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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与左右（三） [复制链接]

学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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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08-08 15:47 |只看楼主
[编者按：本部分对算是挖了党内大量老龟命的祖坟]


阶级与左右（三）
作者：心在左边跳；来源：qq群



（2）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民族资产阶级“举起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右手打倒共产党”的中国梦断了，小资产阶级第三党“反对蒋介石，又反对中共武装起义”（第三条道路）的中国梦也断了，反帝反封的任务就落到了土共的肩上。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本质，决定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或小资社会主义美梦一有机会还要执着地续下去。独立、个性、自由，民族、民主、人性、博爱，是他们的梦呓，自然，根据腰包的鼓瘪，也三分为反动、中立、革命即左中右翼。

国统区文化斗争

知识分子是剥削文化的载体，继承维护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这里面装着他们的利益。所以即便如破落户孔乙已，家徒四壁饿得精瘦，也还要穿长衫以区别苦力，也还要向穷比“之乎者也”的装逼，梗着“待人上人”的脑袋，孤芳自赏，顾影自怜，郁郁而终。
梁实秋一再宣扬唯心主义文艺观，“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天才的独创”，“大多数人就没有文艺，文艺就不是大多数的”，“最高的艺术只能少数人能了解……，至于伟大的艺术作品，像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浮士德》，那自然只有伟大的艺术家们才能欣赏、体会。”陈西滢在《听琴》中说：“不爱莎士比亚你就是傻子。”徐志摩说，“去过大英国”的留学生才能“讲他的莎士比亚”，别人“不配插嘴”。吴宓主张文学的“崇高”，奇怪俄国作品“为什么有人要描写一个车夫的事情”，不懂“为什么有些人竟喜欢描写下流社会”，以为描写下等人是鄙俗的勾当，——“留学过美国的绅士派，他们以为文艺是专给老爷太太们看的，所以主角除老爷太太之外，只配有文人，学士，艺术家，教授，小姐等等，要会说Yes，No，这才是绅士的庄严”（鲁迅）。
同样，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文学青年知识分子投奔延安，倡大、洋、古，奉别林斯基、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以及巴尔扎克、屠格涅夫，穿乌克兰式黑衬衫和圣母式黑长裙，唱宗教赞美诗和资产阶级歌曲《花非花》、《玫瑰三愿》，演《卡豪夫卡》、《海滨渔夫》，骂工农兵听不懂是“水平低”。这才逼出了老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刹住这股资产阶级方艺黑风。可见，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着一样的屁股和脑袋，和大小不同的身板。
中共领导工农掀起反抗国民党的武装斗争的同时，鲁迅们则举起无产阶级文化的旗帜，向资产阶级文化宣战：“胡适之先生等所倡导的新文学运动，是穿着皮鞋踏入文坛，现在的普罗运动，是赤脚的也要闯入文坛。”
国民党对土共根据地军事围剿的同时，也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文化围剿，武器就是按脸色划分敌我的“民族主义文学”（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主张黄脸的无产阶级，不该和黄脸的有产阶级斗，应该和白脸（苏联）的无产阶级斗。——“借我三千虎贲，复我浩荡中华，贝加尔湖面张弓，库页岛上赏雪。”当代民族主义左逼又为其前辈这一学说补充了证据：当年屠杀中国人的日本兵，大都是穷比出身。
“民族文学”生不逢时，不到半年就被“九·一八”搅了局。注射了民族主义鸡血的群众，竟将目光瞄向东三省，而不是远方的苏联。随着常公编导的“攘外必先安内”大戏紧急插播，御用民族主义文学家潘公展、王平陵们就都做鸟兽散了。围剿无产文化的武器也升级为“文言复兴”、“尊孔读经”，以及“脱离政治”的“为文艺而文艺”鸟。
1928年，原新月社的骨干胡适、徐志摩等人创办《新月》月刊，成员还有罗隆基、梁实秋、潘光旦、储安平、闻一多、邵洵美等人。他们反对土共领导的工农革命，反对苏联社会主义，把共产党和国民党视为“一丘之貉”，一边表示“希望国民党剿共及早成功”（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一边主张引英美制度以改良中国政治，实现民族资产阶级共和国，可谓柿油民猪之父。
鲁迅不客气地扒了这些民猪的皮子：
『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
（新月社诸君子）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
当代资产阶级公知，天天控诉57年“反右”打断了知识分子的“脊梁”，“使敢言者戒”。看看，这帮老右逼的狗腰明明早就被常公打弯了嘛，他们是带着旧伤进入新中国滴。例如胡适，才刚与罗隆基、梁实秋们出版权《人权论集》，随后就拿着何键的五千元“路费”，到长沙为何健屠杀共产分子和工农群众辩诉：“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胡适：《我们应走的路》）
