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井冈山与河南文革 [复制链接]

清华井冈山与河南文革
发布: 2011-7-11 15:40 | 作者: 一丁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105 | 回复: 0

清华井冈山与河南文革

一丁



在读到《清华蒯大富》一书中有关团派、414派斗争的章节时，笔者联想到1967年初，清华井冈山（414派）直接插手河南文革造成混乱局面的这段历史公案来（注1）。研究历史，首先要弄清历史事实。几年前笔者曾根据所保存的资料整理出《清华井冈山唐伟河南活动事记》一文，就是想以《清华井冈山与河南文革》为题再现这段历史。《清华蒯大富》一书促使我再次拿起笔来，将这段历史呈现给读者，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清华井冈山的分裂影响到派驻外地的联络站
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席卷全国，不少地区造反派在联合夺权中发生分裂。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原有的思想路线分歧也在整风中暴露出来，整风中原“八八串联会”负责人唐伟受到批判。团派、四派思潮初见端倪。团派认为，“老八八”实际上是一批地地道道的投机性托派，批判八八，就是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四派认为，团派“运动群众、不相信群众、压制群众、打击群众”，把唐伟打成托派是把矛头指向群众，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注1）。以后，随着大联合的深入，筹备成立清华革命委员会迫在眉睫，清华两派在革委会组成名额、席位上，互不相让，为了阻止蒯大富的团派掌握革委会的大权，四派放弃“议会道路”，采取另立山头的办法，宣告成立“清华井冈山兵团414总部”，致使清华革委会胎死腹中。之后，团派、四派正式宣战，矛盾不断激化，由唇枪舌剑到棍棒相加，由文斗到武斗，以至于发展成1968年春的百日大武斗。
清华井冈山的分裂直接影响到派驻各地的联络站。早在1967年2月11日清华井冈山驻沪联络站（八八）关于《上海晚报》社的声明中就将两个驻沪联络站矛盾公开化（注2）。而1967年1月唐伟亲临郑州，以“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的名义发表《二十七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一文，不仅颠覆了河南省前段的文革运动，而且对省军区介入后的河南文革也产生极大影响。


二、1966年6月至1967年初河南省文革概况
文革初期，以刘建勋为第一书记的河南省委和其它省一样，也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了学生运动。郑州大学甚至发生了学生因给校党委写大字报提意见被打成“反革命”而跳楼自杀事件。可是，和其它省份不同的是，在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13天后，刘建勋也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表态支持郑州大学少数造反学生和造反派组织“郑大联委”。 刘建勋也因此受到毛泽东的表扬。12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上说：“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事实证明，刘建勋的这张大字报，对河南省的文化革命运动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符合毛泽东的意图的。 1966年8、9月份，北京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联，煽风点火，不少省出现大抓“南下一小撮”，围攻、驱赶北京串联学生的事件。而河南省委却在9月2日发出了《关于欢迎北京学生进行革命串联的通知》。刘建勋的这些举动，带动了全省地市县领导干部表态支持少数派，使河南省的文化革命运动沿着《十六条》的方向发展。
1966年9月，以党言川为首的“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首次批斗“走资派”，从揭批以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1958-1961年间“左”倾蛮干、大刮浮夸风，实行高指标、高征购、高估产的错误政策，造成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入手，得到多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当时。吴芝圃已调离河南到中南局工作。郑大联委一方面成立“专揪吴芝圃联络站”，派人到广州揪吴芝圃，另一方面把矛头对准原省委副书记赵文甫和杨蔚屏，于9月3日、11日两次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揭发批判赵文甫大会”，公布了《把赵文甫的反动嘴脸拿出来示众》的系统材料。此后，赵文甫、杨蔚屏基本上被“打倒”，靠边站了。从66年8月到67年1月，河南省的学校、工厂、机关造反派组织相继成立，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炮打司令部”中由少数成为多数派。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郑大联委等造反派组织酝酿大联合、大夺权问题，纪登奎、王维群等省委领导明确表示支持。虽然在夺权问题上造反派组织也存在着分歧，可是，河南省军区的介入和清华井冈山唐伟的来郑，扩大了分歧，加深了分裂，破坏了河南文革局面。
1967年2月10日，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刘建勋调北京市委工作）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反映情况：“河南郑州市各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原早已取得绝对优势。但自元月中旬起即开始分裂为两大派。在元月三十日河南省军区和人民解放军驻郑部队举行了游行之后，斗争即转移为以军区为中心展开了。一派支持军区。军区和另一派则处于对立。斗争十分尖锐，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也参加了。不仅郑州市如此．据说开封等地也有类似情形。我认为斗争锋芒应该是对向省、市委，但目前不是这样的。河南省委目前已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我除虚心听取和接受广大群众的批判斗争并老老实实向群众检讨认错外，只要有一点可能还要按主席的教导站起来为党工作。现在我诚恳的请求中央文革小组能派人来郑州。对当前运动予以指导，以便早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完成夺权斗争的历史任务”。文敏生的这封信是这段历史的佐证。



