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6字方针”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抗美救国，转型备战，反腐除奸，整党正本，大众民主，共同富裕“24字方针”，东方红网站专门召开由李成瑞同志主持并作重点发言的会议，公开把它称之为改良主义，并将批判改良主义提到“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高度。特别是该网站通过转发文章并加编者按的方式，不仅断定“重庆模式必然会随着主事者的离开而结束”，而且斥责重庆模式和在一定意义上肯定这一模式的同志“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的某些改良上，用改良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脱离无产阶级斗争的立场，起到了麻痹工人阶级的消极和破坏作用”；突出强调“中国人民决不会去救这个党、国，那些原来对这个党、这个国家还抱有希望的人，那些总是出于想保持安定反对革命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改良的梦做到了尽头”。这显然是对“24字方针”和重庆模式的根本否定。由于涉及到重大方针的分歧，再加上李老等老干部的影响相当大，使随之对这一方针提出疑问的同志有所增多；由于坚持还是反对这一方针、模式在十八大之前革命人民和西化派“决战”的关键时刻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而不能不根据一些战友的要求，试对其中的六个疑问谈点个人看法。由于水平所限及了解情况不多，我这个探讨性答复肯定有缺点和不足，仅作为内部交换意见稿送上，请诸位特别是李老等老革命利用多种方式提出意见进行讨论，以利于弄清问题，增加共识，团结战斗。
第一，“24字方针”是不是“主观主义的东西”？
旗帜网评论员文章说：“一些人或者是抱着良好的愿望、或者是出于其它目的，面对中国的未来，做出了不少武断的猜测，搞出了很多主观主义的东西，有主张改良的，有主张“救”和“保”的，如此等等。“[毛泽东旗帜网，2012-2-1]
“24字方针”符不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如实认清当前国际和国内客观形势的基本特点。这主要有三条：
一是当前这场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正导致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走向衰落。经济学家韩德强几年前曾预言世界资本主义将发生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最近又指出这场危机会持续10年左右。对于这一点，不光中国广大毛左派如实肯定，连西方国家的许多著名人士和媒体也是承认的。例如，华尔街日报2012年2月2日的文章说：“2011年比预期还要糟糕得多。”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12年1月31日报道，据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劳伦斯测算，“美国全部的财政缺口为202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美国已经破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指出：“大量事实证明，今后的10年必将是全世界资本主义整体危机最严重的时期”。求是杂志社的《红旗文稿》2012年1月13日发表文章指出：“民调显示，平均每5个美国人中就有4个对政治制度不满，认为美国正走进全球退休大国的养老院。”
二是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斗争，开始从低潮向高潮的转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理查德说：“ ‘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半个世纪后第一个将资本主义整体作为批判核心对象的群众运动。”[《参考消息》，2012-3-16]法新社报道，约七万名“反资本主义战士”参加了今年1月23日在巴西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大会。其中，不仅有美国的“占领者”组织成员，而且有西班牙的“愤怒”运动和阿拉伯地区一些组织的成员以及智利的青年学生。他们呼喊：“我们想要另一个世界，现在必须铺设道路”。美、英等国的机构对剧变后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调查显示，“89％”的人对资本主义不满，61％的俄罗斯人认为苏联解体是坏事。”[马也，东方红网，2012-1-9]在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运动相当流行”。中国人民也在西方国家的剥削、欺侮和攻击下逐步从催眠曲中苏醒过来，最重要的标志是如同春潮般涌动神州大地的毛泽东热。伟人再次走遍祖国大地，意味着那个曾经先后两次打败过美帝国主义、坚决维护中国人民和发展中国家人民根本利益的新中国，将会再次崛起，社会主义将实现复兴。对于美欧等西方国家而言，这意味着把它们耗费半个世纪“和平演变”的阴谋化为泡影。
三是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主要表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正加紧通过金融战、经济战、基因战、策划利比亚式的代理人战争、极力以压促变等各种手段搞乱中国。正如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思远所说，美帝国主义正陷于“垂死前的挣扎，认为只有抓住中国，才能赖掉永远也还不清的中国债务，并且迫使中国继续买单，渡过经济危机；才能转移国内99%人民大众的视线，渡过政治危机。”[乌有之乡，2012-1-12]。佚名网友指出“汹涌而来的经济危机狂潮，不仅消除了覆盖在世界繁荣表面上的巨大经济泡沫，同时也消除了覆盖在改革开放华丽外表上的巨大zz泡沫，把掩盖在世界一体化眩目表象之下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阴谋，十分清晰地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在工业社会还没有找到摆脱资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的情况下，基本对策就是掏空中国资源，毁掉中国环境，牺牲13亿中国人民，以维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优良环境。所以，它们绝不能让耗费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心血白流。特别是目前已经控制了中国，把它纳入了经济殖民化轨道，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是家家都有中国商品，人人都离不开中国货物，全体国民的生活已经建立在了消耗中国资源和牺牲中国环境的基础之上，只能继续维持牺牲中国的发展方式。因而对于美欧等西方国家来讲，放弃毁灭中国的发展方式已不可能，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也不是一般的利益问题，而是根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为了防止中国人民将来进行报复，以及能够控制灾难扩散，必须把中国分割成七到八个独立小国。如此一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便和13亿中国人民形成了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美欧等西方国家一定要牺牲中国，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又不甘愿牺牲，双方都没有了回旋退步的余地。”[西陆军事网，2012-03-25]
为了配合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举措，国内的西化卖国集团最近以多种形式发动了疯狂进攻。例如，用强压的办法，要求有关部门采取倒计时的方式在上半年拿出落实非公新36条的实施细则，以进一步瓜分仅存的国有企业；自3月15日起，不出一周的时间，从发改委、财政部、央行、证监会到国研中心参与的所谓“世行报告”以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各部门、各专家空前密集地相互配合，不断抛出“经济体制改革”、“弱化政府干预”、“支持民营资本”、“放宽准入”等等言论，涉及从银行、信托、铁路交通、市政、科教文卫等关系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到民生领域的方方面面。表面上“国退民进”，为民资发展创造空间，实质上是在给外国垄断资本进一步大举进入中国市场铺路。而目前可以看到，在关键领域展开实质性动作的，也正是外国资本。同时，他们极力推行农村土地私有化，这包括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11财经峰会上作主旨演讲时指出，当前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阻止了城市资本下乡；凤凰《财经》杂志和博源基金会联合主办的财经年会发布消息的大标题便是“中国农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财产权”，暗示了农村土地制度私有化改革的必要性。更值得警惕的是，“大领导”极力主张按照普世价值迅速推行西方式的多党制和直选总统，为此而发誓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奋斗一天；拼命促成以特别强硬的手段处理与重庆模式相关的一些问题；公然采取关闭成百家左派网站的办法，践踏人民群众最起码的民主权利，相反却对国外公开反共反华的极右网站进一步大开绿灯。与此相呼应，《炎黄春秋》2012年第1期发表文章明确主张“普世价值”和资本主义的“宪政”制度；南方系宣扬“一党制集权、专制、不民主”，中国亟需多党制民主的“政改”，明显地攻击吴邦国委员长在去年人大上提出的“五不搞”，等等。这显然表明国内外反动势力正千方百计妄图在十八大之前搞乱中国，表明中国正出现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某些征兆。
中国一旦发生党垮台、国解体的悲剧，“按照西方国家智库的分析，这个进程的结果将十分残酷：只要发动共产党非法化过程——如同苏联叶利钦那样——中国的解体就是可以期待的。由于中国特殊的资源分布不均衡现实，国家的解体过程将十分痛苦甚至残酷。中国的东南方各省工业发达，但是缺乏煤和石油等能源，解体后将无法支撑工业；北方省份缺乏水，也通常是不发达的落后地区，缺乏资本，无法开展工业；中国的解体过程将伴随着巨大的工农业生产下降，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有限的人均生产水平，这样的下降只要持续很短时间例如一年，将威胁到绝大多数中国人口的基本生存资源。官商财富同盟也许有能力瓦解共产党和中国，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维持中国人口基本的食物供应，被饥饿和死亡威胁的大量人口，无论他们的真实想法如何，都不会支持任何政治势力的稳定统治基础。从共产党非法开始、经过国家解体和经济剧烈下降、再到大部分人口失去基本食物，这个过程只要一经中国的官商财富同盟启动，就会变成不可逆转的加速发展过程。只要考虑中国官商财富同盟所积聚的巨大财富和他们感受到的巨大的法律风险的对比，这个过程不启动的可能性并不存在。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就肯定不是共产党和中国作为政治实体的存亡问题，而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种族群体的存在条件如何。“[黎阳文集，2012-3-16]
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下，为防止苏东剧变的大灾难在中国发生而坚持反帝保国，反修救党，即通过和西化卖国集团及其洋主子的斗争，保卫祖国领土主权，防止动乱分裂；通过和修正主义集团的生死斗争，挽救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武断的猜测和主观主义的东西，我们不仅相信十八大前后的实践会做出证明，而且相信绝大多数战友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第二，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是什么？
李成瑞同志说，把反对帝国主义放在当前主要矛盾的第一位，是“淡化和否定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而转移反对修正主义集团复辟资本主义斗争的大方向”；“在没有武力侵占我国大片领土的情况下，是不能把它看作主要矛盾的”[东方红网，2012-3-6]。清源网友写道：“ ‘特色’这个新崛起的帝国主义就必将会与美国帝国主义有一拼”[毛泽东旗帜网，2012-1-26]。可见，他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帝国主义。
