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卷第一册（5）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卷第一册（5）

第五节  全党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

    本节资料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我讲四个问题；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主小民主问题。
　　一
　　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那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我们走路，不是两个脚同时走，总是参差不齐的。第一步，这个脚向前，那个脚在后；第二步，那个脚又向前，这个脚在后。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的趋势，发展是个总的趋势。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不是正确？我赞成这种意见，就是说，从前四年的情况可以看得清楚，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将来搞了几个五年计划，有了经验，是不是还会犯错误呢？还会犯的。经验是永远学不足的。一万年以后，搞计划就一点错误不犯？一万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管不着，但是可以肯定，那个时候还是会犯错误的。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1]，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一部分是苏联帮我们设计的，大部分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你看中国人不行？我们也行。但是，也要承认我们还有点不行，因为有一部分自己还不能设计。前几年建设中有一个问题，就象有的同志所说的，光注意“骨头”，不大注意“肉”，厂房、机器设备等搞起来了，而市政建设和服务性的设施没有相应地搞起来，将来问题很大。我看，这个问题的影响，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也许还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否正确，现在可以作一点结论，明年也可以作一点结论，我看要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才能完全作出结论。这里头不犯一点主观主义是不可能的。犯一点错误也并不坏。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总的说来，现在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
　　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有些人曾经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那个时候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当泼冷水，就来一个促进会。本来的安排是用十八年时间基本完成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促进就很快。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上写的是一九五八年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现在看样子今冬明春就能实现。虽然毛病也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农民高兴，农业增产。没有这个合作化，今年这样大的灾荒，粮食就不可能增产两百多亿斤。在灾荒区，有合作社，生产救灾也方便。要在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根本条件下，批评他们的缺点，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这样，他们就有一股劲了。群众要求办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也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每年国家预算要三榜定案。就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还有一些有关同志，开三次会，讨论定案。这样就使大家都能了解预算的内容。不然，总是经手的同志比较了解，而我们这些人就是举手，但是懂不懂呢？叫作又懂又不懂，不甚了了。用三榜定案的办法，你就那么十分懂？也不见得，还是跟经手的同志有距离。他们好比是戏台上的演员，会唱，我们好比是观众，不会唱。但是，如果我们看戏看久了，那个长，那个短，就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要改正演员的错误，还是靠看戏的人。观众的高明处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戏，人们经常喜欢看，就可以继续演下去。有些戏，人们不大高兴看，就必须改变。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内部又有专家同非专家的矛盾。专家有专家的长处，非专家有非专家的长处。非专家可以鉴别正确和错误。
　　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报告中说过“稳妥可靠”这个话，我建议以后改为“充分可靠”。今年一月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时候，我曾经提过要“充分可靠”。稳妥和可靠，意思是重复的。用稳妥形容可靠，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限制什么。形容词一面是修饰词，一面是限制词。说充分可靠，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它，不是普通可靠，是充分可靠。要做到充分可靠是不容易的。今年六月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预算的时候，大家都说是可靠的。现在看起来，这个预算有不到十分之一不可靠，有的项目安排得不对，有的项目用钱多了。所以，以后要注意安排好预算中的项目。项目到底安排得好不好，要靠专家注意，同时也要靠我们，特别是省一级的同志注意。当然，大家都要注意。
　　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要抓财政，抓计划。以前有些同志没有大抓。粮食、猪肉、鸡蛋、蔬菜等问题，请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相当大。从去年冬季以来，集中搞粮食，忽略了副业和经济作物。后头又纠正这个偏差，来搞副业和经济作物，特别是二十项、三十项比价一定，什么棉粮比价，油粮比价，猪粮比价，烟粮比价，等等，这样一来，农民对副业、经济作物就大有味道，而粮食不行了。开头一偏偏到粮食，再一偏偏到副业、经济作物。谷贱伤农，你那个粮价那么便宜，农民就不种粮食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
　　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要抓报纸。中央，各级党委，凡是出版报纸的地方，都要把办报看成大事。今年这一年，报纸上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对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这些东西，很少宣传，以后报纸的宣传重点要放到这方面来。广播电台讲的那些东西，恐怕也是从报纸上来的。所以，要把新闻记者、报纸工作人员和广播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开会，跟他们交换意见，告诉他们宣传的方针。
　　这里还讲一个镇压反革命的问题。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 这个戏， 我们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对头。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生产力就是两项：劳动者和工具。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锄头也不高兴，土地也不舒服，因为使牛、使锄头、利用土地的农民不高兴。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
　　二
　　国际形势，总的看来是好的。几个帝国主义算什么呢？再加几十个帝国主义也不怕。
　　现在有两个地方发生问题，一个是东欧，一个是中东。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2]，英、法武装侵略埃及，我看这些坏事也都是好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许多人看到那个“事”字上边有一个“坏”字，就认为它只是坏。我们说还有一个意义，它又是好事，这就是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出了一个贝利亚，就不得了，怎么社会主义国家出贝利亚？出了一个高岗，又是大为一惊。我们就要从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这类事情是题中应有之义，永远也会有的。
　　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君子动口不动手”，最好的办法是用口。善讲不听，就会武讲。没有武器了，怎么搞呢？劳动者手里有工具，没有工具的可以拿石头。石头都没有，有两个拳头。
　　我们的国家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拿法庭来说，它是对付反革命的，但也不完全是对付反革命的，要处理很多人民内部闹纠纷的问题。看来，法庭一万年都要。因为在阶级消灭以后，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人们之间还会有斗争，还会有打架的，还可能出各种乱子，你不设一个法庭怎么得了呀！不过，斗争改变了性质，它不同于阶级斗争了。法庭也改变了性质。那个时候上层建筑也可能出问题。比如说，象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你说没有这种事呀？我看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的。
　　三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比如水，是由氢和氧两种元素结合的。如果没有氧，光有氢，或者没有氢，光有氧，都不能够搞成水。听说现在已经定下名称的化合物就有一百多万种，没有定名称的还不知道多少。化合物都是不同性质的东西的对立统一。社会上的事情也是这样。中央和地方是对立统一，这个部和那个部也是对立统一。
　　两个国家也是对立统一。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都叫社会主义，有不同没有？是有的。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不同。他们那里三十九年前就发生十月革命了，我们取得全国政权只有七年。至于所作的事，那有很多不同。比如，我们的农业集体化经过几个步骤，跟他们不同；我们对待资本家的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的市场物价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处理农业、轻工业同重工业的关系，跟他们不同；我们军队里头的制度和党里头的制度也跟他们不同。我们曾对他们说过：我们不同意你们的一些事情，不赞成你们的一些做法。
　　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个省的工作也是一样，有成绩，有缺点。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总是有两点，有优点，有缺点，不是只有一点。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3]。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现在，一点论在相当一些同志中间还不能改。他们片面地看问题，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那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
　　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曾经宣布说，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我们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的人（不多）里通外国。这是不好的。我希望同志们在党组、党委里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一级，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将来还要讲。要讲就经过中央去讲。至于情报，不要去通。那个情报毫无用处，只有害处。这是破坏两党两国关系的。干这种事的人，自己也搞得很尴尬。因为你背着党，心里总是有愧的。送过情报的讲出来就完了，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的处分。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于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象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那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我们搞阶级斗争是从十月革命学来的。十月革命，无论城里、乡里，都是充分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现在苏联派到各国去当专家的那些人，十月革命的时候不过几岁、十几岁，他们很多人就忘记了。有的国家的同志说，中国的群众路线不对，很高兴学那个恩赐观点。他要学也没有办法，横直我们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我们不企图去领导任何别的国家，我们只领导一个地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把列宁的两只手砍掉了一只。我们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
　　四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
　　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早几天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我们的确是爱好的。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的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付资本主义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废除小生产私有制，就它的性质来说，也是对付资本主义的。我们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动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主要是贫农下中农首先组织起来，上中农也只好赞成。至于资本家赞成社会主义改造，敲锣打鼓，那是因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来，工人群众又在底下顶他们，逼得他们不得不这样。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现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再来一个“五反”，他们是不赞成的。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这里再讲个达赖的问题。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4]，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是被人家骂了三十五年的，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再骂三十五年，还只有七十年。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机密，张国焘还不是有那么多机密，但是没有听见因为张国焘泄露机密，我们的事情办坏了。
　　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要有这个信心。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但是，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一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对于其他错误，也是采取这个办法。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说，如果用这个办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整了。我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于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一个苹果不吃，饿死人没有呢？没有饿死，还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的时候，在座的同志们要住棚子。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军队这几天开会，他们慷慨激昂，愿意克己节省。军队这样，其他的人更要艰苦奋斗。不然，军队就将你的军了。在座的有文有武，我们拿武来将文。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我是很喜欢这个军队的。
　　要加强政治工作。不论文武，不论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方面都要极大地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水平。
　　注释
　　[1]这里是指孔子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见《论语·为政第二》。
　　[2]指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发生的骚乱事件和同年十月在匈牙利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事件。
　　[3]见《周易·系辞上》。
　　[4]噶伦堡，是印度东北部的边境城镇，靠近我国西藏的亚东。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13--329页）

    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一 一月十八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今天我讲一讲思想动向问题。
　　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有一种问题是我们自己家里出的。比如，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级才起床。他这么一闹，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什么干部评级，根本不评了，工资大体平均、略有差别就是了。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头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
　　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去年这一年，丰收的地方没有问题，重灾区也没有问题，就是那种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合作社发生了问题。这类合作社，工分所值，原先许的愿大了，后头没有那么多，社员收入没有增加，甚至还有减少。于是议论就来了：合作社还好不好，要不要？这种议论也反映到党内的一些干部中间。有些干部说，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有些部长到乡下去看了一下，回到北京后，放的空气不妙，说是农民无精打采，不积极耕种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有些合作社社长抬不起头来，到处挨骂，上面批评，报纸上也批评。有些党委的宣传部长不敢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农业部的部长廖鲁言，又是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据他讲，他自己泄了气，他下面的负责干部也泄了气，横直是不行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不算数了。泄了气怎么办？这个事情好办，你没有气，给你打点气就是了。现在报纸上的宣传转了一下，大讲合作社的优越性，专讲好话，不讲坏话，搞那么几个月，鼓一点气。
　　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象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富裕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他们的单干思想现在又在抬头，有些人想退社。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
　　合作化一定能化好，但是一两年内不可能完全化好。要向党、政、军、民各界的同志们讲清楚。合作社只有这么一点历史，大多数合作社只有一年到一年半的历史，经验很少。搞了一辈子革命的人还会犯错误，人家只搞了一年到一年半，你怎么能要求他一点错误都不犯呢？一有点风，有点雨，就说合作化不行了，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个大错误。事实上，多数合作社是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只要拿出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就可以把反对合作化的一切怪论打下去。为什么这个社能办好，别的社就不能办好？为什么这个社有优越性，别的社就没有优越性？你就到处大讲这个社的经验。一个省总可以找出这样一个典型嘛！要找那个条件最差，地势不好，过去产量很低，很穷的社，不要找那个本来条件就好的社。当然，你搞几十个也可以，但是，你只要搞好一个，就算胜利。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 组织示威游行， 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反动，工人不同情，农民不同情，各方面的群众都不同情。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邓小平同志去这个大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要杀几千几万人，我们就要专政。
　　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几万人。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那时，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东方各国的党受的影响和损失比较小。苏共“二十大”一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象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头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南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
　　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有些人摇那么几次，取得了经验，就不摇了。有那么一种人，是永远要摇下去的，就象稻子那一类作物，因为秆子细，风一吹就要摇。高粱、玉米比较好些，秆子比较粗。只有大树挺立不拔。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是由工人和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出身的人组成的。但是，也有许多党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或者是富裕中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中间有相当多的人，虽然艰苦奋斗多少年，有所锻炼，但是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多，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还是跟稻子一样，风一吹就要摇。
　　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有这样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个。她原来是河北省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她是什么时候动摇的呢？就是在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她却坚决反对，无论如何要反对。还有一个，就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他上书言事，有信一封，也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实行农业合作化，党内也有人起来反对。总而言之，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这类事情结束没有呢？没有。是不是十年以后这些人就坚定起来，真正相信社会主义呢？那也不一定。十年以后，遇到出什么问题，他们还可能说，我早就料到了的。
　　发给同志们一个材料，是反映某些军队干部的思想动向的。这些干部的意见中虽然有某些合理的部分，比如说有些干部的工资太高，农民看不惯，但是，他们的意见总的方向不妥，根本路线不对。他们批评我们党的政策是农村“左”了，城市右了。中国虽然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但是合共只有两块地方，一块叫农村，一块叫城市。照他们这一讲，都错了。
　　所谓农村政策“左”了，就是说农民收入不多，比工人少。这要有分析，不能光看收入。工人收入一般是比农民多，但是他们生产的价值比农民大，生活必需的支出也比农民多。农民生活的改善，主要依靠农民自己努力发展生产。政府也大力帮助农民，比如兴修水利，发放农贷，等等。我们的农业税，包括副业的税收，约占农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很多副业没有抽税。我们统购粮食，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国家在工业品和农业品交换中间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利润也很少。我们没有苏联那种义务交售制度。我们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缩小剪刀差，而不是象苏联那样扩大剪刀差。我们的政策跟苏联大不相同。所以，不能说我们的农村政策“左”了。
　　在我们军队的高级干部中间，有些人可能是自己回家，或者是接了亲属来，听到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的那些话，受了触动，于是就替农民叫苦。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好象只有他们这两部分人才代表农民，才知道农民的疾苦。至于我们党中央，在他们看来，那是不代表农民的，省委也是不代表的，党员的大多数都是不代表的。江苏作了一个调查，有的地区，县区乡三级干部中间，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替农民叫苦。后头一查，这些替农民叫苦的人，大多数是家里比较富裕，有余粮出卖的人。这些人的所谓“苦”，就是有余粮。所谓“帮助农民”、“关心农民”，就是有余粮不要卖给国家。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谁呢？他们不是代表广大农民群众，而是代表少数富裕农民。
　　至于说城市政策右了，看起来也有点象，因为我们把资本家包了下来，还给他们七年的定息[1]。七年以后怎么办？到时候还要看。最好留个尾巴，还给点定息。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所以，也不能说我们的城市政策右了。
　　我们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确的。所以，象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无非是少数人这里闹一下，那里闹一下，要搞所谓大民主。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们不同，你们有些同志好象很怕。我说来一个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杀几千几万人”，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吗？能得到大多数人同情吗？“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公然违反宪法吗？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有优越性，这都是宪法里头讲了的，是全国人民公认的。“要战争不要和平”，那好呀！你来号召战争，统共那么几个人，你的兵就不够，军官也没有训练好。这些娃娃们发疯了！石家庄那个学校，把那三个口号一讨论，七十个代表，只有十几个人赞成，有五十几个人反对。然后，又把这几个口号拿到四千学生里头去讨论，结果都不赞成，这十几个人就孤立了。提出和坚持这几个口号的极反动分子，只有几个人。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乱子，那个脓包就好解决了，这是好事。帝国主义，我们从前不怕，现在也不怕。我们也从来不怕蒋介石。现在怕大民主？我看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杂草年年要锄，一年要锄几次。你说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长粮食，不能长一根草。话尽管那样讲，凡是到田里看过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动手锄，草实际上还是有那么多。杂草有个好处，翻过来就是肥料。你说它没有用？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所谓锻炼出来的，就是奋斗出来的。你草长，我就锄。这个对立面是不断出现的。杂草一万年还会有，所以我们也要准备斗争一万年。
　　总而言之，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二　　一月二十七日的讲话
　　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估低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这个问题，本来八届二中全会已经解决了，这次会上还多次谈到，可见在一些同志思想上还没有解决。特别在民主人士里头有一种议论:“你们总是讲成绩是基本的，这不解决问题。谁不知道成绩是基本的，还有缺点错误呀!”但是，确实成绩是基本的。不肯定这一点，就泄气。对合作化就有泄气之事嘛!
　　第二点，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这个方针。 一九四四年八月， 《大公报》作社评一篇，说什么不要“另起炉灶”。重庆谈判期间，我对《大公报》的负责人讲，你那个话我很赞成，但是蒋委员长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向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要各得其所。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都包下来，连跑到台湾去的也可以回来。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民主党派保留下来，长期共存，对它的成员给予安排。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
　　柯庆施[2]同志讲，要想尽一切办法。这个话很好，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困难。这个口号应当宣传。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途中，在过了大渡河以后，究竟怎么走呢?北面统是高山，人口又很少，我们那个时候提出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什么叫千方百计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计者，就是九十九计加一计。现在你们还没有提出几个方几个计来。各省、中央各部究竟有多少方多少计呀?只要想尽一切办法，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第三点，国际问题。在中东，出了一个苏伊士运河事件。一个人，叫纳赛尔，把运河收归国有了；另外一个人，叫艾登，出一支兵去打；接着，第三个人，叫艾森豪威尔，要赶走英国人，把这个地方霸起来。英国资产阶级历来老奸巨猾，是最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妥协的一个阶级。现在它把中东搞到美国人手里去了。这个错误可大啦!这样的错误，在它历史上数得出多少呀?这一回为什么冲昏头脑犯这个错误呢?因为美国压得太凶，它沉不住气，想把中东夺回去，阻止美国。英国的矛头主要是对埃及的吗?不是。英国的文章是对付美国的，美国是对付英国的。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争什么地盘呢?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目前他们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现在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非洲。在这些地区都出现了民族独立运动。美国采用的办法，有文的，也有武的，在中东就是这样。
　　他们闹，对我们有利。我们的方针应当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巩固起来，寸土不让。谁要我们让，就一定要跟他斗争。出了这个范围，让他们去闹。那末，我们要不要讲话呢?我们是要讲话的。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就是要支持。
　　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他们里头有我们的人，就是那里的共产党，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人士。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现在这些人看起来还听话，还没有闹事。但是假使原子弹打到北京来了，他们怎么样?不造反呀?那就大成问题了。至于那些劳改犯，石家庄那个学校闹事的领袖人物，北京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消化掉，要把地主、资本家改造成为劳动者，这也是一条战略方针。消灭阶级，要很长的时间。
　　总之，对于国际问题的观察，我们认为还是这样: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他们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来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
　　讲一讲中美关系。我们在会上印发了艾森豪威尔给蒋介石的信。我看这封信主要是给蒋介石泼冷水，然后又打点气。信上说需要冷静，不要冲动，就是说不要打仗，要靠联合国。这是泼冷水。蒋介石就是有那么一点冲动。打气，就是说要对共产党继续采取强硬的政策，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出乱子上。在他看来，乱子已经出了，共产党是没有办法阻止它的。各有各的观察吧!
