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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草发表于2004年6月的从张钦礼经历论述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和文化革命的文章 [复制链接]

靳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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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02-14 15:41 |只看楼主
一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好教材——对有关张钦礼同志冤案几个问题的思考与评论    

                     金     草   2004年6月26日     

一、可以确认的关于张钦礼同志冤案的几个基本事实
二、对张钦礼同志冤案的几点结论和看法。
三、鲜明的路线对立，尖锐的阶级矛盾
四、关于张钦礼同志的所谓“咬群”
五、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群众组织
六、关于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
七、认真学习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真研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共产主义战士们联合起来，团结组织自己的阶级队伍，向资产阶级展开进攻

    兰考人民沉痛悼念张钦礼同志的隆重盛况，震动了中原大地，也震动了新时代的神经——互联网。为此，网上贴出了几篇文章，有邵井延的《张钦礼魂归故里――送行散记》、一丁的《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以及新华社老记者陈健的《为张钦礼所做的申诉——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 钟言人的《焦裕禄逝世四十年的沉思》、尼而言的《兰考张钦礼葬礼的思考》，代表了当前中国社会上不同阶级、不同派别对这一重大事件的反应。这些文章，面对一个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无辜地惨遭接连不断迫害的革命老人，有的是情真意笃的不平呐喊，也有的是幸灾乐祸天良难觅的恶毒污蔑，既有振人心弦的钟鼓之鸣，也有错乱刺耳的瓦釜之音。并未远逝的历史与眼前的纷纭现实交织在一起。历史嬗变中沉重的这一页并没有掀过去。人们不能不一次又一次地追问：这到底是因为什么？为此，笔者根据自己的思考和理解，试作以下一些回答。

可以确认的关于张钦礼同志冤案的几个基本事实

    这几篇文章的作者立场、观点、方法迥异，思想、感情、结论不同。陈健与尼而言的文章依然被框架在《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里，钟言人更是资本主义复辟派的一派极端荒唐的胡言乱语。虽然如此，从他们的文章中，我们仍可以确认这样一些基本事实：
    1、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张钦礼为了反对把写了揭发腐败变质干部大字报的干部群众打成“右派”，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与当时来兰考领导反右的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激烈争辩而受到打击，被“降级处分”、“内部控制使用”。
    2、在随后的大跃进中，张钦礼作为一个刚刚被“降级处分”、“内部控制使用”的干部，为抵制河南省委的“五风”，公开指名道姓地批评既是省委第一书记又是自己父亲老战友的吴芝圃，结果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降了三级，送农村劳动改造。
    3、在1960年底，三年中受到两次无辜打击的张钦礼，又以极大的胆识，冒着危险进京向党中央反映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置毛主席的多次批评于不顾、实行“左倾”蛮干、高估产高征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造成大量群众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被总理称为“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
    4、张钦礼1954年就担任了兰考的县长，他一贯“深入群众与百姓同甘苦”，在焦裕禄调到兰考任县委书记前，他的“先进事迹己在兰考广为流传”，在群众中就有一定威信，“在人民中有好的口碑”，“和百姓有密切联系”，和兰考人民心连心；焦裕禄当班长时，张钦礼是分工抓除三害（风沙、盐碱、内涝）的副书记，焦裕禄的事迹也“有张钦礼的汗水在里边”，张钦礼就是“多次亲自查风沙看洪水的”。他1962年平反回到兰考，把三年劳改中补发的一千二百六十四元工资，全部捐给县救灾办公室。
    5、在1962年底，焦裕禄调到兰考任县委书记后，张钦礼全力支持焦裕禄的工作，为贯彻党的路线、改变兰考的落后面貌一起努力奋斗，成为无可争辩的焦裕禄同志的亲密战友。在焦裕禄逝世后，张钦礼大力宣传焦裕禄同志的革命事迹和精神。“焦裕禄的素材大部分来自张钦礼”，没有张钦礼，“焦裕禄这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一创造了无法估量的精神财富的党的优秀儿子，就会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张钦礼当时为在全党全国树立宣传学习《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6、在文革前的四清中，在文革中，在有人图谋否定抹黑焦裕禄这面红旗时，张钦礼和人民群众一起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又多次遭受迫害，其中在1967年被打成反革命关入狱中，耳朵被打聋，牙被打掉，手被打残，腰被打伤，百般残害，惨不忍睹；在监狱里一百六十八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这一次又被周恩来总理得知后解救出来。张钦礼平反回县后，带领人民群众继续实施焦裕禄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规划，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继续为改变兰考的落后面貌奋斗。
    7、文革结束后，在所谓“揭批查四人帮”中，因为拒绝省委第一书记戴苏理压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张钦礼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又一次被逮捕，张钦礼是在治黄淤灌的工地上被捕的，当时逮捕的罪名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指的是为将二十二万亩盐碱地改造成良田而引黄河水淤灌；张钦礼判刑的“前提和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指的是与秦一飞、周化民的思想对立），完全是不值得一驳的诬陷不实之词；刑满释放证上写着：“张犯因文化革命煽动罪”被判刑。“煽动”指的是张钦礼焦裕禄共同树立的“四杆旗（村）”的干部群众到县委造了秦一飞、周化民的反，支持了张钦礼。这一次张钦礼被以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判处十三年徒刑。
    8、张钦礼同志以年近半百之身，在许多次惨遭迫害后，又身陷囹圄，又一次惨遭法西斯酷刑，拳打脚踢，砸镣带拷，打掉门牙，“砸上十八斤的死刑脚镣，还故意往脚脖子上砸，一锤下去，砸掉一块肉耷拉下来。”他满腔怒火，决不下跪！出狱后，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坚持斗争，还继续教育孩子们要按着毛主席的教导做人。

