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一册（8）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一章 搞好斗、批、改
第八节 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的革命
本节资料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文汇报》、 新华社记者《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编者按：我们向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向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们推荐这个调查报告。这篇报告生动地描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方面即工程技术人员的队伍方面引起的伟大变革，显示了社会主义新事物强大的生命力。这篇报告题名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但它同时也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是我们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纲领。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工厂、学校和其它战线上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打破旧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要坚决走毛主席指出的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科学研究部门和领导单位，也应当好好读一读这个报告。这对于进一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科技路线，是一个锐利的武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它在各个方面产生的有深远意义的影响，现在才刚刚显示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然为我国新的工业革命准备条件。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将不断创造出为资产阶级庸人和右倾保守主义者所意想不到的奇迹。奉劝那些患有近视症但还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人们把眼光放远一些，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迅速赶上亿万革命人民前进的雄伟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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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二十一日电，《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
上海机床厂是著名的生产精密磨床的大厂。全厂拥有工程技术人员六百多人。这支技术队伍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从工人中涌现的技术人员约占百分之四十五；解放后大专院校输送进厂的约占百分之五十；其余是解放前留下来的老技术人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使这个厂的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个伟大的革命变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掌握了全厂的领导权，包括技术大权。过去控制工厂技术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许多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革命的青年技术人员和革命干部，成了科学研究和技术设计的主人。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对毛主席、对共产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支过去受压抑的革命的技术队伍，不断显示出他们的创造智慧和技术才能。他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在技术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仅今年上半年，他们就试制成功了十种新型精密磨床，其中四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速度之快，质量之高，是这个工厂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第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技术路线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受到了深刻的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技术“权威”，政治上臭了，技术上的纸老虎的原形，也暴露无遗。过去走资派竭力把反动“权威”捧为青年技术人员的学习“偶像”，要他们“向专家看齐”，“为当工程师而奋斗”。现在，许多青年技术人员思想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认识到名利思想是“修”字的根，资产阶级的头衔不能争。磨床研究所的不少研究人员，过去把技术资料记在本本上，作为个人的“小仓库”；现在都自觉拿出来，汇集成册，分发给大家参考。全厂技术人员纷纷主动下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研究和改进设计。老年技术人员下车间，也注意放下架子，虚心向工人学习。
第三，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关系变了。过去，这个厂的几个走资派和反动“权威”曾提出所谓“一对一”（即一个工人为一个技术人员服务），他们的所谓“结合”是“工程师动嘴，工人动手”，“工程师出主意，工人照着干”，还是多少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那一套。他们还制造了“工人和技术人员必须互相制约”、“造成对立面”的反动理论，建立了管、卡、压工人的一套规章制度。一本《生产工人手册》，就规定了一百七十多条，要工人背熟牢记，条条照办。凡此种种，进一步加深了工人和技术人员之间的鸿沟。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实行了工人、革命技术人员、革命干部的“三结合”，普通的工人参加了设计，技术人员也在第一线参加了实际操作，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双方的关系有很大改善。（⑴⑵）
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上海机床厂青年技术员（包括三十五岁左右的人）来源于两方面：大专院校历届毕业生（约三百五十人，其中百分之十是研究生和留学生）和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约二百五十人，其中少数中间曾派往中等专科学校进修几年）。实践证明，后一部分比前一部分强。一般说，前者落后思想较多，实际工作能力较差；后者思想较前进，实际工作能力较强。目前，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是工艺方面的技术骨干，约有十分之一的人能独立设计高、精、尖的新产品。在今年上半年试制成功的十种新型精密磨床中，有六种就是由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担任主任设计师的。
从工人中选拔技术人员，这是一条培养无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从两个年龄相仿而经历不同的技术员身上，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
一个是上海某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又专门学了一年外语，再去外国留学四年，得了一个“副博士”的学位，一九六二年开始到磨床研究所试验室担任技术员。象这样一个在学校里读了二十多年书的人，过去由于理论脱离实际，又没有很好地同工人结合，所以长时期在科学研究方面没有作出突出的成就。
一个是工人，他十四岁当学徒，十八岁被保送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学习四年，一九五七年开始在磨床研究所担任技术员。今年四月，由他担任主任设计师，试制成功了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工业技术的发展所急需的大型平面磨床，填补了我国精密磨床方面的一个空白点。
文化大革命以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反动技术“权威”，对工人走上设计舞台进行疯狂的压制。一九五八年前后，有一批工人担任了技术员，但是，厂里的反动“权威”以各种借口，陆续地把不少人调离设计部门。尽管如此，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还是冲破层层阻力，表现了自己惊人的创造智慧。据统计：一九五八年以来，这个厂自行设计试制成功的新产品中，由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以及青年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试制成功的，在一九五八年约占百分之六十，一九五九年约占百分之七十，一九六○年约占百分之八十，一九六○年以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所有新产品都是他们设计试制成功的。其中不少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产品，如镜面磨削万能外圆磨床，高中心外圆磨床等重点产品，都是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设计试制成功的。
有些大专院校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逐步摆脱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放下架子和工人结合，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在设计和新产品试制上也作出了比较显著的贡献。比如一个一九六四年的大学毕业生，刚进厂时，成天捧着一本外国螺纹磨床的书（不是说不要读外国书），从理论到理论，几年来，在工作上没有什么创造。文化大革命中，他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坚决走和工人结合的道路，今年初，就和两个工人技术人员和一个老师傅一起，试制成功了一种磨床的重要电器设备。
为什么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成长快、贡献大呢？
最重要的一条是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对毛主席、对党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们在向科学技术进军的道路上，不为名，不为利，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时刻想到与帝修反争速度，争质量，并且处处考虑为国家节约，为工人操作方便。可是，有些受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青年知识分子，长期脱离劳动，脱离工人，追求资产阶级名利，结果一事无成。有一个技术人员，想成名成家，一鸣惊人，十多年来先后提出六十多个课题，搞一个丢一个，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一个也没有搞成。一个一九五六年的大学毕业生，起初为了自己出名，关门搞磨头试验，先后报废了三十多个“磨头”，后来向有经验的老工人请教，在老工人的帮助下终于搞成功了。他深有体会地说：“闭门搞磨头，吃尽了苦头；同工人结合搞磨头，尝到了甜头；磨头磨头，归根结底，先要磨炼自己的脑头。”
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同名利思想极为严重的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比，就更加鲜明了。有一个资产阶级“专家”设计一台磨床，前后搞了八年，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始终没有搞成功，而他自己却捞到了不少所谓“数据”，作为他争夺名利的资本。工人们说：这种人对我们的新社会那里有一点感情呢？
毛主席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在长期的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经过几年业余学校的学习，或者读了几年业余技术专科学校，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出现了一个飞跃，很快就能胜任科学研究和独立设计的任务。这是他们能够迅速成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们参加学习，叫作“带着问题读书”，因此学得进，懂得快，用得上。有一位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运用丰富的实践经验，解决了一个产品的复杂的加工工艺问题，他一边实践，一边学习金属切削的原理，很快地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使他在金属切削加工工艺方面，有独到的见解。
从大专院校出来的技术人员，当他们未和工人结合之前，缺乏实践经验，书本知识往往和实际脱节，因此很难作出什么成就来。有一次，有几个从大专院校出来的技术人员，因为缺乏实践经验，设计了一台内螺纹磨床，工人们按照图纸的零件加工，结果根本无法装配。后来还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把某些零件进行了再加工，才装配了起来。
敢想、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是工程技术人员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是和人的世界观和实践经验息息相关的。许多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由于没有个人名利的精神枷锁的束缚，加上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敢于破除迷信，破除不适用的框框，最少保守思想。以最近试制成功的具有国际水平的一台精密磨床为例，由于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大胆突破了沿袭已久的框框，试制周期从一年半缩短为半年，精度提高四级，零件和重量分别减少三分之一，造价相当于进口的百分之十五点五。而有些学校出来的技术人员，不注意思想改造，往往容易考虑个人得失，怕丢面子，失架子，同时，他们条条框框也比较多，因而不容易破除迷信，创造出新技术来。他们自己也说，“书读得越多，束缚得越紧，结果就没有闯劲了。”
在上海机床厂，如果以大学生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相比较，工人们还比较地欢迎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因为中专生书本知识虽然少一些，但他们的架子小些，实践经验多些，洋框框少些。不少中专生进步比大学生快得多。比如正在进行的两条高级的自动流水线的设计，就是由两个一九五六年毕业的中专生负责的。
从工厂看教育革命的方向
分析一下上海机床厂不同类型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状况和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
这个工厂的老工人和许多青年技术人员从实践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一教导无比英明正确。他们感到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已经给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现在，是坚定不移地、老老实实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的问题。
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工厂的实际情况，对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
第一，学校培养的必须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决不能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样，培养那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三脱离”的“精神贵族”。这是关系到出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认为，过去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工厂、农村，就当干部，是不合理的。青年学生和工农结合，参加生产劳动，是改造世界观和学到实际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们建议，大学毕业生应当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在工人、农民那里取得“合格证书”，然后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有些可以参加技术工作，但也还要有一定时间参加劳动。有的则继续当工人、农民。
第二，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主席教导说：“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从上海机床厂有些技术人员的情况看，旧教育制度的一个严重弊病，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大搞烦琐哲学，学生钻到书堆里，越读越蠢。只有接触实践，对于理论才能掌握得快，理解得深，运用得活。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提出：学校要由有经验的工人去当教师，让工人登上讲台。有些课程就可以在车间里由工人讲授。有一个青年技术人员，大学一毕业就进了研究所的门，整天啃书本，钻理论，学外文，脱离实际，自己也感到越来越空虚。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到机床厂拜了一些有丰富经验的工人师傅，自己参加了技术操作实践，情况就变了。最近他和工人一起，在镜面磨削方面，作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创造。他对于必须有工人做自己的教师这一点，感受特别深切。
第三，关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来源问题。他们认为，除了继续从工人队伍中提拔技术人员外，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这样做，现在是完全有条件的。以上海机床厂为例，大部分工人都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挑选这样的青年进入大专院校的好处是：第一，他们政治思想基础比较好。第二，是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有生产劳动的经验。第三，一个初、高中毕业生，经过几年劳动，大约在二十岁左右，再经过几年学习，二十三四岁毕业就能独立工作，而目前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工作岗位后，一般要经过二三年实践，才逐步能独立工作，因此选拔有实践经验的知识青年到大学培养，这是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的。
第四，关于改造和提高工厂现有的技术队伍的问题。他们指出：从学校出来的大量技术人员，长期受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毒害。还有一批过去留下来的老技术人员，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但他们在世界观和作风上，存在很多问题。工厂应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规定的政策，组织他们积极参加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鼓吹的“专家治厂”、“技术第一”等谬论和“爬行哲学”、“洋奴哲学”，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同时，还应该组织他们分期分批去当工人，或者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到车间去劳动，帮助他们走上和工人相结合的道路，走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调查报告）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张春桥在上海机床厂现场会上的讲话
〖根据纪录整理，未经审阅〗
同志们，上海机床厂这个经验，也不只是上海机床厂有，不仅只是上海地方有，其他省市也有，只不过是上海机床厂的经验及时的写出来了。这个经验的取得是从五七年毛主席视察这个厂子，那时正是反右，从反右斗争中就看出，如果不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队伍，那末，无产阶级政权就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毛主席作了重要指示，根据我自己的回忆要从工人中间培养技术干部。我们工人中的技术员能成长、发展，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们今天能总结出来的经验是从走资派手里夺了权。
这个调查报告一出来，虽然很粗糙，但是毛主席很重视，在当天就批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是没有争论了，但是怎样培养自己的知识队伍，是用原来的方法？还是用上海机床厂的经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人民日报社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人民日报编者按都出来了。市革委会在这里开会，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发言权，在这里开个头，下面请上机厂革委会负责人发言，主要是介绍一下厂史，及经验如何总结出来的简单经过。（厂革委会负责人介绍结束后，春桥同志接着讲话）
今天的会开得很及时，开得很好，介绍了经验，会内会外都表示了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最热烈的拥护，我负责把会议的情况，把大家的决心在今天的晚上报告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与中央文革（热烈欢呼）。毛主席对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最关怀的，这一点不需要我再说什么了。我们上海的每一个微小的成就，都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这一次上海机床厂的调查报告，是毛主席发现与肯定的。这个报告，毛主席看过了，林副主席看过了，中央的其他负责同志都看了，都称赞这个报告。这是上海机床厂的光荣，是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荣。我们要把毛主席概括了的道路坚持下去，永远谦虚谨慎，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绝不回头，绝不动摇。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今天只是开了一个头。主席的这个最新指示，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对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们往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有一个逐步理解的过程，一开头看到这报告，都感到很好，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但是真正的理解，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解决人类历史上没有解决过的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解决过的问题，比如讲培养工程技术人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有过论述，但是没有经验，没有解决。毛主席根据苏联的教训和中国的经验给我们指出了道路。工业是这样，农业又怎么样呢？靠谁来搞技术革命呢？过去那条路也不通了，要走我们自己的路，走毛泽东思想的路，上海机床厂就答复了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培养我们自己的医生，培养文学家，培养新闻工作者，培养哲学家与文艺工作者，都有一条道路的问题，有哪一个哲学家是从大学里出来的呀？马克思是念过大学的，但是他也是因为与工人结合后才写出了《共产党宣言》的。我们的哲学系就不出哲学家，文学系就不出文学家，还是实践出人才。一定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管是搞政治的、生产的，都是这样。这是培养人材的道路。
上海机床厂的经验，不只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如何按照毛主席指示培养人才的问题，所以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有着伟大的意义，它要影响到我们的一切部门，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有过结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个口号是毛主席提出来的，那么我们解放军干部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从战场上培养出来的。我们的各大军区、省军区的司令员都不是从军事大学里毕业的。（指廖政国同志）廖司令也不是从军事大学也培养出来的，是从战场上培养出来的。教员是蒋介石，他逼我们打仗，在打仗中发展了毛主席的伟大军事理论。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能与我们的解放军比，他们在我们那些没有进大学的将领面前就要打败仗。“工业学大庆”这也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可是大庆的领导干部有很多就是工人、复员退伍军人、中等技术人员。他们也没有进过大学。“农业学大寨”。陈永贵是哪里培养出来的呀？是不是中国人民大学培养的呀？不是的。中国人民大学培养不出陈永贵，陈永贵是在大寨培养的，是中国的农业大学培养的，是党培养的，是毛主席培养的。又如学习理论、做理论家，陈伯达同志没有进过大学，江青同志也没有念过大学，姚文元也没有进过大学，中央文革小组有不少小学生。这个对比，说明了上海机床厂经验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毛泽东思想在群众斗争中的发展，成为今天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解决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各方面革命，解决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要走的道路的问题。《人民日报》编者按中指出，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将不断创造出为资产阶级庸人和右倾保守主义者的预想不到的奇迹。中国有七亿多人口，这是世界第一。我们有优良的革命传统，有几十年悠久的科学文化遗产，又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冲击。毛主席早就说过，中国人民应该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有七亿多人口，这七亿多人口，主要是工人与贫下中农，他们有了毛泽东思想，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再掌握了科学技术，我们一定能使中国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工业、科学，也都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什么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都应该往后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我们创造了这个条件。我们已经看到了祖国的远景，所以要充分认识主席最新指示的伟大意义，这个最新指示，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和领会。因为它涉及到各个方面，中学、小学怎么办？中学、小学有没有问题呢？我看有。大学今后要从工人、农民中招收学生，高中毕业升大学的路就堵死了。（口号：这个路堵得好。）应该先到劳动人民当中去，现在一个高中生，就算是一个大老爷了，架子大，谁也看不起，所以如果再走过去这条路，这就会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回到工农中去，否则，学校培养的还是修正主义，祖国还是要变颜色。中学小学的学制要不要进行改革呢？要不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呢？
