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围绕农业合作化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复制链接]

    第三节  围绕农业合作化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壹、本节概述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党中央做出了第一个先向地方党组织发布并且在各地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到一九五三年底，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一万四千多个。
    一、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
    毛泽东在会前和会中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邓子恢等谈话。
　　他在十月十五日的谈话中指出：“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可以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富农和富裕中农的。”“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他在十一月四日的谈话中指出：“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就有了统属了。”很明显，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邓子恢的思想。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党中央正式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
　　一九五四年秋季，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了十万个（原计划发展到三万五千八百个）。
　　一九五五年六月，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六十五万个（较计划数字超过五万个），入社农户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平均每个社二十六户。
　　这些合作社，大部分是在北方几个解放较早的省份。在全国大多数解放较晚的省份中，每省都已经建立了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安徽、浙江两省建立的较多些，但是其他各省建立的数目还不是很多。这些合作社，一般是小型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数的大型社，每社有七、八十户，有的一百多户，有的达几百户。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半社会主义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数发展成了社会主义的高级社。
    二、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一九五五年春节，党中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一百万个。这个数字同原有的六十五万个比较，只增加三十五万个，即增加半倍多一点。毛泽东觉得似乎少了一点。可能需要比原有的六十五万个社增加一倍左右，即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个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国二十几万个乡，除了某些边疆地区以外，每乡都有一个至几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作榜样。由一九五五年八月至一九五六年十月共有十四个月，完成这样一个建社计划应当是可能的。
　　可是，有人说，去年的五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太大了，冒进了，今年的三十五万个合作社的计划也太大了，也冒进了。他们怀疑建立这样多的合作社不能巩固。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他指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的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去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干部和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前进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例如，一方面排斥贫农入社，不照顾贫农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都应该向他们去进行教育，加以纠正，而不简单地去进行斥责。简单地斥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
　　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问题是：建立这样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究竟能不能巩固？毛泽东回答说：“当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要将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确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应当相信，我们党是能够领导群众克服这些困难的。就农业合作化问题来说，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1） 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困难（贫农），或者他们的经济地位虽然比较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他们是积极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的，特别是他们中间的觉悟较高的分子，这种积极性更大。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2） 党是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我们党已经胜利地领导了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一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在大约三个五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方面，也同其他方面一样，我们已经有了足以说服人的有力量的证据。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还从多方面论证了发展和巩固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问题。这是一篇领导中国农村、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文献。
　　一九五五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 》：这个指示解决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依靠谁的问题。土地改革以后，贫农的数量减少，中农的数量增加，依靠贫农的方针还能执行吗？毛泽东指出：依靠贫农应该包括新老下中农。
    三、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讲话
    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共中央举行第七届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党的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这次大辩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在党内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会议的辩论作了总结：《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这篇讲话的要点可以概括如下：
