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三节 召开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本节概述
一、一些地方动用军队、警察及挑动工农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八月二十日以后，北京及全国各地的学生开始行动起来了，有的城市，学生们纷纷走向社会，横扫“四旧”。但是，地方各级的领导干部，思想并没有真正跟上来，少数地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继续镇压群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兰州大学学生与铁路职工、铁路中学学生发生冲突，兰州市公安局出动上百名警察，在兰大门前实行戒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西安交通大学等院校学生到省委门前静坐示威，被一些人打伤数百人。（详情见陕西省情况）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湖南大学土木系279名学生到长沙市委机关造反，发生了挑动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围攻殴打学生的事件。
八月二十二日，湖南大专院校一些学生上街游行批评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受到一些保护省、市委的干部、群众的围攻。
八月二十三日，长沙出现大规模的游行，提出在罢免省委第一书记王延春的官。
八月二十七日，中南局派中南局第二书记到湖南主持工作。
九月一日，长沙市中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改组省委，罢王延春等人的官。
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免去王延春的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中南局也作出决定：免去长沙市委几名领导干部的职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陕西省铜川一中学生包围了市委，在场的公安派出所长杨万杰，竟擅自鸣枪示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
这篇社论强调指出：
第一，党中央这个决定发表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新高潮开始了。
第二，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煽动少数工人农民斗学生，来转移斗争的目标。
第三，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
第四，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反对不得？
第五，革命的学生们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等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的组织。他们有上街游行示威的权利，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权利。
第六，广大工农兵群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革命学生的强大后盾。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地质学院学生一千多人到地质部要求曾经在该学院任工作组长的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回学院作检查。地质部领导以“保护干部的人身安全”为由，不肯交出。
九月五日，地质学院学生再次到地质部找邹家尤，找不到人就不走。
九月七日，地质部领导招来“西区纠察队”逼迫地院学生撤出，双方发生武斗。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廿五省市红卫兵的谈话中指出：邹家尤搞了档案，说“东方红”是反革命，搞了些材料，这不对嘛！两个月了，他就是不交，直到正式文件有了，他还不交，最后“东方红”把五位副部长都拖去，找到了几个箱子，都是“东方红”的档案。）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这篇评论员文章揭露驳斥了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出的种种谬论：“你们是反革命”、“你们捣乱”、“你们狂妄，你们幼稚”、“糟透了”。明确地宣布：必须革命，必须造反，必须造资产阶级的反，造帝国主义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造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反。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总政治部关于正确处理地方学生要求斗争部队重点批判对象问题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到国防科委，要求曾经在该院担任工作组长的赵如璋作检查。
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以“赵的身体不好，如果交给学生批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由，不肯交出。
九月二十二日晚，陈伯达亲笔写下了“军令状”：“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同北航学生聚谈或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
九月二十三日国防科委才交出了赵如璋，学生也撤回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廿五省市红卫兵的谈话中指出：北航“红旗”过去受压制，人家要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就是不去检讨。你们是受蒙蔽了。你们讲×××是好同志，我看他不是，要不，为什么不让赵如璋去呢？国防科委有一个副主任罗舜初，已停职反省了，他去过北航六次，有人说八次，据说开会时坐在地下，这样的接近群众，可是，他就是不让赵如璋去检查。中央的同志说了，他就是不干，我看他就不是一个好同志。赵如璋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对不住学生，一定要检查，烧掉整理的材料，可是罗舜初就是不让他去，就是要保护赵如璋，和稀泥！这才真正和稀泥！我说你要让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首先要说服红卫兵，不要压制，要说服多数，然后再去少数中检讨，然后双方开会求得统一。主席在八月打了招呼，要刘志坚同志传达，一定要让赵如璋检查；陈伯达同志立了军令状，以生命担保赵如璋出去没问题，他就是不放心；最后没办法，中央才决定停职反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
这篇社论强调指出：
第一，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不仅适用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且也适用于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真理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用文斗的方法，就能够斗垮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文斗就是充分揭露，深刻批判。
第四，只有文斗，才能彻底揭露那些牛鬼蛇神的反革命的丑恶面目，才能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彻底把它们斗垮，斗倒，斗臭。
第五只有文斗，才能通过这些反面教员，教育自己，教育群众，彻底肃清他们在群众中散布的毒素。要用文斗，不用武斗〔１〕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和群众关系的四个问题的批示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北京、上海、兰州等地在乌鲁木齐串连的红卫兵，认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文化大革命存在严重问题，要找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区党委干部禁止他们进入区党委办公大楼，许多人还高呼口号“誓死保卫区党委”。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南充市发生了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围斗学生的事件。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贵阳市发生压制北京串连学生事件，清晨，一百多人的队伍，手挽着手，向着南下革命串连队的指挥所门前冲去。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
