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九节 关于总路线建议的声明战和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壹、本节概述
一、中苏两党会谈，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苏美英签订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复信发表以后，引起强烈震动。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八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拒绝中共中央的这封复信，并表示不能在苏报刊上发表这封复信，指责复信“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决定立即全文发表苏共的声明。
《人民日报》在第二天就刊登了。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一项决议，表示：“苏共中央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对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实际经验制订的苏共纲领进行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有关中苏两党会谈问题时，毛泽东说：
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日决议，指示他们的代表团根据苏共“20大”、“21大”和“22大”的路线行事。看来赫鲁晓夫已下决心。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很可能是一场恶战，不但比一九五七年严重，而且比一九六0也要严重得多。
目前的形势是我党开始反攻，苏方转为被动，我方进可攻，退可守，十分有
利。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可能有三种结果：
第一种可能是对一些问题达成协议。这些协议基本上只能是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这两个文件所包括的内容，很难搞出一个比这两个文件好一些的共同文件。因为苏共领导现在已经走得相当远，离开《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也相当远，所以最大限度也只能是暂时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妥协，不可能超过这两个莫斯科会议的共同文件。
第二种可能是双方大吵一顿。因为要苏方放弃他们的一套很困难，甚至保持
1960年声明的水平也困难，而我们也不能从这两个文件的立场后退。结果会谈破裂。这种可能性很大，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三种可能是大吵一顿，但不破裂，就是吵而不破，形成拖的局面。我们是不愿意破裂的，要争取不破裂。估计苏联现在也不敢破裂，因为破裂对他们也不利，他们同美国的矛盾不好解决。
根据估计的这三种可能性，我党代表团的方针应该是坚持原则，高屋建瓴，放手反攻，以理取胜，不急于达成协议，以不破裂为限度。
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要坚持团结。在公开的场合、在会议的发言中，要抓团结的旗帜，不给他们任何把柄，使他们不能借以把会谈破裂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但是要坚持原则，原则问题不能含糊，不能做任何无原则的让步。要争论就争论，他们吵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我们争取不破裂，即使保持一种非常脆弱的联系也好，不要完全破裂。我们是不主张破裂的，如果苏共想破裂，我们也要尽力把他们拖住，推迟破裂的时间，避免完全的破裂。即使这次会议毫无结果，也要建议下一次会谈在北京举行。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连续召开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有关问题。
一九六三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声明稿。下午二时，在住处召集会议，研究发表声明的有关问题。
当天晚上，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声明和中共代表团在两党会谈中所采取的方针。
邓小平在会上发言说：最近在主席那个地方多次考虑了谈判的方针。首先要估计一下，这次谈判究竟能不能取得什么结果。看来，取得什么积极成果，现在不可能，赫鲁晓夫也没有这个准备。他现在的一系列步骤，包括驱逐我们六个人在内，就是不想达成什么协议的。原来，常委、主席大家都在考虑，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可能，他求得达成一个某种限度的协议。我们考虑的结果，根据他现在的态度，根据他现在的措施，不可能。我们这二十五条，挖了他的底，他现在不好讨论这些问题。它的决议，实际上就是拒绝讨论。因此，这次谈判的结果，实际上只能是两个前途：一个叫拖，一个叫破。今天在主席那里谈了这个问题。第一条要放在他破，我们不主动破。我们不给他一个借口，好像我们首先来破裂。今天政治局决定了这样的方针，我们代表团轻松愉快，就好办了，就比较自由了。至于讲话，当然也不给他抓我们，也要讲分寸，也要站得稳。
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主席今天也说了，这是边缘政策。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破裂，一个拖。这个破裂必须要准备。今天主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破二拖，达到边缘，你走到哪里，我们代表团跟到哪里，摆到边缘，看你敢不敢破裂。我想，在破裂和拖以外，还会出现又破又拖的情况。我们要准备他破，但是又可能拖，拖里头又要破。总是在一破二拖、破中又拖的斗争中，极其复杂地交叉着。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斗争。主席说一破二拖，这个问题就全面了，辩证了。
一九六三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宣布参加中苏会谈的中共代表团组成人员，邓小平为团长。
一九六三年七月四日，在讨论苏共中央七月四日声明的常委会上，毛泽东指出；
7月4日苏共声明表明赫鲁晓夫已决心在会谈中对我系统攻击，而且还要在报刊上公开正式点名同我论战。形势已进一步恶化，同时又有情报说苏政府正同美英两国谈判，要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协定，目的是共同对我施加压力迫我放弃核计划。赫鲁晓夫已走到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共同对付原来是苏联盟邦的中国。这表明，苏方已对两党会谈无诚意，断绝了协议的道路，迫我屈服。对此我们必须更加强调坚持原则，也并不放弃争取不破裂的机会，但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坚定性，才能击退苏方的攻击，争取破而不裂。我代表团此次去莫斯科，达不成协议，不向赫鲁晓夫下跪，就是胜利。
一九六三年七月六日至二十日，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会谈中双方展开了激烈辩论。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三日，根据会谈情况，《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我党六月十四日的建议，并直接点名攻击毛泽东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五日，苏联宣布：苏美英三国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谈判开始。赫鲁晓夫重演联美反华。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在中苏会谈中，康生发言，点名批判赫鲁晓夫过去吹捧斯大林，从“20大”起又咒骂斯大林，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同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苏匈友协大会上讲话，攻击中国采取独特的路线，
