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苏拉密的言论：（五）“体制”小资的艺术原型在哪里？ [复制链接]

探讨苏拉密的言论：（五）“体制”小资的艺术原型在哪里？
发布: 2011-8-22 22:46 |  作者: 解放区的天 |   来源: 解放区的天 |  查看: 11次

忙于生计耽搁了，今天继续探讨所谓“体制”小资。




苏拉密的《论张》写出了小资产阶级的彷徨和失落，很不错，我不否认。特别是有一章通过挖掘“新时期”文艺作品的隐喻准确刻画了小资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心理的落差。这颇具张广天的风格。



记得十一年前张广天的《江山如画展宏图----从京剧革命看新中国的文化抱负》对我影响深远。



在那里，我们看到京剧革命是沿着“两个决裂”的道路进行的。劳动人民获得政权后必然要求进行文化革命。因此，京剧革命绝不是那位被污蔑为“女皇”的女人的小圈子作品，相反，这是依据人民意志创作的得到人民热烈赞颂的属于劳动者的作品。正如张广天同志文中所说“革命的人民和人民的革命登上文艺舞台，已是历史的大势所趋。这个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既然哲学的革命从解释世界到了改造世界，戏剧的革命难道不应该这样吗？如果我们从这种关心重大社会题材、强调教育意义，以及改造世界为目的的史诗剧中，看不到力量，看不到丰富的美，那么，我们实际上已经离人民群众很远了”。



而在《论张》引用的大量“新时期”的小资文艺作品中，正如苏拉密揭示的那样，我们看到的是小资在市场竞争中的哀鸣。尽管很多小资意识不到这点，尽管他们依然憧憬着“纯粹”的市场经济，但是他们这种失落的情绪必定反映到作品中。对此，张广天同志精辟的评论到“他们对市场不景气和票房空虚的唉声叹气，正好比念着为自己撰写的悼文走向坟墓。但是，要记住，他们至死都不会放掉手中把持的媒体，哪怕它只是一片聒噪！”



因此，把苏拉密对近30年文艺作品的隐喻分析和张广天对京剧革命的分析合并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副完整的历史画面。在画中，我们看到了无产阶级在文化革命征途上的昂扬斗志和动人心魄的激情，我们也看到了小资在改革之初的狂热以及随之而来的失落乃至忧伤。



如果苏拉密到此为止，如果苏拉密不把自己的观点看成是“理论创新”或者“超越马列毛”又或者依据这种“新”理论推导出“马列毛”原来都是小资，那么我对他的观点倒是非常宽容。因为每个人都有权用自己的语言来诠释革命理论。在这个前提下，犯些错误不算什么。事实上，对“中共是小资党”，“解放后工人剥削农民”这类观点我是直接跳过的，因为前者本来就是托派的指控，而后者至今还不时被小资们拿出来污蔑一番，所以这类观点压根不是什么创新。



而对“体制”小资，这个词儿倒是有点新意。如果苏拉密在承认所谓“官工”的工人阶级属性的前提下，侧重分析市场竞争环境下弱势资本的雇佣劳动者的阶级状况，那倒是有一定价值的。何况，他要把“基本盘”定位到“民工”，我更是坚决支持。这比张宏良之流空谈什么统战实在不知多少倍。



但是，既然苏拉密把这标榜为“理论创新”，那我对其观点的“审美”就不得不提升到另外的层次。我得问，这个新的革命理论阐述了什么旧理论不能阐述的事实？得出了什么旧理论无法得出的结论？闯出了旧理论无法涉足的路子？



很遗憾，这样的“新理论”非但没能带给我们新的启发，相反还把原本清晰的东西搅成浆糊。他的“小资”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呢？有人说他是从什么文化，工作职位，审美情趣方面定义的，可是在文中他直截了当的提出毛时代工人剥削农民（瞧瞧，在这里他用的倒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的定义）。近期他又写了一篇什么“电灯电流”，大意是电工把电灯电线掐了可是电灯还亮，表明电流（剥削）依然从什么别的途径给漏进去了。可见苏拉密又似乎力图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在诠释这个所谓“体制”小资。但真正严格的依据经典理论的分析，那正如本文的二三四部分一样，除了“资本不分‘体制’”外是得不出别的什么结论的。