　　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苏联跟美国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十七年。一九二九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到一九三三年。这一年，德国是希特勒上台，美国是罗斯福上台，这个时候，苏美才建交。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很不稳定，乱，人心不安。世界各国都不安，中国也在内。但是，我们总比他们安一点。你们研究一下看，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之间，究竟谁怕谁?我说都怕。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有这么一个倾向: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作这样的估计也许有个危险，就是大家都睡觉去了，一睡三天不醒。因此，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总是要捣鬼的。当然，现在帝国主义要打世界大战也不那么容易，打起来的结果如何，他们要考虑。
　　再讲一讲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我历来说，对同志要做工作。有人说，既然都是共产党员，就应当一样好，为什么还要做工作呀?做工作就是搞统一战线，做民主人士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做共产党员的工作呀?这种看法不对。共产党里头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组织上进了党，思想上还没有通，甚至有些老干部跟我们的语言也不一致。所以，经常要谈心，要个别商谈或者集体商谈，要开多少次会，做打通思想的工作。
　　据我看，形势比一些人强，甚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
　　在我们自己方面，对外宣传不要夸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对落后的东西是另一种学法，就是不学。他错误的东西，我们知道了，就可以避免犯那个错误。他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一定要学。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
　　第四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
　　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2]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列宁还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3]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
　　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
　　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么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4]的书也不应当读了。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5]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比如，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就是根本对立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结果，我们和国民党的地位都起了变化，他们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我们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不过十分之一，留在大陆上的有十分之九。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我们正在改造他们，这是在新的情况下的对立统一到台湾去的那十分之一，我们跟他们还是对立统一，也要经过斗争转化他们。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
　　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比如，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这样演那样。现在一放，什么《乌盆记》、《天雷报》，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戏台上来了。这种现象怎么样?我看跑一跑好。许多人没有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形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戏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有人说，有的地方戏不好，连本地人也反对。我看这种戏演一点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还有多少观众，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
　　现在，我们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从两千份扩大到四十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跟苏联的做法不同。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比如《人民日报》登载的《说“难免”》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们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唱一个对台戏。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就是个大难免论。我们的同志谁愿意犯错误?错误都是后头才认识到的，开头都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不要因为错误难免就觉得犯一点也不要紧。但是，还要承认工作中不犯错误确实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无论党内也好，民主人士中间也好，青年学生中间也好，凡是歪风，就是说，不是个别人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股风的，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没有说服力，只是骂几句，那股歪风就会越刮越大。对于重大问题，要作好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文章。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
　　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
　　第五点，闹事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
　　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
　　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
　　社会上还有那样的人，骂我们的省委是“僵尸”。省委是不是僵尸？我看我们的省委根本就没有死，怎么僵呢？骂省委是“僵尸”跟我们说省委不是僵尸，也是对立的。
　　在我们党内，也有各种对立的意见。比如，对苏共“二十大”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就有反对和拥护两种对立的意见。党内的不同意见是经常发生的，意见刚刚一致，过一两个月，新的不同意见又出来了。
　　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我看那一年都会有主观主义。一万年以后，就一点主观主义都没有呀？我不相信。
　　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
　　对于闹事，究竟是怕，还是不怕？我们共产党历来对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怕，现在倒怕学生闹事，怕农民闹社，这才有点怪哩！对群众闹事，只有段祺瑞怕，蒋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苏联也有些人怕。我们对于少数人闹事，应当采取积极态度，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就是说不怕，要准备着。怕是没有出路的。越怕，鬼就越来。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致陷于被动。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准备出大事，乱子就出来了。
　　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大家就呜呼哀哉，痛哭流涕？当然，我们现在并没有打算回延安，来个“虚晃一枪，回马便走”。“七大”的时候，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这又是个难免论。但是，只要不犯大的路线错误，全国性的大乱子是不会出的。即使犯了大的路线错误，出了全国性的乱子，我看也会很快平息，不至于亡国。当然，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时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经过那样一次大乱子，脓包破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只会更加巩固。中国总是要前进的。
　　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你急于收场，总有一天他还是要闹。凡有学生闹事的学校，不要放假，硬是来它一场赤壁鏖兵。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一种是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一种是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再有一种是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
　　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别开来。对多数人，要好好引导、教育，使他们逐步转变，不要挫伤他们。我看什么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大。要把中间派一步一步地争取过来，这样，我们就占优势了。对带头闹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带头闹，经过教育，可能成为有用之材。对少数坏人，除了最严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关，不要开除。要留在原单位，剥夺他的一切政治资本，使他孤立起来，利用他当反面教员。清华大学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我们邓小平同志去讲话，就请他当教员。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手枪，你怕他干什么？你一下把他开除，你那里很干净了。但是不得人心。你这个地方开除了，他就要在别的地方就业。所以，急于开除这些人不是好办法。这种人代表反动的阶级，不是个别人的问题，简单处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没有尽量利用。苏联大学生闹事，他们就开除几个领袖人物，他们不懂得坏事可以当作教材，为我们所用。当然，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象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将在斗争中取得经验，受到锻炼，这是很有益处的。
　　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这一点，现在很多同志还不清楚。坏事里头包含着好的因素。把坏人坏事只看成坏，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不是辩证地观察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坏人坏事一方面是坏，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比如，象王明这样的坏人，就起着反面教员的好作用。同样，好事里头也包含着坏的因素。比如，解放以后七年来的大胜利，特别是去年这一年的大胜利，使有些同志脑筋膨胀，骄傲起来了，突然来了个少数人闹事，就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
　　按照辩证法，就象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如果一万年以后地球毁灭了，至少在这一万年以内，还有闹事的问题。不过我们管不着一万年那么远的事情，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
　　要加强我们的工作，改正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加强什么工作呢？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大家搞业务，搞事务，什么经济事务，文教事务，国防事务，党的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现在我们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亲自出马到清华大学作报告，也请你们大家都出马。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同志，都要亲自出马做政治思想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每个省市自治区都要把理论工作搞起来，有计划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
　　要精简机构。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不等于国家，国家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出一部分人（少数人）组成的。机关工作是需要一点人，但是越少越好。现在国家机构庞大，部门很多，许多人蹲在机关里头没有事做。这个问题要解决。第一条，必须减人；第二条，对准备减的人，必须作出适当安排，使他们都有切实的归宿。党、政、军都要这样做。
　　要到下面去研究问题。我希望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这样做。听说现在许多负责同志不下去了，这不好。中央机关苦得很，在这个地方一点知识也捞不到。你要找什么知识，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层越没有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第一不下去，第二不请下面的人上来，就不能解决问题。我建议，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一个县委书记，或者兼一个工厂或学校的党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要兼一个下级单位的书记。这样可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局。
　　要密切联系群众。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匈牙利的领导人，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群众情况，等到大乱子出来了，还不晓得原因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有些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不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有人酝酿闹事，酝酿暴动，根本不知道，出了事就措手不及。我们一定要引为鉴戒。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年总要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等基层单位去跑一跑，进行调查研究，搞清楚群众的情况怎样，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有多少，我们的群众工作做得如何，做到心中有数。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农下中农，依靠先进分子，总要有个依靠。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出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第六点，法制问题。讲三条:一定要守法，一定要肃反，一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
　　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并不是只要你民主人士守法。
　　一定要肃反。没有完成肃反计划的，今年要完成，如果留下一点尾巴，明年一定要完成。有些单位进行过肃反，但是肃而不清，必须在斗争中逐步肃清。反革命不多了，这一点要肯定。在闹事的地方，广大群众是不会跟反革命跑的，跟反革命跑的只是部分的、暂时的。同时也要肯定，还有反革命，肃反工作没有完。
　　一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肃反的成绩是伟大的。错误也有，当然要严肃对待。要给做肃反工作的干部撑腰，不能因为一些民主人士一骂就软下来。你天天骂，吃了饭没有别的事做，专做骂人的事，那由你。我看越骂越好，我讲的这三条总是骂不倒的。
　　共产党不晓得挨了多少骂。国民党骂我们是“共匪”，别人跟我们通，就叫“通匪”。结果，还是“匪”比他们非“匪”好。自古以来，没有先进的东西一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从开始就是挨骂的。一万年以后，先进的东西开始也还是要挨骂的。
　　肃反要坚持，有反必肃。法制要遵守。按照法律办事，不等于束手束脚。有反不肃，束手束脚，是不对的。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脚。
　　第七点，农业问题。要争取今年丰收。今年来一个丰收，人心就可以稳定，合作社就可以相当巩固。在苏联，在东欧一些国家，搞合作化，粮食总要减产多少年。我们搞了几年合作化，去年大搞一年，不但没有减产，而且还增产了。如果今年再来一个丰收，那在合作化的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就是没有先例的。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 要 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比如，去年生产了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商品粮包括公粮 在内，大约是八百多亿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归农民。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稳定了。
　　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
　　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
　　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为农业服务。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
　　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
　　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今年如果丰收，积累要比去年多一点，但是不能太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就是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
　　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
　　注释
　　（1）定息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的一种形式。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国家按照资本家的资产，在一定时期内，每年付给他们固定息率的股息，叫做定息。定息仍然属于剥削的性质。
　　（2）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3）见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
　　（4）克劳塞维茨（一七八○——一八三一），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战争论》。斯大林对克劳塞维茨的评论，参看斯大林《给拉辛同志的复信》。
　　（5）见列宁《战争与革命》。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30--362页）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毛泽东根据原始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补充，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为了叙述的方便，分为十二个小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一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个意思，在我们党的过去的许多文件里和党的许多负责人的言论里，曾经说得很多。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过:“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
　　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例如，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二 肃反问题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在人民内部，有些人对于肃反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两种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不相同。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问题，也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
　　为了正确地估计我国的肃反工作，我们不妨看一看匈牙利事件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些动荡，但是没有引起什么风浪。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说，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
　　当然，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不是由于肃反。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是由于我们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劳动人民。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在群众中生了根的，是在长期革命火焰中锻炼出来的是有战斗力的。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是经过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建立起来的。有些民主人士也受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同我们共过患难。有些知识分子经历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的锻炼，许多人经历过解放以后的以分清敌我界限为目标的思想改造。此外，我们国家的巩固，还由于我们的经济措施根本上是正确的；人民生活是稳定的，并且逐步有所改善；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政策，也是正确的，等等。但是，我们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我们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一切，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在匈牙利事件时期没有发生波动。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更不要说工农基本群众了。
　　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些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处了死刑。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人民群众就会抬不起头来。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
　　我们的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错误。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采取了群众路线，工作中当然也会发生毛病，但是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会比较容易纠正些。群众在斗争中得到了经验。做得正确，得了做得正确的经验。犯了错误，也得了犯错误的经验。
　　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我们就准备纠正。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而要帮助他们。向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泼冷水是不对的。但是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该采取这个态度。我们希望人大常务委员、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凡是有可能的，都参加这样的检查。这对于健全我们的法制，对于正确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会有帮助的。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
　　三 农业合作化问题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我认为，情况根本上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担心会不会出毛病。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上是健全的。农民生产很起劲，虽然去年的水旱风灾比过去几年中哪一年都大，但是全国的粮食仍然增产。现在有一些人却在说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吹来了一股小台风。合作化究竟有没有优越性呢?今天会场上发的文件里面，有一个关于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历来很穷，年年靠人民政府运粮去救济。一九五三年开始办社的时候，人们把它叫做“穷棒子社”。经过了四年艰苦奋斗，一年一年好起来，绝大多数的社员成了余粮户。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由此可见，那些说合作化不好了的议论是没有根据的。
　　由此也可看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积极拥护合作社的是些什么人呢?是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余的人，大多数也对合作社寄予希望。真正不满意的只占极少数。许多人没有分析这种情况，没有对合作社的成绩和缺点以及缺点产生的根源作全面的考察，把局部和片面当成了全体，这就在一些人中间刮起了一阵所谓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小台风。
　　要多少时间合作社才能巩固，认为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议论才会收场呢?根据许多合作社发展的经验来看，大概需要五年，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现在，全国大多数的合作社还只有一年多的历史，我们就要求它们那么好，这是不合理的。依我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建成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合作社能得到巩固，那就很好了。
　　合作社正在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例如，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
　　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在生产问题上，一方面，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经营的经济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计划以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计划。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许多人说农民苦，这种意见对不对呢?就一方面说来是对的。这就是说，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样说“苦”就恰当了。就另一方面说来是不对的。这就是说，解放七年以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以外，都已经有了一些改善。解放以来，农民免除了地主的剥削，生产逐年发展。以粮食为例，一九四九年全国产粮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到一九五六年产粮达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增加了将近一千五百亿斤。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算重，每年只有三百多亿斤。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购粮也只有五百多亿斤。两项共八百几十亿斤。这些粮食销售在农村和农村附近的集镇的，占了一半以上。由此看来，不能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至于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一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况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四 工商业者问题
　　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外，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这个阶级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呢?还没有。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但是现在有些人说:资本家已经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也有人说，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这些议论对不对呢?当然不对。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
　　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两面性，那末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应该说，这种意见不仅不符合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工商业者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工商业者的学习，应当以自愿为基础。许多工商业者在讲习班里学习了几十天，回到工厂，同工人群众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语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条件。他们从亲身的经验懂得，继续学习，继续改造自已，对于他们是有益的。刚才所说的那种认为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造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工商业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少数人的意见。
　　五 知识分子问题
　　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表现出来了。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
　　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六 少数民族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经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七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八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1]，达尔文的进化论[2]，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以上所说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九 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
　　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十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
　　如像我在上面讲过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同样，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当然是坏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锻炼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就变成好事。在许多国家里，有一批人在这个风潮里退出了党。一部分党员退党，党的人数减少了，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那些动摇分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员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3]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十一 关于节约
　　我想在这里谈一下节约的问题。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我们反对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着重在反对贪污。一九五五年提倡过节约，重点是在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中反对了过高的标准，在工业生产中节约原料，成绩很大。那时，节约的方针还没有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认真地推行，也没有在一般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中认真地推行。今年要求在全国各方面提倡节约，反对浪费。我们对建设工作还缺乏经验。在过去几年有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有浪费。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在去年十一月中共二中全会更着重地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以后，几个月来已经开始发生效果。这一次节约运动必须彻底地持久地进行。反对浪费，同批判其他缺点错误一样，好比洗脸。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脸吗?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总之，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十二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关于经济问题今天不准备多讲。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除了苏联以外，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完全不错，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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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哥白尼（一四七三——一五四三），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一书中，证明地球绕自己的轴旋转，并和其他行星一起，围绕着太阳运行，推翻了约两千年来的地球不动学说。
　　[2] 达尔文（一八○九——一八八二），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说明了生物的起源、变异和发展的规律。
　　[3] 见《老子·五十八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63--402页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各位同志！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会议中间提出了很多问题，使我们知道了很多事情。我现在就同志们所讨论的问题讲几点意见。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来说，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稳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中国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没有精确的统计。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五百万左右。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在这些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的中间，有许多人对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了解，如何对待，如何答复，还不大清楚。
　　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就五百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有一些人虽然不公开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赞成。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例如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总而言之，可以这样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是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这里有三种立场，坚定的，动摇的，反对的三种立场。应该承认，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如果不承认这种状况，我们就会对别人要求过高，又会把自己的任务降低。我们作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