搞分裂。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声明，指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加编者按语。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在迎接参加莫斯科会谈回国的代表团时，毛泽东指出：
代表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完全的胜利是什么呢？你们没有同苏方达成任何有失原则的协议，这就是完全的胜利。现在目的已经达到，就是两党会谈告一段落，像公报所说的，以后再继续举行。留这么一个尾巴，这么一个余地，就是说中苏两党的关系还不是完全破裂。但是，离破裂也差不多，已经到边缘了。赫鲁晓夫曾经说，邓小平人那么矮，但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事实上是这样，赫鲁晓夫都搬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话下。这次你们取得了完全胜利，完成了任务，做了一件好事情。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苏、美、英三方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当时，中国正在抓紧进行核装置的研制工作。这是美苏勾结企图进行核垄断、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的骗局。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毛泽东连续三天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七月三十一日，针对三国条约，中国政府发表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修改、毛泽东审定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指出：条约旨在巩固他们的核垄断地位而把一切受核威胁的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中国政府建议，全世界所有国家（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庄严宣布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
中国、法国都拒绝在这个条约上签字。
这件事，毫无疑问也为急剧恶化的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
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七月底，在准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时，毛泽东指出：
由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公开指名攻击我们党的，这使我们得到解放，可以在回答他们时也公开地指名道姓地批评苏共领导，特别是可以指名批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数他讲话最多，出头露面最多，而且他的这些讲话又是前后矛盾，逻辑混乱，漏洞百出，语言粗野，有时甚至胡说八道。我们的评论，可以写得很精彩。
一九六三年八月初，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如何评论苏共《公开信》时，毛泽东指出：
1，信已指名道姓攻击我们，我们的评论也要指名道姓，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公开论战。
2，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评论紧紧抓住《公开信》，直接指名苏共领导。对其他兄弟党的反华言论暂不置理。
3，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他是急先锋，讲话也最多，最恶劣。
4，步骤上先发表苏共的反华言论，特别是赫鲁晓夫最近两篇讲话，其他的也可精选发表一些，挂一笔帐。
5，评论有严肃的辩论，也有抒情的讽刺，有中国风格和气派，刚柔相济，软硬结合，可以写得很精彩。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发表《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简称“一评”）：
1、 中苏两党的分歧，早在1956年苏共20次代表大会时已经开始了。那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
2、 我党在斯大林问题上一贯不同意苏共领导的观点；苏共二十大引起的后果是严重的；1957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期间，中苏两党争论很多，我们并没有公开。
3、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提出“三和”“三无”的修正主义路线；1958年和1959年中苏关系的两大事件。
4、 苏共中央1960年夏天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发动袭击。
5、 1960年冬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6、 1962年苏共20次代表大会通过新纲领，形成了完整的修正主义体系。
7、 苏共在20大以后发动“三反”运动（反马列主义、反国际共运、反华）
8、 两党分歧是由于苏共领导推行修正主义、分裂主义路线。
文章把中苏两党自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矛盾和分歧，及其发展、升级和扩大的过程，公之于众。
从这篇文章中，人们不难看到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所作所为，也不难领略到中国共产党敢于同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风骨。
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并且指出，目前国际共运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起和扩大起来的。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底地弄清楚。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发表《关于斯大林问题》（简称“二评”）：
毛泽东对《二评》先后修改了三次，提出一些重要意见。
第一次是对九月二日稿的修改，把原先的标题“为什么甘当斯大林的敌人”改为“关于斯大林问题”。在文章开头加写了一段话，这段话以后又作了修改，形成最后的文字是：“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在九月二日稿谈到斯大林的错误和对他一生的评价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抵制斯大林对中国的某些错误的影响的时候，九月二日稿写道：“早在三十年多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毛泽东对这句话作了重要修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写上了刘少奇的名字，把刘少奇同毛泽东并列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代表。毛泽东修改后的文字是：“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
谈到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态度，毛泽东补充了一个重要内容：“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
在谈到斯大林做错了事能够做自我批评时，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段：“就是肃反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
