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毛主席阻止权力质变的决战 [复制链接]

文革：毛主席阻止权力质变的决战
发布: 2011-5-13 18:41 | 作者: 大方无隅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150 | 回复: 0






文革：毛主席阻止权力质变的决战






冬 春






2011.05.16





写在前面的话：

本文是《权力大舞台的悲喜剧》第五篇《防止权力质变的演练》中第十九章《文化大革命—-防权变的大决战》的全部内容。

承蒙乌有之乡、旗帜网等进步网站的关照和广大网友的抬爱，笔者根据本文在建国60周年和主席诞辰116周年部分内容发表后收到的反馈意见，又做一些重要的补充和订正。今恰逢文革45周年之际，重新发出，祈望各方贤达眷顾，赐教，以作最后之修改。

冬 春

辛卯已月未日








一九六六年的五月，春潮涌动，鲜花盛开。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后来简称“5·16”通知）伴着春潮、鲜花，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拉开了在和平建设年代防修、反修防止权力质变的大决战序幕。

纵观古今中外的政治大舞台，有哪一位政治领袖能大智大勇，敢于不惜毁灭自己一生的巨大成就去实践“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政治哲学；又有哪一位政治领袖，有如此宽广博大的胸襟，怀着强烈深沉的超越意识，以千古罕见的人格魅力，召唤和引导人们造“新秩序”的反，革自己的命。只有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领袖毛泽东，这位政治巨擘才敢，才能，才会。
毛泽东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毁掉自己艰苦创业建立起来的大厦，而无视个人荣辱、毁誉。对此，他与身边工作人员吴旭君的谈话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他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不听，这不是为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子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1]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2]“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3]他向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谈话，更表达了他内心深处所思所想：他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亲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4]
毛泽东说：“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是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5]“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6]著名记者韩素音说：“后来才明白，毛泽东当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非常认真的，他说，他不会背叛中国人民，也不会背叛革命。他宁可摧毁自己建立起来的政府，拉下趾高气扬的高官，也不让他们成为新暴君。”[7]
毛泽东的谈话虽然如潺潺流水，但内心却掀起冲天巨浪。1965年他重上井岗山写下的一首《念奴娇·井岗山》词，表达了此时的心境：“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这首词的意境说明毛泽东内心正酝酿着要发动一场气势磅礴的“风雷”，期待着能做到，“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事实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绝不是心血来潮，庸人自扰，而是面对国内外帝修反对社会主义进攻的应战、决战。



