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七节 兄弟党会议上的围剿和反围剿
壹、本节概述
一、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系统化
一九六一年九月，苏联公开发表苏共二十二大《苏共纲领草案》。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在讨论《苏共纲领草案》的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说：总的估计，这两年我们的斗争没有能够完全拖住赫鲁晓夫，更谈不上改变他的基本立场。他是很顽固地坚持他的立场的。看来，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是代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高薪阶层，包括那些收入很高的经理、作家、科学家，当然不是所有的作家、科学家，而是一些在银行存了几十万、上百万卢布的那么一些人，他们有一本支票，可以任意从银行取钱。在苏联党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阶层的。这个特殊阶层还包括社会上的盗窃集团和搞非法经营、搞黑市、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那么一帮子人，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的思想反映到《苏共纲领草案》中。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赫鲁晓夫讲的全民党是一种欺骗。现在苏联社会正在分化。要从经济上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是很不容易的，在意识形势上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更是长时期的事情，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甚至要几十年、上百年。这个高薪阶层对低薪阶层毫无人道主义，而赫鲁晓夫却大讲人道主义。其实，现在苏联社会是很难不公正的、很不人道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已经出现了。还有反革命分子，还有帝国主义间谍。社会主义社会这么复杂，怎么能说是一个全民国家呢？所以说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不容辞的，或者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赫鲁晓夫对兄弟党、兄弟国家就是要欺压，就是要把你压服，压而不服就整
你，把兄弟党、兄弟国家当做敌人，搞颠覆，这是典型的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
义。另一个方面，对帝国主义，赫鲁晓夫是怕帝国主义的，他口口声声要搞裁军、
搞谈判，实际上是要争取在帝国主义的舞台上有一席地位。
赫鲁晓夫说我们是民族共产主义，说我们单干，其实我们搞的是自力更生。这也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而是学苏联的，首先是学列宁，其次是学斯大林，他们是搞自力更生的。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四面包围，他们不单干怎么办？只能单干。我们学的是他们，这有什么罪过？我们并没有要共苏联人的产，我们是自力更生。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上帝，那就是玉皇大帝。他们是什么呢？是东正教，他们有他们的上帝。我们只能采取自力更生的方针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建设好。
当然，去年莫斯科会议也是开得好的，我们斗争是必要的，而且斗争是有成绩的，至少是一段时间内限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我们同赫鲁晓夫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在意识形态里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在国家关系上是国际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我们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撤退专家、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发塔斯社声明谴责我们，是赫鲁晓夫搞的，是他首先骂我们的。我们并没有挑起争论，而是他已经下起了倾盆大雨之后，我们迫不得已起而抗争，才发表了三篇文章。不能不发表这三篇文章，我们应该坚持这三篇文章的立场。
现在，赫鲁晓夫又挑战了，我们怎么办？我看，我们要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修堡垒，就是把我们内部整顿好，做好物资建设，也要做好思想建设。另一件事情就是要准备斗争，现在要准备可能在“22大”上有一场斗争，也可能围攻我们，我们要做好这个准备。说修堡垒也不是说我们把自己封锁起来，不让人民知道赫鲁晓夫这一套东西。我们要发表赫鲁晓夫这个《纲领》，等他们通过以后就发表，利用这个东西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解释为什么说他们提出的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反对他的错误观点。
从这个《纲领》上看，现在赫鲁晓夫是违背81党声明的。那个声明虽然是妥协的产物，但基本上是好的，应该成为我们手里同赫鲁晓夫、同一切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武器。我们要批评他们违反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的81党《声明》，这两个文件是我们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重要武器。我们要高举这两面旗帜同他们进行斗争。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原则，另一方面要坚持团结。
当然，现在他们还没骂我们，他只发表了一个《纲领》，宣传他的观点，所以我们也不好现在就来批评他。去年81党会议以后平静了一个时期，从去年十二月到现在已经十个月了，总的来讲还是可以的，只是他要整阿尔巴尼亚这一点我们是一直是反对的。中苏方面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还是维持1960年他撤退专家、撕毁合同那个状况，没有什么大的改善。现在我们的方针是集中力量搞好我们自己的整顿工作，把过去三年的缺点错误改正过来。对中苏关系，我们要尽量使目前这种比较缓和的时间延长，不希望很快又吵起来。虽然现在是不死不活，但是比起公开吵起来还是有利一点。我们要尽量延长这个时间。如果他在“22大”发起进攻，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被迫还击，叫做自卫反击。我们对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也是实行这个方针，也叫自卫反击。现在虽然不能把赫鲁晓夫看成国民党，但是现在他背叛马列主义，已经对马列主义发动进攻，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进攻，首先对阿尔巴尼亚进攻，这些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但是他还没有对我们进行公开的围攻，我们要保持某种形式的团结，尽量延长这个时间，争取时间把我们国内搞好。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苏共举行二十二大。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大搞反斯大林、反“反党集团”、反阿尔巴尼亚、反华。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指出：
