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二节 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制订“十六条”
壹、本节概述：
一、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群众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这篇大字报由聂元梓等人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下午贴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上。从它的内容可以看出，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党委在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以后，并没有认真贯彻“通知”的精神，而是一味地强调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不准开大会、写大字报。綑住群众的手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而当时，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党委也是按照党中央在一线领导运动的刘少奇等人的指示进行工作的。这张大字报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的批评。
大字报贴出以后受到一些人的反对，反对的人也贴出大字报，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贴大字报反对党委。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晚，周恩来派中共中央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部的负责人到北京大学，批评聂元梓等人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并重申中央关于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晚，李雪峰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要按中央指示进行。中央和国务院指示，不要把内部和外部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
现在只是第一个战役刚刚发动。目标就是三家村黑店，别的还没有准备好。
北大党委要把这运动领导好。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不要弄得乱七八糟，要有秩序，有纪律。
最近北京市中学生热情很高。到北京日报社去提抗议，这是好事，但太多了也不好，不要太多了。主席说：群众来了就提提，但不要太多了，有人开大会声讨，外地还发通电，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这是好事。但是给外国人看，好象党中央摇摇欲坠。开大会声讨向主席请示一下。主席说“这个形式不是最好的形式。”
周总理对大字报有指示。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党员要有民主权力，大小字报内外要分开，国内外党内外要分开。外部的外国人可以看，内部的外国人不许看。党内问题，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贴。如果讲不通可以贴。你们有意见可以向华北局，党中央，毛主席提。有些人说通了可以撕下来，有些人不撕可以贴上新的盖起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登载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解放军报》刊登《剥“权威”画皮向“权威”开火》的编者按语：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 长：陈伯达 顾 问：康 生 副组长：江 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 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 欣、姚文元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碰头会研究，由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碰头会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商定后，周恩来当场用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获得同意。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由于报社编委会不能改变目前的局面，许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今天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三十一日即进报社工作。
当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由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对《人民日报》等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的谈话
首先人民日报改变不了局面，争不得主动，中央同志也着急，总理讲得很气愤。北京日报出问题在于市委。人民日报，把自己放在同北京日报一样的地位了。看版面吧，和北京日报一样，哪里出了问题？中央出了问题？彭真四月初就没管事了。过去他插过手，这两月账算不到彭真身上吧？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泽东关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大字报的指示
“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同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授意、修改和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我们必须坚决遵循的。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工农兵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反革命的文化阵地，摧毁反革命的文化堡垒。那些什么“三家村”、“四家村”，不过是纸老虎，他们的“将帅”保不住，他们的“车马”也同样是保不住的。
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定能够更加有力地团结群众进行战斗。一时还看不清楚的人们，一定会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觉悟。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来。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革命斗争，一定能够胜利。一个欣欣向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北大，一定会很快地出现在人民的首都。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一步一步地深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步一步地深入，必然会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问题突出出来。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这是触到人们灵魂的问题，也就是触到人们的世界观的问题，触到人们脑子里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这是两个敌对的世界观的斗争。
电台广播、报纸刊登北京大学的大字报一事，在群众中特别是高等院校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张贴第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春光──祝第七届"上海之春"胜利闭幕》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清华大学贴出七百多张大字报批评校长蒋南翔。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上海同济、交大、复旦、科大等高等学校，纷纷贴出大字报，揭发党委和党委书记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批判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华东师范大学召开声援北大聂元梓的大会。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清华大学贴出一万多张大字报反对批判蒋南翔，提出了保卫蒋校长、保卫校党委的口号。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十一个学生贴出《姚力的居心何在》的大字报，提出要揪党委领导人中的黑帮。
教育、外语、地理、历史等系相继贴出类似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
二、刘少奇、邓小平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把革命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八条指示，其中主要内容是：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上街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要打人和侮辱人；防止坏人破坏。
会议还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对领导瘫痪的学校派工作组的意见，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文化大革命。
