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实施反革命政变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四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这个教导队规定在政治上，要培养对林彪、林立果的“感情”，欺骗和蒙蔽战士要“自觉”做到在林立果的指挥下，“誓死捍卫”林彪和林立果，“狂风恶浪不动摇，海枯石烂不变心”。在军事上，进行“步兵动作、打靶、刺杀、捕俘、格斗”等训练，•并配备了最好的武器。
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刘锦平“接见”来京搞地下串连的空四军、空五军×××、×××时，对上海市委和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诬蔑上海市委“压空四军”，谩骂南京军区“在空军头上拉屎拉尿”，煽动“四、五军要沉住气，不要怕”，“骨头压断也要顶住”，“这个账总有一天会清算的”，“你们将来也会和三十八军一样揪出陈伯达式的人物，甚至比陈伯达还重要的人物”。刘的谈话被连夜整理成记录稿，在所谓“左派骨干”中广为传播。
一九七一年四月，江腾蛟在上海密谋开完“三国四方会议”回到北京后，与刘锦平进行了密谈，刘锦平等人便到处造谣惑众，煽动说：现在是“四方面军的压一方面军的”，“笔杆子压枪杆子”，“要警惕秀才造反”。刘锦平亲自向十四航校谢立岑（原政委）等人说：“党内将有一场大的斗争，思想上要有一个准备”，“我们是拿枪杆子的，要以枪杆子来保卫林副主席”等等。
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林彪、林立果一伙十分恐慌，他们千方百计刺探和窃取会议的情况。
林立果对会议作了三种估计：“（1）一般谈一下，（2）整到军委办事组，（3）整到首长（指林彪）。”
一九七一年三、四月份，民航总局党委召开五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刘锦平对张国民、董崎、赵庆生、陈庆军、程兆贤等人说：“这次省局、大队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来了，要抓住这个机会进行工作”，“重点应放在北京、广州、上海三个管理局。重点做好飞行部队的工作，掌握几个机组，在关键的时候，能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能过得硬。一总队的工作要好好地做”。根据这个黑旨意，他们一伙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部分团以上干部进行了所谓的“路线交底”，并在五、六月份举办的“批陈整风”学习班上也进行了同样的活动，使大部分管理局和一些省（区）局、航校、飞行大队的领导干部中都有了他们的“骨干”，并由他们回各单位继续发展。
刘锦平一伙发展“左派队伍”的主要手段之一是通过个别谈话，制造谣言，欺骗同志，进行所谓“路线交底”。他们首先散布“当前路线斗争复杂”，“任何事情都有两条路线斗争，任何单位都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代表”，“要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不要走错门，跟错人”等等，以此制造思想混乱。然后向谈话对象不同程度地交所谓民航、空军和全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底”，把林彪、林立果、刘锦平等人分别打扮成全党、空军和民航的“正确路线代表”，欺骗一些人跟着他们走。另一个主要手段是用提职提级、请客送礼、介绍对象等方法网罗党羽，收买干部，培植亲信。刘锦平把紧跟他的一批老同事、老部下拉进民航，安插在重要岗位上。还从空军选来一些“路线斗争骨干”。刘锦平对紧跟他的人十分器重，如刘的前两任秘书赵庆生、陈庆军，家庭和社会关系很复杂，作事阴险，是刘的“老紧跟”，刘锦平便视为心腹，对他们的职务一提再提，还准备把赵庆生提为总局指挥部副参谋长。有的“左派骨干”原来是一般干部，只因对林彪、刘锦平跟得紧，都被破格提拔到总局机关处、局领导岗位。反之，对不跟他们一伙走的，则进行排挤打击，叫嚷要“咬紧牙关，三年换完”。
通过以上种种手段，刘锦平一伙很快在民航建立了一个为林彪反革命政变服务的“左派队伍”。刘锦平派人把民航团以上干部中的“左派骨干”名单送给林立果，林立果看了得意地说：“民航的‘左派’骨干力量按比例比空军还要强，今后要考虑支援空军一些！”
一九七一年四月，王维国派亲信到北京要轻武器。
这个人对郑兴和说：“斗争形势愈来愈复杂，这方面（指武器装备）又是我们的薄弱环节，所以要做这方面的准备。”
四月十二日，在王飞的指使下，郑兴和从已经批准发给兰空和昆指等单位的轻武器计划中，扣下一千支发给了空四军。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晚，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形势，讨论了“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
林立果在死党内部宣布，将这次行动的具体指挥权交给王维国，到时候“四、五军的部队向上海靠拢，接管上海市”，林彪“就宣布接班，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如不能到北京就准备去广州，以西南山区为依托，以广州为根据地，进行北伐，重新打出一个统一的局面，最少打出个长江为界来”。
周、刘、于（注：指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
形势：
◎会议15日夜开（注：指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
周讲 了目的（注：指周总理四月十五日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
──批陈整风，达到团结胜利
编组和庐山一样。
──算旧帐姿态。
黄、吴、李、邱、叶会前写了书面检讨。
△上海王洪文、徐景贤冲锋陷阵除攻打军委办事组外，把王维国、陈励耘点名了。
◎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
保密。
──微冲图纸（注：指微型冲锋枪的图纸）
──枪不搞仪式
防止出内奸、叛徒。
一九七一年四月底，经刘锦平安排，刘沛丰、于新野在北京与成都管理局原政委郑剑和十四航校的原政委谢立岑等人见面，策划了林立果到西南建立反革命据点的准备工作。刘锦平、张国民也亲自找谢立岑等人布置，要他们储备粮食、油、盐、干菜，准备应付“路线斗争最复杂最困难”“甚至打内战”的局面。指使他们“一是作舆论准备”，“二是力量准备”，“部队要掌握在你们手里”，“一旦路线斗争激化，打起仗来就可以调动”。根据刘锦平、张国民的黑指示，谢立岑等人进行了具体策划，制定了所谓“防暴乱”的三套行动预案，组织了六次所谓“值班分队演习”。
五月中旬，于新野、刘沛丰到成都管理局、十四航校进行反革命游说。
七、八月份，刘锦平到西南地区进行反革命游说时，对空军成都指挥所原政委丁钊说：“打起仗来首长（指林彪）要到这里来”。刘到十四航校检查了他们的准备情况，再次对谢立岑说：“尽可能储备些余粮”，“分裂时准备上山打游击。”
刘到成都管理局为林立果在西南建立反革命黑据点选定了地点，策划了成都管理局领导班子的改组方案。
一九七一年五月份起，周宇驰开始秘密学习驾驶直升飞机。
七月，周宇驰以练习直升飞机的飞行作掩护，先后飞到南昌、庐山、广州、郑州等地，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
八月至九月初，周宇驰从北京多次飞往北戴河，给林彪、叶群递送情报，密谋发动政变。
在北戴河据点，秘密建立了一个直升飞机机场。