    二、关于张钦礼同志冤案的几点结论和看法。
    根据以上确认的张钦礼同志一生中基本经历的事实，笔者提出以下几点结论和看法：    
    1、张钦礼是一个一贯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忠诚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忠诚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党的优秀干部的代表。张钦礼完全可以与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相媲美，他完全无愧于焦裕禄同志亲密战友的称号！而且由于他的经历更曲折、考验更丰富、贡献更卓著，形象更高大。
    张钦礼，作为党的一个县级领导干部，与其他千千万万的高中级干部相比，不贪图已有的地位和利益，始终保持了旺盛饱满的革命斗志，战斗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第一线，为了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不管什么样的打击、挫折和迫害，都不能使他有丝毫的改变与动摇。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雨中，张钦礼受到各种严重迫害达七次之多，每一次之后，他都没有妥协，没有消沉，而是继续战斗。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张钦礼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共产党员！
    在当前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为了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学习张钦礼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更加重要和特殊的意义。
    为实现共产主义宏伟目标而奋斗的过程，将始终是一个充满了极为尖锐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的过程，每一个立志为解放全人类、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都必须向张钦礼同志那样，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经受长期的曲折磨难的锻炼和考验，克服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资产阶级做坚决的彻底的殊死的斗争。
    2、公道自在人心。历史最终是由人民写的。1921年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八十多年壮烈辉煌的实践，1949年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1966-1976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已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种子深深地撒播在十三亿人民心中。真理种子的生命是永存的。已经播在大地上的种子是一定要发芽、生根、开花结果的。十数万兰考人民自发隆重悼念张钦礼同志，就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怀念，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对张钦礼同志所忠诚奉献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怀念。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壮观场面，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切。
    3、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与随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一直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攻击诋毁毛泽东时代的“重型炮弹”。他们利用当时的一些表面现象，掺和进大量谎言，进行蛊惑人心的歪曲和煽动，向无产阶级、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根据前述来自各方面的资料和证据，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是什么人借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之机打击迫害真心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干部群众？反右斗争中出现的冤案能够加到反右斗争本身和毛泽东头上吗？是什么人在大跃进中狂吹“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不顾人民死活而又百般掩盖自己的罪行？能够把“五风”和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加到大跃进本身和毛泽东头上吗？是什么人一心想当官做老爷、反对学习焦裕禄？是什么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保自己而残酷迫害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能够把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加到文化大革命本身和毛泽东头上吗？张钦礼与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秦一飞、周化民的矛盾斗争是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还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假的就是假的，伪装与假象是不能持久的。如果说，在当时，围绕着张钦礼冤案的这些大是大非问题在某些人思想上还难以分清的话，那么，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使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得这些问题的答案昭然若揭。
    4、网文《焦裕禄逝世四十年的沉思》的作者钟言人，自以为掌握了“邓小平理论”，而又能娴熟地“与时俱进”；他无法否认焦裕禄作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和县委书记的真实事迹以及六十年代宣传学习焦裕禄的巨大意义，他也无法否认“焦裕禄的事迹，知情人知道这里是有张钦礼的汗水在里边的”、“张钦礼的介绍成全了这篇大通讯（指穆青等写的新华社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一焦裕禄》）”、“张钦礼就是多次亲自查风沙看洪水的且在人民中有好的口碑”、“张钦礼......和百姓有密切联系”、“人们知道张比知道焦的还多”、“如果是有民主的话，从兰考几万党员中先选出党代表，然后开代表会选出县委书记和副书记，这个张钦礼也许早就是兰考的正书记了”；但是，他又喋喋不休地污蔑张钦礼宣传学习焦裕禄为“说谎”，攻击穆青等人宣传焦裕禄的通讯“严重失真”，据他列举的“失真”有七处之多，污蔑张钦礼靠“说谎”把自己“打扮成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总怀才不遇”，“一直想当一把手”，“实现权力欲”，等等。
    他所谓七处“失真”是些什么东西呢？稍微有些识别分析能力的都可以看出，没有一条是影响焦裕禄事迹和形象的关节之处。如，“焦裕禄半夜敲门和张钦礼谈心”，这是县委班子里书记和副书记两个人之间的事，他凭什么能证明此情节“不存在”呢？钟言文按照反动统治阶级诬蔑攻击革命战士的陈词烂调说张钦礼宣传焦裕禄是为了实现“想当一把手”的“权力欲”，那么，张钦礼在反右斗争中与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据理争辩、在大跃进中指名道姓的批评时任省委第一书记而且又曾是父亲老战友的吴芝圃、一直到面临大祸临头的牢狱之灾仍然拒绝省委第一书记戴苏理要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都是为了“实现权力欲”吗？
    实际上，这个钟言人才是有恃无恐、满口放肆的说谎。他借1980年兰考县委书记之口，说什么实行邓小平”联产承包”“只一两年就解决了讨饭问题”。这位与兰考县有着四十年的联系、一大把年龄的钟言文是真的不知道千百年来一直危害着兰考的“风沙、盐碱、内涝”等灾害是竟能在“一两年”就可以消除的吗？他一笔勾销兰考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和焦裕禄精神的感召下花费几十年的血汗改天换地的成就，而归于“一两年的联产承包”，这是极端的无知呢，还是极端的无耻呢？他胡说什么“焦裕禄精神的实质是放弃一党一派的私利”，把学习焦裕禄说成是“造神”；他不得不承认现在已经找不到焦裕禄那样的干部了，“如果以焦裕禄的标准要求今天的领导，可以说是一种空想”，但又绝口不提改革开放和资本主义复辟是造成干部队伍极为严重腐化变质的原因，竟然异想天开地指望在这种现实产生的所谓“民主政治制度”（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会由选民选出“新的焦裕禄”！这么一个钟言人，习惯了二十多年资产阶级专政下无人争辩、无人反驳的胡说八道，臆测妄断，满口荒唐，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酸臭味弥漫于字里行间。
    新华社老记者陈健同志秉笔直书，为张钦礼同志鸣冤，披露了大量珍贵的历史事实资料，是值得肯定的。但他的的思想依然框架在《决议》里。把张钦礼同志在文革结束后又一次受到的迫害归结为“派性”，把他在文革中、文革前以至文革后几十年所受到的迫害都归结到“极左路线”，把焦裕禄和张钦礼表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说成是“人道主义精神”，是十分错误的。文革结束后，对张钦礼及广大干部群众的镇压是统治者的政治行为，是阶级斗争，哪里是什么派性？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秦一飞、周化民等人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推行的是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路线，在改革开放后则是彻头彻尾的极右路线，何“左”之有？陈健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几十年的老记者，总是回避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科学方法去认识分析张钦礼同志冤案一类的社会问题，就无法揭露事物的本质，无法准确解释全部社会现象，也就根本不可能找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正确道路。因此，他自己也就不得不无奈地哀叹：“张钦礼也许永远翻不了案，因为堆积在他上空的阴霆太浓重。”

