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七节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急起猛追 学习上海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江青 陈伯达在工厂造反派和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总理：
上海走到前面去了，我们要急起猛追。
昨天开了大中学校的座谈会，着重谈了夺权问题。今天开这个会，也是研究夺权问题。我们要把夺权斗争汇成一个总的运动。目前主要是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里面关键问题是夺权斗争。如果哪个单位还是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所掌握，那么我们就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因此一定要夺权。
我们十几年前夺权，是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蒋介石的五百万军队扫到大海里去了。简单说来，这是打江山。我们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在大中城市实行军事管制。这次不同了，这次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十七年了，但是还存在着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领导权必须夺过来。怎样夺，就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自下而上，群众自己动手来夺取领导权。这个权，上面是毛主席授给我们的，下面是群众授给我们的。
北京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央各个系统的，一种是市委的。
中央各系统，一种是党的各部，现在已经开始夺权了。政府各个系统是按各系统来进行的，比如政法系统，外交系统等八个系统。铁道部应该把铁道系统的大专院校造反派联合起来，这样形成一股力量，进行夺权。以内因为主，吸收外部力量来解决。
另一方面，就是北京市的，今天晚上已经开始有卅多个单位到北京市委去夺权去，已经驻了北京市委大楼，我们要庆祝他们的胜利。夺权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但不能陷到事务当中去。北京市的一些综合性大学，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大、师大等在北京市的夺权当中要下大的力量。不是派一小部分人去的问题，也不是就只开几个大会的问题，要起主要作用。具体的工作要原单位的人员来做好，我们去监督他们，只许他们好好地工作。夺权，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大家应当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要把政权夺过来。我们上面有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的领导，下面有广大群众，夺权就一定能胜利。
最近北京出现一些所谓全国性组织，象什么中国红旗军，全国青年……造反军（听不清），其中好多都是反动组织，我们要把他们的头头抓起来。现在有些人要翻过去的一切案，象五七年的右派现在也要翻案了，右派怎么能翻案呢？四清工作队大多数是好的，大多数搞的是好的，个别是搞错了的。不是过去的一切都错了，我们要好好学习主席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全国复员军人不要成立全国性组织，这个中央已有指示。
江青：现在祝贺同志们夺权。在我们刚进城时，叫做军事接管，就是夺权。现在是革命人民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一切权归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预祝同志们胜利！什么全国性的组织我们中央一个也未承认。我们要对这些反动组织的头头实行专政，这是反革命的组织。要把他们的头头抓起来，但里面的大多数是受蒙蔽的，我们要团结、争取、教育、改造他们。、
陈伯达：在这个运动中，又重新跳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头目，代表人物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和革命夺权斗争中跳出来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铁路分部《告全国革命铁路员工书》
最近，铁道部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耍出了最卑鄙、最阴险的手段，公然挑动一些受蒙蔽的铁路职工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并唆使铁路系统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出“造反”的旗号，搞什么进京“告状”。他们故意制造混乱，妄图使铁路运输瘫痪，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这是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反革命行为。我们具有二七革命传统的铁路职工绝对不允许他们这样干！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周恩来陈伯达在首都和外地在京革命造反团体“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的讲话
周总理讲话：我首先庆贺你们誓师大会的成功！刚才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誓师大会，响应上海革命群众组织对上海全市工人书的倡议，支持党中央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谢富治接见北京政法学院和公安局报喜队的讲话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接管北京市公安局的革命行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戚本禹接见工人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你们夺权，还定什么框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就应该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就不应该夺。至于怎么夺，应该由内部的左派来夺。对于一些单位首先接管，其次再夺权。一般的，就说要接管，接管以后再监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应该紧紧掌握在左派手中。“一切权力归左派”这个口号一般不要提，不巧妙，应该团结大多数，以左派为核心。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江青 陈伯达在北京工人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讲话：当前总的形势是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关键的问题是夺权。如果那个单位还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资产阶级分子或代理人掌握，就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搞不好。
北京是一个市，是首都，今晚已有三十多个单位的造反派去夺权了，进驻了市委大楼，祝贺他们夺权的胜利。这只是开始。
昨天我们曾提到有两个反革命组织，一个是中国红旗军，另一个是中国红色革命夺权总部（“全国工农兵夺权司令部”）他们夺谁的权呢？他们夺无产阶级的权，那怎么能行呢？我们已抓了红旗军两个头子。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戚本禹讲：74号已经抓住了。）他们蒙蔽了许多人。昨天发现他们有七、八个头子，（一个叫黄老头的，）有一个叫刘海清，是李井泉的警卫员,他们霸占了中医学院一座大楼，我们去抓他们，我们去抓他们的时候，他们竟然缴了我们八支枪，扣了我们公安部副部长。我们勒令他们十五分钟把人交出来，否则就要采取必要措施，结果把他们瓦解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林杰接待《北京日报》社革命造反委员会部分同志的讲话
《北京日报》革命同志依靠自己艰苦斗争，在社会革命力量支持下，从黑帮手里夺了权。这个革命行动好得很！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陈伯达在北京市各工矿企业事业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下厂问题，中央有“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提到要有计划的下厂，不要一涌而去。现在我听到有些厂人数过多，比如有一个厂四千多工人，去了二千多，到了车间，生产发生问题，生活也发生问题。还是按中央指示有计划分期分批地下厂。
为了克服小团体主义、小派别、小宗派、个人主义，我们准备在报纸上重新发表毛主席的一系列文章。以前我们提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现在看起来还不够，还要把《整顿党的作风》重新发表。一面斗争，一面学习，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不然的话，革命就不好，就会影响生产。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陈伯达在北京第一机床厂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讲，
内部问题可以用协商方法解决，不要拍桌子，瞪眼睛，不能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笑话，为什么要分两个派？大方向一致联合起来吧！保守派要分化，瓦解他们老工人，要团结说服他们搞成一个大派。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大方向一致不要争来争去，革命派内部不要闹纠纷，要加强团结，把革命搞好。
关于改选，酝酿一个时期再改选，通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名单贴出来，让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赞成，经过大民主讨论，不要包办代替，工作组包办代替错了，你们不要包办代替，听取大家意见，改选不要匆忙，匆匆忙忙不符合大家要求也不行。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王力与北京广播电台两派同志的谈话
王力传达毛主席指示：
“中央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掌了权，又分裂，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和他们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谢富治戚本禹李震对北京市红卫兵和公安干部的讲话
戚本禹讲话：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与矿院《东方红》这两个组织都是革命组织。现在两个革命组织在公安局发生了斗争，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这样大的斗争，惊动了北京市，连总理也惊动了。发生了流血事件，双方都打人了。
谢富治讲话：毛主席在前几天，要军队、公安部门大力支持各方面的造反派。我们必须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左派，保护左派，这是我们的神圣任务，也是毛主席对我们下的最大命令。我们军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部队，公安人员，也应象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依靠左派，支持左派，保护左派，坚决站在左派一边，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斗争，对反动组织“工农红旗军”，“联合行动委员会”，“红色恐怖队”专政，用这个来支持左派。前天在石景山公安局出现了很不应该的事件，违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出动警察不是支持左派，不论主观如何，实际上助长了右派，这个，保皇势力欢迎。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傅崇碧传达周恩来的紧急指示
〖参加单位：政法公社、矿院东方红、北京九中、市局干警等。中央公安部李震副部长亦在场。〗
傅崇碧同志传达了周总理如下指示：
总理派我们来。矿院东方红和政法公社都是左派组织，出现了分歧。北京市公安局是我们的治安中心。在这里不能武斗，双方可派代表进行谈判，每方派十人，到人民大会堂，其它可以这里等待，但不许武斗，在这里也不许互相骂，骂就不好了，暂时不要在这里广播宣传了。
双方不要派太多的代表，太多了就不好谈了。
在公安局吵起来打起来，敌人会高兴的。而革命同志一点也不会高兴，这样闹下去影响非常坏。