应当看到，和用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买西方国家的债券，以及西方国家在中国的资产也达3万多亿美元[共约40多万亿元人民币]相比，1.2万亿元人民币的对外投资不算太多，所以从总体上说，中国还是属于附庸资本主义而不是帝国主义。如果我们在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因认为中国属于帝国主义而以“工人无祖国”为口号促使中国失败，那末我国就可能会被新的八国联军瓜分成七、八块，陷入血流千里的内战之中。
对于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毛主席早有定论。这就是他老人家不仅一直讲资本主义道路以前走不通，现在也走不通，并且在1965年非常明确地强调：“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前奏》，第16页]。大量客观事实，证明毛主席关于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是附庸资本主义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这主要是在于：
[一] 我国劳动人民遭受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极其严重。正如LJR网友所说：“事实上，出口不但没有让中国变得富有，没有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恰恰相反，出口越多，民众的生活就越苦，中国就越贫穷。这是因为中国有三项特殊的政策：出口退税使产品超低价出口、强制结汇使外汇保留在政府手中、将外汇全部借给美国供美帝挥霍。企业的产品出口后，就可以拿到退税，这就使出口企业凭空得到一笔利润，从而可以超低价出口商品到美国，美国人就可以超低价享受中国的商品。强制结汇时，出口商赚了多少美元，全部要交给央行。央行再开动印钞机印出人民币交给出口商。出口商拿到人民币后，当然只能在国内购买商品。假如出口商赚到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央行就要印刷7万亿元的人民币交给出口商。出口商用这七万亿元钱在国内购买商品，就意味着更多的钱来追逐商品，钱不值钱了，就这样贬值了。同时由于出口商将商品输送到国外，使国内的商品大量减少，这就意味着更多的钱在追逐更少的商品。这样人民币就越发的不值钱，商品的价格就越发的高。往往中国国内的商品，要比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还要贵。这些外汇实实在在百分之百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可央行却在卖国贼的指使下，将外汇全部借回给美帝挥霍，换回的不是实在的商品，而是一堆欠条。由于美元天天都在贬值，使得中国外汇储备天天都在贬值。人民币天天都在升值，使得外汇储备随时面临资不抵债的风险，因为国内的热钱随时可能大规模撤离中国。那时，就是中国金融崩溃之时。正是由于卖国的出口和外汇政策，中国民众手里的钞票能买的东西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艰难。”[毛泽东旗帜网，2012-1-30] 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60％以上依赖出口，西方国家通过进口廉价商品已攫取中国数十万亿元的老百姓血汗钱，就是说全国每个人都被剥削几万元的财富。
[二] 中国的主要产业已大部分被西方国家控制。现在，西方国家利用在中国的3万亿美元资本，34万多家外资企业，控制着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的21个。这些外资现正向控制中国的粮食等行业迈进。据人民日报报道，目前外国公司已控制了中国市场70%的种子来源。上海、天津、深圳等7个大城市的水务也被美国、德国等外资水务公司控制。水资源在美国则是被作为国家战略资源来管理的，城市供水直接由国防部掌控。为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他们借“7.23动车事故”瘫痪了中国铁路在建项目，然后又以缺乏建设资金为借口，引外资进入中国铁路。铁路产业与其它产业不同，让外资控制一段便等于是控制全部。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关键产业，正在急不可待甚至不顾一切地交由外资控制。在这当中，美国企业还用借中国的钱到中国收购股权资产，垄断行业市场，获得超额利润。就拿美国康菲公司来说，它雇佣中国石油工人在中国油田上把一桶2美元开采成本的石油，却以120美元的高价再卖给中国，获得大量利润。中国不仅把大量的国有资产贱卖给外商，仅所卖的十多家银行造成的损失便达17000多亿元，而且把事关国计民生的600吨黄金储备存在了美国，使多家银行实质上被西方资本掌控。同时，至今不敢公布中国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的协定，使很多人怀疑其中有使我国陷入经济附庸地位的秘密条款。大量进口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就从一个方面证明这种疑虑是有根据的。
[三] 西化卖国集团的势力和影响都相当大。现在，不少国家职能部门已被他们控制，在或明或暗地按洋主子的眼色行事。就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说，它和世界银行的联合研究成果即《中国---2030》研究报告，就实质上主张要进一步瓜分仅剩117家的中央国有企业。而该中心参与这一研究的“8人已被证明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人[吴敬琏、刘世锦、巴曙松、张永生、卢迈、陈剑波、刘守英、吴波，其中刘世锦是该中心的副主任] ，即都是这个研究所的理事等等，公开拿该所的钱。而这个所的钱，则公开承认是美国给的。百度百科就是这样公开介绍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它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而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体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该所的理事长茅于轼也公开大讲：“我根本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黎阳，华岳论坛，2012-3-8]。因此，正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乔良所说：“几乎中国所有的国内或国外政策都深受美国影响，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虑美国的反应，这是我国决策的一条隐形线索”[乌有之乡网，2009-7-18]。中国不仅存在着公开的买办资产阶级[包括买办商人、买办政客、买办文人]，而且中高级干部中存在相当多以老子官僚、儿子老板、孙子海外的形式存在的隐性买办。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调研资料披露，30多年来外逃贪官达18000多人，携款8000多亿元。配偶和孩子都在海外，只身在国内做官的“裸官”有118万之多。
[四]公然删除了宪法中关于惩办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的条款。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1975年、1978年宪法都明确规定：“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但1982年宪法硬是把“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给删掉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宪法都是明确强调惩办卖国贼的，近30年来竟把原有的惩办卖国贼条款砍掉，实际上起到了放纵汉奸卖国贼的作用。正因为这样，才出现了著名歌手韩红所指出的“现在的人都不敢讲真话，在微博上都披着马甲，不敢公开表达自身的爱国情怀”的怪现象；才出现了著名学者孔庆东骂南方系汉奸竟然遭到主流媒体大围剿的怪现象；才出现了把汉奸秦桧由北宋至今的跪姿改塑为坐姿的怪现象，等等。最近中国社科院发表的蓝皮书表明，“接受调查的省部级、司局级和县处级的公职人员超过半数认可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
[五] 内外勾结极力推进转基因主粮商品化。中国买办汉奸与美国孟山都生物公司、杜邦先锋公司等沆瀣一气，在湖北、湖南、山西、吉林等地大面积推广转基因水稻和玉米，毒害中国人民。他们特意推出的转基因食品中含有BT毒蛋白和绝育基因，如果长期食用，智力、免疫力、生育力将严重下降，人体基因将频频突变，从而带来亡国灭种的风险。
[六]西方国家及其代理人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掌控中国的媒体。他们几乎畅通无阻地通过入股控股掌握了我国的主要门户网站，使之成为它们的喉舌；通过影视剧、图书、网络游戏等使文化产品大规模地涌入，吸引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盲目推崇西方文化，削弱民族文化认同感；通过与汉奸、买办精英勾结，利用现代传媒诋毁、恶搞岳飞等民族英雄，给李鸿章等汉奸卖国贼翻案；通过流入中国的各种理论观点进行渗透，在学术界、教育界等等，多已成为主流思想、主要教学内容。虽然中国是一个多产汉奸的国家，抗日战争时4亿人口中有400多万汉奸，但恐怕都没有今天这样的舆论声势。例如，著名法学家巩献田指出：“我国大多数媒体，是故意隐瞒敌情和敌意的。据我所看到的，对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演说，多数网站竟敢故意隐瞒“回想我们先辈们在战胜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时”这句话中的一个关键词汇“共产主义”。张宏良教授说：“美国新军事战略强调‘加强海军和空军力量在太平洋和霍尔木兹海峡与中国和伊朗抗衡’，而在中国媒体报道中，竟敢删掉了‘中国’二字，把美国新军事战略的打击目标变成只剩伊朗一个国家。美国新军事战略的目的是‘准备发动战争’，中国媒体报道中竟敢篡改为‘维护亚太的安全与繁荣’。最近，又借文化强国之机实行文化产业市场化，把传统媒体一并交给外资或外国势力控制。”[乌有之乡，2011-10-9]
[七] 在西化卖国集团及修正主义者的操纵下，外交软弱无能。一味忍让退却，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今不如昔：从过去的第三世界领袖、朋友遍天下，到现在的四面楚歌、孤家寡人；从过去的四方安宁，到现在的狼烟四起。美国四面包围中国并在周边频繁军演，加大对台军售，携航空母舰与韩国多次在黄海军演，持续进行挑衅；唆使日本抢占我钓鱼岛并将其纳入美日安保范围，唆使一些国家哄抢我南海岛屿；公开宣称重返亚太掌握领导权，导致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民族尊严受到严重侵害。中国和美国䢖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质上是宗主国和新型殖民地的关系。正因为这样，汉奸卖国贼才敢于公开大讲“救美国就是救中国”。
[八] 在西方国家所有的渗透和破坏等和平演变手段中，对中国社会杀伤力最大的是与国内西化派及修正主义者相勾结妖魔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明明新中国的前30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3％以上，却被公开大肆诬称为“停滞时期”；明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只有200万左右，这几乎是同类灾害中非正常死亡最少的时期，却被诬陷为“饿死3000万”。由于毛主席集领导建党、建国、建军大业于一身，妖魔化毛主席实际上就是妖魔化共产党、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它侵蚀了新中国的国魂，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动摇了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带来了致命的危险。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和“北京青年发展报告”的调查结果均表明:在不少人哪里“拥有金钱和财富”已替代“为一种崇高的信仰奋斗”,因此选择“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比例只有8.8%。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作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道德”大型社会调查，其中有一道“有无信仰”的调查题,被调查者回答“有信仰”的只占28.10% 。2010年3月，英国路透社和另一机构合作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抽样的23个国家中，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的民众最相信“金钱万能”，并列为“世界第一拜金主义国家”。
[九] 基督教等宗教历来是西方国家推行殖民主义的重要工具之一。据网上披露,全国基督徒已从改革初期的70多万，增加到2010年的一亿三千多万，而且还在以每天上万人的速度增长，从而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国家之一。
