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心权意为人民币服务”作为显规则是对历史的反动 [复制链接]

“权心权意为人民币服务”作为显规则是对历史的反动


中国海派经济学南京第十五次高层论坛论文



“权心权意为人民币服务”作为显规则是对历史的反动

刘东和


一、对根本宗旨的公然背离

不久前，河南一位握有城市建设规划重权的官员，面对媒体就当地政府违法强拆民房事件的刨根问底，勃然大怒：“那你还是不是党员？你这究竟是为党说话呢，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这句诡谲之问，一时间竟堵得全国人民无语。此大官员一句不经意的气恼之语，实际上是继前些年主流学派们诘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灵不灵？”之后，再进一步具体化地发问：“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还行不行？”

怎样回答并厘清这类荒唐而又纠结的发难，就得先从共产党人的权力观说起。中国共产党虽然是从农民诉求为主要内涵的土地革命起家的，但绝不是一旦占山为王，就倚仗强权去强拆民房、强掳民财的绿林好汉。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认为，上层建筑中管理社会事务、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全部来自于社会公众的选举和授予，因此，由市民选出的巴黎公社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都是“社会公仆”。毛主席则说得更直接：“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总数95%以上的人民大众给的。”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里，则表述为共产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更明确提出，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权为民所用”。应当说这些观点、理念一脉相承，各具时代特色，一点都没有偏差。但从实践上看，做得最好的却是在未执政时的延安时期。不仅从口头上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根本宗旨，而且建立了边区民主政府加以践行。一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里的“它实行了民主好处多”,不仅唱到了，同时也做到了。个中原委，在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著名的“窑洞对”里已讲得十分地透彻见底。

正是毛主席对“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清醒认识，才在建国执政前夕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但请予注意，这两句作为全党预防针的“两个务必”，其严肃性、针对性、规范性，远甚于后来党规政令里的“N要N不要”、“N不准N严禁”等。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说归说，做归做，大家都学会了说一套做一套，内心想的、嘴上讲的、行动做的都不一样。其中，以林彪的“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为登峰造极。所以自林彪之后，中国的权术家们便以为在共产党内也是可以搞搞这一套的。且屡试不爽，获益颇丰。

具有深厚封建土壤的中国，自古便盛产权术家，这本不奇怪。但众多的权术家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大行其道，就令人十分担忧了。更为可怕的是，现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根本宗旨，竟不知不觉地从“显规则”降为“隐规则”，而“权心权意为人民币服务”则和早期的“一切向钱看”一样，从“潜规则”升为“显规则”。“全”与“权”，“人民”与“人民币”，就一字之差，却离经叛道、谬之千里，数典忘祖、祸害万民。有很多当政者，由于在“潜规则”升为“显规则”的漩涡里陷得太深，从理念到实践上都对“权”与“币”由衷地亲近，很有甜蜜度和崇拜感，“一朝权在手，便把币来捞”，何乐不为？可叹的是，这种“权”是贿来和谋来的，而不是选来的；是上级领导加封的，而不是人民授予的。所以他们只需糊弄住上级即可，人民对之就无可奈何，顶多只能背地骂骂娘，媒体曝曝光，发泄发泄而已。整个经济社会就在此蛀蚀麻木、审丑疲劳的状态下，带痛运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二、极为严重的后果

1.工人阶级沦落边缘。 工人阶级本应是共和国各构成阶级的领导阶级，又是共产党的母体和根基，工人阶级自己的先锋队就是共产党，其主体地位原本毫无疑义。但由于指导方针上的不断退让，使得工人阶级在劳动与资本的根本对抗中处于不利地位，渐渐地从豪迈的“咱们工人有力量”沦落至边缘地带，成为需要帮扶解困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在那些官僚阶层和资本阶层相互结盟的地方，工人阶级的命运更为悲惨，完全被异化为物质意义上的生产要素，成了“会说话的生产工具”。“黑煤窑”、“黑砖窑”、“开胸验肺”、“厕居”、“十连跳”等血淋淋的字眼，不断刺痛着人们的眼球。据广东学者对珠三角六城市近几年的工伤统计，每年发生在该地区的断指事故就达三万余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四万只，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几乎跟旧社会的情形差不多。