谁武斗谁就犯法，我们每个革命造反派都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伟大号召，有问题双方派代表协商解决。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谢富治在《粉碎反动组织“红旗军”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红旗军”也是纸老虎。只要我们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起来斗争，专政机关配合，就会很快把它们粉碎，搞垮，当然他们没有最后死心，还在顽抗，他们可以不再打那面在人民群众中很臭的“红旗军”的旗子，他们可以改头换面。
对这些反革命组织，彻底把他们打翻，向他们专政。但还要讲政策，把他们的头头关进班房，专他们的政，对他们大部分群众要争取。拘捕少数，大多数承认错误就算了。以后搞红旗军，不要自动出好多人，不要听到电话就去好多人，比如，八一中学只有一百多个“联动”，一去一万多人，这个不行。以后到哪里抓红旗军，要得到专政机关、卫戍司令部、中央公安部的意见，叫去多少就去多少。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戚本禹在北京国棉一厂辩论会上的讲话
最近几天京棉一厂发生了大事，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很关心。武斗肯定是错的。从今天起要执行，第一不许打人，第二不许无命令的随便抓人，第三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生产岗位，这三点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谢富治接见北京工人代表讲话
一、关于北京的大联合，更进一步的落实。工人、农民、学生各自组织起来，然后再联合。
二、关于夺权问题，要彻底巩固所夺的权。反对打倒一切，是当权派就打倒，这是违背马列主义的。夺权的第一步，要搞一个筹备委员会。搞一个筹备小组。由工人、学生、军人、农民和革命干部代表参加，名称暂时还不定。先开一个一百人左右的座谈会，成立一个20人左右的筹备小组。座谈会的代表工人四十人，学生二十至二十五人，其他可由当地驻军、机关干部等代表参加。
三、抓革命，促生产。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公告
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牟立善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传新、王更印两同志为副主任，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事管制。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傅崇碧李震在北京卫戍区及公安部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傅崇碧讲话
有些单位一个晚上夺了七个部的权，光夺了印，这不算夺权。政法公社夺公安局的权二十多天了，他们作了不少工作，但是还有缺点，甚至错误。根据各造反派的倡议，要解放军接管。现在中央批准了军队的接管。
我们“革命军事管制委员会”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有几个问题希望大家注意：
1、左派在夺权中打架：如昨天铁道学院情报研究所等，高教部谭后兰和聂元梓的部队也干起来了。比如“八一”学校抓“联动”，一共才一百多个“联动”，一下子去了一万多人，“联动”没抓好，自己反而混战一场。最近在石景山，矿院东方红、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岗山和政法公社发生冲突，他们指责我们偏向政法公社，我们不承认，这是左派打架。
2、不要乱抓人，抓人要报告公安部，我们派人去抓。
3、不要搞“马路新闻”，各取所需，断章取义。
4、我们要协助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维持公安。其它工作还要和大家商量。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关锋谈路线斗争和夺权问题
一、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二、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问题
现在这是一种思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排斥一切……。凡是带“长”字的全要打倒，全是坏家伙。这个口号是极端反动的。
夺的好的有贵州、山西、上海，他们搞三结合，主要靠本单位革命力量。特别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社论中讲对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
北京还没有搞成临时的权力机构，北京是中央所在地，为什么搞不起来？可能是革命派受压制还不够厉害。同志们很着急，中央文革也很着急。有人问怎么办？不要紧，再等一个时期总会有办法，大家要努力。
三、解放军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谢富治傅崇碧与首都革命造反派代表座谈纪要
谢富治说：
北京市的夺权和其它各省市不一样，北京市已经夺了一次权。夺了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赵凡、陈克寒等的权，是在毛主席指导下夺的。李雪峰、吴德成立了北京新市委，现在是第二次夺权，与各省市不一样，各省市是第一次。今后如何提法，应好好商量。
北京不一定用“公社”这个名字。现在农村有公社，还有政法公社……上海有一个公社。现在北京搞的倾向革命委员会。上面有人焦急，下面有些人焦急，是好心，但是准备工作要做到家，否则心不齐。现在要搞三结合权力机构。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经查：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全国国营农埸红色造反兵团等组织，为反动组织。他们大肆进行造谣污蔑，挑动武斗，大搞经济主义，冲击国家首脑机关，抢劫、破坏国家财产，霸占房屋，奸淫妇女等一系列罪恶活动。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一致要求，决定予以取缔，逮捕其首要分子和个别极坏的分子，对受蒙蔽的一般成员，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揭发反动头目的罪恶，立即返回原地区、原单位，一般不予追究。
另查：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全国军垦战士革命造反团、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组织，为非法组织，决定予以取缔。其它所在北京的所谓全国性的群众组织，都是非法的。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告，应当立即解散，它们的成员要立即回到原区、原单位。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谢富治与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座谈纪要
谢富治说：
今天要谈就一件事。对市委书记要给他们一个检查改进的机会。给他们检查错误，进行工作的条件。在检查错误进行工作的过程中，来判哪些人好些，哪些人差些，哪些人更好些，哪些人更差些。今天还是商量这件事。北京市哪些干部可以三结合，要给他们作工作，那里有错那些检查，给他们自由，不要限制自由。你们要给他们自由，不要老关在房子里。
市委的同志在不同的程度上自己犯了一些错误，要让他们开展工作，将来一定有一些人要参加三结合，不管怎样，要给检查的自由，工作的自由，不要老派两个人在后跟着，那样不行。
现在要防止打倒一切。有一种是左派，他们打倒一切是偏激。这种人工作好做。有一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觉得把别人都打倒了，自己就无所谓，还有那些地、富、反、坏、右也提打倒一切，要注意。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傅崇碧丁国钰在“抓革命促春耕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谢富治戚本禹与北京三个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人谈取缔一切反动组织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2·12号通知第二条（对组织采取的办法）有九个组织不是好组织，应该宣布取缔，有三个反动组织。不是好组织嘛，就是坏组织，反动的有三个。
1．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
2．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兵团。
3．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
4．全国军垦战士革命造反团。
5．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
6．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
7．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革命造反团。
8．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
9．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第一个，第二个，第六个，这是三个反动组织。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谢富治傅崇碧接见首都职工革命组织代表的讲话
傅崇碧说：
现在是我们工人打架，每天最少七、八起，少的几百人、多的几千人、最大的有几万人。通县打仗二万多人互相打。最近北京工人组织中武斗相当严重，不仅打伤了人，而且损坏了国家财产，有好多电话，屋子，广播器材被砸坏。工人组织中有打人的，搞喷气式的，私设公堂的，现在农村也有捆绑工人审讯的。昌平搞得很厉害。平谷县罗乃宽总站的人到哪里去夺党、政、财权，什么权都一起夺，贫下中农很有意见起来反对。现在全国性组织很多，在市委大楼有几十个，在市总工会也有几十个。我们工人同志应协助大力宣传取缔这些组织。这些组织到处搞电话，抢占公房，抢汽车，搞油印机，要经费。有的专门夜里活动，这样对北京社会治安很不利，有的组织一天要换几次袖章，有的到处乱搞马路新闻。
谢富治说：
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开会总结了前段夺权的经验。第一点，夺权要实行三结合，不三结合，是夺不好的，不三结合，夺了权也巩固不了。第二点，夺权要搞大联合，要搞革命的大联合，一个工厂、一个企业、一个部门都要实行大联合。不大联合，你夺过来，我夺过来，成了抢权了。第三点，夺权必须是革命造反派，真正左派夺权，不能是保皇派夺权，不能搞假夺权。第四点，夺权必须依靠本单位、本企业、本部门，由本单位、本部门左派，自己夺权。必要时外部与其有直接关系的单位可以配合，加以协助。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戚本禹谢富治接见《北京日报》社群众的讲话
戚本禹说：刚才和谢富治同志，还有周景芳同志，开了个小会，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根据中央革命的三结合的精神，首先我们决定北京日报要派军代表，实行军事接管。（众：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军代表大概在十二日之前派来（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军代表来了以后，驻报社的工人、学生都要退出报社（鼓掌），什么道理呢？不是说我们不欢迎这些工人、学生，我们欢迎他们的（鼓掌）。原因是这样的，北京市原来那个“夺权委员会”（接管北京市的那个夺权委员会）它的夺权还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它不是经过革命三结合形式出现的，所以我们根据中央精神，现在正在筹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原来这个夺权，不是在大联合的基础上，经过多方面协商、经过革命三结合而产生的，北京日报也是这个情况，现在有的组织参加了，有的组织没参加，所以严格地说，这个接管是未经中央承认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谢富治关于军事接管北京市厂矿企业的讲话
北京××多个工厂，××万工人，需要军管的是一百零几个，这一百零几个工厂有××万产业工人，占北京市产业工人的三分之一。但是这一百零几个工厂的产值占北京市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二，是些关键工厂。
这些工厂的形势是：一种是左派夺了权的，力量占劣势（或优势？）我们要支持，一种是虽然夺了权，但各派斗争很激烈；一种是夺了权，但是左派夺权还是右派夺权，面目不清楚。对左派夺权我们要支持，如果右派夺权，我们再夺回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中发［67］101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党委，各地革命委员会：
现将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三月十八日的布告转发你们参考。各大、中城市如有类似情况，可以参照办理。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工代会准备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周恩来陈伯达在北京市工代会上的讲话