一、高天滚滚寒流急





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的诞生并日益强盛，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给全世界受压迫受剥削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她也像一块巨大的试金石，检验着各种各样的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敌对势力，对新中国采取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的政策，妄图依靠巨大的政治压力及军事与经济优势，多管齐下，一下子将新中国扼杀于摇篮之中，从而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发展。这种明目张胆的阴谋被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粉碎以后，国际敌对势力又提出把和平演变作为对付社会主义的主要战略方针加以推行。而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波匈事件让他们切实看到和平演变，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的可能。苏共自赫鲁晓夫执政以后，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霸权主义，公然对我国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他们挥舞着社会主义“大家长”的指挥棒，在国际范围内围攻中国共产党，先后有5个兄弟党代表大会，有40多个兄弟党发表决议、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共。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周边环境紧张状况日趋严重，美国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派遣大量美军直接参战，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苏共召开三月会议，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印边界也出现一些不稳定的迹象，战争可能有随时爆发的危险。在国内，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天天叫喊反攻大陆，并派遣特务、间谍进行破坏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相当一批领导干部在革命胜利以后，产生了打天下、坐天下、想当官做老爷，不想再革命再前进了。还有一些人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中，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更为严重的是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想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把新中国拉向资本主义的轨道。这一切的一切像滚滚寒流袭击着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新政权，也冲击着肩负巩固新政权重任的毛泽东。这位饱经革命风雨洗礼的人民领袖彻夜难眠，忧虑重重。面对世界滚滚黑云，他老当益壮，在73岁的高龄又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旗，为捍卫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发动了举世震惊的文化大革命，为此他宁愿冒着被历史狂涛埋葬自身的风险，他说“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8]但此举也使他成为人类几千年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伟人。
（一）美国和平演变的攻势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在帝国主义用武力消灭不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又绝不甘心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和发展的背景下出笼的。其目标是企图用和平的手段推翻共产党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恢复资本主义一统天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德国等法西斯国家被打败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则变得更加强大，影响也越来越大。美国对此十分恐惧不安，随着战争的结束，华盛顿随即着手制定对付苏联的战略策略。当时美驻苏使馆代办，号称“苏联通”的乔治·凯南，受国务院指令，日夜奋笔疾书，写成《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在文章中写道：苏联老的一代正在消失，一旦斯大林逝世，内部可能发生长达十几年的自相削弱的斗争。”“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的话，苏联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的最可怜的国家。”“美国有能力大大增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受到的压力……这种趋势最终必须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凯南认为，苏联的“软化”趋势出现以后，西方就可以“期待一个新的俄罗斯”，它“将容许经俄国早日建立同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凯南阐述的对苏政策的战略目标，就是要促使苏联和平演变，实行资本主义。凯南的文章受到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总统杜鲁门的赞赏，并在美国的《外交》季刊上公之于众。
继凯南之后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提出了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1949年美国扶蒋反共政策失败之后，国务卿艾奇逊致函杜鲁门总统，提出了通过支持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来促使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策略。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是第三种政治势力。二战后，中国有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美国存在幻想，他们容易被美国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以为不经过长期的斗争，帝国主义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并幻想中国走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他们是艾奇逊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企图利用这些人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9]
抗美援朝胜利后，中国与美国经过朝鲜战场上的较量，国际形势也发生重要变化，美国政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单纯依靠武力是不能征服新中国和社会主义的，今后用武力对付社会主义已不是主要的方法，而应当主要实行和平演变的政策。这一论调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从1950年到1954年间，他在一些文章、讲演和著作中，提出要把和平演变作为美国对付社会主义的主要战略方针加以推行。杜勒斯特别强调，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不要忘记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威胁，并树立最终战胜共产主义的信心。杜勒斯主张向社会主义发动和平攻势。他认为，经过中美的较量，用武力对付中国，对付社会主义的方法正遭受到一种“无法挽救的失败”[10]他还批评说：“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11]1954年他进一步断言：向社会主义“发动真正的和平攻势的时机已经到来”，要求“利用我们所能想到的最有效的和平时期的方法”，“大胆地、有力地”开展行动。[12]杜勒斯还认为对社会主义国家灌输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对社会主义实行和平演变的主要途径和方法。他通过分析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实际困难，认为社会主义的“解放”通常是来自内部，而且“更容易来自内部”。[13]据此，他提出“要把希望、真理和自由的前景带给那些成为共产党囚徒的人民”，以日益加重“共产党内部的困难”。他相信，“在信仰希望以及和平工作的压力下，共产党的统治……就可能很快走向崩溃”。[14]事实证明，以杜勒斯为代表的国际敌对势力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明确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
正当国际敌对势力妄图用种种手段扑灭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时，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波兰、匈牙利事件的突发，东欧国家与苏联离心的倾向，一系列事件，无疑给反动派阵营打了强心剂，使他们看到原来社会主义阵营并不是铁板一块，无懈可击；攻破堡垒并不完全依靠外部的飞机大炮。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新的反共潜流已在共产党阵营中涌动，因此制定了适应新形式的战略与策略。被誉为有“先见之明”的杜勒斯根据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于1957年4月23日在纽约发表演说，明确提出和平演变的六项政策。他在同年6月的一次讲话中攻击中国共产主义“是一种要消逝的现象”，美国的责任“是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7月2日又说：“如果他们（即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的孩子又有孩子，那么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言下之意，社会主义国家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人时，就会被西方国家和平演变过去。
肯尼迪在1957年也指出：“在总统的徽章上，美国之鹰的右爪抓着一根橄榄枝，左手抓着一把箭，我们打算给两者同样的注意”。[15]所谓橄榄枝，便是用和平演变的方式对付共产党国家。他讲话的意思，即是告诉人们，美国要把和平演变和武力对付社会主义阵营作为它的基本国策。肯尼迪为了使杜勒斯提出的和平演变战略更加完善，提出要有确定实施和平演变的具体措施，并制定实行这些措施的计划。为此，他提出巴特尔法的修正案，建议授权美国总统对“铁幕”后面的国家提供具体援助，其目的是向共产党国家的政府提供一套更加灵活的经济工具，以推动和平演变的进程。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和平演变的战略研究费尽心机，他们根据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的不同历史、现实，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案：[16]
第一，要用“和平的方法”促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逐步变化”，一个是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同西方建立良好的关系，使这些政权逐步改变；另一个是把共产党政权内部的自由化分子、亲西方分子，安插进共产党政权内部，使“共产主义从内部垮台而幽然死亡”。
第二，鼓励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积极合作”，从而使它们放弃实现“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他们认为苏联是使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最大麻烦，所以他们诱使苏联放弃共产主义理想，诱使苏联对社会主义其他国家的自由化不闻不问，最终社会主义的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将不复存在。
第三，他们认为东欧是社会主义阵营“铁果里面的脆弱部分”和“潜在的炎症根源”，通过东欧可以把“西方的原则，西方的风格和西方的趣味”“灌输到苏联去”，以“影响苏联内部的演变”。从东欧打开突破口，再通过东欧影响苏联，最后对付中国，通过这三部曲，最后瓦解国际社会主义阵营。
第四，要用各种各样的手法去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肯尼迪在1958年指出：“现在没有必要侈谈大规模报复，这只能使赤色集团巩固起来，我们现在必须找出分裂它的办法”。[17]为此他们设想用9种方法来穿透壁垒：①“制定单独的政策方针以符合经济需要和迎合各地共产党人的民族主义本性”；②“可以用一些经济让步换取意识形态方面的进展”；③“在保持坚定和任何场合下都不对苏联的压力让步的同时，对苏联领导人目前宜于采取一种在坚定的基础上友好交往的政策……促进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分歧”[18]；④“通过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压力来腐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好战的一面，将是一个逐步的演变过程”[19]；⑤利用一切文化和经济联系，“与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最广泛的接触”，“实现和平渗透”，尤其是把这种渗透“直浸入到官员之中”；⑥“设法同共产主义集团中的知识分子，最后同中上层政治家建立广泛联系，以期逐渐影响他们对意识形态的拥护”[20]。⑦利用东欧与西欧“有着共同的欧洲特性”和“宗教历史”，实行“统一欧洲的政策”，“逐步把修正的共产主义吸引和融化于西方世界”，“其目的不应该是使东欧国家一个一个地从苏联集团中分裂出来，而是鼓励整个苏联集团同欧洲其他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21]；⑧“……用拒绝贸易的办法来影响共产党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决定和能力……”目的“在于削弱共产党国家的经济或军事力量”，“使他们蒙受最大可能的经济压力”[22]；⑨“对共产党中国实施全部禁运的政策迄今为美国所坚持的立场，同时，美国政府建议其他自由国家也采取同样的立场”[23]。除此以外，美国“想通过不给北京外交承认的作法”来消除“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综上所述，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已经形成了有理论、有策略、有步骤、有方法的和平演变共产党世界的战略体系。这些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严峻的考验，对于时刻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毛泽东来说，则是需要他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全力思考并进行艰辛探索的一个重大问题。始终站在历史潮头的毛泽东，有着很强的政治敏感，他是第一个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共产党领导和国家领导人。为了防止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不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变质，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防变的伟大决策。
（二）苏共修正主义的出现
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破天荒地第一次在世界五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实现了劳动人民千百年的梦想，使全世界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看到了希望。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世界各地涌现，社会主义国家由苏联的一枝独秀，变成了繁花似锦。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两军对垒，已经势均力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00多年的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1953年3月5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苏联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斯大林逝世。不久，赫鲁晓夫篡夺了领导权，他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没有兄弟党代表团参加的情况下，也没有经苏共中央全会讨论，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在1956年2月24日深夜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进行了全盘否定，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错误都归咎于斯大林。赫鲁晓夫突然大反斯大林的恶劣表演，使各国共产党为之震惊，也使苏共中央委员们感到不可理解。因为在苏共二十大前两个月，即1955年12月为纪念斯大林诞生76周年，在《消息报》上曾刊登了斯大林的大幅照片。就是在苏共二十大开幕式上，赫鲁晓夫还建议全体代表起立悼念斯大林，而且在赫鲁晓夫作的政治报告中还称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手，然而没过几天，在这个会议上，又是同一个赫鲁晓夫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评价来个180度的突变，一点不讲斯大林的功绩，对斯大林进行全面否定与诋毁诬蔑。赫鲁晓夫随便玩弄权力的下流表演，在人类政治史上也是少见的。
众所周知，斯大林在青年时代，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在参加了苏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以后，为准备1917年的十月革命而斗争，以后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又作了英勇的斗争，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近30年中，为建设社会主义、保卫社会主义苏联，发展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斗争。在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大大地向前发展。所以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不仅是否定他个人，而是以此达到否定苏联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十月革命的成果，否定共产主义运动。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作为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要求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遵守，企图用议会道路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原理。他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削弱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削弱或者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又借口反对教条主义实际是修正马克思主义。他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他想利用苏共和苏联的地位称王称霸，为所欲为。他想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指挥一切、操纵一切、主宰世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服从他的指挥，而把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引向资本主义轨道。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为西方帝国主义帮了大忙，为他们找到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借口。西方的舆论一致认为，赫鲁晓夫提出的斯大林问题是“比十亿吨的原子弹更强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武器”，美国政府决心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进行一次重大的宣传攻势”。1956年6月6日，就在苏共二十大结束不久，美国的《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政府正在把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诉状当作重大事件”。“美国之音”是素来不花时间报道苏联领袖们的讲话的，但是从国务院前一天发表它所得到的演说稿本以来，这家电台却不断用43种语言播关于赫鲁晓夫先生的演说的长篇报道……显然，这里的政府决心要利用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一系列残暴行为的说明来整苏联制度，其中也包括目前的苏联领袖们进行一次重大的宣传攻势。[24]1956年2月26日，杜勒斯说：“这是一个异常重大的时刻。苏联领袖们正在修正他们的方针，昨晚闭幕的苏联20次代表大会改了苏联共产党的信条。这种改变在长期看来可以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并且可以在俄国国内建立强有力的自由主义文化的势力”。1956年6月21日，杜勒斯在基瓦尼斯国际第41次年会上发表演说时说：“我不想在这里一一列举苏联共产主义独裁的许多弊病。但是，我确实希望提醒大家注意目前的苏联共产党首脑赫鲁晓夫先生最近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起初是秘密演说中所透露的事情。这是一个暴君对于暴政提出的罪证最确凿的诉状。它本身就足够所有自由国家的人民避开这种独裁，象他们避开瘟疫一样”。[25]《纽约时报》更进一步攻击说：“在斯大林罪恶的背后并且使得这种罪恶成为可能的是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使得他可以把自己奉作神明，而把他王国里的所有其他人都视为粪土。这种制度是集权主义，如果苏联人民想要肯定以后不会再出现斯大林或斯大林主义的继承者的话，他们必须把这种制度当作他们攻击的目标”。[2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通过军事威胁的冷战未能遏制社会主义在全球的影响，朝鲜战场上血与火的较量未能使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俯首称臣，这一切曾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感到沮丧，甚至失去战胜社会主义的信心。自从赫鲁晓夫公开批判斯大林，波匈事件的突发，东欧国家与苏联的离心，气息奄奄的反动派在冥冥之中看到了希望。他们意识到社会主义的“铁幕”也不是无法渗透的铜墙铁壁。新的反共潜流已在共产党阵营中涌动。他们加紧制定适应新形势变化的战略和策略。杜勒斯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苏联修正主义的出现，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加紧了实施和平演变，“来进行一场解放人灵魂和思想的世界性战斗”。其用意就是要用资产阶级思想占领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实现颠覆的目的。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1960年6月14日这一天望着太平洋彼岸国家，以“自由世界”代言人的身份宣布：我们必须立刻动手有步骤地慎重地制定计划：从出现在铁幕上的任何裂缝中培养自由的种子。苏联“修正主义”的恶劣影响使毛泽东反和平演变的重点转向“反修防修”，而且由思考转向行动，并有具体的部署。
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不但给帝国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提供了炮弹，而且使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混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舞台上风云突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落伍者有之，沉沦者有之，迷茫者有之，忧虑者有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二战后第一次大危机，社会主义阵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毛泽东在1957年1月18日作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东方各国的党受的影响和损失比较小。”[27]
苏共二十大以后大力推行修正主义的直接恶果是导致波匈事件发生。苏共二十大以后波兰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分子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甚一日，批评的声音也此起彼伏，而波兰党行动迟缓，未能迅速制定联系群众的行动路线，于是波滋南斯大林机车车轮厂职工代表提出增加工资，批评工厂的失误和缺点，而在厂领导和省委负责人会议上，有人指责工人罢工是“带头闹事”。于是工人气愤地举行了罢工上街游行，最后汇成约有20万人的浩荡游行大军，高呼“提高工资，降低赋税”，“俄国佬滚出去！”“我们要自由的波兰”等口号。一些人冲击监狱、放出全部犯人，一部分占领检察院和法院，抢走部分枪支，冲击公安局大楼等。最后发生武装冲突。波兹南事件不仅在波兰，而且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工人阶级第一次大规模地抗议自己的政权，引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领导的深思，从中吸取历史的教训。而匈牙利事件是美、英、西德、奥等帝国主义势力，勾结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利用匈牙利人民内部矛盾造成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匈牙利事件如午夜惊雷炸响在布达佩斯，震撼着全世界。其影响几乎波及到所有共产党人。作为有远见的政治家毛泽东在匈牙利事件后，认为斯大林这面旗子不能完全砍倒，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消极影响，远不止对他个人的评价失当，更重要的在于有些人会借此，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诋毁与否定，匈牙利事件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没有镇压”。毛泽东面对波匈事件的严酷教训，为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开始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战略决策。
赫鲁晓夫上台不久，公开大反斯大林对中国的影响也相当大。王力先生在他的反思录中说：“1956年，在全世界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就是苏共二十大，这对中国也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8]他又说：“为了更深一层正确评价毛泽东晚年的功过和是非，必须历史地客观地研究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毛泽东在1956年下决心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学派。毛泽东国际战略决策的变化，对中国问题战略决策的变化，影响最大的是在1956年。1956年4月，苏共二十大以后，在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化。苏联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这事有二重性。从积极方面来说，对我们中国有很大的好处。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看来，我们中国从指挥棒下解放了。1949年，中国是从有形的、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统治下面解放了。1956年，中国是从苏联斯大林那种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式、用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式控制下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老早就不是听他的。要听他的话，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但是，中国又不能完全不听他的，1949年中国还不能算是取得了真正完全的独立。而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他们自己不要斯大林了，他揭开斯大林的盖子了，赫鲁晓夫也需要我们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才得到了真正完全的独立。这个中国第二次解放的意义，不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那些捆住了我们手脚的无形的枷锁，无形的绳索，统统地打破了”。[29]王力这里用“第二次解放”有些偏颇，不太准确。因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是主张独立自主的，从来没有完全听命于任何一个外来的上帝，从来就是走着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战略家，在帝国主义掀起反共高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思潮翻滚的时候，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利益，为了捍卫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他是第一个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公正评价斯大林的伟人。正如王力先生所说1956年以后：“毛泽东要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创立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学派，创立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学派，要创立新学派，在中国发动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对于过去的旧的东西，中国不但要从旧社会的那些封建主义的、帝国主义残留下来的影响中，还要从苏联教条的影响当中取得思想大解放。所以，1956年在中国所发生的问题，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世界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1956年就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同时也不当党的主席。他要干什么？他就是要创立新学派，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30]毛泽东坚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立场，遭到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集团的憎恨。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特别是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致函中国国防部长，提出苏中两国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发报无线中心和一座用于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中国方面的答复是苏联提供技术帮助，中国提供全部费用并拥有所有权，两国根据协定共同使用。苏联方面坚持在使用器材和时间上各占50%，被中国拒绝。后来苏联驻华大使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向毛泽东提出苏中两国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又遭到毛泽东严词拒绝。中国政府认为苏联的上述两个建议都是苏联力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企图。
赫鲁晓夫看到在中国搞联合舰队、长波电台不可能，就大骂毛泽东，并且部署一系列的反华行动。1959年6月，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中止执行苏中两国在1957年10月签署的国防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1960年，苏联政府照会中国外交部，苏联方面决定将全部在华专家在同年8月末以前撤回苏联，并带走全部技术资料。不但如此，苏共中央多次利用其他国家共产党召开党代表大会的机会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如先后利用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德国等党代会攻击中国共产党，从而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苏两党两国的论战和分裂愈演愈烈。1962年苏共在中国西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制造了策动74570边民外逃事件和流血暴乱事件的反华颠覆活动。[31]同时曾策划对中国进行野蛮的核打击。
苏联修正主义集团蜕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的严峻现实，使毛泽东思想上发生变化，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质。
（三）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形成
中国一定要搞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这一理想目标，在1949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不但被各个代表所赞同，并写入起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1954年，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由人民行使权力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又被着重地写进宪法中。毛泽东指出，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总章程，是一个根本大法。用宪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明确的社会主义前进轨道，沿着这条轨道，就能迅速地朝着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道路迈进。但是，愿望不能代替现实，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中，由于党内领导，特别是高级领导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不同，每人掌握大权后，采取的思想路线方针措施不同，导致了党内出现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与斗争。一部分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就必然形成集团化，在党内组成掛着共产党员招牌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1.党内产生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原因
第一，共产党内存在着广泛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基础。共产党的最高纲领选择了共产主义，但是，并不是每个共产党员都从内心里同意并坚持这种选择。正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它必然有旧社会留下来的痕迹，许许多多旧东西，并不因为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它就完全消灭了。如经过土地革命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以后，但我们还是被小农经济、被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包围着；它一方面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一方面又是保留封建制度的土壤。列宁说：“小生产每日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毛泽东从革命实践中已经清楚地看到，不断滋生的资产阶级必然在党内各级领导中寻找他们的代理人。例如，1955年曾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回忆的1962年夏季和北戴河会议就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证。1962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问题。会议前半段，由于毛泽东正在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研究，刘少奇主持会议。这时，他作为共产党的第二把手，在中国农业遇到困难时，不是指引广大干部坚持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引导中国农业走向“单干”的资本主义方向。在他亲自领导下，中南局的起草小组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搞出了推行“单干”、“包产到户”的实施政策。《关于试行“产量责任制”的办法》草案初稿，正准备印发给与会同志征求意见时，毛泽东结束了南方的视察工作，来到北戴河。这时的毛泽东看上去精神很好，对形势抱着乐观的态度。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心小组会，听取前段会议讨论的情况汇报。刘少奇和中央局的书记们介绍了会议讨论的情况。刘少奇说：由于前几年刮“五风”的影响，生产力受到了严重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到很大的伤害，要想恢复到1957年的生产水平，没有三五年，甚至七八年时间，是难以恢复的。有的省领导同志介绍了不少县、社、队试行“包产到户”和“产量责任制”的增产情况。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很严肃地说：“什么‘产量责任制’，什么‘包产到户’，统统都是单干。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就会分化”。“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严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军、烈、工、干四属和五保户这边就贫困。”毛泽东在北戴河又说：“搞包产到户还是搞集体生产。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问题”。“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向马克思那里找答案，而是向资本主义那里找答案。”毛泽东还说：“有的同志在前几年‘大跃进’时说‘一片光明’。我说要一分为二地看形势，他们听不进，现在他们不讲‘一片光明’，只讲‘一片黑暗’，思想混乱，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于是提出单干，全部或大部分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就没有出路。我看单干这股风是从上面刮下去的，越往上层这股风越大”。并指名批评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张平化回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还说：“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它。”
又据张平化回忆，毛泽东在1965年重上井岗山时，曾对他说：“我们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这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上述真实事例说明，在我国广大农村有相当部分农民，甚至中高级领导干部，对单干私有制很感兴趣并抱着很大的幻想。
在广大农村是这样，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资产阶级思想也处处显现。如1950年底和1951年初，几个大城市上映了一部电影《武训传》，讲的是一个乞丐。他靠着乞讨，筹款兴办义学，想让更多的穷人家的子弟能够上学读书的故事。其实这是一个骗局，在封建制度下，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压迫的广大农民是很难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农民要想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办自己的学校，只有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但是武训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却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为了取得宣传封建文化的阵地，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之能事。这种丑恶行为，却被拍成电影进行宣传，也许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吧。更为严重的是电影放映之后，引起不小的轰动，几乎场场满座。而且北京、上海其他一些地方的报刊发表了不少赞扬的文章，作了许多过高过分的评价。有人说，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有的还说，“武训兴学之革命意义，是和太平天国有相同处，都是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有人甚至说武训“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等等。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然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32]虽然毛泽东领导了对《武训传》的批判，但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想通过一二次批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以致后来发生用资产阶级观点指导社会科学研究、压制新生力量，置之不理“小人物的文章，甚至把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称之为爱国主义影片，演出低级趣味的文艺节目等等。”上述大量事实证明这些都是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形成的思想基础。
第二，共产党内存在着一定的资产阶级社会基础或曰一定的资产阶级社会力量。这种力量主要是以下几类：