在中国、在苏联和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归根到底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被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社会民主党、反动派蒙蔽，但是他们终究会觉悟过来的。世界革命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应该坚决相信苏联是个好的国家，无论哪一年、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学苏联的经验，不学就会犯错误。当然，我们要学的不是学它的修正主义，不是学它错误的东西，而是学正确的东西，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的经验。
我们跟苏联的关系，不一定采取阿尔巴尼亚那种办法。即使苏联要破裂，我们可以不破裂，我们要求谈判，我们要建议召开81党参加那样的国际会议。就是说用一切办法避免破裂、推迟破裂，即使是维持一个很不好的、表面上不破裂的局面也是好的。现在苏联大反阿尔巴尼亚，有一些党又指名反对我们，苏联也登了很多不指名地反对我们的文章，但是，我们现在不要登反批评的文章，不要和他们争论，让他们骂。现在骂我们的人多着哩。历史上我们就是挨骂的，但我们从来不怕孤立。现在我们的七千人代表六亿五千万的中国人民在这里开会，力量更大了，党更大了，还怕什么孤立呢！延安时期开“七大”的时候，解放区只有几千万到一亿人。现在我们新中国比那时的解放区大得多，我们更不怕孤立。实际上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最终会站在我们一边的。
我们要团结全党、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这不同于修正主义，它只代表占人口百分之十以下的人，我们要有倾向，就是倾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列宁开始建党的时候是少数，布尔什维克党长期是少数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才在苏维埃代表中占百分之五十一，所以才决心发动十月革命。我们不怕孤立，不要怕我们暂时好像是少数，实际上我们代表正确方面，终究是会取得大多数人拥护的。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顶峰就是苏共“22大”，他在大会上搞“四反”（反斯
大林、反“反党集团”、反阿尔巴尼亚、反华），好像是嚣张得不得了，但是他已
经到了顶点，接着就走下坡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有比较完整的纲领、路线和理论体系，这就是苏共“22大”通过的《纲领》和赫鲁晓夫作的报告。这是他的顶峰，从此就走下破路了。
二、中共中央答复苏共的来信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给中共加了三条罪名：其一，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其二，在国际民主组织会议上采取了所谓“特殊立场”；其三，在国际共运中实行所谓“独特路线”。并要中共接受它所说的“共同路线”。
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苏共中央的信当面交给邓小平，表示应尽量消除分歧，保持团结。暗示两党可以坐下来谈，但没有提出具体建议。
一九六二年三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关于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汇报时，同他们一起研究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复信。根据常委会的意见，刘少奇两次召开会议，修改复信稿，报送毛泽东审定。
一九六二年四月三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复信稿。
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封复信。
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上午，邓小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复信交给他。对他说：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是，为了团结就需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开会。信中提议再次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来解决苏共中央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开，就必须开好。所谓开好，就是团结起来。
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复信里，提出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放弃其立场作为召开会议的先决条件。中共方面的这一建议只好搁置下来。
三、中苏边境事件、中印边境冲突、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以及美苏核对抗危机
1，苏修在新疆搞颠覆活动
一九六二年四五月间，苏共领导在我国新疆塔城伊犁地区搞大规模的颠覆活动。
一九六二年初开始，地处中苏边境的新疆伊宁、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出现了少量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情况。
一九六二年三月中旬，逐渐发展成为大量居民成群结队越境前往苏联的严重事件，越境居民累计达到六万余人。特别是在伊宁市，还演变成为冲击自治州政府机关、抢劫州政府档案的暴力事件。有确凿证据表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等机构卷入了这一事件，苏联边防部队还为中国居民越境提供了方便。
一九六二年四月下旬，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平息这一严重事件。这一事件，既涉及民族政策，又涉及中苏国家关系，处理起来非常棘手。这时，毛泽东看到中央统战部报来的一份材料，反映赛福鼎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见。赛福鼎表示，必要时可派他回新疆工作，对处理这个问题会有帮助。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赛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为宜，请酌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就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做了明确指示。随后，赛福鼎紧急赶赴新疆，协助中央处理这一事件。
一九六二年五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处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的指示》、《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
一九六二年六月底，中央又发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命令》和关于向群众解释这个命令的宣传要点。