三、“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唐伟等在郑州的活动
   1967年1月14日，清华大学学生唐伟来到郑州，由副省长齐文俭安排住宿并配备有关宣传工具。21日，唐伟以“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的名义发表了 《27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一文。文章对前段河南省的文化革命运动提出质疑，认为河南省委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得到彻底批判，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把矛头对准头号当权派刘建勋，而是“翻58、60年的老账，先搞死狗吴芝圃”。文中说：为什么中南局从陶铸、王任重到张平化，出了那么多两面派，而偏偏刘建勋是个“单面派”？如果刘建勋果真是个革命派，为什么革命群众把陶铸、王任重揪出来之前，不见他揭发陶、王问题，揪出来后还是无声无息？刘建勋和陶铸、王任重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从省委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全是吴芝圃的老班子，而刘建勋带来的班子却纹风未动？为什么一些全省闻名的革命派，一度敢冲敢闯，后来却对刘建勋态度变得非常暧昧？为什么一些人高喊炮轰省市委，却放过省委的头号当权派刘建勋？……刘建勋究竟是什人？文章在列举27个为什么后，提出：“千军万马，杀向省市委！万炮齐发，猛轰刘建勋！”
“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的《27个为什么》在河南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军区的介入更加加速矛盾激化。河南省军区把是否支持“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是否打倒刘建勋，是否支持《27个为什么》作为衡量是否左派的标准。围绕《27个为什么》，郑州地区造反派出现了分歧。以郑大联委为首的多数造反派认为《27个为什么》是大毒草。它否定了河南7个月来运动大方向；刘建勋写大字报支持造反派是革命行动，是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刘建勋、纪登奎是革命领导干部；吴芝圃、赵文甫在河南搞浮夸，搞极“左”，造成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这段历史必须清算。而郑州工学院“造反队”等和军区保持一致，认定刘建勋是“走资派”，郑大联委是新的保皇派，形成盛极一时的口号：“打倒刘建勋，气死党言川”。
抛出《27个为什么》后，唐伟在郑州公开频繁活动，请看如下资料（注3）：
1月24日，唐伟参加了省会部分造反派组织召开的“重炮猛轰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建勋、文敏生、王黎之”大会（注3），并在会上代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郑联络站发言，坚决支持这个革命的大会，坚决揪出河南的头号两面派刘建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月25日，在郑州工学院造反队等夺权的《郑州晚报》新生一号第三版上登载署名“清华井冈山兵团驻郑联络站”（唐伟）的发言稿：《撕破河南省委两面派的画皮！》。文中说：“我们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一切革命行动，并且和你们战斗在一起，彻底批倒批臭刘、邓、陶反动路线，揪出刘、邓、陶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河南省的第一号两面派刘建勋”，文章列举了刘建勋的三大罪恶：一、搅乱左派队伍，挑动群众斗群众；二、打死狗保主子，舍车马保将帅；中南地区是两面派陶铸的天下，陶铸、王任重、张平化、雍文涛都是两面三刀的伪君子，是既象猫又象狗的哈巴狗。刘建勋正是由陶铸提拔到河南省委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径，暴露了这个哈巴狗的本来面目。三、大耍两面手法，软化收买左派力量；“刘建勋到底姓刘！从中国的赫鲁晓夫那里贩来了不少修货。他在8月19日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就是刘氏哲学中的“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杰作。文章最后说：“如果有人企图干扰运动的大方向，阻挠革命造反派批判刘建勋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将是十分危险的”，“河南的革命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
1月27日，唐伟参加了郑州工学院造反队等召开的会议，会上决定“新生”《河南日报》，即夺河南日报的权。遭到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等造反派的反对。晚上在河南日报社发生冲突，省军区、公安厅、郑州市公安局、郑大联委、郑工造反队各派一人去协商。

