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二节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经济主义思潮的泛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市委一些人的怂恿下，工人赤卫队一些领导人开会策划停铁路、停邮电、停公交、停水、停电、停工矿企业、停市内清洁卫生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赤卫队一万余人到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办公楼要求曹狄秋接见，要求上海市委承认号称拥有八十万人的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曹狄秋与赤卫队代表谈判。
工总司、机联站成立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调动十多万造反队员，包围了康平路一带的街道。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赤卫队部分队员一万多人徒步去北京告状。
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使生产遭到严重影响。国棉十七厂有二千四百人停工，持续一星期之久，损失百万元。印刷工人也大批离厂，影响了正常的印刷任务。据统计，单在26日至29日四天内，就要少印老三篇二十四万册，毛主席像十八万册。上海机械厂六千个职工全部停工，一部分北上串联，每人给一百元，还提前发了三个月的工资。上钢三厂六个转炉已停了五个，大批化验员外出串联。与此同时，港务局亦有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
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获悉赤卫队要抄柯庆施、张春桥的家，决定向康平路上赤卫队发起冲击。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凌晨二时，工人造反派向盘踞在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进行冲击，到六点多钟，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两万名赤卫队员到四条马路上集中。
在昆山，造反队阻止赤卫队北上，双方发生冲突，造成沪宁铁路中断。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系统在京代表的讲话
上海来电话说近来××货船两天不能卸货，停在黄浦江上。为什麽产生这些事情？应该说不是群众本身，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主要是在领导不在群众。学生到上海串联后。上海造反派本来已经发展起来了，形势很好，声势很大，已组织十万人正向二十万发展。上海工人数目很大。保守派总是那些头目和工会组织同造反派对立，这一派起来那一派看不顺眼。革命造反派闯劲大，而有部分落後工人和工资高的保守派统统起来。名叫赤卫队。市委把它交给市委组织部和总工会管，这就出了问题了。因为过去总工会就偏于保守，这次又支持赤卫队，并把赤卫队总部设在总工会，上层领导支持保守派。你们住在机关也很有声势，别以为大影响也没有。上海本应该支持造反派，而这样变成了支持保守派。保守派一下子就印了五十万袖章。造反派就很困难。领导支持势力大。就争论起来了。在场的会想到这个问题如果是群众，总可以解决。但保守派有领导支持，（看不清。）
保守派开成立大会把曹荻秋拉来让他签字承认这一组织，不答应签字彼此会谈自觉承认好。但大家包围了曹荻秋。开始曹荻秋的调子还高一点。支持造反派，但保守派不同意，后曹签了字。赤卫队就拿了这个证据，但造反派又不同意。第二天市委讨论认为市长签字不对，于是曹声明取消。签字不算数，还当什麽市长？结果造反派高兴，保守派又闹起来了。市委不能回答，要到北京来。我们打电话说，就地解决，不让他们来，他们就徒步走，共一万多人。他们的工厂调汽车很容易，造反派支持中央的主张。派了几千人跟随他们，结果打架了，伤了三个人。但保守派中有坏分子，把正常的车停下来，上边调度室主任非法开出了两列车（现已有一辆抵京），把其他车停下来。因此我们采取措施，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带着到北京亲自指挥，把调度室主任逮捕了，非法开车是不允许的。把造反派说服了，部分已往回走。火车一停，人民不满意。这是保守派的一个包袱。影响国计民生。有很多去华东、华北告状的都走不了，人家很有意见。造反派支持恢复正常工作。少数顽固的要批判，违法的要制裁。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下来没有？（答：还没有拿到。）思想革命，思想要搞透，这是第一，造反派不要急。一个组织封另一个组织容易引起反感，不利于争取大多数。他们有公民权，应向他们说明错误，教育才能起分化作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出《抓革命，促生产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文件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最近，更有一小撮反动的家伙在阴谋策划停水、停电、停交通。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编者按。
《人民日报》编者按：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上海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紧急通告》
一、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机关干部、学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二、呼吁全国革命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说服、动员在各地串连的上海工人、机关干部、企业事业工作人员、艺徒等立即回沪，搞好本单位文化大革命，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生产计划。
三、凡过去由各单位当权派签发的外出串连证明，即日起一律作废，各单位发出的大量串连费（车费除外），一律由当权派签发者负责追回（可分期退还）。
四、除必要的生产经费、工资开支、文化革命经费、办公经费及其他正当经费外，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联合组织监督市级和各级财务机关执行，以保证国家经济不受损失（群众在银行的存款除外）。
五、为了避免转移斗争大方向，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等，原则上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特殊情况请示中央另作处理）。
六、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是学生改造世界观，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必由之路。有些当权派为了挑起工人对学生的不满，破坏工学结合，对学生进行“和平演变”，竟发放较高的劳动工资，这完全是修正主义的一套，即日起，一律不准发放。
七、所有公房及没收的资本家房屋都是全民所有制财产，运动后期由国家统一安排，不准任何个人强占公房，违者由公安局查处。凡怂恿居民抢占公房者，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凡已住入抢占来的房屋者，限一周内搬回原处。
八、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及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立即由公安局依法逮捕。凡在运动中破坏社会治安、打人行凶、抢劫和偷盗别人财物者，应立即交回赃物，并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以后重犯或屡教不改者必从严惩处。
九、上述各条，希各单位造反派组织和全市广大革命群众立即贯彻执行，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宣传教育。
十、上述各条，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凡有违犯上述各条者，立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人民日报》编者按：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
伯达同志及小组同志们：
（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解释文章。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新华社北京电：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 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北京上海广大革命群众热烈欢呼《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人民日报》的极其重要的编者按，一致认为这是毛主席对革命造反派最强有力的支持，是文化大革命走向新胜利的最响亮的号角。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周总理讲话：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来了，请他们发言。
文汇报代表：我们要和大家一起闹革命，特别是首都的三司和新北大的在上海的联络站和我们一起战斗。我们体会到报纸要为革命左派说话，必须夺权，我们夺了领导权，我们决心为革命造反派大叫大嚷，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干到底。
周总理：
我来说一说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抓住了目前的关键问题，主席发现了马上叫发表，象聂元梓大字报一样，这次也一定会对全国有重大影响，我这里和在北京的同志谈一谈，并通过你们做做工作，使全国人民起来一齐干，我们非常欢迎文汇报革命派改革的决心，文汇报改革的第二天解放日报也采取了革命行动。现在我来谈谈二个问题：一个是各级领导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继续顽抗，以新的形式进行破坏文化大革命，刚才江青同志和伯达同志讲到了经济主义的危害性，这是他们放出来的，现阶段新的斗争展开了推向了工厂，企业、科学单位、设计单位，从城市发展到乡村，重点转了，他们想以搞革命为名破坏生产，方法就是实行经济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交通的问题过去曾经发生过抢车、卧轨等事件，但是都很快的解决了，没有影响运输，现在铁道部本身要罢工，引起了运输的停顿，那些罢工的原来大部分是保守派，现在要造反了，造反嘛就罢工。北京的列车乘务员受了点委曲，完全可以做点工作，把事情解决，但铁道部的吕正操没有那么干，反而挑动工人罢工，铁道部的武竞天，他是个花花公子，他犯了很多罪，就在毛主席坐的列车上，他窝藏了十七大箱的黑材料，是三司搜出来的。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最好的参谋部，军委是司令部，我们国务院是执行机构（伯达同志插话：中央文革不是参谋部，只是个工作机构），我们要以上海为起点作个榜样；铁道学院已经决定到铁路沿线去宣传了，别的院校也可以考虑大搞宣传。