　　（1）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
　　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
　　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产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便于最后消灭资本主义。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在这个十五年的期间内，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我们已经看见是很紧张的。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以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
　　（2）在合作化问题上争论的总结
　　这次讨论中，解决了在几个月以前很多人还是不明了的许多问题：
　　　　1， 是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的问题。
　　　　2， 晚解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
　　　　3， 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的问题。
　　　　4， 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的问题。
　　　　5， 办社容易巩固难的问题。
　　　　6， 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的问题。
　　　　7， 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问题。
　　　　8， 所谓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的问题。
　　　　9， 所谓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的问题。
　　　　10，所谓农村紧张根本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的问题。
　　　　11，所谓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的问题。
　　　　12，应不应当在最近办一些高级社的问题。
　　　　13，所谓木帆船、兽力车不能办合作社的问题。
　　（3）关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问题
　　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慢机会主义，一种是急机会主义。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要比质量，比规格。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要讲全面规划问题，经营管理的问题，领导方法的问题。要讲有些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就是说要讲质量问题。
　　（4）关于思想斗争
　　历来的经验说明一条：思想斗争必须中肯。就是要思想交锋。思想不交锋，就缺乏明确性和彻底性，这个不好。
　　关于犯错误的同志，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
　　历史经验证明：犯教条主义错误和经验主义错误的人，绝大多数是能够改正的。这要两条：一要有严肃的批评，一方面要有宽大的态度。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性质，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
　　过去邓子恢同志有过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和“四大自由”这种纲领性的提法，那是错误的，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的。一直到一九五三年还是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四大自由之小惠。
　　还有一些同志老是喜欢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甚至闹独立王国，觉得独裁很有味道。无产阶级、共产党也要搞阶级独裁，如果搞个人独裁，那就不好。
　　不去接触干部，不去接触群众，就嗅不到政治气候。事物已经大量地普遍存在，还看不见，那就太迟钝了。
　 （5） 若干其他问题
　　什么叫“左”右倾？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
　　是不是有发生“左”倾错误的可能？完全可能。不加强领导，就一定会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在适当的时机压缩一下人们的脑筋，使这个脑筋不要过于膨胀，是必要的。
　　会不会有人翻案？想翻案的人不少。他们认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说我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机会主义。但是，据我看，大势所趋，这个案是翻不了的。
    将来的趋势如何？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这个期间内，国际、国内、党内一定会发生许多严重的复杂的冲突和斗争，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按照我们的经验，一定会有，不是很少，而是许多。这里面包括打世界大战，在我们头上甩原子弹，出贝利亚，出高岗，出张国焘、陈独秀。有许多事现在没有法子料到的。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可以肯定，一切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
　　到一九五六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87.8％。
　　不能否认，在批判右倾思想的政治压力下，有一些地方的领导人不顾实际情况盲目地发展，使一些建立起来的合作社存在不少问题。但是，总的来说，由于我们党抓住了当时有利的革命时机，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这种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高潮，是健康的。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当时错过了这一时机，在一九五六年以后，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经过几年的工作，到一九五六年一月底，全国五十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都相继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到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9％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
    一九五六年，中国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农民、手工业者劳动群众个体所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
    
    贰、本节简论
    
