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共中央批发《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壹、本节概述
一、江青与刘志坚等人在上海座谈文艺工作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遭遇到了来自党内当权人物和学术权威两方面的巨大阻力。为了冲破阻力，扩大战果，把文化革命继续向前推进，毛泽东认为必须从文艺理论和文艺路线上，进一步分析当前问题的严重性和开展大批判的必要性。为此，毛泽东派江青到部队中去组织文艺工作座谈会。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江青由上海到苏州，同林彪谈文艺革命问题。
她的要求得到了林彪的赞同和支持。随即由“林办”主任叶群出面，电话通知当时分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要总政治部确定四、五个参加人选。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林彪给总政治部下达批示：江青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
总政治部按照林彪的指令，决定派副主任刘志坚和宣传部长李曼村、文化部长谢镗忠、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参加。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至二十日，江青根据林彪的委托，在上海邀请刘志坚、谢镗忠、季曼村、陈亚丁，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座谈。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刘志坚等一行６人（包括秘书和《星火燎原》编辑部一名编辑）乘飞机到达上海。
当天下午，江青在其住处丁香花园召见刘志坚，刘志坚即把叶群委托其转达的林彪的“几句话”转达给江青。
林彪的“几句话”是：“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下午５时，江青又把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召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到场的还有张春桥。
一开始，江青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提出“不准让北京知道”，还查问到会者有没有带窃听器。
江青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还说：“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
晚上，江青与刘志坚等人一起看电影。
这‘座谈会’的主要活动就是看电影、戏剧。，先后看了３０多部电影和三场戏。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她到场看电影１３次，指定放映影片２１部。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发表谈话。张春桥、陈伯达有时也来看电影，随着江青的话插几句。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谈她怎样给毛主席当秘书，当‘文艺哨兵’，如何亲自买票下剧场，发现京剧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内容、表现方法、唱腔等方面都不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所以她要搞京剧革命。
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讲京剧改革要改唱腔、舞蹈动作，难度很大。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晚上，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讲外国电影问题。
一九六六年二月九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讲搞京剧改革遇到的困难，北京市委不支持。
一九六六年二月九日晚，江青接见《南海长城》剧组谈话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六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谈文艺工作，也谈到对一些影片，如《抓壮丁》等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七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谈要修改电影《南海长城》问题。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七日晚，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说要趁参加过三大战役的人还在，军队要负责把三大战役写出来。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八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等人集体谈话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等人集体谈话
座谈期间，江青接见《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部份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主要谈她看了《南海长城》样片后的看法和修改的意见。她认为既然叫《南海长城》，就不能只有民兵，还要有陆军、海军和空军，现在这个样子不行，人物表演、艺术，都不行，要进行修改等等。
二、整理修改座谈纪要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日，刘志坚当即与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精神和每次谈话后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讨论，由随行的工作人员记录，陈亚丁修改，于晚整理成约３０００字的题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汇报提纲。送给林彪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以及江青各一份。
江青看了这份汇报提纲很不满意，认为“座谈纪要（指汇报提纲）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歪曲了她的“本意”。要求已回到北京的刘志坚派人去上海，由她帮助修改。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与受萧华和刘志坚的委派携带原稿返回上海的陈亚丁一起商量修改问题。
陈伯达谈了预先准备的意见，后来反映在“纪要”里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他说“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二是他提议“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芭蕾舞、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江青称赞说“意见很好”，“击中了要害”。
当日，陈亚丁按照江青的要求，把陈伯达的意见和张春桥已经改过的稿子，连同自己根据追记补充的内容，全部改写在一份原稿上。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经张春桥与陈亚丁商量又对稿子作了些改动。
晚上江青召集张春桥、陈亚丁一起对修改稿进行讨论，而后由陈亚丁再修改一遍。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经张春桥、陈亚丁文字加工。
晚上读给江青听，得到江青认可。
这次大修改，对汇报提纲结构未作变动，但在内容上作了很多的增删与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文字由原来的３０００字增加到５５００字左右。
江青把稿子铅印了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几个字，形成了后来下发的文件标题，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对稿子共作了十多处的修改，其中既提出了一些错谈观点，如“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等；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主张，如对“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但要用批判的眼光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等。毛泽东阅改后，还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于是，江青先找陈伯达、张春桥对稿子内容作充实和修改，尔后又把刘志坚、陈亚丁叫去上海，５个人一起从１２日至１４日对稿子再作一番修改。这次修改，使文字由５５００字增加到１００００字左右。
一九六六年三月初，江青把《纪要》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
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几个字，形成了后来下发的文件标题，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毛泽东修改的主要内容有：
（一）“此件（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未经本人看过，据说本人还要研究修改。”
（二）“搞掉这条黑线以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以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四）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
（五）“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后期”，左翼的某些领导人“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
（六）“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是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七）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八）文艺批评要“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
（九）“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而我们要坚持的是“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
（十）“以上整个座谈纪录所说的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阅改后，还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日至十五日，江青先找陈伯达、张春桥对稿子内容作充实和修改。
尔后又把刘志坚、陈亚丁叫去上海，５个人一起从１２日至１４日对稿子再作一番修改。
这次修改，使文字由５５００字增加到１００００字左右。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四日晚，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因为伯达同志乘的是下午4点多的火车，我托他带给你的那份座谈纪要，没有来得及看，他走后我才发现没有加红杠。他那份大概也没有来得及加。现送上加红杠的一份，请批示。双红杠是你改的，单红杠是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和我一块商量着改的。好处是有些问题说的比前次的充分一些，缺点是长了一些。此外，也恐有不妥之处或不够策略的地方，请指出并修改。我只是不安，怕又影响你的睡眠。志坚同志明日回京，亚丁同志尚在这里等。你不要赶，他们的创作会议四月初才开。”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修改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江青又请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五人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
三、党中央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江青致给林彪的信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二月二日至二十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同志一起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三月十日至十五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十七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意见。十九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再一次批评了学术界、文艺界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林彪给贺龙等同志的信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三月十九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审阅并修改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各件都看了，都同意。只在《纪要》内的几处，增加少数文字，或者改了几个字。请酌定。现在原件退还给你。”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至三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江青、康生等人谈话指出：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中央军委的请示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4月1日，彭真以传文(66)8748号批发“纪要”，分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乎等中央领导同志核阅，同时另送陈伯达和康生。