第二个问题：现在阶级斗争在这个关键时刻走向了新的高潮，必然要出现全面的反扑全面的反击；这个高潮的面比以前更广；要大辩论，要大搞军政训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大联合，春暖以后向全国推广，
对中央文革小组我是坚决支持的，上海三十一个团体发表的十条我们完全赞成，左派有了分化，我们希望在大前提下统一起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
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反扑，举行了有利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张春桥姚文元同北京高校驻沪联络站人员座谈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上海革命组织之间有些矛盾，彼此联系不紧，有些事情是不妥当的，如《紧急通告》的署名次序问题，光想争第一位、第二位签名，扬言要封《文汇报》，为了登一个广告，就想封《解放日报》。现在《文汇报》、《解放日报》是新生了，但也不是什么都可以登的。这样就推迟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发行。
昨天晚上，有二、三十个不速之客翻墙进了我的住处，自称是造反派，大概是保守派。我没接见，我是有准备的，当然不知道赤卫队什么时候会冲进我那里。希望革命造反派能够把言论权、时间安排权给我们，工作会从容一些。上一次来上海，到最后几天，是无法生活了，而且干的也不是我所愿意干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欢呼中央贺电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编辑部《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上药二厂九个赤卫队员（宋志云 王阿头 曹林 魏涨生 李忠发 冯永山 沈光银）写的《向毛主席请罪书》
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张春桥对上海目前形势的几点看法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二十九个革命造反组织《展开全面夺权斗争，把革命农民运动推向新高潮！》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川沙县严桥公社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革命农民造反之势锐不可挡》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新华社记者：上海三十一个革命组织发表《紧急通告》： 革命农民联合起来，粉碎阶级敌人新阴谋 抓革命，促生产，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讨论稿）》
二、从上海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 读 者 书》
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我们决心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刀两断。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紧跟毛泽东思想，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告读者书》
一月五日下午八时整，我们接管了《解放日报》，宣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解放日报》死亡，革命造反的《解放日报》诞生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文汇报》编辑部文章《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工总司、机联站等革命造反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狄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
大会有十万人参加，发出了三项通令：
第一号通令：
（一）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六号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狄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狄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三）曹狄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第二号通令：
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狄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第三号通令：
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狄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自一月六日起，上海市委、市人委机关停止工作，由机联站取而代之。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选登。《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依我说，封了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解放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
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换了吴冷西，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
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报纸要转载红卫兵的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在那里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指陈伯达）我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市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
我们要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么干净，我历来就不赞成。（有人反映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舒服了。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留在工作岗位上，让群众监督）。
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年青时《共产党宣言》都未看过。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经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
《人民日报》编者按：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全体革命职工《向毛主席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各高校“红革会”负责人的讲话
毛主席讲过：“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在这些阶级斗争中，中央要抓重点，一北京，二上海，三天津，四东北。”毛主席把上海放在这样一个地位，这说明，毛主席对上海的运动很关心，并寄予无限希望，我们两人每天要打电话回去，毛主席对上海的运动非常关心，他看到上海的革命学生起来了很高兴，后来又看到上海的革命工人起来了，更加高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毛主席生日的前夜，我们到毛主席那里去，他说：“上海的革命学生起来了，革命的工人起来了，革命的机关干部起来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有希望了。
我和姚文元是奉命来到上海作调查工作的，是中央文革派来的调查员，市委希望我们回来作他们的挡箭牌，我们不干。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对张春桥上海来电请示夺权问题的答复
如果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过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关于夺权问题谈话
毛问周恩来：夺权怎么样？公安局是夺权机关。
周：才夺一天多。
毛：要抓典型。
周：市局开了会，夺权有几种形式：干部是当权派。（一）是黑帮，影响很深程度的黑帮。（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承认错误，但还有严重错误。（五）有个别一般错误（这种人数较多）。
毛：前两种面要划小，孤立打击极少数，接管本身就是革命。建立新的，根据不同情况也有五种形式：（一）全部改组（上海张春桥、姚文元）。（二）接管后对当权派不同形式处理，边检讨边工作，监督留用（根据指示工作）。（三）停职留用。（四）撤职留用。（五）撤职查办。
周：那种办法好。一边斗争，一边留用，有了对立面可以壮大队伍。把许多面压在身上也很被动（指造反派）。留用，一边斗争一边工作。科学院左派队伍壮大了，抓革命促生产搞得很好。让那些当权派扫街，扫完睡大觉，太便宜他们了，便宜事都叫他们办了，不要把自己队伍流于事务之中（要注意这个问题）。你们要拿大权，监督他们，一个单位几个战斗队，观点不同不奇怪，有事商量比不商量好。
毛：接管是个大事情，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动，是个革命。要解决接管的目的，解决什么问题。接管办公，遇到问题怎么处理要有具体政策（局、科、部、科员怎么办）。现在夺了权，也许还会夺走，有的单位夺过来夺过去，是个锻炼。要巩固住，主要靠左派力量壮大。左派力量小时，夺权少，夺过去很快又被夺走。左派要壮大。我支持夺权。夺权后要抓革命促生产。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上海市二兵团宣布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并发了通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一月中旬），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一次讲话
现在接管成风！有的有利，有的不一定有利。
主席很关心上海，一是经济问题，全国都有，第二是上海工人阶级强大，在党政机关瘫痪以后，自己搞起来。
（有人提出彻底改组上海市委）
姚文元：“那你们提个方案，谁当第一书记？”
工总司代表：“要中央派嘛。”
张春桥：“现在叫谁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一样过两天就变成斗争的对象.
