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勤德：怎样看待对“反帝反修，救党保国”口号的争论？（仅供参考） [复制链接]

怎样看待对“反帝反修，救党保国”口号的争论？
时间:2011-08-10 21:35来源: 作者:张勤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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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色中国网

“反帝反修，救党保国”的口号引起了较大的争论。虽然赞成者居多，但反对者也不少。由于这个口号事关重大，只有搞清楚对错才利于真正实现毛左派的团结统一，我就此以谈心交心的态度和方式，和战友们交流一下思想。

                     怎样看待“反帝保国”这个口号？

不少同志知道，在由本人于2009年9月执笔起草的《09建言》中，已经有了把反帝除奸，救党保国作为“打倒资改派，实现大转折”突破口的意思。在《这是不是极左、极右和正确路线三者的一场激战？》(主人公论坛，2010年1月16日)一文中，更明确地提出当前斗争的重点应当是“反帝除奸，救党保国”。这就是说，要以反对帝国主义、铲除汉奸卖国集团为突破口打倒修正主义来挽救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建设和保卫祖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这是因为，对苏联，毛主席提的口号都是打倒修正主义，不是打倒苏联共产党。对国内，毛主席也都是讲造修正主义的反，不是造中国共产党的反。并且，我们从来都说毛主席通过同左倾机会主义做斗争，使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的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听取一些战友的意见，把“反帝保国”和“反修救党”合在一起，于今年4月在《打碎资改派的最大王牌》一文中提出了“反帝反修，救党保国”的口号。有些战友把“救党保国”说成“保党救国”，不准确的。

     [一]为什么要把“反帝除奸”作为打倒修正主义的突破口？

     [1] 把“反帝除奸”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的主要依据。

一是理论依据，这就是毛主席不仅一直讲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并且在1965年非常明确地说：“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前奏》，第16页]。联系他曾说过我国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也实行八级工资制等等，就是说虽然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由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因而它实质上是一种附庸资本主义。我们常说的复辟资本主义，实际上是指复辟附庸资本主义。

二是亊实依据，这主要是指现在中国3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大多买了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债券；西方国家及其附庸在中国的资产也达3万亿美元左右，控制着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的21个；中国的经济增长70％左右依赖出口，西方国家通过进口廉价商品已攫取中国数十万亿元的老百姓血汗钱。“几乎中国所有的国内或国外政策都深受美国影响，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虑美国的反应，这是我国决策的一条隐形线索”[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乔良，乌有之乡网，2009年7月18日]。在副部级以上干部中有相当多以老子官僚、儿子老板、孙子海外的形式存在的隐性官僚买办。从上述情况中不难看出，中国确实已基本上成为毛主席所说的附庸资本主义，或者说成为西方国家的新型殖民地。并且，全世界大多数人都是这么看的。连美国人都承认，已出现的“中美国”，就是“依附于美国的中国经济体”[华盛顿邮报，2008年9月21日]。

三是经验依据，这是指毛左派和革命群众斗争的实践经验。例如，公诉茅于轼的斗争能够取得五万多人签名的胜利，就是因为他既是疯狂的反毛分子，又是公开承认拿美国钱的汉奸。也就是说，讨伐茅于轼、辛子陵等人，实质上是把反帝反修结合起来了。

[2]把“反帝除奸”作为打倒修正主义突破口的有利之处。

其一，卖国罪行，最能暴露阶级敌人的本质从而激起众怒；反帝除奸，最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中国人民从几千年的历史教训中深知，任何国家民族利益的损失最终都会落到老百姓身上。因此，我国人民历来是坚定的爱国者，视国家兴亡和统一为最根本的利益。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之一，是共产党积极抗日，使军队从三万发展到百万。近来一些同志列举出西化派的具体卖国罪行，左派战友进行了较广泛的传播，就使敌人受到格外沉重的打击。

    其二，反对西化卖国实质上是最重要的反腐败、反私有化、反两极分化、反修正主义。卖国求荣是最无耻的腐败；殖民地化是最残酷的私有化；受国内外资本的双重剥削是两极分化的最大根源；导致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坐大是修正主义带来的最大恶果。因此打击西化派，才能更充分地暴露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性，更好地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任务。