　　第三点：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工作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在为旧中国服务的时候，知识分子中的左翼是反抗的，中间派是摇摆的，只有右翼是坚定的。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就反过来了。左翼是坚定的，中间派是摇摆的(这种摇摆和过去不同，是在新社会里的摇摆)，右翼是反抗的。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在教育人民。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过去几年，他们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有些人并且很用功，比以前大有进步。但是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因此，如果认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学习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知识分子如果不把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据我看，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我们的任务是，在他们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
　　第四点：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有些人可以到工厂农村去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观花”，总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里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有一些知识分子本来就是生活在工人农民里面的，例如工业技术人员本来就在工厂，农业技术人员本来就在农村。他们应该把工作做好，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我们要把接近工农群众这件事，造成一种风气，就是说要有很多知识分子这样做。当然不能是百分之百，有些人有各种原因不能去，但是我们希望尽可能有比较多的人去。也不能大家一下子都去，可以逐步地分批地去。让知识分子直接接触工人农民，过去在延安时期曾经这样做过。那时候，延安的许多知识分子思想很乱，有各种怪议论。我们开了一次会，劝大家到群众里面去。后来许多人去了，得到很好的效果。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和工人农民交朋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也有一些人到工厂农村去，结果是有的有收获，有的就没有收获。这中间有一个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问题。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
　　第五点：关于整风。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共产党内的整风，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过一次，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过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又进行过一次。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判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这次整风的方法同抗日时期的整风一样，就是先研究一些文件，每个人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的方面，发扬优点和正确的方面。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缺点和错误，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
　　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在我们的工作中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因此我们要进行整风。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抗日时期的整风就是证明。它增加了党的威信，增加了同志们的威信，增加了老干部的威信，新干部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两个党比较起来，谁怕批评呢？国民党害怕批评。它禁止批评，结果并没有挽救它的失败。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我们过去说过，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1]。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在从前，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但是在那些时候，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面，出版书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给我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的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内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要同他们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
　　第六点：片面性问题。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这样看问题的人，现在在共产党里面还是不少，党外也有很多。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糟。许多具有这种看法的人，虽然和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敌意的人还不相同，但是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很有害的，它只会使人丧失信心。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对于这些片面地看问题的人，应该进行批评，当然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要帮助他们。
　　有人说，既然要整风，要大家提意见，就必然要有片面性，提出克服片面性，好像就是不让人讲话。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一点片面性，这是困难的。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有时候就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但是，可不可以要求人们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要求看问题比较全面一些？我看应该这样要求。如果不是这样，不要求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有较多的人采用比较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那末，我们就停滞了，我们就是肯定片面性了，就是同整风的要求背道而驰了。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应该逐渐减少。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长，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驳。你的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我在上面讲了，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不敢写文章怎么办？有的人说，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第七点：“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像我在上面所说的，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这里，我们所采取的方针有很大作用。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不会说服怎么办？这就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恶丑。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共产党、人民政府也是这样，也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错误的东西总会有的，并不可怕。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最后一点，第八点：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这一点是在座有些同志希望我讲的。现在许多地方的党委还没有抓思想问题，或者抓得很少。这主要是因为忙。但是一定要抓。所谓“抓”，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要研究。我们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各地方要召开像这次宣传会议一样的会议，讨论当地的思想工作和有关思想工作的各方面的问题。这种会不但要有党内的同志参加，而且要有党外的人参加，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我们这次会议的经验证明，这对于会议的进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注释
　　[1]见本书第三卷《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03-418页）

    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泽东《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 这里的（一）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二）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一
　　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拚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象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三天不吃饭的事情。我说，三天不吃饭，没有什么要紧，一个星期不吃饭就有点危险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1]，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有泪不轻弹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就是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弹几滴眼泪。至于你那个什么级，就是评得不对，你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头流，要往里头流。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
　　二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拚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拚命精神。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九十岁，看你有多长的命。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拚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
　　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今天军队的同志到会的很多。军队里头怎么样？平时的政治工作跟战时的政治工作是不是有些不同？在战时，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这时候，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平时，又不打仗，就是训练，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现在实行了军衔制度[2]和其他一些制度，但是，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还是要打成一片，还是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比如开个党代表大会，给他们一个批评的机会。陈毅同志在“三反”的时候讲得好，他说，我们发号施令多少年都可以，现在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下，批评一个星期，可不可以？他的意思是说，应当是可以的。我赞成这个话，就是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个星期。在大家批评之前，先准备一下，作一点报告，讲一讲自己有什么缺点，无非是一二三四，有那么几条。然后同志们发言，补充一些，批评一下。群众是公道的，他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丢掉。连排长也要给战士们一个批评的机会，最好一年有这么一回，开这么几天的批评会。军队里头的这种民主，我们曾经搞过，结果是有益的。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干部跟战士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打成一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也应当是密切的。
　　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说资格老，多少年革命，这个资格也是可靠的，但同时我们不要靠它。你资格老，几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办了一些糊涂事，讲了一篇混账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尽管你过去做过多少好事，职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就不能原谅。因此，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这一条，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一般来说，新干部没有这种包袱，比较自由。老干部对新干部要处在平等的地位。有很多东西，老干部不如新干部，要向他们学习。
　　注释
　　[1]《林冲夜奔》是明朝人写的昆曲《宝剑记》中的一折。
　　[2]军衔制度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开始实行，一九六五年五月取消。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19--422页）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一) 　　
    我们的党一九四二年开始的第一次整风运动，取得了伟大革命胜利的结果。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社会的关系根本变化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变化。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需同时改造自己。但是，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二) 　　
    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毛泽东同志的这两个报告已经在广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传达，以后还要继续在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传达。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各级党委必须组织关于这两个报告的学习，按照这两个报告的基本思想，并参考一些其他有关的文件，总结和改进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在学习中，对于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主要的是要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团结六亿人民出发、不从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和广大的党外群众出发、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而真正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对于一般党员，主要的是要求他们懂得：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知识分子党员，除了上述各项要求以外，还要着重要求他们联系工农群众，分清无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加强党性。为了克服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党员还必须在今后的适当时期进行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关于这一方面学习的计划，将来另行规定。 　　
    (三) 　　
    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不论在座谈会、小组会上，进行批评的时候，或者个别交谈的时候，都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不应该肯定自己的一切，拒绝别人的批评。同时，对于批评者要提倡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以免抹杀别人的一切，使批评变成片面的过火的批评。每个人都应该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积极地向别人提意见，但是不得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批评。对于一些带原则性的争论，可能的时候应该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必须容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并且要给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这样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四) 　　
    为了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彻底改变许多领导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在历史上长时期是同工农兵群众同甘共苦的，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是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因素之一。但是近几年来，有许多同志在这一方面是退步了。目前党的任务，除了进行整风学习，提高党内思想认识、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外，还要在实际生活中完全保持和发扬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使领导者同群众打成一片，使人民内部的关系面貌一新，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大大减少。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办法，应该先从党内的少数人员作起。这种体力劳动，哪怕很少一点也是好的。待取得经验之后，经过适当步骤，再有计划地逐步地普及到凡能多少从事劳动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人员和经济、文化组织中的主要管理人员。关于这个问题，需要规定一些具体办法，中央将另作专门指示。 　　
    (五) 　　
    这次整风运动，应该首先从县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党的组织以及大的厂矿和大专学校的党的组织开始，并且应该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可以同时选择若干基层党委进行整风学习，以便取得典型经验，逐步推广。 　　
    在进行整风运动的时候，各单位应该组织领导小组。党委的第一书记必须亲自负责，抓紧领导。整风计划应该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并且必须使整风运动的进行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防止关门整风，妨害工作。整风的组织领导办法和具体工作计划，由中央直属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总政治部和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自己规定实行，并且希望于收到本指示以后两星期内能够将这种具体计划报告中央。

    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上海局，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
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中　　央
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关于注意阅读整风消息的批语〔１〕
    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２〕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
毛　泽　东
五月十四日
    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这个批语写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上。《解放日报》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邀请二十二位中、小学教师举行座谈会，请他们谈谈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五月十日，该报第二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２〕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小平，即邓小平，当时
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的一篇文章，曾发给党内干部阅读。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
　　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的内部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多义。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就我党的经验说来，前者为多，后者只是个别的，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但是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说来，“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改正。有些错误，是因为执行中央方针而犯的，不应当过多地责备下级。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 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中间派中有一些人是动摇的，是可左可右的，现在在右派猖狂进攻的声势下，不想说话，他们要等一下。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有两派最坚决：左派和右派。他们互争中间派，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过去的“三反”，肃反，思想改造，岂有此理！太岁头上动土！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此可能。对大多数学生这样设想，则是做梦。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人们反对扣帽子，这只是反对共产党扣他们的帽子。他们扣共产党的帽子，扣民主党派左派中派和社会各界左派中派的帽子则是可以的。几个月以来，报纸上从右派手上飞出了多少帽子呢！中间派反对扣帽子是真实的。我们对中间派过去所扣一切不适当的帽子都要取掉，以后也不要乱扣。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错了的事，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但是必须估计到他们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为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用他们，必须给以权责。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象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而只要没有这种领导，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我们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斗争是互相斗争，现在是许多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时候了。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人们说钓大鱼，我们说锄毒草，事情一样，说法不同。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
　　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你们这一篇话为什么不早讲？”为什么没有早讲？我们不是早已讲了一切毒草必须锄掉吗？
　　“你们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为什么不争取右派？”要争取的。只有在他们感到孤立的时候，才有争取的可能。现在，他们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们妄图灭掉共产党，那肯就范？孤立就会起分化，我们必须分化右派。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
　　是不是要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行为作决定。毒草是要锄的，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整”人是又一件事。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什么叫“严重违法乱纪”？就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在屡戒不听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引起的。其他普通犯错误的人，更是治病救人。这是一个恰当的限度，党内党外一律如此。“整”也是治病救人。
　　要多少时间才可以把党的整风任务完成？现在情况进展甚快，党群关系将迅速改善。看样子，有的几星期，有的几个月，有的一年左右（例如农村），就可完成。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思想水平，那就时间要长些。
　　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人民正是这样希望于我们的，我们应当满足人民的希望。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23-429页）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各中央直属部委首长，各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
    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搬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中 央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提供的原件刊印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这是毛泽东同志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30页）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自治区党委：
    毛泽东同志二月廿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及三月间在宣传会议的两次讲话，准备于六月十五日左右在报上发表。〔１〕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放大鸣方法的整风，请即加紧进行。根据北京的经验，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大字报是延安整风时期的传统，并非现在才有。如果阻止出大字报，就会陷于被动。但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以免影响中等学校及工厂（个别党外报纸刊登此项消
息，可以听之）。将来中等学校及工厂整风时是否允许出大字报，那时再考虑。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鸣，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叛变出去，是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目前不要整风，但要主动下楼，改善作风，广交朋友，深入群众。不可乱许愿，乱答应，又要避免出乱子，以便上层中层整好，腾出手来，再整好下层。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最后请你们注意一点，在各高等学校和各机关，凡不合理的事而又现在能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一批，以利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
中　　央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六月没有在报纸上发表，一九六四年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一次公开发表。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关于印发六月四日一份《高等学校
整风情况简报》的批语〔１〕
    尚昆〔２〕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
    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
    毛　泽　东
    六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为报送《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给毛泽东的信上。《简报》说，北京大学有一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造谣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这篇文章油印后在校内外散发，震动很大。
    〔２〕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毛泽东《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员中的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
　　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那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那些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作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
　　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
　　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31-433页）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来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卢郁文在5月25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一样不能不问：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你”？　　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们心目中的“老虎”了。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勇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惧，屈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共产党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帮助人民推翻了压着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势力，帮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使人民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最广大的人民从来没有像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这样充满光明的希望和生的乐趣。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是要整掉这些错误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人把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言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这些人警告卢郁文“及早回头”，请想想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向什么地方“回头”？当然，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头上也会说他们怎样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云云。但是，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如此仇视的人们，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么？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先生说得好：“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非常明显，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些决不会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生任何动摇。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
    一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自治区党委：
    （一）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六月八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座谈会，极有效益。
    （二）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生将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四级，特别是乡级，预作准备。原则是：（１）善意欢迎；（２）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现在所以还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骂人打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此点甚重要，请即办。城市也要注意。
    （三）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你们要注意召集公方代表、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人开会，迅即改善与私方的关系，有鼓励，有批评，拆墙，交朋友。现在工商联、民建会正在向章乃器、李康年〔１〕等作批判，所以我们不要大搞，以便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中知识分子中和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
    （四）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２〕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中　　央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
    二
    即送刘、周、陈、朱〔３〕阅，尚昆〔４〕用电报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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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印如前示。新、藏不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章乃器，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李康年，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上海公私合营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
    〔２〕　章伯钧，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３〕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朱，指朱德。
    〔４〕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１〕》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２〕见于６月１０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只文