科研系统的人，大多是从大学进去的。现在我有个经验，哪个地方知识分子成堆，我这不是指一、两个知识分子，那个地方问题也就最多。科研系统就是这样，反正吃了饭不管事，因为他们识字，会写字，写来写去搞内战，这只有知识分子干得出！放着国防急需的科研项目不管，津津有味地打内战，搞武斗，这种事情，我看，也只有知识分子做得出来！他们不知道饭从哪里来，衣从哪里来，你们机床厂要这样就不行了吗。你们说对不对？（对！）所以各个方面都要研究。教育革命不只是学校里的事，光靠学校的人搞教育革命，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是搞不好的，还是要靠党，靠工人，靠贫下中农，靠人民解放军，只有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努力，才能搞好，所以教育革命决不是学校的事，从学校出来以后，就要到工厂，到农村。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教育革命就是国家大事，是政权能否巩固、资本主义是不是会复辟的国家大事。教育革命靠经济基础，很重要，是上层建筑，会影响到经济基础。今天你们机床厂的同志很高兴，不过，昨天你们发生了小小的武斗，不要表扬多了。
我们要清理阶级队伍，要不然他们包送一个工人到大学去读书，包送去的是一个特务，你们说怎么办？所以问题还是妥善安排的问题。现在各单位对敌斗争也不很平衡，有的开始得早，有的搞得比较晚；有的搞得比较深，有的搞得比较浅；有的单位已经解决了各个方面的问题，有些单位还刚刚着手解决，所以各级革委会要统一安排各个方面的工作，“精兵简政”还是要简，否则就不得了。是谁在反对“精兵简政”啦，我看除了阶级敌人外，就是最不懂得生产的人。那些人脱离生产惯了，不觉得可耻，越脱离被越觉得舒服，什么事情都要很多人去做，我看至少有70％，自己为自己服务。过去，听说有一部分人不要当干部，我当时就说这个话不要相信，只要气候一变，还要争着当官，成立革委会，不是要争当委员吗？这里至少有一部分人是出于私心，想脱离群众，而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呢？就是讨论培养不脱离劳动、不脱离实践的人。这不是与促进“精兵简政”有关系的吗？所以我们的工作不能单打一，不互相联系。我们的中心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在各方面都会坚持两条路线斗争。
再讲一点生产，离开上海有一个多月了，情况不大清楚。今年上海的生产搞成什么样子，今天讨论一下。现在国内的形势很好，还没有成立革委会的还有五个地区，同志们也都很着急，怎么这样慢啊？不是我们不努力，我们是作出努力的，这五个地区有他们自己的特点。这五个省、自治区，都是祖国的边疆。这五个地区都是和平解决的，有的国民党的架子还没有动。讲了这两点，同志们会明白了。我们想快、想要快，敌人在搞破坏，所以斗争非常激烈。最近中央对广西的布告，我们希望上海要好好学习。我感到上海对这份布告学习不够认真，认为上海没有这个问题。据我所知，其他好多省市对中央布告都经过认真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主席在看到湖南学习中央布告后的一份报告，主席看了后在报告上批了两句话：请考虑可否把此件转发各地，并加上几句督促话。所以各单位都要检查一下宣传情况，因为这不只是对广西而言的，这儿划了一个敌我的界限，过去文件上没有这样写过。另外其他一些矛盾，文件上也作了阐明，可以帮助处理我们自己的问题，有的单位武斗还没有斗够，不把国家财产放在眼里，这样能允许吗？杀人放火的有，搞反革命现象也有。这布告可以帮助我们分清敌我，区别对待，当然也不要照搬。广西难就难在造反派里混进了一些反革命，并且控制着造反派，中央四个方面的联名指示，他们都不执行，那不就是反革命吗？49年到50年，广西没有抓到反革命，现在抓住了，现在也解决了。这样也好，问题暴露得彻底，过去没有抓出来前国民党现在自己跳了出来。有一个人，过去是××省警备司令，现在在一个工厂里当门房。所以广西问题现在也可以解决了。
铁路形势也好，除柳州以外都畅通了。
煤炭生产也好，只是还有一部分单位还有些问题。煤炭工作会议即将结束。看来这两方面还是有保证的。吃饭问题，解放以来国家仓库的储备量，从来还没有象今年这样多。毛主席提出不吃进口粮，这已经做到了，现在还有些进口，这主要是为了调剂。
毛主席提出的“南粮不北调”，今年也做到了，粮食方面从来没有象今年这样好，当然你们也不能浪费。农业由于天气关系，还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大局已定，现在我们考虑如何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上海有义务供应全国，应该担任更大的责任，但也不要层层加码，根据可能与需要争取多生产一些。现在的问题还是许多能够做到的事，我们落后群众，认为做不到。现在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接近于全面胜利，但还是很艰巨，还有不平衡，先进单位已解决了，有的单位还没有动。先进单位不要翘尾巴，要谦虚谨慎，看到工作有成绩，也要看到缺点，把工作做得更好。
最后，向同志们报告，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林副主席身体也非常非常健康，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同志们身体也非常健康，精力非常充沛。（热烈鼓掌，完。）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张春桥在上海教育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根本的在于内容而不在于形式。
大学生包括中学生最难了解的是农民，知识分子最难的不是到城市，跟工人转一转还可以，而是到农村跟农民。带了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比如“三忠于”活动，到农村已不能硬要那样搞忠字化环境，要花钱的，刻一个忠字，画一个忠字。孔夫子也搞忠字，忠字有政治性的，搞了个忠字，不一定就说明你忠于毛主席，有的反革命也刻得好，他们忠于谁？忠于蒋介石。因此，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当然同志们热情是很好的，我要说的是不了解农村。
（二）不当普通劳动者，搞的还是修正主义。
在教育革命方面，陆定一也还不讲点马列主义，讲一点毛主席怎么说的，就不讲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普通劳动者，不讲劳动者，教育革命报告很多，到处讲，就是不讲要当普通劳动者，光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们的大学还不是这样讲的，搞的还是修正主义，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年下去两个月，在实验室也结合，种种理由，不讲当普通劳动者，光两句话不能解决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全国的农村都赶上海郊区的话，至少五年。我国农业现代化可是个大问题，按上海农村，已经很不差了。
（三）社会分工的消除，要相当长的时间。
化工学院的也可以从农村中去招，因为农民中对化肥、化学药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不会招高中生了。
师范大学怎么办？谁来当教员？不能把教员说得一钱不值，不能任何工农都能当教员，同一个问题，很短语言讲清楚，有的噜苏半天讲不清。有的人长处别人看很高，但讲不出来，从这个意义，每个人都有长处，可作我们老师。我看社会的分工在几十年内能否消除，把三大差别都消除，我看要相当长。对书本是这样，不要都否定。（徐景贤：机床厂调查报告原来没有这么一句“书还是要读的。”）不看点书不行，我还看了西洋画史，就是为了研究《毛主席去安源》，可以吸收的西洋各派是个什么东西。要搞交响乐，钢琴伴唱《红灯记》，不懂钢琴怎么行？还要知道一些国外专家的最高水平是什么？问题是不要拜倒在那里，跪到那里，要站在那里就行了，还得搞。我过去不懂京戏，现在还不懂，弄了许多四旧，天天要听。红卫兵破四旧，家里要把唱片搞掉，我说留着有用，各种戏都要听，有牛鬼蛇神唱的，要有点知识。江青同志知识多，海港哪那句唱腔从哪个戏化来的，她很清楚，不是照样搬，而是用了一个唱腔的尾巴。唱片不要砸掉，还有用的，要改造，要批判。（徐景贤：为我们所用，还要进行改造，以后学校要解决这个问题。）
（四）注意调查研究，总结经验。
五·七公社搞了那么久，究竟是什么思想？应给中央写个报告，方案是主席批的，试了个怎么样子，不要那么全面，拿出一个问题报告一下。科大工人班串连了一下，总结教育革命经验，作点调查，说明你们观点，因为这教育革命，大学今后怎么办应提出你们想法。学生来自工农到学校怎么办？应该提出你们想法。我想无非是这几个问题。教育革命非夺权不行，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不行，前车之辙不可不鉴。不清理阶级队伍不行，要国民党、叛徒、特务、自首变节分子教我们不行。要找一些在学校里的已毕业的同学交谈一下，把各种不同意见集中一下，教（育）卫（生）组把各方面意见，从主席最新指示到主席的教育革命的小册子，主席提出什么问题，那些问题的论点是什么，可不答复，把问题集中一下，总结的有不少题目，从红卫兵到大学生有不少题目，建议《文汇报》调查一下上海工业培养技术人员的状况，看全面究竟如何。
整个工业改造要作调查，还有农村其他方面。报社分几个工作点调查，不要集中在一个地方。还有广泛宣传主席思想，几家报社从现实生活中找些例子，“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用一百个例子为小人物作宣传，长小人物志气、无产阶级志气，要大力宣传，这个迷信不易打破。在座的有大学，在开会时把你校一些例子讲一下，集中一些，可以把材料送报社进行宣传。五八年搞教育革命时，主席要几个机械工业部收集一些什么出身，什么革新发明，都是小人物的发明，做了大人物没什么发明，这样才能把工人、农民思想解放。刚才一位同志谈到下工厂下农村时，就向工农兵学习，思想得到解放，一到学校又拜倒在“权威”脚下，不容易啊！希望你们总结总结经验，要调查研究，写长了走向反面，人家不看，一点儿也不看，搞精炼点倒是可以看的。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红旗》杂志编辑部《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
红旗杂志编者按：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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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就是好
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那篇调查报告中，曾经提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它是现在上海机械学院的前身。它创办于一九五二年，直属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后来，搞“正规化”，变成机械学院。从这个学校的变化过程中，有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
学校创办的时候，为了从劳动人民中培养技术人才，适应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第一届招收的二千一百八十一个学生，全是从工人农民和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中选拔的。这批工农学生经受了“三反”、“五反”和土改等阶级斗争的锻炼，又有一定的生产实践经验。这批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的学生有如下几方面的优点：
第一，工农学生的学习目的性明确。他们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骂我们，‘工农文化低，不懂ＡＢＣ，那能学设计’，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劳动人民要成为科学文化的主人。”他们进校后提出了“要为毛主席争气”，“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战斗口号，自觉地组织“互助组”，提倡“小先生”，三人一组，能者为师，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比如教化学，许多学生记不住元素符号，大家编起了化学元素歌，又唱又背，很快就记牢了。
第二，工农学生阶级觉悟高，敢于藐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学校里有一个留德的电学“博士”，曾被一些迷信洋教条的教师当作偶像来崇拜。一次这位“博士”带了厚厚一叠书来教电学，他照本宣科，严重脱离生产实际，工农学生不要听，就向这位“博士先生”提出了两个有关电动机的生产实际问题，将了“博士先生”一军。他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就用那套别人听不懂的“理论”企图把工人提出的问题搪塞过去。但工农学生不买他的账，继续追问，结果这位“博士先生”只得吞吞吐吐地说：“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看技术杂志了！”后来，工农学生把这个“庞然大物”轰下了讲台。
第三，冲击了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当时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及方法还是旧的，教育大权基本上被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操纵着。但是，由于当时工农学生数量多，占全院师生员工百分之九十以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处于工农学生包围之中，所以旧的一套教育制度还是受到了不断冲击。当时，学校领导设立了班主任制度，企图用这一套把工农学生管起来。工农学生不吃那一套，结果班主任制度等于虚设。而在学校中最有威信的却是学生党团支部和学生会组织。一次全校数学期中考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用出难题怪题的办法，使全校二千多学生有近半数不及格，工农学生很气愤，各班级都派代表到教导处去说理斗争，迫使校方宣布这次考试作废。
第四，学以致用。这个学校的工农学生到无锡某工厂进行生产实习，一到工厂就穿起油腻的工作服和工人一起劳动，讨论生产技术问题，很快就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生产上去，帮助该厂提出了一百二十多项技术革新建议，其中立即被工厂采纳的就有三十多项。而同时在该厂参加生产实习的上海某大学的一批学生，却整天拿着本本到处抄录一大堆工艺操作规程，无所创造。该厂的工人反映：“工人学生学了就是顶用。”他们回到生产单位后还有许多创造发明。上海机床厂主持设计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型平面磨床的王德法同志就是该校的毕业生；在上海机床厂对精密磨床的液压操纵箱进行了第四次重大技术革新的工人技师，也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负责试制我国第一台二十万倍电子显微镜工作的，也是该校工农班的毕业生。（⑴⑵）
一场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但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击中了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要害。十多年来，围绕着如何对待工农学生的问题，在教育阵地上展开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
一九五二年，当第一批工农学生进校时，上海工人阶级一片欢腾。他们说：“我们工人阶级不但要在政治上翻身，而且要成为科学技术的主人，我们要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当时，几乎每一个工人到学校来，工厂都要敲锣打鼓开欢送会，给他们戴了大红花，象参军一样光荣。
可是，学校里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跳了出来，狂叫“糟得很”，“这样做不可思议”，大放厥词，说什么“工农学生脑子笨，入学程度又不一致，难以培养”、“工农学生好提意见，对师长不尊敬”、“培养工农学生得不偿失”，等等。他们利用手中的教育大权，猖狂地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工农学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走资派千方百计反对和限制工人、农民入学。这个学校一共只有三次招收工农学生，一九五二年招收了二千一百八十一人。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它当成“包袱”，在一九五五年三月的一份工作总结中，百般攻击和诬蔑工农学生。于是采取了“大大收缩”的方针，这一年工农学生只招了一百七十三名。一九六○年，在“以考试成绩入学，一视同仁”的幌子下，实际上对工农子女关门、为资产阶级子女开门，仅招收了十七名工农学生。从此，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要想入学比登天还难。
他们在教学上故意刁难、打击、迫害工农学生。例如制图课，这对于机械工人来说应该是容易掌握的。可是这班资产阶级老爷们硬要工农学生先学习投影几何，用玄妙的相贯体、相贯线来刁难工农学生，在一九五七年的一次考试中，使一百七十多位工农学生有四十多位留了级。有一位来自湖南的劳动模范、五级技工的学生，资产阶级老爷们费尽了心机，给他批了五十九分，硬是以“一分之差”要他留级。工农学生说：“分数线，分数线，是对工农的封锁线，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线。”一九六○年入学的十七名学生，受资产阶级的考试制度的迫害，先后有十四名学生被迫退学，他们怀着对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深仇大恨，愤然离校。市印三厂一位优秀工人，入学才一年半，因为体育、外文、物理三门课不及格留了级，后来又被迫退了学。他曾向学校领导提出对升留级制度的意见，可是学校的走资派恶狠狠地说：“升留级制度对任何人一视同仁，工农学生不能例外。”但是，另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有五门课不及格，学校走资派却用种种手法准其升级。
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这个学校的革命师生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学校里出现了许多革命的新事物，如工人上讲台，工人、教师、学生三结合搞教学，学校办工厂等。十一月十二日，康生同志来校视察。他强调指出，工人要上讲台。学校里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是他们；真正有本事的，是他们。有些大学毕业生，只会动口，不会动手。柯庆施同志在这一年对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才也作过重要指示，并指示从工人中抽一批人去搞尖端的科学研究。这些指示，都大长了工农学生的志气。但是，就在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高潮中，中国赫鲁晓夫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到这个学校大发黑指示，为校内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张目，鼓励他们胆敢拒不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他们不让工人上讲台，仍然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我们的政。他们疯狂地对抗柯庆施同志的指示，反对抽调政治业务兼优的工农学生去搞科学研究，从已调去的三十名学生中，强行调回了十名。一九五九年毕业留校的二十一名工人学生，都是党团员，而只有一名当教师，绝大多数到附属工厂当工人。党员学生李复兴入学前已是五级技工，学了四年却分配在工艺实验室当辅助人员，连当实验员都没资格，更谈不上教学工作了。
同时，他们排挤工农干部。一九五六年留校的四十四个工农毕业生，大部分是党员，后来被排挤出去的竟有二十九个，走资派指着毕业后在校当政治指导员的工农干部说：“你们中专毕业的不行啊，大学生指导员要大学毕业的才行。”
在教育制度方面，他们还照搬苏联修正主义那一套，妄图将工农学生推入修正主义泥坑。从一九五四年起，他们请来了不少外国专家，全面学苏联修正主义那一套。他们根据中国赫鲁晓夫“把它统统搬过来再说”的黑指示，从专业设置、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教学方法、教学组织、规章制度，统统照搬苏修那一套，什么“六个环节”，“七种计划”，“二十四种表格”，“升留级制度”等等。最典型的是体育课，学苏联后，大跳其交谊舞，硬把工农学生往修正主义道路上拉。
同时，他们紧跟黑主子陆定一的旨意，提出“学交大，赶哈工大”，学习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所谓“办学传统”，强调“高精尖”、“大洋全”，把学生培养成为“三脱离”的资产阶级工程师和设计师。这些家伙又以“求大、求全、求新”为名，把机构体制搞得庞大、臃肿、官僚化。学生同样是二千多，机构从一九五二年只有二处二室到一九六○年增加到七个部、处，二个室，二十二个教研室；教职员工从原来三百多人，猛增到八百多人；教学设备从价值一百万元骤增到八百多万元；学校的附属工厂，在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中，是为教学、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以后大搞资本主义经营，利润挂帅，成为走资派挥霍浪费的摇钱树。
怎样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
上海机械学院建校以来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是一场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斗争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
最近，部分当年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上海机床厂工程技术人员以及这个学校附属工厂的工人同志和广大革命师生，在总结了建校以来的正反面经验以后，对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
一、毛主席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为理工科大学实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指出了根本方向。他们认为，理工科大学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必须解决由那个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首先，是政治上组织上的“权”。毛主席派工人阶级进大学，占领教育阵地，这是保证学校领导大权永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的关键，是保证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不断进入大学的关键。上海机械学院曾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招收学生，后来为什么向工农关门？就是因为没有解决“权”的问题。这个教训必须吸取。其次，是思想上的“权”。不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教育阵地，资产阶级思想势必会泛滥。上海机械学院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长期以来对工农学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训说明，必须深入开展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革命大批判，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罪行，批判轻视工农、轻视实践的反无产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要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学校的统治地位。否则，教育阵地会得而复失。
二、理工科大学的学制以二至三年为宜。课程设置要打破过去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与专业课的界限，可以采用实际生产中的典型机械、典型零件作教材，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彻底废除脱离生产实践的空洞理论和烦琐哲学。教学内容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抓住精华，学得精通。广泛开展现场教学，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改革后的理工科大学，既是一个学校，又是一个工厂，也是一个科研单位。学生应当带着生产实践中碰到的各种难题进入学校，生产部门和科研单位也要从教育的角度出发，有计划有目的地向学校提出课题，使学生在边生产、边学习、边研究中着重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教育为生产劳动服务。
三、理工科大学还要担负起办好业余技术教育的任务，方针是厂校合作，厂办校助。这是坚持群众路线，大量培养工人阶级工程技术队伍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根据无产阶级工业革命的需要，从生产实际出发，采取“要什么办什么，做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教学原则，大量地办好各种形式的业余技术学校和短期训练班。
四、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他们认为，现有的教师队伍不能担当起教育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学生的任务，必须加以整顿、改造、重建。今后的教师队伍应当采取有高度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有实践经验的工人，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三结合的形式。社会上一大批在实践中有发明创造的工人，技术人员，要有计划地定期地深入学校讲课。这一批担任教育任务的工人可以是专职的，也可以是兼职的，但绝大部分是兼职的。专职教师的主要作用应当体现在组织学校和工厂、科研部门的有机结合上，帮助学生把实践上升为理论，再回到实践中去。学生们也都有实践经验，可以走上讲台、互相交流。现有的教师应该分期分批地到工农中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载《红旗》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第三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红旗》杂志编辑部《从“赤脚医生”的成长 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
前言
“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