其三，击溃西化卖国集团，最有利于打开缺口，扩大战果。这是因为，这个集团的言行最露骨，例如在前些天重庆处理李庄案时，为李辩护的庞大律师团，竟然公开攻击重庆“唱红打黑”是“时光倒流，文革复辟”，他们还把几个“红二代”进入中央领导班子，叫作“封建残余”；这个集团最反动，例如他们为了自身的私利，公然要使中国倒退到满洲国那样的殖民地社会；这个集团最疯狂，例如他们公开煽动反革命暴乱和军事政变，大讲要“以暴力克服暴力”。

由于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又做过殖民地、半殖民地，很容易在思想、政治、经济上受到资本主义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影响；国际上敌强我弱的总态势依然存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一直得到西方国家的有力配合和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使相当多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身在右中不知右，只反“左”不反右，甚至把社改派当作极左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等，都使西化派处于相当大的强势地位。所以，下决心适当集中力量先把这个集团打倒，会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综上所述，可见我们在现阶段必须实行三步走的战略。这多少有一点像西安事变后我国革命所经历的三个战略阶段。当时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为了粉碎日本鬼子在“中日提携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下灭亡中国，我们党实行了联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是第一阶段。抗战胜利后，进入解放战争阶段，我们党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作为最重要的战斗任务。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三阶段，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当前，我们第一步应当把打垮西化卖国集团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在打垮它之后，我们第二步则要把打倒修正主义作为主要政治任务。打倒它之后，我们第三步要依据毛泽东思想和新的实践，全面推进复兴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3]对一些战友就此所提不同意见的初步答复。

    有些战友认为，只要没有外敌入侵，民族矛盾就不会成为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就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确实，附庸资本主义具备一般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其中包括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战友强调要重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特别可贵的，因为这会使我们始终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一定时期内和特殊情况下，它的附庸特色也会表现得比较突出。在十八大前后西化派发动“三年决战”的时期，情况就是这样。因此，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便逐步上升为当前的主要矛盾。忽视或不承认这种附庸特色，把革命导师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的论断当作教条照搬照抄，在当前的“三年决战”时期也把民族资产阶级当成主要敌人，表面上很革命，实际上是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个当前最凶恶的敌人重视不够，斗争不力，并不真正有利于革命事业。还要看到，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本身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民族斗争，说到底也是个阶级斗争问题。反对美帝国主义，实质上是反对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斗争。并且，在苏东剧变之后，西方国家把国际阶级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通过“颜色革命”搞乱、搞垮中国的图谋越来越明显，这就使中国处于受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威胁特别大的时期。还要看到，苏联不是在军事入侵中而是在没有硝烟的冷战中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打败的。转基因主粮化实质上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一场生化战。就连美国也公开宣布网络攻击是战争行为。这就是说，不仅开枪开炮的军事进攻是战争，冷战以及经济战、基因战等等也是战争。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恩道尔在《粮食危机》一书中说：“我更倾向于把转基因工程的推进比作新一轮的鸦片战争。”掌握战争的这种新特点，便能如实认清当前的主要矛盾。还要看到，美国1989年带头对中国进行全面制裁；1999年公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用侦察机在中国周边撞落解放军战斗机；2008年策动西藏骚乱；2009年不仅在新疆煽动大规模屠杀事件，而且在背后支持多国侵占我国的南沙诸岛、支持日本占领我国的钓鱼岛。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实质上都是一种军事侵略行为。因此，我们是不应当笼统地把以“反帝除奸”为突破口打倒修正主义集团都说成只抓民族矛盾不抓阶级矛盾的。

    有些战友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改革的彻底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早已不存在，因此这样的国家决不应当再保卫了。

大家知道，尼克松在《不战而胜》这本书里谈到苏联完成改革的标准时提了两条：私有化、帝国解体。我们在谈论苏联剧变时，也是把党垮台、国解体作为根本标志的。正是因为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等等这些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还在，西化派才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我们则针锋相对地展开了“反帝除奸”的斗争。再说，国家的主体是人民，数千年的文明成果属于人民，如果被洋鬼子们抢占去，人民就会成为亡国奴，生命财产就会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怎么能说不应当保家卫国呢？

清源等战友认为，由于中国现在已经演变成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所以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属于新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因为，现在中国1.2万亿元的金融资本输出已经遍布全世界。这就要求我们在美、日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按照“工人无祖国”的口号使中国失败，即让帝国主义灭亡我国[就是说他们是反对“反帝保国”而主张“助帝灭国”]的。