1月28日，河南医学院东方红、狼牙山纵队因郑州晚报连续刊登唐伟的《27个为什么？》和《撕开河南省委两面派的画皮》等文章查封了《郑州晚报》社，并和晚报社门口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广播宣传车发生冲突。解放军郑州炮兵学校155部队“红造委”赶到现场，说“清华井冈山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其驻郑联络站也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公开支持唐伟。后来，郑州炮校成了唐伟的大本营，据周泉缨说他当时来郑州就住在炮校。
1月31日，新生《郑州晚报》发表号外：“热烈欢呼解放军支持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已经濒临垮台的保守派组织重新拉起队伍纷纷去省军区报喜。
2月2日，唐伟参加了由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河南省委副书记赵文甫扶植支持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河南造总）筹备会议，副省长李庆伟、齐文俭批给筹备会5000元活动经费，调省委的吉普车、司机供他们使用。会上军区再次明确表态，坚决支持“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坚决支持《27个为什么》。
2月6日，唐伟参加了河南省军区、郑州造总、河医红卫公社（与河医东方红相对立的保守组织）等在中医学院礼堂召开的商议夺权的会议。
  2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唐伟）发表文章：《坚决镇压反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阶段》。文中说：河南省郑州市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省军区的严正声明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引起了那些反革命派及其一小撮政治扒手的疯狂反对。以刘建勋为首的河南省委中的一小撮以及它们所操纵的走狗党言川之流，纠集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分子为一方，以河南省郑州市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群众为一方的尖锐斗争，发展到决战的关头。这是极其严重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夺权斗争。如果真让刘建勋、党言川一伙夺了政权，那将是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将会有不知多少革命派和革命群众被关进监狱和地下刑房，压迫和剥削的枷锁将重新落到革命人民的身上。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非如此，就不能打倒以刘建勋为首的河南省委中一小撮反革命两面派！非如此，就不能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非如此，就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非如此，就不能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开展向走资派全面的夺权斗争！只有坚决镇压反革命，坚决取缔反动组织，才能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以刘建勋为首的河南省委中一小撮反革命两面派开火，夺他们的权。
2月10日，唐伟参加了省军区、郑工造反队、省公安公社（公检法保守组织）、省直造总召开的研究如何镇压二七公社的会议。
3月2日，唐伟参加了何运洪主持召开的商议派代表去北京参加谈判有关事宜的会议。何运洪指定的代表人数得到唐伟的支持。
3月6日，省军区、河南造总在郑州市体育场召开《河南省省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会上，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唐伟代表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发言：完全拥护何政委的讲话，完全拥护军区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决定。郑大联委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我们以无比兴奋的心情，高兴地看到，由于河南省革命造反派几个月艰苦的奋战，经过几番惊心动魄的大搏斗，省市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两面派及其走狗的丑恶面目已暴路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操纵的政治扒手党言川之流煞费苦心拼凑起来的所谓二七公社已迅速土崩瓦解；一支强大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已经在斗争中冲杀出来，正在迅速成长、壮大，并开始联合起来；河南省、郑州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坚决贯彻“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向资产阶级及其党内代理人发动总攻击，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任务。九个多月来严重的阶级斗争，尤其是从“一月革命”风暴开始的大决战，深深地教育了我们，这些经验和教训，归结到一点，就是一句话，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革命！要造反！要斗争！要夺权！革命就是夺权！造反就是夺权！不把走资派的权夺过来，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深深地懂得：除了政权，一切都是幻影！夺权！夺权！！夺权！！！把被一小撮走资派所窃据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夺过来！我们坚信，在惊涛骇浪中冲杀出来的河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起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伟大历史任务！我们也坚信，在不久将来，一个崭新的、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光焰普照的新河南必将巍然屹立在祖国的中原！
大会以后，郑大联委和二七公社受到残酷镇压。白色恐怖笼罩河南。
   3月7日，唐伟和河南造总在郑州晚报上联合发表文章：《目前河南省郑州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文中说二七公社被党言川之流和地富反坏右控制，是省市委的御用工具，要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穷追猛打，直到二七公社垮台。
3月17日，唐伟等返校，河造总和其它保守组织在郑州火车站欢送。16日晚，在军区礼堂为他们举行了欢送晚会。
以唐伟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驻郑州联络站”虽然返校，但是仍在关注河南局势，仍在为“河南造总”出谋划策。例如：
（一）笔者资料中有一份《对当前工作的几点建议》（机密） 的传单，署名为“清华井冈山原驻郑联络站返郑调查小组”，时间为1967年5月。文中说：当前，郑州面临着—个非常复杂的形势，斗争是十分艰巨的。河南造总对郑州和河南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担负着特殊重要的任务。这场斗争是成功还是失败，关键不在于敌人的强大，不在于刘建勋一伙会耍什么阴谋诡计，而是在于我们自已制定和实行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坚决踏平二七公社，这两个口号是很不策略的。必须改变错误的政策，提出正确的政策。牢牢掌握大方向，争取团结大多数，集中打击一小撮。郑大联委是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御用工具，它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其中某些头头对河南省文化大革命犯下严重罪行。对此，我们过去，观在，将来也还是这样认为，这个“案”是绝对翻不了的！3月6日宣布它为非法组织，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经过两个月的实践，特别是用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发表以后，我们觉得这一决定应该重新考虑。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和中央在处理很多省问题中，对于犯了错误的群众组织精神是：即是被走资派所利用、收买，也只能在指出其方向的错误后，通对群众之间运用“四大”武器，自已教育自己，使其中受蒙蔽的群众觉醒，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而不能采取法律手段，强制的方法。
（二）另有一份《与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同志座谈记要——供河造总战友参考》的传单，署名：河南造总“看得远”战斗队翻印，时间是1967年7月1日。当时，周总理亲自主持的河南三方（二七公社、河南造总、十大总部）赴京汇报已经接近尾声。7月10日中共中央对河南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作了批示。批示中指出：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清华414的这位同志虽然承认在对待二七公社和刘建勋问题上有错误，但仍在给河南造总鼓劲、打气，说河南的大联合还是要以“河南造总”为核心，二七是犯严重错误的、组织很不纯的造反派等等。文中说：唐伟是我们的战友，他对我校文化大革命贡献很大，他是一个好同志。唐伟由于受蒯大富的排斥，对造反派内部的极左思潮有偏激的看法，再加上全局观点不够，他在河南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对二七公社问题的处理是错误的。刘建勋一开始支持造反派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胜利有贡献，这个贡献是否定不了的，否定了对大局没有好处。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忠于毛主席，一切从大局出发，蒯大富犯的错误也很大，中央文革也保他，开始我们也不理解这里面的大道理，后来理解了，因此我们不喊“打倒蒯大富”的口号，我们希望他改正错误。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认为，你们和刘（建勋）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把这个矛盾人为地抬到敌我矛盾的地位来解决是很错误的。文化革命不只有一次，毛主席说以后还会有多次。反修防修的大业靠一次文化革命是完成不了的。你们看八大总部（注4）人多力大，但因为它不能代表文化革命的先进力量，他成为核心对教育工农、防修、反修没有好处，文化革命成果会丧失。再说二七公社，他们是一种极左的思潮，他的组织很不纯，在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冲击的时候能起一定作用，但这种思潮的组织不能成为核心来主导运动。河造总应当高举大联合大批判的旗帜，团结八大总部，联合二七公社尽快实现河南革命大联合！
（三）清华414周泉缨著文：《四一四思潮必胜——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周泉樱的这篇文章，写于1967年8月1日。当时，中共中央解决河南问题的[1967]216号文件已经在河南传达，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并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河南形势大变，二七公社派扬眉吐气。在这种情况下，河南造总头头郑州工学院的刘建亭给周泉樱写信，虽然不知道信的具体内容，但也可以想象其中会有无奈和失落情绪，周泉樱在信的开头说：你的来信收到了，请你代我向全体河南造总的战友问好！挫折和困难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我们的事情就可以办得好一些。它将严整我们的队伍，锻炼我们的意志，打光我们的媚骨、“公正”和软弱，形势将逼迫我们更加独立自主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分析河南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我们始终不渝的坚持我们比较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主张，我们能够修正自己在前进道路上的错误，在困难挫折面前，我们绝不动摇，决不消沉，决不……。接着，周泉缨从阶级关系的变化、派别的规律性、斗争的复杂性、军区问题、414思潮必胜五个方面全面阐述了“414思潮”的观点、理论，洋洋洒洒，长篇大论。文中说：清华大学414派与团派的原则分歧和组织上的分裂，是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的。两派的共同点是在解决党内“走资派”这个主要矛盾时是统一的，因此他们在摧毁反动路线战场上是战友，在“走资派”的白色恐怖下尤其如此。两派的不同点是在夺权问题上，即由谁来掌权，依靠谁，镇压谁，这个阶级阵线问题上。414的组织队伍是比较整齐的，大多数的工农兵基本群众和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及大多数的党团员和干部，都是“铁杆”的414派。而团派的队伍是算不得整齐的，经常混杂着走资派，特别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代表他们的知识分子。从政治观点上看，414思潮是比较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他们比较深刻的理解毛主席关于防修反修的伟大理论。努力团结受蒙蔽的群众，对犯错误的干部和要革命的干部，能大胆地保，热情地帮，大胆地用。而团派，由于他们的革命性是小资产阶级的，团派思潮的实质是反动的，团派作为一种思潮是一定要迅速退出历史舞台的。成为大联合核心的只能是414。这实际上就是“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论调。
周泉樱的这篇文章遭到团派的猛烈批判。《毛泽东思想必胜，机会主义必败——评大毒草〈414思潮必胜〉》文章，登载在1967年9月7日的团派《井冈山》（清华井冈山赴豫调查组编）报上，文章以67年的〈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右倾机会主义414思潮等几个标题论述《414思潮必胜》是一篇机会主义的代表作，是一篇大毒草。同期署名“清华井冈山天安门纵队观察家”的文章——《67年的谭立夫讲话》中说：这位“理论家”一开始，就向我们表露了自己的失意惆怅心情。看完全文就很容易理解，作者自诩为全国“四一四”的代表，也即是成都的红成、河南的河造总、重庆的八一五、长沙的高司、哈尔滨的山上派之类的代表。作者怒斥的团派，指得是成都的八二六、河南的二七公社、重庆的砸派（注4）、长沙的湘江风雷、哈尔滨的山下派等组织。作者所说的“四”派，大多帮助军区镇压了“团派”。这封信对清华井冈山、武汉三钢三新、河南二七公社、湖南湘江风雷、哈尔滨红色造反者等造反派组织充满了仇恨，把他们在前进过程中已经克服掉和正在克服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收集起来，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们的头上，然后打成极左思潮；这封信提出的所谓“激进派夺权，温和派掌权”的荒谬言论是典型的二次革命论，其目的就是为保守派向造反派夺权，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重新上台制造舆论。