其一，被打倒的剥削阶级。这些人在旧社会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过着“朱门酒肉臭”的寄生生活。新政权建立后，这些剥削者被剥夺，他们从天堂被打到社会的下层，他们对共产党有着刻骨的仇恨，时时梦想复辟变天。不但他们这一代想复仇，还教育他们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要报仇，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这也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新中国成立61年的今天，当物权法颁布后，有些人竟指责共产党过去打土豪分田地是违法，要求退赔，这不是典型的反攻倒算吗？正像列宁所说的名言：“资产阶级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而凶猛十倍，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阶级就必然存在着复辟的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
其二，在“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等历次运动中，失去既得利益的阶层。这些失去各种不同利益的阶层不会就此沉默降服。他们做梦都想拿回失去的利益，但靠他们本身又没有这个力量，于是他们就企图在共产党权力核心内找到他们利益的代理人和愿意为他们说话的代言人。党内有些人就迎合他们这些思想，于是这些人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干部，实际上已变成党内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
其三，在广大农村，共产党一部分基层干部，乱用权力，以各种方式欺压农民，实际上变成新的恶霸。这部分中国最基层的“官”，在解放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都是运动的动力，他们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又是领导干部，上面又听他们的。俗话说：“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中央的各项政策落实的情况好坏，最基层的“官”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作者上大学时参加“四清”工作队，当时一位公社（相当现在乡）副社长，在社员大会上作报告，他信口开河讲了一上午，最后总结说：什么是中央的政策？我说的话就是中央政策！当时同学们听了哈哈大笑，笑他把自己说的话都敢当成中央政策。几十年过去，我们才明白这位副社长说的话很有道理。事实上不管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怎样规定，而基层“官”如何贯彻执行又往往是另一回事。正如老百姓常说的：上级的经是好经，下面的歪嘴和尚一念就歪了。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有些基层“官”常常敢于歪曲党的政策，忽左忽右，形左实右。有些人对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并没有兴趣，相当一部分官员主要是想为自己在任期间多捞点名利而已。
其四，共产党的同路人。革命大潮到来时，抱着各种目的人都被卷进革命洪流。到了革命的一定阶段，有的人一旦实现了个人目的，就不想再革命了，特别是有的当了官，有了权力，就极力维护自己的权势，并千方百计想办法把自己掌握的权力世袭下去，子子孙孙世代为官。这些人灵魂深处的真实想法，如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一样，是打倒皇帝，自己当皇帝；打倒地主，自己还要当新地主。什么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等他们统统没兴趣。还有一些是被眼前的物质利益蒙蔽的一部分人。以上这些人都是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形成的社会基础。
第三，党内走资派的推波助澜。在社会主义过渡期间，某些情况下实施一定的资本主义措施，是必须的，让资本主义有适当的正当的发展，也是为了完成民主革命目标的需要。如解放初期的土改、互助组、初级社等都是资本主义措施，实践证明应用这些措施是正确的。但是，对资产阶级的存在，发生和发展，必须要有领导、要有限制，要控制一定的合理度。因为资本主义措施的目标是向资本主义发展，它是建立、维持、扩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并巩固生产资料所有者以及直接生产者之间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具体方法。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过渡时期内长久持续地实施资本主义措施，最终必然走上少数人富有的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在土改、互助组、初级社以后，毛泽东积极领导农民组织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否则，就会出现向资本主义过渡，而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认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才能迅速地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增产，但由于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将会出现两极分化等等严重问题，中国农民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之路，才能实现长久共同富裕的目标。但是，党内走资派对资本主义措施不可能限制，而是千方百计推波助澜，不遗余力地推行资本主义措施，从而实现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目的。
2.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构成：
其一，混进共产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就是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混进党内的一些投机分子、变节分子、反革命分子、阴谋家、野心家、特务、奸细等等，这些人为了在革命队伍内部隐藏下来，也会在口头上赞成革命，甚至表现得非常激进。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一有风吹草动，这些被革命大潮冲进来的反革命分子就会立即迎合，兴风作浪。
其二，党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打倒帝、官、封的民主革命时期，有不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参加革命，其中许多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人中的多数，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斗争考验，抛弃了资产阶级世界观，接受了马列主义，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先锋战士。当然也有的在革命低潮时，离开革命队伍，甚至投入了敌人营垒。还有一部分人是随着革命洪流勉强地走过了民主革命的路程，但是由于立场和世界观并没有得到根本改造，这些人就是毛主席说的：“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这种人头脑里，仍然是资产阶级王国，不相信能实现共产主义，不赞成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他们是跑到共产党内来找出路的，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党的最低纲领是赞成的，也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因为这时只革别人的命，而且同他们的某些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民主革命胜利后，确实给他们带来了不少既得利益，有些人还当了共产党的大官，掌了大权，感到心满意足了。但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不愿意再继续革命了，不愿意为党的最高纲领奋斗了，再也不能和党一同前进了。他们向往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追求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33]为了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就千方百计阻挡革命继续前进，经常埋怨车子开得太快了，总是在那里开倒车，由不想革命到反对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变为走资派，由党的同路人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拦路人”。
其三，共产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即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是在革命胜利掌权以后，却在不拿枪的敌人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蜕化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如刘青山、张子善等人就是这方面典型的代表。
上述三种人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利益的代理人和代言人。
3.建国后毛泽东与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日益尖锐
新中国建立后，党内走资派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一直干扰与破坏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建国初期，毛泽东为了带领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倡导农业集体化，而党内走资派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想方设法搞垮集体经济，推行“单干”。
我们知道，高级社组建之初，拥有生产器具的农民将器具卖给合作社。在这个阶段，分配是按劳力的付出，社员的资本不再参与分配。税在分配之前先行扣除，将收入的一部分则放入公积金作为投资生产之用，其余的则根据社员当年的劳动付出来分配，因此，就分配而言，高级社就是社会主义措施，所以，毛泽东多次号召共产党出来领导组织高级社。可是，从高级社一开始成立，党内走资派就极力倡导“三自一包”。
所谓“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每个农户从国家承包一定的生产配额，超过配额的农产品，则由农户自己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从1956年开始，刘少奇及其支持者就不断鼓吹“三自一包”，有时候还强迫进行。“三自一包”形成的后果是：扩大自留地是鼓励农民把心血放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市场的推行则便利自留地农产品的销售；自负盈亏则将核算单位从生产队转到个体农户。“三自一包”的提倡者认为，这样的物质刺激是为了鼓励农民扩大生产。事实真是这样吗？问题的实质是：“三自一包”提倡私人资本的积累并让这种资本参与分配，这种政策如果长期实施下去，个体农户将取代生产队成为核算的单位。个体农户如果能在自由市场卖出产品而获利的话，他就可以投资在新的生产设备，用这些来赚取更多的利润，而那些经不起亏损的农户则有失去全部家当的危险。分配方式也就会变为拥有资本者可以随生产的扩大而从产品里得到越来越多的分配。“三自一包”用物质刺激来提高生产只是表面现象，其实，骨子里是打算以此来将过渡方向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底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发展资本主义？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其政治报告中就明确指出，革命胜利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关于在城市斗争中依靠谁的问题，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毛泽东说：“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他还说：“单有国营企业而没有合作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此，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指示。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已经明确了共和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而且中央还通过了相适应的决议。可是刘少奇跑到天津，宣布了自己的“建国纲领”。这就是放手发展私人资本主义，鼓励资本家大胆地剥削工人。在天津工商界座谈会上，他竟然鼓吹“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青年时代”。“剥削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进步的、正当的、合法的”，“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等等。为资本家加油、鼓劲。
我国东北农村于1948年大部分完成了土改，但经过一年的发展，开始出现了两极分化，产生了新富农。1950年，东北局请示中央组织部，中组部请示刘少奇，即党员允许不允许雇工，允许不允许成为富农……刘少奇不经中央讨论，不经毛泽东同意，私自作主答复如下：“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展了，要将财产交出去也交不出去，将来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党员便不可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等等。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刘少奇对扩大资本主义措施很感兴趣，而对于社会主义的实践却横加指责。这突出地表现在从1951年3月至8月，围绕山西省在晋东南老区试办十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展开的一场争论。山西省委提出：“对于私有制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刘少奇一开始就支持华北局否定山西省委的意见。他先是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批评山西省委的办法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接着，在华北局更严厉、更系统地批评山西省委，说什么“将来实现社会主义，不是先从农村，而是先从城市，即先工业国有化，然后才是农业集体化”。富农要求参加互助组，“领导上应采取不干涉态度。将来富农要以阶级的姿态出现的，甚至有些村支部、村政权会被富农操纵……，没关系。这就是‘养肥猪政策’。养肥了将来更容易剥夺它。现在富农固然有剥削，但也有好处，能稳中农、有利于社会生产。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可轻易地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后来山西省委用十个农业合作社丰产增收，吸引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鲜活事实，上报华北局、中央，刘少奇仍然在报告上批道：“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企图把这一广大农民创新的社会主义措施扼杀在摇篮之中。
这场争论开始毛泽东并不知情。后来毛泽东发现后，把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找去，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的意见，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毛泽东针对刘少奇“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的论调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阶段，则中国的合作化，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基础，也是可行的。”就这一问题，后来薄一波回忆当时情况说：“毛泽东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显然，这是假话。因为当时，不论刘少奇，还是薄一波，他们的思想仍然固守在“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上，仍然把新中国的富强寄托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上。他们的思想感情一直在城乡资本主义一边。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薄一波在修改的新税制中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主张，实际上是通过税收，促进资本主义发展。新税制未通过中央讨论，就在《人民日报》上进行公布，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新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修正税制的通知发布之后，引起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现象。这一情况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先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新税制同正在酝酿成熟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正在采取适当步骤逐步地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刘少奇路线的纲领。1951年3月，刘少奇在为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起草的《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讲话中，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条例》的第二条说：“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终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但社会主义首先要在工业中然后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一般不破坏私有制的思想贯穿于他这一时期的文章报告和批示中。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以，对城乡私有制的态度问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也是两种世界观的不同表现。
1956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农业合作化切断了城市资产阶级发展的后备军，使其孤立起来，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国内的主要矛盾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刘少奇在这个伟大胜利面前，突然改变了面目。他由极力扶植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发展，变为抹杀它们的存在，抹杀它们同无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创造所谓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来掩盖这一矛盾和斗争，继续推行他的资本主义路线。他在“八大”的决议里做手脚，说什么“我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今后我国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1957年反右斗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社会基础，对于这一胜利，刘少奇在听取杨献珍等人的汇报谈话中说：“整风就是要强调同一性。处理的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我们没有必要先强调斗争性，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要创造斗争的样子，我们才舒服，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不过瘾。可以采取妥协的办法嘛。这样一种方针，我们不少同志是不晓得的。”刘少奇在反右斗争的激战中，强调同一性，主张采取“妥协”的方针，其目的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1958年，中国出现了全民热烈建设的社会主义的高潮。高潮中形成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毛泽东站在大跃进的潮头，指导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一方面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要当促进派；一方面也发现了宣传上的浮夸风和高指标风。他对当时新华社、人民日报负责人说：“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并提出要召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当时的宣传部长陆定一竟以“夏天太忙，秋后再说”，使毛泽东的提议落空。他们“忙”什么呢？刘少奇、邓小平在这场运动中，从原来的一贯右的立场，一下子变成“左”，他们煽动运动中的浮夸风、高指标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其中尤以煽动“共产风”为甚。从1958年4月至8月北戴河会议前，刘少奇先后到北京、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大讲“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34]1958年7月2日，刘少奇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工人座谈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大都是二年三年。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他并派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一县一社的试点，县委书记受到鼓舞，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日报》即以《徐水人民公社颂》为题，报道了这个“五风”的典型。毛泽东主持北戴河会议，制定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对“五风”第一次提出批评。
刘少奇、邓小平等根本不接受批评。他们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旗帜前进》，打着贯彻决议的幌子，继续推行他们的“共产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思想。更为恶劣的是他们把决议中关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或更长一些时间”有意删去，而这句话是毛泽东特意加上的。社论在决议公开发表的前一周发表。这是他们对抗决议，坚持“五风”思想政治纲领的突出表现。刘少奇不止发表社论，他还继续到河北、河南、江苏等地宣传他的“共产主义”。他公然篡改北戴河决议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五个条件，提出他自己“穷过渡”的五个条件，竟把拆散家庭也列入其中，要公社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搞集体宿舍、男女老幼分居等。刘少奇在这些地方的活动，《人民日报》都作为重要新闻加以报道，流毒全国。
毛泽东发现后，十分着急，一面身体力行，到河北、河南视察，一面组织调查组，到刘少奇视察过的地方再调查，并从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起，下决心纠正“五风”。而刘少奇把持的宣传口，就是迟迟不转变。到1959年6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1958年三大错误即计划过大、指标过高；权力下放过多；公社化过快。并且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要求报纸宣传要转过来，刘少奇在会上却提出：“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地转。”毛泽东要刘少奇抓一抓人民日报，刘少奇以“管的事情很杂”为由拒绝了。由于“五风”迟迟得不到纠正，干部中的思想混乱了。恰在这时，彭德怀从右的方面攻击大跃进。这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代表了党内资产阶级势力。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所有制改造和反右派斗争以后，一方面从右跳到“左”，在大跃进中竭力鼓吹“五风”；另一方面又抓住“五风”中的问题，向党发难。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左”是形，右是质，对于直接暴露出来的右，如不批判会造成严重后果。面对这种“左”右夹攻，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明确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并第一次向人民揭示这种“昨日功臣，今日变祸首”的党内斗争的特点，指出人们之所以感到惊奇，不认识，不理解，是因为“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
1958年11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但没有指名让谁来当国家主席。这个提议使大多数不知内情的与会者感到愕然。经过一阵沉默之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说，都不提，我提刘少奇同志当国家主席。当时没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泽东本人也没有表示反对，这样大家鼓掌通过。在1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这就为他们组成资产阶级司令部提供了重要条件。
1960年困难年代来临，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利用获得的权力，从鼓吹“五风”的“左”的立场，一转跑到右的立场，极力否定大跃进，夸大当时的困难，还含沙射影地栽赃毛泽东同志。而困难检验了人，检验了当权者的面目。在困难时期毛泽东不顾年事已高，亲自下基层调查制定人民公社60条，安定农业和农村，调整国民经济，而且不吃肉，喝玉米糊同人民群众共渡困难，并且以自我批评的精神，认真总结经验。而邓小平钻在当时的某干休所，聚众打桥牌。几年间，除出差之外，每周三、六晚上，每星期日下午、晚上都是他们打牌的时间。座上的常客除万里外，就是称“教授”的吴晗。每打到深夜，由北京饭店以高级菜饭、茶点侍候。邓小平打到兴致处，竟然说：“打桥牌也要鼓足干劲。”引来满堂哄笑。1961年毛泽东动员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身为总书记的邓小平阳奉阴违，开着专列在京郊顺义，以调查研究为名，行对抗之实。他还把桥牌桌搬到专用列车里，把吴晗从城里叫来，陪他终日打桥牌。最后把一般工作人员从村子里搜罗的一些材料，拼凑成所谓“调查报告”，发回北京，再用电报转给正在外地做实地调查的毛泽东。1961年7月21日，邓小平在黑龙江省委会上讲到大跃进时说：“超越了阶级”，并气势汹汹说：“凡是办不到的，不管原来哪个人说，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住了，明天也顾不住。”
刘少奇影射毛泽东更为露骨。1961年，他在家乡和当地农民谈话时，公然说：“根子还在中央”，有人对错误“死而不改”，这次教训很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不犯这个错误。他从家乡农民口中得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评语后就到处讲，只怕人们不知道“七分人祸”是什么意思。他一再讲大跃进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但自己半句自我批评的话也不讲，企图把大跃进失误的责任完全归于毛泽东一人，从而为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七千人大会之后，刘邓继续沿着右的道路刮风：即“单干风”、“翻案风”。“单干风”就是借调整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想把农村集体经济一风吹掉，退到合作化以前。“翻案风”则是在思想政治领域为历次运动受批评或被冲击的人翻案。
毛泽东看到刘邓鼓吹的“单干风”和“翻案风”，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也给了党内外资产阶级势力以反扑之机，因此，他用了很大的精力，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领导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在“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又推行一条极“左”路线，即主张秘密扎根串联，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基层干部统统不依靠。他认为“四清”与“四不清”是主要矛盾，斗争矛头对的是群众和基层干部，为此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他仍坚持错误主张，后来“23条”发表，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激烈的争论中，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忘记十几年来我党这一条基本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基本路线，就会要走到邪路上去。”并指责：中央机关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中央书记处，一个是国家计委。从此，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长期斗争开始由量的变化，达到质的变化，由隐蔽到公开的变化。
王力在反思录中回忆说：“毛泽东很早就发现了，从中央一直到基层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它，一点事也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这是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他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对内是三反，对外是五反，三反就是整风）。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是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放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毛泽东说，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35]因为王力在文革中的身份特殊，可能有人对他的回忆表示怀疑，而那个在文革初期曾给江青当过秘书，并声称受其迫害的闫长贵，在最近发表的回忆却对此问题作出了佐证，他说：“毛泽东在1967年2月和5月两次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都谈到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情况。2月3日接见时，毛泽东说（大意）：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我们就可能变颜色。……还搞了一些文化、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36]
严酷的事实说明，文革前以刘邓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形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带领广大工农兵及革命知识分子，与党内走资派进行的公开大决战。连毛泽东的老政敌张国涛也说：“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绝不是如外界所推测的出于政治权力的考虑，毛泽东此举还有着哲学上的思考。毛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一种对‘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走向反面的趋势时（也就是所谓“变修”时），毛便想采取措施来达到目的。这是‘文革’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37]台湾李敖说；“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他发现了社会存在的问题。我不想，也不会为‘文革’唱赞歌，因为我不想为悲剧唱赞歌。毛主席发现了问题，但他作为人而不是神没能解决问题，也只有那样深邃的思想才能发现如何在革命成功之后，保持巩固平民政权的本色——几千年来革命都逃不脱改朝换代的宿命——一个统治者代替了另一个统治者而已。也只有这样的英雄，才敢于向这个千年顽症发起勇敢的冲锋——悲剧式的冲锋。否定‘文革’是要否定那种悲剧式的冲锋方式，不是也不应该是否定问题——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原因，现在这问题依然存在。希望今天用我们的智慧，能在‘文革’的悲剧中汲取教训，至少部分地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借否定‘文革’否定或回避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悲剧，只有敢于正视它。但这样的伟人也不能超越历史，超越历史就是悲剧。”[38]
毛泽东去世不久，走资派们上台后，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强调指出：“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那么到底党内有没有走资派？有没有资产阶级司令部？说实话，当时中国广大善良的老百姓思想上确实并不完全明白。可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党内走资派高官们，自己却把这个重大问题交代得清清楚楚。
“2006年3月4日，前中央体改办副主任高尚全，召集张维迎、吴敬琏、贺卫方等人在北京杏林山庄召开‘中国宏观经济改革走向座谈会’（称‘西山会议派’）。这些人肆无忌惮地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谓：共产党成立没有注册，没有进行法律认定，是非法的，人民代表大会是非法的，胡锦涛的国家主席职务是非法的；还说：共产党的天下是从他人手上夺取的，什么是国有资产流失？公有制变成私有，就是物归原主，人家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们扬言：我们要的中国，是以美国宪政为基础，以台湾为模式的中国……”[39]
部级高官杜润生说：“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就是新式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必须认识当代中国的经济结构是新民主主义的结构，社会结构是新民主主义的结构，政治结构也是新民主主义的结构。为了保持政策口号的延续性，回避极左派的“文革”式攻击，我们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等过渡性口号。[40]“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在现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他期望这种新式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即“需要几十年上百年”长久发展下去。他说：“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首先要肯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承认现在不是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而是处于新式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的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我们不必再实行向共产主义的跃进的试验，不必当‘怪物’或‘笨蛋’，而是尊重时代潮流，人心所向和客观规律，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41]
曾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锐在为辛子陵写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序言中说：“毛泽东过大于功，倒三七开，是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他又说：“《共产党宣言》误导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些伟大的使徒，这些伟大的使徒又把《宣言》中的空想和暴力发挥到极端，误导了第三国际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党和人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失败，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根本上就错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无论遭到多大误解，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不能消灭的，消灭了还得请回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将像今日欧洲那样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文明、公正和谐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他还提出：“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
2000年7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王光美、刘源合著的书《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书中对中共高层有两个司令部做出公开的宣示：“毛、刘矛盾并非‘四清’始，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刘二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上就开始有了根本分歧。……这一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42]王光美、刘源在书中明白无误的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存在一条与毛泽东路线相对立的路线，即“刘邓路线”。王光美刘源认为：“现在，刘少奇的面目真正恢复了，刘邓路线被肯定了。”[43]还有那个被封为精英经济学家的茅于轼公开说：“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确实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至今我也不认为那时共产党是错的，需要对我平反。”茅于轼这种牛气冲天的大话，为什么1957年不讲？今天讲？！2011年2月10日，走资派的代言人辛子陵说：“要像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那样，理直气壮地说服全党和全国人民，光明正大地发展资本主义……许多光明正大的事情被扭曲成偷偷摸摸的事情。私有制不叫私有制，叫非公有制；资本家不叫资本家，叫社会主义建设者；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不叫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叫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改弦易辙，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过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共产党领导的，是新资本主义。”，“现在我们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是资本主义的……是新资本主义。”，“现在权贵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
上述走资派高官的自白，说出了他们几十年前想说又不敢公开说的实话，他们现在说出来，是认为他们的政权已经巩固，公开变天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的主要目的有两个：
首先是在世界范围内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十月革命”以来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切成果。他们彻底背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换取西方资本主义的欢心，甘愿充当西方列强打入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汉奸，妄图与西方列强内外勾结重新把中国沦为洋鬼子的殖民地，事实上他们早就这样运作了，在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一个靠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看洋人脸色行事的汉奸集团。汉奸文人李慎之不是早就提出让中国给美国当孙子的战略吗？
其次，他们公开提出把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其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有七千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比起当年屠杀共产党的绘子手蒋介石，他们的言行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想完成蒋介石未完成的“反攻大陆”的事业，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政权。蒋介石若是地下有灵，肯定会把他们招收为其忠孝子孙。
走资派高官的自白，再次证明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第一张大字报，打的何等准确！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广大群众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是何等必要！
走资派高官的自白，雄辨地证明了以刘邓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派们，从民主革命胜利权力到手以后，就千方百计用他们掌握的权力，干扰与破坏毛泽东带领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想方设法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他们从来就不想更不愿意，让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公开讲谁坚持搞社会主义，谁就是“怪物”或“笨蛋”。
走资派高官的自白，让全国老百姓彻底看清了，他们就是货真价实的，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利用“老党员”、“老革命”的外衣，蒙蔽了一部分善良的老百姓，为保卫他们充当“保皇派”。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总要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历，才会获得更深刻的认识。想当年，善良的人们常常发自内心的疑惑：堂堂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怎么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如今，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教育了人民；反面教员淋漓尽至地表演，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狂热，他们肆无忌惮、得意洋洋的反革命自白惊醒了人民：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打倒共产党的不是别人，恰恰就是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想埋葬社会主义事业的正是打着共产党旗号的走资派！可以断言，在未来的革命风暴中，走资派们的欺骗和蒙蔽将更难奏效，人民群众将会在一个崭新的认识高度，去展开一场自觉的人民大革命，团结起来把党内走资派打倒埋葬。




