虚也有五天就好。这次实业长了一点，但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
一道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虚实并举，先实后虚或先虚后实（南宁是先虚后实），各省各部可以去斟酌情况办理。也不是讲任何会议都要一虚一实，过去我们太实了，现在希望虚多一点好，以便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的问题。红与专结合。希望各省、各部去安排一下，没有到会的省、部由协作区区长，中央同志去传达。
一年抓四次，三年看头年，是否对？如果不抓四次，改为半年一次．由于形势发展快，很多矛盾要很快反映和解决，不抓四次，许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还是一年抓四次。省、地，县可否这样？请地方同志去斟酌。协作区会议一年六次，每两月一次（曾有规定）是否引起大家埋怨开会太多了，开一下再看看，两个月一次，一次的时间不能太长，觉得太多了，将来再减少。目的是今年抓紧一点，以便更及时地掌握群众的情绪，稳一点掌握建设的速度。
下次会议七月开，重点是工业。
现在的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工业方面除到会的几个部接触了一下外，其余没有摸，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政治局开座谈会是个好办法。过去有一句口号：“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现在还是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学是文教，兵是国防），今后这五年，还是要抓五方面。这次接触了国防，但是没有怎么谈论，过去总是搞军事。现在几年都不开会，文件都没有看。人有五官－－眼、耳，口，鼻，舌。五性－－色、声、香、味、触。我们工农兵学商样样有。还要加上一个“思”。南宁会议讲工农和思想，再次要讨论国防问题。地方也要讲点军事工作。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起（抗美援朝后）没有管国防。军事工作，地方也只是抽兵走，转业来而已，地方也要管军事工作。今后要回过头来搞点军事工作。
阶级分析，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第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地、富、反、坏未改造好的部分。现在要加上右派。反社会主义的阶层。富农一有剥削，有选举权，但不受人尊重。右派本来是与我们合作的，现在他们反社会主义，故看到敌人。国民党所做的事、就是右派做的事。帝国主义、台湾蒋介石非常赞成、关心右派分子。地、富、反、坏、右是可以改造的，大多数可以改造好的。第二是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大多数（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占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九十是中间派和左派），至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右派占百分之十，老教授中的右派比例多了（大概全国约有右派分子三十万人，其中县以上和大专是十六万）。
右派这么多，所以釆取除少数外，不提它不取消选举权，而釆取分化改造的政策。中间派对我们又反对又拥护。“苏报案”是章士钊的文章。他反社会主义反共。对民族资产阶级三百万人要做好工作。他们是可以转变的。
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过去的被剥削者和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也可以说是两个劳动阶级。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剥削的，如富裕中农和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
有些同志说，希望第一书记工作解放一点出来，从中央、省到地三级的第一书记和其他某些同志解放一部分繁重工作，这才有可能比较注意一点较大的问题。党报的总主笔也须解放一部分。不能天天工作，少搞一点事，就有可能多管些事。解放出来，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如何解放，大家研究。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
（×××发言时的插话）
国家、自治区、合作社三者之间的关系要搞好。
说清楚，和汉族要密切，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各族互相相信。使蒙汉两族合作。不管什么民族，看真理在谁的方面。马克思是犹太人，斯大林是少数民族。蒋介石是汉族，但很坏，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权，不管那里人人，南方，北方，这族，那族，只问那个为共产主义，马克思作书记，你赞成不赞成？他也不是本地人。汉人的头子，要向少数民族干部讲清楚。
汉族开始并非大族，而是由许多民族混合起来。汉人在历史上征服过少数民族，许多地方被赶上山去，应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民族问题。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共产主义的饭，吃地方主义的饭还是共产主义的饭，首先要吃共产主义。民族要，地方要，但不要主义。
（×××发言时的插话）
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点五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到七亿五到八亿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要农民节育。少数民族、黑龙江、吉林、江西、陕西、甘肃不节育。其他地方可以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只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许多事外行比内行高明，唱戏如此，改良戏要靠观众。靠外行。
大烟，国内每年用××万两，云南现有三十万两，烟土不要烧，收起来。技术革命开禁，不一定到七月一日。对整风无害。文化大革命也可开禁。
改良土壤有二法：一为深翻，一为调换。可四至五年轮流深翻一遍。山东若县大山农业社就是如此。
现在中心问题就是地方工业，既是解决机器的问题。地方工业有四大任务；一为农业服务（基本的），一为大工业服务，一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一为出口服务。
一切正义的、有生命的事，开始都是违法的。
化肥厂，南宁会议谈到统一由专区办，现在看每县都可办。
我们有些人有错觉，认为农业品出口容易，换回工业机器不容易。其实相反，死东西容易搞，活东西不容易，农业不容易。应把这种看法改变过来，农产品很贵重。
（××发言时的插话）
要把薯类、洋芋的名誉提高，列入正粮，不要叫什么杂粮。
三年内不要减少自留地和个人养猪。可以说一下。增加合作社的积累，分的少了，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付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大家要多养猪，两头猪死不了。千斤社庆丰收，这不同于婚丧，吃一顿，每人×××，不必泼冷水。
大字报在农村可以推广。有四条好处：一、可及时议论国家大事，二、干部能听话，三、群众便于说话，四、不怕报复。这次会议作出一条决议，发一个指示。农村普遍贴大宇报。中国自有了大字报。
（×××发言时的插话）
北京城墙可以挖，先不全挖，而是挖得稀烂。
打开通天河、白龙河与洮河，借长江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
定息不能取消。资本家要求取消，我们就不取消。资本家要求取消定息想去掉帽子。资本家自动不领定息是可以的，但不摘帽子，也不宣传。资本家劳动可以。
（毛主席插话）
为什么不做政治工作？各部可否设立政治委员？设政治委员是设立对立面。逼部长进步。管业和管人是两面。
规章制度，各方面都布置些问题，工厂报表要大减少。由几人小组负责整理一下。下次会议提出汇报。并且提出一个革命的办法。实现规章制度革命。各地来个专题鸣放。
（×××发言时的插话）
无产阶级之风压倒资产阶级之风，正风压倒邪风。
现在有些虚，不是（实）计划，要措施，不要措施。工人没有信心。许多事要有具体措施，才有保证。计划要和措施结合，否则计划会落空。地方工会、产业工会应下放由省、市管。
没有办法时，睡一觉起来开会就有办法。
对六十条你们要提出意见，取消什么？增加什么？
“酒、色、财、气”，酒是粮食，色是生育，财是财金，气是干劲。一样不能少。
（毛主席插话）
工业方面，全国平衡，超产部分，地方与中央分成，由地方调动。地方协作也可以平衡。六十条。加一条协作关系。
（×××发言时的插话）
八年中只有两个半年，大家很值得注意，肇源县去年百分之六十的亩产达到四百斤，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为什么不能？
乌克兰称为苏联的谷仓，为什么东三省不能称为中国的谷仓？
成都灭鼠经验，不搞就不搞，要搞就两礼拜消灭。
各省的第一书记和参加会议的部长同志。大家要读一读威廉斯著的土壤学。从那里面可以清楚为什么会增长。土壤学是农业的基础科学．好象医生的解剖学。日本农业并不高明，
我们苦战三年就可以赶上去。不要请他们来插手。要请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决不开门。日本现在跃跃欲试。
协作会议应多开，一月一次或两月一次，不超过三个月。每次两天就够了。
“农业机械化（包括拖拉机）靠地方制造为主。还是靠中央为主，恐怕要靠地方，地方自办为主，国家支援为辅。头两年所需油料，钢材和高级技术人员．也可以地方为主，中央帮助。以后自己解决。
拖拉机社有或大部分社有。
“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在七年内实现农业四十条。实现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完成。”各省可不可以这样提？特别是农业机械化问题，各省可以议一下。
对工业化不要看得太神秘了。看农业机械化看得太神秘了，但忘记了一条，有××，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有葫芦，照样子一画就行了。机械化了，合作化就可以最后巩固起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可以很快实现。
小社势必会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指机械化）可以联社搞。
（毛主席插话）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不要一百年。可以五十年。个别行业可以试办一些办法和经验。可不可以先由一个省先进入共产主义？
整个中国农业机械化，要打破陈旧观念．可以试办，可以缩短时间。外行解决问题来得快。还得内行跟着外行跑。恐怕是个原则。今年修水利，不是谭××等同志，靠些内行一百年也修不出来。
学习苏联和一切国家先进经验，是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做的一件事。更要坚持。同时又要独创，独立思考，但要防止不学外国，防止两极化。
农业机械化的所有制如何？现在苏联已改变。过去苏联是耕者无其机。是否以社有或大社所有。合作社买不起的。恐怕也要贷点款。
（×××发言时的插话）
省的工作应该从三分之二的人口出发。作到粮食自给。
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是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在以前我们也没有认识这个问题。辽宁工业为主，八年吃了这个亏。一开始就提出并举，可不可以？这个问题也可研究。提出并举的时间也许迟了一点，但是宣传上有很大偏差，一直是讲工业化。没有把农业放在恰当的位置上。总路线宣传提纲中强调了工业化，未强调农业。对农业机械化，过去也讲得很远，现在看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实现。过去有忽视农业的思想，认为农业落后似乎是应该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在八年内逐步形成起来的。时间不算很长。中国革命路线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未完全形成，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才完成。建党、北伐、内战时期未形成中国自己的政治路线。那时有“左”倾又有右倾。即陈独秀右倾路线，三次“左”倾路线，抗日时期王明路线，这就没有可能形成。从一九：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共二十一年。到‘七大’时才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政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八年不算长。还不能算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革命中损失很大，八年建设中也受了一些损失，但损失不大。同时这么时期也顾不上，抽不出手来抓建设。如去年春季到夏季右派进攻，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抗美大部分力量在朝鲜，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潮，也难得抓建设。对事物的认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在实践中才能认识清楚。现在切实抓一下，苦战三年，建设路线就可以形成。没有陈独秀主义、王明路线，就没有比较。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斯大林问题发生，我们每天开会，一篇文章写了一个月。又发生了波匈事件，注意力又集中到国际方面。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要苦战三年，邢成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
电气化这个名词不好，叫电力化好。
（谈到三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时）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快法有点发愁。可以活动一点，再看一看。
解决相互关系要分析一下。一种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右派、中间派与工人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另一种是劳动者内部关系。党政工团和工人农民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五气”，不是平等关系，不是普通劳动者的关系，是官与民的关系。在这一点说来，同国民党一样。“五气”是资产阶级给我们的，我们从旧社会来，当然有。单是所有制改变，工人、农民不感到与我们是平等的，不批评我们。整风反右解决了这两个方面，反了右派，也批评了干部，干部整改，解决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相互关系问题。使工人党得真解放了。工人生产情绪大增。过去是为官做工，“计件打冲锋，计时磨洋工”，和国民党一样，为五大件奋斗。一日所有制，一日相互关系，一日分配，这是经济学。所有制和分配改变了。相互关系未改。工人觉悟都大大提高。说“（不清楚）”“八路又回未了”。要抓住这件事，凡是做得不彻底的要继续搞。
（吴德发言时的插话）
（讲到要克服动口不动手的官气。安于现状的暮气。怨天怨地的怨气和制度，执行计划是春天必大，秋天必小时）计划不合实际，很值得注意。去年粮食三干七百亿斤，今年四千七百亿斤。靠住靠不住。有暮气，值得注意。
（×××发言时的插话）
山上到处搞梯田，搞鱼鳞坑。
是否民主革命较早的老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那么积极？两年前河北，西北都有些情况，十年前陕北即此情况。过去曾发生老土改区社会主义的劲差一些。原因是新区土改后接着搞合作社，群众没有习惯于“新民主主义秩序”－－实际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发展资本主义。不断革命就是从这里来的。去年以来有变化，是好现象。
全国有三个一千七百万（指人口）即陕西、江西，广西。对那些（搞指标过高的）也需要压缩空气。
应普遍提高人工翻地。一年翻一部分。三、五年翻完，可保持三年到五年丰收，这是改良土壤的基本建设。《人民日报》应读把土壤学宣传一下。
农具展览（包括人力的，不只是耕作的，而且要有加工的，运输的）在今年四月间搞起来。
苏联技术出口．我们依样画葫芦。并不那么神秘，工业化，机械化不要那么迷信。也不要迷信科学家。科学家的脑筋中总有一部分不科学的。
大家同去找一个大学当教授，发聘书．每月讲一次，一年讲几次，学柯庆施，都要有著作。在座的同志，中央委员，一年作两篇文章，一业务，一政治，专深红透。
中国历来男人是农民，女人是工人。女人是食品制造，纺织……男人造原料，所以男人心粗。
（谈到农村搞工业问题时）比较大的最好是乡政府搞。国、社、私三者合营。国家也不一定投资，赚的钱多少可以分一点红。
中等技术学校都归地方管，学生分三分之一给地方，或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农学院完全归地方，医学院三分之一归中央。
（毛主席插话）
（谈到三车辆精简机构问题时）这是劳动组织问题。两种形式那种好？这不忙作结论，铁道部也不要说全世界都查了，没有这样的。
（谈到勤工俭学时）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半工半读，专读书就是最坏的，见书不见物，脱离实际，四体不勤。不一定会自给，有半自给，四分之一自给。方针是不要全读书，一定要又读又劳动。我们民族又穷又白，省下来的钱多办学校，中小学可大办，农业学校也要发展。只有教育发展了，才能赶上英国。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