“为文艺的文艺”，以及“描写永恒不变的人性”，这是反对文学的阶级性，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梁实秋公开叫嚷进步作家不要“站在劳工劳农的立场”去创作“憎恨”剥削阶级的作品(《关于“文艺政策”》。新月社成为与无产革命文学阵营相对抗的资产阶级文艺的主要代表，从1927年到1936年，新月派与鲁迅等无产阶级作家论战持续了八年之久。1936年鲁迅逝世，对垒式论战结束。
注意！——“鲁迅逝世，论战结束。”鲁迅不是还有学生遍天下么？不是还有左联么？这些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小资文人“同路人”，非但没有继续与资产阶级文艺作战，反而接过新月社的大旗，与右翼文人沆瀣一气，继续鼓吹 “为文艺而文艺”、“思想自由”、“人道主义”等超阶级观，以及鲁迅在旧民主革命时期的“国民性”观。这杆资产阶级文艺黑旗被他们扛进了延安，扛进了新中国，几经挫折，最终扛进了河蟹社会。
与新月社并肩向无产文化作战的还有：“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施蛰存和杜衡（苏汶），以及从脱离土共的“托陈”派。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斗争，是整个“左联”时期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论战。
1931年，胡秋原在《文化评论》上发表《阿狗文艺记》宣扬艺术至上主义，“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标榜自己“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没有一定的党见，如果有，那便是爱护真理”。指责左翼作家“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苏汶接着在《现代》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支援胡秋源，嚷嚷“艺术家是宁愿为着真实而牺牲”，反对政治对文学的“干涉”，并自命为“死抱住文学不放手”的“第三种人”。
1933年，叛变革命的杨邨人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诋毁革命；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以“第三种文艺”，搅无产阶级文艺的屎，“我们为了这广大的小市民和农民群众的启发工作，我们也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我们也承认着文艺是有阶级性的。”
“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第三种文艺”，与陈独秀的“不拥国，不阿共”一样，是小资产阶级企图中立于国共阶级斗争之外走第三条道路的梦呓，矛头实指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托猪的大旗上虽然也绣着“阶级斗争”的大字，然而旗杆却插在遥远的欧美，反对中国的土地革命。而且，一些托猪分子还与假马列胡秋原们相勾搭，打着马列的幌子，指斥工农红军为“土匪”（陈独秀《论所谓红军》），结果引发了鲁迅、瞿秋白等左翼作家的反击。
鲁迅一勺烩了托猪和“第三种人”：
『这三年来，关于文艺上的论争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斯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理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然而，倘是“为文艺而文艺”的文艺，却还是“自由”的，因为他决没有收了卢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种人”，就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坛要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
“民族文学”派自宫，《论语》派和“第三种文学”派被打的丢盔卸甲，国民党便祭出删帖禁言封号的必杀技，设立书籍杂志检查处，提拔一批吧主编审管理员。于是，反对政治干涉文学的“第三种人”也手握片刀，坐上检查官的椅子。胡秋原还当上国民党“立法委员”，以行动诠释文艺服务于政治。施蛰存后来在50年代与无产阶级的一次战役中，又在姚文元的棍下二次现形：“历史给他提升了一级”——“第三种人”变成了第二种人：反对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的第二种人。八十年代末，“政治上左翼，文学上自由主义”风起，施蜇存又被挖掘出土，名种荣誉纷至沓来，其中一项是“鲁迅文学奖”。
“第三种人”搁笔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小资产阶级孤立的、不稳定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严重，不能形成坚强的组织，只能在阶级革命中站队。而土共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革命纲领也恰好符合了中小资产的要求（“双半”社会阻断了他们的上升通道），他们得以以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资格参加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即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不准备去实践党的最高纲领，形成了新民主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内同盟者，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右翼反对派，即走资派。同时也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入革命队伍。