对于中国已基本上成为毛主席所说的附庸资本主义，多数毛派共产党人及左派战友是如实承认的。例如，田忠国说，新中国“后三十年的客观历史证明，中国模式是比资本主义更坏的殖民经济”[毛泽东旗帜网，2012-2-3]。社会主义小兵问道：“30年来的事实，不是资产阶级在民主的口号下，把中国变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吗？”[毛泽东旗帜网，2012-1-28] 大众民主网友说：“毛主席说过中国搞资本主义就会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时间和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个结论。”[乌有之乡，2011-11-8]杨思远教授指出：“文化上贩卖腐朽没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以攻击红色文化，这种卖国行为，已经使我国丧失独立自主而走上依附性发展道路。”[乌有之乡，2012-1-12]爱国旅美华人、著名经济学家廖子光先生强调：“我们不能依附式发展”；“为什么要加入美帝的系统，当它的小助手？” [毛泽东旗帜网，2012-1-26]
并且，连西化派的首领和美国人都是承认中国已变成附庸资本主义这一点的。例如赵紫阳大讲：“所谓现代化也就是西化，反对西化就是不同现代文明接轨”；“人类社会由美国来主导，比苏联、中国主导要好”。明眼人不难看出，这实质上是承认美国是霸主，中国是附庸。美国人公开宣称，已出现的“中美国”，就是“依附于美国的中国经济体”[华盛顿邮报，2008-9-21]。他们极力推行的“中美共治”，则要使中国在经济附庸的基础上进一步变成政治上的附庸。
从上述情况中不难看出，由于美国在苏联解体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更加疯狂地大搞霸权主义；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经济更紧密地联成一体，使美国霸权主义成为中国人民最大的剥削者、压迫者；由于美国霸权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急于促使中国不仅接受“中美国”而且接受“中美共治”；由于美国新军事战略把中国列为第一打击目标；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及人民大众和以美国霸权主义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地位在逐步上升，因此美国霸权主义作为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是最腐朽、最凶恶、最危险的帝国主义，正成为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换句话说，它是现阶段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作为现阶段的重要任务。
从上述情况中不难看出，由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由于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国外根源；由于修正主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由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能够利用篡夺的最高领导权和党的纪律甚至无产阶级专政手段打压毛左派即真共产党人；由于左倾机会主义一般属于思想认识问题，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认错并把手中掌握的最高领导权交出来，而右倾机会主义实质上属于党内资产阶级，由根本利益和阶级本性所决定，不经过阶级斗争一般是不会交权的，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修正主义是我们面临的最阴险的敌人。所以，假如放弃甚至否定反修斗争，我们在历史上的一页就会被翻过去。救党，是极有利的反修手段；反修，才能真正挽救共产党。我们一直讲遵义会议上毛主席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都是讲的救真共产党，救祖国和人民。也就是说，修正主义也是现阶段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在现阶段必须把反修整党作为能不能抓好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阶级斗争，实现社会主义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
从上述情况中不难看出，由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的胜利，使美帝国主义深知发动那种军事进攻占不到便宜，因而采取中东、北非特别是“利比亚模式”的可能性在增大；由于他们很可能利用人们对物价暴涨、大量失业、股市崩盘、官员腐败、两极分化等等的不满，采取造谣惑众、群体事件、街头政治、民族分裂、煽动暴乱、挑起内战，然后拉拢和胁迫日本、印度、菲律宾、英国、越南等数十甚至上百国家以“维和”、“支持民族独立”、“避免人道主义灾难”之类名义参与对中国的干预和瓜分等等多种手段，搞垮、瓜分中国；由于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内西化卖国集团的配合，作为使中国进一步附庸化的特别重要的前提条件；由于西化卖国集团在现阶段表现得最疯狂、最露骨、最反动，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附庸资本主义的代表西化卖国集团是我们面临的最凶恶的敌人。换句话说，附庸资本主义也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在现阶段必须把打垮西化卖国集团作为反帝救国和反修整党的突破口。
综上所述，可见中国已变成附庸资本主义，但由于依然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由于修正主义者掌握着最高权力，因而应象毛主席当年把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下的苏联叫做社会帝国主义那样，把当前的中国叫做社会附庸资本主义，就是说，它是半殖民地[新型殖民地]、半修正主义并带有封建色彩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毛主席当年曾说：“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今天的社会附庸资本主义中国，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关系的情况也相当复杂，必须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析。
首先，中国社会附庸资本主义，当然具备一般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其中包括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点。但是，在一定时期内和特殊情况下，它的附庸特色也会表现得比较突出。比如，在十八大前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西化卖国集团发动“三年决战”的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内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地位便会上升，民族资产阶级则由于具有两面性，决定我们要像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在“三年决战”这一特殊阶段把他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争取使其参加反帝保国统一战线。
其次，战争的形式更加多样化。金融战、网络战、基因战等新冷战形式或者说没有硝烟的战争正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例如，野狼网友说：“有专家撰文指出，2003年的非典，就是美国针对中国施放的一次实验性基因武器。因为非典病毒不会在自然界自然产生，只能在实验室中合成，并且因非典死亡的人99%都是华人！”[中华网，2012-1-31 ]忽视这类战争，显然会吃大亏。
再说，苏联不是被军事进攻而是被冷战打败的；美、英和以色列等国很可能发动的对伊朗等国的侵略，实质上是从能源、地缘政治等方面卡中国的脖子。“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主要阶级矛盾之内的诸多子矛盾中，中国无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及其后台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正成为中国目前整个阶级矛盾中最突出的内容，成为中国目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整个阶级矛盾中最主要的子矛盾。买办资产阶级和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相勾结，成为整个资产阶级队伍中实力最强的一部分，通过影响阶级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影响阶级矛盾的主要性质，继而决定中国的主要社会性质。中国无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和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也就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无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和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压迫，也就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民族压迫。站在阶级立场看，是阶级矛盾；站在民族立场看，又是民族矛盾。民族矛盾的本质就是阶级矛盾，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片面、简单、完全对立起来，就会造成思想混乱。而当中国无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和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阶级矛盾当中的主要子矛盾的时候，解决民族矛盾，就成了解决整个阶级矛盾的前提。”[大众民主，乌有之乡网，2011-11-8 ]这是有道理的。
在当前这一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我们务必要反复、深入、认真地学习和领会毛主席关于中国搞资本主义必然成为西方国家附庸的论断，从而认清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使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这是“24方针”的基础和依据，万万不可怀疑和动摇。
第三，应不应当把“24字方针”看成是搞改良主义？
常海思网友说，有人提出“反帝反修反腐败，救党保国为人民”。“从口号的整体上看，也有个顺序、先后的问题。如果把反帝摆在第一，把反修摆在第二，这是把主要矛盾抓错了”[毛泽东旗帜网，2012-3-5]。李成瑞同志说：“16字纲领性口号中，刻意回避‘反修’这个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就使口号的各项内容成为空话、假话或错话了。”[东方红网，2012-3-6]还有些战友认为，由于路线决定一切、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所以制定路线、掌握最高领导权的“特色派”才是主要敌人。因此这些口号和方针实质上是搞改良主义，是做“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宋江”。
“反帝反修反腐败，救党保国为人民”的口号，分开来就是反帝保国，反修救党，为人民反腐败。因为一些战友总把救党说成“保党”，便想改为清党。有些战友说清党是蒋介石的提法，便改成了整党。可见，不仅我们所说的反腐本身包含着反对政治上、思想上的腐败即修正主义倾向和势力的意思，而且整党本身主要是指清除修正主义分子。这些同志重视反修斗争，这一点本身是值得赞扬的，但不应当说“16字方针”是“刻意回避‘反修’这个最核心、最根本问题”。