苏联有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要上千万的知识分子，美国就怕这一点。
（毛主席插话）
（谈到水利局反对修东渠的问题时）科学家不科学。水利局应登报检讨。种草很重要，要加进去，覆盖面上要有草。
只要提出问题，各地就想办法解决，南宁会议只提出若干地方工业赶上农业总产值，并没有提出办法。可是现在各地解决了。
西北四省、山西、黑龙江、吉林、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不要提倡节育．本省也要有地区的分别。
麦子的穗太短，如何研究培养一种新的品种，穗很长的，那就很好。
（谈到群众集资问题时）不搞就不搞，一搞就搞这么多，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
（谈到除四害、扫盲时）．大鸣大放，提出问题，几个星期，面貌大变。农民不见得那样保守。
（××发言时的插话）
公私合营全国取消定息，内蒙、新疆、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取。
（王恩茂发言时的插话）
牧区的改造经验很好。因为在社会主义包围中，他是不安心的，这和西藏不安心是一样的。
中国创造了一条经验，合作化增多。农业，牧业都如此。……
下次会议，要把工业当成中心，大家要摸一下。六、七月开这样一次会，再下一次讨论一下文教，请大家准备。商业也要讨论一下。中央和地方合署办公。
新疆地区分散，加工工厂必须分散办。流动加工厂、轧花、面粉、榨油、化肥。这个办法可以在人广地稀的地方应用。二万五千元可以搞一个流动汽车加工厂。水多的地方可以搞船上流动加工厂。
不要以为天下太平。不太平是正常现象，也不过是个把指头。但不能任其泛滥，不及早注意就会传染，一变二，二变三，发展下去就会天下大乱。
（当谈到民族主义者希望出匈牙利事件时）实质就在这里。三中全会议题之一就是民族主义，过去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现在就主动了。小平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引起异议。
许多人过去看不清楚，如李世农过去就未看出来。山东八个地委，两个反对省委，两个拥护，四个中间动摇，后来摇过来了。但未彻底搞，问题未解决。现在省委指挥不灵，也是一条经验。
首先是阶级消灭，而后是国家消灭，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
（×××发言时的插话）
分两种情况。一种有反党集团，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山东、新疆、青海，八省区都有，要推翻领导自己挂帅。也有另一种情况，像四川那样做，是右派活动。是不是各省都有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会暴露出来，不出来反而是怪事。党内思想动向值得注意。阶级斗争情况如何？可谈一谈。
摸工业、摸农业，摸阶级斗争，就是要找马克思主义。当然按业务来讲，还有文教和商业，文教和商业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要逐步研究马列主义，要研究理论，结合解决当前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双铧犁不能用，是因为思想不能用，脑子不能用，不是客观不能用。可见思想是统帅。思想动态要当成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应首先抓。在委员中应经常座谈，平常不谈不好，平常没有意识到就不好了。有的省对思想讲的少，不在意识，山东一开会就发现。
这里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是否有？明显地有：一为排、大、国，一为蓄、小、群，这不是两条路线吗？把水排走是大禹的路线，从大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农业比工业更难些。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所以盲目性就是对客观的必然性不认识，因而也没有自由。什么叫自由？就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自由是对必然的了解。自由和必然是对立的。所谓盲目性即对必然没有认识。农民上肥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农业不了解，就不自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例如治淮排涝是曾希圣发明的。他是曾颜。在他以前山西太行山的和尚张凤林，在高阳县发明了治水的方法，他和一个雇农发明了鱼鳞坑。现在全国推广。他是蓄、小、群，不是排、大、国。当然他并不那么系统。经过我们许多同志一帮忙，就系统化了。把漭河等经验一总结，总结出了葡萄串，满天星。蓄小群为主，当然也要排大国。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也是逐步形成，现在不能说已经形成，至少还有五年，苦战三年再加两年，如工农业不大出乱子，路线就差不多了，就可以说形成了。五年加八年，共十三年，付出一部分代价，无疑是浪费一点，群众痛苦，时间延长，苦闷一点，但成绩总是主要的。
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学苏联首先在路线上学。斯大林基本上正确，但有错误。他们不工农并举，反对大中小。我们是大中小结合，基础放在小的上，靠地方，靠小的。中央是标准设计，干部、技术。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对客观必然性是逐步认识的。没有克服以前，那就是盲目性，就是自然界的奴隶。对于社会斗争，去年反右以前，我们也是奴隶，因为你对右派这个客观现象不太认识嘛！不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不了解客观世界，就是客观世界的奴隶。
（谈到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时）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三年到五年。上面打长一点，让下面超过。
（谈到劳动中工伤事故时）工业也有，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五百人，一年一万多人，十年十万人，要有准备。
化肥太多破坏土质，还是以自然肥料为主。
河南水利全国第一，达四千八百万亩。
这次会议应对时间取得一致看法，除四害可三年到五年，一年突击，三年推广，第五年扫尾。粮食是五年至十年。绿化三年到五年。这样两本账，有伸缩，好些。
工业发展必然同购买力相符合，否则，像匈牙利工业产品没有出路怎办。工业产品必须和购买力平衡，这是一条原则。
党、政、军、商业机构缩小，技术机构扩大。
（谢富治发言时的插话）
云南明朝以前是少数民族，以后才开始的。
（谈到水利化时）现在算成三年，大修水利。现在搞政治运动，为了多打些粮食。社现在可考虑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搞大型社，可议一下。当然不是回去就并，而是五年之内。要逐渐并。
农村房子很不卫生，在十年内应改为砖房，不要茅房，这不发生爱国不爱国的问题。青岛、长春最好，成都就不如重庆，开封不如青岛。应有一个计划，十年内改变。房子样子搞好一点，不要封建主义，应搞些标准设计，采取因地制宜。几年丰收的合作社，可以逐步建筑农民的房子。苦战七年到十年，改变农村房子的基本面貌。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上海看齐。
报纸是一个材料部，它反映很快，也很经常给我们提出问题。
过去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在办事，反右派后，工厂并未搞坏，反而更好了，这是生产关系的改革。
中央的人没有上课，总有一天要比输的。比输也好，我们下去你们上来，一直下到当老百姓。
（周林发言时的插话）
说人民内部矛盾经典作家没有讲，这个话不对，列宁说：“一个郑重的党，对于自己的错误，向群众公开承认，找出错误的原因，加以克服。”这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未这样来说。工人阶级、共产党内部经常不统一的，参差不齐的。我们这些人那么统一了，三个月不开会就不统一了。因为各人所得的情报，材料和观点不同，就不统一。开会就是为了达到一致，不统一才开会，统一了还开什么会。
整风没有整好的要补课。不然，总有一天要暴露出来的。
军队中废除肉刑——打骂枪毙，不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调整矛盾的政策吗？当时推行这些政策不是长期工作之后才行通的吗？
各省市要准备出一点乱子，群众中出了乱子，领导中出了乱子，要有精神准备。不要采取赫鲁晓夫式的答复：没有矛盾。杜勒斯看到很多人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有幻想，他读了几遍，他看见抱有幻想很危险，他就以全世界资产阶级总司令的资格说话，指出这个危险。英国报纸有些观念是对的，但他也摸到点气候。去年春季波兰拥护，中国右派拥护那篇文章，而左派摇头。苏联现在敢于说人民内部矛盾，但不说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杜勒斯很赏识我那篇文章，他们注意七月一日的社论。他们很注意我们这些东西。资产阶级很注意研究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干部为什么不注意研究呢？美帝为什么注意我们的动向，因为它将要灭亡，总想看到我们的弱点，把芦苇当渡船。
请各省、市抓一下工业，抓一个月，没有一个月抓两个礼拜，然后到北京去开会．还要抓思想，抓理论，这是纲。以后口里要触到马列主义，现在是不讲政治经济学，不讲辩证法，也不讲自然科学，只要部门经济学。以后要略带一些理论色彩，报纸的社论，也应略带一些理论色彩，以此为荣。
大社可以办一些加工厂，最后由乡办，或几个乡联合办，县办社助，手工业社办工矿。
（谈到工商户要把股票给商联时）接受了被动，对内好，对外不好。每年只拿一百元，要把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帽子戴起来，对我们有利。要强迫他们要。他们交了股票，手里无股票，头上无帽子，政治资本就在他们手里。
群策群力。群策，即大鸣大放，大家出主意；群力，即大家动手。这个路线古来就有。
现在不科学的风气要转变一下。
（谈到民主党派誓师问题时）可以搞，交心可以，不要交服，另外要帮助他们动员知识分子参加。
（谈到工厂劳动强度问题，白天工作晚上出大字报出工伤事故时）应通报。着重要技术革命，大字报数量，不要追求。
（谈到少数民族闹事时）应当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去解决。而不用战争去解决。贵州的事与川西不同，川西有五万枝枪，他先攻我。
去到少数民族地区，要批评过去欺负少数民族不对，解放后我们也有一个指头不对，不经常与群众说这一条，群众就会改变态度。
对四川西部藏族叛乱，八擒八纵，百擒百纵，比孔明的七擒七纵多九十三擒九十三纵，对杜聿明、王跃武，也准备纵。
（柯庆施发言时的插话）
（谈到工业的生产竞赛时）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要推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搞个世界政府，地球政府，五年计划分工合作。
（谈到整改工作时）这与去春不同，去春夹杂着敌我矛盾，看不清楚。现在反保守，比反浪费目标鲜明，批评领导，领导觉得越批评越舒服。
知识分子，科学家的态度也在改，这些人要就不改，要就突变。
现在有些过去常写东西的人，现在不写东西，因为他们还在过渡状态中，旧的破了，新的未建立起来。资也破得差不多，无还没有建立起来，有一点也不多，所以难写。过些时候就会写出来。
（谈到整风中工人当中阿飞和“废品大王”态度有很大转变时）过去许多资产阶级思想还统治着我们党，工人、农民，还没有兴起来。现在变了。无兴起来了，无的自由就扩大了，横竖自由××××，一定要把资产阶级思想灭掉。有些人感到不自由，是资产阶级思想还没破尽。资灭多少，无的自由就有多少，有你的自由，就无我的自由。“废品大王”本来是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的，第五天资灭掉，无就兴起来了。
中间派现在是不敢动笔的。只要把无产阶级兴起来，他就有大的自由，才能写出东西。
现在是过渡时期，需要的小说不是大作品，而是写一些及时反映现实的中篇，短篇，像鲁迅的那些作品。鲁迅并没有写什么大作品嘛！现在是兵荒马乱时期，大家忙的很，知识分子还未改造好。大作品是写不出来的，我们也一样，没有创造一件，都是把群众和下级创造出来的东西加以提倡，不接近群众如何能提倡好的东西。创作也是一样。也必须和人民接近。听人民和下级干部的话。
没有民主哪来的集中？过去国际范围内的民主集中是一句假话。
因为集中是建立在民主之上，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很好的集中。民主集中制首先是民主，然后是集中，没有真的民主，群众的热情和创造怎么能发挥出来呢？
右派帽子也可以摘掉，全靠自己改造。右派这个对立面转过来将我们的军，也是一种推进工作的力量。
学制，课程要由各省市去研究改变，有了典型，教育部门才能改出来。历来统一的东西，都是由典型到普遍的。
孔子是一个学派，是许多学派中的一个，到汉朝的时候，政府才加以提倡和推广，之一学派得到发展。
在取消定息问题上，我们准备处于被动，总是不松口，这样于我们有利。
对资本家的薪金部分工资高一些，是为了“赎买”，目的是把他的政治资本完全剥夺净尽。必须向工人作解释工作。工人阶级不要和资产阶级比，不可比，比不得，这是两个不可比的阶级。资本家工资太高的也可以不动为好，一动就不好了，就给他们增加了政治资本。他们吃“五个菜”政治上就被动，他们的薪金高，说话声音小。
要和中间派作朋友，也要找几个右派分子交朋友，作工作，现在连我们这些中央委员都怕沾右派的边。那怎么行？怎么了解他们呢？
有些左派，例如邓初民在理论问题上是真左派，在政治问题并非真左派。
（谈到培养理论干部时）现在已经是理论落后于实际。
（陶铸发言时的插话）
总路线就全党来说，是逐步完备的。开始提出工业化是不太完备的。没有这次社会主义革命，要把小学教师中的反革命分子搞出来是不可能的。民主革命时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这次山东的一个教训是没有划右派，没有搞臭、搞透，是非没有分清楚。鸣放不够，以致现在指挥不灵。广东问题较彻底。
全国青工、青农、青年学生、社会青年，确实需要很好的教育，要在鸣放中让他们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雪花膏按马克思主义原则可以搞，但是苦战三年，不搞也可。
反对地方主义教育，全国各省市都需要进行。
对地方主义者，实际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
王明究竟怎么处理？开除不行，拿出讨论也不必要，还是让他住在苏联有利，再拖二十年，赶上英国再说。
右派开除党籍，地方民族主义者不开除党籍咋行？
教育主义是资产阶级性质，比较容易改，右派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不容易改，两者不同。
没有南方的布尔什维克到东北、华北、西北建立根据地，先取北方后取南方，革命咋能胜利？现在把南方干部北调，各地干部互相渗透，对工作有好处。
对地方主义不要让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广东，广东干部可调一批到北京来。泥里掺沙，沙里掺泥，改良土壤。天下人写八宝饭，不能单打一万和九万。掺的政策是有利的政策，区乡不在内，可以清一色，县上掺外来干部。现在省、专的负责人，大部分是外地去的，对反地方主义感到理不直，气不壮。应采取列宁的办法：“与其你专政，不如我专政。”
这次实际是一次清党，一千二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五、六十万，不算多。这比苏联几次清党人数大，方式好，经过群众，民主。
销售点多设，排队购买的现象是可以消灭的。
总路线、规律，总是经过反复才得出来的，规律就是经常出现的东西。美国的经济状况，二月份增加失业者七十万人，达到五百二十万人。衰退——萧条——危机。苏联二十次大会，对资本主义的估价是有毛病的。
七届二中全会对社会主义问题是讲清楚的，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一九五三年才讲，原因是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土地改革，但是作的百分之八十是社会主义的，百分之二十是半社会主义的，当时不讲有个策略问题，例如孙行者，糖衣炮弹，这些不好公开讲，邓老根本不管“七届二中全会”，他搞“四大自由”，他说是河南取来的经验，但为什么不从西北坡取经，而从河南取经？
二中全会决不是突如其来的，是在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了思想准备，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我们就看出社会主义因素，如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就看出其中有很多社会主义因素，当时红军拿着武器，但是跟老百姓讲，平等，那是社会主义；群众耕田队，那也是社会主义萌芽，当时在陕北就讲那是另一种革命。当时在安寨发现一个安全集中的合作社，我们很感兴趣，并发展了互助组，这些为二中全会作了准备。但是没有唤起更多的人注意。例如邓老仍靠“四大自由”，也不跟中央商量，我说他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他死不承认，直到七月三十日（一九五五年）他才缴出武器。因此说，邓老有资产阶级思想，但这个人是好的，可以改造的，作为思想问题，经过严肃对待，坚持原则，改得彻底。但是有些同志对此却避开锋芒，表示宽宏大量，无非是怕不好混，不好共事，或者怕失掉选举票。马克思主义者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对邓老讲过，要改造你的思想，不是撤你的副总理的职，不开除你的中央委员，但对许多错误思想党内要作严肃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共产党员要有明确的态度，但有的人怕“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有相当庸俗的空气。思想阵地你不插旗子，他就插旗子。