四、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针锋相对，坚决支持二七公社
唐伟来到郑州活动时，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长征》纵队（团派）鲁梦铭等也在到郑州，住在郑州大学。他们明确表态不同意唐伟的做法。
1月30日，署名“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长征》纵队”发表了《致唐伟同志一封公开信》，全文如下：
唐伟同志：毛泽东思想纵队的同志们：
你们好！昨天见面，有一些话由于不了解情况，没有说尽，现补叙如下：
（1）你们的立场站错了，你们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起劲地反对造反派，致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犯了严重的错误。郑州的造反派如此对你们深恶痛绝就是明证。
（2）你们把自己的地位摆错了，来到郑州，本应该依靠当地的造反派，做他们的学生，然而你们却依靠了一些托派和保守派。完全否定了河南几千万人民八个月斗争的成果，且没有发现一个明显的左派组织。竟然准备打烂这里各种现存组织，作力转乾坤的救世主，难怪郑州被你们搞乱了。
（3）你们的方法错了。你们一头扎在保守派里，听信了许多谣言，不加分析，据为珍宝，继而怀疑左派，连全面的调查也没有做完就抛出错误的结论，可悲也，可……
你们这种错误并非偶然。在学校唐伟同志就多次犯了右倾错误，这次唐伟在反击十二月黑风时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重演，并且比以前更大，更严重。倘你们问我对犯了错误的组织如何处理，建议你们去学学戚本禹处理二司保字红卫兵的办法。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你们在犯陈独秀的错误，望尽速回头，我相信这也是郑州七十余万人民真正希望的。妥否、望酌。如你们认为有必要辩论，也行。
同日，传来蒯大富发表的关于河南问题的 《严正声明》：
（1）清华大学井冈山没有指定任何人在郑州设立联络站，所谓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郑联络站根本不能代表我兵团总部。
（2）唐伟同志在我校兵团总部充当托派，一贯投机，搞分裂。但是这次在郑州的行为是否是革命的，请郑州革命群众监督。
（3）我们坚信郑州市人民，能在毛泽东思想阳光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4）河南军区同志要坚决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对一小撮混蛋或坏蛋进行专政，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蒯大富  
                                一九六七年元月三十日下午两点
1月31日，鲁梦铭发表致“清华大学井冈山驻郑联络站”一封公开信，摘要如下：
自从给你们写了那封公开信后，你们开始了猛烈的还击，广泛散布流言，采取个人攻击的办法，而不敢就我们的观点进行辩论，这一切只能证明你们的怯弱。你们来到郑州后，头脑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保皇组织视若亲人，而对造反派视若洪水猛兽……，尽管你们还扭扭捏捏的不敢和保皇派过分接近，然而保皇派们却如苍蝇追腐肉一般追着你们不放，你们的行为还不清楚吗？
你们来到郑州，高高地打起了清华井冈山的名字，利用群众对井冈山的信任到处招摇撞骗，拉拢一批革命队伍中的蠢虫，打击分裂基本革命队伍……你们对郑州的文化大革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你们欺骗了北京地院东方红的同志，你们使北京矿院的同志不明真相，你们吓住一批中间群众，你们还不断在群众当中挑动，近几天郑州不断由大规模的武斗出现，这一切严重后果 你们是必须负责任的。
你们说，你们是到郑州来串联的，依我们看，你们干脆是到这里来作祖师爷的。你们下车四天，就拿出了矛头指向郑大革联的《二十七个为什么》。你们利用当地左派内部的分歧，扩大矛盾，大搞分裂，你们狂妄地声称：“在郑州还没有一个明显地左派组织”，你们不自己觉得太妄自尊大了吗？
更为卑鄙的是，你们竟然靠了井冈山的名义和部队挂上钩，骗取他们的信任，使他们也对左派进行压制。对昨天在军区门口的围攻，你们必须承担责任，明确的告诉你们，挑起井冈山的大旗你们根本不配。一旦部队的指战员知道了真相，你们欠下的账是一定要偿还的。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中有许多人过去是造反派，希望你们保持革命的早节，作彻底的造反者，滑下去就止不住脚了。
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长征》纵队  鲁梦铭（签字）  一月三十一日