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上海郊区广大贫下中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毛主席《送瘟神》两首诗的发表，极大地激励了他们防病灭病的革命热情。上海医务界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组织万人大军下乡，配合各人民公社卫生院，短期培训和带教了大批不脱产的卫生员。据一九六○年六月统计，全市十个县二千五百多个生产大队，共有卫生员三千九百多名。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一九六一年八月，中国赫鲁晓夫在上海卫生战线的代理人，肆无忌惮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抛出了一份恶毒污蔑大队卫生员的黑报告，强令卫生员丢下药包。大跃进时代诞生的这支新型的农村卫生队伍被整垮了，三千九百多人只留下了三百多人。
一九六三、六四年，在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上海郊区又逐步重建和恢复保健网。大队卫生员从三百多人增加到二千三百多人。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郊区各县在巡回医疗队的配合下，全面整顿和培训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总人数发展到四千五百多人，平均每一个大队有一点八人；并由“赤脚医生”带训了二万九千多名生产队卫生员。至此，郊县保健网全面发展起来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涌现了一大批“赤脚医生”。经过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的锤炼，这支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巩固和提高。
在斗争中，川沙县江镇公社也成长了一批“赤脚医生”。江镇公社位于东海之滨，全公社二万八千多人。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年代，他们培训了十九名卫生员，各大队建立了卫生站，并且选拔了六个卫生积极分子，送到县卫生学校学习十个月后，又回公社工作。但是，一九六一年前后，他们同样被一刀砍掉了。一九六三年，在中央一定要消灭上海郊区某种传染病的指示下达后，江镇公社重建卫生网，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选拔了业余卫生员。一九六五年开始培训“赤脚医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这支队伍进一步成长起来。
贫下中农需要这样一支新型的医疗卫生队伍
“赤脚医生”平时有一半左右时间参加劳动，生产大队对他们的补贴不多，贫下中农养得起。他们的收入保持农村一般同等劳动力的水平。以去年为例：在富队东滨大队，“赤脚医生”的年收入为三百元，其中劳动收入为一百元，上交大队的出诊费、注射费（每次五分）及助产费（每次三元）为一百二十五元，大队实际补贴为七十五元。在穷队民利大队，“赤脚医生”的年收入为二百余元，其中劳动收入为五十四元，上交大队的出诊费、注射费为九十二元，大队实际补贴为六十一元。两个大队都有一千三百多人，平均每个贫下中农一年补贴“赤脚医生”四、五分钱。
“赤脚医生”是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尖兵，贫下中农需要他们。新龙大队一个贫农的孩子得病，先由一个流窜来的坏人来“看”病，几角钱的一针安乃近就骗走了十多元，而孩子的高烧仍旧没有退。“赤脚医生”主动上门，细心治疗，病家只花了三元多钱，病就好了。这样的例子很多，这就使贫下中农懂得：医疗卫生大权一定要由贫下中农自己掌握。由于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卫生战线的代理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医疗卫生路线，医院都设立在远离农村的城镇，就医不便，真是“救护车一响，家里一只猪白养”。一九六三年，陈湖大队一个贫农的孩子得乙型脑炎，由于附近没有医院，病情恶化，送到上海医疗，住院一个月，小孩残废了，还花了三百多元钱。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大队又有一个贫农的孩子得乙型脑炎，“赤脚医生”及时发现，迅速施药，控制病变，并且亲自送进县医院治疗，一个星期就好了，只花了二十元钱。“赤脚医生”在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中，也起了巨大的作用。有一个大队的“赤脚医生”，在大队的领导下，与贫下中农一起大搞粪水管理和饮水消毒，使蚊蝇大量减少，有效地预防了流行疾病。仅以流脑、乙脑为例，一九六六年为二百病例，今年几乎没有发生。他们的粪、水管理工作，受到前来公社参观群众卫生状况的人们的赞扬。同时，有了“赤脚医生”，贫下中农在医疗卫生方面更有发言权了。一个贫农病人由“赤脚医生”送到县人民医院就诊，那里的一个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医务人员，把一支体温表放在他嘴里一小时零三分还不来取。这位贫农在“赤脚医生”的支持下，当场严厉批判了这种歧视工农的恶劣的医疗作风。
培养“赤脚医生”的途径
目前，江镇公社的“赤脚医生”共有二十八人，分布在全公社二十一个大队，他们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三岁，绝大部分都是贫下中农子女，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有的只念过二年半书。
这个公社采用两种办法来培养“赤脚医生”：
一种是公社卫生院集训。这里面有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文化大革命前夕，进行了一次完全“三脱离”的训练。当时，把旧医科学校的一套做法搬到了训练班，每天八节课，从书本到书本，大搞“正规化”、“系统化”。关门搞了一番训练，虽然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也侵袭了他们。有人买起了九块钱一本的洋书，在农村中挟进挟出，有的“赤脚医生”不想赤脚了，盼望进城穿起白大衣当“大夫”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亲自管理，与公社卫生院结合，由巡回医疗队辅助，举办了抗大式训练班。在为时两个月的训练期间，“赤脚医生”也参加了训练班的领导班子。他们以“老三篇”为基本教材，贫下中农亲自去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并且紧密结合从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业务教学。训练班结束时，人人表示要做一个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赤脚医生”。
另一种是在实践中加以培养。这是培养“赤脚医生”的重要方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赤脚医生”回到生产大队以后，贫下中农为他们提供了医疗实践的广阔天地。他们说：“我们就是要叫鸡毛飞上天。”在有些大队，小病大病都送给“赤脚医生”治疗。他们每年都有一千五百人次左右的诊治机会。而在这个公社的一个专业医生，在医科学校读了五年，一共只接触了几百个病人。同时，由公社卫生院的“三同医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医生）和“包片医生”（包干二、三个大队医疗工作的医生），或巡回医疗队医务人员的带教，使“赤脚医生”提高得很快。例如有一位“赤脚医生”通过医务人员的带教，已经能够单独对心脏病人进行诊断和施药，有效地控制了病情的发展。
培养“赤脚医生”，同样存在由那个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去掌握这个领导权，“赤脚医生”是培养不出来、成长不起来的。首先，要选拔好培养对象。在大沟大队，有一个前几年从城市下放的护士，一部分社员考虑请他当“赤脚医生”。但是，他一开始就计较工分、报酬，贫下中农没有选他，而是选了另一个贫农的女儿。这个贫农的女儿，只有高小水平，是队里的会计和保管员，平时公私分明，得到贫下中农的称赞。其次，掌握思想教育也很重要。有一个大队放松了对“赤脚医生”的教育，结果她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嫁给了一个富农的儿子，垮掉了。而近邻一个大队的“赤脚医生”，家里经常为她进行忆苦会、讲用会，生产大队吸收她参加大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中心组学习，使她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的统治，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医生百般歧视“赤脚医生”，阻挠他们成长。明明他们早已会用的药物不准用，明明他们早已能开的处方不准开。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回了公社卫生院的领导权，打破了上述种种条条框框，为“赤脚医生”的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江镇公社二十八名“赤脚医生”的业务培训，只有公社卫生院一个城市来的某医专毕业的医生具体负责。几年来，他和广大贫下中农建立了感情，体会到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不仅要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要把训练“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他自己编写了大量的简易农村医疗卫生教材，介绍了一些优秀的农村通俗医务书籍，组织“赤脚医生”进行广泛的“兵教兵”活动，着重培养他们自学的能力，使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入门。事实说明，入门不难。例如有个没有经过集训的“赤脚医生”，通过自学和“兵教兵”活动，业务能力提高很快，曾单独治好过胸膜炎病人。后来，他参加了一次短训，进步的速度甚至比其他“赤脚医生”还快。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
在贫下中农教育培养下，“赤脚医生”走的是从贫下中农中来、到贫下中农中去，从农村实践中来、到农村实践中去的道路。
经过二年多的实践，“赤脚医生”的医疗技术有了显著的提高，他们普遍能使用近一百种药物，诊治近一百种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针灸行针一百多个穴位，还能够医治麻疹、肺炎、胸膜炎等农村常见重病。有些“赤脚医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胜过了这个公社卫生院里某些从学校出来又没有实践经验的医生。例如：一个自称读了近二十年书的医生，把阑尾炎诊断成普通肠胃炎，结果耽误了病人，恶化成腹膜炎；后来，请来了“赤脚医生”，由他迅速确诊，才避免了生命危险。
这一点，还能从公社卫生院两位年龄差不多而经历不同的医生的对比中看出：
一个是主要学习外科和内科的某医专毕业生，死读书五年，一副近视眼镜从三百度升到了六百二十五度。参加工作四年了，但能力很差，连脑膜炎、胸膜炎也诊断不出。一次为一个死胎早产病人接生，临床时，死背在学校里记熟了的书本知识，急得手足无措。对这些人应当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获得改造。
另一个医生，贫农出身，只有初二水平，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的除害防病卫生积极分子，由公社送到县卫生学校学习十个月，后到公社卫生院，工作几年后，又经七个月的外科进修。目前，在医疗设备较差的情况下，能够进行疝修补、绝育等手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他已成为公社卫生院革委会的负责人。
这个鲜明的对比，暴露了旧医学教育制度（整个教育制度）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践的弊病，显示出“赤脚医生”这支新型医疗卫生队伍发展的巨大生命力。
“赤脚医生”在技术上所以进步快，最根本的是由于他们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新农村，热爱贫下中农。有一个大部分亲属都在上海市区的“赤脚医生”，近两年没有离开过大队。大队里有一位患瘫痪症的七十多岁的贫农老大娘，大小便常常拉在身上。“赤脚医生”每天都爬到她的床上，帮她打针，换洗衣服。老大娘感动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真好！要不然，我老死掉了人家也不知道。这个囡比亲生囡还好！”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来看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道路，可以看到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的一些问题。江镇公社的贫下中农体会到：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必须搞好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他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认为：
（一）医学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贫下中农谈起公社里两个同时担任“赤脚医生”的青年：一个后来被保送到嘉定半农半医医专学习（高中毕业才能入学）。这所学校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抓的重点，向学生灌输了大量修正主义毒素。三年下来，这位“赤脚医生”成了白面书生，平时回家跟贫下中农都不大说话了。她不愿回本公社工作，更不愿回本大队当“赤脚医生”了。另一个只念过两年半书，经过三年的斗争锻炼，提高了政治觉悟。她更加热爱贫下中农，热爱农村医务工作，说：“我药箱里药用少了，比家里米缺了还着急。”在医疗技术上，后者也超过了前者。贫下中农感慨地说：“教育不革命，就算是我伲送去的囡，也要出修正主义！”他们认为，医学教育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把“老三篇”和《实践论》、《矛盾论》作为必修课；要贯彻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学生应该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进行学习。
（二）医学院校的招生对象主要应是“赤脚医生”和卫生员。毛主席最近指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贫下中农认为，“赤脚医生”在农村里滚上二、三年，再进医学院校学习，这个办法好。贫下中农高兴地说：“以后医学院校招生，我伲要把‘赤脚医生’送去，学几年后再回来为我伲服务。”江镇公社在各生产队选拔了一百四十四名不脱产的卫生员，主要由“赤脚医生”带训。带出来以后，“赤脚医生”多了，就可以抽出一部分人去医学院校学习一、二年或二、三年。
（三）坚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贫下中农认为，当前，医学最主要的是普及，也要提高，但必须沿着工农兵所需要的方向去提高。那些为极少数城市老爷太太服务的所谓“提高”，必须彻底批判。贫下中农还认为：“赤脚医生”中除了一部分进入学校学习外，绝大部分都应当坚持扎根农村，可以采用卫生院医生和“赤脚医生”上下定期对调的办法，加以提高。这样做，既有利于原来的医疗卫生队伍的改造，又有利于在实践中提高“赤脚医生”。
（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第三期；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新华社报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关怀下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 这是首都工人阶级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巨大成果 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决心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首都工人阶级贯彻执行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伟大指示，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巨大成果！
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在毛主席直接关怀下建立的我国第一支工人宣传队。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他们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解放军战士的配合下，昂首阔步地开进清华大学，一举登上了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就在这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发生后的第九天，八月五日，敬爱的毛主席把外国朋友赠送的珍贵礼物──芒果，转送给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八月十五日，毛主席又亲切地接见了这个工人宣传队的代表。毛主席的巨大关怀，给了他们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为他们指引了胜利的航向。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就是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毛主席的关怀下，领导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坚决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结果。
一月二十五日，当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宣告诞生时，清华园内红旗飘舞，一片欢腾，到处都是醒目的大字标语：“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能够领导一切！”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回顾半年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清华大学的巨大变化，畅谈自己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收获和体会，莫不欢欣鼓舞，豪情满怀。他们和工人宣传队员一起，隆重举行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纵情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教导我们：“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斗争实践中深切体会到，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要保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每一项指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个战斗号令，都能够迅速地畅通无阻地贯彻执行。因此，他们进驻清华大学以来，带着领导上导建筑领域斗、批、改的新任务、新问题，坚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坚决实行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领导。他们紧紧团结和靠学校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抓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伟大指示，在半年时间内就使清华大学面貌一新。现在，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决心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迅速赶上亿万群众胜利前进的雄伟步伐。实践充分证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能够领导一切！
在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革命师生员工代表先后讲话。他们说，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们表示要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不断革命，彻底革命，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认真搞好斗、批、改，彻底扫除几千年来旧教育制度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首都各有关单位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和首都其他院校的革命师生员工代表，参加了大会。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
《通知》的主要内容是：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半工半读、函授学校），设在北京的仍归各有关部门领导；设在外地的，可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也可交由厂矿革命委员会领导；设在其它地方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函授学校），全部交由所在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高等院校在本校所在省、市、自治区以外设有分校或教改机构的，则实行以总校为主、当地革命委员会为辅的双重领导。下放给地方的高等院校，除了为当地培养人才外，还要为国家培养人材，因此，学校的招生和毕业生的分配，都纳入国家计划。
《通知》实施后到1971年止，全国原有高等院校434所保留继续办的还有328所，其中原中央部署高等院校176所，经调整后，保留下来31所。第二、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所属军事工业院校实行部门与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仍由中央有关部门领导的还剩下6所。
1971年1月31日，国务院科教组、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关于高等院校调整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8月13日，中共中央同意《报告》提出的调整方案。根据此《报告》方案，规定高等院校的管理体制是：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实行以“块块为主”（多数院校由地方领导）；部分院校由地方和中央部门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少数院校由中央部门直接领导。并确定，将全国417所高校，保留309所，合并43所，撤销45所，改为中专17所，改为工厂3所，增设7所。
一九七0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的通知
1970.01.31；中发［1970］2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并其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现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十分关怀和重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曾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为了加强领导，中央同意会议拟定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由张春桥同志担任组长，卫生部军管会副主任谢华同志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徐景贤同志任副组长，重新建立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区血防领导小组。
会议制定的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消灭血吸虫病工作规划（草案）”，中央认为基本上是可行的，希望南方十三省、市、区积极行动，付之实现，并应将防治丝虫病、钩端螺旋体病也列入这一工作规划（草案）中去。血吸虫病危害和威胁广大人民健康，直接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从战备观点出发，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并且要放手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要抓紧时机，一鼓作气，连续打它几仗，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消灭血吸虫病，实现毛主席“送瘟神”的光辉思想。
北方地区的省、市、自治区，可参照南方十三省、市、区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精神，加强对克山病、大骨节病、布氏杆菌病等地方性疾病的防治工作，要从战备观点出发，抓紧时间，尽快做出成绩。
中共中央一九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附：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遵照中央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关于召开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的通知”，我们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三十日在上海召开了会议。南方十三省、市、区及国务院有关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张春桥同志主持。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这此会开得很及时，很重要，充分体现了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广大人民健康和血防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
会议期间，遵照中央的通知，讨论了重建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区血防领导小组的问题。大家一致赞成中央的决定。领导小组的成员，除了中央规定的各省、市、区革委会负责人外，建议增加中央农业、水电、化工、商业、卫生各部的负责人。经到会同志与本单位领导协商，拟定了一个名单。小组组长，按中共通知由张春桥担任。会议建议由卫生部军管会副主任谢华同志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徐景贤同志任副组长。下设一个精干的办公室，设在上海，负责日常工作。现将领导小组成员名单送上请中央审批。
会议讨论拟出了“南方十三省、市、区消灭血吸虫病工作规划（草案）”。为制定规划，会议认真地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分析了解放以来血防工作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研究了当前存在的问题。经过共同努力拟定的规划草案，大家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文件。但是，由于有些地区最近才开始抓紧血防工作，我们对情况摸的还不透，因此，建议中央对这个规划草案进行审查，如认为可行，请批转各省、市、自治区试行。我们准备在今冬明春打它几仗之后，在一九七○年五月和十一月再开两次会议，根据实践经验加以修订。
在会议期间，我们将原中共中央血防九人小组书记、大叛徒魏文伯带到会场，进行了面对面的揭发批判，对刘少奇在血防战线上的这个代理人的滔天罪行，大家十分愤慨。为了肃清血防战线上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更好地推动革命的大批判，各省、市、区同志一致要求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魏文伯，请中央批准。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区血防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 张春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
