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与巴黎公社原则政权擦肩而过 [复制链接]

编者按：这段回忆录出自原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主任范正美的回忆录《秋梦追思》，我们从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看出。革命造反派已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权。然而，革命造反派由于政治上的不成熟，他们在政权最基本的原则问题上不能坚持巴黎公社原则，他们对周恩来全程干预革命委员会成立并在成立后不久周主动调整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问题上逆来顺受。致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不久造反派就出现分裂，保皇派上台后趁机剿灭各个造反派山头，范正美同志也成为保皇派以“派性”为借口打击的对象，令人痛心。

下面我摘录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颁布的《二号通告》的部分内容：
《二号通告》主要阐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新政权的宗旨、组织形式和干部政策。
　　关于新政权的宗旨，一共写了五条。
　　第一条提出，革命委员会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使我国永远不改变颜色的根本思想去考虑、去建设。应该是在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的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更为高级的、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政权。为此，必须充分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破大立，绝对不允许在旧政权的基础上搞修修补补的改良主义；只有彻底砸烂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拔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遗留下的流毒和余孽。
　　第二条提出，革命委员会必须强化专政机器。通告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忘记了社会主义时期尖锐复杂的夺权斗争，就会被阶级敌人把政权偷偷摸摸地夺回去，就会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就会使资本主义复辟。
　　第三条提出，革命委员会必须是精干、灵便、朴素、实际和五个最（最接近基层，最接近群众，最富有革命造反精神，最有办事效能，最能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为此，通告说，要彻底摧垮过去那套机构臃肿重叠，人浮于事，互相扯皮，不能办事，培养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官僚主义化的机构。
　　第四条提出，革命委员会必须实行三结合。
　　第五条提出，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加任何官衔，不要任何待遇，视条件并报中央批准，实行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加“补贴制”，取消高薪制。坚决摧毁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和特殊阶层的一切条件和基础。一切工作人员，都要经过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选举产生，受革命群众拥护的可以连选连任，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人人都能上能下，把革命委员会建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由于传统势力依然顽固，革命委员会《二号通告》第五条的内容，革命委员会并没有得到落实，这个任务将由后来的革命者来完成了。



文革与巴黎公社原则政权擦肩而过
（转自范正美著《秋梦追思》156-205页）


　　在各行业造反派纷纷成立造反总部之后，有必要进一步尽快成立大的全社会的联合组织，大专总部曾经发动过几次大联合的倡议，但只是有议论而没有切实的行动。主要原因是，各院校造反团忙于本校运动，不肯派出自己的主要骨干，造反团的主要领导人更是不肯出山，因此不能形成有远见的共识，采取有力的必要的行动和步骤，使全省全市大联合迟迟得不到大的进展。我们师院也不例外。就我而言，当时有三怕：一怕本校运动反复，自己和主要骨干出去，遇到反复，别人端了自己的老窝，鸡飞蛋打，岂不前功尽弃；二怕社会复杂，如果卷入社会危机，凭自己这点能力如何应付得了，或给本校造反派造成被动，出了问题没人兜；三怕自己阅历浅，没有社会经验，上坏人的当，跌跟头、犯大错误，弄得里外不是人，无脸回学院见“江东父老”，甚至进笆篱子。
　　就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又发生了两件很不利于搞大联合的事情：一是哈尔滨大专总部负责人易人：张连科接替陈造反。张连科是黑大哲学系66届学生，黑大造反团总团负责人，长于思考，善于词令，又很有组织能力，不过接任于文革阶段性转换之时，受命于斗争危难之际，一时工作甚难，领导威望有待于时间和实践。
　　二是哈军工出了27人反江青的大字报，造反团的许多头头被卷了进去：激起造反派震怒，掀起了对他们揭批和围剿高潮，给他们抹黑脸、戴高帽、坐喷气式，这些他们曾经用来对付黑帮的手段，又还给了他们，整个哈军工校园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军工造反团领导班子大换班，上上下下忙于改组，自身难保，更无分身之术来忙社会上的大联合。
　　就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大专总部便派出人员到各院校造反团去动员其主要头头和骨干出山。动员我出来到总部去工作有这样几次：
　　1月20日左右，军工造反团杜美平坐着小轿车到师院找我，希望我出山并牵头组织联合总部。她把我接到省文联所在地，要我在这里等一等其他院校的造反派头头，以便共求大业。不知什么原因，我在那里等了约一个来小时，也不见有人来。我身不由己，只好请她又把我送回学院。
　　过了几日，大专总部召开各院校造反团负责人开会，张连科慷慨激昂，列举了种种事实，说明事态十分严重，再一次动员各总团克服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从大局出发，派出头头和骨干筹备大联合问题。我在会上明确表态：只要需要，总部可以指名要我们哈师院造反团的任何人。张连科跟我叫号：“真的吗？”
　　我说：“当然当真！”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回校途中，回顾自己这一段时间，脑海里响起另一个声音：老范啊，你满脑子“怕”的“自我利益”，公字在哪，党的利益在哪，无产阶级的利益在哪？这哪里像个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你不是口口声声要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吗？你不是多少次说过，自己生不逢时，没有赶上革命战争的年代，轰轰烈烈地干革命吗？如今毛主席亲自为我们掌舵，并且告诉我们做的具体方法，为什么不能敢字当头，参与当前这场轰轰烈烈的战斗，接受考验，在火红的年代里锻炼自己？怕这怕那，个人利益第一、小团体第一，围绕的都是一个“小我”，这不是小资产阶级害怕斗争、回避矛盾、维护自我这种劣根性的具体表现吗？应该狠触灵魂，革革你自己私心杂念的命啊！这时，想到自己终于战胜了自我，认定自己朝革命化又进了一步，压在心里铅石般沉重的疑虑和各种畏惧顿时湮灭云散了，感到浑身增添了力量，思路也清晰了，心里特别亮堂。
　　1月27日，我们哈师院造反团在礼堂召开全体大会，我传达了大专总部的意见，并根据自己最近理清的理解和思路，作了这样的说明：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向走资派夺权，是运动发展的逻辑必然结果。是走资派逼出来的。运动之所以反反复复，就是走资派依靠他们手中的权力，玩弄权术造成的。为什么我们一开始给他们贴大字报时，他们敢于扬言”秋后算账“，挥动‘反革命’、‘右派’的帽子，并且加派工作组镇压我们？为什么在我们造反时，他们敢组织人同《十六条》针锋相对，一次一次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对我们造反派的围剿？为什么在我们奏响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之时，最近又发生了一系列怪事？一句话，就是走资派手中还有权，他们还有一套党的系统、国家机器在运转。因此，毛主席向我们发出了伟大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可是，我们哈尔滨市、我们黑龙江省还没有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条原因是主要的，这就是各个院校的造反团，都只是忙于自己院内，有一点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所以大专总部最近开会，动员大家把目光放远一点，不要只顾本单位、小团体，丢了大局。所以，我觉得，我们师院造反团应该积极响应总部的号召，把自己的骨干送出去。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只是夺了师院的党政财文大权，全省全市的党政财文大权，还掌握在走资派手里，我们的革命成果是不可能巩固的。大局不保，还有什么本单位、小团体。所以，我们要掌权，更要掌大权，要掌省、市的党政财文大权。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红色造反者。只有如此，我们革命造反的胜利果实才能保住！所以，我已经向大专总部表示：我们哈师院造反团可以派出自己的任何骨干，并且可以接受大专总部的挑选。”
　　我的话，得到全场与会者的热烈鼓掌。
　　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此地，在大专总部工作的黑大造反派赵玉才已经来到礼堂，他接过我的话大声喊道：“好啊！今天我就是专程来请你的！”说罢，便跨步向前台走过来，我赶快迎上去并把他请到主席台上，他笑吟吟地对我说：“我是特地来请你。总部要求你出山。”他拖着略带沙哑的长音又说，“不要搞小团体主义嘛——要顾全大局。”我也笑着说：
　　“我们哈师院从来就顾全大局，你不要瞎说，说话要有证据。”我接着说：
　　“你有什么话请对全团说，只要全团同意，我范正美绝无二话。”
　　“好吧。”
　　他说完这两个字，便大步流星地走向主席台，于是，我宣布请赵玉才讲话，见他从容不迫地对着麦克风充满自信地说：
　　“红色造反者战友们：你们好！我受红色造反团大专总部委托，代表大专总部、代表潘复生同志，请范正美同志到联合总部工作，范正美同志要我征求大家的意见，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请鼓掌。”全场立即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我说：
　　“还得问问有没有不同意见。”
　　“有没有不同意见？”他又问了这么一句。会场没有动静。
　　“全体通过。这没有说的吧。”
　　就是这样，我是由大专总部提名、哈师院造反团全体大会通过，去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工作的。
　　偶然是必然的向导。应该说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和革命群众大联合，还有两件事是积极的促成因素：
　　一是哈尔滨机联机械厂，在鼓风机的出口处发现了一名造反派的尸首，被认为是这个厂多数派的赤卫队整死的，激起全市造反派强烈的愤慨，不日举行了全市造反派声讨大会和盛大游行，声援哈尔滨机联机械厂造反派。
　　二是哈尔滨电机厂造反派崔占成，自称是拥有70万众的哈市工交造反派总司令，工人造反派领袖。这期间的一天，他披着黄军大衣，两手插着腰，一副恶煞凶神之态，到北方大厦当时联合总部的办公室声言要夺取总部大权，并有保镖为其扬威助胆。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当时哈军工几个造反派报告黑大在大专总部负责的张连科，紧急召开各总团负责人会商，我们哈师院这次是杨桂宾出席，会议决定通过省公安厅的接管委员会，将其逮捕，迫使公交总部改组。
　　1月27日当天晚上，我们师院造反团总部召开分队长联席会议，确定由我挑选一些人随我去联合总部。经过我提名、会议通过的人员是：政治系任万新、高义、夏俊杰；化学系贾德华；中文系战继红；物理系钱茂忠等人。
　　顺便说一下，在我担任省革委班长以后，这些同志由组织先后做了这样的安排：任万新在政策研究室，后任负责人；高义在组织组，后任组长；贾德华在文教组，后任组长；夏俊杰在群工组，后任共青团组副组长；战继红、钱茂忠分别在文革组、生产计统组工作。
　　1月28日下午，我第一次参加31个总部的联席会议。会场设在北方大厦三楼会议室。我们师院的代表由我带队。我们去的稍晚一些，会场已经座无虚席，我们几个见地板上铺着地毯，便席地而坐。会议主要是讨论当前形势。对于当前形势实际上存在着分歧。对此，我在会上发表了这样几点看法。我说：
　　“目前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在全国，党中央发表公开文告、通电全国，明确支持造反派；在我们省，党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1号文件，明确肯定我们哈师院红色造反团，这不是对我们师院，而是对我们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的表态。所以说，全国的形势、全省的形势空前大好，再不是12月的状况了，使我们造反派真正地扬眉吐气，从未有的舒畅。我们哈师院八八团已经自行解散，现在到了我们造反团凯歌前进的时候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高举四面旗帜：第一、高举大联合的旗帜，实现全省、全市造反派大联合，即工农兵学商各方面各行业的造反派大联合，这就是成立联合总部；第二、高举大夺权的旗帜，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夺取黑省委、黑省政府（夺权之后，在一次红革委勤务组会上，潘复生、汪家道提出，文革前我们的省委、省政府都是红的、革命的，因此应该改称旧省委、旧省政府的好）的党政财文大权，建立新政权，巩固革命造反成果，这样就可以以新政权号令天下：第三、高举大团结的旗帜，在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余毒的时候，要注意团结大多数，把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第四、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把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推动生产发展，创造生产发展新高潮。我认为把这四个方面统一起来，就是大联合大夺权。”
　　我的上述发言，得到其他与会各总部负责人的一致赞同，但却遭到工大造反团负责人刘录等人的坚决反对，因而会上对两个问题发生了分歧：