    三、鲜明的路线对立，尖锐的阶级矛盾
    张钦礼同志在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曲折经历，真实地典型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发生在党内的尖锐、激烈、复杂、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让我们再具体地看一看这些矛盾的发生和经过。
    1957年，兰考200多名干部群众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大鸣大放大字报揭发腐化堕落分子孙跃堂，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却为了包庇孙跃堂竟然把这200多名干部群众全部打成右派，而孙跃堂竟被调往另一个县升任副书记。张钦礼坚持事实真相、摆事实讲道理、据理力争，结果自己也受到迫害，被“降级处分”、“内部控制使用”。
    大跃进中，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置毛主席的多次批评于不顾，实行“左倾”蛮干、高估产、高征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造成大量群众生活极端困难，张钦礼不因为自己已经受到迫害正在“控制使用”，也不因为吴芝圃曾是自己父亲的老战友，冲破吴芝圃等人制造的白色恐怖，冒着危险进京向党中央反映情况。
    吴芝圃造成河南人民巨大生命财产损失，这边被停职检查反省，那边又被任命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张钦礼在北京告状成功受到周恩来总理表扬，省、地、县的某些领导人一方面“震惊”，另一方面又“保持沉默”，时任县委第一书记的王某不去认真纠正吴芝圃的错误，反而把矛头对着大多数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张钦礼进京告状成功，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给他平了反，而那个县委第一书记王某在上面一些人的支持下却要给“留个尾巴、不全平”，结果还是接任的焦裕禄“极为愤慨，宣布彻底为张钦礼平反，并为此发了红头文件”。
    1962年张钦礼平反后“把三年劳改中补发的一千二百六十四元工资，全部捐给县救灾办公室”；焦裕禄来兰考和张钦礼一起，抓阶级斗争，纠正“左倾”错误，紧紧团结依靠兰考人民，为克服暂时困难、改变落后面貌而拼死奋斗，焦裕禄多次昏倒在风里雨里、为了怕增加群众负担，走了一天，忍受着肝部疼痛，不肯在群众家吃顿派饭；而那个县委第一书记王某却是“不顾群众的死活”，“命令村干部为他划出一块自留地，打的粮食，养的鸡鸭，送到他家”；县委里还有一个副书记，竟贪污正在饥饿的群众的粮票，却还能被委任主持县委工作，而他在主持工作后不顾广大群众正在困难中苦度，和其他县领导躲进县医院小病大养吃小灶。    
    焦裕禄以身殉职，树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县委书记的优秀榜样，张钦礼以热烈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无私地竭尽全力地进行宣传，而当时地委、县委的其他一些领导人秦一飞、周化民却是全力阻碍、淡化和污蔑，说什么“张钦礼宣传焦裕禄给兰考捅了个大窟窿”，“焦裕禄是张铁礼捏造的一个假典型”，“张钦礼介绍宣传焦裕禄是政治扒手”并铅印宣传品发至全国，秦、周还到处说“焦裕禄的精神没有变物质”， “早知道采访焦裕禄的周原是个摘帽右派，当初就该把他轰出兰考。”“党领导兰考近二十年都没有改变面貌，焦裕禄来了就改变了？他比党的本事还大？通讯中说焦裕禄讲了这，说了那，兰考是县委领导还是他一个人领导？”秦一飞在大会上说：“焦裕禄来兰考一年多，是条龙能吸多少水？还什么典范、榜样，他干出了啥？是啥典型？叫外人来兰考看什么？看兰考人穷得俩人穿一条裤子。”
    兰考“四清”时，这两个人一心要整张钦礼，抓不住什么把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借乱中浑水，先下手为强，给张钦礼加上“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五七年漏网右派”的帽子，横加迫害。
    兰考县以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杆旗（村）为主的干部和群众，知道张钦礼十七年中屡遭迫害，现在又因为宣传焦裕禄而遭受迫害，于是，他们来到县委，造了秦一飞、周化民的反，支持了张钦礼，并在张钦礼的支持下，成立了“保卫焦裕禄司令部”，要“捍卫焦裕禄精神，继承焦裕禄未竟的事业。”然而，另一边，秦一飞、周化民为了蒙蔽群众保自己，成立了“卫东林司令部”，因为他二人大权在握，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加上开封军分区受地委领导，介入文化大革命后在兰考一直支持秦一飞、周化民和“卫东林司令部”，张钦礼虽有群众支持，也难逃厄运。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张钦礼被游斗了一百多次后，连同县委七名常委、十个公社党委书记、四杆旗（村）的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全部投入监狱；全县六千多名党员中有四千名被开除党籍，农村被开除党籍的党员大都在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先进基层组织中。他们几乎把焦裕禄纪念馆砸毁，把馆内全国捐赠的几万册书籍和宣传焦裕禄事迹的资料付之一炬，焦裕禄墓前碑文涂抹得看不请字文，新华社记者的通讯被列为禁书；除三害工地上的一切设备也都被砸烂。把焦裕禄生前调整好的能带领群众除三害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培植的一切积极力量一网打尽。张钦礼在狱中，耳朵被打聋，牙被打掉，手被打残，腰被打伤。有时把他拉出去游斗，两手朝后捆绑，从卡车上猛推下来，摔得鼻青脸肿，满身流血。他们用一条凉席，把他卷住捆起来，头朝下倒竖在地上，然后猛地倒下，反复多次，惨不忍睹。张钦礼在监狱里一百六十八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兰考有位老贫农跑到北京天安门前长跪不起，为张钦礼喊冤，惊动了中南海，周总理又一次解救了张钦礼 。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所谓清查“四人帮”时，张钦礼又一次惨遭迫害，这一次和他同遭迫害的有四千多人，其中一百二十人判刑，其余或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或降级下放，或兼而有之。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杆旗（村）的四名党支部书记三人被迫害至死，一人闻讯逃跑，在外受尽千辛万苦流浪了四年，捡了一条命。张钦礼提拔的被一致公认与他和焦裕禄有着同样立场品格和能力、为改变兰考和柘城面貌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卓兴隆，虽然调出兰考许多年，也未能幸免于难，惨遭迫害而死。
     建国后五十多年一直在河南采访、对兰考了如指掌的陈健惊讶地发现，兰考文化大革命后受到打击和迫害的“和兰考文化大革命开始第一次把张钦礼投入监狱所涉及的人员姓名、数量，几乎相同相等，等于说，斗争了八年，又回到了当初。不过斗争双方的命运却有了天壤之别。如果更精确计算，应该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斗争了二十多年，同样的原班人马、对立的双方，一方的人却步步高升”。他悟出了：“兰考的文化大革命不是这派和那派之间的派性斗争，而是十七年斗争的继续。”
    人们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到，这几十年在兰考工作过的领导干部中，张钦礼、焦裕禄、孙跃堂、秦一飞、周化民、曾做过第一书记的王某、副书记刘某，这些人职务差不多，虽然都是在一个党中央的领导下，都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走过来，都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有的无私奉献，有的特权自私；有的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鱼水血肉般联系，有的漠视脱离甚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艰苦奋斗，有的贪图享受；有的实事求是，有的唯心片面；有的坚持真理，有的实用跟风；有的坚持革命，有的蜕化变质；等等。他们虽然都在一个班子里，但价值观、世界观、立场、思想、作风迥然不同。而且，他们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又都有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现已知道，在省委里，刘建勋、纪登奎是支持张钦礼、焦裕禄的，而刘建勋、纪登奎又是毛泽东、周恩来信任的；而与张钦礼、焦裕禄相对立的秦一飞、周化民、王某、刘某、孙跃堂则是由省委里的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这些人支持着，而在中央是谁在支持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这些人呢？邓小平纵然再有韬光养晦、变戏法、耍花枪的本领，最后还是原形毕露，原来是他在支持着这些人。
    陈健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凡是在极左路线、特别是大跃进中像疯子一样的干部，在三年困难饥饿年代，大都持消极态度，甚至于放弃领导，兰考如此，全省亦然。”这是他根据自己的大量观察得出的结论。那么，为什么同一批人会有这样大的反差呢？再深入一步调查和思考，问题的本质就暴露出来了，大跃进中狂吹“五风”与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人民生命财产巨大损失的“人祸”原因也就明明白白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了。可惜陈健没有深入下去。因为再深入下去，他就不能自圆其说。因为，他按照《决议》的框子，是把这所有问题都用“极左路线”解释的，而他发现的那些人的“消极态度”、“放弃领导”，显然是与“极左”挂不上勾的。如果他能够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科学方法分析，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出：不仅在兰考，在河南，即使在全中国、全世界，都是如此。凡是在革命的高潮中头脑发昏、忘乎所以、丧失基本常识的人，在革命低潮时，基本上都是一蹶不振的取消派、妥协派甚至叛徒。“左”是右的影子，根源是一个，就是因为这些人站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患得患失，他们心中没有人民的利益，也就不可能对人民事业有强烈的责任心，不可能吃苦在先、深入群众，不可能具有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不可能深入调查研究，就必然头重脚轻、嘴尖皮厚、左右摇摆、实用跟风，严重的还可能搞些阴谋破坏和捣乱。相比之下，张钦礼、焦裕禄在工作中就完全是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立场和态度。他们在当时不仅不跟着刮“五风”，不仅不对人民群众的困难“持消极态度，甚至于放弃领导”，而是与广大最基层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不顾个人安危，坚决与那些现象做斗争。如果是张钦礼、焦裕禄当时在兰考或河南省主持工作，人民生命财产怎么会受到那样的损失呢？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必然是截然不同的路线、思想和作风，也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
    确凿的证据十分清楚地表明，文革前到文革开始这一段时间，发生在河南省兰考县的事情是怎样紧密的联系的。从整风反右，到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到社教四清，到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文革后的“清查四人帮”、改革开放，围绕着张钦礼同志的冤案发生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斗争是偶然的吗？发生在兰考、发生在河南、发生在全国的那几十年一幕幕变幻诡谲的风云、起落叠宕的潮汐，不是什么个人恩怨，不是什么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也不是所谓“派性”，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出现在领导集团内部的斗争是这种斗争的集中反映。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包括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上到下，极为激烈，一直你死我活，十分泾渭分明。    

    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是要有一个过程的。这不仅是因为处于运动发展变化的事物从量变到质变、从表象到本质的暴露要有一个过程，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也要有一个不断由量变到质变、不断确认、比较、深化的过程。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内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认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通过对张钦礼同志冤案的剖析和归纳，通过对建国后几十年发生在兰考县和河南省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认识，那么，对发生在更广阔背景范围内的斗争，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清晰的脉络了。
    实际上，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前，中国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就已经开始形成了。这个党内资产阶级的主要成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同路人，他们或是出于民族主义的爱国之心、或是出于对三座大山压迫的反抗、或是到共产党里谋寻个人出路，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在建国前血与火的激烈阶级斗争中，在党的教育下，他们没有实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彻底转变，没有在实践中学懂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没有下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新中国建立以后，他们就想到站下车，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们是十分抵触的。至于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内奸、工贼等一类阶级异己分子，则是不言而喻地成为党内资产阶级的另一组成部分。
    这个势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就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鼓吹“剥削有功”；在党的八大上，他们又力图把党扭上抹杀阶级斗争、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的道路；力图把中国引向一个由他们这帮新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这个势力的影响、煽动、纵容、包庇，虽然建国以后几年间，毛泽东领导开展了几次党内斗争，但党内蜕化变质现象一直严重滋生和发展。
    因此，在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泽东主席领导下，采用依靠人民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形式，帮助党纠正那些蜕化变质现象，解决党内的矛盾和党与人民的矛盾。但是，一些对社会主义改造不满和仇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趁机向党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反击它们的进攻，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反击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产生并形成的党内资产阶级却利用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击，打击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和真心帮助党整风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当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人民高举三面红旗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这个党内资产阶级又趁机刮起了十分险恶的“五风”，严重脱离人民群众，无视人民死活，造成人民生命财产巨大损失，成为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毛主席、党中央严肃处理“信阳事件”一类问题时，他们一方面包庇罪责重大的一些地区负责人，另一方面又打击一大片干部；在这段困难时期，党内资产阶级就曾企图趁机兴风作浪向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但未能得逞。
    善于调查研究、明察秋毫的大师毛泽东，始终紧密地观察着这一切，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利器，领导党和人民一步一步地开展着斗争。在这几年的斗争实践中，也包括在国际上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实践中，他认识到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内的、革命的主要危险就是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气概，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领导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运动，并且为了防止党内资产阶级再次转移斗争大方向，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开展了对党内资产阶级借以兴风作浪和掩护保护自己的旧文化的批判。这些运动又一次受到党内资产阶级以“左”的和右的形式的干扰。
    在这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愈来愈激烈的严峻关头，毛泽东在这个斗争实践中科学总结出来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完成了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他采用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形式，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党内资产阶级展开殊死搏斗，展开总进攻。十三卷毛泽东建国后文稿清晰地记录展现了这个科学总结的线索、过程和结论。
    在文革初期，当党内资产阶级又想如法炮制，转移斗争大方向时，便很快被毛泽东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广大革命人民识破和粉碎。他们很快无力招架，被革命的洪流冲垮了。                
    但是，党内资产阶级依然有力量。他们的力量不仅在于已经篡夺的那一部分党政权力，还有他们在包括军队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多种影响，还包括社会上虽然已经遭到痛击但依然顽固而广泛存在人们头脑中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影响，还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下长时期允许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还包括国外的资本主义势力，等等。因此，又有了一月革命后的“二月逆流”以及较长时间的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和武斗。当粉碎了他们一系列反扑和捣乱，红色革命政权普遍建立起来以后，他们的残存势力则采用了“装死躺下、隐蔽等待、两面逢迎、以求一逞”的策略。在毛泽东晚年病重时，他们就曾迫不及待地动手。在毛泽东去世后，这场蓄满势、拉满弓的反攻倒算就分秒必争地打响了。发生在河南省，发生在兰考县，发生在张钦礼身上的，便是发生在整个中国的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的一幕。
    毛泽东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文革前十七年的阶级斗争是旧中国阶级斗争的继续，改革开放后的资本主义复辟又正是文革前与文革中阶级斗争的继续。
    历史和现实不就是这样确凿无误的摆着吗？资产阶级一直是自觉地紧紧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它们虽然放出了很多欺骗的烟雾，或者是只做不说，但它们紧紧地抓住这条纲，年年、月月、日日，无时无刻不在绞尽脑汁，采用文的武的、明的暗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各种一切形式，向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攻。我们怎么能回避得了吗？眼下，党政腐败变质、企业破产倒闭、黄毒赌泛滥、三农危机、教育危机、卫生危机、环境生态资源危机，大规模私有化，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几亿农民一步一步滑向生存危机的深渊，不就是这几十年进攻的结果吗？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不是剥削压迫阶级向被剥削压迫阶级斗，就是被剥削压迫阶级向剥削压迫阶级斗。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张钦礼同志的曲折经历是印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极好教材。这个教材好就好在，它通过一个人的经历和命运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一直到目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全过程，清清楚楚地反映出来了。