二、天翻地覆慨而慷





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党史上，一场最广泛最具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反修防修，防止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异化变质，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大演练。在这场思想大解放、人民大民主的政治运动中，涌现出许多新事物、新思想、新提法。历来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毛泽东，凭着他的胆略、睿智；凭着他出色的群众运动的领导艺术，依靠群众的实践，提练、总结和创新了一系列的新理论。这些理论创新，系统科学，具有前瞻性、指导性、操作性，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理论宝库，是对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最主要的理论创新内容如下：
（一）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
毛泽东的一生是造反的一生。彻底的造反精神，罕见的造反意志，驱动毛泽东创造了开天辟地的辉煌业绩，赢得显赫的世界威望。
毛泽东的造反精神是从小对父亲专制的反抗开始的。在对父亲种种压制行为所代表的家长专制力量的反抗经历中尝到的“甜头”，极大地强化了毛泽东面对专制压迫义无反顾地选择反抗而不是屈服和退缩。长沙城头，“官逼民反”的饥民暴动被残酷镇压的一幕血淋淋的现实，刺痛了他年轻的心灵，影响了他的一生。对造反者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对造反英雄由衷的敬仰，为日后毛泽东探索和选择改造中国的途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
怀着朦胧的反叛意识走出韶山冲以后，广阔的社会舞台所展示的新旧两个世界的激烈冲突，极大地拓展了毛泽东的视野。毛泽东由此真正进入了一个“造反”的世界。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五四”运动汹涌澎湃的大潮中，毛泽东已明确地意识到这个旧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它。为了宣传真理，组织革命造反力量，他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办了《湘江评论》，他在其“创刊宣言”中说：“天不要怕，鬼不要怕，神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用批判、革命的精神，唤醒东方“睡狮”，发动受压迫的民众起来造反，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旧的政治秩序，矛头所向，直指帝、官、封三座大山。多少年枪林弹雨的洗礼，多少回腥风血雨的搏斗，毛泽东对历史反思，对现实审视，对未来预见，对理论梳理，1939年发表著名论断：“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泽东这句话深刻地阐明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知道，人类历史几千年来，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一切剥削阶级掌握政权的私有制社会里，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总是说：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是富人养活了穷人，穷人只能服从富人的统治，还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这种谎言蒙骗劳动人民几千年。自从马克思写出《资本论》创立剩余价值学说，才揭开了富人是靠渴穷人的血才富起来的奥秘。“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4]因此，作为穷人的劳动人民要摆脱自己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不能靠神仙皇帝，只能靠自己起来反抗、斗争、造反，才能砸碎自己身上的锁链，历史证明这是劳动人民求翻身得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
毛泽东正是高举起马克思主义造反有理的大旗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按照中国的常理常规，取得了造反胜利，实现了拯民救世抱负的毛泽东应该偃旗息鼓，建立“人间正道”的社会秩序，可他却又高高举起造反有理的大旗，发出了造反有理的最强音。如果说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造旧社会的反是一种伟大的壮举，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重新号召和率领人民去造自己亲自参与缔造的社会秩序的反，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空前绝后的创举。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人民当家的新政权，毛泽东以相当冷峻的目光审视着现实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他发现，过去那些出生入死的“造反者”，在造反成功以后，当了官，有些当了大官“有了汽车、房子、服务员”以后，就不愿意继续革命了，其革命意志迅速衰退。其中一些人更是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成了“比资本家还厉害”的“小蒋介石”。这一些社会现实意味着一大批昔日的革命英雄好汉，实际上已在潜移默化中认同了打天下，坐天下的旧的造反逻辑，认同了旧的社会秩序。他们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实际上已接受了旧的统治秩序和统治观念的“招安”。刚刚被颠倒了的社会秩序于是又重新被颠倒了回去，刚刚翻身得解放的人民大众又重新沦为受压迫者。使中国革命又象以往所有的农民起义一样，以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以一批人取代另一批人坐江山，打倒了老皇帝自己又当新皇帝。特别是有一部分官僚主义者，不但不继续革命，甚至完全站在对立面反对革命，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在革命成功后违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甘当人民公仆的价值观，背叛了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毛泽东愤怒了，积淀在内心里的造反意识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下决心掀起一场新的造反运动，要从根本上打破旧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毛泽东曾三番五次地提醒人民群众，一旦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就要毫不犹豫地造中央的反。而且他在73岁高龄时期，又豪情满怀，雄心勃勃地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打倒大大小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成反修防修，巩固人民政权永不变质的历史使命。他亲自主持制定了《五·一六通知》并在《通知》中写下了至关重要的三段话：“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人物”，“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45]在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号召下，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很快地从全国各地汹涌而起。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揭露党委的大字报，被毛泽东赞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北京公社宣言，并批示在全国广播。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当天，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贴出《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7月4日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这两张大字报都遭到了工作组的反对。中学生们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连同两张大字报一起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读后，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那天，即1966年8月1日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和支持红卫兵的行动。这封信犹如吹响了号角，一个冲杀在文化大革命最前沿的红卫兵组织在全国突起，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战斗在大街小巷，各条战线，成为文化大革命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当年的红卫兵如今已年近花甲，但回忆起造反岁月，仍激动不已，感慨万千。相当多的红卫兵后来虽遭到这样或那样不公正的待遇，但对当年的峥嵘岁月仍是无怨无悔。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更加热情地支持红卫兵运动。从8月18日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后的3个月中，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一共8次接见红卫兵及群众，计2000万人次，使红卫兵运动成为在文化大革命第一个历史阶段中，规模最大的青年运动。
毛泽东不但坚决支持红卫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造反行动，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他带头造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的大字报语气严厉，观点鲜明。他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家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党内最大走资派，使文化大革命迅速冲破阻力，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毛泽东豪迈的站在文化大革命的潮头，指引着革命群众的造反方向。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市党政大权。8日，毛泽东发出指示，对此大加称赞：“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并授意《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的权！》，《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上海一月夺权斗争的风暴，很快刮遍全国。在夺权斗争中毛泽东又及时批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后，在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毛泽东对学校、工厂等部门都作了详细的指示，指引着全国的斗批改步步深入发展。
为了从思想上进一步清算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基础，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于1974年初，批示同意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在全国掀起了揭批孔孟之道的高潮。毛泽东年轻时，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批孔运动。中国历史上，秦汉以来，大凡打天下的造反者，开始都是高举批孔的大旗。只有批孔才能打破旧的社会秩序，才能得到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取得夺取政权的胜利。而这些造反者掌权后，为了巩固自己家天下的政权，又从批孔变为尊孔，把广大劳苦大众作为统治和治理的对象。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兴亡更替中，基本上实施的都是打天下——批孔；坐天下——尊孔的政治逻辑。而毛泽东却不一样，闹革命打天下批孔，革命胜利了，取得了政权照样批孔。批孔意为着反对保守、永不停步、继续革命。毛泽东不同于其它任何掌权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毛泽东不是为个人坐天下，而是为了让最广大的劳苦大众永远坐天下。在这方面作为掌握中国最高权力的领袖，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是2000年来空前绝后第一人！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演练，虽然这次反修防修的大演习失败了，但毛泽东面对旧世界的高亢呐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却成为推进世界历史进程的指路明灯。例如，“1999年，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组织了一个24人的小组，先是听取了数十名专家的意见，开列了一个列有数百个事件和人物的名单。”然后，经过几个月热烈的会议讨论，终于定出了从1001年到2000年一千年间的“100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和人物”，编辑出版了一本名为《人类1000年》的精美画册，毛泽东和他领导的长征双双入选。令人感慨的是，该画册的入选人物中，既没有“二战英雄”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也没有美国的“建国之父”华盛顿，却偏偏给了毛泽东和他领导的长征如此的殊荣。更耐人寻味的是，在100位人物中，唯一选登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46]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这句名言，不管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今天全世界人民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理论武器。例如，“直到现在，美国最大的‘毛派’网络论坛还被命名为‘造反有理’。”[47]尼泊尔（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斗争的胜利，都是运用毛泽东这一伟大理论的最好例证。
（二）运用“四大”民主的武器
“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式的讲话中肯定的。会上他谈到1957年的整风运动，认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是“群众的创造，是我们过去民主传统的一个很大发展，要传下去。”这种自下而上的大民主的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实践，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基本方式。这是解决共产党内长期存在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的有效方法。这也是毛泽东试图通过“四大”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以反修防修，巩固人民当家作主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在思想战线上，组织革命左派对党内走资派进行讨伐的大革命。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地方党政领导的大多数，对于这场大革命很不理解，所以大多数党委对这场斗争的领导很不得力。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支持的《二月提纲》却要求“有领导”，“要谨慎”，要“经过有关领导批准”等等，以此束缚群众的手脚，使运动冷冷清清。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宣布撤消《二月提纲》，亲自主持制定《五·一六通知》，进而又在《十六条》中明确提出：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再加上大串联，开展自下而上揭发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群众运动。在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和支持下，全国人民激情满怀、热血沸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派的斗争高潮，大字报铺天盖地，大批判大辩论势如破竹。革命的滚滚洪流，冲垮了刘邓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文化大革命朝着毛泽东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在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运动中，全国涌现出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闯将，涌现出一大批革命造反派，他们冒着刘少奇制造的白色恐怖，甚至坐牢杀头的危险，出生入死地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战，为捍卫人民当家作主的红色政权而战，成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忠实、最坚决的参加者、支持者和捍卫者。事实证明，“四大”与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不仅创造了一种冲垮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新形式，而且特别锻炼了一大批勇敢的革命小将。这批革命小将受到了全面锻炼，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也吸取了许多教训，这些会使他们终生受益，而且也为未来的人民大革命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之所以把“四大”作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形式，而且“四大”这种大民主的形式所以能在文化大革命中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正如范正美在《秋梦追思》一书中提出的：“当时具备了这样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中国共产党确认世界已经出现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正在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警示中国人民，对此必须高度警惕；二是中国人民饱经苦难，并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他们担心失去社会主义就会走历史的回头路，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三是在中国建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诚信体系，并在前述条件下，明确提出了新的并富有说服力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动员群众的思想武器，人们从历史和现实中体验到，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完全可以信赖的革命领袖，曾经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也必将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地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48]除上述以外，还有一个基本条件，在当时那个年代，绝大多数青少年，都是长在红旗下，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坚定的理想信念，大无畏的革命激情，积极向上的无私奉献精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是他们的座右铭。正是他们成为开展“四大”，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派的先锋队、主力军。
在文化大革命中，运用“四大”推行自下而上的大民主，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大民主，有着鲜明的群众运动的特点。这种大民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其统一的战略部署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所以，“四大”不是像有些人攻击的是极端民主，是无政府的民主。我们不否认，在运用“四大”民主形式的过程中，由于党内走资派的干扰，由于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青年学生和普通群众中，曾一度出现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错批了一部分好人，伤害了一部分人的感情，这些问题的出现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是很难完全避免的。因为任何一场变革、运动，要想作到百分之百的准确无误都是不可能的。在人类历史上，过去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人做到。文化大革命中，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相互交织混合的复杂情况下，由于毛泽东的正确指导，广大人民群众逐步分清敌我，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乱只是乱了敌人，锻炼和考验了人民群众。只有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敢于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才能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永不变色。
广大革命青年有幸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耳闻目睹和亲身体验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通过大民主的形式，每个公民，特别是青年人，第一次真正享受到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发表意见和结社等自由。群众可以组织自己的团体，发表自己的政见，对自己单位的各级领导，认为他有问题就可以公开写大字报进行揭发批判。中国下层广大老百姓几千年来，什么时候有过这种自由，有过这种“指点江山”的权力。通过大民主的形式，在批判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也在进行自我教育，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作用和聪明才智，也会发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从中找到自己的努力方向和途径。所以，“四大”也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形式。
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公开透明的民主形式既是揭露共产党内问题、批判走资派的思想武器，也是群众自我教育的好形式，更是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进行真正有效监督的好办法。用“四大”的形式对付各级领导集团的蜕变，反对官僚主义以及地方出现的各种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所以，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把“四大”写进了宪法，这种作法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假如现在让群众运用“四大”反腐倡廉，肯定能达到立杆见影的效果，贪官绝不会像现在这样越抓越多，前腐后继。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一伙错误估计了当时群众的觉悟，想在北京开辟一个让群众公开批判毛泽东的战场，也运用“四大”搞起了“西单民主墙”。结果事与愿违，所谓的“民主墙”反倒成了反腐反贪的公示榜，四大的矛头反倒指向了邓小平自己一伙，民运分子魏京生利用民主墙，大骂邓小平搞“独裁”“太上皇”等等。其实文革中的“四大”有十分鲜明的阶级性，它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恶梦，是暴露他们丑恶嘴脸的公开舞台。修正主义者不敢用也不会用这块石头。邓小平就是这样，自己搬起的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盛怒之下，魏京生被抓起来投入大牢。不久就修改宪法取消“四大”，取缔西单民主墙，宣布从此不再搞运动，并掀起咒骂、诋毁、控诉“四大”的阵阵恶浪。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安格领导的“批判法运动”最终目的是修改美国宪法，设想将“四大”式的大民主的权利写进美国宪法。中外的社会变革实践都证明，毛泽东总结群众的经验，创造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形式，尽管还有不完善的地方，需要进一步使它规范化、制度化，但是大方向是正确的，是保障老百姓人权的好形式。在中国政治上推行自下而上的大民主，首创者不是毛泽东，而是陈胜吴广两位农民英雄。对老百姓来说，用大民主和平过渡的形式能完成新旧政权的更替最好，可是权贵们不同意，无可奈何迫使老百姓不得不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去淘汰旧政权。现在有的所谓“理论家”说什么“农民起义是劣性革命”等等，说这种话的人肯定是权贵们豢养的无耻文人，迟早是老百姓清算的对象。历史证明，政治大民主是穷苦老百姓改变自己的政治命运，保障个人人权的唯一途径。没有这种政治大民主，历史上朱元璋等社会下层的普通老百姓，根本不可能当上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领袖；没有这种政治大民主，大批出身工农大众中的穷人，就永远不可能成为新中国的将帅、高官。因此，允许老百姓运用政治大民主的形式监督政府，才能真正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不变质，这已是被历史证明了的真理。
（三）创建“三结合”的政权机构
1967年1月，上海掀起“一月风暴”之后，毛泽东及时总结上海的经验，通过“两报一刊”发表最新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于是全国迅速掀起了向各级党政机关夺权的风暴。
夺权之后，上海想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北京也将要组建“北京人民公社”，山西、贵州等地也有不同名称的权力机构。此时的毛泽东也在深思国家政权名称的创新问题。1月31日黑龙江省举行了“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会上宣告《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2月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头条新闻，全面报道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的消息，并且全文播发了《一号通告》、抓革命促生产的《呼吁书》，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以及部分领导人的讲话。人民日报除了头版通栏发表夺权大会长篇消息外，还配发了社论《东北的新曙光》，对黑龙江的夺权给予了高度评价。社论特别指出：“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对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毛泽东对黑龙江省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做法十分重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及时地进行了总结，发表一系列的新指示：“确立了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会员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全国的夺权斗争”。[49]
毛泽东之所以发现黑龙江省搞的“三结合”是个好办法，并确定为一种基本方针，采取一系列推动措施，主要原因是：“第一通过三结合建立临时权力机构，把军队首长和原来有影响的革命领导干部置于这个临时领导机构的领导核心，同当时最具革命权威的造反派头头相结合，这就在新的条件下树立了革命权威，成为众多的群众组织和广大干部的新的号令中心，解决了无政府主义的泛滥，推动了社会秩序尽快地走向正常，保证了工农业生产的进行。第二是黑龙江省是全国省级夺权第一个在夺权机构中有革命干部的省份，提出了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使一些在群众中享有威信的领导干部有机会站出来工作，这就为逐步引导群众向毛泽东‘惩前毙后，治病救人’的方向发展，为解决团结干部大多数的问题奠定了基础。第三是黑龙江省的造反派自觉地提出了造反派自我教育、自我整顿的问题……第四是解决了夺权之后，怎么命名一个全国可以统一的临时权力机构的问题……”[50]黑龙江省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明确提出，建立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解决了当时务必马上解决的重大问题。