革命路线吃过苦，经济建设路线不能迷信苏联，不破除迷信要妨碍正确贯彻执行建设路线。
（王任重发言时的插话）
一九五八年的劲头，开始于三中全会，许多事没有料到的，如一九五六年斯大林问题，匈、波事件和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当时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以为只是所有制问题，而没有弄清那只是小部分，还有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
右派、反冒进都是对我们有压力，人民内部干群关系中也存在问题，心情并不舒服。经过整风反右派，关系改变了，大家的思想不得到解放，如铁道工人的节约，就可修六千公里的铁路。
技术决定一切，政治思想不要了？干部决定一切，群众不要了？全面的提法就是又红又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技术又要政治思想，要干部又要群众，要民主又要集中。
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
生产高潮形成的原因。现在生产高潮是怎么来的？
（1）以前有过高潮，有了领导高潮的经验，一九五五年冬一九五六年春曾有过高潮……。
（2）反冒进的错误使许多人不舒服，使干部抬不起头来。但挫折对我们很有益处。一种搞快些，一种搞慢些，这样就有了两种工作方法的比较。反冒进就慢。这几年来两高潮形成了马鞍形，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春和一九五七年冬目前就高，中间反冒进就低。这种形势对我们很有利。
（3）中央根据实际工作经验，在三中全会和青岛会议上及时恢复了四十条，多快好省的和做促进派的口号。
（4）经过整风反右派斗争，群众干劲起来了，干劲足了。
两个战役之间休整问题。目前的生产高潮，动员群众很广。动员这么多群众是从古以来没有过的，过去只有在战争时期，在参军上搞过大规模动员的。群众是个劳动大军，各级干部是指挥者，指挥者应当懂得在两个战役之间需要有休整，不要老紧下去，紧张之间要有调节，不要使群众总紧张下去。
同时，生产高潮中要务实，不要搞空气，不实在。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是提基本改变面貌，还是提初步改变面貌，这个口号起了动员作用，不要改，中央还要再看一个时候，改变面貌，光挖沟植树不能算，粮食、油料和棉花增产，因为我们不是布置花园，做到棉、油、粮增产才算改变面貌，挖沟只是手段，不能算目的。去年我们注意粮食、肉，从明年起要大搞油料，各省要规划，雷厉风行。四十条要增加油料增产指标和措施，为了帮助兄弟国家也要提高，还可提口号（陕西种核桃，各地还可以搞什么），如为了支援东欧国家等，这样号召力更好些，对农民也进行了国际主义的教育。
关于“化”的问题。今后《人民日报》不轻易宣传某某地方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种了几棵树就算绿化了，怎么行。这产生了一个缺点，这种宣传只能促进睡觉，要回去研究一下，怎样才算“化”了。种上是“化”还是长出来是“化”？除四害也不要轻易宣布“四无”。除四害今年只搞一下，取得经验，再看一看。今年要把许多事情搞完，我不相信。
报纸不要简单宣传指标，要多宣传措施，多宣传先进经验。要搞水利“好多吃大米”，这样就到问题本质了。口号新鲜，人民就看到前途了，很高兴。不要过早宣传水利化，“化”了明年怎么办？还有什么干头呢？做事情应留余地。
苦战三年以后，还需要再战。我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的不是三年，而是还要战斗十几年，不要把事情简单化了。宣传要给自己留余地，讲问题要看远一点，以后不要说什么“化”了，“四无”了，将来要变成“四有”城了怎么办？宣传多了，以后就不好动员了。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真有假，没有假也没有真，在运动中的事，打了折扣才可靠。干什么都要踏实些。说苦战三年水利化，我怀疑如果如此，将来我们子孙干什么呢？今后十年内会不会遇见几次大水灾，大旱灾？三个大灾两个小灾应考虑。问题不由你我决定，三年内只能逐步改变面貌。在若干年内只能管地，还管不了天。如果来了灾这个账怎么算？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如果发生灾，就不是三年基本改变面貌，计划中的大灾除外写上去，要留有余地。
怎样才叫绿化，种上树不算绿化，真正绿化是从飞机上看一片绿才算。现在坐在飞机上看还是一片黄色。年年有工作做，不是没事情。五年能搞掉四害，就算好。
总之，做事情要留有余地，要务实。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算数。要比措施，比实际。现在很多指标还不是群众的东西，是领导在头脑中的，好多还是会议上的，到秋后看一看再说。今年是历史上大跃进的一年，把经验总结一下。
宣传工作要务实。报纸宣传要实际。要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现在我们的宣传只注意宣传多快，对好省宣传的不够，不好、不省怎么会改变面貌？
好大喜功是需要的，但大话是不需要的，华而不实是不好的，如果华而不实，喜功便会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会轰轰烈烈之后无功而返，这就不好了。
生产高潮方面的指标，现在我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今年干劲这样大，如果得不到丰收，群众情绪受挫就会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社会上就会有人说话了，喊“冒进”了。民主人士、富裕中农，党内有右倾思想的人，就会出来刮台风；观潮派“楼看沧海月，门对浙江潮”就会说话，群众有怨言，就会从上而下的反映意见，影响上层建筑。要在党内讲清楚，党内要有精神准备，给地县委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
现在我们的劲头很大，不要到秋天泄气，要搞措施，到十二月比实际，要看结果，吹牛不算数。实际上九月便会看出，比输了，活该。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今年像平津战役、淮海战役那样子，增产有希望，办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通过试验。湖北省有这样的话：“鼓起眼睛看丰收，干部带头，革新先试验，干劲加办法，跃进会实现。”向农民讲清楚，可能某些地区有天灾，要鼓起眼睛看丰收，也要准备无丰收。要特别注意深翻地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几百个工也花得来。
调节生产节奏。做一段，休息一段，劳逸结合，要有节奏地，要波浪式前进。连续作战是由各个战役组成的，做了一个时间休息几天，悠哉悠哉，很必要。
压缩空气，河南一年要实现几个化，当然现在我们不要说他们过火了，但某些口号要调整一下，登报时要小心些。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氧气并没有减少，只是压缩，变成液体、固体。反冒进是将氧气砍掉一半。我们压缩还要加氧气。
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二）》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怎样？
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我们要有策略。要冷一冷，然后再放一放，不冷不放，他不会出来的。在成都会议上说过的，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三十万右派也包括进去。地主现在分化了，有改造过来的，有没有改造过来的。没有改造过来的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这一些人反共，就是现在的蒋介石、国民党，是敌对阶级，如章伯钧等。党内的右派分子也是一样的。包括一些现在划为中间偏右还没有触动过的右派。人数大约是百分之五，就是三千万，比较恰当。这是敌对阶级。尚待改造。一要斗、二要拉，要把十分之七分化出来，就是大胜利。要调动他们，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几年之后，他们把心交出来，真正改变，可以摘掉帽子。右可能转左，或转成中间；左也可能转为右，如考茨基。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加上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如刘绍棠、陈伯华；农村富裕中农也包括在内）。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中间分子，他们是剥削者，与前一个剥削阶级不同。又反共又不反共，是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反共，但不坚决，与蒋介石不同；看谁力量大，就跟谁走。汉口有个资本家从汉口到北京就靠“拥护共产党，拥护公方代表”这句话吃饭，多一句也不讲。实际上思想没有多大改变。去年右派进攻，如果我们不坚决打下去，中国出了纳吉，右派登台，这些人一股风都上来了，打倒共产党，他们都干。这些人对共产党是两条心的，是半心半意的。右派是无心无意的。经过去年一年到现在的斗争，这些人政治上正在发生着变化。去年这些人多数是迷失方向的。但是经过大鸣大放，农村、城市整风一胜利，一年生产的大跃进，形势逼人，他们就不能不有所改变。形势是人造成的。人成堆，多数人逼少数人。长江大桥、工业化等可放在形势里面。这个剥削阶级比较文明一点，我们也用文明的办法对待，采取批评方式，与反右斗争的方法不同。对右派釆取带点武的性质，无非是把他们搞臭。这是两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也不同。我们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打倒前一个剥削阶级，即团结中间，孤立右派。他们虽有三千万之多，但分散全国，在包围之中，处于孤立地位。开右派大会，他们料不到有这样的事情，就等于皇恩大赦。各大城市（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都要开，要主要负责同志讲话，讲透一些。首先一训，然后一拉。训则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拉则全身热，通身舒畅，指明前途，使他们有希望，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借钱一样，开始凤姐表示冷淡，后来很热情，搞得刘姥姥很高兴。凤姐这个人很厉害，有人说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过去心不齐，意识形态、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工人农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做工、种田，我们在相互关系问题上，过去处理不恰当。我们干部的作风一般说来，是同国民党有原则的区别，但有一部分差不多。如老爷对小民，奴隶主对奴隶一样，只压服不说服。上海某大学一个女职员霸占一个厕所，不许别人进去。有些干部的坏作风同国民党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国民党。因此，工人、农民就把他们看作是国民党。所以，过去工人、农民的世界观未变，为“五大件”而奋斗。工人、农民不敢说话。怕挨整，怕“穿小鞋”，怕不好乱，谁敢贴大字报、大鸣大放、大整大改一来，这种关系有了很大变化。工人自己批评自己为“五大件”而奋斗不对，工作态度改变了。理发、洗澡工人说自己不应该增加工资。武汉有个商店工人一当干部，对店员就扳起面孔，这就是国民党作风。红安县干部，老爷气一经改变，与群众就打成一片，关系就大改变了。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三个问题，我们抓中间，也就是抓住相互关系，我们的整风，就是解决相互关系问题。共产党员中某些人是在社会上、学校里学了一些奴隶主的神气。刘介梅是向社会上学来的。把相互关系整一整，工厂里的党政工团和工人的关系，合作社干部与社员的关系，各级党政人员与下级的关系，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校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一句话，是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的方法，不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一来揭开盖子，人民舒服，精神解放，敢写大字报，这是列宁主义，不是机会主义。列宁死早了，他的作品，特别是在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民，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作斗争也是如此。斯大林这位同志有点老爷味道，在教会学校读书，辩证法不甚通，唯物论也不甚通。脱离实际，相互关系没有搞好，相当僵硬。过去苏联与我们是父子、猫鼠关系，现在好一些了。我们的民主传统有悠久的历史，根据地搞民主，无钱、无粮、无枪，孤立无援，必须依靠群众，党必须与人民一致，军队必须与人民打成一片，官必须与兵一致。要搞好这些关系，非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可。以平等待人民，军队内废除肉刑，不枪毙逃兵，经常教育，经常做斗争，打一仗，新兵来，又要做教育。所以，老爷态度虽有点，但民主作风还是学了一些。这是因为斗争艰苦，时间长，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可是至今还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说服方法。如济南有人说，（五七年）春季右倾了，只赞成夏季形势，不赞成春季形势。其实夏季形势也是不赞成的。夏季形势一文就说过，军队可用民主，对人民为什么不可用民主？可见这问题还没有解决。经过去年一年，特别是今年丰收，苦战三年（基本或是初步）改变落后面貌，那时候人们就通了，真相信了，但还要写文章，用理论说服这些人。
我看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百分之五的细菌还是会有的，中间派也可能变坏，他们肚子里是有意见的，不过嘴巴暂时不说，将来还要说的。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几亿人民蓬篷勃勃起来了。右派孤立了，三十万右派搞臭了，没有资本，资产阶级也臭了，三反五反就臭了。对知识分子戴上两个帽子，封了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封了他们迷失方向。出英雄是左派，是我们这些人。将来犯错误的人，也出在左派，因左派有资本，一不小心就会犯错误。如××××是四十年政治局委员，脱离群众，一个工厂不去，一个农村不去。××××的好处，就是下去到处跑，人家说他是旅行家。当旅行家也有好处，过去我们打游击，是旅行家，旅行了几十年，现在还是南方旅行到北方，还要当旅行家。中央和省两级规定，四个月当旅行家，地县更多。这是赶出大门。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究竟如何？一定要估计反复。要估计是否还要出什么大问题，如国际上出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会作乱，中间派还会出乱子的。
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至六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插话》
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破除迷信，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学得好，洋人都是了不起的。中国人算不算洋人？我们叫不叫神仙呢？我问过好多人，都说不算。神仙是住在别的星球上的，我们叫凡人。别的星球上的人看我们，是不是也是神仙？这是一种迷信。中国人当奴隶习惯了，看不起自己，什么东西都是别人行，自己不行。
△为什么农村不能办大学？十五年普及，十五年提高，三十年后大家都是大学生，每乡一个大学。第一书记要当大学教授。
△每省都要釆取检查的办法，组织检查团下去，检查措施是否可靠。（安徽检查结果，有百分之二十是虚的），省委第一书记做团长，省长做付团长。民主党派也要派人下去。
△“搞水利，吃大米”，一下子讲到本质问题。人民看到前途，这么多人搞，总有希望。
不要过早宣传水利化，否则明年不好办，要留点余地。苦干三年，基本上改变面貌。以后不是不战了，我在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出，不是三年，而是艰苦奋斗几十年才有希望。
△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都有真有假，都是真那不可设想。
（谈到领导干部参加劳动问题时）中央、省做样子好，还是不做样子好？省委先做个样子。
对科学家要破除迷信，对其科学技术要又信又不信。从古以来，都是儿子此父亲厉害，学生比先生好，青年比老年强。当然也有儿子不如父亲、学生不如先生的，一般是好。看戏的比唱戏的厉害。一般说来，戏剧的改进，主要靠观众。
△什么叫改变面貌？要粮、油、棉三者翻身。今后要大搞油料，用各种办法，千方百计搞种花生、芝麻、黄豆、养猪、养鸡。我们几年来主要注意粮食，现在要把油料提高到粮食一样的位置。回去要做出计划，雷厉风行搞，搞点油水给大师傅做菜。
各省搞民歌。下次会上每省至少要交一百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三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
△真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一片绿。树种下去就叫做绿化？好多地方还是黄的，只能叫黄化。
