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六册（1） [复制链接]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六章  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活动
第一节  林彪叛逃

本节资料

研究资料

《汪东兴回忆录》摘录
离北戴河西海滩两公里处的联峰山松树丛中，有一栋两层的小楼，这就是林彪、叶群住的中央疗养院62号楼(原为96号楼)。1971年9月12日，天色渐黑时分，林彪、时群正在这里忙着调兵遣将。可是从表面看来，62号楼却是十分平静，在这里服务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林彪、叶群在接到林立果马上要飞来北戴河的电话后，耍了一个花招，宣布当天晚上他们的女儿林立衡要与其恋爱对象张清霖举行订婚仪式。叶群指示秘书和工作人员说，不请人吃饭，但要准备好烟、酒、糖果、茶等，另外再准备两部电影招待大家。他们这样做，是要转移工作人员的注意力，掩盖他们的阴谋活动。
晚间，叶群还与林立衡一起看电影，电影的名字叫《甜甜蜜蜜》。8点多钟，林立果乘专机飞到山海关机场，9点钟到了林彪住地。林立果送了一束鲜花给林立衡，表示祝贺。林彪、叶群他们搞阴谋的事，林立衡当时不知道。林立衡与叶群平时关系不好，叶群有事总是背着她。林立衡是个很聪明的人，她看出林立果回来后，家里好像有事不让她知道。叶群一退场，随即和林立果去了林彪的房间。林立衡也没有心思看电影了，就从电影室出来，到林彪的房间外边去听。她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在一起谈话，隐隐约约地听他们说，要去什么地方。林立衡听到这些话，心里很紧张。她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 8341部队的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的队长姜作寿报告。
晚上 9点 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
我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向周总理报告后，周总理问我：“报告可靠吗？”
我回答说：“可靠。”
周总理对我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
我和张耀祠都守在我的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过一会儿。张宏又来电话报告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由于林立衡的报告，我们掌握了林立果是乘专机去北戴河，山海关停有专机的重要情况。我马上又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总理。
这时，周总理听了这些情况后，已经不能继续主持开会了，他也紧张起来。他安排其他人继续开会，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方面的问题。他打电话给我，要我不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我说，不会离开，我就在电话机旁边等着。周总理接着打电话把在大会堂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稿讨论会的吴法宪从会场上找出来，问他知道不知道有一架飞机从北京飞到北戴河去了。吴法宪回答说不知道，并说他要问一问空军调度室。周总理要求吴法宪立即去问。吴法宪就到另一个房间去打电话了。周总理这时又打电话给我．让我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宏。让他查一查，山海关是不是有一架专机，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
张宏很快答复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
晚上11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
周总理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
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总理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说她不知道。
叶群稍微顿了一下后，又改口对周总理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周总理在电话里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回答周总理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总理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
接着，周总理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周总理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警觉了，她慌了。周总理要是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搞不成了。叶群劝周总理不要到北戴河来，对周总理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这些情况、对话，是周总理后来告诉我的。周总理后来对我说，他确实打算去北戴河，已经让杨德中准备飞机了，
这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里，我在中南海的南楼。他和我都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周总理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去协助他临时负责指挥，还派杨德中陪吴法宪去了西郊机场。
林彪听了叶群的汇报，得知周总理要来北戴河。他说：“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此时，叶群更加惊慌，她也说：“越快越好。”
林彪要走的命令一下，62号楼的人忙开了，慌了，都不知为什么要走得这样快。林彪的汽车马上调到了他的住房门口。林彪快要上车时，叶群派人找过林立衡。
林立衡自从报告了林彪要去外地的情况后，已经不敢再回去了。这时，二大队执勤的哨兵也报告，说林彪住地很乱，搬东西的人来来往往。
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先后上了汽车。
林彪问林立果和警卫秘书：“去伊尔库茨克要飞多少时间？”
林立果说：“很快就到。”
林彪问完后，汽车就开动了。林彪的警卫秘书坐在前座上，后边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汽车驶到岗哨跟前，哨兵拦阻，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警卫秘书这时突然改变主意，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他的，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警卫秘书就打开车门跳下车。汽车里有人向他开了枪。
张宏、姜作寿等人看到这些，坐车跟上去。
林彪的红旗牌轿车时速开到 100公里左右，张宏他们乘坐的吉普车根本追不上。等张宏他们追到山海关机场的时候，林彪已经上了飞机。由于紧张和慌乱，林彪的帽子和叶群的围巾都掉在了地上。飞机那时还未加完油，就起飞了。专机的两个驾驶员，只上去一个，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有来得及登上飞机。
张宏他们在机场上把林立果找对象选来的几个“美女”拘留了。这些“美女”当时都发了枪，她们拿着枪不让我们的警卫战士进屋。张宏对她们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我们是保卫林副主席的，你们怎么这个样子？”警卫战士一进去，就把她们的枪缴了。
13日零点 32分，我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飞机已经起飞了。
与此同时，林立衡也打电话来对我说：“听到飞机响了，好像是上天了。”
我对她说：“你报告得迟了一点。”
她对我说：“刚听到飞机声。”
我对她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接你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
我立即打电话给周总理．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
我叫张耀祠同我一起去，我说，你要去主席那里接电话。我们和周总理几乎是同时到了毛主席那里。
我们正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我，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我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当时，毛主席的房间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我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让我马上去传达给吴法宪。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诉了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他的话，我没有告诉他。
这时时针指向 13日凌晨 l点 12分。飞机从起飞时算起，已经飞了 40分钟，快要飞出国境了。把这架飞机放过去，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对的。要是把这架飞机拦截下来。那可不得了！会在全国造成不好的影响。林彪是党的副主席，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拦截专机，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后来才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林彪、叶群经过长期策划，林彪认为，只要毛主席健在。无论是威望还是文的、武的。他都不是对手，所以他想出了三个计策，即上策是谋害毛主席。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中策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下策是往北叛逃国外。最后关头，他选择了下策。
13日凌晨 3点多，我们还没有离开毛主席住地，空军司令部又打来了电话，说调度室报告，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机号是 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正副驾驶员共5人，直升机正向北飞行。我马上将这个情况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和周总理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
空军的歼击机升空以后，由于天空很黑，直升机又没有开航行灯，所以经过一番搜索没有找到目标。
驾驶直升机的飞行员陈修文，是个很好的同志，后来被追认为烈士。他当时装着很焦急的样子，喊叫说没有油了，要降落下去加油。其实油是够的。周字驰说不能降落。降落下去，大家就都别想活了。周宇驰还谎称，林副主席已经坐三叉戟专机在乌兰巴托降落了。说你们不要害怕，出了国境就行。
陈修文听周宇驰这样一讲，操纵飞机摇晃了一下，然后利用飞机晃动的机会改变了航向。这时，天已经发亮，陈修文看到头顶上的歼击机了。周宇驰他们也看到了，很紧张。飞机开始往回飞，陈修文并将罗盘破坏了。周宇驰发现后，问陈修文为什么改变飞机的航向。
陈修文说，头上有歼击机，如果不机动飞行的话，可能要被打下来。
周宇驰又问陈修文，罗盘怎么不对。陈修文说罗盘早就出了故障。这样一来，周宇驰感觉到飞机的航向有问题。不知道飞机往哪里飞。陈修文知道方向，他驾驶飞机经张家口、宣化等地又飞回北京。直升机在怀柔沙峪的一个空地上空盘旋了 5圈后，开始降落。当直升机降落到离地还有 20米时，周宇驰开了两枪，把陈修文打死了。陈修文旁边的副驾驶员叫陈士印。他将陈修文身上流出的血抹在自己的脸上，躺在地上装死。
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从直升机上爬下来后，就往山上跑，一直到累得跑不动时才停下来。周宇驰说：“这样不行，早晚都是死，跑是跑不了的，咱们今天就死在这里吧。”他还说：“有两种死法。第一种是如果你们怕死，我就先把你们打死．然后我再自杀；第二种是如果你们不怕死，那就自己死。”说完这些话，周宇驰就把带在他身上的林彪的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撕碎。这两个被撕碎的罪证，后来都找到了。
于新野对周宇驰说：“我们还是自己死，不用你打。你喊‘一、二、三’，我们同时开枪。”当周宇驰喊过“一、二、三”后，“砰！砰！砰！”三声枪响，可是倒下的只有两个人，原来是李伟信怕死，他把枪弹射向了天空。看到周宇驰和于新野两个人都躺在地上死了，李伟信爬起来就跑。这时民兵已经赶到，就地把李伟信抓起来了。抓李伟信的时候，他还喊叫，说要找卫戍司令。
14日上午 8时 30分，在乌兰巴托，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打电话通知中国大使馆，说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要向大使通报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
9月 14日中午 12时 20分，中国驻蒙古大使将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报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在代外长姬鹏飞主持下召开了党组会，并将这个情况很快抄报了党中央。
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
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
我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
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
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毛主席又问我：“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
我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
这个消息虽然很不具体，但它却使毛主席、周总理和正在人民大会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我国驻蒙古大使后来到飞机失事的现场去了解了情况，弄清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 10公里处，是中国民航 256号三叉戟飞机，机上8男l女，全部死亡。关于飞机坠毁的情况和我国外交部交涉的情况，大使和经办的外交官都已经有文章发表，是可靠的，不久，我们把从直升机上和周宇驰等人的自杀现场缴获的林彪的一些文件，如林彪的手令、给黄永胜的信等调出来看时。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都惊呆了。
林彪叛逃后，关于如何处理同林彪有密切关系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毛主席对周总理说：“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但是，黄永胜这些人，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十天后，毛主席把我找到他的住处说：“黄永胜他们怎么处理了？你去问一问总理。”于是，我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向周总理汇报，说毛主席催问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
周总理让我等一下，等他接见完外宾后，同他一起乘车去见毛主席。
当我同周总理到达中南海毛主席住所后，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黄永胜他们在拼命烧材料。
毛主席说：“是啊，那是在毁证据嘛。这些人在活动，这些家伙是要顽抗到底了。”
周总理对毛主席说：“我马上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办成。”
周总理和我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后。周总理说：“你不能离开中南海了。
要严加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们有事时可以找张耀祠、杨德中，必要时找你。”
我当时向周总理建议不要在集体开会时解决，要分开来。一个人、一个人地办。
后来是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宣布的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决定。当时，怕他们反抗，把福建厅的烟缸、茶杯等都端走了。周总理对他们宣布说：“限你们十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这个事还小呀，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大！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

　佚　名《林彪叛逃前夜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家领袖们》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深夜，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灯火通明，政治局的常委们正在这里召开会议。按照惯例，政治局每星期要在这里开两三次会。会议进行到１０点半，有人进来和周恩来耳语几句。周恩来警觉地直立起身子，似乎很吃惊。他立即宣布会议暂时中止。顿时，与会的首长们轻轻骚动起来，用不解的眼光相互询问。看来事情发生得很紧急，也很严重，不然总理的神情不会这般紧张！当时江青也在会场，她没有像平时那样大惊小怪的，而是站起来早早离开了会场。等在门外的警卫们，看见大会堂的服务员开始忙进忙出，收拾茶具、毛巾等开会用的东西，知道散会了。不过都觉得奇怪，今天的会议怎么这么早就散了？搁在以往，不到半夜三更是散不了会的。这样的例会，开会的首长一般不带秘书，除周恩来带医生，江青带护士外，其他人只带警卫。警卫员看见散了会，就起身去照顾自己的首长。周恩来的保健大夫张佐良没有警卫任务，一散会，他就可以离开大会堂回去。他提起氧气箱正准备走，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叫他不要走。本来他对提前散会就觉得奇怪，现在又要他留下，更觉得纳闷。一向对环境淡漠的大夫，这时也嗅出这里的气氛不对。不对在哪里，他也说不清。直觉告诉他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在中南海工作的人，必须严守一条纪律：不该问的坚决不问，不该说的坚决不说。当时被通知留下来的几个人，相互也不敢随便打听，默默无声地集中在福建厅的外面，等候上面的安排。一会儿，办公厅的领导向他们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要走，住哪儿，等会儿听通知，不要往家里打电话！
　　一听这没头没尾的纪律，张大夫心里直嘀咕，１９６５年就跟总理了，前后也七八年的时间，跟总理住过钓鱼台、玉泉山，就是没有住过大会堂。主席倒是常住大会堂１１８房间。总理今天怎么也要住大会堂呢？我们住哪里还要等会儿再通知，又不让给家里打电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越想越乱，越理不出个头绪。后来干脆就不想了，还是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服从命令总没错！
　　周恩来有个奇特的生活习惯，他外出都是用自己的被褥，哪怕是出国，他的被褥都要带着，尽管这套被褥已经跟他很久，也非常陈旧，可是总理睡觉就是离不开它们。他已经习惯了它的气味，好像盖上它们，才会有睡意似的。这次他住在大会堂，会议厅里也没有现成的被褥，即使有，总理未必还有时间睡觉。但是总理的卫士长还是叫西花厅的警卫员将总理用的被褥抱到大会堂来。
　　等张大夫回到福建厅，却见总理急促地走出来，往东大厅方向走去，他提上药箱赶紧跟上。总理进东大厅就将门关上，张大夫也不敢贸然进去，就在门外找了个地方坐下。心想，如果总理需要用药，他进去也方便。
　　已快午夜，东大厅外的走廊里，仍然像白天一样，人来人往穿梭不停。不一会儿见叶剑英快步走来，闪身进了东大厅。接着，警卫局局长杨德中也来了，张大夫觉得有些困倦，这时，周恩来的卫士长跑出来叫道：“张大夫，进来，把药箱带进来。快呀，这是杨局长的命令。”张大夫还以为是总理身体不舒服了，赶紧进东大厅，扭头朝北小厅一望，门开着，总理坐在桌边，全神贯注地抓着电话，高声问：“现在在什么位置？赶快查清楚……赶快汇报。”不像是要用药嘛，张大夫想。他再回头一看，叶剑英勾着头，反背双手在东大厅里来回踱步，不停地一圈又一圈地踱步，好像满腹心思。张春桥阴沉着脸，坐在靠角落的沙发里，一口接着一口吸烟……看见这番情景，张大夫刚刚松动的心又紧了起来。特别是总理直呼黄永胜的名字，叫他立即来见他。这越让人觉得气氛不正常，总理平时从不这样叫人，不是名字后面带上同志，就是称职务。听见总理这样直呼黄总长的名字还是第一次。
　　黄永胜神色紧张地走了进来，一动也不动站在总理旁边。总理也不叫他坐下，仍然对着电话焦急询问：“在什么位置？喂……现在究竟在什么方位？什么方向？怎么会没有呢？赶快寻找！”张大夫暗暗猜测：是不是导弹基地出了毛病，把导弹的弹头给打丢了，没准儿会落在北京的头上，那就糟糕了！……不然总理怎么会这样着急问位置在哪里。这时已经是１３日的凌晨。
　　离北京不远的山海关机场，一架三叉戟飞机正带着巨大气流，强行滑出跑道，载着副统帅夫妇和他们“超天才”的儿子林立果，朝着黑暗的夜空逃窜而去。“大红旗”专车被孤单单地遗丢在机场的跑道上，车子后玻璃上，留着三个还微微发热的子弹痕迹。坚硬的防弹玻璃有效地阻止了警卫连长追逐的子弹，使得林彪多活了几个时辰。直到今天还能看见当年林彪乘坐专车上那三个白色弹着点，这恐怕是中央警卫局多次执行秘密任务中，惟一能听见枪声的行动。
　　９月１３日凌晨２点３０分左右，林彪乘坐的２５６号飞机，坠落在蒙古温都尔汗。剧烈的爆炸声震碎了沙漠的宁静，冲天的大火映红了漆黑的天空。
　　山海关到飞机坠毁现场只要一个小时的航程，而不知为什么，三叉戟却在天空上兜了一个多小时的圈子，飞机燃料已经无法支撑他们到达目的地了。后来对于失事现场的调查也说明飞机是因为迫降失败，才造成机毁人亡的结局。
　　回顾这段历史，众所周知，毛泽东在视察南方的途中，及时预感到林彪反党集团要对他下毒手的阴谋，提前回到北京，使得林彪集团妄图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阴谋败露，不得不仓皇逃窜。
　　周恩来在大会堂关注飞机出逃动向时，毛泽东已经神秘地从南方回到了北京，陈锡联到丰台站秘密地将毛泽东接到人民大会堂，住进了１１８房间。大约在午夜一点左右，卫士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轻声说：“总理，主席来了。”总理一听，连忙放下电话，起身往门外走去。从东大厅到主席住的１１８房间，要经过大舞台的后面，总理才走到大舞台北面２０米远，就看见主席穿着睡衣朝这个方向走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见总理和主席停下来，握上了手，都自觉地向后撤了几步，让他们俩人单独谈话。张大夫更自觉，站得最远。那时主席口齿还非常清楚，不需人在旁边翻译。他们低声谈了一会儿，听见总理提高嗓门儿，说：“主席，放心，你去休息吧。”主席挥挥手，就转身往回走。事后才听有人说，主席那次说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也有人说：“主席还说了，林彪还是党的副主席嘛，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灯光，投在毛泽东憔悴的脸上。无法接受的事实强烈地震撼着毛泽东，他沉默苦思一个多月，终于，病倒了！从得知林彪外逃到证实林彪被摔死的十多个小时里，中南海经历了建国以来最紧张的时刻。林彪飞机起飞，中南海立即进入了甲级战备。谁也不能预测林彪投靠苏联后的结果，更没有人抱侥幸飞机会中途突然坠落下去的幻想。
　　负责外事警卫的副团长邬吉成，半夜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上级的指示足以叫这位“侍卫长官”睡意全无，再不敢合上眼睛。“中南海进入紧急战备！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甲级。部队拉出去，布岗，设置障碍，挖工事。”老天，这不是要打仗了吗？如此严重！邬吉成不敢半点耽搁，保卫党中央是他的天职，他马上执行命令，到钓鱼台布岗，设置障碍，一直忙到天色微微发亮。而汪东兴比他更忙，竟然忘记了给部下才下达的战备命令，电话里怒气冲天地质问邬吉成：“到处找你，你到哪里去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到处乱跑！”邬吉成困惑不解，这一顿批评是哪儿跟哪儿啊？汪主任可不是个好忘事的人，前脚交代的事情，后脚就忘了？什么事使他大动肝火？“不是你通知要进入紧急战备吗？我去布岗才回来。”“噢噢，……我忘了。对不起，对不起。”汪东兴这才想起来。
　　几天后，邬吉成才知道中南海发生了如此惊心动魄的事件！别说汪东兴紧张，谁听了不是一头冷汗？副统帅叛逃，他的几大金刚都重兵在握：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空军司令，李作鹏海军政委，邱会作总后勤部长。陆海空三军都抓在他们手里。如果敌人从内部捣乱，内乱往往比外患难提防。
　　就在中南海处于高度紧张的日日夜夜里，红墙外的天地却是一派宁静的景象，依然花红柳绿，车水马龙，一派迎国庆的热闹气氛。高高的红墙阻隔了人们的视线，风景如画的中南海已经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进入了严阵以待的战前状态。四处可见设置的障碍物，大板子上钉满了钉子，铁丝网密布……
　　被留在大会堂陪同总理的工作人员，在林彪逃离十多个小时后，才慢慢得知事情的真相。好比大梦初醒，竟然惊呆得半晌无语。
　　１３日晚，夜色降临，阵阵微风已经带着秋季切肤的凉意。大会堂东面的天安门广场却是另外一种情形，首都各界和以往一样，在国庆节的那一天，要列队通过天安门，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因为白天广场上人多，无法排练，只好等到晚上九十点以后，将两头卡死，让车辆绕道驶过长安街，腾出大块地方，供人们加紧排练。
　　沉浸在迎节日操劳而忙碌之中的人们，怎能相信近在咫尺的人民大会堂已在高度紧张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这两个世界反差实在太大。可是，这面鼓必须这样敲下去。否则，中国人民的心理承受能力何以能接受这么意外且沉重的压力！
　　灯光，在周恩来的书房里彻夜通明。灯光，投在毛泽东苍白、憔悴的脸上。灯光，在中南海大大小小的会议室里像星星一样闪烁。
　　毛泽东历经沧桑，临大事波澜不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然而，林彪的叛党叛国毕竟震惊中外，党史里史无前例的接班人也是党史里史无前例的驾机叛逃者。毛泽东的心理承受力无法安然接受这枚不是落在他的掩体前而是落在他心灵上的重磅炸弹。这无疑也是对他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无言宣判。
　　他沉默苦思一个多月，终于，病倒了！
　　１９７１年初冬。中南海。
　　曾郁郁葱葱的苍翠在寒风中迅速地枯黄、凋谢、飘零……
　　毛泽东在游泳池住宅里突然晕倒。巨大的身躯像一堵坚固的墙倏忽轰然倒塌……砸蒙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
　　毛泽东病了。充满生动诙谐和思辨色彩的书房里，开始飘散着刺鼻的药味，尽管毛泽东最不喜欢和药打交道，这次由不得他了。
　　患病后的毛泽东坐在凹陷的沙发里，闪动着忧郁的目光，缄默着……他的病一直对外界保密，大家也无从知道主席究竟生了什么病。但他迟缓的动作和痛苦的神情描绘出他重负之下没有轻松自在的生活内容。
　　从一开始杜修贤就疑惑主席的病态模样不仅仅是“自然规律”的结果，会不会还因为其他什么原因，一种科学仪器和听诊筒所不能探及的更深层的原因？
　　当杜修贤第一次见到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立即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惊恐骇住了。毛泽东忧伤而暗淡的目光里丝毫看不见病人渴望康复渴望健壮的意念，仿佛陷入失望、苦恼的境地，让精力、生命在苦斗中慢慢地消耗……杜修贤手微微地颤抖，不敢按下快门，总觉得调不准焦距，过去的形象现在的形象，在取景框里重叠交融，最后慢慢融化，成为一种困惑，涂抹了他的视线。
　　红润、健壮、目光敏锐、谈笑风生的毛泽东几个月前还在他的镜头里熠熠生辉，怎么就迅速消失了，一下子转换成苍白、臃肿、神情滞缓、沉默寡言的毛泽东呢？他无法接受这个突变的严酷现实。就像看着一座巍峨的山在眼前塌方、崩落、流失，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还有什么比突然失去眼前最完好的形象更令人痛苦和焦虑呢？
　　毛泽东和外宾缓慢地交谈，口齿也开始不清了，有时翻译要在旁边问好几次才能听清楚。杜修贤当时想，主席身体这样差，就应该少接见些外宾，让主席多休息，或许能早些恢复健康。殊不知，这只是外宾蜂拥而至游泳池要求拜会毛泽东的开端。
　　毛泽东迅速衰老的真正原因在以后才被人们所发现所认识。


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

　　　　　　　　　　　　　　　•王　海•

　　离开空五军到空军司令部军训部任职，对我来说，在一定意义上是脱离“苦海
”。在空五军，陈励耘、王维国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我进行没完没了的批斗，虽
然令我精神上很受压抑，但说实话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曾和爱
人商量过，就是一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绝不说违心的话，办违心的事，大不
了最后回家拉排子车去。其实，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这种所谓的“政治运动”无
理剥夺了我进行正常工作的权利。应当讲，我正当盛年，党培养了我这么多年，我
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正是我为党的事业工作、为空军部队建设效力的时候，却被无
休止的批判捆住了手脚，不让干工作，真是欲罢不忍，欲干不能，精神上很痛苦。
因此，离开空五军这个是非之地，当时真感觉到是一种解脱。后来我才知道，我得
以离开空五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京空军司令员刘懋功。刘懋功是一位陕北老
红军。他为人正直，很爱才。“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次他到北京来汇报南空的
运动情况。出于爱护和保护干部的考虑，他在汇报时，向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反
映意见说：得想办法把王海调出空五军，要不然，闹不好，七斗八斗，可能把王海
斗死。由于刘懋功是当面向吴法宪讲的，引起了他的注意，才有了把我调到空军司
令部的安排。

　　但是，在全国都陷入“文革”狂潮的形势下，空军领导机关也不是世外桃源，
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直接插手，这里甚至可以说是林彪一伙反党篡军活动的“重灾区
”。到北京后，我很想扎扎实实做一点儿工作，抓好部队的军事训练，挽回在空五
军耽误的时间，但实际上却很难摆脱“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干扰。

　　在“文革”的纷乱中，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１９７１年的初秋季节。记得
是９月上旬，空军召开了一个院校工作会议，研究院校训练工作。会议结束后，９
月１２日，我按照原定计划带了几个同志去天津杨村机场下部队了解情况。第二天
，也就是９月１３日，吃完早饭，突然接到空军司令部通知，要我立即赶回北京开
会，司令部还派了一辆车来杨村接我。二话没说，我马上往回赶。通知是９时开会
。

　　当时，杨村到北京的路很不好走，匆匆忙忙赶到司令部时会议已经开始。参加
会议的都是司令部二级部长以上的干部。司令部的一位副参谋长在会上口头传达了
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９月１３日凌晨，林彪等人乘三叉戟飞机从北戴河叛逃出国
到蒙古摔下来了。会议很简短，传达完就散会了。会场里静静的，没有人说话。这
有点儿像大暴风雨前短暂的寂静，又有点儿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把人震蒙了。但从
人们强作平静的表情上可以看出，每个人心头都掀起了一股冲天巨澜。

　　我立即联想起，在杨村机场时，部队的一位同志曾告诉我，９月１２日夜，他
们在雷达上观测到，有一架飞机从北戴河起飞，朝蒙古方向飞去，并越过了边境，
在蒙古温都尔汗一带从屏幕上消失了。显然，他们看到的就是林彪那架飞机。看来
，这件事确凿无疑。

　　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心中暗暗庆幸。这个革命口号喊得最
响、自封为毛主席接班人的林彪，终于露出了篡党夺权、反对毛主席的真面目。我
感到高兴，不完全是个人原因，我虽然在空五军被扣上了反对林副主席的帽子，但
我与林彪并没有直接接触过，关键是我对“文化大革命”前后的一些现象感到很不
理解。现在林彪的问题终于暴露出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文革”中压在我
心头的一个大疑问：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文革”为什么变成了大动乱，
变成了对大批老干部的乱批乱斗？过去我总觉得不对头，私下里认为，党内肯定在
一些事情上出了问题，一定有坏人乘机作乱。但到底是怎么回事，总是弄不明白。
现在终于清楚了。林彪阴谋败露，折戟沉沙，对我们党是一件大好事，当然，对我
个人也是一件大好事。听完传达，我顿感心中豁然开朗。

　　几天后，司令部又就此事组织了一次传达。我记得很清楚，第二次传达是在司
令部办公楼的走廊上临时召开的。这次传达的范围比较大一点，二级部副部长以上
的干部都参加了。传达完以后，大多数同志都很高兴，也有一些同志表示难以相信
。我们司令部气象局有一位副局长听完传达后就说：我不相信，林副主席对毛主席
最忠诚，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在当时特殊的情境下，听他讲出这一番不合时宜的
话，我心里又生气又替他担心。气的是，林彪叛党叛国，事实俱在，还有什么不相
信的？担心的是，有些人中林彪的毒很深，如果现在还执迷不悟，就会成为他的陪
葬品。当时，我情绪非常激动，一时控制不住，就走过去，扇了他两个耳光。

　　因为当时在场的人情绪都比较激动，对我这种冲动的反应，司令部的领导也没
有当面提出批评。但是散会以后，冷静下来一想，我觉得自己这种举动实在不妥，
太不冷静，不带劲儿，对不起同志，非常后悔。下班后，我特意在办公大楼下面等
这位同志，向他当面道歉。这位同志很好，不仅痛快地接受了我的歉意，还真诚地
说：哎，没关系，你打得好，这个耳光把我打清醒了。这个事情后来一直传到周总
理那里。周总理批评了我。他说，告诉王海同志不要这样，有的人可能这个弯转不
过来，不要急，可以等待。总理又说，告诉王海同志，不要打人。周总理这种政治
家的宏大气度深深地教育了我。这件事我终生难忘。

　　周总理的批评我是在吴法宪的办公室听到的。吴法宪是林彪反党集团的死党之
一，他被隔离审查是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十几天以后。在吴法宪被隔离审查前
几天，有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见面后他对我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
堂给了他一些照片，叫他在空军组织一些专家，根据这些照片分析一下，林彪的飞
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被外部炮火击落的呢，还是发生过机内搏斗？究竟是什么
原因坠落的？

　　照片有好几十张，在他的办公桌上摊了一大堆。我正在看照片，来了一个电话
，电话是周总理打来的。话筒声音很大，吴法宪接电话，我站在旁边也听到了周总
理的声音。周总理问吴法宪空军的情况。吴法宪说，现在文件已经传达了，但是有
的人不相信，我们这儿就有个气象局副局长不相信，王海冲动了，打了人家两个耳
光。接着周总理就讲了上面提到的那番话。

　　事过很久以后，我见到海军政委李耀文，他曾当过外交部副部长，负责亚洲事
务，交谈起来，才搞清了当年这件事情的原委。李耀文告诉我，当时，周总理在人
民大会堂找吴法宪谈话，他也在场。周总理要吴法宪汇报一下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
失事的情况。吴法宪心中害怕，吞吞吐吐，讲不出个究竟，就推说不知道。周总理
严厉批评了吴法宪，说，你到现在和党还不是一条心。随后，周总理交给吴法宪一
些照片，交待他到空军找一些真正懂技术的人，对飞机失事原因进行仔细的研究。
于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由我牵头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承担这项任务。这个空
军专家组的成员还有当时的空司机务部副部长何培元、空政组织部副部长陆德荣、
空司军训部副处长王季南、王涛和空司机务部参谋赵汉立、金华。后来，公安部的
几位同志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由于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坠毁地点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事发后赴现场勘
查已不可能，因此，专家组的工作主要是在国内对照片和实物反复进行对比辨别、
分析研究。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掌握的这一批照片非常逼真地展现了飞机失事现场
的情况。提供这批照片的，是当时我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一位武官，名叫孙一先。温
都尔汗是一片人烟稀少的戈壁。２５６号三叉戟坠落后有一段时间无人知晓，因此
失事现场保存了原样，基本没有受到人为破坏。孙一先在得知消息后较早赶到了现
场，通过他的照相机镜头给历史留下了这批极其重要的资料。

　　当时，与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同型号的飞机，我们空军还有十几架，在进行失
事原因查勘时，这些飞机成为可资对比鉴别的重要实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
这个专家组频繁往来于空军司令部与西郊机场之间，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认真细
致的比照、核实与分析。我们专家组的每一位同志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投入到这
项工作中去。我们知道，此事责任重大。搞清事实真象，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任，更
重要的是还有非常现实的政治意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特别是“文革”期间，由
于个人崇拜盛行，林彪作为“副统帅”在毛主席的光芒下神化自己，欺骗、蒙蔽了
许多群众。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工作，以严谨的科学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把
林彪一伙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真实情况调查清楚，昭示于天下，这将有助于广大
人民群众尽快认清林彪一伙的真面目，彻底肃清他们的反动影响。