他们还私调和仿造水陆两用汽车，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一九七一年五月中旬，刘锦平到洛阳××军找该军的军、师干部谈了话。在同关光烈等人密谈时说：“有人反对林副主席”，“中央发下黄、吴、叶、李、邱的检讨材料，不要急于表态，要看一看。”刘还了解了该军实力情况，索取了该军的干部名单。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林立果“接见” 广州管理局原“宣传队”，即“战斗小分队”。
广州管理局原“宣传队”，即“战斗小分队”，是在林立果、周宇驰这种反动思想指导下，通过刘锦平、米家农秘密建立的一个反革命特务组织。这个“战斗小分队”，在林立果的直接控制下，对其成员进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和各种特务训练。刘锦平、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人都亲自对“战斗小分队”训过话，说“小分队要出干部，培养种子”，“一批一批地培养，一批一批地出去”。他们强迫队员白天黑夜“读、抄、背、讲”林立果的黑报告，说什么“要加深对林副部长的感情”，“感情是根本，……有了对林副部长的感情，一切都有了”。为了培养“感情”，米家农的老婆吕国贤（“小分队”指导员）故意不开电扇，亲自给林立果扇扇子，被树立为“对副部长感情最深”的“学习榜样”。林立果同吕国贤握了手，她竟恬不知耻地大叫她的手是“幸福的手”，逢人便握手，说是“分享幸福”。他们还多次强迫队员集体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要队员“永远忠于林副主席”，“一切服从林副部长，一切为着林副部长，一切想着林副部长，一切紧跟林副部长”，“做林副部长的宣传员、保卫员、通信员、战斗员”，“成为宣传副部长的先锋，捍卫副部长的尖刀，紧跟副部长的闯将”。
这个“战斗小分队”有自己的反动“队歌”，有多种联络密语和暗号。他们给队员规定了十分森严的法西斯纪律：不准探亲，不准亲友来队，不准单独活动，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谈话，不准随便打电话，不准泄露“林副部长”的秘密活动，等等，甚至女队员剪头发也要经过吕国贤批准，违者要受到批判或处分。
刘锦平、米家农搞的“党（团）员标准”是：承认林立果是“天才”，“是党的优秀接班人”；“对林副部长有深厚的感情”；“紧跟林副部长”。胡说这些东西“是入党（团）志愿书的新内容”。他们对“战斗小分队”发展的第一批党（团）员说：“是副部长给了你们第二次政治生命”，要求他们“做副部长的好党员、好团员”。并说什么“在我们‘战斗小分队’里入党入团，意义深远，……副部长当了领袖，……我们小分队里还会出中央委员哩！”
“战斗小分队”打着排演样板戏的幌子，把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报幕词全部篡改成他们的反革命语言，如第一场“常青指路，奔向红区”被改为：“副部长指引着奔向路线斗争的战场”，等等。他们公开说：“我们不是为了演戏而演戏，而是用演戏来掩盖我们的政治斗争”。在林立果、刘锦平的指使下，这个“战斗小分队”由吕国贤带着，于一九七一年八、九月份窜到南阳、郑州、洛阳、武汉、沙市等地，进行所谓“传思想、传感情、传革命精神”的反革命串连活动，配合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大造反革命舆论。林彪、林立果自取灭亡后，米家农一伙还组织队员排演了最后一场剧，宣读了林立果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接见”“战斗小分队”时的黑指示，高呼“打倒路线斗争中的敌人”等反动口号，并在队员笔记本上作反动题词：“不当叛徒”，“宁死不屈”，妄图要队员做林彪、林立果的殉葬品。
一九七一年五月下旬，刘锦平到武汉与王维国密谈，然后到广州和林立果密谈，并亲自将××军的干部名单交给林立果。
林立果对刘锦平说，民航“搞得不错，广州搞得更好，超过了四军、五军，要向民航学习。”
一九七一年六月，刘锦平在上海、杭州召见了空四军、空五军和民航上海管理局部分团以上“左派骨干”，并作了“讲话”说：
几十年来的路线斗争，都是“解决中央常委中的问题”，“批陈没结束，新的斗争苗头已经看的很明显，矛头对着林副主席”，“当前的斗争就是保卫接班人的斗争”，“是承认林副主席，还是另外选一个什么人”，“要警惕、防止另外的人抢班”，“思想上、组织上要做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批陈没结束，新的斗争苗头已经看到很明显，有那么几个人做文章，矛头对着林副主席，一时很嚣张。新的条件下，X （注：指两条路线斗争）越来越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形势，X （注：指两条路线斗争）越来越敏感、明显、复杂，焦点就是接毛主席的班。是承认林副主席，还是另外选一个什么人。
历史证明，没有那一个能与林副主席相比，不能有另外的接班人，要警惕，防止另外的人抢班。写上了是一回事，是否所有人都承认，能否实现，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可能要斗争，并可能产生严重的斗争，思想上、组织上要做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当前的斗争就是保卫接班人的斗争。
一九七一年六月，刘锦平在上海鼓动周赤萍再版吹捧林彪是部队的“统帅”、“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的黑书《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该书出笼三百万册，刘锦平买了五万册，发给民航人手一册。并给空军其他单位订购了近二十万册。
一九七一年六月，总理在首都机场欢送外宾时，又对民航的宣传服务工作，特别是对广州管理局的宣传服务工作作了指示和批评。刘锦平非常不满，当他听了总理指示的传达后，很不耐烦地说：“哎—呀！不要乱传，不要乱传！”当听到总理对首都机场候机室布置问题的指示时，刘锦平竟说：“怎么样布置，让总理的秘书来说一说嘛！”
空军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刘锦平打电话“请示”周宇驰后，装“病”不参加会议，拒不写检讨，却派人到首都机场非法调查总理对民航的批评。
七月六日，林立果在广州对米家农说：“他们对你们的批评，我第二天就知道了，听了以后很气愤，……你们要坚定，不动摇”，“广州管理局的成绩，任何人是抹杀不了的。”
米家农向林立果表示：“有副部长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挥，我们一定能经得起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严峻考验”，“一定能把这块阵地巩固住，建设好。”
刘锦平还派董崎赴广州向林立果汇报情况，请示对策。林立果一面指使他们不要硬顶，要“顺流而下”；一面叫嚷对外宣传“不能降到资产阶级水平”，恶毒地攻击说：“现在真有点怕外国人了，外国人说话比打雷还响”，“宣传不如不宣传，不宣传不如反宣传”等等。董崎有恃无恐，猖狂叫嚣：“要是候机室唱唱跳跳就是强加于人，那让外宾到剧院看样板戏不也是强加于人吗？”
刘锦平等人还派了三个工作组到上海、广州、成都收集反证材料，大耍两面派，写假“检讨”，顽固对抗党中央、国务院。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林彪又住到了北戴河。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中央两报一刊《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一文发表后，刘锦平及其一伙攻击这篇文章“没有突出林副主席的丰功伟绩”，说什么“他们不宣传，我们宣传”。刘锦平指定董崎牵头，组织了一个黑班子，并亲自定题目、出观点，炮制出一本五万多字的所谓“两条路线教育材料”。这个材料歪曲党的历史，以大量篇幅为林彪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其中提到林贼有八十二处，引用林贼的话二十一段，专门吹捧林贼的文字有十六大段，吹捧林彪是南昌起义部队走上井岗山的“光荣代表”，是什么“光辉的榜样”、“最高的典范”。黑材料写成后，刘锦平还嫌对林贼从建国到一九六○年前这段时间的“功绩”吹捧的不够，指使董崎“再好好地找一找，把这一段再充实一下。”