　　一个问题是：黑龙江省夺权的时机是否成熟。工大刘录认为，黑龙江省夺权的时机还不成熟。其理由有两条：一是省委主要领导人潘复生，文革前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表示支持造反派，但还没有彻底亮相，还需要有一段观察和考验的时间；二是黑龙江省工人运动还没有完全起来，现在运动主要控制在大专院校造反派手里，领导者是学生造反派领袖，属于小资产阶级分子，而不是工人领袖。
　　另一个问题是：夺权的组织形式即成立什么样式的新政权。以军工造反团的代表为主，主张学上海，成立黑龙江公社。
　　对于这两个问题，会上讨论得很激烈。
　　关于潘复生亮相及夺权时机，大多数人不同意哈工大的看法。工交、农业等实业方面的总部代表首先发言。第一个发言的是哈尔滨石油配件厂的刘雪峰，接着发言的是农民代表、哈市郊区总部的杨锡山，此后还有许多人发言。他们认为，潘复生在文革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立即转变立场，站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作了检讨，承认错误，态度是好的。至于还要考验，这是相对的。我们每一个人也不能说就不需要考验了。黑龙江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发展总体说很快很好，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由于学生运动发展的很快很好，这主要是哈军工造反团起了急先锋的作用，同时也涌现了像哈师院造反团这样的先进典型。二是与潘复生的及早表态有关。所以整个形势令人鼓舞。工人造反派虽然起来较晚，但已经在各工厂企业成了多数派，局势也已经控制在造反派手里。黑龙江省的文革运动由于学生造反派冲杀得早，涌现了一大批比较成熟的学生领袖，他们经过前几个月的反复考验，证明他们是信得过的响当当的造反派头头、群众领袖。不能唯成分论。刘雪峰不慌不忙而略带讥讽地说：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过教训，当时有人强调要工人领袖领导，结果把一个理论水平很低，能力很差的工人出身的向中发推向领导岗位，使革命吃了大亏，难道我们还要重复以前的错误不成？”他略顿了顿，继续说：“我觉得，我们不要重犯以前的错误。”
　　持上述观点的人们还说，目前哈市工厂造反派头头，大多数也是工厂里的技术员，他们也是大学生或中专毕业生，千万不能唯出身论，搞形而上学。刘雪峰并现身说法地说：
　　“我就是工厂夜校的教员，现在当上了石油配件厂的造反派头头，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拥护。照刘录等人这么说，我就不够格。”来自伟建厂的孙宝生急忙插话说：“我也是工厂的技术员，我们厂造反派的主要头头基本上是工厂的技术员。照你这样说，工人不起来，我们就不能造反了。岂有此理？”
　　他们这些同志还强调说：黑龙江省地处反修前线，目前苏修虎视耽耽，如果尽快成立新政权，也有利于反修防修。同时，目前经济主义还很猖獗，“三军”一团一队余毒未灭，个别头头也还没有完全停止活动，如果造反派贻误战机就会造成很大的被动，后果不堪设想。在第一个问题上，我又作了一点补充。我说：
　　“根据列宁的说法，所谓革命时机就是反动派不能照样生活下去，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样生活下去。我看，我省目前的形势到了这个态势。你看，黑省委、黑省政府不能照样生活下去，他们简直一天也难活下去；全省人民群众在黑省委、黑省政府这种状况下也不能照样生活下去。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有必要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权威，集中全省红色造反者和革命群众的意志，从而可以形成对反对派、对阶级敌人斗争的威慑力量和指挥中心。因此，如果在这样的形势下，还说时机不成熟是不符合实际的，是没有事实根据，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很有害的。革命时机的认识和把握，关系全省红色造反者和革命群众的命运，我们决不可以掉以轻心。至于潘复生，应该说已经亮相了。在八届十一中会上，他明确站在主席一边；在造反派最困难的几个关键之时，他敢于挺身而出，支持造反派，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毛主席说，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我们同意刘雪峰等同志的看法。像他这样的干部，能高姿态地检讨，就是好的。我们也觉得可以了。如果连潘复生这样的干部，我们也不敢依靠，那就只能自己孤立自己。”我本来还想说，如果空喊革命口号，不认真细细地思考形势和目前我们所处的阵线状况，不摈弃个人感情上的某些偏见，一味的斗下去，那怎么能团结大多数来壮大自己，谁还能靠近我们。但我没有说出来。
　　在对待省委、省政府夺权时机以及启用潘复生这两个问题上，经过上述反复讨论，特别是工农代表上述发言，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再加上工大其他人表示，刘录等人的意见，只是刘录本人的意见，并不代表哈工大，同时刘录等也没有在会上表示坚持己见。鉴于与会者并不是以个人名义参加会议，刘录的意见既不代表大专总部，也不代表哈工大，只是大专总部中的个别院校个别人的意见，所以会议对于近日采取大联合大夺权行动便形成了决议。
　　革命进程的分歧，在革命敌人十分明确、斗争形势转瞬即逝的条件下，容易形成多数意向，潮流裹挟，少数人的不同意见被淹没而潜伏下来，到了一定时期，那些顽固坚持己见的人，便又会在新的机会到来之时冒出来。而文革激发起来的年轻人所产生的政治冲动，一方面是文革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他们的致命性伤害，虽然只有几十天，但所产生的对党的干部诚信的动摇，给了他们深刻的烙印，惟恐再上当而挨整；另一方面，当时一批自称老造反者，继续初期的冲劲，极左推波，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在一些青年学生中成为最时髦的风尚，感情用事，不讲政策界限，追求纯又纯，革又革，只顾打拼，无视后果，更听不见解放干部、争取多数的意见。刘录等人的思想当时不通，以后又没有解决，以至于后来工大造反团分成了两派。其根源盖出于此，我将在下面第四章加以记述。
　　会议转到成立什么组织机构来接替旧省委、旧省政府的议题上。
　　在会上我对此发表了不同意见。我说：
　　“我不同意把这个新组织立即搞成巴黎公社式的，也不同意以公社来命名。道理很简单，时机不成熟，条件也不成熟。我认为，这个组织就叫做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掌握全省党政财文大权。这是个过渡性质的组织，以后再通过直接选举的形式成立新的政权组织。这个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实行军队、干部、群众组织三方面的代表组成。由省军区和驻军的领导人、革命干部代表和联合总部的负责人三方面组成领导核心，叫做勤务组。”
　　“我们应该学上海，但要学的是他们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模仿他们的具体做法。我们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发扬敢想、敢干、敢闯的革命精神，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认为，成立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符合《十六条》的精神。《十六条》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三结合是社教中《二十三条》提出来的新事物。是对于那些需要夺权的地方所成立的一种过渡性的临时权力机构，具有革命权威。我们搞军、干、群三结合，红色造反团联合总部负责人，同省军区驻军首长和省委、省政府里的革命干部代表联合夺权，以军队为后盾，这是对《二十三条》的发展，也是学习山西、贵州等地解放军参加夺权的经验，有利于建立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
　　我的这个发言很快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认同。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创意就是这样定下来的。会议还决定于1月31日召开“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告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夺取黑龙江省的党政财文大权。并决定以多路广播车和海报的形式通告全省。在会上还就有关文告起草工作作了分工和安排。关于三结合的具体方案和组织结构定于29日召开的下次会议上再议。
　　在这次会前，我和任万新曾经商量对策，做过一次长谈。当时我们议论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形势的认识——夺权的时机成熟；二是关于潘复生的评价——应该让他出来工作，同军队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位一体，联合夺权。三方优势结合，最具稳定性；三是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应该叫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不宜叫公社。我的上述发言思路和表述方法，就是根据我们的这次谈话形成的。
　　我的发言，与会者如此认同，这是我俩事先未曾料到的，以为会有一场旷时持久的大论辩。事后，我和任万新感叹这是哈师院经验的巨大影响所致，“真是凯歌前进啊”，我俩不约而同地说。任万新还很有感慨地说：“看来，咱们省的领导核心已经形成，由此以后的一系列活动，会进行得十分顺利的。”事情果然如其所料。
　　不过，我并没有意识，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进入这个核心，何论当什么头头。说来阴差阳错，有点儿传奇。
　　第一章我说过，我考上高中便辍学回乡，林玉梅也因继父去世，而搬回了我家。我同她过了几次性生活之后，听信了一些迷信说教，认为她是白虎防了我，所以我才辍学回家，加上我同她发生关系后，龟头经常发炎红肿，这也使我不快，我不便同她说，告诉了我母亲。母亲看了以后，想请医生看，又怕还要检查玉梅，弄得满城风雨大家都没面子。于是，我母亲弄了一些陈砖土灰，用薄布过滤，给我当药上。我向母亲提出要同玉梅离婚，我就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告诉了母亲。但母亲觉得玉梅聪明能干、能吃苦，模样也不错，过一段时间看看再说。这期间，我对玉梅总耍态度、发脾气，她不吭声，只是背地里哭。后来我上了抚顺干校，中间因学校迁到湘潭，回过一次家，对她也是没鼻子没眼。他跟我桂姐很好，桂姐总做我的工作，还告诉她对我要好、要主动，晚上临睡前落蚊帐时，面对帐门，伸开两手做拦帐门的姿势，说是这样可以让我回心转意。没有交合，自然没有怀抱。这也许是天理照应。
　　1958年8月，武汉钢铁公司招工，玉梅应考到了武钢。先到鞍山受训，学习化验。1959年我出差回家，我母亲、桂姐都做我的工作。或许是，这时候的我，多了点唯物主义，认为她和自己也出来工作了，虽然还有些想法，认为外面比她强的多的姑娘有的是，转而又想，自己刚刚上班，做人家思想政治工作，还是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弄得不好会影响自己政治进步的；上大学之后，一是考虑自己上学还很困难，她还可以帮帮我；二是自己又读政治，如果这时候闹离婚，也不好看。认命了吧。如果说，在抚顺（湘潭）干校、电机校期间，我还曾想入非非，到上大学以后，则基本不去做非分之想，比较集中心思地读书。这期间，她回到武汉工作。我们经常通信，谈情说爱，逢寒暑假，不是她来，便是我去，双方增进了了解，感情也与日俱增。1966年下半年她奉调支援三线到重庆工作，1967年1月29日给我打来电报，说她来哈尔滨101厂带队实习，要我去接站。
　　这样，1月29日下午联合总部召开会议，讨论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各方面成员人选、选举勤务组班长时，因为要我去火车站接她而没有参加。我委派潘少林代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回到学校，潘少林兴奋地还未等进到办公室，就在见到我由学院礼堂到办公大楼的道上急忙地告诉我：“在这次会上，联合总部决定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由17名成员组成，并一致推选你担任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勤务组的班长。勤务组由5名成员组成，刘雪峰，石油配件厂造反派头头、游兴懋，军工造反团的代表，任副班长，潘复生、汪家道任成员。”
　　我说：“我怎么能胜任全省这么大的领导责任？你怎么不给我推掉？”
　　他说：“我怎么能推辞，你又没有授权。再说，我也不好推辞。”
　　我说：“我万万没有想到有这一层啊！”
　　他说：“大家给你摆了好几条，我也很受感动。看来大家对我们哈师院造反团很佩服，对你很佩服。他们说，哈师院红色造反团团结大多数干得很出色，是全国第一个受到中共中央文件肯定和表扬的造反派组织，这固然是师院红色造反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也是与范正美领导有方有关。全市不少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总是换了又换，而你们师院造反团一直是范正美。他又是政治系毕业班的学生，有理论，有水平，还是党员。他们说，你最近几次发言见地深刻，很有水平。所以大家认为你很有能力，就相中了你。我看这也是件好事，你就干吧。”
　　我说：“这可是把我吊到火炉上烤啊。不过，事已至此，撵鸭子上架，我也只得干一段再说，你们可得支持我啊！”
　　他说：“放心吧，哈师院是你的后盾，只要你需要，我们会全力支持你的。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我就是这样到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并且当上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班长。就是这样，我被推到黑龙江省文革的浪尖上，一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器重，而在10年后被摔得粉碎。其实，我当时想得很幼稚也很简单，一是认为红革委只是一种临时权力结构，一种过渡性的机构，暂时性的机构，时间不会是很长的；二是我是由群众组织推举产生的头头，现在推是推不掉的；三是作为省一级负责人最终必须经过中央批准，我服从组织决定，要我干我就干，不要我干我就下。我要注意的是，不住高级地方，不要高级办公用具，不要特殊照顾，夹着尾巴做人，少说多做，能自己动手的就自己动手，少指使人，紧紧依靠勤务组，依靠群众，做一个忠实的人民勤务员，当好召集人。