2月5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战斗纵队发表《严正声明 》。声明中说：
（1）所谓清华井冈山兵团驻郑联络站就是“冒牌驴”，根本不是总部派来的，完全不能代表总部。
（2）我们认为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开封八二四等革命组织是真正的造反派，他们是在斗争成长起来的，我们坚决和他们站在一起，坚决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3）唐伟之流来到郑州后，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了左派队伍的分裂和混乱，使保皇派死灰复燃，组织保皇势力反攻倒算，唐伟之流是地地道道的托派，唐伟必须向河南省五千万人民低头认罪。
（4）我们认为军区在对待所谓“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军区内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军队必须严格按照军委的八条办事，必须支持真正的造反派。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企图拉井冈山的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已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那必然是枉然的。
3月28日，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对河南问题的声明：
（1）河南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组织，绝不是什么反动组织，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们坚决支持河南二七公社，坚决和二七公社战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2）刘建勋同志是好同志，好干部，是北京市革命三结合的对象，决不允许任何人别有用心的把刘建勋打成反革命。
（3）唐伟等人在河南犯下了罪行，必须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
（4）清华井冈山总部对河南问题的态度以本声明为准。

清华井冈山（盖章）1967年3月
3月30日至4月3日，首都红代会特派河南战斗队、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所属组织清华井冈山、北矿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北农机东方红、北京医学院等对河南问题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
4月5日晚，蒯大富来电，坚决支持二七公社。他说：“二七公社无罪，郑大联委无罪，战斗吧，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二七公社”。
4月6日，首都红代会特派河南战斗队抵郑。8日上午，他们在郑州举行游行，沿途造反派报以热烈的掌声，却遭到保守派的围攻谩骂。当回到粮院时，保守派部分群众一拥而上，撕坏红代会特派河南战斗队的红旗，打伤红代会战士数名。
4月17日，蒯大富给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的女儿焦守风的信传到郑州被造反派转抄张贴。次日，焦守凤发表造反声明，表示支持二七公社和开封八二四等革命造反组织，并声明退出保守组织“开封地委东风战斗团”。
4月24日，首都红代会特派河南战斗队发表声明：根据谢付总理的指示和首都红代会的命令，准备返京。
4月25日，二七公社在河南医学院大操场召开“热烈欢送首都红代会革命战友凯旋返京”大会。会上宣布“河南二七公社首都兵团”成立。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五、关于“冒牌驴”种种
唐伟来郑之后，“冒牌驴”的绰号开始兴起。最初发源地在河南医学院。由于河南医学院保守组织红卫公社紧紧追随唐伟，遭到造反派组织河医东方红、红一方面军和狼牙山独立纵队的不满，他们称红卫公社是“冒牌驴”，即冒牌造反派，并在在广播站上学驴叫。此时，便把追随唐伟的假造反派统统称为“冒牌驴”。
后来，唐伟打着“清华井冈山”的旗号来郑州后的各种表现，引起郑大联委等造反派组织的怀疑。于是，就派人前往清华了解唐伟的情况。1月底，各组织派去的人陆续发来《北京来电》：唐伟是清华井冈山的托派，不能代表清华井冈山，是个冒牌货。于是，“冒牌驴”的帽子又戴在唐伟等“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头上。
接着，“冒牌驴”的帽子又反过来被戴到郑大联委主要头头之一的任延庆头上，这一戴就是几十年。至今经历过文革的河南人还称任延庆为“老冒”，很多人已经记不清他的真名实姓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支持郑大联委的清华井冈山鲁梦明等和任延庆关系甚好，平时互换袖章佩戴。1967年2月2日，得知第二天唐伟支持的郑州工学院造反队等要在市体育场召开大会的消息，为防止对方“夺权”，郑大联委、造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农院红总等造反派组织决定也去参加大会。2月3日一早，郑大造委部分成员便赶到郑州市体育场，从西北角门进入占领了主席台。随后，郑工造反队从南门进入，占领了南半部，看到主席台已被占，郑工造总索性关上了大门。于是，郑大、河医、粮院、农院后来的同学被挡在了门外。恰在这时，任延庆戴着清华井冈山的袖章来到大门前，把门的以为是唐伟一伙来到，赶快打开了大门，郑大、河医、农院的部分同学趁机涌进。见此情况，工学院造反队连忙去关闭大门。有人认出了任延庆，当场被扭送到军区，照了相。军区政委何运洪还亲自指示铅印传单数千份。会后，印着任延庆照片《活抓冒牌驴》的传单在郑州地区如雪片般大量散发。“冒牌驴，冒牌驴，不是人家是自己”的顺口溜广泛流传。从此，“冒牌驴”——“老冒”成了任延庆的代号。
在2月19日《郑州晚报》（新生23号）上登载一篇署名风雷的短文：《贼不打自招》，该文显然是为唐伟正名的。文中说：“自从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郑联络站发表了《二十七个为什么？》之后，以党言川为首的一小撮人，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制造了驱赶“冒牌驴”的浪潮，极力骂人家不是井冈山派来的，是“托派”。时至今天，叫嚣声尚未停息。突然又抛出个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蒯大富让“党言川同志转唐伟同志”的来电，让他们“撤回学校”。这一来，岂不出乎郑大联委一小撮意料之外，自己证实了驻郑联络站不是“冒牌货”，而确确实实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驻郑联络站，而且是“同志”。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出尔反尔，自相矛盾。这是咋回事？说穿了，正应了一句老话：“贼不打自招。”  