周总理说：
“今天在这里开的会是我们首都职工的一件大喜事，对于推动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促使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有着重要意义。”
“目前，阶级斗争正在十分尖锐地进行，希望你们提高警惕，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打退反革命的逆流。绝对不允许反革命复辟，绝对不许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扑，绝对不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绝对不许在四清中下台的干部反攻倒算，绝对不许地、富、反、坏、右乱说乱动，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当前是春耕大忙季节，农民兄弟正在起来春耕，工人战友们应该抓革命、促生产，为支援农业尽最大的努力。希望你们按中央指示，坚守工作岗位，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保证产品质量，坚决与破坏生产的不良现象作斗争！”“北京工交系统已派解放军帮助你们，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措施，保证生产秩序正常进行。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队，那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由他们支持你们，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们的关怀！”周总理说：“希望你们好好向他们学习，突出政治，努力学好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把整风工作作好，按系统按单位实行大联合，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逐步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对北京市委工作人员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中若干条文的理解的一些意见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记者《到劳动人民中去锻炼成长──记在北京的外国专家子女自愿下厂劳动》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委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日，康生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言（草案）》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谢富治在北京卫戍区军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军管与四九年不同，不能恢复旧秩序，造反精神不要管掉了，要搞好四大，怎样才真正抓了革命，促了生产，怎样放手发动群众，同志们讨论一下。三结合要充分准备，不能搞复辟的三结合，和平的三结合，调和的三结合。要等左派占了优势，干部要先经过生产班子的考验，看他们是不是站在毛主席一边，是不是真正改了毛病，三结合要稳一点，不要急搞，先搞些典型。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戚本禹关于《北京日报》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谢富治接见北京工代会全体委员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傅崇碧在北京市厂矿军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傅崇碧黄作珍对参加大中学校军训的军队干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谢富治戚本禹接见北京长途电讯局各组织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戚本禹在中国京剧院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北京日报》编辑部《宜将剩勇追穷寇──彻底埋葬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学校及工矿单位会议上的讲话
四月初到今天（四月十八日），共开了五、六次会，都是讲一个问题：掌握斗争大方向，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不要打内战。
我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下面有各式各样的谣言，哈尔滨有传单，说我是个反革命头子。现在革命委员会还没有成立，下面就有很多谣言了。
今天正式决定：到外地串联的学生，除了去青海的“五一”以前撤回来以外，其余的都立即撤回来。
有人说军管是派工作组。那天主席跟我讲：“刘邓派工作组是压迫革命，反对革命。我们军管是支持革命的”。
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接见谢富治时的谈话
我祝贺你，祝贺这次大会成功，（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请代向北京市的革命造反派祝贺。
致敬电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宣言，就不要写宣言了。
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产，不然会造成脱离群众的。要半官半民。北京的形势还有反复，无政府主义就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不怕犯错误。各种反动观点的群众组织，他们是极少数的。就是反动的组织，也要做工作，但是还得斗争。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张春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经过三个月的积极筹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今天宣告正式成立，中央已经批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立即动员起来，自下而上地展开夺权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正是在这一系列伟大斗争和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通过工人，贫下中农和大中学校红卫兵的代表会议，成立了北京市革命的具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你们夺了权，但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必须认识到，夺权不容易，掌权也不容易，要巩固这一无产阶级专政更不容易。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但是，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妄图把北京市变成独立王国。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披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外衣，暗地里却在执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路线。他们这一小撮人篡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教训，在夺权后要充分重视政权，加强和巩固，真正地掌好权，用好权。
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目前，就是要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充分、更深入、更全面地揭露和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北京市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且联系到本单位的斗、批、改。同时，要在这个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中，进一步加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必须紧紧地把握住。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流毒，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一切阵地上得到贯彻执行。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人民，促进广大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从根本上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狠抓革命的同时，也要大促生产。要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在政治思想领域里，而且在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领域里，也放出光彩。
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我们要夺取今年的丰收，要争取工业生产的进一步提高，要攀登科学研究的新的高峰。在这方面，北京对于全国有着重要的影响。
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一定要在思想革命化的前提下，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度的计划，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牢固而又发展的基础，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重要战略方针。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吴德接见北京市委革命组织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陈伯达对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北京日报》编辑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
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踞的旧北京市委，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迎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窃夺了北京市的党、政、财、文大权，把北京市作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基地，疯狂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党中央改组了旧北京市委，组成了北京新市委。这是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下向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夺权斗争的第一个巨大胜利。
但是，北京新市委的主要负责人完全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信赖，辜负了北京市革命人民的殷切期望。他们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发动一个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彻底砸碎旧北京市委的反动统治机器。相反，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忠实执行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北京新市委终于被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冲垮了。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当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摆在北京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战斗任务，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批判旗帜，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他们提出和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同那本大毒草《修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我们一定要以批判党内最大的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中心，结合批判各省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要结合批判各个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按照不同的情况，逐步地进入各单位的斗批改。
