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某老革命（陈云）热昏了的胡言乱语
发布: 2011-8-09 09:15 | 作者: 思马恩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1675 | 回复: 5
余峰 (2011-8-09 19:32:39)
对陈云等老同志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批判是极其应该的，坚决拥护！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陈云等老同志在后来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对设计师复辟路线做了艰苦抗争。本着允许同志犯错误，也允许同志改正错误的原则，本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策略，我们还是要把矛头对准设计师的修正主义路线。
评某老革（陈云）命热昏了的胡言乱语
思 马 恩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设计者领导下，评价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遇到阻力时，某位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失去权力而被下放到江西省南昌市的一个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1972年4月回到北京、对毛泽东主席怨气冲天的老革命，跑出来在一次会议上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时，站在自私自利的立场上，带着近乎愤恨的情绪，发了一通热昏了的胡言乱语：
“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
按照某老革命这个热昏了的胡言乱语，毛泽东主席连半错半对都够不上！
这位被愤懑情绪烧得热昏了头的老革命，对他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上述胡言乱语，作了如下胡思乱想的解释：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缔造的，那么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地位怎么说？所以只能说他有份。在座的建国都有功，但只不过没有他的功劳大。二战结束后，日本比我们还困难，可短短十几年，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我们整天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没完没了，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这是不是治国无能？我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死于战场的高级将领只有左权同志一人，可大家想一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单单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被整死的有多少人呢？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有罪呢？”（百度搜索：Hi，jbdzhuxi2010 通过有道阅读分享了一篇文章给你；问问首页 满意答案；天涯论坛 煮酒论史）
一位从延安开始就坚持讲“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而一直讲到离开人世的某老革命，（转引自百度搜索：禾夏《不唯上 不唯书 只唯实》）用“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这样实在缺乏“只唯实”（某老革命解释说：“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转引自李泽民：《改善工作方法提高领导水平》《人民日报》1991.1.18））的精神，说出这样完全不靠谱的热昏了的胡言乱语来评价中国人民公认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一生的革命历程，既同他的老革命身份很不相称，又同他一贯把“只唯实”当作左右铭挂在嘴边要求别人“只唯实”的行为很不相称，自己严重地败坏了自己一直主张“只唯实”的光辉形象！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分析一下“只唯实”的某老革命，在对毛泽东主席一生革命历程的评价中，没有贯彻他的“只唯实”的左右铭的问题！
1.“建党他有份”——“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缔造的，那么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地位怎么说？所以只能说他有份。”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不仅确确实实“有份”，而且比毛泽东“有份”得多。——虽然李大钊只比毛泽东大4岁1个月27天，但是名气比毛泽东大得多：李大钊在北大当图书馆主任、经济学教授的时候，毛泽东只是个北大图书馆的图书官理员。陈独秀比毛泽东大24岁，名气比李大钊还要大得多，比毛泽东就更大得多了。虽然“李大钊和陈独秀”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是令人非常遗憾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因故未能出席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而毛泽东则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因此，虽然说毛泽东“建党……有份”是正确的，但是，却是十分非常极其片面的，是一个只顾其一而不顾其余的说法！——创建中国共产党，仅仅只是“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大代表只有12名，代表的党员只有50多名，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是很弱小的。因此，怎样巩固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则是“缔造”中国共产党的另一部分，而且是更重要的部分。毫无疑问，通过创建“缔造”出中国共产党，只是走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党面临着既可以巩固发展壮大，也可以削弱变小，还可以蜕化变质等诸多问题！所以，坚持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根本宗旨，巩固发展壮大党，也是“缔造”党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更重要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1日被“缔造”出来不到6年，李大钊在1927年4月6日被军阀张作霖逮捕，4月28日，张作霖对李大钊施行了残酷的绞刑。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被“缔造”出来之后，参加过“缔造”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逐渐走上了右倾投降主义道路。他在1923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中，竟然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很“幼稚”，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无产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所以，在中国，只有资产阶级才能领导民主革命。于是，陈独秀断言中国“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见《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229、233）特别是在1924年实行国共合作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之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愈来愈严重。蒋介石为了排挤共产党人，纂夺军事大权，经过密谋策划，在1926年3月20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中国共产党完全有条件和理由进行坚决的反击，毛泽东、陈廷年（陈独秀之子）等人坚决主张进行反击，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却对蒋介石采取退让、妥协、投降政策，迫使共产党人退出了国民革命第一军，许多共产党人的重要职务被撤销，蒋介石的阴谋得逞，轻而易举地达到了纂夺第一军军权的罪恶目的。“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陈独秀竟然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文章，吹捧蒋介石是什么“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柱石”！