笔者认为，蒯大富代表井冈山兵团总部让“党言川同志转唐伟同志”“撤回学校”，并不等于唐伟的“驻郑联络站”就是井冈山兵团总部派来的。蒯大富和唐伟虽然有思想路线分歧，但组织上公开分裂是在67年5月“414总部”成立之后。至于称唐伟“同志”也是恰当的，观点不同还是“同志”嘛。
——以上虽然是文革中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却也不失为反映文革现状的一扇视窗。


六、越压越硬，二七必胜
在“一月夺权”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的决定。可是，具体到一个地区究竟谁是左派？应该支持谁？这就由省军区及当地驻军自己决定了。毛主席说：“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河南省军区把支持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支持《27个为什么》、打倒刘建勋作为衡量“左派”的标准，这样一来，写大字报支持造反派受到毛主席表扬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成了“走资派”；被刘建勋以及在他带动下各地市领导支持的造反派成了“御用工具”、“新保皇派”；曾经在河南搞浮夸、搞极“左”已经被造反派“打倒”靠边站的赵文甫等成了革命领导干部，这样颠覆河南省七个月的文化大革命，是广大造反派和革命群众难以接受的。1月30日，河南省军区3000多人举行武装游行，欢呼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公布。郑州工学院造反队和保守组织公安公社、河医红卫公社、郑大红卫兵战斗师、六厂赤卫队等紧随其后。队伍行至郑州大学门口时，前面部队高呼“镇压反革命组织，镇压反革命分子”，后面群众高呼“打倒刘建勋，气死党言川”的口号进行前后呼应。就在这样情况下，1967年2月7日，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豫农红总、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大附中红旗、郑州印染厂“八一”、 新乡师院“八·一八”、洛阳“八·一六”等74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当晚占领河南日报社，夺了出版权。这样一来，更加惹恼了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等人。2月8日，省军区派出“安二型”飞机向全省散发不支持二七公社《严正声明》，保守组织成群结队到军区报喜，表示拥护军区的《严正声明》。2月16日，省军区出动四架飞机撒发《告全省人民书》，发出镇压二七公社的动员令。2月17日，河造总、省委造总组织大批人员冲进由二七公社控制的河南日报社挑起武斗，军区通知公安公社准备民警服80套，“今晚有紧急任务”。下午四时，周总理下达四点指示, 让军队隔离武斗双方，对日报社实行军管，由何运洪出面召集双方，组成代表团赴京谈判。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得以幸免。
1967年2月，周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河南两派闹的很厉害，要他们双方到北京谈判，包括军队认为是反革命的那些人也要派代表来谈话，谈一谈就清楚了，实际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颠倒了。”省军区和开封驻军得到这一指示后，阳奉阴违，企图压垮二七公社和开封八二四，使之没有资格派代表赴京汇报。2月23日，开封市保守组织召开“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一新反扑誓师大会”，会上控诉了“八·二四”的“滔天罪行”。开封驻军参加大会，军长作了长篇讲话，会后武装游行，并用飞机散发传单。3月5日，开封市公检法联合召开大会，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将陈红兵逮捕，用刑车押着游街。3月6日，河南省军区、“河南造总”在郑州市体育场召开“省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在会上讲话并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必须交待他们的幕后策划人”。接着，省军区用飞机在全省散发《告全省人民书》——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的由来。已经靠边站的省委副书记赵文甫给军区写信，称赞何运洪的讲话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保皇派威风”、“真正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你们干得好！你们要干到底！”
大会以后，郑大联委以及全省二七派遭到残酷镇压，“二七公社”头头相继被捕。“四大”变成了“大镇压，大逮捕，大登记，大请罪”， 挂牌游街请罪成风。史称“二月黑风”。 3月8日，省公安公社和郑州市公安局派员进驻郑州大学。在郑大东生活区树起了“非法组织郑大联委骨干分子登记站”的大牌子，勒令200多名“联委”成员前往登记，投案自首，交待罪恶，48小时内写出像样的检查。在化学系，“联委”成员必须填写“非法郑大联委成员罪恶登记表”。在历史系，50名“联委”成员中3人被捕，10人被公安局勒令登记，38人被斗，102人次被搜查，大字报点名40—50人，写检查113份，4340页。在斗争中，让这些学生低头、弯腰、翻戴帽，并对他们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等口号。3月9日，党言川在商丘被捕。40多名联委学生陆续被投入监狱。
“二月黑风”中河南究竟抓多少人？请看资料： 据9市6县不完全统计，全省800多个群众组织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反动组织”或“反革命组织”。 17706人被逮捕，其中：郑州1000人；开封4000人；新乡：956人；洛阳：332人；信阳：400人；许昌：60人；鹤壁：8500人；焦作：150人；驻马店：15人：舞阳县：247人；偃师县：500人；登封县：370人；灵宝县：300人；荥阳县：166人（《中州红旗》报第9期第3版河南二七公社省直革联主办1967.8.27）。特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生前所在的兰考县，“卫焦”派被抓1200人，监狱放不下，戴上镣铐送至杞县监狱。
二七公社被镇压的同时，跟随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支持造反派的省地县各级领导干部也没有幸免。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被“省委造总”软禁，“架飞机”批斗100多次。据全省10个地、市统计：全部第一书记和30%以上的常委、正副专员被打成“三反分子”、“走资派”，遭到批斗、靠边站。全省110个县，被打成“三反分子”的第一书记占70%；县委常委、正副县长占28%。焦裕禄生前的亲密战友兰考县县委书记张钦礼被捕入狱致残。
在河南二七公社“越压越硬”的情况下，军区就利用“十大总部”不断对“二七公社”挑起武斗，制造了“五·四”、“五·二六”、“五·三○”、“七·一六”等骇人听闻的攻打、火烧、围剿二七派的武斗流血事件。致使二七公社派群众伤残数百人，死亡数十人。周总理还亲自派中央医疗队来河南为二七公社重伤员治疗。当时郑州大学文科楼前成了安葬二七派死亡人员的墓地（50多座坟墓文革后被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二七公社不得不拿起武器“文攻武卫”。
1967年7月10日，中央发出了解决河南问题的[1967]216号文件。文件中指出：①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②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③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并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
1967年7月25日凌晨1点30分到2点40分，周总理在京西宾馆接见河南省军区、军分区和省驻军师以上领导干部时说：“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对二七公社、郑大联委、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开封八·二四左派，你们每一个部队首长同志有权力支持它、保护它，要派部队去。”根据周总理的这个讲话精神，7月25日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提供的关于全国各地对武汉“7·20”事件反映的综合报道。在这篇报道中，首次使用了“二七公社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称谓。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这条消息。这就是在河南被称为的中央“7·25”表态。
1967年8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说：“我路过郑州时，看到一个大标语‘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嘛！”