副组长 谢 华 卫生部军管会副主任
副组长 徐景贤 中共中央委员 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
成 员 李大章 中共中央委员 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
彭 冲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
赖可可 浙江省革命委会副主任
杨效椿 安徽省革委会副主任
杨栋梁 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
刘明辉 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
张 明 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
姜 一 湖北省革委会常委
万 达 湖南省革委会常委
寇庆延 广东省革委会常委
刘永生 福建省革委会常委
陈开路 广西自治区革委会常委
张 彬 水电部副部长
王 磊 商业部副部长
沈昌荣 化工部军管会副主任
陈凌风 农业部军代表生产组副组长
共十九人
南方十三省、市、区消灭血吸虫病工作规划（草案）
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遵照毛主席亲自批准发布的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上海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报告”的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南方十三省、市、区血防工作会议的通知”的规定，由上海市革委会主持，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在上海市召开了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区革委会和中央农业、化工、水电、卫生、商业各部的负责同志。
与会同志重温毛主席的光辉诗篇“送瘟神”，认真学习毛主席对消灭血吸虫病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受到深刻的教育。大新认为：在全国落实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加强战备的大好形势下，召开这次会议，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一种疾病，不仅损害劳动力，而且损害了战斗力。这个病的流行，直接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从“战备、备荒、为人民”出发，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把血吸虫病消灭，为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发动的侵略战争，作出贡献。
与会同志，经过学习、讨论，开展革命大批判，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分析形势，总结经验，研究制订了消灭血吸虫病工作规划。
一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十分关怀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广大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蓬勃兴起。
毛主席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指出：“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明确提出了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任务。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毛主席看到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报道，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写下了光辉诗篇“送瘟神”。这是对疫区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年代，亿万军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掀起了送瘟神的热潮。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了城市老爷卫生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夺得了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权。毛泽东思想空前大普及，疫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对消灭血吸虫病的重要指示，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医药卫生人员和领导骨干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带领广大群众和工业、农业、水利、卫生等有关部门，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围歼血吸虫病，一个更大规模的送瘟神的群众运动新高潮正在形成。上海、江西、江苏、广东、浙江等省、市的一些地区，仅奋战一年，灭螺面积、治病人数已超过以往几年、十几年。合作医疗的普及，“赤脚医生”、革命医药卫生人员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改进了防治药物，治疗一大批病人，还治好一些有夹杂症的和晚期病人，变“不治之症”为可治之症。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消灭血吸虫病群众运动的形势，越来越好。全国已治愈病人三百多万，消灭钉螺三十多亿平方米，江西余江、德兴、福建仙游、广东增城、湖北襄阳、上海宝山等三十八个县消灭了血吸虫病。广大疫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口由少变多，体质由弱变强，工农业产量由低变高，生活逐步改善。广大贫下中农，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决心早日送走瘟神。
血防战线上所取得的成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二
解放以来，血防战线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十分复杂。送瘟神的群众运动，从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到一九六○至一九六二年的低潮，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后更大规模的兴起，呈现一个相当大的马鞍形。这就是血防战线上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反映。
血吸虫病是旧中国历代反动统治加在广大人民身上的严重灾害。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发现血吸虫病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极为关怀和重视，立即开展了防治工作。一九五五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毛主席亲自决定由中共中央上海局、柯庆施同志负责组成中共中央血防九人小组，狠抓了血防工作。一九五八年出现的送瘟神群众运动的高潮，是毛泽东思想和群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大叛徒刘少奇一伙，当时跳出来大肆诬蔑血防工作搞群众运动是“大呼隆”、“劳民伤财”，大刮阴风，大泼冷水。但是他们的阴谋被大跃进的洪流冲破了。
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空前激烈。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活动更为猖狂。大叛徒魏文伯公然出来破坏血防工作，他叫嚣说：“情况好的多搞一些，情况差的少搞一些，没有饭吃的地方不搞，回升就让它回升。”“多搞一些”是假，“回升就让它回升”是真。由于遭到刘少奇一伙的破坏，送瘟神的群众运动高潮被打下去，疫情回升，急性感染病人剧增，广大贫下中农的健康重新受到严重威胁。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根据毛主席指示，柯庆施同志于一九六三年主持召开全国血防会议，把血防工作提到阶级观点、群众观点、生产观点的高度，提出要“思想通、情况明、方法对、决心大”。给刘少奇一伙以坚决回击，扭转了血防工作的停顿状态。但是，不久大叛徒魏文伯篡夺了领导权，公开鼓吹“有土必有螺”、“血吸虫病消灭不了”等谬论。使一些地区的局势又有反复，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摧毁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建立了红色政权，送瘟神的群众运动才又出现了新高潮。
血防战线上的胜利，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通过与刘少奇一伙反复搏斗取得的。但是，由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消灭血吸虫病的任务，已逾期两年没有完成。目前还有流行县（市）二百九十五个，病人约五百万，钉螺面积约六十亿平方米；有些地区，疫情有所回升，个别地区回升的比较严重。影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特别是直接影响到战备。江苏省有一个生产大队，适龄应征青年一百多人，百分之七十以上患血吸虫病，最近四年只有一人参军。疫区广大贫下中农无比愤怒地指出：“刘少奇一伙是一批政治上的瘟神，保护了血吸虫病这个自然界的瘟神。”
回顾这一段历史的经验，可以看出：血防战线的斗争是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紧密联系的，是和党内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休戚相关的。当前，认真抓好血防工作，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
三
消灭血吸虫病，是“要准备打仗”的迫切需要，是疫区广大贫下中农的强烈愿望，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消灭血吸虫病，并继续坚持反复斗争，做好扫尾、巩固工作。
在会议上，各省、市、区提出的消灭血吸虫病的初步规划如下：
广东、广西、福建、云南、上海二、三年消灭；
湖北、安徽、湖南三、四年消灭；
江西、江苏、浙江、四川五年消灭；
贵州一、二年查清疫情，治好全部病人。
会议认为：各省、市、区的初步规划，是积极的，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同时又是留有余地的，基本上可行。在一些地区基本上消灭血吸虫病以后，仍然不能麻痹松懈，需要在较长时期内抓紧复查，抓紧巩固。
由于目前血吸虫病流行情况仍然比较严重，要从一九七○年起，在五年内加以消灭，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是，完成任务的有利条件很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掌握了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大权，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广大群众，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与血吸虫病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论在山丘地区、水网地区或是湖沼地区，都有了消灭血吸虫病的典型县、社。所以，只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从备战的观点出发，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任务。
（一）狠抓根本，用毛泽东思想统帅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搞好血防工作，一定要狠抓根本，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首位。要认真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好讲用会。要搞好思想革命化，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要抓紧革命的大批判。狠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狠批“钉螺灭不光，病人治不尽”、“生产是硬任务，灭病是软任务”等谬论，肃清其余毒。要把搞不搞血防工作，提到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度，提到两条路线斗争观点、备战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的高度来认识。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二）加强领导，全面规划，密切配合，协同作战。
血吸虫病流行的地区，各级党委、各级革命委员会都要把血吸虫病当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大事，当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的一项大事抓紧。要建立血防领导小组，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挂帅，切实加强领导。县以上设精干的办事机构。农业、水利、宣传、卫生、化工、商业等部门，都要把消灭血吸虫病当做一项政治任务，列入议事日程，协同作战。人民解放军要在血防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各地应迅速摸清疫情，订出全面规划。对战略要地、三线建设地区，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力争提前消灭。各省、市、区、县互相接壤或同一水系的毗邻地区（如洞庭湖周围，杭、嘉、沪地区等），要发扬共产主义的协作精神，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力争共同完成任务。
在防治血吸虫病的同时，要继续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每年抓几次，抓好疟疾、钩虫、丝虫等寄生虫病和危害人民健康严重的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采取有效措施，作出成效。
有关部门要做好药品、器械的生产供应工作。
（三）大搞群众运动，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要大力做好宣传工作，大造舆论，大造声势，使毛主席“送瘟神”的光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做到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更自觉地投入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斗争。要抓紧兴修水利等有利时机，大搞突击运动。把突击运动与经常巩固工作结合起来，把群众运动与脱产、不脱产的防治队伍结合起来。坚持反复斗争，连续作战，打歼灭战。
要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勤俭办事业的方针，实行土洋结合，以土为主，提倡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向群众要办法，防止贪大求洋，单纯依赖上级调拨物资等偏向。
要贯彻积极防治的方针，采取综合措施。对于治病、灭螺、粪管、水管和防护等每个环节，都要因时因地制宜，抓紧落实。对耕牛等家畜的防治也要抓紧落实。
（四）普及合作医疗，充分发挥“赤脚医生”的作用。
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是贫下中农依靠集体力量同疾病作斗争的伟大创举，在消灭血吸虫病斗争已经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疫区要迅速普及合作医疗，大力培训“赤脚医生”。充分发挥“赤脚医生”、兽医和生产队卫生员、血防员的作用，组成一支群众性不脱产的骨干队伍，既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又是送瘟神战斗队。要加强对医药卫生人员和血防队伍的领导，县、社卫生单位都要把血防工作作为重要任务之一。集体医疗机构查治血吸虫病人所需经费，应由国家给予补助，以利于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而不要把大批病人推到城市医院。血防专业队伍要精干，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城市医药卫生人员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到疫区第一线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贫下中农服务，为消灭血吸虫病立新功。
（五）加强科学研究工作。
科研人员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疫区，实行领导、技术人员与群众相结合，大搞群众性科研运动，发扬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不断总结群众创造的经验，改进防治措施。要努力改进防治药品和试制新药。要大力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遗产，特别要注意广泛地发掘、推广、整理、提高有效的单方、验方和中草药。要创制更加安全、有效、方便群众的防治药物。
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与关怀下，在全面落实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的大好形势鼓舞下，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为在较短时期内消灭血吸虫病而努力奋斗。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对天烧。”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一九七0年五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血防领导小组和卫生部军管会“关于丝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1970.05.19；中发［1970］31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总后勤部：
现将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区血防领导小组和卫生部军管会“关于丝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的调查报告”转发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中提出的各项防治措施。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二十五年前就教导我们：“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丝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严重危害广大贫下中农的健康，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应当积极进行防治。希望有这两种病的各省、市、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加强党的领导，全面规划，充分发动群众，加强调查研究，总结和推广行之有效的防治经验，以期尽快地控制和消灭这些疾病。
中共中央一九七○年五月十九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附：
关于丝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的调查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七○）二号文件的批语，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卫生部军管会业务组，组织了两个关于丝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的调查小组，于二月二日至三月八日，分赴云南、广东、湖北和福建四省这两种病流行较为严重的县、社，对流行情况、发展趋势、危害程度、防治经验和存在问题，进行了调查，现报告如后。
（一）
丝虫病是以蚊子为传染媒介的疾病，在我国广泛流行，分布在黄河以南的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台湾省未计算在内），约有七百五十多个县、市。据一九五八年的不完全统计，丝虫病人共有一千八百万左右。患者多数是贫下中农青壮年，因丝虫病引起大粗腿、阴囊肿大、流火等，造成极大痛苦，有的甚至死亡。
在大跃进的年代，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丝虫病的普查普治群众运动，成绩巨大。两年内普查一亿多人、治疗四百四十五万九千多病人，使丝虫病血检阳性大幅度下降。有些地方已基本消灭，如武汉市郊区经过四、五次复查复治，丝虫病感染率由百分之二十以上，下降到百分之一以下。
一九六○年以后，由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丝虫病防治工作陷于停顿。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虽有福建、山东、河南等省的一些地区开展过群众性防治运动，但大多数省、县处于停滞状态。这次调查，除武汉市郊区少数地区防治成果比较巩固外，福建、湖北、广东省的绝大部分地区有不同程度的回升，有的地区回升的幅度很大。如在南平市郊区芹西公社长建大队抽查二百一十六人，阳性五十七人，感染率百分之二十六点四。估计全国丝虫病流行的省、区都有回升的趋势，直接影响备战和农副业生产的发展，严重危害贫下中农的健康。
防治丝虫病目前存在的问题：一是查血诊断需要在夜晚进行，很不方便群众，也容易遗漏。二是治疗药物海群生过敏反应很大，群众不易接受。三是晚期的和有淋巴管发炎的丝虫病患者，尚没有彻底的治疗方法。四是消灭蚊子的工作做得很差。
各地的先进经验证明：只要领导重视，全面规划，充分发动群众，实行领导、专业防治人员与群众相结合，大力消灭蚊子及其孳生场所；在较大的范围内经过三年左右的反复查治，力争尽早地把阳性率降低到人口的百分之一以下，有效地控制和消灭丝虫病的传染源，就能够在几年内达到基本消灭丝虫病的目的。以后每隔五年再普查一次，就可以巩固防治成果。例如，武汉市郊区经过三、四年，四、五次的复查普治，一九五九年的阳性率降至百分之一以下，十一年未再进行查治，这次抽查了一个大队和另几个小队，在一千四百二十人的血检中，阳性的只有六人，也没有发生新的病人。
（二）
钩端螺旋体病是自然疫源性急性传染病。通过水传染给病人。流行几乎遍及世界各地，东南亚一带最为严重。解放前除北京和广州有少数病例报告外，尚不知我国有本病存在。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和广大革命卫生工作人员，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线，对本病做了大量调查和防治工作，摸清了一些情况。现已证实我国有二十三、四个省、市、自治区都有程度不同的流行。这次调查的四省都有本病流行，对备战、生产建设和人民健康危害很大，如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驻景洪部队在泅渡澜沧江后，发病五百余人，发病率达百分之八。部分战士患本病后因有神经系统和视力障碍等后遗症，不得不离开部队。云南省景洪农场曼青分场在一九六九年八月一次洪水后，全场一千二百七十名职工，发病七百九十四人，占百分之六十二。湖北省黄岗县长江公社等一九六六年双抢时期发病二百八十三人，死亡十一名。
防治钩端螺旋体病目前存在的问题：它的病原的菌型很多，国内已有一百多型，我国已发现三十九型。仅云南一省就已经发现了三十四型，广东已发现二十多型。福建已证实有十个型。这种复杂情况，对制造和利用疫苗进行预防，极为不便。目前我国生产的五个菌型多价疫苗，只能对疫苗的菌型相符的才有效，否则无效。保存本病病菌的鼠类等野生动物，种类多，分布广，自然疫源地遍及沼泽、山区、河流两岸和农田四周，在流行区内的多种家畜，也是本病的带菌和传播者，这对改造疫源地，通过消灭疫源达到控制与消灭本病带来不少困难。本病的症状因有黄胆出血型、肺出血型、脑型、肾型、流感伤寒型等多种，广大农村基层医务人员还不很熟悉各型的病程规律，临床早期诊断的简便方法尚未解决，容易误诊为感冒、疟疾、伤寒、肝炎等疾病，往往因此而造成不必要的死亡。
这次调查的四省，特别是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在掌握本病的流行规律，总结有效的防治措施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现已基本掌握的有：对人民健康发生直接威胁的保菌和带菌动物，最主要是野鼠和猪；自然疫源地最主要的是沼泽地带和山垄田；流行因素最主要的是水，主要流行方式有稻田型和洪水型；流行高峰季节一般在夏秋季，春耕大忙时也有感染的可能；最主要的感染机会是开发湖沼地和在常年畜水的澜泥田里劳动，以及在被猪尿染的水中活动和抢防山洪等；外地来的人比本地人更易感染。
各地创造了一些结合生产、行之有效的防治措施。如加强领导，采取综合措施，积极防治，因地制宜对易感染人群进行预防注射；结合农田水利建设开垦沼泽地，修筑排灌渠，改造疫源地，这是控制与消灭传染源的关键措施；结合提高产量，改造山垄田、澜泥田，开展灭鼠保粮运动；结合积肥，圈猪积肥，加强粪管，改善环境卫生，减少和消灭猪尿引起的传染机会；结合施农药和施肥，用石灰、草木灰、土农药等改变水质，消灭病原体等。此外，建立卫生制度，加强个人防护，避免接触疫水等办法，也有一定效果。在治疗方面，实践证明：普及诊断治疗知识，做到早期确诊，适当治疗，就可以提高疗效，避免死亡。黄连解毒汤等中草药和青霉素对本病的疗效较好。
这些经验说明，钩端螺旋体病是完全可以加以控制并达到基本消灭的。
（三）
目前，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情很高，抓革命促生产形势大好。卫生战线的斗、批、改日益深入，广大农村基层卫生人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空前提高；“赤脚医生”队伍在茁壮成长；合作医疗制度逐渐巩固和发展；新医疗法和草医草药的推广，西医学中医，中西结合，出现了不少新苗头；城市卫生人员大批到农村安家落户，加强了防治工作第一线，等等。大好的革命形势，对这两种疾病的防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为了胜利的开展丝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的防治工作，建议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加强领导，全面规划，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
一、狠抓根本，促进防治战线的思想革命化。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办好学习班、讲用会，牢固地树立毛主席所教导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狠批大叛徒刘少奇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肃清其“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专家路线”、“重治轻防”等流毒。加强思想教育，克服有些干部对钩端螺旋体病和丝虫病的危害认识不足，因而对防治工作不重视的倾向。
二、由各级血防领导小组，加强领导。在那些没有血防任务的省、专区、县，而有丝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的流行的地区，建议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建议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加强对北方有关钩端螺旋体病流行省、市、区的防治工作的领导。各地防疫队伍建议在斗、批、改的基础上整顿或重建，要形成一支精干的非常无产阶级化的防疫队伍。