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关于不准挑动工农兵干预学生运动的决定
主席的指示一针见血指出了当前全国各地运动中出现紧张形势的病症所在，怕学生，调动工农整学生的作法是错误的。希各中央局、各省市、各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门立即根据主席指出，对前阶段文化革命进行总结检查吸取教训改进领导，为此中央决定：
一、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
二、凡是发生过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事件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平息工人、农民、市民与学生之间的纠纷，决不许把责任推向群众。
三、劝说工人、农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中绝大部分是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不要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
四、各级党委不要怕学生、不要怕工人、怕农民、怕群众，要放下架子站到学生中间去，到群众中间去，和他们商量问题，坚决走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坚持十六条，没有什么不可解决的问题。在北京有些负责同志这样做效果很好。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向工农兵致敬 向工农兵学习》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 毛泽东第三次接见来京的约百万师生和红卫兵。
林彪在大会上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紧紧抓住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就可以防止坏人混水摸鱼，就可以避免我们在斗争中抓住次要问题，放过了主要目标的错误。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林县县委组织三万多名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围攻安阳地委机关红卫兵。这些红卫兵是到林县要求安阳地委副书记兼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回地委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前湖南省委书记、中宣部副部长张平化在湖南省委召开的大会上，作了一个在全省反右派抓“黑鬼”的动员报告，随即大批同情、支持过造反学生的人士遭到打击，湖南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又陷入低潮。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银川市自这一天起连续发生了以自治区机关干部为主围攻革命学生的事件，并且越来越严重。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会上的讲话
如批判错误的东西，错误的事情，错误的言行里发现当权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个别错误或严重错误，或是敌我矛盾的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必须在调查研究当中，在初期的批判斗争中，才能逐步的深入，这是一方面，就是同学们方面应该作这个准备工作，不能简单一哄而起，骂几句，打几下就能得出结论来；另一方面被批判，被斗争，如果他确定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拿我们同学的语言，不是黑帮，你不要怕嘛！青年来批评你几句，戴个高帽子有什么不得了啊！（鼓掌），我得声明我不是提倡戴高帽子（鼓掌）。
一方面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轰他几炮再说，大闹大骂大打，另一方面怕得了不得，吓破了胆，总是不见，这样感情就越搞越激动起来，那就势必闹翻，这个并不好，我们一直反对这个样子。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沈阳农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于向院文革索取黑材料时，遭到了他们的殴打，有二十四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五类子弟）被从一、二楼窗口扔出去，有的摔成重伤。在此同时，有三位共产党员教师（第一个给院党委贴大字报的）在东北局，市委的参与下，被非法绑架，押送北京。
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排除各种干扰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说：
毛主席早就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原文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把党内的错误路线定性为“反革命路线”，失之过重。毛泽东审阅时修改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文章指出：
十六条的公布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过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正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立场、正确路线上来，而不要发展到同党对抗的地步。
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因此，他们是一定要失败的。
（编者按：这篇文章把“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修订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从语法上来说，更加合乎规范。
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周恩来曾提出疑问。经过毛泽东说明修改的过程以后，周恩来说：我明白了。后来一些人借此宣扬；周恩来反对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说他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无中生有。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周恩来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引用了周恩来十月三、九、二十二、三十一日的一些话作为证据。他引证的那些话，完全是断章取义。）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周恩来对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说：
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的敌人是反抗和敌视的。公开的反动势力、地富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些已经注意了。经过了十几年的斗争和改造还有没有改造好的分子，这是一类。这些人敌视无产阶级专政，敌视毛主席、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对这些敌人要十分警惕，一有机会他们就要造反，对他们就要给予揭露、反击。要造他们的反。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司令部，我们要捍卫毛主席的领导，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党内反映了这个阶级斗争。就是说党内的某些同志对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很不理解，口头上说执行十六条，实际上执行另外一条路线，这反映了一条资产阶级路线，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违反、抵抗这条无产阶级路线，从社会上反映到党内来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
