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六节 中央机关文革运动的开展
壹、本节概述
一、关于党政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共中央关于党政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初稿、供讨论用）
意见强调指出：党政机关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党政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在运动中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可以建立各种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允许革命干部在本机关、本地区以及同一业务系统内进行革命串联。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对中央各部委的指示
看来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重要，各部委都要认真贯彻执行，两条道路的问题要解决好。
工作组的同志应勇敢的把责任担当起来，帮助处在保守状态的解脱自己的处境，不能把责任推给学生。这样可以避免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发生。有利于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
关于档案问题，要按政策原则办事，把所有规定的要彻底处理，在属于规定之例的，向同学讲清楚，当众销毁，避免扩大彼此的对立。
以后各部委要多担责任，过去归北京市委管，现在各部委要多担责任，不要推给北京市委。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关锋戚本禹与文化部煤炭部等单位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戚本禹等召开中直机关部分同志座谈会，座谈有关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条例问题。
戚本禹说：刘、邓大字报一张不贴，叫什么内外有别？他们就在毛主席身边，我们就更应该站起来保卫毛主席。你们回去可以检查一下，没有出刘，邓一张大字报，到现在还在观潮，这不是光荣，而是耻辱。
每个部门都是一分为二，总有两条路线的斗争。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那才奇怪呢！中央文革是一个新的组织吧？也还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王任重就整天同我们斗，天下哪里有那么纯的东西，
二、党群系统
宣传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张平化对中宣部处长级以上干部讲话
我告诉你们，毛主席最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满清政府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北洋军阀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蒋介石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北京大学陆平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清华大学蒋南翔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后来我们派出的工作队又镇压学生运动，现在又没有好下场。当然我们应该讲主要还是我们派工作队的人的责任。
这个话我们不能不猛醒，不能当耳边风。主席这个话不听，你要愿意镇压学生运动，你可以有自由。但是告诉你，没有好下场！
联络部
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王力在中联部张贴批判王稼祥的大字报
《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节录）
反对王稼祥的“三和一少”的斗争，是反对修正主义篡夺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
一九六二年，正当国内外阶级敌人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王稼祥从逃避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生的病，突然好了，精力很充沛，采用各种阴谋手段，抛出了他的一整套的“三和一少”的反动的政治路线。
他的所谓“检查失言失算”，就是要“纠偏”，就是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斗争的路线，就是打击坚持执行毛主席路线的刘宁一等同志。
他的所谓“统一对外宣传口径”，就是要用他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来代替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
他的所谓“国际群众组织活动的方针”，又是一套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莫斯科裁军会议，是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一个表演，立即遭到破产，引起左派不满，赫鲁晓夫要给发奖章。
这样一来，毛主席在王稼祥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冒头的时候，就捉住了，就严厉地进行批判，迅速地加以纠正。……
同王稼祥的斗争，是两个阶级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防止和反对政变的斗争。……
在这个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中，在这个政变和反政变的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是当资产阶级保皇派，还是当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最关重要的问题。
……我们必须在中联部的一切部门彻底打倒王稼祥的阴魂，扫清王稼祥的影响，真正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统战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李富春给徐冰的一张大字报
以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的精神和十六条决定来检查统战部文化大革命，我觉得统战部领导是错误的。运动一开始不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炮打司令部，而是将首先贴大字报的同志打成“四大家族”是何其毒也。请你马上宣布，打“四大家族”是错误的。向他们赔礼道歉。向机关作自我批评，号召他们向部领导充分提意见，把文化革命的方向迅速转过来。
李富春的这张大字报揭开了统战部的盖子。
全国总工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刘宁一写给李富春的信
全总包括我自己，不但未贯彻执行毛主席思想这个最高指示，相反的十七年来有不少违反毛主席思想，不突出政治、干劲不足的事，早就应该罢官，早就应该被群众兴师问罪。
刘宁一的这封信揭开了全国总工会的盖子。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刘宁一的大字报《欢迎向我开炮！》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陈少敏、马纯古、康永和、顾大椿、黄民伟等人的大字报《挖掉杨尚昆黑帮头子在全总的黑线》
我们完全同意刘宁一同志的大字报，在全总存在着尖锐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一定要揭开这个阶级斗争的盖子！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是以刘宁一同志为首的一些同志，谁反对毛主席的路线？是刘长胜、张修竹、狄子才！他们是反党分子杨尚昆伸向全总党组的黑爪子！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刘宁一等接见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谈话
刘宁一说：派工作组就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工作组嘛，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闹革命，工作组压制群众，群众就不高兴，就革命，工作组就说什么反工作组就是反党。不能那么说，你们要是反对我，也不能说反党。说有20几个人检讨了，这是不对的。
马纯古说：这个事情我也有责任，我工作责任心差，全总要彻底来检查。我坦白的讲，前段我还感到全总这次搞的不错哪，也搞了一些牛鬼蛇神嘛。你们拿出来信我一看，我大吃一惊啊！问题闹严重了，已责成大椿、王家扬要好好检查。为什么搞了李有为、张希鹏，怎么搞来搞去，搞到自己同志的头上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刘宁一接见全国总工会接待人员代表时的谈话
团中央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李富春对团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首都青年师生的讲话
团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及过去的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中学的工作组都是团中央派的。这些工作组没有做好事情，挑动了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斗争，压制学生，更恶毒的迫害了学生。团中央一些主要负责同志是严重脱离群众，脱离革命师生的。过去团中央工作中还有一些错误，还需要进一步揭发。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且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团中央主要负责人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团中央口头上挂的是群众路线，实际上做的是脱离群众的路线。