　　根据大量有效的证据和各方面情况的综合分析，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坠毁的情
景在我们眼前逐渐变得清晰起来。首先，我们排除了一些外间广为流传的说法。其
一，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该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我们在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失事现场，有一道相当长且清晰的轨迹，这显然是飞机在地面高速滑行时留下
的；飞机的残骸散布呈带状，比较集中，根据测算，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残骸碎
片抛落地面，其散布面会很广，甚至可以抛落到十几公里乃至几十公里的范围内；
机上人员的尸体也散布在一小片面积内，而且形状清晰可辨，如果从高空坠落，不
可能呈现此种状态；另外，飞机若是在空中起火，机上燃料很快会在空中散掉，不
会像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样形成地面大面积燃烧的痕迹。其二，飞机被击落的可
能性可以排除。除上述根据外，大量证据显示，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机身上引起
种种猜测的大洞，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燃烧爆炸时形成的。其三，飞机坠
毁前机内没有发生过搏斗。机上三个机械师没有带枪的可能，他们知道飞机是未经
批准强行起飞，但并不知道飞机要去哪里，不可能知道此行是林彪叛党叛国，因此
不会允许他们携带武器；驾驶员潘景寅当时也不可能进行了搏斗，这一点可从他当
时的政治和现实思想情况及飞机起飞前后的情况判断出来。９月１２日深夜，林彪
一伙是仓皇出逃的，登机时没有正常舷梯，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的，这些情况驾驶
员当然清楚。林彪一伙登机后，驾驶员没有得到航管部门的指令就匆匆开车，飞机
先滑入草地，以后转入滑行道，然后强行起飞，由于操作慌乱，２５６号飞机的机
翼航行灯撞到了加油车的加油口上。这有事后在山海关机场捡到的２５６号飞机航
行灯玻璃碎片为证。这一切都是驾驶员自觉所为，他当然也就不可能随后在飞机上
进行搏斗。

　　那么，９月１３日凌晨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我们根
据大量证据认定：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粉碎烧
毁的。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有这样几点：其一，失事发生的场地是经过有意选
择的。在温都尔汗附近这片戈壁滩上，这块地点地势是比较平坦的，飞机着陆的方
向也刻意进行了选择，这些情况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其二，飞行员实施了野外迫
降动作。他在飞机接地前主动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前开
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有可能打开。其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
痕迹，主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这说明在迫降时飞行员没有放下起落架。其四，飞
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这一切都表明，２５６号飞机当时是在飞行
员有效控制之下，而且是主动作出了使飞机迫降的选择。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２５６号飞机当时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实施迫降，主要原因
有以下几点：其一，飞行员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
却未打开；其二，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时
，极易造成油箱破裂、机翼折断，引起燃烧爆炸；其三，当时飞机仓促起飞，机上
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飞机迫降时正是夜间，又处在完全陌生的区域，一个飞行员
难以应付种种特殊情况。

　　我们认为，当时２５６号飞机之所以要在温都尔汗实施野外迫降，主要原因是
因为该机油料不够。这架飞机是仓促起飞，准备工作不充份，没有加满油料；在外
逃时该机又长期在２５００～６５００米高度飞行，低中空飞行耗油量大，到失事
地点前后油料已感不足，因此被迫进行野外降落。

　　另外，因为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又没有导航，当日恰逢暗夜，飞行员在空中
不可能掌握精确位置，飞机是在这种情况下盲目降落。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我
们终于根据有限的资料，搞清了三叉戟飞机坠毁的真实原因，完成了中央交给我们
的任务。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９日，我们专家组根据查看和分析图片所得出的结论，
向中央提交了报告。我们的上述看法都在这个报告中作了充份的阐述。

□　摘自《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２月版
～～～～～～～～～～～～～～～～～～～～～～～～～～～～～～～～～～～～
【身不由己】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九一三”事件亲历记

　　　　　　　　　　　　　　　•宋德全•

　　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经过，中央文件已有明确表述。近年，不少知情官员、
亲历者及外国记者也陆续从不同侧面披露了一些情况，进一步廓清了这一事件的全
过程，有利于消除某些议论和猜测。这里，我则从自身经历作些介绍。

　　１９７１年夏，林彪、叶群及随行人员从北京去北戴河，当时我因回东北搬家
没有从行。８月初，我回北京后，将家属稍事安顿，就奉命做去北戴河的准备工作
了。几天后，叶群从北戴河回北京“治病”。那几天，毛家湾热闹异常，许多人前
来探望。从后来公布的材料看，那正是叶群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其夫人们
频繁进行密谈之时。我同其他在家工作人员都以为是礼节性的探视。大约８、９日
，我在办公室收拾东西，值班于秘书不在办公室，周恩来打来电话，问“是于秘书
吗？”让代向叶群问候。我顺口回答：于秘书不在办公室，去接待客人了。周紧接
着问：“是哪些客人？她（指叶群）是病人嘛，你们要照顾她少会客，好好休息。
”当时我不知来者为谁，同时也不关心此事，遂答应向叶群报告总理的问候。从周
恩来的问话可以觉察出他当时很关注林叶的活动。

　　我此次去北戴河后，同平时一样，事情不多。有时听听电话，多数时间用来看
书。

　　９月上旬，在部份工作人员中传说要换住地。但究竟去哪里，何时动身，在北
戴河的人员是否全部随行？始终没有听到正式安排。这里有个规矩，“不该问的不
问，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我来此时间不长，更是严守“三不”原则。

　　大约９月１０日，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副科长刘××把我拉到僻静处，悄悄地对
我说：“豆豆（林立衡）说，主任（叶群）与林立果要挟持首长（林彪）外逃，怎
么办？”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继之又静了下来。我说：“不会吧？这怎么可能
呢？或许是他们家庭内部问题。”我当时不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对林彪在１９７
０年庐山会议及其以后的种种情况更缺乏了解，只是以前隐约听说豆豆与叶群关系
不好。可是我又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当即与刘商定：一、此事事关重大，希望并支
持豆豆向中央报告。二、刘注意外边动静，我留意办公室情况，有新情况，随时交
换。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豆豆在什么范围内谈及此事，不敢轻易同其他秘书商量，豆
豆也嘱咐刘千万不要扩散。

　　９月１２日晚上，电影厅里在放映香港电影，我照例是不看的，仍在办公室。
刘××告诉我，豆豆说林立果又逼她表态。他已陪豆豆到５８楼向张副团长、姜大
队长报告了这里的情况，并且做了布置，设计了几种应变方案。不大一会儿，林彪
的警卫李文普匆匆回到办公室，一边忙着办别的事情，一边让我立即给大连打电话
，通知做好准备。电话刚接通，站在我旁边的刘××拿起话机刚要讲话，林立果进
来，问是哪里电话？并立即将电话按断，说哪里也不要通知。随后，就匆匆出去了
。

　　林立果、李文普出去后，我立即到外边告诉八三四一部队姜大队长说，看来马
上要走。姜大队长直奔５８楼。其实当时我们都很盲目，并不知道究竟要去哪里。
反正要走，必须经过山海关机场。

　　平时“林办”行动，统由李文普调动，林彪车在前，叶群车紧跟，秘书及其他
人员殿后。这次则一片混乱，事前无人通知，个人携带的东西都未作准备。听说要
动，我们按惯例注视着叶群的车，不见启动，以为她仍在房间。忽然，林彪内勤小
张气喘吁吁地跑上来说，主任（叶群）、老虎（林立果）他们都坐首长（林彪）的
车跑了。这时我们才真正感到问题的严重。于是急忙唤上一名警卫部队的司机驾驶
伏尔加车飞速紧追。车中有我同刘副科长、李秘书和小张。我忽然想到，四人之中
仅有刘副科长是警卫人员，配带一支手枪，其余都是赤手空拳，遂在５８楼前，拉
上一名持长枪的战士，直奔山海关机场。虽然司机已开足了马力，我们还不断地催
他加快速度。时间一秒一分地过去，轿车在黑暗中风驰电掣般急驶。途中，司机突
然来个急刹车，由于车速太快，刹车过猛，拐了个“Ｓ”形，才在路旁停了下来。
原来前边正有一列长长的货车驶过，我们的车停下来时已接近铁轨。若非司机年轻
机敏，我们不是撞到火车上，便是翻到路边。事后很长时间，想起此时便不寒而栗
，心有余悸。

　　我们赶到飞机场时，八三四一部队的警卫战士已稍前到了那里。这时机场一片
黑暗，飞机已离开跑道起飞了。我们连喊“快开枪！快开枪！”但已无济于事了。
当时我们埋怨警卫部队，为什么先到机场却不能阻止起飞？可是他们在未接到上级
正式命令之前，谁敢枪击“副统帅”的座机呀！

　　至今，我常想，历史的偶然性在一个具体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实在是不可低估的
。如果我们在追赶林彪一行的路上，不是遇到那长长的货车，能够提前两三分钟在
他们爬上飞机前赶到，凭着我们当时对毛主席和林的感情（那时大家深信林彪是被
叶群、林立果挟持走的）是不会让飞机顺利起飞的（何况也就是在两三分钟后，山
海关机场的海军部队也接到中央阻止起飞的电话命令），那将是另一种局面。再如
果北戴河多几位像林豆豆那样知情、无畏者，提早向中央报告，这段历史也许会有
不同的写法。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当然，有时我也想到自己。如果我们途中撞车或
翻车，定死无疑，我们四人的结论将有许多麻烦。如果我们提前几分钟赶到机场，
很可能发生冲突，出现差池，那也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后来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只要回想起来，都不寒而栗。这些年来，当我在生活中遇到荣辱得失，每念及此，
也觉泰然了。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是也。

　　当从山海关机场乘车回到北戴河住地后，我们的境遇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这里
的工作人员变成被软禁的囚徒；警卫人员成了看守。我们在警卫部队的监视下，从
办公室中带上毛巾牙具之类，其余一切封存。所有人员分男女集中在两个大房间中
。在最初一段时间里，我们对警卫部队充满牢骚，这倒不是由于地位的变化所致，
而是认为早已将情况报告中央和警卫部队，希望采取有效措施。部队办事不力，他
们跑了，反而把我们看管起来。后来也想通了，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上级的正式
命令，是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的。

　　大约过了十来天，全体工作人员被押解回京，重返毛家湾。这里虽同家属只有
一条马路之隔，却不能同他们联系。从此开始了四年软禁审查、三年劳动改造的生
活。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向我们宣读了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林彪
叛国出逃的通知》。１１月，我们被移交给中央专案组，改由北京卫戍区看管，住
地从毛家湾迁到西山亚洲青年学生疗养院（简称“亚疗”）。在“亚疗”初期，要
敞着门睡觉，定时放风，不得与外边通信。后来稍有松动，可以给家属写信，但不
能封口，经看守检查后由他们发出，来信也要检查。

　　在“亚疗”期间的任务是揭发批判林彪罪行，交待检查自己问题，接受中央专
案组审查，以及接待外调来访，提供情况等。我所知道的情况一两天即可写完，有
的内勤战士只来两三个月，不过是照顾林、叶生活或裱糊书画、图表等，就更没什
么可写的了。经过一段揭发交待，大家无事可做，但是不能出去。我们向专案组反
映，希望能有书读，这个要求总算得到了批准。一位工人出身的原团中央干部、专
案组成员很理解我们，有时从市里给我们背来一些书。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很爱
读书，人也随和，愿同我们聊天，并鼓励大家不要灰心，说将来出去以后，党还会
信任你们的，是有前途的。虽然我们并不相信他的话，但还是很感激他的。后来，
大约因为他“界限不清”而被调离专案组了。伴随我们到底的则是另外一位朱××
。

　　１９７２年冬，专案审查告一段落，我们以为可以获释了，不料又从“亚疗”
转移到大兴团河劳改农场，改由公安部、中组部及某野战军等部门人员联合组成的
领导小组监管。来此的，除“林办”现有工作人员之外，并将调离多年的老秘书一
并拘了进来。此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陈伯达等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
２５６号专机组和张宁等。我们这里的正式名称叫做“中央专案组团河学习班”。
在此“学习”者，当然该称“学员”了。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学习班”实
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名词，不可望文生义。我们的任务虽然也有学习马克思列
宁主义一项，但主要还是继续接受审查和接受劳动改造。

　　团河是个比“亚疗”更负盛名的地方。清朝在那里设有团河行宫。学习班的学
员虽然不多，但成份复杂：有军、有政、有民，而多数是军人。军种齐备，来自海
、陆、空。所有人员一律按部队编制，分成六个班，每天在军管人员带领下出操、
劳动、学习。劳动科目有埋翻葡萄藤，为果树剪枝、收获，以及掏厕所、起猪圈等
。

　　除了参加劳动之外，随着全国“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等
掀起一次次学习批判的高潮。

　　时间长了，并无什么事情可做，消磨时光而已。其实管理人员也不愿长期耗在
那里，但是上级不说话，谁也不敢说学习班可以解散了。我们曾多次要求学习班领
导小组如实向中央专案组反映这里的情况，尽早结束学习班，但都无结果。

　　直至１９７５年８月，学习班负责人向全体学员传达了毛泽东为“林办”一名
工作人员上书的批示；“林办工作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应尽早分配工
作，以观后效。”此时，中央专案组大有雷厉风行之势，立即要将我们打发走了事
。说来也怪，关在学习班里，大家盼着快点出去，如今有了毛泽东的批示，许多人
却不像专案组那么急了，纷纷向领导小组提出：你们关了我们好几年，总得有个说
法，下个结论吧！专案组本来似乎没有给每个人做结论的考虑。这个要求反映上去
以后，专案组学习班很快给每个人做了结论。结论分三等：一是犯了政治性错误；
二是犯了错误；三是属一般工作关系。其标准大约是工作时间长或牵扯多一点的为
第一类，一般勤杂人员属第三类，其余均为第二类。二、三类占多数。最后都加了
尾巴“以观后效”云云。在个人签字时，多数人对这种宁“左”勿右的结论表示不
理解。经过几年的审查，专案组对每个人的情况了如指掌，绝大多数人属工作关系
，许多人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政治觉悟并不比谁低，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站在党
中央毛主席一边，凭什么在结论上非留个尾巴不可？这样处理，对在位中央首长的
秘书会有什么影响？等等。学习班分管“林办”的朱××威胁说：“你们不签字也
可以。但要考虑出去以后的工作分配问题！何况你们不签字也照样处理，是可以认
定的。”多数人认为反正出去以后不会有什么好出路，便签了字。也有人始终没有
签字。出去以后，方知分配原则早已直插到基层。军龄长者，到边远地区县武装部
；军龄短者，立即转业到地方；均控制使用。

　　关于“林办”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写信一事，后来获知，其过程大致是这样：周
恩来曾关照此事。向北京医院领导问过，蒋医生（林彪保健医生）怎么还没出来？
此事应能传到专案组那里，但无结果。后来，汪东兴询及此事。这位医生冒着危险
写信给毛泽东，经汪东兴之手送到。毛泽东接到此信后，很快作了上面的批示。遵
照批示精神，不仅“林办”，其他各“办”，乃至类似的受审人员陆续获释。就“
团河学习班”的结束这件事来说，如无周恩来、汪东兴的关照，毛泽东的批示，还
不知延续到何年何月。

　　回过头来，再说获释后的情况。当时我还有幻想，希望留在军队科研部门或院
校，如军事科学院、政治学院、军事学院等，继续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然而总政管
调配的人说：立即去沈阳军区报到。分配方案是经总政首长张春桥批准的，没有商
量余地。此后，一路上便是连续更换介绍信，一切免谈。从沈阳军区到吉林省军区
，办理转业手续后，到省委组织部，到省重工业厅，到长春拖拉机厂。工厂管人事
的同志说：上边指示，保留干部编制，下放车间劳动。于是，我被安排到总装车间
，成了一名装配工人。轰鸣的车间，繁重的劳动，杂乱无章的集体宿舍，都使我感
到不适应，但我毕竟又是自由人了。从工厂党委书记到车间书记主任、班组工人，
对我都很同情，并无歧视，没有见过从专案组、总政治部到省委组织部那种冷漠的
面孔。厂党委书记在５０年代是省里某地委书记，１９５９年因犯右倾错误，下放
到这个厂子当党委书记，他几次到我们这个班组参加劳动，曾指着我对一位女青工
说，这个人最倒霉了。这位青工很快把话传给我。这在那个时代已很令我感动了。

　　１９７７年冬，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以后，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
则，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新局面。我也觉得有了一线希望。我所
在车间党支部书记是位转业兵，对我这个穿过军装的人多一份同情，他说，上边对
你的工作安排不合适，我们车间和厂子无能为力，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你应该上诉
。后来，我分别给党中央、总政治部、吉林省委等部门写了报告，要求重新考虑对
我的工作安排。报告寄出以后，很长时间没有下文。

　　１９７８年初，工厂中的一位朋友（从前我在东北文史研究所的同事）高兴地
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有希望回研究所了。佟老（佟冬，原东北文史研
究所所长，当时为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在省里召开的批判林彪‘四人
帮’在吉林省代理人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到了你。他说当初王淮湘（六十军军长、吉
林省革委会主任）、药天禄（六十军政委、吉林省革委会副主任）把你从文史研究
所选送到‘林办’，现在你回来了，他们为了保自己，把你打发到工厂改造，不许
回研究所。”我听了之后，自然十分高兴。过了不久，我从长春拖拉机厂调到吉林
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今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参加《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的编
辑工作。于是我在“林办”及因之而受审、劳改前后达９年半的经历至此结束。

　　中央专案组团河学习班审查结论中的不实之词，一直未予撤销，仍然装在我的
档案袋中。直至１９８１年１０月，收到原单位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临时委员会于
１０月５日所做的复查结论，内称：“经复查，宋德全同志在原‘林办’工作期间
，主要是为林彪、叶群查书、编资料，属于工作关系。撤销中央专案组团河学习班
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关于宋德全同志的审查结论》。”１９８２年６月，军
委办公厅政治部送来公函称：“根据中发〔１９８２〕９号文件精神，现将从你档
案中清出的检查材料退你，请查收。军委办公厅政治部，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五日”
。至此，我这个并不复杂的案子才算最后结束。从“九一三”事件算起，历时近十
一年。撤销结论，退回“检查材料”已经表明在实际上纠正了以前对我所做的不适
当处理，但是没有哪一级组织对此表示道歉。尽管如此，比起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
中几十年后才得到平反、甚至到死都未予平反者，我还是幸运的。

□　原载《百年潮》
～～～～～～～～～～～～～～～～～～～～～～～～～～～～～～～～～～～～
【前朝旧事】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我对林家无怨恨”
　　　　　　　　——和林彪前未婚儿媳张宁谈九一三事件

　　　　　　　　　　　　　　•蔡咏梅•

　　一九七一年林彪坠毁外蒙古温都尔汗的“九一三事件”对当时中国人精神的极
大震撼，及整件事的神秘色彩，使我一直对林彪及其死亡之谜感到无穷兴趣。

　　意想不到的是八月底我竟和九一三事件的一个重要当事人，林彪前未婚儿媳张
宁在香港见了一面。

◇　林彪案株连三十万人

　　张宁这位身世传奇的女子现已嫁作商人妇，丈夫林赛圃是美籍华人，在美做贸
易生意。这次张宁在丈夫陪同下带着三岁的儿子经香港回大陆探亲。

　　大陆公布的资料都说，当初林彪独子林立果选妃，最后相中张宁，不但是她人
美，而且还很有气质风度。见到张宁，我好奇地打量她，巳有些发胖，但仍然美艳
，四十七岁的年纪风韵犹存，想像她年轻时一定美得灿然夺目。

　　据大陆一些资料透露，林彪一案株连之广相当惊人，受牵连者竟多达三十万人
，绝大多数相当无辜，张宁是其中之一。张生于一九四九年，中共老红军的遗孤，
当时是南京前线歌舞团的舞蹈员，她与林立果的结合，完全是不由自主。张宁说其
实林家子女，包括林彪女儿林立衡与她的丈夫张青霖都不能像常人一样谈恋爱结婚
，他们的婚姻是政治包办婚姻。

　　在组织安排下，单纯的张宁一九七一年六月进入林彪家庭时，距九一三事件仅
三个月，在这短短三个月中，张宁身不由己地卷进中共权力斗争的风暴眼。她虽然
侥俸未上林彪那架三叉戟，留得一条性命，但后来却饱受多年的苦难，先是被关押
审查了整整四年，接著又长期受到“内控”。张宁回忆说，七一年十一月她从北戴
河回到北京，听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传达关于五十七号文件时，才知林彪
全家已坠毁温都尔汗，想到自己竟然和这样一个“罪恶”的家庭联系在一起前途尽
毁，痛不欲生下第二天即自杀，但被人救活。

◇　林彪内外判若两人

　　她说，她很快明白这是制度问题，林彪父子也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应以公平
心来对待他们。

　　对于被大陆民众视为乱臣贼子的林彪，当年的未婚儿媳显然是很同情的。她说
明这不是出于一种亲情，而是由于理解和认识。她见过林彪好几次，林彪的每一句
话，每一个动作她至今记忆犹新。“他人很含蓄，很内向，还很腼腆，是个虚弱的
老人，感觉上也很亲切很好脾气，没有大首长的架子。”最使她吃惊的是林彪完全
不像外面见到或外面宣传的样子，而是“内外判若两人”。

　　她认为林彪是位极优秀的军事家，但不是政治家，搞权术搞不过毛泽东，也搞
不过周恩来，政治上表现最着力的就是文革，但就是这短短几年，林突然攀升到政
治最高峰，但又倏忽间一跌到地，粉身碎骨，令人相当感慨。她说，“林彪对国家
、民族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他也有身不由己的地方，有时他精神相当无
奈相当痛苦，以后真相大白。我们会看到林彪也是个历史大悲剧人物。”

　　我问她对自己的未婚夫林立果怎样看？她沉思了一下说，林立果是同时代年轻
人中的异数，思想超越了时代，在中共高干子弟中还没有一个地位如此高而思想如
此反叛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许多批判毛泽东的话确实就是林立果当年对周围
人所讲的，但据她所知，所谓的林立果小舰队并没有甚么成型的政治纲领文件。“
五七一工程纪要”应是后来拼凑而成的。至于林彪的妻子叶群，坊间不少书都把她
写得相当不堪。比如有本托名叶群一位女服务员王兰多（王的丈夫杨振纲是林彪的
司机，与林彪一同摔死在蒙古荒漠）自传《叶群之谜》，大写叶群色诱秘书，与林
彪手下大将黄永胜通奸。张宁说她认识王兰多，“小王文化低，人很老实”，这些
情节是自传作者虚构编造的。“叶群精神空虚无聊，写几首诗给黄是可能的”，但
黄永胜极其崇敬林彪，“他怎么会与他崇敬的首长的夫人上床？相信他也不敢。”

◇　林豆豆不作母亲誓为父雪冤

　　在林氏家族中真正与张宁相交很深的是林立衡（小名林豆豆），两名孤女同是
林氏灭门惨变的幸存者，感怀身世，同病相怜，相濡以沫，使她与林豆豆结下了深
厚的姐妹之情。她一直称林豆豆为“姐姐”，称林豆豆丈夫张青霖为“哥哥”。

　　据后来逐渐披露的资料，林彪父女感情相当深厚，但林彪爱女林豆豆却举报父
亲逃亡，在父母兄弟惨死后，这位大义灭亲的女儿难道不会感到痛悔吗？

　　深知林豆豆情况的张宁说，林豆豆和同时代年轻人一样，所受的教育使她崇拜
毛泽东，相信中央，为了保护和挽救自己的父亲才向中央求助，但没有想到会铸下
大错，林豆豆是真正“非常非常”后悔。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林豆豆立下誓愿，
要用她后半生的全部生命为父亲雪冤，因此她决定不要孩子不当母亲。张宁说，林
豆豆外表文弱，而且身体多病，但意志却相当坚强，绝非一个弱女子。二十五年来
她一直未停止过向中央申诉，所拟的申诉提纲共八十三条，由于中央不接受，她曾
通过关系在北京散发。

　　至于中共官方文件对林豆豆“大义灭亲”的嘉许，林豆豆从来不接受。张宁说
，每次宣读中央文件，念到“大义灭亲”这样的词句，林豆豆就会失去控制，大声
愤怒抗议中央盗用她的名义欺骗世人。

　　一九八０年中共公审四人帮和林彪反革集团时，林豆豆多次向中央组织部写信
，反对将四人帮案与林彪拉在一起，并要求出庭为指控林彪的有关每一件历史事件
作出反证。公审前中组部曾派了三个人到郑州（林立衡七五年后和丈夫张青霖下放
该市）听取林豆豆的意见，她谈了很多真相，这三个人大吃一惊，最后说，“如果
你们谈的是事实，我们提著脑袋也要向中央反映。”后来林豆豆又向河南省委书记
、省长、郑州市委书记谈了三天三夜。

　　张宁所讲的林豆豆一直对林彪案喊冤叫屈，大陆的报章也有同样报导，曾作叶
群文学侍读的傅伟勋在他所写的《我所知道的叶群》即说林豆豆对审查态度相当不
合作，先是拒绝交待问题，受到反复批判后，就大量交代林彪说毛泽东的坏话，后
来又不断向中央申诉。

◇　相信九一三事件是冤案

　　这一切是否证实一些人（包括笔者）所猜想，林彪九一三事件另有复杂的内幕
，林彪根本就是一个冤案？对此张宁不置可否，似有难言之隐。但她强调，官方对
九一三事件的说法有破绽漏洞，最近民间提出不少新的资料和看法，官方的态度也
是很暖昧的。比如说官方指控林彪搞政变，“他一个国防部长，全党全国的副统帅
，有忠于自己的军队，有手下铁杆干将，为甚么却只让他的儿子去搞？这不是很说
不通吗？。”

　　张宁认为“在这一事件中，毛林周三角关系起了关键作用，毛确实想整林彪，
但是否会把他逼上绝路，我看未必，不然毛为什么要说‘天要下雨’这样的话？为
什么会在事件发生后受到很大的精神刺激？周恩来起了什么作用？大家可以去探究
。”

　　张宁期待有一天真相会大白，这应该是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共同愿
望。

～～～～～～～～～～～～～～～～～～～～～～～～～～～～～～～～～～～～
【抢救文物】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林彪出逃座机残骸收藏始末

　　　　　　　　　　　•康松乔•邢邦明•阿勇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山海关某机场。２５６号三叉戟载着仓惶出逃的林彪
等９人起飞。约两个小时后，飞机坠毁在蒙古国肯特省温都尔汗。这就是震惊中外
的“９１３”事件。二十多年后，内蒙古海拉尔市，“２５６”飞机残骸作为重要
文物和历史物证被一位有心人悄然收购运到这里，并严密封存和收藏起来。

　　一九九八年杨柳吐翠季节，笔者专程赶赴海拉尔市，寻访残骸的下落，并了解
到其被收藏的详细经过。

◇　众里寻他

　　一九九四年三月八日，美国《洛杉矶时报》称美国记者汉纳姆于一九九三年开
始搜集有关“９１３”事件资料，在温都尔汗坠机现场看到：“飞机残骸成了狼窝
，老鹰和秃鹫也在此安家落户”，“剩下的仅有一些支离破碎的条条块块了，最长
的大约两英尺。”

　　同年，北京某传媒称林彪座机残骸被“一位不知姓名的港商买走”。一个港商
“出高价买走了残骸的主要部份”。文章又说，“港商到底是谁？飞机残骸现在何
处？是谁又倒卖给其他人？这些都已无人知晓、无从查找。”

　　　“２５６”飞机残骸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杭州某报发表《林彪座机残骸将与世人见面》一文。石破
天惊，多家报纸纷纷转发、转摘。一九九八年初，转发有关“２５６”残骸的报导
达到顶峰。文中披露，内蒙古某边贸公司的邬经理收藏了包括完整的起落架、轮毂
、发动机芯和外壳在内的林彪座机残骸。

　　不久，笔者来到靠近中蒙、中俄边境的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市，当
时唯一的线索是：收藏者姓邬，呼伦贝尔盟某边贸公司负责人。

　　寻找从毫无头绪的排查开始。我们几百个电话打出去，十几次出访探寻，仍然
毫无进展。就在即将失望准备离开时，海拉尔奋斗乡一位王姓人氏听了原委后，想
起曾在一个人手中见过一块“２５６”飞机的铭牌！

　　在王氏的帮助下，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邬经理”。

◇　温都尔汗：找到残骸

　　在笔者的再三恳求下，邬经理第一次在家中与笔者见面，此后十几天，邬经理
陆续讲述了残骸的收藏经过。

　　“一九九一年七、八月份，我代表公司（指他所在的边贸公司）到蒙古肯特省
温都尔汗洽谈贸易。一提温都尔汗心里就挺敏感：这不是林彪坠机的地方吗？我和
当地政府官员联系，想到林彪出逃坠机的地点看看，结果被当地官员一口回绝。我
被告知那里有专人看管，有铁丝网圈围，无法接近。”

　　邬经理再去温都尔汗已经是一九九三年三月了。当时，蒙古国内政局已经发生
变化。邬经理听说“２５６”残骸已经没人管了，有人把飞机上的铝都抠下来卖了
。邬经理很震惊。“９１３”事件是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２５６”残骸是一个
重要历史物证，怎么能随意毁坏呢？他向蒙方官员达先生再次提出想看一看的要求
。恰好一位美国记者（后得知是汉纳姆一行）也计划接触林彪座机残骸，达先生便
同意了。

　　邬经理打出收购废旧钢铁、铝材的旗号，在当地一个朋友家，看到了一块铝制
的飞机发动机外壳。朋友说，这是“２５６”飞机残骸的一小部份，曾有一港商把
这只发动机的内芯买走了。

　　九三年三月二十日，邬经理来到了“２５６”当年的坠机现场。这个地方位于
温都尔汗西北７０公里，叫苏布拉嘎。“汗”在蒙语里有小山丘的意思，而坠机现
场是一块狭长的相对平坦草地，可以看到不时从小山丘上来下去的成群黄羊。

　　朋友带领他到这块地上寻找。这里很荒凉，似乎罕有人迹。枯草掩盖着残骸，
寒风一吹，枯草尖叫着倒下。他发现还有一些大块残骸，其中起落架和轮毂就约有
数百公斤重。另外在以坠机中心为圆心差不多五公里的范围内，散落着大大小小的
飞机碎片。从现场看，确实有一批铝皮被撬走了。

　　当地根本找不到起重设备，邬经理赶紧雇车找人，把起落架等沉重的大件先搬
上车。这些东西很沉，要十几个人才抬得动。后来他乾脆又雇请了二十几个当地小
孩，把附近所有碎片全部收集起来。孩子们的工作很有成果，他们甚至不放过隐没
在草丛中的螺丝。他又把朋友手中的发动机外壳也收购来了，这些残骸总共有３至
４吨重。

　　邬经理与蒙方签了一份有关事宜的意向书后，迅速离开了那里。

◇　大漠孤烟

　　邬经理选择了最简捷的回归路线。从温都尔汗经布尔根、乔巴山继续向东北，
过哈比日戈口岸回国。

　　车和司机是从当地雇请的，车是一辆老吉尔卡车。为了不让残骸太显眼，他们
又寻找了一个运废铁板同行伙伴，把残骸分成两部份，装在车上，又把废钢板分盖
在两车残骸之上，算是个掩护。

　　他们选择的路线没有公路，汽车时而在蒙古大戈壁的砾石上颠簸，时而在半人
深的枯草丛中蹒跚。天公不作美，他们遇上了九三年那场大寒流：暴风雪铺天盖地
，白色的雪烟被风卷着在草地上横扫，白天能见度极差，车前方十几米外什么都看
不见，气温降到摄氏零下二三十度。老吉尔车里没有取暖设备，寒风呼呼地往里钻
，车里车外温度好像差不多，他们冻得直哆嗦。

　　车顶着厚厚的积雪负重前行。走到半路没有油了，只能等过路车，托人把口信
带出去捎油来，这才度过难关。

　　他们在经过１５０公里无人区时，车连续两次烧坏了离合器片，也只能等着过
路车送信，再等另一辆过路车捎回零件来。受困在寒冷的蒙古草原，车上载的又是
这些物品，他们被恐惧、寒冷、危险侵扰着，直到现在，邬经理还是不愿意回想那
一段困苦经历。