    关于三大改造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一直延续到今天。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毛泽东传（1949-1976）》对毛泽东指导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思想，叙述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六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上也是肯定的。这与那些全盘否定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极右分子，是有根本区别的。但是，这种肯定是有限度的。在内容上，它肯定的仅仅是互助组、初级农业社；在时间上，它肯定的是一九五五年五月以前的合作化。
    关于一九五五年七月毛泽东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它说：“由于这个报告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批判‘右倾’，把提出不同意见、主张在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实际步骤和计划上更稳当一些的邓子恢等，说成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这样一来，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被归结为方针路线之争，认识上的不同看法变成阶级立场问题。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不同意见就很难再发表，关于用十八年的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实行起来势必要打乱；关于合作化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这种逐步发展的步骤，也难以保证实施。”
    对于报告中毛泽东提出的注意反“左”的指示，它说：“这些话是正确的，就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来说，很希望这些话能够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以保证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而不发生重大偏差。但是，在反‘右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在群众运动大发动的情况下，这些话的分量和实效被大大地削弱了，冲淡了，甚至就不算数了，大家的注意力没有放在这一方面，而是一味求快，甚至脱离实际条件去求快，以致带来许多原来没有料想到的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对于广大干部积极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它说：“有些发言，用个别事例，夸大地说明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如何迅速地不断高涨，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猛烈的批评。有些地方上的同志提出，晚解放区同老解放区一样，可以大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山区也可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各地的同志纷纷表示，要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要重新规划，提前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有些发言还提出，不但在农业合作化方面有右倾保守思想，在其他方面也都存在着这种情况。”
    关于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总结，它说：“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所作的上述总结，把一些需要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的问题，把一些需要经过一段实践检验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的问题，都说成是“迷信”而加以破除，加以批评，这就很难不助长农业合作化脱离实际地过快发展。”“但反‘右倾’的政治气氛毕竟太强，声浪太高，给人们的印象十分强烈，因而毛泽东这些话没有引起各级领导和干部的足够注意。”
关于毛泽东主持制定《农业发展纲要》，它说：“由于这个文件是在全党反对‘右倾保守’的气氛中制定的，人们头脑普遍发热，提出的各项指标大多超越实际可能性，除了农业合作化一项，其他各项都未能如期实现。”
    关于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一些按语，它说：“但是这个口子一开，许多地方很快就动手做起来。不但办高级社，还办大社；不但由初级社转高级社，而且由互助组直接跳到高级社。”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的继续发展，导致后来‘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出现。”“但就总体而言，按语是以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为主旨，对于合作化这个本来是合乎农民需要的变革进程，加以人为地加速，助长了超越客观实际的‘左’的倾向。” “对毛泽东来说，全国解放是早已料到的，有了长期思想准备的，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来得这样快，这样顺利，却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向认为，改造几亿个体经营的农民是最艰难的事业，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做许多细致的工作才能完成。谁知道，这么困难的问题，经过三次会议，作一篇报告，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就如此顺利地解决了。” “面对迅猛发展的农业合作化高潮，毛泽东不无某种担心，一度进入比较冷静的思考。”
    关于全国农业合作化的总的评价，它说：“可以设想，如果在初级社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经济的逐步发展，按照经济规律和群众觉悟程度，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坚持稳步发展、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有先有后地发展合作化的方针，而且不要搞得那么整齐划一，那末，后来中国农村的发展将会是另一种情况，而避免走上曲折的道路。” “但是，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形势骤然起了变化，合作社的发展迅猛异常，出现了全国的合作化高潮。” “农业合作化的过快发展和表面上的巨大胜利，助长了毛泽东对个人意志的过分自信，更加深信自己的主张总是正确的，而且是能够立即见效的。当然，这不是说，合作化高潮纯粹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这是不可能的。它的产生还有深刻的社会基础。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中国人民，在革命胜利和建立新国家后，普遍急于摆脱原来的贫困落后状态。中国汪洋大海般的、势单力薄而又规模狭小的小农经济，在生产上确有发展互助合作的需要。但是，问题出在没有充分估量甚至不顾客观实际的条件和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过急地人为地加速了合作化‘高潮’的到来。” “从农业合作化的加速进程中，人们看到这样一种情形：毛泽东作为享有崇高威望、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爱戴和信赖的领袖，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带领人民取得难以想像的胜利，当他提出一个主张并雷厉风行地加以推行的时候，各级干部总是闻风而动，积极贯彻实行，唯恐落在别人后头。这样，往往在相互攀比中又提出一些超过毛泽东预计的情况和规定的指标。这些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使他十分兴奋，又进一步提出新的要求和更高的指标。