　　1月31日下午，由我和刘雪峰邀请潘复生、汪家道来到北方大厦三楼联合总部会议室，同我们一起开会。因为游兴懋当时还忙于军工造反团抽不出身来。此前，我们四个人进行了小议。我们简约地议了三个问题：一是领导班子由军干群三方面的代表组成，称为勤务组，设五名核心组成员，他们是范正美，任班长，刘雪峰、游兴懋，任副班长，潘复生和汪家道为成员；二是新机构统领党政财文大权，但目前主要行使政府行政权力，党的领导问题待以后请示中央再定，现在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执行中央政策上；三是确定临时办公的地点，先设在北方大厦，潘复生住九楼，我们几个群众代表分别住在三楼的一般房间，不得住高间。在这次商讨中，潘复生、汪家道一再表示：你们考虑得很周到。完全同意我和刘雪峰传达的联合总部的意见。同时，我们也议论了几句哈工大的反对意见，我和刘雪峰提出红色造反者的思想革命化问题。潘复生接过我们的话头说：“左派学习很重要，有时间应该读读《共产党宣言》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潘复生当时很小心谨慎，说这几句话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别样的勇气，令我和刘雪峰感到很震惊，留下了深深的记忆，今天在我的笔记本里还可以找到它的记录。我后来回想起来，这位老领导感慨时事，此时出此言是不无原因的。
　　之后，我们一同来到起草组参加夺权文告的讨论。当时文稿起草分成三大块：由任万新负责的小组负责起草一号通告；由黑龙江日报记者邴瑞年负责的小组负责起草抓革命促生产呼吁书；由黑大的王福成负责的小组负责起草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在我的记忆里，潘汪只参加了夺权公告即《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的讨论。他们口不离“向革命小将致敬！”“向革命小将学习！”向会场走来，同大家见面，在大家一再让坐的情况下，他们才落座，两人几乎同时说：
　　“我们得从头学习，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来的。你们的水平比我们高，你们定吧，我们都同意。”只是顺着我们的意思说。
　　在文革浪潮的冲击下，当时我见到的许多老干部都是这样“谦虚谨慎”，常常把我们弄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我记得潘复生说：
　　“我是个有罪之人，文革开始我也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执行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应该向你们请罪。我要向你们学习。通告写得很好，很有力，我没有什么意见。”他的话语略带沙哑，语气平和，显得沉重而诚恳。屋子里十分安静，只见潘复生稍稍提高了声调，严肃地说了一句：“要学习巴黎公社的彻底革命精神，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略停了一会儿，便起身说道：“我要回去准备明天我的发言稿。我写好以后，还希望你们多多提出宝贵意见。”
　　汪家道显得兴致很高、很激动，爽爽快快地说：
　　“你们有理论有水平，希望把第六条（指公告的第六项关于加强公安工作，打击地富反坏右）再加一点，既要讲严打，也要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讲打击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也要讲团结，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要坚决打击，从严处理。我们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
　　他们两人都是革命的老资格，文化水平不同，经历也不一样，表现了当时他们对文革的极度兴奋之情，同时也显示了不同的风格和作派。他俩的这种不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更是铭记在心。
　　送走潘汪以后，我和刘雪峰留下来，同起草组进一步地讨论《一号通告》的各个细节，接着讨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给全省人民的呼吁书》。我们遵循毛泽东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教导，力图使这两个文件成为响当当的历史文件。我们咬文嚼字，反复讨论，直到晚间10点多钟。以后又讨论《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因为一些执笔人还想要继续在文字上对前两个稿子进行推敲和润色，就把致敬电稿留给我来决定。直到大约12点以后，致敬电的稿子才送给我。我觉得稿子写得太长，一是把浓墨重笔用在对毛主席革命功绩的歌颂上，并且用的又多是别人用过的词，缺乏新意和自己的语言；二是没有紧扣黑龙江的特点、夺权的主旨以及夺权以后所应该表达的愿望和决心。我阅读该稿，起草人早已栽倒在一旁进入了梦乡，看来再叫他大改是为难他，并且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我请他回去休息。开始我试图在原稿上进行删改，感到很费力，就另写了一稿。我认为，致敬电应该突出三点：一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集中起来还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应该写出我们的体会和认识；二是造反派队伍内部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极大地妨碍革命派的团结、同社会革命力量的联合和夺权，克服这些错误思想成为当务之急，应该强调我们在思想革命化这方面的觉悟和愿望；三是表达我们边疆人民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一时思潮翻滚，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掏给毛泽东，把原来稿子上的毛主席称谓前用的一连串“最”字抄了下来，还嫌不够，又加了一两个。这就是后来见报的那个电文。因为时间仓促，稿子写得十分粗俗，缺乏认真的推敲和必要的修饰，思想浅薄，毫无文采。我伏在桌上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只用了几十分钟的时间。此文是当时我的政治思想倾向和文风的最真实的写照，因而以后针对这种文风，理所当然的受到学者文人的嘲讽和讥笑。对我的教益是大大的。
　　1月31日上午，在哈尔滨市北方大厦门前广场，举行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时值隆冬，红色造反者穿着整齐，胸前佩带毛泽东像章，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右手高举《毛主席语录》本，一个个精神抖擞，按单位排成六路纵队，早早地从四面八方有秩序地进入会场，省军区和驻军指战员5000人持枪列队威武雄壮地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会场四周竖立了无数面红旗，整个会场显得隆重热烈，给人一种革命火爆的热烈气氛。主席台由几张办公桌连接而成，上面铺着红布，我和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驻我省23军军长游好阳、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喻屏，以及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的其他负责人刘雪峰、游兴懋等人站在主席台的站台上。在大厦的前门晾台横额上，赫然张挂着红底白字横幅《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大会于10点15分正式开始，按照当时盛行的方式，先奏了一曲《东方红》乐曲，接着由主持人张连科宣告“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后按议程顺序宣读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呼吁书》。《通告》宣告：原省委和省人委的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自即日起，停止省委和省人委的一切领导权。
　　在大会上，革命造反派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代表先后致辞。他们热烈欢呼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表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争取夺权斗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在大会上，潘复生、汪家道、游好阳先后讲话。
　　大会进行到最后一个程序，由我在大会上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为了更清楚地再现这段历史，让我再回放一组镜头：
　　夺权前几天，宋任穷受周恩来委派到达哈尔滨。周恩来派他来哈尔滨有两个目的：一是要他取得黑龙江省造反派的谅解，给他一个亮相的机会；二是通过他考察黑龙江省造反派头头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应该说，他很好地落实了这两项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周恩来交给他的任务。黑龙江省造反派着实地给了宋任穷两次亮相的机会。
　　一是27日哈尔滨大专总部在哈军工大礼堂召开了各高校造反团分团（我们师院是分队）以上负责人会议，给宋任穷一次讲话的机会，让他对他前期执行反动路线进行检讨。
　　在这次会上，宋说：“我和喻屏同志这次来哈尔滨，一是我们坚决支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的一切革命行动。因为红色造反团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一是向你们学习。并在这里，我代表东北局作初步检查。我们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打击了一大批革命小将，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十分痛心，我向大家沉痛地检讨，并表示坚决改正！同红色造反者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接着，他列举了一系列事实，一再表示很对不起大家，并希望大家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与会者以热烈的鼓掌，表示通过他的检讨。我第一次见到这位高级首长是这么虔诚地对待自己的错误，从心里表示对这位劳苦功高的湖南老乡的崇敬和谅解。我认为，检讨不在词多，也不用无限上纲上线，而在于说真心话，从心里认错。
　　二是在夺权大会上请他以东北局第一书记的身份讲话，让他代表东北局对大联合大夺权公开表态支持。
　　在1月31日的这次大会上，宋任穷用稿纸写了500字的讲话稿。事前曾一再要求，希望我看看，我说既然请你参加就相信你，我们不检查，也不看。他的讲话措辞极其严谨，去掉七行口号，实际不到400字，却赢得了全场10万人的多次鼓掌。他来时因为受沈阳造反派攻击而堆起来的满脸愁云，此时被黑龙江省造反派上上下下的这份难得的支持而眉开眼笑，清瘦的他，迎着刺骨的寒风，此时此刻显得格外的精神。虽然他在讲话时，还是多少有些紧张，声音有点儿发颤。宋任穷讲话有两个要点：一代表东北局对今天的大联合大夺权大会及其成立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表示最热烈的支持；二表示自己“犯了路线错误”，决心在毛主席的教导下，“要改正过去的错误，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决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潘复生说：“今天我和东北局宋任穷同志、喻屏同志参加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我感到非常光荣和高兴。”我觉得潘复生讲话时比宋任穷要轻松得多，因为他没有宋的那份对沈阳的牵挂，虽然他的讲话稿也不长，比宋任穷多不了几个字，但却比宋任穷要显得更热情，言语之间洋溢着其内心的无比喜悦。他说：
　　“我坚决和红色造反者同志们战斗在一起，要把大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中夺过来。我们这个权夺得对，夺得好，好得很。”他又说：
　　“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也曾一度犯过错误，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坚决地改正错误，坚决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刻苦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和红色造反者同志们站在一起，向红色造反者学习，当小学生，在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展开全省的大夺权斗争，彻底粉碎反动的经济主义，做好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把黑龙江省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我宣誓坚定地和红色造反者同志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最后潘复生领呼了六个口号结束了他的讲话。
　　汪家道和游好阳分别代表省军区和驻军广大指战员向大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坚决的支持。同宋、潘大不一样，两位部队首长，显得特别地轻松、自若，底气足，活力壮。
　　大会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中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之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1月31日晚上，我正在房间里看一组文件，大概是10点多钟，省红革委办公室负责人郭善祺进屋告诉我：“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找你”，我好生奇怪，心想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做什么？电话转到大厦三楼服务台。我接过电话筒，传来一位中年男子低沉而稳重的声音：“你是范正美同志吗？”
　　我回答说：
　　“我就是范正美！”
　　“我是总理办公室。我想问问潘复生同志和汪家道同志在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中是怎么安排的？”对方的语言干净利落，我也用简洁明白的语言回答说：
　　“革命委员会设常务领导核心，叫做勤务组，一共5个人，设班长一人，副班长2人。我是班长，刘雪峰、游兴懋为副班长，潘复生和汪家道为成员。”
　　“好，我就是问问这个情况，没有别的事。谢谢你。”
　　放下电话话筒，我想这是中央核实我们夺权情况，并未放在心上，但这件事的始末记得清清楚楚。没有想到，2月2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第一条新闻，全面报道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的消息，并且全文播发了《一号通告》、抓革命促生产《呼吁书》、《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以及宋任穷、潘复生、汪家道、游好阳的讲话，人民日报当天除了头版通栏头条发表以新华社哈尔滨一日电的长篇消息报道夺权大会及上述内容之外，还配发了社论《东北的新曙光》，对黑龙江省的夺权给予了高度评价。社论是这么说的：