一九七一年七月，经林立果、周宇驰一伙策划，在空九师召开了所谓“安全现场会”，有四个军区空军和五个军、十四个师、三个独立团，共一百四十三人参加。
会议前夕，林立果与顾同舟进行了密谋。林立果说：这次会议“主要是争版权，要防止别人摘桃子”。并对死党和亲信说：“你们都去，要上主席台，亮亮相，告诉他们，你们都是我林副部长身边的人”，“这次打个大胜仗，你们都是有功之巨”。
会议期间，林立果在白云山黑据点遥控指挥，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在现场策划。会议文件和讲话材料都经过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等修改定稿。
他们规定会议要“敞开思想谈认识，满腔热情抒感情”，说什么“抓安全要感情第一”，继续吹捧“讲用报告”和“两个一切”，狂热地吹捧林立果。在会议过程中，他们还逐个摸底排队，搞“路线交底”，进行拉拢。整个会议搞的乌烟瘴气。
会后，林立果又“接见”一些人，说他们“路线觉悟高”，要“多保重身体”，“将来要从大家这里出干部。”
经过这次会议，再次刮起了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胡说什么林立果搞的这个“典型”，是“空军的大寨，空军的大庆，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建设军队的样板”，“对空军建设又一重大贡献”，“放了第二颗政治卫星”。吹捧林立果是“群众的最好领袖”，是“非常优秀、非常成熟的接班人”，表示“认准了，跟定了”。林彪死党叫嚣“不怕风紧浪急”，“就是戴着钢盔也要跟林副部长干到底！”接着，他们又搞纪念“讲用报告”一周年，大量印发“讲用报告”，召开纪念会、“感情讲用会”，大搞表“决心”，献“忠心”，使这股反革命妖风越刮越烈。林立果、周宇驰把这一系列反革命活动称之为“夏季攻势”。
一九七一年七月，所谓“空九师经验”出笼后，刘锦平等人极力推销，并指使铅印了三千多册。与此同时有组织地搞林立果黑报告出笼“一周年纪念”活动，再次掀起吹捧林立果的热潮。
一九七一年七月，王飞亲自组织翻印周赤萍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黑书一万多册，广为散发，并规定作为党课教育内容。
一九七一年七月，王飞在鲁山、当阳、郑州、成都期间，分别同刘锦平、周宇驰、解长林等秘密串连，搞阴谋活动。
一九七一年七月，林立果在广州对董崎说：“刘政委这次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工作很有成绩”。
一九七一年七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后，林立果、刘锦平一伙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于是采取“以退为进”的方针。根据林立果提出的“左派内部要整风”，“要当战斗队，不要当仪仗队”等七条黑指示和所谓“立场要坚定，思想要解放，行动要谨慎”的行动纲领，刘锦平亲自布置，对“左派队伍”进行整顿，要求他们“要顺流而下，不要逆流而上”，“现在要装孙子，将来当爷爷”。并提出“要防止出叛徒”，“谁泄露了情况就牺牲谁”。鼓吹“准备干一番大事业，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准备随时被捕坐牢”的反革命思想。刘锦平还声嘶力竭地叫喊：“就是杀头也要跟着林立果干”。
一九七一年八月，刘锦平在首都机场看到一张合影照片，认为林彪的位置不够突出，便大发雷霆地说：“该突出的不突出”，妄图在候机室专门增挂一张林彪的单人画像，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并列。刘锦平一伙还请人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室《全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的大幅油画中，特意添上林彪的像。
一九七一年七、八月间，刘锦平在成都指使他的亲信向所谓“左派骨干”传播林立果、周宇驰制造的反动谬论。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内部的斗争比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还要残酷”。他们要所谓“左派”队伍“特别注意九、十两个月。九月开三中全会，十月开四届人大，主要是权力再分配问题”，“会上……要有一场激烈的斗争”，“林副主席通过选举的办法就把政权掌握起来了”，“就当主席了。新的领导班子登上天安门，又是新的祖国山河一片红，是震动世界的大事。”如果不成，“黄、李、邱就发动军事政变，号召军队起来保卫接班人。”
在上海管理局，刘锦平通过王维国选调人员组建了一个“保卫队”，配发了枪枝，只受刘的亲信张海山⑧调动，上海市委负责同志出入虹桥机场的行动，他们都一一记在小本上。
在广州管理局，除指挥“战斗小分队”进行特务活动外，还要乘务员做“交通员、通信员、联络员”；要候机室服务员“察颜观色，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仅一九七一年一月至九月，他们就指使某些人为林彪黑司令部传递秘密信件、材料四十多件。
在总局机关，刘锦平指使其秘书和“左派骨干”学照相，学开汽车、摩托车，刘与林彪一伙的联系，都由程兆贤驾车联络；同时指使其亲信在首都机场的专机活动中，窥探中央首长的情况，偷听总理的谈话。
一九七一年八、九月份，“战斗小分队”由吕国贤带着窜到南阳、郑州、洛阳、武汉、沙市等地，进行所谓“传思想、传感情、传革命精神”的反革命串连活动。
一九七一年九月后，米家农一伙还组织队员排演了最后一场剧，宣读了林立果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接见”“战斗小分队”时的黑指示，高呼“打倒路线斗争中的敌人”等反动口号，并在队员笔记本上作反动题词：“不当叛徒”，“宁死不屈”。
一九七一年八月，林立果、周宇驰窜到北戴河，并乘坐直升飞机往返于北京、北戴河之间，传送情报，受领林彪的反革命旨意，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林立果对其同伙说：“十月要召开四届人大，在此之前要召开三中全会，开会就有斗争，斗争的问题还是个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我们只能上，不能让”，“不能等着让他们杀我们的脑袋，要先下手为强！”
他们叫嚣：“现在就是要考虑选一个适当的机会，甚至采取一种非常手段，给林彪制造一个上台的条件。”
一九七一年八月，王飞窜到天津、唐山，了解空军部队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能力等情况，并要某部提前改装兵器。王飞对某团说：“你们这个团，是林副主席警卫二团的两个连组建起来的，你们要听林副主席的话。”在另一个部队，王飞索取了保卫首都的防空作战预案、应急行动预案、各种战术技术演练等重要资料。
一九七一年八月，王飞又亲自炮制了一份要林立果当空司办公室主任的报告。
他甚至在空军司令部党委会上，公然提出要林立果当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还向在空政干部部的亲信何汝珍布置：把林立果作为提升空司副参谋长的第一个对象。
一九七一年八月五日，叶群回北京检查乳腺癌，找了不少人谈话。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小“联合舰队”开了一次“整风”会议。