右倾——从地主资产阶级影响来的投降主义。
“左”倾——从小资产阶级影响来的冒险主义，“左”只是他的前期表现，碰了钉子就开始右倾，即进攻时“冒险主义”，退却时“逃跑主义”。
在1925年至1926年间，群众运动处于高潮时，陈独秀们却右倾保守。到1927—1928年间，革命力量遭到残酷镇压力量锐减时，李立三们竟又激情澎湃，要 “饮马长江，会师武汉”、“一省至数省胜利”。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后蒋阎冯桂混战在即，反革命潮流下落，革命潮流复兴之时，中央和地方党却悲观起来，中央发来“二月来信”，林彪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博古中央在白区混得无立锥之地跑到根据地，又被苏区高涨的革命形势刺激得肾上腺亢奋，摆开擂台与常公决战，把苏区葬送殆尽后又顾头不顾腚地逃命。——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再加水……“左”右摇摆，正是小资产阶级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是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与各种“左”、右路线的斗争，是马列主义派与党内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斗争，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新民主义时期是次要的、内部的矛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主要的、敌我的矛盾。
毛泽东说：“中国这个党实际是个联合会，是各个山头结合起来的。……我看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他们都是参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参加革命的。很多是因为反帝反封建参加党。”
自鸦片战争以来，许多爱国志士为改变中国而前赴后继：洪秀全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三民主义”，都未能改变中国的命运。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送来了马列。但是，这批知识分子党员，大批来自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真正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人的立场是民族主义，思想是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式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下面解剖一下土共党内几位著名人物的灵魂。
1、周恩来
“经验主义路线”的代表周恩来，上中学时就煮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心灵鸡汤，色香味俱佳，媲美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国人都喝过。中年后又无限深情地写道：“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源泉。”
老周和当时的大多革命先驱一样，是为着爱国救国而探索和参与创建无产政党的。1921年1月30日，周恩来在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写道：
『“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恃，有所论列。”信中在对比了英国稳健式革命和俄国暴动式革命之后说：“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
先以俄国暴动式革命救中国，再以英国稳健式经验建设中国，“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莫若得其中和”的周圣人穷其一生践行了这个理想：
1964年，提出试办托拉斯的改革企业体制的主张：“用政府名义管理工厂，不利于经营管理。”“我们想采取资主义托拉斯的组织形式，……完全按照经济的方法来管理，经济核算，不要行政命令。”——这一国企业改革方案被“文革”中断了十几年。
1973年2月26日，在计委的一次汇报会上，严肃地批评了有些人以“左”派自居，随便给人扣帽子，结果使得到欧美等国考察的几个代表团回来后，不敢作报告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他明确指出：“出国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社会主义国家向欧美学习先进的剥削经济。
明确提出要敢于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做法。1973年在与美国大通银行董事长的谈话中，周恩来特别肯定了台湾的一套做法：
『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我也是这两年费正清教授跟我谈了这个问题我才知道，原来我很奇怪，它的贸易额为什么这么高？一调查，清楚了。它吸收一部分外资，这部分外资当然支持它，而且你知道，台湾的劳动力很便宜。』
创立“特区”，虽然在当时难以实现，但他还是要求有关部门着手研究。1973年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曾半开玩笑地对李强说：“你这个外贸部长不如严家淦，人家在高雄搞了个出口加工区，把外贸发展起来了。”“我们应当多想点办法。”——谁是“改开”总设计师？