由于文化革命进行到夺权之后需要对全国进行正确的指导，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中加写了：“经验证明，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必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由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在需要夺权的工矿企业，也必须建立由革命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需要夺权的党政机关，则必须实行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代表性、有权威的领导班子，率领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地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战斗任务”。1967年3月7日，毛泽东在审阅《红旗》杂志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时，在稿中写下两段话：“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之后，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建立起来。
作为临时权力机构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确实是毛泽东继巴黎公社的政权形式、十月革命创建的苏维埃政权形式和我国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政权形式之后，又一次关于无产阶级新生政权形式的伟大尝试，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1968年3月，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时，把原稿：“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改为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由此看出，毛泽东对群众的首创精神是何等的重视，何等地尊重和肯定。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中还指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并且对“三结合”作了如下总结：“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主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垒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这样毛泽东为新生的政权建设指明了方向。
后来随着各级党组织的相继建立和恢复活动，毛泽东决定改变由军队干部控制地方政权的格局。1973年12月，八大军区主要领导进行对调，大军区司令员不再担任省级革命委员会主任之职，所空缺的地方革命委员会主任由地方干部出任。这时的“三结合”就变为新老干部的“老、中、青三结合”。
全国各地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都搞出许多新举措。例如，“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他们对新政权的宗旨、组织形式和干部政策实行了一系列的新措施。新权力机构的宗旨共五条概括为：彻底革命的精神，大破大立，不在旧政权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当改良主义；强化专政机器，永记阶级斗争；革命委员会必须是精干、灵便、朴素、实际和五个最（最接近基层、最接近群众、最富有革命造反精神、最有办事效能、最能为人民服务）的原则；革命委员会必须实行‘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不加任何官衔，不要任何待遇，实行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加‘补贴制’，取消高薪制。一切工作人员，都要经过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选举产生，人人能上能下。监督的最好形式是‘四大’。关于新政权的组织机构，省革委由17名委员组成，设班长一人；副班长二人。由五人组成勤务组。重大问题先由勤务组考虑提出，再交全体委员讨论。在革委会下，设立三委一办，即一个政治委员会，一个生产委员会，一个群众工作委员会，一个办公室，各委办下设若干职能组。关于新政权的干部政策也做了许多新的开拓性的规定。”[51]
在一月风暴的冲击下，全国各级成立的革委会，其机构设置大大精简，从国家统一的一些部委到县乡，上上下下大都叫“组”。后来中央领导提出这样都叫“组”不利于外交工作，而且重本质不在于名称，于是各级政府机关的称谓，又一律改了回来，只是人民政府换成革命委员会。政府机关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开始有一部分学生和工农代表，随着干部的解放，特别是党组织成立后，原来造反派头头中的非党员，就不能进党的核心小组。说是为了便于抓革命促生产，工农代表放回原单位，学生代表也回校复课闹革命，通过毕业分配都离开了政府机关。原来领导干部绝大部分官复原职。真正被定为“三反分子”、“走资派”的极少。各级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基本上是原来班子的主要领导成员。党委成立以后，他们又成为党委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委。就这样新生的革委会很快又重走老路，步入旧的一套机构的沉潭。
毛泽东亲自带领广大工农兵、青年学生，打碎了旧的官僚体系，并且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但未能建立一套新的反修防修机制，而是热闹几年又逐步恢复了旧的体制。旧体制的逐渐恢复，不能不说是对文革创造的“三结合”政权机构的否定。决不要轻视了这种复旧的严重性。文革后，邓小平一上台，为什么就能顺利地实施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把中国拖向资本主义道路？复旧的政权机构形式，确是一个重要因素。
（四）开展“斗私批修”灵魂革命
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里，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当群众刚刚发动起来，毛泽东就高兴地指出：“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并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1967年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两报一刊编辑部发表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在人民日报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中指出：“斗私批修很精辟，很科学地概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内容，概括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批判资产阶级的基本内容。它是保证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彻底胜利的根本方针，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全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根本方针”。社论还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在哪里？最本质的是旧在一个‘私’字上，就是从为自己，为‘私’的观点来看世界。剥削阶级的利己主义，是滋长资本主义的天然土壤，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是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颠覆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毒菌。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旧的思想体系在工人阶级内部最集中的代表者和最顽固的维护者。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一些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而实际上企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分子”。
毛泽东提出开展“斗私批修”，另一重要原因是，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之后，干部和群众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暴露出来。如解放军在支左工作中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红卫兵打派仗，互相揪住对方的问题不放，有的人站错了队，当了保守派，消极悲观；有的老造反自封为领袖，以我为核心，忘乎所以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人民日报在社论中进一步指出：“我们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每一个革命同志，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动力，又应当把自己看作革命的对象；既要做批修的先锋，又要做斗私的闯将。如果不斗私，不革自己的命，那么，批修也是搞不好的，而且可能会被修正主义的东西所蒙蔽，甚至跌入修正主义的泥坑。同样，也只有积极地投入批修的战斗，才能深刻触及灵魂，狠狠地斗私”。所谓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所谓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两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由此可见，毛泽东提出的“斗私批修”是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者自身如何改造主观世界的创举。
毛泽东提出的“斗私批修”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用生动的语言表达斗私批修的决心：“狠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等。毛泽东不但提出了“斗私批修”的纲领，而且还制定了“斗私批修”的具体措施如下：
其一是办学习班。1968年2月，毛泽东提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各地普遍开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始参加学习的主要是运动初期受到群众揭发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靠边站了”，但思想并没有通。办学习班就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集中学习、思考、斗私批修，真正提高路线觉悟的机会。学习班一般由军宣队负责开办，有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参加，把这些干部集中在一个地方，过军事化生活。在学习班里，不论原来官多大，都以学员的身份参加学习，不少人打掉了官气，焕发了革命朝气。通过听报告、开谈心会、写学习笔记、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很多人弄清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和内容，开始转变了立场，端正了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消除了“冤气”、“怨气”、“不服气”等等，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学习班结业时，有个人总结，小组鉴定，鉴定里既有群众组织的意见，也有军宣队领导的评语。很多参加过学习班的干部至今回忆起当年仍慷慨万千，成为他们终生受益的一页。
其二，创办“五·七”干校。1968年，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安庆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干部思想革命化，改革 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毛泽东对这个典型批示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后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在编者按里发表了毛泽东的批示和柳河的经验。很快，“五·七”干校迅速地在全国各地出现。参加“五·七”干校的有新、老干部，学校教师和各文化机关的知识分子。不少干部到干校后，亲临三大革命的第一线，接近了基层群众，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学到农业和各种技能，从思想到体力都得到很大的锻炼。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的好办法。“五·七”干校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时期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生产劳动的风尚，用学校形式加以制度化，为迈向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七”干校如今已成历史，知识分子改造的那条大道也已消逝，好传统也已被丑化。但是，参加“五·七”干校的大多数有良心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至今回忆起干校生活仍是心潮难平、兴奋异常。例如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赵忠祥在他的《岁月随想》一书中写道：“今天想来，我真的很感谢让我去干校的人员，包括那些希望我永远在那儿的人。劳动并没构成对我的惩罚，而是给我身心一次锻炼，使我体味到生命中难得的情调。在干校期间是我一生中很愉快的时光，随着岁月的消逝，曾有过的消极或埋怨心理，已烟消云散，剩下的竟是越来越多的美好回忆。没有那一段时光，也不会有今天的我。”赵忠祥在书的最后感慨地说：“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回味这段岁月，无怨无悔”。“当年留在我心中的诉说不清的感受，很多用来指导了我后来的生活与工作，有些回忆还化成了我在电视节目中的串连用语”。
一位曾在“五·七”干校劳动过的学员，原任某市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某，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其中写到他去“五·七”干校的经历。某市“五·七”干校的学员都是市直机关的干部。他和市委书记徐某、组织部长张某，还有一位科级干部一个小组同吃、同住、同劳动。原来在工作岗位上，他们都是上下级关系，到了“五·七”干校，大家都是普通的劳动者，彼此消除了等级观念，称呼也变了，不叫官称叫老徐老张。参加劳动中不仅学会了打场、收割、犁地等农活，经过学习毛泽东“斗私批修”等指示，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有一次，他们去黄河大堤拉蕃茄，车上装着几百斤，可他们又特意买了10斤，掛在车把上说，谁路上渴了吃车把上的，车上是公家的，谁也不能吃。现在老刘说起此事，仍然感叹万千，说如果“斗私批修”学习能坚持下来，今天也不会产生那么多贪官污吏！
其三，上山下乡。在长期的革命生活中，毛泽东根据自身体验，认为知识分子光有书本知识不行，还必须经过实践锻炼，必须向工农兵学习。
建国初期，根据当时的新情况，毛泽东进一步探索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新途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到边疆、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去工作。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7年，毛泽东又指出：“城市青年，或者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响应党的号召，踊跃上山下乡”。在各级党组织的具体组织领导下，“上海市志愿垦荒队”和全国十多个省市组织的远征垦荒队，开了上山下乡的先河。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曾经涌现出像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一批知识青年回乡的模范，成为一代青年人的学习榜样。正是这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为农村、边疆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出于反修、防修的需要；出于在大风大浪中培养千百万革命接班人的长远打算；出于在美苏两霸虎视眈眈企图对我国发动核袭击，保护这一代青年避免战争牺牲的考虑；出于改造农村这一广阔天地的艰巨任务，毅然作出了带有战略性的部署，再一次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人民日报》在转载，《甘肃日报》一篇关于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而发表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述了毛泽东的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个指示一发表，立即在全国引起极大的反响，知识青年、家长、农村的同志都积极地响应。为了搞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周总理主持召开了解决知青问题的专门会议，毛泽东亲自审阅了中共中央转发的《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在各行各业的支持下，全国约有400万“老三届”中学毕业生率先闯路，以后每年都有几十万或几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后约有1800万知识青年参加了这一运动，形成了20世纪最壮阔的青年革命浪潮。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采取三种形式：一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二是参加生产建设兵团或军垦农场；三是建知青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场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兵相结合，亲自参加三大革命的实践磨练，一方面培养了能吃苦、能战斗、乐观坚强的精神；另一方面，深入了解了中国国情，明确了自己对国家应尽的责任，为成为国家有用之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管是在农村、在农场、在边疆，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的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程中，尽管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大方向是正确的，主流是好的。当今中国政府号召大学生下乡当村官，为知青下乡的必要性又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至今30多年过去，知青的群体中产生了一大批栋梁之才，有科学家、企业家、经济学家、政治家等等，特别是知青中出现了一批作家，比中国最著名的几所大学中文系培养的作家多得多。现在这批知青们回首往事，无不感慨，绝大多数人感到上山下乡的那段岁月，是自己生命中最难忘的经历，因为苦难磨炼了他们的意志，锻造了他们的体质，升华了他们的灵魂。笔者本人有幸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湖北沉湖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不管是腊月寒冬还是烈日盛夏，我们这些军垦战士都在齐腰深的泥巴中，拉犁、插秧……其艰苦程度令当地老百姓望而生畏，有的老乡说：“大学生还干这么重、这么苦的活，我的孩子就不让他上大学了。”正是这场相当艰苦的经历，成了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使我终生受益。当然知青中也有少数人成了各界“精英”，同新权贵们一起大骂上山下乡，以此宣泄他们当几年农民的仇恨，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是谁创造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是农民！上数几代你们的祖辈，哪一个不是出身农民？我国的农民世世代代都生活战斗在农村，历经无数苍桑风雨却无怨无悔，而你们才当了几年农民，就没完没了的咒骂与控诉当农民的“痛苦”，这种行为证明你们的良心已经丧失，堕落成为伟大农民阶级的劣等子孙，确实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应该再上山下乡继续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五）教育要革命
毛泽东一生力主教育要革命，特别强调人的自立、全面、生动活泼地发展，反对死读书。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始终把教育革命作为极其重要的内容。在中共中央制定的《十六条》中，第十条即为“教学改革”。其具体内容是：“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教育革命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从1969年开始，在斗、批、改运动中，教育革命在全国各地广泛、深入地展开，并达到高潮。教育革命的内涵和核心是：教育领域里的领导体制、教学体制、专业设置、学校布局、教材教法、师资队伍及学生组织等，其中最代表性的是学校领导体制、教学体制和招生制度的革命，这也是教育革命的实质。在这三个方面，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归纳起来：一是三结合的领导机关；二是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教学体制；三是废除统一考试的招生制度。
1.“三结合”的领导体制。1967年初，在“复课闹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曾提出“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的问题，同时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中规定，大专院校必须由学生、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权力，这种三结合的领导体制一直沿用到1968年上半年。1968年8月，从《人民日报》刊载《红旗》杂志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中转述了毛泽东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革命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工宣队进驻学校以后，学校的领导体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原来三结合的内容变为工（军）宣队，革命师生以及革命领导干部。根据毛泽东有关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各地贫下中农陆续向农村各类学校派出代表或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社、队革委会领导下，成立以贫下中农为主，有师生代表参加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组）或教育革命委员会（组），实行对本社队范围内中小学的管理。1969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吉林省梨树县革委会《农村中、小学教育大纲（草案）》，并加编者按，高度评价这个大纲，说它为今后农村教育革命指出了方向。后来黑龙江安庆县的经验进一步发挥了《大纲》的做法，这个县提出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三种具体形式：①贫下中农代表长期驻在学校里，和教师同上班，同下班，一起研究学校的斗、批、改问题；②贫下中农代表半个月左右到学校检查一次工作，帮助学校解决重大问题；③不进驻代表，由大队革委会（或教育革命委员会）直接抓，不定期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讨论决定学校重大问题等等。总之管理学校的代表以不脱产或半脱产为原则，做到有事到校，无事归队，上下结合，保持本色。
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兵和知识分子是国家的主人翁，如何体现和贯彻这个原则，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号召开展教育革命，让工农兵进入上层建筑，以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的名义到大中学校参加领导文化大革命，引导教师、学生走思想革命化的道路。但是，后来由于走资派的干扰破坏，工农兵先后被赶出领导班子，管理学校的革命目标并没有实现，最终只是流于形式，徒具虚名而已。
2. 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教学体制
教学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对教学的直接领导，教学活动紧密结合生产，科研实践，理论紧密联系实际。
根据教学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全国各高等院校，中小学校都纷纷拿出自己教学体制改革的计划或经验。1968年7月，根据毛泽东“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以后，各地相继仿效这类学校。这年的12月，上海、天津、北京等地提出城市中小学由工厂街道办的建议，并开展大讨论。1969年4月，党的“九大”之后，全国各种学校经过普遍的下厂下乡参加劳动，与工厂、社队掛钩，以及在校内大办工厂、农场、建设校外学工、学农基地等活动，初步形成了另一种开门办学的新体制。
为了适应“开门办学”的总体要求，在保留学校独立存在的条件下，以校办工厂、农场、厂校掛勾等多种形式，实现了学校与社会的结合。1971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系统地提出了教育体制的原则和设想。这种新体制的基本要求是：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把大学办到整个社会上去，使文化的普及与提高有力地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学校与世隔绝、闭目塞听的“三脱离”状况，使学校与社会声息相通，使知识分子更加广泛地接触工农兵群众，加速世界观的改造。
关于教学体制的革命，经过讨论、试验，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得到权威性的概括和进一步的发挥，确立了教学的新体制，即：“建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教育同三大革命实践结合，应厂（社）校挂钩为主，多种形式，开门办学”。“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医药院校应坚定地把重点面向农村。
新的教学体制，社会实践课程大大增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把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放在第一位。克服了读死书，死读书的现象。各类学校的学制普遍缩短。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城市普及高中，农村普及初中，小学在校学生大幅度增长。这种新的教学体制，虽然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但在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干扰下已被大打折扣，致使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就重蹈复辙。
3.废除统考的招生制度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汇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从《调查报告》所总结的上海机床厂的主要经验有：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大学毕业生应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当普通劳动者；由有经验的工人担任教师；由基层选拔经过劳动锻炼的初高中生入大专院校，等等。《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转述了毛泽东7月21日的重要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上海机床厂的经验和毛泽东的批示，为招生制度的革命指出了方向。1968年9月，为贯彻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个大学的学员由车间推荐、厂革委会批准，招收本厂工人52名入学。学员平均年龄29岁，文化程度从初中到相当于高中不等。学制为两年。学员全脱产学习，但仍参加工厂的政治运动，定期回车间劳动，毕业后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七·二一”工人大学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各地。一些大中型企业纷纷办起了自己的“七·二一大学”，一些大专院校也开始尝试举办各种试点班。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供各地参照执行。《报告》规定的“招生办法”，即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分配原则”为：“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概括起来，新的招生制度主要是两条：一是停止从应届高中生经统一考试直接升入大学的传统做法，改为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知识青年中招生。二是废除升学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审批”。新的招生制度是对近现代教育体制中招生制度的一次革命。新的招生制度，改变了“一张考卷定终身”的不合理现象。突出放手发动群众、实行群众路线，把工农兵和知识青年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出来，体现了在工农群众中普及教育、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工农兵占领教育阵地的伟大创举。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全国各地厂矿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和大专院校，培养了几百万优秀的工人大学生和工农兵学员，他们至今成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条战线的骨干及领导人才。例如国际血液病防治专家、中科院院士、卫生部部长陈竺、军事评论家张召忠将军、经济学家胡鞍纲等等。在政界各省市级的主要领导不少都是出身于工农兵学员。尤其是上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政治局委员王歧山、李源潮、张德江等也是工农兵学员。面对教育革命的深远意义和丰硕成果，走资派们不但视而不见，而且百般诬蔑，所以，他们一上台，教育革命就被全面否定。