可任何理论总是会有一个物质世界的原型。错误的理论只是对现实原型的歪曲的反映而已。因此对错误理论的批判之外，找出这个理论的“艺术原型”也是颇为重要的。好比有个人老说碰到鬼，为安抚他，光举出别的佐证表明鬼不存在还不行。因为他的确老遇到“鬼“。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跟着他去会会那个“鬼”。



苏拉密的“鬼”---“体制”小资-----的“艺术原型”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个“鬼”我见过，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还是“鬼”的一员。



我念中学的时候，宣传机器还在讲“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毋庸置疑，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商品。但这个口号绝不是简单描述现状那么简单，它要求的是“发展”这种商品经济。同时它有“计划”的前缀。于是它只不过在描述人所共知的“双轨制”的社会现实。



“双轨制”的确是中国修正主义集团过渡到垄断资产阶级的基本制度。但苏拉密这类人显然是以“倒果为因”的历史观来对待它。在他们看来，既然“双轨制”导致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全面确立，那么“双轨制”在当时就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了。于是双轨制就被进一步歪曲成左边那条轨道是“体制内”的“国资”，右边那条轨道就是“体制外”的“民资”。这种把对“现实”的批判反射到“历史”最后再次反射回“现实”的思维方式，就是很典型的“借古讽今”。但遗憾的是，通过前面几部分的分析我们都了解到，只要完备的资本主义确立后，就无分“体制”了。既然“现实”是没有啥“体制”，那么双轨制就更非他们所说的那回事。他们非要坚持这么说，那只能表明，“体制”小资的艺术原型就是“双轨制”的左轨。



双轨制的真实面目显然不是如此。我们并不是在给当时的政府文件背书。我们只观察到在当时计划经济依然起着强大的作用。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力量。不管掌握“计划经济”的官僚们是否忠于社会主义，只要有这个力量在，那么就是在阻挡着资本的全面专政



各位借此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苏联无法向中国学习“循序渐进”，因为在那里计划经济的力量更加强大，尽管它掌握在修正主义官僚的手里，但显然成为了一种“异己”的力量，最后不得不以暴烈的方式与之断绝关系。其实这也是一般的经济规律。“计划经济”和掌握它的官僚相对立，跟“商品”与生产它的劳动者相对立，是类似的现象，是唯物辩证法的现实逻辑。



因此，双轨制只是承认了这样的现实-----一边是资本的壮大，另一边是既存的计划经济的力量。中国的计划经济还没强大到苏联的程度，但中国的资本力量也没法强大到足以摧毁计划经济的地步，那么只能搞双轨制。



这样就说明两个事实：第一，“体制”在当时是确实存在的，这也正是苏拉密的“理论创新”的艺术原型。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只要不是完备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么本身就意味着依然存在形形色色的“体制”，这在本文第三部分已经阐述了。



第二，“体制内”，是资本力量未能涉足的地域。这样就更加谈不上什么“体制”小资-----压根就没资本，谈何小资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要知道，不管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还是资本之间的竞争都是以市场为纽带进行的。而在当时完备的市场是不存在的。所以对“体制外”的资本来说，它没有什么途径与“体制内”的“资本”（就算有）发生大规模冲突，同理，“体制外”的劳动者也没什么途径与“体制内”的劳动者发生竞争，这全都归因为体制的阻隔和市场的不完备。



我们常听说，一些“民营”老板抱怨当时政府部门办事拖拉，抱怨当时的国营企业（是国营！不是国企！）条框太多。刨去这些控诉的道德成分，我们看到“体制外”资本的不满只是在于“体制内”似乎在抗拒着他们----“体制内”的“政府”不给他们办事啊，“体制内”的企业没把他们当上帝啊等等等等。这跟当今是两码事，如今是垄断资本直接在压制他们。



总之，双轨制的格局基本是“体制内”防御，而资本在进攻。尽管“体制内”不断发生“叛变”-----承包制啊，下海经商等等，但是资本依然没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因此，正如上面所说，资本的不满仅仅在于他们没能取得最后胜利，而并非“体制内”出现了什么竞争者。苏拉密非得把这叫做“体制内”剥削“体制外”，那真的是条流氓逻辑：