我们要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中，边战斗，边整风，克服自己队伍中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当前，特别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我们要积极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在斗争中，巩固和扩大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加强革命的“三结合”。
三、深入搞好斗批改
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六月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谢富治给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电话指示
当前的大方向是三个方面：（1）批刘邓就是为了本单位的斗、批、改；（2）批旧市委；（3）整风，主要是整无政府主义，搞思想革命化。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少数阶级敌人乘机破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借革命小将整风进行反扑，有的省、市反复比较严重。三月底四月初，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发现了这个问题，一方面针对逆流进行的反击，一方面让大家把大方向针对刘少奇，要搞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后台，
目前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主流，跟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进行大联合，进行斗批改；另一种不可忽视的与主流同时存在的，冲击主流的，这里有保守势力，甚至有右派势力，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也活跃起来，要干扰这个方向，要把斗争转到造反派内部，转到其它次要上去，次要的人，次要的事，这并不是主流。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傅崇碧对北京“革命造反者”负责人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戚本禹谈当前形势
经过大批判，全党、全军、全民把盖子揭开，展开群众性批判，写了很多好文章，工农群众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从来没有这么多，把群众的革命觉悟提得这么高（如光明日报登载清华的小将批判“人的阶级性”一文并没人为之加工）小将挖叛徒集团千辛万苦，一个一个查对，大批判中建立功勋，提高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标志青年一代，看到我国接班人可靠，有了保证，这是一。
第二、夺权斗争。主席说：三、四、五月看出眉目。过去很多省市掌握在刘、邓叛徒集团手里，不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手里，现在六大省市夺权胜利，有的经过两派斗争，已有胜负（青海、内蒙、福建），两派斗争激烈，局势已明朗化……。干部经过考验，青海、四川都有了大批革命干部。河南斗争激烈，很有希望。反而不明朗的地方弄不清楚，不知道运动起来了没有。要支持左派，地院东方红有风格，同学自己出粮票，把四川的革命派保护起来，周总理、康老表扬他们。湖南斗争厉害，抓湘江风雷，抓了好多人，张德生反对抓人，出来造反。不要光看发生武斗，打、砸、抢，要看主流，有的是革命反抗，并非打、砸、抢。坏事可以变为好事，经过反复斗争，局势就明朗了，有了“三结合”对象。还有的省需要经过一个时期，多数的省局势明朗，这是群众付出了代价，经过斗争的结果。所以，形势大好。少数省份，保守派占优势，局势发展不平衡。
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少数军区迷失方向，个别的是坏人（如赵永夫）大多数是认识问题，经过斗争，正在转变，尤以经过军委扩大会议后认识统一了。
第三、很多单位转入本单位斗批改，运动在深入。北京有很多单位进入斗批改，全国需两，三个月。
第四、整个生产局势好。一月上旬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经济主义，局面相当严重，经左派反击，主席一月风暴号召，大有好转，军队参加作了很多工作，四月以来，局势好转。
当前苗头有两个：
（1）左派重新冲击军队。左派开始炮轰省委，省委住到军区，又炮轰军区，发了八条命令，不能炮轰军区，军区遇到冲击，抓了人，犯了错误。军委十条下达后，左派（听不清）对过去的错误不认帐，又来冲，重犯历史错误。个别人是别有用心的，想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利用支左的错误，来挑动群众（山东、广西，韦国清是好人），中央文革不赞成，军区大都是认识问题。
（2）无政府主义。现在是现象，不成为系统的东西，即打、砸、抢，什么命令也不听。“联动”也是无政府主义，关押不是个办法，放出来教育，争取多数，少数顽固的，让他们表演，“联动”的基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右派的子弟，主张血统论，对他们要争取教育，分化瓦解，北京的“联动”还到天津、武汉去闹，他们闹，让群众去对他们斗争，群众会对付他们。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陈伯达说：市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按照毛泽东思想应怎么搞法，应搞一套适当的机构，要精兵简政。革命委员会的机构本身应是非常革命化的、非常战斗化的机构。是不是可以说在北京建立一个非常完整的机构还没有形成。因此要总结经验，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按照毛泽东思想，在北京要建立一个模范的政权。究竟怎么搞法，我们现在请教你们。譬如有不少现实问题，代表革命委员会委员参加工作，又不脱离本单位、本工厂、本农村，参加生产、参加工作、参加教学，同时又作为革命委员会成员，这是不是值得讨论的？这是切实的问题。毛主席经常说，机构不要庞大，要粉碎旧的官僚机构。旧市委继承了官僚机构嘛！官僚机构容易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所以建立革命委员会很必要，要破坏旧北京市适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的机构。
我们的机构，今天的问题是要来一个大革命化。现在没有比较可靠的成熟的经验，要群众讨论。比如人民公社，我说一个不脱产，戚本禹说不行。要通过实践，我们也是两派嘛！（戚本禹同志：是一派。）怎么样又不脱离群众，又不脱离劳动，要总结经验。各地方不平衡，有的搞得好些（陈永贵他们搞得好）。有的差些。我们不仅要总结北京的经验，而且还要总结其他地区的经验。总之，要记住毛主席讲的：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这是毛主席反复讲的。究竟怎么参加，群众出智慧。
我们有这么些意见：
一、革命群众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或促工作）的指示。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要实现革命、生产双丰收。
二、无产阶级专政所有的机构的神圣任务是：保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和稳定无产阶级革命的秩序；保护国家财产；保护革命群众中不同意见的人的人身安全（王力同志：不革命的也要保护，就是保护群众中不同意见人的人身安全。）
三、不要武斗。禁止打、砸、抢（王力同志：抓、抄）。随便抓人、抄家不行。
（周总理：最近抓的人找不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注意，这容易被坏人钻空子。）
煽动武斗的坏人，应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处分或者制裁。但是，如果禁止不了武斗，他一定要武斗怎么办呢？斗斗也没有什么大坏处，谭厚兰同志和聂元梓同志就武斗过嘛，他们两人现在都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如果坏人煽动武斗的话，坏人就会暴露出来。有人就在煽动破坏国家财产。（王力同志：破坏财产到那种程度（指北京二毛一座四层楼厂房在武斗中被拆毁）一定要查。（谢副总理：赞成。）
四、公安机关的坏人要撤职，有的要适当调整、改组。
五、最后一条，破坏劳动纪律，不参加生产，到处流荡，自由跑出跑入，扰乱革命和生产的秩序，对于这样的人，工厂一律不发工资，农村一律不记工分，机关也一样要扣工资。
周总理说：我同意伯达同志刚才提的六点（按：我们记录为五点）意见，提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再讨论，形成一个正式文件。刚才王力、关锋同志说了，北京市机构瘫痪了很久了，现在革命委员会成立半个月了，应该依靠群众、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干部大多数，一定要成为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
（伯达同志：谢富治同志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就是要形成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
你们也支持谢富治同志，今天我们来就是表示支持嘛！
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戚本禹在北京芭蕾舞蹈学校全体革命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北京市革委会传达陈伯达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康生在北京和平门中学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戚本禹在北京玉渊潭中学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戚本禹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九月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陈伯达对北京市革委会教改小组的电话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陈伯达对北京市中学生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陈伯达在首都高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傅崇碧传达的毛泽东最新指示
开快车要翻车，要听打招呼。当前主要搞好大联合、三结合，坏人挖出来，牛鬼蛇神挖出来。党组织恢复，各级党代表大会召开，人民大表大会召开，我看要到明年这个时候。大家不要有疲劳的感觉，不要想脱身。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傅崇碧在军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北京日报》编辑部《红卫兵小将要做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锋》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谢富治在北京地质学院的讲话
军内有真正的陈再道，如果有把握就打，如果没把握就不揪。武汉问题的处理是对全国造反派的支持。凡是右派势力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都是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北京也有一些流言蜚语，造谣诬蔑，我们要警惕。
河北问题，有七、八千人来到北京。我们要解决河北问题，张家口、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石家庄有点底，我们打算派北京的一些同志去调查。现在调查有两种，一种是右派动员农民进城。革命派要引导农民搞大批判，抓大方向。第二是武装部要搞的。武装部正在调查。现在保守势力集结在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过去这个口号是正确。现在这个口号是反动的。
中南海揪刘战场我去过，看了很高兴，江青也看了。在西门、北门搞是一个好事，揪不揪得出来不一定：但给刘少奇一个示威。不要在那里分派嘛，反对刘少奇还要分派吗？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谢富治在北京钢铁学院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谢富治对北京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代表的讲话