　　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黑龙江省新生了！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实现了大联合，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取的党权，政权，文权，财权，都夺回来了！
　　我们热烈欢呼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胜利！我们热烈祝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对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黑龙江的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和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夺取政权后，首先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保证（指致敬电，下同），一定要努力学好“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光辉著作，掌握好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他们说得好，做得对，提得及时，反映了革命造反派强烈的愿望。
　　黑龙江的同志们说：“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尖锐复杂的夺权斗争，就不能当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主席的好战士。”他们不愧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派。把夺权斗争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上来，这是每个革命造反派必须思考的头等大事。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是东北的新曙光。
　　黑龙江省夺权以后，除了《人民日报》报道以外，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其他中央舆论工具也用各自特有的形式作了报道。《人民画报》在重要位置转发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勤务组在一起学习的照片。一时间，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云集哈尔滨市，黑龙江省夺权前前后后成了中国的新闻热点。
　　毛泽东对黑龙江省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做法十分重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及时地进行了总结，此后，发表了一系列最新指示。
　　我在夺权后的第三天到《黑龙江日报》社去检查工作时，《黑龙江日报》社的负责人高兴地翻指着新华社的电讯稿向我介绍说：“中央对于黑龙江省大联合大夺权大会的报道有四个方面是空前的。一是作出报道时间抉择最快，1月31日开会，2月1日晚间，新华社就发出了电讯稿；二是电讯稿全部采取双行快速电传；三是大会的各种文告和领导讲话都是全文照发；四是要求上述电稿必须全部抓紧时间在头版和其他显著位置转发。”
　　中国共产党十大政治报告说，继上海一月风暴之后，毛泽东“继续总结了黑龙江等一些省、市的经验，确定了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全国的夺权斗争。”这说明，黑龙江省第一个搞了“三结合”之后，毛泽东很快发现这个办法好，把它确定为一种基本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推动措施。
　　如上所述，黑龙江省建立“三结合”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当晚，总理办公室打电话问我潘汪的职务安排；新华社1号很快转发了黑龙江省的消息；接着通过《解放军报》社驻哈记者站，于2月初推动我们造反派头头总结夺权经验，并于2月9日，通过《人民日报》全文转发新华社《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一文。
　　毛泽东通过“两报一刊”传到了他对前一段夺权斗争的理论概括：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为什么毛泽东这么重视黑龙江省的经验呢？当时我和任万新、董学章等一些同志做了这么几点分析：
　　其一、打倒一切严重。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是从《五？一六通知》开始的，毛泽东在5月改组了中央文革，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以后，各单位群众联系实际揭发本单位领导的问题，差不多的领导遭到了炮击；而从6月5日开始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刘少奇主持中央决定派出工作组，并且发出了《中央八条》，对各单位的群众运动实行了高压，数以千万计的群众，被打成“反革命”、“右派”、“混水摸鱼分子”。但是，这些被压制的少数派，并没有被压服，而在《十六条》颁布以后，他们组成了各种不同形式的造反派组织，产生了比6月初要大得多的反劲、冲劲，各单位的党组织由于执行了《中央八条》，而全面受到了冲击，变得十分被动，致使各级领导全面陷入瘫痪。到了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之后，造反派开始夺权，加上领导层分化，各单位造反派组织门派林立，山头四起，就使打倒一切更加泛滥。除了党中央，全国各级权威丧失殆尽。毛泽东认为必须解放一批干部，逐步贯彻干部政策。黑龙江提出了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契机。
　　对此，《红旗》杂志在1967年第四期发表社论，题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文章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中，怎样对待干部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关键问题。”文章重申毛泽东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文章说，经过半年多以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文章引用1942年在《整顿党的作风》这篇文章的一段话说，“对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同志，也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接着，文章长篇引用毛泽东1944年在《学习与时局》中一段关于对待陈独秀和李立三路线的两个教训的论述，苦口婆心地要求当时的造反派引为借鉴。
　　其二、无政府主义严重。这是打倒一切的必然结果。由于各级组织瘫痪，各种党政机关有名无实，不知所措，无政府主义泛滥。如何建立新的革命权威，黑龙江省的三结合结构值得借鉴。对此，《红旗》杂志于2月4日，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一篇专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文章论述为了造走资派的反，必须不管他们的“纪律”之后接着论述道：“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来说，必须粉碎反革命的纪律，同时，必须自觉地遵守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于是文章大段大段引用列宁、毛泽东的有关革命纪律的论述，提出必须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反对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文章说：“半年多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运动，冲垮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纪律，这是天大的好事。但是，我们绝不是不要任何纪律，绝不是提倡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又说，“不克服这些东西，不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性，就不能组成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就不能同敌人战斗，就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些话说明无政府主义是多么严重而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文章转而论述了建立革命权威的问题。
　　显然，在这种背景下，黑龙江省的经验就显得十分宝贵。
　　第一、黑龙江省的经验是通过三结合建立临时权力机构，把军队首长和原来有影响的革命领导干部置于这个临时领导机构的领导核心，同当时最具革命权威的造反派头头相结合，这就在新的条件下树立了革命权威，成为众多的群众组织和广大干部的新的号令中心，解决了无政府主义的泛滥，推动了社会秩序尽快地走向正常，保证了工农业生产的进行。
　　第二、黑龙江省的经验是全国省级夺权第一个在夺权机构中有革命干部的省份，提出了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使一些在群众中享有威信的领导干部有机会站出来工作，这就为逐步引导群众向着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向发展，为解决团结干部大多数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第三、黑龙江省的造反派自觉地提出了造反派自我教育、自我整顿的问题。所以，《人民日报》《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特别提到我在前面引用的学习毛主席老三篇、《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以克服错误倾向的那段文字。造反派内部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方面的问题，是关系文革成败的大事。应该说，这是许多人引以为忧的事情，何况明察秋毫的毛主席。
　　第四、黑龙江省的经验解决了夺权之后，怎么命名一个全国可以统一的临时权力机构的问题。上海叫人民公社，山西，贵州也有自己的不同名字。这些地方也叫临时权力机构，但缺乏稳定的结合机制，不容易形成革命权威，一些地方因而出现了反复夺权的现象。黑龙江明确提出军干群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这就是黑龙江省夺权经验的可贵之处。基于上述几点，毛泽东当机立断，及时地肯定了黑龙江省的做法，快速转发了黑龙江省的经验。
　　在那些日子里，我一方面，觉得自己和师院的同志们一道，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即进入社会的第一仗，出师大利，并有所贡献，见到战友们，一个个伸出热情的手，同我握手致意，备感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对于开展省里的工作，又觉得脑子一片空白，茫茫然，不知所措，感到寝食不安，自觉有点傻傻乎乎，很不自在。因为自己原来只是个学生，虽然一直当学生干部，当过教员，前一阶段当了造反团头头，从少数派发展到多数派，积累了一些群众工作的经验，但是省里工作，千头万绪，方方面面，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是进门或重大集会，总要我走在最前头，感到很不自在，很别扭。直到红革委机关搬到一0七，还有人因为这一点，对我在背后指指点点，用双关语讥笑我没有官架子，这时就有人出来批评，要他们见我不要嬉皮笑脸，对我放尊重一点。我听到这些话，也感觉很不是滋味。感到遭熏烤、受熬煎。
　　同我在学院工作相反，我担任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一把手期间，因为怕犯错误，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不搞大篇讲话，自觉地夹起尾巴；工作起来主动性差，不能推出系统性、系列性的工作安排。有的同志还为我捧场，美之曰“大智若愚”，教我哭笑不得。
　　当时我们作了这样的分工：我负责运动，刘雪锋负责生产工作，游兴懋负责组织建设；潘复生协助我主持全面工作，汪家道负责支左和社会治安。那个期间的工作是在大家推动之下开展的，主要抓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主持总结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当时驻黑龙江省的解放军报社记者，除了姜文品和一位姓郑的记者，从造反派里吸收了师院的董学章参与工作。他们积极推动并帮助我们撰写这个材料。我召集专门的座谈会，先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之后，我概括为4条，作为写作大纲：（1）从当地实际出发采取相宜的政策，主要是解放使用潘复生；（2）抓主要矛盾，控制舆论机关和专政机关；（3）依靠夺权单位内部的左派，主要是指报社和公安机关：（4）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夺权斗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高度，促进造反派的思想革命化。文稿由任万新和董学章执笔。成稿之后，我又做了个别修改，命名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一共总结了四大条：
　　一、革命造反派，根据当地的斗争具体情况，鲜明的体现了党的方针政策，团结省委内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
　　二、在夺取省委的领导大权之前，首先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喉舌报社、电台和专政机关公安局，掌握在左派手里，为最后夺权反动的核心堡垒（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盘踞的省委）作好舆论准备，坚决镇压反革命，保证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