“24字方针”，确实把反帝放在了笫一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仅要看到苏联不是在军事入侵中而是在没有硝烟的冷战中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打败的；转基因主粮化实质上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一场生化战；美国也公开宣布网络攻击是战争行为，并且要承认美国1989年带头对中国进行全面制裁；1999年公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用侦察机在中国周边撞落解放军战斗机；2008年策动藏区骚乱；2009年不仅在新疆煽动大规模屠杀事件，在背后支持日本占领我国的钓鱼岛，而且支持多国侵占我国的南沙诸岛。据香港《大公报》2011年6月18日报道，全国政协常委、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张黎上将在全国政协小组会议发言时表示，南沙有五百多个岛礁，中国只控制其中的四个。越南占了二十九个，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各占了三个以上。中国在南海没有一口油井，而其它国家却有一千多口，每年开采石油五千万到一亿吨。另据网络相关信息披露，印度共占领中国9.2万平方公里领土，相当于整个浙江省的面积。这些，显然都是一种军事侵略行为。
其次要认清，谁是我们当前最凶恶的敌人。魏巍同志说：“修正主义集团与极右派的主要区别是，他们还戴着共产党的帽子，穿着共产党的外衣，有时还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而极右派如果上台，那就会撕去一切伪装，对共产党就会是血腥凶残地镇压。”不难看出，他认为西化卖国集团是当前最凶恶的敌人。正如张宏良教授所说：“美国对华的汉奸战略和第五纵队，已经成为决定中华民族崛起还是毁灭的关键性因素。汉奸势力不仅达到了历史最高峰，甚至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汉奸文化，并且汉奸文化占据了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越来越多的文化精英纷纷以当汉奸为荣，已经呈现出精英集团整体汉奸化和意识形态整体汉奸化的可怕趋势，这就是美国竞选总统洪博培和国务卿希拉里对颠覆和肢解中国充满信心的根本基础。当今中国汉奸势力的发展规模以及人民大众反汉奸运动的发展规模，直接决定着美国对华战略的实施程度，决定着美国颠覆和解体中国的战略决心。”[乌有之乡，2012-2-5]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西化卖国派正按照党内买办资产阶级司令部司令的号令在十八大前后“拼死一博”。为了打好在今年搞乱大局的“决战”，西化派的“大领导”即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汉奸、党内买办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司令，公开提出了推进以普世价值为指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纲领。他此后在美国所讲的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做到“风雨无阻，至死方休”，是向美国主子宣示拚死一博的誓言；打出了冲破“封建残余”、“文革遗毒”这些“改革阻力”的两张王牌，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今年初在访问中东国家的记者会上大讲中国“支持北非和中东各国人民的变革诉求”，实质上是配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所说的把中东、北非模式引导到中国；他大力促进“垄断行业的改革”和两个“非公36条”具体措施的落实，实质上是进一步实行私有化；他大力促进农村土地自由流转并主张切实保护农民的财产权，是在促进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基础上制造农民和党、国家的对立、对抗；他在全国科协大会上大讲“转基因抗虫水稻、转基因玉米也已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实质上是按照美国的基因战规划对中国人民发动进攻。正是在他的号召、带领和保护下，辛子陵、贺卫方、袁腾飞等才敢于公开卖国求荣或大讲“共产党非法”、“天安门广场上纪念的是杀人犯”，至今不仅能保住职位或党籍甚至更加嚣张。茅于轼在北京主持研讨会公开批判重庆模式，力挺广东模式。去年初的颜色革命喊出了“启动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近来多次组织大型会议公开提出要反对“文革复辟”、“封建残余”。《南方都市报》创始人程益中叫嚷：“如果没有核武的话，天朝早就变成民主国家了！”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宣扬：“没有战争的‘1949年后’，中国没有了‘以人为本’、否定了‘人道主义’。” 凯迪论坛网站狂喊：“所有的声音都可以有，但毛左不可以，这是一种世上最大的邪恶，堪比法西斯主义” ；“处置毛左，一定要用最严厉的手段，不能再让毛左有春风吹又生的机会！”张宏良教授指出：“最近中国极端右翼势力突然一反常态地高调纪念华国锋，纪念粉碎“四人帮”的武装政变，纪念南巡讲话的隐形政变等，就反映了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渴望通过发动反革命政变来改变局势的政治征兆 “。“ 中国汉奸力量在反党的旗帜下迅速聚集起来，不仅控制了几乎整个媒体，甚至还控制了绝大部分政府部门，形成了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强大力量。汉奸势力用维稳绑架了共产党，他们一方面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大肆抢劫百姓，一方面把抢劫罪名反手扣到共产党头上，如此一来，老百姓的怒火越大，共产党维稳的压力就越大，共产党维稳的压力越大，汉奸势力在维稳的名义下对老百姓的抢劫和镇压就越严重，由此形成了老百姓疲于奔命、共产党疲于维稳的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即使没有外部干预，最终也会变成内乱。而只要稍加干预，这种建立在恶性循环基础上的维稳大厦就会轰然倒塌，这就是美国坚信能够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利比亚，在零伤亡的情况下颠覆中国的信心之所在。”[乌有之乡，2011-2-6]
正是根据这种实际情况，我们认为第一步或者说在“三年决战”时期，应当把打垮西化卖国集团作为斗争的重点。这是在于，卖国罪行，最能暴露阶级敌人的本质从而激起众怒；铲除汉奸和反对他们的后台帝国主义，最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导致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坐大是修正主义带来的最大恶果，因此打击西化派，才能更充分地暴露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性，更好地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任务。由于不仅得到修正主义的姑息和包容，而且得到西方国家的有力配合和支持，使西化派处于相当大的强势地位，下决心适当集中力量把这个集团打垮，必然会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我们第二步或者说在十八大之后的10年左右时间里，要把打倒修正主义作为斗争的重点。铁的事实证明，在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党内资产阶级之后除一部分会分化出来之外，主体部分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这就决定毛派共产党人和假共产党之间必然有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幻想不经过阶级斗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便会和平过渡回来，放弃资本主义回归社会主义，那是货真价实的改良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必然葬送革命亊业。并且，在这10年左右时间的过渡时期里，鉴于苏联解体时虽然82％的人民群众不赞成搞垮社会主义祖国，但由于76％的高级干部倾向资本主义，便利用手中的权力使悲剧得以发生，因而我们要战胜修正主义，必须批判资本精英主义，揭露它的实质是维护极少数人的私利，损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指出精英民主，实质上就是精英专政；高级干部是个特别容易变修的集团，而人民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则是最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群体。
我们第三步或者说在10年之后的历史阶段里，要依据毛泽东思想和新的实践，全面推进复兴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这就是说，我们既要坚持新中国前30年的基本制度，又不可照搬过去的一切；既要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又不能全盘否定后30多年里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既要继承、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勇于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创新。
李成瑞同志等老革命在极其复杂艰难的环境中坚持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可敬可佩的。他们做出的历史性重大贡献，应给予充分的肯定。他们特别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非常值得学习。只要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前特别繁纷复杂的活生生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便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当前只能搞附庸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带有新民主主义色彩的特殊革命，它的任务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霸权主义、修正主义、附庸资本主义“新三座大山”。根据这种革命的现实需要提出的“24字方针”，属于实现复兴社会主义三个阶段中的第一阶段目标的最低纲领。而复兴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说，我们是把现阶段的斗争作为这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的。这种主张，显然不属于改良主义。相反，不认清当前中国的附庸资本主义性质，忘记毛主席关于中国搞资本主义只能变成西方国家附庸的论断，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当作教条，硬套当前的附庸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革命，则是受到教条主义思想影响的表现，不加以纠正，是不利于革命事业的。
应当承认，当年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路线，确实是造成日本大举进攻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当时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不是主要敌人，而把蒋介石当作主要敌人。同样的道理，修正主义路线，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势力得以坐大的祸根，但修正主义集团并不能因此就取代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位置而成为当前最凶恶的敌人，即变成祸首。愚悻网友说：“当今中国汉奸卖国势力全面主宰中国文化、意识、经济、行政，已成为社会多个领域、多个层面的主流。这种汉奸卖国的主流专制，已经不能再用修正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去简单概括了，其破坏力和欺骗性也是不能用修正主义和走资派解释得通的。中国汉奸卖国贼集团出卖中华民族及中国人民利益，让中华民族成为当代世界丛林最肥硕的羊，使中国劳动者成为当代全球经济最大的一群杨白劳，使华夏子孙生存环境恶化到全人类最低层，使中国国家领土遭受蚕食，使中华民族文化出现衰落和断层，国家安全和民族的生存再次面临最危险时期。他们就是当今中国和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乌有之乡，2011-12-14]辛子陵到处宣扬：“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堕落成为一个为维护权贵利益坚持专制独裁的党”，因此，“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全国人民和权贵资本主义的矛盾”[2010年春节在上海的谈话，乌有之乡网，2010年3月3日]。显然，他们是要夺取“特色派”掌握的最高领导权，通过实行西方式多党制推翻共产党的。如果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反对以打垮西化卖国集团为突破口打倒修正主义来“救党保国”，却也主张打倒整个共产党，显然是钻进了这些人的圈套，有利于他们乱中夺权。大众民主网友说得好：“西方垄断资本和买办资本攫取的经济利益最大，对人民造成的伤害最大：不但抢中国人民的“钱”，还要中国人民的“命”。因此，买办资产阶级最恐惧人民的清算，其对于经济利益合法化的要求也最为迫切,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损害和威胁最大。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是内外联合彻底复辟资本主义的最积极和最主要的政治力量，隐藏于帝国主义国家后面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已经成为完全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后台和总导演，谋求中国彻底复辟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最主要目标；反帝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完全复辟。只有先挫败完全复辟势力的彻底复辟图谋，停止中国继续向右转，才有可能让基本复辟的中国向左调整航向。“[乌有之乡，2011-12-9]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按照毛主席关于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把打垮西化卖国集团作为打倒修正主义的突破口，显然最有利于既反贪官又反皇帝。