大会通电指出：目前流传极广、流毒极深、影响极坏的谭力夫“发言”，正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反映，正是吹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它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诋毁十六条，全面地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讲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想讲又不敢公开讲的黑话。这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坚决把它连根锄掉！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中央首长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讲话：
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中央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我希望同志们在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掌握稳政策，学会善于运用斗争的策略，最重要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在斗争的考验过程中，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孤立打击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周总理讲话：
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讲的那段话。
过去各级领导或者一些工作组对革命同志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受压迫之类，这些事情，宣布一律平反。
三、召开十月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进一步排除党内各级干部的阻力。
会议印发了林彪八月十三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国家计委党组《今年一至九月份经济情况》等文件。还印发了十几个参考材料，如关于红卫兵的《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关于国务院文教各部门红卫兵查抄五类分子家庭的情况简报》、《小学也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李雪峰同志代表中共北京市委作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检查提纲》等等。
第一阶段：十月九日至十五日，以小组会为主，大家谈对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认识。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毛泽东与各大区领导谈话说：
大家在工作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责任是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执行的人有各种情况，要区别对待。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下午开全体会议，林彪讲话
现在我们需要总结一下这一个时期的经验，研究怎么样继续努力地贯彻十一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四日下午总理、陶铸同志还有军队的同志在主席那里汇报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时候，主席就提出来召集各地的同志开这个会。主席本来要亲自到会，恰恰这两天受凉。这个会议的时间准备只开七天，从今天起就开小组会，大约开两三天，然后再由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作综合性发言再讨论两天，最后一天请主席作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就中央工作会议的开法问题提议：（一）发言请谈观点、摆问题。（二）每区发言两种方法，每大区先有一个同志发言，其他同志以后讲，或者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一起讲。（三）可以口头讲，也可以书面谈，充分发扬民主，尽可能都能发言。不同看法，开门见山，都可以讲。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恩来接见清华大学八个组织的代表，针对他们要王光美立即到清华大学作检查事指出：你们四日交的信，五日收到，九日就检查，太快。彼此要有个信任嘛！王光美就在中南海，我们要对她负责。她作检查也要准备中央也要讨论。王光美不能到清华去当场检查，可以背靠背。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叶剑英在第二小组发言：主席说，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一月，还月四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了两个月，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现在的战备任务很重，时间很紧。可能在一九六八年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备动员，这一点日本人、美国人都看出来了。打仗就得靠青年，把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什么都不怕。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曹狄秋在第三小组发言谈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周恩来在第五小组插话说：要争取主动。有些省市委的同志如果不争取主动，还要继续被动下去。还有各部委的同志，要自己解放自己。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吴德在第一小组发言谈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一九六六年十月，李雪峰代表中共北京市委在群众大会上所做的检查提纲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的讲话
目前运动的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主要解决两条路线的认识问题，这个运动进行好不好，是要看贯彻毛主席对文化革命正确路线如何，各部门各地都要想一想。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小组会上讲话
八月十三日，我接手过问科委、科学院的运动。为什么科委的运动进展缓慢？一是因为我忙，二是韩光阳奉阴违。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周恩来就清华大学红卫兵以发“请帖”的名义要王光美去清华参考批判会事批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转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我准备少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熊复在第二小组发言：
新华社五百多名记者，二十八个分社，竟然不能担负向中央、毛主席反映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真实情况的任务，中央文革小组从部队中抽了一百多名军事记者到全国各地了解情况。