这些措施首先不是热情地欢迎、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而是惟恐群众运动“出轨”，搞一些条条框框去加以限制。在这种精神状态和思想指导下，即将出现的问题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李雪峰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李雪峰的这个讲话就是为了贯彻刘少奇的“八条规定”。
此后五十多天里，各地都采用了派工作组的办法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并贯彻了刘少奇的“八条规定” 。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问题。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
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的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
这篇社论不指名地公开批判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北京邮电学院一些人因工作组保护校党委而赶走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社论指出：陆平等这一小撮保皇党，拼命抵制和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对一批积极分子进行的种种残酷斗争，竟长达七个月之久。这是一九六五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康生对北京大学同学的讲话
康生到北大看大字报时，在学生三食堂门前对北大师生说：同学们！我看了你们的大字报，很高兴。有你们这些革命的同学，什么牛鬼蛇神、什么彭真、什么陆定一、什么罗瑞卿、什么陆平、什么彭佩云都统统被打倒！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西安交通大学一些学生反对工作组，提出工作组有黑线、省委有黑线。
当晚，工作组开会，认为漂上来一批闹事的尖子，出笼了一批牛鬼蛇神，要组织队伍追根子。
事件发生后，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右派。陈伯达不同意。
七至九日全校各系对尖子开了大小斗争会，并把学生领袖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九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北京日报》新编委会公告
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规定：校外人员不得自由进入北大校门。
同日，北大一些人到清华大学支持揭露蒋南翔的问题。清华派人把这些人押送出校。
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会议，汇报并讨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陶铸、江青等人。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泽东由周恩来陪同在杭州同胡志明谈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他。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比你们的河内坏。我不能过问，刘少奇同志不能过问，周恩来同志不能过问，邓小平同志不能过问。罗瑞卿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
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
现在，主要是看大字报；报纸上也很热闹。大字报厉害得很，有群众性，轰轰烈烈。这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的一个好办法。
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停职反省。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北京金融学院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群众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并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陈如龙和工作组把该事件打成“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十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南京《新华日报》登出了一篇《坚决支持南京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文章。南京的大中学生对这篇文章有很多批评和责问。一些人到报社贴大字报，遭到报社和警察的围攻。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学生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在邓小平亲自过问下，工作组认为反工作组的人是右派，批斗这些学生以及支持他们的人。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少数人不经工作组同意批斗“黑帮”事件。工作组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经刘少奇同意在全校大抓右派。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师大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当天刘少奇找工作组谈话，指示要批判右派。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京地质学院院党委常委李贵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的错误。工作组根据薄一波的指示，把李贵等人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等十七位学生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一些师生纷纷支持。写大字报的人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帽子。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五人整理的大字报《与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称《二十二个问题》）。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学院的五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四千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二人吐血，二个人被逼死。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陶铸在卫生部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这场运动是共产党发起的，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运动。运动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能搞好的，是不可能胜利的。没有党的领导或放弃领导，有党委不领导，都不可能把运动搞好。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你不领导谁领导？不要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不管口号喊多高，面孔多好看，也是假左派真右派。
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有些人，不要党的领导。文化革命一定要彻底置于党的领导下，要不要党的领导，这是区别假左派、真左派的重要标志。我们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这不是空的，党是由人组成的。不要党的领导是错误的。党的领导不是个别，哪个人随便讲，指挥你，指挥他。党的领导是一个集体，他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中心是执行毛泽东思想。党的领导就是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政策。说党的领导不是一个人，而是这样一个党的领导，他如果这样做了，这是好的领导。工作队如是坏的，就撵；如果是好的，就拥护。一个地方原党委是坏的，由工作队代权；如是好的，就要在它的领导下工作，党委不领导，工作队不领导怎么办呢？如果党委、工作队确实不能领导运动，可以提意见，经调查确实，可以撵，确实是大多数群众反对，可以重派，但不能随便讲这是黑帮，那也赶走，不成！
卫生部党委到现在为止，我说的是到现在为止，以后你们还可以揭发，到现在为止，以后有很多材料再讲。我代表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有错误没有呢？有，有严重错误，认识不够，应当检查，工作上有缺点，有的还要搞。我可能是黑帮保黑帮。陆定一是黑帮，钱信忠就一定是黑帮？那时候还不是部长呢！我新来不久，根据事实讲话，现在还没有材料证明是黑帮，不能预先说他是黑帮，要根据现有的材料。
党委不能领导运动，可以有权让工作队领导；要党、团组织进行领导。依靠党委，依靠党团组织进行领导。党组织就是我们基层组织，团是先进青年的组织。我们党团员大多数是好人，少数不好的，可以揭发，内部清理，可以解决。个别完全烂掉了的是少数，大多数是好的，少数有问题，党团组织你能不信任？党团员大多数应是左派，少数坏的应清除。
我们党是光荣、伟大的，包括我们所有……（不清）……，要加强党团教育，让他们参加运动，少数不好可以清理，不能因一颗老鼠屎，一锅汤全不要了。党的领导要坚决，坚决掌握政权、机密、武器、资料、贵重东西，不能交出去。党团组织不能包括了全部左派，左派有的在党外，应组织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只能领导文化革命运动，政权要由原党委掌握。我们有的部门发生了问题，夺权！这个三天，那个三天，又要赶下去，把机密东西搞掉了怎么办？同志们！不一定每一个都是十月革命，也有是二月革命。夺权，夺的是文化革命的权、领导权，委员会要群众选举，不好的可以换，不要紧，这些东西拿来拿去危险的很啊！革命委员会有权领导文化革命，不掌握政权，政权要由原来组织掌握，如果烂了，上级来接管。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了一段话：如果工作组不能代表我们的利益，就可以夺工作组的权。