1926年6月30日，在党中央的扩大会议上，陈独秀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他起草并强加给党的《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中，竟然规定工农等民众团体要全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和监督，工农武装要全部服从国民党的管理和训练。1926年12月，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上，陈独秀又极力主张做出了一个限制工农运动发展的错误决议。1927年初，陈独秀又命令汉口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交了枪（刘少奇具体执行了交枪命令），自动解除了工人武装。（见《艰苦卓绝七十年》59～60；《简明社会科学词典》131、558～559）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给他参加“缔造”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在1927年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采取大屠杀的白色恐怖政策，到1927年底，有38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独夫民贼人民公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到1932年，被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达到了100万人以上；共产党员人数由6万多人减少到1万多；工会会员由300万人减少到3万人；大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1000万个农民协会大部分消失。（见《艰苦卓绝七十年》65；《简明社会科学词典》559）陈独秀等人用上百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宝贵生命，证实了他们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纲领！参加“缔造”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结果，使党削弱变小，甚至几乎断送了中国共产党！
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出席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一大后坚持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为巩固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而努力。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之后，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考察农民运动，推动农民运动和农民群众的武装力量的发展。但这是主张对农民运动和农民群众的武装力量的发展百般加以限制的陈独秀所不能容忍的！在陈独秀的压制下，毛泽东壮志难酬。1927年“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地英明论断！
1927年“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到湖南。8月18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成立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9月初，毛泽东在江西安塬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秋收起义具体部署。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组织领导举行秋收起义，首先打出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时，毛泽东对中国工农革命军进行了改编（即“三湾改编”）：将工农革命军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实行官兵平等。10月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得到当地革命武装的领导人袁文才和王佐的帮助，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见百度百科 秋收起义）
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实行工农武装红色割据，进行革命游击战争，“由枪杆子中取得”了一片新天地，为中国共产党“缔造”了一块立足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共产党又逐渐地发展壮大了起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鼎盛时期，工农红军发展壮大到10多万人；管辖有60个行政县。
1931年1月7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建党没“有份”的王明（陈绍禹）等食洋不化的人，凭借着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的校长）的支持，钻进了党中央政治局，控制了党中央的领导权。王明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1931年9月，王明去苏联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但仍然通过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秦邦宪），继续推行他的左倾冒险主义。1933年，左倾冒险主义者们在葬送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之后，在白区再也呆不下去了，跑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名义上是与毛泽东等中央委员会合而组成正式的中央机关，实际上夺了毛泽东的领导权。结果，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中一败涂地，不得不在1934年10月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由冒险主义变成了逃跑主义，被迫走上了漫漫长征的道路。在王明、博古、李德（奥·布劳恩）等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领导下，从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在短短4年的时间里，使国民党统治区即白区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使革命根据地即红区丧失了百分之九十；使工农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由30万人减少到了3万人；使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减少了将近百分之八十七，由30万人减少到了4万人。（见《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238）王明、博古、李德等人用几乎以断送中国革命为惨重代价，证实了他们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纲领！王明、博古、李德等人先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博古、李德等人后推行逃跑主义路线的结果，使党削弱变小，甚至几乎断送了中国共产党！
正是王明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建党”没“有份”的某老革命，在党内的地位上升得非常快：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里，由候补中央委员升任临时中央领导成员！——1931年1月7日，在王明夺权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由候补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5月，担任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安全的中央特科书记，9月任临时中央领导成员；1932年担任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百度百科）这个历史事实至少说明，某老革命是深得王明等人的信任和重用的！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上，批判并结束了王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使毛泽东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之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才有了生机！重新获得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通过“四渡赤水出奇兵”，使红军由被动变主动，脱离险境胜利完成博古、李德等人推行逃跑主义路线逼迫不得不进行的万里长征。