一九六六年十月，马纯古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周恩来在第五小组会议上插话：“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把我们自己放在内。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整个的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很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周恩来和陶铸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中央工作会议进展情况建议毛泽东十四日或十五日约常委谈一次，听取汇报。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大区负责人和会议各组组长在毛泽东处开会，听取各组汇报和研究会议情况。
第二阶段：十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
（一）形势大好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了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宣告失败。
（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并未全部消失。
1、路线问题要分开看。一种是提出的，一种是执行的。提出的某些代表人物，他们要负主要责任。
2、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错误路线有其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相当一批世界观未改造好的糊涂人。
3、派大量工作组镇压群众是路线错误，没有派工作组，但也镇压革命学生，同样也是路线错误。当然，有自觉执行的（少数）和不自觉执行的（大量）之分，有轻重之分，有及时改正错误和仍然坚持错误之分。
4、区别改正和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承认了执行的是一条反动的错误路线，认真为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并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
5、不肯彻底批判错误路线，就不可能认真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即毛泽东思想路线。
6、因此，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后，还用各种形式在各种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如对待大串联，少数多数问题，仍挑动工农群众、机关干部同学生冲突等等，归根结底，都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
7、压制群众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不是说凡是执行反动路线的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要自己能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那就不仅可能是二、三类干部，还可能是一类。以前定为一类，犯了这个错误，也必须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8、对一般同志来说，他们错误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但大家都要有高度警惕。无论何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他们只要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会滑到同党对立的道路上去。文化大革命是对每个人的严峻考验，现在仍在考验着每个人。
（三）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
怕字派说：“群众乱起来了不讲道理，不守规矩，闹得很糟，把习惯秩序打乱，使事情不好办。”又说：“文化大革命妨碍生产，一闹，生产就不好进行，计划无法保证。”又说：“文化大革命会给反革命钻空子，右派闹翻天，闹得厉害得很。如：‘不安分’、‘野心家’、‘伸手派’、‘暴徒’、‘野蛮人’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众、怕革命。
（四）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
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持阶级路线，善于发现不带括号的左派队伍，争取许多摇摆不定的，可东可西、可左可右的人，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资产阶级右派，揭露玩弄权术的两面派。有人企图用宗派主义代替党的阶级路线，把革命原则抛到九霄云外，不理会各种派别带有政治性、阶级性，用血统论代替阶级性，企图混淆阶级阵线，孤立无产阶级革命队伍。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继续小组讨论。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中央宣传部发布了第五次接见师生的口号。
十七日又重新发布，删去了一条有关欢呼毛泽东的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凌晨，“首都红卫兵三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上街游行抗议，并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十月十八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了首都红卫兵“三司”提出的标语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
同日下午，清华大学出现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周恩来约陶铸、童小鹏、周荣鑫谈话，布置劝阻哈尔滨工业大学师生去天安门张贴批刘少奇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周恩来就北京外贸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要李先念去参加二十日下午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要求提供三辆宣传车在街上播送李先念讲话录音事批示：“参加大会可以，提供三辆广播车在大街上播送李的录音不可以。”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周恩来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告诫他们不要去天安门张贴批刘少奇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周恩来得知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准备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五十万至一百万人的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誓死保卫毛主席”大会一事后，要周荣鑫和中央文革办公室派人分头去做劝说工作，说服他们不要开。后此会未开。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后，约刘少奇、邓小平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约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李井泉、魏文伯、王任重、韦国清等各大区负责及陶铸、陈伯达、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谭震林、萧华、江青等开会，谈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方式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和陶铸、李富春约邓小平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约国务院副总理、各口负责人、各部委党组书记、中直和中央军委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开会，谈如何缓解在工作组问题上工作组和学生的紧张对立关系。指出：工作组，首先是工作组组长或几个主要负责人，要挺身而出，承担责任，不要推三阻四。工作组的错误总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嘛！今天下午会上有两位同志作检讨他们把责任负起来。会前如今这么一个紧急小会，先给你们打个招呼。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约国务院副总理、各口负责人、各部委党组书记、中直和中央军委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开会，谈如何缓解在工作组问题上工作组和学生的紧张对立关系。指出：工作组，首先是工作组组长或几个主要负责人，要挺身而出，承担责任，不要推三阻四。工作组的错误总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嘛！今天下午会上有两位同志作检讨他们把责任负起来。会前如今这么一个紧急小会，先给你们打个招呼。
