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思潮的理论基础及其喻示的政治动向 [复制链接]

新左派思潮的理论基础及其喻示的政治动向


现在理论界有两种时髦思潮，都是西方学术界舶来的：


其一，是对马克思的“再发现”，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提供了对目前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一种辩护。托马斯·弗里德曼、马丁·沃尔夫这些鼓吹和赞美全球化的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记者反倒比今天所谓的“左派”——形形色色的凯恩斯主义者、干涉主义者、福利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们更千百倍地接近马克思原版思想，正如辩证唯物主义者对马基雅维利和李宗吾的理解和尊重远甚于孔子和基督一样。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有《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这本书创造的“马克思的复仇”这一短语已经在国内马克思研究界成为行话。这本书集中传达的要旨事实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种历史合理性的辩护。CCP肯定是非常欢迎这本书在大陆的翻译出版的。

与之类似但论述角度略有区别的一本书是最近香港科大和中大的郎咸平、杨瑞辉教授合著的《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这本书明面上是表达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高度赞赏与肯定，最后落实在二人的如下论点上：为社会公平和法治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是现代市场经济良好运转的基石。这是全书主旨，基本与郎咸平2005清华演讲传递的思想无异，只是更理论化、更精炼、表述上更成熟了。私以为，这恰是欧美列强国内治理（流行语叫“创新社会管理”）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基本是英国工党的思想核心。

上面两种理论思潮综合起来，在政策实践上就提出了一个以马克思之名而实行的完整的资产阶级国家纲领，概括说就是：补资本主义课+继续主动参与全球化+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和社会结构革命（法治、现代工业谈判体制，等等）。


其二，是国内新左派思想的理论基础，立足点是中国崛起，重点放在中西两种社会结构、模式、制度差异的历史源流比较上。汪晖、韩毓海、黄纪苏、王绍光、杨松林（邋遢道人），包括李零、张木生他们的观点和主张，都是来自这一理论基础。他们的西方前辈有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冈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乔万尼·阿里吉（《漫长的20世纪》、《亚当·斯密在北京》）等等。其理论要点，如果同样概括为一个精炼短语，那就是同为他们这一派代表人物的香港岭南大学学者许宝强一本书的名字——反市场的资本主义。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两个概念，中国古代社会历来是市场经济，不存在改开以后才开始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中国近代的落后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萌芽被掐断的问题，而是由于美洲白银的发现等一系列世界历史性的地缘结构变化而丧失了货币主导权的问题。因此他们关注的重点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而是民族国家的主权之争。他们最关心的理论课题自然就是：民族国家、第三世界、地缘政治学、全球史、战略金融，等等。他们在国内代表性的著作有《五百年来谁著史》、《人间正道》等等。李零和张木生的书也与此接近。张木生，不论他背后真实潜藏的政治动机为何，至少其立论基础——其力图把人们视线转移到的方向——是西方的霸权。这就是他们那一伙在书里一再说的所谓“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软道理”服从“硬道理”。在他们看来，所谓小道理、软道理，就是中国内部的社会矛盾问题；而大道理、硬道理，则是西方发达集团的国际霸权及其创设的不公平政治经济秩序。可以看出，这种认识正是今天乌有之乡的主导思想，也恰恰是苏拉密的反面。

需要指出的是，把这些人放到一起，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分歧。比如韩毓海，思想就比较复杂。他对毛泽东社会主义道路的感情和背离这条路线的痛惜远高过其他人。可能是出于现实妥协的需要，也有可能是学术研究固有的路径依赖，故另方面在《五百年来谁著史》这类著作里不可避免又表现出一种张木生似的主流的“国士”态度。这是知识分子没有其它道路可走的必然。我把他们打包在一块儿，更多是他们立论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的天然亲缘性，不意味他们是学术同盟，更不意味着政治同盟。汪晖、王绍光、许宝强这些人是书生，与刘源、张木生不可等同看待。正如国士张木生借书生李零说事，同一理也。


2012/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