由此，在刘少奇的亲自过问和王光美的指挥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李雪峰在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说：目前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党中央和反对党中央的标志。右派起来赶工作队，工作队就代表党。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不站出来，纳吉就要上台。
三、两条不同路线的拉锯战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地拉那群众大会上说：最近几个月来，我国轰轰烈烈展开的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一场复辟反复辟的斗争。这一场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将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六六年六月，毛泽东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
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
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
今后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
在同学中取消保皇派这个名词。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重新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语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九期编辑部社论《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陶铸在北京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庆祝党的生日的大会上讲话
中央还没有决定撤销他这一级组织，我们就服从他的领导，毛主席就是通过各级这样的组织去领导；不要以任何借口反对党的领导。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
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吴德在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北京新市委公布一个决定：撤销工作组组长孙友渔的职务。
这是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干预下，由北京新市委出面因工作组镇压革命学生而撤销工作组长职务的第一例。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一日，刘少奇在听北京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汇报时仍然指示他们“反右派”。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陈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对外文委正式宣布：
李昌停职反省，杨纯调回北医参加文化大革命，张彦为首的工作组全部撤回外办。
张彦未经中央同意宣布文委发生了反革命事件，有29人是反革命事件的骨干。这同中央文化大革命精神不符合。（1）张彦的宣布一概取消，文委没有反革命事件。（2）没经外办和我的同意宣布29人是反革命骨干，是错误的。工作组的错误主要是两条：（1）违反中央文化大革命指示；（2）压制群众革命运动。
陈毅宣布的这四项决定，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畅游长江时的谈话：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社论《学习最高指示 执行最高指示 宣传最高指示 捍卫最高指示：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关锋在历史所宣布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三项决定：
第一、郦家驹立即停职反省。
第二、所有被关被斗的群众一律放出，一律停止斗争。
第三、在未弄清事实之前，尹达同志暂时不要到历史研究所去，不要同历史研究所任何工作人员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四、毛泽东回到北京要求撤销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听取了康生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开始，刘少奇主持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汇报会。
这一天，陈伯达在会上提出撤消工作组。遭到刘少奇、邓小平小平等多数人的反对。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晚，聂元梓对哲学系学生发表公开讲话，“揭露和批判了工作组的严重错误”。
邓小平知道了，急忙让卓琳给在北大上学的女儿邓楠打电话，指示她“多给工作组提建设性意见，不要提破坏性意见。”
七月二十日，邓楠和一些高干子弟联名贴出《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中央负责人的谈话说：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撤工作组的讲话：
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照目前办法搞下去，两个月冷冷清清，搞到何年何月？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工作组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总之，工作组是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说：
会议的任务是搞好文件。主要是改变派工作组的作法，由学校革命师生及中间状态的一些人组成学校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到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陈伯达、江青等人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并在燕南园召集部分同学座谈，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并作简短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刘少奇等在汇报会上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现在谁也没有经验，新工作拿不出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问题而不是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是可以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晚，在刘少奇处开会，谈工作组问题，有周恩来、邓小平参加。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晚，陈伯达、江青在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并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晨四时，周恩来致信刘少奇、邓小平：
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他原因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的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我今晨去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谈工作组问题，
他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现在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到北京广播学院看大字报并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又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到对外文委看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朱德、康生、江青在北京大学全校辩论会上的讲话。
这说明，虽经毛泽东反复做工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对撤消工作组仍然不同意，周恩来与他们两人交换意见，仍然没有说服他们。
这也证明：在中央常委中，根本不存在什么“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如果说存在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刘少奇、邓小平就不可能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说存在“个人崇拜”，刘少奇、邓小平就不会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同时，这也说明，周恩来在撤消工作组的问题上，与刘少奇、邓小平不同，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