（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文化大革命期间，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也是伟大创举之一。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我国医疗卫生的状况忧心忡忡，对医疗部门不愿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只为少数领导干部服务的保健制度多次提出批评，对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非常不满。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从1965年开始，有些省及上海市委派出巡回医疗队到基层和农村，为工农兵送医送药取得明显成效。例如，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第六人民医院选派各科科主任和副主任为主要成员的巡回医疗队，深受广大基础群众的欢迎。上海市第六医院妇产科主任胡志远，在农村巡回医疗中，发明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治疗农村妇女多发病，取得立杆见影的效果。此时刚从井岗山回来的毛泽东见到上述情况汇报后，联想到红军医院在井岗山根据地建设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心潮难平。当初红军医院设在草坪，后来搬到小井，一直坚持免费为老百姓看病，可谓军民一家。那时候，红军医院真是缺医少药，但是，只要老百姓需要，首先为老百姓看病；其次，才是战士、党员；最后才是党的领导干部。战争中有时战士与指挥员都负伤了，党的指挥员把好一点的药让给战士，而战士又不同意，坚持让给指挥员。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双方都想首先把生的希望让给对方，这种场面常常催人泪下。现在，共产党掌权了，怎么能把老百姓忘掉，怎能把工人、农民忘掉，怎能把井岗山的传统忘掉？不能忘。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满怀着对农民的无限关怀说了下面这段话：“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在农村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么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这段话一年后被称为光辉的“六·二六指示”。继“六·二六”讲话后，1965年毛泽东对医疗卫生工作还有两次谈话：一次是1965年7月19日所谈：“北京医院并没有彻底开放。……要开放给老百姓开放。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些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些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钱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药品、医疗队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另一次是1965年8月2日，毛泽东接见卫生部领导同志讲话，提到培养农村医疗队伍等具体问题。毛泽东反复说：“药品应当降价”、“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1965年前后，毛泽东身边的医务人员都轮流下放到农村工作一段时间，送医送药到贫下中农家里，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医生和护士长。
在毛泽东“六·二六”指示推动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为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采取的具体措施是：
第一，城市医院除了保障城镇居民的医疗服务任务以外，必须承担以下任务：
其一定期组织医疗队，派出医护人员进行巡回医疗，重点解决重大的疑难杂症。这种方法效果相当好，我本人就是受益者。1970年，我在湖北沉湖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不料患上急性肝炎，而连队卫生员误诊为胃病，幸亏武汉军区总医院下来巡回医疗队，检查后马上把我送到总医院对症治疗很快康复，否则，说不定我早见马克思了。
其二帮助农村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定期培训农村医护人员，特别是加强对“赤脚医生”的培训。据统计为全国培养了160多万“赤脚医生”。这些民间医生为了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大力宏扬中医中药。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州军区总医院率先提出，在医疗卫生工作中，提倡“一根针，一把草”，即充分利用中医常用的针灸及中草药为广大患者服务。特别是针灸治病，来得快、又节钱。作者本人在下乡期间，曾自学针灸为老百姓义务看病，很受欢迎。
文革十年间，贯彻毛泽东“六·二六”指示的结果，城镇职工公费医疗在逐步完善，广大农村推行普及合作医疗制度，使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城乡居民的看病就医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世界卫生组织曾根据统计分析，认为中国当时农村的医疗卫生水平，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可惜，文化大革命失败后，这一利国利民的医疗制度也全部被否定了，广大工人农民又陷入看病难看病贵的悲惨境地。
（七）工农兵形象要占领文艺舞台
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真正当家做主服务，这是毛泽东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就提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作为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日理万机，却冷峻的审视着工农兵的形象在文艺大舞台上的表现状况。因为文艺舞台上工农兵形象的命运如何，往往是现实社会中工农兵政治命运的真实反映。建国以后理论上各级领导都强调，我们的政权是人民当家做主，而文艺舞台上由于走资派的干扰，工农兵的主人翁地位并没有得到很好体现，代表统治阶级形象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又逐渐占领了文艺舞台，这说明在现实社会中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翁的政治地位，并没有解决好，文艺舞台上的这些消极反映，一次又一次引起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高度关注。
1963年在农村、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毛泽东开始抓文化界、艺术界、思想界的政治斗争。他认为，在这些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更多、更深、更严重，如不抓紧解决，就会影响到整个政治思想领域，最终影响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政权会不会变质的根本问题，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作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在文艺界开展反修防修的斗争。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戏剧要推陈出新，不应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的丫头保镖之类”。1963年11月，毛泽东对《戏剧报》批评得十分厉害。他说：“《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很多，文化部不管。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果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人、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对这些牛鬼蛇神，把他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他们发工资。”1963年12月，毛泽东又作一段更为尖锐的批示：“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52]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局报送的《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中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53]1964年6月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到文艺界，他说：“文艺界为什么养那么多协会摆在北京？无所事事，或者办些乱七八糟的事。文艺会演，军队的第一，地方的第二，中央最糟。这个协会，那个协会，这一套也是从苏联搬来的，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老搞死人洋人，我们的国家是要亡的。要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体育还要对革命斗争和建设有益处。”针对文艺界的严重问题，毛泽东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文艺革命从中国的国粹京剧推陈出新，推出了一批革命现代样板戏，打破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社会主义舞台的现象，重新树立了工农兵的主体地位和高大形象，在各种艺术创作、历史研究中确立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念。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对这场文艺革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
《沙家浜》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成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戏，《智取威虎山》剧本，毛泽东亲自批改。杨子荣“打进匪窟”一场最后的唱词：“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就是毛泽东加写的。气吞山河的台词，使革命者高天无比的英雄形象跃然在舞台上，感染、感动着亿万观众。
具有舞台表演经验的江青，为打造样板戏呕心沥血，处处严格要求。本来有关江青的这方面内幕活动，一般老百姓并不了解。可是在审判江青多年后的1998年2月，《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在此书中有一篇《戏台女皇梦——样板戏秘闻实录》，作者被称为“权威的知情人”晓高。在这篇揭露批判江青的文章中作出了以下描写：1968年9月17日，交响乐伴奏《红灯记》彩排，“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一行人在人民大会堂审查这一所谓中西合璧的创作”。“戏终的时候，全体领导人员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一同高唱了那法定的剧终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照常规，这说明戏成功了，大家对这台戏是肯定的。但是江青不。她要大家留下来，劈头就说：“你们有私字！你们个人要表现自己，不顾集体……大家听得没头没脑，不知出了什么事。”江青呷口茶，换了一种讥讽的腔调：“乐队的同志都有前途。乐器，是金属、塑料、木头，你们用这样的声音来抢肉嗓子？喉咙是肉的，都抢，怎么能抢得过你们呢？……这一回，大家听明白了。”原来，江青是嫌交响乐伴奏的巨大声响压倒了京剧的唱。江青提高了声音说：“……你们必须改，改不好不能上演。”见江青的火气丝毫没有收敛之意，周恩来插进话来，给剧组打气。他说：“看了你们的戏，虽然有些意见，但这是新创作、新东西，新东西总是粗糙的嘛。”他停了停，不忙不慌地喝茶，“没有一个新作品一开始就是写好了的。不论是文艺作品，还是政治作品，一开始都粗糙。毛主席对自己的文章都要修改好多次，何况是毛主席的战士，毛主席的学生？”周恩来微笑着望着大家，轻轻地点着头说：“所以，我们还是很是高兴，听到交响乐来伴奏京剧，这是一个新的创造。江青同志搞了八个样板戏，今天这又是一个样板。”江青尖叫着打断周恩来：“不行！改不好能成样板！”她说话的态度十分坚定。
第二天晚上，江青又通知再次“接见”这个剧组。人们心里七上八下地坐在会议室里等待，没有一个人讲话，今天可没有总理在场了，难道江青同志要把昨天没教训够的话，吐个干净？9时半，一进门江青就兴冲冲地高声叫道：“今天上午我给主席讲了昨晚的事。主席说啦，还是不能泼冷水，应该从积极方面想办法，把它改好。”大家暗暗松口气。江青坐在正中的一个沙发上，一改前一晚的刁蛮：“咱们一场一场的过吧，我说的不对，请同志们提意见。现在，就从前奏曲开始。”她翻开笔记本，把它放在翘起的二郎腿上。“我看”，江青的两只手比划着，“前奏曲去掉大号、吊钗也解决不了问题。前奏应该简洁，它说明全局，现在没有起到这个作用”。江青的情绪突然兴奋起来，她手舞足蹈着：“应该是写在敌人铁蹄之下，我们英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向敌人进行斗争，突出这个主题。你们现在的前奏曲起到这个作用没有？起码现在还不鲜明，基调不行！前奏曲要很清楚，要有军歌贯穿主局，再与京剧揉合在一起。”江青清了清嗓子，“一开始就要有‘向前、向前、向前’……”她以纯正的音调唱起了《解放军进行曲》。这一天，江青十分耐心、和气，指示了音乐中的许多具体问题。“接见”一直从晚9点半开到翌日凌晨5点半。整整8个小时，江青一直没有停口。她的精力实在惊人。
1968年9月17日这天，当着许多中央领导的面，她大肆吹嘘自己的过去。“唉！”她长叹一声。“《红灯记》我都改过几十次了，还是不行，你们不刻苦”。……“你”她指着刘长瑜，“铁梅回家那场，你完全不懂，傻瓜！应该这样——”江青提高八度调门，尖着小嗓嗲声嗲气地示范：“爹爹——，奶奶——”“这么一念，观众马上眼泪就下来了，我就是这么流泪的。”
“还有你！”她转对钱浩梁。“我给你设计的碎步你不懂，那已经形成了语汇了。坐过老虎凳的人，腿部有伤，应该一条腿走，一条腿提起来。你为什么不练？”“哦，我没理解。”钱浩梁紧张地回答。“你已经算是老艺人了，还这个样子。真让我生气！我气！我要训了！”江青硬着脖子，高声叫道。“是脊梁对着观众，还是面对着观众？”钱浩梁虚心请教。“脊梁对着观众，”江青说。“唱完了导板，从下场门上，背对观众退出来。腿要好看，退到舞台中间，转过身来，面对观众亮相，表示他的腿是受了伤的。这样就漂亮多了。”江青站起来示范，边走台步边说：“用碎步的语言表现了受过刑，又表示疼也要站起来，又有优美的舞蹈姿势。”……《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打虎上山的一段“马舞”，江青看了几次童祥岺在这场中的“马舞”，摇着头直嚷嚷：“很糟糕，很糟糕！我早有生活的。要从生活出发，要设计得很美。马头很高，可你的腿抬的太低了。你再做一遍。”童祥岺又做了几个“马舞”动作。“不行，你跳的不稳。”江青离开座位，拉开架式，给童祥岺做了几个示范。江青一身精瘦，动作做得挺漂亮，但50多岁的老太太了，能跳得稳？大家恭敬地看着，没有出声。江青喘着气回到座位，大讲了骑马的要领与感觉……整场演出没有再挑什么大毛病，江青把注意力全部放在演员的服装、鞋帽上了，几乎出场的每一个角色的衣、帽、裤、靴、腰带、补丁全部批评到了。[54]
从上述“权威知情人”写的批判江青的文章中，使人们看到样板戏，从剧本、服装、道具、音乐、唱腔、舞台布景、到演员的念、唱、作、打表演，无不经过江青与艺术家们精心设计，反复推敲，精雕细刻，苦心磨砺，才成为文艺精品。如今虽然经过30年批判与声讨的风雨洗礼，样板戏仍然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有口皆碑的红色经典。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劳动人民什么时候在文艺舞台上扮演过历史的主角，有哪个戏剧像样板戏这样达到家喻户晓，人人哼唱的程度。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倡导的文艺方向，是符合唯物史观，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也顺应了人民戏剧发展的历史潮流。
样板戏一出台，就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兴趣，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到海港码头，人人传唱，掀起学唱红色戏剧，争学革命英雄的热潮。样板戏已经扎根于群众心里，无论“政治精英”的摧残，“文化权威”的声讨，都无法阻止人民群众的自发传唱。至今个别人对样板戏仍是咬牙切齿的痛恨与恐惧，想方设法加以禁绝与封杀，结果反而激起人们唱样板戏的高潮连连不断，样板戏唱遍海内外，经久不衰，这充分显示了样板戏是人民群众评选出来的精品，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在京剧样板戏的带动下，又先后出现了现代芭蕾舞剧和交响乐。这些文化大革命中创造的艺术瑰宝，将永远闪烁在中国新文化的史册上。
（八）创立“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在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国际友人谈话时，第一次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他说：“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了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同年1月30日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时又说：“你们不是说要建立‘第三世界’吗？‘第三世界’只有一个法国，那不行，太少了，要把整个欧洲团结起来。英国，我看总有一天要起变化，美国人对英国人也不那么客气。在东方，你们可以做日本的工作。如果把英国拉过来，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就可以把‘第三世界’扩大起来”。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苏、美两国既互相争夺又相互勾结，称霸世界的问题更加突出，全世界人民反美斗争的高潮日益高涨，在这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下，毛泽东抓住机遇，以其丰富而充满智慧的外交实践，打开了中美建交的大门，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接着先后又同日本等多个国家建交，以摧枯拉朽之势，不但巧妙地调整了国际关系的格局，由美苏两霸相争变成了三足鼎立，而且极大地鼓舞了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他们把红色中国当成自己的希望。毛泽东根据当时国际形势变化后，形成的新特点和对国际关系战略格局的新认识，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思考，为了遏制苏联、美国的霸权主义，更加注意团结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同时联结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专门讲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他明确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还说：“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两个月后的1974年4月，邓小平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第一次向各国代表介绍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思想，他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并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站在一起的鲜明立场。
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重要理论，不仅是中国革命外交路线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国际反帝、反霸、反殖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是世界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创立，使我国的外交战线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彩，世界上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高潮；从1965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10年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由49个增加到111个，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日益扩大，外交上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虽然是以经济上的贫富为首要条件，如毛泽东说：“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也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比第三世界要富”。经济的差异使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关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他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的各自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但是，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还考察到第三世界人口多，考察问题要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及第三世界的团结。特别是在外交政策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意识特别强烈，在事关国家民族利益的原则问题上是从来不会妥协退让的。如在震惊世界的中美会谈中，毛泽东十分注重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分歧，对于美国在谈判中想打中国牌的企图坚决给以抵制。1972年1月4日，美国代表黑格来访，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他向周总理转达美国总统的口信说，苏联决定改变政策，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这使中国的“生存能力”受到威胁。他狂妄地宣称：美国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毛泽东得知口信说：“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顶回去，无非尼克松不来。不来就不来嘛，22年不来了，再等22年。尼克松不来，土克松、砖克松也会来。”1月6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商谈《答复稿》，毛泽东看了《答复稿》后说：政治局再讨论。《答复稿》经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答复》中说：“美方口信表示，期望通过访问，加强尼克松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对此，我们难以理解。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我们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中方把《答复》念给黑格，黑格只得说，可能我没有正确地转达总统的意思。接着，周恩来对黑格予以严厉批驳：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殖民地。我们准备敌人从四面八方打进来，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社会主义中国一定会继续发展下去。他还提高声调说：“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反映，也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反映。我们是不能接受的。”黑格自觉理亏，满脸通红地说：“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个词（英文生存能力）包含这个意思。很抱歉，总理先生，我可以收回我说的那句话。”1973年2月，基辛格第五次访华，针对着美国用苏联威胁恐吓中国的企图，毛泽东这位80岁高龄的政治家尖锐地对基辛格说：“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美国不要上当。美国总有人想把祸水东引。”
面对不可一世的西方世界霸主，毛泽东、周恩来如此的义正辞严，又如此的不屑一顾，这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傲骨与志气；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聪明与智慧。中国人民应该为有这样的领袖而骄傲而自豪。
每一位没患健忘症的中国人都知道。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大中小帝国主义都侵略过我们。面对欺辱中国人民的强盗，不管是满清王朝、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蒋介石，除了割地、赔款、妥协投降以外，没有一个敢在帝国主义面前，直腰挺立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据理抗争。自从韶山出了毛泽东，中国人民才有了敢向西方列强说“不！”的民族英雄。面对世界帝、修、封的反华大合唱，他说：“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这种顶天立地的豪情，充分体现出了中华民族那种“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英雄气概！事实证明，只有毛泽东才真正不愧为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子。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如果能坚持贯彻执行，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度陷于低潮时，中国就可以作为中流砥柱，“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就可以武装全世界革命人民，建成广泛的反帝、反霸、反殖统一战线，在苏东社会主义解体后，担当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当年受毛泽东的委托，出席联大向世界阐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后，出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需要，背叛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执行了投靠帝国主义的卖国路线。他掌权后立即抛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十六字外交方针，对着“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大唱反调。他建议大幅度削减对亚非拉兄弟国家援助的金额；他主张把国际主义从党章里勾掉；他指示参加“世贸”谈判代表，一而再，再而三的让利，低三下四地看美国谈判代表的脸色行事，要为生气的美国佬们“消消气”；他物色的谈判大将公开说，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的观念过时了，彻底背叛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亚非拉“穷朋友”；他的继任者把这条投降路线推到极致，直到美国炸我使馆、撞我飞机，投降派的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致。其结果在国际上丢了亚非拉“穷朋友”的广泛支持，以唯利是图的形象参与第二世界的竞争，甘当帝国主义的小伙计，大大助长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在国内形成了败坏民族精神的崇美、恐美的奴才思想，培植了一批卖国贼、汉奸、民族败类。此论并非空穴来风，例如，中国加入WTO (关贸总协定)与西方国家签订的协定原文内容到底有哪些？中国与周边国家新划定的边界如何定的？这些事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大事，为什么对中国老百姓至今还保密？号称人民政府为人民办的好事，为什么怕人民知道？