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经过研究、考虑和批判加以改变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从最近几天这两个报纸的情况看来，方针似乎已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它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在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根据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１〕　这是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以“本报编辑部”署名的一篇文章，载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同时，毛泽东还为新华社写了一则转发这篇文章的新闻导语，全文如下：“〈新华社十四日北京电〉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见和姚文元的文章如下”。
    〔２〕　指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文汇报》刊载的姚文元写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一文。文章说，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例如，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消息，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毛泽东的话：“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但文汇报的标题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再如，李维汉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用“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作为标题，并且用“……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为副标题，而文汇报则以“中共诚恳欢迎监督和帮助”为标题，以“认为很多批评和意见有助于克服三大主义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副标题。文章批评了文汇报上述这些做法和“新闻的编排是没有政治性”的观点，认为编排也有政治性，“各
取所需”即是。

    一九五七年六月，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社论稿《不平常的春天》的批语和修改〔１〕
    一
    即送乔木〔２〕同志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有人说，党不是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整风吗，怎么整到别人头上来了呢？不错，党还将继续请广大群众帮助自己整风，这是毫无疑义，必须坚持到底，也必然会坚持到底的。但是难道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可以受到保护，不受批
判吗？如果各界革命领导人物对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不管它们借什么神圣的名义）不知道警惕和识别，不知道迎头痛击，这样的革命者对于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责任心？
    三
    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因此，无论如何，一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本来有争论，而且是根本性质的、不容含混的争论，掩掩藏藏暗地进行好呢，摊开在桌面上好呢？显然，前者不好，后者好。表面上躲开这场争论，决不会帮助我们平稳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相反，经过这场
争论，弄清了人们的真面目，就将教育广大群众。这样，就将使政治界、知识界以及社会各界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得到提高，人民内部的团结将比以前更为加强，而社会主义制度也将比以前更为巩固。
    根据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１〕　《不平常的春天》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在审阅此文一、二两次清样稿时，都作了修改。本篇（一）是毛泽东对第二次清样稿作了修改后写的批语；本篇（二）（三）是在清样稿上作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改写和加写的文字。
    〔２〕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不平常的春天》
    1957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说来，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　　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这篇讲演虽然到现在才发表，但是它的内容早已在社会各界人士中间传布了。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阐明了我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它对于提高我国人民的觉悟，巩固我国人民的团结，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的发展，无疑将产生深刻的久远的影响。我们且不说遥远的将来，只从2月底到6月中这短短一段时间来观察一下，就已经可以看出它所提出的方针的威力来了。　　由于系统地提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由于透彻地说明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由于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党的整风运动，我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进行得特别活泼起来了。在一方面，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积极的批评和建议，促使党和政府积极地采取步骤改进自己的工作，加强自己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事业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竭力利用党所提出的口号，来扩张自己的影响，争取自己的地位。三个多月的发展，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快，三个多月给予人们的教训，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丰富。　　如果群众有意见不能够畅所欲言，党和政府怎么能够这样迅速地发现和克服自己的缺点呢？同样，如果人们的错误的以至反动的思想得不到充分表露的机会，群众又怎么能够这样清醒地识别他们的面貌，怎么能够起来纠正他们，批驳他们呢？　　对于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针，各种人的反映是不同的。广大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方针，因为它支持了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党和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党的联系群众的有政治远见的骨干分子坚决地执行这个方针，他们懂得这个方针将大大地促进党的工作的改善，保证党取得真正的主动，保证党对于大多数群众的团结。但是党内也有一部分人曾经怀疑甚至反对这个方针，他们害怕这将要引起天下大乱，或者因为他们沾染着比较浓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习气，害怕受到群众的攻击。这一部分人落到了客观事物运动的后面，只是依靠党的教育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才能跟上历史的脚步。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像：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同人民群众相反，他们不但不把毛主席的讲演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而且想入非非，以为可以利用它来作为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为了削弱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第一个步骤是削弱共产党对于国家工作的领导。因此，他们要求共同领导，或者要求共产党在某些范围内退出领导。他们竭力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解释得适合于他们的目的，并且积极地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青年学生中收集他们的支持者。5月间，共产党开始整风，而且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党的整风。他们认为机会来了。他们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不但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而且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党根据群众的革命觉悟应该在斗争的风雨里培养而不应该在温室里培养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毛主席的讲演中反复宣布过），决定暂时不给予回击，让群众充分认识他们的面目，以便增长见识，得到教训。这样，他们的头脑更热了。在他们看来，简直到处都在反对党！简直就是匈牙利事件的前夕！简直非请他们出来挽救危局或者收拾残局不可！　　结果如何呢？　　同害怕者的预料相反，也同高兴者的预料相反，天下并没有大乱。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人们发现，被群众包围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们自己。在这里，事情本来是非常清楚、毫无奥妙的，因为在全中国，拥护社会主义的本来是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运动本来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向绝大多数人挑战怎么能不身陷重围呢？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你们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史看作儿戏，把中国人民八年的建设史看作儿戏，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高度威信看作儿戏，而且在估计力量对比的时候，连人口中占1％的人和占99％的人究竟哪一边人多力量大，都算不清。你们这样怎么能不犯错误呢？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犯了错误，是不是由于没有事前的警告？不是如此，我们且不说人民为了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共产党的领导，曾经经历过多么严重的斗争；且不说宪法怎样确定了我们国家的性质；且不说匈牙利事件的结局是怎样的，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从匈牙利事件得出了怎样的教训（《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对于这一点已经说得够详细了）。就在毛主席的讲演里，也明明说着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如果资产阶级不接受工人阶级的政策，两者之间的矛盾仍然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也明明说着我们必须拒绝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无政府主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坚持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明明说着否认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是完全错误的，否认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是完全错误的；也明明说着资产阶级分子还有两面性，还需要继续改造；也明明说着知识分子还需要继续改造，还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教育，也明明说着对于错误的意见必须批判，而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在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斗争中间得到发展。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十分明白确定的吗？难道有什么人说过，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可以推翻，错误的意见和反社会主义的意见可以不加批判吗？但是右派分子对于不合他们心意的话，竟一概充耳不闻。对于他们说来，“大鸣大放”也好，“帮助整风”也好，这原不过是一种触媒，一种由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有人说，党不是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整风吗，怎么整到别人头上来了呢？不错，党还将继续请广大群众帮助自己整风，这是毫无疑义，必须坚持到底，也必然会坚持到底的。但是难道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可以受到保护，不受批判吗？如果各界革命领导人物对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不管它们假借什么神圣的名义）不知道警惕和识别，不知道迎头痛击，这样的革命者对于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责任心？　　还有人说，本来讲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怎么现在又讲起阶级斗争来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事实，但是在政治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还将继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也是事实。大家看到，这一次斗争并不是工人阶级挑动起来的。古人有云：树欲静而风不止。风为什么不肯止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和平进行的。为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虽然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但是前者重在划分敌我，后者重在反对贪污、盗窃，对于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何去何从，孰吉孰凶，实际上还没有认真地彻底地展开过辩论。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混在群众中迎了新，送了旧，但是他们是并不同意的。他们既然不同意，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风就不能止。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因此，无论如何，一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本来有争论，而且是根本性质的、不容含混的争论，掩掩藏藏暗地进行好呢，摊开在桌面上好呢？显然，前者不好，后者好。表面上躲开这场争论，决不会帮助我们平稳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相反，经过这场争论，弄清了人们的真面目，就将教育广大群众。这样，就将使政治界、知识界以及社会各界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得到提高，人民内部的团结将比以前更为加强，而社会主义制度也将比以前更为巩固。　　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整风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现在有争论，将来还会有争论。毛主席的报告是提倡团结的报告。他所提倡的团结不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假团结，而是经过争论达到的真团结。因此，毛主席的报告也是提倡争论的报告。所谓百家争鸣，正是要争。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是的，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它之所以不平常，就是因为广大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真正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人士的政治觉悟，广大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觉悟，都将在争论中迅速地成长着，成熟着，用一种不平常的速度。
    注释　　〔1〕这篇社论发表前，经毛泽东修改。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的修改〔１〕
    一
    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
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
    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４００人左右，全国大约有４０００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１〕　本篇（一）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  
    《指示》指出：
    一、争取和团结中间分子，是使目前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这场政治斗争、思想斗争获得完满胜利的一个关键、
    二.必须对当地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在这次斗争中的根本态度大体排一个队，主要是划清中间派和右派的界限，以便依靠左派，团结中间派，坚定不移地对右派进行斗争。
    《指示》提出了争取和团结中间分子的几个主要问题，即:
    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迅速地加以克服;实事求是地揭露和批判右派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共的言行;
    用心平气一和讲道理的方法，澄清知识分子中的错误和糊涂思想;
    必须注意防止把仅有右倾思想的人和中间偏右的人也当作坚决的右派打击;
    把“中右”和右派的疑似分子同右派分子加以区别对待，把仅有右派言论并无右派行动的人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对其批评时不要轻易扣以右派的帽子;
    加强同中间分子的联系，关心他们的生活、工作和理论学习，对其带原则性的错误，用诚恳的友谊的态度指出，要用对侍同志的态度对待知识分子中的中间分子;
    对于极右分子必须打得准，打得狠。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
　　自本报编辑部六月十四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象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略嫌不足的是编排技巧方面。编排的技巧性和编排的政治性是两回事，就光明日报说来，前者不足，后者有余。技巧性问题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编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读者是会高兴的。这件事也难，本报有志于此久矣，略有进展，尚未尽如人意。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象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很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大不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强的，不愉快的。说是轻松愉快，这句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谅。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任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文汇报在六月十四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文汇报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带着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根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相反，它在十四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锄几次草吗？草锄过来还可作肥料。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他们的报纸不少，其中一个叫文汇报。文汇报是按照上述反动方针行事的，它在六月十四日却向人民进行欺骗，好象它是从善意出发的。文汇报说：“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错了，应改为“充满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残存着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够用吗？这里是一种什么逻辑呢？个别性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这就是文汇报的逻辑。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报道过的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发的反动言论，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新民报不同，它已经作了许多比较认真的自我批判。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文汇报的责任心跑到那里去了呢？你们几时开始，照新民报那样做呢？欠债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债呢？看来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给文汇报出了一大堆难题，读者要问文汇报那一天赶上新民报呢？文汇报现在处在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在新民报没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汇报似乎还可以混过一些日子，有了新民报的自我批判，文汇报的日子就难过了。被动是可以转化为主动的，那就是以新民报为师，认真地照它那样办。
　　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 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 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34--439页）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泽东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１〕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
    有两事通知如下：
    （一）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２〕，全国不是４０００人，而是大约有８０００人。例如北京约有８００人，上海有７００多人，包括大学生中的右派在内（清华大学教师及学生中的全部右派骨干分子５０人）。这些都是在不同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  
    现在的问题是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大约不过占右派骨干的百分之三左右。例如上海有右派骨干７００多人，报上点名的只有二十多人，不到百分之三。报上老是这几个人，读者也看厌了。因此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的百分之十左右为止。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著名右派分子在内。凡报上点名的必须证据充分，最好还有历史劣迹、素来不大得人心的人。
    （二）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
    中　　央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中央：
    起草了一个通知，请向彭真、维汉〔３〕一商，如认为可
行，请即决定发出。
    毛　泽　东
    七月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本篇（一）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增加报纸上点名批判右派骨干分子的人数等问题的通知；本篇（二）是毛泽东关于这个通知给中央的便信。
    〔２〕　在这个通知之前，中共中央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估计：“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４００人左右，全国大约有４０００人左右”。
    〔３〕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维汉，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三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百天了。这一百天，时局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当时我们就料到这些事情了。比如，我在这里说过，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疼吗？要硬着头皮顶住。人这个地方叫头，头有一张皮，叫头皮。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加以批评。
　　我们总要相信，全世界也好，我们中国也好，多数人是好人。所谓多数人，不是百分之五十一的人，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在我国六亿人口中，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共产党里，青年团里，民主党派里，学生和知识分子里，多数人总是好人。他们的心总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应当承认这一点。这是每一次运动都证明了的。比如这一次，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
　　放火烧身可不容易。现在听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些同志后悔了，感到没有放得厉害。我看上海放得差不多了，就是有点不够，有点不过痛，早知这么妙，何不大放特放呢？让那些毒草长嘛，让那些牛鬼蛇神出台嘛，你怕他干什么呢？三月份那个时候我就讲不要怕。我们党里头有些同志，就是怕天下大乱。我说，这些同志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就是没有看见大局面，就是没有估计到大多数人，即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好人。不要怕群众，他们是跟我们一块的。他们可以骂我们，但是他们不用拳头打我们。右派只有极少数，象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左派也有百分之十左右。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中间派占百分之八十左右。有什么可怕呢？我们有些同志， 就有那么一些怕， 又怕房子塌下来，又怕天塌下来。从古以来，只有“杞人忧天”[1]，就是那个河南人怕天塌下来。除了他以外，从来就没有人怕天塌下来的。至于房子，我看这个房子不会塌下来，刚刚砌了不好久嘛，怎么那么容易塌下来呢？
　　总而言之，无论什么地方，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同志，不要怕。怎么怕群众呢？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什么叫领导人物呢？小组长、班长、支部书记、学校里头的校长、党委书记，都是领导人物，还有柯庆施同志，我也算一个。我们这些人总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现在把火放起来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希望把我们的同志烧好。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一点毛病，那有没有毛病的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就是什么官僚主义之类。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自觉的。
　　要定期“放火”。以后怎么搞呀？你们觉得以后是一年烧一次，还是三年烧一次？我看至少是象闰年、闰月一样，三年一闯，五年再闯，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搞两次。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锻者就是锤打，炼就是在高炉里头炼铁，平炉里头炼钢。钢炼出来要锻。现在锻要拿汽锤锻。那个锻可厉害哩！我们人也要锻炼。有些同志，你问他赞成不赞成锻炼，那他是很赞成的，“啊，我有缺点，很想去锻炼一下”。人人都说要锻炼一番。平常讲锻炼，那舒服得很，真正要锻炼了，真正要拿汽锤给他一锻，他就不干了，吓倒了。这一回就是一次锻炼。一个时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就是两股风来吹：一是大多数好人，他们贴大字报，讲共产党有缺点，要改；另外是极少数右派，他们是攻击我们的。两方面进攻的是一个方向。但是多数人的进攻是应当的，攻得对。这对我们是一种锻炼。右派的进攻，对我们也是一种锻炼。真正讲锻炼，这一回还是要感谢右派。对我们党，对广大群众，对工人阶级、农民、青年学生以及民主党派，右派给的教育最大。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右派，这些右派是要打倒我们的。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
　　我们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业。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那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那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辩论一次好。这些问题没有辩论过。
　　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从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经过辩论的。要不要抗日？一派人是唯武器论，说中国的枪不够，不能抗；另外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还是可以打。后头接着来的解放战争，也是经过辩论的。重庆的谈判，重庆的旧政协，南京的谈判，都是辩论。蒋介石对我们的意见，对人民的意见，一概都不听，他要打仗。打的结果，他打输了。所以，那一场民主革命是经过辩论的，经过长时期精神准备的。
　　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在六、七年之内，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个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人的改造，虽然也改造了一些，那就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比如报纸，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有人说，报纸没有阶级性，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话就讲得不对了。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前，报纸，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学校教育，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上层建筑，都是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办报纸的，唯心论最多。你们不要以为只是社会科学方面唯心论多，自然科学方面也有许多唯心论。搞自然科学的许多人，世界观是唯心论的。你要说水是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他们是唯物论，水是两种元素构成的，他们是照那个实际情形办事的。你要讲社会怎么改造，那他们是唯心论。我们说整风是要整好共产党，他们中间一些人说要消灭共产党。这一回暴露了这么一些情形。
　　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学校的党委、总支里头混进来一些敌人，清华大学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告诉敌人了，这叫做“起义分子”。不是有起义将军吗？这是“起义文人”。这一件事，敌人和我们两方面都高兴。在敌人方面，看见共产党员“起义”了，共产党要“崩溃”了，他们很高兴。这一回崩溃了多少呀？上海不晓得，北京学校的党员大概是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溃得多一点，也许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点。这种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溃了我就高兴得很。你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满脑子唯心论，你钻进共产党、青年团里头，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者是动摇分子。所以，在我们方面，看见“起义”的，我们也高兴。那一年清党、清团清得这么干净呀？他自己跑出去了，不要我们清理。但是，现在的情况变了，反过来了。我们把右派一包围，许多跟右派有联系但并非右派的人起来一揭露，他不“起义”了。现在右派不好混了，有一些右派起义了。我三月在这里讲话以后，一百天工夫，时局起了这样大的变化。
　　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这次主要是政治斗争，不是军事斗争，不是经济斗争。思想斗争的成份有没有呢？有，但是我看政治斗争占主要成份。思想斗争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共产党整风，青年团整风，是思想斗争。要提高一步，真正学点马克思主义。要真正互相帮助。有什么缺点，主观主义有一点没有呀？官僚主义有一点没有呀？我们要真正用脑筋想一想，写一点笔记，搞那么几个月，把马克思主义水平、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提高一步。
　　反击右派也许还要几十天，还要个把月。右派言论尽这样在报纸上登，今年登一年，明年登一年，后年登一年，那也不好办事。右派就那么多，右派言论登的差不多了，也没有那么多东西登嘛。以后就阴登一点，阳登一点，有就登一点，没有就不登。我看七月还是反击右派紧张的一个月。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喜欢和风细雨。我们不是提倡和风细雨吗？他们说，和风细雨，黄梅雨天天下，秧烂掉，就要闹饥荒，不如急风暴雨。你们上海不是有那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乌“昼”啼》吗？那个“乌鸦”他提此一议。他们还说，你们共产党就不公道，你们从前整我们就是急风暴雨，现在你们整自己就和风细雨了。其实，我们从前搞思想改造，包括批评胡适、梁漱溟，我们党内下的指示都是要和风细雨的。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曲折的。比如走路，总是这么弯弯曲曲走的。莫干山你们去过没有呀？上下都是一十八盘。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现在，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因为他们来了个急风暴雨，这好象是我们报复他们。这个时候，右派才晓得和风细雨的好处。他看见那里有一根草就想抓，因为他要沉下去了。好比黄浦江里将要淹死的人一样， 那怕是一根稻草， 他都想抓。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现在是暴雨天，过了七月，到了八月那个时候就可以和风细雨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挖了嘛。
　　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正面教员还不够。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所谓不听，是什么人不听呢？是许多中间人士不听，特别是右派不听。中间人士将信将疑。右派根本不听，许多话我们都跟他们讲了的，但是他们不听，另外搞一套。比如我们主张“团结——批评——团结”，他们就不听。我们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民主集中制，要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联合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也不听。总而言之，这些东西都讲过的，他们都不听。还有一条他们特别不听的，就是说毒草要锄掉。牛鬼蛇神让它出来，然后展览，展览之后，大家说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毒草让它出来，然后锄掉，锄倒可以作肥料。这些话讲过没有呢？还不是讲过吗？毒草还是要出来。农民每年都跟那些草讲，就是每年都要锄它几次，那个草根本不听，它还要长。锄了一万年，草还要长，一万万年，还是要长。右派不怕锄，因为我讲话那个时候，不过是讲要锄草，并没有动手锄；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并非毒草，是香花，我们这些人是毒草，他们并不是应当锄掉的，而要把我们锄掉。他们就没有想到，他们正是那些应当锄掉的东西。
　　现在就是辩论我上边讲过的那三个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没有经过充分辩论，党内没有充分辩论，社会上也没有充分辩论。象牛吃草一样，先是呼噜呼噜吞下去，有个袋子装起来，然后又回过头来慢慢嚼。我们在制度方面，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也好，意识形态也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没有展开充分辩论。这回经过报纸，经过座谈会，经过大会，经过大字报，就是展开辩论。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白话没有阶级性，我们这些人演说讲白话，蒋介石也讲白话。现在都不讲文言了，不是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无产阶级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一个时候，两三个星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好象是利于资产阶级。我们讲硬着头皮顶住，也就是那两三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你们不是讲锻炼吗？有几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就是锻炼，并非要把你塞到高炉里头去烧。