2、刘少奇
1924年6月，撰写《救护汉冶萍公司》一文，疾呼：“中国国民呵！关系国民生死国家兴亡之中国最大基础的实业汉冶萍，要停工破产了呵！其速起救护吧！”“日本所需煤铁专赖中国供给，若办理得善，中国即此可以左右日本国势。”又总结了治萍积弊若干：“第六、各厂矿之工程负责人员，多非专门人才，……妨害生产，糜费金钱。第七，机器陈旧，……“生产率”自然缩小，成本必然加大，更何能与别人竞争？第八，办事人之内讧。……彼此不能合作互助，更或互相制肘，互争意气，互相抵毁，而不重公务。第九，办事人之个人思想太甚。……所做一切都是为个人着想，不为公司着想。第十，组织制度不良……”最长最重点的是“第十一”，单提：
『第十一，工人无公德之涵养，“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中国人之公德心，由这句古谚可以反衬出来。大的产业之组织，工人上了几千，一切生产品皆由工人手中创造出来，一切机械器具皆操之工人之手，工人为直接工作之生产者，若无一种拥护产业之公德心，则无形中之损失必属至巨。汉冶萍办事人素不注意涵养工人之公德，对于工人教育等事亦毫无设备。……汉冶萍以前所受此中损失，实不堪言。』
同年11月，又发表《整顿萍矿意见书》。献计献策：
『是该公司之主权已因借款关系全部落于日本人之手，所剩者仅“中国汉冶萍公司”之“中国”两字而已。若再添借外债，日本所要求之条件已会要将中国汉冶萍公司之“中国”两字改成“日本”两字。是外债再不能添借，添借外债即亡汉冶萍。（注：到1911年，该公司总计用银3200万两，其中2200万两是贷款，日商占大多数。日商的借款后来都变成了投资。“是汉冶萍三厂，虽名系中国，实为日人也。”）
萍矿工程组织，各部均有密切关系，如有一部分工人，出班太早，……在消极方面严加整顿，固可收一部分效果，但在积极方面设法补救，效果当必更大：一、为教育工人，去其不良习惯。二、为采用花红办法以促进工人工作之热心，赂拟如左：二、凡每工头出炭能超过额数百分之五以外，则按其所超过之数，全部赏给花红。三、凡每工头出炭如不足额数百分之五以外，则按其所少之数，全部处罚工资。此外尚须限制工人出班时刻，又近来工头全不负责，应特别严厉工头，对出产负责。（注：出班即下班）
仅就所见略节如此，时机紧迫，惟公司当道，萍矿当道，加意掠夺，努力进行，国家幸甚！国民幸甚！』
1949年，在天津工厂对老板和管理人员讲话：
『听说美国工厂里，厂长、工程师和工人很难分别，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在苏联我看到就更难分别。所以我们工厂里也应该如此。我劝大家放下架子，进工厂时穿工人服装，让工人看和他们一样，就能去掉隔阂。』
小结：整个一张宏良的“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标志性文体。刘工贼为民族企业——引进了外国战略投资的民族企业——真是操碎了蛋，花大力气研究马列知识，都用来服务资本家了。正如另一位共产党员张贤亮在劳改农场时读《资本论》的笔记，他老婆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一定程度上是张贤亮商业活动的理论指导”。
长期与老刘在武汉、庐山等地进行工运的伙伴丁觉群，在文革中揭发：刘少奇多次接受资本家的吃请和贿赂，然后在审批各基层工会所提出的劳资条件时，将工人增加工资的条件降得很低。河蟹在给老刘平反时，认定丁的材料不真实。可老刘自己在安源就指责工人要求过分嘛。结合刘文及其一生，俺们除了慨叹其始终坚定如一的阶级立场，还能说神马呢？
老刘身兼工业党（实业救国）、公德良知派、法理派的先驱（在安源煤矿嫌工人没有法律神圣观念），与保国保党保国企左逼和保私企右逼惺惺相惜：民族企业汉冶萍虽然已被日资参股，但 “中国”两字法理上还在，若改成“日本”两字，就没有收回的依据了。老刘要是说了算，革命胜利后莫非还得承认外国条约的法理？左逼也认为河蟹的“社会主义”法理还在，党的“共产”法理还在，国企的“公有制”法理还在，所以都在保的行列。那私企呢？在左逼看来，因为其私产神圣的法理在，当然不能没收只能赎买——向右逼频送飞吻，左逼保国企原来是为了给私企当盾牌。“护宪派”左逼没事还攻击右逼“法律党”，真特么乌鸦嘲笑猪黑。
“国家是工人安身之地，工厂是工人立命之所”，刘工头，左逼，右逼，HR，一人扯着这根条幅的一角，向工人灌输“爱国”“爱厂”正能量。老刘还向左逼提供情报：怠工耍滑损害民族工业利益以致“国退洋进”的无良工人，都是汉奸、“第五纵队”。
小学上语文课，学到老刘在资本家那里冒着生命危险为工人争取利益的那篇课文时，俺脑海里浮现出的刘工头的高大形像，一下子被老刘这几篇文字屎料给毁了，难怪老龟命们一提红卫兵整“黑材料”，就气急败坏。