2.贪官污吏生生不绝。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防腐肃贪，从中央到地方，党的系统成立了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府系统成立了监察部、厅、局和纠风办，检察系统成立了反贪局。纵横交错，上下贯通，网络不可谓不健全，人员不可谓不充足。但可悲的是，贪腐一方的阵容却日益壮大，犹如野草春风，前腐后继，生生不绝，上演着一出出贪腐大戏。涌现了一批像杭州市“许三多”市长（钱多、房多、女人多）、周至县“林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花光、美女搞光）那样的官场恶棍和混混，他们一路犯罪、一路提拔，他们独霸一方、鱼肉百姓。不到偶然东窗事发，百姓均奈何不得，敢怒不敢言，举报亦石沉大海。最高法院2010年度工作报告中的一组惊人数字，就揭露了如今官场间的暗潮汹涌：全国法院2010年共审结贪污受贿案件23441件，判处罪犯24406人，创建国以来人数之最，其官位显赫者有，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福建省委常委陈少勇等。这仅是冰山一角，大量的贪官污吏仍隐藏在冰山之下继续作恶，“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对之几乎不灵，亦失去威慑作用。

这就不得不让人反思三个问题。第一，如此重大的反腐成果值得庆贺吗？我们为何迟迟不见哪怕一例用人失察的倒逼问责？“千里马”遁形，伯乐未察；“千里马”现形，伯乐何堪？第二，对巨贪仅判刑罚没了事，而对他们主政一方时结党营私勾织起来的贪腐网络却不予追究；同时对受他们打击迫害的忠良，也不予褒扬平反。如此忠奸不辨，官场岂能不乱？第三，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日常公权力的运行中，充斥着面广量大的昏官庸吏、懒官惰吏、冷官酷吏。由于他们奉行“无币不作为、有币乱作为”的行事风格，随时随地都可能发酵恶变为贪官污吏。其普遍存在使得官民矛盾凸显，人民政府经常成为人民的对立面。近期频频发生的“萝卜招聘”事件引起公愤就是例证。香港的政务官梁锦松（一把手财政司长），仅因为伏明霞买了一辆关税调高之前的进口车，就引咎辞职。我们的政务官呢？

3.官僚资本盘剥民生。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主要是在经济体制上的变革，从计划走向了市场。问题是经济基础动了，上层建筑却迟迟跟不上，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期待中。一想推动便阻力重重，迟疑不决。这种胶着状态，使得我们的经济总量（GDP）、生产效率虽然上去了，但社会公平和资源生态却出了大问题。其中，最令老百姓愤慨的现象就是，硕大的腐败温床竟导致了一个权贵集团的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利用先天世袭下来的身份优势，占有了改革与发展成果中太大的份额，从而彻底走向了人民的反面，为千夫所指，万民痛恨。

三十多年来，权贵集团先通过“双轨制”初期倒卖计划物资或配额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第一桶金。再通过包揽大型骨干工程，从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中，攫取了数千亿元的人民血汗，其胃口之大远胜过当年国民党“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他们一掷千金，在香港的浅水湾、纽约的曼哈顿、澳门的赌场和巴黎的奢侈品市场上呼风唤雨。到了2000年前后，权贵集团积聚财富的路径更加精妙，那就是利用国企改制，化公为私，一夜暴富；其手法也更加恶劣，那就是通过批发“乌纱帽”，暴敛财富，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与封建时代的《官场现形记》如出一辙。就这样，中国的权贵集团——官僚资本阶层，为他们的家族垒起了富可敌国的座座金山。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截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达27310万人；超过亿元以上的达3220人，其中有2932人为高官子女。

4.“三座大山”压迫民生。 这“三座大山”原是指教育（上学贵）、医疗（看病贵）、住房（房价高），现在看来还要加上公路（收费高），应为“四座大山”了。总之，“衣、食、住、行”除了“衣”这一件外，没有一样能让老百姓轻松的。限于篇幅，就仅说说房价为什么会居高不下，屡控屡涨？本来，住房体制改革的思路是：取消一切单位的具有特权性质的福利分房，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让特权群体和普通市民群体一样全部进入商品房市场，即由房地产市场来解决一切居民（包括穷人和富人）的住房消费问题。但是由于商品房特殊的二重属性（兼具消费品属性和投资品属性）和城市化进程（大量的穷苦农民进城）的叠加作用，以及政府土地财政偏好、开发商不法牟利、投资客炒房的负面扰动，使得全国的房价持续多年一路疯涨，令中低收入的市民和进城农民望房兴叹，被迫在“胶囊”和“蜗居”中苦苦挣扎。过度的市场化，使得房地产市场成了富人们的天堂，穷人们的伤心地，孰穷孰富在此泾渭分明。