九月六日，康生和吴冷西送上了修改后的九月五日稿。毛泽东作第二次修改，这次修改不多，主要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虽然犯过错误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如卢森堡、倍倍尔等人采取的态度时，增写了两句话：“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对《二评》作最后一次修改。在讲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的否定之处，加写了一段话：“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在文章的结尾，又补写了这样一句：“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
《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要点:
1，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都发表了种种不相同的意见。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
2，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该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
3，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也确实犯了一些错误：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些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造成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部分地违反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
4，在赫鲁晓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我们为斯大林辩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为十月革命创造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光荣历史辩护，为苏联共产党的光荣历史辩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辩护。
5，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
6，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用尽了一切恶毒的语言。
7，赫鲁晓夫在过去曾经称赞斯大林。
8，苏共领导反对斯大林，是为他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全面地推行修正主义的路线开辟道路。
《关于斯大林问题》发表，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中苏两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对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所作的揭露和批驳，可以说是淋漓尽致。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法新社评论说，这个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一个新阶段”。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给中央发来一个对苏联政府声明的分析报告。
毛泽东先让杨尚昆当场念了这个报告。报告认为，苏联政府的声明，除了答复我九月一日的声明外，还企图回答我最近对它的揭露。对我公布内部文件非常害怕，流露了其立场虚弱、怕我党揭底的心情。报告还认为，苏联领导人近来比较集中地攻击我制造分裂，是在为全面分裂作准备。目前，苏联方面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一种要求“停火”、“谈判”的舆论，企图阻止我新的反修攻势，并想“找借口嫁祸于我”。 毛泽东说：
“大使馆他们在前线，这个分析很近乎事实。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会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戴高乐站在一条战线上，其实我们同戴高乐也没有见过面。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
“我们的方针是确定的。去年在这个地方少奇同志讲了一篇话，今年小平同志讲了一篇，刚才总理又讲了一篇。还是这个方针，叫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我们按照这样几句话去做。每一篇文章总是留有余地。现在苏联也学我们，它也是留有余地。凡是气势汹汹的，你不要看它气势汹汹，其中有问题，外强中干。它不敢发表我们的东西。只看这一条，就知道它怕。究竟我们怕修正主义厉害些，还是修正主义怕我们厉害些？我看，它怕我们怕得厉害些。它有三怕，就是那一天小平同志讲的，一怕帝国主义，二怕‘教条主义’（就是我们），三怕人民、老百姓。”
毛泽东的讲话中，对中苏论战开始以来的情况作了分析，对今后将继续坚持的方针作了阐发，反映出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一些基本估计和看法。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发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简称“三评”）：
1，南斯拉夫无论在城市或者在农村，资本主义因素在发展（1961年南联邦预算收入的67，6%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援助和贷款）。
2，国家性质是否改变决定于国家政权的性质有没有改变。从南斯拉夫的情况来看，一个国家的政权是可以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蜕化变质的。
3，赫鲁晓夫以南斯拉夫为楷模，推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
文章把中苏两党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分歧摆了出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看法。通过对南斯拉夫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分析，从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勾画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基本轮廓和标志。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发表《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简称“四评”）
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批驳苏共领导为被压迫民族开的四个药方：第一，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来代替民族解放运动；第二，由美苏两国合作来援助落后国家；第三，把裁军省下来的钱支援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的落后国家；第四，通过联合国来消灭殖民主义。