我向同志们郑重宣布：胡耀邦同志、胡克实同志、王伟同志、胡启立同志停职反省。
李富春的这个讲话对中央领导层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以及团中央的领导人存在的问题都说得很清楚：从十中全会到十一中全会这四年过程中，我们党的重大决定，主要关键时刻都是毛泽东同志掌舵的，使我们的工作从挫折走向胜利，使我们的工作从没有起色到有起色。当时党内一些同志把阴暗面讲得多了些，困难时期牛鬼蛇神都出来了，毛主席提出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打退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打退了资产阶级的当权派。我们脑子里有了阶级斗争，有了一个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学得不好，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甚至有些相反的东西。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富春在团中央直属单位座谈会上的讲话
凡是有关文化大革命中整理群众的材料，不管是过去、现在，都要清理出来。
只要不是真正的当权派，也可以有组织起来的自由，不要阻拦，有不同意见可以发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要搞人人过关，人人检查。
平反是平反“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至于个人的缺点、错误，不属于平反的范围，要靠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要求过高。”
三十八人有两派，不算多。
我没有说上下左右一起烧。
斗争中的过火行为，过火的言论，既往不咎，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
我说过，不要以罢官为满足，但我没有说过不要批判，要批深批透，罢不罢官，是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自封，是要群众作鉴定。
一定要学会大民主，不学会大民主，少数派抬不起头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李富春在团中央机关及直属单位文革座谈会上的谈话
现在常委除了主席、林总掌握大方向外，主要由总理、陶铸、伯达、康生、我，我们五个人管经常工作。
批判过去以“二胡”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
调解放军到团中央来，我要王道义同志征求各个筹委会的意见，欢迎就来，不欢迎就不来，还是走群众路线。
二、文教卫生系统
中国科学院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江青陈伯达康生在中国科学院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部分代表时的讲话
家庭出身好是一好，表现好是两好；家庭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一好；出身表现不好是忘本；家庭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两个不好。两个不好该回老家去了。或者叫复辟。主要看你表现，晚节。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没有发表，被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碑上有我题的字，当时我认识不清。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我们要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学习，学习他对李秀成的分析。有人替吴晗辩论清官贪官的问题，都是胡说八道。我的祖父、外祖父是“县知事”，县知事有几间房子，不是贪污来的吗？父亲是个职员，三十元以下，冬天一个皮袄，不剥削是从哪里来的呢？贫下中农冬天哪有皮袄？
大家把大学教授家给抄了，这样不好。不怕乱，突出政治要包含政策，乱要乱出道理，要乱出规律来，要符合无产阶级政策，要有政策、策略。他们没收了许多东西，很多现钱，还有其他东西，放在屋子里没有管，也不给人家条子，后来联络员来了，红卫兵就叫联络员看管，说：“我还有事。”这种做法已处在政策的边缘了。红卫兵勒令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把工资的40％～60％上交，他们上交了，我们不要不行，红卫兵通不过，先替他们暂时保管起来。你们不要往外传。
贴了一张大字报你就反对，人家有贴大字报的自由。要有一个辩论的气氛，不然还行啊！我去清华作了二次报告，也给我贴了许多大字报，要给人家贴大字报的自由，等你们作到这一点，咱们再谈。红卫兵两种、三种都可以。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谈了党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我们党经历了二十四年，第一代陈独秀对蒋介石实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第二代是执行盲动主义的瞿秋白，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了，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没有发表，被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碑上有我题的字，当时我认识不清。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第三代向忠发，李立三，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最后当上工头，被国民党抓住，下午就出卖我，我知道就跑了；第四代是王明，是叛徒，现在在莫斯科，是修正主义者，还是中央委员，改名换姓，写文章攻击我们，骂毛主席；第五代是张闻天，又叫洛甫。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洛甫是中央书记。从一九四五年起仅用了四年时间全国就解放了。解放后，党内出现三次反党大集团了。第一次是高、饶集团（高岗，饶漱石），第二次是彭、黄、张、周（周小舟当时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第三次是彭、罗、陆、杨。现在正在追，要追清楚。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还谈了文化大革命初期限的错误问题：有人讲，文化革命也出现一点错误，不应因此就怎么样，时间很短嘛！但是总的趋势是正确的，不能因一个黑点影响一个太阳，太阳总是要出来的。领导成员中的黑点并不能遮住毛主席，太阳就是毛主席。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还谈了一些政策问题：大家把大学教授家给抄了，这样不好。不怕乱，突出政治要包含政策，乱要乱出道理，要乱出规律来，要符合无产阶级政策，要有政策、策略。他们没收了许多东西，很多现钱，还有其他东西，放在屋子里没有管，也不给人家条子，后来联络员来了，红卫兵就叫联络员看管，说：“我还有事。”这种做法已处在政策的边缘了。红卫兵勒令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把工资的40％～60％上交，他们上交了，我们不要不行，红卫兵通不过，先替他们暂时保管起来。对四类分子勒令回乡监督劳动改造，将矛盾下放是不行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第一次接见了科学院的文革代表四十五人，就如何保护少数问题，作了重要的谈话。
清华大学有个名叫蒯大富的，支持他的有廿至卅人，而反对他的有一百多人，照你们说那他就不能当代表了，但是还有廿至卅人支持他呢！假设他只有一个人，那当然不能当代表，你们看少数人就应该保护。
我们中央委员也不是清一色的，不是有彭德怀吗？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毛主席说：“党外无党是帝王思想，党内无派是千奇百怪。”而我们承认党外有党，党内有派。除了共产党不是还有民主党派吗？有的没党没派，我们还给他加了一个无党派人士，也算是一个党派。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会上的讲话
我在七月底八月初接受了党中央、毛主席给我的研究解决国家科委、科学院的问题。我们五十多个单位有许多同志推荐，从最紧张的单位推出刘西尧同志当联络员。
是要罢张劲夫的官就行了？是这么简单吗？如果是这么简单我也不来调查研究了，在这几个问题上辩论清楚：该不该罢官？该不该改组院党委？
前几天他们把苏联大使馆前那条“杨威路”改成为“反修路”，这件事做得好，我们支持他们。但当时他们就要闯进去，我们的反修文章可以向全世界广播，但他的大使馆还要尊重。正如在莫斯科我们的大使馆他们也要尊重一样，你们把大字报贴到大使馆里墙壁上，文斗就变成了武斗了。示威是可以的，但不要越过界限，不要挑起武斗。后来，我们半夜与小将们交涉了很多次才成功，但我们又不放心，就派了警卫队徒手保护使馆，但是如果苏联人想挑衅，我们的武装部队，徒手警卫队，一定要勇敢地保护我们勇敢的下一代。我们下令：宁可付出任何代价也不能伤害了我们的下一代的一根毫毛！
大概是北京去的，到了海拉尔了，他们闯到了苏联的国际列车上去了，爬上去了。我刚才跟他们打电话，叫他们下来。他们听出我的口音来了，知道我是周某人。他问是不是毛主席说的话，我说当然是了。你们把大字报贴到国际列车上去了，必然吵架，是武斗势必要影响到国际关系，我们把红卫兵叫下来了。
在你们这里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有红五类，有出身不好的，他们可以改造，也有前途。我就是出身不好的，但是不是我自己就是剥削分子，也不是我父亲，而是祖父。我自己查了三代，不主张别人也查三代，别人要查三代看他自觉。应该查查出身，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查查自己的出身，看看旧社会多多少少影响了自己。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更要做社会调查，阶级分析。从自己本身做起，出身不好的，要时时刻刻革自己的命。出身好的，不要忘本，也可能受旧社会影响，父系、母系关系可能很复杂，父亲出身好的，外祖母是否是地主婆呢？我的外祖父在一个县当知事，祖父在另一个县当知事。父亲，母亲出身都不好，我已经六十八岁了，还要时时想想有什么坏东西还没有改掉。