分裂这个问题要做思想准备，我可以公开讲，我希望要把工人造反司令部这个旗号举起来，不要把这个旗号放下。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周恩来陈伯达在《首都和外地在京革命造反团体‘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誓师大会》上讲话
陈伯达同志讲话
刚才我在休息室里，上海工人同志和我讲，他们又有一个新花样：工厂让你们接管嘛！……。他们好跳到后台去，让我们的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搞不好，他们想在那里看笑话。我想他们的阴谋鬼计会继续被群众戳穿的，刚才同一些工人同志商量，一般不用接管的办法，采取派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他们想偷懒，想让我们忙得不得了，他们好坐山观虎斗。我们如用监督的形式就更好、更主动一点，当然个别地方、个别机关也可用接管的办法，但大量的不要用接管，大量的接管是要上当的，因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要看我们笑话，要当心呀！
周总理讲话
我欢迎上海革命群众派来的代表参加我们的誓师大会，他们不愧为上海先进工人，革命学生的代表，我们支持你们高举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你们继续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支持你们反对经济主义，支持你们反对矛盾上交，主张打回老家去，就地搞革命。刚才陈伯达同志说得对，我们要像上海工人警告的那样防止接管风。革命靠自己，每个工厂、单位，都应提高革命造反派，把力量组织起来，监督他们认真抓业务工作，不要让他们躲在后面，叫我们上当。这提得及时，提得很对。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在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联络委员会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上海有个接管风，陈伯达在体育场回答了这个问题。当前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但新反扑不止经济主义一种形式，最突出的是矛盾上交。经济主义和矛盾上交是分不开的。……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接管，一个单位内部烂透了，内部起来闹革命，外力给予支援，实行接管。现在接管变成一个风气，本单位内部还没有形成革命力量，外边就去接管。
接管总有三个条件：一是确实瘫痪了且腐烂不可救药；二是内部革命力量形成了；三是外部支持。
接管是监督的性质，监督的好处是业务可以继续。对领导，严重的象铁道部吕正操，武竞天，现在决定采取撤职留用，考察三个月。（有人说三个月不够，财贸方面时间要长一点）三个月不够还可以延长。夺权是夺的监督权，不是管业务，否则你们就陷入业务圈子，影响闹革命。粮食部革命派写来一封信，说从今天起夺监督权。我赞成由先念同志找你部几派商量一下。粮食调度是很灵敏的，不要影响业务。接管《红旗》十六期刊登了，是我们主张的。但不能一下子说接管都接管，中央商量了，采用监督方式，不接管业务。
（有人问：外贸谈判，能否到场监督？）具体监督方式在监督机构成立了再研究。
（有人反映：监委不监督领导，只监督业务。）你们成立了监督机构，连它也监督。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召集会议讨论各地兴起的“接管风”，并就夺权问题发表了意见。会议决定批准上海夺权，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文。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组成了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
他们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最根本的，就是夺他们的权。只有夺了他们的权，对他们实行专政，才能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毛主席教导我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二期编者按：
《文汇报》从今年一月四日以来，面貌焕然一新，成了一张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报纸。它连续发表了许多好文章和好社论，本刊转载的《革命造反有理万岁》就是其中的一篇。这篇文章好得很！它把那些形形色色的不准造反的奇谈怪论痛加驳斥，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
有些负责人，他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但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或没有改造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既不学习，又不接近群众。因此，他们直到今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很不理解，于是就跟着瞎说“过头了”，“太乱了”，“革命精神是好的，具体做法不对”等等。应该向这些同志大喝一声：这样下去就要从不理解走到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同志，极有必要读一读《革命造反有理万岁》这篇文章，照照自己的思想，换一换脑筋。希望这些同志，赶快猛醒！赶快猛醒！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张春桥传达毛泽东的四点指示：
（1）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红旗》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
（2）要抓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责任是在造反派身上，要团结多数，造反派队伍要超过一倍以上。
（3）上海很有希望，许多学生、工人、机关干部起来了，这是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4）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一定要朴素。
张春桥还说：毛主席在元旦祝酒时说：“祝你们明年过社会主义关。”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
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资产阶级右派手里夺回了报纸的领导权，把人民喉舌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创举。
我们的毛主席，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和远见，给了这件大事以极高的评价。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新华社记者述评：
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取报纸领导权紧握人民喉舌的命运，毛主席高度称赞这是一个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王力接见上海来京工人的讲话
毛主席把上海工人阶级的经验总结了，提高了，归结到一点，就是夺权，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联合广大革命群众，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从他们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一个新阶段的最中心的战斗任务！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回到战斗岗位上去，抓住这一个中心：夺权。我们只要把权掌握在我们无产阶级手里；掌握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我们就能够掌握无产阶级的命运，我们就能够决定生产的命运，我们就能够决定一切。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张春桥在接见上海革命造反派会议上的讲话
上海革命造反派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夺权，要接管。夺权的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权一定要夺回来，一定要夺到无产阶级手中，这是革命的百年大计、万年大计、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我们一定要花很大的力气，花很大的功夫，把权夺到无产阶级手中。夺权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大联合。夺权是争取群众，联合要在斗争中联合。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姚文元的讲话
就夺权问题毛主席对姚文元同志做了如下回答，大意如下
毛主席：如果权落在右派手里，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权。
要搞大联合，要做出榜样来，你们自己去闯，闯出一条路来。不要学过去那样试探试探，不要有那些框框，跳出那些框框，大胆去干。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上海市又有“上三司”等四个单位再次宣布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和其他单位宣布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
三、上海市“红革会”等群众组织炮打张春桥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红革会等大学生群众组织开始调查张春桥的“问题”。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等组织在上海外滩、南京路贴出《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个问张春桥》等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市红革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相互串连，各红卫兵组织采取联合“炮台打张春桥”的行动，并由复旦大学红革会出面攻徐景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红革会四十多人把徐景贤劫持到复旦大学。
张春桥通知上海警备司令部调部队包围了复旦大学和市委党校。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张春桥、姚文元接见红革会各高校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红革会联合其他八个组织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会上决定：第二天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大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中央文革给上海红革会关于他们炮打张春桥的特急电报
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广泛印发，“炮台打张春桥大会”流产。红革会频于瓦解。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张春桥姚文元谈上海高校“红革会”
张春桥：
矛盾会转化的，很多组织还没有意识到。原来是革命的组织，现在也不一定是革命的。红革会的头头是什么性质？可以考虑。所以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中说：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现在要好好学习社论，不要跟他们跑。要高举夺权旗帜，继续打倒上海市委，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红革会把别人都打成反革命，自己最革命，要和他们辩论大方向。廿八日复旦红革会反张春桥，×××说：“以前我两面派，现在我一面派，坚决和红革会一道搞张春桥”，这并不是孤立的，总要爆发的，就是不派军队也要爆发。我们从来没有对红革会有恶意。同志们要考虑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不能把红革会看作孤立的现象，应和其它现象联系起来。
希望同志们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和红革会斗争只是一部分。前一阶段有些打击面太广。对红革会要把某些负责人和红革会战士区别开。
学生要到工人中间去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怀疑一切”是错误的口号，是无政府状态的口号，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怀疑一切是反马列主义的口号，过去不批评，是因为当权派用这句口号来压群众。王任重、张平化就是用这句口号来压制群众的。
姚文元：
红革会两次要求警备区派队伍，并带有威胁性口气说的。廿四日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夺权派了队伍，廿六日开常委会要派部队保护他们，卅日下午开炮打张春桥会说：“我们要开大会，要派部队保护我们，要警备区副司令员和师政委及上次参加行动的部队听我们的揭发控诉。”一个革命组织可以调动军队对付别人的革命组织，那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怎么办？红革会恨我们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打电话给公司，叫他们搞大联合。可红革会把住中苏友好大厦质问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红革会？