    四、关于张钦礼同志的所谓“咬群”
    钟言人在《焦裕禄逝世四十周年的沉思》文章中，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对张钦礼、焦裕禄、穆青极尽歪曲、污蔑、攻击之能事。他无法否认张钦礼长期受到的无辜迫害，但他饶着弯子地为迫害者打掩护、作欺骗。他说张钦礼“一直没有被上级认可”（笔者注：这又是钟言文的谎言，周恩来总理亲自解救了张钦礼三次，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也曾支持过张钦礼，他因而曾担任过兰考县的革委会主任、县委书记、开封地委书记，这怎么不算“认可”呢？钟言文心目中的“上级”是谁呢？）的原因，是因为“他咬群”。这实在是画龙点睛的传神之笔。这可是真的让这位钟言文说准了一次。
    “咬群”，是中国民间语言中常用的一个俚语，意指不与人合作、爱内讧和窝里斗，历来是作为贬义语使用的。
    请问，张钦礼同志在与焦裕禄共事中，他“咬群”了吗？他把与焦裕禄共同出力流汗奋斗的工作都让在了焦裕禄身上。当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戴苏理以高压逼着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时，他“咬群”了吗？他冒着牢狱之灾，也要坚持事实真相而不去即使敷衍一下。当然，他也确实“咬”了一些人，如极为狠毒地要把200多干部群众全部打成“右派”的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反对宣传学习焦裕禄的地委社教团和县委负责人秦一飞、周化民，等。那么，被张钦礼所谓“咬”的这些人就不“咬群”吗？反右时，兰考县不到1000名脱产干部就被赵文甫“咬”出了366个“右派”；文革中的一九六七年一次就被秦一飞、周化民这些人把县委七名常委、十个公社党委书记、四杆旗（村）的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全部“咬”进监狱，全县六千多名党员中四千名被“咬”掉党籍。这难道不算“咬”吗？看来，关键在于什么人“咬”，“咬”什么人。
    在钟言文看来，你张钦礼作为县委领导班子里的一个主要成员，你只要不“咬群”，也就是说，你只要事事首先为你所在的“班子”的利益着想，有了什么矛盾出了什么事的护着大家，俚语就是“护局子”，别跟大家过不去，别当那个什么事都顶真的“楞头青”，你好我也好，遇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难得糊涂，就象现在从上到下的领导班子里普遍流行的大家心照不宣的那样，人家不就都投你的票了吗？例如就象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要把那些人打成右派，关你什么事，你不吭声不就没事了吗？人家还会整你吗？作为实用主义的办法，这确实能替张钦礼免不少祸，除不少灾。然而，张钦礼偏偏就不认钟言文的这个理。
    在一些人的观念里，不分真假、不辩是非、不讲路线、不讲原则、不讲事物的本质，把那些铁面无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揭露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的人和事，敢于把问题大路朝天地摆到桌面上来，敢于揭露事实的真相，不盖短、不护局、不营私、不舞弊的人看作是“咬群”，这是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的一个重要表现，这在中国的社会上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象钟言文这样的在中国旧文化传统的“酱缸”“铁屋”里被熏染习惯了的，他怎么也不会理解那些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战斗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才能具有的崭新的思想风貌。在所谓“彻底否定文革”时，把这种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的人污蔑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造反派的脾气”、“文革遗风”来加以批判。而这一点正是张钦礼同志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中最有价值、最宝贵、最闪光之处。这是因为在过去的老干部队伍中，普遍缺乏的就是这种思想作风，而成为毛泽东所痛心指出的“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的重要原因。为什么在所谓“清查四人帮”整整两年后即一九七八年的十月才逮捕张钦礼？当时是在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戴苏理和张钦礼谈话“劝降”不成后执行的，这在当时相当一级的高层中是经过一番策划的。这一方面说明没有抓到他什么把柄，否则，早就“请君入瓮’了；另一方面，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对张钦礼同志那种革命锋芒和战斗精神感到恐惧。此时，正在准备召开三中全会，正在酝酿改革开放，不把张钦礼这样的镇压住，他们怎么能睡得着觉？他们的图谋怎么能实现呢？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共产党和革命队伍当然也不能例外。共产党内的右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无时无刻不想把共产党从内部腐败变质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党，他们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害群之马，对这些害群之马就是要不断的把他们“咬”出来。这就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张钦礼同志作为一个高度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已经认识到党内斗争的重要性，他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或许更早）“咬”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受到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教育，他就更积极更自觉了，他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一起，向党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展开进攻。
    钟言文把张钦礼同志这种鲜明泼辣的斗争精神说成是“咬群”，是对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的诬蔑。只有资产阶级政党、政客、投机分子，为图一党、一派、一帮、一伙、说到底一己之私，为共吃一块肥肉，他们保持极为虚伪的一团和气、沆瀣一气、相互迁就包庇；一旦这肉吃的只剩下一点骨头了，这时他们就会为争吃夺喝、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而黑了眼的猛“咬”，不仅“咬”，还要往死里整，甚至火拼、雇凶杀人。
    在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的愈演愈烈的腐败变质中，张钦礼这样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被镇压，而其他许多党性不强的人被欺骗被腐蚀，通过腐败路线和政策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驯化党员“合群”、“听话”，留在领导体制内的都是一些不“咬群”的“谦谦公子”、“好好先生”，不敢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善于内外有别、内部消化，不分是非地保面子、护局子，耍阴谋，玩手段，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党内民主、党内斗争被扼杀，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被扼杀，对资产阶级的揭露批判和斗争被取消，登峰造极的黑暗、复辟和倒退。
    我们今天学习张钦礼同志，就是要向他那样，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革命团体内，都要敢于在人民群众面前，把大是大非问题大路朝天地摆出来，要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彻底搞个明明白白。要对党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对各种机会主义，对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错误思想和观点，对这些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害群之马，要以“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马”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就是要敢于“咬”！而且要在敢于“咬”中学会善于“咬”。要“咬”得他们无处安身，“咬”得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咬”得他们不敢再耍阴谋诡计，“咬”得他们不敢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咬”得他们低头认罪、老老实实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改造，那样，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可以实现空前的大团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可以万马奔腾、一日千里！