红五类的子弟不要以出身好引以为骄傲，要做为前进的动力，要注意不要受旧东西的熏染。现在有的红卫兵（指出身不好的）造反造到自己家去了。与父母大吵一场，出身不好的要造反，背叛家庭的阶级，好嘛！出身不好表现好，背叛了家庭，也是一好加半好嘛！有差别就应该承认。红五类子弟坚持有差别，是有道理的，但也要团结那些出身不好的表现好的人一起干革命。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的讲话
关于尹达同志的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他辜负了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他的希望，他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活动是不正派的，是暧昧的，他不能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不能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划清界线，变成了保皇派，上周我在哲学、社会科学部讲过尹达同志在“红旗”工作后又调到中央文革小组。我是文革小组的组长，我不能当保皇派的保皇派。我同他讲了好几次，我们是共产党员，有错误可以检讨，没有什么不可以检讨的，何况你的话是错误的，行动也是错误的，你应该向群众检讨。他说：“检讨，检讨。”可是他不去检讨。我们一调查，没有检讨，他说检讨了。检讨了没有？（下面答：“没有！”）我是不敢当保皇派的。有个条子说，我上次讲话以后，我向尹达同志检讨了。（历史所团支部书记傅崇兰同志在台下高声说道：这是反党分子郦家驹放出来的谣言。）我为什么必须向他赔不是？我是要向群众检讨。你们对尹达有什么话都可以说，要放手批评，现在没有保皇派的保皇派，就是有，你们也可以批评。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和院党委等人的讲话
哈尔滨厅局长以上的干部几乎一半被群众斗了。什么叫体罚，动手就算体罚，戴高帽子算不算体罚？他自己戴上去的不算体罚，你们给他戴上去的就算体罚；他不低头，你给他按下去，就算体罚，因为你动手了。厅、局长以上的干部被群众戴了高帽子，脸上也抹了黑，但还不是反党分子。游街以后，他们说：“我还有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工作、任务，今天党还没有免了我的职，我还要工作，还要干革命”，接着摘了帽子，洗了脸就干起工作了。这才有共产党员的生气，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的精神，一个共产党人应该经受得住这种考验。斗争以后群众很受感动，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象他们那样。
八月十五日由部分群众召开的万人大会，张劲夫同志为什么不去参加大会呢？那么你（指张劲夫）为什么不去呢？怕什么呢？总比哈尔滨好吧。自己灰溜溜的，人家一看也有问题。对你自己又没有下结论，怕什么呢？要有生气，但又不能骄傲，可能你们会说，这很难。共产党人嘛，就应该处处出难题。
杜润生斗了没有？院党委对“应地所”是处理不当的，张劲夫在九月五日已经向他们赔礼道歉了。对杜润生、卫一清的认识，能不能与他们划清界线，这也算是对你们院党委的考验。
现在工资一律不改，改革工资以后再说。科学院的红卫兵是国家干部，我们又不是学校里学生的红卫兵，应该注意党的政策，国务院里有民主人士，有的他们家虽然被红卫兵搜了，但因为他们是部长级的，因此我们给他们部长级的工资，没有给他们扣，因为工资还没有改嘛？不合理的，我们以后改。现在还是不变，革命的同志应该注意革命的秩序。
生活上、原则上应该让他们活下去，你扣多了他们生活困难了，还不是由国家去解决，由国家去照顾嘛！即使是敌我矛盾也要让他们活下去，只有让他们活下去，才能改造他们，改造他们也是需要有一个物质基础的。死了，还改造他们什么呢？该补助的就补助，不该补助的就不该补助。该补助多少？不该补助多少？均经群众讨论决定。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陶铸委托熊复同志传达的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指示
根据中央通知，张际春自今年五月以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及会后，政治上表现都是不好的。他在学部工作期间所犯的错误有待同志们进一步揭发、批判和斗争。
希望你们双方面在辩论吴传启同志问题的时候，都不要把问题扯到关锋同志身上去。关锋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中央是信任的，中宣部是支持的。至于吴传启同志，我们也知道他在五七年反右斗争以来，特别是在批判杨献珍、冯友兰和吴晗等人的斗争中，表现是不错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是参加写第一张大字报，揭学部阶级斗争的盖子的。当然，你们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就吴传启同志的问题进行辩论是可以的。
听说这两天你们一部分同志正在开斗争会，斗争学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杨述。十六条规定，是这次运动的重点。
一九六六年十月，李富春对原子能研究所部分同志的讲话
这个材料既反映了原子能所的运动情况，又记录了李富春的讲话。这次讲话思想性、政策性都很强。如：
1、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2、江部长（江一真）说：任志是革命左派，还说我们这里有“扒手”，对不对？
3、有人说我们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造反无理，并宣布造反领导小组是非法的，还要求我们检查。对不对？
4、有人说我们受了利用，立场有问题。对不对？
五、什么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机关批不批？
六、机关要不要贯彻中央军委紧急指示？
七、我们所的运动一开始就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扫四旧，百分之六十五、七十的人被贴了大字报。有人说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可以写。江部长说这是上面部置的，根子在这，还有更大的根子，就是您。对不对？
八、农林口布置我们专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司令部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任志又是革命左派，搞他们又是大方向不对，又说机关和学校不一样，都是干部，这和学生不同，我们所的运动不知怎么办？
九、什么是打击报复、政治陷害？有人说群众中有人要陷害任志。
十、什么是牛鬼蛇神？
十一、有的群众希望组织起来，成立战斗组织，但怕有人说是和“东方红”战斗小组唱对台戏，说转移运动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等。
十二、有一个团员带头到（党）支部串联，差不多全体的人都去了，有人说这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冲散支部大会，矛头指向群众，企图搞垮支部。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恩来接见科学院不同意见代表讲话
问：中央军委的指示科学院是否也适用？
××所问：运动初期所党委赵××，庞××泡制了一份材料，没有什么证据，把几十个人打成反革命，写了一份材料，没给党委讨论就盖上党委的公章。我所文革成立后，要求把材料交给我们。
问：我们所六月十二日有个会议，布置抓小牛鬼蛇神，群众要求公布，想看一下怎么反击的，反击后十一个人打成黑帮。怎么报上去的？怎么反击的？想了解这个情况，可以不可以要求所党委回答？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刘宁一赵毅敏接见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刘宁一接见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代表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串联队时的讲话
有比较好的同志跟不上形势？
总理：这些人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认为党的领导就是对的，领导人说话就是党的领导。这蒙蔽了你们。毛主席是要求青年敢想，敢说的，中国党没有把主席的建党思想贯彻下去，这中央要负责。中央宣传部不宣传毛泽东思想，组织部不办毛泽东思想的党，现在应该把毛主席的党自上而下的建立起来。不但党过去是这样，共青团也是这样，死气沉沉，这应该难过。我们所以落後，是天真和机械。这有个危险。假如在毛主席身边真睡的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难道只靠毛主席来发现吗？苏联的教训是很大的，赫鲁晓夫蒙蔽了斯大林。他不是斯大林死後才出现的，他那时就是政治局委员了，在十八次党代表会上还作了党章的报告。（按：原稿如此）斯大林式的党就不如列宁式的党，列宁式的党就很活跃，争论很激烈。每个党员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但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又能提出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京外单位在京革命同志时的谈话
总理说：当权派在科学院首先是院、所党委，部里行政上是部长、副部长，处里处长、副处长是当权派，科长对于他所负责的科也是当权派，也可以批判。和平生活十七年，领导与被领导有对立态度，修正主义根子无法挖掉。做一个“长”，总有点权，小首长也须批判，他做了“长”也会神奇十足，瞎指挥，不是平等作风。当然要从上往下，不能从下往上。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扫一切干部，而是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能把有点毛病、坏习气的都叫牛鬼蛇神。有人说六月一日的社论打击面广了，我读了几遍，没有错的，写得很好。这是《人民日报》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振奋人心的社论。有些领导用它来扫有小毛病的群众，这是错误的。如果确实有，就要平反。群众立场一时不稳，思想上一时的倾向可以批判，但不能搞成牛鬼蛇神。
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需要批判到什么程度，才能转入斗批改？