（编者按：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丢掉周恩来讲话的前半截，并说：“周恩来的这番话虽然说得很含蓄，但他的用心是为了保护刘少奇、邓小平和各级领导干部。”这是歪曲周恩来的一个典型事例，千方百计地把周恩来说成与刘少奇、邓小平是一路货色。）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
一开始就订出了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要内外有别，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到各地党委，认为北大工作组六月十八日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由此，就在事实上支持了北大工作组的一些错误作法，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就给全国定了一种基调。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在这些文件中也有一些错误，也发生了一些不好影响。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他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
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各组讨论
谢富治在第五组发言说：刘少奇右倾思想是一贯的。在组织上也是搞宗派主义、搞私人势力，分裂党，由不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到平起平坐，发展到起而代之。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彻底肃清刘、邓的影响，是很必要的。
叶剑英在第二组发言说：主席讲，很多问题都揭出来了。会议再开下去，调子越来越高，势必打成黑帮，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样对全党全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主席既有高度原则性，又有高度灵活性。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对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批语
即送陈伯达同志。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讲话
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
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
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的多数。真正“反”字的还是少数。
真正四类干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周恩来说：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
对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天津万晓塘死了以后，开了五十万人的追悼会，他们也认为这是大好形势，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说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
你们有错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谁会打倒你们！
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
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在十一中全会上批评过，大多数同志不知道，这次会议说穿了，就是刘邓，就是刘邓的错误路线。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主要表现在怀仁堂几次会议上的汇报和决定的一些问题。在怀仁堂的会议，主要就是他们两人搞的。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变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他就要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有不同意见的人，用各种办法把他们打成“右派”或打成“反革命”。
工作组的形式，便于执行错误路线。如王光美到清华大学，后台是少奇；邓的女儿在师大附中，后台是邓；刘的女儿到清华附中，也是有后台的。这里是挑起了群众斗群众。工作组撤出之后，还是有人在那里操纵的。
有些地方的同志错误路线很适合于他；有的同志自己的世界观未得到改造好，习惯以势压人，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有的是盲目地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就是毛主席的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
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但是许多地方是执行的。总的估计是，大部分同志是不自觉的，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大多数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而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我们斗争的方式有的时候是采取报刊批判的方式，例如以前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胡风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对杨献珍的批判，以及对吴晗、邓拓、翦伯赞、周扬等的批判，等等，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运动，有很深刻的意义。可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要有像五个月以来的这种轰轰烈烈的，全社会都动起来的大扫荡，大破除。这种运动，这种大战役，搞他半年或者一年，打下一个坚固的基础。这种运动的作用决不是那种报刊上的批判可以代替的，这有它的特大的作用，有它的特大的威力。这次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好多人的确是怕出乱子。乱子有两重性。这是毛主席早就讲过的。总的方面不可能出大乱子。你们现在如果怕出这点小乱子，将来要出大乱子，牛鬼蛇神将来要造无产阶级的反，造我们的反。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十七年
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
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了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