边民越境外流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查封了参与这一事件的伊犁、塔城地区的一些苏联“侨民协会”。苏联方面关闭了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这一事件迅速平息。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北地区负责人的汇报时，明确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2，中印边界冲突
一九六二年初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加紧推行“前进政策”，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向中国境内纵深进逼，在中印边境西端更为突出。到七月，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加紧增设据点，侵占中国领土。印军有些据点干脆设在中国边防哨所之间甚至侧后，与中国边防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局面，冲突一触即发。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判断中印边界特别是西段边界将是一个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局面，要使外交斗争同军事斗争相配合，军事斗争服从外交斗争。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三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两次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方面用片面行动来改变中印边界现状的做法是危险的，表示“就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总是开着的”，希望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上来。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二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军在中国境内占地设点等问题向印度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指出：“中国政府有理由认为，印度方面上述侵犯中国领土的活动是它蓄意在这一地段破坏边界现状的信号。”
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照会印度政府，抗议印军连续侵入中国新疆地区并设立军事据点，进行挑衅活动，郑重声明：两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单方面地停止向边界自己这一边的二十公里以内派出巡逻队。在印军步步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已命令边防部队在印军最近一再侵扰的地段恢复边境巡逻。（1962年5月3日《人民日报》。）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又一次提出严正抗议，并重申：“如果印度方面不从中国领土上撤走侵略据点和入侵军队，并且继续进行挑衅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实行自卫”。
中国政府的这些外交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印度当局拒绝。他们反而错误地认为，通过这几个月的蚕食行动，尼赫鲁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了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了证实”。
一九六二年六月，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继续增兵，并扩大蚕食范围。
一九六二年七月五日，印度军队侵入加勒万河谷地区。这一地区，是印度进入中国阿克赛钦地区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一九六二年七月八日，中国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印度政府在复照中拒不撤出侵入加勒万河谷的印军。随后，中国边防军在这一地区同印军展开了艰苦的反蚕食斗争。印军入侵加勒万河谷，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证实了中央军委早在五月间作出的判断，印方的主要企图是逐步侵占阿克赛钦地区。
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和十一日，周恩来接连听取中印边界情况汇报，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一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的意见是：
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二是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国内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
紧接着，毛泽东又补充了八个字：“武装共处，犬牙交错。”
在毛泽东上述意见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概括出了“二十字方针”，即“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反蚕食斗争的总方针。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四日，中央军委派总参作战部负责人专程赶到新疆，向新疆军区和西线边防部队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印边界西段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具体指导这一斗争。
就是在中印边界双方紧张对峙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发给正在率代表团出席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陈毅等。指示陈毅利用这次日内瓦会议的机会，约见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向他说明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商谈恢复谈判的有关事宜。
但是，中国政府一切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努力，丝毫没有收到效果。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国发动进犯，动用了十多个旅的兵力，而且出动空军配合，占领了一大片中国的领土。中国边防进行自卫还击，打退了印度军队的进攻，清除了印度军队入侵以来在中印边界中国领土一侧上修建的据点。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实行单方面在中印边界停火，并从十二月一日起主动地撤回部队。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公开指责中国：中国军队现在后撤了，为什么当初要从原阵地前进呢？
3，台湾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
在中国西部边陲发生新疆问题和中印边界反蚕食斗争问题的同时，在台湾的蒋介石也趁国内发生经济严重困难之机，叫嚣“反攻大陆”，并积极作了部署。东南沿海地区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一九六二年四月间，中央军委就开始注意到蒋介石有派军队窜犯大陆的迹象。