　　从温都尔汗到哈比日戈，直线距离不过５００公里，他们却走了整整７天。邬
经理回想说，“如果载运的是别的什么货，我会把它扔在路上，可是这样重要的历
史物证，我就是舍命也得把它弄回来。”

　　三月三十一日晚上，他们驻在距哈比日戈口岸５公里处，等待四月初至中旬口
岸开放。临过关时，蒙方不知为什么突然禁止铝材出关，眼看着前面的车辆被扣下
，邬经理急得团团转。后来他只好自己先过口岸，让车和残骸等在蒙方境内。

　　一等就是１５天，连司机都等焦急了，几次想放弃，邬经理每天把食品送到口
岸，叮嘱他不要紧张、不要焦急。其实最紧张、最焦急的还是邬经理。

　　四月十五日下午５时左右，口岸突然出现了松动，他们赶紧办理了手续，开车
过关。

　　车轮行驶在祖国的大地上，大家悬着的心方才落地。

◇　残骸无价

　　邬经理把他这三吨多珍贵的残骸放在了距海拉尔不远某旗的一座院落里，残骸
上面覆盖着几吨牧草。这些残骸包括：较完整的起落架、发动机部份、飞机外皮碎
片、座舱设备碎片、部份机翼、损毁的电子设备、油箱残片、轮毂部份等，有些沾
着被烧化的铝块。

　　不久前，笔者在秦皇岛拿着这些残骸的照片找到了当年曾目睹“２５６”飞机
的几位老人，让他们辨认时，他们都说：无法辨认了，这些残骸都已面目全非了。

　　当年曾任山海关某机场场站副站长的马先生回忆：“那架三叉戟很大，装着三
台发动机，有三四十米长，油箱在飞机翼里。那时候这可是很豪华的专机了。”

　　曾任机场场站参谋长的佟玉春回忆：“当时（指事件发生时）飞机停在停机坪
上，我根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零点多，我看到一辆汽车冲进来，林立果下车大喊
大叫，接着林彪一行上了飞机。我看情况实在太反常了，赶紧叫来两台油车，让司
机把车开上滑行道阻挡飞机，又命令两个科长每个人上一辆车，监督执行此命令。
我回头看见２５６机组一个人（后葬身温都尔汗）正在打电话，我就大声喊他，告
诉他飞机不能飞。他愣怔怔看了我一会儿，没答话。我赶紧跑去调警卫连。此时飞
机已发动，情急之下我向值班员借了一支手枪，跑出来连开三枪以集合警卫。我们
冲向跑道时，派去执行阻截任务的两辆汽车，一辆没进入滑行道指定地点，另一辆
在道上被机翼刮了一下，事后发现机翼上的铝皮、有机玻璃灯罩、石绵绳等物被撞
坏，有些碎片掉了下来，飞机冲过去后，在没有任何照明设备的情况下，违反常规
强行起飞了。我之所以下命令派出油车阻止飞机起飞，是因为我得执行没有周总理
等人指示不能放飞的命令，而且当时此机是违规起飞，这种反常现象也使我不得不
这样做”。佟玉春等人眼看飞机飞走了。约两小时后，温都尔汗便传出了举世震惊
的爆炸。

　　在温都尔汗时，邬经理还找到了当年的一位目击者，这位年迈的目击者简略地
回忆，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他正在值班，忽然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他出去
一看，一架起飞的飞机正往下掉，后来听说上面的人全死了，其中有个中国大官。
此后残骸就一直留在苏布拉嘎。

　　这些面目全非的残骸，让它的收藏者邬经理费尽了心思。谈到残骸时，他的话
语处处显露出他是一个有心人。

　　“我认为‘９１３’事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而‘２５６’飞机残骸
是这个事件中的重要物证，特殊的原因使它始终不能被收藏起来。作为一个中国人
，把这样一件物证运回国并能收藏起来，不论吃多少苦，付出多少代价，值得。”

　　九三年将“２５６”飞机残骸运回后，邬经理立即严密地封存起来，他不愿意
为名利而张扬。曾有一个姓黄的台商开出了６０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要求收购这些
残骸，邬经理一口回绝了。他说：“如果是为了钱，我可能不会费这么大的劲舍着
命去收藏这些残骸”。

　　原中国航天航空博物馆馆长薛培森听到消息后曾赴海拉尔进行考察，在仔细调
研后，这位专家确定这就是林彪出逃时所乘坐的三叉戟机残骸。他说，这是非常珍
贵的文物，不能随意处置。

　　为了研究和更加了解“２５６”飞机骸，邬经理投入心血收集了大量有关“９
１３”事件的资料，把他们分门别类地整理清楚。为了避开可能出现的购买者们的
纠缠和不必要的麻烦，一向豪爽而好客的邬经理不得不封锁消息，把这些残骸秘密
地收藏起来。

　　“２５６”残骸作为“９１３”事件的物证和重要历史文物，它的意义当然是
特殊的。新闻界日渐将收藏林彪出逃座机残骸的消息曝光后，邬经理决定不再将残
骸长期冰封。他曾有过一些打算，他想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２５６”残骸的
作用，让残骸在合适时机、合适的地点浮出水面，起到教育后人的作用，同时也能
更妥善地保存起这件文物。

　　邬经理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在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的金帐汗旅游部落展出。
在旅游部落设一个展厅，把残骸分类摆放，同时配上“２５６”三叉戟复原模型，
再把“９１３”事件的历史背景等材料制成文图并茂的展牌。这样，一个独具特色
的展厅将在富有民族气息的金帐汗旅游点里落成。

　　邬经理还考虑：选择上海作为展出地点，展览的名字就叫“折戟沉沙”，具体
的安排目前尚未确定。

　　邬经理曾委托一位密友了解秦皇岛情况。邬经理认为，秦皇岛是个旅游城市，
每年夏天数百万的旅游人口，在这里办展览，教育面更大，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
段历史，这样既可以给这个城市旅游增加新项目，又可以使残骸得到更妥善、更科
学、更安全的管理。同时，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那就是“２５６”号三叉戟当年
就是从这里走上了出逃坠毁之路，选择秦皇岛更深层次的意义亦在于此。邬经理希
望能够在秦皇岛首展。

　　究竟林彪出逃座机“２５６”三叉戟残骸在哪里展出，至今尚未定论，但关于
残骸展览的新闻将会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

□　摘自《紫荆》杂志１９９８年１１期
～～～～～～～～～～～～～～～～～～～～～～～～～～～～～～～～～～～～
【小心求证】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知情人反复查证林彪死因

　　　　　　　　　　　　　　　•肖思科•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发生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的一次空难，震惊了
中国政坛。不久，以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案组经调查，公布了调查结果
：中共党章法定接班人、在中国政坛上位居“二号人物”的林彪元帅，企图篡党夺
权，在阴谋政变未遂的情况下，仓惶乘机外逃，不料机毁人亡。

　　此事在１０年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又组织了庞大机构进行了复查，
最后对这个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案件，进行了历史的审判。两次调查，结果一
致。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大约在林彪事件至今的３０年里，海内外有以“知情人”
、“未亡人”和“研究专家”为名的人，提出了林彪系“导弹击毁说”、“西山镇
压说”、“绑架出逃说”、“替身代死说”和“软禁老死说”等种种谬传。无疑，
林彪的死因只有一个！笔者追踪和关注此事十余年，提笔回眸，将觅踪３０年的一
些粗略看法告知读者。

◇　“西山镇压说”

　　１９９３年初，号称为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揭开林彪死亡之谜》的专
著，作者自称姚明乐。书中将林彪之死归为毛泽东“最后的晚宴”，其核心内容如
下：

　　毛泽东决定与接班人林彪分手，让掌管中共中央警卫局的汪东兴安排二人在“
玉泉山”见面。宴罢，林彪座车从玉泉山返回，伏兵出击，林彪呜呼！

　　大意如此。这大概是关于林彪之死与中共中央公布结果有悖的公开专著最早在
国内出现。然而，此说法早在国外流传……

　　此前１０年，也即１９８３年初，在美国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一本署名姚明理
（Yao　Ming　Le）、十多万字的《林彪的阴谋与死亡》。同年６月
，台湾也出版了由莫绍平、傅依萍译成中文的该书。香港远东出版社将此书改名为
《林彪之死》出版。

　　此书由美国记者、“中国通”史丹利•大诺撰写评论推介。该书引用不少所谓
中共高层秘密文件及其一些回忆录，所要揭发的内幕是：林彪试图引发中苏大战，
以便夺取政权；林立果承诺袭击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由于举棋不定而失败；林彪是
赴毛泽东晚宴之后被击毙；在外蒙古机毁人亡的是林彪“小舰队”等等。全书一个
意思，无非是中共中央公布的结果不实。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笔者一经研究，便发
现此如泡沫，一点就破。

　　首先，据笔者对照“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揭开林彪死亡之谜》，与海外
出的三个版本如出一辙。无非在作者名上的翻译有“姚明理”和“姚明乐”之别。
而《揭开林彪死亡之谜》基本上是“移花接木”。该书共计２８８页，而其中１８
１页至２６２页系抄袭笔者专著《超级审判——图们将军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
记》的部份章节。此书真伪读者自然明知。

　　其次是在海外出版该书的作者姚明理通篇除引用中共中央公布的三批林彪专案
组材料之外，其异说完全是引用“中共高干”赵研极的回忆录。据笔者调查，中共
中央系统，中央公安部门和解放军系统的高级干部中，无一人叫赵研极。而这作者
“巧妙”就在于“赵研极开始写回忆录时，健康情况已经很坏，还没写完就死了”
。死无对证，这正是作者的用心。

　　再次就是时间上的矛盾。该书稿称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晚，毛在“玉泉山”
与林彪举行“最后的晚宴”。据笔者了解，毛泽东南巡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到
达丰台站，并召集李德生等人作了指示，晚上直接回到中南海。据李德生、陈先瑞
将军和中央警卫局邬告成副局长透露，毛泽东当晚根本没有到“玉泉山”。而从另
一个方面证实，林彪当晚根本不可能到“玉泉山”，而在北戴河。笔者调查数人，
特别是林彪的贴身卫士长李文普证实，林当晚没离北戴河半步。此事单从时间上就
不攻自破。

◇　“导弹击落说”

　　别有用心的姚明理在揭发所谓内幕时，对林彪专机坠毁有一种说法：在外蒙古
机毁人亡是林立果“小舰队”成员，而该机是导弹击中后坠毁。

　　无独有偶，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人员在飞机坠毁的现场调查后，带回
一张照片，也有飞机翼上有一洞孔之说。这两点不谋而合，曾被人怀疑飞机是用导
弹击落。

　　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在《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一
文中已讲得清楚：总理向毛泽东汇报了林彪叛逃之事，毛泽东当时表明：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这是没办法的事，随他去吧！可见老人家并不想置林彪于死地。

　　前不久，空军司令员王海将军撰写回忆录，其中提到他根据周总理指示，成立
了一个专业班子论证林彪专机出事原因。其中提到洞孔问题，他们认为是机翼中电
路起火引起爆炸。他们从技术方面得出结论：如果导弹击落，则洞孔应当穿透，而
所谓洞孔实际是呈单面炸开，而铝刺外翻，从这一点证实，该洞孔并非导弹所致。

　　此事除王海将军等提供的结论外，当时从蒙古回国并带回照片的驻蒙使馆人员
孙一先也在回忆中证实：当时提供这一洞孔情况，主要是林彪专机坠落地点，离苏
军驻蒙基地很近，怀疑有苏军发射导弹的可能。而提出此问题后，经周总理指示，
与中办负责人之一杨德中、外交部军代表李耀文将军等，在事后很快找了一架与出
事专家同样的飞机进行了现场分析。当时就否定了“导弹击毁”的怀疑，因为不仅
铝刺外翻，系内部爆炸所为，而他亲眼见了飞机内部结构，证实了电路引起油箱爆
炸的使然。

　　此事笔者在近十来年，反复请教了弹道和导弹专家，他们几乎同一种结论，那
就是在当时，中国导弹要把蒙古温都尔汗的飞机打下来几乎不可能，因为当时装备
的导弹还到不了２００公里的射程，而中国离温都尔汗则有１１００多公里。

　　本来此事已经清楚，但前不久在台湾的一本专著《谁杀了林彪》（作者王兆军
）又重提旧事。而且将这一说法嫁祸当时全权处理林彪事件的周恩来。好在周恩来
生前对此已有留言。

　　当时，周恩来在广州的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上讲：“我再说一遍，林彪座机不是
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中
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一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能命令
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啊！我如
果命令打下来，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待啊？！”

　　总理的话说得合情合理，当时在场有数十人作了笔记。

◇　“绑架出逃说”

　　在林彪出逃死亡的诸多说法中，“绑架出逃说”最有市场。此说甚早，而且是
出自林彪的亲人之口。笔者近年对此特别关注，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林彪被绑架的
理由。

　　中央军委法制局前任局长、林彪案审理办公室负责人之一图们将军曾给笔者透
露了这样一段往事：

　　那是１９８１年初，也就是全国人大决定成立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
别审判厅的工作宣告结束时，“两案”办公室收到一份林彪直系亲属的信，声称林
彪是被叶群及林彪反革命集团“小舰队”成员骗上飞机外逃的。也就是说，林的叛
逃是被绑架的。

　　为此，原特别检察厅副厅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史进前将军专门
指示由当时林彪案件审理部门组织了一个班子，进一步做了调查。

　　据查，写信的当事人对林彪“被骗上飞机”的说法由来已久。１９７１年９月
１２日晚，她在向驻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局部队报告情况时，就说：他们（叶群、林
立果等）要把林彪“弄走”。１９７１年１１月，当事人在写给中央的材料中，仍
然保持了这种说法。而在中共公布５７号文件之后，当事人就一改常态，先后给毛
主席、周总理写信，拥护中央“对林彪等叛国罪行的批判和结论的完全正确”，并
声称“几年前就知道林彪要搞阴谋”。

　　而到了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初，她给江西省一名前要员写证明材料时，又冒出了
林彪是“被骗上飞机”的说法。

　　无独有偶。与这位当事人的提法同出一辙，一位在海外的“九一三事件”中的
“未亡人”也同时呼应，在其《自己写自己》的书中，用更加奇怪的细致的情节和
推论，说明林彪是被林立果和叶群劫持而逃。

　　据笔者反复考证，此说难以成立。首先，林彪在出逃前，也就是在９月初，就
在同叶群、林立果密谈并设计下一步的行动。比如内勤就曾听到的一些只言片语：
“他们会盲目执行的”；“说我是特务，叫我到农村没有安眠药怎么办”；“各大
军区都不会跟你走的，许世友是跟毛主席的，也不会跟你一条心”；“没想到小小
林立果活动面那么大”；“黄吴李邱……你都交给我嘛，到香港就好办了”等等。

　　这些话系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人在密谈中的对话，内勤人员大部份都是在有
意（其中包括受当事人安排）中听到的，应有一定的真实性。其次，从林彪下达的
“九八手令”上看，林彪是主谋，是知其核心的。

　　１９７１年９月８日，林彪反革命集团准备发动政变。林立果赴北戴河之后，
拿回了林彪“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命令办”的手令。而林立果正是用这一“手
令”布置了“小舰队”政变，同时骗取了空中交通工具。而后，周宇驰也是用这一
“手令”骗取直升机外逃。

　　关于林彪“手令”问题，前一段也有人提出质疑。据笔者了解，在林办确有一
个李姓打字员能模仿林彪字体。但此事可能性不大。因为在特别法庭鉴别特征时，
有字迹专家已鉴定那张“手令”出自林彪亲笔书写。而笔者也曾将“手令”残片复
印件和林彪书法复印件提供给一位字迹鉴定专家朋友，他提出的结论与特别法庭相
同。此事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字迹鉴定已成为平常之事，若有疑问恐不难解决。

　　再次，这几年笔者数次访问了林彪出逃的目击证人李文普等人。李还是那句话
：林彪上车后问“到伊尔库什克有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而不少看见林彪出发时
的证人也有描述，证明是林彪自己走的：

　　“……等司机杨振刚把车开上来，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就从屋里走出
来。刘沛丰提三四个皮包先上车。接着是叶群、林立果上车，林彪最后上汽车，林
走到门口还问内勤：‘东西都装上没有？’没停步，很高兴的样子，帽子未戴，大
衣也未穿……”

　　从这一情况看，林彪上车并无绑架迹象。

　　林彪叛逃苏联，李文普的证词无疑是核心。也有人说是孤证。其实这个证据并
不孤立。最近笔者找到在“九一三事件”中被周宇驰劫持直升机的机长陈士印，他
告知飞机起飞后，周宇驰便拿出画有“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什克”的航线图，
而此图几天前就已准备，可见林彪叛逃苏联早有其计划和准备。

　　那个以“未亡人”名义“自己写自己”时，描绘了飞机在北戴河上空划了一个
圈，即飞机有回来之意。或者说林彪要回北戴河，是因禁空不能落地而飞苏联。据
笔者同专机师长和林彪专机组幸存人员研究，那么大的飞机，根本不可能在北戴河
上空划个圈。而编织这个细节，显然是别有意味的。

　　至于李文普，至今仍然是活着的证人，对其质疑也有不怀好意者，其中不乏是
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改变历史。李文普对此回答坚决：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笔
者分析，他的证词并没有因此给他带来什么好处，林彪事件后他被下放；假若他同
林彪一伙，他也没必要中途下车，而林立果也不会向他开一枪。笔者同李有许多接
触，认为他的话有可信之理。

　　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林彪是党的副主席，要劫持绑架不是一件易事。除非他
自己想走。而笔者对林彪下决心走倒有一些看法，那就是叶群和林立果提供的情况
促成了他走了最败的一着棋。而叶群和林立果提供的情况恐怕值得研究。不然，聂
荣臻元帅不会说“林彪坏在老婆手里！”

◇　“软禁”和“替身”说

　　不知从何时何处传出一条“小道消息”不胫而走，那就是“林彪软禁说”。

　　最早，笔者见到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学者在饭桌上讲起此事，而且很具有传奇。
据这位身份不低的人说：他从公安部的一个人得到印证，林彪谋害毛泽东的事情败
露后，“小舰队”乘机逃跑，而林彪被抓起来了，被公安部送到山西侯马一个山沟
里关着。传言者说得很玄：林彪的胡子、头发长得一尺多长……

　　先姑且不论林彪死在何处，单从林彪“头发长得一尺多长”就站不住脚，因为
林彪很早就有“林秃子”之称，他脱发已成光头。

　　再说林彪不可能不在飞机上，也不可能没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据１９９６
年１月３１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称，该杂志社记者彼德•汉纳姆曾采访了前
苏联克格勃特工，他们从温都尔汗取回林彪头骨，并结合林彪在苏联的病历，从枪
伤、牙齿和肺上的钙化点印证，摔死在蒙古荒原上的就是林彪。而这一点连美国和
前苏联也不怀疑。

　　听到关于“林彪软禁说”的消息，笔者还真查渊问源，开始这个人讲是公安部
的人证实的，后来问起，又说是公安部门证实的，出现一字之差。经再三追问，对
方说了一个已退休的派出所民警。据找这个民警查问，他说了一番让人哭笑不得的
话：

　　“过去刘少奇、彭德怀和贺龙都是软禁死的，我们老头儿们议论林彪的死是不
是也有这个可能，别人侃山时这么分析，我也在想这有没有什么道理？！”

　　不用多问，谣言就是这样引起的。

　　还有一则“替身说”也很令人惊诧。

　　曾有海外小报传闻，林彪乘专机外逃，最后机毁人亡的是他的替身。而且林彪
到了苏联秘密军事基地，还在训练雇佣军。也就是说，林彪用“金蝉脱壳”到了国
外，人还活着。

　　此事纯是杜撰之说，关于林彪是否有替身，一调查便知。

　　据一位曾在四野前身“东总”的老人回忆：在哈尔滨，机关的人真在街上见到
一位与林彪长得很相像的人，回来后给林彪讲了，林彪只是一笑，以后再未提过此
事，根本没有找过什么替身。用替身是国外的手法，共产党人还没人搞这一套。老
人最后说：“准是外国电影看多了！”

　　这位老人的话在林彪贴身卫士长李文普处得到印证。李跟林彪数载，从未听说
过林彪有替身。他否定了“替身代死说”，他的话应具权威性。因为他是最后见到
林彪叛逃的目击者之一。

　　另外，事实证明林彪死在荒原上并非替身。而假若真在苏联秘密军事基地，也
随着前苏联解体早已曝光了。而现实已经真相大白，从没人见过林彪还活着。

◇　历史正论不容置疑

　　关于林彪之死说法很多，真正的原因肯定只有一个。

　　早在事件发生不久，中央分三批公布了事件情况，早期报告中有些情况让人质
疑是有道理的。例如说林彪与苏联勾结，这是没有依据的。而更重要的是，当时“
四人帮”还在台上，林彪集团与“四人帮”有勾结，也有内讧，人们怀疑材料真实
性是有原因的。

　　正是八十年代到来之际，邓小平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使许多问题得以
还历史本来面目。而在这时，中央成立专案组重新复查林彪案件，并对该案进行审
判，应当说这时的审查报告和审判判决是公正的。

　　两次审查，一次审判，结论都是一致的：林彪集团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林彪反
革命集团试图“和平过渡”未果，但阴谋政变又未遂，最后乘机出逃摔死在异国他
乡。这个结论则是建立在详尽的事实基础之上。

　　笔者认为，至少，在目前一些传闻得不到证实，也拿不出证据的情况下，林彪
的死因只有一个，就是官方公布的结论。

□　摘自《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１年０９月１１日
～～～～～～～～～～～～～～～～～～～～～～～～～～～～～～～～～～～～
【史实辩析】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周总理处置“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的一些情况

　　　　　　　　　　　　　　　　•于　南•

　　周恩来同志在处理举世震惊的“九•一三”事件中，表现了高度的党性原则和
斗争艺术。现在，对周总理处理林彪叛国外逃事件的过程，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在
２５６号专机越出国境，林彪确已叛逃后，周总理才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报告的。有
的讲周总理在九月十二日以前，已经掌握了林彪的政变阴谋。有的文章对此事交待
的也不够清楚。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一些重要情节，是应当弄清的。

　　据我们向有关人员了解，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夜里发生的情况，大体是这样
：

　　那天晚上，周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十点半左右，接到８３４１部
队负责人的电话说，根据林立衡的报告，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坐飞机逃跑，北戴
河林彪住处，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总理当即给吴法宪、李作鹏打电话，要他
们查明究竟有没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

　　在总理已经掌握了山海关机场确有一架三叉戟飞机的情况以后，十一点半左右
又接到叶群电话，她对周总理撒谎说，林彪想动一动，还没有调飞机来。事后，总
理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听到叶群的谎话后，判断出林彪他们有鬼，可能要跑
。总理立即给吴法宪、李作鹏下命令，断然采取了一些措施。

　　十三日零时左右，周总理接到８３４１部队电话报告说，林彪一伙不顾警卫部
队的阻拦，已乘车从北戴河逃往山海关机场，并开枪打伤了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
总理感到情况十分严重，立即从大会堂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报告。因为周总理知道，
毛主席是十一日下午乘火车离开上海，十二日下午两点到达丰台，找了一些负责人
谈话，五点左右从北京站下车后，回到中南海。年近八十的老人，经过二十多个小
时的旅途，是很劳累的。在北戴河那边的情况，还没有完全弄清以前，周总理一直
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处置，深夜不便去惊动毛主席。在得知林彪已乘车逃往机场，开
枪打伤人的情况报告后，就立即去向毛主席报告，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同时派杨德
中同志到西郊机场“协助”（实为监视）吴法宪指挥。

　　十三日凌晨零点三十二分，林彪乘坐的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周总理向
毛主席报告后，下令开动雷达，追踪这架三叉戟专机。在快要飞越国境时，吴法宪
来电话请示总理，打不打？总理又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都是没有法子的事，由他去吧。这时已将近凌晨两点。

　　不久，三点多，又接到吴法宪的报告说，从沙河机场飞跑了一架直升飞机。周
总理当即下令，派战斗机拦截，绝不能让它飞出国境。后来直升飞机又飞了回来，
怕它到城区闹事，总理又下令迫降，如进城就坚决打掉。

　　当时，周总理还没掌握林彪一伙的全部阴谋活动，不知他们到底能干出些什么
罪恶勾当。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以防万一，总理劝毛主席到人民大会堂暂住。毛主
席要总理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随后，毛主席乘车从中南海
出来，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住下。

　　三点多，政治局委员来到人民大会堂以后，周总理首先告诉他们，毛主席已在
十二日傍晚回到北京。接着，向政治局委员讲了夜里发生的一切情况，说林彪坐飞
机跑了。作了应付万一出现的各种情况的准备。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

　　十四日下午，周总理得到我驻蒙使馆的报告，才知道２５６号专机，已在十三
日凌晨二时半，在蒙古境内坠毁，机上人员，八男一女，全部摔死。总理报告了毛
主席，并告诉了政治局委员。

　　九月二十四日清晨，周总理去机场为李先念同志出访送行。回来以后就在人民
大会堂福建厅，向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宣布，中央决定，要他们离职
反省，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黄、吴、李、邱一个个被押走。

　　这个过程如有叙述得不够准确之处，欢迎了解情况的同志加以补充、更正。

□　原载《党史研究》１９８１年第三期
～～～～～～～～～～～～～～～～～～～～～～～～～～～～～～～～～～～～
【史实辨析】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是周恩来不让外逃的林彪返回着陆？

　　　　　　　　　　　　　　　•周敬青•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在其发动武装政变的阴谋败露后，
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凌晨强行乘坐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
温都尔汗附近的草原上。这就是九一三事件。这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九一三
事件尤其是飞机坠毁的情况，成为国外新闻媒介议论的一个热点。

　　近些年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引用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较
近的一篇非官方文章认为，三叉戟飞机实际上首先往南飞了约１０分钟时间，然后
掉头返回山海关，但发现山海关机场已遵照周恩来指示关闭。该文暗示，是周恩来
不让林彪着陆，以迫使他飞往苏联，这样他就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国家的叛
徒。”

　　无独有偶，国内最近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中也写道：“飞机起飞后２０多分钟，
留在９６楼‘林办’人员听到飞机返回的声音，９６楼的人都聚集在坡顶向机场方
向遥望，只听得飞机在机场上空轰鸣盘旋，大家都认为飞机飞回来了，一定是想降
落。当时‘林办’的人已离开机场，谁都料想不到中央在飞机起飞之后下了封锁机
场的命令，地面所有灯火熄灭，飞机无法降落。”“飞机向莲花峰飞来，在９６楼
上空盘旋，久久不离去，大家仰望着它，最后见它在空中划出一个形似问号的线路
，然后向北方飞去，再也没有回来。”

　　这两段话的用意是说林彪在空中仍不想北去苏联，下令返回山海关机场，是周
恩来下令关闭机场才无法降落，不得不向北方飞去。其实，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会
知道，三叉戟客机时速超过９００公里，怎么可能像小飞机那样在北戴河的９６楼
上空盘旋，“久久不离去”呢？飞机起飞的山海关机场距北戴河有百里之遥，肉眼
根本看不见，又如何“向机场方向遥望”，还能听到“飞机返回的声音”呢？这真
是太富于想象力了。

　　在林彪乘机强行起飞后，周恩来曾代表中央政治局下达过禁空令，这是不争的
事实。问题在于：第一，这个禁空令是何时下达的，当时林彪的飞机在何处？第二
，林彪专机起飞后，党中央的态度是要他回来，还是要赶他走？第三，林彪是否有
要求降落的表示？我们不妨对有关这一事件经过的更多材料，进行比较研究，以便
了解历史的真相。

　　《周恩来传》的记录如下：“对林彪等突然乘机逃走的意图，当时还不清楚。
对他们的全部阴谋计划，一时也并不了解。周恩来命令李德生坐镇空军司令部，监
视飞机动向；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派纪登奎去北京空军司令部，以便从
各方面掌握情况。同时，他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开
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周恩来还请调度员用无线电向这架飞机呼叫，要林彪等飞回
来，告诉他们：不论飞机在何处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
回答。”

　　对林彪事件颇有研究的专家于南教授在《关于林彪事件若干历史问题的考察》
一文中也谈到：“周恩来随后从人民大会堂赶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汪东兴、张耀
祠也几乎同时到达。周恩来命令打开华北地区所有雷达监视这架飞机，并与机上通
话，告诉飞机可以在任何一个机场降落，但２５６号飞机不回答。地面雷达不断报
告飞机的航向、时速和高度。飞机耍了个花招，开始时航向２９０度即向北京、大
同方向飞，但十几分钟以后，在零点４６分改航向为３１０度，向蒙古的西部即乌
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偏东一线飞行。”这些都说明，林彪乘机起飞后，中央的
态度是要他回来，所以才从地面不断向这架飞机呼叫。而且，周恩来表示愿意亲自
到机场接他，这也算仁至义尽了。

　　但是，关键的问题还是“禁空令”是何时下达的呢？现在我们有幸找到当时亲
自用电话向全国下达这项命令的当事人的准确回忆和电话记录，成为解开这一疑团
的最有力的证据。当年军委空军指挥所的值班作战参谋朱秉秀，九一三事件发生时
，曾协助李德生参与处理这一事件。他详细地记录了自己在空军指挥所亲历这一事
件的始末：“周恩来指示，要空军指挥所直接用对空台与潘景寅（林彪飞机驾驶员
）沟通联络，要他飞回来。北京西郊机场和首都机场都可以降落。此时，吴法宪也
在西郊机场指挥所亲自手握话筒不断地呼叫潘景寅，告诉他只要回来，一切都好办
。但是，始终没有听到潘的回答。眼看着目标靠近边界线移动，１时５０分飞出了
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并在逐渐下降高度，直到我地面雷达上的飞机信
号于温都尔汗以南消失。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号最后消失的位置。同
时还示意我赶快拿笔作记录，一句一句地复诵着电话里周恩来传达的政治局命令：
‘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
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记完后我又向李德生复诵了一遍。他说，没
有错，这就是净空了，空中发现情况就是敌机（由于林彪出逃当时是绝对机密，命
令下达后所及的人将很多，所以在命令上不能不出现林）。梁（指梁璞，当时任空
军司令部参谋长）同时对我们两个作战参谋说，赶快向各军区空军、指挥所传达。
我与徐心德（当时任作战参谋）分工，由他接通电话，由我传达命令，流水作业。
从１时５６分到２时２０分左右才将周恩来下达的政治局‘禁航令’传达完毕。”

　　是周恩来直接下达命令给山海关机场，那也只能是在１时５０分左右，距林彪
起飞的零点３２分，已经是１个多小时之后的事了。把不能降落归于１个多小时后
才发布的命令，不是有点荒唐吗？实际上当时林彪的飞机已经在国境线了。而且，
这架飞机的航迹有地面雷达航图为证，可以确凿地证明根本没有返回欲降落。

□　摘自《党的文献》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
【发微探幽】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九一三”事件余波——周恩来嚎啕大哭

　　　　　　　　　　　　　　　•周秉德•

　　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越来越多在伯伯领导下工作过的人都已双鬓斑白，也大
多步入古稀之年，住进了干休所，迈入了离休干部的行列。可是，强烈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仍使他们无法忘记过去的日子。他们口头讲，挥笔写，使伯伯许多鲜为人知
的事情公布于世，让我的心灵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震动，使我一步又一步进入到伯
伯内心世界，使我受到了一次次强烈的震撼！更使我掂量出伯伯苦涩辉煌的份量。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乘飞机外逃，消息一经证实，有人立即提出用导弹
打掉。毛泽东主席摇摇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而伯伯曾拿着话筒向
林彪乘坐的三叉戟喊话：“林副主席无论在国内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去机场
迎接。”接着，为了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伯伯吃住在人民大会堂，几乎整整三天三
夜没合眼。这是许多文章都回忆过的。