这篇文章，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在对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上的政策。文章重申，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当代两大革命潮流。亚非拉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这是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复信中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毛泽东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在会见外国客人，特别是众多的亚非拉国家的外国客人时，总是讲这个观点。
《四评》认为苏共领导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实行的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代替民族解放运动；主张由苏美两国合作援助落后国家；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文章对苏共领导散布的所谓“黄祸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发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简称“五评”）：
毛泽东提出，讲战争与和平的文章要有新意：一要指出当前美苏是假和平、真备战，主要揭露美国的扩军备战；二要说明我一贯努力执行和平外交政策。问题在于如何真正制止战争、真正维护和平，而且讲究策略。我们不能像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采取的那样先犯冒险主义，后犯投降主义的方针。
毛泽东审阅这篇文章时，加写了一个名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毛泽东对真理标准问题所作的完备表述，现在已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个经典的概括。
《五评》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历史的教训”，回顾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要论点，以及列宁对这些论点的揭露，指出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观点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
第二部分“最大的骗局”，揭露了赫鲁晓夫对于美国所抱的种种幻想，指出美国是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以及他们推行“和平战略”的企图；
第三部分“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详细阐明了毛泽东关于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的论点，同时又强调要消灭战争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的观点；
第四部分“核迷信、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关于“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的种种论点；
第五部分“是斗争还是投降”，阐明了毛泽东关于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指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
第六部分“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是对全文的总结，试图说明中苏两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分歧，是既取得革命胜利又赢得世界和平的路线同适应美国“全球战略”、助长战争危险的路线的对立。
文章指出，核迷信和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战争与和平上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杨尚昆和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致毛泽东的信。这封信所署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九日。
这一天下午，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在举行闭幕会议，毛泽东让邓小平在人大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
苏共中央在来信中，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并表示希望改善中苏两国关系，包括加强经济、科技合作联系，可以提供成套设备，可以派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在制定新的五年计划时，两国能够互助合作，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还表示：“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
对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如何答复？要不要继续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
考虑到我们对他们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他们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开始答复，还有四十几个兄弟党发表的攻击我们的决议、声明，我们也都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关于贸易问题，关于五年计划问题，无非是想做生意，现在也没有完全断绝贸易往来，无非想增加一些。关于边界问题，可能他们也想谈一谈，摸摸我们的底。至于专家问题，那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要撤就一下子全部撤走，现在又想派人来，我们并不是傻子。
下一篇和平共处的文章，要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是一贯坚持的方针并身体力行。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在苏联建国初期主张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说明赫鲁晓夫篡改列宁的学说。我同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本质是：和平共处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部，是否是总路线，是否只有退让才是和平共处，还要不要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作斗争；能不能因为和平共处而放弃进行或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要引用杜勒斯的话，戳穿美国所谓和平共处是搞和平演变。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简称“六评”）：
这篇文章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写的，说明两种不同的和平共处。
文章概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把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五条，强调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强调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不是和平共处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强调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不能和平共处。