一九六二年五月中旬，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备战。
一九六二年六月六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林彪关于东南沿海军事准备问题的报告。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
一九六二年六月八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约见杨成武、许世友等。杨、许向毛泽东汇报蒋介石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并谈了六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情况。毛泽东对汇报表示满意，说：“现在对于整个敌我情况，有了个清楚的概念。”他完全同意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各种方针和措施，说：“部署很好。完全是积极的方针。”对蒋介石能动员多少兵力“反攻大陆”，他估计：“敌人最多来十五万人，再多也不可能。”他赞成对进犯之敌采取顶的方针。“必要时，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关于军工生产，毛泽东赞成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利用这个机会把军工搞起来。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对于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毛泽东说，他还要看一看，时间还来得及。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审阅修改电讯稿，加写了一段话：“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随后，他要秘书林克转告刘少奇，请刘少奇召集常委及彭真、罗瑞卿、萧华、陆定一、吴冷西开会通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在内部印发这个电讯稿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根据这个电讯稿“在干部及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
在进行思想动员、舆论准备的同时，毛泽东指示军委认真做好必要的防范准备。中央军委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以《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为题，发表了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新华社电讯稿，揭露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这篇电讯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连美国人也感到蒋介石底气不足，连忙向蒋施加压力，劝阻他放弃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
一九六二年十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对毛泽东这一段时间关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作过回顾。他说：
“在这个问题上，生动地表明毛主席抓住了国内外形势中的主要矛盾。当时的形势是：西北边境上，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搞了一部分人跑到苏联去；在西南的边境上，有尼赫鲁挑起的中印边境冲突。那时候，我们很多同志都很注意这两方面的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关系来说，从我国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主要矛盾。可是，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说，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美蒋窜犯大陆的阴谋，加以揭露，进行动员，这就有可能推迟或者制止他们的阴谋。毛主席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就调动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样，一个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首先，当然是把军队动员了，军事工业动员了。然后，我们的干部、基本群众，动员起来了。最后，六月二十三日新华社公开揭露美蒋阴谋。这一来，全世界都被调动了。首先是台湾，到处来打听消息，英国是不是牵线呀?中美是不是妥协呀?中苏关系如何呀?紧张得很。美蒋矛盾尖锐了。接着，肯尼迪在六月二十七日就发表声明，说他不支持进犯大陆。实际上，早在二十三日的华沙中美两国大使会谈中，美国人就作了保证。英国跟着说，它不参加台湾海峡的战斗。法国也说，这对它没有任何义务。甚至连日本也出来说，这件事是对东亚不利的。最后才是赫鲁晓夫，他摸准了，得到了美国的内部通知了，才在七月三日来一个马后炮，廉价的保证。虽然他的保证是被迫的，装样子的，假的，但也有一点表面价值，至少叫群众看到不能反对中国。美蒋的阴谋被揭露后，全世界都指责美蒋。”“总之，敌、我、友这三方面在这个斗争中都调动起来了。”
4，苏美核对抗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苏联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装配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为此他下令对古巴实行封锁，在离古巴500英里的范围内，所有船只都要接受美国军舰的检查。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古巴正反对美国入侵，也支持苏联反对美国入侵古巴的立场。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赫鲁晓夫接受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建议：下令撤出在古巴的导弹并在撤出时接受美国军舰的检查，同意美国对古巴实行国际监察，侵犯古巴主权。
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日，中国政府再次发表声明：反对苏联放弃维护古巴政府的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巴实行国际监察，侵犯古巴主权。
四、五国党代会上对中国发起新的围剿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五日到十四日，保加利亚党代会，二十几个党不指名或指名攻击我党。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匈牙利党代会，三十几个党不指名或指名攻击我党。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四日到八日，捷克斯洛伐克党代会，五十多个党指名或不指名攻击我党。朝鲜代表团致辞中不赞成会上对中国党的攻击。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经毛泽东审定并修改，《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社论指出：某些兄弟党在中印边境武装冲突问题和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上对中国党的攻击，根本背离了共产党人对敌狠、对己和的原则立场，迎合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坚持原则，只服从真理，决不服从任何反马列主义的指挥棒和所谓多数。