总理：矛头应当指向当权派。当权派有好有坏，不能说都是坏的。炮轰司令部可以轰，但不能说所有的司令部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首先要掌握材料，有的放矢。没有材料不是放空炮吗？有材料才能打得对。领导应当引火烧身，不引火烧身是不对的。真金不怕火炼，对大部分人，错了改了就不要烧了，又不是把他烧成灰！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要掌握火候。你们回去后，对反动路线不批判，对被压制的同志不去帮他们平反，那就白来北京了。你们回去要仗义执言，对准领导。当然火候不能掌握那么好。我们虽然经验多些，也还不能那么准，有时过了，有时不及。你们有一点好处，同群众在一起，天天有感性知识。我们只能看材料，听汇报，都是死的。群众眼睛是亮的，好坏总会考验出来的。回去后发动群众，方向对，方针对，步骤也就对了。你们自己去搞，犯错误是允许的，错了就改。
问：文化大革命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
总理：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这是最高指示、最高领导，十六条也是党的领导。具体的党的领导，有的瘫痪了，全靠还不行，出现了新的情况。北京哪个学校的领导还在起作用？北大？清华？北师大？都没有了吧！革命不革命，还是革得很好。具体的党团领导有时可以中断。张劲夫现在起不起作用了？不起作用了？但是撤了，我还不知派谁去呢？我们原来也想加强、改组，但是现在从哪里来那么多人去换？否则又变成了工作组。不要党的领导，这是反党。打倒“法西斯党”。笼统地说是不对的，不能丑化党。不要主观跑去喊打倒党的领导，这是错的。但是暂时中断是允许的。
问：怎样才算有贡献的科学家？如何保护？
总理：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当然要保护。一般的科学家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应当一视同仁。我们大搞反动学术“权威”，这当然是少数，批判是必要的。思想革命化是长期的，把他们批判倒，要下一些功夫，把他们的理论推翻。但打击面不能太宽，一般看在运动中的立场和态度，对运动对立的可以批判。
你们现在还没有批判，谈不上保护不保护。但有些红卫兵抄他们的家，我们去保护一下。保护只是在抄家问题上采取保护措施，有几位做很重要工作的科学家也被抄了家。他们态度很好，没有埋怨，他们知道不是党决定的。保护，并不是反动学术思想不能批判。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科学院造反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文革代表时的讲话
当在十一中开会时，是把重点放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科学院也有份，因为是文化单位。但对工厂、农村县以下的小学校没有作为重点，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方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总想有个步骤，先这个后那个，红卫兵不进厂，农村最后等等。这一阶段还是有限制的，不自觉的，总想分个步骤，老想有前有后，特别是领导冲击了，不管它，让它那样。
十月时，我们没有想到要放假到明年，开始只放暑假，后来放半年，现在看至少一年了，放到明年秋天。这是群众的创造，常常推翻了原来的设想。要承认这个，正确的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我们要承认智慧从群众中来。善于领导的人，是集中群众的智慧加以提炼，然后下去，再提炼，再深化，再下去，不断反复，才能成为理论，不断总结，才能摸出规律，这是毛主席的思想。对红卫兵运动是这样，对抓革命促生产也是这样。
广电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姚文元接见北京广播学院学生代表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张春桥姚文元与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中央广播事业局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张春桥姚文元与广播事业局《红色造反团》的谈话
我和丁莱夫接触很多次，比你们接触得多，他对学生的情绪是对立的，对学生的感情距离很大，听不进我们的意见，水泼不进去，他总感到学生情绪很糟糕。我们谈了许多次，不是勇敢的和革命群众在一起，始终没有转变对学生的感情，如果和学生站在一起就闹不起来。从7月份跟他接触后，都是讲学生不好，半年过去了，始终没有扭转过来，态度仍然没有改变。
主席对待群众是什么态度可以作比较，每次接见他都要到群众中去，到金水桥，几百万群众什么人都有。我们为他的安全担心，不让去，劝过他。后来主席批评我们，这是错误的。主席对群众是什么态度，要学生到中南海去，住到他的院子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陈伯达江青等接见广播事业局和广播学院代表的讲话
江青说：在北京地区，时传祥搞了个捍卫团，是保守势力，已经臭了。我准备着陶铸的女儿领着人来抄我的家。让他们来抄好了。如果他们不动我的文件就让他闹，如果她敢动我的文件，我就要把她逮捕起来。
文化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陶铸在文化部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有人说我讲“绝食是伟大的创举”，我是同情绝食的，但我不赞成这个办法，不要太辛苦，吃饱了再闹革命，要长期革命。有人说绝食是反革命，不能这样说，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过去我也绝过食嘛！我说绝食也是个创举吧！结果后来传成这一切全是伟大的创举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陈伯达江青周恩来谢镗忠吴德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说：对于派工作队这个问题，我个人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六月一日，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发表以后，我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我感觉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这一个来月，我开始大量注意学校。例如，南京大学匡亚明制造的反革命事件，西安交通大学的“六·六”事件，北京大学的“六·一八”事件。我很惊异，为什么一些出身成份很好的青年，从他们自己写的材料看，他们是要革命的，可是，他们竟被打成所谓的反革命，逼得他们自杀，神经失常，等等。毛主席是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的，我是七月廿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但是听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倾听革命师生的意见。问题不在工作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分工作组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的。这就可以说明，问题究竟在那里。
薛恩厚、肖甲、季一先、栗金池以及赵燕侠等人，还没有认真地同旧北京市委划清界限，没有深入揭发旧北京市委的罪行，也没有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的检讨。薛恩厚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给我来过信，对旧北京市委作了一些没有触及问题本质的揭发。赵燕侠也来过一封短信，表示她没有尊重我对她政治上的帮助，作了一些没有触及灵魂的自我批评。但在最近，薛恩厚、肖甲、栗金池三人联名来信，竟然用种种“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企图蒙混过关。这种态度是不老实的。
至于上面我指出的那几个人，就是薛恩厚、肖甲、季一先、栗金池以及赵燕侠，他们贯彻执行了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以及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相互勾结，阴一套、阳一套，软一套、硬一套，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破坏京剧改革，两面三刀，进行了种种阻挠破坏活动，玩弄了许多恶劣的手段，打击你们，也打击我们。
我要说明：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去谈什么“少数”“多数”，要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谁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谁真正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周恩来讲话
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我在文艺方面是个外行，是个不得力的支持者。在方向上，我是坚持毛主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路线的，在方针上，我是坚持革命化、大众化、战斗化和民族化的，但是，在实践上，曾经犯过指导性的错误。例如，在音乐方面，我是外行中的外行，我只强调中西音乐的不同处，强调反对崇洋思想，强调中西音乐分开做基本训练，不认识洋为中用，不认识可以批判地吸收西洋音乐为我所用。在这个问题上，感谢江青同志帮助了我。我也在学习革命歌曲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刻的体会。
我们的文艺团体，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之一。过去长期在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统治下，文艺界成为他们抗拒毛主席文艺思想和革命路线，散布修正主义毒素，制造资本主义复辟舆论的一个重要地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戚本禹在故宫的讲话