应当看到，和用近3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买西方国家的债券，以及西方国家在中国的资产也达3万亿美元左右[约合40万亿元人民币]相比，1.2万亿元的对外投资不算太多，所以从总体上说，中国还是属于附庸资本主义。如果我们在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使中国失败，那末我国就可能会被新的八国联军瓜分成八块，陷入血流千里的内战之中。这将是一场多么大的灾难，再搞革命将多么艰难，能有多少炎黄子孙会赞成这么干？！再说，给美国、日本鬼子带路杀人放火，老百姓都会把你们当作汉奸宰杀的。我们相信持这种观点的绝大部分战友是认识问题，因为他们几十年来真正为人民和国家利益而奋斗，却被资改派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力量加以打压甚至直接派人民警察进行专政，这样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怎能不激起万丈怒火、满腔仇恨？！所以他们有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感情不能代替政策，我们不能因此而成为洋鬼子的帮凶。范景刚同志提出左派战友要守住这条底线，跨过去性质就变了。这是正确和及时的。

有些战友认为，由于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所以制定路线、掌握最高领导权的“特色派”才是主要敌人。现在所谓的“西化派”和“特色派”的争吵和矛盾，由共同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所决定，他们之间是不会撕破脸皮的。无产阶级当前最主要的威胁，无疑是当前的当政者。因此“反帝除奸，救党保国”，实质上是搞改良主义，是做“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宋江”。

一些战友在极其复杂艰难的环境中坚持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可敬可佩的。他们做出的历史性重大贡献，应给予充分的肯定。他们特别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非常值得学习。并且应当承认，当年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路线，确实是造成日本大举进攻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当时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不是主要敌人，而把蒋介石当作主要敌人。同样的道理，修正主义路线，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势力得以坐大的祸根，但修正主义集团并不能因此就取代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位置而成为当前最凶恶的敌人，即变成祸首。辛子陵到处宣扬：“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堕落成为一个为维护权贵利益坚持专制独裁的党”，因此，“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全国人民和权贵资本主义的矛盾”[2010年春节在上海的谈话，乌有之乡网，2010年3月3日]。显然，他们是要夺取“特色派”掌握的最高领导权，通过实行西方式多党制推翻共产党的。如果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反对以打垮西化卖国集团为突破口打倒修正主义来“救党保国”，却也主张打倒整个共产党，甚至主张“联合极右派，推翻共产党”，显然是钻进了这些人的圈套，有利于他们乱中夺权。正因为这样，辛子陵在谈话中还提出，他主张允许同样主张推翻权贵资本主义即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左派，作为多党制下的一个党派参与竞选”。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维系中华民族的统一，灭掉中国共产党才能达到分裂、奴役中华民族的目的。所以他们最理想的手段是通过国内外汉奸、买办势力来绞杀共产党、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见，西化卖国派最怕左派把打垮他们作为突破口，最希望“左派”和他们联合起来推翻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按照毛主席关于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把打垮西化卖国集团作为打倒修正主义的突破口，显然最有利于既反贪官又反皇帝。

    清源等战友还说：“就当前来说，资产阶级的民主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攻的一个阵地。”袁庾华战友也说：“我不赞成《零八宪章》的主要观点，它的反毛观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所反对的。但是我认为他们有表达己见的权利，更反对当局对刘晓波的镇压。”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民主的核心是多党制，实行多党制自然要首先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刘晓波不仅主张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而且主张把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变成联邦制国家[明眼人都会看出这实质上是搞民族分裂]，甚至公开宣扬中国再做三百年殖民地。赞成实行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制，赞成给刘晓波之类汉奸卖国贼煽动民族分裂、使国家沦为殖民地的权利，如果属于认识问题，那容易解决；如果属于立场问题并顽固不化，那就确实会像张宏良教授所说的那样有可能滑向“左右合流”，甚至变成“带路党”了。苏东剧变之后，其中一些国家至今还对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进行打击迫害，更不用说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如蒋介石在“4.12”政变中杀得革命群众血流成河；李承晚、朴正熙屠杀了四十万左派韩国人；苏哈托在印尼镇压了五十多万民主人士。可见，认为可以利用资产阶级多党制打垮资产阶级，确实太书生气了。至于那些顽固坚持搞“左右合流”的货真价实的“带路党”，则应组织力量共讨之，以防止他们继续祸国殃民。        