三、组织力量进一步摸清规律。有这两种疾病的省、市、自治区，建议组织本省的力量，摸清情况，进行研究，创造消灭的经验。钩端螺旋体病的防治工作，建议军委后字二三六部队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寄生虫病研究所、药物研究所等，应组织协作，深入到重点流行地区，结合地方力量，深入基层，配合防治工作，抓好典型，进行调查研究，摸清各种规律，创造更好的防治方法，为消灭这两种疾病作出更大贡献。
四、总结经验，制订防治规划。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在抓好典型摸清情况的基础上，拟定长远规划。并大力开展中草药的研究工作，打好这场人民战争。
以上报告，是否有当，要否批转有关部门，均请指示。
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区血防领导小组卫生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七○年五月一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0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请示报告的批示
1970.06.27；中发［1970］46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军委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军管会，军代表：
中央同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请示报告，现发给你们，供参考，各地在安排招生工作时，可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办理。
中共中央（此件发至省、军级）
一九七○年三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斗、批、改中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清理了阶级队伍；进行了整党建党工作；开展教育革命，贯彻执行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创办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
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经过三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特别是“七·二七”以后，在宣传队的带领下，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深入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与工农兵相结合，接受再教育，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年来，通过教育革命的实践，初步积累了有关招生、课程设置、教材改革、教学方法以及建立“三结合”教师队伍等方面的经验，建立了部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基地。目前已具备了招生条件。
为了进一步贯彻无产阶级教育路线，遵照毛主席关于“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习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伟大教导，我们计划于今年上半年开始招生，两校共招生四千一百名。
具体意见附后。
当否，请批示。
首都工人、解放军驻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委员会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
一、培养目标
遵照毛主席“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道德的劳动者”的教导，培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有文化和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
二、学制
根据各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二至三年。
另有一年左右的进修班。
三、学习内容
遵照毛主席“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教导，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文、理、工各科都要参加生产劳动。
四、招生时间和名额
北京大学上半年二十六个专业招收两千名学生，清华大学上半年三十七个专业，招收两千一百名学生。
五、学生条件
（1）政治思想好。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特别是在近四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密切联系群众，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既反对忽视成分，又要反对唯成分论，要重在表现。
（2）有实践经验。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一般只招收未婚者）。还要招收一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他们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理工科学员原则上专业对口。
从农村中招生，应注意招收那些有三年以上劳动锻炼，表现较好，受贫下中农欢迎并为群众所推荐的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
（3）身体健康。
六、招生的办法和地区。
招生的办法：废除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招生地区：北京、上海、天津、东北、广东、江西等地区和中央有关所属厂矿、解放军部队。
七、学生待遇
学校要发扬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来自工厂的学生，学习期间每月由学校发给十九点五元的伙食费和津贴费。其中十年以上工龄的老工人工资由原单位照发，但要扣除学校发的十九点五元。
来自农村的学生每月由学校发给十九点五元的伙食费和津贴费。
解放军学生由部队负责供给，供给关系由部队转到总后勤部，由学校统一领取。
学生家庭生活困难者，仍由原单位根据具体情况适当予以解决。
八、分配原则：
学生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
附：一、北大、清华招生各系名额分类表。
二、修改招生（试点）具体意见的说明。
北大招生各系名额分类表
系别 人数
中文 250
哲学 240
历史 220
政治经济 160
国际政治 130
物理 150
化学 190
地球物理 100
生物 320
无线电 70
数学力学 170
清华招生各系名额分类表
系别 人数
冶金 360
工程物理 200
工程化学 130
数学力学 110
水力 110
土建 220
无线电 240
自动控制 130
电机 220
机械 150
动力机械 230
关于修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的说明
根据国务院指示精神，我们对理工科大学招生的一些具体问题请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和驻清华大学宣传队，到北京市的几个工厂分别作了一些调查，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对招生条件、待遇、学制等，征求了工人的意见。
工人在座谈讨论时极为热烈，他们对招生工人入大学高兴了，有的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表示了强烈要求入大学的欲望。北京冶金试验厂老工人吴师傅说：“工人进大学没有不高兴的，工资减一些也可以，生活困难一些没有什么了不起。”北京化工五厂工人张金年说：“上大学一定让我去，什么都不给，我也愿意。”北京新华印刷厂一九六四年进厂的三百多人，一九六五年进厂一百多人，一九六九年进厂的三百多人，他们中多数都很愿意上大学。
一、对招生条件和待遇问题。他们认为招收青年工人和下乡知识青年（包括回乡知识青年）的条件和待遇，不要规定两样，以免加深城乡差距，都应该是在工厂或农村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和劳动锻炼的，在待遇上都一律每月发给十九点五元生活费。如北京无线电仪器厂的同志反映说：“从工厂、农村招来的学生，一律发给生活费是合理的”。“入厂五年的青年工人，上学发给生活费完全可以，多数没有结婚，家庭负担并不重。”新华印刷厂老工人反映说：“六四年、六五年进厂的青年工人，现在生活很富裕，工资自己用不完，上学给十九点五元问题不大。”认为这样有利于工农联盟。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
二、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教导，我们拟招收一部分老工人带工资入大学学习。五年前后入厂的工人，现在是生产上的骨干力量，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文化水平大体上相当初中程度，年龄在三十岁左右，通过学习提高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但是他（她）们大都已经结婚，家庭负担较重，带工资学习，群众不会有什么意见。
对这样的老工人，有的可以上普通班，有的可以上进修班。老工人和工厂干部对进修班特别欢迎，他们认为进修班应当着重提高老工人的设计能力（画图，绘图等）和技术理论水平。要专业对口，针对性强，紧密结合技术革新和科研进行，围绕着所搞的专业或专题，学习有关的基本理论。学的东西要比普通班窄一些，专一些，采取缺什么就补什么的办法。在进修班时间上一般不要太长，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
三、调查了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和北京起重机厂，有五年左右工龄的工人青年的年龄和结婚情况。
（一）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共招收青年工人二百二十七人（男一百二十人，女一百零七人）其中二十五岁以下的一百九十二人，二十五岁以上的三十五人，未结婚的一百八十二人，已结婚的四十五人）。
（二）北京起重机厂，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共招收青年工人一百五十六人，（男六十七人，女八十九人）其中二十五岁以下的一百零四人，二十五岁以上的五十二人，未结婚的一百四十六人，已结婚的十人。
从这个调查情况来看，如果十六、七岁入工厂，做七、八年工，还超不过二十五岁，而且结婚的是少数。因而在城市工厂招生规定有实践经验三年以上和一般只招收未婚青年，是不会影响招生的。
根据以上的调查情况，我们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作了一些修改：
（一）将第二条学制中“一年之内的短期训练班”改为“一年左右的进修班”。
（二）将第五条学生条件第二项“有实践经验二年以上”改为“三年以上”并加上了“一般只招未婚者”。
（三）将第七条学生待遇中“来自工厂的学生学习期间工资由原单位发”改为“来自工厂的学生学习期间每月由学校发给十九点五元的伙食费和津贴费。其中十年以上工龄的工人工资由原单位照发，但需扣除学校发给的十九点五元。
关于学生毕业后的待遇问题，我们倾向不再实行现行的统一工资标准的办法，工厂、农村、老工人，青年工人可以有所不同，因为还不成熟，没有写入。
对医科、农科、外语招生条件拟另作考虑。
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七○年六月二十日发共印一八二七份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年五月，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蓬勃开展。一年多来，工人阶级领导全校革命师生员工，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遵循毛主席光辉的教育革命思想，以《五·七指示》为纲，“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正在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
毛主席教导我们：“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创建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根本保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在文化教育领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一场深刻的政治革命。从“七·二七”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改造谁、谁战胜谁的斗争一直激烈地进行着。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正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断加强和巩固起来的。
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工人阶级在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教育阵地，就是要落实毛主席关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伟大指示，用毛泽东思想把学校占领下来，改造过来。
工人阶级占领学校，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实现对知识分子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领导，否则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不可能巩固，甚至有得而复失的危险。遵照毛主席关于“不破不立”的伟大教导，我们深入持久地开展了革命大批判，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右的和极“左”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批判封、资、修的教育制度和各个学术领域中的修正主义思想，批判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是经常利用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影响，利用知识分子世界观上的弱点，散布毒素，妄图夺回他们丧失了的“世袭领地”，同无产阶级争夺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公开叫嚣：“工人阶级领导不了尖端科学”，有的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歪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散布什么“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就是让知识分子靠边站”，妄图把知识分子推到工人阶级的对立面，进行反夺权。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坚决揭露和批判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和动摇工人阶级领导的罪行，粉碎了他们的复辟阴谋。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经常地、大量地表现为同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斗争。随着教育革命的深入，一些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断地以新的形式暴露出来；有的说什么“政治上你把关，业务上我领导”；也有的认为接受再教育差不多了，让自己在业务上发挥作用，就是工人阶级“让权”了；搞教改、讲业务自己是“内行”，工人阶级可以“让位”了；还有的认为，发挥原有教师的作用就是恢复旧制度。所有这些右的和形“左”实右的错误思想，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顽强表现，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如果不彻底批判，陈旧的东西就会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就会大权旁落，教育革命就会走上改良主义的邪路。实践说明：击破旧的习惯势力，比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还要困难得多。
反动的精神堡垒只能靠革命的精神武器去摧毁。只有把一小撮阶级敌人和旧的习惯势力彻底批臭，肃清流毒，才能真正把它们打倒，从根本上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因此，革命大批判是创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战略任务，是教育革命的一门主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长期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武器。
工人阶级要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地实行群众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充分发扬无产阶级民主，造成人们敢于批评、敢于争论的空气。必须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大胆信用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才能确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否则，就是自己孤立自己，使工人阶级的领导架空。教育革命同其他一切革命工作一样，“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包办一切，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压倒一切，使知识分子处于“推一推，动一动”的地位。依靠广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是削弱工人阶级的领导，恰恰是加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
工人阶级要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做思想革命化的带头人。这就要求我们切实做到：对毛主席的指示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坚决照办，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宣传队员要向再教育对象学习，虚心做群众的小学生，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掌握文化教育领域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规律；要艰苦奋斗，经常参加劳动，联系群众，拒腐蚀，永不沾；要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抓好典型，面上的工作先抓好三分之一，认真总结经验；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错了就改，改正错误，就是忠于毛主席，就是继续革命。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担负起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保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胜利前进。
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是彻底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创建社会主义大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工农兵教员是教师队伍中一支最有生气的革命力量。他们敢于创新，破除迷信，富有批判能力。同时把社会生产的先进经验和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也带进学校中来，密切了厂校挂钩。他们讲的课，学员反映：学了就能懂，懂了就能用。一年来，我们在三大革命第一线选拔了一批工农兵做专职、兼职教员，使他们在斗争中成长，在实践中提高。他们参加教学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有力地保证了教学的正确的政治方向，促进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推动了教学改革。工农兵登上大学讲台，是在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出现的新事物。极少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取“走着瞧”、“看笑话”的态度，有的企图把封、资、修的一套塞给工农兵教员，搞什么“我装药，你放炮”。对此，我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事实上，工农兵最懂无产阶级教育，过去，旧大学把工农兵排斥在外，是历史的颠倒。今天，工农兵登上社会主义大学讲台，是历史的必然。
原有教师是三结合教师队伍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毛主席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又指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教师队伍也是这样，混入教师队伍的坏人，反革命分子，带着花岗岩头脑的人，只是极少数。因此，对于广大教师，既要看到他们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艰巨的，又要看到他们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广大教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特别是“七·二七”以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有了提高，要充分估计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对他们的专业知识也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旧体系必须破除，又要看到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同生产实践相结合，有些自然科学的专业知识和过去积累的经验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而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充分发挥一切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知识分子的才智，开辟了最广阔的天地。要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只要抓紧政治上的再教育，业务上的再学习，原有教师的大多数就能继续任教，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事业作出贡献。对极少数实在不行的，也要给予出路，进行教育，安排适当工作，继续考察。
为了帮助教师尽快适应社会主义大学的需要，必须坚持在使用中对他们团结、教育、改造。那种“改造好了再用”的说法，实际上既没有看到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也没有看到知识分子改造的长期性。我们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中，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教导，着重解决教师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针对他们过去长期“三脱离”的弱点，组织广大教师到三大革命实践中去经受锻炼，参加创办试验农场，对口下厂，轮换劳动，进行教改实践，在条件比较艰苦的环境下改造思想。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往往在对业务知识的看法上反映出来，必须彻底改造各个业务领域。教师参加三大革命斗争实践，必然深刻地触及他们中间一些人灵魂深处根深蒂固的知识私有、理论至上、洋奴爬行、个人名利等旧思想，这有利于加速他们的思想改造。
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彻底转变是不能自发完成的。环境的变化只是为他们的改造创造了条件，还必须本着抓紧、抓严、抓细的原则，针对活思想，进行再教育，用他们中的先进典型教育他们自己，启发他们自觉革命。对他们思想上的动摇和反复，因势利导，做耐心的认真的思想政治工作，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对他们的错误思想，进行说理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加以纠正。
“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为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有效地调动广大教师的革命积极性，鼓励他们发扬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敢想、敢说、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勇于进行教育革命实践，我们在工作中注意掌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把积极参加教育革命，但思想还有旧框框，暴露出一些“三脱离”的问题，与坚持走老路区别开来。
二、把真心实意与工农兵结合，但在教改的某些具体问题上和工人同志有不同意见，与拒绝接受再教育，抵制工人阶级领导区别开来。结合，但在教改的某些具体问题上和工人同志有不同意见，与拒绝接受再教育，抵制工人阶级领导区别开来。
三、把带着教育革命和技术革新的问题，积极钻研业务，查阅有关国内外的书本、资料，与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理论至上，崇洋复旧区别开来。
四、把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和填补空白，有分析有鉴别地向国内外学习我们所不懂的和没有的东西，同洋奴、爬行思想区别开来。
即使有少数人拒绝接受再教育、坚持走老路，也不用着急，阶级斗争是长期的，这样的人总会有的，对他们那些旧思想，在教育革命中进一步深入批判，抓紧教育、改造就是了。
五、对那些政治历史问题审查清了的人，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和现实表现，吸收他们参加教育革命，在使用中进行教育和改造。
六、对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人，就要严格按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经过群众批判后，有所转变，就要不断引导他们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封、资、修的学术思想，促使他们自觉革命。同时，还要注意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七、在教学改革中，对于自然科学上某些具体问题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尊重客观规律，通过实践去解决。