3、朱德
1920年，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逐渐认识到“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行不通”，必须寻找一条新的救国道路。和挚友孙炳文商议，准备出国考察。
1947年，向冀中地区各经济部门负责同志指出：“经济建设是基础。我们打仗为了什么呢？为的是生产建设。土改又为了什么呢？也是为生产建设。”
1949年，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强调：“革命的终极目的就在于发展生产。”
1962年8月30日，在日记里写道：“自由市场是农民的需要，开放自由市场利多弊少。”
——小结：救国+唯生产力+市场经济。

4、彭德怀
彭德怀与一般中共将领不同，他关心的问题远远超出军事范围，还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妇女等广泛领域，颇有军人政治家的风采。
1942年12月18日，致电毛泽东：战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动向是“民主自由”、“和平建国”，谁能满足这一愿望，谁将取得最后胜利。
1943年2月8日，在中共北方局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谈话，认为民主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主张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959年，在庐山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有什么别的想头。”(《黄克诚自述》)
——小结：民主+富强+人与人。

5、林彪
抗战时，林彪被邀在延安党校讲马列课，许多人都准备记录，林只说了一句：“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发财，共产主义是大家发财，讲完了。”
文革时，他在私底下说：“为省脑力勿读一号（毛）和斯(大林)。”
他的室内张挂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6、张国焘
1929年冬，党内的托派开始显露，是放弃托派意见以留在党内还是坚持托派主张被开除出党，是托派分子面临的选择。“生活费”是一个制约因素。
王凡西回忆：“党的主要支出，据说是靠列宁格勒党员的全部党费。”托派分子都受过较好的教育，大多从莫斯科回来，著译勤奋。“不仅我一人如此，所有的反对派分子只要能提起笔的，均以译著社会科学来解决生活问题。”张国焘当时对彭述之说：“你还能翻译，如果我出来，靠甚么生活好？”
小结：张国焘没跟着陈彭们分裂，选择留在党内，只是为了混吃喝。红军战士为了吃饭参军的不少，黄永胜回忆当时主动上前线是因为打仗时能吃的好。可尼玛党的高层干部，以无产阶级先锋的名义，在党内混水摸鱼，就是一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
当代屎学家根据老张在鄂豫皖那段屎把他定性为“极左”，这是适应反左的需要。就像林彪，“九一三”反毛反无产专政，八杆子也够不上“左”，明明是极右反革命，可周圣人硬往极左上扯，搅屎如此赤裸，显然是急眼了嘛。据说老周反左未遂，还气得国骂。就算林彪前期，也只是调子高，行动上也是右的：反对文革小组，支持军中保派，教唆陈伯达起草《为把我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报告，只提经济建设，不提阶级斗争，企图往八大路线上拖。这明明跟老周练的是一套拳法嘛，老周的嘴巴也左得狠。据纪登奎回忆，老周在“九一三”后还破天荒地号啕了一场。为毛哭咱不知道，但可以确定，林彪上台，绝不会跟小平有神马两样。关键，林是四人帮的扼制力量。
老张借肃反清洗异己，实为形左实右。肃清反革命，是任何一个革命党的本能。而小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乱斗和宗派主义倾轧，跟左完全不搭边。左逼喜欢背诵“极左就是极右”，其实是胡嘞。从对革命的损害角度，二者起着同样的效果，但性质却截然相反：前者是革命，后者是反革命。
鄂豫皖真正的极左代表，其实是沈泽民和陈昌浩。张国焘由于右倾的前科，不得不硬着头皮“左”两下，而一旦没了沈的监督，立马又“右”形毕现。1935年，红四方面军打乱“川陕会剿”，控制了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万多。在极为有利的形势下，张国焘却悲观起来，认为尾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嫡系军队会很快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如主动撤出，于是放弃川陕根据地逃窜，然后一路向右直到投降老蒋完事儿。