《人民日报》不要轻易宣布完成什么化，人们以后要问，你们化了几年，为什么还要化？树种下去，稀稀拉拉的还没有活，倒宣布绿化。“化”搞得很滥，动不动就宣布“化”了。
△报纸宣传不要尽规划，要宣传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多注意了多快，好省注意不够。不好不省如何基本改变面貌？大话不必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喜功变为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无功而还。
孙行者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猴子反教条主义，戴了金箍咒，就剩了一半。猪八戒一辈子都自由主义，有点修正主义，动不动就想退党，不过那个党不是一个好党，是第二国际，应该退党。唐僧是伯恩斯坦。
△高潮为什么会来，这是有历史的：（一）从前有过高潮（一九五五——一九五六下半年），有了经验。（二）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来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人们。有比较，有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两个高潮，一个“反冒进”。（三）为什么又高起来呢？鉴于“反冒进”不好。
△现在躭心又会不会“反冒进”，这么大的劲头，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势必影响上层建筑，那时议论又会出来（“还是我的对”）。民主人士、富裕中农、党内民主人士，就有不少在那里等着看我们垮台。又要刮风。党内中间偏右、观潮派，“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此时要和地、县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几化完不成怎么办？
△一曰好大喜功。打蒋、反右、灭资、五年计划，都是好大喜功，难道还是好小喜败？二曰急功近利。大禹惜寸阴，我辈惜分阳。刘琨、祖逖闻鸡起舞，诸葛亮“不靖中原，誓不回师”。这不是急功近利吗？古人多得很。现在三包、定额、计件工资，这不是急功近利吗？三曰鄙视既往。就是要轻视过去。难道过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西藏的奴隶制度不应轻视吗？伯达说：厚今薄古。四曰迷信将来。苦战多少年，没有将来有什么意义。
△要注意储蓄粮食。今年如丰收，还是维持去年口粮。南方五百斤，北方三百六十斤，国家只买这么多（八百七十五亿斤）。多余的存在合作社，使农民看得见粮。一不上天，二不入地，三不到外国。苦战三年，还是五百斤，三百六十斤。
△做一段，休息一天，劳逸结合，有节奏，波浪式前进，很必要。指挥劳动大军，两个战役之间要休息一下，连续作战是由战役组成的。
干一个时期，专门休息一下，悠哉游哉。成都会议解决了这个问题。
技术革命是被逼出来的。世界上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整风，打倒帝国主义，不是逼出来的？孔明的木牛流马也是逼出来的。一个对立物，把你一逼就逼出来了。
△大鸣大放，干部我压服你，我打通你，世界观基本改变了。过去人是两只脚的猪，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说是人民，讲得好听，事实上多多少少是这样。做了官都有那么点官架子。
从古以来，不听个人的话，只听空气的话。斯大林在世好像什么都好，死了什么都坏。
凡是乱得厉害（的地方），问题就接近解决。让闹，闹够，你们总是不通，一不让闹，二不让闹够。
△特大灾害要向群众讲一讲，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没有办法。
对群众是说服还是压服？我们从红军开始，几十年来总是要说服。不要压服。为什么解放以来，忽然来了一股风，只要压服，不要说服。只说压服地主，没有说压服群众。国民党是压服，我们也压服，与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呢？蒋介石反共还讲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为什么我们不讲政治？
△农民瞒产可以原谅，他是没有看清前途，但不能提倡。如果像现在这样搞法，增产七百亿到一千亿斤，我们国家一年征购只八百多亿，这就等于不要征购了。他们何必再瞒产。到那时，全国粮食总产量就有四千多亿，即使多购一点，他们也不伤心。瞒产的原因主要是干部带头和粮食不足。今后要把底告诉农民，把全国总账告诉他，你再增产，国家也只要这么多。今后征购以后的余粮也保存在乡社。
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利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会上当；不相信，就会丧失信心。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都要好好检查，校对清楚（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
要有观点指挥材料，不要材料把观点淹没了。要学会用政治带业务，先讲政治面貌（观点、思想），然后谈工作面貌，不能倾盆大雨，而是要毛毛雨（有些人一讲两三天，少则三个钟头）。不要企图把所有的观点都拿出来，这样人们接受不了。一个时候给人家几个观点叫宣传，一个时候给人家一个观点叫鼓动。又说政治水平很高，谈起来就是数目字。不谈政治，政治都没有，哪里有水平，政治与数字是官兵关系，政治是元帅。
干群关系，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承认的问题，只有我国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的态度。列宁专门下乡，下厂，接近群众，发动群众，特别是对官僚主义者骂得很凶。整风没有内外夹攻是整不好的。
经过大鸣大放后。看起来政治上是扎稳了根。如这次“双反”、大鸣大放，干部和群众不仅敢放，而且放得健康。干部、人民都有了经验，知道什么应该反对，什么应该拥护，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敌我矛盾，对什么人应采取什么态度。
所谓稳妥可靠，结果是又不稳妥，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这样稳，会出大祸。对稳妥派，有个办法，到了一定时候就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这一派人数可能比较多，想看一看，如果来一个灾荒，他们还是要喊的：“看你跃吧！”“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
△毛主席指示：整风是纲，整风挂帅，生产是中心，带动其他工作。
△（在湖南×××汇报《群众的变化》问题时，谈到社会风气大变，农民安心在农村了）毛主席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如果许多人长期不安心农村要亡国的。这是非常好的新气象，应该非常注意。
△（在湖南汇报到干部普遍种试验田时）毛主席说：“这是全国普遍现象，在大跃进的面前，不仅要有干劲，而且要增加措施，空气要压得很紧。组织大检查的工作措施。这是很好的工作方法，各省、地、县都要组织检查团去基层检查。今年是个非常年，今年好好看一年，以后胆子就大了。因此要很好组织大检查。各地要检查几次，检查很好。没有检查的要补上这一课。
△（在各地汇报抓水、肥、土的措施时）毛主席说：“这个问题还要研究。水利各省搞的也很多，特别是安徽搞了水利规划，搞了水网。
究竟什么肥（人畜、土肥、堆肥、绿肥），什么肥各占多少，如果是土，那就有问题。虽然如此，比过去多得多了，这也是好的。
翻地是很重要的，值得各省注意，把土大大翻一遍就能增产很多，这个经验值得很好推广。
△（在汇报到生产高潮中，相当多的干部强调稳，不前不后走中间时）毛主席说：“这是党内的稳妥派，实际上是落后，要把这种人抓起来，办法是不断提出新任务、新口号，使他们永远赶不上，这就推动了他们，他们就不落后了。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下午四时五十分，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一）》
地点：中南海怀仁堂
我讲一讲破除迷信。
我们有些同志有几“怕”。
怕教授，怕资产阶级教授。整风以后，最近几个月，慢慢地不太怕了。有些同志，如柯庆施同志，接受了复旦大学的聘书当教授，这是不怕教授的一种表现。
另外一种怕，是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房子里，要搭很长的梯子才上得去。于是乎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这种怕，是否需要？是否妥当？在成都会议上我谈过对马克思也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只是那里头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很多东西给我们看，我们不一定都要看完。×××同志在不在？（答：在）你看完了没有？你看完了，你上到楼上去了，我没看完，还在楼底下。我们没有看完他的著作，都是楼下人。但不怕，马克思主义那么多东西，时间不够，不一定都要读完，读几份基本的东西也就可以了。我们实际做的，许多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二月、十月中国革命成功了，理论上就不能没有反映。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现在不高，但不要怕，可以努力。我们要努力。我们可以造楼梯，而且可以造升降机。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宣传他们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非圣则违法”，反对圣人，就是违犯“宪法”。对外国人说我不行，对孔夫子说我不行，这是什么道理？
我问我身边的同志：“我们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摇摇头说：“是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我们，不也是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地上，同时，又住在天上。
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指主席身边的同志），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我们是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是“神仙”呢？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不把我们看成是神仙吗？
中国人算不算洋人？大家说，外国人才算洋人，我们不算洋人。我说不对，我们叫外国人叫洋人，在外国人看来，我们不也是洋人吗？
有一种微生物叫做细菌。我看细菌虽小，但是，在某一点上，它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它干劲十足，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目中无人，天不怕，地不怕。它要吃人，不管你有多大，即使你有八十多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
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这些发明家在后来变成了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普遍规律？不能肯定，还是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
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成了名。当然不能全盘否定一切名家，有的也有例外。
年轻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战国的时候，秦国有个甘罗。甘罗十二岁为丞相，他才是个“红领巾”。他的祖父甘茂没有主意，他却有主意，他到赵国解决了一个问题。
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调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学家。他写了几十篇作品，留下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刘邦的年纪比较大。项羽起兵的时候只有廿四岁，三年到咸阳。霸王别姬的时候，应该还是年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韩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胯下之辱”。
孔夫子当初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吹鼓手，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和我们现在一个县官差不多，他那个“司法部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县政府的司法科长。他还当过“会计”，做过管钱的小官，可是他却学会了许多本领。
颜渊是孔子的徒弟，他算个“二等圣人”，他死的时候，也只有三十二岁。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他只有十几、二十岁，他是印度当时一个被压迫民族的人。
红娘是个有名的人物，她是青年人，她是奴隶，她帮助张生做那样的事情，是违犯“婚姻法”的，她被拷打，可是她不屈服，反抗一过，还把老夫人责备一顿。你们说，究竟是红娘的学问好，还是老夫人学问好？是红娘是“发明家”，还是老夫人是“发明家”？
晋朝的荀灌娘是个十三岁的女孩子，顶多不过是“初中程度”，他到襄阳去搬救兵，你看她多大的本领？
唐朝的诗人李贺，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七岁。
唐太宗李世民起兵的时候只有十八岁，做皇帝的时候只有二十岁。
李贺、李世民都是贵族。
罗士信是山东人，也是二十四岁起兵，打仗很勇敢。
做《滕王阁序》的王勃，唐初四杰之一，他是一个年轻人。
宋朝的名将岳飞，死的时候才三十八岁。
范文澜同志你说对不对？你是历史学家，说的不对，你可以订正。
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壮年、老年的时候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年轻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写《共产党宣言》时才二十几岁。
列宁也是三十一岁（一九○三年）创造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周瑜、孔明都是年轻人，孔明二十七岁当军师。程普是老将，他不行，孙吴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作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瑜打了胜仗。有个黄盖，是我的老乡，湖南零陵人，他也在这个战役中立了功，我们老乡也不胜光荣之至。
晋朝的王弼，做《庄子》和《易经》的注解，他十八岁就是哲学家，他的祖父是王肃。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
发明安眠药的不是什么专家，据说是一个司药。我在一个小册子上看到的。他为了发明安眠药，在做实验的时候，几乎丧失生命。试验成功了，德国不赞成他，法国人把他接过去了，给他开庆祝会，给他出书。
盘尼西林——青霉素的发明是一个染匠，因为他女儿害病，无钱进医院，就在染缸边抓了一把土，用什么东西和了和，吃了就好了。后来经过化验，这里头有一种东西，就是盘尼西林。
达尔文，大发明家，他也是个青年人，研究生物学，到处跑，南北美洲、亚洲都跑到了，就是没有到过上海。
最近的那个李政道，杨振宁也是年轻人。
郝建秀，全国人民代表，她在十八岁的时候，创造了先进的纺纱的办法。
作国歌的大音乐家聂耳，也是年轻人。
哪吒——托塔李天王李靖的儿子，也是年轻人，他的本领可不小嘛！
南北朝的兰陵王也是年轻人，他很会打仗。
现在许多的优秀的乡干部，社干部都是年轻人。……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要说明，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作，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作。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
我们现在的方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
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认为搞工业“不容易”呀，总之，认为搞工业有很大的迷信。
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大概只要十几年的功夫，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变为工业国。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首先蔑视它，然后重视它。……
“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
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
……
不要大国沙文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是丑恶的行为，是低级趣味！
法门寺这个戏里有个角色叫贾桂，他是刘瑾的手下人，刘瑾是明朝太监，实际上是“内阁总理”，掌大权的人。有一次刘瑾叫贾桂坐下，贾桂说：我站惯了，不敢坐。这就是奴隶性。中国人当帝国主义的奴隶当久了，总不免要留一点尾巴。要割掉这个奴隶尾巴，要打倒贾桂的作风。
