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中央开始批判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并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废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会每次改选必须更换1/3成员的做法，批评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对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并保证要使干部得到尊重（叶利钦：《叶利钦自传》）。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第一年，地方党委书记只更换了9%，14个加盟共和国书记只更换了2个（费因沙拉：《苏联怎样进行统治》）。从苏共23大到26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90%。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担任了20年党的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在哈萨克斯坦也当了20多年第一书记；格里申于1967年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被换下来；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则在这个岗位上干了17年，直到退休（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第六卷，勃列日涅夫和安—契过渡时期）。
这种干部队伍超常规的“稳定”，一方面造成了高层机关长期无法输入新鲜血液，造成这些机关陷入“严重的停滞”，成为一潭死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老人政治”局面；另一方面，这些高层官员长期担任这些地区的“封疆大吏”，都按照对自己忠实程度提拔亲信，排斥异己，逐渐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帮派势力。例如前面提到的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执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孜别克斯坦共 产 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姚海、刘长江：《当代俄国——强者的自我否定与超越》，第二编：政治）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基层干部，及工业企业、工地、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领导干部更换过于频繁，朝令夕改，造成严重局面。由此可见，勃列日涅夫的“稳定”政策，是只针对高级官员的“稳定”，目的在于保证高级官僚的既得利益。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发誓要“保证对干部的尊重”，因而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干部特权，并且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特权制度又被称为“干部名册”制度，它把上层人物与苏联普通公民化分开来，引起了普通苏联公民的强烈不满。（姚海、刘长江：《当代俄国——强者的自我否定与超越》，第二编：政治）不仅如此，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僚们还纷纷效仿勃列日涅夫本人，兴建专供自己享用的“狩猎小屋”和上层圈子聚会的放荡私人会所。这些被称做“小屋”的私人别墅往往象宫殿一样富丽堂皇，带有花园、室内游泳池和其他设施（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社会贪污、腐败和特权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勃列日涅夫本人生活非常奢侈，他在扎维多沃的“小屋”花费了数百万卢布的国防开支，并且在莫斯科郊外至少还有六栋别墅。阿塞拜疆共和国第一书记阿利耶夫曾赠送给勃列日涅夫一枚硕大的钻石戒指，勃列日涅夫爱不释手，常常在几百万电视观众面前堂而皇之地摆弄这枚心爱的戒指（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作为一个父亲，勃烈日涅夫有强烈的“舔犊之情”，对自己的子女非常“宽厚”。虽然他也常常斥责他风流纵欲的女儿和一心敛聚钱财的儿子，说他们给他丢脸，但这并不妨碍勃烈日涅夫动用公款为他的女儿与儿子修建别墅（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甚至连其甘当乌龟、不学无术、贪婪无比的的女婿邱尔巴诺夫也因为得到了勃烈日涅夫的庇佑而扶摇直上，当上了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和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邱尔巴诺夫贪污了多达20亿卢布的公款，在勃烈日涅夫死后才被押上被告席。
1980年，克格勃副主席谢苗·茨维贡将军在安德罗波夫布置下，领导一次反腐化调查时无意中从勃烈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邱尔巴诺娃的情人布里亚季亚家中搜查出一大批钻石等贵重物品，布里亚季亚供认钻石是属于加琳娜的，顿时弄的满城风雨。这时，一贯以所谓“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自居的苏斯洛夫不顾重病在身，亲自来掩盖勃烈日涅夫家族的丑闻。苏斯洛夫狠狠教训了茨维贡，并不许其逮捕布里亚季亚。茨维贡将军处于是忠于勃烈日涅夫家族还是忠于职守的矛盾中，1981年1月19日，他以开枪自杀的方式求得了解脱（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第六卷，勃烈日涅夫和安—契过渡时期）。
由于勃烈日涅夫的权力不是建立在群众拥护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他欣赏、提拔的亲信们的“团结”和“稳定”基础上的。因此，对于他的亲信，无论有多么腐败、多么无能、多么遭人憎恨，勃烈日涅夫都奉行着“保护干部”的方针予以庇护。“理论家”苏斯洛夫给勃烈日涅夫找到了一条“理论基础”：“干部的稳定，这是胜利的保障。”勃烈日涅夫时刻奉守这一准则，时刻注意“保护干部”。例如，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第一书记麦都诺夫滥用职权，他治理下的地区贿赂成风，腐败盛行。当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建议将麦都诺夫撤职查办并交送法庭时，勃列日涅夫却连连摇头说：“不能这么办。他是一个大的党组织的领导人。人们信任他，跟他走，而现在我们要把他送上法庭？再说，他那个区里的事情还进行得不坏嘛。我们换一个不诚实的人会把这个区的事搞坏的，先把他调到别的地方去，看看他怎么样再说吧。”当安德罗波夫问把要把他调到哪里呢的时候，勃列日涅夫说：“当个副部长什么的，不行吗？”（闻一：《重返莫斯科》）。前面提到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孜别克斯坦党的第一书记拉希多夫长期敛聚财富、将该共和国的棉花收入据为己有，将整个共和国党组织变成自己的“家天下”，为此，苏共中央收到了数以万计的举报信，而勃烈日涅夫却把这些信件送还拉希多夫，并且先后授予拉希多夫多达12枚的勋章，以表彰他的工作（姚海、刘长江：《当代俄国——强者的自我否定与超越》，第二编：政治）。
在勃烈日涅夫日益腐败的统治下，苏联社会贪污、腐败和特权逐渐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腐败的深度、广度都是以往无法比拟的，这是斯大林时代腐败的继续深化和发展。“苏共许多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和中央委员都卷入肮脏的勾当，赠送贵重礼品，包括赠送给总书记，被认为是正当的。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信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送从南方各地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们寄来的盒子。”（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 特权制度把苏联社会分为“他们”（上层）和“我们”（下层），人民群众对此强烈不满。“他们”（上层）是个封闭的圈子，“互相通婚、秘密聚会、相互提供有价值的消息，互相安排对方的子女，普通公民要想进入这个圈子是极端困难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这实际上是把苏联人民分成了贵族和平民。“他们”的不劳而获的生活，致使普通苏联公民日益缺乏主人翁责任感和自豪感，败坏了社会风气，促使一部分人走向非法攫取财富的道路。据统计，全苏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大约形成了2400个黑手党组织，并且这些黑手党大都有官僚背景，苏联社会日益呈现“犯罪政治化和政治犯罪化”的局面（津科维奇：《二十世纪最后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