屎学家把老张弄进“极左”阵营，是掩盖河蟹党“右倾投降”的本质，尽最大可能把一切有历史污点的党内人物都划到“左”边，其实他们都是“反革命不分先后”的一路货。老张只不过比小平们早投降一、二十年而已。资产阶级学者公知褒陈独秀非张国焘，一因老张的一段“被极左”史，二因老张的“投降常公”史目前还不能公开叫好。

7、陈毅
解放后，陈毅对《梅岭三章》原稿进行了修改。下面将《梅岭三章》原稿，与解放后公开发表的、我们从课本里读到的《梅岭三章》，作个对比。
原搞：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文革中：廿年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革命花。
河蟹课本：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从“自由花”到“革命花”再到“自由花”，见证了历史的曲折和反复。

8、宛希先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的左臂右膀，出生于一个小康家庭，在“袁王事件”中被湘赣边界特委杀害。宛希先牺牲前，用炭在墙上留了绝笔诗：“断头今日已成局，煮豆燃箕我未泣。希先之志报国死，悲哉成仁一墙戏”。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角度，俺们对陈其美都持肯定态度，对宛希先当然更不会搞“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的唯心主义诛心一套。俺们也同样肯定民族解放在当时的进步意义，只是指出这首诗只表现了民族主义，没有表现马列主义。
对比一下老毛当时写给王尔琢的挽联，就能看出差别：
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农难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解放方甘心。
还有方志敏，在狱中写了《清贫》和《可爱的中国》，一直被官方作为正能量选入课本，给小朋友们树立一个伟大、忠贞的爱国楷模，像周圣人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样励志。其实他在给党的信中，作了简要说明: “可爱的中国，则为敷衍敌人们写的，因那时正谋越狱，写这一篇小说，以延缓死刑的执行”。而他的绝命诗“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才和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一样，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灵魂。
总结：自由，民主，法治，富强，爱国，敬业，博爱，仁义、友善……，正是孙中山旧三民主义，常公御用民族文学、复古文学，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派所鼓吹的超阶级一套，即河蟹主义核心价值观。
最后编辑学生工 最后编辑于 2020-08-08 15: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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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24 09:15 |只看该用户

断章取义之至！忽略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来批判民族主义、自由民主！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阶段，民族主义也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难道不是进步的革命的吗？旧中国积贫积弱之至后来日本都侵略大半个中国这位作者居然去批判老革命的民族主义思想，难道让他们去当汉奸吗？还有批判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的唯生产力论也好，资本主义思想也好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连毛泽东同志也考虑过发展商品经济甚至和美国做生意的想法。不知道作者穿越回五六十年前有什么最纯的马列主义经济理论来建设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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