最近师范大学井冈山的小将们，他们就去曲阜造了孔子的反，那是有两派意见的，有的人就不让造反，说造孔子的反还得了？就把关都关起来，这些小将们就不管，他们去了以后，就发动周围的贫下中农发动了曲阜师范的同学大造其反，造反造得很好，而且发现孔庙里有间房子放了一些反动的国民党党旗，变天帐等之类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他们就把它保护起来，长期的保护起来了，而且那个地方它是不让劳动人民进去，从来不让劳动人民进去。这一次浩浩荡荡跑进去以后，而且把孔夫子牌位给烧了，孔夫子的七十二个弟子的牌子给砸烂了，他们还要挖孔夫子的坟。我请示了陈伯达同志，陈伯达同志说可以挖，就是平孔夫子的坟，当然，陈伯达同志有指示了，对文化古迹，对汉碑之类的东西要保护，因为是作为文物来保护的，而且指示要把孔夫子的庙要办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办成《收租院》。我看孔夫子的庙的问题和故宫有类似的地方，我看伯达同志指示，对曲阜孔庙的指示，对故宫有参考的作用，有参考的价值。我们就是要把故宫办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当然不允许在这里宣传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他们的生活方式，宣传他们的毒素，不允许，绝对不允许。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接见中央戏剧学院等文艺单位代表时的谈话
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主义公社等四个组织，冲入彭真的家，抓了彭真。以后又相继抓了刘仁、万里、郑天翔，以及许立群、林默涵。周恩来接见了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四个单位的代表。
你们走后我们召开了中央会议，我们完全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首先鼓励你们。我们很理解你们的这种义愤心情，现在确实象上午同志们分析的，存在反扑，要给予反击，反扑不止一次，要有多次。反扑，机关里有，学校里就更多了。有斗争的反复可以锻炼我们。尤其在北京，林彪同志负责这个地方，他们就更不甘心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谢镗忠姚文元对文艺界部分同志的讲话
中央文革小组就草拟的文艺界文革的三条指示征求意见。
这三条精神，主要是搞革命，根据十六条，不论地方、军队，自己起来闹革命，不许用任何借口来压制革命。第二条提出徒步串联的问题，下厂、下乡这里根据各单位的不同情况，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不必强求一致。或者先串联，或者先下厂、下乡。你们中间有的人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在乡下。大城市情况不一样，这不能统一，大城市下厂、下乡少。文艺团体下去，主要提倡徒步，这是扎扎实实地深入工厂、农村，体验生活，与工农相结合，老老实实地当工人、当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同时也改造自己的思想。这里没有提徒步与乘车相结合。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斗批改的问题，好象现在有一种说法，江青同志十一月廿八日报告以后给分割开了。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在运动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是斗批改中的。
国家体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周恩来陶铸贺龙陈毅接见参加第一届亚洲新运会全体人员时的讲话
我们没有想过不让你们去，我们中央一致通过，没有不同意见，一直信任你们。你们想出气。不对，为什麽这样？庄则栋、李富荣、郑凤荣、徐寅生，你们为什麽要出这个气？为什麽要出气？搞得不清不白。把贺总也请来了，把贺总给拉下水了，对不起老同志。最近有人到贺总家请愿，不走跟老总磨，争面子，这样做不对。听说荣高棠不出国，你们就不去，我一听就以为荣高棠搞的鬼。我了解荣高棠，他有许多短处，突出政治不够，原则性不高，政治性不强，还有些迎合。我怀疑誓师大会是他搞的，要批评。这种作风怎能允许？原来考虑荣出国，现在看来不能出去。政治局常委讨论时，我要提这个问题，我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相反要责备你们。原来我想的与这差一大截，没想到你们思想这样落後，我大吃一惊。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场没站好，这与领导有关，你们身上没有官气、暮气，有骄、娇二气。我深深想了一下，就是第一届新运会得胜了，几次乒乓球得胜了，骄气增长了，娇嫩气也有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对你们有意见，一部分意见是对的。过去体委，北京市，上面对你们有些放纵，教导不严。我还请你们吃过饭，陈总也请过，我也有责任。过去我娇惯了你们，放纵了你们，我有份，老总有份，当然直接责任是荣高棠，他是常务书记。梦华对我说，誓师大会与荣高棠无关，因为荣高棠同志是早晨刚刚出来。即便荣不知道有这么多人，也是荣放纵的。你们知道他会支持，你们才敢这样做，甚至把老帅也拉出来了，把外地革命师生也弄来。还要请我去，我没功夫。开誓师大会弄四、五千人为什麽？这就是对付另一部分不赞成荣出国的同志，向他们示威。对象搞错了，应向美帝、苏修、东南亚和印尼反动派示威，怎麽能向红卫兵、同学示威呢？你们不应这样。同学们讲的还是有道理的。
导弹实验有个科学家叫钱××，夫妇两人都是科学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把褓姆给赶走了，他老婆上街买菜，生活大大降低，未影响情绪，保证了导弹实验。另一个是红线女，在文化革命中把头发剪掉了，挂牌子，坐卡车游街，扫街。她革命是买来的，给她高薪，洋房，汽车，现在降到每月四百元，还是很高的。现在看来有希望，香港来了一些人访问她，毫不埋怨，情绪很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陶铸对体育界运动队造反派的讲话
体委是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是荣高棠。
体委发了四点建议，中宣部批了的，供各地参考。现在看来，批是有错误的，强调革命不够。你们是专业运动员，练一点还是要的。但抓革命强调不够就不对了。以前两篇社论抓革命促生产是有效果的，但抓革命强调不够。四点建议也是这样。革命重要么！过去，四点建议抓革命强调不够，是体委建议的，我过了手，我也有责任。你们批评四条建议是有理由的，应该批评。现在我代表中宣部把那个四点建议撤销么！
拿我和同志们商量的四条意见，再和大家商量一下。
（念第一条）这条加一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我看这样抓革命就强调够了。
（念第二条）这条还是讲革命。别处讲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这儿讲抓革命促训练，这一点我是请示总理的。
（念第三条）总理说你们在本省串连可以，外省串连也可以，但不超过十天，这是总理的意见，不是我的意见。
（念第四条）可以派代表。但主要靠你们自己解决，可以派人找中宣部，但不能什么事都去找总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在全国体育界斗争荣高棠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同志讲话
尤其许多地方提倡的锦标主义、物质刺激、个人主义这些东西，还有地方主义、私心杂念，甚至于你欺我诈，彼此争夺。这样一种运动，这样一种作风，那还不是跟资产阶级世界一样了吗？
可是《体育报》呢？恰恰相反。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不登毛主席的语录，不提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恰恰是“庸俗化”、“形式主义”，甚至于出在荣高棠这样的口里，首先敌视毛泽东思想。
你们说荣高棠是个修正主义分子，我看是对的。在我们体委，荣高棠掌握这样领导权的人，完全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那怎么能不把我们体育界引上歧途呢？一个誓师大会，一个国务院请愿，不出国。这两件事可把我触动了。因为这是非常清清楚楚的道理。荣高棠利用出国的问题来开誓师大会，他要来代表全中国人民，说他不是代表少数人，而是代表七亿人民出国的。有这样的话嘛！然后蒙蔽我们的运动员，以他出国与否来要挟，而且正是毛主席十一月三号在天安门接见刚完了，我们还正在开会总结的时候，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非下决心不可，不仅不让荣高棠出国，我也就不再见他了。
今天在座的从金边取胜回来的这些体育界的同志们，我还是高兴地欢迎你们，（鼓掌）因为你们没有辜负我们五号那天对你们的临别赠言，（鼓掌）你们是带着《毛主席语录》，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出国的，所以你们能够胜利归来！（鼓掌）而结果呢？果然地胜利归来了。（鼓掌）就是说你们没辜负我们五号那天晚上对你们的期望，你们没有辜负党、毛主席和国家对你们的期望，人民对你们的期望，体育界对你们的期望。
陈毅同志讲话
从体委同志发表了意见，揭露了各方面的事实，从思想上，政治上，整个体育运动的路线和反映在生活上，完全证明了荣高棠是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分子，是我们体育运动的一个障碍。
我们要归功于左派，也就是所谓的“少数派”。左派，革命的左派，他们有这个敏感，他们深受欺负，所以他们能够反映，把这个矛盾首先反映在他们的头脑里，他们能勇敢地承担这个揭露，首先打烂，这首先是应该归功于他们，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掌声）因为这种革命造反精神，是任何一次大革命的起点，任何一次大革命的出发点，没有这个革命精神，一切革命无从谈起，这不仅是体育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整个的阶级斗争，整个的国家革命，整个的世界革命都无从谈起。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革命的造反派、少数派。这个少数派，就是革命派。他们的作用，我们要心服、口服这一点。我们不要看到说是他们这里面有些人，或者有些什么我个人或者看不上眼，再因为个人的关系没放好，我们就忽视他的政治作用。这是很危险的一种看法，这不是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看法。无产阶级革命的看法，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看法，也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看法，主要看他在政治上表现什么东西。