　　有许多中间人士动摇一下，这也很好。动摇一下，他们得到了经验。中间派的特点就是动摇，不然为什么叫中间派？这一头是无产阶级，那一头是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中间派，两头小中间大。但是，中间派归根结底是好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资产阶级也想争取他们作同盟军，一个时候他们也有点象。因为中间派也批评我们，但他们是好心的批评。右派看见中间派批评我们，就来捣乱了。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治，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个地方越乱越好，乱得越透越好。这是一条经验。
　　刚才讲大字报，这是个方式的问题，是取一种什么形式作战的问题。大字报是作战的武器之一，象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至于飞机、大炮，那大概是《文汇报》之类吧，还有《光明日报》，也还有一些别的报纸。有一个时期，共产党的报纸也登右派言论。我们下了命令，所有右派言论，要照原样登出来。我们运用这种方式，以及其他各种方式，使广大群众从正反两面受到了教育。比如《光明日报》、《文汇报》的工作人员，这次得了很深刻的教育。他们过去分不清什么叫无产阶级报纸，什么叫资产阶级报纸，什么叫社会主义报纸，什么叫资本主义报纸。一个时候，他们的右派领导人把报纸办成资产阶级报纸。这些右派领导人仇恨无产阶级，仇恨社会主义。他们不是把学校引到无产阶级方向，而是要引到资产阶级方向。
　　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他们非常之怕改造，说改造就出那么一种感，叫做“自卑感”，越改就越卑。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应当是越改造越自尊，应当是自尊感，因为是自己觉悟到需要改造。那些人的“阶级觉悟”很高，他们认为他们本身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无产阶级。他们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我看，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经过踌躇、考虑、不大愿意、摇摆这么一些过程，总归是要走到愿意改造。越改造就越觉得需要改造。共产党还在改造，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你说整了这次风就不整了？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两三年，他都忘记了，那个官僚主义又来了。人就有那么一条，他容易忘记。所以，过一个时候就要整整风。共产党还要整风，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不要整风？不要改造？那就更需要整风，更需要改造。
　　现在各民主党派不是在整风吗？整个社会要整一整风。把风整一整，有什么不好？又不是整那些鸡毛蒜皮，而是整大事，整路线问题。现在民主党派整风的重点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路线。我看整得对。现在共产党整风的重点不是整路线问题，是整作风问题。而民主党派现在作风问题在其次，主要是走那条路线的问题。是走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治、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要把我讲的这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几亿人民作的事情究竟好不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社会主义的话，要那一个党来领导？是要章罗同盟领导，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来它一个大辩论，把路线问题搞清楚。
　　共产党也有个路线问题，对于那些“起义分子”，共产党、青年团里头的右派，是个路线问题。教条主义现在不是个路线问题，因为它没有形成。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几次教条主义路线问题，因为它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现在的教条主义没有形成制度、政策、纲领，它是有那么一些硬性的东西，现在这么一锤子，火这样烧一下，也软了一点。各个机关、学校、工厂的领导人，不是在“下楼”吗？他们不要那个国民党作风和老爷习气了，不做官当老爷了。合作社主任跟群众一起耕田，工厂厂长、党委书记到车间里头去，同工人一起劳动，官僚主义大为减少。这个风将来还要整。要出大字报，开座谈会，把应当改正的，应当批评的问题都分类解决。再就是要提高一步，学一点马克思主义。
　　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多数是好人，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好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我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准人家讲话，本来不对的也不准批评。应当提倡讲话，应当是生动活泼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言者无罪，不管你怎么尖锐，怎么痛骂一顿，没有罪，不受整，不给你小鞋穿。小鞋于那个东西穿了不舒服。现在要给什么人小鞋子穿呢？现在我们给右派穿。给右派一点小鞋穿是必要的。
　　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有些同志怕群众跟怕水一样。你们游水不游水呀？我就到处提倡游水。水是个好东西。你只要每天学一小时，不间断，今天也去，明天也去，有一百天，我保管你学会游水。第一不要请先生，第二不要拿橡皮圈，你搞那个橡皮圈就学不会。“但是我这条命要紧呀，我不会呀！”你先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游嘛。如果说学一百天，你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搞三十天，你就学会了。只要学会了，那末你到长江也好，到太平洋也好，一样的，就是一种水，就是那么一个东西。有人说在游泳池淹下去还可以马上把你提起来，死不了，在长江里头游水可不得了，水流得那么急，沉下去了到那里去找呀？拿这一条理由来吓人。我说这是外行人讲的话。我们的游泳英雄，游泳池里头的教员、教授，原先不敢下长江，现在都敢了。你们黄浦江现在不是也有人游吗？黄浦江、长江是一个钱不花的游泳池。打个比喻，人民就象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象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呀！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学生群众，民主党派的多数成员，知识分子的多数，你不能骂他们，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讲道理，好好讲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但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象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2]，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帝国主义跑了，他们的产业都拿过来了。封建主义所有制消灭了，土地都归农民，现在又合作化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收归国有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了，基本上（还没有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的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了，尽管这个制度现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这五张皮都没有了，但是它还影响“毛”，影响这些资本家，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头老是记得那几张皮，做梦也记得。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所以，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
　　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
　　一百天以前我在这个地方讲过，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基础了，他丧失了原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他在那个梁上飞，他要回去，那边空了，那几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老家没有了，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你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研究一下无产阶级的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他不，他也晓得那边空了，但是还是想那个东西。我们现在就是劝他们觉悟过来。经过这一场大批判，我看他们多少会觉悟的。
　　那些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应当觉悟，尾巴不要翘得太高，你那个知识是有限的。我说，这种人是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叫半知识分子比较妥当。因为你的知识只有那么多，讲起大道理来就犯错误。现在不去讲那些右派知识分子，那是反动派。中间派知识分子犯的错误就是动摇，看不清楚方向，一个时候迷失方向。你那么多的知识，为什么犯错误呀？你那么厉害，尾巴翘得那么高，为什么动摇呀？墙上一克草，风吹两边倒。可见你知识不太多。在这个方面，知识多的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什么孙大雨那一套，他们一看就知道不对。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要请无产阶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的呀！那里没有原料。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拿来的，都是从地方拿来的。中共中央好比是个加工厂，它拿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得不好就犯错误。知识来源于群众。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不要脱离群众，我们跟群众的关系，就象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这一回他们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也许有一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象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你对阎王说，我是五张皮的维护者，我很有“骨气”，共产党、人民群众斗争我，我都不屈服，我都抵抗过来了。但是你晓得，现在的阎王也换了。这个阎王，第一是马克思，第二是恩格斯，第三是列宁。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主义世界的阎王大概还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就是这些人当阎王。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
　　注释
　　〔1）见《列子·天瑞》。
　　〔2）见《左传·信公十四年》。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40-455页）

    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篇文章，在这个会议上印发过，同年八月，又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其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既然有这样的不同，为什么通用整风这个口号呢？这是因为整风的口号较易为多数人所接受。我们向人们说：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尚且进行整风，难道你们不应当整风吗？这就十分主动了。整风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
　　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即就商、学两界而论，在右派猖狂进攻时期，多数人可以一时被蒙蔽，发生动摇。几个星期以后，反击右派展开，多数人也都清醒了，都过来了。所以，这两界的多数人，最后也是可以信任的，他们是可以接受改造的。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低，对资产阶级右派力量估计过高，不少同志曾经犯过这种错误。现在地县区乡及工厂干部中还有许多人是这样，应当好好说服他们，不要低估了自己方面的力量，不要夸大敌人方面的力量。农村中，地主、富农正在被改造；其中，一部分人还在捣乱，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富裕中农，多数愿意留在合作社，少数闹退社，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应分别对待。在农村中，必须注意阶级路线，必须使原来的贫雇农在领导机关占优势，同时注意联合中农。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以后一年一次，进行坚定的说理斗争，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农村中也要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这应当在上级派有工作组协助当地干部主持农村整风的条件下，逐步推行。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农村中，勤俭持家应当和勤俭办社并提，爱国、爱社应当和爱家并提。为了解决勤俭持家问题，特别要依靠妇女团体去做工作。最近几年，三百五十亿斤征粮和五百亿斤购粮，必须坚决收到，不能短少。按照年成丰歉，可以有所调节。农村中，因为逐年增产，缺粮户逐年减少，因此销粮应当逐年减少。城市销粮过多之处，也应酌量减少。这样，国家的粮食库存才有可能逐年增加，以备可能发生的紧急之需。如果八百五十亿斤左右的粮食收不到手，则将牵动市场物价，牵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并且无法应付紧急情况，这是很危险的。今年秋收以前，必须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反对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斗争。
　　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对刑满释放再犯罪者，再提再判。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当捕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捕处，这是不对的。轻罪重判不对，重罪轻判也不对，目前时期的危险是在后者。禁止赌博。认真贯彻取缔会道门。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以上各点，适用于过渡时期，都由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负责。在不违背中央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地方政法文教部门受命于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不得违反。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大谈特谈，习以为常，也就见怪不怪了。把人民内部矛盾想通，说开，正确处理一批问题，收了效果，得了经验，再也不怕了。
　　再说一遍，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军队多次整风，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时班上建立互助组，实行官兵、军民打成一片，禁止打人骂人，禁止枪毙逃兵。因此士气高涨，战无不胜。手执武器的军队能够这样做，为什么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不能够发扬民主，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矛盾）呢？
　　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除了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这两种人，在整风中保护一切党团员，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缺点，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水平，提高思想水平。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有一些丧失朝气、丧失革命意志和坚持错误的人，在累戒不改的情况下，党委应当予以正当处理，重者绳之以纪律。
　　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在半年到一年内，要求亲身研究一个合作社，一个工厂，一个商店，一个学校，取得知识，取得发言权，以利指导全般工作。地县区的党委书记也应这样做。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十年至十五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大辩论，全民性的，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行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祁自然地要发生这样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苏联在二十年代曾经发生过（同托洛茨基等人辩论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1]），我国在五十年代的第七年发生了。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中央、省市两级，在整风、批判右派和争取中间群众这三个任务方面，取得了经验，是一件大事。有了这个经验，事情就好办了。今后几个月内的任务是教会地县两级取得经验。从现在起，到今冬明春，是逐步教会区乡两级取得经验。城市是教会区级、工矿基层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经验。这样一来，豁然开朗，群众路线对于许多人说来就不是一句假话了，人民内部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和整个党委，必须把这个伟大斗争完全掌握起来。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包括一切报纸和刊物），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
　　批判右派这件事，整个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震动极大。应当看到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倾向，各类人程度深浅不同。应当看到，现在他们对于真正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基本点虽然还只是一种倾向，但是，只要有了这种倾向，他们就从资产阶级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开动了第一步。如果有一年整风时间（从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就可以跨进一大步。这些人在过去，并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个革命，对于他们，是突然发生的。共产党员中，也有一些人是这样。批判右派和整风，对于这些人，对于广大人群，将是一个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在整风中，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各地整风，不应当在所属一切单位同时并举，而应当分期分批地推行。
　　不要怕惊涛骇浪，硬着头皮顶住。就一个单位来讲，大约两三个星期，洪峰就过去了，就可以转到反击右派的新阶段。在两三个星期内，各单位的领导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还有城乡基层整风。这样整一次，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目必将焕然一新。
　　八月，请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一级和地委一级的第一书记，抽出一段时间；摸一下农村中整社、生产、粮食等项问题，以备九月中央全会之用。四十条农业纲要，请你们逐条研究一下是否需要修改。
　　注释
　　[1]参看《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九章第五节。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56--465页）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毛泽东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一）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现在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这样，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他们既是极右派，既是实事求是地鉴定了的极右派（不是普通右派分子），多一些人在报上，揭露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使他们在公众面前出丑，就会越有利于教育广大群众，争取中间派，也有利于分化右派。这一点必须坚持，不要犹豫。
    （二）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
    （三）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
    （四）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实事，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以强词夺理。
    （五）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
    （六）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
    （七）深入挖掘时期，党和政府工作中错误缺点，边整边改，取信于人，十分重要。这点请你们同样加以注意。
    中　　央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一九五七年八月，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问题的讲话》
    （按：收入者把这篇讲话错写成一九五八年，按照内容，应该是在一九五七年）
    关于主要矛盾这个问题，提不提，提了有好处没有好处，（康生：和××，柯庆施同志谈过，人们认为过渡时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为主，但也提出一点疑问，是否影响整改，其次是否引起对八大几句话的争论：“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现在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主要的，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我们进行了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对于资产阶级和个体经济是不动的，第二次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革命中有两条道路，即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两条道路，与现在两条道路不同。现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从理论上讲是没有问题了。
    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进行了一段了，从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会议宣布总路线以后，到冬季又让中宣部写了个总路线宣传提纲。如果不算今年，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只有三年半时间，算今年只有四年半，给了资产阶级以严重的打击，个体农民问题也解决了。这种情况反映在八大，八大说社会主义改造己基本胜利，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能说不对吗？所有制解决了，人家服服贴贴打锣打鼓吗！八大指出在经济制度上也没有完全解决（资本家拿定息），在政治上也没有完全解决（思想斗争）还要继续改造。民主党派的一部分一一右派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部分富裕中农还对社会主义改造不满意，这在八大时并不是完全没有划清，八大并没有放松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当时他们服服贴贴，现在他们要造反嘛。
    青岛这篇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即讲清楚了，今后为了策略，还是青岛的讲法好，即城乡都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阶级斗争没有熄灭等都讲了。这个问题到会的人知道就算了。不要因为“主要矛盾”那两个字，闹得天翻地覆。
    ×××讲的重庆那个工厂干部被工人斗得过不下去了。新工人有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干部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思想，都排到资产阶级账上，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包括两种，一种是剥削人民的人，一种是不剥削人民的人。最大量的是中间派，没有中间派就不行了。这个问题最近不在报上搞，过几个月以理论文章的形式写东西。几十年以后没有人剥削人了，总不能再排到资产阶级账上了。但还是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明朝朱元璋，南北朝时代宋刘裕也是那样的人。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还没有完全解决，党内三个主义也属于意识形态。
    大鸣大放是最好的革命形势，革命是要取得经验的，有人要大吵大闹就让他闹，革命这么多年就没有发明这个办法，今年和右派合作发明了这个办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鸣大放这个办法是他们提出，我们接过来的。在延安时有兵的报和轻骑队，当时这个办法没有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在艺术、学术方面讲的，在政治方面右派提出来大鸣大放，我们接过来这很好嘛。××同志去过看过新乡工厂，从那个工厂的情况和现在的报告看来，用压的方法是不行的。
    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一个是肯定对的了，第二个在几个月内不在报上宣传主要矛盾，免得引起新的混乱，惹起麻烦，影响整改，报纸上只宣传两条道路斗争。
    所谓人民内部矛盾有几种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党内也有几种人。实际上人民内部矛盾，就有阶级矛盾。所谓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阶级矛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人民，但有对抗的一面。现在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与地主的矛盾，而是三部分人民的矛盾，这三部分人民之间，内部有一部分暗藏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如章伯钧等。今年把他们暴露了，我们用剥笋政策，今年是剥不完的。现在主要矛盾不是与地主的矛盾。湖南捉了七千人，没有人民反对，如捉章伯钧就不行。今天敌我矛盾是次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加上家属有几千万人，小资产阶级是几亿，对这些人主要是改造问题，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大量的中间派，对这些人不能说是对抗性的矛盾。如章伯钧之类是对抗性的。百分之九十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包括阶级矛盾（××敌我矛盾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工农也有矛盾，工农矛盾也算两条道路的矛盾。
    右派有多少人呢？最多有十五万左右，不是那么多，不能说主要矛盾，估计还要分化一部分出来，对我们有利，特别是有知识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
    八大讲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那是讲生产问题，不是讲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生产关系问题已经解决了，但还没有完全解决（查看八大文件第四页），提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讲大体适合，斯大林讲完全适合有毛病。将来若干年以后生产力发展了，集体所有制和发展生产会发生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适合的，为什么适合，合作社是发展生产的嘛。我们这个制度比起印度来，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增加三百万吨钢，我们增加了四百万吨，你说我们的制度不好嘛。我们的生产关系基本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但也有缺点。到几十年以后，生产力发展了，价值法则没有用了，货币可以不要了。
    八大那句话（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没有什么害处，不妨害整风、生产、反右派、改进工作。这句话是好话，意思是让我们发展生产，充实我们的物质基础。不是讲人民之间的矛盾，这是和外国比，和我国以前比。（康生：原来写这句话时，当时考虑写不写？反复考虑了，套了列宁的一句话。）这句话有语病的，但没有坏处，实际上没有发生坏作用，这句话不必去改了，将来在适当时机讲一下。当时本来想改，已经印发出去了。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对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的修改〔１〕
    一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代替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就丧失了前一个时期的积极性的一面，变成了根本反动的东西，因此，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人，即资产阶级右派，也就成了反动派。资产阶级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包括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不叫反革命派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右派的一部分有可能转变过来。这是必要的。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当大力争〔取〕过来。另一小部分人在政治上已经抛弃了资本主义立场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成为左派。左派在增多，有的达到百分之十，这是可喜现象。但中间派仍占大多数，他们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而在从资本主义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前进了第一步；但是另一方面，基本上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对于交出企业，对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并不甘心和心服，对资本主义还有留恋，不过多数人口里不说罢了。但他们是动摇的，可以进步的，大概再有五年，他们将大进一步。
    二
    鉴定工商界的右派分子，除了根据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标准的建议”以外，在时间界限上，应当以今年鸣放以来的反动言行为主，结合去年高潮以后的言行，除了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的许多极右分子以外，不要以高潮以前的言行为依据。因为工商界在实行企业合营以前，是立足于合法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的资本主义立场是自然的和合法的，而在高潮到来以后，由于实行了全行业合营，他们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确已跨进了一大步，再以高潮以前的言行为依据，便不得人心和不利于争取多数。这一段时间只有一年多，许多人从旧立场到新立场，转不过弯子来。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可以促使多数人转过这个弯子，并大进一步。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１〕　本篇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对《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一文的批语和修改〔１〕
    一
    退胡乔木〔２〕同志。此件可用。
    毛　泽　东
    九月十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拥护社会主义的，不但有无产阶级，而且有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其人数达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反对的，或者暂时不赞成的，或者勉强赞成而实际不赞成的，只占人口的极少数。社会主义是当前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意志和最高利益，所以反社会主义就是反人民。“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这三件事本来是一种必然的联系，不是什么人可以任意联在一起，或者可以任意不联在一起的。
    根据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１〕　本篇（二）是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时所作的修改，文内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社论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２〕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对《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文的批语和修改〔１〕
    一
    退胡乔木〔２〕同志。此件可用。请送刘、邓、伯达、定
一〔３〕再加斟酌。
    毛　泽　东
    九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我国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的任务，是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没有完成的。许多人还不认识这一点。右派分子则从来就反对这种革命，并且发展到在行动上反共反人民。这个革命是１９５６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
    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
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根据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１〕　本篇（二）是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所作的修改。文内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社论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２〕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３〕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这样扩大的中央全会，有省委和地委的同志参加，实际是三级干部会，对于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有好处。
　　这样的会，恐怕是有必要一年开一次。因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工作复杂得很。去年这一年没有开，就吃亏，来了一个右倾。前年来了一个高涨，去年就来了一个松劲。当然，去年开“八大”了，也没有时间。再开这样的会议，可以掺少数县委书记和一些大城市的若干区委书记，比如再加百把人是可以的。我建议各省也开一次全省性的三级或者四级干部会议，掺一部分合作社的干部，把问题扯清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讲一讲整风。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现在的重点是基层的放，基层的改，就是县、区、乡三级的鸣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一级，有些部门放还是要放，但重心是改的问题。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1]，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那个时候，从容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搞它一年，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左派不仅同中间派一道鸣放辩论，而且完全公开地同右派一道鸣放辩论，在农村里头同地主、富农一道鸣放辩论。公开登报，不怕出“丑”，什么“党天下”呀，什么“共产党要让位”呀，“下轿”呀。刚刚“上轿”，右派要我们“下轿”。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延安整风的时候，写笔记，自己反省，互相帮助，七、八个人一个小组，搞了几个月。我接触的人都感谢那一次整风，说改变主观主义就是那一次开始。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事同群众一道商量，打通思想。我们军队里头，连长给战士们盖被子，同战士很平等地友谊地谈话。延安整风，土地改革，军队里头的民主生活，还有“三查三整”[2]，后头的“三反”“五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这中间都有丰富的民主形式。但是，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然后还要搞和风细雨，商量，启发，这种形式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产生。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单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不行。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只有一千多万人，它要靠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第三点，农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作了修改，不久就可以发出去。请同志们在农村中很好地组织一次辩论、讨论。我问了一些同志，地区一级要不要作农业计划？他们说也要作。区一级要不要作？说也要作。乡要不要作？说也要作。社也要作。那末，就有这么几级：一个省，一个地，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一个社，六级。请你们注重抓紧搞一搞这个农业规划。规划、计划是一回事，讲成了习惯，就叫规划也好。要坚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好象去年下半年就不是全党办社了，书记不大动手了。今年，我们要坚持这样搞。