　　三、坚定地依靠被夺权单位内部的左派力量，团结中间力量，坚决打击最顽固的反动力量，来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四、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左派队伍；左派队伍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了夺权斗争。
　　这个《经验》，《黑龙江日报》于2月6日刊登，2月9日，新华社转发，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最显著的位置，并在题后特别注明“此文系参加夺权斗争的红色造反者的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写成”。
　　第二件事，完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建设，主持制定《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二号通告》。2月4日，我主持勤务组扩大会议，提出了这样五条指导思想：彻底革命的精神，大破大立；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民主集中制，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干部必须实行三结合。讨论过程中，大家又做了许多补充，由起草组任万新等人执笔。
　　《二号通告》主要阐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新政权的宗旨、组织形式和干部政策。
　　关于新政权的宗旨，一共写了五条。
　　第一条提出，革命委员会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使我国永远不改变颜色的根本思想去考虑、去建设。应该是在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的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更为高级的、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政权。为此，必须充分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破大立，绝对不允许在旧政权的基础上搞修修补补的改良主义；只有彻底砸烂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拔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遗留下的流毒和余孽。
　　第二条提出，革命委员会必须强化专政机器。通告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忘记了社会主义时期尖锐复杂的夺权斗争，就会被阶级敌人把政权偷偷摸摸地夺回去，就会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就会使资本主义复辟。
　　第三条提出，革命委员会必须是精干、灵便、朴素、实际和五个最（最接近基层，最接近群众，最富有革命造反精神，最有办事效能，最能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为此，通告说，要彻底摧垮过去那套机构臃肿重叠，人浮于事，互相扯皮，不能办事，培养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官僚主义化的机构。
　　第四条提出，革命委员会必须实行三结合。
　　第五条提出，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加任何官衔，不要任何待遇，视条件并报中央批准，实行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加“补贴制”，取消高薪制。坚决摧毁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和特殊阶层的一切条件和基础。一切工作人员，都要经过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选举产生，受革命群众拥护的可以连选连任，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人人都能上能下，把革命委员会建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这五条，既反映了当时我们的思想倾向、政治理想，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舆论，人们心目中追求的理想目标。
　　当时，我要求负责起草的任万新等同志要认真学习和领会恩格斯为马克思所著《法兰西内战》而写的导言中的两段话，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其一，“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来的，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十六千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权限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其二，“……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指对国家的，本文作者注）崇拜就更容易生根。……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之下差。”
　　所以，在讨论这五条的时候，我们几个造反派头头最倡导的是普选和能上能下，潘汪最强调的是供给制，他们认为这是防止新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最好办法。因此，他们饶有兴趣地，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在供给制条件下的种种故事。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们描述这些故事的激动和兴奋之情，仿佛他们又回到那火热的年代。不过，当时我们所有成员，有一个十分强烈的共识，即认为旧政权的选拔任命制是不科学的，必须搞巴黎公社式的普选制，必须把党的系统和国家政权真正置于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监督的最好形式就是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不论职位高低，必须能上能下，不搞终身制，不能特殊化。
　　关于新政权的组织结构：
　　根据上述原则，《通告》规定，省革委暂由17名委员组成，以后再增加一些，设班长一人，副班长二人，在17名委员中，由五人组成勤务组，许多重大问题在革委会全体委员未讨论决定之前先由勤务组考虑提出意见。在革委会下，设立三委一办，即一个政治委员会，一个生产委员会，一个群众工作委员会，一个办公室，各委办下设若干职能组。
　　按照这个方案，革委会的人员编制比原省委、省人委的人员编制，大体上可以缩减四分之三。被缩减的人员，采取两种形式：充实基层和下放劳动。原省委、省人委等一切机构，宣布废除，其工作由各单位接管委员会，逐渐过渡到省革委会来。在讨论这些组织形式时，潘复生显得特别激动，调子最高。三委一办是夺权前一天定下来的。但搞多少人员合适，我们没有把握，是潘复生给我们下的决心。他说：
　　“人员多了就互相扯皮，搞文山会海，出修正主义。我看，有原来两委的四分之一的人就可以了。”
　　我说：“问题是原来的人到哪里去？”
　　潘复生说：“可以搞两条出路，一条是充实基层，一条是下放劳动。”
　　关于多余干部的出路，后来省委造反团想出了一个新办法，办五？七干校，那是1968年的事，并不是我搞出来的，梁晓声先生把它说成是我的功劳，那是安错了。
　　中国的国家机器特别庞大，究其原因，通过我在文革期间的观察，我认为有多方面的成因：一是人口多，事情多；二是干部文化水平不高，素质低，办事能力差，多数人是照抄照搬照办型；三是革命年头长，有一批老同志需要安置，不安置他们就骂娘；四是原来的山头多，照顾了这个山头，就要照顾那个山头。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每次都有一批新干部上来，有一批老干部下去，还有就是每次机构改革，也是拽新排旧，所以人员越滚越多。人浮于事，就是这样演变起来的。这也留待第十章再说。
　　关于新政权中的干部政策：
　　一定的干部政策总是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产物，它既是一定的政治路线的组织基础，又反过来服务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按照我们造反派的当时的想法，各级领导人要通过直接选举产生，一般工作人员也应该接受群众监督，目前这两方面条件都不成熟。但要为此过渡积极准备条件。于是，关于干部政策，我们制定了四条，其中心是干部的分配与安置。即一部分干部如何向革委会过渡，大部分如何安置的问题。通告提出，原来的一切干部，都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接受新的考验，由革命群众决定取弃。为此，通告采取了四种类型的不同办法：执行毛主席路线的，留用；犯有一般错误愿意改正或已经改正的，可以留用、调动工作，也可以充实基层；犯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四类干部，到群众中去锻炼改造。由于年老病残不能继续工作的，负责到底，照顾生活；对一小撮走资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要坚决打倒，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在讨论上述政策时，我记得最深的是，造反派委员特别强调的是，对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加以严肃处理，特别要警惕出尔反尔，两面三刀，对这样的人要加重处理。他们说：这是我们在文革中多次反复中得的教训。我还记得刘雪峰、孙宝生等在发言中举出一些例子时所表现的那种激动的情形，我对此也强调要注意两面派。我说：“对那些检讨要加以分析，最好的检讨是实事求是，有几分错就认几分错，千万不要信人家对天信誓旦旦的检讨，也不要信那些给自己无限上纲上线的检讨，这样的人，十个有九个是两面派。毛主席告诉我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注意两面派是要吃亏的。”所以，在发表的《二号通告》中，有两段这样的文字：
　　“只要是不坚持错误并有了改正表现的党员，要给予悔过的机会，如果是出尔反尔，两面三刀，要加重处理。”
　　“对那些参加过保皇团体的极少数顽固坚持错误的党员，和在‘红旗军’、‘荣复军’、‘战备军’等反动组织中充任骨干的党员要开除党籍。”
　　第三件事，解决各地夺权斗争中出现的问题。省里夺权，并不等于各级各地各单位都完成了夺权，取得了夺权胜利。在省革委会成立后，在政治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文革组，开始时归勤务组直接领导，负责调查研究、指导各地各级的夺权斗争和深入文革的斗批改。
　　我们首先抓了哈尔滨市的夺权斗争。为此，省革委从大专院校和工厂造反派中抽出三吴一王一于即吴久荣、吴中波、吴以恒、王平武、于聪敏去参加市里的领导班子。吴久荣，省中医学院学生；吴中波，哈尔滨电机厂技术员；吴以恒，伟建厂技术员；王平武，省体育学院学生；于聪敏，哈医大学生。这些人去哈尔滨前，由我主持他们开了一个小会，讲明他们去的初衷，说明他们在哪里任职、任什么职由哈尔滨市的革命群众组织——红色造反者哈尔滨市联合总部决定，希望他们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干出成绩来。后来，他们都成为哈尔滨市的革委会的常委，给了我莫大的支持。
　　哈尔滨市夺权的组织形式，没有采取革命委员会的名称，而是叫哈尔滨市人民公社，这是我当时不同意的。因为当公社领导班子班长的是哈军工造反团的黄克诚，他坚持原来在省革委会成立时要叫人民公社的主张，我很不赞成，也很不高兴，因此哈尔滨市大联合大夺权的大会我没有参加。后来，在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好”的指示发表以后，哈尔滨市人民公社也改为革命委员会。
　　现在，让我谈谈2—3月各地夺权斗争的情况。
　　各地夺权是由本地造反派同当地军分区或武装部为主联合当地革命干部进行的。省里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派大专院校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地搞宣传、搞支左，帮助当地造反派夺权，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二是对于当地夺权有争议的，由派出的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省里汇报。听取汇报的主要是我以及文革组的人，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地听汇报，常常是夜以继日，连饭也不能按时吃一顿。有时闹到半夜，我已经是迷迷糊糊的，甚至在那里呼呼睡着了，宣传队的负责人还在那里向我汇报。有时我搓着眼睛，打着哈欠问到：“讲到哪里了？”他们就得把我没听明白的地方从头再讲一遍。我原想，他们会对我发起造反派脾气来。然而，这样的事情一次也没有发生过。有时，我在迷迷糊糊之际，还听到有人轻轻地说：“我们的头太累了。”“让他迷一会吧！今天又是一整天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地汇报，我们分析情况，做出决定。在我这么个“迷糊”情况下作出决定，我真担心出问题。但是，还真没有出什么问题，我后来跟文革组的同志说：
　　“我好几次都睡着了，迷迷糊糊表态，有什么毛病没有？”
　　他们笑着说：“你真是个机灵鬼，睡梦里还能够给我们作指示。”
　　我说：“别开玩笑。快说说是怎么回事？”
　　原来他告诉我，我那时表现得很谨慎，不先发言，总是先问问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文革组意见统一，我就表态照文革组的意见办；如果他们的意见不统一，我就详细问问各是什么看法。他说我常说的话是：
　　“看基本方面的意见是否一致。如果基本问题看法不一致，就要再调查，把基本事实先搞清楚，再看为什么在基本问题上出现分歧。是因为我们去的人有干系、有牵连，还是有人搞了什么鬼，或是我们对调查的人和事有出入。如果在基本问题上一致，只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就要求大同存小异。”他说：
　　“这样，你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把了关。所以经过这样处理，尽管你有时候又累又悃，但大事不含糊，就出不了大事，大家愿意同你商量问题。”
　　他说的是否当真，我当时并没有在意。我在意的是，出没有出问题。也应该说，到省革委会工作之后，我意识到拍马屁的人不少，谁知道他们事后怎么说，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以后，在潘复生整我时，揭发我的问题当中，确实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这说明他说的是真实的。我想，这不是我的什么高明处，而是当时的斗争使我学乖了。这大概是游泳中学游泳的道理吧。应该承认，我在文革中，由于当上了造反派头头，确实受到了锻炼。当时主持造反派开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说不容易，主要是当时许多造反派有“造反派脾气”，说造反就造反，不管是造反派领导人，还是其他革命干部，如果有什么话说的不对劲，就要被轰下台。有不少造反派头头当不久，就是因为某件事说的不对，而易其人。我之所以没有遇到这种情形，就是我多少比一些人，注意多听一些别人的不同意见，注意同大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注意在有多种意见的会上，理出不同意见的线索，引导走向求大同、存小异的趋势，最后使少数不同意见的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多数人的意见。