    五、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群众组织
    采用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形式开展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伟大创造。共产主义事业是解放全人类的事业，而这个事业必然是在向资产阶级的不断斗争中实现的，而这个斗争的主体又必然是无产阶级及其团结下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人民开展大民主，必然会有各种组织形式。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各种群众组织就是这一类组织形式。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中，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当然不可能是"世外桃园"，不可能是"真空"，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每一个人都是一定的阶级的人，由这样一个一个的阶级的人组成的组织或派别，不仅在内部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思想斗争，其对外的观点和行为也会都打上各种阶级的烙印。
    因此，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表现在广大革命群众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表现在领导班子内部革命干部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也反应在群众组织中间的矛盾和斗争中。
    以前述兰考县为例，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出现了"卫焦"和"卫东林"两大派，激烈斗争了好多年，难道其中没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吗？当然是不可能的。宣传焦裕禄和反对宣传焦裕禄就是大是大非的路线问题；把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面红旗"（村）的1200多名干部群众投入监狱、把全县6000名党员中拥护焦裕禄的4000名开除党籍，就是大是大非的路线问题；当把两派都认定为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实现大联合时，这些大是大非问题怎么可能不认识不纠正呢？
    毛主席说：“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派别是阶级的一翼。对文革中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各地两派存在的矛盾斗争中都有一些类似问题，有的是阶级矛盾问题，有的是路线问题，有的是思想认识问题，都要在搞清楚客观存在的全部事实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区别，不同对待。因此，正确认识和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群众组织，正确认识和理解曾经严重发生的所谓"派性"和"全面内战"，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重要方面。
    那么，怎样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群众组织呢？笔者有这样一些思考和观点：
    1、在文化大革命中，按照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原则，经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发动与组合，涌现了大批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或青年学生以及知识分子。这些人的根本利益是与共产党、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一致的。因此，他们拥护文化大革命、拥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奋起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发批判封资修以及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在十分复杂曲折的条件下，经受了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是最主要的方面。
    但是，阶级是分为阶层的，群众的思想也是分为左、中、右的。因此，在革命运动的潮流中，不同的群众以及由这些不同的群众组成的不同的群众组织，革命的觉悟以及对现实的阶级斗争的认识也是不同的。毫不奇怪，觉悟有高有低，革命有先有后。因此，在群众中间，在不同群众组织之间，出现一些矛盾和斗争，出现不同观点和认识，也是不奇怪的。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文化大革命和大民主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许多人缺乏思想准备，再加上党内资产阶级为了保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有一些不明真相的或是思想落后的群众上当受骗，但是，一旦明白了事实真相后，或是经过辩论提高了认识后，大部分很快就杀了"回马枪"，反戈一击。
    革命不分先后，凡是革命群众，不管什么时候认识了错误、有了觉悟、改正了错误，都是革命的行为，都是应该欢迎的，都要一视同仁。
    2、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出现过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分什么"黑五类"、"红五类"，这些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观点。后来发现，这些口号的提出者拥护者大都是受党内资产阶级蒙蔽和利用的人。
    看一个人阶级属性和立场、思想，最主要的是看他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在社会实践中站在什么阶级、什么路线一边。阶级属性的区分比较简单，对思想和路线的区分就不是那么简单。关键的区分，是要看他在现实的斗争中是站在党内资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造党内资产阶级反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一边，是不是反对修正主义、是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
    至于一个人的出身，只能说明他在社会实践中、在家庭生活中曾有过这样一个环境条件。“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而一个人的出身只是这些社会存在的一个方面。一个人阶级属性和立场、思想的形成，有内因的作用，也有外因的作用。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次要的。内因和外因作为对立的矛盾的两个方面也是相互作用而起变化的。在一个人的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中，青少年时代的家庭生活环境起着巨大作用。但在每一个人身上，这种作用是不同的。人的思想只有改造红，没有自来红。在建国后，我们党历来强调"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经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而那些或轻或重地相信"血统论"、"唯成分论"的人，常常是出于为了躲避思想改造或是保护某些特权利益。
    文革中，有些人离开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单纯地抽象地看一个人的出身或是过去的表现，看一个群众组织则是单纯地抽象地看有多少工人贫下中农出身、有多少党团员，而形成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不理解甚至反对，被党内资产阶级所利用。这个教训必须记取。
    3、在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中，常常会出现一些所谓“过火行为”，语言上的、行为上的以及各种无政府主义等。革命的敌人总是把这些视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犯上作乱，恐惧得很。而一些中间阶层的人也跟着大肆指责，大叫“糟得很”。对此必须做具体的阶级的分析。
    作为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反抗行为，所有的“过火行为”，与他们所遭受的种种残酷剥削压迫比起来，在程度上、时间上、数量上，简直连个“零头”都达不到。而那些所谓“过火行为”实际上也都是从统治者那里学来的。旧社会千百年人民的水深火热、生灵凃炭就不说了，就新中国建国后，在干部队伍中滋生的那些违法乱纪、打骂百姓的现象，从土改统购统销一直到大跃进时刮“五风”，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农村，非常严重，毛主席多次严肃批评制止，但一直禁止不了。大概一直到文革前社教时才基本好转。从人民军队刚建立，毛主席就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提出“优待俘虏”，老百姓连俘虏也不如吗？这种打骂群众实际上就是过去历代反动派的遗风，他们对人民都是生杀预夺、视如草芥的，共产党的干部也这样，难道不是变质行为吗？人民被欺压了许多年，文革来了，有权造反了，给他们带上高帽子游街，与他们遭受的那样迫害相比，有多少过头呢？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如果仅看到人民群众的“过火行为”，而看不到他们长期遭受的压迫和不公平待遇，就是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站到了压迫者的立场上。
    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曾经有人认为"革命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既然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嘛，群众怎么做都是应该的。”这也是一种片面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当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怎样革命，怎样斗争，当然会有不同做法和选择，这就是政策和策略问题。毛泽东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群众运动和掌握政策策略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革命群众运动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改造世界的实践，错误和缺点当然不可避免，但是，革命群众运动既然是一场阶级斗争，任何错误和缺点都会被敌人所利用。象文化大革命中兰考县支持张钦礼的革命群众组织"卫焦""捍卫焦裕禄精神，继承焦裕禄未竟的事业"，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反击否定焦裕禄的错误路线时，强迫他们"管焦裕禄叫爹，如不叫，便遭受毒打"，还让他们"穿上孝服，手持哭棒，排成长队，在街上哭着行走，直到焦裕禄墓地"，或者可能还有其他违犯政策的行为。这些都是错误的，发生了就要及时公开检讨及时纠正。这一类行为的客观效果不可能说服教育受蒙蔽的群众，而只能是帮助党内资产阶级欺骗蒙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中就明确提出：“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是，有各种各样错误思想的人，一到实践中就会表现出来。特别是有一些坏人参与其中，兴风作浪。因此，对革命群众运动过程必须及时进行总结，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才能不断争取和团结群众，把党内资产阶级和各种坏人不断彻底孤立起来，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对于革命群众中出现的各种错误，进行及时总结和改正，目的是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如果是这个目的，那么就应该一个标准、一视同仁，要"一碗水要端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都是这样做的，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三中全会》后的彻底否定文革，把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的革命群众运动妖魔化，而把文革中走资派对广大无辜的革命干部和群众的残酷迫害则百般掩盖，以所谓"内乱"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掩盖他们对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进行的疯狂的反攻倒算。这种对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问题处理的双重标准与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镇压是一脉相承的。资产阶级对待世界社会上的事物都是双重标准，我们在当前国际事务中司空见惯的帝国主义的头子们是这样，他们大大小小的徒子徒孙们也从来都是这样的。这是由他们贪婪自私的阶级本性和对人民群众的欺骗需要决定的。他们心里有鬼，他们必须要这样做。
    4、群众中间混进了隐藏着坏人，也是有的，甚至是常见的。这种坏人，就是指那些抱着极端个人主义的目的，以投机、耍两面派、搞阴谋诡计、图谋个人升官发财以及各种严重违法乱纪、道德败坏、企图利用群众运动达到不可告人目的、对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的人。这些人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别动队、同盟军或后备军，他们是群众中各种错误思潮和行为的主要来源。他们和党内资产阶级一样，对待群众能利用时则利用，不能利用时则背叛、压制、镇压。由于他们总是不把自己的目的公开地说出来，总是利用欺骗的手段，因此，他们和党内资产阶级一样，常常一时难以被群众识别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上当受骗是常常发生的。不仅是文革初期的所谓"保守派"，就是文革初期的所谓"老造反派"在以后上当受骗的事也是常有的。这本来是一个辩证唯物论的常识，但在文革中特别是在初期常常争论不休，有的人"一次正确"以后，就自以为是，就想打扮成"一贯正确"，结果就上了坏人的当，或是也受了党内资产阶级的欺骗和利用，在别处又犯了错误。这常常是那些立场和世界观没有彻底改变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惯病。毛主席说："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的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难点。因此，出现一时的混乱和争论，是难免的。
    在群众组织中，或是混进了坏人，或是受到党内资产阶级的欺骗操纵和利用，与群众组织中间的意见观点分歧常常是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分清路线是非、思想是非与分清敌我，也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而且辨清事实真相、分清路线与思想是非也总是第一位的。
    对混进群众中的坏人的识别与对党内资产阶级一样，要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要严格区分到底是敌我矛盾还是犯思想错误。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要看全部历史和全部表现，要重在现在的表现，还要看本人对所犯错误或罪行的态度和认识，要看在实践中改正错误的行动。要把政策交给群众让群众评议，切忌把人一棍子打死。要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顽固最反动的敌人。
    5、毛主席说："对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群众运动、群众组织的问题，不能象党内资产阶级那样用镇压的办法、压服的办法，动不动就给人家扣上什么"反革命"、"野心家"以及其他各种名堂的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谁要执意这样做，那么，这就是大是大非问题，他就是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就是站到资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矛盾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在粉碎了党内资产阶级和各种坏人对群众的欺骗操纵和利用后，要十分注意保护那一部分受到他们影响的群众。对这部分群众主要是摆事实讲道理、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的问题。决不能搞所谓"以人划线站队"。在文革中，就有人鼓吹什么"站队站对了一切都对了，站队站错了一切都错了"，趁机对群众打击报复，是完全错误的，或者是别有用心的。
    6、党内资产阶级对待人民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则是完全截然相反的另外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历史上各种剥削阶级曾经使用过的镇压控制和欺骗蒙蔽相结合的办法，对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打击排挤，对落后分子操纵利用。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扼杀人民群众的革命思想和造反精神，把人民群众奴化为供他们剥削压迫役使的工具。
    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党内资产阶级在被揭露批判而逐渐原形毕露、逐渐孤立、即将垮台的时候，他们常常一反一贯蔑视和脱离人民群众的常态，以大民主为幌子，组织自己的队伍保自己，或暗中操纵、或公开利用，欺骗蒙蔽一部分群众，对另一部分坚决与之作斗争的革命派进行镇压。这是各地两派产生和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党内资产阶级操纵利用的群众组织常常是群众中与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思想比较右倾保守落后的、受了些特权利益恩惠的、旧文化色彩较浓的、思想方法比较简单片面的那一部分。在发生的不正常争斗甚至武斗中，常常是这些人先动手或先开第一枪，在武斗或一派掌权中，也常常是这些组织表现的更不讲党的政策，表现的十分残酷甚至象法西斯，是造成"全面内战"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最主要的原因。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真理，因为他们受到坏人的操纵，不这样便不能把对方压下去，便不能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
    7、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内资产阶级和混进群众中间的坏人以各种面目出现的破坏活动就已经基本上被广大人民群众识破了。然而，在文革后的所谓"彻底否定文革"中，作为"彻底否定文革"的主要理由的这些人身摧残、违法害命、破坏人民和国家财产的法西斯暴行，却受到了更多的掩饰和包庇，掩饰和包庇的理由是什么"宜粗不宜细"，而对于他们认为对他们统治有威胁的，则是象张钦礼那样，不管有没有什么可利用的把柄，而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词"。
    例如，在兰考，张钦礼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秦一民、周化民的斗争更多的是通过"卫焦"与"卫东林"两派的矛盾反映的。两派互相攻击和迫害的事即所谓"群众斗群众"，在文革那种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其程度相比较却"是小巫见大巫"。根据前述资料的披露，支持张钦礼的"卫焦"对另一派，大概是因为另一派反对学习宣传焦裕禄或多有微词罢，发生了一些强迫他们"管焦裕禄叫爹，如不叫，便遭受毒打"，还让他们"穿上孝服，手持哭棒，排成长队，在街上哭着行走，直到焦裕禄墓地"。"有的老同志被打残，一副县长一宣传部长自杀。"另一派的代表人物秦一飞、周化民虽然也受到了批斗，"但他们始终受到兰考支左部队的保护，是有限度的。秦、周在文革中既没有进过监狱，也没有遭受过软禁。"这是反对张钦礼的资料中披露的，大概没有比这更严重的情况，"卫东林"受到"卫焦"这一派的迫害不过如此罢。而张钦礼及他这一派所受到的迫害就完全不同了。根据前面已经确认的一些事实，且不说张钦礼受到的那么多迫害以及跟着他受到牵连的其他人的情况，仅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次，"张钦礼被游斗了一百多次后，连同县委七名常委、十个公社党委书记、四杆旗（村）的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全部投入监狱；全县六千多名党员中有四千名被开除党籍......把焦裕禄生前调整好的能带领群众除三害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培植的一切积极力量一网打尽。"在文革结束，和张钦礼同遭迫害的有四千多人，其中一百二十人判刑，其余或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或降级下放，或兼而有之。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杆旗（村）的四名党支部书记三人被迫害至死，一人流浪四年，捡了一条命。张钦礼提拔的公认的优秀县委书记卓兴隆，虽然已调出兰考许多年，也未能幸免于难，惨遭迫害而死。比较比较罢，简直没法相比。
    从前述资料中披露的兰考的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而在全国，这是普遍的。河南省作为中原战略腹地，理所当然的成为两大阶级激烈斗争的战场，文革斗争之激烈复杂，在中国令人瞩目。但其他各地，虽各有特点，也同样激烈复杂。阶级斗争的本质和规律不会因地域而不同。例如，江苏省在文革中后期的所谓"深挖516"，严重迫害革命造反派和干部群众达50万之众，死伤数万，很多人至今死因不明不白。再如广西趁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之机对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大屠杀，也是如此。这一类的事，各地的借口、形式、做法、轻重不同，但是很普遍的。
    