本来，作为人民的政府，此时理应顾及大多数穷人的利益，在主动放弃自身土地财政偏好的同时，伸出“看得见的手”，推进保障房的建设和分配，保护穷人避开房地产市场上的疯狂交易，以有效拽回和遏制高企的房价。但不幸的是，每年各级政府所建少之又少的保障房，又大多被腐败分子和公权力机关抢先侵吞和占据了，大多数保障房并没有分配到真正的穷人手里。国难当头，这批腐败分子可以说是不顾穷人的死活，一举大发国难财。迫使中央政府屡屡在房价调控上处于无计可施的艰难地步，只得靠打压市场交易量的所谓“限购令”来扬汤止沸，勉撑危局。当年，毛主席在瑞金处决“苏区第一贪”时说过：“腐败不除，党将不党；贪官不倒，人民遭殃。”现在，我们面对房市乱象也可以这样说：腐败不除，房价难休；蛀虫不死，国难未已！

5.高速收费挤榨民生。 本来高速公路作为人类交通史上的重大发明，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和福利，理应一路畅通。即便按照市场法则，由政府贷款修建的路桥在还款期届满后，也应即行停止一切收费，全部作为公益设施回归社会公众，方为人民政府的本份。现在怪就怪在，中国大地上的所有高速路桥都同时配建了密密麻麻的收费关卡，一概实行无限期的收费，高速路桥成了各级人民政府永远不倒的“摇钱树”。与发达国家高速公路多为免费通行相比，中国成了世界上最不光彩的收费公路里程最长、收费金额最多的国家。这样不知羞耻的与民争利，岂不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莫大挑衅？
在这如此高额的路桥收费背后，隐含着两大社会危机。一是直接增加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特别是使得农副产品价格中的物流成本陡增至五到七成，极大助推了通胀压力并挤压民生，可谓怨声载道。二是目前全国有八成上市路桥公司的毛利率高达50%，其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的暴利收益竟超过房地产业和金融业而独占鳌头。如此肥沃的土壤，使得交通工程领域成为贪污腐败案件的高发区，贪官数量及涉案金额均十分惊人。

6.食品荼毒危及民生。 华夏自古就是一个十分讲究饮食文明的民族，一句“民以食为天”道出了其中的真谛。这句话被历朝历代的主政者奉为治国安邦之第一要旨，万不敢疏忽以丝毫，懈怠以片刻。所以数千年来除了天降大灾的饥荒年份，基本上是相安无虞的。但这些年来饥荒虽然远去了，食品安全的防线却偏偏失守了。从“苏丹红”到“三聚氰胺”，从“地沟油”到“洗虾粉”，从“健美猪”到“染色馒头”，未有任何天灾的成因，全是十足的人祸，频频加害于无辜的黎民百姓。

善良的人们在食物中毒事件后，自然会谴责不法奸商们的“血管中没有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也终会看到某一些奸商被绳之以法，却常常忽略了一个非技术层面的要紧问题，即：奸商们丧尽天良，不择手段地去逐利，乃其天性使然。但纳税人供养着的人民政府，作为“守夜人”当时身隐何处？怎么就对这些奸商软之又软，束手无策呢？唐三藏有难，孙行者安在？从河南的双汇到南京的菜市场，七八个部门，十几道关卡，居然拦不住一头“健美猪”。所有查验程序均形同虚设，让害人夺命的“健美猪”爬上了市民的餐桌，谁之过？一时间南京市街头巷尾，人人谈猪色变，坊间竟无安全之“食”可言。“民以食为天”不是一句戏言，一旦这个“天”坍塌了，民心也就丢了，那我们党执政的根基也就没有了。对此，温总理讲得更全面：“一个腐败，一个通货膨胀，足以动摇我们执政的根基。”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历史教训。

三、谁来叫停这一反动的“显规则”

“长夜难明赤县天”。过去，中国的劳苦大众在苦难中选择了救星共产党，而共产党则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深情地回报衣食父母。鱼水相依，血肉相连。一曲“打天下，坐江山，老百姓是共产党永久的挂念。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但这样的道理放在舞台上唱唱容易，一回到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去真正做到就难得很，而时时刻刻样样做到就难上加难。根源何在？