在“建党……有份”的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通过八年抗日战争，得到了极大的巩固发展壮大：到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8月，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有党员120万，领导的正规军有120多万，领导的民兵有200万，领导的解放区有1亿人民。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拥有了赢得解放战争胜利的强大力量！1946年6月底7月初，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内战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经过4年多的解放战争，消灭了美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武装起来的800万军队，解放了除西藏、台湾省和南沙群岛等离陆地较远的岛屿以外的全部领土，终于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实现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须具备的政治权力。
我们从上述中国革命的最顽强的历史事实中，可以十分非常极其清晰明确地看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岗位上时，中国共产党就能够得到巩固发展壮大，毛泽东被剥夺党中央领导权离开领导岗位后，中国共产党就被削弱变小而朝不保夕。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就遭毁灭性的劫难。这是实践检验出来的一个真理！因此，毫无疑问，“说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缔造的”，是完全正确的，是一点儿也不为过的，是实事求是的典范，是“只唯实”的楷模！
某位从延安开始，就把“只唯实”当作左右铭挂在嘴上讲了几十年的老革命，在评价毛泽东的革命历程的时候，只提“建党他有份”，不提他几度在危急关头力挽狂澜从死亡线上拯救了中国共产党并使她得到巩固发展壮大，强大到夺取国家政权、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制度，搬出差一点使党万劫不复的陈独秀来证明不能“说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缔造的”，实在不象一个大公无私的老革命说出来的话，实在有损自己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尊严！
2.“建国他有功”——“在座的建国都有功，但只不过没有他的功劳大。”
在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夺取国家政权、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制度的过程中，毛泽东所起的作用是无人可以替代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发展壮大，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中国革命！——中国革命为不少人提供了施展雄才大略的机会，怎奈这些人的才华都有限而难以胜任，领导不了中国革命，成不了气候，站不住脚跟：陈独秀因“建党……有份”领导中国共产党革命6年，差一点亡了党；周恩来、谭平山、叶挺、朱德、贺龙等人领导了南昌起义，失败了，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残部上了毛泽东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才有了立足之地；邓小平参与策划了广西百色起义，对广西龙州起义进行过指导，龙州起义后当了红八军政委，红八军残部并入红七军后，当了红七军政委，红七军在广西生存不下去，一路浴血奋战进入江西，残部在张云逸等人的率领下踏上毛泽东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才有了栖身之处；“建党”没“有份”的王明、博古、洛甫（张闻天）、某老革命等人作了中央领导，损兵折将，丧失革命根据地，一败涂地；如此等等。但是，当中国革命为毛泽东提供了施展雄才大略的机会的时候，毛泽东就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就能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人们群众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毛泽东把中国革命导演成了一幕史无前例的波澜壮阔英雄辈出的革命史诗！毛泽东曾经说，他是“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并引用晋朝人阮籍说刘邦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话来比喻自己。撇开这两句话的本意不论，“建党……有份”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上，至少还有“猴子充大王”、当“竖子成名”的本事；“建党”没“有份”的某老革命等一大批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上，连站住脚的本事都没有，充“大王”、当“竖子”可望不可即！只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某老革命等一大批人，才能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上站住脚，在“建国”的“功劳”薄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这就是毛泽东与某老革命等一大批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上的重大差别！
由此可见，某“只唯实”的老革命在说“在座的建国都有功”时，没有“只唯实”一个最顽强的事实：“在座的建国都有功”的人，离开毛泽东的领导，是建不了国的，是得不到“建国”之“功”的！不仅如此！某老革命在说毛泽东只是比“在座的建国都有功”的人“的功劳大”时，是有意地对毛泽东的贬低！——毛泽东的“功劳”，是挽救党和挽救革命使党和革命起死回生之“功”，“在座的建国都有功”的人，只是在毛泽东这棵大树底下乘凉立的“功劳”！毛泽东的“功劳”和其他人的“功劳”，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功劳”，是不能站在“在座的建国都有功”的人的层次上，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大小的！
在这个重大的历史问题上，邓××比把“只唯实”当作左右铭挂在嘴上的某老革命要“只唯实”得多，要有自知之明得多！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培育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选2—148～149，着重号系引者加）“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邓选2—344～345，着重号系引者加）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本领！！！！！
3.“治国他无能”——“二战结束后，日本比我们还困难，可短短十几年，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我们整天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没完没了，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这是不是治国无能？”
在毛泽东“治国”28年（1949—1976）的时间里，中国由一个一穷二白而不能生产汽车、拖拉机、飞机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第6工业强国，变成拥有了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发射及其回收的核大国。这些伟大成就，某老革命大概是看不上眼的！——如果他看得上眼，就说不出毛泽东“治国无能”，“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这样大失水准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来！
某老革命以“二战结束后，日本比我们还困难，可短短十几年，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证明毛泽东“治国无能”，这未必符合他一贯坚持奉行的那个“只唯实”的左右铭！——在“二战结束后”，日本远离了战争，中国则接着进行了两场战争：一是独夫民贼人民公敌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二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朝鲜战争。当中国消耗大量人力和物力同美帝国主义打仗的时候，日本则通过为美帝国主义侵略军生产军需物资发朝鲜战争财。在“二战结束后”，日本成了美国的附属国，美国借助国际社会不允许日本再次成为军事强国而控制了日本。但是，要控制日本，不允许日本发展军备，就必须为日本提供防卫。在美帝国主义为日本提供防卫的情况下，日本用于防卫的军费开支很低。这样，日本被迫用放弃国家独立自主地位，换取了“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就是在今天，日本仍然没有真正的独立自主地位！中国则不同，不能象日本那样，放弃国家独立自主地位，由别人为自己提供防卫，离开发展防务去发展经济，而是必须在保持国家真正的独立自主地位的前提下，在发展军备，建设强大的国防的同时，发展经济。在这里，某老革命把他的那个从延安开始就坚持的“只唯实”，弄到哪里去了呢？！某“只唯实”的老革命为了证明毛泽东主席“治国无能”，竟然忘记了“二战结束后”，中国进行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这两个最顽强的事实！