　　有一个情节鲜为人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的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折
戟沉沙，自取灭亡之后，不断有面色严峻的国家领导人脚步匆匆进出于人民大会堂
，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
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

　　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爆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
于无法再压抑而爆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
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
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
周恩来！

　　自从调到中央工作，纪登奎看到的周恩来永远是从容、镇定、乐观。是的，如
果从身材长相上看，周总理只算是中等个，人偏清瘦，典型江南人的脸庞，端庄清
秀，举止文雅，让人不禁联想起西湖边的杨柳。可是，从跟随他工作中的亲眼目睹
，不管是外交上的剑拔弩张，还是党内错综复杂的局面，他永远应付自如，有用不
完的智慧和精力！而且，他仿佛是专为克服困难来到这个世界的，往往越是困难、
艰险，他越有力量和办法，仿佛世界上没有难得住他的事。又让人不禁想到扎根于
绝壁陡岩上的黄山奇松——美感与力量最有机的结合。像今天这样的失控，纪登奎
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至于平时反应敏捷极善言辞的他，
此刻也乱了方寸，话说得结结巴巴：

　　“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
，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着总理刚才讲的话
。

　　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
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确实，纪登奎也是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真正想明白周恩来的痛哭失声
：为着树立和维护林彪副统帅的地位，冲击打倒了党政军那么多老干部，学校停课
、工厂停工，全国从上到下，几乎无一幸免，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叛徒、内奸、
工贼”，煤炭部长张霖之被活活打死，多少老干部被投入监狱，多少群众因之划线
受批判……如今，这个一直是被称为毛主席“最亲密战友”，并作为毛主席当然接
班人写入党章的林彪，竟带着老婆、儿子逃往国外，落得个折戟沉沙，死无完尸！
作为一个国家总理，他怎么不为“文革”以来党的一次次错误决策痛心！怎么再说
以打倒刘少奇大树特树林彪为主要成就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又怎么
向全国党、政、军、民解释和交代这一切？！

　　毛泽东主席之气魄够大，他在延安时就笑指拥有原子弹的美国和世界上一切反
动派都是“纸老虎”，但林彪外逃之时，毛主席已是年过古稀老人，林彪外逃之事
，给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致命的。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的伯伯，出去接了一个电
话，再进门时脸色灰白，他挥挥手说：散会散会！没了往日的镇定，转身带着小跑
往电梯方向赶。卫士长张树迎扶着伯伯走进电梯，他明显感到总理的全身在发颤：
“到游泳池。”他的声音也微微发颤。张树迎心里一震，一定是毛主席那里出事了
。果然，一进游泳池，毛主席卧室的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主席脸色发青
，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经到了，只是冷漠
地远旁站着。伯伯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
吸痰器。经过吸痰，毛主席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
，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
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
里！”这句话，站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听得清清楚楚，他内心无限感慨：党内对毛
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至今张树迎还仍常对我感慨：你伯伯一直维护
毛泽东主席的地位，你说他崇拜主席，尊重主席，也是为了党！一个这么大的国家
，总归得有个头儿吧！

□　摘自周恩来侄女周秉德著《我的伯父周恩来》（铁竹伟执笔，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



关于林彪座机击落问题

苏联导弹击落林彪座机

　　　　　　　　　　　　•王年一•吴润生•

　　“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至今己经三十多年。三
十多年来，国内外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这一事件真相的探讨和研究。本文综合各种己
经公开发表的材料，着重对林彪座机坠毁的原因，发表一家之言。

　　不久前，我国第一次在正式出版的期刊上公布了“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标
明林彪座机在坠毁之前的最后航线是：先向西飞，然后沿着我国的边境线向北飞，
飞到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后，又折回向南飞，往我国边境飞来，在返回途中坠毁于温
部尔汗。(见《中华儿女》杂志２００１年２月号)

　　这一“航线图”虽然在我国是第一次正式的公开披露，但在国外和我国私下里
早已流传。解释其原因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兵不厌诈”说。认为林彪座机兜圈子是为了迷惑我边防部队，顺利逃避
被我击落的危险，达到成功出逃的目的。我国的官方人士基本持此说。

　　二是“驾驶员潘景寅反抗”说。此次林彪专机机组成员康庭粹在《中华儿女》
杂志上披露“航线图”时即坚持此说。

　　三是“林彪命令返回”说。国内外大多数文革史研究专家都认为林彪只同意出
逃广州，并未打算叛逃苏联，是林彪觉察到飞机出境后命令飞机返回的。但此说法
不被官方认可。证据是林彪的贴身警卫李文普事件后揭发，在林彪开往山海关机场
的座车上，听见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是惟
一的一人一言的“孤证”，已经有人专门撰文分析这个“孤证”的可信度，本文不
作深究，承认此为一说。

　　本文对以上三种说法不作是非评判，只探讨林彪座机最后坠毁的原因。

　　我国官方至今仍坚持认为，林彪座机不是“坠毁”，而是迫降时爆炸。迫降的
原因是燃油不够和没有领航员。

　　当年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承认飞机残骸上有一个大洞，但认为此洞不是导弹
所击中，而是飞机在地面爆炸时造成的。许大使的推断不过是为表白：我国没有发
射导弹击落林彪座机。因为伟大领袖毛泽东说过：“天要落雨，娘要嫁人，由他去
吧！”毛泽东不让打，谁敢打呢？

　　但有一个事实难以隐瞒，即林彪座机着陆之前已经起火。王兆军在《谁杀了林
彪》（台湾世界书局出版）一书中披露，温都尔汗莹石矿的一个工人亲眼目睹“飞
机降落时尾巴着火，坠地地点离他只有九英里，他看见了全过程。”日本《每日新
闻》记者在蒙古温都尔汗采访时，遇到了当年的目击者，证实林彪座机是先着火后
坠落。如果认为国外的报导不可信，我国《人民日报》主办的《环球时报》１９９
７年１１月２３日头版发表的“本报驻蒙古特派记者敖其尔”的文章中也无意中披
露：“最早发现飞机坠毁的拉哈玛大娘，住在离飞机坠毁地点仅三公里远。……１
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凌晨２时，拉哈玛大娘看见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
飞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大概不到法２０分钟在苏
布尔古盆地坠毁……”这无意间的披露告诉我们：林彪座机不仅在着陆前已经着火
，且着火后还飞行了大约２０分钟。我国的权威报纸、我国的著名记者，披露的信
息应该比较真实可信吧？

　　从飞机残骸上留下的大洞和目击者看到的飞机着陆前二十分钟己起火的事实，
基本可以否定“飞机迫降时爆炸起火”的结论，应是遭攻击后爆炸坠毁。

　　既然我国没有打，会不会是别国打的呢？本文列举如下四条事实供诸君推断—
—

　　第一、三十多年来，尚没有一点证据说叶群和林立果在出逃之前已经和苏联取
得了联系，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苏联对林彪的“叛逃”一点不知情。这是无可置疑
的。

　　第二、苏联人如何看待林彪座机的航线？若说苏联军队对林彪座机这不速之客
到访毫无觉察，那是自欺欺人。前蒙古外交部次长永栋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
“当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
蒙古都掌握了林彪座机的飞行轨迹，苏联会不掌握吗？中、苏、蒙三国边境交界处
没有民用航线，林彪座机只会被认定为借用民航飞机执行军事任务。进入苏、蒙国
境之后又迅速返回，只能认为是侦察任务完成或发觉被跟踪。若是友好邻邦，应在
事发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然而，当时的中苏关系都是视对方为“头号敌人”。苏
联面对这一突发事件会采取什么果断措施，应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勃列日涅夫的话中之意。当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国就披露了苏共
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闻讯后发出了三声“可惜”的事实，不过，我国却认定他是因
没有得到“大汉奸”而惋惜。现在从各种渠道证明，勃列日涅夫的“可惜”之言完
全属实。但话中之意并不一定是当年中国政府判断的那样。曾两次去调查林彪座机
坠毁事件的克格勃成员向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记者提供：“我们花费了一年时
间，才查清楚林彪死亡的原因，但我们既不能告诉中国人，也不能告诉蒙古人。只
有四个人知道这一真相：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亚历山德鲁和我”。该讲话认
定我国政府不知林彪死亡真相，可反证中国没有击落座机。但这很可能是苏军的“
误打”，因完全不知情而导致“失误”，失去了林彪这颗攻击中共的重磅政治炸弹
，勃列日涅夫无奈地发出了惋惜之声。而这并没有违背“可惜”这个词的本意。

　　第四、苏军肯定有“击落一切入侵者”的“条令”。如此断言决非凭空捏造。
对于“敌国”的任何飞行器，只要进入苏联领空，都要击毁。哪怕是真正的民航飞
机，他们也视为伪装，视为“军事侵略”，攻击起来不会有丝毫的迟疑。８０年代
击落韩国偏离航线的真正的民航机就足以证明。若不是韩国提出强烈抗议，若不是
美国窃听到苏联军机上的对话，苏联绝对不可能承认这架民航机是被他们的导弹击
落的。前苏军的一部份、现乌克兰部队，最近甚至将并未偏离航线并没有进入鸟克
兰领空的俄罗斯民航机击碎。若不是在飞机残骸上搜集到弹片，乌克兰政府仍然死
不认帐！

　　判断苏联导弹击落林彪座机，笔者最近得到一条最重要的旁证：２００１年第
１１期《党史天地》刊载鲁青的文章披露，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４曰，即“九•一三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蒙古外交部约见我驻蒙大使许文益时，就一口咬定此飞机
是“军用飞机”，且“侵犯了蒙古领空”。９月１６日在温都尔汗“验尸”之后，
中蒙双方外交谈判时，蒙方不仅坚持是“军用飞机”，还坚持“机上人员全部是军
事人员”。中方坚持是“民航飞机”，“机上有军事人员，也有非军事人员”，蒙
方坚诀不予认同，致使谈判破裂。蒙古外交部的坚持己见，显然是为他们的导弹击
落飞机赢得坚实的理由。果然，从这时候开始，蒙古国内，到处流传着“中国军用
飞机入侵蒙古，被导弹击落”的新闻。９月３０日，蒙古全国报纸和广播电台以新
闻消息的形式，公开对国内外报导了民众中流传的内容，而中方对此却“采取了沉
默的态度”。为什么蒙方主动承认了我军用飞机被他们的导弹击落（尽管不是官方
正式声明，而是新闻报导），中方却因何不予追究，反而保持沉默呢？直到３０年
后的今天，中国也没有就此事向前苏联和蒙古“讨个说法”呢？

　　依笔者之见，中国确有难言的苦衷和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大致概括为以下四点
：

　　第一、若提出林彪座机被苏联击落的疑问，必给预先确定的“叛国”性质横生
枝节，无法解释林彪既然叛逃苏联因何又被苏联导弹击落？从大逻辑上很难讲通，
更难以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口服心服地接受“林彪叛国”的结论。而当时，“粉碎
第二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反党集团”是我国的头等大事，和苏联的关系己退
居其次。一切服从大局，一切服从主要矛盾，不抗议不质疑是我国政府的必然选择
。

　　第二、毛泽东时代，我国政府视苏联为国际上的头号敌人，视林彪为国内的头
号敌人。不必讳言，那时不见得所有的军事专家都对林彪座机“迫降爆炸”说绝对
相信，肯定会有人存有对苏联导弹击落的疑问。只是，既然认定苏联是敌人，林彪
也是敌人。敌人之间互相残杀不是绝对有利于我方吗？我们乐得坐山观虎斗，欣赏
“狗咬狗”啊！有什么质疑、抗议之必要呢？

　　第三、若隐瞒林彪事件的真相，就事论事，以苏军击落我民航机为由提出抗议
，理由很不充份。那里本来没有民用航线，飞机又闯入人家的领空，特别是最终坠
落在人家的领土上，摔死的人员只有那么几个，庞大的三叉戟飞机上只载了几个旅
客，无论如何不符合情理。因为自已“理短”，不如乾脆默认。

　　第四、我国政府所以至今不要求俄罗斯将尘封３０年的那一段历史档案解密，
这中间恐怕有一个逻辑上的误区，认为若俄罗斯承认当年林彪座机是苏联导弹击落
，便要将林彪事件的“叛国”性质彻底翻案了。诚然，若修正了林彪座机系“迫降
爆炸”的一贯定论，首先得承认座机向北飞入苏联境内之后又折回向南飞的真实航
线，但这也只能说明座机上“有情况”。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是否一定是林彪命
令回国，还是驾驶员英勇“反劫机”？苏联击落林彪座机的事实，并不能为某一结
论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更不能和林彪事件的翻案等同起来。

　　所以，中国人民有权要求俄罗斯把林彪座机坠毁的历史档案尽快解密，将只有
勃列日涅夫等四个人知道的林彪死亡真相告白于天下。因为历史总归是历史，要求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每一个在历史长河中生活的普通人的基本权利。我们不甘心
被历史的造假者、伪装者、扭曲者、隐瞒者永远蒙蔽！请还我芸芸众生对历史真相
的知情权！时代己进入了新世纪，这人权中起码的要求应该不难实现！我们期待着
！

□　寄自中国
～～～～～～～～～～～～～～～～～～～～～～～～～～～～～～～～～～～～
【小心求证】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质疑林彪出走事件
　　　　　　　　　　——为“九一三”事件三十周年而作

　　　　　　　　　　　　　　　•陈晓宁•

　　２００１年的９月１３日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林彪９１３事件三十
周年，笔者经过长期严肃的分析后认为本案存在多处重大疑点。所以特作此文。笔
者将本着严肃、认真、研究的态度对９１３事件进行全新的探讨。

　　内容提要：在本文中笔者将要对９１３事件提出以下新的核心结论：

　　一、林彪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夜出走去机场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
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关键性的话。这是林彪事件关键性证人李文普
说的谎话，做的伪证。

　　二、林彪在９月１２日夜乘机要出走的目的地是广州（香港），而不是想叛逃
苏联。最终没有去往广州的原因是２５６飞机燃油不足。而后来飞向蒙古、苏联的
行为应由林彪之子林立果负责。

　　三、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没有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
处调头，向中国方向返回。这个举动不是因为燃油不够导致想找机场迫降，而是因
为林彪不想叛国，所以强令２５６飞机返回中国。

　　四、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着陆前，在空中就已经发生爆炸并起火。

　　五、２５６飞机在空中爆炸起火是由于在温都尔汗附近被驻蒙古的苏军导弹击
中所致，飞机在受伤后，进行带火迫降时又发生事故，最后迫降失败，机毁人亡。

　　进入２００１年后笔者见到了两份最新出版的林彪事件亲历者的回忆书刊。一
份是我国当年驻蒙古的武官孙一先写的《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
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

　　另一份是２００１年２月号的《中华儿女》杂志上刊登的林彪专机机组成员康
庭梓的文章《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

　　康庭梓的文章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新信息，其中最最引人注目的是杂志Ｐ４１上
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在外蒙古的一段航线中清楚地标注出：飞机在飞到接
近苏联与蒙古的边界线后，却突然掉头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并在返回途中坠毁
于温都尔汗。

　　“２５６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之前是向着返回中国的方向飞行的。而不是向苏
联方向飞去”。笔者第一次见到这种说法是看王兆军的书《谁杀了林彪》（台湾世
界书局１９９７）。王兆军在书中是这样叙述的：

　　……林彪和他的妻子都死在飞机上，三叉戟坠毁的时候，不是在寻求庇护的路
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林的妻、子可能强迫林改变意志逃窜苏联。……苏联
官员的证词说：“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
回来向南飞”。彼得（指Peter　Hannam——笔者注）采访了两次去调查
林彪之死的克格勃小组。该小组一成员（指托米林——笔者注）说：“我们花费了
一年的时间，才查清楚林彪死亡的情况，但我们既不能告诉中国人，也不能告诉蒙
古人。只有四个人知道林彪死亡的真相：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亚历山德鲁和
我。”……

　　必须说明的是，王兆军书中的这段叙述是引自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资助的
记者彼得•汉纳姆（Peter　Hannam）的报导。这位记者于１９９３年亲
自跑到苏联和蒙古采访，采访了大量当事人（包括克格勃人员），其中经过他们的
采访，由克格勃人员提供的林彪确实死于蒙古的结论，已经成为一项来自第三方的
铁证。彻底打破了诸如“林彪死于国内”的传说。我国已公认汉纳姆的采访报导具
有很高的可信性。

　　其中，“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
向南飞”，这一说法来自苏联官员，苏联人当年通过雷达是很容易监视２５６飞机
的航线的。这一结论是很容易核查、对证的，所以汉纳姆在这一点上的报导应是可
信的。最近笔者又看到一则报导，是日本每日新闻系周刊《Sunday每日》于２
０００年独家专访前蒙古外交部次长云登的报导。云登谈到：“……林彪的飞机似
乎为了闪躲雷达，因此一直是低空飞行地进入蒙古境内，当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
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因为该机在极低的低空飞行，
因此轰隆声响，蒙古系循声而追踪的”。可见，蒙古当时都能掌握该机航线，以苏
联的军事技术水平跟踪一架民航飞机就更行了。

　　笔者在当初从王兆军的书中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感到无比吃惊。因为我们以
前听到的９１３事件的正式的说法中从来就没有这一条。我们一般人接受的信息是
：林彪是有意叛逃苏联的，他的座机一直向着苏联飞去——即使不是笔直，大方向
也是朝着苏联。在直飞到温都尔汗附近时，由于燃料不足坠毁（这种看法应该是一
般老百姓得到的通常信息，在孙一先的书中，也反映了这种大众观点。在２００１
年刚刚出版的孙书Ｐ２６３中，孙一先也给出了一幅林彪飞机的航线图，在这幅图
中，就标注出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是一直飞向温都尔汗的——没有从苏蒙边境
返回的信息。看来这位当年的驻蒙武官，亲自向周恩来汇报林彪坠机情况的“知情
人”至今还是与大多数人一样，认为２５６飞机是直飞温都尔汗坠毁的，不存在回
返一事）。谁听说过它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前一步，而是向返回中国的
方向飞来，并在返航途中坠毁于温都尔汗？

　　不过对于王兆军书中提供的这些海外消息，笔者当初持存疑态度，只看为一家
之言（按说王书引用的材料是苏联克格勃的调查，应该有极大的可信性），仅听一
方的说辞难免有偏颇。但是，现在我们看一看康庭梓文章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
图”，再想一想这篇文章并不是发表在一般的猎奇小报上，而是刊登在非常严肃的
，由团中央主办的，声称“不允许有任何虚构”的《中华儿女》杂志上——它的一
些文章的发表甚至专门经过中宣部审查。我们还会认为“２５６飞机在飞到苏联、
蒙古边境处调头，向中国方向返回”一事是无端的谣言吗？

　　为什么我方书刊几乎一概不提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　笔者认
为恐怕并不是我方故意隐瞒此事，而是我方当初根本不了解这一情况，因为我方雷
达无法监测这一现象，从而做出了错误判断。我来简单分析一下：我方出版的书籍
几乎很少介绍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的详细飞行轨迹和飞临各处的详细时间。笔
者见到的最详细的叙述是当时任军委空军指挥所值班作战参谋的朱秉秀的叙述（见
周敬青的文章《是周恩来不让外逃的林彪返回着陆？》，发表在《党的文献》杂志
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眼看目标靠近边界线移动，１：５０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
，并在逐渐下降高度，直到我地面雷达上的信号于温都尔汗以南消失。李德生立即
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号最后消失的位置。……

　　请大家注意一下上述引文中的一个细节，即：雷达信号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
”而２５６飞机实际上却是坠毁于温都尔汗“东北”（不是“以南”）６０公里的
苏布拉嘎盆地（孙一先书Ｐ２７８，２６３）。既然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而
实际坠毁于其“东北”。也就是说在２５６飞机在我方雷达上消失以后，并不代表
它坠毁了，２５６飞机实际仍在飞行。

　　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２５６飞机于温都尔汗以南，从我方地面雷达上消失并
不是由于它坠毁了，而是由于它飞出了我方雷达的监测范围。这以后它虽然还在飞
，但其后来的举动我方实际已经无法通过雷达监视了。

　　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温都尔汗附近离中蒙边界２４０公里以上，加上２５６飞
机在外蒙境内“在极低的低空飞行”，这都可能造成飞机脱离我方雷达监视范围。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在康庭梓文中就提到：他自己在山海关机场调度室通过雷达仅
监视了２５６飞机１４分钟，距离１２０公里，２５６飞机就从山海关雷达屏消失
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则当然后来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我方就真
的无法监视，因而不了解。反而想当然地错误认为：２５６飞机从我方雷达消失就
意味着它坠毁了；或者是错误地认为：飞机从雷达上消失后直飞温都尔汗附近坠毁
。

　　正由于苏联方面的雷达可以全程监视２５６飞机的行踪，所以笔者认为苏联人
得出的“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的结论要比我方结论可信得多。而康庭
梓给出的令人惊讶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恐怕是他们今天也看到了外方相关
报导，并赞同了苏联人的说法吧！

　　以上的叙述无非告诉大家一个我们过去从未听说的结论——“２５６飞机在外
蒙古境内不是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苏联，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来”。这样
就自然引发一个问题：既然早想叛逃，为何往回飞？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

　　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境的掉头回飞是不是仅仅因为飞机燃油不够，所以只是想
回头找机场迫降？若是这样的话就跟现在的通常说法只有小细节的差别，而没有什
么本质区别了。

　　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分两种情况讨论一下：

　　第一种情况：２５６飞机机组成员技术过硬（虽然未带领航员等人），在飞机
飞到苏蒙边界附近，发现燃油不够时，仍然能够大致知道自己所处位置。如果是这
种情况，那么，他们就知道此时已在苏蒙边界附近，则他们一口气飞过边界到苏联
机场降落岂不更好？苏联的机场应该比蒙古机场多很多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２５６飞机调转回返找机场迫降是不合理的。

　　第二种情况（也是最可能的情况）：由于２５６飞机起飞时未带领航员等人，
所以飞机飞临苏蒙边界时，机组人员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如果是这种情况，当机
组人员发现燃油不够时，他们将面临“是向前飞找机场迫降，还是回头飞找机场”
的选择。笔者认为，当２５６飞机对准苏联方向飞行后，通过飞行时间和飞行速度
，驾驶员还是能大致判断出此时离苏联不会太远了。一口气向前飞，在发达的苏联
境内找到机场的可能性当然大于往回返在落后的蒙古境内找到机场的几率。再说，
就算驾驶员一点也不了解自己的位置，则往前飞找机场和往后飞找机场的难度不是
一样吗？而往前飞还免去了费劲掉转机头的麻烦——何必要转头呢？最要命的是：
往回飞找机场，在不知自己确切位置的情况下，他们就不怕一不小心飞回中国？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的前提下，如果２５６飞机转头是
为了找机场，则因为它需要边飞边寻觅，它的航迹就应该是曲折的，徘徊的，犹豫
的。虽然从康庭梓文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中，由于该图比例尺太高，不太
精细，我们现在还不易判断它是否是在曲折地寻觅。但是我们可以从苏蒙方面对２
５６飞机采取的举动看出一些端倪：

　　在汉纳姆的采访中，苏联官员也认为：“三叉戟坠毁的时候，不是在寻求庇护
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从这段字面可以看出：苏方并不认为２５６飞
机是想找机场迫降，而是向中国方向飞。而在后面的详细分析中我们将看到恐怕正
是由于苏蒙方面也做出了判断认为：２５６飞机转头是为了返回中国，而不是为了
寻找机场迫降，所以才将它击落。（详见后面的论述）

　　从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大致否定“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境掉头回飞是因为缺
油而想找机场迫降”的观点。

　　既然２５６飞机的掉头回飞不是因为缺油而想找机场迫降，那么，它从苏联、
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回来这是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

　　要想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整个事件前因后果有个交待。在此笔者
通过自己长期的资料积累和思索，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全面谈谈自己对１９７１年９
月１３日这一天事态的看法。对有兴趣的读者，相信不会浪费你们的时间，还是值
得大家一看的：

一、林彪出逃是什么性质？

　　其实，林彪出逃是应该分成两种情况来分别讨论的。因为他们的恶劣程度是完
全不同的。第一种是出逃广州（香港），第二种是出逃苏联。

　　如果林彪真的出逃广州（香港）的话，属于党内矛盾。可以说从千百年的历史
角度说，林彪顶多是当时的党的叛徒，却不是民族的、中国的叛徒。对林彪在中国
的历史评价没多少影响。这就象历史上的各派党争一样。不论属于哪一派别，只要
他不出卖民族利益，他就不是汉奸卖国贼。

　　如果林彪真的出逃苏联的话，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当时中苏关系严重对立，中苏间矛盾就是民族矛盾、国家矛盾。这个时候出逃
（叛逃）苏联，那么不管什么原因，叛逃者都将是背叛民族、背叛祖国。他都是汉
奸、卖国贼、民族的罪人。如果林彪走上了这条道路，那么，不管他过去有多大功
勋，他都将和历史上的大汉奸张邦昌、秦桧、汪精卫一个性质（顶多是程度的不同
，没有本质的区别）。他将被同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真是一万年也翻
不了身。

二、林彪有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动机与思想基础？

　　笔者的分析是肯定的：没有！至少是非常不充份！

　　一个人的行为是受他的思想支配的，我们先来看看林彪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样的
。

　　以下摘自林彪着《战术思想研究——论一点两面及战术作风》：

　　林彪说：“……我们是人民起义军，……，是为了广大人民的解放，而不是为
了自己或哪一个。不是为了吃粮。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会影响到人民的吃饭、住
房、种地。我们每一个胜利都与人民利益直接联系着。我们自己吃得坏些，穿得坏
些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生命，只是沧海一粟。无数万人的生命，他们后代的生命
，才是宝贵的。……”

　　林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战争年代的林彪无愧于他说的这些话。林彪
平时不讲吃，不讲穿。想的就是部队，就是打胜仗。就是为穷苦人民能过好生活打
江山。

　　上级发什么衣服他就穿什么衣服，从不计较长短尺寸、合不合身、款式美不美
观、穿在身上潇不潇洒。周赤萍回忆林彪总是穿一套灰布军衣。１９５８年他在昆
明看到林彪时穿的是很普通的黑色呢子衣服。袖口上还打了补丁。

　　林彪吃得很简单，两菜一汤，青菜，豆腐，平时唯一的零食是炒黄豆。有一次
在法库，林彪到地主家吃饭，桌上有个酸菜炒白肉，他吃了几口。从来没有讨论过
吃喝的林彪，回来后不同寻常地连连说好吃，好吃！说过了又说再不能吃了。好吃
的东西林彪为什么再也不吃了？为了减肥？不是！是为了怕吃了地主的饭，就不再
想为劳动人民打江山了。这可是立场问题。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出林彪并不是不爱吃
美食，而是有高尚的理想，并且对自己要求严格。战争年代，他工作起居都是简陋
的农舍里。他经常深入火线上，打起仗来一夜一夜不睡觉是家常便饭。（参见韦力
编《１９６５年前的林彪》西藏人民出版社Ｐ２２９）

　　林彪家的保姆王淑媛在９１３后“揭发”林彪“艰苦朴素，别看他外表穿得好
，里面的衣服都是林立果穿剩下的，他补补再穿”。王老太太还揭发林彪“从来不
玩女人！不像那些人喜欢玩女人。”。林彪不玩女人是他从来没这欲望，还是他玩
不动？都不是！林彪的前妻张梅号称陕北一枝花，叶群也是延安八美。看来林彪不
是没有好美之心。解放后有一次叶群参加一个老干部的婚礼，那老干部娶的是年轻
貌美的文工团员。林彪为此训斥叶群道：“老配少，参加这种婚礼干啥？什么思想
作风？我不去是我看不惯，你去你是什么思想作风？”从寻常的夫妻吵架可以看出
：林彪并不是没色心，没色劲。而是对自己有高尚的道德要求。看不惯声色小人。

　　我们从林彪长期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的道德是高尚的，他的言行是一致的。

　　林彪这样一个道德基础的人，那么聪明，睿智的人，一个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的
人，怎么会分不清好坏，不顾大节，以自己老残的身躯，还贪那么一点苟活，去做
遗臭万年的民族败类呢？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有人可能会指责林彪在文革中的言行。我们应该承认他在文革中有所投机（有
一部份可能出于无奈），他当然应该为此担负他应负的责任。但是林彪在文革中主
动攻击的少（这是和江青集团的巨大差别），在大形势下跟进的多。但也有很多事
明明不是他干的，也被推到林彪身上，这从林彪秘书张云生的书《毛家湾纪实》中
可以大量看到。

　　在这里笔者认为：林彪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充份动机与思想基础
。

三、林彪在直到９月１２日晚的心态都表现出他拒绝叛逃苏联：

　　以下选自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０日《中华读书报》的图门的文章（图们是中央军
委法制局第一任局长，林彪专案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特别法庭公诉人）：

　　９月２日下午……

　　林彪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几天了。”……

　　９月１１日１２：３０，内勤听到……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
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

　　——转引自《风云９１３》，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Ｐ３１１－３１２

　　从以上看出，到９月１１日时，林彪有的是“从容就义”的心。连去广州的心
都没有，更别说叛逃苏联。

　　以下选自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Ｐ２４３－２
４４：

　　（９月１２日晚）十一点多了……

　　不一会儿，小陈（指林彪内勤陈占照——笔者注）端着茶盘从林彪那边走廊上
的小侧门里冒出来，急步走向林立衡：“我悄悄进去，刚走到沙发后面就被林立果
发现了，凶巴巴地推我出来，差点把我推倒，吓坏我了。”立衡和众人急问：“听
到什么呀？”小陈说：“我刚进去的时候，听到首长哭（呜咽）着说‘我至死是民
族主义者’，听到这句，就被立果发现我了，立果推我的时候，首长回头望了一眼
，我看见首长正淌着眼泪。”

　　……

　　由于林彪出走是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１：４０左右，而这一段叙述距离林彪上汽
车出走只有几十分钟了，对了解林彪出走前的最后心态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有必
要先辨析一下它的可靠性：

　　首先，陈占照本人没有任何理由骗人。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倒是有可能编造有利
于翻案的说辞。但是从上文可以看出：听陈占照叙述的不止有林立衡，还有“众人
”，应该不难找到陈占照及其他人对证。另一方面，林彪最后几天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举动都会倍受林彪专案组的关注。这句话应该有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
所以可以查阅当年的揭发材料。由于证人众多，所以林立衡敢于在此说谎的可能性
极小。此段材料应该可信。

　　那么林彪为什么要说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呢？或者是林彪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

　　既然提到所谓“民族主义者”，那一定是涉及了外族，此处肯定指苏联。在这
种时刻，林立果在与林彪的谈话中谈到苏联，那只可能是与林彪讨论逃往苏联的一
种选择（当然也会讨论去广州的选择）。而林彪又为何流泪呢？很简单，逃往苏联
就是出卖民族，当卖国贼，想来林彪一世辉煌，而现实却真要逼着他往这条可耻的
路上走。临老临老却要面对这样尴尬的选择，他怎能不感慨伤怀呢？而林彪说自己
是“民族主义者”就表明了他要坚守民族气节，不愿意叛逃苏联的态度——真想背
叛自己民族的人，还谈什么“民族主义者”？而出逃广州（香港）林彪应该是同意
的。

　　所以，林彪出走之前几十分钟时，他仍然不同意叛逃苏联（但跑到广州是同意
的）。

　　总之，在与毛主席的关系已不可挽回之后，林彪有“坐牢”的心；有“从容就
义”的心；也有南走广州（香港）的心。但是不同意叛逃苏联（叛逃苏联作为一种
选择，林立果同林彪讨论过，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被林彪拒绝了）。