                      怎样看待“反修救党”这个口号？

    [一]为什么说我们党还有挽救的可能性？

    首先，在党内高层确实有社改派和资改派的斗争。根据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区别两派的根本标准，陈云、李先念、彭真、习仲勋、姚依林、王震、宋平、邓力群、王任重、张平化、郑天翔、李锡铭、陈奎元、魏巍、马宾、李尔重、李力安、王忍之、张全景、袁木、何东昌、高狄、许永跃、逄先知、李成瑞、武光、刘实、有林、沙建孙、刘国光、卢之超、卫建林、郑科扬、杨守正、林炎志、王伟光、李慎明等副省级以上干部，就在极其艰难复杂的情况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斗争。例如李成瑞在文章中说，彭真曾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纲，其余都是目。1983年2月2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习仲勋参观韶山后写道：“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王震说：“四项基本原则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很重要。中国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就是灾难！”[李慎明文章，乌有之乡网，2011年8月5日] 他们前前后后当然都有错误有些甚至犯过严重错误，但是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及公有制为主体这条底线，就不能算是走资派而应划为社改派。至于中下层党员干部的情况，仅从到目前为止仍有如南街、华西等约8000个坚持搞集体经济的村子这一点，便不难看出来。

    其次，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不少人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由于30多年来腐败增多、分配不公、治安恶化等问题从总体上不但解决不了反而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发生仍在继续恶化，打碎了“跟着美国走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补课式改革能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两个神话，已使不少同志有所警醒。重庆模式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唱红打黑”的基础上，重庆采取切实措施解决两极分化问题，要使基尼系数在近年内由4.2降至3.5；解决公有制主体地位丧失问题，已使其比重提高18％左右，据说已占40％以上。尽管这种模式是一种探索，它今后怎样发展还有待观察研究，但它毕竟拉开了对广东模式拨乱反正的序幕。吴邦国、李长春、习近平、贺国强、周永康等，在当前的关键时刻不仅赞成“五不搞”，而且到当地去肯定和支持推广重庆模式，无疑是对西化派的沉重打击，是对人民事业的重要贡献。这必然会遭到西化派及其同伙的多种疯狂报复，对此我们务必要有高度警觉和果敢举措。

[二]“反修倒党”会带来什么危险？

清源等战友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变修成了资产阶级政党，应该打倒。这就是说，他们是主张通过反修斗争打倒中国共产党即“反修倒党”的。

    在当前形势下打倒中国共产党，究竟可行不可行？这个问题确实直接关系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前途，应当慎之又慎，确保万无一失。经过集思广益和反复论证，我们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还是应当“反修救党”而不应当搞“反修倒党”的。理由是：

    ------虽然修正主义路线多年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多数党员仍然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在这个意义上，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彻底地变成了像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派那样的资产阶级政党。

------苏联共产党垮台时，1900多万党员绝大多数是欢呼的。这当然有理由,因为他们太痛恨修正主义了。但是另一方面的事实是，随着实行多党制导致共产党失去领导权，苏联便随即解了体。在解体后的苏联再想使共产党重新掌握政权，显然太难了。大众民主网友说：“去看看东欧，特别是去看看波兰和立陶宛等国家，直接就把共产主义宣布为非法，只要你宣传就是犯罪。”这就充分揭露了普世价值所主张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也指出了重新革命的艰巨性。

    ------除了共产党没有其他力量能够维系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打倒共产党搞多党制无疑会像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多党乱斗、军阀混战那样，使祖国陷入内乱不止、民族冲突的大浩劫之中。

     [三]大多数党员和群众赞成推广重庆模式说明了什么？

    重庆模式得到了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民心民意之所以在重庆模式这一边而不在广东模式那一边，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值得重视的一个，是大多数群众深知如果西化卖国集团在十八大之前搞乱中国，会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一场大灾难；深知“另起炉灶，彻底拆庙”也会在当前使中国陷入乱局。因此，他们起码愿意把推广重庆模式，作为通过党内路线斗争和群众斗争相结合的方式，结束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像遵义会议那样挽救党的一线希望或者说最后希望。可以说，只有这个最后希望在西化卖国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的阻挠、破坏下破灭之后，人民才会下定最后的决心，采取其他斗争方式。正因为这样，赞成“反修救党”而不赞成“反修倒党”的人才会迅速增多。我们只有看到这一点，才会自觉防止教条主义扩大影响。