    8、无产阶级开展阶级斗争，其目的和主要内容，说到底，就是与资产阶级争夺人民群众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无产阶级具有绝对的优势条件，这就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但这还不够，还要有正确的科学的策略和方法。不管在什么环境条件下，始终注意争取和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夺取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文化大革命中，怎样正确对待和团结争取受到党内资产阶级影响和利用的一部分群众，毛主席曾经有一系列指示。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实践中也曾经有过许多好的成功的经验，但也有许多沉痛的教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强大武器，正确地组织团结领导自己的阶级队伍和广大人民群众，胜利地开展对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极为重要的。
    对此，笔者认为，这样几点是十分重要的：
    必须始终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要集中力量把斗争矛头紧紧对准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代理人。要不断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最大努力、最大限度地孤立极少数最顽固、最反动的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解决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争议，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摆事实，讲道理；辩明真相，分清是非。事实没弄清，就要做周密的全面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再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再继续做调查研究，直到在绝大多数人中统一认识，同时允许和保护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不论是解决群众之间的一般不同观点和意见，还是解决在群众中有争议的人即所谓坏人和党内资产阶级，都要用这个办法来解决。
    对待所有的欺骗谎言和阴谋诡计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把它彻底公开！彻底暴露！彻底搞清！这将使一切阶级敌人、一切错误路线、一切错误思想无藏身之地！即所谓"砍倒棵子露出了狼"。人民群众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不断识别各种骗局的过程是不断提高觉悟的过程，不断提高识别敌我友、识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识别路线和思想是非的能力。
    一个是无产阶级大民主，让人民群众有充分的发表观点意见和反驳辩论的权利，一个是调查研究，对所争论的问题进行全面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两者结合起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是向党内资产阶级进攻的最有力的武器，也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最好形式。掌握了这两个武器，才能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不断实现并推进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坚持斗私批修，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多做自我批评。对本人、对本人所属组织和派别，都应该这样做。犯了错误，不掩盖，不推诿，要及时公开检查，加以改正，并欢迎群众监督。真正的革命派应努力创造机会充分听取来自各方的不同或反对的意见。要不怕挨骂。错的就检讨、就改正，正确的就坚持、就说明。要坚信，真相和真理一定能够被大多数人接受的。
    9、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与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群众运动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可以充分地实行大民主，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摆事实讲道理，分清敌我和是非；而在后者，掌握着镇压和生杀大权的资产阶级能够眼睁睁地看着无产阶级这样掘它的祖坟，把它们埋葬吗？如果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党内资产阶级都要千方百计地挑动群众斗群众，甚至不惜制造白色恐怖或者武斗，制造混乱，浑水摸鱼，那么，在它们控制着国家机器的情况下，它们会采用一切能够采用的手段向无产阶级进攻的。蒋介石的"四一二"与邓小平的"六四"，虽然是两个时代，虽然是两个旗号，但在向人民开刀上，都一样毫不手软。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人民群众在与资产阶级做殊死的斗争时，不能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要始终警钟长鸣，要随时准备以革命的两手粉碎反革命的两手。