各国共产党人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为重，以共同对敌斗争的利益为重，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采取正确的方法来消除分歧，维护团结。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其党代会上也公开攻击我党。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四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十二月二日下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一些决定。他在传达中说：意共的会，原以为问题不多，现在看问题很多。匈牙利党代会就有邀请南斯拉夫的迹象。意大利带头邀请南共，又指名攻击中国，陶里亚蒂的报告就攻击，不只阿党问题，还有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就确定，他们公开批评我们，我们就可以批评他。这次本来要批评他是机会主义，主席说大会致词中不讲，放在酒会致词中去。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批给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还在最后一页上写下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诗作《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且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毖三垂冈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六十九岁生日，他写了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经毛泽东审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篇社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问题、关于和平共处问题、关于结构改革也就是和平过渡的问题、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过时等问题上，重申了我党的观点，既批判了陶里亚蒂，也详细阐明了我们所坚持的马列主义的原则立场。
一九六三年一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社论论证了当前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否已经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过时、现代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和国外根源是什么等问题。社论指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斗争类似列宁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即现代修正主义的又一次严重的斗争。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毛泽东说：
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但是现在修正主义者不讲这些，讲阶级调和、和平过渡、全民党，没有阶级性的自由、平等、博爱，超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全民政府等。
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
陶里亚蒂也作了一些好事。
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一九六三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写《满江红》：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
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
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二日下午， 毛泽东在南昌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他说：
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和平环境中滋长起来的。它和老修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不要革命。他们的社会基础是高薪阶层，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五日到二十一日，德国党代会，赫鲁晓夫亲自出马指挥反阿反华，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实际上是要阻止中共继续反驳。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晚，毛泽东审定了《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稿，在批语中说：“二十四日送来的社论，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社论点出了一些严肃的原则问题：要什么样的团结？在什么基础上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还是在别的纲领基础上的团结？社论明确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22大”开始的，是从苏共利用他们的党代会讲坛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开始的。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到二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赫鲁晓夫发动新的反华运动也是议题之一。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晚，毛泽东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苏共来信。然后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和伍修权。毛泽东正患感冒，是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会见的。
毛泽东说：
你们2月21日来信我今天刚才看完，也同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商量了。我们认为你们这封信的态度是好的，欢迎你们这样做。
你们提出停止公开论战，你们信里的提法基本上也是好的。但你们言行不符，
自相矛盾。不久以前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代表大会上，一方面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另一方面自己又在那里攻击阿尔巴尼亚，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在论战。这个不好，要言行相符。
我们从2月20日起在报纸上发表你们的文章，已经登了三天了。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一共有43个党骂我们，其中包括赫鲁晓夫的两个讲话和《真理报》的两篇社论。这是讲主要的，其他的不算。我们也要发表，但不能全部发表，只能发表主要的。今天就发表了法国党、意大利党攻击我们的言论。