批语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一文件很奸，很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毛泽东又在彭真送审的中央转发这一纪要的指示稿上写下批语：“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康生在传文上批道：“退彭真同志，这个文件很重要，写得很好，同意中央的批语。第七页有一句作了一点文字调整，请核定。”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央以中发(66)211号文件发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五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说：“中发(66)211号文件，不要登党刊，并注意保管，切勿遗失。”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彭真的错误。撤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中央领导同志认为中央关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批语，对“纪要”的评价讲得还不够，要重写。
陈亚丁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口授的要点，重新写了一个批语，并交江青修改。
江青找张春桥推敲了一遍，即送中央。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全文9800多字，把《纪要》的精神基本反映出来。
社论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日，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6)254号文件发出《关于收回第211号中央文件的通知》。通知说：“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批语上中央有新的补充，现将已经印发的文件收回，限5月10日前由各级党委(党组)办公厅(室)负责，如数收齐，退回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新的文件将于5月10日前发出。”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中央发出了有新批语的文件，还是以中发(66)211号文件发出，批语落款时间还是4月10日。新批语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文学艺术领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在我国，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区别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资本主义文艺的分水岭。社会主义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项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修正主义的文艺，也就是资木主义的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精神条件。这是一场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为我们的文艺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全国解放以后，文艺战线上的多次重大斗争，和近三年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但是，中央有关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委，对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却一直认识很不够，抓得很不够，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这种严重的情况必须迅速地切实地加以改变。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木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此件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酌情决定，文艺工作者可以适当放宽。
中共中央
1966午4月10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纪要”公开发表，它同1966年4月中央文件转发的“纪要”相比，有20多处文字或内容上的变动。重要的有：
1．在第一部分删去了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的名字。删去了〈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和〈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改为“毛主席的有关著作”。
2．把第二部分第二条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改为“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京剧改革”改为“京剧革命”。把“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改为“这是一个创举，它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3．把毛泽东第三次修改时写的歌颂“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中的“和其他同志们”删去了。
4．在第五条加了“我们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忽视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5．全部删去了第三部分的10条措施。
四、《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主要内容
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座谈进行的过程。
第二部分：集中概括了这次座谈会上“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和“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的十点意见，是“纪要”的核心部份。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这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毛主席的这五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却基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
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二、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
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代表，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
三、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决不可能例外。
四、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
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
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许多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急需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创作。
六、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
七、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
八、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
九、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
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涌现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们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写革命战争，要首先明确战争的性质。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但是，也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此外，在描写人民革命战争的时候，不论是在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阶段，还是以运动战为主的阶段，都要正确地表现党领导下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关系，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的关系。
过去，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
第三部分：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建议军队采取以下十条措施。
贰、本节简论
很明显，《纪要》是以江青的名义，借助林彪的地位和部队文艺工作者的作用，对十七年的文艺工作路线作了一个总的检讨。
《纪要》是毛泽东从一九六四年以来对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批评的深入展开、系统说明和详细注释。
《纪要》指出:文艺界在建国后，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
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文艺界的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得再斗争。这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才能完成。
就当时来说，《纪要》所代表的文艺思想、文艺路线与彭真搞的《二月提纲》是根本对立的，也是对后者的批判、否定。
这个纪要虽经中央领导机关批准，但一些领导人在思想上并没有接受。一九八0年以后，他们就“翻案”了。
胡绳的《七十年》说：“这个纪要提出的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领导人的，而且是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这个纪要的形成，也是林彪、江青相互利用勾结的开始。”（第410页）
《毛泽东传》说：江青送去的纪要稿原来就充满着火药味，写道：“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中提出的所谓“黑线专政论”，成为否定建国十七年来文化战线上取得的巨大成绩、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大动乱的年代》说；《座谈会纪要》不仅一笔抹杀了三十年代革命文艺的成就，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提出了黑线专政论，提出了黑八论。就其基本方面来说，它是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日关于文艺工作批示的“左”的发展。它的严重左“倾错误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一个步骤。
它们都抓住《纪要》中的一句话：“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其实这句话不过是把毛泽东说过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换成了另外一句话。毛泽东的这些话以及纪要中的这句话，对建国以来的文艺领域中的社会主义改造，确实评价不高，对此，他还作了自我批评：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在当时看来，即使不是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尽管可以理解毛泽东的“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也会觉得这些批评似乎过于严厉了。现在事情已经过了四十多年，看看这三十多年中国文艺工作发展的情况，不能不让人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就深刻地觉察到文艺界存在的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暗流，如果不狠狠地抓，发展下去将不可收拾。文化大革命就是以这一领域作为突破口的。一九七六年以后，右派全盘否定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错误的批评，从而为文艺领域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大开了绿灯，以致发展到今天，从整体上来说，已经陷入了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泥坑。
2006年8月30日初稿
2011年7月4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