文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丰富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把新获得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把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以及对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区别对待。
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一九五四年倡议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文章逐条批驳了苏共领导人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主要观点，认为这些观点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在三个问题上存在原则性分歧：（一）实现和平共处，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二）和平共处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三）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能不能作为所有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能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文章认为，“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苏美合作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一九六四年一月元旦过后，在中央政治局两次讨论苏共来信的常委会上，毛泽东指出：
赫鲁晓夫这封信是逼出来的，是公开论战的结果，是斗争的结果。赫鲁晓夫本来就一怕革命人民、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三怕帝国主义，现在又增加一个怕，即怕公开论战。但是，也应该看到，他的这个做法有两面性，一方面固然是表明他要应付那些过去跟他一起走而现在对他不满的人；另一方面他采取这么一个步骤还包含嫁祸于我的企图，说中苏关系恶化，在于中国不赞成停止公开论战。
现在总的形势是赫鲁晓夫一天不如一天，作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发展的最高峰是苏共“22大”，那是他走到顶点，从此以后就走下坡路。我们虽然在1962年底、1963年初写了七篇文章，进行反击，但是一直到1963年6月14日我们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答复信，在表面上似乎我们是处于被动地位，实际上是诱敌深入，等待时机。我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建议的提出以后，我们形式上也转入主动，摆开全面出击的阵势。从那以后，我们又抓住苏共《公开信》转入战略反攻。现在正是转入全面反攻的时候，正
像国内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南渡黄河、逐鹿中原，我军战略反攻开始那样。因为有《苏共中央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这个靶子，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堂堂正正地进行公开大论战了。
现在的情况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不急于答复他们这封来信，更不同意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更谈不上。我们还要继续写文章，现在已经写了六评，还要写七评、八评、九评、十评。但是，我们也要认真地准备回答他们的来信。
现在对兄弟党可以既往不咎。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要集中攻赫鲁晓夫，因为他爱讲话，逞英雄，冲到第一线，说话最多，也最粗野，辫子一抓就是一大把。其他可以放在一边，网开一面。
我们要做一个10年计划，因为文章太多，决议也很多，答复起来很费时间。我们现在才发表了六篇文章，七评、八评、九评、十评还没有发表。平均起来，大概一个月发表一篇。因为我们是采取认真的态度，严肃的态度，是摆事实、讲道理，所以要费一些时间。做一个10年计划差不多。如果他们继续发表攻击我们的文章，我们奉陪到底，也许不止10年，还要更长一点时间。这点道理，我们要向兄弟党讲清楚，对左派要讲清楚，对中间派要讲清楚，甚至对一些跟着赫鲁晓夫跑的兄弟党也要讲清楚。要把丑话说在前面。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发表《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简称“七评”）
在修改过程中，毛泽东指出：
讲兄弟党的关系要从辩证法讲起。世间事物都是对立统一，一分为二。《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在分分合合过程中发展的。从第一国际到第二国际都是如此。要把这个规律结合当前实际，大批赫鲁晓夫搞分裂活动。党的分裂是从思想分裂开始的，然后才有组织分裂。修正主义是思想分歧，长久下去，势必导致组织分裂，修正主义就是分裂主义。然后讲清楚各国党不论大小，都是平等的，独立自主，联合是斗争的需要，相互关系应有准则。搞大党主义就会损害团结，制造分裂。
《七评》搞了两个多月，修改了十八次，我们在文章发表的前两个星期才想出了一个题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据吴冷西回忆：“这篇文章原定是讲兄弟党关系的，多次改变题目，改变结构，写得比较吃力。”“此稿前后一共修改了十八遍，比我们过去的几篇文章花的力气都大，时间也最长。”
文章从总结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特别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历史教训中破题，提出三个论点：
第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里来，不可避免地产生机会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裂活动，马列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第二，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列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
第三，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文章指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运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文章揭露了苏共强加于人的老子党作风和把本国利益凌驾于兄弟国家利益之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并驳斥了加给中共的种种罪名，如所谓“反苏”、“争夺领导权”、“抗拒多数的意志”、“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等等。文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国际共运团结的主张。
《七评》发表前，毛泽东在审定一月二十八日稿时，有两处增补。
一处是在“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分，加写了“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
另一处是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加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前者代表了毛泽东通过对苏联变化的观察和中苏论战得出的一个认识。后者表达了他对这场论战的充分自信和将这场论战进行到底的决心。