五、中共北京市委决定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听取国务院外办等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陈伯达等在北京大学参加辩论会并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江青戚本禹在北京轻工业学院会见反工作组的学生代表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两次召开会议，有周恩来等人参加。
会后，周恩来到刘少奇处与他谈话。并约邓小平、陶铸谈话。
周恩来审阅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的《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康生江青陈伯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开始，清华掀起了反对工作组的浪潮，
一部分同学陆续贴出许多大字报，指出清华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而另一部分同学，特别是作为各系文革委员的干部子弟则贴大字报认为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反对工作组的同学与拥护工作组的同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一场关于工作组大方向的激烈辩论在清华大学展开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说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江青、陶铸对北京市海淀区中学生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并送上《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异常激动地对刘涛和王光美说：
一、现在不是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
二、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的面做的。
三、工作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也就不会说你们当官做老爷了。
四、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
这说明，尽管中央作出了撤消工作组的决定，但刘少奇仍然不肯承认把革命学生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王光美又突然来到清华，
说：“我不能在工作组困难时期放手不管。” “不少同学还是有认识的，还是能肯定工作组成绩的”，
又说：“让蒯大富上台也好，他上了台实行残酷镇压，可以教育大家。”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江青陈伯达在撤销北京轻工业学院工作队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 后当群众的先生》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江青康生陶铸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六、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第一阶段：八月一日至七日批判错误路线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刘少奇报告了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并对派工作组的事承担了责任。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周恩来先后约王光美、叶林谈话，并两次找蒯大富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毛泽东在住处召开会议，有周恩来等人参加。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言：
从十中全会以后到现在，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毛主席亲自批登人民日报的。这一登，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轰开了。这次决定撤消工作组，也是毛主席回京后亲自决策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派工作组问题，常委，特别是留在北京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任。工作组里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我们没有很好的给他们交待政策。我们要替北京市委和工作组负起更多的责任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周恩来约王光美、叶林谈话，
提出；王光美应该回去，不要再呆在清华园。
王光美说：“我听那个上级的？让我来参加劳动，是少奇同志要我来的，他也是我的上级。”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刘少奇在北京建工学院辩论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邓小平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周恩来约王力、关锋谈清华大学问题，后又分别约叶林及清华大学学生和清华大学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刘少奇对北京建工学院“八一团”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刘少奇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对“革命团”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刘少奇接见北京建工学院工作组领导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陈毅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群众大会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晚，李雪峰主持召开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辩论大会，
周恩来在会上说：工作组把方向搞错了。如果工作组阻碍运动的发展，压制群众运动，甚至镇压群众，那就有权利把他们赶走。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江青朱德康生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
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
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
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毛泽东说，让人家贴大字报，我说过无非是我们下台。……什么真正赞成民主、群众路线、马列主义，没有那回事。现在的民主是压出来的，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
（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叶剑英谈到对军队力量估计不足，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
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加写的批注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住处召开会议，有周恩来等人参加。
会后，周恩来与刘少奇通电话，建议刘少奇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周恩来约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中央决定撤销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的文件。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在住处召开会议，有周恩来等人参加。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书记候补书记名单。
会后，周恩来根据会议商定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审定时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于第七名的陶铸勾到列于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江青王任重康生对北京中学生的讲话
第二阶段：八月八日至十一日通过文化大革命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周恩来主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体会议。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毛泽东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庆祝《十六条》发表的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林彪发表关于干部路线问题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十期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第三阶段：八月十二日改组领导机构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选举了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补选了书记处书记。经过改选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排名是：毛泽东 林 彪 周恩来 陶 铸 陈伯达 邓小平 康 生 刘少奇 朱 德 李富春 陈 云。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周恩来在会上就组织人事变动等事发表了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全会通过了会议公报。