第四，“反修救党”、“反修倒党”，哪一种主张对我们的事业有利？
胡大江战友认为，当前左派“争论的内容主要围绕‘保党’还是‘倒党’问题展开”；一些左派主张救党是“忘掉了自己斗争的大方向和自己的政治目标”[主人公论坛，2012-1-21] 。常海思战友说，反帝反修反腐败，救党保国为人民，“保它，等于保假冒伪劣，不值得保，也保不住。救它，多少人努力了，上建言书几千封了，实践证明，它根本不作任何自我批评，救不了啦。整它，你整得了么”？“毛泽东倒曾讲过，在修正主义者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之后，那里势必产生新的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而修正主义者最终势必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毛泽东旗帜网，2012-1-30]。清源网友提出：“这个党与当年的国民党有什么性质的不同吗？如果说当前这个执政党的上层和主流有走资派的话，谁是与这个走资派相对立的走社派？有没有这个走社派？”[毛泽东旗帜网，2012-1-26] 广胜网友写道：“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已经完全、彻底地完成了。”[西西河论坛，2011-9-1]
大家知道，尼克松在《不战而胜》这本书里谈到苏联完成改革的标准时提了两条：私有化、帝国解体。我们在谈论苏联剧变时，也是把党垮台、国解体作为根本标志的。在中国，当前正是因为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等等这些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还在，西化派才提出“开启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资本主义改革只是基本完成，还没有达到彻底完成的程度。与此相联系，我们既要如实看到修正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当权就会使共产党改变颜色，但是这种在实质上具有某种程度的资产阶级性质的修正主义政党，和公开的、完全的资产阶级政党如对共产党员“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漏掉一人”的国民党反动派；和把中国作为头号敌人加以包围、消灭的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又是有某种程度上的不同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的实事求是态度。
根据什么说不能完全否定我们党还有挽救的可能性呢？这首先是在于，在党内高层确实有社改派和资改派的斗争。根据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区别两派的根本标准，陈云、李先念、习仲勋、姚依林、王震、宋平、邓力群、王任重、张平化、郑天翔、李锡铭、陈奎元、魏巍、马宾、李尔重、李力安、王忍之、张全景、袁木、何东昌、高狄、许永跃、逄先知、卢之超、卫建林、郑科扬、武光、李成瑞、刘实、有林、沙建孙、刘国光、杨守正、林炎志、李慎明等副省级以上干部，前前后后当然不可能没有错误有些甚至犯过严重错误，但是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及公有制为主体这条底线，就不应被划成资改派而应划为社改派。例如，陈云同志不仅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而且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习仲勋同志1983年2月21日参观韶山后写道：“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说他们是资改派，显然既不符合实际，又对当前的斗争不利。至于中下层党员干部的情况，仅从到目前为止仍有如南街、华西等约8000个坚持搞集体经济的村子这一点，便不难看出相当部分是好的，大多数是可以教育争取过来的。
其次，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不少人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比如说，“八九风波”特别是苏东剧变，就使相当部分的领导干部对毛主席关于反和平演变的理论有了新的认识。李先念、宋平、邓力群等一大批领导人，当时就公开强调要把反和平演变放在突出位置。之后由于30多年来腐败增多、分配不公、治安恶化等问题从总体上不但解决不了反而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最大危机的暴发并且继续恶化，打碎了“跟着美国走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补课式改革能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两个神话，更使不少同志有所警醒。例如，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公开强调，“必须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四川省教育厅长涂文涛，2011年2月23日通过人民网微博实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要求对“大领导”的“卖国求荣罪行”进行处理。剧作家赵华对“大领导”在《求是》[2011年7月17日]上所讲的“除了新型转基因抗虫棉，转基因抗虫水稻、转基因玉米也已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追究责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说，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如果600万大学毕业生都去考公务员，这是历史的倒退。”[中国经济网，2012-3-15] 当前的重庆事件和今后的实践，一定会使更多的党员和干部群众受到教育，警醒过来。
毛主席确实讲过“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势必产生新的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用开除党籍等等制造分裂的方法对待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种时候，那里也势必产生能够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这种过程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共产党人中，也在发生。有些一时认识不清，被修正主义蒙蔽，跟着修正主义跑的人，终有一天要被事实教训过来而同修正主义分子分手，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406页）。他老人家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事实正是这样，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领导权后，世界上多数国家中没有执政的那些共产党变了修，用开除党籍等等制造分裂的方法对待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这些被开除的马列主义者，基本上都成立了“共产党[马列]”，还有的成立了毛派共产党如尼伯尔的“尼共[毛]”。这就是说，他们一般都提打倒修正主义集团，或者说打倒假共产党，而不笼统地提出打倒共产党。对苏联，毛主席也是只提打倒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不提打倒苏联共产党。对于我国，毛主席则更明确地提出打倒修正主义和走资派，也就是打倒假共产党，而反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形左实右倾向即实质上反对笼统地提出打倒共产党口号。
在当前形势下打倒中国共产党，究竟可行不可行？这个问题确实直接关系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前途，应当慎之又慎，确保万无一失。经过集思广益和反复论证，我们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还是应当旗帜鲜明地坚持“反修救党”，反对“反修倒党”。主要理由是：
------虽然修正主义路线多年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多数普通党员仍然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再说，宪法和党章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框架还在，这就使修正主义不能不有所顾忌，使我们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斗争舞台。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而不应当放弃这些舞台
------苏联共产党垮台时，1900多万党员大多数是欢呼的。这当然有理由,因为他们太痛恨修正主义了。但是另一方面的事实是，随着实行多党制导致共产党失去领导权，苏联便随即解了体。在解体后的苏联再想使共产党重新掌握政权，显然太难了。大众民主网友说：“去看看东欧，特别是去看看波兰和立陶宛等国家，直接就把共产主义宣布为非法，只要你宣传就是犯罪。”这就充分揭露了西化派以普世价值为指导所推行的多党制的实质，也表明了重新革命的艰巨性。
------除共产党外没有其他力量能够维系中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打倒共产党搞多党制无疑会像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多党乱斗、军阀混战那样，使祖国陷入内乱不止、民族冲突的大浩劫之中。
------民心民意之所以在重庆模式这一边而不在广东模式那一边，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值得重视的一个，是大多数群众深知如果西化卖国集团在十八大之前搞乱中国，会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一场大灾难；深知“另起炉灶，彻底拆庙”也会在当前使中国陷入乱局。晨明网友说：“乌有之乡公开提出“整党”的口号，坚持了辩证法，坚持了拥护共产党、清除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恢复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正确立场。“[乌有之乡，2012-1-18]因此，多数人民群众起码愿意把推广重庆模式，作为通过党内路线斗争和群众斗争相结合的方式，结束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像遵义会议那样挽救党的一线希望或者说最后希望。可以说，只有这个最后希望在西化卖国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的阻挠、破坏下破灭之后，人民才会下定最后的决心，采取其他斗争方式。正因为这样，赞成“反修救党”而不赞成“反修倒党”的人才会迅速增多。
------这里所说的其他斗争方式，包括“文革”、“武革”两种，加上重庆模式所标志的“自革”[即共产党自我革命或者叫真正的改革]，便构成了附庸资本主义复辟条件下的三种基本革命方式。“自革”的代价最小，但极其困难，当前重庆模式推广中遇到的多种阻力甚至被剿杀就证明了这一点。但在遭受重大挫折之后，党内的社改派便会加强和革命群众的直接结合，根据实际的需要采取适当的斗争方式。