如此互相影响，循环往复，使得原来提出的比较符合实际的要求，变得逐渐并越来越离开了实际。” “毛泽东急于从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急于将小社合并为大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更多地着眼于发挥集体经营的长处和优势力量，而对于农民个体经营(或称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及其生命力和潜在的活力，严重估计不足，往往对它忽略，甚至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已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历程所证明。” “毛泽东急于并社升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出身而长期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他的心，他的感情，总是同广大贫苦农民息息相通、紧密相联。他认为，大社、高级社利于提高生产力，能够更好地为广大贫苦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在实现高级合作化这一目标上，中共领导人是没有分歧的，分歧在于后期的发展速度，集中表现在毛泽东与邓子恢之间的争论上。实践证明，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评是错误的，邓子恢在合作化步骤上的逐渐演进的主张是比较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
“究竟什么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农村集体经济形式，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农村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新事物，是一个缺乏经验的重大而复杂的经济变革问题，因而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才能一步一步地全面深刻地搞清楚。”
    在实现高级合作化这一目标上，表面上看来，中共领导人是没有分歧的，分歧只在于后期的发展速度。这种分歧表面上集中表现在毛泽东与邓子恢之间的争论上，实际上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错误路线之间的争论。原文对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指导思想的批评，实际上就是站在这种错误路线上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反对。他们可以赞成初级合作化，但绝不赞成高级合作化。（因为初级合作化保留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仅仅是入股分红；而高级合作化则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不再分红，只实行按劳分配。）他们说：他们所主张的是，“在初级社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经济的逐步发展，按照经济规律和群众觉悟程度，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坚持稳步发展、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有先有后地发展合作化的方针，而且不要搞得那么整齐划一。”请问，你们说的“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到底是多长呢？是五十年、一百年、还是三、五百年呢？把实现高级合作化推迟到遥遥无期的未来，这究竟是要不要实现高级合作化的争论，还仅仅是发展速度的争论？
    如果有人认为这里的推论是不正确的，但这个推论已经被历史的实践所证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发生困难时期，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人就曾竭力主张实行包产到户。只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坚决顶住，他们的错误主张才没有得逞。一九七八年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在全国推行包产到户，至今已经二十五年了，他们还一再地说，至少三十年不变，三十年以后还要继续延长。二00一年，有一位领导人就在报刊上公开说：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改革：第一次是土地改革，第二次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三次是农村的税费改革。这是一个重要信号，它说明一些人公然要在我国历史上全盘否定农业合作化伟大意义和历史成就。
    其实，一九七八年以后，一直有人在做这件事。
    肖冬连等在《文革前十年史》中说：“毛泽东才是中国这场改造运动的‘第一推动力’，而且总是运动加速的动力源。”“高潮从农业开始。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出现，并不是所谓广大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是一九五五年的‘三个会议一部书’”。“一部书就是毛泽东亲自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作结论时，不无得意地说：‘我用十一天功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给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这意思是说，他说高潮已经到来是有根据的，是经过调查的。然而这一次调查与以往不同，并不是亲历亲为，实地考察，而是镜中观花，纸上谈兵。”该书还引用了一段话：“逢先知这样说：毛泽东自己对这次合作化的‘调查’是比较满意的，但我认为这次调查不能说是成功的。毛泽东一贯主张，要做亲身调查，并为我们全党做出了榜样，而他的这次调查只是看下面送来的书面材料，而其中一大部分是批判小脚女人以及后的，他写的那些尖锐批评右倾保守的按语，主要就是加写在各地在7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以后送来的那部分材料上的。尽管这些按单独看起来可能很有道理，但就全体而论，对于合作化这个本来是合乎农民需要（但要根据自愿互利原则逐步发展）的进程，加以人为的加速又加速，拔高又拔高，客观上是在命令主义的产物之上又加上新的命令主义。”
    按照肖冬连、逢先知等人的说法，毛泽东把亲自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说成是一次社会调查“不是亲历亲为”，而是“镜中观花，纸上谈兵”，因此“这次调查不能说是成功的”。由此推论，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进行的建国后的第二次调查，即毛泽东称之为“床上地下，地下床上”的前后两个多月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就更“不是亲历亲为”，而是“镜中观花，纸上谈兵”，因此就更“不能说是成功的”了。而实际上他们为了攻击毛泽东而故意歪曲调查的概念，把调查说成是必须“亲历亲为”。
    按照肖冬连、逢先知等人的说法，农业合作化，至少是它的“高潮”，完全是毛泽东个人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的产物。既然如此，当然就应该“退回去”，退回到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去了！
    辛子陵在《毛泽东全卷》中说：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之后，尽管刘少奇当即表示尊重毛的意见，但始终认为‘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在实际政策上，刘少奇支持不动摇私有基础的互助合作运动，并不热心发展动摇私有基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邓子恢实际也是这个主张。”
    “毛泽东见邓子恢就任农村工作部长后，没有积极贯彻他的思想，却和刘少奇配合非常默契，对邓子恢非常不满意。”
    “这确实是两条路线的分歧，这是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和科学社会主义路线的分歧。”