有两种谦虚，一种谦虚是庸俗的谦虚，一种是合乎实际的谦虚。
教条主义者照抄外国，是过分谦虚。你自己干什么？你就不动脑筋。中国古诗中有一种拟古诗，就是过分谦虚。自己没有独创风格，要去模拟别人。
修正主义者也是过分的谦虚。如铁托无非是照抄伯恩施坦，从资产阶级老爷那里搬点东西来。
教条主义是一国的无产阶级照抄另一国的无产阶级。有好的就抄好的，有不好的也抄了。这就不好。抄是要抄的，要抄的是精神，是本质，而不是皮毛。比方说，莫科斯宣言的九条共同纲领（“再论”说是五条，莫斯科宣言分成为九条）是各国的共同的东西，少一条也不行。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只是照抄，那就是过分的谦虚。非普遍真理，就不能照抄。就是国内的东西，也不能照抄。土地改革的时候，中央没有特别强调哪一个地方的经验，这就是怕照抄。现在工作当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人，抄了资产阶级，铁托抄伯恩施坦就是一例。
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应当的，一种是不应当的。列宁向第二国际标新立异，另插红旗，这是应当的。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要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要敢于插旗子，不让它有空白点。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要敢插敢拔。
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这是真理，到现在还是如此，我们先进，西欧落后。……
我们蔑视资产阶级，蔑视神仙，蔑视上帝。但是不能蔑视小国，蔑视自己的同志。
十五年之后，我们变成现代化，工业化，文化高的大强国。可能要翘尾巴，我们不要怕，现在就讲清楚。狗翘尾巴，不一定要打棍子，泼一瓢冷水就行了。我们有时候要浇一浇冷水的。
不正当的自信心，庸俗的自信心，虚伪的自信心，那是不允许的。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谦虚不叫谦虚，真正的谦虚是要合乎实际。比如说，我们见了外国人说，中国现在还是农业国，工业建设刚开始，……这就是实际，但外国人说我们谦虚。一般是合乎实际的。
也有谦虚低于实际，过分谦虚。一般的是合乎实际。
这种说法，类似鲁迅对于讽刺的说法。鲁迅说：用精练的或者有些夸张的笔墨写出真实的事物，就叫讽刺。……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林彪同志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干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希腊的辩证法，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文艺复兴。这是否定的否定。
中国也是如此。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这是辩证法。封建时代的经学，这是形而上学。现在又叫辩证法。
是不是？范文澜同志，你对这些很熟悉。
我看，十五年后尾巴肯定要翘起来，要出大国沙文主义。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不怕，难道就怕变成大国沙文主义而就不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吗？即使将来出现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的。有一种正确的东西代替大国沙文主义的，有什么可怕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全部的人都变成大国沙文主义。
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部分的形而上学，现在的辩证法，也是否定的否定。
斯大林不完全是形而上学，他懂得辩证法，但不甚懂得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这是客观存在的。设置对立面很重要。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如我们对右派，让他放，让他讲，这是有计划地这样做，目的是要设对立面。整右派以后，有的同志忽视整改，又强调大字报搞双反，这样设置了对立面，出了一亿张大字报，逼得非改不可。
设对立面不是说客观不存在而设置。所谓对立面，是要客观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我讲完了，这个题目叫做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马克思。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二）》
一、国际形势
讲讲卫星上天吧。上天是好的。这个卫星比第二个大一倍以上，几个月以后；一年、二年、几年以后，也许再搞大一点的，两千公斤的。我在莫斯科议会上讲搞五万公斤的，搞到五千公斤只是十分之一。突破这一关就可以搞两万到三万公斤，这是很大的好事。
资本主义世界现在乱子很多，我们这个世界现在乱子比较少，我们团结巩固，南斯拉夫不在我们阵营，它不算，不是我们不要，是他自己不干。我们阵营十二个国家形势很好，形势从来就是好，没有那一天不好过，不过有时天上有些乌云，有人认为我们不行，人家行，我说我们行。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了十条证据，证明我们从来就行。蒋介石在南京，我们在延安，究竟那个行？那时延安只有七千人，还包括郊区在内，南京那么大，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在蒋介石手里，他们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只有几十万游击队，从来就是小的战胜大的，弱的战胜强的，小的弱的有生命力，大的强的没有生命力，总的形势很好，希特勒、蒋介石、美帝国主义不在话下，我们从来把美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美帝国主义可惜只有一个，再有十个也不在话下，迟早它是要灭亡的。
日本人在北京和我说：“很惭愧，过去打过你们。”我说，你们做了好事。正因为有了你们的侵略，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使我们团结起来，领导全国人民，打走了你们，到了北京。我们在延安时说，那一年才看到梅兰芳程砚秋的戏，有的人怕这一辈子看不到，可是我们看到了，革命形势发展的很快，七年来全国团结，就推翻了蒋介石，现在又要团结起来建设。七大有个纲领，这次会议也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也有个共同纲领，全党一致制定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是全国人民的总路线，全党团结，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这是国内形势。
国际上乱子很多，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世界不太平，法国、阿尔及利亚、拉丁美洲、印尼、黎巴嫩乱子都出在资本主义世界，但我们都有关系，凡是反帝国主义的东西，都对我们有利，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他们压迫印尼、黎巴嫩、拉丁美洲，还争夺阿尔及利亚（不详讲，看材料）。总而言之，有时似乎形势不好，天上有乌云，这种时候我们要有远见，不要被暂时的现象所迷惑，不要被暂时的黑暗所迷惑，以为我们就不好了，就觉得世界不好了，要倒霉了，没那个事！我们过去最不好的那一段是万里长征，前堵后追，军队少了，只剩下一点点，地方小了，党也小了，十个指头剩下了一个，那样的困难都克服了，得到了锻炼。以后机会来了，又发展了，又由一个指头发展到十个指头，一直发展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全国的胜利。苏共党史第一章第一页就讲到由小到大的辩证法，苏共由几个人开始的小组，发展成为苏维埃联邦的大党。他们当时一支枪也没有，而他们的敌人先是沙皇，后来是克伦斯基政府，都是全付武装的，是全付武装强，还是手无寸铁强？你说那个强，我说手无寸铁的人强。最后是谁战胜谁？我们党的情况也是一样。一九二一年我党成立，只有几十个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的十二个代表，董老就有你呀！你参加了吧！参加这次大会的周佛海是个“好同志”（笑声）。有个陈公博又是个“好同志”（笑声），陈独秀没有到会，因为他有威望，选他当总书记，可是他不成材，他不成器，他是伯恩斯坦主义，民主革命他干，是激进派，社会主义他不懂，他不懂不断革命，犯了错误，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我们经过了多少困难！有一段万里长征，还有一段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四中全会在上海开，没有几个人了，危机存亡，党在分裂。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也是党在分裂，党经过的分裂，以后又团结。张国焘跑了，党恢复了团结，后来在延安，蒋介石和日本包围我们，将我们分割成十几块根据地，那样困难的局面，到底延安强些还是南京强些？我们强些还是蒋介石强些？现在证明是我们强，不然为什么现在我们能在怀仁堂开会呢？他为什么跑到台湾呢？是谁胜利？
中国是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讲到国际形势就要讲中国，举中国例子，就证明劳动人民被压迫者有生命力。现在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同盟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的同盟军。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在它们后方有我们的同盟军，我们绕到帝国主义后方来了。列宁说：“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欧洲、英、法、意、西德、比利时、葡萄牙都落后了，美国也落后了。你看他们先进我们先进？斯大林懂得这一点，一九四九年六月×××率领我党代表团到苏联，斯大林在宴会上举杯祝贺中国将来要超过苏联，×××同志说：“这杯酒我们不能喝，你是先生嘛，我们是学生，我们赶上你，你又前进了。”斯大林说：“不对，学生不超过先生，那还算什么好学生，一定要喝。”僵了一二十分钟，最后×××同志还是喝了。先生教了学生，学生赶不上先生就不争气。这说明不仅列宁，连斯大林也看出了先进的东方。师高弟子强。我们不要狂妄，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也不要有自卑感，妄自菲薄。要破除迷信，把自己放到恰当的地位。应当敢想、敢说、敢做，基础是马列主义。铁托也敢想、敢说、敢做，但他的基础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列主义。我们的基础是马列主义，因此我们是正确的，所以敢想、敢说、敢做是不会出乱子的。
二、国内形势
讲讲国内问题。国内问题还是一个农民同盟军问题。中国革命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工人阶级假如没有农民同盟军，就不能得到解放，就不能建设强大的国家．解放前。我国工人阶级数目只有四百万人（手工业除外），现在有一千二百万人，增加了两倍。连家属在内不过四千万左右。而农民则有五亿多，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不很清楚，在农村混几十年也不清楚。一九五六年为什么犯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原因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对农民思想情绪不太懂，因此就没有根，风浪一来就容易动摇。一九五六年我们出了一本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书，搜集了各省、自治区一百九十几个合作社的资料，那一省都有几篇文章，只有西藏没有。其实不需要那么多。有一个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资料就差不多了。另外冀中有个穷棒子社，中农跑了，只剩下三户贫农不散，他们还是坚持下去。这三户指出了五亿农民的方向，每个省都有许多合作社增了产，一增产就是一倍，几倍，你还不相信吗？农业四十条一定能实现你还不相信吗？我看是能够实现的。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不相信的人相当多，所谓观潮派很多，从中央到各级都有那种人。现在还有×××说的秋后算账派，不去找积极因素，只找消极因素。听几个干部说农村不大妙，三四个人往耳朵内一吹，说合作社不好，眼前一片黑，农民吃不饱，说什么不增产，无余粮等。家里人写信为了要钱就说得很厉害，写得苦一点，说什么粮油布都没有了。不然你就不寄钱。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粮油布都没有了？柯庆施同志给我讲过，在江苏做过一次统计，一九五五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百分之三十闹得最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是些什么成分呢，这些干部的成分都是富裕中农，或者先是贫农，下中农，后来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所谓喊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苦。富裕中农想存粮，不想拿出粮来，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下边这样叫，地、省、中央一级没有人喊吗？没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农村的影响吗？问题是你站在那个立场上看问题。是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立场上看问题呢？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立场上看问题。
现在比较好些，农村有了大跃进。经过整风，反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一部分管理工作，城乡政治空气变了，农业“悲观论”，“没希望”、“四十条不能实现”，可以说一扫而光了。但是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这部分人还没有扫光，所以还要注意工作。谭××报告中提到要防止华而不实，浮而不深，粗而不细。这些话是江苏提出的。就是说要看出自己的缺点，十个指头，九个指头是光明的，一个指头是阴暗面。华者花也，不要只开花不结果。粗而不细，张飞粗中有细，我们就当张飞，要粗中有细，不要华而不实。粗而不细，以免秋后达不到指标的要求。各行业各部门同志们都要注意，不论什么工作，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写小说…等工作都要注意。
国内形势很好，是一片光明。过去思想不统一，包括多快好省在内，没有信心。多快好省是讲工业、农业、交通各项工作，基本问题是农业，是对四十条的问题。现在信心高了。是由于农业生产大跃进．农业跃进压迫工业，使工业赶上去，一齐跃进，推动了整个工作。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五年、七年、究竟几年地方工业的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产值。各省就进行规划．这个纲一提起来，一月不算，二、三、四、只有三个月，省、县、乡的地方工业就蓬蓬勃勃搞起来了。现在许多同志都了解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中央有些同志不大了解．经过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四，五、六几个月，现在解决了。去年六月。恩来同志往人代去上的报告很好，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那篇文章很可再看一下。那时问题真正解决了。深刻了解还在以后。