在凶险的战争年代，共产党手上没有政权，时时刻刻都面临着被强敌“围剿”的灭顶之灾，故曰“鱼儿离不得水”，即毛主席形容的：“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必须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毛主席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主动自觉地而不是被迫从动地看到了这一点，一句“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可谓深刻至极。毛主席的更加伟大之处还在于，他不仅在理论上厘清，而且在实践上引导全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持之以恒，一以贯之。再佐以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三大法宝，使得我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独裁统治，最终夺得了全国政权。取得了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的“入场券”，并下定决心：“我们决不做李自成！”
建国后，毛主席又继续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引导和教育全党，拥有了从国家总理周恩来到地委书记杨善洲、县委书记焦裕禄这样一大批深受人民爱戴的人民公仆。他们身居高位不奢、心系群众不骄，呕心沥血、克己奉公，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回想三年自然灾害时那么大的苦难，十年“文革”中那么大的破坏，全中国的老百姓之所以对党不离不弃、信仰不丢，其身边人民公仆的榜样作用无时不在，是主因之一。但彼一时，此一时，现代市场经济既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同时也释放了巨量的腐蚀剂。人民政府公务员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一直不受监督的政务官（一把手），在腐蚀剂的包围中走向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反面，大搞“权心权意为人民币服务”，成为人民的罪人和历史的反动派。“竖起一片楼，倒下一批干部；建成一条路，牵起一串贪官”这一当代官场的“周期律”，像魔咒一样每每挥之不去，犹如精生白骨、妖兴鬼域。

然而，问题之巨大的复杂性和难点在于，这批鬼魅丑类在未被查处之前（或尽管被人民来信举报了），却仍然风光在大会小会上，活跃在台前台后间。他们“邓、三、科”从不离口、毫无破绽；“党八股”永不离手、套路娴熟，已非常适应在当下的官场生态中存活，且游刃有余。红头文件上“一经查明，定将严惩不贷”三令五申式的监督方式对其毫无作用。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会非法动用手中的权力，查获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举报，反过来实行打击报复，制造出桩桩冤案。层层“截访”抓人，跨省追捕举报者，即为明证。

因此，反腐斗争进行到今天，我们党最缺的是“发现机制”和“失察追究机制”，而不是悬在空中的决心、堆积如山的禁令和形同虚设的监督。很多贪官其本身就是掌握有“权心权意”之职的“一把手”，谁又敢禁他、谁又能监督他呢？偶尔也有拍案而起管一管“闲事”者，皆无一有过好下场，还被当下官场上的行话称之为“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久而久之，大家也都学“乖”，学会明哲保身了。

所以，现在全部问题的症结又归于一点，即由谁来叫停“权心权意为人民币服务”这一反动的显规则，重新开启人民共和国新的历史进程？这答案说难亦难，说易亦易，那就是毛主席一直强调的唯物史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应果断摒弃反腐工作主要靠体制内自我纠正、良心发现的狭隘思路，跳出“越反越腐”的怪圈，请进体制外人民群众这个“真正的英雄”。让亿万人民群众这一伟大的“干扰素”来阻断现代市场经济各种各样的“腐蚀剂”，借亿万人民群众的火眼金睛来帮助我们挖出各式各样的蛀虫。唯有如此，才能砸碎“权心权意为人民币服务”的伪规则，拨乱反正，使我党重新找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且唯一的宗旨。

结语

由上可见，当前经济社会疑难杂症众多，且交互作用，不停发难，可谓光怪陆离、乱象环生，问题成堆、俯拾皆是。诸如“违宪”（违反宪法）、“违规”（违反市场游戏规则）、司法腐败（社会正义底线失守）等种种现象，不胜枚举。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违宗”是百病之根，百乱之源。一个团体，一个政府，一个政党，尤其是一个执政党，自己定下的宗旨就必须去遵从、去践行。一旦违宗，就会丢魂失魄、折旗断根，就是自掘坟墓、自毁长城，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葬送于朝夕之间。因此，解决“违宗”问题，是党在90岁生日之际的当务之急。毛主席在建党50周年时就告诫过全党：“我党多年不读书，真懂马列的不多。”那么现在，我们难道不应该重温一下革命导师的《共产党宣言》、《为人民服务》等经典著作和自己曾经言之凿凿的入党誓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