某老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是举手赞成了的。该《决议》十分非常极其明确地承认：
“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一、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
二、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了五十多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各爱国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通力合作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三、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
四、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五、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九八O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是很大的发展。
六、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一九八O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七、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一九八O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九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六点七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一九八O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七点七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O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一九五二年提高近一倍。
八、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一九八O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二点七倍。三十二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九、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得到加强，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
十、在国际关系中，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世界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得到恢复。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促进了国际形式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党员必读》74～78）
“建国三十二年”（1949—1980年），其中28年系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主政。某老革命一方面举手赞成《决议》，公开承认“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有以上10项，公开承认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成绩很大”等等，另一方面又指责毛泽东“治国无能”，“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一贯把“只唯实”当作左右铭挂在嘴边的某老革命，弄出这种只有在两面派政客那里才能看到的荒诞无稽的东西来，说明了他将自己“只唯实”的左右铭，扔进太平洋的马利亚纳大海沟里去了！
4.“文革他有罪”——“我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死于战场的高级将领只有左权同志一人，可大家想一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单单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被整死的有多少人呢？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有罪呢？”
某老革命关于“我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死于战场的高级将领只有左权同志一人”的说法，又一次把他“只唯实”的美名击打得粉碎！——在抗日战争中，“死于战场的高级将领”除了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同志一人”之外，还有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的杨靖宇同志、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军长的王德泰同志、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的赵尚志同志、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的夏云杰同志、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军长的汪雅臣同志、担任山东省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理琦同志、担任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和准北军区司令员的彭雪枫同志、担任新四军第2支队参谋长的罗忠毅同志等人。唉！一贯“只唯实”的某老革命，怎么能够不顾众所周知的事实，忘记自己“只唯实”的左右铭，闭着眼睛说“我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死于战场的高级将领只有左权同志一人”呢？！
别出心裁标新立异的某老革命，把“我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死于战场的高级将领只有左权同志一人”，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单单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被整死的有多少人”，作为毛泽东“文革……有罪”的证据，这显然是荒谬绝伦的！按照某老革命的这种热昏了的胡言乱语，我们可以看到：
（1）某老革命用“我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死于战场的高级将领只有左权同志一人”，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单单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被整死的有多少人”，作为衡量毛泽东“文革……有罪”的所谓证据，至少是把毛泽东的“文革……有罪”与日本侵略者侵华的罪行和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打内战的罪行相提并论，混为一谈，简直是糊涂到了极点；
（2）某老革命离开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即离开马克思主义路线或社会主义道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仅仅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了的那一小部分“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生命，作为衡量毛泽东“文革……有罪”的唯一标准！
（3）某老革命以双重标准衡量“文革”的无罪和“有罪”：“在文化大革命中”（初期），那些“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在刘少奇、邓××领导下，整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甚至整死他们，是无罪的，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在毛泽东领导下，整那些整人的“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甚至整死他们，是“有罪”的。封建士大夫表面上还要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资产阶级政客表面上还要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某老革命连这一点都不讲！