我受中央文革小组同志的委托，与同志们商量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关于撤退中南海周围揪刘联络站、指挥部的事。
第二件事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委托，就是有很多同学到外地去。当然北京同学关心国家大事，在武汉支持三钢、三新，反对“百万雄师”；在四川支持8·26，反对产业军；在河南支持二七公社，反对十大总部。这都是革命行动，我们支持。
武汉问题解决了，河南解决了。甘肃问题已基本上解决了。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河北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有人说第二次大串联开始啦！没有那么回事。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武斗问题，要制止武斗，这已经是反复强调的了。目前北京有保守势力搞武斗，密云县就是一个例子。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陈伯达 江青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话
陈伯达讲话：
北京的工人运动比起上海来落后。北京大中小学一共七十万人，工人是一百万人。工人阶级，他们运动力量比其它阶级大得多，现在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发展。最大的学生运动数北京发展得最宽广。
去年以来，你们到各地大串联，有很大的成绩，这在历史上是有功绩的。但是，也因为这样，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走向另一片面，觉得好象中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由北京的学生包办代替，所以现在，又在北京呆了一个时候，又坐不下来了，又发出了第三次大串联的号召。还把第三次大串联加到某个身上。我们可以说，中央、中央文革没有人这样号召。你们说，一定有，我们说，一定没有。《红旗》杂志有一篇针对武汉问题的社论，你们就找到了根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最近有这么一种论调：说当前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们说，经过一年来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的胜利，你们的估计与中央相反。有人就说：武汉表面平静是不正常的，包含着一场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估计与中央的是对立的。
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口号：“内战外打”。你们要搞战备。当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想把内战打出去。
《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江青讲话：
是不是大好形势？你们会说，去年没有武斗，今年有武。比如对于武汉问题，伯达同志说了，已经解决问题了，你们还说，问题还大的很呢！你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说武汉的形势不好了，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
令我惊奇的是，揪刘火线，开始比较统一，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就打架，我就想不通既然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为什么不能联合呢？
我听说北大有一两千人在外头，全国各省都有，搞情报，手伸得太长了，你们撤回来了吗，北大？
七月二十二日，我讲了几分钟话，只一页纸，可就各取所需了，抽掉了阶级内容就歪曲了我的讲话，爱莫能助，鞭长莫及，有些地方小将受迫害，我想了好久，那时，河南二七公社受压制，他们提出文攻武卫，我讲了，还讲错了一个字，说成文攻武守，在这一页多纸里主要强调了文攻，搞政治攻势，使广大群众识破一小撮人阴谋。搞武斗总是有人操纵的，你们想一想，要是我搞武斗谁给我柳条帽，我也找不到长矛，你们有没有呀？
南京有几万人武斗，最近的形势有改变。
北京要带头反对武斗，中央所在地，毛主席所在地么！
象河南二七公社，提出文攻武卫，对不对呢？我觉得是对的。而你们是不是象河南二七公社呢？有的还提武攻文卫，这不是碰鬼了吗？文的怎么卫呢？
听说，有的地方，两派都在准备砖头，准备武斗，还说是我允许的。这是歪曲。我说的不仅指河南，也是指武汉，武汉廿日凌晨，扣押了谢富治、王力同志，在那种情况下，我要支持革命派，那里革命派自己又没武器，对立面拿着武器，背后又有人指使，在那种情况下还不该革命小将自卫呀！可是你们，有的地方还修工事，我觉得儿戏了。
“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
还有一种被广泛流传的传单，署名就很怪，藏龙、藏貉、伏虎。有什么十条的，十二条的，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无产阶级革命派，传单的标题是“请看革造总部的绝密策略”（假工代会搞的？）。他们七月末八月初在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王府大街公开张贴，很象是特务干的，（谢副总理插话：与“五·一六”有联系）可能与“五·一六”有联系。这是一种破坏行为，要向群众讲清楚。
有些地方把我们小组分为多少个派，这是不对的。在一些地方看法不同，这是常事，你们也一样。但是，我们是团结在毛主席周围。有人说我与伯达同志，还有戚本禹同志是一派，关锋同志与康老是一派，根据什么呢？！
对于聂元梓同志，我没有什么私交，过去不知道这个人，去年写了大字报后，才知道这个同志。对于她的对的，我们全组都支持的，拍掌。她的错误，我们是不支持的。
康生讲话：
当前的形势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而是象毛主席讲的，当前是大好形势。
今年我们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5月17日《红旗》、《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篇重要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我想同志们要看形势，不可忽视这二件事。就是说，这个通知是伟大的历史文件，这二篇文章不仅主席看过，而且好多段是主席写的。
周恩来讲话：
一个是形势，我们看形势，要客观地发展地进行估计。
一个是军队的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是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重要支柱。
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是最正确的，说当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是错误的。
说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前夜，说刘邓还有那么大力量，这是敌人讲的。帝修反说的。他们从武汉事件中，得出的这个结论，说什么会有更多的武装暴乱。就是要武装夺取政权，这是完全错误的。
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小将。现在有个倾向，北京的同学有个优越感到处串联，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武汉去了两万人，是个大包袱。清华派出了5000多人，这不好。
谢富治讲话：
为什么开这个会，因为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但北京有些同学，对这个形势看不到，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一些不统一的看法，需要中央文革小组讲讲。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谢富治在北京西单商场武斗后的讲话
商场糟蹋成这个样子，国家财产受到严重损失，你们算是什么革命派。这个商场要展览十天，让全市工人都看看，把两个组织的名字用大标语写上，在北京市出个名，双方组织支援的单位也全写上名，通过调查要把凶手搞臭。工人百分之九十都是好的，可以通过辩论，不要打骂，为什么要调人？（红造会说：我们只有六十个人）他们还能把你们吃掉？打死人我负责，让北京全市的工人和学生鉴定看看，你们做得对不对。两派的头头都有私心杂念。在展览时要军队保护现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各革命群众组织经费开支的暂行规定"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谢富治接见北京市红代会工作人员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周恩来李先念对北京市中学生两派代表的讲话
〖八月十九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揪斗谭震林大会上，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对中学革命派代表作了重要指示。摘录如下。〗
周总理说：你们43派、44派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刘邓。
李先念同志说：你们为什么不联合？你们对刘邓是一致的吧？你们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是一致的吧？你们都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吧？那你们为什么还不联合呢？联合起来批刘邓嘛！联合起来有力量。你们对老红卫兵要做工作。
李先念并询问了“联动”活动情况。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谢富治在首都大专院校革命大批判现场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陈伯达接见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代表时的讲话
“你们英雄！你们英雄！你们又一次想把我打成反革命。去年你们到天津小站去翻案，搞资本主义复辟。现在又去给《天津政法公社》翻案，这是复辟，是逆流。你们是搞专政的，你们是学国民党六法的，对我们进行专政，把我们打成反革命。”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给建工学院红卫兵一封信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对“斗批批”联委会和“斗薄筹备处”代表的讲话
周总理说：如果你们把刘、邓、陶和余秋里提在一起，我们是不同意的。不要把刘、邓、陈、薄摆在一起，陈云还是中央常委嘛，可以提“刘、邓、陶、薄”，单独批陈云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同意。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陈伯达对北京外语学院造反团冲外交部一事的电话指示
〖26日晚，北外红旗大队经总理批准在人大会堂斗批陈毅，此时北外造反团地院等冲击了外交部。陈伯达同志26日晚对北外造反团冲击外交部一事作了三点指示。〗
一、冲击外交部是错误的，冲击今天的批陈是错误的。
二、今天揪陈毅是错误的。
三、立即撤出外交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对北京市“工代会”委员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在首都司法检察民政系统批斗彭罗大会上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吴德对北京国棉二厂“八·二三”武斗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某日，谢富治传达毛泽东关于更进一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谈话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必快结束，而是更深入、更大规模开展起来。更集中力量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宣传十一中全会，要好好讲成绩，讲方向，把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不仅要从组织上，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打倒。这是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不打倒修正主义，他们就要搞复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要向前看，这个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不能把我们军队搞乱了，解放军内部有问题，可以一个省一个省地来谈判。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中央首长江青 陈伯达 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江青讲话：
现在看来可能还是有一部分看法同我们不一样。因此闯的乱子不小。昨天我和有些人会谈形势很好，可能有人会说江清这个人就是会说形势大好，由于形势看法不一样，有人提“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我曾驳过这观点。