公报说：全会讨论和批准了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和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
关于国内，公报说：
全会完全同意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完全同意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两个文件，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在农村和城市，应该继续按照这两个文件，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四清”运动，也就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
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这些决策主要的是：
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扬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的问题，
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
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
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体系和布局的问题，
关于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
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和部署的问题，
关于人民解放军和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应该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大学校的号召。
全会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关于国际，公报说：
八届十一中全会认为，当前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形势是大好的。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各种政治力量正在经历着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尽管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曲折和反复，但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总趋势，是改变不了的。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对革命群众的残酷镇压、疯狂进攻和收买欺骗，都不能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相反，只能进一步地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觉醒。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所进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正在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
苏共新领导集团，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他们的路线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在社会主义世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伟大的列宁，背叛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背叛了伟大的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利益。他们咒骂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其实，他们所攻击的恰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正在联合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中国的新神圣同盟。可是，这种反革命的神圣同盟，是注定要破产的，现在已经陷于分崩离析。
关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公报说：
八届十一中全会强调指出，全党全国大学毛泽东同志著作，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他说：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他说：
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了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七、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贯彻全会精神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至二十三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中央全会的传达问题，工作部署问题。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文化革命问题，干部问题。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
贰、本节简论
一、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泽东决定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大字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
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高等院校以及中等学校的广大革命师生，纷纷响应，把批评的矛头指向院校领导及各级党委执行的错误路线，由此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
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革命群众和干部，歪曲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
一方面，各大中学校及党政领导机关的党委发动群众揪斗走资派、反动权威、牛鬼蛇神。实际上是打击了一大片，保护了一小撮。
在一段时间里，在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都发生贴大字报、批斗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的现象，称学校的党政领导干部为“黑帮”、“三反分子”，称一批教师为“牛鬼蛇神”。党委、工作组及其领导下的革委会，把领导干部、教师集中起来交代问题。如清华大学，自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宣布“夺权”，代行党委职权后，原有校、系、教研组的党政干部，全部“靠边站”。在学生班上的政治辅导员、党支部书记（乃至支部委员），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各大中学校及党政机关又普遍发生了把揭发党委的问题、反对工作组的人打成右派、反革命。
五十天内，全国各地的类似事件很多，较著名的还有西安交大“六．六”事件、青海“六．十”事件、广西西大“龙乾运事件”等等
在这期间，有人说：北京有一百几十个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另外一种说法：仅在二十四所高等院校里统计，工作组把10211个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7年编印的大事记）
在一段时间内，文化大革命似乎“纳入正轨”了。各地校园内反工作组的风潮在工作组和党委的压制下大多沉寂下来。以北京大学为例：据记载，自从“六．一八”以後，北大运动变得“冷冷清清”，工作组加强了对群众的控制，“北大校门重兵布防、戒备森严。各系、级之间一律不准往来，同学外出买东西，要两人同行，向工作组请假，回校后要汇报。来北大的外校师生一律被拒之门外。”
现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著作，很少涉及这一事实。然而，文化大革命初期，各级领导机关派出的工作组，在学校以及一些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抓右派、三反分子，这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胡绳的《七十年》说：六月一日以后，“许多城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号召，很快掀起以学校校长、老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各种乱揪乱斗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于瘫痪。6月上旬，在刘少奇、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并拟定了保持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许多学校的学生发生两派或几派之间的斗争和某些学生同工作组对立的事件。江青、陈伯达、康生先是在学生中事先挑拨，接着又向毛泽东作了片面的汇报。”（第413页）