“在文化大革命中单单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被整死的”人，死因有多种，有的人是因病去世，有的人是自杀身亡，……。这些人其所以“被整”，是因为他们或者提出了或者执行了镇压人民群众的错误路线，凭借人民赋予的权力首先利用“文革”镇压了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把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整”成了反革命之类，人民群众然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他们“整”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使撇开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论道路的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论，仅仅就事论事地说，他们对一部分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失去感情在先，一部分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对他们不讲情面在后；如果说这是毛泽东在世时被他们“整”过的一部分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报复了他们的话，那末，他们的支持者在毛泽东逝世后也报复了“整”过他们的那一部分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一部分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被整”了两次，“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被整”了一次，就算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卑微”，挨两次“整”等于高贵的“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挨一次“整”，那也扯平了，只不过是彼此彼此而已！
回到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论道路的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上来看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因而通过发动“文革”斗争党内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人物。被毛泽东认定党内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人物和某老革命等人，在重新当权后否定“文革”时，认为党内根本不存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论道路的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刘少奇、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党员必读》91、92，着重号系引者加）
虽然包括某老革命在内的否定“文革”的人们说，毛泽东关于党内存在马克思主义路线或社会主义道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的“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党内根本不存在刘少奇、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儿子刘源，彻底拆穿了中国共产党内没有路线斗争的西洋镜！王光美和刘源母子俩证实：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确确实实地存在着“根本分歧”；党内确确实实地存存着“刘邓路线”！——王光美和刘源母子俩在《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向世人非常明确无误地证实说：“毛、刘矛盾并非自‘四清’始，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刘二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上就开始有了根本分歧。刘少奇认为，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是我们政治上的主要敌人，经济建设是全社会的中心任务，应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来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这个叫做‘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是相当长的。而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是主要敌人，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心任务是阶级斗争，通过不断改变所有制关系就能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 邓××使“刘少奇的面目真正恢复了，刘邓路线被肯定了”。（《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124、122，着重号系引者加）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儿子刘源，关于刘少奇认为，“经济建设是全社会的中心任务，应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来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这个叫做‘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是相当长的”说法，比较笼统抽象。我们引一些刘少奇的原话作为具体地注释说明。刘少奇曾经说：“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资本主义“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资本主义的“这个历史功劳是永垂不朽的”！“你们［资本家］必须要和工人斗争，如果不斗，将来你的厂子被工人斗垮了台，那时你就不能怪共产党不好”。“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将来工业化了，工厂多了，出产的东西也就多了，那就要搞社会主义了”。（1949年5月12日刘少奇《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4日刘少奇《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1月23日刘少奇《对安子文等人的指示》。转引自《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红旗》1967—13—7、8～9，着重号系引者加）“无疑问，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1949年9月21日《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刘选上435，着重号系引者加）
由此可见，毫无疑问的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是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要不要消灭劳动者受压迫受剥削的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建立劳动者当家作主的不受压迫不受剥削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制度的原则性的分歧，即要不要消灭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雇佣劳动制度）等剥削制度、建立联合劳动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自由平等的联合劳动制度的原则性的分歧，也就是要不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性的分歧！
既然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儿子刘源十分非常极其明确清晰地证实，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确凿无疑地存在着“根本分歧”；党内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刘邓路线”，那末，认为毛泽东关于党内存在马克思主义路线或社会主义道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的“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的论断，就是骗人的假话了！！！！！
但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根本分歧”、毛泽东路线和“刘邓路线”之间的斗争，必然地存在着谁对谁错的问题！那末，毛泽东和刘少奇、邓××之间的斗争，谁对谁错呢？最多有以下互相否定的四种可能：