三、空前伟业垂青史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而告终。仍然是在“人亡政息”周期率的支配下失败了。至今40多年过去了，尽管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遭到无情地否定、咒骂、围剿，但经过时间的淘洗，历史的检验，事实雄辩地证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正确、必要、及时的。这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大大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完善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思想体系，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当代国际国内斗争风云变幻的新形势下，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大曲折、大倒退，社会主义面临的严峻挑战，在中国人民和世界无产阶级与革命人民保卫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成果与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斗争中，文化大革命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一）树起第三座历史丰碑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的世界观，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人类历史发展、来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写出了著名的《资本论》为代表的一系列的科学著作，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要胜利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出了以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为核心内容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革命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在人类思想史上是19世纪先进文化的精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树起了第一座历史的丰碑。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旗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及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写出了以《帝国主义论》为代表的一系列科学著作，创立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三大矛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帝国主义侵略和被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帝国主义各国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列宁从三大矛盾中总结出了新的理论：一是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世界链条中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哪怕是资本主义发展较少的国家，而不是在几个资本主义大国同时发生。二是帝国主义时期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空前扩大了，民族民主革命已经从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历史的进程已到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工人运动已从革命的准备时期进到了直接革命的新时期。三是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在社会主义苏联的帮助下，可以跳过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提出的新理论，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揭示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开始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革命开始走向胜利的新时代，成为无产阶级进行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整套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策略，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发展史上树起了第二座伟大的丰碑。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又继续高举马列主义的革命大旗，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科学著作，提出了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时代，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同盟军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理论与策略。
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中国革命的胜利，架起了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到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之间的桥梁。把东方民族殖民地人民革命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使其革命的前途能够和社会主义紧密联系起来。
在20世纪五十年代，由于斯大林的种种重大失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很快就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特别是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给国际共产主义制造了极大的思想混乱，社会主义路在何方？如何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等等，要正确地回答这些重大问题，继续高举马列主义大旗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一光荣历史使命就落到毛泽东身上。
毛泽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经过1956年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直到他逝世的几十年里，对如何建立真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实践。毛泽东才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至今有人竟然把资本主义的大杂烩也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是无耻之极。
毛泽东一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并运用这一科学的宇宙观来分析和总结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著作，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及内在规律，创立了融汇了党的智慧，人民的智慧和历史智慧的博大精深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概括毛泽东同志这一新理论，是在批判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评》中，在这些马克思主义檄文中，把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概括为17条基本内容。对这一理论进一步系统概括，是在1967年纪念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两报一刊社论中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其理论要点如下：
（1）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2）“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4）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5）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们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三结合”。
（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毛泽东晚年倾注了极大精力创造的这一划时代的革命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最伟大的历史贡献。毛泽东把创造这一理论并付诸实践，当作他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也正是因为这一件大事的实践，毛泽东思想才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座历史的丰碑。
（二）“跨越时代的伟人”
毛泽东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第二件事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概括了毛泽东革命的一生。第一件事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缔造了新中国。第二件事是科学地揭示和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发展和完善了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不仅解决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打天下的难题，而且还解决了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如何防止政权变质，跳出周期律这一世界级的难题。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却像巴黎公社工人起义一样，为世界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在其代表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曾深刻地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看来与通常的‘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历史模式完全不同，正是这一点，使得当代中国具有特殊的历史重要性。而所谓通常的模式，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当革命者成为统治者以后，革命便寿终正寝。一旦新的社会统治者着手处理革命胜利后的各种棘手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时，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伟大目标便被象征性地推迟到遥远的未来；新的统治者与旧制度的传统和残余势力相妥协，并有意无意地使历史进程背离自己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的理想和希望。在这种为人熟知的革命历史的模式中，革命的乌托邦目标转瞬便成为空洞的仪式，以便在革命胜利后的时代里出现的新的形式的不平等和压迫合理化。”[55]上述说明，连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都明白这样一个非常普通的道理，绝大部分革命者在自己掌权后，由被统治阶级变成统治阶级以后，“革命便寿终正寝”。
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下，经过20多年的革命斗争，终于夺取了政权。参加革命的穷苦百姓，在革命过程中不怕流血牺牲，在新政权中变成了各级领导，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统治阶级。这些人中的高官们待遇优厚，高工资、洋房、汽车、警卫样样有。但是由于对新政权建设的监督没有找到好办法，加上这些老革命绝大多数出身于小生产者，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思想上深受封建主义影响，内心深处仍然想打倒皇帝，自己做皇帝。例如，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批“老革命”所以要长期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就是因为完成了民主革命以后，不愿再搞社会主义革命了。搞民主革命是革别人的命，搞社会主义革命迟早需要革自己的命。建国至今几十年里，共产党几届领导人任命了那么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到底有几个无愧于这个荣誉称号，真正愿意跟着毛泽东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呢？太少了！毛泽东对此深感孤独，为此他曾感慨地说：“我不过是拿着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迅速滋长中，深深为新政权是否会变质而忧虑重重。正如美国学者分析的：“这一切使毛惴惴不安，毛以更忧郁的语调告诫党要忠实革命，指出，除非改变的社会习惯和党的领导方式，否则，中国就会改变颜色。并且认为这是有苏联作为前车之鉴的。他看到，在苏联，社会主义政府已经被一个腐败的官僚主义所颠覆了，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他断言，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正在增加……”[56]“中国的官僚主义者确实是以新的剥削阶级的形式出现的。他们使用政治权力占了一部分工农群众生产的剩余产品。他们不是在私有财产中而是在他们掌管的国家‘公有制’中享有既得利益，他们利用公有制为他们本人及家庭谋取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他们不是通过财产所有制，而是通过（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实际上的‘生产条件的所有者’的身份来获得地位和特权的。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人已经成为或至少正在变成一个虽然没有财产但却是功能齐全的资产阶级。”[57]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毛泽东进一步明确说，他们就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还特别提出：“毛泽东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会产生一个新的官僚统治者的剥削阶级（或阶层）的人。在毛泽东之前已有很多人看到了这一点，其中有麦克斯·韦伯、列昂·托洛茨基、米洛万·吉拉斯等人。毛泽东关于新的（至少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官僚统治阶级的思想的独到之处，不在于他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无论如何，他在理论上还是不成熟的，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个思想是由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提出来的。过去不曾有过这样的事，将来也不大可能再发生这样的事。在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中，这个思想无疑是一个异端，在政治上也富有爆炸性。”[58]美国学者说的完全准确，能够认清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人，并不只有毛泽东一人，但是，作为共产党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有这样高度认识的人，全世界只有一个毛泽东。毛泽东不仅思想上认识到了，而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又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壮举。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肖延中在他的专著《巨人的诞生》一书中所说：“在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人民由奴隶的地位，变成国家主人后，毛泽东并不感到满足，他再次陷入了对‘人民主权’真实内涵的执着沉思，继续探索着实现这一理想境界的现实途径，为此，他贡献了自己最后三十年的宝贵时光。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晚年关于政治哲学的思考，更为直接地显示出时代巨擘的特有的宏大气度。也更为明显地展现了他个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硕硕风采。”[59]英国政治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奈尔在其代表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说：“‘文化大革命’首先是毛为中国设计的一条不同道路和努力。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代表着他对中国革命的毕生思考和努力的高峰。”[60]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一流专家费正清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可与1789年和1917年革命相媲美的伟大革命。”[61]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但是只要走资派还在走，广大工农兵及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会高举毛泽东继续革命的大旗，与走资派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不仅中国人民如此，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的劳动人民都会起来，高举毛泽东革命造反的旗帜，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进行不同形式的斗争。
那个曾被封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陈云竟然说：“如果毛泽东在1956年去世，那么毫无疑问，他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62]这种看法说明他极端仇视文化大革命，因为毛泽东如果1956年死了，他一生只干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不能干了。真是庸人之见，小人之心。如果毛泽东一生只干第一件事，那么他的一生就会平庸多于伟大，因为国民党政府太腐败，推翻蒋介石政权的任务，除了毛泽东外，张泽东、李泽东也会成功，只是时间长短不同而已。但第二件事，只有毛泽东才想干、才敢干、才能干，今天中外研究文革的专家们，及中共各级高官们都一致认为，没有毛泽东，就不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因此我们说没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就如同历史上一般的造反领袖一样，打天下时利用老百姓，天下到手，打倒老皇帝自己当上新皇帝，变成压迫剥削老百姓的新统治阶级。在劳动人民心目中，这种人只会像黑夜的流星一闪而过，很快成为历史遗迹。
毛泽东打破常规，在他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时，又一次带领广大下层群众，冒着天大的风险，造他领导下的国家机构产生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反。这种行为在任何掌握大权的领袖看来都是极其荒唐的大忌！仅此一点就证明毛泽东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领袖，是永远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领袖，是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子！这必然注定他将永远被人民群众真心爱戴。
在中外历史上曾涌现那么多帝王将相、总统、首相，但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为个人、家族及少数富人集团服务的工具，并没有几个真正为广大劳动人民谋利益的政治家，所以这些权势赫赫的大人物，一旦离开政治舞台，都变成历史长河中的匆匆过客。而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却使他成为人类历史上真正永垂不朽的伟人。正如中国学者何新所说：“虽然我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挨过整，坐过牢，但我始终是毛泽东的崇拜者，至今仍是，永远会是！有人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我认为，毛泽东所具有的超人魅力，所实现的历史作为，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毛泽东是现代中国革命之父。毛泽东是平民的英雄，人民的英雄，农民的英雄，穷人的英雄，被压迫者的英雄。毛泽东是一个奇迹，毛泽东不是神，国家也应当把他尊为神！法国的神是拿破仑，美国人的神是华盛顿、林肯。而毛泽东比这一切洋人们开国英雄都伟大！一个没有值得崇拜的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遗忘了他们的伟大英雄的民族也是可悲的。毛泽东是传奇式的历史人物，他在政治上、文化上给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和极其丰富的战略性遗产。这种遗产在内涵上的丰富性复杂性，超过20世纪中国的任何其他人。可惜现代人几乎遗失了这一伟大遗产。”[63]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他著的《毛泽东的后半生》一书中说：“在中国的历史以及在世界的历史上，毛泽东都将占有重要位置……作为20世纪历史中，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里的一个统治者，他本身就是一位巨人。毛泽东是全部3000年中国文明史中屈指可数的几个影响深远的统治者之一。作为一种学说的倡导者，毛泽东胜过中国以往任何一个政治家，包括秦始皇在内……真正的毛泽东，已经与中国融为一体了。”[64]西方学者埃文斯·F·卡尔森说：“毛泽东是他见过的‘最无私的人’，一位走在时代前面五十年的天才”。[65]英国历史学家菲力普·肖特在郑州接受大河报记者访谈时，曾充满感慨地说：“毛泽东是跨越时代的伟人，像丘吉尔、斯大林等人是伟人毫无疑问，但他们的影响仅在特定的时代。毛泽东使中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了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命运，其他人没有这么大的贡献。”[66]最近，中国军事科学院的理论家姚有志对毛泽东作出了更准确的评价：“毛泽东的出现，是中华民族的幸运和骄傲。毛泽东的出现，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大奇迹。没有毛泽东，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就会显得暗淡。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外历史上，几乎找不到第二个象毛泽东那样集若干‘大家’于一身，又在多个领域达到至高境界的人物；几乎找不到第二个象毛泽东那样在漫漫历史进程中留下惊雷巨响、推动社会全面变革的人物；几乎找不到第二个象毛泽东那样赢得那么多的赞誉、歌颂、尊重和身后若干年仍有一批又一批祟拜者的人物。毛泽东，是时代的旗帜，是人类历史上一座永远耸立的丰碑！”⑤
在人类历史上，能成为“跨越时代的伟人”，真是少之又少，而毛泽东是其中之一，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中国历史上，汉朝以来的2000多年中，儒家学说因为被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集团选为巩固政权的工具，从而使孔夫子备受尊崇，名贯华厦风光2000年。其实儒家学说本质上只能为帝王将相效力，不可能也不会用来为劳动人民谋利益。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劳动人民真正的圣经。我们深信：中国未来的2000年甚至更长的岁月里，劳动人民真正的保护神，只能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思想胜过神！所以，不管有多少权贵们疯狂地咒骂毛泽东，妖魔化毛泽东，也无法改变毛泽东成为劳动人民保护神的历史趋势！正如巴基斯坦前总理本·布托所说：“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当然，他为中国及其八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这位人物的谦虚和幽默，他的光荣和伟大，他的英勇和胜利，将永垂青史。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
（三）永不熄灭的火炬
文化大革命结束30多年，也是走资派们利用一切舆论工具，对文化大革命诅咒、谩骂、妖魔化的30多年。结果并没有实现他们的设想：让文革从此在世界上烟飞灰灭。恰恰相反，今天在世界各地都掀起了研究文革的热潮。例如，从1988年开始美国哈佛大学就开了一门基础课，名叫“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选读这门课的学生逐年增多。另外，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研究文革的人也是日益增多。在中国大陆近些年，涌现了一大批年轻人开始研究文革，而且这些人中有相当多的人有“海归”背景。他们被右派们称为新左派。在大陆以批判文革出名的刊物《炎黄春秋》近期发表的文章中揭示，“在一所著名高校的问卷调查中，竟有一半的大学生认为有必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 [67]这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30多年来，对文化大革命，不同的阶级、阶层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处于不同的时间，说法不同，评价各异。总的来看，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是咒骂文化大革命糟得很，是一场浩劫、动乱。另一种是赞扬文化大革命好得很，是劳动人民的盛大节日。
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及其御用文人们，至今提起文革还是咬牙切齿，还在老调重弹，认为文革是浩劫、是动乱。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不禁要问，文化大革命浩劫了什么呢？是浩劫了数亿国有资产，迫使数千万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失业？是浩劫了四千万农民赖以生存的耕田，变成“三无”（种地无田、上班无岗、劳保无份）人员？是浩劫了祖国大批森林矿藏？是浩劫了山河湖海？（据报道：中国的污染是发达国家的30倍。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40%严重污染（基本丧失使用功能），是浩劫了亿万工农大众的劳动权、休养权、教育权、医疗权？是浩劫了人民参与监督国家管理权？还是把中华民族几千年养成的美德、良心浩劫一空？上述方方面面的历史大浩劫是文革期间造成的，还是权变后所谓“改革”的战果？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能找到准确的答案。
说文化大革命是浩劫的人，无非是因为罢了走资派的官，夺了他们的权，这些官老爷除了会当官，别的事什么也不会干，一旦丧失了权力，马上感到一切都完了，这些人至今一想起文革中的丧权之痛，就会惊恐万状、怒发冲冠，所以他们骂文革属情理之中。是文化大革命打碎了他们打天下、坐天下、当大官、掌大权、享荣华富贵的美梦；失去了享用的洋房、汽车、警卫、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贵族生活；剥夺了他们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福作威的权力；揭开了他们“大功臣”的面纱；让他们下厂、下乡，同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可是，给他们这一点点体验老百姓生活的机会，却成了他们诉不完文化大革命的若，说不尽文化大革命受迫害的资本。这种人已经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味道，完全堕落成人民群众的老爷、吸血鬼。文化大革命冲击了这批人，正好说明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正确，斗争目标准确。
对于咒骂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的各色人等，我们也不禁要问，文化大革命到底动了什么？乱了什么呢？无非是使中国的官僚主义、官僚机构受到一次较大的冲击。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与官僚严重弊端，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曾作过深刻分析，他说：“在俄国革命后不到5年的时间里，列宁就在思索，为什么新的苏维埃体系这样快就变得如此官僚化和专制化。在病榻上，列宁十分悲观地得出结论：他已经目睹了旧沙皇官僚机构的复活，布尔什维克只不过给这种官僚披上了苏维埃的外衣。不久，列宁最担心的事情也发生了：在斯大林时期，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全面官僚化了。”[68]对中国的官僚主义他说的更为尖刻：“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僚政治就是根深蒂固的，在前现代化的世界历史中，官僚政治在中国获得了最充分和最复杂的发展，因此，几乎不可能期望在这样一个国家的现代历史上有什么事情可以说明它未受到过去的官僚政治，或现代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官僚主义法则的影响，在近代，传统的儒家官僚机构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而解体，取代它的是各式各样新的官僚机构，这些官僚机构以其残暴的镇压、腐化堕落和无能而臭名昭著。如果说1949年共产党人的胜利基本上清除了官僚机构的腐败和无能，那么它并没有消除官僚主义。……新中国的官僚主义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官僚主义都更广泛、更深入地渗透于整个社会。”[69]“人民共和国产生了新官僚机构，但从一开始，这个官僚机构的权力和独立性就受到一定的限制。这里存在着两个限制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毛泽东个人的巨大权威和声望。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深恶痛绝，再加上他与他所信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权力的常规化和制度。另一个更普遍的因素是中国革命的传统。”[70]“然而，1960年从大跃进向后退却和毛泽东退出政治舞台中心，使党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权力重新恢复。”[71]“……中国共产党正处于从一个革命组织转变为保护自己既得利益并使其永久的职业官僚机构的进程中……”[72]“由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受到了官僚主义的反抗和普遍冷遇，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者的不满和担心增加了。毛泽东本人受到的挫折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政治上的挫折。毛泽东再也无法控制这个党了——这个他在20多年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创建和指挥的党，这个在革命胜利后担任了15年正式主席的党。这的确使毛泽东感到痛心疾首。但最使毛泽东感到痛心的是，他亲眼目睹，却又无力防止党从一个革命的工具变成了一个保守的官僚机构，党竟然向他长期与之斗争的官僚主义屈服了。对于毛泽东来说，官僚主义一直是最大的社会弊端之一。毛泽东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把官僚主义视为是社会各种弊端的反映和产物，而是从无政府主义的意义上，把官僚看成一种强加于社会之上的弊端，是社会的邪恶和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未把官僚阶层划分为一个社会阶级，但毛泽东却不然，他在1965年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对于当时的毛泽东来说，‘官僚主义者阶级’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同义语，而官僚主义统治也即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或至少是‘资产阶级复辟’的主要根源。当然，不言而喻，毛泽东所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领导人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73]毛泽东在用“四清”等方法都无法消除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一毒瘤的情况下，才发动文化大革命，甚至不惜把自己亲手创立的新秩序摧垮，也要彻底砸烂庞大的官僚机构。天下大乱，是为了达到天下大治，这种乱，是一切阶级革命进程中都难免的正常现象。西方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维护政权的几百年中，发生了多少次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动乱，为什么就没人非义与责难呢？因为一切权力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毛泽东说过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举目世界仔细看看，那些诬损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些什么货色，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居心何在，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相当多的大人物，喜欢看美国人的脸色，把美国人的话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那么现在就请执政的权贵们也欣赏一下美国人的上述论断吧！
赞扬文化大革命的人，认为文革好得很，是劳动人民的盛大节日。难道事实不正是这样吗？自盘古开天地，历朝历代，当权的统治阶级，对老百姓都是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造反是犯上作乱，重则杀头，轻者坐监。唯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作为国家最高领袖带头造反，大张旗鼓支持造反、鼓励造反。历朝历代，都是实行愚民政策，莫谈国事成了劳动人民的座佑铭，唯有文化大革命，领袖号召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参与国家大事，真正把人民当成国家的主人。历朝历代，自由民主对劳动人民来说，只能是黄梁美梦，唯有文化大革命，鼓励老百姓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形式，参政议政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使每一个公民第一次真正享受到了思想自由、言论结社的自由。如自由组建各种政治性的战斗队，发表自己的政见，正如美国学者所说：“在两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批判社会，向现存的政治权力机构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在公众讲坛、大字报和报纸上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希望等等。”历朝历代，都是官官相护，千方百计欺压老百姓，维护当官的尊严，唯有文化大革命，广大工农兵及年轻学生发动起来，揭开了各级领导的面纱，群众公开把领导分为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的及少数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内奸等，通过民对官面对面的斗争，使老百姓感到自己是国家名副其实的主人。历朝历代，当官的，特别是当大官，在政权建立初期都是按打天下的功劳分封的，与一般老百姓无缘，唯有文化大革命，普通工人、农民中的劳模，竟然当上了“副宰相”（国务院副总理）。历朝历代，执政的掌权者，都视劳动人民为奴隶、贱民，唯有文化大革命，人民领袖把劳动人民当作上帝，把为人民服务当作一生的追求，不但写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伟大真理，而且毛泽东是世界上第一个高呼：“人民万岁”的领袖。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心里亮”，这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对领袖的崇敬与热爱。
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有种种失误，但出发点是为了广大老百姓，所以，人民群众为新中国能自立于世界之林，再不受“三座大山”欺辱而充满自信，这是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感受到民族自豪感。
至今文化大革命，已经被走资派围剿了30多年，但是，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并没有被肃清，文化大革命的圣火并没有烟灭。冷酷的现实是：凡是亲身体验过文化大革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回忆起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仍然兴奋不已，豪情满怀，为自己一生中能有幸跟着毛泽东参加文化大革命而感到荣幸、自豪。文革的奇迹在于，绝大多数的红卫兵造反派，包括那些文革一开始就被关进监狱的人，那些十年文革蹲了八年监狱的人，至今无怨无悔地崇拜毛泽东。”当年参与文革的人对文革刻骨铭心，还有一部分在诅咒文革的声浪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经历了对文革由跟着官方否定，到怀疑官方结论，最后开始重新思索文革的真相及其伟大意义，这批人被走资派称作新毛派。
神州大地，对文革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看看国内新旧图书市场，研究毛泽东与文革的图书比比皆是，古今中外任何人都无可比拟。这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已经深深播撒在中国多数老百姓的心中，成为扑不灭的火炬！
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指引中国人民继续革命的灯塔，同样成为指导世界人民革命的理论源泉。综观全球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及东欧各国；还是在亚非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国的港台地区，在全世界范围内，研究毛泽东的机构林立，研究毛泽东学的著作浩瀚如海。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党都把“毛主义”作为它们的指导思想，比如，印度、尼泊尔、秘鲁、菲律宾、委内瑞拉、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和乌拉圭等国家。例如印度“毛派”共产党对毛泽东的崇拜超过释迦牟尼，他们认为，“只要存在社会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毛泽东的理论就能够找到根植的土壤，而毛泽东的旗帜就会继续飘扬。”[74]有人曾经问过一位印度的“毛派分子”：你们为什么要把毛泽东当作神一样崇拜呢？他回答说：“因为那些资产阶级有他们的上帝，他们信仰他们的上帝，同时剥削我们，所以我们要有我们的上帝，而毛就是我们印度革命者的上帝，毛选就是我们的圣经，我们相信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就如同释迦牟尼诞生在印度，他的思想却在中国发扬光大。毛泽东诞生在中国，也许今天中国人不再那样崇拜他了，但对我们印度的劳苦大众来说，唯有毛的光辉思想使我们看到了光明，我们就是把他当做自己的救星。”法国总统德斯坦说：“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联合国前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说：“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毛泽东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75]英国前首相希思说：“我最推崇的世界政治家，第一位就是中国的毛泽东。”[76]日本前外相福田纠夫说：“无论对毛泽东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77]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说：“伟大的舵手毛泽东，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我们的成功就得益于《毛泽东选集》。”[78]美国魏斯里安大学教授汤姆·路奇说：“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家。还有谁比他更伟大？”[79]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生前曾说；“中国放弃毛泽东思想，放弃公有制，一定完蛋。”[80]黄克诚大将曾大声疾呼：“如果丢掉毛泽东思想，就会造成党和人民的思想混乱，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变质，子孙后代就会受罪。”[81]台湾李敖说；“我要喊毛主席万岁，因为他是古今中外罕见的战略家。他从不被浮云遮住慧眼，他从不贪图小利，他从未有过‘数小钱’的习惯。他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终其一生，在任何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从来都能抓住对手，牵住敌人的鼻子。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他被对手，被他的敌人牵住鼻子走的情况——这才是真正的战略家！……我要喊毛主席万岁，因为他的精神永放光芒！思想固然伟大，但如同一切思想一样，它会随时代发展而过时，但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时代愈发展，我们愈加需要精神。他一扫百余年来自卑奴性的痼疾，他不为任何敌人所吓倒，倒是吓倒了一个又一个的敌人。他的精神给了吾民族以灵魂，他的精神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要喊毛主席万岁，就是要呵护这种自强不息的灵魂。我们喊毛主席万岁，就是要继承光大民族复兴的精神。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没有灵魂那是行尸走肉，一个民族更不能没有灵魂——没有就成了任人蹂躏的一盘散沙。……毛泽东的精神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那种精神是万万不能的。毛泽东的精神就是民族复兴的光辉道路。”[82]