　　规划究竟什么时候可以作好？我问了一些同志，有些地方已经作好了，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作好。现在着重的是省、地、县这三级，是不是在今冬或者明春可以作好？如果作不好，明年这一年总要作好，而且六级都要作好。因为我们有几年经验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差不多作好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省的规划和其他各级的规划，都要拿到农村去讨论。但是，七个规划一起讨论太多了，还是要分期分批拿到群众中去鸣放、辩论。这是讲长远规划。作了，将来不适合怎么办？再有几年经验，还要修改的。比如“四十条”，过几年还要修改。不可能不改。我看大概是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有一个规划总比没有好。一共十二年，过去了两年，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十条”中规定的三种地区分别达到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计划指标，就有落空的危险。抓紧是可能完成的。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
　　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有了这三种积累，我们就富裕起来了。不然，统统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
　　今年，凡是丰收的地方，没有受灾的地方，应当提高一点积累。以丰补歉，很有必要。有的省的合作社，除公积金（百分之五）、公益金（百分之五）、管理费以外，生产费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其中基本建设费用又占生产费的百分之二十。我跟别的省的同志商量，他们说基本建设费用恐怕多了一点。我今天跟你们谈的，都是建议性质，可行则行，不可行则不行，而且各省各县不要一律，你们去研究一下。合作社的管理费，过去有些地方占的比例太大，应当缩小到百分之一。所谓管理费，就是合作社干部的补贴和办公费。要缩小管理费，增加农田基本建设费用。
　　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大吃、大喝，统统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种志气呢？这不算什么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把这个习惯改过来，要通过大鸣大放，也许是小鸣小放，争一番。还有赌博，这样的问题过去是没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鸣大放，经过辩论，才能改过来。我看，改革旧习惯也要列入规划。
　　还有一个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十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二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因为苍蝇就是那个时候出世。我看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全国非常讲卫生。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要来个竞赛，硬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人人清洁卫生。各省也可以参差不齐，各县也可以参差不齐，将来横直看那个是英雄。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
　　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还有综合计划问题。刚才我讲的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商业计划，文教计划。工、农、商、学的综合计划，完全有必要，兜起来互相配合。
　　种试验田的经验，值得普遍推广。县、区、乡和合作社的领导干部，都搞那么一小块田，试验能不能达到高产，用什么方法达到高产。
　　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十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些干部红也不红了，是富农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又不专。有一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真正大红，象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左派。但是单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务，懂得技术。现在有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就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出来。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九十年，十年树人。十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二十五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十年树人倒是可以的。我们已经过了八年，加上十年，是十八年，估计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阶级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十年以后就扩大这个队伍，提高这个队伍。
　　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这个问题小平同志也讲了。
　　第四点，两种方法。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比如修铁路，选线路要有几种方案，在几条线路里头选一条。可以有几种方法来比较，至少有两种方法来比较。比如，大鸣大放，还是小鸣小放？要大字报，还是不要大字报？这两种方法究竟那一种好？这种问题可多啦，就是放不开。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一个都放不开，没有一个爽爽快快放开的。因为这是放火烧身的问题呀！要放开，需要有充分的说服，而且要有一种相当的压力，就是公开号召，开许多会，将起军来，“逼上梁山”。过去革命，这种方法，那种方法，这种政策，那种政策，党内有过很多不同意见，结果我们采取了一种比较适合情况的政策，所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比较从前那几个时期都进步。建设的方针也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我们也要采取比较适合情况的方针。
　　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学习苏联，并不是所有事情都硬搬，教条主义就是硬搬。我们是在批评了教条主义之后来提倡学习苏联的，所以没有危险。延安整风以后，“七大”以后，我们强调学习苏联，这对我们是不吃亏的，是有利的。在革命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的。在建设这方面，我们刚开始，只有八年。我们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不是没有错误。错误将来还要犯，希望少犯一点。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研究了它错误的那一方面，就可以少走弯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比如钢的产量，我们可不可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达到两千万吨？经过努力，是可能的。那就要多开小钢厂。我看那个年产三、五万吨的钢厂，七、八万吨的钢厂要多开，很有用处。再有中等的，三、四十万吨的钢厂，也要开。
　　第五点，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兴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个把同志讲到这个问题。还有，在报纸上我也看见那么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讲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第六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象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3]。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
　　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账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
　　整风运动要搞到明年五月一日，还有这么多时间。五月一日以后，是不是又要缓和一下呢？我看又要缓和一下。缓和是不是叫右倾呢？我看不叫右倾。好比开会，尽开，白天开，晚上也开，一连开它半年，我看很多人就不见了。所以，工作要按照情况，有时候紧张，有时候缓和。去年，我们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人家服服帖帖，敲锣打鼓，你不缓和一下，那个时候难得说，理由不充分。我们说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说完全解决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所以不是原则的让步，而是情况需要缓和一下。
　　我看整风搞到明年五月一日，下半年就不再搞了。农村里头明年下半年是不是再搞一次，辩论一次，看那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明年再议。后年是要搞一次的。假使我们后年也不搞，几年不搞，那些老右派，新右派，现在出来的右派，又要蠢蠢欲动；还有些中右分子，中间派，甚至于有些左派会要变。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松劲，松那么相当的时间，右倾情绪就要起来，不好的议论，右派言论都要来的。我们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只要你空几个月不搞，就松松散散了。一年要鼓几次气。新兵来了，要进行教育。就是老兵，老干部，只要你不整风，他的思想也要起变化。
　　这里顺便说一点我们同苏联的不同意见。首先，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象样子，我们不赞成。因为搞得那么丑嘛！这就不是你一国的事，这是各国的事。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稍微多一点。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点，我们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
　　还有和平过渡的问题，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无论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两条：第一条，和平；第二条，战争。第一条，共产党向统治阶级要求和平转变，学列宁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那个时候所提的口号。我们也向蒋介石提过谈判和平的问题。这个口号，在资产阶级面前，在敌人面前，是防御的口号，表示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便于我们争取群众。这是个主动的口号，是个策略性质的口号。但是，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地交出政权，它要使用暴力。那末，第二条，你要打，你打了第一枪，我只好打。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战略口号。你说一定是和平过渡，那跟社会党就没有差别。日本社会党就是这样，它只有一条，就是永远不搞暴力。全世界的社会党都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还是要有两条：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这样的提法，就没有弊病，都管到了。不然，就不行。现在有些国家的党，比如英国共产党，就是只提和平过渡的口号。我们跟英国党的领导人谈，老是谈不通。他们当然骄傲了，他说和平过渡怎么是你赫鲁晓夫提的？我早已经提了！
　　此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范围的、人民内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革命不在内。当然，人民内部可以分化，一部分变为敌人。比如右派，过去是人民，现在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是不是剥夺他们的选举权？除开个别的要法办、劳改，那要剥夺选举权外，一般的以不剥夺为好。有的人还可以让他当政协委员，横直政协搞个千把人都可以。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总之，不合乎六条标准嘛！这是毒草。人民内部不管那一天总要出一点毒草的。
　　最后一点，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我们现在许多同志不下苦功，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学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还有文学，主要是文艺理论，领导干部必须懂得一点。还有什么新闻学、教育学，这些学问也要懂得一点。总而言之，学问很多，大体要稍微摸一下。因为我们要领导这些事情嘛！我们这些人叫什么家呀？叫政治家。不懂这些东西，不去领导，怎么行呢？每个省都有报纸，过去是不抓的，都有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过去也是不抓的，还有统一战线、民主党派，是不抓的，教育也是不抓的。这些东西都不抓，结果，好，就是这些方面造反。而只要一抓，几个月情况就变了。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有一批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头一个就是马克思，再就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再就是我们这些人，还有许多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要领导全世界的革命。
　　注释
　　[1]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五大运动。
　　[2]见本书第四卷《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注[1]。
　　[3]见西汉韩婴《韩诗外传·卷九》。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66--479页）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延安那一次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倡。后来“三查三整”，也没有采取这种形式。在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人给我们发饷，没有制造枪炮的工厂，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是依靠战士，依靠当地人民，依靠群众。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民主作风。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鸣，在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如果内部这么大闹，那就不好了。现在不同了，战争结束了，全国除台湾省外都解放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新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
　　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现在容易说通了，在五月间那个时候，就很不容易说服人。北京三十四个大专院校，开了很多会才放开。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还有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那是少数人，是右派。其他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台，可以下台的。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有则改之，不应当怕。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数是好人，农民的大多数是好人。共产党里，青年团里，大多数是好人。他们不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民主党派成员的多数，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们不要怕乱，不会乱，乱不了。应当相信多数，这里所谓多数，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社会主义革命对我们都是新的。我们过去只搞过民主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不破坏个体所有制，不破坏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只破坏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所以，有许多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可以过来。这里头，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就不热心，是勉强过来的；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是肯干的，这一关过来了。现在是过社会主义的关，有些人就难过。比如，湖北有那么一个雇农出身的党员，他家是三代要饭，解放后翻身了，发家了，当了区一级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意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现在开了他的展览会，进行阶级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为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关难过呢？因为这一关是要破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要破个体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今年是斗争的一个洪峰。以后是不是年年要来一个洪峰？象每年黄河的洪峰要来一样，我看恐怕不是那样。但是，这样的洪峰，以后也还会有的。
　　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这个底。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
　　我们说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下中农，还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面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是多少呢？就是一千二百万。一千二百万人，如果集合起来，手里拿了枪，那是个很大的军队。但是，为什么天下又不会大乱呢？因为他们是分散在这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这个农村，那个农村；这个工厂，那个工厂；这个学校，那个学校；这个共产党支部，那个共产党支部；这个青年团支部，那个青年团支部；这个民主党派的支部，那个民主党派的支部；是分散在各处，不能集合，所以天下不会大乱。
　　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内的革命，是一些什么阶级之间的斗争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我国无产阶级数目比较小，但是它有广大的同盟军，最主要的就是农村里头的贫农、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或者还要多一点。富裕中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现在的富裕中农大体分三部分：赞成合作化的，占百分之四十；动摇的，占百分之四十；反对的，占百分之二十。这几年来，经过教育改造，地主、富农也有分化，现在也有不完全反对社会主义的。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加以分析，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事实不是那样。在全国总人口中，赞成社会主义的，有百分之九十。我们要相信这个多数。经过工作，经过大辩论，还可能争取百分之八，就变成百分之九十八。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当然，要注意，刚才邓小平同志讲了，它还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农村说话没有什么人听。地主的名声更臭。买办资产阶级早就臭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村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就有些影响了。特别是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那一样都缺不了他。办学校要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办报纸要有新闻记者，唱戏要有演员，搞建设要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罗隆基不是讲过吗，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领导不了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不说他是资产阶级，一定要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我看，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大字不认得几个的工人、农民，也比他罗隆基高明得多。
　　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服气的。讲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那也是拥护的，手也是举的，但是心里是不那么服气的。这里头就要分别了，右派是对抗的，中间派是半服半不服的。不是有人讲共产党这样也不能领导，那样也不能领导吗？不仅右派有这个思想，中间派有些人也有。总而言之，照他们的说法，差不多就完了，共产党非搬到外国不可，无产阶级非上别的星球不可。因为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嘛！无论讲那一行，右派都说你不行。这一次辩论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取半服半不服的中间派，使他们懂得这个社会发展规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还是要听文化不高的无产阶级的话，在农村里头要听贫农、下中农的话。讲文化，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不如他们，但是讲革命，就是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行。这可不可以说服多数人？可以说服多数人。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工程师中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不大服气的，过若干年，慢慢就会服气了。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 并没有讲什么大鸣， 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五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乱得了呀？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我们不要怕乱，也不要怕下不得台。右派是下不了台的，但也还是可以下台。按照辩证法，我看右派会一分为二。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排工作。少数极顽固的，可能死不改悔，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
　　右派这么闹一下，使我们摸了一个底：一方面，赞成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九十，可能争取到百分之九十八；另一方面，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十，其中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摸了这样的底，就心中有数了。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用我们这个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我们不需要象波兰那样封一个刊物，我们只要党报发一两篇社论就行了。对文汇报，我们写了两篇社论批评它，头一篇不彻底，没有讲透问题，再发第二篇社论，它就自己改。新民报也是它自己改。在波兰就不行，他们那里反革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右派的问题没有解决，走那条道路的问题没有解决，又不抓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所以封一个刊物就惹起事来了。我看中国的事情好办，我是从来不悲观的。我不是说过，乱不了，不怕乱吗？乱子可以变成好事。凡是放得彻底的地方，鬼叫一个时候，大乱一阵，事情就更好办了。
　　我国解放以前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现在是一千二百万工人。工人阶级人数虽然少，但只有这个阶级有前途，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农民头一步过渡到集体化的农民，第二步要变为国营农场的工人。资产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地改造过来，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现在许多人进了工会，有人说进了工会岂不就变成工人阶级了吗？不。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员反共吗？进了工会不等于就是工人阶级，还要有一个改造过程。现在民主党派的成员、大学教授。文学家、作家，他们没有工人朋友，没有农民朋友，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比如费孝通，他找了二百多个高级知识分子朋友，北京、上海、成都、武汉、无锡等地都有。他在那个圈子里头出不来，还有意识地组织这些人，代表这些人大鸣大放。他吃亏就在这个地方。我说，你可不可以改一改呀？不要搞那二百个，要到工人、农民里头去另找二百个。我看知识分子都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找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在工人、农民那里。要找老工人做朋友。在农民中，不要轻易去找富裕中农做朋友，要找贫农、下中农做朋友。老工人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贫农、下中农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
　　整风有四个阶段：放，反，改，学。就是一个大鸣大放，一个反击右派，一个整改，最后还有一个，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开点小组会，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今年五月一比中共中央发表的整风文件中讲和风细雨，当时许多人不赞成，主要是右派不赞成，他们要来一个急风暴雨，结果很有益处。这一点我们当时也估计到了。因为延安那一次整风就是那样，你讲和风细雨，结果来了个急风暴雨，但是，最后还是归结到和风细雨。一个工厂，大字报一贴，几千张，那个工厂领导人也是很难受的。有那么十天左右的时间，有些人就不干了，想辞职，说是受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北京那些大学的党委书记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那时候右派他们说，你们不能驳，只能他们鸣放。我们也讲，要让他们放，不要驳。所以，五月我们不驳，六月八日以前，我们一概不驳，这样就充分鸣放出来了。鸣放出来的东西，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正确的，有百分之几是右派言论。在那个时候，就是要硬着头皮听，听了再反击。每个单位都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这个整风，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都要搞。现在军队也是这样搞。这样搞一下很必要。只要你不搞，“自由市场”又要发展的。世界上有些事就是那么怪，三年不整风，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工程师、科学家里头，又要出许多怪议论，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比如房子每天要打扫，脸每天要洗一样，整风我看以后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一次个把月就行了。也许那时候还要来一点洪峰。现在这个洪峰不是我们造成的，是右派造成的。我们不是讲过吗？共产党里头出了高岗，你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信。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你们民主党派不是也出了吗？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右派就不承认自己有改造的必要，而且影响其他一些人也不大愿意改造，说自己已经改造好了。章乃器说，改造那怎么得了，那叫做抽筋剥皮。我们说要脱胎换骨，他说脱胎换骨就会抽筋剥皮。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许多人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搞，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思想改造？就是为了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老知识分子会要逼得非变不可，因为新知识分子起来了。讲学问，你说他现在不行，他将来是会行的。这批新的人出来了，就对老科学家、老工程师、老教授、老教员将了一军，逼得他们非前进不可。我们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一部分是能够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国没有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它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有人说，要先专后红。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他在这个时候不红，要到将来再红，这个时候不红，他是什么颜色呀？还不是白色的。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并不是要读很多书，而是要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
　　我在四月三十日讲的那些话，许多人就听不进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说中国有五张皮。旧有的三张：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过去知识分子就靠这三张皮吃饭。此外，还靠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一个小生产者所有制即小资产阶级所有制。我们的民主革命，是革前三张皮的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后两张皮：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所有制。这五张皮现在都不存了。老皮三张久已不存，另外两张也不存了。现在有什么皮呢？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张皮。当然，这又分两部分，一个全民所有制，一个集体所有制。现在靠谁吃饭？民主党派也好，大学教授也好，科学家也好，新闻记者也好，是吃工人阶级的饭，吃集体农民的饭，是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总起来说，是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饭。那五张旧皮没有了，这个毛呢，现在就在天上飞，落下来也不扎实。知识分子还看不起这张新皮，什么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实在是太不高明了，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三教九流”[1]都不如他。他不愿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过去反对的人多，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天天反，说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害得大家生怕这个东西。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无产阶级世界观，这要一个过程，而且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运动。今年这个运动，就是开辟这条道路。
　　现在有些机关、学校，反过右派之后，风平浪静，他就舒舒服服，对提出来的许多正确意见就不肯改了。北京的一些机关、学校就发生这个问题。我看，这个整改又要来一个鸣放高潮。把大字报一贴，你为什么不改？将一军。这个将军很有作用。整改，要有一个短时期，比如一两个月。还要学，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是在第四个阶段。这个学，当然不是一两个月了，只是讲这个运动告一段落，引起学习的兴趣。
　　反击右派总要告一个段落嘛！这一点，有的右派估计到了。他说，这个风潮总要过去就是了。很正确呀，你不能老反右派，天天反，年年反。比如，现在北京这个反右派的空气，就比较不那么浓厚了，因为反得差不多了，不过还没有完结，不要松劲。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象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多数人总是要向前进的。
　　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头去呢？我们一个也不丢。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提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不是刚才讲分两种人吗？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顽固到底，一直到见阎王。他说，我是不投降的，阎王老爷你看我多么有“骨气”呀！他是资产阶级的忠臣。右派跟封建残余、反革命是有联系的，通气的，彼此呼应的。那个文汇报，地主看了非常高兴，他就买来对农民读，吓唬农民说，你看报纸上载了的呀！他想倒算。还有帝国主义、蒋介石跟右派也是通气的。比如台湾、香港的反动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很拥护的。美帝国主义也很同情右派。我曾经跟各位讲过，假如美国人打到北京，你们怎么样？采取什么态度？准备怎么做？是跟美国一起组织维持会？还是跟我们上山？我说，我的主意是上山，第一步到张家口，第二步就到延安。说这个话是极而言之，把问题讲透，不怕乱。你美国占领半个中国我也不怕。日本不是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吗？后来我们不是打出一个新中国来了吗？我跟日本人谈过，要感谢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这个侵略对于我们很有好处，激发了我们全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高了我国人民的觉悟。
　　右派不讲老实话，他不老实，瞒着我们干坏事。谁晓得章伯钧搞了那么多坏事？我看这种人是官越做得高，反就越造得大。章罗同盟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最喜欢了。他们利用这两个口号反对我们。我们说要长期共存，他们搞短期共存；我们说要互相监督，他们不接受监督。一个时期他们疯狂得很，结果走到反面，长期共存变成短期共存。章伯钩的部长怎么样呀？部长恐怕当不成了。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有些人，一点职务不安排，一点工作不给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学生不听。那末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别的工作，让他有所改造，过几年再教书。这些问题都要考虑，是一个麻烦的问题。革命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对右派如何处理，如何安排，这个问题请诸位去议一下。
　　各民主党派什么情况，基层什么情况，恐怕你们这些负责人也不摸底。坚决的右派分子，在一个时候，在一些单位，可以把水搞得很混，使我们看不见底。一查，其实只有那么百分之一、二。一把明矾放下去，就看见了底。这次整风，就是放一把明矾。大鸣、大放、大辩论之后，就看得见底了。工厂、农村看得见底，学校看得见底，对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也都有底了。
　　现在，我讲一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经过两年的实践，基本要求还是那个四、五、八，就是粮食亩产黄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十二年要达到这个目标，这是基本之点。整个纲要基本上没有改，只是少数条文改了。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如合作化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相应的条文就作了修改。有些过去没有强调的，如农业机械、化学肥料，现在要大搞，条文上就加以强调了。还有条文的次序有些调动。这个修改过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经过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联席会议讨论以后，要重新公布，拿到全国农村中去讨论。工厂也可以讨论，各界、各民主党派也可以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是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不是章伯钧那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
　　发动全体农民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很有必要。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间，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范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后的说来，实现这个纲要是有希望的。我们中国可以改造，无知识可以改造得有知识，不振作可以改造得振作。