通过教育革命实践，广大教师的精神面貌进一步发生了变化：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已经成为许多人的自觉要求，他们满腔热情地为工农兵服务，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工农兵反映：“这些知识分子，过去与我们心隔心，谈不拢，现在是心贴心，谈得亲。”广大教师深刻体会到，再教育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决心一辈子做工农兵的小学生，永远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也有很大进步，不少人在教育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一个教授，对他过去编的一套在国内传播很广的教材，认为无需改革，“从货架子上拿下来掸掸土就能用”。我们让他参加教育革命分队，针对他在给工人讲课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引导他和群众一起批判封、资、修教育体系，对他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逐步认识到：“我那套理论至上、故弄玄虚的旧教材不符合工农兵的需要，掸掸土不行，即使改头换面也不行，必须彻底改革。”后来，他与其他革命师生同工人结合，在解决工厂一项重要技术问题的过程中，向工人学习，提高了觉悟，做出了成绩，受到工人的表扬。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重要的革命力量。现在，一支按照无产阶级面貌建立起来的三结合教师队伍正在成长。
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
建立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新体制，决不是简单的组织变动，而是全面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一场革命。
学校要不要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开门办学，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方向的原则问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公开反对学生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鼓吹“清华园是工程师的摇篮”，“实验室里就可以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使得许多师生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身体也搞坏了。学校越办越修，学生越学越蠢。宣传队引导广大师生深刻批判这条修正主义办学路线，带领他们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指示》的道路，创办试验农场，到工厂、工地、农村、部队去，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广泛接触社会实际。通过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采取脱产、半脱产或业余形式，举办工人大学班、短期培训班，进行技术革新、科学研究、社会调查等多种途径，开展教育革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没有广大群众参加，没有各单位各级领导的支持是决然搞不好的。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把大学办到整个社会上去，使文化的普及与提高有力地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学校与世隔绝，闭目塞听的“三脱离”状况，使学校与社会声息相通，使知识分子更广泛地接触工农兵群众，身临目睹，接受再教育，加速了世界观的改造。师生们深有感触地说：“过去闭门读书，工程师的摇篮，摇得我们晕头转向；现在开门办学，三大革命的熔炉，炼得我们心红眼亮。”社会生产中的新技术、新创造，不断充实、更新教学内容，使学校教育获得了强大生命力；而学校的教学、科研成果又直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推动社会生产向前发展。厂校挂钩为教育革命开拓了广阔的新天地，一定要长期坚持下去。
“学校办工厂”是毛主席的伟大英明决策。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一切高等工业学校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这是学校办工厂的指导思想。在办厂的过程中，充满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我们批判了贪大求洋、向国家伸手的资产阶级大少爷作风，批判了把生产与教学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就是一切”的错误思想。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方针，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以学为主”，把培养人放在首位。我们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和教学需要，考虑各专业相互促进和发展，充分利用现有设备条件，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先后办起能带动多种专业的中小型工厂：精密机床厂、电子综合试验厂、汽车制造厂等，承担国家一些科研、生产任务。如电子综合试验厂就是在原有实验室设备的基础上，利旧创新办起来的，它带动了自动控制、无线电技术、电子计算机等专业，生产多种电子工业产品。校办厂在订生产计划时要考虑教学需要，留有充分余地。选择的产品，具有先进性、多样性、典型性，既是工业、国防急需的，又要能满足专业教学要求；既有一定的批量生产，又大力进行研究试制，不断采用新技术。
根据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以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我们从校办工厂，厂校挂钩着手，改造旧的学校体制，打破过去系的界限，或者合并，或者增设，都按科研生产实践的联系，把有关专业纳入校办工厂、科研单位和厂校挂钩系统，实行厂带专业。同时，建设一支新型的基础理论队伍。新体制的基层单位是由工人、学员、教师组成的专业队。校办工厂实行一元化领导，统筹安排教学、科研、生产。这样就把过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三脱离”的单纯教学单位，变成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教学基地。如压力加工专业的师生，在汽车厂锻压车间参加劳动，结合生产汽车上的各种锻件，学习“锻造工艺”等课程，既掌握了生产技能，又学到了科学理论。这样做的好处是：工人参加到各个教学环节，加强了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教师既进行教学，又参加生产，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学员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保证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科学实验是理工科大学必须担负起的重要任务。在办工厂的同时，我们加强了实验室的改造和建设。校办工厂与实验室同社会紧密结合起来，使学校成为培养学员科学实验能力，大力开展科学研究，突破尖端技术，创造新工艺、新产品，探讨新理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基地。
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我校多数专业以校办工厂为主要基地；部分专业以厂校挂钩为主；有的专业主要利用实验室，结合科研进行教学。校办工厂和实验室并不能代替厂校挂钩，所有专业，都要把这三种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尤其要面向社会，实行厂校挂钩。
一年多来，通过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培养了一批工人阶级的技术人材，完成了一批技术革新和科研项目，还为国家试制和生产了一些工业、国防急需的产品。
培养工农兵学员，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培养造就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任务。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教导，从去年三月起，我们先后招收了近六百名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举办了各种专业的试点班，对选拔和培养工农兵学员进行了初步实践。今年计划招收二千五百名学员，目前已招八百多名。
工农兵学员一走进学校，就提出了“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响亮口号，积极投入教育革命大会战，同学校的教职员工一起创建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基地，还同教师一起制定教学方案，编写新教材，大大促进了教育革命。对于这样一支崭新的革命力量，怎样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我们遇到的一个新课题。
对工农兵学员是否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是执行不执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问题。试点班开始，有人认为：“工农兵学员政治觉悟高，学校用不着再转变学员的思想”；有的教师觉得“自己是再教育对象，没资格转变学员的思想”，因此，个别人想“只讲数理化，不管革命化”。有的学员由于“自来红”的思想也有“进校学业务，政治回去补”的错误观点。我们组织大家深入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伟大教导，结合文化教育阵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狠抓世界观的改造，使大家认识到：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是绝不会停止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工农兵的队伍中来。“读书做官”、“理论至上”、单纯业务观点等资产阶级思想余毒，随时在侵袭工农兵学员，这个问题对于青年学员更为突出。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工农兵学员也有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危险。学校的每一项工作，每一堂课，不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学生，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学生，“教书不教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教业务，不管政治，必然引导学员走向资产阶级道路。原有教师不仅要努力改造思想，转变自己的立场、感情，同时还要努力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教学工作，大胆承担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任务。他们说：“我们参加转变学生思想的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对自己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提出的更高、更严的要求。”
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用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要求学员，向他们灌输毛泽东思想，把不断提高学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作为学校的首要任务。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指示，坚持学习解放军，经常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这样，工农兵学员虽然大部分时间参加业务教学活动，却始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继续革命的觉悟不断提高，“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做到环境变了，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不变；理论水平提高了，联系实际的作风不变；工作能力提高了，谦虚谨慎的精神不变。
为了培养有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劳动者，理工科大学在业务上必须使工农兵学员能够解决当前生产实际问题，能够担任设计、科研任务，适应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倾向，坚持理论和实践统一，培养学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工农兵学员在学校应该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这是因为“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实践论》）。否定理论学习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实践论》）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要为实践服务。因此，学校的教学不能脱离实践。工农兵学员的实践经验并不能完全代替教学的实践基础，还必须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在一些试点班里，我们纠正了那种认为“工农兵学员有实践经验，就可以单纯学理论”的错误思想，使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始终紧密结合实践，并在实践中运用理论，使教学效果直接受到实践的检验，使学员不仅能够认识世界，而且能够“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实践论》）。如一个专题短期培训班，学员结合某种先进通讯机的研制，学习“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课程。仅用了半年，就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员，初步掌握了基本理论，并和原有师生一起运用所学知识，制造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通讯设备。这是过去“出中学门，进大学门”的学生远远不能比拟的。实践证明，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教学方针，要反对“左”的和右的倾向，才能真正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从三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一般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文化程度相当于初、高中水平的工人、农民（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是理工科大学主要招生对象。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和贫下中农入学，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理工科大学除去在校内外办学制为二至三年的普通班和一年左右的进修班外，还采取多种形式开办校内外的科学研究班、业余大学班以及专题短期培训班，担负从工人中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人员的任务和一些普及工作，把高等教育从原有的大学里解放出来。
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
教材改革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它是关系到培养一代新人的重大问题。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理工科教材旧体系的要害，它浸透在教材的字里行间，至今仍然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彻底改革教材的关键。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理工科教科书，虽然讲的是自然科学内容，但都是为了适应它们的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科学技术发展所作的总结，打着深刻的剥削阶级烙印。刘少奇一伙狂热鼓吹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把这一套照搬到中国来，让外国资产阶级通过这样的旧教材继续专中国人民的政。例如，一套电子学旧教材，它所标榜的“严密”的学科体系，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电子技术发展过程的缩影。但这本书却把它说成是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谁要发展电子工业，掌握电子技术，就只能按这条老路一步一步地爬行，这充分暴露了旧教材的奴役性和落后性。旧教材颠倒历史，窃取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鼓吹“专家至上”，为资产阶级垄断科学技术服务；它宣扬“理论至上”，把教育当营业，故弄玄虚，抬高价格，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服务；它宣扬“物质技术条件决定论”，否定人的因素第一，压制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这样的旧教材，严重毒害了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教材一定要彻底改革，决不能走修修补补、改良主义的道路。
教材改革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必须狠抓教师立场、感情的转变，使他们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解决“为谁写书”和“怎样写书”的问题。宣传队带领广大师生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去，组成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教师相结合的教材编写组，开展革命大批判，把编写教材的过程，作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对知识分子深入进行再教育的过程。大家认识到：原封不动地维护理工科教材的旧体系就是洋奴思想的表现，脱离劳动人民就必然要崇洋媚外，不改造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就一定会跟在洋人后面爬行。毛主席早就指出：“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在科学技术上，我国也已经创造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望尘莫及的奇迹。自觉认识和充分发挥这些优越性，就使我们的教材改革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打开了新局面。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编写新教材最根本的思想武器。工农兵的需要，是我们编写新教材的出发点。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是我们编写新教材的源泉。
“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这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要求我们既要有革命精神，又要有科学态度，努力做到政治统帅业务，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深刻地阐明自然科学规律，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少而精的原则，使教材具有革命性、实践性和先进性。
对现有旧教材和外国的科学技术成就，我们坚持了批判地继承的原则，执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对旧教材总的体系，着重批判它在什么路线指导下，为哪个阶级服务，贯穿着什么样的世界观，而不是简单地否定自然科学的具体内容。有用的部分，也不是简单地拿来就用，而是用批判的态度进行审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继承其科学内容。被资产阶级专家吹嘘为“千锤百炼，天衣无缝”的《高等数学》，我们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批判它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公理化”体系，吸收那些有用的定理和公式。例如，我们从生产实践出发，以微分和积分这对矛盾的斗争、发展和转化为线索，组成新体系，编出《微积分》新教材。过去，微积分概念是从一大堆公理、定理中推导出来的，玄而又玄，深奥莫测。现在则从生产中常见的实例引出概念。例如，钳工用锉刀锉圆形工件，每锉一下是一小段直线，最后整体锉成了曲线，这种化整为零、又积零为整的过程，就包含了生动的微积分概念。工人学员学了说：“微积分并不神秘，一把大锉捅破了窗户纸，高等数学又回到了我们劳动人民的手里。”
改革教材还必须立足我国实际，满腔热忱地用心总结工农兵的发明创造，提出新课题，进行新概括。过去，中外的农田水利教材，都把山洪说成有百害而无一利。张家口地区贫下中农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战天斗地，对山洪一分为二，创造了引山洪淤灌农田，变洪害为洪利的宝贵经验。教育革命分队的革命师生亲身参加这一斗争实践，和贫下中农一起编出《引洪淤灌》新教材。贫下中农说：“从这本书学到了征服洪水的办法，学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辩证法。长劳动人民的志气，灭资产阶级的威风。”
教材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能一劳永逸，必须在实践中边教边改，不断总结，不断充实，不断提高，不断更新，紧紧跟上和积极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飞跃发展。
结合生产、科研任务，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新的教学方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教学方法绝不只是具体的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按照哪个阶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组织教学过程的原则问题。资产阶级的教学方法，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理论脱离实际，“上课满堂灌，学生跟着转”，完全颠倒了人们认识真理的规律，只能培养出“三脱离”的书呆子。教改试点刚开始，由于没有破除旧教学方法，有的教师上课“本本不离手，公式不离口，理论一大套，实际不对号”，尽管他们备课很用心，讲课很热心，辅导很耐心，工人学员仍然不称心。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不彻底改革旧的教学方法，学校要完成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任务，还是一句空话。
遵循毛主席关于“理论和实际统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教导，根据工农兵学员的特点，我们实行了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典型工艺、技术革新等，进行有步骤的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正确处理突出重点、急用先学、边干边学与系统教学的关系，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
边干边学与系统教学结合起来，就打破了过去从理论到理论、烦琐庞杂的教学体系，同时又适应了自然科学的系统性和连贯性的特点。我们把整个教学过程按照完成不同类型的几个典型任务划分阶段，本着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原则，把理论课程有计划地安排在各个阶段内，进行系统学习。根据不同情况，采用“穿插学”和“集中学”等灵活机动的方式。某一时期以完成生产、科研任务为主，有计划地边学边干，典型深入，举一反三；某一时期以理论教学为主，在丰富的感性认识基础上，提高理论水平，密切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必要的考核。注意加强自学和培养科学研究的能力，重视在理论指导下的再实践。
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目的，是通过解剖麻雀，掌握一般规律。事实上每一个典型任务，总是既有其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因此，我们一方面注意使典型选得恰当，另一方面注意在解剖麻雀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高，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从实践提高到理论。根据教改实践经验，我们认为应当力求按照以下原则选择典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面向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体现当前我国科研生产中的关键和技术发展方向；能带动专业教学的主要内容，能够说明一般规律；符合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通过完成由简单到复杂的几个典型任务，达到专业的培养要求。
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打破了过去把基础课与专业课截然分开的界限。基础课要紧密结合实际，加强针对性。有的可以和专业课一起，按照需要组成新的课程。对那些后续课程用得较多，前面不学后面就不懂的基础课，还要单独设课。
实行这种有步骤地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方法，是解决生产的综合性与教学的分科性、典型任务的局限性与教学要求的全面性之间的矛盾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它把读书和使用结合起来，把实践和创造结合起来，把点和面结合起来，把学文和学工结合起来，做到了少而精，大大精减了课程，缩短了学制。
实行新的教学方法，必须坚持教学上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他的作用在于启发学生自己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和实践的能力，因此，教员必须向学生进行学习和调查。工农兵学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有锐敏的批判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一经同教学实践接触，便一眼看出封、资、修的余毒和右倾保守、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他们对学校同社会有着深刻的比较。在比较和鉴别中有力地批判了长期盘踞在文化教育阵地上的洋奴爬行思想。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大力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活动，能者为师，互教互学。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讲课方法，充分发挥了工农兵学员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建立了新型的师生关系。一个试点班在结合某项设备的设计讲“公差配合”课时，教师讲了基本原理后，工人学员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课堂顿时活跃起来，当过车工的学员分析了材料和加工条件对公差的影响；当过钳工的学员提出了装配条件对公差的要求，讨论得十分热烈。课堂上不仅讨论清楚了原理，而且对设计方案提出许多改进意见，充分显示了新教学方法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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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创造人类历史上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伟大任务，已经光荣地落在中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肩上。教育革命是一场硬仗。“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加强党的领导，坚决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附件二：