《毛泽东传》说：“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开始出现。毛泽东这时所在的杭州也不例外，浙江大学等校园里一天就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一些师生还到省委机关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省委负责人。”“在这种混乱状况下，……在干部和群众中，都有相当多的人并不赞成这种混乱的局面，公开地或消极地加以抵制。”“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便不可避免了。”
事实证明，它们这种种说法完全歪曲了事实真相。
三、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是一篇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文献
这封信说了这样几层意思：
告六月十五日到七月八日这一段时间的行踪；
2，五月十六日至七月上旬这一段时间内国内政治形势的看法：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这一段话，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总结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天下大乱”，为什么会“大乱”？并不是无产阶级要乱，共产党要乱，而是“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这也就是他曾经说过的“树欲静而风不止”。牛鬼蛇神为什么会自己跳出来呢？这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共产党人对待这种“乱”采取什么态度？首先是不要怕，怕也没有用；其次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步骤，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斗争，去争取新的胜利，“达到天下大治”。这种阶级斗争是不是进行一次就完成了、结束了呢？不可能。经过若干年后，大概是“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直到阶级和阶级差别彻底消灭为止。
3，对林彪“专讲政变问题”的讲话，认为不妥；“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
4，对林彪在讲话中过分夸大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和意义感到不恰当：“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
为什么感到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尧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
5，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内以及社会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态度：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
“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6，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作用、意义的估计——“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为什么说是一次认真的“演习”、一次全国性的“演习”？所谓“演习”，就是不同于“实战”。为什么说是“演习”而不是“实战”呢？这同毛泽东对国内的政治形势判断是有极大关系的。虽然后来说“炮打司令部”，但他并不认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真的被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篡夺了；虽然后来说“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他并不认为大多数的领导干部都犯了“走资派的错误”。所以这种“炮打”、“批斗”，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演习”罢了。这种“演习”打破了常规、造成了某种混乱，有什么意义呢？毛泽东认为，从这次“演习”中，“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将近四十年过去了，历史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分析和估计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是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在我们这些普通共产党员的思想上，怎么也不敢想；中央还有可能出修正主义！
7，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这虽然是两句老话，不仅对当时指导文化大革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在当今的环境和条件下，就更具有现实意义了。
四、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
第一，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泽东八月四日的的讲话和八月五日的大字报尖锐地指出：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
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
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让人家贴大字报，我说过无非是我们下台。……什么真正赞成民主、群众路线、马列主义，没有那回事。现在的民主是压出来的，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第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胡绳的《七十年》说：“这个文件同五一六通知一样，没有对判别走资派、左派、右派、中间派等提出明确标准，没有对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作出具体的规定。虽然十六条中也提出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等等，但它实际上带来的是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大规模混淆敌我的群众运动，所以那些正确的规定在后来的运动中从来未被遵守。”（第414页）
这是一些人贯用的手法。当他们对一篇正确的文件，找不到“缺口”，无法进行歪曲的时候，他们就指责这个文件还没有说什么、实践中未被遵守等等。对付这种手法的最好办法，还是去读原文，并对照实践进行思考。
对《决定》作一些分析就可以看出，它与《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等等文件，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但又有所发展。
第一点，关于运动的性质，《决定》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阶段。这就规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义革命。
第二点，关于运动的任务，《决定》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新就新在它所担负的任务与以前不同：“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第三点，关于运动的目的，。《决定》指出：“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简单来说，就是要完成“斗、批、改”。
第四点，关于运动的主力和先锋，《决定》指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
第五点，关于运动的过程，首先是方向，〈决定〉指出：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其次是阻力，决定指出：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再次是曲折，决定指出：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
第六点，关于运动的领导和群众，首先是领导，决定强调：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其次是群众，决定强调：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第七点，关于运动的阶级路线，决定指出：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
这里说的革命左派包括前面说的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革命青少年。
这里说的最反动的右派包括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
这里说的中间派包括党内那些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错误的当权派；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等等。
第八点，关于运动的政策，决定强调：
1，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要保护少数；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2，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包括不能把贴大字报的群众，把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的人打成“反对党中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不允许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