------资改派实际上已分化为补课派和西化派两部分。这两派的根本性区别之一，就是西化派主张推行西方式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多党制，补课派主张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去年2月及之后发生在北京和全国十多个城市的“颜色革命”虽然规模不大，但其实质已充分暴露，就是西化卖国集团的首领妄图搞乱政局，浑水摸鱼，乘机夺取补课派掌握的最高领导权。在西化卖国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的这种斗争中我们应当首先打击谁？显然应当是前者。再说，由于党内的西化派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党内的“特色派”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就从阶级根源上决定西化派是比“特色派”更凶恶的敌人。并且，由于西化派既掌握相当大的实权又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骗人，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修正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最凶恶的修正主义者。可见，从“反帝保国”和“反修救党”这两方面看，我们都应当把党内的西化派作为当前最凶恶的阶级敌人对待。一些战友回避或否认这一点，甚至否认中国复辟的是毛主席所说的附庸资本主义这个基本事实，这就不容易理解“反帝反修，救党保国”的口号了。再说，极其严峻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必定要求我们按照毛主席关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教导，格外重视斗争策略。因此，不少同志是要“等饅头熟了再揭锅”的，现在便断言党内主流中没有社改派，恐怕为时过早。
------这些战友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是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或者叫走资派，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现在我们已处在附庸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下，因此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当作教条照搬照抄到今天，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确实，西化派的“大领导”从表面上看是孤立的个人，但是他实质上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广东省的南方报系通过大讲戈尔巴乔夫的功绩呼唤他上台，整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都拥戴他，本身就证明他是党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司令，而决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贪官。并且，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世界上无产阶级及革命人民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日益成为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主要因素。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更是如此。随着美帝国主义这个实质上的世界皇帝对中国打压的逐步加重，一定会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并搞清楚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本身就是最根本的既反贪官又反皇帝的道理。由于买办资产阶级是在改革开放的中后期越来越多地从一般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通过卖国求荣不仅速度特别快而且规模特别大地富起来的暴发户，是西方国家的代理人，换句话说帝国主义是他们的后台，因而特别害怕真共产党有朝一日领导人民清算他们的罪行，所以这个集团不仅大搞私有化，而且拼命推行西方式的多党制，甚至公开主张实行联邦制即分裂中国，以便逃避制裁。因此，修正主义者搞的是经济私有化，西化卖国集团则不仅搞私有化而且要在政治上搞西方式多党制；修正主义者是补一段资本主义的课，西化卖国集团则要永远要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者搞的是让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西化卖国集团则要把共产党作为封建残余势力即专制主义，甚至作为“非法组织”即共匪加以取缔、镇压。显然，不从这一实际出发，轻视同西化卖国集团这个最凶恶敌人的斗争，就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第五，如何对待“暴力革命”、“左右合流”等主张？
清源网友说：“就当前来说，资产阶级的民主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攻的一个阵地”；“任何因素都不会影响和左右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这个目标，还怕说什么‘左右合流’不成？”[毛泽东旗帜网，2012-1-26] 袁庾华网友也说：“我不赞成《零八宪章》的主要观点，它的反毛观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所反对的。但是我认为他们有表达己见的权利，更反对当局对刘晓波的镇压。” 宇太网友在《说三》中明确表态“必须与修正主义的共产党，实行彻底决裂”。怎么彻底决裂？“左派与右派暂时联合，先进行一次革命，任务是彻底摧毁封建专制残余制度，然后进行二次革命”。
必须严肃指出，左右合流，打倒共产党，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种主张，就左派内部出现的这种倾向来说，它是一种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是主张在政治上补资本主义课的危害性很大的反动思潮。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民主的核心是多党制，实行多党制自然要首先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刘晓波不仅主张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而且主张把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变成联邦制国家[明眼人都会看出这实质上是搞民族分裂]，甚至公开宣扬中国再做三百年殖民地。赞成实行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制，赞成给刘晓波之类汉奸卖国贼煽动民族分裂、使国家沦为殖民地的权利，如果属于认识问题，那容易解决；如果属于立场问题并顽固不化，那就确实会像张宏良教授所说的那样有可能滑向“左右合流”，甚至变成“带路党”了。大众民主网友指出，对于“公开提出左右合流的最革命来说，他们对外投降资本主义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对内投降国内的买办资产阶级；对外策应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对内和买办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西化派勾肩搭背，实现了‘最左’和最右的携手。这是赤裸裸的投降，也是货真价实的宋江，只不过他们是贼喊捉贼的宋江罢了。”[民声网，2011-12-23]
苏东剧变之后，其中一些国家至今还对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进行打击迫害，更不用说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如蒋介石在“4.12”政变中杀得革命群众血流成河；李承晚、朴正熙屠杀了四十万左派韩国人；苏哈托在印尼镇压了五十多万民主人士。“左右合流打倒共产党”，就要像右派那样把共产党作为共匪加以剿杀，对它的历史和现实的“罪行”加以清算，红二代就成了匪工代，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也成了匪军。这样玉石俱焚，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将受到打击、迫害、屠杀？！可见，认为可以利用资产阶级多党制打垮资产阶级，确实太书生气了。至于那些顽固坚持搞“左右合流”的货真价实的“带路党”，则应组织力量共讨之，以防止他们继续祸国殃民。
我们主张不放弃最后一点希望力争通过党内路线斗争和大众民主相结合的方式来挽救党，不赞成在当前搞盲动冒险的左倾机会主义，并不反对根据形势的需要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来解决问题。毫无疑问，在街头政治的冲突中发生反革命暴乱时，人民政权必须坚决平息；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行动受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武力镇压时，我们决不应当束手待毙。这些，无疑都是“救党保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以攻为守，以快打慢，切实保证把“颜色革命”消灭在萌芽状态，就是说，即使西化卖国集团制造大规模的突发事件、街头政治、宫廷政变，也能掌握主动，稳操胜券。这是从麻痹轻敌、以慢对快导致全军覆没的血淋淋教训中得出的结论，是万万不可再犯的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最可悲的错误，务必刻骨铭心，确保万无一失。这就要求我们抢在西化派搞乱中国、乱中夺权之前，给他们致命的打击。我们的战术原则，一是突出重点，以点带面。二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就是说，在组织一个战役时，要适当集中兵力、精力穷追猛打，务求全胜。三是在战斗中一般要把敌军最薄弱的环节作为突破口，打开后迅猛扩大战果。
对于为什么不赞成“反修倒党”、“左右合流”之类口号而主张坚持“24字方针”，前面已谈了一些看法，这里再把我们的具体想法跟大家交流从一下。
我们是从当前斗争的最低纲领角度，来确定“24字方针”的。这就是说，我们确定当前工作方针的依据，是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附庸资本主义性质，是现阶段任务所具有的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霸权主义、修正主义、附庸资本主义这“新三座大山”所带有的新民主主义色彩。举例来说，我们之所以把张宏良教授提出的“大众民主”这个概念吸纳进“24字方针”，就是在于毛主席在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述中，一直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文化，也是人民大众的文化。毛主席说：“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里所说的“大众”，便是“人民大众”的缩语。同时，这也有针对西化派以普世价值为指导推行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即实质上1％剥削、压迫99％的“精英民主”的。并且，毛主席所说的大民主，实质上就是人民大众的民主运动，是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管理国家和社会权力的运动。我们正是在这种特定意义上，赞成使用“大众民主”这一概念的。
我们是在以其之矛，攻其之盾的角度上使用一些概念的。举例来说，“共同富裕”这个概念虽然毛主席也使用过，但是近30多年作为改革的一个根本目标任务，讲得特别多。实际上，以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这种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改革，恰恰是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源。正因为这样，我们以毛主席的论断为武器，利用“共同富裕”的口号揭露、批判私有化造成两极分化的罪恶，便使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都受到沉重打击。毛主席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指出：“这些都是国民党自己宣布的纲领，也是国共两党的共同纲领。但是除了抗日这一点外，现在的国民党都不能实行，只有共产党和进步派才能实行。这些是已经普及于人民中的最简单的纲领，但是许多共产党员还不知利用它们作为动员民众孤立顽固派的武器。……根据这些纲领去做，我们是合法的，顽固派反对我们实行这些纲领，他们就是非法的了。”他还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说：“有许多本来是非法的斗争，也要采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才有胜利的可能。”老人家这些论述所强调的策略思想，在今天仍有指导意义，我们要切实掌握和贯彻。