七、省革委成立，刘建勋担任主任，常委中二七公社占绝对优势
1967年8月2日，中央批准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刘建勋任组长，王新（河南省军区政委）、纪登奎任副组长。8月4日，刘建勋从北京调回河南（刘建勋于1966年9月1日调到北京任华北局书记、北京市委常务书记）。在省革筹的领导下，按照毛主席“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实现了“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河南造总”的大联合。1968年1月27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刘建勋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其昌、杨力勇任副主任。省革委41常委中：革命领导干部10人，除戴苏理1人支持河南造总外，其他都是支持二七公社和开封八·二四的；群众代表23人（暂缺1人），其中二七公社16人占69.4%；开封八·二四3人占15.3；河南造总3人占15.3。二七公社占绝对优势。
河南省革委会成立后，一直到1978年，除了军队干部变动较大和纪登奎调到中央工作外，河南省的核心领导，包括地市委书记在内，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也就是说河南省的党政领导权掌握在以刘建勋为首的老干部手中达十年之久。实事求是地说，以刘建勋为首的这批老干部基本上能坚持党性，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组织原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使河南省的工农业生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资料，文革期间，全国23个省，其六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前八名排列结果：第一名中河南占三个；第二名河南占三个，六项指标河南均在前两名，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1970年7月，焦枝铁路建成通车，其中河南区段以投资小、见效快受到国务院的表扬；1970年11月，河南省开始筹建年产七十万吨特种钢的舞阳钢铁厂，1978年一次试产成功，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特种轧钢的历史；闻名世界的河南林县红旗渠，也是在文革期间竣工的。
刘建勋掌权期间，对中央正式定为“走资派”的赵文甫，是备加保护的。1967年8月，刘建勋重回河南后，因赵文甫有病，先是把他送到郑州空军医院，而后又转到解放军153医院，刘建勋亲自嘱咐院长要保密，给他起了化名，要好好保护。还专门到医院看过他。他病重时，又派人把他送到北京３０Ｉ医院，还几次派人探望他的病情，并送去贵重药品。当时赵文甫曾以全家名义写信给刘建勋和纪登奎，对省委和刘、纪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他甚至当着医护人员的面对他老婆和儿子说建勋是他的“救命恩人”。


八、文革结束后，赵文甫上台，主抓河南“揭批查”，刘建勋为首的各级领导班子几乎全部挨整
在文革被彻底否定后的河南“揭批查”中，文革前追随吴芝圃大搞浮夸风、文革中被二七公社派群众批斗、被中央文件定为“走资派”的赵文甫成了一贯正确，重新上台担任省委书记并领导全省的“揭批查”运动。在“揭批查”运动中，赵文甫杀气腾腾，对准刘建勋、纪登奎和河南二七公社派干部和群众。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从l978年到l983年，处理二七公社派和支持过二七公社派的干部5万多人，取消党员资格l0万6千人（全国共清除党员13万人，河南文革期间突击发展党员在全国占第10位，而清除数却占全国总数的77%）；逮捕判刑1700人，“突击判刑”2400人。一个洛阳拖拉机制造厂以反革命等罪名被抓的各级领导成员达41人之多。全省如果加上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被打击者达l00万人。(注5)
“揭批查”中，对全省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彻底的整顿和清理”。凡是文革中支持二七公社的干部统统打下去。1983年11月，省委副书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多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名。截止目前(9月份)已处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的2025人(包括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刑事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107人。”
还有一组数字更令人触目惊心。河南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处理l0人，占67％，其中，判刑3人，留党察看1人，撤职l人，严重警告2人，在审查批判“监护”期间死亡1人，上报处分、未获批准、强令离休l人；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33人，清查、批判、处理22人，占2／3。其中判刑4人，开除党籍3人，留党察看2人，撤职6人，严重警告l人，批判后离休4人，降职安排2人；全省l8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分。地市委正副书记118人(缺焦作)，批判处分97人，占82.3％。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7人，判刑l7人，开除党籍4人，留党察看9人，撤职l8人，严重警告4人，批判后令其休息28人，降职下放l0人；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5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等处理；120多个县委书记和大部分公社书记，都被审查批判处理，未受审查，保留原职的寥寥无几。
兰考县县委书记张钦礼，曾是焦裕禄生前战友，在兰考工作几十年，兢兢业业，廉洁奉公，为改变兰考县面貌做过重大贡献，群众有口皆碑。“揭批查”中，竟以“策动”兰考县文化大革命、“编造”焦裕禄先进事迹、“扒黄河大堤”而判刑十三年。明眼人一看都会明白，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一，张钦礼纵有天大本事。也策划不了兰考县的文化大革命；其二，焦裕禄的事迹在文革前由于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写的一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报道，早已国人皆知，怎能是张钦礼编造的呢?(张钦礼被捕后，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被关闭了八年)其三，关于“扒”黄河大堤的“罪行”更是无稽之谈。那些由地方自行修建的、影响黄河汛期行洪的大堤内的生产堤是本应该扒掉的。
被洛阳市中法、省高法一、二审裁定的“河南省最大反革命集团案”，实际是经上级批准、部署的正常公务活动。但两级法院把参观汇报清华大学大字报，指控为“制造散布反革命谣言罪”；把开展正常民兵训练，指控为“搞反革命武装应变罪”，致使上千人受株连，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达百人以上。此案逮捕拘留50人，自杀身亡2人，自杀未遂致残1人。在一份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79]刑判字第82号）上，19名被判刑的名单中有县处级15人。
“揭批查”中，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的头头，几乎都被判刑甚至重刑。1968年2月省革委成立时常委中，工人代表10人，被判刑7人，未判刑的3人中，1人于68年底亡故，1人受党纪政纪处分，1人为“河南造总”代表；省革委常委中一般干部代表2人，其中二七公社代表被判刑13年，另一“河南造总”代表未判刑；省委常委中红卫兵代表8人，被判刑6人，未判刑的2人中1人是“河南造总”代表。特别是开封师范学院学生陈红兵，1967年2月曾被抓进监狱，甚至欲判死刑，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周总理指示要河南把陈红兵送到北京参加汇报，“揭批查”中，被判刑20年。（注6）