文章分三部分：
1、总结1848年起到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这一段的历史教训：第一，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不可避免地发生机会主义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活动。第二，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维护团结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
2、指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从苏共“20大”到苏共“22大”，修正主义逐步形成完整的体系，同时也逐步形成最大的分裂主义。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苏”、“争夺领导权”、“抗拒多数意志”、“破坏国际纪律”、“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等谬论，都是错误的。
3、我们要的是真团结，不是假团结。
三、就给苏共复信同兄弟党商量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毛泽东两次审阅复信稿，并要康生、陈伯达邀几个人开会再讨论一下复信稿。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四至二十八日，邓小平率代表团访问河内与越南代表团会谈，征求对复信稿的意见。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五日，毛泽东率代表团在北京与金日成率领的朝鲜代表团会谈，征求对复信稿的意见。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同金日成会谈中，毛泽东说：
苏共中央在去年11月29日给我们来了一封信，我们对他们过去7月14日发表的那个《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所以我们当时决定不急于答复，拖了近三个月。最近我们中央决定，要答复他们。因为这封信关系比较大，提出了比较重要的问题。有一些是中苏两国、两党之间的问题，有一些关系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所以我们想请你们来商量一下，在内容上、步骤上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从内容上讲，去年11月29日苏共中央的来信连中苏两党继续会谈的问题都没有提，而我们这次复信准备郑重其事地答复他们，提出一个积极的谋求团结的建议。我们想在这封信里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新举行中苏两党会议，作为1963年7月那次没有结果的会谈的继续。第二，召开17国的共产党会议，也可以叫做起草委员会，为召开全世界的共产党会议做准备。第三，召开全世界81个或者100多个党的代表会议。我们提出这三点积极的建议，请你
们考虑，妥当不妥当。按照我们的设想，中苏两党会谈的时间，原来想在7月举行，现在已是2月底，准备来不及，拟改在10月。这样，苏联方面可能说太迟。我们想，如果他们觉得太迟，可以提前到9月，如果他们觉得还是太迟也可以提前到8月，但7月不能举行，太仓促了。我们是这样考虑的，也请你们考虑一下，妥当不妥当。因为如果现在就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毫无准备，肯定谈不好。要谈就要先有文件草案，起草文件需要花时间，所以7月来不及。过去1957年和1960年召开的两次兄弟党会议，文件都是他们起草的，我们只在他们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这一次，我们想提出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或者是一个宣言草案。这次要开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总要开得比1960年81党会议要好一点，不能退步。很可能是他们提一个草案，我们也提一个草案。我们希望，这两个草案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能够通过协商形成为一个共同的文件草案，然后提到17党起草委员会上去，这样最好。如果不行，就把中苏两方的文件一同提到17党会议上去。如果17党会议达不成协议，那就休会一个时期，再来开第二次会议，反正起草委员会要达成共同的协议以后，才能召开全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这个月发生的两件事值得注意。一件事情是苏共中央开了中央全会，并作出了决议，说要对我们进行“坚决反击”。再一件事情是，苏共中央在2月12日写信给兄弟党。内容是什么？不外乎是要对中国党采取所谓“集体措施”。对于这封信，我们在2月20日曾经写信给苏共中央，要求他们把这封信也给我们。但是过了两天，2月22日他们来信说，我们的信说“要求”而不是请求他们，他们不给。我们又在2月27日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说，过去我们说“要求”，你们不给，那么现在我们就根据你们的说法，我们“请求”你们把这封信给我们。估计他们也可能不给，也可能
给，不给的可能性大一些。看来苏共领导现在搞两手：一手是他们开中央全会说要“坚决反击”，给兄弟党的信说要采取“集体措施”。这是采取高压办法，甚至可能采取公开分裂的步骤。另一手是要罗马尼亚派代表团到中国来，由罗马尼亚出面调停。罗方本来说很决就来的，可是在我们同意他们以后，他们又拖了半个月，将在三月一日动身，2日到北京，而且还放空气说谈不好不走。罗马尼亚党代表团要达到什么目的？无非是调停，无非是要我们让步。但是，我们怎么好答复他们呢，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苏的“坚决反击”、“集体措施”是什么，我们
让什么步呢？现在要跟朝鲜同志商量一下，我们对罗马尼亚同志采取什么样的方针。估计他们是为调停而来，首先是为要求停止公开论战而来的。当然，为着照顾罗马尼亚，公开论战稍停一下是可以的。这个问题我们中央还要讨论，也想听听你们的意见。（金日成说，稍微停一下论战是可以的，条件应该是我们停止论战以后，如果赫鲁晓夫再攻击中国党，那么罗马尼亚同志要站在我们一边反对赫鲁晓夫。）你提的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不知道罗马尼亚同志愿意不愿意。看来赫鲁晓夫现在是搬走石头打自己的脚了。他原先设想公开论战对他有好处，结果公开论战起来了他又怕，怕我们揭他的底，怕我们戳穿他的修正主义面目。但是，这个人很难捉摸，他很可能恼羞成怒。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1960年他撤专家，撕毁一切合同、协定，就是一个例子。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归纳大家的意见说：和罗马尼亚代表团会谈的方针中：
第一，在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上寸步不让。坚持要求所有发表过文章、做过决议攻击我们党的，公开承认错误，宣布撤销它的决议。如果做不到就不能停。但是，为着对罗马尼亚表示礼貌，在中罗两党会谈期间，我们不发表批评赫鲁晓夫的文章。只是在这个期间不发表，过了这个期间我们继续发表。
第二，我们答复苏共中央去年11月29日来信的复信，要在罗马尼亚代表团到达中国之前发出。因为我们的答复信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是我们早就决定了的，同罗党无关，这样我们更加主动。
第三，对罗马尼亚党和国家应该继续采取加强友好合作的方针，要体谅他们所处的困难地位，要争取同他们共同行动，抵抗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在同金日成会谈时，毛泽东说：我作过一首诗，是讲解放南京的。这首诗里有这么两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现在我们对赫鲁晓夫还是要追穷寇，而不是莫追穷寇，跟那时对待蒋介石一样，但不是真刀真枪，而是笔墨官司。在去年他们发表7月14日的苏共中央给全体党员的公开信之前，我们很难公开指名批评他们。我们在去年6月14日给他们的那个关于总路线的建议的信里都没有指名。一直到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指名批评苏共和赫鲁晓夫。只是在他们发表《公开信》以后，那我们就可以公开指名了。过去很难指名，因为他没有指我们的名。而他们公开发表《公开信》公开指名攻击我们，那样我们就可以公开指名答复他们。现在看起来，我们6月14日讲总路线的那封信，我们的论点是同他们针锋相对的，那样刺绣他一下有好处。他忍不住了，他公开跳出来大骂我们了，那样我们就解放了，我们也可以公开指名批评他们了。原来他们（指罗马尼亚党代表团）是要早来的，后来又推迟了半个月。看来他们来华之前要跟苏共方面交换意见。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这封复信。