兄弟党相互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互相谈，在内部谈，该批评的批评，批评得不对的也不要紧，但是不要采取公开论战的形式。现在的公开论战，不是我们首先发动的，我们是被攻击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们可以攻击我们，那我们就有权利答辩。我们从去年12月中旬起开始回答你们的攻击。但是我们中央的方针是，有的问题我们现在不回答，把它发表在报纸上，挂一笔帐，保留以后答复的权利。至于什么时候回答，那要看情况。
彼此骂来骂去，中间总要休息一下。我们赞成你们建议停止公开论战，暂时停止一下也可以。但要说清楚，首先提出不要公开论战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就是在座的周恩来同志在你们苏共“22大”上，当你们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的时候，我们就建议你们不要这么做。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谴责另一个党，这只能亲痛仇快。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但是你们当时不听，你们说公开论战很有必要。你们按照这个方针，后来在欧洲五个党的代表大会上，从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始，按着在匈牙利、捷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意大利等五个党的代表大会上，一次又一次的，不仅攻击阿尔巴尼亚党，而且攻击中国党。你们认为这样做很有必要。我看这也好，这样就把我们之间的分歧摆在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全世界人民面前了。当然，我们不主张公开论战，但是，既然你们那样攻击我们，我们就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你们攻击我们的文章，然后给予回答。是不是你们也可以照我们办法，把我们回答你们的文章也发表在你们的报纸上，然后你们又加以评论呢？索性公开论战不好吗？我看，进行这样的公开论战，天不会塌下来，草还是照样长，女人还是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还照样游。
过去你们说公开论战很有必要，现在你们来信说公开论战有很多害处，根本不提你们过去所讲的很有必要。在这封信里，你们说意见的分歧不要人为地把它夸大，不要发展成为深刻的冲突。你们这个意见我也赞成。但是是谁人为地夸大呢？是你们嘛！是你们造了很多谣言嘛！比如我这个人，你们就造了很多谣言嘛，说毛泽东不行了，不能工作了，没有用了，老了，要死了。你看，我今天在床上接见你，大概是快要死了。你们说中国有个人崇拜，崇拜我这个老而不死的人。你看，是谁人为夸大呢？是谁引起深刻的冲突呢？这是我发点牢骚。我总的还是欢迎你们这封信，但是你们也应该允许我稍微发一点牢骚吧。你们过去骂了那么多，那不是人为地夸大吗？有意造成深刻冲突吗？
你们提出中苏两党会谈，为的是筹备兄弟党会议。这个我们也赞成。但是你们在信中说你们早在去年5月已经提出这个问题，这就不符合事实了。其实，比你们来信早一个月，我们去年4月7日给你们的信里面就提出召开兄弟党会议，并且提出为开好这个会议，要进行包括中苏两党会谈在内的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而你们去年5月的复信说什么呢？恰恰是拒绝了我们的建议，或者说是实际上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你们同时也拒绝了印尼党、越南党、新西兰党及英国党、瑞典党的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建议。
你们这次来信说，现在是面临一个严重的时刻，是关系到今后我们是在一个队伍里前进还是陷入一场沉重斗争的问题，这取决于我们。你们信里的这句话我看也不错。的确，我们中苏两党是不是在一个队伍里前进，现在倒成了问题了。像你们最近几个月那样搞下去，那我们互相之间就搞不到一起，你们是制造分裂。五个党的代表大会那样跺脚、那样起哄，不让我们代表把致词念完，这叫什么？这叫民主吗？还有你们的赫鲁晓夫同志的两篇讲话，《真理报》的两篇社论，都公开地攻击我们，这能使我们走在一起吗？你们批评我们，我们就得回答，但什么时候回答，回答哪些，这是我们的事情。最近我们留了一手，没有直接回答你们赫鲁晓夫那两篇讲话和《真理报》的两篇社论。我们只回答了捷克党、德国党、意大利党，还有法国党。他们骂了我们那么多，但是我们每次只回答了一篇，不多也不少。当然，这是打笔墨官司。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君子动口不动手”。
你们信里讲，如果我们不克服分歧，子孙后代是不会饶恕我们的。这个话也
对。但是我说，不要等待子孙后代饶恕我们了，现在广大群众已经不饶恕我们了。
中苏两党、两国有什么仇，为什么这样公开大吵特吵。既然有吵架的勇气和力量，
就应该有解决分歧、达成团结的勇气和力量。闹那么一阵该休息了。
你们来信讲，这次来信再一次对公开论战、召开兄弟党会议加以肯定。这是文过饰非。去年初印度人、新西兰人就提出要开会，我们去年4月也赞成他们的建议。可是你们5月的信，表面上看似乎赞成，但实际上是拒绝了。现在说“再一次肯定”，其实，肯定要开国际会议、停止公开论战的是这封信，而不是去年5月的信。不过，这也好，我们还是欢迎这封信。所以我们一收到你们的来信，就把你这个大使找来。
为了准备会议，我们政治局常委商量了，认为中苏两党要先举行会谈，会谈的时间、地点是不是可以在赫鲁晓夫访问柬埔寨之前或之后路过北京的时候面谈，如果这个做不到，那我们就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这一点请你向赫鲁晓夫报告，有什么决定快点通知我们。如果赫鲁晓夫同志到北京来，就不能像1959年那样子到北京来把我们骂一顿，说什么“不要用武力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啦，还说什么“公鸡好斗”啦！请问，他的意思是不是说他是母鸡，不好斗？如果真想搞好关系、达成协议、停止公开论战，那我们是欢迎他到这里来的。因为一直到现在我、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还有陈云同志和林彪同志更不要说了，他们两个有病，我们都没有一个人公开发表演讲、公开在报纸上批评你们，没有批评赫鲁晓夫同志。所以赫鲁晓夫同志到这里来，我们还是当面谈好。至于要我本人到莫斯科去，我现在不准备去，我还是隔远一点好。与其送到你们那里去挨骂，不如避开一点好。不过，我声明，我不是怕吵架的人，我1949年也跟斯大林吵过架，1958年也跟赫鲁晓夫吵过架。
关于筹备兄弟党开会的方式，可以用1960年的方式，也可以用1957年的方
式。1960年的方式就是两个党先吵，一直吵到开大会，一直吵到大会闭幕的一天才达成协议，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1957年的方式，就是两党先协商，协商一个共同的草案，再同其他党协商，这中间当然还有争论，但是还是比较快的达成协议。据我看，最好还是采取1957年的方式。我今天给你谈话，也算是对你们来信的答复，欢迎你们同意停止公开论战、同意召开兄弟党会议、同意开中苏两党会谈。但是，我们党中央正式给你们的复信才算是正式的回答，这个复信在两个星期内就会交给你们。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长篇报告，详细介绍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前情况，争论的性质和主要问题，以及这场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他指出：要坚持团结的方针，但是公开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再发表三篇文章给予反驳，随后争论可能要停止一个时期；当前的工作，是准备两党会谈，准备兄弟党国际会议。
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在刘少奇作报告中间不断插话：
刘少奇讲到，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态度和缓了。毛泽东说，实际上是因为二十日看到我们发表了他们的几篇东西。