错误地判断形势，听了一些过左的词句，有的是煽动，结果你们斗争锋芒完全错了，不是对准刘邓陶，而是对准所谓“军内一小撮”，到处抓“军内小撮”，指向革委会。
我这不是说军内有少数错误不能做检讨，我是批评这口号到处揪某大麻子、某老谭，到处套，这是别有用心，想打乱阵营。对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这样做错了！
另一个锋芒是针对革委会，做了错事就要打倒吗？这对吗？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我这个人就时常说错话，包括你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都是新生事物，有一点错就打倒？斗争锋芒错了，不是对准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本单位一小撮走资派，而是对准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这样做错了！
北京有苗头，昨天有四、五百人冲中南海，光明日报昨天被抄了，怎么能随便抄？还抢了资料，不知什么人干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还搞这一套，这不行。
聂元梓同志，我上次开会批评了她，我批评她的缺点和错误，没有说要打倒她，对她好的就支持，错的要批评，对同志们也一样。其他学校的头头，有什么缺点、错误、也要小范围谈，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不要一棍子打死。聂元梓同志要丢掉包袱，丢掉错误，重新上阵。蒯大富也是这个问题，要丢掉包袱重新上阵。我们不愿人家打倒你们，还有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也是这样。还有几个人，我们记不清了，不要被一点功压得喘不过气来，要天天记住为人民立新功。
“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陈伯达讲话：
最近在北京有些同志不听话。现在有一些同学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不择手段为自己创造活动方便的谣言。谢富治看到一个福州来的电报，上面写的北京来电，内容是说什么我们受中央文革委托，派三千人，先派一千人抓军内一小撮，最后再来人，其余的随后就来，口号是打倒韩再道，这是瞎闹，这是谁干的？
那天外事口一个会上说，十几年来外交完全脱离了中央，怎么能这样说呢？外交具体是听周总理的，外交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周总理执行的，开国以来都是这样，陈毅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怎么叫我们的外交部是卖国主义外交部。刘邓路线是卖国的路线，破坏了出卖我国利益的是刘邓。
康生：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是刘、邓、王稼祥搞的，陈毅同志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我国外交路线是毛主席制定的，不要把这些混杂起来，从对英斗争120多年，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在我国建了个代办处，你们去烧英代办处，也不请示周总理，我们打电话去（那时还没有烧）帮你们，你们不听，这里很可疑有反革命，脑子里没有敌人，没有敌情观念。
伯达：康生同志说的完全对，这里有坏人，不听我们的，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坏人插手，化工部抢档案，中央文革打电话不听，那里有许多国家机密，不能看就是不能看，看那干什么！去年就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说这样干好得很，一次二次可以原谅，继续犯错误，是不允许的，不管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不准破坏国家财产，要有责任感，我们到西单商场里看过，我们感到痛心、落泪的，是毛主席领导的国家。不要搞武斗了，我们看够了。（谢富治：听说北京还在酝酿大规模的武斗戚：西商场武斗挑起者，康老说了不管是那一派的都要抓。）（康：如果抓错，我一块坐牢。）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强大的，不能允许这样干的，不要觉得我们是什么革命行动？（戚：反革命。）（康：强盗。）凡是破坏生产的头都要抓（戚：包括革命委员会委员）今天到会的大多数是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我向你们致敬，但在座的就有个别搞武斗的。有一个人做了坏事不认帐，他说陈伯达讲话70%都是错误的，你不要太狂妄了！有些革命委员会委员不称职，可以按巴黎公社原则撤，通过群众讨论。
周恩来讲话：
（1）形势任务：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形势的估计，在座的一些人，前些时候的看法是不对，八月五日在天安门上，有一个红卫兵问我：“是否第三次大串联又要开始了？”我听了很奇怪，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目前形势是好的。
（2）拥军爱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解放军这么好的队伍真正举世无双。
（3）制止武斗是当前一个重要任务。
（4）所有外地串联的马上回本单位。
（5）大联合、三结合，在今年每个单位都要把大联合、三结合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年了，不然怎么算成果。由于前段形势估计错了，不是拥军爱民，到处武斗夺权，不联合，不搞大批判，使生产下降了。
（6）抓革命、促生产。
（7）66年毕业生从九月一日起开始按毕业生待遇，已经决定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北师大问题的紧急通知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反对开群众大会斗谭厚兰，反对搞垮师大革命委员会，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二三月反对谭震林，批判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这种行动。你们应当立即释放谭厚兰同志，希望你们严格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提高革命警惕性。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布告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对外地来京人员携带武器弹药管理的规定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谢富治接见北京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时的讲话
钢铁学院只关心打架，不关心国家的钢铁数字。头头有“私”字，想把别人搞垮自己来独占，私字当头会被别人利用，要加强敌情观念。武斗搞分裂，会被敌人利用，北京搞分裂对全国影响极坏，对上海不但不学习，反而要扰乱，说上海“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五月以后，两派组织一般都是革命派，只不过一派对的多一些，一派对的少一些，对北京两派，我们的态度是正确的都支持，不能全力支持一派。北京要取消两派。不准开派会，尤其不能开派性秘密会议。一派完全想把另一派压倒是错误的。联合是唯一道路。一派吃掉一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两派联合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五·一六”小集团人数很少，不要到处抓“五·一六”。他们人数虽少，但危害大，“五·一六”有三个罪恶目的，（一）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二）动摇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可靠柱石──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动摇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十月至十二月
一九六七年十月五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北京市卫戍区关于严禁来京人员携带枪支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陈伯达戚本禹接见人民日报社工作人员的谈话摘要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部分中学教师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北京部分中学学生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谢富治在"学习最新最高指示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谢富治接见聂元梓时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谢富治关于北京大学校文革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谢富治接见北京中学红代会集训同学的讲话
你们革命小将也是这样，在运动刚刚开始时，没有经验，犯了不少错误。现在我们应该把那些错误扔掉。你们当时，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个勇气是好的，但是打人、抄家、喷气式、弯腰、剃光头，这些是我们伟大领袖从来就反对的。你们对那些走资派这么干了以后，伟大领袖也没说什么，但这并不是纵容你们这样去做。你们把当权派搞得灰溜溜的，那谁叫他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但话又说回来了，不能因为这个，你们那样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又对了。
每次运动过后，我们都要总结一次经验。毛著学习班就是叫我们总结文化大革命这一年。我们不要泼冷水，不要搞得灰溜溜的，打击了革命小将，叫老保翻天，这绝对不允许。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李钟奇传达周恩来关于制止北京外语学院武斗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吴德与中国人民大学“三红”部分战士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谢富治戚本禹接见红卫医院两派组织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谢富治李钟奇在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学习班上的讲话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司令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志们，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在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领导下，在文化大革命中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建立了丰功伟绩，现在中央文革小组更重要，书记处加政治局，懂不懂啊，比书记处还重要，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主要工作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做了，这是应该说是最有权威的，在人民中的威信最高的。北京有一个非常委员会，有一个油印的标语，好几个学校都接到了。这个东西现在有一部分大学派传。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同那些损害我们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损害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有那些流言蜚语，甚至公开、秘密地、半公开地来侮蔑、来造谣、来挑拨离间，要跟他坚决做斗争！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谢富治在北京中学复课闹革命现场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谢富治对北京红代会工代会等的指示
市革委会办事组李冀山同志二十六日传达。
北京街上贴有我的大字报，但又看到有反对的大字报。请通知一下大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的同志们，请他们通知一下，不要对贴我大字报的机关和同志去贴反对他们的大字报，我是一个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应当允许有意见的人贴大字报，贴一点大字报对我来说是有好处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上的讲话