四、林彪的行动也表现出他要去的是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我们请看８３４１部队大队长姜作寿发表在《中华儿女》上的访谈录：

　　回到大队值班室不大功夫，刘吉纯副科长带着林立衡来找我，说有要紧事情。
……　“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他们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
么办？”林立衡急切地问。“你说的这些可靠吗？”我惊异地问。“可靠。这是叶
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她让我马上回楼准备，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不能跟他们一
起走呀。你看我该怎么办？”在夜暗中，我仍然能感觉到她那真诚期待的目光。她
所讲的，使人不能相信。象林彪这样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怎么可能跟老婆孩子去香
港呢？

　　这个细节（转引自张聂尔书Ｐ３１５）发生在９月１２日晚９：２０左右，而
林彪踏上出走的汽车是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１：４０左右。也就是说：在林彪出走前
２小时的时候，叶群、林立果对林立衡交待的仍是逃往广州（根本不是苏联！）。

　　再请看张聂尔书Ｐ３１３：

　　大约（９月１２日）晚上１０时，林、叶和林立果又进行密谈。密谈中，林办
工作人员听到林立果好像对林彪说：“黄吴李邱……你都交给我了嘛！到了香港就
好办了。”

　　这是引自图门的文章。这一段话是工作人员听到的“密谈”，既然是“密谈”
就不会是掩人耳目的假话，它真实反映了林立果当时的打算——是要去香港。而晚
上１０点——这已经离林彪出走只有１个多小时了。

　　正如张聂尔分析的“……至少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０时左右，林彪还是准备去南
方……更能证明林彪原来去广州的打算”。（还有许多细节分析，请参见《风云９
１３》Ｐ３１４，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

　　总之，林彪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１：４０左右踏上出走的汽车的时刻，他的目标
是去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五、到底是什么证据证明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呢（请注意“主动”两字及含义）？

　　笔者不否认林彪想主动出走广州（香港），而前面笔者提过，这“南逃广州”
和“叛逃苏联”性质可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前者是党内矛盾，后者可是出卖民族
和祖国。那么究竟是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林彪是想主动叛逃苏联从而遗臭万年呢？

　　找来找去笔者惊讶地发现：只有唯一的一个证据！就是林彪说的一句话（即“
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精确地说是由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口
中得知的这一句话。

　　我们不禁要问：这么大个林彪事件凭什么仅靠李文普的一句证词——这是孤证
嘛！难道就没有什么更多的证据？令人惊讶的是：没有！就是没有！所有论定“林
彪是主动逃往苏联”的权威证据唯一就靠李文普这句话。

　　我们先看党史专家，中央党校教授于南在《说不尽的毛泽东》中的说法：

　　在审理两案时，曾就林彪是否被劫持作过调查。结果证明被劫持的说法站不住
脚。这里的关键人物是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他在车上听到林彪问林立果：
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　（转引自张聂尔书Ｐ３１０）

　　——笔者注：这里李文普的话被认为是“关键”。

　　我们再看林彪事件研究专家肖思科（上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学院政治处主
任，调查研究“两案”１０年，出书５本：《超级审判》、《林彪元帅叛逃最新报
告》……）的说法：

　　针对“绑架出逃之说”，肖思科找到林彪事件的关键人物，在林彪身边做警卫
和生活服务工作的总参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

　　笔者注：“关键”还是李文普。

　　我们再看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Ｐ２９５（作家出版社）：…
…换取李处长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林彪是自己走的，他说‘到伊尔库茨克’。”
……　鉴于李处长的特殊身份，他讲的证据，便成了林彪叛逃的权威铁证。

　　笔者注：李文普的话成了“权威”、“铁证”。

　　读者诸君不用再看了，再看还是李文普。我们可以说李文普这句话要了林彪的
命。真能让林彪一万年也翻不了身。但是由于这是一个人的“孤证”，听到这句话
的其他人全死光了。所以，现在全靠李文普一个人的一张嘴，连个旁证都没有。李
文普说什么就可以是什么　。那么，是不是也给作伪证提供了条件呢？

六、笔者经过份析后得出判断：林彪在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
多长时间”这句话。李文普的揭发很可能是迫于某种政治压力说的假话、作的伪证
。我将在下面作出分析。

　　让我们先看一看李文普发表在《中华儿女》杂志１９９９年２月号上的文章《
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对这一段情况的叙述（这与肖思科所作的采访大同小
异）：

　　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林彪第一个走进，
叶群第二个，坐在林彪旁边，第三个是林立果，第四个是刘沛丰，我最后上车（简
录）。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
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５６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
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
车开到５８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叶群说：“８３４１部队对首长不忠，冲！”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５８楼。

　　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
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
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
？便决心下车。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　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
下车。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我转身朝５８楼喊了一声：
“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当时距
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
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后来，是８３４１部队二大队的卢医生给我包
扎的。……子弹穿透手臂，造成粉碎性骨折。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
父子如何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只
好说是自己“枪走火”。

　　对这一段材料笔者提出几点疑问：

　　第一点疑问：如果林彪在车上就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
不是明摆着告诉李文普和司机杨振刚：“我要当叛徒，我要叛逃苏联？”，林彪是
不是有神经病啊？他就不怕李文普和杨振刚拔抢反抗？或到机场后，趁机场人多反
抗或逃走？林彪一点都不怕叛逃苏联的举动在上飞机前就暴露？有哪个劫机犯会傻
到在上飞机之前就宣布“我要劫机”？最合理的方式是先把李、杨骗上飞机，再用
枪逼着他们服从。比如：同一事件中的周宇驰，李伟信、于新野就给出了好例子。
他们骗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时，也是告诉他去北戴河汇报，等上了飞机，再拔枪
威逼去蒙古。哪有一上来就告诉陈修文去苏联的？林彪会如此不谨慎和弱智？李文
普此说不合逻辑。

　　第二点疑问：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见到这句话，
笔者的问题就来了：林彪指挥对苏战备那么多年，他会不知道离中苏边界不算远的
著名大城市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后来的苏联远东战区总司令部就设在伊尔库茨克，
可见此城的重要意义）？如果连苏联南西伯利亚靠近中国的这么重要的大城市都不
了解，那么，从伊尔库茨克飞来的苏军导弹、飞机要多长时间到北京？有多长的预
警时间？林彪就都无法判断，那么林彪还搞个什么战备！这明显不符合林彪的作风
。林彪当年教杨成武当师长时就告诉他要把地图看熟，最后达到背熟，地图要印在
脑子里，做到不看地图也能指挥作战。地理、地图是林彪的强项啊！当年林彪经常
比第一线指挥员还熟悉地形。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作风都变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别只是空头推理。来个有说服力的实际例子让大家看一下
。

　　以下选自林彪秘书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Ｐ３１９（春秋出版社）　：

　　林彪煞有介事地发出了“第一号战斗命令”，他本人当时也大概是确估１０月
２０日那天会发生苏联对中国的突然袭击。

　　根据预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率领的代表团从伊尔库茨克（请各位
睁大眼看这个地名——笔者注）乘飞机起飞后，定于２０日中午抵达北京东郊机场
。林彪平时在中午１２点前开始午休，但这天他却坚持不等苏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
下来，决不睡觉。他判断苏联人坐的飞机，很可能不是运来什么谈判代表，而大半
可能是携带原子弹的不速之客。因此，从这架飞机起飞开始（应该是从伊尔库茨克
起飞的吧！——笔者注），何时经过蒙古的首都，何时进入我领空，何时经过张家
口，何时飞近北京上空，何时在东郊机场降落，何时见到苏联人从飞机上走下来，
他都不厌其详的听取从北京及时传来的情况报告。直到最后一次报告，才使他放心
地去睡午觉了。

　　张云生的回忆录一向以准确、真实著称。所以，似乎可以这么说：从伊尔库茨
克到北京东郊机场的每分每秒林彪都曾关注过。“多远？多长时间？”，这种问题
林彪还用问吗？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就弱智了——不但故意问他早该知道的傻
问题，还故意暴露了叛逃的贼心。

　　第三点疑问：林彪的司机杨振刚的举动也不太合理。林彪汽车上一共６个人，
他们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司机杨振刚。前４位是林彪“阴
谋”的核心人物。而李文普和杨振刚是局外人，特别是杨振刚，可以说基本不了解
内幕。过去人们从来没有关注过杨振刚的举动。其实很值得研究一下他。如果林彪
问了“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而李文普又大喊“你们究竟要到哪
里去？当叛徒我不去！”，则杨振刚当然应该明白林彪是要叛逃苏联。他应该有什
么举动？杨振刚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他一个小破司机又不是死党，犯得着替林彪卖
命吗？他应该也象李文普那样逃跑才对呀！即使汽车上怕林立果用枪打他，在下了
汽车上飞机这个空当，应该是有机会跑的。受党教育那么多年，组织上层层筛选的
人，面对叛国者即使没有抵抗的勇气，跑都不敢吗？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杨振刚反抗
，反而从张宁的书中看到正是杨振刚将林彪“扛顶”上飞机的——他不但不反林彪
，还帮林彪（张宁书Ｐ２５３，关于这一细节，目睹者人数应该不少，应该能避免
“孤证”的弊端。张宁的书应该有所依据，应该不会胡说。）。

　　另外，据李文普自己的文章谈到：“……这一切，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
都亲眼所见。林彪是跟在叶群身后从飞机舷门的软梯子自己爬上飞机的。如果他不
想走，在登机前说一句话，机场上的工作人员、飞机驾驶员和随机工作人员都会上
前保护林彪制止飞机起飞……”。从李文普的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机场上的工
作人员”就在林彪一行的附近。在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众目睽睽之下，杨振
刚此时想跑是有机会的嘛。但他并没有想反抗的举动，这合理吗？

　　而反过来，假设林彪没说过那句要命的话，那么，杨振刚就并不知道林彪要叛
逃。在这种情况下，则杨振刚的一切举动就都是合理的，也不会让人觉得反常。

　　第四点疑问：９１３以后，专案组在毛家湾多次组织林办全体工作人员开集体
会揭发林彪罪行（即：面对面揭发）。在会上李文普都没有揭发林彪讲过那句话。
别的林办人员也没在别的场合听李文普说起。（见张宁书Ｐ２８８，２９５，由于
这个情况当事人众多，所以应当可信。）。

　　这一情况非常重要。我们不禁要问：林彪如果真说过那句话，则这当然是最重
要的证明“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但李文普为什么在大会上不揭发？他没有可能
忘掉这句话。也没必要替林彪隐瞒什么，他只需要实话实说，揭发这句话对他李文
普本人没有任何伤害，相反故意隐瞒倒可能给他招灾。但是他为什么当时不当着大
家揭发？笔者分析道理很简单：因为林彪根本没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
长时间？”这句话，所以李文普当时怎能揭发？

　　只是在后来，专案组对林办人员的交待不满意，将李文普单独关押审讯后，由
于某种原因，李文普才揭发林彪说过那句话。

　　据林立衡和张宁了解的情况：后来，李文普与林办秘书于运深被单独关押审讯
。经过专案组多次审讯，李提了３个条件后（⒈为李保密；⒉保留党籍军籍；⒊保
证全家老少不受政治歧视），李才交待林彪讲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
间？”这句话。

　　这当然引发我们猜测是专案组急于找到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但又苦于找不到
。于是对李文普进行诱导。李文普原本无材料可揭发，但迫于压力只能“顺杆爬”
、作伪证。并趁机向专案组提作伪的条件作交易。大意如此，读者可详看张宁书Ｐ
２９５。

　　第五点疑问：李文普会不会撒谎？笔者曾看到林立衡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林晓霖
（张梅－刘新民的女儿）的一个说法：“李叔叔是老实人，跟我爸爸十几年，任劳
任怨，忠心耿耿，不会说假话”。真是这样吗？

　　我们现在就重复摘出前面李文普的文章：

　　后来是８３４１部队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
彪父子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这是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
只好说自己“枪走火”。

　　前面刚说“林立果向我开枪”，后面就说“自己枪走火”。好一个老实人，这
简直是现炒现卖的说谎。李叔叔这“老实人”，“大老粗”脑子反应真是快，“不
用教”都说谎如此及时，如果在一些压力下，说谎不更自然了？而且有更充裕的时
间润饰。

　　以上这些疑问如果仅是单个，孤立出现，我们或许还可以用“偶然性”来解释
。但是同时出现还“偶然”吗？李文普作伪证是不是昭然若揭！

　　请大家注意：李文普是９１３事件的关键性证人，如果关键性证人在关键性证
词上说了谎话，那么对本案将造成什么影响？读者可以自己想象。笔者在这里作一
下小结：林彪在出走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的
话。这是李文普被迫作的伪证。林彪有南下广州（香港）的打算，但不同意叛逃苏
联（虽然林立果与他讨论过这种情况）。而林立果的计划中首选去广州，去不成就
叛逃苏联（这小毛孩子心里是没有多少民族大义的，只要能活，去哪都无所谓——
请读者一定将林彪、林立果分开看待。如果想当然地认为父子一定一致，那么林彪
事件永远会是一锅粥）。

七、笔者现在可以想象着勾勒一下９月１２日夜林彪出走的梗概：

　　林彪决定去广州（不是叛逃苏联）
—〉登上汽车去机场（这里不存在林彪被绑架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去广州是林彪
本来就考虑过的一种选择，不需要被强迫。另一方面，如果林彪被绑架，那么上车
之前那么多工作人员、警卫战士。他完全可以呼喊和反抗。但他都没做。他的人也
是清醒的，这没问题。所以不存在绑架的可能。林立衡总坚持“绑架说”，虽然父
女情深，急于替父洗冤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她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无助于替父洗
冤）
—〉林彪在车上并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的话。由于李
文普是了解不少政治内情以及林、毛不和内幕的（比如：９月１２日下午林立衡就
对李文普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
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引自李文普的文章）。所以当看到路上
８３４１部队拦截林彪座车。他应该已经完全判明了时局，知道自己该站在什么立
场上，所以他下车逃走了。（也就是说：李文普的逃走，并不是由于林彪说了那句
话引起的，是由于李文普本身精明地判断出了时局造成的）
—〉林彪一行上了飞机后，起初目标仍然是广州，然而经过一小段飞行后，由于某
种原因发现广州已经去不成了（为什么如此？笔者推测可能是：潘景寅告知林立果
：由于没来得及在山海关机场加油，机上的十二吨油飞不到广州）。于是守在驾驶
舱里的林立果按照另一套方案命令潘景寅飞向苏联。此时的林彪应该坐在飞机机舱
中，对驾驶舱中的这一变故还不知情。
—〉飞机进入蒙古，并一直向苏联飞去。当飞机飞临苏联、蒙古边界时，林彪终于
被告知这是在飞向背叛民族与祖国的路上，于是强令飞机返回。于是就出现了那一
幕“飞机飞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前一步，而是扭头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
来”的怪事。

　　总之，假如笔者这些分析符合实际的话，则如果说林彪在９月１３日这一天的
行为犯了什么罪的话，肯定不是“叛国罪”、“汉奸罪”。

　　以上这几段是笔者对“２５６飞机从苏联、蒙古边境掉头飞回中国方向”的这
一奇怪现象的原因的主观分析，读者诸君自可以有自己的不同分析、观点。

　　笔者最近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新发现，这将引发我们得出判断“可能是苏蒙方
面击落了２５６飞机”：

　　我方在谈到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坠机原因时，现在都是认为２５６飞机由
于燃料不足，又没有领航员等，所以在温都尔汗强行迫降。我方调查组用大量证据
说明飞机不是导弹打下的，是着陆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比如当年我国驻蒙古大使许
文益在《黄沙作证》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观点：“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
地后爆炸起火”；“可以肯定，该机不是空中爆炸”。（见《世界知识》１９８８
年１，２期，转引自《林彪家族纪事》Ｐ１９－２１，光明日报出版社）。空军司
令员王海当年直接组织了这个调查，他在文章《我的战斗生涯•我负责调查林彪座
机坠毁原因》中也是此观点。

　　然而我方似乎没有注意到以下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２５６飞机在着陆前
就发生了爆炸，并已经起火——读者诸君，你们似乎没听说过这个细节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王兆军书中的叙述：

　　一位在当地莹石矿（指贝尔赫莹石矿——笔者注）上工作的蒙古目击者说：“
那天晚上两点半左右，飞机的哀鸣声把他吸引出来。他看见飞机降落时尾巴着火。
坠落地点离他只有九英里，他看见了全部过程。”

　　以上是王兆军书中的介绍。这还是引用汉纳姆的报导。如果有人认为这仅是一
家之言，还可能是恶意伪造，不足凭信的话，那么我可以再举出两个我刚刚在不经
意间偶然发现的，在我国正式刊物上刊登的重要证据。

　　以下是本人收藏的《环球时报》（这是人民日报下属的目前很流行的报纸）发
表于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３日第一版的报导《今日温都尔汗》。署名“本报驻蒙古
特派记者敖其尔”：

　　……最早发现飞机坠毁的是拉哈玛大娘，大娘原来住在离飞机坠毁地点近３公
里……拉哈玛大娘回忆说，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凌晨２时，一阵“嗡嗡”的声音
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牛
羊惊散，马嘶狗叫。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
当低。

　　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
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２０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听到大的爆炸声，现
场大火连天……

　　关于这个证据，有一点值得提一下。笔者刚刚看到在孙一先的书Ｐ３５９－３
６０也提到了拉哈玛大娘的回忆。但孙书说：“至于拉哈马大娘说空中飞来冒着大
火的飞机，据空军专家分析，她可能把机上耀眼的着陆灯错当成大火”。笔者当然
不同意“专家”的高论。

　　拉哈玛大娘当时就住在离飞机坠毁地点近３公里处，在夜晚２点没有灯光的空
旷大草原上，距离短短的３０００米难道还分不清着陆灯和大火的区别？况且紧接
而来的“现场大火连天”应该很容易对比什么是灯光，什么是火光。飞机在空中盘
旋时的火光和坠地后的连天的“大火”难道不是轻易可以对比？拉哈玛当年也就４
０岁左右，她观察飞机盘旋达２０分钟以上，在如此近距离难道还会判断错？

　　如果这么明显的例子还不能说服我们的“专家”，那么再请看下一个证据，又
将如何解释？

　　这是沈阳军区的李人毅写的《平型关大捷》Ｐ５８０（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
６）：

　　这位商人（指邬经理——笔者注）同时还找到了９１３事件的目击者——一位
仓库保管员。保管员告诉他，那天夜里他正在外面巡视，突然听到一声剧烈的爆炸
声之后，看到一架正在燃着熊熊烈火的飞机从天上掉下来。

　　文中的邬经理是海拉尔的一个农垦公司的经理。他１９９３年到蒙古把２５６
飞机的一个发动机买回了国内。这是李人毅引自《北京晚报》大概是９３－９４年
的报导，原报导记者是纪从周。

　　对同一件事的另一个版本的报导是发表在解放军报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４日上的
由康松乔、邢邦明、阿勇采写的《林彪出逃座机残骸收藏始末》，文中有类似的证
据：

　　在温都尔汗时，邬经理还找到了当年的一位目击者，这位年迈的目击者简略地
回顾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他正在值班，忽然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他出去一看
，一架起飞（可能是“火”吧？——笔者注）的飞机正往下掉。后来听说上面的人
全死了，其中有个中国大官。还有一个现象可以作为２５６飞机着陆前就已爆炸起
火的旁证：２５６飞机着陆时，由于草原土地松软，所以不能使用起落架着陆（那
样的话起落架会插入土中，引起飞机翻滚。参见孙一先书Ｐ２４７），只能用机腹
擦着地皮降落。由于２５６飞机的主油箱就在机腹处，这样的动作是非常容易引起
油箱爆炸的。所以“按照航空规程，飞机迫降时如要擦肚皮落地，必须在空中把油
耗尽，避免着陆时起火爆炸”（孙一先书Ｐ２６５）。而实际上飞机在迫降的时刻
还有约２．５吨油，还可以至少飞２０分钟（孙一先书Ｐ２７７）。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驾驶员没等飞机盘旋将油耗尽就迫降了。而这个举动后来
也确实引起机腹处的主油箱爆炸和一片大火。我们不禁要问：潘景寅是最优秀的驾
驶员，他不可能忘掉这一规程。而别的紧急迫降规程如：摘掉手表，脱掉鞋袜，这
些细小的迫降规程机上乘员都做得很完满，为什么唯独耗尽机腹主油箱中的油料这
一更重要的，决定生死的步骤却不做？

　　笔者认为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飞机此前已经中弹爆炸起火，所以已经等不及
再在空中飞２０分钟耗尽油料了。只能在大火中，带着２．５吨油料强行迫降。

　　这就帮助旁证了笔者认为的“２５６飞机着陆前就已爆炸起火”的观点。

　　从上述引文和旁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２５６飞机在着陆前就已经起火”
。而且是由爆炸引起。

　　２５６飞机是先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然后在带着大火的情况下迫降的。这
和前面许大使及调查组的判断：“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
”；“可以肯定，该机不是空中爆炸”差的太远了吧——在空中真是又爆炸又起火
！

　　海外与国内的不同角度的报导应该能充份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２５６飞机
在着陆前就已经起火”，而且此前发生了爆炸。这自然引发一个问题：这着陆前的
爆炸起火是怎么来的？

　　当然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我军导弹打的。但我方以大量分析否认了这一点。到底
怎么回事？

　　笔者在此不妨提出推测：并不是我军发射了导弹，而可能是苏蒙方面发射了导
弹将２５６飞机击中，引起爆炸并着火。下面分析一下：

　　大家都知道，林彪飞机临出境前，周恩来曾请示毛主席是否击落它。毛说：“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想来周恩来与林彪并无旧仇，即使文革中关
系也不错，周没有必要致林彪于死地。况且毛主席都发话了，周恩来绝不可能（也
不敢）公开对抗毛的指示。他若动用导弹打２５６飞机，绝不可能瞒得过毛。（笔
者非常不同意王兆军认为的“林彪事件中，是周恩来想主动致林彪于死地”的观点
）。

　　而从现象分析来看，恐怕真如我方所说，我方“并未发射导弹”。

　　因为：

１、２５６飞机在飞出国境之前，在我国境内上空曾经犹犹豫豫徘徊很长时间（０
：３２起飞，１：５０出境。在国内绕了１个多小时。孙一先书Ｐ１６９），只要
我方决心将它打下，作为一架民航飞机，它几乎不可能逃过导弹和歼击机的打击飞
出国境——可见我方是有意放走它的。

２、如果认为在２５６飞机出境前，我军就用导弹将其击中受伤。则恐怕２５６飞
机不可能再在外蒙古境内飞那么长时间——这也很难解释蒙古保管员在温都尔汗听
到空中２５６飞机的爆炸声。

３、如果认为是在２５６飞机返回中国途中，我方发射导弹，在温都尔汗附近将其
击中（王兆军就是此种观点）。则由于温都尔汗距离我国边界至少３５０公里，恐
怕中国防空导弹，大炮都没那么大射程，根本不可能击中它。

　　既然我方并未发射导弹，而２５６飞机在没有遭到外界攻击的情况下，在空中
，由于自身故障造成爆炸起火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哪有那么巧的事，一叛逃就自
爆？）。这样就只可能是苏蒙方面将其击中，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

　　其实，我们可以从苏联和蒙古的角度审视一下这种推测的可能性：

　　当２５６飞机越境进入蒙古领空后，苏蒙方面全程监视它，也能判断出它是民
航客机。但开始时苏蒙方面也判断不清：它是迷航？还是来叛逃？或者故意以民航
飞机身份刺探苏蒙防空系统雷达（类似八十年代大韩航空客机事件）？此时苏蒙方
面还不会下命令击毁它，因为在情况还没判明时，就立刻将越境中国飞机打下。苏
联岂不是一切中国叛逃的飞机都不要，一切中国迷航的民航飞机都打掉，未免太绝
了吧？苏蒙方面此时只能进行密切监视，看它后面的举动。

　　在２５６飞机飞到苏蒙边境转向之前的这一段路程中，苏蒙方面是无法具体判
断２５６飞机的目的的。只能让它继续飞，进行观察。而当２５６飞机在蒙古境内
几乎横穿了一遍，却又突然从苏蒙边境调转机头返回，直接向中国方向目的明确地
返回，并到达温都尔汗附近时，它返回中国的趋势已经明显。苏蒙方面很可能做出
判断认为：既然目的明确地返回中国，这就不是叛逃，也不是迷航，而在当时中苏
关系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这很可能是中方利用民航飞机刺探苏蒙防空雷达，现在目
的达到了就想溜回中国。于是下令将其击落。其实苏联当时的心态和决策完全可以
对比八十年代苏联在库页岛附近击落南朝鲜大韩航空客机时的情形（美军通过此行
动也确实了解了很多诸如苏军防空雷达频率等情报）——而且以当时中苏关系高度
紧张的态势，苏蒙方面的击落决策更具可能性。

　　补充说明一点：从这里也为前面我们认为的“２５６飞机返转不是由于缺油在
寻找机场迫降”的观点提供了又一个旁证。因为，如果２５６飞机返回时显示出徘
徊、寻觅、找机场迫降的样子，则苏蒙方面就也判断不清：它是迷航？还是来叛逃
？则恐怕苏蒙方面当时还下不了决心将它击落。而恐怕正是由于２５６飞机返回得
坚决，且返回了不短的距离，从航迹和飞行趋势上分析，也足以使得苏蒙方面认为
它是想飞回中国——而不像是找机场迫降——所以苏蒙方面才下决心将它击落。—
—从这里也为前面我们认为的“２５６飞机返转不是由于缺油在寻找机场”的观点
提供了旁证。

　　苏蒙方面几十年来对这件事进行保密，恐怕是有意不让我方了解苏蒙方面的防
空效率，我方在这件事上恐怕真的是不了解情况。

　　现在如果认为２５６飞机遭到了苏蒙方面导弹的袭击，那么读者还会提出一个
问题，这就是：这个结论与我方从技术上分析认为不可能是导弹击落的证据无法协
调起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笔者将给出分析：

　　首先，我们还是有理由怀疑我方调查组的证据本身是否准确。比如前面许大使
引用的调查组认为“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的结论，在
蒙古方面众多目击者的证词下，就显然是错误的结论。我们当然也有理由怀疑调查
组别的结论是否可靠。特别是我方专业技术调查组无法亲临蒙古观察，只能靠我国
驻蒙古大使馆人员孙一先拍摄的相片进行研究（这是空军司令王海的回忆《我负责
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讲的），难免有不准之处。

　　其次，我们再从纯技术角度分析一下，反驳一下调查组的部份结论：

　　我们先看一下调查组的结论，当时由王海牵头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承担调查
任务。以下选自王海的文章《我的战斗生涯•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

　　……该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我们在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失事现场，
有一道相当长且清晰的轨迹，这显然是飞机在地面高速滑行时留下的；飞机的残骸
散布呈带状，比较集中，根据测算，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残骸碎片抛落地面，其
散布面会很广，甚至可以抛落到十几公里乃至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机上人员的尸体
也散布在一小片面积内，而且形状清晰可辨，如果从高空坠落，不可能呈现此种状
态；另外，飞机若是在空中起火，机上燃料很快会在空中散掉，不会像我们在照片
上看到的那样形成地面大面积燃烧的痕迹。其二，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除上述根据外，大量证据显示，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机身上引起种种猜测的大洞
，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燃烧爆炸时形成的。

　　……

　　王海想说的无非两点：⒈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及其理由。⒉飞机不是“
空中起火”及其理由。以下笔者进行反驳：

１、以前的分析者总是认为“飞机空中爆炸”，就必然意味着是在空中炸个粉碎—
—所以就不可能在地面留下着陆滑痕；飞机残骸就不可能集中分布；尸体散布也不
可能集中，就不可能是人为操纵的迫降……。其实凭什么一定这样？飞机中导弹后
凭什么一定在空中炸个粉碎？为什么就不能是飞机部份受伤受损呢——为什么不考
虑这种情况？

　　２５６飞机在空中机翼中导弹后，完全可能只是部份被炸坏，也就是飞机受伤
了——并未被炸得粉碎。所以它还能勉强飞行一段。我想２５６飞机就是这样。２
５６飞机机翼中弹后，引起大火，不过并未“粉碎”，只是不能远飞了，只能带火
迫降，并在着陆过程中也不顺利，又发生了新事故——这着陆过程中的新事故的情
况倒可能与调查组的分析相似了。

　　所以假如按照笔者的做出的结论也仍然可以满足王海举出的失事现场情况：地
面有轨迹；飞机残骸集中；尸体散布集中；“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

２、“飞机在空中起火”，可能仅是弹片击中位于右侧机翼部位的油箱引起。而２
５６飞机在机腹也有油箱（这是主油箱）。所以也可以保证：机翼中弹，所以机翼
油箱爆炸起火。迫降时，用机腹着陆，由于此前已没时间进行盘旋耗尽燃油，所以
机腹油箱破裂，燃油导致“地面大面积燃烧”。

　　这样一分析，王海在上文指出的失事现场的几个问题，笔者的说法也能解释得
通。２５６飞机中弹在空中爆炸（只炸坏一部份）失火，并进行着陆失败是完全可
能的。王海的分析不能否认“导弹击中说”。

　　另外，还有一个飞机机翼上著名的大洞问题。

　　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在《黄沙作证》一文中写道：“……右机翼的内展部份
，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４０厘米的大洞”。又写道：“飞
机右翼根部那个直径约４０厘米的大洞，曾令人怀疑是防空导弹击中的。但机翼的
顶面并未穿透，而且洞孔形状不规则，边缘是向外翻的，说明它是从内部爆炸冲击
形成的”。（《林彪家族纪事》Ｐ８—２１）

　　正是由于大洞处的铝刺是“向外翻的”，所以他认为大洞“是从内部爆炸冲击
形成的”。是着陆时油箱爆炸引起的，这一证据想必不少读者都听说过。

　　但是这“外翻”的证据本身就并不一定可靠。

　　我国驻蒙武官孙一先对大洞的铝刺的情形描述就不同。他在自己的书Ｐ１９５
中描述道：“……我登上去仔细观察，洞在翼根处中央，直径４０厘米。周围不规
则的铝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

　　可见对同一个洞的铝刺方向的描述，许文益说“外翻”——并把它作为不是导
弹击中的重要证据。孙一先说：“有的朝里，有的朝外”。我们到底听谁的？

　　在肖思科参与编写的《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
０００年）一书Ｐ５０、５４中，他显然采用了孙一先的说法。既然林彪问题研究
专家采用了此说法，笔者也采用之。即大洞“周围不规则的铝刺尖，有的朝里，有
的朝外”。

　　在孙一先书Ｐ２６０中有一段李耀文的相关分析：

　　２５６号右翼根部的洞是油箱着火向下冲炸开的，所以翼面没有穿透，洞口铝
刺也不规则。如果是导弹打的，不可能不穿透机翼，而铝刺也都应该通通向里翻。

　　笔者不同意这段分析！一般来说，机翼内部油箱爆炸，则大洞的铝刺全部“外
翻”的可能性大；若是外部导弹击中，则大洞的铝刺全部“内翻”的可能性大。现
在的情况是：铝刺不规则，“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则既有可能内部油箱爆炸，
也有可能导弹所致。所以单凭铝刺的状态凭什么肯定不可能是导弹击中？另外，导
弹击中机翼也不一定非要穿透机翼的顶面。

　　对于大洞问题笔者总的观点是：不能排除大洞就是导弹击中造成的。但是，也
有可能弹着点在别处，只不过未发现。因为一方面调查组全靠照片进行研究难以精
确，另一方面，一些部件已被苏联人拆走，现场已被破坏。