一九六四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的复信送交苏共中央。
复信共分五个部分：第一，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第二，关于援助问题；第三，关于苏联专家问题；第四，关于中苏贸易问题；第五，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答复措词严厉，实际上是正在进行的论战的继续。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中苏两党关系的范围，特别是已经涉及日益敏感的中苏边界问题。迹象表明，中苏论战远远超出了党与党的关系，已全面影响到了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
复信的最后，对停止公开论战提出了四点建议：（一）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二）在举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到十五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两党会谈；（四）在中苏两党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等十七国⑥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会议，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
四、就停止论战与罗马尼亚党交锋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日，毛雷尔率罗马尼亚代表团抵达中国。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四、五日，刘少奇率代表团与罗马尼亚代表团会谈三次。
一九六四年三月五日，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毛泽东说：罗马尼亚党现在和过去相比是有些不同。他们与赫鲁晓夫有矛盾，但在思想上也有许多共同点。他们的地理位置没有东方国家好，这对他们不利。他们的贸易百分之四十要靠苏联，这种情况对罗马尼亚是有影响的，这是根本问题。他们对许多问题不清楚，但他们想说服胡志明，说服你们，还想说服我们。
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中罗两党继续会谈。
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
罗马尼亚这个党，在思想上和赫鲁晓夫相同的东西很多。他们这次来调停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不讲是非，只要停下来就行。但是它跟苏共还存在相当多的矛盾，它的民族情绪比较强烈，反抗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坚持原来的方针不变，要继续对罗马尼亚做说服工作，口气不妨缓和一些，但是问题要提得尖锐，要指出他们不公平。
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中罗两党继续会谈。
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
我们的方针照旧不变，没有协议就不能停，把罗马尼亚的要求顶回去。他们的代表团一走，我们就继续发表反修文章。
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苏共中央又复信中共中央，对二月二十九日的信提出的各点内容逐条批驳，并指责中共“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复信同意在北京举行两党会谈，但要求把会谈的时间从十月提前到五月；同意举行有部分兄弟党参加的筹备会议，并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六、七月间召开，但不赞成中共提出的十七国名单，坚持要由参加一九六0年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的所有二十六国⑦兄弟党组成筹备会议；同意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召开的时间为一九六四年秋。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中罗两党继续会谈。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在会见罗马尼亚党代表团时，毛泽东说：
他们（指我党代表团同志）这些人都是好战分子，而且包括我在内。我是“好战”出了名的。联合国叫我是“侵略者”，说我们“侵略”了朝鲜。赫鲁晓夫又封了我们“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还有“假革命”、“跟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说我们这么坏。如果我们真是这么坏，那他们应该攻击，应该批评。如果他们不批评，那他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苏共中央的2月全会做了决议。你们罗马尼亚同志说不让他们发表，我看办不到。他们中央委员会开会有6000多人参加，在会上批评我们一通，并且做出决议。你们要把它压下来，要他们不批评我们，这能办得到吗？
做了决议而且公开发表的，一共有40多个党，现在我看他们这些人下不得台阶，你们说他们怎么办？要下台阶可以，那他们得公开承认错误，撤销决议。否则总有一天我们是要回答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其实，你们也不用那么着急，这不过是打笔墨官司，有什么要紧呢，写写文章，讲讲话，有什么要紧呢。
我们这些人也不是那么好战。我当过小学教员，从来没有进过军事学校。在座的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这些人，都没有进过军事学校，原来都没有想要打仗。是谁要我们打仗呢？那就是我们过去的那个朋友，叫蒋介石，是他教我们打仗的。他的背后还站着美帝国主义。他用杀人的办法，逼得我们没有办法，只有照他的办，只好打仗。这叫逼上梁山，官逼民反。这么一打，就打了25年，因此我成为“好战分子”，成了“侵略者”。这是讲的打武仗。现在不是打武仗，现在是打文仗，打笔墨官司，写文章。这件事情还轻松愉快。你看，打了这么
几年，没有死一个人。武仗可以打，文仗为什么不可以打？其实，你们知道我们也是不想打的，我们对打这个文仗也没有精神准备，谁想跟苏联闹翻呢？
闹翻的是开始于1958年，还不是1960年在你们布加勒斯特召开的那个会议。在1958年赫鲁晓夫要搞所谓中苏舰队，要占领我们全部海岸线。那个时候，赫鲁晓夫为建立中苏共同舰队到中国来。我对他讲，要么是中国全部海岸线都交给你，要么是中国全部海岸线由我管，要么就是划一部分给你，这三条随便你选择。赫鲁晓夫说，要是全部交给苏联那你们干什么呀？我说，我总有工作做，我可以去打游击。他说现代战争中打游击不顶事。我说，那把一部分海岸线交给你，你们再回到旅顺、大连去好不好？他说已经撤了，再回去影响不好。我说，那中国的海岸线还是全部由中国管，苏联帮助我们建立海军。赫鲁晓夫不干，他认为还是搞共同舰队好。我说，不行，要么全部交给你，要么是全部由我管。这就闹翻了。他是想控制中国。
在这之后还有1959年的事。赫鲁晓夫到美国之前，先发表一个塔斯社声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站在印度那一方面，反对中国。到了美联社国之后，他又跑到中国来，劝我们放弃台湾，还劝我们释放一批被我们关起来的美国犯罪分子。我说这都不行。他说，他离开美国到中国来的时候，艾逊豪威尔跟他讲，你到北京去是白跑一趟。那次赫鲁晓夫确是白跑了一趟。你们这回是不是又白跑一趟？