关于九大的准备工作，到明年五、六月准备的如何？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是不是可以考虑两种情况，一种是明年五六月份的时候就召开，一种是开完了九大过国庆节。就是说，最迟不要超过国庆节。从北京的条件看，五六月份是可以的。
再谈一条，党代会是由上而下，还是由下而上。先选中央再选省，再选县，这样有一个毛主席的党中央和主席思想，革命路线的纲领，才能保证党的质量。代表名额要多少呢？我主张会开大一点，可以有一万来人，代表有七八千，再加上请一些外宾，选一些红卫兵。
再谈一谈关于党章的问题，肯定要修改，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毛泽东思想都很好地写到我们的党章中来。这一次，毛泽东思想，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作为根本的纲领。要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邓的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都要写在党章中。
关于毛著的问题，出第五卷，我看可以同时出六卷。
还有整顿党的组织，改造党的组织。要吸收一批新鲜血液，在这一、二年中表现好的，是工农出身的。其他不是工农出身的，要表现特别好的，这一些要吸收到党内来。过党的生活问题，现在就可以开始。有条件的，现在就可以试点。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谢富治接见北京市工代会委员的讲话
现在北京有这样一股歪风，借反对关锋、王力问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现在还有要为二月逆流翻案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戚本禹接见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代表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首都中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呼吁书──走彻底革命化道路》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关于制止北京外语学院武斗的指示
“一外”又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为什么这种武斗歪风老是刹不住，要调查原因，要追查责任。（李付司令员解释说：我参加了制止武斗，给订了六条，没有很好的执行，究竟谁没执行？）他们双方（指造反团和红旗大队）都犯过错误，不要不择手段地压制对方，一外武斗是极错误的，只能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你要告诉他们（“一外”）如果不改正错误，坚持武斗，这样下去就会走向反面，这与主席指示离的太远了，听说“一外”破坏的很厉害，这是犯罪行为，要追查责任，进行教育，派调查组调查后交上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李钟奇在中央民族学院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向毛主席报喜”的信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
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向毛主席报喜的信，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关于该厂问题的报告，都很好，是体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一个典范。现将这两个文件发给全国各地区、各企业、各机关、各学校普遍阅读。请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执行。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对北京钢铁学院武斗问题的指示
总理办公室联络员王同志传达总理指示：
各群众组织随便抓人是不对的。用抢、骗、打的办法抓人更是不对的。以后不准这样干。再这样干要犯大错误。那就是要考虑你这个组织的性质。你们现在抓的人都要放回原单位。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接见北京工代会大学红代会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谢富治戚本禹在京西煤矿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谢富治在北京工代会传达周总理江青对抓“五·一六”的指示
谢富治说：
“抓5.16到处乱抓。在接见工代会第一天会议上，江青同志还讲了话，这个没有向大家传达，也应该告诉同志们。”“江青同志说：不要到处抓5.16，哪里有那么多5.16呢？总理也说：不要借题发挥。江青同志还在会上讲：不要什么都扣5.16的帽子。”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有的人原来造反，现在不能够参加我们的会，工人中就有洪振海，还有三四个人，学校里边就陈荣金。他现在已经在坐班房了。
党的生活可以恢复，但不是恢复原来的样子。要搞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战斗的革命性强、生气勃勃的组织。对党员有三种情况：叛徒、特务、坚持错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开除，肯定开除。走资派认识错误的，可以给出路，但不能领导工作。不起作用的党员，要劝说出党，可暂时参加组织生活。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陈伯达谢富治在清华大学附中的讲话
中央的通知，要“复课闹革命”要搞革命的大批判，在革命的大批判的基础上，搞复课。现在有些学校复课了，有些老红卫兵他们就去冲，说“你们是改良主义”，“你们是复旧”。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主席特别谦虚，不同意这样做。中央决定，以后用那样的活，李文忠和英雄四排那样的：“毛主席热爱我热爱”，大概从昨天开始报纸上就没有这样一句话，以后不说了，主席也特别不同意祝寿，总理打电话给革命委员会，要贯彻两条，第一条不要到中南海敲锣打鼓庆祝，第二条，不要在街上贴大标语，主席讲以后不要题字了，关于毛主席塑象的问题，还是按毛主席的那个批示去做，希望不要建造了，以后再建立要按中央批准才行，街上画的宣传画，标语画，有的极其不严肃，画得很不象样，以后经中央批准后才可画，革委会要统一规定的。
有少数单位，主要是大学，个别工厂和中学，他们就是搞派性，互相整。
清华井冈山和“四一四”这是一个比较头痛的一件事，清华井冈山那是大家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后来分出来一个“四一四”，“四一四”广大群众是革命的，你们已经承认了他们么！当然联合要有个主导，主导的是原来的井冈山么！但是他们团派也是有缺点的，如果“四一四”要把井冈山推翻，是不行的，永远不行的！井冈山要把“四一四”搞垮那也不合适，双方自我批评这是唯一的方法，要以“四一四”为主不合适么！一开始我就去表明这个态度，我去了两次，当时的态度到现在还是有用的。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严禁非法编印毛主席著作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批转北京香厂路小学建立红小兵组织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谈修改党纲党章
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三月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新华社报道；８３４１部队驻北京针织总厂支左人员帮助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发动群众围剿派性.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谢富治谈清理阶级队伍（1968.02.05至1968.05.15）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谢富治在首都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首都中学红代会红卫兵组织建设组《红卫兵组织条例（草案）》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专院校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时的讲话
总理：二月逆流嘛，他（指余秋里）犯了二月逆流的错误！该炮轰嘛！从三月到五月反击二月逆流都是对的，二月逆流从右的方面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以谭震林为首的一伙人搞的，批判二月逆流的大会一直到八月份我都是参加了的。“五·一六”是从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郑维山傅崇碧吴德在北京市革委会上的讲话
郑司令员：
我讲一下对二月逆流的态度，我认为是革委会每个同志都应有自己的态度，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二月逆流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付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应该有我们的态度，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我们究竟是反对还是不反对，我认为我们革委会中每个同志都要有自己的态度，我很同意今天上面几个同志的发言，为二月逆流翻案，事实上是自毁长城，反对毛主席、反对林付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我个人意见坚决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在这个中间，相信绝大多数的同志是这个意见，但是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面前，有人站队站错了，旗帜不鲜明，每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要有立场，检查一下自己站队站对了没有，态度明确不明确，这是对毛主席、对林付主席、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司令部，对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态度问题，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有自己鲜明的旗帜，应有自己鲜明的立场态度！
北京市革委会是以谢副总理为首的领导下，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身边的新生红色政权，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紧跟中央文革的。我个人跟上面同志的看法一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紧跟毛主席的战略布署的，所以，我们应该拥护革委会，支持革委会，树立无产阶级的权威。
傅司令员：
最近掀起了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这是个大问题。
吴德同志：
有人利用市革委会、卫戍区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把矛头指向市革委会，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卫戍区，并把矛头指向我们的主任谢富治同志，什么“揪出变色龙谢富治，横扫小爬虫”……这是造谣中伤，恶毒攻击？什么“打倒彭真第二”，什么“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谢富治推向断头台”，……这是反革命！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谢富治吴德丁国钰在北京大学的讲话谢富治：
现在希望你们北大的两大派在校文革的领导下，在聂元梓同志的领导下，把大家联合起来，把主要矛头对准刘、邓、陶、彭真、彭德怀、贺龙、罗、陆、杨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把主要矛头对准二月逆流的主将叛徒谭震林，向那些刘、邓的爪牙关、王、戚，还有周景芳这些变色龙、小爬虫，向他们做斗争。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首先抓大批判，抓阶级斗争，抓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要抓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的毛主席教导的根本，我们就有时抓，有时就抓的不紧，特别是近两个月抓得不紧，这就是大的方面有错误。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我们开办的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一件大事。在学习班中，也是同样没有抓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道路的根本问题。
第三，我没有象毛主席经常教导的那样，任何时候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