　　可以这么说：从纯技术的角度，整个调查组就没有认真考虑“２５６飞机仅只
是被导弹击伤，而不是立刻被击落或击碎”这种情况，即使在调查报告中提了一句
这种情况，却根本未展开分析，否定这种可能性——而是与分析别的情况混在一起
，悄悄滑了过去。（也可参见孙一先书Ｐ２７６－２７８）。

　　孙一先书Ｐ２７９中还有如下的说法：

　　９１３过后，来自蒙军和驻蒙苏军的一些内部情况表明，他们在纵深没有发现
这架中国飞机，因此不可能发射地空导弹，或者起飞战斗机拦截。

　　苏蒙空军真是如此水平低下？连一架民航飞机的闯入也监视不了？其实，我们
只要看一下前面提到的日本刊物２０００年采访前蒙古副外长云登的那篇报导中的
话：“当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
”。以及汉纳姆采访克格勃的话。就知道：苏蒙方面当时就完全了解２５６飞机的
航迹。苏蒙方面只不过当时佯装防空效率低下，骗中国而已。我们怎能今天还上这
个当？

　　所以笔者认为我方调查组从纯技术角度否定“导弹击中说”的证据靠不住。我
们现在甚至可以推测一下是谁打下了２５６飞机：

　　请看《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Ｐ５１（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在伊白（即孙一先——笔者注）随许大使从乌兰巴托乘飞机赶往温都尔汗时，
曾在飞机上看见离现场不远有一个某国空军基地，驻有一个师的航空兵。

　　笔者推测可能就是这个苏军航空师的导弹将２５６飞机击落。而笔者研究了前
面提到的日本刊物采访蒙古副外长云登的那篇报导（本文中并未引用全），笔者认
为：恐怕不是蒙古军队发射的导弹。

　　这样我们就可以补充前面的“９月１２日夜林彪出走梗概”：

—〉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境调转机头，向中国返回
—〉向中国方向飞行一段距离后，到达温都尔汗附近
—〉苏蒙方面在跟踪了２５６飞机的航迹后认为：此机既非迷航，也非叛逃，而是
在有意利用民航飞机刺探完苏蒙方面的防空雷达后想逃回中国。于是下令向其开火
—〉２５６飞机机翼中弹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飞机仍能飞行一段，只好盘旋寻
找迫降地点，并带着大火进行迫降。由于火太大，２５６飞机已经没有时间进行盘
旋以耗尽机腹主油箱的燃油了。所以只能带着２．５吨油用机腹着陆。飞机着陆时
动作有误并且机腹油箱破裂引发大火，大爆炸，导致机毁人亡。

　　笔者在以上较多运用分析推理的方法探讨了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出走事
件。现在笔者发现其实还有另一条道路也可以有力地帮助我们揭开９１３之谜，那
就是２５６飞机上的黑匣子。

　　２５６飞机上有无黑匣子？很多人认为没有（比如张聂尔书中P２９３即
这样说）。现在看肯定有黑匣子。

　　前面提到的我国驻蒙古武官孙一先的书《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
中蒙关系波折》有这样的话：

　　据我国民航专家讲，三叉戟飞机从“１Ｅ型”开始，已装有７０年代稀有的黑
匣子。它由两部份组成，一部份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另一部份录制机上相互通话和
同地面的通话，名称是“驾驶员座舱语音记录器”，飞机一起飞他们就自动开始工
作，……似乎可做出这样的判断：三叉戟２５６号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
都被苏联人拆走了。

　　——孙书Ｐ１９０

　　以下是孙一先引用彼得•汉纳姆的采访：

　　最后，他（指彼得•汉纳姆——笔者注）问了一下这架飞机有没有黑匣子，扎
格沃兹丁说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

　　——孙书Ｐ３３４

　　显然，２５６飞机中有黑匣子。虽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
，但驾驶舱中的其他人员的对话应该有吧？对揭开林彪登机以后的迷雾一定大有帮
助。我们希望俄罗斯归还原本就属于中国的黑匣子。

　　最后对全文总结一下。综合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四条新的核心质疑：

一、林彪在去机场的汽车上到底说没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
”这句关键性的话？

二、林彪一行为什么没有按原计划飞往广州（香港）？是不是因为机上燃油不足？

三、关于“２５６飞机从苏联，蒙古边境掉头飞回中国方向”：

　　⒈这是否是事实？
　　⒉如果是事实，飞机为何不一直飞向苏联？为何又掉头返回中国？飞机上发生
了什么事情？

四、关于“２５６飞机着陆前曾发生爆炸并起火”：

　　⒈这是否是事实？
　　⒉如果是事实，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被苏蒙方面导弹击中？

～～～～～～～～～～～～～～～～～～～～～～～～～～～～～～～～～～～～
【史海钩沉】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澳洲记者澄清林彪之死真相

　　　　　　　　　　　　　　　•孙一先•

　　近一两年，国内兴起一阵关于林彪出逃、坠机原因和飞机残骸的报导热。究其
由来，可能是“九一三”事件虽经历史判定，但还存在一些未解之谜。众多作者尤
其是那些当年曾身历其境的人们，从各自角度描述亲历的过程，寻找最后的答案。
本文作者系当年“九一三”事件期间我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官员。

　　西方世界的新闻媒体，对新中国一直存在着固执的偏见，他们散布大量怀疑论
调，不相信我国作者揭露的历史真相。

　　林彪究竟是怎么死的，死在北京还是蒙古的草原上？对于最后澄清这个历史真
相做出贡献的，是澳大利亚一位年轻记者彼德•汉纳姆。

　　在北京出版的《作家文摘》第８０期１９９４年７月８日摘登了李安定写的《
林彪之死真相查访记》，详细报导了彼德•汉纳姆的整个采访活动。该文称从１９
９３年５月开始，彼德•汉纳姆用了半年的时间，锲而不舍地奔走于蒙古、俄罗斯
、美国及台湾、香港地区，往返数万公里，写出了第一手调查材料，发表在《美国
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上。此事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家的报刊对他
的文章予以转载和评述。

　　汉纳姆起初是自己出钱进行这次采访旅行的。首先他来到改变了社会制度走向
自由化的蒙古，自己雇车到达林彪座机坠毁现场。原来保护现场的铁丝网已被拆除
，附近居民哄抢了飞机残骸，一些较大的部件，由贝尔赫矿区派人运走，卖给了中
国商人。汉纳姆在现场只拣到１２块飞机残片。现场附近的居民向他讲述了所见飞
机坠地燃烧及尸体情况，但许多人不知道林彪是谁，更无法证实林彪在这架飞机上
。

　　汉纳姆找到了当年参与苏联专家检验遇难者尸体工作的蒙古病理专家莫尤按：
此人是中国大使及其随员视察坠机现场时，蒙方随行的卫生组法医。这个人向他描
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节：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中国喷气飞机坠毁的当天，苏联人就赶到现场。这批
苏联人是由军人和航空专家组成的调查组，他们负责了解飞机坠毁的原因，但他们
对九具尸体不屑一顾，而对这架英国制造的三叉戟飞机更感兴趣，把三台罗尔斯罗
伊斯公司制造的斯佩式发动机中尚完好的一台拆运回苏联。

　　苏联当局根据其驻华使馆的情报，认为应该对这架飞机上乘坐的究竟是什么人
弄弄清楚，于是在飞机坠毁五周之后（按：后来俄罗斯报纸又称为９月下旬），派
克格勃的调查组来到坠机现场。他们把墓地的棺材全部挖了出来，逐个检验因天寒
地冻而未完全腐烂的尸体，在蒙古专家的帮助下，首先肯定了尸体的所有伤痕都是
因飞机坠毁造成的，排除了乘客是在坠机前死亡的可能性，但烧焦的尸体已面目全
非，比照资料难以判定。于是，他们割下了那个女人和那个岁数最大的男人的头颅
，放在大锅里架起柴火煮，目的是将毛发、皮肉剥离乾净。最后，苏联人把两个煮
乾净的头颅装箱带回苏联。

　　汉纳姆听了蒙古专家的讲述以后，认为揭开谜底必须到莫斯科去。但是，到那
里找谁呢？他在乌兰巴托苦苦追索中，得到一张当时苏联调查组人员和蒙古官员聚
餐的照片，有人向他指出其中一位是来自莫斯科第三医院的托米林——调查组的主
要病理学家。

　　汉纳姆用自己的稿费买了机票，想到莫斯科来个顺藤摸瓜，弄清真相。但在一
个国际大都市中，凭一张照片、一个名字来寻找一个人，实如大海捞针。当他得知
莫斯科第三医院已经撤销的时候，没有死心，拿着照片几乎找遍了莫斯科的大小病
理实验室，终于有人认出了托米林，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

　　托米林友好地接待了汉纳姆，但他拒绝回答有关问题，强调他同克格勃有协议
，不得泄露调查结果，尽管克格勃不存在了，仍然要经过克格勃的后继机构的批准
，他才能把秘密公开。

　　汉纳姆费了很大周折，弄清了取代克格勃的新机构，递去了采访申请。当时正
值盛夏，俄国官员许多都到郊外度假去了，汉纳姆一趟趟跑，也找不到要找的人。
签证眼看到期，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幸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知道了他
的采访计划，愿意给予部份资助。于是，他利用等待莫斯科官方批准的时间，到美
国去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调查。

　　在美国，汉纳姆访问了外交界、情报界、新闻界许多人士，收获甚微。一个华
人餐馆的老板介绍并安排他同在纽约的张宁见了面。张宁向汉纳姆诉说了自己的遭
遇，讲了叶群、林立果和林彪出逃的情况，她肯定林彪乘上“三叉戟２５６号”飞
机飞走。

　　汉纳姆重返莫斯科，惊喜地获悉托米林得到批准向他讲明当年的事实真相。１
９９３年１０月，托米林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汉纳姆，在座的还有当年飞机坠毁事
件调查组的负责人、原克格勃的将军扎格沃兹丁。“林彪和他的夫人叶群在这架飞
机上，他们是因为这架飞机坠毁而丧生。”扎格沃兹丁断然地说。“你们如何证实
这个结论呢？”汉纳姆问。托米林拿出一包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和资料，其中有一
张从正面和左右侧面三个角度拍摄的头骨照片。托米林指着照片说“这正是林彪的
头骨”，并解释说林彪的头部在战争中受过伤，其位置正好与头骨伤痕相吻合，而
且苏联保有林彪１９３８年～１９４１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详细病历，有关林彪牙科
记录也与实际情况丝毫不差。

　　扎格沃兹丁补充说：“我们另一个鉴定方法，是用头骨对照了林彪生前的照片
。克格勃的资料里有一张俯拍的免冠照片，清楚显示了林彪头的伤痕。我们还把头
骨照片和林彪过去的一些照片叠放，看到两者的轮廓完全重合。”

　　托米林还说，人们的耳廓如同指纹，一个人一个样，没有重复的，因而是鉴定
身份的重要依据。当年从现场割下了那具女尸的一只耳朵，与叶群的有关资料对照
，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为了使鉴定头骨和耳廓的结论万无一失，克格勃的这个调查组，根据林彪病历
中患过肺结核的记载，重返蒙古检验尸体。托米林记得那天正好是１１月７日十月
革命节，北风怒号，天寒地冻，他们挖出了林彪尸体，在其右肺确实发现钙化的硬
块，与病历中的Ｘ光片一致。

　　托米林回忆说：“当时已是１１月，天气寒冷，我们每过５分钟就得把手伸进
温水中暖一暖。结核病灶很快便找到了。临走时，我又收集了那两具尸体的几块骨
骸和所有牙齿。回国后，我对那几块骨骼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死者的身高和年
龄同林彪及其妻子叶群的身高和年龄完全相符。”托米林怕万一有失，决定用拉特
涅基氏液由酒精、醋酸和漂白物质组成的混合物，可以大体恢复半腐败器官的形状
和大小，甚至恢复肌肉弹性来检验在飞机失事现场割下的林彪和叶群的耳朵。实验
结果再次证实了前面的结论。最后，在向安德罗波夫汇报鉴定结果之前，托米林找
到了能根据人的头骨构造恢复其面貌的专家，复制出林彪的头像，结果同照片分毫
不差。

　　调查组的工作，使苏联最高领导非常满意，他们得到了嘉奖和晋升，扎格沃兹
丁擢升为将军，托米林则获得领导国防部所有病理实验室的特权。

　　扎格沃兹丁对汉纳姆说：“２２年来，全世界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事件的结果
——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当时的克格勃主席、托米林和我。今天，我们把这个
调查结果透露给你。”

　　汉纳姆当然心满意足，他半年来艰苦的奔波采访，终于找到了一个历史悬案的
谜底。最后他问了一下这架飞机有没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说黑匣子找到了，但克
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

　　汉纳姆的采访报导，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披露之后，许多国家的报刊予
以登载，其影响相当广泛，使得在海外出版的某书所散布“林彪是在北京被毛泽东
搞掉的，没有在那架坠毁的飞机上”的谣言及其造谣者，消弭得无声无息。

□　摘自《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出版



  阎明复《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
《炎黄春秋》２００９年第１０期
    今年７月，前苏联资深外交官、汉学家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
中文名“顾大寿”）托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同志给我带来他新近出版的回忆录《我的
中国生涯》（俄文版）。
    顾大寿是我的老朋友。他从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初由苏联铁道部派遣来华，在长
春铁路局任翻译，以后又由苏联外交部派遣到驻华使馆工作，历任苏联驻天津总领
事馆秘书长、苏联驻华大使馆首席翻译、一秘、政治参赞、党委书记等要职，在华
工作长达１２年，曾亲历新中国建国初期至“文革”时期中国经济建设、政治运动
以及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风云。
    １９５７年夏天，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会见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特使、前苏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我和古达舍夫分别作为中方和苏方的翻译出席了那次当
时尚未对外公开的会晤。在那次会晤中，毛泽东主席很欣赏这位通晓中文的年青的
苏联人，特意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顾大寿”。我与顾大寿从那时相识后，又多次
在中苏高层领导人的互访会谈或外交会晤中相遇，并且相交至深。
    顾大寿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难忘的中国生涯，对某些历史事件和政治风波作了
客观真实的描述，并首次披露了前苏联和中国高层领导人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政治
内幕和名人轶事。其中有一段详细记述了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后苏联驻华
使馆派他到温都尔汗去实地查看现场的经过。顾大寿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1971年，政治气候发生变化。传说中共内部展开了争夺权力的斗争。几年前，
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毛泽东免去了一切职务，最后死在开封市的一所牢房里。邓
小平和中共其他的高层领导人被放逐到远离北京的地方。同时，国防部长林彪成为
中国领导层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挑选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这一点写在中共党章
中。可是，林彪不只一次地向毛泽东建议恢复中国国家主席的职位，对此，领袖的
反应极其否定。
    “此时，毛泽东已失去了对林彪的信任。不仅如此，毛泽东已经考虑，如何结
束‘文化革命’。因此，他秘密地离开北京去了南方，以便实地了解情况，在同各
军区领导人吹风时，他强调加强党和军队的统一的必要性，林彪和他的拥护者，包
括当时担任高官的林彪的夫人叶群，他的儿子林立果，力图篡权并分裂中央。
    "1971年９月１３日，林彪、他的拥护者在篡夺国家权力的阴谋暴露后，企图逃
跑。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军用飞机急匆匆地从北戴河机场起飞，但是，他们在
飞越中国国境，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были　сбты）。这就是所
谓的‘９•１３事件’。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中国一架军用飞机侵
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作是侦察机。蒙古国的外交部立即给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发出照会并表示抗议。又通过苏联驻中国的大使馆，将这件事
情通知给了苏联方面。苏联外交部得到这些情报后，委托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弄清楚
所发生的情况。托尔斯基科夫大使派我和使馆两位年轻的工作者去蒙古，实地了解
所有的情况。我问大使，为什么派我去调查这件事情？开始大使说，因为我是参赞
，这件事是属于我的职责范围。后来告诉我，苏联外交部得到林彪出逃的信息，因
为我在中国工作的时间较长，而且认识林彪本人，我可以在死者中确定有没有林彪
的尸体。为了不引起中国的不满，我们乘坐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去蒙古国。我喜欢
乘坐火车，因为从车厢的窗子可以看到许多景色，比坐飞机安全多了。而从飞机的
窗子里只能看见天空。列车先经中国的内蒙古，然后进入蒙古国的领土，在约定的
地方下了火车。迎接我们的是苏联武官巴兰诺夫将军。他把我们送抵温都尔汗，林
彪的飞机就是在那儿坠落的。到了那里后，我们什么也没看见。蒙古人把飞机的残
骸和死者的残骸照了照片，然后挖了一个大坑，把所有的东西都埋到里边去了。后
来，为了辨认死者，他们又把大坑挖了开来。
    “温都尔汗地区干燥炎热，死者的残骸埋在沙里，所以还没有腐化。我们在飞
机的舱壁上发现子弹的弹孔，这些弹孔的边缘全都是向外翻的，可以断定子弹是从
飞机里面射击的。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至于在飞机坠毁
之前，机舱里面发生过什么事情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飞机坠毁不是由于机舱里
面的射击所致，因为飞机坠落下来，着起火来，并发生了爆炸。至于那些死者，他
们的遗体已经被烧焦。连一小整块皮肤都没有。脸部损坏得就更厉害，死者的衣服
全都烧毁，他们的样子非常恐怖，以至于多瞧一眼心里都很沉重。死者中有一位妇
女，她可能就是林彪的夫人叶群。至于林彪，哪些残骸是他的，很难辨认。巴兰诺
夫将军给我们看了死者的照片，照片和烧焦的遗体没有什么差别。为了准确地确定
残骸是谁的，当时建议对某处与林彪相似的死者的牙齿进行鉴别。因为林彪当年曾
在伏龙芝学院学习过，后来又到苏联来过，在军队的医院治疗。莫斯科发来电报，
允许把估计是林彪的头颅以及部分有研究价值的飞机残片送去，其他的死者和飞机
的残骸又重新埋起来。苏联驻蒙古大使馆的武官派了专人，把林彪的头颅和部分飞
机零件运到莫斯科。
    完成任务后，我和我的两位同志依旧乘坐莫斯科至北京的火车，回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首都北京。
    后来听说，林彪的头颅很快送到莫斯科，苏联有关机构做了牙齿鉴定，很快就
得出了结果，证实这些牙齿是属于林彪的。至于说为什么林彪要叛逃以及是什么原
因引起了飞机的坠落和爆炸。莫斯科没有给我们任何说明。新华社也没有发表任何
材料。
    过了一个月，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内部《通知》，讲述了林彪的叛逃经过，然后
《通知》又作为正式文件在党外、在居民当中进行传达。其中指出，林彪伪装并欺
骗了毛泽东，命令自己的儿子林立果成立了一个小‘舰队’，想要实现‘５７１工
程’，策划政变，夺取政权，甚至于想要杀死毛泽东。至于说为什么逃亡国外或叛
变，中共中央下达了一个文件，说他企图出卖祖国，并在准备在自己今后的破坏活
动中依靠苏联。这加强了人民对自己国家和领袖的热爱，同时也引起了极大的愤怒
，中国人民被林彪的行为激怒了。
    在北京，我不只一次地亲耳听到对林彪反党行为的谴责。
    当年林彪曾在苏联学习，并表现出了军事才能。这一点斯大林特别指出过。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表现出自己是一个能干的军人。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普通的人。林彪不喜欢出头露面，不喜欢讲话。毛泽
东看中林彪。还在１９５５年授予他元帅军衔。在中国的１０位元勋中，他是最年
轻的。１９５８年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统帅三军武装力量。
    １９５９年，当赫鲁晓夫率领苏联代表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１０周年活动时，在北京机场上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
来、朱德、林彪陪同赫鲁晓夫检阅了仪仗队。当时在中央的领导人当中他排第五位
。‘文化革命’开始后，他接替了刘少奇，成为中国的第二号领导人。当时毛泽东
被称为最高统帅，他被称为副统帅以及毛泽东最可靠的接班人。他如此迅速地高升
引起了普遍的关注。然而，当时在中国没有任何人会想到，林彪会在异国他乡，在
沙漠中如此悲剧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9•１３事件”过去已经近３０年了，至今似乎还带有一些神秘色彩。这段来
自亲历者的回忆，对当代党史研究应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余汝信《林彪座机是被蒙方击落的吗？——对阎明复转述的苏外交官回忆录的质疑》
(2009年１０月）（《文革博物馆通讯》第558期）
    今年第十期《炎黄春秋》，刊载了阎明复《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
》一文，转述了前苏联外交官顾达寿２００８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
俄文版）中有关“九一三事件”后“苏联驻华使馆派他到温都尔汗去实地查看现场
的经过”。由于阎明复的声望，更由于回忆录声称林彪乘坐的２５６号飞机是“在
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以及“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了子弹的弹孔，这说明
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引起了海内外的普遍关注。
    阎明复认为，“这段来自亲历者的回忆，对当代党史研究应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而笔者则认为，顾达寿的多处说法均很有疑问，以至令人怀疑，顾是否真的到
过现场？以下，为笔者对顾所说逐段进行的一些推敲，然否，请识者不吝赐教。
    一、顾达寿其人及其信息来源
    顾达寿，当时中国官方和新华社公布的姓名全称译法为利萨特•沙拉福吉诺维
奇•顾达寿。不知为什么，曾经长期担任中国官方翻译且应熟知苏方人物译名的阎
明复，要将其另译为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音译古达舍夫亦错，应
为库达舍夫），并为其另取了一个“中文名‘顾大寿’”？
    按顾达寿自己的说法，１９５１年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派赴中长铁路任
翻译，之后调任苏驻华外交机构，前后在中国常驻工作了二十年（期间曾返国工作
），曾任苏驻华使馆首席翻译，多次陪同赫鲁晓夫、柯西金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
谈。
    根据中国外交部编印的外交官名册，顾达寿１９５０年代中后期为苏驻华使馆
随员，１９６０年代为使馆二秘，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３年为使馆参赞，１９７３
年离任。１９７１年“九一三”前后，苏驻华大使为托尔斯季科夫（同样不知为什
么，阎明复要将这一为人熟知的中文译名改为“托尔斯基科夫”），公使衔参赞萨
福隆诺夫，与顾达寿同为参赞、任职时间比顾早的有包达宾科、罗加乔夫、伊凡诺
夫和邱赫罗夫四人。
    笔者之所以要将顾达寿的简历介绍得详尽一些，是为了说明，他并没有什么特
殊的背景（尤其是中国有关方面曾经判断，他并没有克格勃的背景），换言之，他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信息渠道。顾达寿并没有披露他的信息来源。根据顾的地位，他
要是从官方（无论是苏联官方或是蒙古官方）得到的有关“九一三事件”的一切信
息，苏联驻华大使、公使衔参赞以及其他与顾同一级别的参赞、武官同样可以得到
。苏联驻蒙古使馆的大使、参赞，驻蒙苏军中高层军官，莫斯科苏联外交部与顾级
别不相上下的其他官员，苏联克格勃有关人员，蒙古方面的有关相当级别的官员，
亦同样可以知悉２５６号飞机失事的真正原因。为什么事隔三十八年，苏联早已解
体，蒙古早已变色，一切对俄罗斯、蒙古官方已不存在什么保密必要的情况下，这
些仅对中国人还算是敏感的信息，只是由当时官阶并不算高、信息来源并不特殊的
顾达寿一人以私人回忆录的形式加以披露？而如果这一信息仅是来源于顾自己的推
测而非官方渠道，它会有任何史料价值吗？
    二、顾称：“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军用飞机
急匆匆地从北戴河机场起飞，但是，他们在飞越中国国境（余注：原文如此），在
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余注：阎文此处有一不可译的俄文单词，疑为转抄错
误）。这就是所谓的‘９•１３事件’。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中国
一架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作是侦察机。”
    １、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力及防空力量
    顾以上全句话的语意，明显是指林彪乘坐的２５６号飞机是蒙古军方雷达所发
现，蒙方将其误判为中国军方侦察机击落。
    我们首先要问，当时蒙古的军力特别是防空力量究竟如何？
    据孙一先称，１９６９年３月珍宝岛武装冲突之后，“蒙军扩编已达相当规模
，作战部队有：两个摩托化步兵旅、两个独立团、十一个独立营；防空部队有一个
歼击机团、一个雷达团、一个高炮团、两个防空导弹营。加上一个建筑旅、三个建
筑团，以及军事机关和院校，合计兵力约五万人。”（孙一先：《在大漠那边》，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北京第一版，页９１）
    孙一先的说法部分准确，部分比实际情况有所夸大。据同一时期的中国官方判
断，蒙军总兵力为三点五万人，与本文有关的防空力量方面，有一个高炮营，一个
火箭营（即孙一先所说的防空导弹营），一个雷达营。同时期蒙军并没有作战飞机
，其航空局仅有三个运输大队，一个通讯大队，人数两千人。
    至１９７０年代中，蒙军在防空力量方面除将雷达营扩充为雷达团外，其余没
有变化（仍然未有作战飞机）。防空兵力部署：高炮营、火箭营配置在首都乌兰巴
托周边地区，其他各省并没有防空作战部队部署。雷达团（０６５部队）团部位于
乌兰巴托，该团九个雷达连，一至八连沿中蒙边境纵深布防，一连驻东方省马塔特
，二连驻苏赫巴特尔省巴音德勒格尔，三连驻东戈壁省呼布斯格尔，四连驻前杭爱
省阿尔拜赫雷，五连驻戈壁阿尔泰省德勒格尔，六连驻南戈壁省朝克图车其，七连
驻科布多省阿尔泰，八连驻戈壁阿尔泰省扎呼伊，另九连（直属连）驻首都乌兰巴
托。本文假设　１９７１年蒙军雷达部队的部署等同于以上部署（按一般规律而言
，事实上应弱于以上部署）。
    ２、蒙军能将２５６号飞机当作是侦察机打下来吗？
    ２５６号飞机９月１３日零时３２分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经河北迁安、承
德，内蒙多伦等地上空进入蒙古（据康庭梓），越过中蒙边界时间为凌晨１时５５
分，其飞行航线途经蒙军雷达团一连与二连之间（较接近二连）的苏赫巴特尔省上
空，再进入肯特省，２时２５分在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东经１１０°１５′，北
纬　４７°４２′）坠毁。
    首先一个问题是，当２５６号飞机低空飞行进入苏赫巴特尔省上空时，一连与
二连的对空警戒雷达是否发现了目标？笔者认为，可能性是５０：５０。当时，距
中苏边境冲突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中蒙之间并没有军事对峙的态势，此前一个月，
中国新任驻蒙古大使已经到任，解决了中国驻蒙古大使长达五年的空缺，标志着中
蒙关系已经开始正常化。（《在大漠那边》，页１６１）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又
是星期天之后的凌晨两点人最困的时候，２５６号飞机又是避开雷达低空飞行，蒙
军的雷达没有发现目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二个问题是，即使蒙军一连、二连的对空警戒雷达发现了２５６号飞机，是
否会将其误判为中国军方的侦察机？答案是这样的误判机会微乎其微。对于中国来
说，这一地区并非对方军事战略要地，并没有什么军事侦察价值，蒙军应很清楚，
中国军方从来没有进行过类似的尤其是夜间的侦察行动。而且，中国军方当时的空
中侦察手段落后，用作侦察用途的大不了是比三叉戟体量小得多的歼侦６，这一点
蒙方应该心知肚明，从雷达图象中就可以判断，这样大型的喷气式飞机，不可能是
中国的军用侦察机，中国军方没有这样大型的侦察机。如蒙军雷达真的发现了２５
６号飞机，最大的可能性是感到困惑而不知所措。
    第三个问题是，即使蒙军的雷达发现了２５６号飞机并误判为中方侦察机，蒙
军有能力将其击落吗？答案是否定的。蒙军的防空作战力量全部集中于乌兰巴托周
边地区，在苏赫巴特尔省、肯特省均无配置高炮或防空导弹，蒙方又无作战飞机，
如蒙军发现了２５６号飞机，充其量只能通报上级雷达团团部以起预警作用，它有
什么办法能打下这架飞机？
    ３、２５６号飞机被驻蒙苏军击落的可能性
    那么，２５６号飞机有没有被驻蒙苏军击落的可能性？因为顾达寿的回忆录没
有这样的说法，本文原可不作这一可能性的讨论，但为解部分读者之惑，讨论一下
也无妨。
    有关驻蒙苏军的空军和防空实力，孙一先称：“驻蒙空军两个歼击轰炸航空兵
师、三个直升机团和一个运输机团，共有飞机三百多架。这些空军部队以团为单位
分别部署在新修的乌兰巴托、巴彦、乔依尔和乔巴山等四个大型机场上。另有三个
野战机场，供现有飞机转场之用。”“防空部队有二至三个防空导弹旅，三个雷达
团。”（《在大漠那边》，页９１）
    孙一先的说法还是有些夸大。据更权威的中国官方掌握的苏军资料显示，同时
期苏军在蒙仅驻有一个歼击机师，两个轰炸机大队，飞机２３０架，归驻苏联境内
赤塔的前线航空兵第２３集团军司令部指挥。两个轰炸机大队驻纳莱哈，三个歼击
机团分别驻巴彦、乔巴山和苏木布尔，一个运输航空兵团驻苏木布尔。主要装备的
机型，轰炸机为伊尔－２８，歼击机为米格－１７、米格－１９和少量米格－２１
，运输机为米－４、米－６和米－８。驻蒙苏军只有一个雷达团（辖七个连），团
部在乌兰巴托以北，雷达连部署于蒙古中部腹地，其中一连位于沙音山达，二连位
于苏木布尔，三连位于温都尔汗，四连位于曼德勒戈壁，五连位于乔巴山，六连位
于纳莱哈，七连位于恩格尔山达。中方所掌握的苏军资料中，未有提及驻蒙苏军有
防空导弹旅部署。
    驻蒙苏军的整体态势，如孙一先所称：“直到１９７３年我离职返国时为止，
驻蒙苏军的军事部署，仍将主力留驻在乔依尔以北，即离中蒙边界三百六十多公里
的二线，和乌兰巴托及其以北接近蒙苏边界的三线。”（《在大漠那边》，页９２
）笔者认为，驻蒙苏军处在战略防御的二、三线位置，当时的中苏局势又较缓和，
部队并不在２４小时戒备状态。即使蒙方雷达发现了２５６号飞机（这是一前所未
有的突发事件！），首先要报告雷达团，团部是否能在凌晨２时时分即时通知远在
赤塔的驻蒙苏军空军指挥中心，苏方又是否能及时反应，命令部署在巴彦、乔巴山
、苏木布尔三地歼击机拦截，是大有疑问的。笔者还认为，即使驻蒙苏军有防空导
弹部队，亦应部署在铁路沿线各军事要地及机场周边。以“萨姆－３”地空导弹最
大射程３０公里、“萨姆－２”最大射程５４公里计，远在苏赫巴特尔省、肯特省
上空的２５６号飞机，对它们来说也是鞭长莫及。
    三、顾称：“蒙古国的外交部立即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发出照会并表示
抗议。又通过苏联驻中国的大使馆，将这件事情通知给了苏联方面。苏联外交部得
到这些情报后，委托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弄清楚所发生的情况。”
    １、蒙古方面并没有“立即”给中国驻蒙大使馆发出照会，后来也没有。据孙
一先称，蒙古方面得知２５６号飞机坠毁后，于９月１４日清晨打电话给中国使馆
，称蒙古副外长上午８时３０分要约见中国大使。许文益大使在蒙外交部停留了４
５分钟，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只是对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提出了口头抗
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蒙方保留再提出交涉的权利。（《
在大漠那边》，页１６４－１６５）在双方人员视察了飞机失事现场之后，９月２
９日，蒙古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国飞机在肯特省“由于不明原因坠毁”的消息。消息
发布前，蒙方向许文益大使打了招呼，强调：“这不是我国政府的声明，是发个一
般的报纸消息。”（《在大漠那边》，页２７２）
    ２、苏联在蒙古驻有大使馆，为什么蒙古方面会避近就远，将这件事通过苏联
驻华使馆而不是驻蒙使馆通知苏联方面？
    ３、同样，“苏联外交部得到这些情报后”，为什么不是委托就近的苏联驻蒙
使馆，而是通知远隔千里的苏联驻华使馆“弄清楚所发生的情况”？
    四、顾称：“托尔斯基科夫大使派我和使馆两位年轻的工作者去蒙古，实地了
解所有的情况。我问大使，为什么派我去调查这件事情？……后来告诉我，苏联外
交部得到林彪出逃的信息，因为我在中国工作的时间较长，而且认识林彪本人，我
可以在死者中确定有没有林彪的尸体。”
    １、阎明复称，顾“详细记述了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后苏联驻华使馆
派他到温都尔汗去实地查看现场的经过”，很有些言过其实。顾的俄文版原书仅有
１６０页，记载了他二十年的经历，无论如何也称不上详细，以上这段话就很不详
细。托尔斯季科夫究竟是什么时候派顾达寿去蒙古的？苏联外交部是什么时候得到
林彪出逃的信息的？在顾的原书中都没有交待。
    ２、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以中发［１９７１］５７号文发出林彪
已出逃的通知，通知范围为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军委
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９
月２８日，决定将通知扩大传达到军队军、师（空军到团），地方传达到地、市委
常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传达到处室负责人。１０月２４日，扩大传达至“全国
广大工农兵群众”。其间，９月２３日，中方向蒙方提出运回死者遗体、交还死者
遗物的要求，蒙方采取拖延答复的态度。孙一先称：“后来得知，此时苏联和蒙古
已揣测到这架失事飞机上有个大人物，但是这个大人物是谁还不能确定。苏联克格
勃已准备派专家挖出死者尸体进行检验。”（《在大漠那边》，页２７１）
    笔者认为，苏、蒙方面揣测到失事飞机上的是林彪，应在１０月１日中国破天
荒地不像往年般举行庆祝游行，领导人不上天安门之后。顾如真的有蒙古一行，也
应是１０月份的事。
    ３、顾被派去蒙古一行的原因十分牵强。顾并不是什么痕迹专家，以他自己下
文中的说法，“至于林彪，，哪些残骸是他的，很难辩认”。他的任务（如果有的
话）并没有完成。
    五、顾称：“为了不引起中国的不满，我们乘坐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去蒙古国
。……在约定的地方下了火车。迎接我们的是苏联武官巴兰诺夫将军。他把我们送
抵温都尔汗，林彪的飞机就是在那儿坠落的。”
    １、顾说的以上第一句话就很奇怪，难道外交官不坐火车坐飞机就会引起驻在
国的不满？事实上当时中蒙之间的飞机航班早已停航（《在大漠那边》，页２３７
），到蒙古就只能坐火车。
    ２、“在约定的地方下了火车”难道也可以说是“详细记述”？第３、４次国
际特快列车，每周对开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之间。北京至乌兰巴托、莫斯科方
向列车在蒙古边境站扎门乌德作一小时停留后，蒙古境内的首站即为乌兰巴托，从
北京至乌兰巴托之间行驶约三十个小时，这些在孙一先的书中都有详细记载而顾则
欠奉。
    ３、对“苏联武官巴兰诺夫将军”笔者甚有疑问。据中国外交部编印的外交官
名册，同时期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为伊凡诺夫上校，副武官为瓦尔瓦利奇少校。自
１９６７年后，苏驻华武官均为上校军衔。１９７０年代后期苏驻蒙大使馆武官为
赫罗莫夫中校，以此推测，１９７１年苏驻蒙大使馆武官应仅为中校至多上校而非
一位将军。
    ４、“他把我们送抵温部尔汗”，“我们”是些什么人？仅仅就是顾达寿等三
人？下了火车后用什么交通工具送抵目的地？要知道从乌兰巴托到温都尔汗飞机飞
行时间都要一个小时！林彪坠机的地点中国人才称“温都尔汗地区”，蒙方称为“
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距离温都尔汗（肯特省的省会）还有两小时
的车程（７０公里的沙土公路及草原小道），顾达寿到的到底是温都尔汗还是依德
尔莫格县？
    六、顾说：“到了那里后，我们什么也没看见。蒙古人把飞机的残骸和死者的
残骸照了照片，然后挖了一个大坑，把所有的东西都埋到里边去了。”“温都尔汗
地区干燥炎热，死者的残骸埋在沙里，所以还没有腐化。”
    １、“我们什么也没看见”，顾的全文就数这句话最有意思，从这句话可以看
出，顾到底到过现场没有。而据９月１５日即到达失事现场的孙一先称：“从这块
盆地中央开始，由北往南长约八百米，宽约三十至二百米的范围内，草地全部烧焦
，呈倒梯形。上面散落着一块块飞机残骸，一眼望去，一片劫余的凄惨景象。”（
《在大漠那边》，页１８７）
    ２、这么多的飞机残骸都能埋在一个大坑里吗？有必要埋在一个大坑里吗？据
当时看着蒙古士兵挖坑、自己也参加填土的孙一先称，大坑中只有九具棺木，而决
没有飞机残骸：“尸体装殓完毕，用汽车拉至昨夜挖好的长十多米、宽三米、深一
点五米的土圹边，双方人员站立四周，默默看着蒙古土后代移棺下葬。……最后，
许大使和高陶布司长、桑加上校分别执锨填土，接着我和小沈、小王也执锨填土。
然后，蒙古士兵铲土封埋。”（《在大漠那边》，页２０９）
    ３、１０月的蒙古，已是深秋，从照片可以看到，９月旬中到现场的中蒙人员
都已穿上了大衣，为什么顾还说天气“炎热”？另死者的尸体是装殓在棺木中下葬
的，并不是直接埋在沙里的。顾的所说，句句都使人对其诚实度充满疑惑。
    七、顾称：“我们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子弹的弹孔，这些弹孔的边缘全都是向
外翻的，可以断定子弹是从飞机里面射击的。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
用了武器。”
    ９月１５日、１６日在飞机失事现场的中蒙人员众多。中方的许文益大使在战
争年代是一位军人（曾任丁盛手下一三五师四○三团副政委），据笔者判断孙一先
也是一位军人（后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在大漠那边》第一页就
是他的军装照片）。蒙方参加视察现场活动的有外交部、国防部、边防内务军事务
局的官员，还有法律小组、卫生医务小组、报纸和蒙古通讯社记者。军人中有边防
内务军的处长桑加上校、国防部副处长达木丁上校、民航局专家云登少校、肯特省
边防和内务军事务处处长奥尔陶扎尔嘎勒中校等，此外还有法医莫尤。他们都没有
在飞机残骸中发现什么弹孔，也没有在尸体上发现曾遭枪击的痕迹，顾达寿的弹孔
说可信吗？
    八、顾称：“至于那些死者，他们的遗体已经被烧焦，连一小整块皮肤都没有
。脸部损坏得就更厉害，死者的衣服全部烧毁，他们的样子非常恐怖，以至多瞧一
眼心里都很沉重。”
    １、孙一先称，尸体是编了号按顺序装殓入棺木内下葬的，在九具棺木上横铺
整幅红布，上面再覆以稍窄的黑布。（《在大漠那边》，页２０９）顾达寿自始至
终没有提棺木事，更没有提“每具棺木的头顶竖立高出地面的木牌，上写红色阿拉
伯数字编号”。（《在大漠那边》，页２０９）
    ２、关于尸体，孙一先称：“他们不是通常失事飞机那样被摔碎烧焦，只剩下
堆堆骨骸，而是有头有脚基本完整的一具具躯体”。死者中有两个剩有上衣，面孔
一般都烧黑未焦，皮肤暗红肿胀，第２号尸体“皮肤烧灼不重”，第３号尸体“皮
肤烧灼较轻”，第５号尸体“皮肤烧灼不重”，第４号尸体“上身穿着皮夹克，只
后襟边烧掉”，第８号尸体“是惟一的女性，不晓得为什么烧灼最轻”，而并非如
顾所说“遗体已经被烧焦，连一小整块皮肤都没有”，“死者的衣服全部烧毁”。
    九、顾称：“至于林彪，哪些残骸是他的，很难辩认。”“为了准确地确定残
骸是谁的，当时建议对某处与林彪相似的死者的牙齿进行鉴别。因为林彪当年曾在
伏龙芝学院学习过，后来又到苏联来过，在军队的医院治疗。”
    １、如果顾真的到过现场，他也许就不会说“哪些残骸”而应该说“哪一具棺
木里的尸体”是林彪的。而一一开棺之后，以尸体的体态特征——“个子瘦小”、
“秃顶”及面部轮廓，并不难判断，第５号尸体就是林彪。顾真的到过现场吗？！
    ２、“当时建议对某处与林彪相似的死者的牙齿进行鉴别”这句话究竟是什么
意思？不解。
    ３、林彪什么时候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中共高级将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
学习过的，有刘伯承、左权、刘亚楼和杨至诚，没有林彪。光凭这一句话，也略可
窥见顾达寿这位“汉学家”的中国现代史水平。
(2009年１０月）