3, 正确对待干部。决定指出：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4，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5，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第九点，关于运动的组织形式，决定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第十点，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抓好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做好其他各项工作：
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
抓革命，促生产。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
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有人说，毛主席领导文化大革命，一是对敌情估计得过分严重，就敌情的分析来说，“文革”初期，对“走资派”的估计，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判断，与对垄断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看法差不多了，不但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实行“白色恐怖”，不只是个别的、部分的，而且是全国范围内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很显然，对敌情的估计过于严重了。不是没有走资派，确有林彪一类的走资派。但绝大多数当时挨整的“走资派”是未犯走资派错误的同志。1975年以前，省、部级的干部绝大多数得到解放、平反，除了后来证明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同路人的极少数人和动乱精英外，其他同志都是被冤枉的，说这些同志是可以改正错误的走资派，都不对。二是对群众的觉悟估计过高，对群众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对群众理解和执行正确政策的能力估计过高。
就《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来说，这两点都不能成立。
第一点对敌情估计得过分严重点的问题，《决定》明确指出：
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是大多数，这是我们依靠的对象；
有严重错误的是少数，这些人“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只是少量的，对这些人，才“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但“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的确，在实际运动中，“绝大多数当时挨整的“走资派”是未犯走资派错误的同志。1975年以前，省、部级的干部绝大多数得到解放”，“说这些同志是可以改正错误的走资派，都不对”。不过，这谈不上什么“都是被冤枉的”，只是在群众运动中被冲击了一下而已，通过这种“冲击”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有的人被关押（实际上是保护起来）、进学习班（所谓关牛棚）、下放劳动（所谓劳动改造），群众并没有把他们当敌人看，党中央和毛泽东更没有把这些同志当敌人对待。即便如此，也可以说是运动中的一个缺点、错误，所谓“打倒一切”就是指的这种情况。
第二点对群众的觉悟估计过高的问题，决定指出：“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这里明确指出，群众中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正确的观点，第二种是错误的意见，第三种是混杂在群众中的“牛鬼蛇神”。至于如何分清那些是正确的，那些是错误的，那些是“牛鬼蛇神”，这些都不能由少数领导人去包办代替，只能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在运动中确实出现了不少违反政策的事，有的闹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打砸抢抄抓，打派仗，武斗。这些情况只是运动中的支流，不能把它们看作是运动的整体、方向。即便如此，这也可以说是运动中的一个缺点、错误，所谓“全面内战”就是指的这种情况。
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再进一步讨论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牢牢把握革命大方向
《历史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
说“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这是对的；但说他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就不对了。说文化大革命把“走资派”都“打倒”了，或“都要打倒”，就更不对了。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中指出：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泽东在修改文化大革命决定的草稿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团结广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批判教育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持反动立场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真正要打击的对象仅仅是那些特务、叛徒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干部、整知识分子的，那完全是无稽之谈。
第二个问题，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
《历史决议》说：“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但是它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一场伟大革命运动。
它说：“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入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
这句话暗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其实，这正好说明，广大群众信赖党和毛泽东同志，党和毛泽东同志也信赖广大群众。相信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过程也确实是如此。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的批语》发出号召：“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该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又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关送上《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八月一日，毛泽东在《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中指出：“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泽东在修改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草稿中指出：“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这说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是：一方面，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从下而上的揭露党和政府中的黑暗面，以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教育广大干部；另一方面，也让群众在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的轨道上来。
第三个问题，让广大领导干部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
《历史决议》说：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挤。
它说的这段话基本符合事实。问题在于，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时期出现的这种情况，应该怎样去看？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着眼点在于教育广大干部。一方面，通过群众的批判和斗争，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改正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以及其他思想上、工作作风上的错误；另一方面，把各级领导干部推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去经受锻炼，提高掌握方向、识别是非、联系群众、领导群众的本领。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领导干部，始终站在群众的对立面，被动地接受群众的冲击；而有的领导干部，在受到群众的冲击以后，很快就与群众站在一起，领导群众沿着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前进。
如果共产党的干部不会做群众工作，只会“当官”，这与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官僚有什么区别？
第三，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机构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组织保证。
2011年7月19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