成绩很大。
要看到不足，与形势不适应的东西
由明争转入暗斗
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战争”
不要麻痹，要有思想准备。
由对外斗争转为巩固阵地
“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
思想、组织、行动上加强“战备”
过双重组织生活
学习问题，搞政治的要学一点技术，搞技术的也要学政治
不能搞私心杂念，不能搞个人主义。要有共产主义思想、精神、风格，“舰队”是战无不胜的，但“舰队”成员是不是能一直跟着前进。不能吃老本，不断立新功。
要有“欠帐感”。
要很严肃、很朴实、
（这次黑会的记录，是于新野手记的，是从周宇驰、于新野等外逃乘坐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
一九七一年九月初，王飞在遵化详细观察了某师驻地周围的地形，了解了雷达探测性能，远程情报的保证情况，夜间低空作战的能力，及所用机种、活动范围和飞行员对战区的熟悉程度，等等。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毛主席在南昌接见了军队和地方负责同志，民航江西省局原政委王起元立即秘密函告上海管理局原政委辛国良，辛又马上报告了刘锦平一伙。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林立果从北戴河飞回北京。
一九七一年九月四日，林立果从北京回北戴河。
一九七一年九月五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主席在长沙谈话内容的传达后，立即密报给林立果。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早，周宇驰打电话向林立果报告顾同舟传来的电话记录。
十五点，周宇驰驾直升机和于新野带着十五页的电话记录，飞到北戴河。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武汉部队政委刘丰不顾毛主席的叮嘱，把毛主席在武汉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即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主席谈话的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林立果给林豆豆打电话要她到北戴河来。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下午，王飞按照林立果的密令，匆忙从遵化赶回北京，策划组织反革命武装政变。
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上午九点多，叶群通知毛家湾的秘书把几本书随送林豆豆的飞机捎带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上午十点，林豆豆乘飞机场从北京去北戴河。
林豆豆到北戴河以后立即见到了林立果。
林豆豆问：为什么叫我来？
林立果说：自从庐山会议后，一组就揪住主任不放，几次检讨通不过，现在趁首长在北戴河休养，跑到南方打招呼，最终目的要打倒首长，首长身体差，又不肯服软，刘少奇、彭德怀的例子摆在那里，如其等死，不如拼一下。
谈话因林彪要见林豆豆而终止。
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上午十一点多，林彪见林豆豆。
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午饭后，林豆豆和林立果继续谈话。
林立果说：九月五日，黄永胜将主席南巡的讲话告诉了主任，主任要跑，想跑到苏联去。林立果不同意，提出三个方案：上策是谋杀毛泽东；中策是到南方另立中央；下策是逃到苏联去。
林豆豆说：我三条都反对。我认为那儿也不要去，就待在北戴河最安全。
林立果说：你装作不知道，主任不让告诉你。
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晚，林豆豆对刘吉纯说：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面知道了，怕整他们，在北京待不住了，要劫持首长到外地去，你知不知道？
刘吉纯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是不是要向上面报告？
林豆豆说：暂时不要。
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晚十点，叶群问倪煜蒙古共和国及中苏边境的情况。
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陈庆军等人去上海、杭州、南昌将探听到毛主席的情况当面报告了于新野、李伟信、王维国等人。于新野对陈庆军说：“象这样一类事情，你们以后要及时向上反映。”
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陈励耘掌握着抗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九点，周宇驰打电话给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要一份从北京到伊尔库茨克的地图。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十九点，林豆豆要求与林立果单独谈话。
林豆豆说：形势真的那么糟？首长态度怎么样？他知道吗？
林立果说：首长还不知道，事情没有考虑成熟前，不能跟他说。
林豆豆说：你可不能帮着主任骗首长，不经首长点头，谁也不能轻举妄动，你不要相信主任的话，惹出事来你也跑不掉，首长不会原谅你！
林立果说：依着你那就坐着等死啊！我咽不下这口气，一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想整谁就整谁，别人不敢反，我就反！你就眼睁睁看着首长挨整？！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叶群对李文普说：老虎要回北京看牙，这件事不要对首长说。
林立果到北京后，打电话报平安，李文普报告了林彪和叶群，林彪点点说好。
（这说明林立果去北京林彪是知道的，叶群那样说是欺骗李文普。那么，林立果说他与叶群的策划林彪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欺骗林豆豆呢？）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叶群打电话给江青：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林彪同志送去几个西瓜，请江青同志尝一尝。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上午，于新野从北京飞到上海，在机场对李伟信说：现在形势很紧张，我到上海给王维国打了个招呼。
下午于新野从上海到杭州，在医院见到陈励云，追问毛泽东在杭州到底说了些什么。
于新野还同陈励耘密商用飞机（一九七零年冬改装的伊尔─10飞机。改装后的这架飞机，可以超低空飞行，具有很强的摧毁力。机身下面挂的是炸弹，机翼下面是火箭发射架）谋害毛主席的计划，
于新野并说，准备于九月十日从北京派驾驶员去。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中午，周宇驰同王飞密谈了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阴谋计划。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下午，周宇驰到江腾蛟家。
周宇驰拿出顾同舟传来的毛泽东的谈话记录给江看。
江问：可靠吗？