一九七○年六月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召开了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各单位同志，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工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华东化工学院、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有关负责人和教师、学生，共十九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马天水以及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朱永嘉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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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我们今天开一个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的座谈会，谈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了一份关于教育革命的总结，这份材料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他们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的一些经验，提出了若干政策性的问题，它的中心是如何“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办好社会主义的理工科大学。现在这份材料还没有最后定稿，请大家看一看，提一些意见。大家看了有什么感想？有些什么意见？还有些什么要修改的地方？这是今天主要要谈的一个内容。
另外一个问题，请今天到会的理工科大学从事教育革命的同志，以及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谈谈你们如何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以后，在自己的教育革命实践中，有些什么经验、体会和需要提出来讨论研究的问题。
大家看得很清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斗、批、改（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要继续做），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正在气势磅礴地兴起。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调动了广大工农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又反过来推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特别是推动文化领域的革命，包括教育方面的革命。这方面很重要的就是理工科大学的革命。现在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趋势的苗头。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就特别总结了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对办理工科大学作了专门的指示，快两年了，这个问题，现在实践得究竟怎么样？希望大家联系这份材料，发表自己的意见。
参加今天会的，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同志，也有复旦、交大等大学的同志，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也来了，王曾荣同志原是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的。好，谁先谈？
郑世谊（同济“五·七”公社党总支书记）：看了清华大学这份材料，感到总结得很全面，对我们教育很大，许多方面对我们有启发。现在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我们做的一些工作，来谈一谈。
关于教师队伍改造的问题，清华大学的材料提出边改造边使用。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些体会。我们感到教师在使用中改造较好，这样容易发现他们的问题，容易提高他们。譬如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办了一个房屋建筑专业的工农班，配了一个副教授，开始觉得对他的思想批判得差不多了，让他同我们一道到建筑工地去，表现也不错。但是一讲课，又把旧的一套拿出来了，上课走老路，讲设计还是从怎么削铅笔、用橡皮讲起，我们就批判他这一套。他说这些内容我已经删掉了好多。大家批评他该讲的地方没有讲，不该讲的地方讲了，搞烦琐哲学，浪费时间。经过几次帮助，这个副教授有了很大的提高，譬如在那个工地上，造房子缺少砖头，他和群众一道，想出了很多的办法，就地取材，用卵砾石砌成围墙。只要再用一点木材，加些水泥，就可以做成屋梁了。
张春桥：你们那里现在有多少教师？你们最初不是不大想用老教师吗？
郭培昌（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党总支委员）：现在我们那里去了一批教师，连政治教师在内共四十五人。我们最近办了一个教师学习班，研究今后的教学规划问题，一讨论问题，教师的旧思想就反映出来了。
郑世谊：只要讨论具体问题，讨论教材，讨论教学规划，他们就会暴露问题。工农班同志认为接触实际才能学得进，有些老教师虽然也倾向于理论联系实际，但他们一订教学规划，就提出第一年学基础知识，第二年才能搞设计，说先学理论知识才能设计。我们把学生请来了，他们一致认为第一年就必须联系实际，才能真正学到东西。有的学生已经在搞设计了，有一个老教师不信，他个别测验工农班的学生，要一个学生画规模图，断定学生画不出，结果学生真的画出来了，他却说画反了。但几个教师讨论下来，规模图画得是对的。通过这件事，对这个老教师教育很大。因此，我们感到，教师不在实际中使用改造，光参加劳动，不接触教学业务是不行的。
我们搞了一个项目──大车间，一边教设计，一边教理论，这样学员愿意学，学得进，说少而精。教师当场讲课，这样教，也能抓住要害。因此只有接触实际，才能打破过去那套老框框。
有些教师开始认为，工人只有实践经验，没有理论，说在课堂上工人讲不过我们，其实一到现场，好多理论问题，教师回答不出，工人一讲就清楚了。如有的学员向教师提问，这个钢柱为什么这样放，那个钢柱为什么那样放，教师就讲不出来了，工人师傅一讲，大家都很佩服。教师说，要联系实际，我就讲不过工人。因此学员到了现场问工人多，到了课堂问教师多。所以我们感到，教师的改造要结合实际，才能发现我们思想上的和教学上的问题。
另外，有个问题，谈一下。我们是教建筑工业的，这次招生，有些工人学员原来不是搞建筑的，没有建筑方面的实际知识，所以他们开始学基础理论还可以，学到高等数学，感到学不进去了，力学也难懂。后来就组织他们接触实际，增加感性知识。但教师担心这样搞法，只能培养艺徒，连中专的要求也达不到。通过实践，教师有了信心，说一年半可以达到学习要求。事实上，只用了十个月就超过了。我们认为理论要学，但是一定要接触实际，使学员有学习的主动性，这样才能学得快，学了有用。
在教学实践方面，我们想最好选典型工厂，有一个包建厂就好了，既有先进性，又典型性，选这样一个理想的工程，但有时没有。
姚文元：你的意思是选不到怎么办？
郑世谊：对，有时受工程的限制选不到。
关于办学的体制，清华这份材料上的经验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除了工农班以外，最近想搞工人的短期训练班。
姚文元：招了工农学员进来，还有没有阶级斗争？是不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你们这个问题碰到没有？
郑世谊：碰到的。在我们办学到七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才懂得抓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刚开学时，工人学员说，我们是来夺文权的，要填补科学空白，要为毛主席争光，为无产阶级争光。但进来以后，却忽视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认为我是工人阶级，从劳动中来的，有实践经验，你们教师要接受我的再教育，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没有改造思想的必要。有一个学员说：“你（指教师）的思想和我的思想问题不一样。”后来，我们抓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思想还不通，说知识学得少了。通过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才把这个思想扭转过来，现在学员的精神面貌很好。
张春桥：你们什么时候才认识这个问题的？
郑世谊：工农班开学四个月以后，才认识到再不很好地抓，就不能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我们的任务，后来我们抓了。
张春桥：究竟怎么招生比较好，将来各个大学招生，和旧的教育制度有什么区别？究竟招什么人？怎么招？带着什么观点去招？教育革命，不单是学校的事，是社会革命。招生中间，学校，工厂、公社，工农群众三方，会碰到什么问题？进来以后怎么办？
徐景贤：招生问题很重要，同济“五·七”公社工农班招生的时候，碰到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对办工农班的目的，没有在广大群众中讨论，就分配招生名额，结果有的人不愿意去，有个单位的头头不去，他的小兄弟讲义气，说我代你去。另一种情况是，招生工作做得较好，他们先把大学招生的事告诉广大群众，发动群众讨论，造成舆论，然后群众评论，推荐优秀同志，出来的时候又再三叮嘱要他们代表自己的阶级好好学习，不要忘本，这样进大学的同志，革命热情比较高。招生也有一个路线问题，要发动群众来搞。
郑世谊：我们这方面工作已总结。这次我们到其他地方跑了一下，他们也都碰到这个问题。从城市里招的学生，思想比较复杂。
张春桥：我们有失败的教训。一九五八年，上海科技大学办过工人班，两年一期，有些原来很优秀的工人，学下来，思想变坏了。要把这个经验好好总结一下，作为现在办大学的财富。
姚文元：工农学员招来，用什么世界观进行教育，这点很容易忽视。
郑世谊：最后一点，关于体制问题，我们认为房屋建筑专业，和建筑工程单位一起办学校较好。
姚文元：去年这个时候开会，建工局的同志就是不愿意干，说局里的任务已经吃不消了，还要办什么学校。实际上是可以办的。
郑世谊：但我们跟建筑二公司商量，他们很高兴，现在正在落实。
徐景贤：同济“五·七”公社现在和建筑公司结合在一起，这样，教学选择典型工程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了，工人教师问题也好解决了。
戴妙仙（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地下建筑专业）：关于编写教材问题，今天看了清华经验很有启发。写教材一定要结合工业生产的需要，教材不能一劳永逸，要经常地不断地充实内容。拿隧道工程来说，过去有一点资料，是外国的，也不适用。但外国人讲，江南地区要造隧道，就等于豆腐里插铁条。事实证明，江南地区完全可以造。
姚文元：现在编教材怎么样？是编一次改一次吗？
戴妙仙：我们通过两年多来的实践，准备以这个隧道工程作为解剖麻雀，同地下建筑方面联系起来，这个初稿已写出来了。我们还准备派一些同志，去搞一个地下发电站。这些是过去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根本不敢想的，我们把这些教材都写出来了。在实践中，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写新教材，要跟上工业生产的形势，不然要落在后面。
教师也好，学生也好，都要向工人学习，首先要有第一手资料，有了第一手资料我们就自由了。不然我们就陷在旧的框框里面。
姚文元：这点很重要。
戴妙仙：我们是六八年四月下去的，六九年初上来的。经过十个月的劳动锻炼，我们就准备写教材，但是还写不起来。再到实践中去锻炼，和工人在一起，到六九年下半年才基本上写出来了。
总结我们的体会，新教材的编写过程应当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首先向实践学习，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取得第一手资料；再向书本学习，经过批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还要向社会学习，把当前工业生产上的新发明新创造总结起来，这样的教材才能创新。
张春桥：还要有一个再实践的考验，看究竟经得住经不住。
郑世谊：过去我们有个教材编写组，有十来个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根本不能用。
张炎明（同济“五·七”公社学生，地下建筑专业）：我举一个例子，地基承载力原来规定每平方米八吨，现在已经大大超过，这些都是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同过去书本上写的差别很大。所以编教材还是要到实践中去编。
戴妙仙：编写教材的斗争很复杂，学生也好，教师也好，头脑里的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很尖锐的，这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中心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这个斗争的过程，也是改
造世界观的过程。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往往从业务当中表现出来，突出的是把政治和业务分家。无产阶级政治怎么去统帅业务？毛泽东思想怎么去占领阵地？这个问题，我们遇到这样一桩事情：上钢三厂改建二转炉，我们是跟华东建筑工程设计院一起搞的。有一个青年设计人员，贪大求洋，他主张把屋盖拆掉。他上去检查，把烟囱外墙烧掉的一层粉末拿下来，证明这个屋盖一定要拆掉，一些教师和学生也同意。我们当时都很相信。后来，工人同志来了，说不能这样干，要按照“勤俭建国”的方针办事，经过检查，这个青年设计员拿下来的粉末，都是墙的外层的一些东西，上面里面全部是好的，屋盖不但不要拆，还可以用十五年。这点在课堂里是学不到的。
王四弟（上海工学院学生、射流工场实践队成员）：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体会。有一次，我们召开教育革命座谈会，上钢一厂一个车间的革委会委员，他在会上讲，工人生产好就是突出政治，农民种好田就是突出政治。一个工宣队的排长当场批判了这种思想。那个委员还不大服贴。后来，去调查了，原来这个人是专门搞业务的，对政治不大关心。我们选了一些学生在学校里搞尖端产品，有人就散布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选拔来的，筛子筛下来的，可以埋头抓业务。”我们狠抓了阶级斗争，把运动一搞，就在这些人当中揭出了反革命分子。事实教育了我们，在教育革命中，阶级斗争是始终存在的，不抓不行。最近我们帮一个机械工业部门搞了一个技训班。
张春桥：有多少人？
王四弟：四十五人，训练十二天，白天干，晚上也干。
姚文元：十二天学什么？
王四弟：这是短期训练班。
张春桥：十二天能行吗？
王四弟：能行，就是拚命干，突击业务。
张春桥：为什么不办一个月呢？
王四弟：最近，我们抽了六十几个人，办两个月的训练班，白天学习，晚上回厂干。
张春桥：你们总结一下，究竟是半个月好，还是一个月，两个月好。哪一种人一个月就够了，哪一种人要两个月才行，还有哪一种人看一下就会了。
王四弟：外地的同志也来我们学校，看懂了就走。
关于招生方面，有这么一点意见：我们那个技训班招来的同志水平不同，大学、高中、初中文化程度都有，因此教师在上面上课，有的很满意，但有大学程度的学生，要求讲高级的东西，水平不一样，教师上课很难。
李军毅（交通大学六九届学生、赴沪东造船厂实践队成员）：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要，不抓是很危险的。我们帮助沪东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开头我们认为工人学员是推派来的，政治上可靠，学员中有些人也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到大学主要学业务，说学政治，还不如到车间里去学。这些问题，教员不敢批评，以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工人学员不少是头头，又是老工人。所以，不管对不对，有些工人学员讲什么，一些教师就听什么，连学习班领导小组的第二把手也不敢批评，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出身，认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有些工人学员认为自己有二十多年的工龄，自己主要是来学习文化的，说大批判嘛，你们去搞搞，我小学还没有毕业，在这二年中要把十几年的文化课学好，哪来时间搞大批判。厂党委领导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找我们开了座谈会，讲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孤儿，解放后翻了身，国家送他上大学，后来看不起工人了，专心搞业务，变掉了。还有一个工人，他父亲也是工人，他是学文艺的，结果听黄色唱片，被坏人拉下了水。这样一教育，对工人学员震动比较大。这说明工农学员进学校，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要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张春桥：旧交大的体制，你们批判过没有？
李军毅：批判了。
张春桥：旧交大搞的那些，经过批判你们究竟得出什么结论？
郑振基（交通大学教师、校革委会常委、校教育革命组负责人）：过去旧交大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旧交大“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大跃进时招了一批工农学生，有的没有几天就被赶出了校门。去年，我们着重批判旧交大的封、资、修的制度，但这方面到今天还有流毒。我们认为这方面的大批判要普及到工厂里去。理工科大学是和工厂密切结合的，工人是很支持教育革命的，但现在有些工厂领导不支持教育革命。比如有个机床厂办了工人大学，领导不重视，事情很难办。另一个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厂领导抓得紧，因此工作就比较顺利。这说明教育革命具有社会性，单单靠学校抓是不行的，要依靠社会上，特别是工厂一起来抓好教育革命，不然，教育革命不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教师要实行三三制，这样我们那里教师的力量还是比较紧张的，科研、生产任务很忙，教学任务很忙，再加上三三制，就显得紧张了。
张春桥：你们教师有多少人？
郑振基：一千三百人。
姚文元：你们那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搞得怎么样了？
郑振基：下面群众反映是温吞水。
张春桥：我有同感。
郑振基：搞教育革命的同志很有意见，领导有点求稳怕乱，弹钢琴没有弹好。希望市革委会领导去点一点，这种局面怎么改变。
张春桥：你们自己不能改变？
郑振基：大字报贴得很多了，但是没有什么改变。
张春桥：自己解放自己嘛！
郑振基：也需要领导上的支持。
姚文元：交大的科研设备在全市大学中是最好的。
郑振基：我们学校和附属工厂的关系还没有很好解决。
王家霖（华东化工学院干部、抗菌素实践队成员）：我们感到理工科大学要厂校挂钩，也要社校挂钩，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是很需要的。五八年我们也搞过“九二○”农药，但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说没有价值。现在我们批判了这种思想，坚持为农业服务，为贫下中农服务，把基点放到农村去。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贫下中农是科学实验的主力军。比如“九二○”的试制，我们就把贫下中农请进来，让他们上讲台。还办了短期训练班，根据贫下中农的要求，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现在已经投入了生产，“九二○”农药全国是很需要的。
姚文元：县一级有没有可能搞？
王家霖：可能的，象小化肥一样。江苏、江西、辽宁都派人来学习。已开始在全国推广。
张春桥：困难还是很多的，全上海推广也不容易。
王家霖：县、社办“九二○”药厂，贫下中农很欢迎。以贫下中农为主力军，在普及的基础上办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学习班，从贫下中农中招收学生，这样就有了一个基本条件，可以从这个厂的设计到设备制造和安装，到产品出来，编写一个新的教材，进行教学实践。
姚文元：从实践中来形成新的教材和新的专业。这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很大的创造。
王家霖：这样搞，贫下中农对我们思想上的教育也是很大的，本来有些同志有点灰，感到读了几年大学倒霉，要是我不进大学的话，也可以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了。贫下中农对我们进行了再教育，现在不灰了，因为贫下中农十分希望掌握科学实验。
姚文元：你们这支抗菌素实践队有多少人？
王家霖：四十二人。
张春桥：你们跟化工局关系怎么样？
王家霖：他们不感兴趣，认为是两个系统。
校办工厂同社会生产结合起来，作为国家生产的一个部分，但是要有一定的余地，现在我们是求他们的。产品是有人要的，原料嘛，很抱歉，不给。
张春桥：化工局下面的医药工业公司怎么样？
王家霖：它也不管。希望这个渠道要沟通。
姚文元：为了搞好教育革命，学校同各有关方面的关系要有一定的制度作保证。没有一定的制度是不行的。
陈训亮（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师、“四·一”电子工厂负责人之一）：我们校办工厂生产是纳入国家计划的，专搞电子元件，有学生二百五十名，教职工一百五十名。我们那里主要是承担一些重要工程所需要的产品。
姚文元：完成没有？
陈训亮：过去搞了一年，进展不大，后来抓了阶级斗争，搞了大批判，虽然劳动的时间短了，但还是完成了。
姚文元：还是要抓阶级斗争。
陈训亮：原来有一些教师的情绪比较消沉，认为在学校里没什么好等了，准备斗批走。后来学校办了工厂，明确了为谁服务，教师、学生的精神面貌就起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有一点革命实践，才能把消极的情绪打掉。
陈训亮：现在的精神面貌比较好。每一项工程的任务来了，我们先交思想、交政治，上政治课，大家的精神状态很振奋。
现在校办工厂所担负的科研任务也纳入国家计划，把物理系的好几个专业也带上去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半导体究竟怎么研究搞不清楚，花了很多的钱，买了很多的洋设备，但是做不出。现在，校办工厂以后，社会上的新技术、新工艺能够直接反映到我们学校里来，又同许多工厂发生了关系，不象以前那样闭塞，现在每天接触工人，这对我们编好新的教材是一个推动。去年十二月搞了两个编教材的小组，一方面以校办工厂为基础进行调查研究，另外在外厂也进行调查研究，促进了教材的革新。这样，学校的教学、科研、生产，和社会的生产结合了。
朱惠民（复旦大学物理系工宣队员）：刚才陈训亮同志谈到校办工厂的问题，早在一九五八年，复旦的革命师生就曾经搞过几个校办工厂，物理系也搞了个电子工厂。上海的第一只两极管、三极管，就是复旦物理系搞出来的。但那时，由于路线问题没有解决，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冷风一刮，复旦当时的走资派杨西光就叫嚷大学要“正规”，一下子把校办工厂砍得干干净净。文化大革命前，半导体专业的学生读到五年级，竟连一只两极管也还没有见过。去年还有人吹冷风，说：大学办工厂好比野牛闯进了庙堂，象什么话。我们坚决抵制了这种思想，办起了“四·一”工厂。
徐学义（复旦大学微电子专业工农兵试点班学员）：文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理工科也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根据我们学校的情况，大家认识到，不搞大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不能肃清。前个时期，报纸上批判桑伟川，我们理工科的师生都不大重视，因此我感觉到，不搞大批判就会重复修正主义一套。前个时期，有些教师到工厂调查，回来说向工人老师傅没有什么好学的。我们对这种错误思想狠狠进行了批判。知识分子到工厂调查研究，不解决立场问题，是写不出好的教材来的。所以，我们认为，理工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
陈训亮：前个时期，我们招了手工业系统工厂的工人来培养。
朱永嘉：请手工业工厂的工人来学，他们学了回去搞生产，学校再派一些学生去帮助他们改建工厂，从这个实践中来检验学习质量。
陈训亮：六九届、七○届的学生跟工人学员到厂里去，干劲很大，日夜干，等到产品出来以后，学生再回来，同工人建立了感情，因此老师傅也经常来，碰到什么问题，我们也及时派同志帮助他们解决。
朱永嘉：这些实践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革命师生，政治觉悟比较高，又能够掌握比较全面的生产工艺。
姚文元：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拚命造谣，说我们这几年大学没有招生，中国工业技术的力量薄弱。实际上，由于我们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在广阔的范围内执行了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一系列指示，实行了教育革命，我们不但尖端产品上去了，整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技术力量也增加了。这是一场意义很深远的革命。他们说我们人材不足，实际上，我们只有多啊！
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你们还没有谈。
张春桥：大家要走你们的道路，你们自己走得怎么样？
王绍庭（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委员、工人技术员）：看了清华的经验，对我们的启发很大，眼界更开阔了，有好多地方总结得很全面。
对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这个问题，我们有点体会。我们是六八年办的学校，学员平均工龄都在十二年以上，开始学员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怎么办？市革委会负责同志到我们厂里讲过这个问题，指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机床厂来，反映到“七·二一”工人大学里来。我们办了五天学习班，讨论这个问题，抓了阶级斗争。
在工人学员中“自来红”思想较普遍。他们认为自己是工人，是推选来学习的，说主要任务是来学设计的。不仅如此，他们也有旧思想，也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我们抓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感到，工厂办学校，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一定要抓思想政治工作，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的思想。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后，认识到要边实践边教学，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有的人开始认为，你搞实践的话，我可以回车间去搞，不要在你这里搞了。抓住这个思想，组织大家讨论，弄清楚究竟为谁学习，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思想提高了，干劲很大，把机床也设计出来了。
最近，我们抓了两忆三查，激发了广大学员的阶级感情，这样也有利于对教师的再教育。因为有些原有教师，他们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批判，会影响工人学员。我们抓了思想政治工作以后，有利于他们接受再教育。同时，我们还组织工人学员到部队去学军，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学习解放军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使学员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你们有多少学员？