一个组织不敢展开辩论。处处以武力来压别组织，发展到这个地步？红革会某些负责人非常怕别人起来造他们的反。最近马路上陈丕显、曹荻秋的大字报没有了，这个行为适合谁的需要，自己很清楚，揪出幕后策划者，大方向转移了，转移了矛头，红革会的大方向错了。当前两个首要任务：1、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大联合大夺权。这两个都给红革会破坏了。
四、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四、上海市成立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姚文元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通过了有历史意义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我们大家在毛主席像前面庄严地宣告：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无产阶级夺权斗争为中心的一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上海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伟大创举！从今天起，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上海市委和市人委，彻底垮台了！一切权力归于上海人民公社！
必须彻底剥夺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权力，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要夺旧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单靠哪一个团体、哪一个革命组织都不行，必须实行各个革命组织的大联合，执行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的三结合，
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它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在革命风暴中产生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它是在空前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基础上，经过大联合而形成的高度的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直接参加各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作，所以有巨大的威力。它是在砸烂了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权力的国家机器产生的新的地方权力机关，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它不是只代表一个革命组织的利益，而是代表了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要求。
目前的临时委员会，是领导我们继续进行夺权斗争的司令部，也是管理城市生产、生活的指挥部和监督站。当然临时委员会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权力机构。
现在，一小撮牛鬼蛇神，包括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分子、坏分子、美蒋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正在纷纷出笼。他们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抗相结合，相勾结，跑来登台表演。有的拉拢一些受蒙蔽的人，成立类似“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那样公开或秘密的反革命组织，或同这些组织的分子相勾结，到处袭击和破坏革命造反派组织；有的化名换姓，混进革命组织，在革命组织之间和革命组织内部制造分裂，挑动武斗，有的用糖衣炮弹腐蚀革命群众，企图在革命队伍中收买他们的代理人；有的继续煽动反革命的经济主义，破坏生产，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命脉；有的进行反革命宣传，混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张春桥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下定决心，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同上海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做上海革命人民的勤务员。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
（一）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全市各单位、各区、县革命组织，都应当召开革命组织的联席会议，具体地分析本单位的各项权力究竟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里，确定应否夺权、如何夺权或者夺权以后如何掌权，总结经验，确定自己的任务。
（二）坚决响应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把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工农业生产计划而奋斗。
（三）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革命，彻底击溃阶级敌人的反扑，保卫社会主义经济，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建设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的红色大军。
（五）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最根本的建设，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要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伟大革命运动中，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市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姚文元张春桥在会上讲了话。
张春桥：
我们十二号到了北京以后，毛主席当天很快就接见了我们。后来，主席又召集了中央的会议，讨论了上海的工作，还有其他的问题。在我们离开以前，毛主席又接见了我们。主席在三天的时间里面，一再地接见我们，
（一）夺权问题
第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
毛主席这次和我们谈话中间说，我们现在的这场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
同志们注意主席的这一句话，他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这个革命是我们发动的，这就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自己亲身领导的。最近，他又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考虑一下，写一篇文章，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对这一句话，我想，就我们的理解在这里解释一下。
照我们的理解，主席说，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就是说我们十七年来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昨天红旗杂志第四期的社论里面说了这个意思。就是十七年来，在政治上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不是刘、邓路线占了统治地位。这十七年来，我们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现在不能说十七年来，我们的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或者是刘、邓路线占统治地位，不能做这样的估计。
对于主席这句话，前半段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是肯定的，那末后面这半段又是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怎么要革命呢？为什么要革命呢？
毛主席说，那许多问题好解释了，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就要革命！
毛主席的这句话是辩证法的。他先总结了是无产阶级专政，又说还要革命。为什么要革命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专政中间有一部分、不是全部是资产阶级的，被篡夺了，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那么一小撮人篡夺了，所以说需要革命。（口号）
有些地方，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彻底改善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口号是个反动的口号！为什么要彻底改善？就是，实际上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本主义专政。所谓彻底改善，就是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行了，要彻底改善嘛。正确的说法，只能够是部分的改善，这是讲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个问题。
为什么说这个革命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呢？事实是如此。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的。为什么要自己发动这一场革命，是因为我们国家已经统一了十七年了，这十七年比较稳定，大家都很满意，觉得中国至少一百多年没有统一，四分五裂，很不稳定；那么现在呢？经过民主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们国家稳定了，统一了。凡是事情总是这样，统一、稳定有它好的方面，但是也带来了问题。就是在这种稳定中间，实际上也不稳定。而且有一部分政权、党权、财权、文权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毛主席发动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得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能够把修正主义根子挖掉，能够使得我们的祖国──社会主义祖国不变颜色。
第二、夺权斗争的中心是三结合问题。
华东局的权不能这样夺法，因为华东局书记处的权是不能夺的。华东局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代表，那么你夺权就是向党中央夺权啦。那末要夺只能夺华东局机关的，而华东局机关就是一些房子，有什么好夺呢？
1，有必要实行三结合
2，有可能实行三结合
在这次谈话时候毛主席反复的讲了“打倒一切”和“怀疑一切”这个问题。“打倒一切”、“怀疑一切”这个口号相当的普遍相当流行，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动的。这种口号我们只要想一想就根本不能成立：你说打倒一切嘛，那提出这口号的人，他自己就不打倒他自己，他怎么打倒一切呢，他才不打倒一切呢，他还是打倒一部分；说怀疑一切，是他真的怀疑一切吗？他也不怀疑他自己，他不怀疑他。这个口号对不对，那么应该首先怀疑怀疑我这个“怀疑一切”，对不对啊，他也不怀疑的，实际上他也是怀疑一部分。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事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只能是两个阶级对垒，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打倒无产阶级，那能那么打倒一切呀。这一种口号啊，今天阻碍着我们的大联合，特别阻碍我们的三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坐下来真正解决，三结合是搞不起来的，那么你看到的这个人也要怀疑，那个人也要怀疑，这个人要打倒，那个人也要打倒，那你还有什么三结合呢？这些打倒一切的人，怀疑一切的人，最后势必被人家怀疑，被人家打倒，一定是走到反面，这一点毛主席说得非常确切，他说：“一定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
第三，三结合夺权的组织形式问题、政权的组织形式问题。
中央是在会议上讨论了主席的意见，同意了全国的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都不叫公社。但是中央文件上面特别加了一句：除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
（二）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三)镇压反革命问题
(四)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在上海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至1968年的主要工作
（一）开展革命大批判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王洪文《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批臭》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姚文元对上海市革委会传达中央文革对当前运动的意见
从《清宫秘史》到《海瑞罢官》（唐平铸同志4月15日在人民日报社中所列文章中一篇）是交给上海了，要结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来写。