现在中央规定中央负责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解剖几个麻雀，几个工厂，几个合作社。把根扎在人民群众身上，把人民群众的根扎在脑子里面，不然总不深。感谢河南长葛县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一年把一百二十万亩地全部深翻一遍，深翻一尺五，争取亩产几百斤。这就提出一个新问题，各县是否都能做到。河南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就可以了吧？五年总可以再翻一次吧？我看五年总可以，他们第二个五年计划把全县所有的地都翻一遍。没有好工具就用长葛县那样的工具，用他们那种办法。他们的办法是。先把熟土翻在一边，然后把肥料施在生土上，再用铁锹把二层生土翻开，与肥料搅拌，打碎坷拉后仍放在下层不动，挨着翻第二行，把第二行熟土翻在第一行生士上，依次翻下去，表层土不变。这是个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增产的措施，土壤应当放在前边，土、肥、水、种秄，还有密植，要单列一项，要合理密植。广东一亩要搞三万垛，每垛插三根秧，每根秧发三根苗，结二十七万个穗，每穗平均六十粒，共一千六百二十万粒。两万粒一斤，一亩八百斤。亩产八百斤不就算出来了吗？北方的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大豆等都可以这样算一算。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气和阳光。现在不是反浪费吗？就应该把空气和阳光的浪费也反掉。阳光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你们都不利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被植物吸收变成碳水化合物，经过光合作用，制造植物需要的东西，碳水化合物等于二氧化碳加阳光。粮食是热能储藏库，每个结构都是个小水库。这扯远了，主要是讲扎根串连，研究几个合作社，几个工厂，串连搞几个连队，教育搞几个学校，商业搞几个商店不要多了，总之各行各业都是要搞几个，抓几只麻雀，然后才有深刻的印象。要尊重唯物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为什么要尊重唯物论？世界现、方法论、认识论、这三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生下来就有？还是实践之后才有，人的思想不是天赋的，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看见狗，看见人、小孩、树木、马、石头等概念，概念初步形成之后，才可以推理和判断。问三岁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就是小孩的判断。妈妈是个别的，入是一般的，这里面有同一性。这个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的统一，这就是辩证法。所以说三岁小孩就懂得矛盾统一，懂得辩证法。我们的思想只能由客观世界刺激感官而形成，是客观实践所形成。概念是从那里来的？是客观世界来的。现在的多快好省的概念是积累了许多经验才形成的，中国的经验，苏联的经验，根据地的经验，几年建设的经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也是非要不可的没有这个不行。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党，没有干劲，干劲不足就不好办事。上游当然要争，力争到四川，不争下游，下游是江西。这是借自然地理来谈问题。要向先进看齐……。
我们的同志要和群众联系，要真正懂得群众的感情，要使群众的感情深入到我们脑筋中来，群众的感情不深入我们的脑子，就容易动摇。深入了，工作上有问题，就有办法对付了。过去我们打仗也常遇到困难，到半夜十二点还无办法，睡一觉第二天办法就出来了。经常有困难的事，不容易的事。孙中山积四十年的经验，我们是积了几十年的经验，深知凡遇到困难的事就和群众商量一下、睡一觉，开个会，就可以解决问题。现在没有问题，没有困难吗？不要为一时的黑暗所吓倒。我们经常有两个因素，一是光明，一是黑暗。现在河北北部就干旱不下雨，你说河北同志不发愁？他们去年搞四十亿斤，今年搞八十亿斤，就是早也要增产五十亿到六十亿斤。国内形势很好，有黑暗不要怕，有两个侧面，光明和黑暗。犯过错误的同志，去年六月就了解了，现在更深刻地了解了。还有很多“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也不怕，多讲些道理，要好好说服他们，摆一摆国际国内形势进行教育。
三、除四害
讲个除四害。除四害好不好？我很感兴趣。《参考消息》说印度人也感兴趣，也想除四害。他们有猴子一害，吃很多粮食，谁也不敢打，说它是神。
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不提这个口号，是否就不电气化？一样的电气化，而且化的更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一一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一一群众呢，在这里缺乏辩证法。斯大林对辩证法有时懂，有时不懂。这点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过。
我们的口号，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我看我们的口号高明一些。应当高明些。因为先生教出学生，学生应当比先生强，青出于兰而胜于兰。后来居上。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他“干部决定一切”，我们要干部么！他“技术决定一切”，我们要技术么！他“苏维埃加电气化”，我们要共产主义么，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以提前到来。苏联的老底子在一九一三年时是四百万吨钢。那是在辛亥革命后两年。十月革命时工人四百万，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年三年内战不算，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到一九四○年，一九四一年六月，共计二十年加半年，他们搞到一千八百万吨钢。德苏战争一九四一年六月开始，就拿这点钢打败了希特勒。苏联二十年加半年比老底子增加一千四百万吨钢。我们不要这么多时间，我们有苏联的帮助。有六亿人口，有苏联四十年经验。从他那里学，但是对的我们就学，不对的不学。几千万吨钢我兴趣不大。一九六二年我们三千万吨，一说三千五百万吨，还有一说四千万吨。八年加五年十三年。我们老底子不是四百万吨，只有九十万吨。这些钢主要是日本人搞的。其次是蒋委员长。蒋介石实在不高明，他搞了二十年加满清张之洞的老底子才搞了四万吨，蒋介石不灭亡实在无理。苏联从四百万吨钢，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我们十三年不是增加一千四百万吨，而是三千万吨。所以说事在人为。六亿人口加苏联经验。几个并举，群众路线，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列宁讲党群关系讲的很好，斯大林这方面不会讲。列宁讲不管多大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十三年三千万吨可能超过，数字不着急。总而言之，大大超过。为什么？六亿人口，群众路线，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我们发展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大家敢想、敢说、敢做。落后阶层也都发动起来了。富裕中农、贫农、工人中一部分落后的人也起来了。
做事要有紧张有休整。常常紧张不好。又紧张又松弛，太紧了也不行。河北、河南大办又红又专的学校，这很好。可是大家太累了。上课时有人打瞌睡，先生也累了。但不敢打瞌睡，硬挺着。太累了不行，总要有几天休息。我们要有张有弛。“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文王武王人家是圣人啊！尚且不能，我们能行吗？
有紧张，有松弛，有团结有斗争。只有团结没有斗争不行。斗争是为了团结，大中小结合，有张有弛，有民主有集中，那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要斗争。但目的是为了团结，不是不叫革命。阿Q最伤心的事是不准他革命。不帮助人家改过，一味批评不好。一斗二帮，要有好心，没有好心，居心不良可不好，无非是打倒你我来。多一个人好。少一个人好，人多一点好，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辩证法应该在中国得到发展，别的地方我们不管，中国由我们管。我们这一套比较合乎辩证法。比较合乎列宁。不太合乎斯大林。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合乎生产力的发展，否认矛盾，他死前写了一篇文章否定了自己．说完全适合不是没有矛盾．处理不好也可能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斯大林没有辩证法，有，有几成，有迷信．有片面。但也依他的方法建成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敌人，有五千万吨钢，今年可能到五千五百万吨。三个卫星上了天，那是一种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别的一种方法？都是搞社会主义。都是马列主义。比如经济斗争，我们釆用列宁的，而不采用斯大林的。斯大林在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革命后的政策是从上而下的和平政策，斯大林不搞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对东欧，北朝鲜和平土改，没有斗地主，没有反右。只是自上而下的对资本家。不斗争。我们有从上而下。但又加了一个从下而上的扎根串连阶级斗争．我们在“五反”中斗争了资产阶级。现在搞建设，我们搞群众运动，从上而下的要一点，如政府的命令指示、规章制度等等。但大量的要群众自己来搞，反对恩赐观点，和平土改，东欧和朝鲜的办法，我们不要恩赐观点和平土改。没有阶级斗争。没斗地主，没斗资本家。路线不对，遗害无穷。
为什么我们比苏联的建设速度要快？四十年他们搞五千万吨钢．我们可能只要十五年就行，从今年超可能再要七年。王××提出一九六二年四千万吨。很有可能六三年达到五千万吨以上。是否如此，请大家想一想。讲十大关系时讲过。可否比苏联快一些？因为我们条件不同，六亿人口。苏联走过的道路。苏联的技术援助，应当比苏联发展得快一些。我们将十月革命的传统、列宁的群众路线加以发挥，依靠群众。农村依靠贫农，不过他没有这句话。
昨天有一位同志说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某个人就指着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的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类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就跟。合作化我们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找先进的。那个好，真理在那。就跟。不要跟某某人。胡里胡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
我们同志对十个指头。往往搞不清。一出事忘了十个指头．劳动人民内部矛盾。劳动人民犯错误总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同志犯错误也是如此。我这不是讲，古大存李世农、×××、陈再励、李峰、吴芝圃同志发言很好。安徽发言为什么不讲李世农，浙江讲沙文汉也讲少了。要献宝。让大家见识见识．为啥不讲．他们这些人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沙文汉是十个黑指头，陈再励也是十个指头都黑了...李世农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干净。现在讲的是在大风大浪中有动摇的人，这些同志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问题。现在又看清楚了。他们与这些人不同。要团结所有这些人。要保护这些干部。要坚决保护各级积极分子，虽然有错误，但他们积极．他们怕大鸣大放。怕下不来台。坚决保护就下台了。他们的错误只是十分之一，在整风中要坚决保护这些干部．青岛会议文件上就讲了保护干部的问题。以前也讲过，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个别例外。资产阶级中间派，中中是五个指头（五个指头是资本主义，五个指头是社会主义）。中左是六个到七个好指头，中右是六个到七个黑指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脑筋一下于洗不干净。需要几次反复。资产阶级还会反复，大的没有，小的可能……无产阶级也会起风浪，在十二级台风面前，我们有些同志还会动摇的。但有了去年一年的经验，全党经历了一次锻炼。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去年那么大的风，我们的船没有翻。有人说《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写早了一点，也不早。再下去有些左派也要烂掉。实际上去年十二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了十几万右派，占全国三十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们还是猖狂进攻。你说章罗划了右派就不能进攻吗？他照样进攻。只要温度适宜，达到三十七度到三十八度，那些东西照样会放出来的。
不要忘记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就是忘了这个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要从中吸取教训。
四、准备最后灾难
现在讲点黑暗，要准备火灾大难。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战争疯子甩原子弹怎么办？甩就甩吧？战争贩子存在一天，就有这个可能。还要准备党搞的不好，要分裂。我们搞的好，不会分裂，搞得不好也会分为二。现在这样搞不会吧？但在某种情况下不能说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我和××说过我们有分歧，对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都谈过，我们有些事，为大鸣大放你们也不一定赞成，有意见，但这都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在莫斯科和××××、×××、×××××谈话，我们有×××参加，单独谈，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和平过渡问题，公开场合不谈，法宝留一点，个别谈都谈了。谈斯大林欠我们的债，我们有一肚子气，气拿出来帝国主义就兴趣。什么气？两笔账，一王明路线。二不许革命。王明路线实际是斯大林路线。抗战时、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如此。以后不许我们革命，不准打内战。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劝蒋介石、斯大林劝我，说打内战我们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说的过分。怎么毁灭呢？有那么容易？打原子仗，我们死一半还有三亿人口。在十二日会议上讲，气不多了，什么事我不讲。
战争与和平，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现在争取和平的可能性比过去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比过去大，和平的可能性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苏联强大，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强大的同盟军，西方国家不稳定，工人阶级不愿打仗，资产阶级一部分人也不愿打仗，美国人也不愿打仗，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但也有战争的可能性，要准备有疯子。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现在打原子战，时间会缩短，不要四年，只三年就可以了。要准备，真正打怎么办？要讲讲这个问题，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既有可能打世界大战，就要准备，不能睡觉。打起来也不要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汉武帝时五千万人口，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只剩下一千多万，一打几十年，连连续续几百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宋、齐、梁、陈。唐朝人口开始是两千万。以后到唐明皇时又达到五千万，安禄山反了，分为五代十国，一两百年，一直到宋朝才统一，又剩下千把万。这个道理我和×××讲过，我说现代武器不如中国关云长的大刀厉害，他不信，两次世界大战死人并不多，第一次死一千万，第二次死两千万，我们一死就是四千万。你看那些大刀破坏性多大呀。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口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假如党分裂，就会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有人和×××高岗一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不平衡，当然最后还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你们要注意一下．中央委员更要注意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要跌跟头。××××不让××××革命，他不看中国小说，未看过阿Q正传。你们看过阿Q正传没有？这是本好书，没看的要看。高岗不准中央个别同志有个别缺点，不准革命。××××他们把一个指头的缺点说成十个指头，闹分裂，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凡不顾全大局闹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罗章龙、张国焘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闹分裂，搞分裂是不对的，只有一种分裂是可以的。像第二国际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投帝国主义战争的票，列宁才和他们决裂。在以前，列宁和他们有斗争，但不决裂。我们要作合法斗争，来争取多数，不要搞分裂，不顾大局。山东的李峰，广东的古大存，冯白驹（比古好些，有进步），……古大存、李世农、沙文汉是闹分裂的问题，广西陈再励也是，冯白驹稍好一点。他们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新疆也有一批干部闹分裂，不是各民族团结起来，而是要分裂出去。西兰也有人在闹。想分裂，不想合作。闹分裂的人都是会失败的。