　　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就是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不晓得诸位如何？恐怕你们也是有兴趣的吧！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把这几样东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要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
　　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里头就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仅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和文教计划。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我们国家的面貌是会有个改变的。
　　我们预计，经过三个五年计划，钢的年产量可以搞到两千万吨。今年是五百二十万吨，再有十年大概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印度一九五二年钢产量是一百六十万吨，现在是一百七十几万吨，它搞了五年只增加十几万吨。我们呢？一九四九年只有十九万吨，三年恢复时期搞到一百多万吨，又搞了五年，达到五百二十万吨，五年就增加三百多万吨。再搞五年，就可以超过一千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达到一千一百五十万吨。然后，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不是可以达到两千万吨呢？是可能的。
　　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完全有希望的。右派说没有希望，那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没有信心，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那当然没有信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是完全有信心的。
　　注释
　　[1]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九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和农家。“三教九流”后来是泛指宗教和学术的各种流派，旧社会中也用来泛称江湖上各种各样的人。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80--495页）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总政治部（此件可发至县委和相当于县级的党组织）：　　自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分别拟定了一些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要求中央予以审查批准。考虑到斗争中的实际需要，中央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免各单位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有畸轻畸重的地方。现在将经过中央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发给你们，请即下达到一切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单位，予以认真研究，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即以此件为标准。同时望注意：　　（一）全国反右派斗争一般是进行得健康的，所划的右派分子，一般是适当的，但是也有划多了和划少了的情况。而在运动进到深入阶段，在切实纠正了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以后，一些单位把右派的标准放得宽了一些，以至多划了一部分右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无论划多了或者划少了，都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在右派划得多了，需要改正的单位，必须注意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不要使人产生“反右派斗争过火了”的错误印象。有些中右分子有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不够右派，如果当作右派斗争了，现在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批判是错了，因为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但是应在内部改划为中右分子，按照中右分子对待，并注意多加教育争取，到适当时机可以宣布因情节轻微已有悔改，脱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二）为了正确地划分右派分子，达到既不多划又不少划的目的，除了要有适当的标准，还要有适当的审查批准手续。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有特殊情况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省一级或省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　　（三）上级领导机关除必须认真地审查所属单位上报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外，还必须教育党员和群众十分重视对于实际情况的认真研究和具体分析，力戒浮夸和片面性。同时，还必须经常主动地细心地抽查和调阅所属单位右派分子的详细材料，及时纠正其中偏宽偏严的错误，并且对于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举出具体的人物和材料作为实例，切实帮助下级掌握正确划分的标准。
    中央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

    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一）
　　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于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2）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3）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4）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杜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5）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6）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对待他们。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九日，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一）运动的一般情况
    从今年五月开始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八月以前主要在省市以上党政机关、大专学校、民主党派、新闻出版界、科学技术界、文艺界、卫生界中进行。八月以后逐步向工人、农民、工商界、中小学教职员展开。军队也同时开展了整风。现在正扩大成为全民的整风运动。
    毛泽东同志七月在青岛召开的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对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性质和情况，作出了全面的估计，对于运动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方针。现在全国的运动正按照中央的方针顺利地开展着。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目前的全民性的大辩论，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这个运动要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城乡各种反革命分子，农村中还在进行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分子，社会上的流氓、阿飞、盗窃犯、凶杀犯、强奸犯、贪污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严重违法乱纪的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他们同人民的矛盾也是敌我矛盾。除此以外，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人民内部的整风，也包含着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
    整风运动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
    对于敌人，要进行坚决的斗争，要用揭露、孤立和分化的方法，有的还要用惩办和镇压的方法。对于人民内部，主要是用教育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人民中的犯法分子也要给予法律处分，这种处分也有教育作用。
    四个多月来运动的发展，完全符合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完全证明了中央方针的正确性。
    运动证明了：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城乡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进攻，是极为猖獗、极为狠毒的，他们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资本主义和反动统治复辟。
    运动证明了：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在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在富裕中农中，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还在向往资本主义，不高兴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他们的领导权还不巩固。他们是右派分子活动的市场。但是他们的绝大多数经过批评和教育，是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我们必须用大力团结和教育中间派，这样才能孤立右派，壮大左派。
    运动证明了：在工人阶级中，在农村的贫农下中农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非常必要的。他们是维护社会主义的最坚决的力量。在他们中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可以使他们得到更好的武器去进行斗争。此外，他们中间也有一小部分人还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可能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但是只要认真地摆事实，讲道理，他们是很容易明白的。
    运动证明了：在共产党的基本队伍中，在各级党、政府、人民团体、企业单位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是十分必要的。党在基本上是健康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但是从群众的大鸣大放中，也揭露了我们在工作上和作风上的大量缺点，有些是很严重的，不改正是危险的。同时，在党员和团员中也有少数的右派分子，另有一部分人则有严重的右倾思想。
    运动证明了：在斗争中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充分运用群众路线。实行大鸣大放大争，摆事实，讲道理，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和辩论会，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梦想的。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也是教育和团结群众对敌人进行斗争的方法。大鸣大放，放一把火烧敌人，也烧自己的缺点，这两者都是我们所要求的。事实证明：不敢实行大鸣大放，怕出乱子，不相信多数群众的觉悟程度，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这种右倾观点是非常有害的，并且已经为事实所驳倒了。
    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已经得到显著的成效。特别是那些鸣放得充分的单位，和那些注意改正工作缺点的单位，成效更显著。整个运动发展的情况是：右派被孤立被分化，中间派向左靠，左派力量在增加。
    但是运动还要继续深入和展开，不能草率收兵，不能前紧后松，必须争取全胜。在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机关，运动都必须经过四个阶段，即大鸣大放阶段（同时进行整改），反击右派阶段（同时进行整改），着重整改阶段（同时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凡是在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单位，应该及时转入以整改为主的第三阶段，同时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当然，有些单位的情况同机关不同，运动发展的阶段也就不完全相同。例如农村，有大鸣大放，有对于坏分子的斗争和对于富裕中农的批判，但是这并不同于机关中的反右派。对于农民和工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是只有一小部分人需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也不可能象机关干部那样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工人、农民、学生在着重整改阶段都要继续鸣放，督促和帮助领导干部整改，但是并非他们自己也着重整改，那是对领导干部说的。此外，在第三、第四阶段如果继续发现右派，或者原有的右派还没有低头，当然仍有反右派的任务。所以对这四个阶段不能看得太死。总之，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这四个阶段都必须经过，并且都必须搞透。运动的全胜，不只决定于反右派阶段，尤其决定于着重整改的第三阶段和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的第四阶段。
    （二）关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这次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范围内进行。这里面包括工商业者、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出版界、文艺界、科学技术界、卫生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大学生等。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是分属于不同的阶级的，但是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多数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所受的教育也是资产阶级式的。所以，为方便起见，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说。
    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他们还有政治地位、政治资本和政治影响，而无产阶级也需要他们的知识。但是如果他们不坚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同无产阶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造自己，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否则就有变成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的危险。
    党对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一贯的。党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实行赎买政策，并且争取他们继续为社会主义服务。党对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党在学术文化范围内主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所有这些方针政策都以社会主义为前提。党始终坚持：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改造，必须逐步工人阶级化。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绝对不容动摇。党的各项基本政策，例如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合作化政策、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等，绝对不容动摇。马列主义的宣传和政治教育必须加强，错误思想必须批判，“毒草”必须锄掉。对于“毒草”的开放，是为了从反面教育群众，为了锄掉可以作肥料，为了在斗争中锻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党并且指出，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条件之一是资产阶级接受我们的方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否则就会转化为敌我矛盾。
    资产阶级对一九五六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没有反抗，这是因为：（１）他们在经济上已经没有别的出路；（２）经过“三反”“五反”，他们中的多数人认识了反对无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３）政府对他们合营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作了适当的安置。但是所有制的改变并不等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更不等于阶级斗争的熄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新尖锐化。最近时期右派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就说明了这一点。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分成了左中右三派。左派站在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的立场。右派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左右两派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都是少数，多数是中间派。右派要同左派争夺中间派。右派总想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但是要等待时机。右派认为匈牙利事件、提出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政策、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的整风就是他们的“时机”。
    右派分子一般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从历史上看，有许多人参加过反动党团，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右派。但是历史是发展的，人是变化着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右派也有许多人现在有了转变。相反，一部分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间派甚至左派现在却成了右派。这说明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新的政治分化。
    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高等学校、某些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机关、文艺团体、政法界、科学技术界、医药界等。知识分子过去经过几次运动，多数人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有一小部分人已经成为左派。多数人现在可以接受或者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真正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由于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还比较薄弱，由于中间派在某种条件下还可以跟随右派，所以右派知识分子在这次进攻中特别猖狂。
    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在右派进攻中起了骨干作用，因为人民给了他们一定的政治地位，他们可以利用合法地位发号施令，招兵买马。民主党派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产物，其中有些成员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成为左派，但是大多数成员还没有从资产阶级立场转到无产阶级立场。因此，右派一度在民主党派的许多组织中占了上风。
    资产阶级右派在向党进攻的时候所提出的形形色色的反动纲领，其实质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在政治上的主要论点是：（１）宣扬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制度和资产阶级文化，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２）反对国家的基本政策，如外交政策、统购统销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五大运动等。（３）否认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否认党和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国家建设。（４）反对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反对党在各个部门（特别是文教科学技术部门）的领导，要求取消党在若干基层单位（特别是高等学校和新闻出版机关）的领导。
    右派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主要论点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科学文化，有也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要求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唯心论哲学复辟。向党和人民政府要求“独立”和“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文艺自由”等。
    右派的进攻说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多数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还不心服。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也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和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
    经过三个多月的斗争，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其他知识界和省市以上机关，斗争一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前的任务是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为此，要继续反对右倾情绪，但是也要防止打击面过宽和简单粗暴的危险。要注意严格掌握划分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始终注意审定所属单位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对划分不当的必须随时纠正。要十分注意团结中间派的工作，并且注意促进右派分子的分化，帮助其中已有悔改表现的人逐步改造。应该看到，有些右派分子是可以改造的，改造以后对人民还是有用的。
    在反右派斗争已告一段落的单位，应该坚决及时地转入整改和思想教育阶段。现在有不少单位对于转入整改缺乏决心，应该纠正。所谓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是说已使所有右派分子受到揭露、批判和孤立，并且使大多数右派分子在群众面前低头认罪，不是说所有右派分子的检讨和交代都达到彻底的程度。总有一部分右派分子是不会悔改的，他们要把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多数右派分子也不会在短期内真正转变。但是只要他们在群众中孤立了，就是我们的斗争胜利了。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除了其中少数人具有右派观点外，还有其他严重的错误观点，特别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在思想教育和批评反省阶段，必须集中力量对这些错误观点给以系统的批判。这是这次整风运动所必须完成的最重大任务之一。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性的任务，可能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但是应该在这次运动中，对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商界进行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摧毁资产阶级思想的阵地，根本改变许多文教单位和民主党派的政治面貌，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
    必须大力加强文教战线的领导骨干，切实整顿许多文教组织。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全党必须注意培养革命的专门家。全党的干部，凡是有条件的，都必须认真地钻研理论和业务，顽强地下苦功，把自己造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央和地方都要在最近时期定出分门别类的具体计划，大力贯彻执行。
    为了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还必须用革命的精神培养新的知识分子，革新和加强学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加强从工人农民中培养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且有计划地吸收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入党。
    现有的几百万知识分子虽然现在多数是中间派，但是他们的大多数是愿意进步的。工人阶级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计划，必须把他们包括在内。必须看到，他们是国家的重要财富，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新生力量的培养，都需要他们努力。因此要用大力团结、争取和教育他们，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帮助他们实行自我改造，用妥善的而不是粗暴的方法使他们逐步脱离中间状态，站到工人阶级方面来。要通过整风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帮助他们深入群众，接近实际，并且同他们多谈话，多交朋友，倾听他们对工作的建议，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过去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缺点必须克服。知识分子在鸣放期间所提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应该认真研究处理。在学术文化工作中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必须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加以贯彻。当然，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方针，实行这个方针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六条标准，为了繁荣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学术文化。
    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上应该是严肃和宽大相结合。政治上思想上要斗透，处理上则不宜过分，以便对右派分子继续分化和改造。但是也不能宽大无边，混淆了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注意掌握分寸。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需要一个新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统一战线。应该在六条标准的基础上，贯彻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认为各民主党派再无作用的意见是错误的。各民主党派中央最近都开过全国整风工作会议，应该帮助他们在继续深入中央和省市的斗争的同时，把斗争积极地有步骤地深入到一切基层组织中去，然后转入一般整风，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
    工商界骨干分子整风的办法大体上和各民主党派相同。一般的资产阶级分子，根据不同情况，或者参加工商界骨干的整风，或者另外编组整风。对于资本家中的右派分子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活动，和他们对于工人群众思想的侵蚀，要加以揭发和批判。对于他们中间的严重违法活动应该进行斗争，以便教育多数，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地下工厂”要禁止，要变成地上的，以便加以管理、监督和改造。小型工商业者则着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可能的时候也可以组织辩论，略如工人、农民中的整风办法。他们中间有严重违法活动的，也要进行揭发和斗争。总之，一定要使工商界所有的人受到教育，不要象过去的某些运动那样把一部分人（主要是小型工商业者）忘记了。
    （三）关于农村
    农村总的情况是好的：合作社基本上是巩固的，粮食增产了，干部作风也有了进步。但是由于办社的时间短、经验少、灾荒大，所以还有困难和缺点。
    合作化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这不等于说农村中没有问题了。
    一部分农民对国家、合作社、家庭三者的关系还有认识不清的地方，存在着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在统购统销问题上，富裕农民同国家的矛盾比较突出，他们中间有不少人用各种办法少卖余粮和其他主要农产品，某些人甚至进行投机活动。特别在自由市场开放以后，一部分农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重新抬头。
    富裕中农的绝大部分因为大势所趋加入了合作社，但是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思想上还是动摇的。少数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分子，或者在被迫入社以后，带头捣乱闹退社；或者在社外进行破坏合作社的活动。他们总想同合作社较量一下。此外，他们也是农村中抵抗统购统销政策、从事粮食投机的主要势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一部分地主、富农分子，也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制造反动言论，散布谣言，闹迷信，搞赌博，搞倒算，煽动闹事，甚至建立反革命组织，制造暴乱。
    党内在最近一个时期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认为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结束，可以不再强调阶级路线；可以埋头搞生产，放松对于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对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麻痹大意，没有及时地给以有力的打击。在农村干部中，也有少数人由于家庭经济地位变化，资本主义思想有了发展。这些人在合作化、统购统销等基本问题上，实际上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对党和国家的政策表示怀疑和不满。　　由此可见，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　　正在全国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它的目的是：（１）在大辩论中明辨是非，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２）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克服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影响；（３）揭露和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破坏活动；（４）在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整社、整党、整团，改进干部作风，克服工作缺点，以达到改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纯洁党的队伍、巩固合作社、巩固统购统销政策、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　　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法，同样必须是大鸣大放大争，同样必须是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　　现在全国采取了几种不同办法，但都是大同小异的。各地情况不一，不必强求一律。但是，不管采取那种办法，都不应该妨碍大鸣大放。已有的经验证明，惟有大鸣大放，才能大争，惟有大争，才能暴露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言行，才能明辨是非，提高觉悟。尤其重要的是，惟有大鸣大放，才能使群众畅所欲言，对于干部的缺点或错误提出批评，揭露工作中的缺点，使干部头脑清醒起来，以利于改进工作，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同时在运动中，要坚持“只动口、不动手”的原则，防止和纠正简单粗暴的作法。　　在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中，一概不提反右派斗争的口号，不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　　各地材料证明，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小部分阶级异己分子、严重的违法乱纪分子，和具有严重资本主义倾向的分子。为了加强农村运动的领导，为了同上述这些分子作斗争，为了批判各种右倾思想，必须开好各县的三级干部会议。三级干部会议也必须采取大鸣大放大争的办法。　　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必须给以坚决的打击，才能发扬正气，压倒邪气。被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刑满释放以后如果又犯罪，必须再捉再判。对各种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的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坚决惩办，并且必须坚决取缔会道门，禁止赌博。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该逮捕判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逮捕判处，这是不对的。轻罪重判不对，重罪轻判也不对，目前时期的危险是在后者。这种偏向必须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加以纠正。　　上述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城市。　　各地农村中都有一些“大法不犯、小法常犯”的不良分子。对于这些人，如果由地方法院处理就不胜其烦，但是不加处理，对于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又有很大妨害。可以考虑由社员代表大会或者乡人民代表大会定出切实可行的公约，由上一级政府批准，加以约束，并建立调处委员会负责公约的执行。违反这些公约的，可以授权合作社或者乡政府给以适当处罚。这是一种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办法，是社会主义社会限制个人主义、改变旧的风俗习惯、形成新的风俗习惯的重要方法。不但在农村中，而且在城市中，在厂矿机关学校中，都可以试行。城市中有些破坏社会秩序的流氓分子，还可以遣送到本省农村中，由政府分别委托有条件的合作社管制生产。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建议国务院研究适当办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审议决定。　　对于已经摘掉地主富农“帽子”而又从事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分子，应该把“帽子”重新戴上。　　对于一部分具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的富裕中农，必须进行说理斗争，但是不要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同等对待。对富裕中农仍是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问题。　　对于单干户，不能歧视，不能苛待，要争取教育他们自愿地陆续加入合作社。但是不能给予单干户优于合作社的条件。他们要同社员一样承担对国家的各项义务。　　对于富裕中农和单干户，除进行政治教育外，还要采取一些经济措施以限制其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有退社要求的富裕中农，要在经过大辩论和对某些收入降低的农户在经济上加以妥善安排（要有适当的让步）之后，达到大部留社、少数出社的目的。对少数坚决闹退社的，可以在批判他们的错误言行和剥夺他们的政治影响之后，开除他们出社。为了限制合作社社员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对于自留地、个人开荒、个人经营副业和农村自由市场活动的范围，要有适当限制。对于单干户，要由乡政府或由乡政府委托合作社切实管起来，不让他们有进行资本主义活动和破坏合作社的“自由”。对他们的违法行为和有害活动（如挖合作社“墙脚”、雇工剥削、买青苗、放高利贷、做投机买卖、偷税漏税、出租土地等），必须加以限制或制止。城市的企业和机关要在农村招收工人和临时工的时候，应该经过合作社介绍，或者同合作社订合同，不许自由录用合作社员和单干农民。这点将由国务院作出规定。　　关于如何结合两条道路的辩论，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做好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问题，中央已发出三个专门指示，这里不再多说。这里只着重说明，农村阶级路线仍有决定意义，忘记了农村阶级分析和阶级路线是错误的。在整社中必须保证贫农和下中农的优势，合作社的主要干部必须一般地由贫农和下中农担任。　　合作社干部必须坚决参加生产劳动。现在许多社的干部这样作了，影响很好，但是还有不少干部对于这一点执行得不积极、不充分，有的甚至拒绝执行，需要继续加以督促，切实执行，并须经常坚持下去。　　