第四，……在毛主席身边，在林副主席的身边，在中央文革的身边。这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根本关键。一切重大的事情，都应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请示，这一点我们做得很不够。
我是列举了这么几条重要错误，当然，还有其他很多了。
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它的主要表现就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二月逆流主将谭震林翻案，为反革命二月逆流翻案。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谢富治温玉成李钟奇在北京大学制止武斗的讲话
谢副总理：“党中央、中央文革刚刚召集了十万人的大会后，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你们不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以及在北大的代理人陆平等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斗争聂元梓同志，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这是违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现在，我和温玉成同志代表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研究的文件：
（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革命群众、革命小将。
（二）井冈山等组织应立即自己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同志、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
（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应立即撤出，回去作自我批评。（这时谢副总理说：“我要补充一句，这一句不在我的记录里：‘如果不听，还要这样做，那我们就让他们做去，看他们走到哪里去！’”）
（四）在校军事人员和支左部队要挺身而出，制止武斗，保护小将，保护群众，保卫国家财产。要求全校各派交出一切凶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全校一切革命群众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原则下联合起来，实现革命大联合，共同对敌。
打倒叛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肖华！打倒彭罗陆杨！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打倒王关戚！打倒野心家、两面派杨成武！打倒叛徒余立金！打倒野心家傅崇碧！
一九六八年四月至六月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周恩来江青陈伯达接见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时的讲话
总理：二月中旬各口搞三结合夺权，当时我很怀疑，为什么农口那么容易？过去很落后，夺权却走在别人前面，问题很复杂。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工矿企业“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讲话
一九六八年七月至九月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提高革命警惕性坚决同反革命谣言作斗争的通知
最近发现流传着一些谣言，有的是口传的，有的印成了小册子，传单，有的是伪造的文件，讲话材料。例如，被说成是一位负责同志关于“五个回合站队问题”的讲话，就完全是伪造的。这个材料流传甚广，有的人根据这个材料的观点搞重新站队，造成革命队伍的分裂。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
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得多数学生的赞成。大专院校五十几个，打得凶的，也就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一个住南方，一个住北方，都叫新北大，打个括弧（井冈山）、（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布）。要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你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斗批改，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不高兴，你们学校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会说怪话。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
毛主席批示： 照办。
现将中央批准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发给你们，望在合乎中央八月二十五日通知规定的大中城市参照试行。
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
1968.09.06；中发［68］140号
毛主席指示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
毛泽东九月四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各总部，各军，兵种：
现遵照毛主席指示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发给你们，供参考。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接见首都工宣队军宣队代表时的讲话
江青讲话：
九月五日全国一片红，也就是说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命实践，证明了这个革命的贡献的伟大。但是，许多同志不了解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我们有责任向同志们来介绍，使同志们了解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过程，我们走了那些弯路，我们犯了那些错误。
周恩来讲话：
同志们！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
江青同志系统地讲了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在这个时候，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确实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煽风点火的作用。紧跟着还有很多大字报起来了，四大运动紧跟着就推动起来了。紧跟着，刘少奇、王光美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拿清华作试点，压迫清华的革命小将。这种情形形成当时全国的学生运动，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四大运动。在这个时候，党内走资派，顽固地坚持跟随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抵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以，红卫兵小将就要炮轰他们，要打倒他们，要火烧他们。
江青同志去年讲，一月上海的工人阶级拿出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夺取了上海一小撮走资派陈丕显、曹狄秋的权。上海以后，包含北京市只有六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走资派的代表，在中央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震林为代表的就煽起了一个“二月逆流”。红卫兵小将们在这个时候，敢于起来反击“二月逆流”。
红卫兵不仅是初期有那样的丰功伟绩，就是在中期，去年这个时期，解放军缺乏经验，又是担负这样繁重的“三支”、“两军”的任务，红卫兵小将这一冲教育了军队，我看有很大好处，应该感谢他们。
我们伟大领袖预见到夺走资派的权，要取得全面胜利，到去年上半年还不行。到去年六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抓了两个点，一个是六月二十五日去的针织总厂，一个是化工厂，抓这两个厂试点。到了去年十一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七日就宣布了针织总厂的三条经验。这对我们支工，到厂里蹲点促进工人的大联合有伟大的指导作用。
一九六八年十月至十二月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一九六七年毕业生分配工作情况报告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待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的报告》
毛主席批示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遵照毛主席指示，现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的报告》，发给各地参考。请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批示和注语，认真研究这一经验总结，并且联系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区别两类矛盾，依靠群众，坚决执行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
一九六九年一月至三月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新华社报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关怀下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这是首都工人阶级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巨大成果，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决心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来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的报告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一月二十五日转来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很好。这个报告是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去年七月二十七日以来，经过半年的斗争和实践写出来的，不仅对各大专学校，而且对其他知识分子成堆的机关和单位都很有用。现在把它发给你们，供参考。
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
1969.05.08； 中发［69］20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这一个材料，对问题作了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现将这个材料发给你们参考。希望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及其他大、中城市结合具体情况，调查研究，进行试点，区别资本家和小业主及独立劳动者的各种不同情况，并将你们认真落实毛主席政策的试点经验报告中央。
贰、本节简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第一批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中的最后一名。这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二月逆流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在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工作比较扎实。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深入开展斗批改，形势发展很好。一九六七年武汉“七二0”事件发生后，北京大专院校中的一些人错误地估计形势，到处抓“军内的一小撮”。在工厂、学校内部也重新发生两派之间的斗争，甚至大搞武斗。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九六八年九月。
其中确实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2007年11月15日初稿
2011年8月13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