    六、关于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
    根据张钦礼同志的冤案与围绕着这个冤案发生在河南省兰考县近半个世纪的变幻风云，笔者经过分析后认为，这是一场典型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内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激烈斗争，同时也批驳了把这样一场严肃的斗争歪曲成“派性”、“左倾”甚至“权力欲”、“咬群”的错误与荒谬。
    但是，一些同情张钦礼同志曲折遭遇的人可能还是不以为然。按照他们的传统思维，把张钦礼这样的那么多好人打成反革命，是典型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典型的“左倾”。因为，按照《决议》的经典说法，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并把这些归结为“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 倾观点”。所以，笔者认为，新华社老记者陈健以及钟言文的文章依然框架在《决议》里。
    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搞那些运动，不把那些运动都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上，那些人怎么可能整到张钦礼头上呢？怎么能那样整那么多人呢？在他们看来，这理由是说到家了，是绝对铁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路线造成的。
    不仅象陈健这样接受和赞同了《决议》的人有这些观点，就是那些反对这个《决议》、拥护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也常常表达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及其他运动中出现了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如果不存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怎么可能打击迫害了那么多张钦礼这样的好干部和群众呢？
    一方面是张钦礼这样的同志积极拥护并参加毛泽东发动的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左倾”错误的运动，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这样的运动中受到残酷迫害和打击；看起来还真象是瞎折腾的荒唐、混战一场的“全面内乱”。果真是这样的吗？笔者对此有如下一些认识和看法。
    1、《决议》是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党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势力采用反革命政变的镇压和篡改毛主席讲话的欺骗手法，窃据了党中央，并修改《宪法》把体现了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四大”取消，从而把全国人民的口堵住手捆住以后，打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幌子，而惊心炮制的向毛泽东思想、向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进攻的武器。列宁说：“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而这个《决议》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连儿戏都不如的轻薄而恶毒的骗局。这个《决议》置建国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而辉煌的成就而不顾，用似是而非和游蛇一般的语句，回避了毛泽东时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这样一个关键问题，用“随便挑出来”的一些片面、孤立、歪曲了的所谓“事实”，来冒充社会实践的“全部总和”，恶毒攻击毛泽东“骄傲”、“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结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的思想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并把这些归结为“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 倾观点”。
    二十多年来，所谓否定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确路线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下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产生了世界瞩目、无法掩盖、极端严重的腐败、倒退、混乱、危机，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现实的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在党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势力培育扶植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又重新骑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直接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低潮，促进了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这一切巨大变化所构成的铁的事实，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放弃了或放松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一切革命成果将得而复失，将无立足之地，将重陷水深火热的死亡深渊。
    二十多年来的社会现实，象无情的耳光无数次抽打着那些抗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旗炮制反革命黑货的小丑们，也映射着毛泽东思想的真理的光辉。社会实践的客观效果表明，《决议》对毛泽东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左倾”错误的评价，不仅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也是彻头彻尾反革命的。
    2、从当时张钦礼同志所处的河南省兰考县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在当时没有搞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运动，那么，是不是就一切相安无事，大家就能齐心协力地搞建设了呢？“县委组织部长孙跃堂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和原来农村的妻子离了婚。不久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孙跃堂怕他“惹事生非”，捏造罪名将他打入监狱。”这件事是发生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之前；后来的县委第一书记王某“不顾群众的死活”，“命令村干部为他划出一块自留地，打的粮食，养的鸡鸭，送到他家”；虽然刘某“因贪污粮票在群众中影响十分恶劣”但还是被上级调来任主持工作的县委副书记；这些难道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共产党中的反映？难道不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些就不会发生？难道靠上级发个指示或案例警戒，他们就会改正？当时党中央毛主席三令五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经常搞着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政治运动，他们还这样胆大妄为，如果没有这些“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运动了，他们就会自觉收敛？
    改革开放以后，不搞“阶级斗争为纲”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十多年了，看一下换了好多届的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吧，吃喝玩乐、嫖娼赌博、造假欺骗、侵吞挪用、贪污受贿、买官卖官、拉帮结黑、残害人命、雇凶杀人、无恶不作、花样百般、越反越重、越反越多，到底有多少人是搞国家和人民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都是搞私家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我们的干部队伍是中国最大的暴富集团，被人们称为官僚资产阶级。当年兰考县的那个组织部长孙跃堂、县委第一书记王某、副书记刘某们，如果能留任到现在的话，那可真是如鱼得水。反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到头来，却反出了个货真价实的、古今中外最黑暗、最疯狂、最贪婪的象新三座大山一样压在人民头上的官僚资产阶级！这也就为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为“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了最好的注解。
    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告诫我们“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就再也清楚不过地说明，阶级斗争始终贯穿于阶级社会的始终；阶级斗争及其影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共产党一分钟也不能忽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后，一直到近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都被打上了剥削压迫阶级的烙印。无产阶级担负着消灭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就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在一切角落，凡是存在着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影响的地方，都要开展彻底的大扫除，把它们彻底消灭。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谓“扩大”，本意指对于一个事物原本的放大。过去曾有前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提法，指的是把一些不是反革命的人打成反革命了。而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概念，是指本来不是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也搞成阶级斗争的了。那么，在阶级社会里，哪些方面不是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而搞成阶级斗争了呢？从《决议》里看，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发明者的思想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定范围内”存在着阶级斗争；而这个“一定范围内”之外的范围，是不存在阶级斗争的；哪些“范围”？没有明确指出，但按《决议》行文的思路，列举了两个方面，一是“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一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那么，这些方面不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实行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最彻底的决裂吗？很显然，《决议》的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提法完全是与马克思主义违背的。恰恰相反，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根据毛泽东时代二十九年和改革开放二十六年正反两方面的两条鲜明的路线指导下的实践，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就在干部的作风和经营管理，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着激烈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改革开放后，党的干部队伍中愈演愈烈的腐败、上层建筑领域里“四旧”的全面复活和黄毒赌的长期愈演愈烈的泛滥，就直接与这个《决议》在这个问题上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结论有直接关系。
    因此，无产阶级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必须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的展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一分一秒的也不能放松警惕和斗争，根本不存在什么“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
    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不是一个什么“提法”的问题。对于它的发明者和制造者来说，它是一个向无产阶级、向共产党、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攻的武器。对于无产阶级自己来说，如果也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则是对阶级斗争的认识，还存在着肤浅和片面，还存在着幼稚和幻想，还存在着理论与现实的脱节。
    4、对于张钦礼同志这样的一大批忠诚的共产党人，在建国后的屡次对资产阶级开展的斗争中却屡遭打击和迫害，以及其他许多大量的冤假错案，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问题。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界限和是非，是党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势力的拿手惯技，也是他们向无产阶级、向正确路线进攻的常用手段。在平时，他们对于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或敬而远之、或“穿小鞋”，用软功暗劲斗；一旦有事变，或者有运动时，他们就要浑水摸鱼、先下手为强，明枪暗箭一起来。
    这种情况，不仅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回顾一下历史，这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历史中是常见的。在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内奸和错误路线当道掌权时，为数很多的忠诚战士被他们残害而死。反动的统治者，对于普通人民群众，视如草芥，不管是不是对他们有危害的，只要他们不顺眼，随时可以打击迫害。从古到今，何其多也！象张钦礼同志这样的，已经算是幸运者了。
    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被混淆的情况下，有一部分是“坏人斗好人”，也有一部分是“好人斗好人”，即人民内部的斗争，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是常见的事，因此，根据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毛泽东于一九五七年作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论述。这篇伟大的文献，对党内资产阶级利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来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界限和是非，是一个及时而严肃的批判；对于党和人民群众是一个深刻的教育。
    所谓“好人斗好人”，并不一定是“好心做坏事”。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即使整人的一方看来是个好人，整错了人，也会有两个方面的主观原因要分清，一个是思想上是不是有个人主义的动机，例如嫉妒、报复、邀功等；还有就是思想方法的简单化、片面化等。对于被整的一方来说，既有一个平反纠错问题，也有一个自我认识问题，是不是也确实有一些错误或缺点；即使全错全平，也不能逞英雄、打报复。总之，发觉了错误，出现了矛盾，必须及时进行总结，要做一番调查研究，要发扬无产阶级的民主，让群众来分辨，把被混淆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界限和是非分清，从而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教育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