我们是从基本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正本清源角度确定这一方针的。举例来说，把“抗美救国”即实质上的“反帝除奸”也就是把反对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和国内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首要任务，这实质上就是对阶级斗争是直接关系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生死存亡决定因素的肯定。换句话说，则是对于把四项基本原则降到服从地位，公开主张“不问姓社姓资”错误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否定。
我们是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角度确定这一方针的。不少同志知道，2009年初由我执笔，李振诚、韩西雅、南飞雁、李森等多位同志参与修改的《09建言》，提出了“反卖国、反腐败、反特权、反倒退”的口号，公开把反卖国放在了第一位。之后不久，我又针对西化派提出的在十八大之前进行“三年决战”，提出了“反帝除奸，救党保国”的口号，主张通过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对我国的殖民剥削、和平演变、军事威胁，保卫祖国的经济独立、领土完整、自主统一；主张通过以清除党内外的西化卖国集团为突破口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来挽救毛主席缔结的中国共产党。随之，我又接受韩德强、范景刚反映的一些战友的意见，把口号修改成“反帝反修反腐败，救党保国为人民”，即坚持反帝保国，反修救党，为人民抓好反腐斗争。今年初，大家都知道，经过多位同志讨论，确定修改成“抗美救国，转型备战；反腐除奸，整党救国；大众民主，共同富裕”。因为这里有两个“救国”，我想建议把第二个“救国”改成“正本”，但还未征求大家的意见。我介绍这些情况，是为了说明，有更好的修改意见，我们是一定会接受的。这是因为，只有坚持对的，改正错的，我们的革命才能胜利。
第六，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具体应当怎么看、怎么办？‘
不少战友提出：“你们的‘24字方针’是不是太抽象了，能不能拿出一些硬梆梆的管用招数来，使大家在具体工作和斗争中有抓手？”
现应这些战友的要求提出几点初步建议，仅供参考。
[一]要客观、冷静、辩证地认识当前的形势。首先，应如实承认在最近的“重庆事变”中，西方国家及其代理人西化卖国集团剿杀重庆模式的图谋，在某些方面已暂时得逞，使我们的事业受到一定的损失。其次，应清醒地预料到为阻止“红二代”接班，以保证“中美国”进一步演变成“中美共治”直至肢解中国，他们在十八大之前还会有新的更大的动作，例如把已确定的接班人废掉，等等。再次，应看到他们虽然在战术上一时占了上风，但在战略上却是一次惨败。这主要在于重庆模式被大多数人看作提供了一条既摆脱困境又能避免动乱的出路，剿杀它使西化卖国集团及其后台进一步赤裸裸地暴露出要西化、分化中国的丑恶嘴脸，从而使更多的人警醒过来。唯其如此，便会使人民群众得到一个30多年来最好的革命机遇期。
[二] 喊响和用好“决战2012，打垮卖国集团”的口号。当前，我们无疑必须继续进行反修反腐和维护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权利的斗争；进行反对转基因主粮商品化，对有关组织、部门和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斗争；进行既揭露恶性通货膨胀实质上是把经济危机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又揭露西化卖国集团把经济问题等等各种屎盆子全部扣在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头上，作为推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借口的阴险嘴脸的斗争；进行对30多年的改革工作进行大讨论和大总结，对改掉公有制、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失误进行揭露、剖析、追根的斗争，使卖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实质和危害得到进一步的暴露。但是，在年底之前必须把持续开展揭批、清除汉奸的斗争作为工作重点。对评出的全国十大汉奸及经济、政法、文化等各领域的汉奸，要通过多种方式、途径进行揭批，使其主要罪行及言论家喻户晓，让他们成为过街老鼠，一露面便人人喊打。对天则经济研究所之类西化卖国集团的据点，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汉奸比较多的单位，要作为重点集中力量进行坚决斗争。
[三]要把揭批和问责最大汉奸作为重中之重。擒贼先擒王，除奸尤其是这样。因为他是叶利钦式的人物，在西化卖国集团中不仅掌握的权力最大，卖国规模最大，在洋主子那里最得宠，而且当前在搞乱中国、浑水摸鱼方面最疯狂。应当通过批评建议、实行问责、依法控告等多种形式，要求他回答下列问题：
1、不顾宪法关于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明确规定，以改革为名推动私有和外资经济成了主体[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公开宣布，2008年的工业总产值，私有和外资经济已占71.7％]。在这种情况下你仍然大讲“要打破国企的垄断”，极力推动私企[实质上是外资]进入铁路等行业，进一步瓜分已所剩无几的国有企业：多年来一直公开大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30年不变，50年不变，永远不变”，并且推行土地自由流转，可见你实质上是把美国式的家庭农场当作了理想模式。如此公开、疯狂地进一步瓦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不是正如中国国资委说的那样，“违反宪法，涉嫌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2、在你的掌控下，中国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主要买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债券。多方面的事实证明，这些钱[全国平均每人约1.5万元人民币]相当部分已打水漂了。可在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后，你却说“相救如左右手”，以“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态度去挽救。因此，美国评选10名对美国经济贡献最大的人物，其中唯一的外国人就是你，这是为什么？
3、在今年两会上答记者问时你说：“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和切实的回应，而且我以为，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在回答“什么时候中国的老百姓才能够通过这种竞争性、直接性的选举选出他们的领导人”的问题时，你说群众“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我们应该按照这条道路鼓励群众大胆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使他们受到锻炼。我相信，中国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我们都知道，中东、北非近来的战乱，主要是在西方国家的鼓动、支持下搞西方式的多党制及直选总统，而你对这种民主是充分肯定的。对于在中国直接选举包括总统在内的领导人，你又说这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这难道不表明你主张的政治改革实质上是搞西方式的多党制和直选总统吗？
4、《网友投票》报道：“目前投票情况：参与人数 107982，肯定毛泽东的占80.53％，还不包括家无电脑的广大农民兄弟的民意。” 而据干部群众议论，你不仅几乎从来不肯定毛泽东思想，而且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8次到湖南、2次到湘潭，竟然连一次也不到韶山毛主席故居。再说，对于医疗、住房、教育的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大多数平民百姓是不满的，你却一味大讲在改革中要“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这样，怎么能让人民群众相信你是尊重民心民意、坚持人民民主而反对资本精英民主的？
5、你不仅一直违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大讲“停滞时期”、“封闭落后”、“崩溃边缘”对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2％[比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尤其是西方国家的速度快一倍以上]这一全世界公认的最高增速之一加以完全否定，而且通过由你的亲信掌控的人民日报于今年2月23日发表《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的文章，宣扬“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崩溃边缘，到南方谈话前的历史徘徊”[这实质上是认为“八九风波”及其之前整个国家都到了崩溃边缘，南方谈话前江泽民和党中央使历史发生了大倒退]；甚至通过你的部下及追随者在2006年的西山会议上大讲“共产党是非法组织”、“现在是以发展压改革”，在最近大造“现阶段是改革失落的十年”的舆论。这可不可以说是对党和共和国历史的歪曲和丑化？
6、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你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明明和主张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的新自由主义影响有关，你却根本回避，相反却说解决这些问题特别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是不是暗含着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上述问题的祸根的意思，暗含着把屎盆子扣到社会主义制度头上从而加以推翻的企图？
7、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美国推行转基因计划的目的之一，是“让落后人种[包括中国人]饿死、夭折病死或失去生育能力”。转基因作为一项科技是应当研究的，但是不能在其他国家都不搞的情况下，硬搞转基因主粮商品化，把人民群众当作试验用的小白鼠，更不能大量进口美国的转基因大豆。据多方面的信息，广西已出现青年人精子50％不合格，山西、吉林等地老鼠基本绝迹之类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仅对美国科学杂志主编说“我力主大力发展转基因工程”、公开宣布“转基因抗虫水稻、转基因玉米也已经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而且促进大量进口美国的转基因大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8、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改革要以坚持宪法为前提，要防止和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吴邦国委员长提出要坚持“五不搞”，并公开讲这是中央的决定，可是你却公开推行否定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私有化改革，公开推行否定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西化式政改。你公开提出改革的阻力是“封建残余”、“文革遗毒”，自然使人怀疑这含有对红二代中的优秀人才接班也包括江泽民同志在党内仍居高位不满之意，含有对重庆和全国的唱红打黑不满之意。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党的文件一直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要稳中求进”，前面所说的那篇人民日报文章却批评一些领导人陷入了“不稳定幻象”，“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这显然是指责党的领导人只关心政局稳定，为此竟然把问题传给十八大之后的新领导人。并且，你公开指责党的主要领导人“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这显然暗含着党的最高领导人误党误国，应由具有“大刀阔斧的魄力”者取代等等意思。这是否进一步证明，自认为具有“大刀阔斧的魄力”者想以最后的疯狂作拼死一博，以图搞乱政局，甚至力争夺取最高权力？