刘少奇讲到，现在修正主义不敢首先同中国分裂。毛泽东说，我看中苏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
刘少奇讲到，反对修正主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毛泽东说，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刘少奇讲到，不怕分裂。毛泽东说，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
刘少奇讲到，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上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这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指明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文章指出，“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如果说，前面的四篇文章，还只是澄清或正面回答一些争论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则把争论的深度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了这场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
《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
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二十三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
我们的四篇文章，苏联又是四篇，以及法国的、意大利的，在知识分子中可以试验一下。据我看，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有百分之几，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观点而欢迎赫鲁晓夫的。究竟百分之几，可以去研究。我看，不超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证明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三天，他是二十三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十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团结起来，教育那些不懂或不大懂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和群众，目前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大意义在此。应当研究湖南、湖北、河北的经验。我们已经发表的反修文章，在知识界里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是赞成的。可见过去十多年的思想教育是有成绩的。赫鲁晓夫的讲话、文章不可怕，因为他们没有马克思主义。赫鲁晓夫骂我说纸老虎不对，引得世界上许多人都想知道我说的纸老虎是什么意思。现在有43个党骂我们，“帽子”满天飞，我们不怕，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决议、声明、讲话、文章通通发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们敢不敢照我们这样办，这是挑战。看来他们不敢，这说明他们理亏。如果真理在你们手里，你们可以批驳我们。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是因为他们驳不倒我们。现在倒是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派人到瑞士同我们联系，要我们的文章看。看来修正主义不好混，反对的人多起来了。我们再发表几篇文章之后，可以停一停，看一看再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不可以老是把弦拉得太紧了。
最后，毛泽东提出，还要把问题转到国内的反修防修。
一九六三年三月，《红旗》杂志第三、四期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三月一日至四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作为第六篇答辩文章。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极为重视，改了几遍。文章要分四天连载，就是毛泽东提议的，他认为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这篇文章，是这一时期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最有分量的一篇，也是毛泽东下功夫修改最多的一篇。
文章共八个部分，十一万字。
二月三日最先送给毛泽东看的是前三部分，文章题目是《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毛泽东看过，把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要提一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篇文章。
毛泽东先修改的是引言部分。在“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一句之后，加写了一段话：“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
二月十四日，陈伯达把毛泽东修改后的引言打出清样再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写到：“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
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批示陈伯达：“请再打清样，送给我看。”
十五日下午，陈伯达将毛改稿的清样送来。毛泽东把第二部分的标题改为“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
次日早晨在写给陈伯达的批语里关切地问道：“以下各章改的情况如何？请打清样即送我看。”
十七日，陈伯达送来了第八部分（最后一部分）的初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着重剖析一种现象，就是给别人扣上“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的人，却惧怕别人的答辩文章，严密封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字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
过了一天，毛泽东对第八部分又作了一次修改。他改用《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这部分的小标题。并以三句口号作为全文的结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
这样就更增强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震撼力和号召力。
二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最后审阅了引文和第八部分。他在批语中，写了少有的满意评价：“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