贺龙同志讲话
在这场文化革命中，荣高棠自觉地、有组织地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操纵党委，把持文革，组织一些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打击围攻和阴谋陷害工农兵出身的干部，镇压革命群众。他还蒙蔽乒乓球队一部分优秀运动员及其他运动员和干部，并挪用《体育报》的宣传工具和假借辩论为自己评功摆好，恬不知耻地以无产阶级司令官自居。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继续搞他所谓的“誓师大会”，请愿示威。当周总理、陶铸同志批评以后，仍然在玩弄新花招，采取新的形式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对抗革命群众，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长期以来，他还欺上瞒下，阳奉阴违，投机取巧，把持国内权威，搞宗派活动，大搞物质刺激，锦标主义，贩卖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货色，企图把我国体育事业引向资本主义的歧途。
荣高棠犯这样大的错误，我是有责任的。过去负责体育工作，抓得不紧；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对体委机关和直属单位文化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认识不清，强调团结多了一些，合了一些稀泥，对革命派支持不够；对荣高棠的错误察觉较晚，置之不理。有的同志给我提了些意见，我诚恳表示向他们致谢，
陶铸讲话
第一点就是我是支持体委、体育学院革命造反派的，但是我要承认一点错误，就是支持得迟了一些，应该是支持得更早一些就好了。从我们的内心来讲，总理、陈总、贺总我们赞成的，赞成把荣高棠打倒的！所以赞成罢他的官的！但是我们内心赞成，我们还是没有举手。为什么没有举？还是中央决定，毛主席决定！
第二点意见，主要的一个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一个串连的问题。最近我们搞了四条，送给总理，送给文革小组审查去了。
高教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蒋南翔在高教部接受审问时的答复
蒋南翔说：彭真反党是成立的，因为他一直是反对毛泽东思想。陆定一，他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对五八年的教育大革命，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他是有了矛盾的，五八年清华是贯彻了党的教育改革方针的，五八年陆在六十条中是指名批判清华大学的，陆的老婆反对林彪，有阴谋活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大专院校六六年应届毕业生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陶铸与全国一九六五年大中专毕业生座谈纪要
教育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陶铸对教育部文化大革命的五点意见
教育部应集中力量彻底批判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转移目标，对赵秀山、肖克杰同志我虽不能保证他们没有缺点错误，但不能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关于卢正义同志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教育部的问题，是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把卢正义同志打成“反党分子”、“卢正义党”，说他的十点体会是反党纲领，这是错误的。过去已宣布过平反，现在要重新说明，他不是反党分子，不是卢正义党，他的十点体会不是反党纲领。
徐非光同志在南大四清中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但不能说是大叛徒。他开始反对陆平，以后在压力下写了信，交了材料，这是极端错误的，是革命立场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徐非光同志还是表现不错的，我认为应当采取欢迎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戚本禹给教育部徐昕等同志的信
关于李冠英、钱国屏、齐泳冬、朱岩、刘德珍五同志给陶铸写大字报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对这张大字报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但是说这张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并针对着这张大字报说：“谁反对陶铸同志就砸烂他的狗头！”这是错误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人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甚至要扣押他们，更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这样做。
卫生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黄树则接见山东省卫生系统赴京部分同志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陶铸在总后勤部礼堂对卫生系统所作的报告
最近，你们看到北京，在全国出现了一小撮反对中央文革的叫嚣和行动。这种叫嚣和行动是反革命的！不管主观上如何，可能是有意识的，可能是受蒙蔽的，（客观上）是反革命的，反动的！最近还看到有人还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要踢开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是最坚决地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是最正确地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还有，特别是出现了反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标语，有的地方甚至开会煽动。我们说：“反对林副统帅，反对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的言论和标语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这不是一个小问题，是要不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是大原则问题！这些言论、标语和行动是反动的！必须揭露，必须揪出来，制止他们的活动！不管我们在什么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个总问题上，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革命的，就要站出来！
你又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又反对中央文革小组，那还不是假的！
当然，贴毛主席的大字报是没有的，如果贴，就是反革命！贴林彪同志的大字报也是反革命！以前我讲过，毛主席不能怀疑，林彪同志不能怀疑，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讲我是毒草。就是不能怀疑！我讲了不少错话，但是这句话没有错！
卫生部盖子揭开得比较迟，主要在部党委，但司局长不要抵触。如果挨了批评、斗争就不满，那就是给刘、邓提供思想市场。即是为革命受些委屈，有什么？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透，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这没什么委屈。
广东省有个粤剧演员红线女以前在香港，我们争取回来的。给她高工资，一千多元，比马连良低一点，还有优厚的待遇，有小洋楼，有小汽车，后来加入了党，表现不很落后。她要求减薪，减到四百、六百，这样的共产党员很容易当。香港、广州跑来跑去，到处受欢迎，又不下乡，又不劳动，这算改造好了吗？不算！过去反右时也批判过，但效果不大。这次文化大革命可能改造好了。北京101中学的革命学生革命性不差，但打人也相当厉害，一去就找红线女，给她剃了阴阳头，水门汀地上跪了一两个钟头，抄了家，才子佳人剧本拿到造纸厂去造纸，挂牌子，牛鬼蛇神黑线女，扫了一个时期的马路，做了一点体力劳动，香港就说她自杀了。她说：她坚决革命。如果这话是真的，是真改造好了。这次革命，待遇取消了，这一下跟共产党走就是真的。但还要看一看，因为革命不经过大风大浪考验是不行的。
钱信忠作了两次检查，卫生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肯定。文化革命以前，毛主席讲，卫生部是城乡老爷卫生部。这就不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以前，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卫生部相当严重，批掉反动路线，再加上斗、批、改来揭么！卫生部执行反动路线铁证如山，无可抵赖。文化革命以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相当严重，否则为什么叫城市老爷呢？卫生部党委要有勇气，一方面自己揭，一方面要放手让群众帮助，变成革命的卫生部，不然就很不卫生，卫生要保护革命群众的健康么！现在卫生部作了一些调整，稍许有点进步……有了一点进步但很不够。钱信忠检查了两次，很不深刻！还可以再检查么！卫生部党组要坚决革命，坚决支持大方向对的同志们，要依靠革命的同志帮助我们。……现在讲讲我的责任，我是宣传部长，卫生部前一段运动不好，我有责任。
1、在运动初期，刚刚到北京来，看到卫生部搞了医生下乡，干部医院改了一点子，邓小平打电话要我讲一讲，我就去了，运动刚刚起来，我就匆匆忙忙去保他（指钱信忠）说：根据现在材料，卫生部不是黑帮。这是干什么呢？没有必要么！群众清楚么！是黑帮不讲也没有用，不是黑帮，讲了也不是。我那个时候可以拒绝么！问题是我头脑里有刘、邓思想也受他们的影响了，彻底革命的问题没解决，还有顾虑，对群众信任不够。
三、外事系统
外交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陈毅在外交部关于红卫兵扫“四旧”的讲话