周说：还有更厉害的没有传达呢！看起来他们要动手了。如果他们这些人上台，我们就完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如先下手为强。要不，很快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首长就要被架空，说不定被搞垮台。就算首长能过关，黄吴李邱被搞下去了，我们再组织力量就困难多了。现在一组（毛泽东）正在杭州，很快就到上海，回北京过国庆。现在情况紧急，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一组在杭州已经住了几天，机不可失。今后很难遇到这样的机会，一组9月25日前不会回来，经过上海时就可以动手。我们不动手，将来别人上了台，我们这些人都完蛋，首先杀你江腾蛟。
江腾蛟说：你要助手就叫王维国干吧。
周宇驰说：王维国不行，太粗糙。
江腾蛟说：那好，那好，那只有我去。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晚，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江腾蛟、周宇驰、李伟信等人在西郊机场迎接。
林立果使出林彪的手令给江腾蛟看。
随即转到空军学院秘密据点。
林立果说；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现在是我们的时候了。本来想多抓点部队，但已经来不及了。我们要全力以赴，一个顶几个或十几个用，要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现在他们正在做黄永胜的工作，攻下了黄永胜，就要搞首长。政治局开会，如果要摊牌，黄李邱首先会开枪，了他们。我们总的代号叫五七一工程，准备在国庆节前解决问题。江腾蛟是前敌总指挥，王飞和刘世英、鲁珉、贺德全把空军的工作抓起来，刘沛丰、程洪珍负责联络，李伟信负责生活。现在就是靠少壮派起家，搞成了论功行赏，王飞是空军司令，刘世英可以当副司令，李伟信当外贸部长，其他人都要重用。有叛变的，了他，他好的，成败在此一举。
程洪珍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林立果说：败了也不是寇，搞成了一切都好，失败了就打游击，坚决干到底！现在形势很紧张，直接对着首长，火药味已经很浓了，我们要誓死捍卫。所以要搞五七一，现在首长委托我来处理这件事，
林立果对江腾蛟说：现在请你当东南总指挥，北任很重，老政委呀，一定要搞好。
江腾蛟表示：一定坚决按首长手你的指示办！
林立果拿出林彪的手令给刘世英、刘沛丰、程洪珍、李伟信看，江腾蛟又看了一遍。看后，林立果要李伟信保存。
林立果提出三条办法；
第一条是用火焰喷射器、40火箭筒打专列。
第二条是用100高射炮平射。
第三条是要王维国趁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江腾蛟说：我听得直出冷汗，这三条都不行。
第一，空军没有火焰喷射器，就是有，我们也不会用。
第二，谁敢下令打毛主席的专列？要教导队去打火车，他们也不一定干。
第三，王维国愿意不愿意？就是愿意，枪要是带不上车怎么办？
周宇驰提出：杭州到上海有几座铁路桥？
江腾蛟说：有几座，但都是由陆军把守。
林立果说：陈励云有胆量，在嘉兴车站动手最好。
李伟信说：在杭州干好，让陈励云干。
周宇驰提出：由江政委带羊于新野去说服陈励云。
江腾蛟说；还是让于新野一个人去吧。
周宇驰又提出：上海机场附近不是有一个油库吗？暴炸油库可以造成混乱，趁机进攻专列。
江腾蛟又提出很多困难。
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早晨，在空军学院据点，周宇驰要程洪珍把办公室墙上挂的北京市地图（地图有墙的三分之一那么大）有钓鱼台的地方描下来，上午交给他。程描好后，下午四、五点钟交给了周宇驰。周宇驰用铅笔标了方位，然后又说程描得不行，要程到办公室取原来的地图。
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晨七点左右，在西郊机场据点，周宇驰对程洪珍说：“国防科委和空司科研部研制了一种关于化学武器或炸药的东西，有个文件。你告诉刘世英，叫他向科研部要来。或者你向孙水森（王飞的秘书）要，要来后交给我。”
上午程洪珍向孙水森讲了周宇驰说的话，孙水森把这个文件交给了程洪珍。
下午四、五点钟，程洪珍交给了周宇驰。
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周宇驰在电话里告诉要程洪珍到火车站接关光烈（关光烈，是驻河南某师原政委。关光烈来京，是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活动的），住在四号门（反帝路招待所）。后来又来电话，说由他亲自去接。
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上午，王飞同鲁珉密谈了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阴谋。
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于新野在上海当着王维国的面说：“我们这次用飞机轰炸，除飞机上有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这个机关枪可以扫射火车上跑下来的人。”
王维国又提出，如果毛主席到上海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
于新野说，他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可以把王维国的“教导队”带上去，在毛主席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王维国还向于新野表态说：“首长(指林彪)的命令，我一定执行。”
于新野、王维国都认为，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
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林立果、江腾蛟、周宇驰等人围绕炸铁路桥、炸油库两种办法继续产商量，终究达不成一致意见。
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下午，于新野从上海坐飞机回北京前，王维国同他一起又看过一次地形，他们决定就在上海谋害毛主席。
于新野飞回北京，就到西郊机场向林立果作了汇报。
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下午，空司航行局按照周宇驰的布置，给周送苏联伊尔库次克机场和恰克图导航资料等材料时，王飞说：“要满足他（周宇驰）的需要。”
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晚七、八点钟，吴法宪给胡萍打电话说：“叶主任（叶群）来电话说，他们准备动，要用飞机，你把他们要用的飞机都准备一下，要用的三叉飞机一定好好检查，另外大飞机也都作些准备，随时可以用。”
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晚上，林立果、周宇弛、王飞等，在空军学院黑据点秘谋。
林立果给王飞传达了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王飞立即表示：“坚决保卫林副主席！”“林副主席叫干，就一定干！”
林立果、周宇驰向王飞简要介绍了五七一工程及林立果提出的三条行动方案。
林立果说：“现在情况紧张”，“火药味已经很浓了”，“要坚决把反对林副主席的人除掉。有一坨在南方，有一坨在北京，要同时干掉，南边由江腾蛟负责，北京由王飞和周宇驰负责”，“现在决定武装起义”，“从现在起王飞就是空军司令”。
王飞说：打钓鱼台有些困难。
林立果说：在南线先把一组抓起来。
