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秋季，毛泽东借助杨昌济教授的推荐，前来北大图书馆找李大钊，请他给安排一个临时工作。为了解决生活问题，通过杨昌济教授的介绍，毛泽东来到了李大钊面前。李大钊为毛泽东安排的工作地点在期刊阅览室。
李大钊对毛泽东有了初步了解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就萌发了要引导他去改造社会的愿望。当时，许德珩、高君宇、张国焘他们正在发起国民社，傅斯年他们正在酝酿发起新潮社，邓中夏正在发起平民教育会。这些激进的学生社团都邀请李大钊做顾问。李大钊可以介绍毛泽东进入这些社团，并告诫毛泽东好好在图书馆里学习新知识。
毛泽东从来就不甘寂寞，从来就想有所作为。李大钊为他打开了一扇门窗，让他知道了许许多多激进青年正在为改造社会做出实际行动；也为他指出了前进的道路，他一定会全力以赴，沿着这个道路前进。为此，只要一上班，他就反复地阅读各种各样的进步书刊。他不仅读到了一些马克思的著作，知道了马克思主义，也接触到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
这一天，他刚来上班，就有一个约莫四十来岁的精干中年人径直地进入了图书馆主任的办公室。不一会儿，李大钊就把毛泽东叫了过去，对那个中年人说道：“仲甫，这位就是毛泽东，来自湖南的一个很有思想的年轻人。”
原来那个人就是陈独秀！毛泽东心里非常激动。
陈独秀说道：“毛泽东，不错，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听说，你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时候，就把学友会发展成为新民学会，赋予了政治主张。很有气魄，很有思想，也很有见识嘛。”
“我早已读过陈先生的文章，还跟陈先生有过一段渊源。”毛泽东说道。
“哦？”陈独秀既感到纳闷，又很有兴趣地盯着毛泽东。
“去年，我曾经写过一篇《体育之研究》，托杨昌济教授转给陈先生，就在陈先生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毛泽东解释道。
“二十八画生！”陈独秀一向记忆力惊人，马上就想起来了，说道，“不错，毛泽东，二十八画。去年，你还是一个学生，就具有穿透一切的领悟力，的确不简单。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我至今想起这句话，还觉得畅快。”
“有了健强的体魄，有了大无畏的精神，就可以投入行动。”李大钊也感到欢欣鼓舞，说道，“这是新青年必须具备的整体素养。”
“现在，我们不是也看到了毛泽东的行动吗？送勤工俭学的学生赴法留学，以振兴湖南，想法已经很好，又可以身体力行，实在配作青年人的楷模。”陈独秀说到这里，马上转移话题，说道：“不过，你的眼光似乎还不够宽阔，不仅仅只看到湖南，还要看到整个中国。要振兴中国，改造中国，就需要大量的人才去外国留学，学到外国的科学和民主。”
陈独秀果然不愧为一代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眼力之犀利，一眼就可以看穿问题的实质。毛泽东不禁想道，这就是陈独秀举办《新青年》倡导的东西了。自此以后，他心里就一直放不下陈独秀，更为李大钊能够介绍自己认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而欣喜万分。
过了两天，李大钊让毛泽东值完班之后，就去接待室，帮助他处理一些事情，接待一些读者，拆看一些从各地邮寄过来的信件，然后整理出来，向他汇报。几乎只要有空闲，李大钊都会询问毛泽东当天看过了什么书籍，领悟到了哪些内容。
有一次，听完毛泽东的回报，李大钊说道：“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俄国传进来的，一个是从德国传进来的，在理论上，似乎都可以成为拯救混乱不堪的世界的良方。做一做研究，先不要下结论，等研究透彻了，针对中国现在的处境，确定哪一种主义更适合于中国，是我们要走的路。也许，我自己现在对这两种主义也没有研究透。但是，老实说，我更加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我已经写过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有时间，你也可以看一看，提出你自己的思想嘛。”
就这样，在李大钊的指点下，毛泽东不仅如饥似渴地阅读克鲁泡特金，也阅读马克思。李大钊对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分析，让他觉得俄国革命比法国的革命有了巨大的进步，那就是唤起民众，建立了一个打倒资产阶级的政权。这个政权难道自己冥冥之中一直在寻找的吗？在当年上私塾的时候，曾经听说过长沙的饥民因为想吃上一口饭，就受到了清政府的残酷镇压。现在的中国，外有各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腐朽的不顾民众利益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再加上北洋军阀跟南方军阀之间的连年战争，导致到处啼饥号寒，到处民不聊生，连自己这个读过书的青年人，也几乎落入差不多濒临乞讨的境地。如果建立一个类似俄国革命之后的政权，究竟会怎么样？或者建立没有政府的统治呢？没有政府的统治，岂不是说就没有了腐败，没有了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榨吗？李大钊先生说过，自己可以好好研究这两种主义，就研究吧。
跟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有了很好的交往后，毛泽东渴望跟更多的人交流，也渴望获得更多的知识。于是，他热心地跟每一个来到阅览室的读者攀谈。可是，似乎谁也听不懂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他无法跟人交流下去，便迫不及待地想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以提高自己。在闲暇时间，他先打听到了北大有哪些教授在举行讲座，就准时出现在现场旁听。
有一次，在听完胡适的讲座后，他一连提出了几个问题。原以为胡适先生一定会像李大钊、陈独秀一样，和颜悦色地跟他探讨，出乎意料的是，胡适先生竟然问道：“告诉我，你是哪一个专业的学生？”
毛泽东略一愣，回答道：“我不是北大的学生，只是在图书馆当管理员。”
“你连北大的学生都不是，我拒绝回答你提出的问题。”胡适立即回答，教案往胳肢窝里一夹，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教室。
毛泽东闷闷不乐地回到了期刊阅览室。
这一天，阅览室不开放，哲学研究会和新闻研究会也没有活动，他一样来到了图书馆，想向李大钊请教一些问题。他走进了接待室，赫然看到好几个学生正坐在那儿，热情四射地说着话。
原来，他们就是国民杂志社的发起人易克嶷、许德珩、张国焘。有李大钊从中介绍，国民杂志社的发起人纷纷希望毛泽东加入国民杂志社。
毛泽东非常感激李大钊，便时刻想着为国民杂志社做一点什么。可是，过了很久，国民杂志社竟然没有动静。这天，他恰好老远就看见了张国焘，连忙迎上前去，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不敢有劳你的大驾。特立虽说不才，写点文章还是不成问题的。”张国焘说到这里，扬长而去。
这个时候，邓中夏赫然出现在他的面前。邓中夏知道毛泽东在长沙开办过夜校，他如今正在组织平民教育会，希望毛泽东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毛泽东赶紧答应下来，参加了平民教育会的工作。
毛泽东再也不觉得日子是多么难熬了。他已经交到了新朋友，而且跟原来的朋友罗章龙的关系更为亲密了。他们每一个星期，都会分头去北京各地对平民们进行文化教育，也灌输一些爱国的思想。
湖南学生已经从预备留法学校里结业，准备分批从上海搭乘去法国的远洋客轮，正式踏上赴法的行程了，他得送他们赴法国留学。这时他突然接到消息，说是母亲病重，得赶回湖南服侍母亲，因而，不得不离开北京。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已经为他指出了以后的道路，使得他已经隐隐约约地树立起了一种理想，也具有了为了实现理想去打拼，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精神。他俨然已经接受了社会革命，拥有了敢为天下先的战斗精神与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