合作社制度的巩固基本上决定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只有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合作化表现出了很大优越性，才是社会主义在两条道路斗争中获得胜利的可靠保障。只有合作社的单位面积产量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才能停止富裕中农的动摇，使他们跟着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是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大国，农村人口又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果不发展农业，不但影响最大多数人的生活，影响工农联盟和人民的团结，而且也不能迅速地发展工业。　　一九五六年一月制定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四十条纲要草案，鼓舞了士气，起了很好的作用。现在中央根据一年多的经验，对四十条草案作了一些修正。提议全会基本通过这个纲要，以便在全国进行广泛的宣传和讨论。在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之后，应该以四十条纲要为中心，进行一次农业生产建设问题的大辩论，借以推动今年冬季的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潮，推动合作社在社员积极参加之下，制定本社发展农业的长期规划。在全国讨论之后，中央将对这一纲要作再一次的修改，经过年底党代表大会的讨论，然后提交国务院讨论通过，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作为今后十年内制定农业计划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指针。　　要实现四十条纲要，没有一股劲，不经常同保守倾向作斗争，是不行的。一九五六年生产高潮的巨大成绩应该肯定，这些成绩超过解放后的任何一年，有的项目甚至超过几年成绩的总和。当然也有缺点，应该好好总结经验，但是决不应该因为有些缺点，而对伟大成绩估计不足。一九五七年的农业生产，好的一面是工作踏实一些，但是有些地方有劲头不足的现象，必须注意纠正。　　农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和现代化的农业国。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农业。过去几年对工业宣传得多一些，调了一大批干部去搞工业，这是必要的，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对农业宣传就有些不够。现在应该着重宣传关于发展农业的重要意义，把社会上近两年来所出现的看不起农业生产、农民想进城、城里人不愿意下乡、平地人不愿意上山的不良风气改变过来。　　能否实现四十条，关键在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因此，全党必须加强领导农业。必须在今后国家建设中，增加农业（包括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尽力发展化学肥料工业和其他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工业。　　在五年之内，全国绝大多数合作社必须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使合作社集体经济的收入，加上社员家庭副业收入，总计起来，按人平均，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现在农村中，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农户已经达到合作化以前的一般中农水平，其中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已经达到富裕中农的水平，生活仍然贫困的农户一般不过占百分之十五左右。因此，在五年之内，达到这样的水平是完全可能的。　　在社员收入有所增加的条件下，应该尽可能地增加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依靠合作社自己的力量逐步增多一些基本建设，不仅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可靠道路，而且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合作社）的物质基础。有了较多的公共财产，才会使合作社象钢骨水泥般地巩固起来，否则会象沙堆一样容易散掉。　　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要提倡节约，勤俭持家。节省出来的钱，向农业社投资，或者存入银行、信用社。粮食也要节约。除了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的统购任务以外，农业社和农户还应该储粮备荒。　　今冬明春，应该象前冬去春一样，掀起一个积肥和兴修农田水利的大运动，并适当地进行其他基本建设。对于这项工作，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发了专门指示。各地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提出当地的具体指标和具体规划。　　合作社的一切增产措施必须充分运用群众路线，贯彻执行民主办社的原则。要善于用说服的方法，鼓舞群众的积极性，来举办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各种事业，和解决合作社的各种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提倡的事情，即使完全正确，大量成功，如果不经过群众认真的讨论并作出决定，群众也会有不满；而事实上总会有一部分失败或者效果不好，如果没有经过群众就更难免群众的埋怨。但是只要一切通过群众，即使受了损失，也是大家负责，大家得到教训，利于团结和改正。这点必须教育基层干部经常加以注意。　　（四）关于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队伍的整风问题，是本阶级整顿思想作风、提高阶级觉悟的问题，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有原则的区别。因此，应该着重改进工作和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而不应该把机关学校中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办法，拿来对待一般的工人群众。　　目前工人阶级队伍的组织状况和思想状况，总的方面是好的。一千一百几十万产业职工中，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出身于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家庭，解放前的老工人占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共产党员占百分之十三（加上共青团员共占百分之二十九）。　　但是对于工人阶级的情况应该有具体的分析。历次运动证明，老工人都是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依靠。占工人总数百分之六十五左右的新工人中，农民、学生、城市贫民出身的占一半以上，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比较浓厚。还有百分之三左右（有些单位超过百分之五）的新工人是原来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伪军警和游民分子，他们的剥削阶级意识和坏习气尚未得到应有的改造。　　因此，有必要在整风中对工人群众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必要通过整风更好地树立和培养工人队伍的骨干和核心力量。有必要进一步清查坏人，纯洁工人阶级队伍。经过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工人阶级锻炼成为一支有觉悟、有组织、有纪律的战斗队伍。　　教育的中心内容，是关于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责任问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人群众的政治任务问题。要使工人群众懂得：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增强阶级内部的团结；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保持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努力生产，克勤克俭，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带动全国人民，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　　在一部分以新工人为主的工厂中，要着重解决新工人的改造立场的问题。在一切新工人中明白提出思想改造的任务，是完全必要的。　　应该结合工人的切身生活体验和他们提出的主要问题，结合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和本企业的具体状况，提出讨论题目。一般可以讨论：（１）工人阶级如何负起领导阶级责任的问题；（２）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３）生活改善和生产发展的关系问题；（４）自由和纪律、民主和集中的关系问题；（５）工农关系问题（主要是讨论工人生活水平不要过高于农民）。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作好关于改进工资福利制度的思想准备。　　在职工中实行大鸣大放，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字报形式简便，生动活泼，引人注意，便于发动群众；批评领导人员和工人群众中的缺点，提出各种合理化建议，明确尖锐，有声有色。无论工厂或者机关学校，都可以把大字报逐步变成经常的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　　在工厂中整风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改造新工人的思想，要着重依靠老工人和工龄较长、受政治教育较多的工人。必须充分发挥老工人的积极作用，用他们的丰富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他们的阶级觉悟，他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去团结和教育新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几年来不少干部对老工人的作用有些忽视，在某些政策措施上，如晋级、计件工资、工作安排、劳动保险、子女就业等，对老工人的照顾有些不够，需要加以改进。　　领导上必须认真整顿作风，改进工作，要自始至终贯彻执行边整边改的方针。
    要检查和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领导干部（包括党、政、工、团）参加体力劳动要成为一项经常制度。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钻研技术和业务，逐步地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要深入生产，深入工人，关怀群众疾苦。生活上和工人打成一片，坚决废除脱离群众的特殊待遇。帮助和引导工段一级干部克服命令主义，使他们作到既能勇于负责，又会走群众路线。　　要大力紧缩机构，减少党、政、工、团的工作人员和企业中过多的非生产人员。注意从工人中培养和生长干部，充分发挥不脱产、半脱产的积极分子和干部的作用。强调技术人员和职员同工人相结合，组织他们参加实际操作，以便培养出大批既有实际经验、又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优秀干部。　　对于一些影响生产、影响团结、阻碍工人积极性发挥的各种规章制度，应该坚决修改或者废除。同时要相应地建立必要的新的管理制度和政治教育工作制度，以便从制度上巩固整风的成果。　　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是扩大企业民主、吸引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法之一，在这次整风中应该充分运用，并在总结试点经验之后，全面推广。　　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应该遵照中央的规定，即：（１）听取和讨论厂长的工作报告，审查和讨论企业的生产计划、财务计划、技术计划、劳动工资计划和实现这些计划的重要措施，定期地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并提出建议。（２）审查和讨论企业奖励基金、福利费、医药费、劳动保护拨款、工会经费以及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经费开支，在不违反上级机关的指示、命令的条件下，可以就上述范围作出决议，交企业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方面执行。（３）在必要的时候，向上级管理机关建议撤换某些企业领导人员。（４）对上级管理机关的规定有不同意的时候，可以向上级管理机关提出建议。但是如果上级管理机关经过研究仍旧坚持原有决定的时候，就必须贯彻执行。　　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多数还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整风主要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大体上可以仿照机关整风的做法。但是因为他们直接参加生产建设，比较接近工人，和机关学校的高级知识分子有所不同。因此，对他们要按照不同对象和具体情况，分别对待，不应该采取简单化的方法。
    对工人中的极少数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流氓、阿飞、严重违法乱纪的坏分子等，应该进行批判和适当斗争。情况特别严重或屡教不改的，应该在运动结束以后开除出厂，并作适当处理。但是对于：（１）一般思想落后、爱说怪话、劳动纪律松弛或因工作、生活问题对领导不满的人；（２）有地域观念、本位主义思想、宗派情绪的人；（３）一般闹事分子等，不要不加区别地都当成政治上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坏分子加以斗争和打击。要十分注意防止打击报复，防止形成宗派斗争。　　对老工人和转业军人中发生的问题，应该特别慎重处理。　　手工业、运输业合作社的整风，应该和整社相结合。要充分发扬工人和贫苦独立劳动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注意团结比较富裕的有技术的社员，揭露和批判原来的小业主和一部分富裕的独立劳动者的资本主义倾向，制止他们当中某些人的破坏活动，在胜利的大辩论和干部整风的基础上巩固合作社。　　职工家属和城市其他劳动人民，也应该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尽可能地组织鸣放，进行辩论，明确大是大非。　　（五）关于少数民族　　在一切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人口中，应该同样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且适当地进行反右派斗争。
    在少数民族中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反右派斗争，除了同汉族地区相同的内容以外，还应该着重反对民族主义倾向。在广大群众中，应该用新旧对比的方法，宣传各民族团结统一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民族大家庭的利益和必要，揭露坏分子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在少数民族干部和上层人士中，应该指出，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和大汉族主义倾向，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倾向，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同样有危险。过去我们强调反对汉族干部中的大汉族主义倾向，这是完全必要的，今后也仍然要继续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但是目前在少数民族干部中，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是同样必要的。应该认清，一切利用狭隘的民族感情和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间的某些隔阂、来分裂民族团结和破坏祖国统一的人，都是违反我国宪法和危害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都是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对于公然煽动民族分离的特别恶劣的分子，应该坚决地加以揭露和驳斥，使其完全孤立，借以教育群众和干部。　　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反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关键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党组织。只有在各民族中形成了真正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共产主义核心，才能克服本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巩固民族间的团结统一。各民族的党员都必须了解：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无产阶级世界观根本不相容，它是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思想，共产党内决不能允许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存在。因此，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共产党组织中，必须定出计划，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教育，并且按照具体条件，对本民族某些党员中突出的民族主义倾向进行必要的批判。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中的政治教育方针应该改变，今后应该着重进行阶级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观点的教育，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民族问题的完全解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对于民族主义倾向的批判必须防止急躁，必须慎重地由上而下地有领导地进行，必须注意获得本民族多数党员干部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支持。汉族干部仍然应该继续注意检查和批判大汉族主义倾向，本地民族干部则应该着重检查和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只有经常注意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包括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才能不断提高各民族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觉悟，巩固和加强各民族的团结统一。　　在完成了民主改革而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上不要进行反右派斗争，但是可以在适当范围内，用适当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六）关于军队　　在军队方面，经过反右派斗争，军队系统也查出了少数右派分子。这对于军队的巩固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是军队一般比较纯洁，因此，在反右派斗争告一结束以后，应该集中力量进行内部整风，并以干部为重点。　　在近几年的社会大变革中，军队干部的政治思想状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由于处于和平环境，大批新成分参加军队，以及某些工作人员不适当地强调专业化、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等原因，几年来，干部的个人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倾向有了一些发展。有的干部以为革命大功告成，自己有功劳，应该“论功行赏”。他们不是兢兢业业地去完成任务，而是追求名誉、地位和待遇，计较个人得失，不愿到艰苦地区去工作。军队在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和军民关系等方面，也有一些缺点需要克服。军队同地方党政联系不够，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缺乏经常的研究和教育。少数干部和士兵对当前农村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有一些不正确的看法。　　上述的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认真地加以解决。　　在军队各级机关和学校的整风，可以采取大字报、辩论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进行。在连队，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组织有领导的辩论。　　军队担负着国防和训练等繁重任务，在整风期间，必须注意不要松懈战斗准备和训练工作，特别是第一线部队。整风的目的，必须是为了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增强军队的团结，增强纪律，增强战斗力，而不是相反。　　（七）关于党和团　　目前我们的党已经有一千二百七十二万党员（内有预备党员二百八十万）。其中工人党员一百七十四万余人，农民党员八百五十万余人，知识分子党员一百八十八万余人，其他成分的党员六十万余人。　　在这次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大多数党员表现是好的。但是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运动揭发了大量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现象。一部分党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味追求个人享受，计较名誉地位。也有极少数党员丧失革命意志，甚至堕落腐化，违法乱纪。　　在运动中，党内的右派分子暴露出来了。从党内发现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对我们党的巩固和纯洁具有重大意义。此外，还有一些党员有严重的右倾思想，对党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在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上同党有分歧，并且在这次斗争中表现政治动摇。　　党内所以发生这些严重问题是有其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１）大部分党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２）党的组织发展较快，注意质量不够，而且思想政治工作也没跟上。（３）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党员是在胜利后的环境中入党的，他们入党的时候缺乏真正的社会主义觉悟，入党后长期处在同资产阶级合作的环境中，没有经过同资产阶级的直接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一百八十八万知识分子党员中，大部分没有经过生产劳动的锻炼，没有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考验。
    在反右派斗争中，必须象对待党外右派分子一样，一视同仁地严肃地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的右派分子的斗争中，表现了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加以克服。　　在运动转入第三第四阶段以后，在党内比在党外更加要抓紧整风的任务。除了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包括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的错误必须认真改正以外，还要在一般党员中批判右倾思想，批判各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在这次整风中，对每个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普遍地进行一次检查。认真改正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生活不健全、纪律松懈等缺点。　　除了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之外，在整风中，必须爱护一切党团员，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缺点，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教育党员、干部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革命的意志，一定要有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必须结合这次整风运动，对所有党的基层组织认真地进行一次整顿。要通过这次整风运动，达到纯洁党的队伍，巩固党的组织的目的。　　对于党内的右派分子应该开除他们的党籍。如果因为情节较轻、转变较好而不开除，就可以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对于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严重的违法乱纪分子，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的分子，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行为、屡教不改的分子，必须清除出党。
    对于丧失革命意志、不起共产党员作用、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人，应该劝他们退党或者清洗出党。　　在决定开除一个党员的时候，要将他们的错误事实核对确实，要遵守规定的手续，并且在开除他们以后，仍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关怀他们，指定专人同他们保持联系，进行考察和教育。　　对于预备党员要加强教育，并且进行严格的审查，防止不够党员条件的人转为正式党员。　　为了不断地调整党员的成分，补充党的新鲜血液，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基础上，在确实保证党员质量的条件下，可以有控制地把确实具备党员条件的人，特别是老工人和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接收为党员。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考验了每一个党员，特别是考验了每一个干部。在这里，有必要谈一谈党的干部工作问题。　　我们党从来就是注意选拔优秀的工农分子和同工农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担负各种的领导工作的。这是我们党的干部工作路线。　　我们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曾经过多地吸收了一批没有经过生产劳动锻炼和实际斗争考验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各级领导机关工作，这是一个缺点。　　今后我们仍然应该从工人、农民的优秀分子中选拔干部，但是，他们应该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人和农民。同样应该从优秀的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但是他们应该是经过生产和斗争的锻炼，同工农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对于现有的没有经过实际斗争锻炼、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应该有计划地分批地组织他们到农村、工厂中去劳动几年，或者到基层去做几年实际工作。凡是党、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和取得基层工作的经验，缺少这一课的，必须补上这一课。文学、艺术、新闻、理论工作者和其他方面的宣传工作者也必须这样做。　　对于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应该研究适当办法，首先分配他们到适合于他们的学科的生产单位中去，从事一年到几年的劳动以后，再根据他们的专长和在劳动中的表现，分配他们的工作。　　必须认真创造条件，使生产中的体力劳动者有提高文化科学知识的机会，并且使其中能够深造的一部分人，有升入大专学校的机会。　　认真地贯彻执行这样的干部工作路线，才能使党和国家培养和选拔干部的工作，建立在稳妥的基础之上，才能建立一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经得起风险的干部队伍。　　关于干部地方化的问题，是党的干部工作中必须正确解决的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有些糊涂观点，需要加以澄清。　　在全国解放初期，中央提出依靠大军、依靠老解放区干部建立新解放区的工作，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现在这些干部绝大部分工作是好的，已经同当地群众建立了联系，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地方化了，应该继续留下来工作。有少数人继续工作有困难，或者表现不好，应该动员他们回原籍或原工作地区参加生产，或作其他妥善安置。各地都应该提拔相当数量的本地干部作工作，这一点已经做了，还要继续做。现在，在多数地方，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是融洽的，正常的。但是也有些同志，对于干部地方化缺乏正确的了解，有些人甚至有排斥外来干部的情绪。这是一种错误的地方主义的表现，应该在这次整风中加以纠正。
    必须指出，干部地方化并不是党的干部政策的最高原则。干部政策的最高原则首先是共产主义化，无论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都必须首先共产主义化，而地方主义却是同共产主义不相容的。本地干部的提拔仍然必须服从德才兼备的原则，而且在某些范围内还应该有适当的调剂。例如在县一级，清一色的本地干部就未必有利，更不必说县以上了。　　下面谈一谈青年团的问题。　　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的有力助手。各级党组织应该密切地关怀青年团的巩固和团员质量的提高。团的工作在近年来是有重大成绩的。但是在这次大鸣大放、反右派斗争中，在团员中也暴露出来不少的问题，特别是在团的干部政策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必须结合这次整风运动，对团的组织和工作认真地进行一次整顿。　　对于犯有各种严重错误的共青团员，在进行组织处理的时候，基本上可以参照对犯各种错误的党员的处理原则进行处理，但是应该比党员稍放宽一些，应该更着重于教育。　　（八）改进工作，争取全胜　　改进工作和反右派具有同等重要意义，不可忽视任何一方面。　　党的领导能否巩固和加强，决定于党的本身，决定于领导是否正确，能否切实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反右派本身并不能消除我们的缺点和错误。　　在运动中，党内党外提的批评意见很多。这些批评和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有的虽较偏激，也并不是没有益处。　　在我们的工作中，反映得比较突出的毛病是：　　许多规章制度不合理，不切实际，相互矛盾。这影响到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这一部门和那一部门之间、这部分群众和那部分群众之间的关系，影响到生产的发展。这些东西有的是原来规定就不正确的，有的是原来正确，但因条件变化、应该改变而未及时改变的；有的是应该由各地去因地制宜作出规定，而不应该由中央统一规定的，有的是中央各部门在各自为政、互不联系的情况下作出的；有的是因为经验不足难于避免的，有的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里有集中过多的现象，也有分散主义的现象。地方的某些规定，也有同样情形。　　许多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有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现象。负责同志忙于事务，接近群众太少，对群众中的问题不甚了解。许多不合理的生活制度，助长了干部脱离群众的倾向。不少干部骄傲自满，自以为是，不走群众路线，遇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少干部不愿同非党群众和非党人士来往。　　这些现象，不改不行，必须坚决改。　　我们是六亿人口的大国。把六亿人口团结起来，一心一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就需要坚持群众路线，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需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样的政治局面可以使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较易于克服困难，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有利于较快地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的现代化。　　要造成这样的政治局面，一方面必须贯彻进行反右派的斗争，加强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巩固党的和国家的纪律，另一方面必须克服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　　为了整顿作风，改进工作，目前应该集中于以下三点：　　（１）克服宗派主义和特殊化的倾向。共产党员要大公无私，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苦，共呼吸。党员同非党群众、党外人士要有亲密的联系，要多交朋友。干部同群众生活不要相差太多，取消形成干部特殊化的规定和制度，提倡艰苦朴素的风气。领导干部要接近下层、接近群众，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工农生活、城乡生活不要相差太多。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考虑到全国大多数人的情况，因此，在目前应该坚持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　　（２）改变制度上和组织上的一些不合理的规定，适当地调整党政之间和上下之间的集中统一和分工负责的关系。该集中的必须集中，该分散的必须分散，该下放的必须下放。过分集中的现象和分散主义的现象都要纠正。　　中央政治局向这次全会提出了有关工业、商业、财政体制的三个文件，主要的精神就是下放一部分权力，以利于发挥地方积极性，利于加强对各种企业和事业的领导，利于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同时也不至于损害统一领导和重点建设。这种改变，肯定比现行体制要好。但是，新的规定也不会是完满无缺的，需要在执行的过程中，加以补充和改进。值得指出的是，若干权力下放以后，还会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因而更需要加强计划和平衡的工作。这点，无论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　　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的非生产人员过多，机构庞大臃肿，也助长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发展，必须大力紧缩。紧缩机构，减少脱产人员，这对于当前的国家建设事业有三方面的重大意义：第一、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第二、建立一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经过锻炼、经得起风险的干部队伍。第三、节约大量的人力财力，加强劳动战线，加强基层，加速建设。因此，各个单位都应该迅速订出整编方案，动员大批人员到生产中去，到需要加强的基层单位中去，或者另行安置。许多不必要的和重叠的机构应该裁减合并和减少层次。为了紧缩机构，除了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必须尽量参加生产劳动或者基层工作以外，其他干部也有一部分需要回到生产中去或者回到基层去。在我们的国家中，必须养成干部能上也能下、能脱离生产也能回到生产的优良风气。　　（３）在人民内部扩大民主生活，继续健全民主制度。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坚持和风细雨的方法，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各级领导人员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经常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认真考虑各种合理的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诚心诚意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坚决地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只有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才能鼓舞群众的热情，提高群众的觉悟，才能使群众在今后的政治生活中勇于批评和发表意见，敢于争辩和坚持真理。　　反右派斗争是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扫清道路的，我们决不能允许任何人用反右派斗争来阻塞人民内部的言路，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为了教育广大群众，特别是为了解除中间分子的顾虑，反右派斗争本身也必须特别注意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原则，防止简单粗暴，竭力避免夸大和片面性；对于中间分子和工人农民的错误观点，要采取耐心说服教育的方法；对于学术上的争论，尤其要反对轻率和武断。必须使反右派斗争的结果，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培养人民群众敢讲话的空气。　　我们要争取运动的全胜。所谓全胜，就是要取得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取得改进工作的胜利，取得改造思想的胜利，并且使斗争的结果能够造成上面所说的那种政治局面。　　现在反右派斗争还需要深入和展开，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改进工作还只是开始。这是必须特别注意的。　　对于改进工作，有些地区、有些单位做得比较好。这些单位的经验证明，群众所提的意见，大部分是本单位可以马上接受和实现的，只有小部分问题需要由上级或中央统一解决。　　为了认真地改进工作，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让群众的意见得以无保留地充分发表。中央和地方的各部门、各单位，要成立由负责人主持的专门小组，广泛收集群众对于改进工作的意见，经过仔细研究之后，提出改进工作的计划和方案，逐步实行。各部门、各单位改进工作的情况，必须随时报告上级和中央。　　现在全国许多单位的整风运动已经转入改进工作的高潮，这些单位的工作情况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新面貌。过去拖延多年没有克服的缺点，这次很快就克服了，过去需要长时期才能解决的问题，这次很短时间就解决了。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党和群众、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大大加强。但是，也还有不少单位的领导同志，对于改进工作没有重视或者重视不够。有的人唯恐揭露缺点，运动一开始就不敢让群众鸣放；有的人在鸣放之后，又利用反右派把自己的错误掩盖起来，企图逃避整改，蒙混过关；个别的人甚至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和报复。这些是不能允许的。在改进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对于群众的口号应该是：坚决地放，大胆地放，彻底地放；而对于领导人员的口号应该是：坚决地改，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地加强对整风的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领导，以求得运动的全胜。
【本文来源于人民数据库, 网址：http://data.people.com.cn】
(这篇文章未收入邓小平选集，在网上也很难见到了）

2011年7月15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