江青同志说：斗批改提到日程上来了，斗批改是积极的，批改比斗更难些，要搞批改，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联合，没有革命的大联合，靠谁来批改？搞好批改是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毛泽东思想是办好新《文汇报》的灵魂──上海《文汇报》新生后办报的几点经验》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校座谈会上的讲话张春桥：
现在红卫兵的确面临着新的任务，斗批改的问题也是历史上没有解决过的。我们十七年来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即毛主席的思想没有在学校里深入下去。我们在这一方面花的代价要大一些。有些学校有共同的任务，又有不同的任务。文科与理科不一样，文科斗批改，有些不一定在学校里培养“文学家”、“艺术家”，但不等于不要学校了，有人提出是不是不办学校了。我上次也提出，文学怎么教，历史怎么教。需要一批红卫兵包括青年教师，也要吸收一些青年人，要付出代价。要象江青同志搞样板戏那样，付出巨大的代价。
姚文元：
大学的斗批改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主席讲：一种可能彻底翻身，一种可能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改良。能不能在下个阶段搞好，要打硬仗了。当然，有没有反复，这也难说。上海是全国所一部分，还受全国的情况影响。当然如果有反复也不怕。文化大革命高校是个关键，下面连高中，初中，小学要与工农兵结合，怎么结合法？在全国当前还是抓革命的大批判。只有把这一仗打好了，以下几仗才能搞好，这一仗打不好，下面斗批改就动力不足，斗本单位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对刘邓的批判是一致的。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张春桥关于上海高校运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王洪文《大长革命人民志气 大灭敌人威风》
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中国赫鲁晓夫》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徐景贤谈革命大批判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二日，丁学雷的文章《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是好！──驳斥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污蔑》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市宣传系统大批判负责人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徐景贤谈毛主席对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丁学雷文章《革命委员会就是好──驳斥苏修叛徒集团对革命委员会的无耻诽谤》
（二）革命群众组织内部整风，促进革命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
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突出思想革命
反对“材料挂帅”，打“人民战争”
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节约闹革命
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节约闹革命
反对关门主义，团结大多数
整顿思想，向“私”字开刀
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上海《体育战报》评论员《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者按：今天，本报刊登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我们鲁讯兵团向何处去？》。同时，刊登上海《体育战报》评论员的文章，《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这两篇文章，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过程中，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带有普遍性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关系革命事业继续前进的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两篇文章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范例。大字报提出了一边战斗、一边整风的号召。他们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主张运用整风方法，自觉地从思想上解决问题，都讲得很好，很及时。这两篇文章，值得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注意，并结合自己单位的具体情况，认真地学习和研究。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姚文元和上海红卫兵革命大联合筹委会座谈时的讲话
有人假冒红卫兵的名字，干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这方面还有相当尖锐的阶级斗争。
对“联动”的斗争，革命的红卫兵在思想上认识透，打击一小撮头头。这是中国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两条路线在中国的反映，是组织上的表现。这是哪里来的？还是从头上有皱纹的人来的。“联动”是革命红卫兵的死对头。应该看到这问题的本质，不是一种固定的现象。上海有几个中学，“联动”有活动的，放在革命红卫兵面前的任务是很重大的。
革命的红卫兵要搞光明磊落的政治斗争，摆出我们的观点，不搞秘密暗中的斗争。就是搞好的事，也可能被敌人利用。开门整风，纠正错误，不然可能走向歪道。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文汇报》编辑部《搞臭风头主义》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报告
（一）为什么要进行整风？
因为我们要革命，要战胜革命的敌人，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从全市来看，整风要达到这样三个目的：一、提高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二、大大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三、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
（二）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克服几个“怕”字
（1）“怕保守派进攻”“怕右派势力反扑”。
（2）"怕当少数派，没有依靠了，再挨整没有靠山”。
（3）有极少数同志“怕丢掉个人手中的权力，怕失掉地位”。
（4）“怕一搞整风，内部分裂，组织涣散”。
（5）“怕被别有用心的人揪住缺点尽量夸大，揪住不放，把自己整得灰溜溜的。
（三）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当前我们的主要矛盾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斗争，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广大的革命人民跟一小撮代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反映到革命队伍内部，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们斗争矛头应当对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以及上海陈、曹之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对准地、富、反、坏、右反革命复辟活动，应当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应当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势力，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分子 。
现在有好些地方，革命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很多。有的相互攻击，只想整垮别的组织，甚至要在红卫兵当中搞什么“上揪下扫”，人人过关。
有人提出现在上海还要第二次“大乱”，还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四）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树立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反对小团体主义，发展革命的大联合。
（五）坚持群众路线，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反对“打倒一切”，也反对“肯定一切”。
（六）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
（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说过，我们总要有一个党，现在这样的状况只是一种暂时的，没有党是不行的，各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怎么能代替党？！革命委员会也不能代替党。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舞蹈学校部分师生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上海市第六女中红卫兵团《革命的大批判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我们是怎样在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实现革命大联合的？》
我们学校在革命大联合问题上，同学之间主要存在着三方面的矛盾：第一，革命派红卫兵和过去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红卫兵之间的矛盾。第二，革命派组织之间的矛盾。第三，由于反动血统论的毒害，出身好的和出身不好的同学之间也有矛盾，也就是红卫兵战士和没有参加红卫兵组织的同学之间的矛盾。
四月七日，成立了全校的红卫兵团。
在这段实践中，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
（二）破私立公，清除《修养》的流毒，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
（三）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团结大多数群众。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女六中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文汇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六月二十一日社论加的编者按
编者按：划清无产阶级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界限，抵制和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这是当前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重大课题。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地盘缩小了。但是，我们应当充分重视小资产阶级摇摆性所起的严重的腐蚀和破坏作用。
正如列宁所指出：“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
列宁指出的这种情况，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高度警惕。
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当他们在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抑的时候，也会起来反抗，进行斗争。他们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改变自己所处的地位。他们可以参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有利于革命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在政治倾向上，又往往表现出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的弱点。他们热中于极“左”的词句和口号，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出极端的狂热性和自发的盲目性。而在遭受某些挫折和困难的情况下，又会悲观失望，表现出政治上的右倾和动摇。特别是在掌权以后，他们的地位有了改变，如果忽视了自己的世界观的改造，就会停顿下来，不再前进，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甚至有可能发展到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而被阶级敌人所利用。
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群众斗争，是一座伟大的共产主义熔炉。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是完全可以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在向阶级敌人作斗争的过程中，在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克服的。每个革命同志，都要在大革命的海洋中学习游泳，努力增强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性，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强可靠的接班人。