依据这逻辑，鸦片战争前中国拒绝英国资本进入那就是在压抑英国资本扩张的冲动，所以英国人奋起反抗，攻入中国，这不正是当今“真相党”拼命要鼓吹的“真相”吗？



依据这逻辑，青春美女拒绝强奸犯进入那无疑是在压抑着强奸犯的性欲，那就等于在“奴役”着强奸犯，如今不是有人呼吁女人被强奸前要递上安全套吗？



可见，苏拉密的理论创新根本不是什么新东西，其逻辑在某类人中已经被广泛运用了。



由于双轨制，也即由于资本尚未取得压倒一切的胜利，这样的社会现实就只能产生如下的结果：社会分化尚未明显；阶级对抗尚不严重；由于“体制”的阻隔，内外的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尚不激烈，反而有自得其乐的感觉；“体制”外的资本由于处于进攻态势，因此其“人格化的体现”----体制外的老板们斗志尚属昂扬。。。。。。总之，这个阶段颇为政通人和------孔庆东就表达过对这阶段的缅怀，老孔对当今是不满的，但他对文革也同样不满（他只是觉得文革有可取之处），他最向往的倒是双轨制的阶段----这很自然，只要有资本没涉足的地域，那么老百姓就依然有“想象”的空间。



在这个环境下，我的中学同学们的家庭背景是五花八门的。工人，渔民，农民，军人，官员，小商小贩都有。各位也可对照如今的学校，阶级分化已经很明显了。好学校的学生家长基本是某几类人，而差学校的家长基本又是另外几类人。社会的阶级分化必然导致教育资源的两极分化，从而使得“阶级地位”获得了代际继承，进一步强化了分化的趋势。这在各国都是一样的。



当时，同学之间难免会谈到政治。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和平演变”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更好”。



依据佛洛依德关于梦的解释，人在梦中遇到某些超脱于自身的东西，总是能还原为自身的反映。比如梦见自己在保卫祖国，打击侵略者，其含义并非自己很热爱祖国，爱到做梦也不忘“保卫”它，而是某种自身压力的宣泄，比如工作压力之类的。“祖国”可能代表你自身，“侵略者”可能是你工作中的敌人。



依据佛洛依德的见解，在我们似懂非懂的“梦幻年代”，探讨上述这类“宏大”的话题，站在今天的立场看，那无疑表达的是对自己家庭在社会变迁中的某种不安的关切。更进一步，是对双轨制矛盾双方力量消长的关切。



于是，出现下面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家庭背景是体制内的同学多半认为“社会主义”是有希望的，“资本主义”是坏的；而体制外的同学又多半持相反的意见。他们有的很鲜明，我记得有位同学大声说：贫穷就是社会主义。更多的倒是很温和，大概是资本主义也坏不到哪里去。



现在回想起来，双方所要表达的意思和双方运用的概念都是不一致的。就是说，当体制内同学称颂“社会主义”的时候，那不过是指双轨制下“体制内”的现状，当体制外同学称颂“资本主义”的时候，同样不过是指双轨制下“体制外”的现状。总之，双方都是词不达意！



由于体制，“社会主义”不成其为完备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不成其为完备的资本主义。当我们当时称颂“社会主义”时，我们也想不到咱们家庭所处的“体制内”将来会发展成垄断资产阶级；当那些父母正下海经商或者是小商小贩的同学当时称颂“资本主义”时，他们也想不到日后体制消失后从资本到劳动力的竞争空前激烈，其处境会日益艰难。



事实上，原来“热爱”“社会主义”的某些同学，如今早已成为某些垄断资本的管理人员，他们在尽情的享受着现代资本主义的繁荣。有趣的是，同学聚会时我们讲起学生时代的争论，有位仁兄很认真的对我说，我们当时都谈了些空话-----这不正是邓**对中苏论战的评价么？



而原来“称颂”“资本主义”的某些同学，当然也包括大部分原来“热爱”“社会主义”的同学，如今早不觉得现代资本主义是什么好东西。区别只是有的很鲜明的反抗（比如我），有的选择忍耐和逃避。



有时我会觉得，人类的语言尽管丰富，但是相对于客观世界，仍然显得贫乏。上面讲的只是其中的例子。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比如当时常说国营企业“档案”得跟着你走，体制很僵化，不敢得罪领导，而私企却很自由------实际上，到现代资本主义的今天，只要你去稍微正规的公司入职，资方都需要你提供前雇主开具的所谓“离职证明”。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档案”么？在某些行业，HR们（人力资源经理，资本家最忠实的走狗）在圈子内会共享着一份刺儿头的黑名单，这难道不是更严密的“档案”么？