王飞说：这不行，还是先礼后兵好。是不是采取开会的办法，开会谈判几条：第一条，老百姓饿死了，一块打江山的元帅、大将整死了，刘少奇整死了。文革中空军支持抓联动，五一六本来抓走资派，又说五一六是反革命分子。让他们承认，口头承认也好。第二条，九届二全会要谈。双方都让步，林彪没法征求意见了。三个副词，毛泽东坚决反对，干脆撤掉不提。毛泽东把《我的一点意见》去掉。“反革命简报”收回去。口头答应也好，这就没有什么公开矛盾了。第三条，提出“民富国强”是的总路线，这九大以前林彪提出来的，陈伯达在他起草的九大报告中的思想。停止文革。
周宇驰还是坚持炸铁路桥。
二十二点，林立果打了一个电话给叶群。
林立果问王飞：你想什么好办法没有？
王飞说：除了开会我没有什么好办法。
林立果说：我就不信搞不成。
接着继续研究如何攻打钓鱼台，林立果、周宇驰提方案，王飞摆困难。
一直说到九月十日凌晨一点多。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林彪给黄永胜的一封亲笔信由刘沛丰从北戴河带回北京的。原文如下：
永胜同志：
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敬礼
林彪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上午，王飞秘密通知正在青岛“疗养”的王洪智（空十三师原师长），赶紧回去抓部队，并让十三师次日安排飞机接王回部队。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王飞三人继续密谋。
林立果将叶群写的“带交黄总长亲收”的一大信袋东西叫王飞转送给黄永胜。
王飞认为：虽然这事很重要，面对这些无法解决的难题，毛泽东的动身又搞不清，搞不好是身家性命的事情。
周宇驰这时也说：看来，还要从正反两方面考虑考虑，空间搞不搞？
林立果说：现在不搞，还能收得住吗？！
王飞说：没问题，收得住！
林立果说：那就先不搞吧！我给北戴河打个电话，反正搞不搞还得我这个前线司令来确定。这次就算一次思想拉练吧。不过得绝对保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王飞把把“带交黄总长亲收”的大信袋送给了黄永胜。
向黄说明是“晋草”（叶群代号）和林立果两人送的，
黄说，“噢，是叶主任送的。”
王飞向黄转达了叶群、林立果向黄问候的话。还向黄转达了周宇驰告诉的他得到的关于毛主席同某地负责同志的谈话内容的情报。
黄表示对叶群、林立果感谢。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黄永胜同叶群通电话5次。其中有两次通话时间竟分别达90分钟和135分钟。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林立果调关光烈来京。
当晚，林立果、周宇驰与关光烈在反帝路招待所据点密谈。
林立果要李伟信打电话给江腾蛟：先不要展开部署，否则就没有收的余地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晚十一时以后，叶群给胡萍打电话说：“那位小将（指林立果）都给你谈了吧，谈的好吧？”
胡萍说：“谈的很好。”
叶说：“要你准备飞机是不是还有难处？”叶接着又说：“这件事我和胖司令（吴法宪）都说好了，用不着想的太多。”叶还说：“再说立果和胖司令也都作了安排的，你要抓紧准备。”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凌晨一点，林立果从北京给叶群打电话；要撤火。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叶群打电话给林立果：打鞭子。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周宇驰对李伟信说：要更改三个人的代号，以后李叫‘金钟’，刘沛丰原叫‘棰子’，现改‘崔子’，王飞原叫‘阿飞’，现改‘黄翔’。而且要李把这三个人更改的代号，告诉‘舰队’的其他成员。其他‘舰队’成员也都有代号。刘沛丰说过，这些代号都报给了林彪、叶群。这些代号是武装政变时联络用的。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十一点多，周宇驰打电话给王飞说：情况有变化，前天晚上我们研究的不行，通不过，叶主任来电话发火了。
林立果也给王飞打电话说；主任给我们抽鞭子，现在势在必行，不能动摇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十一点多，叶群对毛家湾的秘书说；把全军副军以上干部花名册和部队部署登记表送来，首长过几天要到大连，准备研究一下战备问题。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中午，叶群亲自打电话给王飞：
叶群说：听说你有很大顾虑，总想抽梯子。怕什么！就是死也是烈士嘛，我们是为革命利益，形势逼人，不得不这样搞。
王飞说：不是怕，搞不好把你们也连累了。
叶群说：江腾蛟那里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他到了我们的根据地了。林副主席决心已定，要坚决搞，不能坐失良机。身家性命全都托给你们了。赶快研究一下，十八点给我个回话。
叶群还要王飞“帮助给照管孩子（指林立果）”，并许诺王飞“将来是‘常’字号的”。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找关光烈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开黑会，研究攻打钓鱼台的方案。
林立果对关说：“把你找来，是调你的部队解决钓鱼台问题。”
拿出预先绘制的钓鱼台地图给关看。
并具体询问了关光烈所属部队有几个团？多少火焰喷射器、火箭筒？部队能否调出来？多长时间可以调出来？等等。
他们还策划过“用空司警卫营冲”，“用飞机轰炸”，“调一个坦克团”等手段攻打钓鱼台。
他们还规定了通信联络的密语和方法。
在讨论中，江腾蛟、王飞强调困难多。
林立果说：还是要搞，主任抽鞭子了。老实说，主任一抽鞭子就坏事。她搞拉拉扯扯可以，办正事不行。庐山会议坏了事，固然吴胖子是个草包，没有用，要不是她瞎指挥，庐山上那么多大将，还有陈伯达，还不会输得那么惨，搞得首长很被动，简直把首长气坏了。这回好了，她在那里干着急，整天睡不着觉，又哭又闹，又要上吊，还在电话里唠叨，一讲没个完。
江腾蛟说：干这种事光抽鞭子不行。
王飞说：不是我们不干，我是说，干这种事要慎重，干不成，不光我们完蛋，统统完蛋。
林立果说：这次不一样，“林副主席的决心已定，南线先搞，北线接着搞”。首长下了决心，首长的决心不会有错。现在决心已定，就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了。这几天接连研究了几次，一直定不下来，我看问题的关键是没有决断的勇气。这次要下孤注一掷的死决心，不能再拖下去。还是两边都要搞，南线先搞，北京接着搞，双管齐下。
林立果、江腾蛟、王飞、关光烈、于新野还到钓鱼台周围看了地形。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下午六点，林立果要王飞给叶群打电话，汇报他们研究的情况。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晚八点半钟，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与鲁珉等人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开会，再次具体策划方案。
林立果看到鲁珉就说：现在要进攻啦，付统帅有命令，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周宇驰就拿来一张硬白纸，林立果递给了鲁珉，鲁珉看到是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的命令办 林彪 月 日。