　　根据2月份文革组掌握的情况，全省地区专署、市级单位，有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鸡西、双鸭山、松花江、绥化、苇河为左派掌权，佳木斯、鹤岗属于保守派掌权，伊春、大庆军管。全省65个县，属于左派掌权的25个，保守派掌权的11个，未夺权的18个，情况不清的11个。预计全省地市县级的夺权问题，到3月底可以基本解决。
　　第四件事，大力抓解放干部。革委会成立之后，我们感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应该抓干部解放。这在当时是件很难的事。正如读者看到的，革委会酝酿之时，就遇到了阻力；革委会成立之后，这种阻力变得更加复杂了。我觉得，夺权胜利后，各项政策应该走向正轨，一切应该体现政策、讲究政策。否则，就会犯错误，丢了政权。为此，我要求政研组，给我找找有关资料，准备在最近召开一次原省直机关干部大会，由我出面向他们讲讲革委会的干部政策。
　　2月中旬的一天，省革委会召开了以哈尔滨工人文化宫为中心会场的有线广播大会，由我向全体没有结合的机关干部作干部政策报告。这是一次非常有影响的大会，至今不少领导干部还记忆犹新，津津乐道，他们碰到我时，常常免不了要谈起这件事，表示对我的一分感念之情。他们说，从这次报告中我们看出了你的追求、思想和水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人们并不知道，我那时的心情是很紧张的，这就是担心在新的条件下犯错误，给人们认为赶走了老爷来了少爷，最后落个身败名裂。
　　2月份，胡云飞老师到革委会找我办完事以后，有所感慨地对我说：“没想到你还是老样，谦虚谨慎，没有官架子。”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心里想，这才哪里到哪里，弄不好，是要栽根头的。说来不信，我当时的惧怕犯政策错误要比我要做好工作的心思强得多。我不认为我这官就那么顺利地当下去，也并不认为自己就这样在群众中会有威信，所以我当时最注意的是要掌握好政策，这是哈师院的经验告诉我的。我总觉得，我的对立面一直在希望我犯错误，希望我赶快下台。
　　事实也果真如此。在省革委成立不久，从哈师院传来我被捕的谣言。说的是我犯了大错误，所以被抓了起来。这件事，潘复生得知之后，立即指示进行调查，查出造谣的人。后来查明，他是一位曾经参加八八团的，师院一名老工人L××，道听途说、张冠李戴传播开来的。我在文革中特别注意搜集那些反对我们的人的意见，从中作一些判断。我丝毫不夸大我的当时严以律己的自我约束力，夺权之后，我常常想起毛泽东在1948年离开陕甘宁的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我的干部政策讲话，陈延政给我起草了一个稿子，但我觉得缺乏针对性和革命激情，逻辑性也不强，特别是语言不够活，不具有亲近感、感染力。于是我甩开他给我写的稿子，讲了五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干部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使广大干部被动；
　　第三个问题：省革委会的干部政策；
　　第四个问题：干部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以后简称三个正确对待）；
　　第五个问题：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是这样打开我的议论的：
　　“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同志们最关心的是，革委会如何对待干部，如何使用干部。今天，我代表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来专门谈谈这个问题。
　　“干部问题实际上是个基本政策问题。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规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一切革命群众，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切实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不应该也不允许有损害党的方针政策的行为。一切背离党的方针政策的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必然给革命带来损失。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认真学习和领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一定要克服盲目性、随意性，提高自觉性、科学性。真正把毛主席和党的方针政策掌握好，运用好。正确对待干部，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干部政策，是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政策的关键。”
　　我发自内心地对干部们说：“犯有错误，愿意改正就好。我们应该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要去掉‘怕’字，换成一个‘敢’字；去掉‘私’字，换成一个‘公’字。要一面倒，不要随风倒；要做革命左派，不要做两面派。革命不分先后。要坚决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刀两断，勇敢地、积极主动地起来造反。我们革命造反派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们将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我说这些话是相当诚恳的，发自肺腑，也完全符合大家当时的心情和愿望，因而大家对我报以极其热烈的掌声。所以散会后，反应是空前的好。许多老干部用了他们当时能想象得出的溢美之词来称赞这次报告会，以至于我要是复述一遍，读者也许都不敢相信，而我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但我还是要写上几句。因为不这样也是不真实的。他们有的说：“我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干部，听过不少报告，这么推心置腹，还是头一回。”有的甚至说：“毛主席那么称赞革命小将，真是英明。革命小将真是好样的！”“这样的小将，人才难得啊！”“我文革初期犯的路线错误，现在看来确实是很严重的，我为什么就这样糊涂呢？听了今天的报告，我要是再执迷不悟，可真是犯罪啊。”散会后，反馈来的汇报，听起来真有点令人陶醉，飘飘然。然而，当时的严重斗争，并没有使我产生这种感觉。他们说之我听之，常常一笑了之，根本不放在心上。
　　不过，我是说话算数的。这次报告会之后，我连续主持革委会，多次召开组织组开会，要求他们，并且亲自与省委、省人委造反团，省委、省人委机关接管委员会，商量解放干部的问题，要求在深入揭批的基础上，加强调查研究，加大结案的力度，加快结案的速度，大胆解放干部。我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抓这项工作：一方面要加强力量，调整各个专案组，首先把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以上领导干部的问题搞清楚，可以继续用的干部，要尽快提出意见，继续用。另一方面，要从原省委、省政府机关调进一批干部。
　　这个期间，我省解放干部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很得人心的。对于省一级的干部，我们先后结合了省委书记于杰、省委常委解云清、赵去非、陈元直、副省长关舟、陈剑飞、刘潜等人。当时同我打交道的主要是军工造反团的郭海。他当时是省委机关接管委员会的负责人。我多次对他讲我的想法，要他解放思想，不要怕人说你右倾，革委会有我支持你。这位贫农出身的大学生，个头不高，略比我矮一点，黑黑的方脸庞，眼睛笑起来经常成一条直线，平时言语不多，为人耿直，他对于解放干部特别积极。这位年青同志领着几十人，夜以继日，常常吃不好睡不好，在那个年代，为解放干部做了无法以时间这个量来衡量特别是人们看不见的大量工作。为很多干部查清了许许多多以前认为查不清的问题，给他们放下了背了多年的包袱。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发现，最早结合到省革委会的一些领导干部，虽然他们没有大的问题，对群众的态度也好，但素质不太高，能力比较低。于是我们便着手抓最棘手的干部解放问题。我们发现，省委书记杨易辰、李剑白、市委书记任仲夷等就是这样的一些干部，他们问题多，接受批判时态度不好，甚至有的还有顶牛现象。我指示郭海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敢于抓紧做这方面的工作。郭强按照我的这个想法，同省革委组织组，做了好多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像杨易辰这样的干部在革委会成立不久就结合进生产委员会来了。对于厅局级干部我们也解放了一大批。例如，商业厅长燕文卿、省总工会副主席陈德山、省妇联主任柏青、副主任孙亚琴、吴凌涛等人，也是这个期间结合到革委会来的。不过后来潘复生反右倾，以漏网走资派又把他们其中的许多人打了下去。我将留在后面来说。
　　这里要说的是商业厅长燕文卿。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几次批斗他，给他摸黑脸，他在批斗会后，洗完黑脸，又积极抓他认为他应该抓的工作，而且比之从前工作抓得更加有力，这件事，感动了省商业厅的造反派，取得了他们的谅解和赞扬，他们说：“这就是党的好干部。我们要打倒的是旧燕文卿，我们要支持的是新燕文卿。”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又通过简报传到中央，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表扬。于是，省革委成立不久，我们第一个把他结合到省革委会。这个生动的例子，既说明燕文卿能够理解毛泽东的本意，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也说明造反派要反掉的是干部的官气和错误，并不是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它有力地驳斥了一些人所谓造反派就是一帮无赖，就是要夺权当官的澜言。
　　第五件事，抓生产。应该说，在文革中我们当时十分重视生产。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黑龙江省，至少说是我们这些大学生，意识到反对派秋后算账算计我们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打击面的问题，没有执行好政策；一条是生产受到影响。前一项是团结大多数问题，不得人心就不能取得群众的支持；后一项是革命的目的和归宿，生产停滞了，不能保障群众的正常生活。因此，我们同工农商打交道的时候，特别注意，不要因为我们的行动影响生产、流通的问题。这在夺权前已如前述。
　　我在前面说过，在黑龙江省，经济主义于城市并没有泛滥成灾，而是蔓延到了农村。为此，省革委会一成立便抓紧这方面的工作。于2月3日，由我签发了对全省农村的一份文告，以省革委会的名义，向全省农业战线红色造反者发出一封公开信，大标题是“抓革命促生产”，副标题是“彻底粉碎经济主义，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文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列举了农村经济主义的七大表现：分掉生产费，少分或分掉公共积累，少还贷款和机耕费，分掉储备粮，卖掉牛马、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参加分配，乱发高工分、高补贴用以鼓励农民进城，还有弄虚作假、制造土地纠纷、索取退赔款、瓜分社办企业或国营企业、闹福利待遇等等。根据上述事实，我们向全省农村革命造反组织、造反派，贫下中农、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发出了七项号召。号召大家，一定要学好毛泽东的“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著作、《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以及省革委会的《一号通告》和拜泉县四个群众组织的《紧急呼吁》等文件。要充分发动群众，运用各种形式，揭发阴谋策划者，将他们斗垮斗臭。要把生产队的粮食、现金、库存物资等，查封起来，不经革命群众批准不准动用。第二部分不太长，主要是号召抓紧备耕生产，莫失时机，做到春耕生产和文化大革命两不误。
　　根据春耕在即、不违农时的想法，于2月13日，我签发了省革委会《关于掀起备耕生产高潮的动员令》。《动员令》说，一个真正的红色造反者，必须既是革命中的先锋，又是生产上的闯将。我们提出，为了适应备耕生产的特点，一般白天搞生产，晚间闹革命。在《动员令》里，我们还提出地方工业、商业、供销、交通运输等部门，要把支援农业放在首位，保证春耕生产所需要的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和调拨。机关、学校和其他企事业单位，都要组织力量，有计划地深入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参加生产劳动，积极参加春耕生产。这个动员令通过报纸、广播发下去以后，我问过一些人，情况怎么样，他们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在城里这么乱的情况下，农村的备耕生产却一点也没受什么影响。我对他们说，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毛主席有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十六条》有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二是农民最讲实际，要吃饭，要生存，怕误农时吃不上饭，饿肚皮。他们笑了，我也笑了。说真的，我真有点对农村不放心，经他们这么一说，我特别高兴。
　　这里我还要特别提一下革委会成立不久之后召开的全省第一次抓革命促生产春耕生产工作会议。当时为了不误农时，定在2月1日至6日。这是革委会成立后所召开的第一次县以上干部会议。在第一天会上，由生产指挥部主任、省军区张万春副司令员主持，我第一个讲话，潘复生作动员报告。我在会上没有正面讲生产问题，只在会上讲了团结和解放干部问题。我说，我不具体讲生产，但是，我想大家听了我的这个讲话之后，一定会很好地把生产搞上去的。因为大家最关心的是干部问题、团结问题。有了干部，有了团结，生产就会抓上去。