比如当时常说国营企业人事关系复杂，而私企就简单，能把活干好就成-----实际上，你在当代任何一个企业都面临人际关系问题。普通员工会相互保守自己的可笑的所谓技术窍门，这是旧时代的“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复辟（从这可以看出私有制社会的共同点），而管理层更是尔虞我诈，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少“良心”们不是经常指责斯大林搞清洗么？如今清洗更是无处不在，要不要日后统计一下“大清洗”受害者名单？估计得上亿了。斯大林清洗才搞了多少人？文革才冲击了多少人？



比如当时常说国营企业运营体制僵化，而私企就船小好调头-----实际上，完备的现代资本主义要求的正是专业化分工。因此初期那种在各个行业各个产品线上乱窜的私企早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刻板的劳动和重压之下的资本运营。“船小”压根就不是什么优势，而是致命的劣势。



比如当时常说国营企业的福利不顶用，不如私企干完活一次结清大把大把钞票痛快-----这是我感到最有趣的观点。因为说这话的人多半是给人打工的。记得王小东曾提出“逆向民族主义”的概念，即有些人就非得站在洋人立场思考问题。我也来个东施效颦，提出“逆向阶级意识”的概念，即有些人就非得站在主子立场思考问题。某些劳动者的这种好处（放弃福利，直接拿大钱）不过是双轨制体制所产生的暂时现象。即大量劳动者被国营企业和计划经济约束在体制内，那么流动到体制外的劳动者自然身价高，这也是当年“星期六工程师”（即周末跑去私企打工的国企职工）盛行的原因。单从这现象就已经看出，体制内劳动者（所谓官工）压根就没剥削体制外。你看，他们受体制束缚无法跟体制外同行展开竞争，同时他们部分人业余跑去给体制外打工，拿着所谓的大钱，其实也是在养肥着体制外。这种无形的“柏林墙”给双方都带来某种憧憬。当然只是憧憬而已，体制一消失，那么还有什么“一次结清大把大把钞票”么？没有了。但大量企业没有什么“福利”那倒是作为优良传统保存下来了。无权无势的劳动者用脚投票，涌去有“福利”的公司这难道不正常么？可是我却看到苏拉密呼吁大家“斗官工”，这太幽默了，因为我似乎看到苏拉密穿着国军的军官制服，朝天挥舞着手枪，对着逃兵喊别跑别跑，再跑我就开枪啦。



以上种种当时流行的认识都是劳动者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发展的表现。他们部分人结合切身感受用自己语言来描述自己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并攻击自己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可实际上，他们只是在盲人摸象。“概念”，只能是在其现实原型得到完备的体现，它作为一种语言表达，才能变得精确起来。



他们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的种种弊端，只不过是双轨制下体制内的弊端。这些弊端（人际关系紧张，领导用档案给手下穿小鞋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而资产阶级法权即便在毛时代也依然存在，否则就不用发动文革了，但归根到底是在消亡中。而当社会主义从席卷全国的完备制度蜕变成双轨制下的“体制内”时，资产阶级法权毫无疑问将获得滋长，因而也就不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哪怕起码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但是体制内归根到底是没有被资本征服的，因而在双轨制年代他们是作为资本的化外之地存在的，因此里面的劳动者不可能去剥削体制外。



同理，他们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种种好处，也只不过是双轨制带来的，是不完备的市场机制带来的。一旦资本获得了完全的统治权，那么对劳动者的好处只能消失。



由此，我觉得苏拉密的“体制”小资这个理论创新，不可能对现实有什么积极的指导作用，甚至连诠释现实的功能也无法完成，因为他违背了起码现实：完备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无分体制。



那么他所谈的更多是一种“怀旧”。如果这个理论早20年出世，兴许会成为热点。为啥只是说“兴许”呢？因为即便是20年前，这理论也不是特别新鲜的东西。在那时候，在“体制内”的不少向往体制外的所谓“知识精英”们早就在鼓吹废掉体制，这种思潮既是对体制内劳动者对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不满的扭曲反映，更是体制外正在积极扩张的资本的直接需求。



穿越时空，如果要让苏拉密的创新在当时有上那么一点积极意义，那么把他归并到上述那类“知识精英”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一理论不新鲜，第二这样他就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战士”，因为这类理论绝对属于自由主义之列，试问天底之下自由主义者岂有帮工人说话的道理？