九、关于这段历史的思考
在文革已经过去44年的今天，笔者重提清华大学井冈山与河南文革这段历史，决不是为了再去争论你是我非（孰是孰非已成定论）。平心而论，无论蒯大富，还是唐伟，无论团派、四派、河南二七公社派，还是河南造总，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凭着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无限热爱，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的。1967年6月14日唐伟给蒯大富的一封公开信中这样写道：
当我只有两岁的时候，美蒋特务就杀害了我的父亲。十几年来是党把我送上大学，哺育成了一个共产党员。没有党，没有毛主席，那有我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刘邓曾整了我不少黑材料，“八·九”的头头们到我家乡调查，骂我是“狗崽子”、“反革命”。是毛主席、是中央文革又一次救了我，毛主席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记得在“八·二四”的白色恐怖中，我曾下定决心“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我仇恨那些坚持不改、累教不改疯狂镇压革命派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仇恨那些煽阴风，点鬼火，向无产阶级猖狂夺权的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但是十几年来，我在温室中长大，不体会政权的重要性，对无产阶级专政认识不足，因此文化大革命以来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尤其是去年九月份的动摇，曾给党的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失。我也一度思想上开始颓废。产生过“隐居”的念头。但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千百万革命群众和残酷的阶级斗争教育了我，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受难，中国还有许多革命群众处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之下，横遭迫害，我怎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下定决心艰苦奋斗一辈子，搞一辈子阶级斗争，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生，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死。
唐伟的这段话不能不令人感动。我相信他当时是真诚的。相信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的红卫兵造反派们是真诚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中国不变色，死了也甘心！”就是他们铿锵的誓言。然而，尽管都信誓旦旦，要永远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是，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能真正理解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如果当时不理解，那末地覆天翻斗转星移的今天，如何看待那段历史？如何看待当时的誓言？这些年来，当年的造反派中，有的人忘记了誓言，站在个人立场上，说什么：“跟着毛主席吃了亏，上了当，受了骗”；有的人“两耳不闻国家事，一心只拜孔方兄”。重提这段历史，就是要提醒人们，想想自己当初的信誓旦旦，面对现实，站在工农劳苦大众立场上，去思考文革、认识文革。
说到这里，想到一件事。笔者曾出版一本书《霜叶集：关于文革的回顾与思考》，有位同志打电话购买了5本。后来接到他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一口气读了自序和后记，感到写得不错，使我受益匪浅。不瞒二位，文革中我是厂里保守组织头头。老实说，我对文革是不理解的。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反思、经过学习、经过改革开放30年前后社会巨变的比较，经过反面教员们贬毛、反毛的丑恶表演，使更多的人感到了失去伟大领袖的无奈与痛苦。因此，我对文化革命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真希望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管在文革中，我们派别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们都热爱毛主席，保卫毛主席，而现在，这一点我们仍然是共同的，甚至比文革中更加感受至深，因为那时毛主席还健在，而现在，毛主席已离开我们30多年了，我们更加感到毛主席的伟大。苏联之所以在一夜（之间）解体，而我们中国已经30多年了，表面还未解体，其原因就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深入人心，反毛小丑们以他们的反革命嗅觉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才不择一切手段贬毛、反毛。但是，他们是徒劳的，这也是令他们万分头疼的事。只要更多的人团结起来反对他们，终有一天，劳动人民会有扬眉吐气的时刻。这封令我十分感动的信，连同这篇拙文，献给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注1：1967年初，清华井冈山兵团从组织上还没有分裂为团派和414派，但思想路线上的分歧已经出现，唐伟就是在兵团第一次整风后到河南郑州去的。为了叙述方便，一开始就成为团派和414派。
注2：祥见《八八串联会的建立是刘邓陶的一个大阴谋》一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蒯大富、刘才堂、刘泉、任传仲、鲍长康、孟家驹、张云辉、绍凯胜 1967年2月4日 初稿于清华园。
注3：1999年春，笔者在上海文庙买到一本清华大学井冈山驻沪联络站（八八）编印的油印资料，时间是1967年2月。内有批判蒯大富的文章13篇，其中一篇就是《清华井冈山驻沪联络站（八八）关于〈上海晚报〉社的声明》，1967年2月11日。
注4：这是文革中二七公社派整理的原始资料，是否完全属实，笔者没有进一步核对。
注5：这里说的八大总部，没有包括郑州大学战斗师和郑州铁军，在河南一般称“十大总部”。
注6：此数据来自郑州市委书记张俊卿l997年8月1日《致李长春并省委的信》)
注7：有关“揭批查”数据资料来自《关于河南揭批查严重扩大化的历史遗留问题向省委、党中央的申诉报告》(原河南军区司令员张树芝、原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王维群、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耀东、原省委常委秘书长王大海，1996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