  
丁凯文《从林彪座机被击落所想到的》
(2009.10.15) （《文革博物馆通讯》第558期）
    友人发来了今年第１０期《炎黄春秋》上阎明复的文章《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
一三事件现场》。这是阎明复摘译的前苏联资深外交官顾大寿（古达舍夫•里萨特
•萨拉甫京诺维奇）的回忆《我的中国生涯》之一小部分。顾大寿在回忆中讲述了
他在中国的经历，其中特别涉及到“九一三事件”，因为顾大寿曾亲赴蒙古温都尔
汗实地查看过飞机失事地点，故他的回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阎明复的眼光极为
敏锐，一下子就发现了该回忆里十分重要的一点－－林彪乘坐的２５６号飞机是如
何坠毁的。顾大寿的回忆直指林彪的座机是“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阎
明复特别将“击落”一词的俄文标示出来，以示郑重。
    林彪的座机之所以失事，到底是因为燃油耗尽而不得不迫降，还是遭遇了外部
炮火的攻击而导致最终的坠毁。这是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林彪事件研究者们的一个
重要话题。这些年来有不少学者和文革爱好者投入很大的精力予以辨析、研究。有
些研究者经过严肃认真的分析，认为林彪座机是被苏蒙方面击落的，其中的代表人
物是陈晓宁和京城孤魂二位。曾经抵达“九一三事件”失事现场勘察的前中国驻蒙
古大使馆二秘孙一先，曾于２００１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在大漠那边》，孙一先指
明，中方通过对飞机失事现场部分照片的分析，得出林彪座机“自行坠毁”的结论
。孰是孰非，一时难以定论。顾大寿的文章为我们解开了这一谜底，林彪的座机确
实是被外部炮火击中而导致最终的坠毁。
    顾大寿的回忆虽然为我们解开了一个谜底，但是却使我们产生了其他的疑问。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林彪的座机是怎样被击落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炮火击中了林彪的座机？是地
面高射炮火，还是导弹、抑或是歼击机炮火所击中？顾大寿的回忆没有回答这一问
题。另外，击落林彪座机到底是蒙古方面所为还是前苏联驻蒙古军队所为？顾大寿
的回忆亦未曾提及。以常识而论，当时前苏联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蒙古国早
已是前苏联的傀儡，其军事防务也由苏联人控制，主要战略性武器也都掌握在苏联
人手中。如果说林彪乘坐的２５６号飞机被炮火击中，更大的可能性应是前苏联人
所为，这样似乎更合乎情理，更何况苏联军方人员最先抵达出事现场，并拿走了一
部分物品。若非他们所为，何以行动如此之快呢？
    (2)顾大寿亲临“九一三事件”现场进行了观察，他的回忆是：“到了那里后，
我们什么也没看见。蒙古人把飞机的残骸和死者的残骸照了照片，然后挖了一个大
坑，把所有的东西都埋到里面去了。后来，为了辨认死者，他们又把大坑挖了开来
。”顾大寿的回忆中并未给出他们赶赴出事地点的具体时间，根据中方孙一先的回
忆，中方人员是在９月１５日下午和１６日上午两次抵达出事地点，不仅勘察了出
事飞机的残骸，还参与处理了罹难者的遗体，并加以安葬。印证顾大寿的回忆，顾
大寿到达失事现场应在中方人员勘察之后，否则就不会“什么也没看见”了。我们
可以推测，最先抵达出事现场的前苏联军方人员只对飞机本身和飞机上的相关文件
感兴趣，所以他们拆走了一台尚为完好的飞机发动机，也许还有飞机的黑匣子。那
么这些苏方人员还做了些什么呢？他们之中有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呢？
    (3)根据前苏联方面的报道，苏联人在９月某日重返飞机失事现场，重新对罹难
者的遗体作了鉴定，原因是他们可能意识到飞机上遇难者中有中国方面的“大官”
。据顾大寿回忆，他见到了那些重新被挖掘出来的遗体，但因为难以辨识，只好请
示上级机关，在得到答复后，将林彪的头颅带回莫斯科作进一步的鉴定，随后再将
死者遗骸重新掩埋起来。最后通过鉴定，在莫斯科得出林彪确实死于飞机坠毁事件
的结论。从顾大寿的回忆来看，顾大寿应属于第二批抵达失事现场的苏方人员，并
非在第一时间勘察了该事件，因此无法提供更多的飞机失事现场的真实情况。
    (4)另据顾大寿的回忆“我们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子弹的弹孔，这些弹孔的边缘
全都是向外翻的，可以断定子弹是从飞机里面射击的。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
斗，还使用了武器。”这一说法十分令人疑惑。首先，孙一先的回忆里未曾提及飞
机上发现弹孔。以中方当时与苏蒙关系的状况，中方有理由怀疑有关飞机是被炮火
击中而导致坠毁。孙一先在自己的回忆中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他对失事飞机的勘察过
程，并注意到机翼某处的大洞，大洞的周围有不规则的铝刺，有向外翻的，有向内
翻的。因此，孙一先怀疑此洞很像是地空导弹打的。然而，经过中方如此认真、仔
细的勘察，中方人员竟然没有发现机舱舱壁上的弹孔，这点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第
二，林彪飞机上只有林立果和刘沛丰二人带枪，其他人员除林彪、叶群外，就是飞
机驾驶员潘景寅、三位机械师和林彪坐车司机大杨，他们都不太可能随身佩戴枪支
。如果机内真的发生了开枪事件，难道是林立果和刘沛丰二人开的枪吗？三叉戟飞
机是全封闭的，林立果和刘沛丰也不可能在飞机内向飞机外开枪，他们要射击什么
人或物体吗？虽然也不排除他们开枪威胁、恫吓机组成员。第三，据孙一先回忆，
经过认真地勘察，中方人员没有发现任何机内搏斗的迹象。事实上罹难者遗体的排
列也不支持机内搏斗的说法。此点可参考袁策祥文章《“９１３事件”中的李文普
及其他》（载《百年林彪》）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所有罹难者的遗体上均未
发现弹孔，这么狭小的飞机机舱内如果真的发生了搏斗，且使用了武器，难道所有
机上人员都可以幸免于难吗？所以，所谓飞机上“发生搏斗，且使用武器”这一说
法十分可疑，还有待更可靠的资料问世才能厘清真相，如黑匣子的出现。
    (5)据孙一先的回忆，９月１６日和１７日这短短的两天时间内，中蒙双方进行
了５轮会谈，而会谈的焦点是该失事飞机到底是民用还是军用。蒙方认为飞机由于
不明原因试图着陆，从而发生爆炸，并强调该机属于军用飞机。中方则强调该机乃
中国民航飞机，因迷航而误入蒙古，死难者都是机组人员。实际上中方在谈判时就
已经意识到蒙方的意图，即“目的无非是为了在今后两国的交涉中占据有利地位，
假如该机是被苏蒙军击伤而坠落，则可借此推卸责任。”现在我们回头再看蒙方在
交涉中的态度，他们心里很清楚是他们击落了该架飞机，如果他们承认那是一架民
航客机，他们的责任就极为重大了，所以他们采取的那种态度毫不为奇。问题在于
中方为何在后来迅速、主动地配合了蒙方，不经过有关专家实地调查就自己宣称该
机属“自行坠毁”呢？这就要分析一下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处理林案的态度与方针政
策了。
    中国官方在“九一三事件”后仅仅５天，即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８日，就发布了
５７号文件，该文件称：“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
党叛国，自取灭亡。”发布这份文件时中国驻蒙古二秘孙一先等人尚未回国汇报勘
察飞机坠毁事件的全过程。这个匆忙发布的文件也丝毫未涉及林彪座机是如何坠毁
的。换句话说，中国官方并未了解清楚整个事件的全部过程，但“叛党叛国，自取
灭亡”这一结论已经明确宣告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林彪事件的真实态度和处理该
事件的方针政策。
    ９月２１日孙一先从蒙古赶回北京向中央作汇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
见并听取孙的汇报。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对失事飞机丝毫不感兴趣，竟然“听着听着
闭上眼睛打了一个盹”，而听到汇报有关飞机上死难者情况时却表现出“精神异常
贯注，已看不到一点疲劳的影子。”这说明周恩来等中共高层最关注的是飞机上有
无留下活口，会否给中方造成什么麻烦。至于飞机为何飞往蒙古以及如何失事的，
则根本不是中共高层关注的事情了。无论是自行坠毁还是被炮火击中都无所谓了，
反正林彪已死，及早下个“叛国投敌、自取灭亡”的政治结论即可。孙一先汇报中
提及的飞机机翼上的大洞也不在考虑之内了。在听取孙一先汇报不久，周恩来迅速
得出了林彪座机“自行坠毁”的结论。可以说，周恩来的结论实际上配合了几天前
中央对林彪事件所制定的方针和政策，虽然日后中央又组织一些空军人士组成调查
组，对照失事现场的照片和国内三叉戟飞机的原形作调查，那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
为周恩来的结论作注脚而已。
    中共官方这一“自行坠毁”的结论，可以说是全人类空难史上最不严肃的结论
，在没有任何飞行专家现场调查、检验的情况下，只凭若干张照片，就由中共最高
层拍板定论，实在太过荒唐、荒谬。据孙一先回忆，９月２３日中国驻蒙大使许文
益向蒙方通报了中方的态度，原本突然强硬起来的蒙方代表听了中方“自行坠毁”
的结论后态度明显软化。最后中蒙双方在索还遗体、遗物一事上竟然也不了了之。
虽然，蒙方知道苏联人第二次到达失事现场取走了某些物品而为此故意设下障碍，
阻挠中方索还遗体、遗物的努力，但是，中国方面如果在一开始就本着负责任的态
度，积极设法搞清飞机失事真相，而不是匆匆忙忙下结论在先、敷衍了事的作调查
在后，那么蒙方很难隐瞒击落林彪座机的事实。由此可见，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需
要更在意的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权力的稳固，以及如何让死去的林彪为毛泽东承担文
革的罪责。至于孙一先等人日后沾沾自喜地吹嘘周恩来如何将“国际问题”轻易地
转化为“国内问题”是多么多么睿智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那根本就是自欺欺人，
贻笑天下。
(2009.10.15)


也谈林彪九•一三事件
　　　　——评肖思科《粉碎五大谣言——知情人证明林彪真正死因》

　　　　　　　　　　　　　　•丁凯文•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的《北京青年报》发表了中共解放军某部作家肖思科的
文章：《粉碎五大谣言——知情人证明林彪真正死因》。（１）

　　肖先生为文的目的，在于驳斥坊间各种林彪之死的传闻以及不同于中共官方版
本的林彪为何出走的解释。肖先生文中大力维护了中共多年来对林彪事件的定性，
即“林彪集团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林彪反革命集团试图‘和平过渡’未果，但阴谋
政变又未遂，最后乘机出逃摔死在异国他乡。”肖先生在国内号称是林彪问题专家
，著书立说，成果颇丰，俨然一文革史方面的大家。然而，肖先生在林彪事件研究
上得出的结论真的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吗？下面笔者愿针对肖文谈谈个人对林彪
事件的看法。

（一）如何看待林立衡与张宁的说法及回忆

　　引起我对肖文兴趣的并非是肖先生如何考证林彪之死，因为１９９４年１月３
１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上彼得•汉纳姆的文章《揭开一个中国人之谜》，以
无可辩驳的事实确认了林彪的确死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蒙古温都尔汉的飞机失
事。（２）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共官方对林彪一案的解释与结论有着许多令人生疑之
处，作为一个史学家应该如何看待这些资料，是故意避而不见、装聋作哑，有选择
地使用那些只有利于官方的说辞来解释历史，还是认真思考，在全面收集资料与证
据当中找出历史的真相，还其本来面目？也许这就是我与肖思科先生之间的区别所
在。

　　肖先生在其文中特别批驳了林彪是被“绑架出逃”，而且指出这一说法是出自
林彪亲人之口。肖先生为何不点明此说就是出自林彪的女儿林立衡之口呢？林立衡
是９１３事件的直接当事人和证人，作为９１３事件的当事人，林立衡亲身经历了
整个事件，她的证词应被视为第一手资料。９１３事件的另一位当事人张宁也在自
己的回忆录《尘劫》一书中，描述了９１３事件的前后过程以及后来被中共专案组
审查的经历。这些无疑都是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其可信性不容轻易予以否认。换
句话说，林立衡与张宁的回忆的重要性绝非坊间传闻的“西山镇压说”、“替身代
死说”以及“软禁老死说”可比拟，稍有史学知识的人都清楚她们的回忆极具史料
价值。然而肖先生在其文中却不屑地将林张的回忆与那些道听途说或胡编乱造相提
并论，对这两位当事人的说法及回忆尽量予以忽略、贬低乃至否认，这不能不让人
怀疑肖先生的研究动机和研究功力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平。

　　肖先生指出林立衡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晚向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局部队报告
情况时，“就说：他们（叶群、林立果等）要把林彪‘弄走’……而在中共公布５
７号文件之后，当事人就一改常态，先后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拥护中央‘对林
彪等叛国罪行的批判和结论的完全正确’……而到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初，……又冒
出了林彪是被‘骗上飞机’的说法　。”（３）肖先生这么写的目的，无非是想证
明林立衡在林彪事件上前后的态度出尔反尔，因而其证词也就不可采信。

　　凡经历过中共文革的人大都不会忘记那是一个怎么样的黑暗时代，林立衡在林
彪出走前后的表现恰恰反映出当事人在中共权力机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违心认同
中共当局对林彪事件的定性。在那种环境下她只能这么做，别无选择。这有什么可
值得予以质疑与批判的吗？看看当年邓小平在文革中又是如何向毛泽东痛哭流涕写
检查，深刻批判自己的错误路线及向老毛表衷心的。连邓小平都不能免俗，肖先生
又如何可以指责林立衡在９１３事件前后的态度不一呢？可以想象林立衡面对毛周
等人及专案组的淫威，不得不拥护党中央“对林彪等叛国罪行的批判和结论的完全
正确”。但实际上，林立衡并非一贯逆来顺受，她不断要说出历史的真相，在巨大
的压力下，她曾在１９７４年不惜以自杀来抗议中共当局对她的非法迫害。如果不
是被逼无奈，她又何必出此下策呢？

（二）中共对林彪事件的审查是公正的吗？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毛死江囚后，林立衡的处境才开始有所好转。她又开始了一
个漫长的路程。虽然毛周等人已死，但中共集权统治依然如故，当年参与大肆迫害
无辜人们的统治阶层还在当权，他们当然不能容忍在他们手里定的案子有任何松动
的可能。林立衡的申诉材料虽然递到有关部门，但中共当局又是如何“实事求是”
地进行审查的呢？１９７９年在邓小平批示下，中共成立了“林彪遗留问题审查办
公室”，专门复审林案中不少当事人的申诉。然而，搞复审的那批人竟然是原来林
彪专案组的原班人马。可以想见他们是如何对林案进行复审的。肖先生在其文中并
没有详细说明中共是如何“实事求是”搞审查的，只是依然强调中共当局的审查是
“公正”的云云。问题是中共搞的专案有过“公正”吗？

　　中共建国前的历史先且不说，中共的专案是否公正只要看看中共建政以来的劣
迹即可明悉一二。从三反五反到反右运动、从批判高饶反党联盟到打倒彭德怀军事
俱乐部、乃至打倒刘少奇反革命集团的文革浩劫，这些运动中哪一次不是大搞冤假
错案，有多少无辜之人家破人亡、含恨而终，难道林彪一案会是这些千万个冤假错
案中的一个例外吗？中共在邓小平治下虽然提出了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平反所有冤假错案”，但一涉及到毛泽东的地方就“宜粗不宜细”，而将一切罪恶
都推到林彪和“四人帮”的头上，反正林彪已死，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呢。

　　具体到林彪一案，中共又是如何“公正”审判的呢？我们还是看看肖思科本人
的大作吧。在《知情者说之三——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一书中，肖先生
向世人披露“１９７９年９月３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华国锋主持，邓小平摆开了
自己的观点：‘有些人罪很大，要判无期徒刑的’”。胡耀邦讲“最重要的是要同
毛主席的错误分开”，彭真则说“这几个人（指黄吴李邱）一定要审，判刑可以轻
一点，她们同江青不一样，历史上还作过一点好事”。邓小平特别指示“起诉书的
内容不能涉及毛主席、周总理的错误，这一点要特别慎重”，“黄永胜等人有功，
量刑可以轻一些”。（４）

　　从以上肖先生披露出的资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事件涉案人还未实际
进入法庭审理时，中共最高当局早已为其定下了审判的调子和刑期。不仅如此，当
局还要特别小心地区分毛泽东、周恩来与被告的关系，唯恐被告人一个不小心泄露
了天机，在审判的关键时刻泄露出自己所犯的“罪行”其实就是执行了伟大领袖的
最高指示。事实上，林彪及“四人帮”集团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及所判刑期不是
由法院在审判后根据事实来决定，而是由当权者事先拍板定案，检察官和法官全部
听命于中共当局，尤如傀儡，实际的审判不过是排练好了后走个过场而已。请问肖
先生，这就是你口中的“公正”审判吗？这种审判有可能是“公正”的吗？

　　１９８７年当林立衡被当局批准从河南郑州回到北京时，中共当权者曾对她“
约法三章”，诸如“不许接见记者”、“不许对外发表言论”、“不许会见外宾”
等等等等。如果当局对林案如此有信心，又何必这么处心积虑地要封住林立衡的口
呢？不仅如此，林案其他涉及者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林办当年一位秘书就向笔者直
言“中央不许我们说话”。显而易见，中共当局在林彪一案的审查方面绝非如肖思
科所言“林案的审查报告和审判判决是公正的”。

（三）李文普的证词有几分真实性？

　　肖思科先生在其文中对林彪的内勤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有很正面的评价，认为
其证词“有可信之理”。相反，那些质疑李文普证词的人在肖文中竟然成为“不怀
好意者”。（５）

　　笔者不否认肖先生在发掘林案真相上作了不少努力，曾走访了不少证人，其中
以李文普最为关键。可令人起疑的是，林办这么多秘书、内勤，肖先生为何只采访
到李文普一人？李的证词为何没有其他林办秘书、内勤的佐证？笔者也曾见过几位
林办的秘书们，可他们却无一人认可李的证词，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中共在林彪一案上的不公正其实就反映在其审查取证过程的不公正。从张宁《
尘劫》一书中，我们看到的是林彪专案组是如何绞尽脑汁发掘林彪的反党证据。在
关押审查林办有关人员时，由于在林办秘书及内勤身上始终找不出林彪有图谋篡党
夺权、阴谋政变的证据时，专案组是如何想方设法在李文普的身上打开缺口。在答
应了李提出的几项交换条件后，李才说出林彪在去山海关机场的路上曾问“到伊尔
库茨克有多远，要飞多长时间”，以至李发觉林彪要叛逃，李因不愿叛国而跳车。
（６）问题是李文普既然有如此高的革命觉悟，为何在审查初期不及时向当局汇报
，邀功请赏，而要等过了许多时日当局单独对其进行关押审查后，在与当局达成几
项条件才予以说明呢？

　　　另外一个疑问是李文普为何自伤？据李文普自己讲，当李与林彪同车出发向
山海关机场行驶时，因不愿叛逃而跳车，跳车时林立果在车内开枪击伤李的左臂，
李跳车后向车内也还击了一枪。但前来查验李伤口的医务人员及警卫人员一致认为
这是李自己开枪自伤所致，这些人包括外勤警卫处的刘吉纯处长和张青霖等人。后
来人们检查林彪那辆红旗防弹车，发现林立果座位下有一弹壳，车的右前门车壁上
有一弹孔，显然这是林立果一枪所致。在李文普跳车处也发现一弹壳，但车内却找
不到李所说的从车外向车里射击的弹眼，车内的其他人也没受伤。（７）那么李的
一枪究竟打到哪里去了呢？李文普不可能在跳车开枪还击时将子弹打到他身体侧后
方的汽车右前门内壁上。看来只有一个解释：李自己打了自己一枪。这难道不是一
个苦肉计吗？这出苦肉计演给谁看呢？当然是演给党组织和林办其他不在现场的工
作人员看。这就是肖先生口中的“有可信之理”的李文普的所作所为。对照李文普
在审查前后的过程来看，李文普显然有作伪证的嫌疑。

　　肖先生分析说，李的证词“并没有因此给他带来什么好处”。然而，如果中共
官方因与李达成交换条件，林彪因此被定性为叛国投敌，而李则因交代有功，未被
开除党籍、开除军籍以及本人家属不受歧视等等来看，怎么能说李没有得到好处呢
？看看林彪一案涉及那么多人，多少人因此无辜系狱、家破人亡，难道这都与李的
成功交代无关吗？李的这一交代为当局定性林彪事件立了大功，但它可以瞒过天下
耘耘众生，却瞒不过同在一起工作的林办秘书们。去年１０月初某网上刊物曾刊登
一位林办秘书致张宁女士的信，明确点出“焦点的问题是九一三事件仍然被李文普
的那句话维系着结论。活着的人，他又是关键，这只有从外围突破，他的防线则不
攻自破。”（８）看来，大家都知道问题关键所在，肖先生又何以如此相信李文普
的证词呢？说穿了，无非李的证词对中共官方有利，而其他林办证人的嘴又被封住
了，天下众生也就只能听肖先生一个人的解释了。

（四）林彪是怎么出走的？

　　肖思科在其文中特别否定了林彪是被“绑架出逃”，认定林彪是自己主动出逃
。其实，林立衡在向中央申诉时，特别指出林彪是“被骗上飞机的”。肖先生在文
中也承认此说“由来已久”。肖先生在其文中反复证明的是林彪系主动出走，因而
不是被骗，也不是被绑架。

　　肖先生在其文中编了一个很逼真的情节：“等司机杨振刚把车开上来，林彪、
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就从屋里走出来。刘沛丰提三四个皮包先上车。接着是叶群
、林立果上车，林彪最后上汽车，林走到门口还问内勤：‘东西都装上没有？’没
停步，很高兴的样子，帽子未戴，大衣也未穿。”可惜，肖先生并未给出这条证据
的来源和出处。

　　林彪出走的当时到底是处在什么状态，对揭开林彪出走的问题至关重要。根据
张宁的回忆，林彪在当晚服下安眠药后很快就睡着了。而周恩来给叶群突如其来的
电话以及周下令北戴河机场的飞机不可起飞（必须四首长同时签字），使得叶以为
林彪将要大难临头，因而强行叫起早已入眠的林彪，立即出发。当时叶群和林立果
冲进林彪卧室，叶群和林立果架起睡眠中的林彪，并给林彪穿上衣服，而两个内勤
陈占照和张恒昌则给林穿上裤子、袜子和鞋子。叶群吆喝李文普立即备车，并由小
陈和小张架着林彪走出卧室。林彪当时完全处在昏睡状态，迷迷糊糊的被架上了车
。