我们是要调动六亿人民的力量，连右派我们都要做工作。分化他们。你们开了右派分子会议没有？使右派中有十个人有七个人改好，经过十年八年改好了。会站到我们方面来，摘掉右派帽子。再三五年再坏。再给他戴上。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三）》
（一）再讲破除迷信。
第一机械部发了一个材料，不知印发了没有？搞了四十一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都是比较穷苦的。其中只有七个是工程师，比较有社会地位的，其他都是贫苦的，或工人出身。农民出身的。如瓦特就是工人。这批材料很有用处，已经印发给同志们，希望各部门都搞一下这种材料。这个材料是从十八世纪搞起的。是一百多年的事。一百多年也好，二百多年也好。无论从何时搞起，对破坏迷信很有好处，对我们很有帮助，可以帮助我们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工农、小知识分子有自卑感，可以破除。上回来讲农林水（工业交通）、卫生应该加上。农林水，政法文教，卫生各部门，都可搞这方面的材料。
（二）再讲讲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一些人，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不是平等待人，靠老资格吃饭，特别是做了大官的，靠做大官吃饭，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提出这个问题，要靠大多数人做到这一点，事情就好办了。过去好多官僚主义者，不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你是我管的”。就靠这个吃饭，妨害创造性的发展。要破除这种东西，在大部分人中扫除官气。只看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他是挑大粪的，挖煤的，扫大街的，贫穷的农民，真理在谁手里，就服从谁。官做的再大，真理不在他手里，就没有理由服从他。多数人扫掉了官气，剩下少数人就孤立了，就不敢作怪了。应该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不是高级趣味。不是共产主义精神。相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才是高级趣味。这样一来，我们所要防止的大国沙文主义就可能防止。如果全党大多数。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谦虚（科学谦虚）。就可以防止．出了也不可怕。
（三）再讲一个外行领导内行问题。
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过去右派提出了这个问题。闹得天翻地覆，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是否可以这样讲呢7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处于被动地位。过去报纸在这个问题上，对右派的批判不系统，讲的不透。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因为人人是内行，人人是外行。世界上一万个行业，一万行科学技术。每人只精通一行。如梅兰芳会唱戏，但只会青衣。而旦角就是青衣、花旦，老旦就不如李多奎。此外还有其他角色，老生、小生……。一万行里头每人只精一行。所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可能成为内行，但是人人又是外行，对九千九百九十九行是外行。一个人精通两三行或四五行，就很厉害了。就算十八般武艺俱全，和薛仁贵一样，对一万行是九千九百八十二行是外行，隔行如隔山，内行少，外行多，岂不是人人是外行7做领导工作，除了本行外，对其他行业也应当知道些、摸一摸，略熟一门，有点常识是必要的。如做党的工作的，熟悉工业，农业等是必要的。但要熟悉多是不可能的。我就只会坐飞机，不会开飞机。中学有十几门科学，大学就更多。许多事情是由业余转化的。如孙中山，开始是被人看不起的，当个小医生。二十岁搞革命是不合法的，开始当医生他是内行，搞政治是副业，后来搞革命．政治转化为正业，不行医了，医又是副业，甚至不干了，变成外行了。但是，这时可以管医生了。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研究一下。因为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看我们不起，我们有些人也看不起自己，硬说外行领导内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驳他。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如梅兰芳叫他当总统就不行，他只会唱戏。
（四）再讲一个插红旗，辨风向的问题。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插什么旗子？插红旗还是插白旗？除了南北极，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要插旗子的，从南极到北极都是要插旗子，现在南北极也在插旗子，美国插了，苏联也插了。可惜我们还未去。北极南极都没去。将来有一天我们也开一只船到南极北极去一趟。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的，不是红旗子，就是白旗子，或者还有灰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去年五六月间，机关、学校、工厂、某些合作社，究竟插什么旗，右派和我们双方都在争夺，资产阶级要插白的，我们要插红的。现在还有少数落后的工厂或工厂的一个车间，合作社，学校，连队或其中的一部分，那里插的什么旗子？不是白旗就是灰旗。我们要到那里走一走，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走，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宇报，把红旗插起来。一个生产队也要有个旗子插起来。
庸俗的谦虚，就是不插红旗。不插红旗就是低级趣味，虚伪的谦虚。“闭口道士”，不吹吹搭搭，这种谦虚应当批判。有这社会舆论，奖励这种作风，不挺身而出，不敢想敢说敢作，这是从《儒林外史》那里学来的。为了插旗子，就要提高嗅觉，学会辨别风向，看刮什么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凤压倒东风。这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讲的。世界上总是分党派的。社会上的人总是分左、中、右三种，有的处在先进状态，有的处在中间状态或者落后状态。现在的任务，就是依靠先进分子争取中间状态的人，带动落后分子。要争取中间分子站到左边来，即插起红旗。右派插的白旗，是资产阶级的旗子，中间分子插的旗子是灰的白的。唐朝有个刘知机，说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才是才干，学是学问，识不是不是指知识，是指善于辨别风向。我特别请同志们注意的是“识”的问题，不讲前面两者，要善于识别风向，要有识别力。识别力有其极端的重要性，尽管有些人很有才，很有学问，但对识别风向很迟钝。斯大林讲，要有预见性。预见性是指的识别风向，未刮风，刮小风时就知道刮大风．站到看台上。什么东西看不到，是不好的。没有预见性，已经相当普遍存在了，还看不到，这种状态给右派可乘之机。你看不到，位置由他们占领，他就来了。
要驳右派，插红旗。随时随地，不要怕插红旗，凡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每一个山头、平原、村落，都要把红旗插起来，每小党委、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应把红旗插起来。哪里没有红旗，哪里就要插。现在许多地方并非都是红旗，参差不齐。有的刚刚插起红旗，过几年又不红了。又落后了，不红了。经常变化，这也是自然状态，旗子变了，就要换。
（五）讲一个红白喜事．上次讲对付可能的灾害，主娄是讲的战争和党内分裂，灾难有大、中、小。我讲的是大的战争分裂。
中国人把结婚叫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合起来叫红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是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孩子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母亲分数出三个、两个，一个小人出来。多子女的分裂出六个、七个，七个、八个，甚至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我不是不赞成节育，我是讲辩证法，是说新事物的发生，人的生产，这是喜事，是变化，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至于死亡，老百姓也叫喜事。一方面并追悼会，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另一方面是喜事。也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讲辩证法而又不赞成灭亡，是形而上学。有灾难，是社会现象。灾变，是宇宙根本的规律。生是突变，死也是突变。由生到死几十年的渐变。假如蒋介石死了。我们都会鼓掌。杜勒斯死了，我们没有掉眼泪。这是因为旧社会事物的灭亡是好事，大家都希望。新事物的产生是好事，新事物的灭亡当然不好。如一九零五举俄国革命的失败。南方我们根据地的丢失，等于现在的苗子被雹子和暴雨打掉，这当然不好，这就发生补苗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事物变化的，所以跃进，就是和过去不同……突变优于量变。没有质变，不可能突变。没有量变不行，否定量变就会冒险主义。平衡的破坏是跃进。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不平衡，大伤脑筋是好事。如一机部，冶金部，地质部等，日子不好过，大家压他．压得很紧，都要大大发展．这是好事。平衡，量变，团结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突变，不团结则是绝对的，永远的。许多不团结被克服成为团结。团结任务的提出。就是因为有不团结。一个人团结了，两个人就有不团结。我们党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各种出身的人。要常开会就团结。我们有南宁，成都会议作准备，有去冬今春水利积肥运动等。大跃进，城乡结合，工农业并举。中央地方工业并举，火中小结合。都出来了。所以年年讲团结，就是因为年年有不团结。每人想法不同．党员水平不同。就必须开会。常任代表制搞对了。过去没有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的制度。开别的会。现在每年开一次极好。不开会，想法不同。开会就把比较合理的意见采纳了，会上作出决议，作个报告发表出来，全国一致。这种会议。有些地委、县委书记参加。使我们的会更好了，他们讲了很多好的意见。
不仅年年要讲团结．每天都要讲团结。因为每天都有分裂。细胞分裂。新陈代谢。旧的不死．对小孩发育不利。新陈代谢是姓陈的走了，姓新的来了，姓新的把他赶出去了。不是赶陈伯达。老的作揖打躬。新的把旧的赶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事物都是变化的。没有不变的事物。现在有一百零二种元素，原来开头还没有这么多。是后来变化的，再过几万万年。就可能不是一百零二种了。可能是：百多种元素。事物是要变化的．要转化到他的反面。我们一千二百万党员，每天总有出党的，每天总有斗争，有受批评的．．湖北省有哥妹俩贴大字报，哥哥老资格有官气，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对待妹妹，妹妹请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只好贴，真理在妹妹手里，结果哥哥输了，妹妹赢了。可见学问少年纪小的比较有真理。浙江父亲儿子争论密植。儿子赞成，父亲反对，结果父亲输了，儿子赢了。这是一般规律。做父亲哥哥总是有相当危险就是了。比输了，也没大关系，出路一条，就是检讨投降。这就好了，团结起来了。无非是兄妹开荒，哥哥比输了。团结了，父亲和儿子比要不要密植结果父亲说：我服了你。向妹妹、儿子认输就是了。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免得危险。
我讲的是要防止不利于人民、不利于党的大灾难。如世界大战，党内分裂。像×××、高岗那样的分裂，我们党有四次分裂。一是陈独秀，二是罗章龙，三是张国焘，四是高岗。由中央，整下去了。王明三次“左倾”路线，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我们对他采取治病救人，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态度。容许他们继续工作。只要有党，新的分裂是可能有的。只要有党，就有可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的办法是团结一一批评一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党顶多百把年。也许几十年就要改变．大概到二十一世纪，现在到二十一世纪只有四十二年，世界会有很大的变化。四十二年要出多少煤、钢、电，十五年赶上美国。还有苏联赶过美国。我看苏联不要十五年。
这样讲大家可能不舒服。我就讲了才舒服。讲了大家有思想准备。南斯拉夫不是搞分裂吗？还有美国的福斯特。我们过去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搞分裂，最近有了丁玲，山东的李峰，广东的古大存，广西陈再励，安徽李世农，河南×××。青海孙作宾。新疆拉甫古也夫，浙江沙文汉……也搞分裂。北京政法系统垮了，文艺界人类灵魂工程师垮的更厉害。这些垮了有什么不好？世界上总是有分裂的。新陈代谢嘛，年年有分裂，月月有分裂，日日有分裂，像细胞死亡一样，年年有团结，月月有团结，日日有团结，像细胞生长一样。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和死亡的过程。情报局也没有了。现在可以用莫斯科会议的方式来代替，十二国相约，苏联为会议召集人，有事开会。新的方式出现了，订了一个内部协定，波兰不赞成公开发表，未公布。所以一、二、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
（六）设立对立面。设置对立面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本来存在的。如右派本来就存在。放不放是政策问题。我们决心放，大鸣大放，放出来作为对立面，发动人民起来与他辩论。与他对抗。把他搞下去。小学教员有很多右派，在三十万右派中有十万。三十万右派的对立面是存在的。放出来教育了六亿人民，对我们有利。
另外一种是自然界不存在的，带有物质条件。如修水坝，可以用人为的办法设对立面。抬高位置再让水流。使它有个落差，可以发电，可以行船。如开工厂。也是设置对立面。鞍钢是日本人修的，长春汽车厂是新的。是人工设置的对立面。自然界没有的，可以人为地造，但有物质基础。卫星上天是人为的。找到规律就上去了。
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现象，××××对苏联有帮助，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分裂对我们也有帮助。两次王明路线。内战时期三次“左”倾路线，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路线。教育了我们党。这许多对立面都有好处。当然，要是人为的造一个×××、陈独秀、高岗也难造，也不必要，只要有一定气候，他就由来，没有什么可怕，出来了是不是要替他们开庆祝会？我们不开。克服这种修正主义者，我们开庆祝会。这种事发生我们也有忧愁。至少，一个月总有件把事忧愁。
乐观主义是我们的主导方面。忧愁的也有。右派出来时，大家能不发愁？柯庆施是乐观主义者，右派进攻不着急，我就有点发急，着急就要想办法。如天天高兴，没有什么事。就会被右派打倒，这就要讲领导艺术。领导得好，分裂由坏事变成好事。早早预见到，也可以使之不发生，消患于未然。像锄草一样，农民有预见，农民积累多年的经验，深知禾苗生长的好，必须除杂草。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中，二、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不怕。在座的只有一千多人，经过我们团结更多的人。如一万、二万，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是能有预见性。搞好一点就不怕分裂．怕什么，怕也不行。世界大战我们要作准备，我们争取不打，但打也不怕。打了再建设。
我们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要允许他改正。除非到丁玲那种地步。潘××犯了路线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现在我们很团结，没有什么大事，中央地方都很好。经过整风。反冒进的问题现在搞清楚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扩大一点讲一讲为的是使大家自觉起来，有精神准备，引起大家注意，我们是乐观主义者。
昨天××讲民歌讲的很好。在座的一直到支部，每个乡可出一集。九万个乡出九万集。如果太多了，少出一点，一两万集也好，出万把集是必要的，不但新民歌还有老民歌，革命的，一般社会上流行的都要，办法是发纸，一个人发三张纸。不够，发五张，不会写就请哥哥、妹妹，不行，请柯庆施写，他是提倡教育文化，乡乡办大学的。我说工、农、兵、学、商、思，黑龙江把思想旗到第一位也好，思想悬实际的反映。以虚带实，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这就是“思、工、农、兵、学、商。”斯大林的两个口号缺乏辩证法，讲“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讲“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列宁游得好，“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是对的。苏维埃是政权，有了人民政府才有可能。如果北京是蒋介石政权，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开会。苏维埃是政治。电气化是技术。是动力，苏维埃和电气化结婚，政治和业务结婚，生的儿子就是共产主义。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但它俩结了婚，就会产生儿子，我们首先产一个七年超过英国，再有八年超过美国。第一个儿子叫超英，第二个儿子叫超美。