（1）毛泽东主张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制度，是正确的；刘少奇主张不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不要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是错误的；
（2）毛泽东主张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制度，是错误的；刘少奇主张不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不要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是正确的；
（3）毛泽东主张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制度，是正确的；刘少奇主张不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不要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是正确的；
（4）毛泽东主张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制度，是错误的；刘少奇主张不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不要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是错误的。
到现在为止，上述互相否定的四种可能，已经有三个被认为是正确的：
（1）毛泽东认为：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制度，是正确的；
（2）刘少奇认为：不要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是正确的；
（3）邓××认为：毛泽东主张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制度，是正确的，刘少奇主张不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不要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也是正确的。
但是，邓××关于毛泽东、刘少奇和他自己都正确的说法，只是一个迷惑人的假象：他承认毛泽东正确是假，承认刘少奇和他自己正确是真；承认毛泽东正确，是为了给承认刘少奇和他自己正确，进行必不可少的伪装！就是在今天，当权者也不敢公开说，毛泽东在中国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制度，是错误的！！！！！
在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时，确认“刘邓路线”是“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和刘少奇、邓××之间的“根本分歧”，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分歧”。
邓××领导中国共产党时，确认毛泽东关于党内存在马克思主义路线或社会主义道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的“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刘少奇、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样，从表面上直观地看，毛泽东和刘少奇、邓××之间的谁对谁错的问题，似乎由权力说了算：谁掌握党的领导权谁就是正确的。因此，在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刘邓路线”得不到彻底实践的机会。怎样才能解决毛泽东和刘少奇、邓××之间的谁对谁错的问题呢？邓××认为，必须通过实践“刘邓路线”来解决。于是，邓××打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帜，通过反对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从“英明领袖”华国锋手中夺得党政军大权，得到了说毛泽东“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和赞同这一说法的“在座的建国都有功”中的部分老革命的支持，在否定“文革”为自己和刘少奇翻案平反、确认毛泽东关于党内存在马克思主义路线或社会主义道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的“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之后，终于获得了彻底推行以发展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雇佣劳动制度）等剥削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刘邓路线”的机会：1980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后，邓××开始了在经济基础领域里发展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雇佣劳动制度）的社会实践，1987年十三大确认说：“要继续鼓励……发展”“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即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十三大报告）
实践主张发展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即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雇佣劳动制度（“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的“刘邓路线”的结果，造成了社会制度的大倒退：
（1）据《中国工商时报》2005年12月12日报道：到2005年年末，“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的内资私营资本的产值在GDP比重中约占49.7%，外商资本和港澳台资本的产值在GDP比重中占15%—16%，两者相加占64.7%—65.7%。（见《中国剪报》2005年12月14日）这个比重已经使我国当今特色社会主义的工业经济结构，完全彻底地倒退到了过渡时期的1949年！！！！！——在1949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的产值占34.7%，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值占9.5%（其中公私合营占2.0%，加工定货占7.5%），私营的资本主义工业（资本家自产自销部分）的产值占55.8%。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和私营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值，占总产值的65.3 %。（见《伟大的十年》32）
（2）据国家统计局的机关报《中国信息报》披露，国际公认的衡量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中国在1984年为0.24，在2004年为0.47，二十年翻了将近一番，贫富差别拉大的速度在世界上是罕见的！2006年2月26日，美国《纽约时报》的文章明确地指出：“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已经超越美国（2003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08。美国在西方国家贫富悬殊首屈一指。）、日本（同年的基尼系数为0.249）、韩国（为0.318）、及印度（为0.325）。事实上，它已接近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也就是说，就贫富差距而言，中国大陆已经接近‘回到解放前’了。”《纽约时报》的文章还说：“中国至今虽仍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架构已荡然无存。”（着重号系引者加）
1985年3月7日，主张发展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即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雇佣劳动制度的“刘邓路线”的邓××，还在无比坚定勇敢地拍胸脯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选3—110～111，着重号系引者加）在过了8年6个月9天之后，即在1993年9月16日，面对极其严酷的现实事实，逼迫不得不在私下里承认，“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已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了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邓××年谱》1975—1997，着重号系引者加）也就是逼迫不得不在私下里直接承认，自己推行“刘邓路线”发展“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的出现而彻底“失败了”！！！！！在私下里直接承认“实际上两极分化已然出现”，也就等于是在私下里间接地承认，自己推行“刘邓路线”的结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而“真是走了邪路了”！！！！！