    这里所说的其他斗争方式，包括“文革”、“武革”两种，加上重庆模式所标志的“自革”[即共产党自我革命或者叫真正的改革]，便构成了附庸资本主义复辟条件下的三种基本革命方式。“自革”的代价最小，但极其困难，当前重庆模式推广中遇到的多种阻力就证明了这一点。但在推广遭受重大挫折之后，党内的社改派便会加强和革命群众的直接结合。这样，类似于“四大”但又极力避免“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文革运动便可能发生。如果这种文革还不能解决问题，那末类似于中东、北非那种形式但性质不同即红色的武革风暴便可能发生。利比亚、阿富汗等国的事实都说明，游击战和大规模的群众武装暴动，仍是人民革命的重要手段。

[四]对一些战友就此所提不同意见的初步答复。

    有些战友认为，“提出所谓资改派、社改派等概念很混淆视听”，应当坚决纠正。

    如果真的混淆了视听，本人当然应当纠正并承担责任，因为不少战友知道，这两个概念是我最早提出的。其实，资改派指的就是走资派，社改派指的就是走社派，只是由于走资派总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招摇撞骗，为了揭露他们假改革、真复辟的面目，才叫做资改派的。问题在于如前面所说，这两派的存在是个客观亊实。并且，在资改派中后来又逐渐分化成补课派和西化派两部分。这两派的根本性区别之一，就是西化派主张推动西方式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多党制，补课派主张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今年2月及之后发生在北京和全国十多个城市的“颜色革命”，核心口号就是“启动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这场闹剧虽然暂时规模不大，但是其实质已充分暴露，就是西化卖国集团的首领要夺取修正主义集团掌握的最高领导权。在西化卖国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的这种斗争中我们应当首先打击谁？显然应当是前者。再说，由于党内的西化派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党内的“特色派”，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就从阶级根源上决定西化派是比“特色派”更凶恶的敌人。并且，由于西化派掌握着相当大的实权并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骗人，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修正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最凶恶的修正主义者。可见，从“反帝保国”和“反修救党”这两方面看，我们都应当把党内的西化派作为当前最凶恶的阶级敌人对待。一些战友回避或否认这一点，甚至否认中国复辟的是毛主席所说的附庸资本主义这个基本事实，这就不容易理解“反帝反修，救党保国”的口号了。再说，极其严峻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必定要求我们按照毛主席关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教导，格外重视斗争策略。因此，不少同志是要“等饅头熟了再揭锅”的，现在便断言党内主流中没有社改派，恐怕为时过早。

    有些战友认为，改良主义一批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窍不通，不认为革命的对象是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而只是其中的一个“相”。因此，他们自然会成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宋江。还有的战友追问：“劳动人民不应该反抗这种剥夺和压迫吗？一反抗就说是反对一党专政，有这样的道理吗？看到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要搞多党制而反对一党制，就劝说无产阶级放弃自己阶级的目标，这是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来说话？”