                          四、牢记教训，完成毛泽东的未竞伟业

文化大革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第一次大演习，不仅在理论上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创举，在实践上也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但是，这次大演习最终以走资派上台而告终；所以，如何继承毛泽东的遗志，如何继承毛泽东留下的巨大遗产，是每一个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都必须认真对待的大问题。目前基本有两种态度，一种只强调原汁原味地按毛泽东指示办；另一种是根据不断变化的革命实践，不断发展与丰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笔者坚持后者。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原因，至今仍是众说纷云。但是，作为文革全过程的亲历者，笔者坦承文革的失败。所以，我们要完成毛泽东没有完成的宏图大业，必须认真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要解决好毛泽东没解决的及想解决还没有解决的以下几个重大的理论与实际问题：

1.必须从组织上彻底清除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

文化大革命不仅是要解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任务，是要把被走资派窃取的权力再夺回来。夺权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阶段，只有用暴力手段才能解决根本问题，不用说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就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内部，为了夺权还经常出现父子相杀、兄弟相残的腥风血雨。所以，我们应该汲取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对那些真正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对那些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采取坚决无情的果断措施，彻底从党内清除出去。要把他们彻底打翻在地，使他们永世再无几上几下表演的机会。文革之所以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毛主席当时对走资派采取的那种“灵魂救赎”，虽然毛主席用大佛般的宽容对待他们。但残酷的现实是走资派掌权后公开否定文化大革命，通过镇压、清查的手段，把包括毛主席自己的亲属在内的跟着毛主席参加文革的数千万计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实践告诉我们广大工农大众及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们，对阶级敌人的宽恕是对人民的残酷。

2.必须建立新式的国家机器

马克思早就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并没有实现马克思的设想，面对俄国的现实列宁逐步实行了集权措施，经过斯大林时代，又形成了庞大的官僚机构。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从1956年开始废除干部的供给制，实行工资制，干部又分为1～24级。实行的结果是我国的权力机构，基本上又回归到旧的轨道，长此以往庞大的官僚机构会把国家政权，变成统治社会、压迫人民的社会力量。毛泽东对此早已不满，文化大革命夺权初期，他提出“北京公社”、“上海公社”等设想，就是想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为此，毛泽东首肯黑龙江造反派创立的革命委员会，并指示作为新生事物在全国推广。黑龙江省的革命委员会开始成立时，造反派代表范正美为班长，当一把手，而毛泽东对年轻人不太信任，又改任老干部潘复生当一把手。以此为样板成立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中，在群众中最有影响力是群众组织的代表，而这些结合到革委会里的造反派代表，在走资派的打击下，经过“一打、二顶、三排、四挤、五代、六长、七拿、八挂、九去、十刷”[83]等方式，在文革结束以前，基本上被清洗的所剩无几。而原来的各级领导干部，基本上全部解放并官复原职。正如美国学者所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这种政治结构经过了改造，但是这种变化与早些时候对官僚机构的整顿和控制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1970年，周恩来报告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靠边站的干部有95%的人已重新恢复职务，今后几年还将有更多的干部官复原职。很显然，尽管在人员和组织上有某些变化，但文化大革命后期复出的旧官僚政治机构基本上原封未动。官僚机构不但又复活了，而且是凯旋复活的。”[84]“革委会很快便成为贯彻在党委会上作出的各种决议的工具”[85]。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到1975年，虽然走资派口头上不敢公开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走资派在政治上已经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复辟。这就注定了文化大革命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社会主义新式的国家机器到底如何建设，这是世界级的难题，但又必须解决，否则要想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能是梦想。
毛泽东是最早提出人民当家作主思想的人民领袖，并一直致力于解决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根本问题，想实现“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使劳动者真正掌握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权力，没有这种权力，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教育权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解决人民当家作主问题。而实践的结果，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好，权力的运转还是在旧的国家机器中折腾，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实现管理权、监督权、选举权、罢免权等巴黎公社的原则并没有实现。文革中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还是实行间接民主，各级官员还是一级一级委任，仍然是少数精英政治，并没有实现大众政治，只不过是在权力机构中换换人而已，群众的监督管理权不解决，换的新官员时间长了也会变成官老爷。这个问题不解决，想实现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只能是一句空话，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3.应当建立常设的群众组织

1966年中央制定的“十六条”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方法”。并规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中国的宪法也规定，人民群众有“结社”的自由，因此，像文革中那样，允许人民群众有权力成立各种相对独立的组织，这些群团组织，受宪法、法律的保护。参加各种组织的群众可以有组织地运用“四大”，对各级权力机构的违法、腐败等等问题，进行揭发、批评与批判。一般的缺点与错误，经过群众批评教育改了就行了，问题严重的交司法部门按法论处。这样把公共权力直接置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才能根除腐败，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名副其实。文化大革命中，革委会成立后，马上解散群众组织，这就必然为文革埋下了败笔。在一党执政的权力体制中，只有允许群众组织合法长期存在，才能真正发挥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

4. 必须解决党大于法的问题

毛泽东曾强调，东西南北中，党要领导一切。共产党是执政党，加强党的领导是应该的。问题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往往以言代法或违法执政，视法律条文为废纸，党大于法的后果是腐败丛生。特别是共产党的各级主要领导者，基本上都是上级任命的，这就必然造成各级领导者对上负责是真的，说对下负责是假的。别说老百姓无力监督主要领导者，就是各级执法部门也不敢直接监督主要领导者，因为主要领导者可以代表党领导一切。所以，各单位都是独立王国，一般老百姓都知道各单位的一把手代表绝对真理，二把手代表相对真理，三把手可能就不代表真理，因为说话不算数了。党大于法的问题不解决，中国就不可能做到以法治国，就会永远跳不出人治的泥坑，就会延续几千年来“法律条条空自有，大官弄权小官愁”的怪圈。这个问题不解决想保持共产党政权不变质，是根本不可能的。

5.正确处理党指挥枪的问题。

毛泽东从井岗山时期，就强调一定要党指挥枪，不能枪指挥党。而几十年实行的结果却是枪指挥党。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谁掌握了军权，谁的领导地位才能巩固。军权本身也是两面剑；英明的人民领袖，掌握了军权，军队就会成为保护人民的钢铁长城；野心家、走资派掌握了军权，军队就会变成镇压人民的暴力工具。例如，1976年10月6日，被抓的王、张、江、姚这四人中，一个副主席、一个政治局常委、两个政治局委员，逮捕四个党的政治局领导，政治局没有开会，政治局常委也没有开会，只是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等个别人密谋，就把四个人突然抓起来投入监狱，这是根据党纪国法哪一条，哪一款？这种恶劣的非法行为，不仅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极其少见的。这种恶例正是枪指挥党的结果。更为荒唐的是邓小平晚年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了，还要当中央军委主席，因为只要他掌握了军权，不管谁当党政一把手，都得听他的，军国大事一切都是他说了算，连他指定的接班人，胡耀邦、赵紫阳，一旦表现出与他政见不同，马上就被罢官，这种手段就是在封建暴君中也并不多见。看起来在中国党与枪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宪法、法律上坚决杜绝个别人滥用军权，不然的话，要想保持国家政局长治久安，阻止人民政权，不被少数阴谋家篡夺是不可能的。
6．文革开始中央在《十六条》中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在运动的实践过程中，到底什么人是走资派？定走资派的标准是什么？文革十年中，全国抓的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给他的定性是叛徒、内奸、工贼而不是走资派。文革中大部分的揭批查运动，主要目标都是清查历史旧帐。
文革中说的最多的是走资派都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那么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都造成那些恶果？广大群众对这些重大问题，并没有完全明白。一场大革命搞了十年，连革命的主要对象走资派是什么都不清楚，所以文化大革命最后以悲剧告终实属正常。

7．文革十年中，人民生活水平增速缓慢。

文革十年中人民生活水平增速缓慢。因为一般老百姓是靠柴米油盐生活，而不是全靠吃政治饭，城镇职工工资长期不增长，是一个被忽视的重大的问题。走资派上台初期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用增加工资、奖金挂帅等经济手段忽悠老百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正是在多数老百姓的拥护下，走资派们才会在短时间内用渐变的方式完成了使中国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上述情况也是否定文革的极其重要的借口之一。
广大工人、农民及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只有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在革命实践中，认真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不断丰富与发展毛泽东思想，才能推翻权贵资本主义的统治，重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才能完成伟大导师毛泽东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1] 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
版社，下卷，第1389～1390页。

[2]
同上。

[3]
同上。

[4] 《毛泽东传》（下卷）第141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5]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第141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6]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第141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7] 《我眼中的毛泽东》第233页。

[8]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9]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6、1509页。

[10]  杜勒斯：《战争与和平》（1950年）

[11]  杜勒斯：《在美国国会的证词》（1953年1月15日）

[12]  杜勒斯：《在华盛顿报纸编辑协会上的演说》（1953年4月18日）。

[13]  杜勒斯：《我们外交政策的目标》（1954年11月29日）。

[14]  杜勒斯：《战争与和平》（1950年）。

[15] 《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和政策》，人民出版社，第47页。

[16] 《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和政策》，人民出版社，第52～53页。

[17] 《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和政策》，人民出版社，第59～60页。

[18]  同上，第59页。

[19]  同上，第63页

[20]  同上，第72页。

[21]  同上，第89页。

[22]  同上，第89页。

[23]  同上，第85页。

[24] 《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和政策》，人民出版社，第13页。

[25]  同上，第14页。

[26] 《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和政策》，人民出版社，第15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第333～334页。

[28] 《王力反思录》第1128页。

[29] 《王力反思录》第1156页。

[30] 《王力反思录》第1157～1158页。

[31]  张小平编：《共和国之战》，第152～15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

[32]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66～167页。

[33]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人民日报》1976年11月5日。

[34] 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1958年6月14日。

[35] 《王力反思录》第1061～1062页。

[36] 《炎黄春秋》2008年第8期，第12页。

[37] 《燎原》报，北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2010年12月25日。

[38] 《特别文摘》2010年第11期61页。

[39] 《还清白于毛泽东（续）》张宏志著，中化教科文出版社，2006年9月9日，第3页。

[40] 《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第13～14页。

[41] 《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第14页。

[42]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著，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24页。

[43]  同上，122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9页。

[45] 《人民日报》1966年5月17日。

[46] 《大河报》2006年9月18日

[47]
尚庆飞著《国外毛泽东学研究》第205页。

[48] 《秋梦追思》范正美著，第722～72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

[49]  引自《中共十大政治报告》。

[50] 《秋梦追思》范正美著，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77～第178页。

[51] 《秋梦追思》范正美著。

[5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436-437页。

[5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91页，1996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54] 《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第二卷，第849～86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2月。

[55] （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7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出版。

[56] 《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美国学者论中国》第218页，时事出版社，
1996年12月版。

[57] （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40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12月。

[58] （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408～409页，四川人民
出版社，1989年12月。

[59]  肖延中著《巨人的诞生》第176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60]  麦克法奈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第1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61] 《观察中国》费正清著，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88页。

[62]  引自《明报》1979年1月15日。

[63] 《何新访谈录》第一卷，第84～86页，时事出版社。

[64] （美）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的后半生》。

[65]  摘自《读懂毛泽东》第487页。

[66] 《大河报》2006年7月3日。
⑤ 姚有志陈宇主编《毛泽东大战略》第5页。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67] 《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第27页。

[68] （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

[69] （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325～326页，四川人民
出版社。

[70]  同上，第331页。

[71] （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332页。

[72] （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336页。

[73] （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344～345页，四川人民
出版社。

[74]
尚庆飞著《国外毛泽东学研究》第237页。

[75] 《燎原》报，北航马克思主义学会，2010年12月25日

[76] 《燎原》报，北航马克思主义学会，2010年12月25日

[77] 《燎原》报，北航马克思主义学会，2010年12月25日

[78] 《燎原》报，北航马克思主义学会，2010年12月25日

[79] 《燎原》报，北航马克思主义学会，2010年12月25日

[80] 《燎原》报，北航马克思主义学会，2010年12月25日

[81] 《燎原》报，北航马克思主义学会，2010年12月25日

[82] 《特别文摘》2010年第11期，第61—62页

[83]  范正美著《秋梦追思》第408～409页。

[84] （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486～487页。

[85]  同上，第4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