陈毅在这次讲话中说了一些政策问题，如北京目前打人的风气很浓，不能提倡。有些东西是封建的东西，如骂人狗崽子。打人并不可怕，革命嘛，是暴动，看到打人，不要惊惶失措，见了不能马上镇压，挫伤群众积极性，北京今天有些地方打死人了，不要惊惶失措，没有什么可怕，但是对这些偏差要及时纠正，运动越搞得深入越要讲政策。抄家没收一定要经过手续，有的红卫兵去抄人家的家，有的红卫兵又去抄他们的家，他们就赶快回来保他的家。（黑五类）红卫兵要把他们送回去，这是好的，但是要和派出所联系，不要把人家置于死地，有的把黑五类往家送，送到半路就把人家打死了，有的抓住老往派出所送，派出所很快就满了。有的红卫兵说西哈努克是国王，要求我们搞阶级路线，我们还是要跟西哈努克搞统一战线。有的人提出要砸烂洋货。提倡国货，这是对的。但是用洋货也没有罪。群众运动打死几个地主有什么了不起的，当然有的风一吹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但运动是健康的，这场文化大革命震动了全国，震动了全世界，但也产生了一些偏差，要及时纠正，
陈毅的这些话与中央的精神是一致的。而有的人说，周恩来、陈毅是反对打人的，而康生、谢富治却是鼓动打人的。如果断章取义，陈毅也说了：打人并不可怕，打死几个地主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不是也可以说陈毅在鼓动打人甚至打死人呢？
对外文委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陈毅在斗争张彦的大会上的讲话
陈毅在讲话中明确宣布：打二十九个人为“反革命分子”证明了这廿九个人不是反革命分子，是革命的，结论要倒过来做。不是反革命政变，是革命事件。不顺张彦的心，不顺张彦向上爬的心，他就打。对五人小组来看大字报他非常怀恨在心，他想在这个地方立一个功，想在陈伯达和我之间制造分裂。想这样整五人小组，以为我可以回来就可以批准，这个他完全估计错了。
在对外文委五十多天，张彦来打“反革命政变”，宣布“反革命事件”，实际上他搞的是反革命。我们听了反革命的话，犯了听反革命的话的错误，我一点不含糊。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陶铸在对外文委的讲话
陶铸在这个讲话中说：文化革命委员会不单是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而且要变成监督领导的权力机构。
外文出版局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陈毅在外文出版局全体职工大会上的讲话
外国专家局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美国在华专家 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斯给外国专家局的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的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的道路？？？
留苏回国学生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王力接见被苏联勒令回国的留学生时的讲话
十一中全会以来两个多月，又是大高潮，大变化。但是，不是说毛主席的路线，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一帆风顺？没有阻力？没有斗争？不是的。在大革命中，每一步前进都是斗争的结果， 一个紧接着一个斗争。八月八日，发布十六条，八月二十日就有一个大学的筹委会委员会──北京工业大学谭力夫的讲话，他是一个学生。他可以发表讲话。但他代表一种思潮，他的讲话与十六条是根本对立的。这里一个十六条，那里一篇讲话，但到处在翻印，到处广播，到处散发，还到处执行，执行谭力夫的。到大学去一看，清华大学就印了二万份，它只有一万多学生，却印了二万份；再看看工厂，石景山钢铁厂也是人手一册，看看上次有人由于拥挤受了点伤的同学，到同仁医院，也有谭力夫讲话。机关也有谭力夫的讲话。有一次陈伯达同志与我在这里接见了陈伯达同志家乡──福建省惠安县的红卫兵，学生说他们也有谭力夫的讲话，印得很漂亮，是福建省委叫新华书店印的。他是公开反对毛主席的。说毛主席著作已过时了，十六条批判工作组执行的反动路线，而他就公开地宣扬工作组好，他提出一串口号：“高干子弟”、“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反动血统论，以资产阶级反动血统论来代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流毒很深。有人散播这东西，企图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阶级阵容较量。
就是从八月八日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未解决，特别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肃的坚定性、彻底性，在八月九月有批判，但不够有力。十月一日，林彪同志讲话里提出了这个问题，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从十月初起开始了比较猛烈的、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
对路线错误看法要有几个区别。第一、提出路线和执行路线的区别，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全国只有一、二人，他们负主要责任，其他的是执行的人。第二、自觉执行的（是少数的）与不自觉的执行的（大量的）要区分，革命新阶段只有五个月，很多同志不理解是可以想得到的。第三、轻重之分。轻重有时不仅有数量的不同，还有不同的量有时也可以有不同的质。轻重不同不仅有量的区别，还有质的区别。第四、改正错误与坚持错误的区别。什么叫改正路线错误？要有三个标准。第一、公开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第二、运动中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要平反，当众恢复名誉。第三，屁股要挪过来，过去站在群众对面，在文化革命对面的要挪到革命群众一面，与群众一起，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如果这三个标准做到了，就是改正了。
侨办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张春桥等在接见部分归侨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农业大学等校代表座谈纪要
四、工交系统
第七机械工业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李富春接见七机部“九·一六”联络站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李富春接见七机部“九·一五”部分群众代表时的讲话
抢材料，抢文化革命的材料，砸保密柜，档案室，中央是不提倡，不赞成的，这种行为我认为是过火的。昨天他们来了问我支持不支持，我说看了材料再说。对这个问题我在这里表示个态度，抢是过火的行为，中央不赞成，不提倡。同时也要看到整个北京市的这个行为，特别在院校带有普遍性，空军学院、地质、外语、体院、机械学院都发生过这种情况。我同意你们的说法，院校和你们院部情况布一样，七机部这种行为更严重，对你们七机部来说，这种行为更不能支持，更不能提倡。
我们也不同意说成这是反革命的行为，因为牵涉许多人，除了被少数个别坏分子利用的，其馀一般地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这次七机部发生的事件在各机械部中是个教训，其它机械部不要去参观了。其它院校的教训也很深刻，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同志为这事被撤职了。邮电学院把材料放到武器库，以为这样就保险了，结果人家就是从这里把材料找出来了，邮电部长停职反省，搞得各部很被动。
第一轻工业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谷牧在第一轻工业部全体党员和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
这段运动打击面宽了。据说一轻部在家的司局长，有三分之二在大会、中会和小会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斗争；处长以下的干部，有七十多人在大会、小会上受到了批判，有的同志反映，八月十三日这次会被揪上台的就有二十多人，有十几个是处长和一般干部。
这一段运动有错误，应该首先由工交党委和薄一波同志负责。一波同志在七月二十九日大会上，听了少数人的发言，不经调查研究，也不与部党委的同志交换意见，就轻率地说一轻部是“黑暗系统”，并且不加分析地把上台发言的人都说成是“革命的左派”。这是很不妥当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李富春接见第一轻工业部革命群众代表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月八日，李富春接见第一轻工业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谈话
我不希望同志们利用我十一月四日的讲话，影响对薄一波的批判，或者为个别人的错误打掩护。也不希望用我的话去压制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李先念接见工艺美术工作者时的讲话
五、财贸系统
商业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王磊关于对待刘孜如问题所犯错误的检查
北京商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在领导上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了学生中红色造反军和筹委会两派的对立，而且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红色造反军这一派学生找到中监委驻商业部监察组，同监察组的同志（我当时认为主要是刘孜如同志）挂上了钩，建立了联系。我又听说（可能是曾传六同志告诉我的）刘孜如同志在与学生的接触中，没有按照曾传六同志交待的三条去办，相反地却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对刘孜如同志的行为，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认为刘孜如同志是党的高级干部，先念同志的指示和姚依林同志的意见，曾传六同志已经转告给他，而他却置之不理，也不听曾传六同志的招呼，在那里片面地支持学生中的一方的做法，是控制并指挥着监察组的同志同领导唱对台戏，是别有用心的，是想把水搅混。我认定刘孜如同志是夺了曾传六同志在监察组的领导权，是政治扒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王磊代表商业部党组所做的检查