    七、认真学习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真研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在建国后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制定的一系列路线和政策，特别是他总结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既是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又是从实际出发，是把理想和现实紧密结合起来的伟大创举，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这每一步都受到了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从右的方面就是从“左”的方面的极力干扰和破坏，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借各种机会疯狂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攻。它们的这种干扰和破坏，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遭到严重损失的最主要的原因。张钦礼同志的曲折经历对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这些丑行又一次提供了确凿的证明。
    然而，在毛泽东逝世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那些时而消极抵抗、时而极左疯狂、居心叵测的“英雄”们却倒打一耙，颠倒黑白，把罪过和污水全泼在了中华民族第一伟人毛泽东身上，泼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泼在了张钦礼同志这样党的优秀干部身上，泼在了革命群众身上。他们以“彻底否定文革”为纲，把文革问题作为一切政治问题的“高压线”，把“彻底否定文革”作为打倒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棒。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散布了许许多多的谎言和欺骗，制造了许许多多如张钦礼同志这样的冤案，蒙蔽了许许多多的人，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和在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的直接原因。二十多年过去了，历史的发展说明，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严重的阶级斗争。
    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广大工人和农民，在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下，就象当年红军“抬头望见北斗星，日夜想念毛泽东”一样，日日夜夜在怀念着毛主席，怀念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控制的宣传工具死守严把，不得有一字的泄露，但作为这种社会存在的反映，近几年来，在互联网上出现了大量的文章，揭露事实真相，进行理论探讨。真理的光芒通过网络传向四面八方。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却提出“应该把文化大革命问题搁置起来”，回避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论。
    历史问题是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表象。每一个历史问题都是我们研究历史发展规律的根据。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研究任何一个历史问题。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是没有任何私利的阶级，它没有任何理由去隐瞒任何重大历史问题的真相。政治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把任何现实问题即时地积极地搞清楚，不把它们推诿给历史老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做亏心事，它没有任何理由把文化大革命问题搁置起来。如果搁置起来，这将使目前正在兴起的反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受到扼杀，将使共产主义运动继续陷于低潮的泥泞之中。
    苏东巨变，俄罗斯和东欧那些原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倒退和灾难，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受煎熬，由现代修正主义的可耻叛徒摇身一变的帝国主义走狗们依然维持着它们的统治，万马齐闇的局面未能冲破，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和锻炼，就是因为他们至今还没有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彻底批判和清算，帝国主义的走狗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可耻叛徒们制造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它的领袖人物的卑鄙可耻的谎言至今没有被彻底戳穿。
    面对这个惨痛的现实，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源地的中国，居然有人提出“搁置文化大革命问题”。当年，邓小平最后一次爬起来，作为一种缓兵之计，曾要把文革问题“搁置起来”，那是因为他还没力量去一手遮天。没隔几年，他就推出了“彻底否定文革”的战略。他是极为现实的，如果不这样做，他的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不要说一步，就是连一寸也迈不动。“彻底否定文革”与资本主义复辟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彻底否定文革”是压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不搬掉这座大山，人民就不能再一次解放，资本主义复辟就不能粉碎。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是不能割断历史的。每一位同志，都应该深入研究这段历史，对于当前的事业，这是必不可少的。既为了深入理解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为了总结这段历史的宝贵的经验教训。通过这些活生生的实例，把党内资产阶级和党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琢磨透，彻底搞搞明白。这段历史不仅在年轻人中由于欺骗性宣传而普遍漆黑一团，就是对于经历了那个时代的或对于那个时代有了比较多的了解的，也还有不少的盲点和误区。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过程看似纷纭复杂，实际上，只要我们真正抓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条纲，一切都迎刃而解。不把这段历史的真相彻底揭露出来，不把党内资产阶级颠倒的这段历史再颠倒过来，不把这个历史时期内的经验教训正确总结和接受，就根本不可能粉碎当前正在急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复辟过程，共产主义事业的复兴将是一句空话。相反，如果我们通过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将会极大地推动共产主义事业的复兴。    

    八、共产主义战士们联合起来，团结组织自己的阶级队伍，向资产阶级展开进攻
    作为阶级斗争的必然现象，与张钦礼同志同阶级共命运，有类似经历的人是很多的，不仅发生在经历了建国后十七年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人身上，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来，在农村，在工厂，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对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形形色色的进攻和破坏而受到党内资产阶级残酷迫害和压制的人和事，真是千千万万，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那些受到各种各样残酷打击和迫害的人，有的还在继续遭受着迫害，有的还在坚持着斗争，有的已经献出了生命。但是，他们散落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他们的事迹和经历可歌可泣，但是他们的斗争至今尚未形成一支足够强大的力量重新登上被资产阶级控制了二十多年的政治舞台。
    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不是孤立的，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反映。一个与资产阶级进行坚决、彻底、毫不妥协的斗争的战士，如果不受到他的敌人的反对甚至迫害，岂非咄咄怪事！不能用个人恩怨的观点来看待自己的命运，应跳出个人恩怨而和阶级的命运相联系而看待。他们与全国工人和农民的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要看到，由于党内资产阶级专政和复辟的结果，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几亿农民一步一步陷入和旧社会那样的水深火热的危机之中。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永远和这些最底层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国际歌》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是一条真理。在历史发展长河的各种危机中，都是人民自己救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人民的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谁掌握着主动权，就决定形势发展方向，其关键在于阶级对阶级的力量的对比。无产阶级的力量来自自己队伍的觉悟程度，无产阶级队伍的觉悟程度又来自先锋队的觉悟和成熟程度。
    在张钦礼同志经受的多次打击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多次出面保护，这实质上是当时人民斗争力量的反映，是人民的斗争对资产阶级迫害的反击。因为不管是文革中还是文革前，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是与人民站在一起的，他们来自人民，作为人民的真正觉悟和成熟的代表和领袖，带领、团结和依靠人民的力量，和资产阶级不停顿地作斗争。如果没有人民的力量，毛泽东和周恩来不仅支持不了张钦礼，他们自己也早被资产阶级打倒了。正因为人民的斗争失去了自己领袖和代表而被镇压，无产阶级司令部被敌人从内部占领，张钦礼最后一次受迫害就没有再得到解放。陈健提到的胡耀邦的那个批示完全是含糊不清的推诿，他已经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了，他怎么可能解决得了张钦礼一类的冤案呢？张钦礼文革后受迫害不就是胡耀邦当时疯狂鼓吹的政策造成的吗？即使用了通天的神功，使张钦礼一个人得到了昭雪，那又怎么能解救得了被踩在脚下的其他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呢？文化大革命中修改宪法把“四大”写进去，就是赋予人民反抗党内资产阶级复辟和迫害的有力武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有党内资产阶级的迫害和破坏，但人民还可以用四大武器来斗争。然而，这四大武器一剥夺，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简直是上天无梯，钻地无门。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历史上无数次发生的教训，这是因为人们还没有自觉掌握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武器。历史的经验和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每一个真正要革命的战士，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不能再做“欲静的树”，要学习毛泽东，克服一切不切合实际的幻想，继续响应156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脚踏实地地和广大的革命人民紧密结合在一起，重新组织团结自己的阶级队伍，娴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方法，学会“聚生风雷”，牢牢地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主动地、积极地、永不停顿地、千方百计地向资产阶级发起新的更猛烈的进攻！开展殊死的斗争！要一直斗到把它们彻底消灭，实现共产主义！

    2004年6月26日
最后编辑靳草观点 最后编辑于 2012-02-14 15: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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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拾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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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
发表于 2012-02-14 15:59 |只看该用户

好文章。
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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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钧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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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12-03
3#
t T
发表于 2012-02-15 22:49 |只看该用户

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沉痛的教训,  催人深思!

关键是人们应当问一下,   那些党内资产阶级以其修正主义_ 机会主义的思想为什么能够形成?  造成它形成的土壤是什么?  这才是关键的关键!

这个问题不解决, 重新革命既无意义也无从谈起!  

从理论上思考与探索这个问题、找出解决办法, 并在今后的革命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它, 建立起切实可行的无产阶级民主秩序，对各级干部实行有效的监督, 而干部也能有效地各尽其责，避免历史的轮回(即不重蹈人民政权被颠覆的覆辙), 这样的重新革命才是有意义的。
最后编辑千钧棒 最后编辑于 2012-02-15 22: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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