    确实，西化派的“大领导”从表面上看是孤立的个人，但是他实质上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美国把他评为对美国经济贡献最大的外国政治家，英国皇家学会也授予他最高奖，广东省的南方报系通过大讲戈尔巴乔夫的功绩呼唤他上台，整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都拥戴他，本身就证明他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司令，而决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贪官。并且，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世界上无产阶级及革命人民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日益成为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主要因素。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更是如此。随着美帝国主义这个实质上的世界皇帝对中国打压的逐步加重，一定会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并搞清楚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本身就是最根本的既反贪官又反皇帝的道理。魏巍同志指出：“我们应分清谁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修正主义集团与极右派的主要区别是，他们还戴着共产党的帽子，穿着共产党的外衣，有时还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而极右派如果上台，那就会撕去一切伪装，对共产党就会是血腥凶残地镇压。”[乌有之乡网，2008年8月30日]情况正是这样。修正主义者搞的是经济私有化，西化卖国集团则不仅搞私有化而且要在政治上搞西方式多党制；修正主义者搞的是补一段资本主义的课，西化卖国集团则通过大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30年不变，50年不变，永远不变”，表明永远要搞美国式的家庭农场，永远要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者搞的是让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西化卖国集团则要把共产党作为封建残余势力即专制主义，甚至作为“非法组织”即共匪加以取缔、镇压，“不光要我们的钱，还要我们的命”。显然，不从这一实际出发，轻视同西化卖国集团这个最凶恶敌人的斗争，就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有些战友认为，既然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对象是修正主义统治集团，那么“如果故意搅混主要矛盾，转移当前阶级斗争的大方向，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还有位战友说：“总是有人以为我反的还不够积极，骂茅于轼、辛子陵还不够狠。其实我反的最积极，只不过我反的是根子，你们反的是枝叶。请大家认真想一想，是谁在偷偷包养着反毛者？谁才有能力包养反毛者？是谁准许袁腾飞公然在电视媒体露面，并公然污蔑开国之父毛泽东是‘人渣’？一个党，对本党的奠基领袖被如此谩骂却能无动于衷，难道这是偶然的吗？是小事吗？是不值得深思的吗？”

这些战友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是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或者叫走资派，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现在我们已处在附庸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下，因此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当作教条照搬照抄，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只有按照毛主席关于中国复辟的必然是“附庸资本主义”的论断办事，才真正符合毛泽东思想。客观亊实正是这样。由于买办资产阶级是在改革开放的中后期越来越多地从一般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主要由买办商人、买办官僚、买办文人构成的社会集团，是通过卖国求荣不仅速度特别快而且规模特别大地富起来的暴发户，是西方国家的代理人，换句话说帝国主义是他们的后台，因而特别害怕真共产党有朝一日领导人民清算他们的罪行，所以这个集团不仅大搞私有化，而且拼命推行西方式的多党制，甚至公开主张实行联邦制即分裂中国，以便逃避制裁。俗话说，“狗仗人势”。西化卖国派这条走狗，由于仗的是美帝国主义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最大的霸权主义国家，自然也很有霸气。另一方面由于党内的“特色派”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又有受国际垄断资本排挤的一面，因此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既有在一定程度上参加的可能，又有容易退让、姑息甚至投降的可能的两面性。所以，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中，我们既要争取和他们建立反帝保国统一战线，又要对他们在反帝斗争中往往动摇、退缩甚至在某些方面与敌对势力联手的言行进行必要的斗争。这种情况说明，修正主义集团虽然是祸根，但并不一定永远是祸首。养虎遗患者固然罪责难逃，非常可恨，但是老虎毕竟比养虎人更凶恶。这就是说，“特色派”虽然掌握着最高领导权，但由于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软弱性，因而使西化派掌握了相当多的实权。“大领导”的许多倒行逆施及其爪牙和喉舌如茅于轼、辛子陵、秦晓、江平、贺卫方和《炎黄春秋》、南方报系敢于公开叫板，都能说明问题。由此可见，“反帝反修，救党保国”并不是故意搅混主要矛盾，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有些战友认为，只有暴力革命，才应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方法；只有那些反对      “暴力革命”理论的修正主义者，才攻击马列主义者坚持这个理论是“教条主义”。

    我们主张不放弃最后一点希望力争通过党内路线斗争和大众民主相结合的方式来挽救党，但更主张根据形势的需要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来解决问题。毫无疑问，在街头政治的冲突中发生反革命暴乱时，我们必须坚决平息；在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受到武力镇压时，我们当然要进行自卫反击。这些，无疑都是“反帝除奸，救党保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怎样回答当前我们应当怎么办的问题？

对于当前我们应当怎么办这个问题，我曾在《怎么看和怎么办》、《再谈怎么看和怎么办》等拙文中谈了一些初步建议，不少战友提出了很好的修改补充意见。现将根据这些意见进行改写的建议再提出来，仅供大家继续修改和参考。