林立果说：现在情况很紧张，马上要召开三中全会，会一开林副主席就不占优势了，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江腾蛟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指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成就看鲁部长的第二次攻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让陈励耘派依尔─10轰炸。
林立果对鲁珉说，你到上海去是他（指江腾蛟）点的将。我们决定派你到上海去，先和王维国政委研究一下，你就到□□去组织指挥炸铁路。把火车炸坏了以后，就带着部队冲上去动手。
鲁珉说，用轰炸机炸更厉害。
会上，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人脱掉上衣，提着手枪，杀气腾腾。
林立果说：“江腾蛟在上海打头阵，不成就看鲁部长（指鲁珉）在硕放第二次攻击。”
还说：“事情成功之后，你们就是国家栋梁，有功之臣。”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二十二点，林立果一伙得知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
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交给的重讬，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
周宇驰说：难过也没有用。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那天，首长讬病不去，老子他妈的驾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我不得好死，他也别想活着。还得去一个人伪装，帮我撒传单。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去？
于新野、李伟信、刘沛丰都表示愿意去。
林立果说：我不允许这样做。
其他人也认为这样做不现实。
于新野说：只怕等不到十一啦。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林彪对李文普说：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去大连。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上午，刘沛丰把林彪的亲笔信拿回去。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到十二日，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通过军委电话总机接转的电话有51次（不包括自动电话）。
其中叶群在北戴河用保密机与黄永胜通话16次，与吴法宪通话5次，与邱会作通话10次，共31次948分钟。他们通话在五十分钟以上的有8次。
一九七一年九月七、八、九、十二日四天，叶、黄通话前后，黄又与李作鹏通话7次。
九月九日半夜，在叶群与邱会作的老婆胡敏通话时，黄永胜、吴法宪同时争着要与叶群通话，在叶与胡说完之后，黄永胜与叶群通话90分钟，吴法宪几次催促要与叶群通话。
九月十日，黄给叶打电话3次，叶给黄打电话2次，在这五次电话中，一次长达90分钟，一次长达135分钟。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中午 13点 10分，专列抵达丰台站停车。毛主席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我谈了话，一直讲到下午3点多钟才结束。
过去，毛主席从来没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车的，这次是个例外。15点 36分，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点 5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车后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
从杭州动身到这时，毛主席已经 3天没有休息好。
回来后，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还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感到诧异。他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汪回答周总理说：“计划改了。电话上不好细说，以后当面汇报。”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李德生和陈先瑞等等北京军区领导紧急研究调动部队进驻南口，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叶群首先得到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的消息。她马上通知林立果。
两个小时后，林立果飞往北戴河。行前，他要求周宇驰实施第二个方案，立即研究南逃广、另立中央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研究南逃计划。
当时，空军已经被他们控制。他们安排了5架飞机飞往广州：一架是256号三叉戟，林彪的专机；另外再安排一架三叉戟给黄永胜等乘坐；第三架是伊尔─18；第四架是安─12运输机，可以装汽车；第五架是安─24，也可以装防弹车。他们说，还要为林彪再准备一架伊尔─18。
林立果在电话中把这些安排都报告了林彪。林彪说：“立即转移。”
随后，林立果给王飞传达说：“你这样安排对。林副主席决定立即去广州。”
林立果要求通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要他安排好车辆和房子。
周宇驰还对李伟信说，马上打电话给上海的王维国，通知他9月 13日早上有一架伊尔─18飞机在上海着陆，把警卫团二中队换下来，让王维国的空四军“教导队”和上海的“联合舰队”成员做好准备，搭乘这架飞机去广州。
周宇驰还要求于新野给空军军务部打电话，通知马上准备好 30支手枪，2支冲锋枪，多准备一些子弹。这些任务完成后，于新野立即去空军大院协助江腾蛟、王飞组织人员转移。
周宇驰这时挥着胳膊对江腾蛟和王飞说：“他妈的，成败在此一搏！”
接着周宇驰又找江腾蛟、王飞进行密谋。
周宇驰说：“情况紧张，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到广州后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把中央和军委都搬到广州，另立中央。”
还说：“到那时，广州电台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个中央，两个司令部，只有通过全面内战或谈判来解决矛盾”。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四时以后，周宇驰和胡萍安排十三日飞机。
周说：“主席最近找了很多军区的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林彪）看这形势很不好，就决定十三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三叉飞机256号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关，首长走时就用这架飞机。准备一架依尔─18，十三日七时起飞，我们俩坐上去山海关，然后和首长坐256号飞机一起飞广州。依尔─18拉上部队到上海落个地，再飞去广州。再准备一架多坐三叉飞机，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十三日八时直飞广州。由王副参谋长（王飞）指挥。还调一架安─24.一架安─12飞机运上两架直升机，都飞去广州。吴法宪还交代把大飞机也都准备好，随后调去广州。”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十七时，叶群在林彪面前为林豆豆和张清林订婚。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六时，林立果在北戴河打电话向王飞交待新的情况和任务。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王飞随即秘密同于新野召集鲁珉、贺德全、刘世英、朱铁铮、郑兴和共七人开会，策划随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的行动计划。