文章一共讨论了七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文章认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论战中的思潮，归根到底，一种是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一种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当前这场争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国际规模的论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当代世界的矛盾。文章重申了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中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列举了十六年来世界形势的重要变化，指出：“美帝国主义者的奴役政策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帝国主义者向全世界的扩张政策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这种矛盾，特别表现为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矛盾。”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战争与和平。文章重申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和“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团结和发展，依靠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依靠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来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国家与革命。文章重申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经验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经验总结出来的关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用什么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的有关论述，重申列宁提出并为俄国十月革命证实了的无产阶级战略原则，着重批驳了“结构改革论”，实际上是批驳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文章重申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强调要“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反对“畏惧敌人，不敢斗争，不敢胜利”的改良主义或投降主义思想。
第六个问题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文章阐明如何正确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何正确地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等问题，认为“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并试图划清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
第七个问题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团结。文章重申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基本论点，强调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
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回答美共一月九日的声明。文章指出，美共的一些人一方面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和美国总统肯尼迪，另一方面又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敌我不分，颠倒是非。
一九六三年三月上半月，在刘少奇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础上，由毛泽东和几位常委共同修改，形成了一个指导性的文件，题为《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
这个文件表明，在中苏论战的强烈影响下，中国的国内工作和国际斗争，逐步走上以反修防修为中心的轨道。
贰、本节简论
关于新疆事件，毛泽东明确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这次事件说明：由于修正主义者搞颠覆活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写《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一九六三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写《满江红》：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
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
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泽东用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国际大势的基本看法和斗争意志。不论是书写古人诗作，还是他自己创作的诗词，都表现出一种豪迈气势和博大胸怀。
从国际上的反修联系到国内的反修防修，不仅毛泽东、刘少奇这样想、这样做，中共其他领导人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思路。不过，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并感到最紧迫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对这场论战充满自信，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道理在手、以理服人的雄浑气势和魄力，这种气势和魄力加上犀利的笔锋、雄辩的逻辑，使得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论战中屡占上风。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一长篇文章，是自一九六0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以来，最为系统也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的基本看法，以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看法。名义上是批驳陶里亚蒂，锋芒所向实际上是对着赫鲁晓夫等人。这篇文章在中苏论战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许多观点，是多年逐步形成的，可以说是对中苏两党分歧和争论的一个初步总结。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吸收到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而且进一步地理论化和系统化。
2011年4月29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