　　我没有写讲话稿，大概讲了一个来小时。但是我没有大讲干部政策，而是通篇讲团结。我说，翻开毛选，从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到毛选四卷的最后一篇文章《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历次政治运动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反复讲，分清敌我，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扩大革命战线，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我按照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把毛选的一系列文章，逐篇抽出或分析有关团结的论述，最后讲到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主专政》总结的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到社会主义时期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他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十六条》，都强调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对付最主要的敌人。这是毛主席战略策略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今天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依靠团结，取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要巩固夺权斗争的胜利，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还是要靠团结。我希望大家要把团结的旗帜举得高高的。当然，我们讲团结，不是一团和气，不讲原则。我们讲团结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揭批走资派，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实现的。但是一定要从革命的大局出发，从团结对敌出发，有一个团结的愿望。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伟大目标，取得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夺取抓革命促生产的双胜利。
　　我的这篇讲话，得到与会者的一再热烈鼓掌。他们要求把这个材料印成文件。我答应以后整理登报才使大家安定下来。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因为事情纷至沓来，竟没有兑现，至今我还引以为憾，感到是一次莫大的食言。在我的生平里，我始终牢记信用为本的格言和训诲。这是我最严重的一次食言，因为这个缘故，我几乎还记得人们对我企盼的目光和神情。同时我也很珍惜那次讲话，自认为它既是我临场发挥，又是我一个阶段积极思考的长篇创作，它把我关于团结的思想成果推向了制高点。
　　就是这次讲话之后，社会上流传着我能把毛选和毛主席著作全都背下来的佳话。说我能背下来毛著，未免夸大其词。但我要说，我当时确实能把毛主席的许多主要著作和当时不少社论以及《二十三条》、《十六条》比较熟地加以概述。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在学校里，从电机校到师院政治系，学习毛著和其他经典著作时，认真地读、反复地记，这是我那时除了早晚锻炼身体、一日三餐之外，全部时间用来读书的结果；二是到了文革期间，难得的716之后的那一段时间，对当时的运动出现的反复，积极思考，准备上书毛泽东，要造反前，抓紧时间到毛著、到当时发表的社论中找答案而学习的反馈。至于当上头头之后，那种逼人的形势，迫使我抓紧时间读书、看报、听广播，因而在那时我即兴讲话长篇累牍引用毛著不打蹦，做到出口成章。
　　对于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情况我是特别关切的，因为我把它看作干系我们造反派的荣辱兴亡之道。
　　2月的一个晚上，突然全市停电。这一突然事件意味着什么，我是从办公室的负责人郭善祺那里知道的。他说，如果突然停电，损失最不堪设想的是钢铁厂。我急忙问其故。他说，因为炼钢炼铁，高炉里正在熔化的铁水就会突然降温而出大事故；其次就是医院，正在手术的病人，很可能因为突然停电而丧命。于是我急忙问这次停电是何故，当他们告诉我是热电厂的问题时，我便马上叫人备车前去热电厂。我到那里要见该厂总工程师和领导人，出面接待我的是一位个头不高，脸庞泛着黑光，身体显得很结实健康的中年男子，自称是厂里的负责人，今晚的总值班，我问明原因后，要他们赶紧修复。我说：
　　“现在是省革委会刚刚成立之后，革命生产必须两不误。请你们务必抓紧时间修好。如果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停电时要事先通知，不能搞突然停电，否则就要追究你们的责任。”这位黑不溜俅的中年人，当时多少有一点紧张，连连点头表示：
　　“一定照办，请省革委会放心。我们电厂一定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排头兵，保证发好电，保证全市人民生产和生活用电。”
　　我告别这位总值班，便驱车打道回省革委会。路上我对随我去的办公室负责人郭善祺说，请办公室转告生产指挥部要注意电力、交通、能源供应、市场供应方面的问题，要特别注意防止出事故，争取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后来热电厂传出我坐“红旗”轿车夜查电厂的故事，就是指的这件事。其实，当时坐什么车，我一点也没注意，我想的是赶快去电厂。
　　第六件事，抓文教领域的斗批改和红卫兵的思想建设。省革委会成立后，斗批改仍然是大方向。为此，我们一手抓夺权，推动各地、各系统、各部门的革委会建立；一手进一步抓紧大批判，特别是开展对以经济主义为特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大批判，大力推动文教领域的斗批改。在文艺上，主要是学习、宣传革命样板戏、排练革命样板戏；推动龙江剧改革，组建龙江剧院；排练大型歌舞剧《东北新曙光》等。高校抓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组织人员学习毛泽东的教育思想，重新总结、评价“萌芽学校”的历史经验，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研究，探讨新的办学道路和门径；抓复课闹革命。卫生战线主要是批“城市老爷”的倾向，积极探讨预防为主、群众预防、如何完善城乡医疗制度的问题。在这一期间，由我签署批准了在哈尔滨成立职业病专业医院。体育战线主要是宣传毛泽东的体育思想和体育实践，特别是提倡到江河湖海游泳的号召，抓群众体育活动。二月下旬，潘复生提议、省革委决定我担任哈尔滨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委会主任，我根据省革委成立时给毛主席致敬电的精神，积极推动大专院校的红卫兵思想建设，抓反对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以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积极筹备毛著积极分子讲用会，以哈师院写的《为把我校红色造反团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奋斗》的文章为契机，首先推动哈师院红卫兵的整风，积极筹备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
　　第七件事，接待外宾。黑龙江省夺权与众不同的做法，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引世人瞩目。那时，一些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第三世界朋友到我国访问，想了解文革情况的，中央有关部门就往黑龙江介绍。在2、3月期间，我先后接待了非洲、瑞士、挪威、日本等国的友好人士或左派进步人士。在这些接待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件事。
　　其一、瑞士人士问我：“潘复生是省委第一书记、省里的一把手，他是革命领导干部，为什么他还要参加夺权，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实在问的好，其时其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对。当时我是这么回答的：“因为省委、省政府是一个整体，原来的第一书记欧阳钦和第二书记、省长李范五走资本主义道路，省委、省政府班子是由他们控制的，潘复生是文革前中央派来的，他们对潘复生进行排挤。文革初期，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潘复生公开承认错误、支持造反派，但李范五等省委主要领导仍然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多次反复，所以当我们造反派夺省委、省政府权的时候，潘复生又站出来同我们一道夺权。”瑞士人频频点头，表示理解。
　　其二、日本社会党左派联盟大概10人左右，组成一个团，要求我向他们介绍黑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全过程。我差不多用了一个白天的时间，给他们叙述并讲解了我省文革情况和有关体会，借机大讲毛泽东思想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并回答了他们的许多提问。日本朋友对此比较满意。当时，省里陪同人员，除了外事办的人员以外，还有文革组的管大同。细心的管大同为这次谈话作了详细记录。毛主席逝世之后，打倒四人帮不久，管大同到我家门口见到我，要把他整理的这个材料归还给我，因为当时我的心绪很乱，似乎有一种说不出的莫名的害怕和担心，我没有要，请他为我保存。
　　第八件事，抓革委会成员和机关的学习。我前面已经提到，由于当时革命队伍存在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何提高思想、统一认识，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因此，我当时在这方面抓得比较自觉。2月9日，我主持全体委员会议，确定了学习制度，规定每个人一周内至少要自学8至9小时。学习的内容是当时两报一刊传达的毛主席最新指示、社论、“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以及《毛主席语录》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委领导”、“群众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等。当时机关上班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学习，应该说基本做到了。因为那时候，群众监督性极强，不这么做就有人造反，办不了公。
　　斗转星移，革命在前进，生产在发展，人们对于新生的革委会领导开始习惯，并且正在朝着一种新的秩序过渡，一批年轻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正在深一脚浅一脚地成长，我们的自我感觉也不错。但是毛泽东、周恩来对于一个毛孩子领导东北边陲之省是极不放心的。据当时传闻，毛泽东对于文革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闯将，像蒯大富等这样一批优秀青年学生，曾经寄予过很大的期望，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许是这些人阅历浅薄、独特的个性和善于思考的倾向，使他终于改变了初衷，他还是觉得，这些孩子毛手毛脚，不知深浅，只有他带出的老干部，才是信得过的。正在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来自北京的信息，打破了我的盲目乐观。
　　潘复生几次在革委会上谈到他昨晚接到周总理的电话，说周总理对黑龙江省的革命生产十分关切。到3月初，潘复生在一次革委会上又郑重地说：
　　“周总理非常关心我们龙江的工作，他昨天晚上给我打来电话，要求我们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汇报团到北京汇报工作。”
　　这件事潘复生事前并没有跟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我个别交谈，使我和其他造反派委员感到特别突然，但我们从心里感到格外高兴，因为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我们龙江人民的关怀，必将极大的推动黑龙江省的革命和生产。后来我才意识到，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很迟钝的，是个地道的书呆子，幼稚的可笑。我在这时，一点也没有思考过，这是毛泽东、周恩来要调整黑龙江省革委会领导班子的信号。我的参谋不少，他们常常有什么事给我提个醒，但在这件事情上，还没有一个人向我作过任何明示或暗示。我和许多人后来谈起这件事时，以为革委会是一个临时权力机构，其负责人是在暴风骤雨的群众斗争中，经过群众组织推选出来的，两个通告也写得明明白白，以后要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新的权力机构予以取代。所以，我们谁也没有料到在这个时期中央要调整领导班子，要重新恢复任命制，重新启用原来的老干部。也就是说，我对于文革以后的政治体制转换处于天真幼稚的朦胧憧憬之中。到北京之后，一开始我也没有这个意识。回想起来我感到自己见事迟、政治愚钝。由于这样一种思想状态，所以，当时我根据潘复生的传达，抓了两个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是积极组织汇报团；二是准备向中央汇报的内容。
　　对于汇报团的组成，我们开会定了三条原则：首先是革命性，汇报团的成员，一定是最坚定的文革左派，他们忠于毛泽东思想，在斗争的关键时刻，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其次是代表性，要有省革委成员，也要有基层各个方面的代表，军干群，工农商学兵都要有；三是年龄结构要合适，老中青三结合。
　　经过酝酿、反复调查核实，最后确定了26人组成“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汇报团”，具体组成是工人代表5人，农民代表3人，解放军代表4人，学生代表5人，革命领导干部代表2人，商业服务系统代表2人，文教方面代表2人，机关干部代表3人。其中中共党员17人（包括预备党员3人），非党员1名，其余为共青团员。
　　5名工厂代表是：北满钢厂工人李树森、哈尔滨发电厂工人姜凤珍、哈尔滨锅炉厂工人于庆彬、哈尔滨石油配件厂业余教员刘雪峰、哈尔滨伟建厂设计员孙宝生。当时就是这样，所谓工人，并非指的是第一线的产业工人，而是在工厂工作的人，都视为工人。这是当时的一种观点，也可以说是一种思潮。应该说这也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时尚，至今依然如故。读者到处可以联想这种情况。
　　3名农民代表是：依安县通宽公社社员宋淑芳（女）、肇州县双发公社社员许占义、望奎县先锋公社社员韩大凤（女）。
　　4名解放军代表是：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双城县人武部政委王爱国、望奎县人武部政委范凤鸣、省军区保卫处副处长张富。
　　5名学生代表是：范正美、哈尔滨体育学院学生王平武、哈尔滨军工学院学生边士军、郭海（在省接管委员会工作）、黑龙江工学院学生聂景民。