这两个月要抓一下，有的省委书记建议七月不开会，搞一九五八年计划，八月五日开会好，那时可决定农业的丰欠，开半个月二十天。再开三天散会。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八人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
写一个近三百年来的各种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写明其年龄，出身、简历等，看看是不是都是没有多少学问的人，各行业搞各行业的。
科学家华罗庚是个中学生。
苏联搞出人造卫星的齐奥尔科夫斯基。是一个不出名的中学教员。主要是教数学。搞卫星是他的付业，慢慢搞成了专业事。
当然。美国也有发明，但发明者不是杜勒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
一个人能发明什么，学问不一定好多，年龄也不一定大，只要方向是对的。二、三十岁敢于幻想，人学问多了，不行了。
白蚂蚁全世界没有办法．广东一个只读过中学的青年学生，想出了办法。
中国楚人卞和（即“和氏之璧”的卞和）得璞玉于楚山，献于厉王。被割左脚；又献于武王，被割右脚，文王就位时。第三次把璞玉于荆山之下。经过玉石匠割开，才识此玉。“完璧归赵”就是这个璧。
瓦特是个工人。
富兰克林是小报童。
种试验田要三结合一一领导、技术人员、老农（老工人）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
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就是贫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要用这些材料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自己起来创造。
我曾问过一些人，我们是不是在天上？算不算神仙？是不是洋人？大家答复都是否定的，他们就有迷信。
两次讲话，一是破除迷信，二是讲国际国内形势，第三是讲灾难。
国际形势总的说来是一片光明。但也可能有战争。
国内形势是和五亿农民的关系问题。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会胜利。列宁也是很强调工农民主专政。便农民半无产阶级觉悟起来，不断革命。有人以为要八十年发展资本主义，等待工人多了，农民觉悟了，才能搞社会主义。但实践证明，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不需要几十年的间歇。苏联二月革命，证明列宁是正确的。中国则更不同，我们有了几十年民主革命的经验，解放后的农民，精神振奋，农村半无产阶级三亿五千万人。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斤斗还是住农民问题上。不相信多快好省，首先是不相信四十条。不相信农业发展可以相当快。
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是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能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欧洲各国搞得更快，更好。中国工业化道路，大、中、小工业同时并举，不提和苏联比，实际上是和先生比。我们有两个生身父母。一个是国民党的社会，二是十月革命。群众路线，阶级斗争是学列宁的。对资产阶级彻底消灭（包括思想在内），但不没收。人不灭掉，斯大林不搞群众路线，搞恩赐观点，阶级斗争又过分了。
国内形势主要是农民问题：水、肥、土、种、密、深翻土，长葛县的办法是一个典型。
我主张重工业，冶金、机械、化学、煤炭、外贸都要讲一下。宁可迟一点闭会。
二十六个省、市、区，十三个发生问题。政法系统，文艺系统很乱，是全国性的。
两种：一种是右派分子。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犯路线错误的，允许革命。对于潘××、古大存，冯白驹，这次会议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义的。不处理也对。
有几个文件印一下。王明和库西宁的谈话，天津一个支书和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给主席的信。
天津支部书记很好，没有软下去。因为过去没有告诉那么多人，放不放，在那时是跟不上的。清华大学烂掉一个支部。
还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印一下，其中讲所有制基本解决就对了。但在相互关系即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没有解决，估计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是有点过分乐观，料不到还要搞这样的大革命。至于中国资产阶级，估计会有斗争，要用长期的斗争来肃清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深厚的影响。单独一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免不了的，在所有制基本解决以后必须另搞一次。这次这场革命，没有料到几个月就解决，整风提前也没有料到。当时的整风是由于形势逼着而来的。同资产阶级斗争是必然的，但“反冒进”也促出了右派的进攻。借右派之力来整风，我有自觉的。放出来再想办法，斗几下再说。青岛会议印成了一个材料。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很坚决。提出：共产党倒了怎么得了？
上面讲的是农民问题。城市人口百分之十五，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有些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等，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有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
工人一千二百万，加上家属只有几千万，无沦如何没有农民多。富裕农民不跟我们走的有几千万，经过大跃进后，反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有百分之五十，其中坚决的百分之二十。
选举有什么意见？头上不长角不好，多了也不好。牛角两只角，正好，四个就多了。候补选一批就平衡了，候补多几个也没有问题。
工农兵，农民有几亿。托派从来就骂我是“农民主义”。帝国主义也说我搞农民革命。中国工人阶级不抓农民，就坐不稳。列宁也强调农民问题，也是“农民主义”吗7我和欧洲同志谈；你们怎样？欧洲情况，除了农业工人以外，有自耕农（许多自己都有农业机械）对社会主义抵触大。同南美和印度同志谈，也是谈争取农民问题。要他们去研究一个农村。弄清阶级关系，解剖一个麻雀。落后有落后的好处。
大跃进不要太紧，红专学校学生上课都打瞌睡，这怎么行7中央苏区二次反围剿，两个星期打了五次仗，很少睡觉，但这只是一个短期的突击。要注意不要太紧，
协作区如何搞？是否定之否定。
大会后休息一天，再开两天会，每省一个，中央若干人参加就行了。
八月五日再开会，我们有两个整月的时间抓工业、商业、文敔、军队。现在就要准备和布置秋后的农业生产。
除四害，全民大动员，五岁的小孩都调动起来了。
各省党内出了问题的，要写一篇发言，有时间就讲，无时间就书面印发。这次会议的发言印一本丛书，事实上是自己评比，许多好经验非常丰富。
广东新会县商业工作搞得好，可以到那里开一次现场会议。
深翻学长葛县。一年不行，三、四、五年翻一次，总是可以的，增产一倍。
八亿人口，十亿也不怕。美国记者说，一百年后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很自然会节育。中国地势条件好，东边大海西边大山。
中国有自己的语言，如“共产主义”、“帝国主义”这两个词。苏联，美英等国的读音都是基本相同的，我们就和外国的读音完全不同。自从秦始皇以来，从来不把外国人放在眼里。过去谓枣秋之邦；到了满清末期，外国人打进来了。打怕了，都变了奴隶，感觉不行了。从前骄傲，现在又太谦虚，来个否定之否定。
明年一千一百万吨钢，世界就会震动。如果五年能达到四千万吨。可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上八年就能赶上美国。
中央一年抓四次，一次党代会。省抓六次，两次大检查，小抓四次。
看到农民瞒产我高兴。你多我也多，农民有，就等于我们有。
森林下放，地方包干。
竹子要大发展。北方不长竹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四）》
我们的大会是有成绩的，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总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一认真，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我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大，人民群众得到了解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建设有很大的发展，这样已经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前途。以前还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摆脱被动状态、落后状态。以前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地位。使人看不起，杜勒斯把我们看不在眼里。这和我们的情况不相称，其中也有道理，就是因为你虽然人口多，力量还没有表现出来，有一天赶上英国、美国，杜勒斯就得看上眼。确实有这个国家。我们的方针，这个客人暂不请。那时你找上门来。我们只好招待。过去几年，前年还看不清楚，还有人反总路线，多快好省的方针怀疑的人不少．这种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是客现存在。这许多人能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时怀疑的人、反对的人不少。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看不到。看到。要经过曲折才能看到，经过一个时期，看到的人就多了。道路总是曲折的。以后还会有曲折。大会制定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还要在客观实践中证明。过去有些已经证明了。过去三年是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前年高去年低，今年又高。有了这个变化，这个会就开好了。这次大家反映了人民的情绪、要求、干劲。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是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开始反映这一方面，前年十一月二中全会反映得不够。没有能够占上风。
一九五五年冬季。有两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反斯大林，发生了波匈事件。世界上出现了反苏反共高潮，影响了全世界，影响了我们党。国内没想到来了个反冒进。没料到这件事。成都会议上就说过。请到会的同志注意，将来还可能发生曲折，请各省委研究。要预料到，前次在大会上讲了，有战争的可能、有分裂的可能，预料到就不要紧了。大家要研究一下，各省对可能有战争有分裂……还要研究。因为料到了就不怕。并非现在有战争，但是有可能，世界上有疯子。在莫斯科会议上就讲过，要防备疯子，宣言说打起来它就得完蛋。世界是我们的。会出乱子，但是不正确的力量总要被批判的，正确的力量总要胜利。但是要预料到，党内也要想一想，那么多省市委、自治区一半以上出了问题，但都没有推翻省市委，都克服下去了，如×××、××、×××、×××、××等等很不少。地委、县委、支部（多多少少）都有过一些问题。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有些是属于好人犯错误，如对多快好省不了解，有些是坏人混进党来。×××是好人犯错误，……丁玲是暗藏在党内的坏人。早已叛党。
跟什么人走的问题，首先跟什么人？首先是跟人民学习，跟人民走，人民里面这么多干劲，多快好省。许多发明创造，一类社，千斤亩，两千斤亩。工业方面突破定额，发明创造。总之，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军事各方面，思想理论各方面，有各种人材。代表人民的。大会讲了这么多经验，要我讲讲不出来，你们讲的比我好，是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思想、感情。根据这些正确的反映。制成比较完备的体系，如这次大会决议和报告，过去没有这样。经过这八年，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七年三中全会的鼓励就给了全党全国人民比较明确的方向，经过全党的努力。最近半年，去冬今春的大跃进，又经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给这次大会做了准备。写了总结、决议，又搞了六十条，还没完成，还要改写。大体意思搞出来了，过几个月再改写一下。这就是先跟人民，然后人民跟我们。首先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理论来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就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又指导实践。开头没什么马克思主义，因为有了阶级斗争的实践，反映到人民脑子里，首先是反映到先觉者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脑子里。客观规律反映到主观世界，有了理论性的总结，而他们发展为理论，给我们做模范。如果要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理论指导实践。但理论又必须从实践中得来的，离开革命实践不可能制造出理论系统来。关着房门不可能制造出理论来。大会的总路线制定不可能是某些人突然想出来的。不曾你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下去联系人民，或者向人民有联系的干部同志们接触。不与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只要半年你不与人民联系，什么也不知道，就贫乏了。所以规定每年四个月下去是很必要的。下去联系人民向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了解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经过什么艰苦，然后总结上来。
“鼓是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很好，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宇比较好，比“鼓起”好。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鼓起了。问题是足不足。最少有六、七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所以用“鼓足”二字比较好。干劲各有不同。
“鼓足干劲”这一句是新话，“力争上游”以前也有，不是新话。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外国人看来可能不懂，好像不通，没有主词，本来想加一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当主词，现在想不要也行。六亿人民就是主词。六亿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的干劲，除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等这些人可能干劲不大。
插红旗，辨别风向，你不插人家插。任何一个大山小山，任何一亩田，看到那些地方没有旗帜就去插。看到白旗就拔。灰的也要拔，灰旗不行，要撤下来。黄旗也不行，黄色工会，等于白旗。任何大山上小山上，要经过辩论，插上红旗。
上次讲的是风向，不是方向，风向即东风还是西风。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的。那时已有十大关系，多快好省。还有促进会。四月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省市委书记参加，那时没有明确的决议就是君子协定，大家赞成，不像这次大会有明确的决议、报告。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中全会，也没有明确决议。但有报道，重点是千方百计增产节约。那股风没有能够挡住，这是件坏事，转为好事，使我们有了比较，成都、南宁都谈过。这次大会，同志们有很多好的发言。……铁托是专门泄气，是那一方面的干劲，莫斯科宣言是我们这方面的干劲。南斯拉夫纲领是灭无产阶级志气，长敌人威风。
以后注意辨别风向。大风一来，十二级，屋倒，人倒，这样好辨别。小风不易辨别。宋玉写的《凤赋》，值得看。他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凤，一种是贫民之风（所谓“大王之风”与“庶民之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宋玉说：“风生于地，风起于青萍之末。侵谣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那时最不容易辨别。
2011年4月18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