邓××实践主张发展“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的“刘邓路线”的严重后果，即“两极分化已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了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的这个最顽强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和刘少奇、邓××之间的斗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毛泽东要消灭劳动者受压迫受剥削的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建立劳动者当家作主的不受压迫不受剥削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制度，即要消灭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雇佣劳动制度）等剥削制度、建立联合劳动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自由平等的联合劳动制度；刘少奇、邓××要维护劳动者受压迫受剥削的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反对建立劳动者当家作主的不受压迫不受剥削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制度，即要维护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雇佣劳动制度等剥削制度、反对建立联合劳动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自由平等的联合劳动制度。毛泽东和刘少奇、邓××之间的“这一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最终导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想通过这场革命来进行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站在社会主义即联合劳动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角度上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没“有罪”；站在资本主义即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角度上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有罪”。
当然，某老革命在胡言乱语“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有罪”的时候，可能并不是有意识地自觉地站在维护资本主义即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角度说“文革他有罪”的，而是被他在“文革”中失意产生出来的怨气冲昏头脑之后说出来的胡言乱语。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某老革命的思想境界和毛泽东的思想境界不在一个档次上，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毛泽东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和防止修正主义、为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立于不败之地，不计个人身后荣辱，“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某老革命以自己和“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个人荣辱为标准，得出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有罪”的荒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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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老革命怨气冲昏头脑之后说出来的胡言乱语——“毛泽东是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缔造的，那么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地位怎么说？所以只能说他有份。在座的建国都有功，但只不过没有他的功劳大。二战结束后，日本比我们还困难，可短短十几年，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我们整天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没完没了，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这是不是治国无能？我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死于战场的高级将领只有左权同志一人，可大家想一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单单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被整死的有多少人呢？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有罪呢？”——曾经名噪一时，据说博得了“在座的建国都有功”的“众人鼓掌三分钟，以示赞同”（百度搜索 天涯论坛 煮酒论史）的无上荣光，但却起到了助纣为虐的恶劣作用，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当某老革命终于清醒过来的时候，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基础雇佣劳动制度已成气候、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基础联合劳动制度已面目全非的画面，他评价毛泽东“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时的勇气荡然无存，竟然不敢评价他人了！他缄口不言，悄悄地打发时光，要在沉默中了此残生！被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邓选3—324，着重号系引者加）的胡耀邦当做了学习的榜样：“我可以学××同志，不说话”。（刘崇文：《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可见，参加共产主义革命的某老革命，不幸地是在晚年，失去了共产主义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
某老革命站在自私自利的立场上，以个人的荣辱为标准，用“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来评价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是评不出客观公正的结果来的，最终只能沦为很不体面很不光彩的历史笑话！！！！！
2011－6－7～9、12、7－13、23
lhchuan0918 (2011-8-09 15:31:28)
用“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来评价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是评不出客观公正的结果来的，最终只能沦为很不体面很不光彩的历史笑话！！！！！
陈云的思想境界比毛泽东差的太远了！
达山 (2011-8-09 16:23:15)
不知道陈云是不是真的说了这样的话，现在假货太多。
陈云的女儿应该来说明一下。我相信陈云不会这样信口雌黄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必竟他女儿好象还很正派，她是一个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
mianxiangweilai (2011-8-09 17:18:07)
这位老革命在1992年放弃原则立场，在资改派以枪杆子压迫党的威胁下再次对资改路线采取了机会主义投降路线，结果是使党丧失了回到毛主席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次极好机会，使党改革开放的底线彻底丧失，并使一部分执掌党政大权的当权派一发而不可收拾彻底沦陷为资产阶级的俘虏，一步步滑到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深渊，甚至沦落为唯美国命是从的国际垄断资本势力傀儡。
红色卫士qw (2011-8-09 18:06:56)
这样的人还能叫老革命？太抬举了吧？应该叫老糊途，这人文革时就应清党，太仁兹了，后患无穷啊？
余峰 (2011-8-09 19:32:39)
对陈云等老同志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批判是极其应该的，坚决拥护！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陈云等老同志在后来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对设计师复辟路线做了艰苦抗争。本着允许同志犯错误，也允许同志改正错误的原则，本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策略，我们还是要把矛头对准设计师的修正主义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