     [一] 按照在十八大前后的“三年决战”时期要把“反帝除奸”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的要求，当前应集中力量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开展一场对汉奸卖国贼的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在此基础上，对证据确凿、罪大恶极者(包括《08宪章》签名且拒不改悔者)，列出十大或百大汉奸名单。左派战友应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通过签名、上访、请愿、静坐、声讨大会、群众公审大会、锄奸团等多种形式，要求将他们开除出党、开除公职并依法严惩。对黑龙江省方正县为日本侵略者、殖民者树碑立传等亊件，就应采取这类方式进行斗争。如果这些合理合法要求得不到应有满足，应采取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其他适当形式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任何人、任何组织，包括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如果胆敢包庇货真价实的汉奸卖国贼，那就等于自我宣布是国家的敌人、人民的罪人，人民群众都有权利和义务对他们实行问责、问罪。对汉奸卖国贼的罪行，要通过手机短信、电子信箱、复印邮寄、口头传播等各种形式，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二]按照在取得打垮当前的西化卖国集团重大胜利后，必须把“反修救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的要求，从现在起就要在原有斗争成果的基础上，全面加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这包括：在思想理论方面，对30多年来的修正主义思想理论观点进行分类归纳，概括出像上世纪70年代的“黑六论”那类东西，发动群众全面展开系统批判。在此基础上，依据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和新的实践，提出一些指导实际斗争的具体理论观点。在政治路线方面，通过对30多年改革工作中的失误特别是使公有制丧失主体地位的失误[据新浪财经2010年2月9日报道，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公布，200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28.3％，非国有企业占71.7％。由于集体所有制所占比重很小，外资和私营经济无疑已占据主体地位] 进行揭露、剖析、追根等形式，使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实质和危害，得到进一步的暴露，从而为结束这条路线的统治打下基础。在反对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要特别注意同右倾机会主义和同左倾机会主义斗争的不同点。这主要表现在，左倾机会主义一般是思想认识问题，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往往容易改正，甚至把手中的大权交出来，例如遵义会议就是这样。而右倾机会主义者由于大多数本身便属于党内资产阶级，同他们的斗争实质上是一种阶级斗争，因此自然会激烈得多。所以，仅仅把希望寄托在修正主义路线头子的自我觉醒、自发改良上，全盘否定以毛左派为核心的人民群众在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决定作用，那确实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叫改良主义倾向，必须反对和纠正。  


     [三] 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总结文革和改革的成绩、错误，打碎资改派用以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新中国社会主义模式[建国的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经验]的两个“王牌”。“大领导”提出改革的阻力是“封建残余”、“文革遗毒”，不仅成了西化派反对“红二代”进入领导班子、反对推广重庆模式的“王牌”，也成了他们和补课派一起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在现阶段的指导作用，否定新中国社会主义模式，把它称为旧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作为改革的对象加以革除的“王牌”。实际上，改革中改掉了公有制、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就从根本上证明走资派确实存在，证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是正确的，证明改革是存在“十大失误”的。在当前之所以要讲明这一点，是因为只有打碎他们这两个“王牌”，我们才能谈得上“反帝反修，救党保国”。