《文汇报》六月二十一日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社论，及时地提出了这样一个带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值得大家好好学习。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王洪文《整掉不良的作风》
编者按：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在一些革命群众组织中，特别是某些负责人身上存在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就暴露出来了。它干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影响斗争的大方向。
克服这些错误思想，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面临着的一个重要问题。要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把它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整风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这样，我们的队伍才能真正成为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大军，才能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文汇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的党性与小资产阶级的派性》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王洪文《坚决贯彻“斗私，批修”的战斗号令》
一九六七年十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视察上海第八印染厂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张春桥接见上海舞蹈学校大联合委员会的讲话摘要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张春桥对上海市革委会的电话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全体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张春桥在上海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工总司常委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张春桥在上海工代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张春桥在“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市公安局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上海《文汇报》编辑部文章《论派性的反动性》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工人造反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三）领导干部“亮相”，促进三结合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陈琳瑚《我要造反》
一九六七年二月廿五日，陈琳瑚同志检查“亮相”《请罪与造反》
一九六七年二月廿五日，陈琳瑚的检查：《放下包袱，造反到底》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陈琳瑚同志发言《我的检查》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文汇报》编辑部《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亮相”喝采》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曹荻秋《我的检查》
旧上海市委所犯的错误我负有主要责任。现在，把我在一系列问题上所犯错误和罪行，向党中央、毛主席、广大革命群众交代。
一、错误的对待大字报和不应该派出大量工作组
二、压制、围攻北京红卫兵
三、害怕大串连，反对大串连
四、对破四旧划框框、定调子，限制了破四旧
五、压制工人起来革命，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对抗毛主席
六、拒绝《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
七、建立工人赤卫队，扩大了两派矛盾，为自己垮台创造了条件
八、不大胆、不放手发动群众去审查干部，起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
八、不大胆、不放手发动群众去审查干部，起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
九、平反工作，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工作没有作好
十、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刮起，根源在旧上海市委
一九六七年三月某日，原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现革委会副主任姚力谈向革命小将学习的体会《哪里群众意见多，我就滚到哪里去！》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四日，徐景贤在上海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财贸组时传达毛泽东指示
一九六九年三月四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吸收部份干部参加工宣队的情况报告》的通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说：这些干部虽然已经解放，但多数未被结合，他们情绪灰溜溜，见人矮三分，抱着“只求解放，不求结合”“有了面子，不要位子”的态度，决心从此“掼掉乌纱帽，戴上安全帽，上班不迟到，下班准时跑，省得再检讨”。有各别的虽已结合，但是“怕”字当头，劲头不足。
当他们听到要参加工宣队时，感到很兴奋，认为“毛主席支持工宣队，能参加这支队伍，是最大的光荣”，“是革命造反派对自己的信任”，决心在新的环境新的工作中好好改造自己。
（四）搞好机构改革，做好革命委员会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组织机构问题，如果照现在这样下去，再拖上两三个月，群众非造他们的反不可。区和县夺权后，不要急于先改造机构，建立新的机构，因为过去的机构已经瘫痪了两三个月，建立要花很多时间，而且群众又不熟悉。还是把原来的搞好。所谓打碎国家机器，是要把里面的坏人除掉，组成三结合的班子。
这些组织（指革命委员会里的各小组）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庞大的机构，把事拿到局里去做，把原来的机器开动起来，把它加以改造，努力建立三结合，不要新设立科，把原有的加以改造。工人阶级当权，不是把革命委员会都变成工人，根本的是要看它是执行什么路线。当然，要把工人中的优秀代表吸收进来；同时要不断地提拔一批新干部。
现在有这样的说法，“把学生赶走，先赶走学生，再赶走工人”这样还了得？这样革命委员会要下台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对上海市革委会的指示
一、这次双方都有经验，这股风不会刮得很大，我们要遵守“八条”，解放军得遵守“十条”。
二、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办法是否好，同志们可以提出来。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文汇报》社论《念念不忘斗争大方向 ── 三论无产阶级革命派怎样掌好权用好权》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加强市场管理的通告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编者按
《红旗》杂志编者按：《文汇报》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无产阶级革命派怎样掌好权用好权的社论。这三篇社论写得很好，问题提得及时、尖锐，道理讲得正确，也很有“杀劲”。本刊特转载其中的一篇，供读者学习。
现在，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包括基层的革命委员会，例如大专院校的革命委员会、工厂的革命委员会）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坚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地积累经验，总结经验，使革命委员会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
就当前情况来说，关键性的问题是为无产阶级掌权还是为个人、为小团体争权、掌权。这是在人民内部反映出来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只要是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掌权，就能从经验不多到经验较多，就能从事情办得不太好到办得很好，就能学会不熟悉的东西，就能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如果是为个人争权，为小团体掌权，那就会被鬼迷了心窍，毛主席的话、党中央的话听不进去，而一意孤行，忘记阶级敌人，而把炮口对准自己的阶级弟兄。这样下去，就会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各级革命委员会对自己的成员中有私心杂念的同志，必须认真地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帮助他们切实地迅速地改正错误。
《文汇报》指出：“我们绝对不允许为个人争权。这个罪恶的念头一分也不能有。如果‘权’字与‘私”字攀上了亲家，一门心思想着‘我’这一小团体的‘权’，或者‘我’的‘权’，这就等于眼睛蒙上了黑布，什么也看不见，就要栽跟斗。‘私’字迷了心窍的人，往往在碰到不同意见时，就轻易地给对方扣上‘老保’、‘逆流’、‘复辟’等大帽子，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出要再夺权。发展下去，甚至会去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权，会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这说得何等深刻，何等好呵！无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还是正在筹备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要高度警惕，不要被“私”字这个鬼缠住。这一点，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过程中和夺权以后，对人们的新的严峻考验。
（《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期）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文汇报》社论《永葆革命的青春》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出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重要文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昨天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认真学习、坚决贯彻这个文件的决定。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切切实实地做到。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加强市场管理的通告
现在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加强市场管理的通告》发给你们，供参考。
一九六七年十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谈“抓革命促生产”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张春桥对上海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六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文汇报》编辑部文章《要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干部》
《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编者按：文汇报《要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干部》一文，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希望引起同志们的注意。
毛主席在最新指示中教导我们：“要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希望广大新、老革命干部，在当前大好形势下，都要坚决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认真实行群众路线，以“斗私，批修”为纲，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而斗争。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李富春对上海团市委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张春桥在“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市公安局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发“关于抄家问题审批权限的请示报告”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查封、清理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机构的决定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隔离审查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转市革会工业组关于处理局和公司暂时封存的基层上报材料的报告的决定