　　具体情节在专案组面对面排查时曾反复要求所有当事人回忆讲清，甚至要求他
们讲清楚林彪何时服的药，多快就可入眠，出走时是否清醒，以及林清醒时是什么
状况，不清醒时是什么状况等等。陈占照和张恒昌异口同声说林彪当时完全处于昏
睡状态，是他们俩将林架上车的。（９）

　　显而以见，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林走到门口还问内勤：‘东西都装上没有？’
没停步，很高兴的样子”云云。林办的当事人大都还在世，相信不止张宁一人可以
证明此事。

　　从张宁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林彪在庐山会议之后已知毛泽东迟早要对他下毒
手，他采取了完全的不合作态度，不检查、不工作，一付看你老毛如何来对付我的
态度。而且林彪已表示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意味着林根本不想叛逃苏联。由
于周恩来电话的作用使得叶群以为当局的行动即将对林彪不利，因此三十六计走为
上，强行架走睡眠中的林彪。笔者想反问一下肖先生，如果林彪知道将要叛逃外国
，怎么还会象肖文中所言“林走到门口还问内勤：‘东西都装上没有？’没停步，
很高兴的样子……”，林应是慌不择路、心神不定、一脸焦虑才对。更何况根本就
不存在肖先生这段离奇的描写。

　　还有一个情况，即彼得•汉纳姆的文章明确指出，林彪的座机在蒙古境内快飞
到苏联的边境时掉头南飞。（１０）这一现像又如何解释呢？中共当局迄今为止都
不曾公开承认此点，一来可能中方根本就不知道这一情节，二来即使中方知道此事
，也不愿多作解释，以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反正林彪已死，心腹大患已去，谁
还管飞机是如何飞行的呢。但我们从这一现象可以推断林彪一行不愿飞往苏联，而
宁愿南返。这里就有不为人知的详情，有待我们进一步查证。有人认为这是飞机驾
驶员潘景寅反劫机。笔者认为这个可能性极低。潘是飞行驾驶高手，早知飞机已越
过中蒙边境，而且是在朝向苏联飞，为何飞机快到苏蒙边境时才反劫机而掉头南返
呢？

　　显而易见，林彪是在昏睡的状况下被叶群和林立果强行架离，并上了那架在劫
难逃的飞机。笔者推测，很可能当林彪清醒过来后发觉情况不对，于是命令飞机掉
头南返，而最终飞机不幸失事。看来，肖先生还无法轻易的否认这个“绑架出逃”
说。

（五）林彪有无阴谋准备发动政变？

　　肖思科在其文中依然重复了中共官方多年来的说词，指证历历地说林彪是因“
政变未遂”而畏罪潜逃。其实，这一弥天大罪早已为许多研究人士所质疑。凡读过
陈晓宁先生《质疑林彪９１３事件》之文的人，相信都会有这种感觉，即林彪不可
能亲自发起或指使其子林立果图谋政变，杀害毛泽东而黄袍加身。（１１）

　　中共当局出示的证据也极其单薄，除了所谓的林彪“九八手令”外，现在连当
初叫响连天的《５７１工程纪要》也鲜有再提了。这份“手令”区区几个字“盼照
立果、宇驰同志转达命令办”。首先，这是不是林彪亲自写的？有无旁人伪造？第
二，手令写给谁的？第三，按照什么命令办？这里根本就无交代。这种所谓的证据
如何可以将林彪定罪为“要搞政变”呢？根据林办内勤的回忆，林彪在那期间根本
不曾写过任何东西，林办的秘书们及林彪心腹大将黄、吴、李、邱对此也一无所知
，难道林彪是在空气中搞政变吗？

　　以笔者的分析，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看到中央文革不得人心，张春桥的地位汲汲
可危，党内上下对张等文革派喊打喊杀，包括陈毅等人，甚至连毛的心腹汪东兴都
站在反张行列，毛这时下决心坚决站在中央文革一边，保卫文革成果，并坚决打击
任何反对势力，扶植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派取得最高权力，而林彪不幸就是文革派
掘取最高领导权的主要路障之一。９１３事件前林彪、叶群等人已知庐山会议后毛
泽东不会放过他们，林彪的秉性倔强，不认为自己有何过错，更不会低三下四地作
检讨，央求毛放他一马。而毛的为人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得罪人就得罪
到底。毛于是使出对付刘少奇的老办法，南下各省向中国各地头头们打招呼，以“
农村包围城市”，在先打掉林的外围陈伯达后，再进一步“搀沙子”改组北京军区
，矛头直指林彪。林跟随毛几十年，深知毛的为人，既然刀子已架在脖子上，反抗
也是徒劳，林彪因此乾脆到北戴河休息不问世事。但叶群和林立果却相信林彪也许
会步上刘少奇的后尘，很可能会瘐死狱中，那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叶群与林立果于
是力劝林彪在非常情况下乘机远走他乡。然而，林彪显然不肯叛逃苏联，直言自己
是“民族主义者”。而在最后关头，林彪于昏睡时被叶群、林立果连拉带骗上了飞
机。结果，人算不如天算，飞机坠毁于蒙古境内。聂荣臻语“林彪坏在老婆手里”
不正说明了此点？否则聂完全可以说这是林自己咎由自取嘛。

（六）林彪的座机何以会坠毁

　　肖思科先生在文中谈到林彪座机何以会坠毁时，一口咬定飞机是因“电路引起
油箱爆炸”而失事，并引原空军司令王海和原住蒙使馆人员孙一先的回忆，强调飞
机机翼上的一个大洞并非导弹击中，“如果导弹击落，则洞孔应当穿透，而所谓洞
孔实际是呈单面炸开，而铝刺外翻，从这一点证实，该洞孔并非导弹所致。”（１
２）

　　然而，查孙一先的回忆原文，孙明明说，“我讲到机翼根部那个大洞，怀疑是
防空导弹打的，但是洞口朝上，下部没有穿透，而且洞口铝刺并不规则，所以难下
结论。”（１３）可见，该洞孔的铝刺既有外翻，也有内翻，呈不规则形状。孙为
飞机失事现场观察的当事人，其说法更加可信。而王海等人并未到失事现场，仅凭
若干幅照片就断定飞机是因油料不够而迫降，在迫降过程中因程序操作失误导致降
落失败，从而机毁人亡。显然，这种分析是不能完全站住脚的。

　　如果飞机在飞行中其油箱发生爆炸，则爆炸的威力应足以导致飞机在空中解体
，飞机的残骸应散布在更广泛的地带。而林彪的２５６号飞机的“油箱爆炸”却只
炸开机翼上的一个圆洞，且“洞口朝上，下部没有穿透”，飞机在迫降时机体却是
完好，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看看９６年美国环球航空８００号飞机在纽约外海的
失事，该机空中爆炸解体后残骸散落在一大片广阔的海域，美国的调查人员将飞机
残骸从海底打捞上来，全部拼装完整，证实飞机某处电路故障导致飞机油箱爆炸，
飞机在空中解体。（１４）对照二者情况，不难发现二者对飞机失事的解释都是“
电路问题导致飞机油箱爆炸”，但飞机失事的实际结果却南辕北辄。

　　另外，根据彼得•汉纳姆的调查及走访蒙古当地目击证人，证实实际情况是飞
机在降落前飞机尾部起火，并未爆炸，该机在落地时才爆炸燃烧。（１５）

　　显然，肖文只采用了有利于官方的说法，而有意忽略了不同于官方的证据。看
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出身的肖先生，在文学创作之余还应于史学方面多下功
夫，而不是只会追随权贵、人云亦云。

　　按照国际常规，如果一架民航客机失事，当局应立即成立特别调查组，赶赴失
事现场调查飞机坠毁真相，尤其是当考虑到有可能的外力介入，如导弹袭击等，更
应注意收集飞机残骸上的有无火药证据，其黑匣子是否完整，有无提供进一步证据
的可能。但令人遗憾的是，因为中苏关系恶化，中方根本没有考虑上述步骤，而是
凭几张照片来分析飞机坠毁原因，从而得出“电路引起油箱爆炸”的结论。设想中
方本应要求苏蒙方面归还飞机残骸及遇难人员遗体，提供飞机在蒙古境内飞行的报
告及飞机失事报告，特别是应将该机的黑匣子归还中方，使人们了解飞机的飞行轨
迹及飞机内部人员有何对话内容等等，以利中方分析飞机飞行的整体过程，这对彻
底揭开９１３事件之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方当年未采取此类措施还可用中苏
关系恶化来解释，但时隔多年之后，仍然采取鸵鸟政策，对明显的漏洞故意视而不
见，恐怕就不是一句林彪一案的结论“是建立在详尽的事实基础之上”就可以搪塞
的了。

　　到目前为止，中苏双方都否认动用了导弹击落林彪座机，但该机在降落前就已
起火燃烧却是不争的事实，其机翼上的一个大洞似乎也无法解释清楚。那么，我们
是否还不能最后排除林彪的座机不是导弹击中的观点，而有待苏蒙方面提供更完整
可靠的证据？

（七）林彪犯的是“反革命罪”吗？

　　肖思科先生在其文中一口咬定“两次审查、一次审判，结论都是一致的：林彪
集团是一个反革命集团。”也就是说，林彪犯下的罪行是“反革命罪”。凡在中共
治下生活过的人们都不会对“反革命罪”感到陌生。举凡党内、党外与中共当政者
意见相左之人，都会被戴上这顶帽子。“反革命罪”简直就是一根“东方不败”的
金棍子，指南打北，所向披靡。凡被打中者无不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从此再也回天
乏术，轻者由群众监督劳改，重者则被打入监狱，迫害致死。党内有刘少奇、彭德
怀、高岗等例，党外则有遇罗克等人，不胜枚举。

　　中共是如何给自己不喜欢的人定“反革命罪”呢？其标准又何在呢？中共曾规
定“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皆属“反革命分子”。但党内的刘少奇、林
彪等人从无反对“毛泽东思想”之举，相反，他们无不是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
旗帜的榜样。刘少奇最早发明并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林彪也是高喊“四个伟大
”。但当毛泽东想打倒他们时，他们便成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一类
骗子”、“打着红旗反红旗”等等。老毛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红口白牙说你
是什么，你就是什么，全无分辨的余地，将“反革命罪”的帽子戴在他们的头上真
是再合适不过了，刘林等人也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因为这种不需明确标准的“
罪行”只需当政者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罢了，余下的证据再去收集、制造也为时不
晚。

　　现在的中共也发现“反革命罪”不那么合乎历史潮流了，于是在前次人大修宪
时将其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不能不说中共有了一点进步。显然，犯了刑事
罪就是刑事罪名，而“反革命罪”则是政治犯、思想犯的同义语，如果还将其当作
整人法宝难免会落人以“迫害人权”的口实。然而，人们的思维却未必也与时俱进
。肖先生迄今就一再坚持认为林彪犯了“反革命罪”，尽管这一罪名是二三十年以
前定的，但现在这个罪名依然有效。肖先生难道真的不觉得你对“反革命罪”的坚
持是很可笑、很滑稽的吗？

　　林彪是中共九大当选的唯一副主席，他在九大前后与毛泽东支持的江青、张春
桥文革派产生了某些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林彪有“反革命”的意图。然而，中共
当权者毛泽东却不这么认为，只要他们想致你于死地，有什么借口和罪名比“反革
命罪”更适合戴在对方的头上呢？林彪在与毛泽东的争执中败北，“反革命罪”的
帽子也就自自然然地落实在林彪的头上，当然，事后也还要再找出其他刑事犯罪的
证据。由此可见，“反革命罪”是一件多么荒唐、无稽的罪名。连中共现在都已舍
弃不用此项罪名之时，你肖先生却依然将此奉为圭臬，仍然将此罪名牢牢地套在林
彪的头上，并一味坚持中共对林彪的“审查报告和审判判决是公正的”，难道这就
是你口口声声的“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吗？

（八）我们应如何研究林彪事件？

　　这个问题似乎问得愚蠢，难道不是尽量发掘历史真相吗？然而，事情并非如此
简单。中共在９１３事件后公布了有关林彪事件的５７号文件，后来又在１９８１
年对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进行了审判。此后，林彪事件的相关资料不断被发
掘出来，坊间也出现了不少“戏说”的版本。

　　国内以肖思科为代表的官方史学家也收集了许多有益的资料，采访了很多证人
，相关的文章也出版了七七八八。然而，所有这些出版物几乎都是在中共官方严格
审查下出版的，与官方的宣传口径保持一致。在一篇报导肖思科本人的文章《追踪
林彪“九一三”叛逃真相》中，就指出“肖思科出题目请当事人撰文或代笔。文章
经他审核、上级审查后，发表在《中华儿女》上”。（１６）请注意，这段话很有
意思，既然是请当事人写文章，为何不仅要由肖本人审核，还要经什么“上级”机
关批准呢？肖思科先是总揽对文章的生杀予夺大权，过了他这一关后还要再由“上
级”领导“把关、批准”，以免引出与中央宣传口径不一致之麻烦。肖先生难道就
是这样“公正”地研究林彪事件吗？那些不利于中共的文章和回忆就这样被肖先生
及其“上级”所过滤、删改、乃至扼杀，我们能相信你肖先生的研究就一定是公正
的吗？

　　同一篇文章中还说“原空军保卫部部长高德明现已成为研究林彪‘小舰队’的
文章作者。他忧虑‘目前刑满仍由部队管辖的原小舰队成员，有抛开事实，相互串
联翻案的迹象。’他特别提醒媒体，历史不容随便涂抹，不要给历史添加澄清的麻
烦。”（１７）高的这段话实在是一天下奇谈。且不说林彪根本就没有什么“小舰
队”，退一万步说，就算当年林立果“小舰队”的人员确实有罪，但他们在刑满以
后就是普通公民，与高某、肖某一样享有一切公民应有的权力，怎么还能继续由军
队对他们进行“监管”？这样做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禁止他们开口说话吗？此种行
为难道不是明目张胆的违反人权、地地道道的人身迫害吗？更何况他们当年有口也
无法为自己申辩，只能接受“组织”上给他们的“定性”，在后来中共当局专制统
治略有松动的情况下，他们互相来往、联络难道也是非法的而要被禁止吗？他们当
然应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详细如实地说出当年林彪事件的真相。但是，中共当局
有这个胆量吗？高德明本人就是空军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他心里很清楚当年他们
是如何制造冤假错案的，他当然害怕被迫害的当事人说出历史的真相，因此他的这
种态度毫不奇怪。肖先生以《中华儿女》常务编委的身份收集、整理以及出版的就
是这种人的文章，难道还好意思为自己脸上贴金，自诩“公正”吗？

　　肖思科先生自己多少也有自知之明，也不否认“所谓的事实也有被颠覆的可能
”，但肖先生说“我走的每一步都试图做着向真理靠近的努力”。（１８）从上述
事实来看，肖先生的确是很努力，但是不是真的走向了真理恐怕还在未定之天吧。

　　综上所述，１９７１年的林彪事件是中共历史上与刘少奇一案相媲美的大案，
也是一件未被完全揭开真相的大案。现在已有不少人为之努力，不断发掘出新的资
料，提出新的论点和论据。笔者希望此文在推动林彪事件研究上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愿更多的有识之士、研究学者和林彪事件当事人写出更多的文章，有助于这一历
史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

注：
（１）（３）（５）（１２）肖思科《粉碎五大谣言－－知情人证明林彪真正死因
》

（２）（１０）（１５）彼得•汉纳姆《揭开一个中国人之谜－－林彪的最后日子
及死亡，二十年阴谋之后》　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The　US　New
s　and　World　Report）１９９４年１月３１日

（４）肖思科《知情者说之三——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６）张宁《尘劫》　香港明镜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７月版　第３１９—３２０页
（７）张宁《尘劫》　香港明镜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７月版　第２７０页　及笔者
对张宁的采访
（８）《致张宁女士——一封关于林彪事件的信》

（９）笔者对张宁的采访
（１１）陈晓宁《质疑林彪９１３事件》见本刊zk0201c

（１３）孙一先《我向周总理汇报“九一三”飞机失事》

（１４）《“华航”空难与１９９６环航失事类似？》

（１６）（１７）（１８）李彦春《追踪林彪“九一三”叛逃真相》见《北京青年
报》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４日



“九一三”事件补白

　　　　　　　　　　　　　　　　•符　浩•

　　近些年来，关于林彪叛逃的文章，在海内外报刊上多有登载，已使这一震惊中
外的历史事件的前前后后昭之于世。每当我读到这些文章时，不禁心潮起伏，我的
思绪总是萦绕于１５年前９月中旬那些不寻常的日子：那十几个日日夜夜大概是自
建国后我睡眠最少、工作最紧张的时刻。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对“林彪叛逃，机毁人亡”后的情况可谓略知一二，谨记
述如下，或可有助于补阙。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下午，外交部办公大楼里，人们进进出出，一如往常的
工作，没有任何异常现象。但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已知道林彪和叶群等人乘一架
三叉戟飞机于１３日零点３２分由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朝西北方向逃跑，目标很可
能是某个外国。周恩来总理迅即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电报导，并研究和提出
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的交涉或应对方案。

　　１３日上午，又获悉，当日凌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以东３００公里的温都
尔汗地区有爆炸声，随之火光冲天的消息。

　　１４日上午，外交部党组在会议室开会，会议是在党组组长、代理部长姬鹏飞
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内容是进一步落实周总理昨天的指示。会议的气氛有一种严峻
感，而不像以往我们的会议是在活跃和有点幽默的气氛中进行的，但大家都很镇定
，会开得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对林彪出逃作了四种估计。

　　一、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
　　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讲话；
　　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导林
彪等已到达某国某地；
　　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静。

　　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在各种情况下对外交涉以及如何表态的问题。

　　时间过得真快，中午１２点的钟声已经敲过，但会议还没有散的意思。这时，
紧闭的房门被突然推开，值班秘书忘了平时的礼节，快步径直奔向姬鹏飞同志。鹏
飞同志以他那特有的沉着和冷静接过一份手抄特急报告。我们的目光注视着他脸上
的表情，都急于想知道报告的内容。从每个人的脸上都可以看出。这应是一份极不
寻常的“特急件。随着他目光离开文件，脸上绽出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向大
家说道：“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接着把报告读了一遍。大致内容是：今日上
午８时半，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约见许文益大使，通知有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
飞机于凌晨２时３０分左右坠毁在肯特省贝尔赫县境内，机上共有９人，全部死亡
，并向我提出抗议，以及许大使已向对方提出要求到现场调查等。顷刻间，会议的
气氛活跃了许多。韩念龙同志从姬鹏飞同志手里接过报告，逐字逐句仔细看了一遍
，因为对蒙古的事务由他主管。

　　会议当然不能结束。一个最紧迫的事，就是要把这份报告迅速送给毛主席和周
总理看，这也是他们急切等待的消息。姬鹏飞同志立即要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到主席
和总理办公室，但得到的回答是，主席和总理自前天夜里起，一直没有合过眼，刚
刚服过安眠药入睡，总理按习惯要４个钟头以后才能醒来。主席和总理办公室的同
志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党组决定，要立即派人把报告送给主
席和总理看，否则就是失职。同时，再一次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电话，强调送去
一份特急和特别重要的文件，一定要把主席和总理叫醒。

　　下午两点钟过后，我刚刚回到办公室，从抽屉中找出一包苏打饼乾，权作是午
餐。还没吃两口，姬鹏飞同志就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正巧他也在吃饼乾，我也就不
客气地不请自拿了。他边吃边告诉我，总理来电话说，他刚从主席住处回来，对外
交部的同志迅速把报告送到并叫醒他们感到满意。总理特别对我驻蒙古大使馆，在
不了解实际情况下，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我机在蒙古境内失事，当机立断，启用已
经封闭两年之久的专用电话线，以最快的速度把情况传回来表示满意。接着讲到总
理交办的几件事，要我立即去办。

　　总理的指示有：一、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３号铅字打印１８
份，下午６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办王良恩副主任；二、从现
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总理亲启；三、今
天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当我站起来准备马上去落实总理的指示时，韩念龙同志又匆匆进来，我知道姬
鹏飞同志约他来是商量起草给我驻蒙古使馆的指示。约我驻蒙古使馆的指示于下午
３时３０分发出。

　　我把办公室副主任兼机要局长张占武同志找来，和他商量后，指定了机要员小
王专门译办来往电报，并要王立即搬到离我办公室较近的房间工作。

　　下午５时５８分，我提前两分钟按指定人口处走进大会堂北门，一眼就看见王
良恩副主任站在偏东一边的走廊等侯。我们来不及寒喧，他迎上来便说：“你来得
很准时。”我回答说：“你好像已等了一会”他又说：“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已到
齐，董老也来了，就等你送的文件了。”他特别提到董老，我明白他的意思，因为
董老年事已高，一般不出席会议。

　　回家吃过晚饭后，因昨夜几乎没有睡觉，便想利用这个时间小憩一会儿，但实
在太兴奋了，怎么可能睡得着。我便信步来到同院乔冠华同志家里。他一看到我就
哈笑着：“说曹操，曹操到。我正要打电话请你来呢。”我也笑着问道：“今晚有
什么好节目？”“当然有。”他略有些狡黠地眨了下眼，说道：“我前几天从箱子
里翻出一幅章太炎书写的对联，刚刚挂上，特请你来一赏。”进了他的书房后，果
然壁上新换了一幅对子，章太炎篆体书写的有碗口大小的字，盖出自太炎先生晚年
之笔，神完气足，味道淳古隽永，在他的墨迹中应属上品。文曰：“龙惊不敢水中
卧，猿啸时闻岩下音。”这是节录李白《夜泊黄山为殷十四吴会吟》一诗中的两句
。乔冠华听到我连声赞叹，很是得意。他特意指出其中的几个颇为古异于通常小篆
的字说，这几个字选字得体，尤见太炎的功力。他告诉我说他特意请翟荫塘同志查
出这几个字由石鼓和彝器中的出处。赏玩了一会儿，俩人的目光不期而遇，他悠悠
地说道：“该言归正传了。”我们不由得放怀大笑起来。

　　我们都太兴奋了，这两天也都太紧张了，本应急欲畅谈一下。林彪叛逃事，那
时还不能和家人、朋友谈，只能在“知情者”间谈。从何谈起呢？赏玩太炎这幅字
。好像使我们都松弛了好多。

　　我们围绕着“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主题谈了起来。他拿出一瓶未启封的茅
台，我们边谈边饮，兴致达到了高潮。我又抬头望着那幅对联，突然想起了另一位
唐人的诗句，脱口诵出：“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乔冠华听后，沉思了一会，突然将满杯茅台一饮而尽，对我说道：“贾宝玉不是
说述旧不如编新吗？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你看新意如何。”他又斟满一杯，端在
手中，站起身，用他那苏北口音吟了起来，吟毕又一饮而尽。真是豪兴冲天。后来
郭沫若同志看到了他的这首新“塞下曲”后，曾挥毫将此诗书成条幅并加赞语赠给
乔冠华：

　　“月夜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巧合无间，妙不可
言。嘱题小幅一轴，欣然命笔，以示奇文共欣赏，好事相与祝也。冠华同志座右，
望常拍案警奇。

　　乔冠华刚把“改诗”用铅笔誊出，电话铃响了，是部值班室来的，又接到我驻
蒙使馆报告了。我急忙告辞准备直接去办公室，临出门时，乔冠华说：“本应把半
瓶茅台给你带去，不过你今晚就要酩酊大醉了。我这里有包速溶咖啡，给你带上，
你会发现它的妙用。”

　　９月１５日下午３时３０分，我国驻蒙使馆报告：许文益大使及随行人员４人
已于下午２时乘蒙方专机前往飞机坠毁现场视察。

　　９月１６日晚１１时３０分，我批发了一份文件催问视察情况和现场停留一天
的原因。

　　９月１７日晚８时３０分，我驻蒙使馆报告，大使等４人已于晚７时回到乌兰
巴托，并简要报告了现场情况和延长时间的原因。

　　请示总理后，我用专线和许文益同志通了话，告其速派专人送回有关材料，并
面报详细情况。

　　９月１８日凌晨１时，接使馆报告，决定派孙一先二等秘书送现场照片、目测
示意图和有关材料回部，并当面汇报。

　　９月１９日晚，驻蒙使馆报告，孙一先于２０日乘四次列车离乌兰巴托回国。

　　９月２１日下午３时３０分，从乌兰巴托开来的国际列车准时到达北京车站。
我和秘书王万慧同志早巳到车站等候。孙一先和中建公司的贺喜同志同车到达，一
下车我们就迎了上去。孙、贺两人和我们打过招呼后，就东张西望。显然，他们并
不知道我们是专程来接他们的。王万慧同志把孙一先同志拉到一旁，我低声对他说
：“我就是来接你的，已安排好你暂住招待所。”随后又告诉贺喜同志，他可以独
自回家，关于我国有一架飞机坠毁的事，没有公开之前要保密，不能外泄。

　　来到外交部招待所早已准备好的房间，孙一先同志便把从使馆带来的文件和现
场拍摄的胶卷交给我，我马上要王万慧同志先把这些东西带回部，把文件交给部值
班室主任徐连儒同志妥为保管，胶卷交给正在待命的孙秀娟同志冲洗。然后，我对
孙一先同志说：是周总理要我来车站接他的。并告诉他飞机坠毁，情况很复杂，要
绝对保密。并向他交代了几条注意事项：第一，暂住招待所，不许外出，也不要在
招待所内到处走动；第二，不要同外面联系，包括亲属和所属单位；第三，如果在
招待所遇到熟人，就说是临时回国送文件，现在正等回件，随时准备返馆，有关飞
机的事，一句也不能讲；第四，随时准备汇报，并将一个电话号码和外交部值班室
主任徐连儒的名字写给他，如果有事可与他联系。

　　晚上，１１时许，我和姬鹏飞、韩念龙等同志来到大会堂福建厅，总理早巳到
了，正伏案批阅文件。我们尽量在离他较近的沙发坐下，低声研究有关的问题。大
约半个小时后，孙一先同志被领了进来。周总理和他握手后，突然回过头来问我和
他一起回来的还有谁，还没等我讲完有关贺喜同志的情况，他一听说贺已回家，便
面色一沉，那双著名的浓眉猛然一蹙，厉声打断我的话：“你当过兵吗？”霎时间
，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总理对外交部的许多干部的经历是十分了解的。他当然
知道我曾在部队里工作过。记得我第一次单独见总理。是在１９５０年的７月，我
被任命驻蒙古使馆临时代办，因为是新建馆，临行前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听完
总理的指示起身告别时，总理半开玩笑地指着我说，“已经是外交官了嘛，怎么还
穿军装？”此时此刻，问我这个问题分明是批评我的警惕性跑到那里去了。他严肃
地审视着我，好像真的等我回答是否当过兵。我立即回答：“我马上把贺喜找回来
。”

　　约一个半小时后，服务员请我到隔壁房间接部值班室的电话，说已按我的交代
把贺喜同志从酣睡中叫醒，并已送进招待所住下，待孙一先同志回去后向他转告注
意事项。这时我真有如释重负之感。每逢我回忆起敬爱的周总理，回忆起他的音容
笑貌，回忆起他对我的工作中的教诲和批评时；这件事的印象总是那么深刻，当时
的情景历历在目，就好像发生在昨天。说来奇怪，在我遇到困难，在感到举棋不定
，犹豫不决时，耳边常想起总理用十分严厉的语调问我：“你当过兵吗？”

　　孙一先汇报完情况，我看了眼手表，已是２２日凌晨２时多。服务员送来了夜
餐，每人一碗热汤面，唯独总理外加了一小碟花生米。按经验我知道会还要接着开
下去。果然，先是李德生和邝任农同志到了，紧跟着是吴法宪。总理把现场照片交
给他们传看，同时把另一套照片交给杨德中同志，并说，由你主持研究一下，飞机
究竟是怎样坠毁的。又对我说；“你也参加。”杨德中同志和我来到东大厅，公安
部长李震、北京军区空军司令李际泰等已坐在那里等候。等他们仔细看过照片和示
意图后，我根据孙一先的汇报和使馆的报告材料，作了必要的说明，大家就分析、
讨论了起来。最后一致认为，李际泰同志的分析有道理。李的看法是：飞机因燃料
将要耗尽，被迫做紧急着陆的准备，驾驶员不熟悉较大区域的地面情况，最好的选
择就是找一块平坦的地方，冒险以飞机机腹擦地降落。看来，飞机着陆后，由于失
去平衡，右翼向下倾斜，触及地面，与沙石冲磨，骤然升温引起油箱起火，从而导
致全机爆炸。从当时特殊情况来看，驾驶员技术很好，选择了唯一的处理办法，当
然，也不排除其它原因，例如，机件失灵，或被地面炮火击伤而坠落，或击伤后被
迫着陆，但这些可能性较小。杨德中同志认为，有必要找一架同类型飞机并和驾驶
员及有关地勤人员研究一下。大家赞同这个办法。我又建议，最好把孙一先同志也
带去。

　　早晨４点多，杨德中同志又去向总理汇报分析结果。我走出大会堂北门，天色
微明，回头望去，福建厅的灯光从窗纱中透出，总理仍在工作。

　　９月２４日上午，我驱车驶过天安门广场，看到成群的学生仍在庆祝“十一”
排练队列，一切照旧。按照总理的指示，要把事件保密得尽可能长些，要尽可能赢
得时间处理“善后事宜”，以防不测。当汽车从东单向北拐去时，我听到有广播车
的声音，忙问司机同志：“在干什么？’，他好像明白我的心思，把车子靠在马路
旁停下，并摇落车窗，声音十分清楚响亮：“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我拍了
拍司机的肩膀，对他说：“我们走吧。”

　　９月２６日晚，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仍按原计划出国访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
全体成员正在向总理汇报准备情况并听取指示。我作为代表团的成员，离总理坐得
很近，灯光下，我发现总理半个月来明显地消瘦了，但清癯的面孔上却有一种喜悦
和轻松的表情。我们告别总理快要走出北门时，一位服务员从后面赶上来对我说：
“符浩同志，总理请你去西大厅。”我一怔，顾不得多想，便疾步返回。

　　大厅里只有总理一人，他看我站在那里等他的指示，便摆手示意让我坐下，他
好像在思考着什么。这时我猜想，莫非有了什么新的任务要我去做，可又不便主动
提问。总理终于开口了：“你明天一早就要动身去巴黎，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到
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他顿了一下，语气更加郑重地接着讲到：“中央巳
决定逮捕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这些也告诉他。”并叮嘱说，只
告诉他一个人。

　　２７日一早，在机场为代表团送行的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同志告诉我，经请
示总理同志，已允许在招待所住的那二位同志和家里取得联系。

　　９月２９日，我们辗转抵达巴黎。当晚，我就前往我驻法大使官邸。与黄镇大
使说笑一番后，我暗示他，奉总理之命有要事转达。他拿着打开的小半导体收音机
踱到花园的草地上，一边慢步，一边谈了起来。显然，他对我带来的信息，非常兴
奋激动，我们情绪相互感染，长时间沉浸在喜悦之中。

　　不知不觉夜已深了，他突然一拍我的肩膀，提高嗓子对我说：“走，老符，让
我们喝一杯，庆祝一下！”回到房间里，他打开了所有的灯，找出一瓶茅台，斟满
两个精致的刻花高脚杯，他告诉我，这瓶酒他已珍藏多年，一股清芳的香气迅即在
整个屋子里扩散，我发现这酒已变成一种淡淡的琥珀色。

　　这是我平生所喝过的最美的酒。

□　原载《人物春秋》第４５期

2009年11月10日初稿
2012年5月7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