　　2名革命领导干部是：潘复生和燕文卿。
　　2名商业服务业代表是：省外贸局一般干部毛远珍（女）、省水产局人事干部纪勇。
　　2名文教代表是：《黑龙江日报》见习记者李振盛、省电台朝语部编辑李德松。
　　3名机关干部代表是：省总工会研究员张林、肇州县副县长孙洁、哈尔滨市共青团市委一般干部刘宝民。
　　关于汇报的内容和分工，在哈尔滨我作了这样的安排：全省夺权情况-刘雪峰；三结合与干部政策-郭海；抓革命促生产-燕文卿；大专院校-聂景民；镇反情况-张富。此外，我还安排了关于典型汇报问题：哈尔滨市-王平武；北满钢厂-李树森；哈尔滨石油配件厂-刘雪峰；肇州-许占义、孙洁；望奎-范凤鸣；省市委机关-郭海；大专总部-聂景民、边士军。为了进一步发展省里的形势，我还归纳应该请示的问题有七大方面：党的组织恢复问题、地专领导机关设置、特区、林业总局和农垦总局设置；有关学生毕业及参加接管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问题；劳改农场归地方管理问题；森林警察建制（包括3000人员及其由省军区管理、次森林划给部分社队等）；大庆专题汇报问题；军工八八团后台以及省报纸张和机器问题。我叙述这么多，不是说我当时安排得如何周详细致，而是想告诉读者，在我的生平里，这是我第一次悟性迟钝，我一丁点儿也没有想到汇报请示的根本问题应该是由潘复生、汪家道担任革委会的一二把手，而不应该是我和刘雪峰。读者会想到，不是还有一个游兴懋吗？且请听我说明。
　　如前所述，游兴懋是哈军工造反团的负责人之一，接合到省革委之后，经常回哈军工，跟我打招呼请假的理由是，学院有事，或者接到军工造反团的电话要他回去。此人身材魁梧健壮，黑黑的头发，一对隆起的一字大眉，使得闪亮的大眼睛饶有精神，加之道地的一身合体的黄军装，显得特别英俊、帅气有派，在北方大厦出入，格外引姑娘们侧目。就是这位军工大汉，言语不多，却喜欢同女服务员聊天。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位同志却背着我们，同军工个别人（请允许我隐去真实姓名），在搞潘复生同27人大字报的联系，并且秘密地整理了一份材料，将潘复生冠以炮打文革的黑后台，准备状告党中央。尽管他们自以为谋事极密，终归一时疏漏而被军工造反团的一名人员通过汪家道向潘复生告发，于是潘复生找我和刘雪峰等，云云哈军工要游兴懋回校。按照当时革委会的做法，群众代表可以由本单位随时调回，我们当然就同意了，并没有作多么复杂的思考，特别是出于对潘复生的高度信任。于是潘复生得手，依靠汪家道，将游兴懋以“反革命”之名送进了监狱。此前，对游等进行了多场批斗。这件事潘复生做的表面上严密有序，表现了一位老练政治家的胆识、干练和果决。这事我以后还要详加述说其原委。
　　这样，我们去北京汇报的时候，革委会的正副班长就只有我和刘雪峰了。
　　我记得潘汪于3月9日坐飞机到达北京，我们其他成员是3月11日到达北京的。潘汪到达北京的当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肖华、王力、关锋等中央领导接见了他们，宋任穷和陈锡联在坐陪同。潘复生作了全面汇报。
　　我们这些人在北京等了五六天，3月16日晚饭之后，接到中央文革的通知，要我们代表团中的全体群众代表到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接受中央文革领导接见。当晚11时，出面接见我们全体群众代表的中央文革领导只有一位戚本禹。戚本禹这次找我们群众代表的本意是，要我们群众代表让潘复生、汪家道任省革委主任副主任，但是他没有直接了当地说出，而是忽悠了一个大圈。
　　戚本禹这么开始他的谈话：“黑龙江省革命搞得很好，很早就想向你们学习，今天请你们来谈一下。”接着，他对着汇报团名单，一一认了一遍之后，又说：
　　“先听听你们的意见，近几天有什么想法？”对于这句问话，我和刘雪峰互相对视了一下，感到很突然，想不出问者用意的真谛，于是我反问了一句：
　　“戚本禹同志，您想了解我们哪方面情况？”
　　戚本禹不采地说：“你们的情况从报纸见到了，潘复生同志汇报我也看了，在这个基础上找你们再谈谈。”
　　于是，我开始汇报，谈了一些情况之后，戚本禹忽然问道：“你们核心经常开会谁主持？就是主席说的你们弹钢琴的班长是谁？”当大家指着我说，“范正美是班长，刘雪峰是副班长。”
　　戚本禹说：“我有个建议，你们应当让潘复生同志挂帅。他是省委书记中较好的。十一中全会上，我们在一个小组，他是坚定支持左派的，当时为左派说话的没有几个。像曹狄秋对左派就怕的要命，发牢骚。而且潘复生与刘邓路线斗争是比较坚决的。潘复生这样的人都不能当班长，不能挂帅，其他省就更成问题了。汪家道也有阶级斗争经验嘛，可以做副班长嘛。看干部不要看他是干什么的，要看他代表哪个阶级，代表什么路线，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就一视同仁嘛。你们把正副班长交给他俩，我想你们不会有意见吧。革命委员会是集体领导嘛。潘复生的意见正确就按着他的干，不能认为当班长就不是阿斗，其他委员就是阿斗，那么群众就更是阿斗了。这种说法不正确。游兴懋挑拨，你们没有上当，这很好。当班长是为人民服务的。谁来当班长，谁来弹钢琴呢？必须是有领导经验的。让潘复生来做班长，他是中央候补委员。你们可以提议给中央打报告，请中央做决定。你们说，这事他本人不好提。你们做个委员，把你们报为班长，而让潘复生做个委员，中央不好批啊。论权威，你们在群众中是有威信的，但是从全局看，特别是在干部中和军队中你们的威信是不如潘复生和汪家道。你们可以做个委员嘛。他们要向你们学习，但你们要向他们学习的恐怕就更多些。上海、山西、山东等地已经批了。上海是姚文元，山西是刘格平，山东是王效禹……这次你们来主要不是为了得到中央的正式批准和承认吗。过去中央知道黑龙江省有问题，才派潘复生去的，结果那里勾结得严严的。潘复生受到排挤。现在，潘复生和你们造了反，你们得让他真正当书记。要革命就彻底革命嘛。”
　　说到这里，戚本禹问我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我首先表态完全拥护潘复生、汪家道当正副班长，我个人的安排完全听从组织和群众的安排，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没什么要求。我说完之后，刘雪峰也作了同样的表示。其他群众代表没说什么，戚本禹就起身与我们告别。
　　第二天，我在住所召集了汇报团全体大会，汇报了昨晚戚本禹代表中央接见群众代表的情况，传达了戚本禹的讲话。潘复生和汪家道在会上表示，他们已经知道这个精神，并表示服从中央安排，要向小将学习。我问潘复生应该怎么办？他要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征求一下家里有什么意见没有。我明知道，这是走过场，但我还是按潘复生的指示，给张万春同志（离开哈市时，指定由他主持工作）打了电话。在我写这段回忆录时，翻看了我的笔记，是这么说的：
　　“根据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的意见，我省革命委员会班长、副班长应该由潘复生、汪家道同志担任，我们来京的同志和潘、汪一起研究，完全同意戚本禹同志的意见，决定由潘、汪分别担任班长、副班长，并改称主任、副主任。委员会设51人，常委19人，具体人选回家一并研究定。现征求你们的意见，上报中央批准。如无异议，可以不来电话。如有不同意见请来电话通知。建议立即召开全体委员开会。”
　　记得过了两天，潘、汪打电话，用车把我接到京西宾馆他们的住地。潘复生、汪家道亲切接见了我。告诉我，以黑龙江省革委会的名义给中央写个报告，由他们二人任省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我不知道如何写，就由潘复生口述。报告用标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字样的白信笺这样写道：
　　中央：
　　经研究，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同意由潘复生同志任主任，汪家道同志任副主任，
　　请批示。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范正美
　　1967年3月18日
　　至此，我的班长之职就卸任了。历时50天。
　　3月19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周恩来、康生、陈伯达、肖华、王力、关锋、穆欣等接见了全体汇报团。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还没有见过。一个是领导问题，一个是要扩大的问题。我们提议，你们来信（指我写的报告）也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同意以潘复生为主任，汪家道为副主任的革命委员会。”
　　之后，周恩来还就有关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大体有这么几点，我在这里也是复录当时的记录：
　　关于运动发展，周恩来说：“初期，学生起了很大作用，初期有丰功伟绩，破旧立新也好，大串联也好，都有很大功劳。去年10月以后，林彪同志号召开展两条路线斗争，也是学生从北京到各地，也是学生到工厂、到机关推动了路线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运动、前进，反动路线要反扑，搞经济主义，是新形式。他们钻进来假夺权，这对我们认识到要夺权了，工人阶级就当了先锋，上海工人阶级打响了第一炮，由很少人，发展到群众运动，由几千人发展到上百万人上了街夺权了。这是第二阶段。这时反动路线进行了反扑。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形象化点说：展开了全面内战。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从今年一月，‘一月风暴’，席卷全国，连锁反应，夺权斗争，闻风而起。光学生造反派还是不行的，仅工人也不行，还要革命干部，要大联合。”
　　关于三结合问题，周恩来说：“我们夺的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不是夺所有犯了一般错误干部的权。只要彻底改造，不是反动的，不是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一般的领导干部都可以吸收三结合。一个地区的权力机构三结合要慎重，要是不慎重，就复辟了。没亮相的干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坚决的，群众通不过的，不能参加结合。三结合，不是凡是领导就结合进来，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需要革命干部参加领导，但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军队出来支持，必须讲究三结合。军队支持夺权才能站住。军队是文化大革命的支柱，广大群众是基础，革命干部是骨干。”
　　关于批判刘邓路线，周恩来说：“过去刘邓路线是一律打倒，在干部路线上还没肃清。打倒一切的流毒，还是从刘邓那里来的。他们就是这样搞的，到一个学校，干部一律靠边站。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不是说了吗？打倒一切是形‘左’实右。他们六四年‘四清’搞人海战术，让干部一律靠边站。这个思想‘四清’时就有了，现在又复活了。”
　　关于反倾向问题，周恩来说：“既不能打倒一切，又不能让原班人马复辟。”“一种是没有阶级分析，一律让回来。有的人反动路线还发展，搞什么赤卫队，经济主义，这就是保自己。这样的情况要分析。有的人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就不能结合。”“领导干部三结合，必须严肃认真对待，搞两条路线斗争。”
　　关于李范五、欧阳钦问题，周恩来说：“现在的黑龙江省从省里造反的也是比较多的，搞一些阴谋的是李范五，欧阳钦是底子。这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对抗党中央，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独立王国。”
　　关于革委会的组织问题，周恩来说：“哈尔滨的大中学生都尽了力，潘复生、解放军都支持了你们，夺权斗争胜利了，但在组织上没解决。有人原来打算让潘复生、汪家道作顾问，经宋任穷说服，才做委员了。我们很久想解决这个问题，以前潘复生一再说条件不成熟，现在条件成熟了，解决了。革命委员会要扩大，十七个人太少了，根本不够，不能全面反映黑龙江省的情况。要有五、六十人差不多。别的地方，大庆、煤矿都要有名额。现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都没有。工人造反派名额要增加。学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现在名额少一些。中学生也是一个方面。黑龙江省是个重要农业生产的省份，很大数量是农民，要有他们的代表，至少大的农场要有一个代表。现在还没有搞起来，名额可以空着。现在反映的只是哈尔滨附近的县，革命委员会成员哈尔滨的多。要有工农商学、服务各行各业的人，军队相应也要扩大。领导干部比例太少些，只有两名。地专、厅局长以上干部总会有些人站出来的。你们过去对他们要求严，是好的，但过分严，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了。不是主要错误，可以帮助教育他们。一般干部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彻底检查就行了，不必联系历史。现在不是审干，不要调查他们历史，如果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历史问题，不仅要联系历史，而且可以调查他，搞他的专案。黑龙江省搞五、六十人才能反映全省情况。可以设常委，人数自己考虑。”
　　关于党组织问题，周恩来说：“在革命委员会里可以设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党政一元化，这是临时性的权力机构。核心小组要有新生力量，也要照顾各方面，自己研究。”
　　这次汇报，事先我都作了周密布置，大家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宣布“现在请你们汇报”，而是一个个问我们的姓名、在哪个单位、干什么的，那里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样？等等。原先我们都感到比较紧张，这样一问一答，大家就在无拘无束的谈话中进入总理要谈的正题，而我们原来要说的主要事情也就谈清楚了。我为总理的谈话艺术、不倦的工作作风和亲切诲人的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总理的谈话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就像长辈唠家常一样，把他那深邃的思想、严密的逻辑、应该明确和解决的问题，如行云流水般表述出来，没有任何做作和装腔作势的地方。上述几个问题，就是按照当时的谈话记录顺下来的，并非刻意整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总理。没想到，总理此后就记住了我。遗憾的是，我因为激动，竟没有请求总理同我们一起留影纪念。会后，大家把我好一顿埋怨，后悔终生。
　　全体受到接见之后，临别时，总理又对我和潘汪交代了几句话。一是“调欧阳钦到北京接受审查”；二是“李力安是安子文安排去的黑龙江现在已经明确了。”
　　周恩来讲完之后，一个个征求其他领导人讲话。只有康生讲了几句。他说：“要写文章，文化大革命嘛。在这方面，你们黑龙江省还要加强。要向上海学习。我看你们黑龙江的文章太少。”周恩来又补充说：“对啊，你们还要多写些好文章，希望在报纸上，能看到你们的好文章。”
　　这就是黑龙江省汇报团3月去京的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