     [四] 当前要具体打好声讨茅于轼、辛子陵；反对转基因主粮商品化；反对恶性通货膨胀；对30多年改革的失误进行一次大讨论、大总结；开展一场批判广东模式、推广重庆模式的斗争等五大战役。声讨茅、辛，重在唤起爱国者；“反转”，重在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反通胀，重在揭露把经济危机转嫁到老百姓身上[苏秦居士认为，前几年国务院投入的4万亿元，“是凭空印出的”，“实际当年货币贬值高达14.6%。等于这4万亿是强抢老百姓的钱来进行投资的。更重要的是，这4万亿的投资，一下将地方政府负债提高到12万亿的水平。地方政府为了投资拉动增长，反而更加盘剥压榨老百姓。用老百姓的钱，还来盘剥老百姓，你说老百姓冤不冤？”摘自毛泽东旗帜网，2011年8月6日]；搞清改革工作中的失误，重在抓住对内搞补资本主义课的改革、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的开放，其要害是背叛科学社会主义。抓两种模式的斗争，重在打击西化派利用广东模式在高级干部中兴风作浪[苏联便是虽有82％的人民群众拥护社会主义苏联，但由于76％的高级干部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便使苏联发生了党垮台、国解体的大悲剧]。对这些战役的意义，我们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在省部级干部[基本上都是中央委员]中，为什么至今仍有相当多的人不积极学习推广重庆模式，反而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广东模式？为什么汪洋近日仍敢于在省委全会上公开批判薄熙来的“蛋糕论”？这都说明西化派在这些干部中的影响相当大。而我们的优势和力量，则主要在基层干部群众之中。喊响“百姓共富裕，熙来当总理”的口号，确实会激起一些人的愤怒和报复，导致帮倒忙以及其他风险。但反击西化派如江平等人公开在北京大学大讲堂上喊出的“汪洋管政法[实指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进中央常委会]，政法将一片光明”；防止西化卖国集团在十八大前后搞乱中国，乱中夺权，更根本的是像公诉茅于轼那样动员、组织更多的革命群众关注、支持、参加“反帝除奸，救党保国”的斗争，这才是当前真正的大局、大道理、大策略、大政治。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五英雄到黑龙江方正县砸日本开拓团碑的壮举。他们的家乡和网名是：湖南韩忠、湖南湘军500、河南梁智、河北人间不公、江西飞天燕子。在网络上看到那么多的干部群众欢迎他们胜利归来，称赞他们是“中国脊梁”的场面，令我禁不住老泪纵横。在我心目中，他们在当前形势下的这种实际行动，是给每个真正的中国人做出了榜样。他们是当代的民族英雄，是今日中国最可爱的人。这里，我要向敢于采取这类实际行动以及采取苏铁山、古正华他们那种面对面斗争行动的战友鞠一个躬，以表达感激、崇敬之情。有一句古诗说得好：“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作为学习这些英雄的实际行动，今后我不仅要积极参加这种战斗，而且决心拼老命发出生命的呼唤，呼唤左派战友们多投入这种实际斗争。这样，我们就会在当前的“三年决战”中打胜仗。不久的将来实践便会证明，这五大战役是可以和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相提并论的。它不同于三大战役的特殊意义在于，如果这种形式本身不能解决问题，它便会为采取其他形式进行革命斗争创造一定的条件。

    [五]在毛左派队伍内部要䢖立健全分工协作、沟通思想、取长补短、团结互助的体制机制。这里所说的分工协作主要是指，基层群众中包括工厂、农村中的普通工人、农民战友，确实应当把侧重抓反对修正主义补课论带来的企业黑心老板、农村“土皇帝”的残酷剥削、压迫，作为反对身边的黑恶势力、腐败分子，维护自身权利等等具体实际工作的主要内容。而在中上层工作的战友，则应侧重抓住重大事件进行斗争。沟通思想，就是在谈心交心，思想碰撞中虚心接受战友的意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例如，郑州一些青年战友批评我对上层动态关注多、对基层情况了解少，就很切合实际，我完全接受。取长补短，包括做思想宣传工作和做工运、农运工作的战友之间要学习对方的优点，克服自己的缺点。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已达30多年，是机会主义路线横行最长的，它带来的私有化、附庸化，使国家到了崩溃的边缘，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每看到此情此景，每每想想自己没能尽到责任，怎能不心急如焚？！要夺取“反帝反修，救党保国”的胜利，必须靠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提着脑袋干革命”的献身精神团结战斗。因此任何破坏团结的分裂行为都是对革命的犯罪。本人愿意和大多数战友一起为加强团结尽一份力量，渴望能得到战友们的理解和支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信，在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生死决战中，广大左派战友必定会以大局为重，紧密团结起来去争取胜利！

     [六]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作为我们的胜利之本。一个政治势力，不怕有人反对，就怕没有多数人的支持，因为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要真能唤起民众，根本性的一条，是实行革命民本主义。这里所说的革命民本主义，指的是毛主席关于人民民主是我们避免陷入政权兴亡周期律的新路；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合乎人民利益得到群众拥护是衡量我们工作的最高标准；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论断，实质上是提出了革命民本主义观。概括地说，实行革命民本主义，就是要坚持民生、民有、民主、民力、民族“五民主义”。这里所说的民生，就是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和政府的根本宗旨，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民有，就是要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当前的任务是尽快恢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民主，最基本的就是要推进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抵制和反对否定大众民主的资产阶级“精英民主”。民力，就是真正把人民作为创造历史的动力。民族，指的是坚持毛主席所说的革命民族主义。只有切实践行革命民本主义，人民才会真正相信我们，和我们一道走。这样，我们便一定能在西化派搞“街头政治”时，将他们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使“白色革命”转化成红色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