（五）搞好教育革命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为准备发表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
此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八月二十九日送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调查报告，现在本刊发表。我们请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予以注意，对你们那里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况给以调查，陆续送给中央，我们将择要予以发表。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了。同时，对过去和现在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在学学生，党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有责任，热情地、严肃地帮助他们中间一些至今还不懂得或还未下决心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逐步地改变过来。对于已经结合或者愿意结合的人们要加以鼓励，这方面的动人事迹及其变化过程也要加以调查和择要发表。顽固的走资派或其他被广大群众认为不好的人，只是我国人口中的一小撮。对于这种人，也要从教育入手，以期使他们虽顽固而能转化，虽不好而能变好。总之是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是我党长期以来一贯的传统政策，应向一切人讲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次伟大的教育运动。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文汇报》、 新华社记者《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编者按：我们向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向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们推荐这个调查报告。这篇报告生动地描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方面即工程技术人员的队伍方面引起的伟大变革，显示了社会主义新事物强大的生命力。这篇报告题名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但它同时也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是我们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纲领。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工厂、学校和其它战线上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打破旧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要坚决走毛主席指出的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科学研究部门和领导单位，也应当好好读一读这个报告。这对于进一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科技路线，是一个锐利的武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它在各个方面产生的有深远意义的影响，现在才刚刚显示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然为我国新的工业革命准备条件。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将不断创造出为资产阶级庸人和右倾保守主义者所意想不到的奇迹。奉劝那些患有近视症但还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人们把眼光放远一些，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迅速赶上亿万革命人民前进的雄伟步伐。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红旗》杂志编辑部转发《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
红旗杂志编者按：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刊登《从“赤脚医生”的成长 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
“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
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上海郊区广大贫下中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毛主席《送瘟神》两首诗的发表，极大地激励了他们防病灭病的革命热情。上海医务界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组织万人大军下乡，配合各人民公社卫生院，短期培训和带教了大批不脱产的卫生员。据一九六○年六月统计，全市十个县二千五百多个生产大队，共有卫生员三千九百多名。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一九六一年八月，中国赫鲁晓夫在上海卫生战线的代理人，肆无忌惮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抛出了一份恶毒污蔑大队卫生员的黑报告，强令卫生员丢下药包。大跃进时代诞生的这支新型的农村卫生队伍被整垮了，三千九百多人只留下了三百多人。
一九六三、六四年，在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上海郊区又逐步重建和恢复保健网。大队卫生员从三百多人增加到二千三百多人。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郊区各县在巡回医疗队的配合下，全面整顿和培训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总人数发展到四千五百多人，平均每一个大队有一点八人；并由“赤脚医生”带训了二万九千多名生产队卫生员。至此，郊县保健网全面发展起来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涌现了一大批“赤脚医生”。经过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的锤炼，这支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巩固和提高。
在斗争中，川沙县江镇公社也成长了一批“赤脚医生”。江镇公社位于东海之滨，全公社二万八千多人。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年代，他们培训了十九名卫生员，各大队建立了卫生站，并且选拔了六个卫生积极分子，送到县卫生学校学习十个月后，又回公社工作。但是，一九六一年前后，他们同样被一刀砍掉了。一九六三年，在中央一定要消灭上海郊区某种传染病的指示下达后，江镇公社重建卫生网，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选拔了业余卫生员。一九六五年开始培训“赤脚医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这支队伍进一步成长起来。
一九六八年十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工人宣传队进入中，小学的情况报告”
毛主席批示
此件很有用，似可转发各地参考。请送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酌定。
毛泽东九月二十九日
一九七0年六月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姚文元报送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和《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
两件均阅，很好。待你回来后，将清华经验与上海纪要，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看过，并经讨论修改后，即可发表。此外，文科教改怎么办，上海是否可以找一些人开一次座谈会，请你于春桥同志酌定。
毛泽东六月五日
（六）清理阶级队伍，抓好对敌斗争
一九六七年六月某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通过决议：《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这个决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最中心的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还指出：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主要的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广大革命人民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依然存在。”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毛泽东关于上海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一段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这几个地方搞好。上海就是工人这个队伍比较好，所以上海的局势中央也比较放心。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掌握斗争大方向，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议《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是一个紧紧抓住主要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好文件。
这个决议正确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最中心的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主要的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广大革命人民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依然存在。”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粉碎阶级敌人反革命复辟的阴谋，就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张春桥对上海高校负责人的讲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对于“五·一六”的黑手现在还在查，姚文元同志不是讲得很清楚吗，现在凡是搞地下秘密活动的，都是不好的。不知上海有没有？“五·一六”专门搞秘密活动，是有组织的，一天夜里可以在王府井……等几个地方贴满标语，第二天红代会盖掉后，又贴出来，说明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是对口的，他们野心大，但人数少，只有一小撮，他们是受坏人操纵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上海市革委会查获一个非法编印、贩卖毛主席著作的投机倒把集团的通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张春桥在上海工代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现在有一种极“左”思潮，但不是主要的，那么现在呢？极“左”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消除，还有人从极“左”的方面来干扰。另外呢？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公开的，或者比较隐蔽，但是可以看出来代表保守势力，它公开的对革命造反派不满。现在两种形式同时存在，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单位极“左”思想的威胁是主要的，但在另一个单位，极“左”思潮可能也有，但是从右的方面进攻，这是主要的。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工人造反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这个小集团的头头李顺之，在抗战时期钻进革命队伍，一九四○年，因为他同一个匪特案件直接有关，开除党籍，后又混入党内，曾窃据江阴县副县长、常州地委委员等职务，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清洗出党。又一个头头戚拯，先后窃据高邮县某局局长，上海市某局科长等职，是原上海市某局局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的亲信，因为触犯国法，判了长期徒刑，是这个姓黄的把他减刑释放出来的。罪犯胡汉，一九四○年混入党内，曾任武进县第四区区长，一九四一年带枪叛变投敌，参加了常州、江阴日寇特工站，从事特务活动；一九四二年又混入党内，先后窃据扬州市某局局长等职。罪犯黄盘林，是早在一九五二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就清洗出党的坏人。这一小撮坏人不是孤立的。上海和江苏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有不少人是这批牛鬼蛇神的“老上级”、“老同事”，他们从来就是相依为命，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