于是，他的理论只有一个现实落脚点----那就是当时已经大量涌现的民工----最底层的体制外劳动者。如果苏拉密在20多年前能提出这个理论，明确表示为广大民工的利益而奋斗，那么至少在我看来，应该无愧于“无产阶级战士”的称号。



这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  体制在当时确实存在，这前面已经阐述了。站在社会主义的角度，双轨制本来就是反动的。尽管毛时代有城乡的户籍限制，但那是经济运行发展造成的暂时现象。比如苏联在70年代后对城乡之间的管制就大大放松了。可见社会主义本来就是要消除城乡对立的。关于这点我会另起一文探讨。而站在资本主义角度，双轨制也是反动的。对资本来说，体制外的民工享受不到平等的公民权那是无法忍受的。老板们的这个想法倒不是为民工考虑，而是另外一层更市侩的意思：如果存在低人一等的体制外民工，那就表明必然存在高人一等的“官工”，关键是他们无法获得“官工”这种优质劳动力。因此，不管站在哪个立场，在当时，要求粉碎双轨制这个体制都是“进步”的。尽管苏拉密还是认定体制内的官工是小资他们在剥削体制外民工，但反倒成了可以原谅的小错误，关键在于粉碎双轨制，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



第二，  由于完备的社会主义制度被缩减为“体制内”，这种社会现实不可避免在扭曲着“官工”的阶级意识。即他们对体制外民工经受的苦难采取了冷漠的态度。在完备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谓“官工”不过是工厂设在城市的工人而已，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乡村不断变成城市，农民不断变成工人（都是“正式编制”）。工人不断输送工业品到农村，并依据价值规律交换农民的农业品，而农民也拿着工业品发展着农业机械化，不断把农产品改造成工业品，从而自身也不断从农民变成农业工人。此时“官工”就好比一个热心肠的好人，他们在帮助农民兄弟成长，而农村集体工业和不断扩展的城市工业体系就是其成果。但进入到“体制内”以后，官工就冷漠下来了。他们冷漠的看着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冷漠的看着农民兄弟“自由”的充当民工，甚至对自身也是冷漠的，他们冷漠的看待体制内的种种弊端（即被压缩变形的所谓社会主义），他们倒是没有反抗，只是以逃跑主义和取消主义来逃避自己应尽的阶级义务（下海，干个体，兼职）。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确实应该受到指责，而且多年后双轨制取消，“官工”们大量下岗，也算是受到了阶级斗争规律的无情报复。



可见，体制小资论如果出现在当时，如果在当时有人要为民工而奋斗，那么苏拉密毫无疑问要被载入史册。尽管他犯了很关键的错误：官工剥削民工----如前所述，双轨制的本质就是存在一个资本的化外之地，从而使得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并非完备的。但是在要求粉碎体制和谴责“官工”对阶级兄弟悲惨遭遇无所作为方面他都是正确的。



但很可惜，苏拉密迟至今日才完成这个“理论创新”。我认为实在太晚太晚了。在这之前，资本的大转盘已经从慢到快不断的旋转起来。



资本在不断的周转，首先摧毁了农村集体经济，采用封建的方式（按照男丁）“分田单干”，于是催生了第一代的民工----农村妇女进城打工，然后工人阶级在工业品上对农村的支持也停止了，催生了第二代的民工----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后体制内的“官工”也被卷入到漩涡之中。终于，体制消失了，只剩下了资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亲历者都是有罪的。而倘若苏拉密真的是“无产阶级战士”，他岂能逃脱责任？他迟到今日才交功课，这已经够遗憾了，那么他居然要拿着这早已失去时效的理论去指导当今工人运动，那更是莫名其妙。



苏拉密似乎对双轨制有无尽的怨恨。其实如果真有的话，那已经成为历史了。现实正是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所有的高低贵贱，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是资本大转盘旋转而成，除此别无体制。



我们处于一个激动人心的全球化时代。各地的资本转盘正在联合起来，组成全球规模的硕大无比的超级转盘。无数资本在全球范围不停周转。其离心力把更多的不同国界不同民族不同“体制”的劳动者越来越紧得压缩在一起。



因此，时代的要求正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且这种需求的物质基础也在不断的强大起来，我在下文将阐述这点。今天先到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