请你们去告诉赫鲁晓夫，中国人就是这样顽固的，叫做寸步不让，寸土必争，针锋相对。赫鲁晓夫给我们来信，说他不跟中国搞针锋相对。他搞针锋相对也好，不搞针锋相对也好，反正我们是要搞的。苏联的两千多篇文章，每一篇都要答复的。还有40多个党做出的决议，我们也要答复的。无论做决议也好，没有做决议也好，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决议统统要答复。中国人就是“顽固分子”，“顽固分子”不只是邓小平他们这些人，首先是我。有时候我比他们更“顽固”一些，更“好战”一些，更“侵略”一些，但也有时候他们比我更厉害一些就是了。刚才我讲过，我们也不是愿意公开论战的，公开争论是赫鲁晓夫他们挑起来的。既然已经挑起来，就需要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而且我认为，这种公开争论不要紧，不要那么紧张。第一条不死人，第二条天不会塌下来，第三条山上的树木照样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这五条，除了公开论战不死人这一点以外，后边四条我都跟苏联大使讲了，他们在去年11月29日的那个信里面也承认我讲的这些话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认为公开论战还要继续下去，我们还要答辩，大概还要十年才能答复完。因为他们有两千多篇文章。他
们还要采取什么措施随他去。火是包不住的。我不相信他不发表。他发表更好。如不发表，那个病毒不发作，病就好不了。他是否已经说够了呢？反正我们还没有说够，因为我们对两千多篇文章只答复了7篇，还差1993篇。这还不讲其他四十几个党的，只是苏联的就有两千多篇。
我说赫鲁晓夫闯了个大祸，他把妖魔怪统统放出来了。这些妖魔鬼怪，我们中国党算一个，现在不只我们一个，还有十几个、二十几个党都是妖魔鬼怪，都反对他，都是他放出来的。我们原先并不想争论，不知道在内部谈了多少次，少奇同志也谈了几次，周恩来同志又谈了几次，小平同志谈的更多，劝他们不要搞公开论战，但是他们一定要搞，这一搞，好了，天下大乱。
我们中国人没有什么阴谋，我们搞的就是阳谋。过去一个星期里面谈的都是真心话。我们代表团跟你们谈了一个星期。今天我们又谈，我又讲了这么大一篇。我不装和事佬，装着我自己好像还文明一点，没有我们代表团其他同志那样野蛮。我跟我们代表团的其他同志一样，有时候比他们更不文明一点，这叫做公鸡好斗。赫鲁晓夫说我是公鸡，他自己是母鸡吗？其实斗也不是我们要斗。是赫鲁晓夫先斗起来的。这次你们来得好。我们的共同观点比较多。你们跟赫鲁晓夫不同，你们可以跟我们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对齐奥塞斯库说）你讲要想到工人阶级、各国人民的利益，那么，他们过去是不是想到这些呢？是不是因为想到这些，他们才公开批评我们呢？如果过去没有想到，现在才真正想到，那么他们应该公开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只要他们不做到这点，我们就要回答。不是我们欠了他们的债，而是他们欠了我们的债。你说他们有困难，他们有损失。他们现在知道有困难了，现在知道有损失了，现在就这么讲了，但当初批评我们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没感到困难，没感到会有损失呢？现在我们还没有回答他们，还来不及。只有几个党我们回答了，大多数党
没有回答。我们只批评了美国党一篇、法国党一篇、意大利党两篇，一共只有四篇。我们还没有批评他们中的大多数，他们有什么困难呢？他们过去讲，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要公开批评我们；现在我们讲，我们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就要回答他们，只是现在还来不及回答他们就是了。因为时间来不及，写不出那么多文章来，要做十年规划。我们现在也只是写文章，就是那些秀才们，一个报纸叫《人民日报》，一个杂志叫《红旗》，由他们写文章来回答。我们中央没有做过决议，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没有做过决议，我们地方党委也没有做过决议。而苏
联呢，他们从中央到地方组织都通过决议，攻击我们。要讲平等，我们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要讲对等关系，兄弟党之间应该讲平等。
我们可以达成协议，反对那些狂妄自大、挥舞指挥棒、要控制别国的那些人。在东欧，你们的朋友还不够多，你们还要做别人的工作。我看人民是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包括波兰，也许还有匈牙利，甚至保加利亚这些国家，你们都可以去做工作，使他们跟你们的观点接近。我讲的所谓接近的观点是什么观点呢？不是讲停止公开论战这个观点，而是讲反对那些狂妄自大、挥舞指挥棒、干涉别人内政的人这一点，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跟你们接近的。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在反帝、反修斗争中，出现了两件大事；
一件是：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我党六月十四日的建议，并直接点名攻击毛泽东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另一件是：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苏、美、英三方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美苏勾结企图进行核垄断、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的骗局。中国、法国都拒绝在这个条约上签字。 这件事，毫无疑问也为急剧恶化的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
中共中央决定：抓住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进行评论：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发表《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简称“一评”）；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发表《关于斯大林问题》（简称“二评”）；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发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简称“三评”）；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发表《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简称“四评”）；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发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简称“五评”）；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简称“六评”）；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发表《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简称“七评”） 。
一九六四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给予回复。复信共分五个部分：第一，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第二，关于援助问题；第三，关于苏联专家问题；第四，关于中苏贸易问题；第五，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答复措词严厉，实际上是正在进行的论战的继续。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中苏两党关系的范围，特别是已经涉及日益敏感的中苏边界问题。迹象表明，中苏论战远远超出了党与党的关系，已全面影响到了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日，毛雷尔率罗马尼亚代表团抵达中国。公开发表评论才暂时停止。
学习这些文章仍有现实意义。
2011年5月1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