有人说，李顺之、戚拯、胡汉、黄盘林是“老造反”。不对。他们有的是特务、叛徒，有的本身原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从来没有造过反。恰恰相反，他们死保他们的“老同事”，大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李、戚之流不只是要“造反”，而且装得比谁都革命。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间，他们串连了一些人，秘密筹划建立所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司令部”（请看，这是一个多么难读的名字，应读作：造“工总司”反的司令部），并分别自封为常委、委员、顾问，李顺之自任“秘书”，起草反对上海“工总司”的反动文件，印刷传单，刻制图章，决定“抓实力”、“拉队伍”，妄图把上海“工总司”搞垮。李顺之、戚拯之流还把罪恶的黑手伸向沪宁铁路沿线的城市和农村。
一九六八年六月三日，徐景贤谈清理阶级队伍中的问题
一九六八年六月九日，徐景贤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王洪文在上海市“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落实两个布告解决四百多个“老大难”单位问题的情况报告》
毛主席批示：
这个材料讲得很具体，有说服力，建议转发各地。
毛泽东八月十六日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上海《工人造反报》编辑部文章《马蜂窝就是要捅》
《红旗》杂志编者按：我们向读者介绍《马蜂窝就是要捅》这篇评论，它把所谓“老大难”的本质及解决的方法，都说清楚了。根本的问题还是阶级斗争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上海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有“老大难”问题的单位去的办法很好。工人阶级不但应当在工厂企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而且应当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的斗、批、改中充分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这是一件大事。打好这一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就有保障了。
（七）整顿党的组织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姚文元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调查了几个问题：一、“九大”和党的问题；二、精兵简政问题；三、大批判问题；四、大联合问题。现先将前面两个问题向主席报告，并望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根据毛主席的批示，现在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参考。望各地革命委员会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整风及发展新党员的有关指示，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酌量办理，并作出适当的规划，上报中央。
（八）排除极左派的干扰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上海反复辟学会《反复辟学会创立宣言（草案）》
八月五日，毛主席发表了光辉的马列主义文献《炮打司令部》一周年，正好也是我们复旦大学《反复辟》战斗组成立一周年。
成立反复辟学会，我们认为是绝对必要的，反复辟学会是由红卫兵小将发起的，热烈欢迎有热气有抱负的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师生等造反派参加，尤其欢迎加着狂妄称号的“狂妄人”参加。
一九六八年二月，上海中串会《红卫战报》编辑部（影印版）文章《一切为了九大》
一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占了优势，迫切需要进一步组织和教育自己的阶级队伍，来夺好权，掌好权用好权。这时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灭亡，就千方百计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私”字，拼命煽动派性，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挑起武斗，破坏革命大联合，分裂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妄图扰乱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某些政治扒手妄图用“围剿”“派性”的口号，来向造反派进行反扑，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反对派性，首先应当把矛头指向走资派，应当时时从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好党权这个根本角度出发来进行斗争。为反对派性而反派性的斗争是没有的，都是围绕着政权问题而展开。要么助长保守势力抬头，要么提高革命队伍战斗力以便夺好权用好权，两者必居其一。
在去年十月份以后，或者因为借口反对极“左”思潮，或者因为诚心反对极“左”思潮而没有注意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犯了迎合保守势力打击造反派的严重错误。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复旦大学新闻系立新功《紧急动员，揪出大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
有人不是说，“张春桥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要誓死保卫”吗？
就是这样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在柯老逝世以后伙同上海的走资派陈、曹、杨把上海搞成针插不落，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就是他伙同陈、曹、杨扼杀上海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一月革命以来，张春桥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越来越明显，沿着反革命道路越走越远，就是他，处处和我们伟大领袖相提并论，分庭抗礼，就是他，肆无忌惮的捏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也就是他把上海一千万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绩据为己有，在上海大树特树个人权威。
就是他，大反坚定的革命左派许世友，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军内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他在上海拉一派打一派，破坏革命大联合，“三结合”。
还是他，背着中央自搞一套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相对抗。
总之，张春桥是个大坏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罪魁不除决无宁日，象这样一个大坏蛋，就是要把他打倒！有人说，你们是反对上海市革委会，否，我们说，揪出张春桥上海不会乱。
贰、本节简论
一、上海市的革命委员会成立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工总司、机联站等革命造反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狄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
自一月六日起，上海市委、市人委机关停止工作，由机联站取而代之。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上海市二兵团宣布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并发了通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上海市又有“上三司”等四个单位再次宣布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和其他单位宣布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
这些夺权都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其原因是这些夺权一不是各个革命群众组织联合夺权，而是各个组织都是以我为中心，争相夺权；二是夺权以后的领导班子不是由革命领导干部代表、支左的军队代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个方面共同组成。
二、红革会炮打张春桥事件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等组织在上海外滩、南京路贴出《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个问张春桥》等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市红革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相互串连，各红卫兵组织采取联合“炮台打张春桥”的行动，并由复旦大学红革会出面攻徐景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红革会四十多人把徐景贤劫持到复旦大学。
张春桥通知上海警备司令部调部队包围了复旦大学和市委党校。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张春桥、姚文元接见红革会各高校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红革会联合其他八个组织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会上决定：第二天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大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中央文革给上海红革会关于他们炮打张春桥的特急电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广泛印发，“炮台打张春桥大会”流产。红革会频于瓦解。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复旦大学新闻系立新功《紧急动员，揪出大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
关于上海市“红革会”及一些其他群众组织“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右派们是非常支持的。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
红革会等组织决定炮打张春桥，理由有三：
第一，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打击异己，培植亲信，护卫以他为首的夺权，排斥任何其他夺权。
第二，张春桥原在上海主持文教工作，也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
第三，张春桥有历史上的问题和疑点。
炮打张春桥事件夹杂着由谁为主来夺权的斗争，显然不能完全肯定；它的锋芒是对着张春桥的阴谋诡计和见不得人的历史的，在较大的程度上又应予以肯定。
毛泽东从大联合夺权的全局出发，支持张春桥是可以理解的。
张春的肮脏和卑劣，在这一事件中暴露无遗。这一事件给上海红卫兵上了重要一课，使他们认识了中央文革小组是什么货色，使他们懂得了许多道理。这种反而教员的作用，使他们终其一身也难忘却。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些当年的红卫兵小将们是否从这个右派的说教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至死不变的人总会有的。人们看到一些逃亡海外的民运分子，仍然在那里宣扬他们当年的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英雄事迹”。
三、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召开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通过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张春桥、姚文元在大会上讲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二月五日，上海市成立临时权力机构，当时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里面考虑了巴黎公社、苏维埃、我国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初期的城市人民公社的经验。二月十一日，叶剑英批评上海市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而擅自改名。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等人讨论上海市工作问题。在讨论中，毛泽东充分说明了把地方权力机构改称人民公社将产生的一系列重大后果。
这件事同时也体现了毛泽东的民主精神。即使当时叶剑英站在反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对上海市改变名称的问题提出批评，对于他的意见中的有益成分，毛泽东仍然予以采纳。这也就彻底揭穿了右派们一贯攻击毛泽东“独裁”的谎言和谬论。
2007年6月12日初稿
2011年8月4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