9、在你任职期间，多方面的资料显示，“三公消费”几年前便超过了9000多亿元；官员人数每年增加一百多万；每年新产生的犯罪分子达百万左右；物价一再突破公开承诺的底线；国务院部委高官接连腐败落马；毒奶粉、地沟油、因强拆导致的百姓自焚事件屡屡发生；汶川在有人预报却在有关部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发生特大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惨痛损失，事隔不久又在有关部门“近期不会有破坏性地震”的声浪中发生了玉树地震；基尼系数一路飙升，突破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贫富差距居于世界前列，等等。在大量客观事实面前，你根据什么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敢说自己“ 没有因为不负责任而造成任何一件事情上的失误”？
10、民间[包括网上]传说，你的儿子温云松是以英国汇丰银行为后台的平安保险公司的后台，有资产700多亿元，后来又变成特大型中央国有企业中国卫星通讯公司这一掌管北斗导航系统的极其重要企业的董事长；你的叔父温世珍在日本占领时期曾任天津伪市长，是个被人民政权处以死刑的大汉奸；你的夫人张培莉曾任中国珠宝协会副主席和中国唯一的上市珠宝企业北京戴梦得宝石集团的总裁。2011年9月，重庆百货大楼戴梦得专柜涉嫌出售赃物被举报，王立军决定立案侦查。办案人员发现重庆戴梦得境外走私珠宝与张培莉有关，随即向王立军汇报。2月1日，你的秘书给薄某某打电话，声称王立军有刑讯逼供嫌疑，要求王接受调查。薄某某随后与市长黄奇帆交换意见，决定王不再兼任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以副市长身份分管联系经济领域工作。2月3日，公安部派人在没有通知重庆市委和市政府的情况下将王立军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司机拘捕。当天王立军向薄某某汇报此事，薄某某表示不便干涉，让王立军配合公安部的调查。2月6日，王立军出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网上还说在文革中，你先干“造反派”——参加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注：就是这个“东方红”，文革中第一个冲击地质部、砸抢档案库、四次揪斗部长何长工、1967年元旦绑架殴打揪斗薄一波，首开冲击国家机关的记录，打响了全国冲击政府机关打砸抢狂潮的第一枪。你和季羡林参加的北大“井冈山”都属于当时北京最激进、最有名的两大“造反派”之一的“地派”。你如今反文革、闹改革有多来劲，当年闹文革就有多来劲，一切服从剧情的需要——影帝炉火纯青的精湛表演技艺哪儿来的？文革起就当变色龙两面派、几十年的见风使舵历炼出来的。面对这些民间传说，你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大讲“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这或明或暗地表示，所有上述民间传说都是“谣诼”即谣言、诽谤，而你虽然“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但也不感到痛苦，痛苦的是人民不理解你的独立人格、社会对你的不公。并且，你发誓“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就是说，人民群众这些议论都是屁话，你想怎么干还怎么干。更令人震惊的是，你竟敢表白：“为国家服务整整45年，我为国家、人民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心血和精力，没有谋过私利。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你如果真的没有谋过一丝一毫的私利，并且敢于面对人民，那为什么不敢公布自己家庭的财产？为什么不敢向人民讲清你陪同赵某某在“八九风波”中最后到天安门广场讲话时的感受和对这场风波的真实看法？为什么不敢向人民讲清美英等国多次给你最高奖赏的真实情况及深层原因？
[四]重庆在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时大讲“反对美帝国主义”。在去年“七一”又强调：“历史证明，无论满清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谈保家卫国都是软弱无力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铮铮铁骨、顶天立地，能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红歌会网 2012-3-22]。基辛格的秘密报告指出：“中国最可怕的就是新旧领导班子任其发展的重庆模式。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强调：“重庆市对美国的态度极不友善，该市因涉嫌销售假冒“绿色猪肉”事件关闭了13家沃尔玛超市。以如此常见的违规行为为由关闭一家超市的行为实属罕见。“同时要看到，在打黑反腐中，重庆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大揭发、大检举，结果80％以上的黑社会分子和涉黑的贪官污吏是群众举报的，重庆人说这是“打了一场人民战争”。重庆搞的考核政绩打分，官员之间其实都差不多，而关键是随机抽老百姓来进行评价，就是问老百姓对官员的看法。把这一套规范化、制度化，便使社会主义的大众民主建设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唱红打黑”的基础上，重庆采取切实措施解决两极分化问题，要使基尼系数在近年内由4.2降至3.5；解决公有制主体地位丧失问题，已使其比重提高18％左右，据说已占40％以上。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贺国强、周永康等，在当前的关键时刻不仅赞成“五不搞”，而且肯定和支持推广重庆模式，无疑是对西化派的沉重打击。尽管这种模式是一种探索，但它毕竟拉开了对广东模式拨乱反正的序幕，创出了坚持国家自主统一和红色文化、大众民主、共同富裕的基本经验，初步探索出一条既坚持“五不搞”又能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真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和我们的“24字方针”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群众赞成重庆模式，就决定我们务必要旗帜鲜明地继续宣扬和捍卫重庆模式。就决定宣扬和捍卫重庆模式是当前极其有利的斗争方式。
[五]要使更多的党员、干部和群众真正认识和掌握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的客观真理。实践反复证明，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把绝大多数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也只有这一革命的、正确的思想才能指引我们夺取胜利。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战无不胜的旗帜。因此，要通过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忆附庸资本主义的苦，思毛泽东时代的甜，使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人懂得阶级剥削和压迫，从而懂得革命，懂得社会主义，即真正提高阶级觉悟，自觉悟到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要通过学习小组、大讲堂、研究会等多种形式和方法，学习毛主席著作；要通过红歌队、纪念会、节假日、讲故事、传箴言等多种途径宣传毛泽东思想；要通过大辩论、大批判以及网络发文、复印材料、随时澄清等各种各样的办法，批驳妖魔化毛主席的各种谣言和谬论，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和正确，使更多的左派战友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共同战斗。
[六] 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区分真假共产党。要坚决反对笼统地主张打倒共产党的倾向，像魏巍同志指出的那样，打倒修正主义集团，拥护真共产党。他说：“我们要的是正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是真共产党；我们要打倒的是党内修正主义集团，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集团，是篡党夺权的叛徒，他们背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他们是假共产党，是腐败变质的假共产党。现在有一个问题，国内群体事件频发，突然事变来得急，预料不到，一旦发生，各种力量混杂在一起，到时不满的群众怒潮会使玉石俱焚，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因为群众认为现在的共产党不好，要打倒的是腐败卖国谋私的党，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党。所以我们现在要向群众宣传，把真假共产党分开，把真共产党假共产党这个口号喊出来，让群众有个概念，不然会玉石俱焚，匈牙利类似事件发生时，群众就会弄不清楚了。 ”
[七]全面、准确地讲清我们对文革的看法。从西化卖国集团的进攻中不难看出，肃清文革遗毒，族杀文革余孽，防止文革重演，正成为他们对毛左派实行法西斯专政，进行血腥镇压的最大旗号。因此，讲清我们对文革的态度是当务之急。对于文革，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在给大学生讲党课时说：“我认为他[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这可以理解为，毛主席的出发点是好的，实践也证明这一出发点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从理论到实践都不能全盘否定，只是方式方法有错误。这个评价，和毛主席关于文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评价，差别不是太大。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那一套，我们也是坚决反对的。西化卖国集团把重庆模式诬蔑为“文革复辟”，把真共产党诬蔑为文革余孽，恰恰暴露了他们最仇恨四项基本原则，最恐惧红色政权的豺狼本性和纸老虎本质，我们务必要对此进行最无情的揭露、最坚决的斗争。
[八]要牢记并践行毛主席“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论断。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必须树立革命民本主义观点。毛主席关于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合乎人民利益、得到群众拥护是衡量我们工作的最高标准；人民民主是我们避免陷入政权兴亡周期律的新路；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论断，实质上是提出并要求我们坚持革命民本主义观。这种革命民本主义，指的是不同于历史上的民本主义的属于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和阶段的民本主义。概括地说，就是要坚持民有、民生、民主、民力、民族。民有，在现阶段就要恢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民生，就是要真正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和政府的根本宗旨；民主，最基本的就是要推进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的精英民主；民力，就是真正把人民作为创造历史的动力；民族，指的是坚持毛主席所论述的革命民族主义，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实践已经证明并将会进一步证明，只有坚持革命民本主义，才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战胜西化派以及补课派，为复兴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坚持革命民本主义，必须通过迅猛掀起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澄清大是大非；摸准多数群众的思想脉搏，采取最有利的办法和措施；骨干分子要以自己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实际行动感动和带领人民群众；提出一些有利于动员群众的口号，例如：“采取真正管用的办法反腐败，三年内让群众看到明显的成果”、“坚决反对分配不公，尽快使人民群众的收入有大幅度提高”、“打倒不法开发商，确保人人有住房”，等等。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必须切实加强左派内部的团结尤其是军民团结；必须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一个政权，不怕有人反对，就怕没人支持。真正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红色江山就是铁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