王飞说：“林立果已经回北戴河了，要立即组织一批可靠人员，护送黄、吴、李、邱于十三日由西郊乘飞机去广州，另立中央，与苏联搞联合”。
王飞在会上宣布江腾蛟为“总指挥”，鲁珉、贺德全为“副总指挥”。
“七人黑会”拟定了南逃的人员名单，密谋了出发时间、车辆安排、人员分工以及到机场后进行动员、配发枪枝等事项。
王飞布置郑兴和从空司警卫营取走五九式手枪三十支，冲锋枪两支，子弹二千三百六十发。王飞还叮嘱他的亲信，明天走的事“不要告诉别人，告诉别人是要杀头的。”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二点，汪东兴告诉邬成吉：中南海进入一等战备。
贰、本节简论
有人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非常活跃，而林彪却没有任何活动，坐在北戴河的黑屋子里等死。
有人说：九一三事件前，林立果的活动很多，林彪的活动依然没有，林彪知道林立果的那么三个方案吗？没有证据。倒有证据表明，9月12日林彪提出要见尼克松。
有人说：过去包括两案审理，都只认定只有一张林彪手令。而作者在探访中最先发现林彪的手令有横竖两张，那么林彪的手令是林彪写的吗？作者分析了林彪手令的语气、笔迹，认定大有模仿的嫌疑。
有人说：据两案审理；没有发现黄吴李邱与两有联系，林立果搞两谋为什么不依靠黄吴李邱？
总之，有那么一些人，在铁证如山面前，他们仍然要为林彪集团翻案，说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一是与林彪没有关系，二是与黄吴李邱没有关系。
但事实如何呢？
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制定反革命五七一工程计划以后，如何实施？这不是由林彪集团单方面的主观愿望决定的。
第一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林彪集团认为，这次会议最坏的可能性是把林彪端出来。因而他们就加快了实施反革命阴谋计划的步伐。
第二个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中共中央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
林彪集团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八月五日至九日派叶群回到北京，与黄吴李邱商量对策。
第三个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开始巡视南方几省。
一九七一年九月五日，林彪集团得到了毛泽东在南方谈话的确切情报，认为毛泽东在谈话中已经把矛头公开对着林彪，是要搞掉林彪的政治信号。而且，毛泽东正好处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中，是实行反革命阴谋的最好时机。
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林彪、叶群召林豆豆从北京到北戴河。林立果向林豆豆交底：提出三个方案：上策是谋杀毛泽东；中策是到南方另立中央；下策是逃到苏联去。这预示着他们要开始行动。
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陈励耘掌握着抗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晚，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具体谋划南北两线同时进行暗杀国家领导人的活动。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凌晨一点，林立果从北京给叶群打电话；要撤火。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叶群打电话给林立果：打鞭子。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二十二点，林立果一伙得知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交给的重讬，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
第四个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回到北京。
林彪集团在南方谋害毛主席的阴谋破产。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叶群首先得到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的消息。她马上通知林立果。两个小时后，林立果飞往北戴河。行前，他要求周宇驰实施第二个方案，立即研究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林彪对李文普说：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去大连。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十七时，叶群在林彪面前为林豆豆和张清林订婚。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十八时，林立果离开北京飞北戴河。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二点，汪东兴告诉邬成吉：中南海进入一等战备。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时半，林立果从北戴河给周宇驰打电话，命令停止“南下”，要“北上”。
林彪要搞阴谋,他的活动空间本来就不大,而且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就是通过叶群与黄吴李邱等人联系。他既不亲自读文件，更不亲自亲处理文件。现在却有人一定要别人拿出林彪亲自批示的文件作为证据。即便有这样的证据如林彪的手令，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又会说这是别人模仿的。看来只有林彪的讲话录音才能作为证据了。搞阴谋活动的人把自己在小范围内的讲话用录音保存下来，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或这样的事吗？何况，即便是录音也可以造假呢？
从一九七一年四月到九月十二日，林彪、叶群、林立果干了那么多事，怎么能说林彪是在那里“等死”呢？说这些事都是林立果干的，叶群可是亲自出马了的，有人证。说这些事都是叶群、林立果背着林彪干的。而九月十一日叶群、林立果都对他们的亲信说过：这次是首长下了决心。如果这又是他们伪造的，那也只能说明：林彪早已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可是，林彪出逃的过程告诉人们，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2009年9月23日初稿
2012年4月3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