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那么快地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组织部一些人要去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送决心书，表示坚决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被陶铸阻止。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各小组继续讨论。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华东组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过去从未有过的。我们每一个人不仅缺乏实践经验，也缺乏历史经验。”“我个人在这五个月中，前五十天虽两次外出，但在京时也没有做好助手的作用，对工作组提过改良主义的办法，没有及时向伯达同志请教和深入到群众中学习。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在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路线斗争是文革小组与少数派谈话后提出来的，我未预见。”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目前的形势还处在运动的初期阶段，运动还可能持续五年到十年。运动是方兴未艾，继长继增，欲罢不能。运动的规律要逐步认识，逐步地摸出规律。从乱中摸出道路来。
出修正主义不是不可能的，全国性的，地方性的都有可能出现，如果不提高警惕，不提高认识，那就有可能，不能再稀里糊涂的啦！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在运动中经受锻炼。
大区、各省、市委机关的文化革命运动，初步设想，在春节前告一段落。中央各部的运动，也在春节前告一段落。
革命大串联是学生的创举。
红卫兵主要还是学校的红卫兵，三十岁以下的革命的青少年组织。学校以外的农村公社、生产大队、城市的机关、工矿企业、群众团体一般的不要组织红卫兵，已经组织的可以保留一个时期。不发展、不串联，看前途如何。红卫兵成员总是要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先进的少数总是要团结多数，孤立极少数的右派，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发展。坚持维护主席路线的当然是左派，摇摆不定的当然是中间派，右派就是比较保守派，我建议叫保守派不要叫保皇派。支持左派，团结中间派，教育保守派。蒯大富三论造反的大字报，最后剩下一个人也敢于坚持。不怕孤立。不成熟不要紧，大方向对，成熟是从不成熟来的。
要民主集中制，在最大的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实行民主。现在主席这个思想开始实现。要使我们党不变颜色，就要靠掌握主席思想的广大群众来监督我们，如何使广大群众掌握主席思想这就要进行操练，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大操练，大演习。要经得起大民主的冲击，要敢于实行大民主，要敢于这样做，要敢于放手让学生冲我们几个月，一年，几年。这是马列主义的气魄，毛主席是这样的气魄，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气魄。我们做梦也没梦到这么大的局面，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现在的民主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没有的，有四大民主，六大权利（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示威、游行），而且还停课放假闹革命。还有徒步旅行的权利，还有坐火车搞串联不要钱的权利。
这样大的民主，总还要有一部分权利集中到毛主席领导手里吧！至少有三条：
一是不准动解放军。
二是法院、监狱、公安、档案等专政机关，你们不能代替。
三是宣传机关，新华社、报纸、电台、电视台等也是专政工具，不能乱，不能干扰。
罢官，你们可以提议，但是不能罢，不能将各级领导宣布罢官。扣人，抄家也不要搞。领导人的家不能抄，也不要打人和体罚。
四、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国家经委一些人贴出大字报《薄一波究竟是什么人？陶鲁茄为什么要包庇他？》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社论阐述了四个问题：1，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大意义；2，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根本对立；3，对于犯路线错误的人，应当加以区分；4，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以及犯路线错误的人应有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聂元梓、孙蓬一等十一人贴出大字报《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时对一些负责人的谈话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给革命群众平反的紧急通知
（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一阶段，凡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等等，都当众一律平反，公开检查，赔礼道歉，给他们恢复名誉。
（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阶段凡是被打成“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或者因为给工作组领导提意见而被开除的职工都应恢复工作。
（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整理群众的材料，都按中共中央规定，认真处理。
（四）凡是因为把革命职工打成“反革命”而停发、扣发了他们的工资的，都应当予以补发。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
对于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因为给领导上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众，都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并按以上规定处理材料问题。即全部集中，当众焚毁。
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对待犯错误的领导干部，一般应该遵循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为了让他们改正错误，继续工作，不要连续地在长时间内去斗，不要勉强留下他们，也不要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应该主动地、认真地、虚心地向群众进行检讨，不要同群众形成对立的状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在部长会议上的报告中关于档案问题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重要通告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贰、本节简论
事实证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推动了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
刘少奇、邓小平在十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虽然也作了检讨，但是，历史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只是企图蒙混过关而已。时机一到，他们就会翻案。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错误路线并不存在，刘少奇、邓小平并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刘少奇在检讨中讲了一些真实情况和真实思想，但是整个看来是违心地按照《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口径讲的。他没有弄清也无法弄清自己犯了什么错误。邓小平的检讨也是违心的。
人民有权提出这样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参加革命几十年，他们还有做的哪些事、说的哪些话是违心的？总不会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就是违心的吧？！
2007年3月19日初稿
2011年7月21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