    “有两种防止两极分化的办法：一种是把社会拉向倒退，回到野蛮人的没有任何阶级差别的状态，那当然是普遍的贫穷，在普遍贫穷的条件下求社会平等，中国古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即大同思想，就是主张‘不患贫而患不均’；另一种是把社会推向前进，不怕道德家的义愤填膺的喧嚷，允许竞争，允许会经营的人先富起来，在生产力大发展，社会财富普遍增加的条件下，使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衰落。前一种是毛泽东的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所采取的办法；后一种办法是邓小平‘包产到户’的办法。”
    所以，辛子陵认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仍然认为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现在到了解决的时候了。如果肯定它是正确的，今天农村的包产到户就没有存在的根据……就是对党的决议的背离。”
    这个人的观点确实非常彻底，他说出了党内那些右派分子想说而没有敢说出来的话。
    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毛泽东传（1949-1976）》说：“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它的后期，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这中间虽然也提出过要纠正“左”的偏向，但从总体上并没有解决“左”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如下一些问题。”
    它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这样一种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以为只有这样，才是社会主义。在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因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长时期内，中国的经济构成过于单一。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不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不适合于经济落后的中国的实际情况。”
    实际工作中产生的若干问题与指导思想的错误，两者不能混同。指导思想上有错误，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问题；指导思想正确而由于经验不足，在实际工作中也会产生一些问题。百分之百的成绩而没有任何缺点，这样的工作谁能做到？一说工作有缺点，就要扯到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在作怪。
    关于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这里又提出毛泽东说的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问题。并且说“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难道说作者真的连目标与过程都分不清吗？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这个目标并不等于进行一次革命活动就可以达到的。
    正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候，明确提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还指出：“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说：“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正是在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指导下，八大的报告和发言中才在经济方面提出了“几个为主几个补充”的思想。怎么能说“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呢？
    它还说：“这一段讲话中提出一些重要的思想，可惜没有深入研究下去，更没有付诸实践。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的问题，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症结。这个问题的解决，成为留给后人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这句话把所有制的问题夸大到如此程度，不过是为无限发展私有制留下一条后路而已。
    肖冬连等在《文革前十年史》中说，“从政治上看，三大改造的提前平稳实现，的确是个历史性的胜利……然而，从经济上看，这个胜利多少带有表面性。”“问题恰恰在那个‘大胜利’。刚刚建立起来的那种社会主义体制模式，是否真的大大的解放了生产力？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这种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它的母国苏联及东欧各国已经显露出严重的缺陷而寻求改革了。这种历史的势差，影响极其深远。”
    这是一种貌似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而实际上是完全脱离历史实际的空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现实的社会主义只有苏联这样一种模式，中国以及东欧各国（南斯拉夫在特殊情况下采取了一些特殊政策除外）搞社会主义改造自然要采取苏联的一些基本经验。正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就提出“以苏为鉴”寻找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还是辛子陵说得“彻底”，他说：
    “一个个体手工业合作化，‘化’出了三个结果：第一，国家背了一个大包袱。第二，劳动生产率降低，社员收入减少。第三，传统名牌产品逐渐退化。”
“从政治上讲，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产阶级的改造，是非常成功的……从经济上讲，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讲，从创造物质文明推进社会进步来讲，这一改造的必要性和进步性就值得怀疑了。……毛泽东在这里犯了一个超越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重大历史错误，他违背了自己制定的正确的指导理论和正确的发展路线。”
    “有一种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多留几分成绩的说法：认为‘三大改造’至今仍是正确的；但同时又承认‘改革开放’的路线也是正确的。这在形式逻辑上是一种二律背反的错误。‘三大改造’如果是正确的，‘改革开放’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改革开放’如果是正确的，‘三大改造’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发端。改革，就是改革毛泽东晚年定型的一些政治经济模式；开放，就是从毛泽东晚期思想禁锢下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下开放。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才能指引人民满怀信心地前进理论上羞羞答答，必然带来行动上的动动摇摇，给极左思想留下阵地和市场。”
    这个辛子陵确实不愧是极右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把一些人不敢说的心里话都公开说出来了。他认为仅仅否定“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还不彻底，必须否定“三大改造”；在中国就是要无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但不再是十五年，可能是上百年或更多一些时间”。
    
    2011年3月28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