一、关于六、七两个月的运动问题
方向性的错误在于我们没有把揭发的重点首先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首先强调“炮打司令部”和引火烧身，鼓励群众大胆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大胆批评领导的缺点和错误。
二、关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问题
我们却说“群众的眼睛红了，再下去，就没有政策界限了，” 在研究分析问题时，我说过：有的人贴的大字报是犯了“左”倾幼稚病，有的是有个人情绪等，我还给个别人（有局长，也有一般干部）打了“保票”，或者发表过自己倾向性的意见。
三、关于刘孜如同志的问题
在党组扩大会议上，把刘孜如同志也说成是野心家、阴谋家、政治扒手，是极其错误的。
四、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
由于我们对两条路线的斗争缺乏认识，对于我们所犯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也缺乏认识，因而在林彪同志国庆节讲话和《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表现出行动迟缓。我们没有立即发动群众起来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及时地认真地结合我部运动向群众作检查，没有迅速地同群众在一起，彻底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影响，还在继续准备批判吴雪之，同志们对我们的批评，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粮食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李先念在粮食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你们谈到你们部关于“三个横扫，一齐扫”是否方向路线性错误有争论。
三个横扫一齐扫，中间有一个短时期内，突出两个锋芒不够，面放宽了一些，大了一些，这是个缺点，但决不是什么方向路线的错误，这与学校的情况不同。三个横扫是我们提出来的，我们负责，不能由党组负责。
二、这个革命是个大革命，是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当统帅发动起来的，一次伟大的革命。
这次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来个横冲直闯，又打，又斗，又抄（有的打死了）。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然心里有些不满），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次把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痛痛快快地整了一下，包括宗教教堂也扫了一下。要充分看到运动的成绩。有些过分了点没有呢？至于八月廿九日三轮车不能坐了，当时高档商品不能出卖了，馆子也不能下，辫子也剪了，等等，有些过了些，这也是难免的。
三、炮打司令部问题
如果各级司令部都要打，是不是都当成修正主义打？！
现在一打各级党委，各级领导都成了黑帮，那么，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不就落空了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但允许这样想。开始这话不能讲，你讲他就要揪你。现在讲是时候了，不讲也不行了，有的学生对省委，市委一围就是几天，不出来就揪人。你们那也有人说盖子没揭开，打成牛鬼蛇神就过瘾了。
粮食部的运动是不是方向路线错误？即使是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牛鬼蛇神，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商业部有吴雪之。他就是对党不满，趁着群众运动的高潮，伸出黑手想捞一把，组织地下司令部，想把姚依林打成牛鬼蛇神，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这有什么奇怪呢？这就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平时他不讲不学毛泽东思想。现在他大喊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其实是政治扒手。群众把他黑手抓住了。现在看来，确有几个部，几个副部长有问题。看来，他们也不一定是牛鬼蛇神，也不过是一二三。其他是三类的，但也要经过斗争，否则他们不服气，转不过来。这一小部分人，并不是每个部都有，总是少数。外贸部就没有。粮食部里，部长一级也没搞出来嘛。有少数并不奇怪，不然，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就不灵了。
有人说我在商业部讲过一次活，检查了三个横扫、五个原则是方向路线性错误。我没有讲过。
商学院组织大围攻，围攻了一百多人，七个人打成反党分子（没作反党结论），还抓了人。学生斗学生还打伤了人。以后了解七个人被打伤、挤伤。这还不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八日，陈国栋代表粮食部党组所做的检查
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的错误表现在八月以前一段时间内，始终没有明确运动的重点。当时党组对运动的指导思想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就是说，不管是领导干部，或者一般干部和职工，不管什么人，只要是牛鬼蛇神，都要把它揭发出来，批倒斗臭。我们没有明确地提出把斗争的重点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首先集中火力，火烧司局长以上干部，特别是火烧党组。没有首先鼓励群众大胆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大胆批评领导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六月二十日以后，我们指导思想和具体作法上的错误更有了发展，集中表现在“三个横扫一齐来”和“五条”的前三条上。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提出“三个横扫一齐来”，“对什么问题都可以揭发，对什么人都可以揭发”，“上下一齐扫”，“党内外一起扫”，而没有重点。党组在司局长会议上还讲过，启发诱导知情人揭发问题，做到揭深揭透。在大字报揭的面已经比较宽的情况下，党组还错误的提出“犁庭扫穴”，“搜索战场，寻找死角”，怕把牛鬼蛇神漏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等在中央财贸各单位代表会上的讲话
李先念说：我犯了错误，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部要求我们检查是合理的、应该的，欢迎同志们揭发。对同志们的揭发，我抱欢迎态度，希望同志们揭。在六、七月，就是在八、九月份，老实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的脑子中仍然继续起作用。对两派──革命的左派、革命的保守派，看不清。同志们问我，多数派、少数派，谁是左派？我说都是革命派。所以，你们说我合稀泥，我接受，我是从阿尔巴尼亚回来，通过中央工作会议后才比较认识到这个问题。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和怀疑是完全应该的，错了的，为什么不该怀疑呢？不该批评呢？
李先念的十二月讲话比较九月份的讲话，应该说是大有进步，就是不知道他的这个认识是真的呢？还是违心的？
六、公检法系统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谢富治戚本禹与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的谈话
法院本身的运动，对某些同志，秦义等他们是一般干部，不管他们有多少缺点和错误，他们毕竟不是领导干部，不是当权派，所有材料证明，他们不是牛鬼蛇神。用了很大力量批判斗争他们，这是错误的，所以你们要叫王维纲检查，批评他是合理的，我们是支持你们的。这件事我与戚本禹，周荣鑫，严永明三位同志商量过，请示了总理，王维纲同志应该检讨、批判，总理也赞成。批判工作组方向、路线的错误，这是毫无疑问的，应该彻底批判。
高院至今对沈兰村镇压革命学生未很好地揭发批判，未引起强烈反映，这是完全应当重视的问题。为什么高院不重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谢富治对重庆红卫兵和华东政法学院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康生对某部一个学习简报的批语。
贰、本节简论
从中央机关文革运动开展的情况来看，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除个别部委如宣传部、文化部等以外，一般都采取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方针，把斗争的矛头主要对准了一些有问题的人，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个方面，是根据当时中央一线领导的指示，向有关的大专院校派出了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
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后，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部委比较主动，认真检查了前一段的错误，如商业部、粮食部等。有的部比较被动，如国防科委、地质部、广播电视部等。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
他说：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仅仅有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没有机关干部起来积极投入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去，是不成功的。有好多重要问题，就是依靠机关来揭露的。
2007年4月16日初稿
2011年7月28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