王绍庭：五十二个。我们的体会是，不抓政治思想教育，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指示很难落实下去。对原有教师要边使用边改造。
张春桥：你们教师哪里来的？
王绍庭：机电工专的。有些教师以前对教材可以背得很熟，现在要讲毛主席的辩证法，他们就没有办法了。清华的经验很好，在使用中改造教师。不少教师是有一技之长的，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备课，就可以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
在编写教材方面，清华的经验，对我们教育很大。教材要具有革命性、批判性、针对性、地方性。开始，有些教师在编写教材时束手无策，感到没有办法。我们做了好多工作，鼓励他们。教材写好了，我们通过学习班，明确方向，提出要求，有问题帮助他们纠正，向他们说清楚，出了问题，要批评就批评我们，但是提高要你们提高。他们劲头就来了，初步的教材写出来了，但是离开高标准还差得很远。
姚文元：不能一下子“高级”。
张春桥：从“初级”到“高级”。
王绍庭：另外，办好理工科大学，领导班子也很重要，领导班子要在斗争中形成。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就能照毛主席思想办事。只要敢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没有路也会走出来的。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路子再对，方向再明确，也落实不下去。实践证明，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每走一步都有斗争。我们厂的学校领导班子开始不得力，在斗争中经过调整，就比较好了。
学制问题，单项科的可以一年，理工科大学至少二年。本来我们定二年，考虑到第一期要走一点弯路，准备两年半。现在看来，招的工人学员还是要有一点文化，否则学起来有困难。文化低，年龄大，教学也有矛盾，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年纪轻一点，即使文化低，采取“一帮一”的办法，也补得上去。
张春桥：你们能不能附带办业余学校？
王绍庭：业余学校已招生了，现在招了六十五名学员。
张春桥：即使所有的大学都招工人学员，但绝大多数的工人还是在工厂里，还有一个提高的问题。
王绍庭：但是，现在厂里有些车间不肯把好的骨干放出来，有本位主义。
张春桥：上个月我跟张梅华同志商量过，要他带个头，因为他是厂党委、厂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工人工程师，他也想学习，但是没有地方。张梅华一报名，到业余学校当学员，就可以带一批优秀的工人一起学习，学政治、学军、学农、学文化、学技术。在业余学校学了以后，还可以选最优秀的送到大学。不然工人想学习，又没地方去，怎么办？至于有的文化低，可以给他补一定的文化，甚至专门学文化，学政治。你们“七·二一”大学人太少了。有人搞本位主义就贴他大字报。因为他们不理解工人迫切要求学习的愿望，只看眼前利益，不看长远利益。当然，也有一些工人，不想继续学习。我们要鼓励他们继续学习，继续革命。
王曾荣（上海机床厂二车间装配工，原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又当了四年研究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看了清华的经验，感到很好，新旧对比，感慨也很深。我在清华呆了十年，六八年四月到机床厂。我过去在学校里学的时间太长了，尤其是基础课学的时间太长了，到了机床厂，还是从头学起的。过去在学校里，蒋南翔鼓吹一个观点，叫“猎枪与干粮”，学校给你“猎枪”是吃不光的，给你“干粮”是可以吃光的。
张春桥：带“猎枪”到上海也没有饭吃，马路上不是汽车就是人，有什么猎可以打？
王曾荣：很多问题在学校学，很难搞清，到了厂里劳动以后，才恍然大悟，一下子明确了。
怎么为工人阶级服务，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自己也有一些体会。毛主席提出要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但旧清华提出在实验室里也可以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这怎么能同工人阶级有共同的感情呢？到了工厂以后，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拜工人为师。开始的时候自己也很紧张，自己想读了十年大学，连装配机器也不会，怕人说，后来老师傅就手把手地教，每装一步，工人老师傅都跟我讲清楚，我很感动。在劳动过程中发现有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什么工人不敢讲？工人同志说早提了，技术人员说他们不懂得什么，不理。现在劳动以后，使我感到不向工人阶级学习，不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也不会接受工人同志的意见的。
通过这段劳动，跟工人交朋友，感到很高兴。我有几个师傅都是党员，有一个师傅虽然到工宣队去了，但他也经常来看看我，很关心我。同工人交上朋友，思想境界有了变化，对自己世界观改造很有帮助，工人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积极去做，我解决的问题，工人也满意。因此我感到，只要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过去学的知识还能发挥作用。
张春桥：清华已经写出来一个总结，我们上海各学校也需要总结一下。总结以后，市里要开讲用会。
清华经验发表以后，对全国大学教育革命会有一个很大的推动，我们上海应该赶上去。
姚文元：今天大家的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讨论清华经验时，各单位都讲了搞教育革命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抓阶级斗争，抓革命大批判，抓思想政治工作，抓落实政策。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整顿领导班子，一直到招生、教学、教材、教师队伍改造，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指导我们的实践，总结我们的实践，提高我们的实践，这点在办理工科大学时是决不能忽视的。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以后，还是要加强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使他们掌握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了解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自己的任务，积极地投入教育革命。这样，才能使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真正落实，才能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理论同实际一致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济大学、上海机床厂的同志都谈到这方面问题。
今天听下来，同一年前相比较，我们的经验更丰富一些了。在同志们努力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有很大的进展。希望大家把教育革命的工作抓紧，认真总结经验，题目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比如招生问题、政治思想教育问题、学校办工厂问题、编写新教材问题、教师问题、领导问题等。哪一个问题上有体会的，集中在哪个问题上总结一下。有的刚刚在实践，经验还不多，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不要紧，我们的经验会随着实践的进展逐步增加起来的。革命的道路是由革命的人们走出来的。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坚持走下去，我们就一定能把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办好，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更大胜利。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来源：根据文件的群众组织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年六月三日，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进展情况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
遵照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发［七○］二号文件的精神，我们于五月二十六日到五月三十一日，在上海召开了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第二次血防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血防领导小组成员、各地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以及选进地区的代表共六十余人。张春桥同志主持了会议。
会议重新学习了毛主席对血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发［七○］二号文件。还学习了中央五月十九日转发血防领导小组和卫生部军管会“关于丝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的调查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人民健康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到会同志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会议总结了前阶段工作，交流了经验，揭露了矛盾，部署了下步工作。会上，广东省提出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消灭血吸虫病的打算；湖北省黄岗专区的六个流行县，经过反复斗争，已基本上消灭了钉螺。一个省、一个专区、若干县的先进经验和革命干劲，给到会同志极大的鼓舞，一些单位提出“学余江，比黄岗，赶广东”的口号，大家决心争取在本地区早日消灭血吸虫病。会议期间，同志们又参观了上海县华漕公社的血防工作，看了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汇报演出，对这里的贫下中农男女老少普遍会背会唱毛主席“送瘟神”的光辉诗篇，普遍会讲用血防经验的动人情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了半年多的实践，大家认为：只要各级领导对毛主席的指示坚决照办，狠下决心，放手发动群众，一鼓作气，连续打几仗，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草案，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现将去冬今春，各地开展血防工作的情况报告于下：
一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发［七○］二号文件的巨大鼓舞下，波澜壮阔的“送瘟神”群众运动，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广大群众反映：毛主席对血防工作的指示从来没有这样深入人心；各级领导从来没有这样重视；群众运动的声势从来没有这样浩大；“送瘟神”的战果从来没有这样显著。
据不完全统计，各省、市、区去冬今春灭螺的面积共七亿多平方米，有的省灭螺面积接近或超过一九五八年全年灭螺面积的总和。各地总共治疗六十多万病人，其中江苏、湖南、湖北和上海四个省、市治疗的人数，超过任何一年治疗人数的总和。不少地区开展了粪管、水管、防护和耕牛血吸虫病的查治工作。
经过去冬今春的连续作战，出现不少防治工作的先进地区像江西的高安、彭泽、瑞昌、湖口、九江、昌都，浙江的嘉善、常山、宁海，上海的嘉定、上海、金山、松江，湖南的湘阴、沅江、岳阳，江苏的吴江、邗江、东台，安徽的宁国、桐城，四川的彭山、广汉，广西的天等、宾阳，云南的楚雄、弥渡。福建的漳浦、霞浦，共有几十个县（市）。有不少县（市），已接近消灭血吸虫病。贵州省全面开展了普查工作，目前尚未发现钉螺，查出的病人正在治疗中。
科学研究工作也有一定进展，特别是在挖掘防治血吸虫病的中草药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绩。
不少地区还开展了对丝虫病、钩端螺旋体病、疟疾等疾病的调查和防治工作。
二
去冬今春的防治工作，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主要是：
一、狠抓根本，用毛主席的“送瘟神”思想武装群众。
南方十三省、市、区血防会议以来，特别是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发［七○］二号文件下达后，疫区各级领导，把学习、宣传、贯彻和落实毛主席的“送瘟神”思想，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大造革命舆论，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活学活用毛主席“送瘟神”光辉思想的群众运动。各省、市、区都大办学习班，召开讲用会，印刷了大量的毛主席对血防工作的指示，敲锣打鼓的送到贫下中农手里；组织“送瘟神”宣传队，反复宣传毛主席的“送瘟神”思想，使毛主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深入人心。各地还组织贫下中农进行回忆对比，开展革命大批判，控诉旧社会和血吸虫病这个“瘟神”给贫下中农带来的灾难，揭发批判刘少奇、魏文伯等一伙“政治瘟神”破坏和干扰血防工作的罪行。通过这些活动，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刘少奇、魏文伯等一伙“政治瘟神”的无比愤恨，推动了血防工作的发展。
二、领导重视，亲自抓紧，树立典型。
各级领导认真学习了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发［七○］二号文件以后，把消灭血吸虫病，提到两条路线斗争观点、备战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的高度来认识，提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度来检查，提到对毛主席忠不忠、对贫下中农爱不爱的高度来衡量，从而自觉地把血防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作为农村斗、批、改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好。许多地区的负责同志亲自到疫区调查研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湖南沅江县血防领导小组负责人，先后步行一百五十余华里，到八个公社宣传和落实毛主席对血防工作的指示，检查和指导防治工作的开展。
在总结这段经验时，许多同志说，领导是个关键。许多先进单位的作法是：第一把手亲自抓，分管同志具体抓，其他委员结合抓，有关部门配合抓。许多县、社革委会的领导成员，抓典型，树样板，亲临现场，参加战斗，保证了防治运动的顺利进行。
三、大搞群众运动，坚持自力更生。
中发［七○］二号文件下达后，疫区广大群众，坚决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出现了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军万马“送瘟神”的群众运动，据统计，投入战斗的劳力达三千多万人次。在灭螺战斗中，出现了许多祖孙三代齐参战，父子、夫妇赛先进的动人事例。有些大的灭螺水利工程，集中数万人安营扎寨，吃住在工地上。广大群众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深情，为了消灭血吸虫病，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忘我劳动，日夜奋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示，闻风而动，雷厉风行，积极投入了这一场“送瘟神”群众运动，和当地群众一起参加灭螺，一起查病治病，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这场“送瘟神”群众运动中，各地都贯彻执行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做到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江苏吴江县在一个冬春的灭螺战斗中，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既灭了螺，还扩大了耕地面积，增积了大量肥料。江西彭泽县的太泊湖灭螺水利工程，原计划要国家投资一千五百万元，经过发动群众，除建闸需要的水泥、钢筋外，其余全部自力更生解决。
在治病工作中，许多地方依靠合作医疗，充分发挥医务人员和“赤脚医生”的作用，克服了人力、药品、医疗器械不足的困难，自制器材，以土代洋，大搞中草药，开展了查治病工作，培养了一批不脱产的专业队伍，巩固和发展了合作医疗制度。
四、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和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
在“送瘟神”群众运动中，不少地区还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和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加强了地区之间的联防，开展了部门之间的协作，组织了非疫区群众对疫区的支援。如湘、鄂之间，鄂、皖之间，苏、沪之间，沪、浙之间的毗邻地区，都召开了会议，研究了协同作战的问题。水利、农业、商业、化工、卫生等部门也积极配合血防工作的开展。工人阶级为了解除贫下中农的疾苦，日夜奋战，积极增加生产，保证药品的供应。江西九江地区疫情严重的几个县，在灭螺大会战中，都组謴邻近的非疫区成千上万的群众，自觉地支援疫区重点灭螺水利工程。广大群众说：“病在贫下中农身上，痛在阶级兄弟心上，疫区和非疫区不能分界线！”
三
前一阶段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但运动的发展还不平衡。各省、市、自治区之间，本地区各单位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有的地方只有一般号召，抓得不深不细。有的地方把血防工作同革命、生产对立起来，看作是斗、批、改以外的事，看作单纯是卫生部门的事。有的地方血防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至今尚未建立。个别地区竟把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发［七○］二号文件，积压了近三个月之久，没有向下传达贯彻。有些地区疫情很轻，消灭病害并不难，因为领导不重视，抓得不紧，至今还未消灭。比如广东省，全省血防工作发展得很好，但是，有一个县，只有半个生产大队有疫情，至今还没有解决，同时，对血吸虫病的防治，着重病人（这是对的），忽视病牛；对丝虫病等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还缺少全面的防治规划。对苍蝇、蚊子等四害的斗治，对爱国卫生运动，对计划生育工作，不少地方仍然没有抓紧。
为了进一步全面地贯彻、落实中发［七○］二号文件所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会议一致认为：
（一）要继续加强领导，狠抓根本。各级领导要结合中心工作，统一进行研究、布置、检查和总结。血防工作的群众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因此，领导班子的成员，首先是第一把手，要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送瘟神”的光辉思想，对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发［七○］二号文件，要深刻领会，坚决照办。要遵照毛主席“一定要抓好典型”的教导，切实改进领导作风，深入疫区，亲自蹲点，总结经验，以点带面，做到层层有典型，事事有样板，开展比学赶帮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要继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好讲用会，进一步用毛主席的“送瘟神”思想武装广大干部、群众，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更广泛更深入地把群众发动起来，大打人民战争。
到会各单位表示决心：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计划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消灭血吸虫病的地区，要切实抓紧，坚决完成。计划在以后几年内消灭的地区，也要抓紧进行，力争提前实现。已经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地区，要树立除害务尽的思想，坚持反复斗争，做好扫尾、巩固工作，积累如何巩固胜利成果的经验。
（二）各级领导要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教导，正确处理革命、生产、血防三者之间的关系。要始终坚持以革命统帅生产，统帅血防；要把血防工作作为斗、批、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抓住各个农时季节，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统一规划，妥善安排、穿插进行，做到血防工作一年四季不间断，一鼓作气不停顿；特别要掌握钉螺繁殖的规律，抓住有利时机，安排时间、劳力，组织几次灭螺战役。同时，还要做到突击与经常相结合，群众运动与专业队伍相结合；血防工作要与农业生产互相促进，互相推动。
（三）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湖区和芦苇地区进行灭螺时，一定要有全局观点。不能借口芦苇多，难下手，不灭螺；也不能因为灭螺就把芦苇搞光，或者大搞围垦，给人民生产、生活和战备带来新的困难。为了保护芦苇和不影响蓄洪防洪，又能达到消灭钉螺的目的，各级领导和水利部门要采取积极态度，进行调查研究，充分发动群众，寻找适合当地条件的灭螺方法，进行大面积围垦灭螺时，相毗连的地区和水利部门应进行协商，瞻前顾后，周密规划，并经上级批准后，再行施工。对血防需用药品、器械，要努力增加生产，提高产品质量。要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积极研究新的更好的防治方法，对确有疗效的中草药和单方验方，要认真总结推广。对几种主要药品，各地应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尽量做到在省内自产自给，所需的化工原料，应尽先安排。本省确有困难不能解决的，由中央化工、商业、卫生等有关部门统筹安排，并要有一定的储备。应组织力量，积极开展耕牛血吸虫病的治疗工作，做到与人的血吸虫病同期消灭。耕牛的血吸虫病也实行免费治疗。药品、器械的运输，交通运输部门应积极配合，抓紧做好。
（四）继续开展以除四害为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加强丝虫病、钩端螺旋体病、疟疾和钩虫病等的防治工作。目前尚未开展这方面工作的地区，应按中发［七○］二号文件和中发［七○］三一号文件的指示精神，加强领导，发动群众，大力进行防治。各地区应根据当地情况，加强领导，全面规划，有所侧重。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应以血防为主，把这几种病的防治带动起来；在没有血吸虫病的地区，则应以防治危害当地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为重点，结合防治其它疾病。要在抓好典型摸清情况的基础上，拟定出切实可行的规划，并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打好这场人民战争，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控制和消灭这些疾病。
到会同志认为，除四害，讲卫生，提倡计划生育，决不是一件小事，它是振奋人民精神，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大事。各地都应当重视起来，每年认真地抓几次，坚决把苍蝇、蚊子等彻底消灭光，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当前血防战线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形势大好，振奋人心，纷纷表示要借会议东风，鼓革命干劲，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消灭血吸虫病及其他病害的伟大斗争中，实现毛主席“送瘟神”的光辉思想，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区血防领导小组一九七○年六月三日
一九七○年六月十四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贯彻南方十三省、市、区第二次血防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第二次血防工作会议结束以后，我们立即进行了传达贯彻。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在第二次血防工作期间，我们利用上海郊区各县革委会负责人列席会议的机会，共同学习了各省、自治区的先进经验，找出了差距，揭露了矛盾，制订了下一阶段的血防工作计划。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教导，在血防工作会议的鼓舞和推动下，各县决心在农忙期间坚持做到“四个不停”（宣传发动不停、查螺灭螺不停、查病治病不停、粪水管理不停），掀起“两个高潮”（六、七月间和九、十月间形成两次血防工作高潮），在今冬明春再掀起一个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嘉定、上海、金山、松江等四个县力争提前在今年内送走“瘟神”。
会议结束以后，各县立即将会议精神传达到了公社，并普遍举办了学习班，大学先进，大找差距，大鼓干劲，有的县抽调较强的干部，充实了血防工作的领导班子。有的县领导干部亲自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与群众商量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准备在“三夏”大忙结束后，再进一步广泛深入地传达贯彻第二次血防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动群众，狠抓查病治病、粪水管理工作。
会议结束以后，我们还召开了十个市区、二十多个有关局，以及驻沪三军负责同志的会议，传达了第二次血防工作会议的精神，要求他们督促分布在郊县的所属单位，积极带头搞好本单位的血防工作，并大力支持所在地区的血防群众运动。要求驻沪三军抽调医务技术力量，支援血防任务较重的几个县。
在传达贯彻第二次血防工作会议精神的过程中，我们回顾和检查了第一次血防工作会议以来的情况。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转发“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下达后，我们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结合生产、兴修水利，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上海郊区各县、社、队举办了六万多期有二百八十多万人参加的学习班，召开了一万三千多次大小批判会，报纸、电台和出版部门也积极配合大造声势，大造舆论，使毛主席的“送瘟神”光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为了加强对血防工作的领导，市、县建立了除害灭病领导小组，统管血防、除四害、计划生育等工作，由主要领导同志挂帅，并要求各级党组织、革委会把血防工作作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大事和斗、批、改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遵照毛主席“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的教导，郊区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使今年的血防工作出现了“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军万马送瘟神”的生动局面。四个多月来，全郊区出动了二百九十多万人次，采用铲、填、埋等方法，对四千多万平方米的有螺河道，连续开展了两、三次突击灭螺，钉螺密度显著下降，填掉大小有螺河滨四千七百多条。全市一百五十六个血吸虫病流行的公社，已有三十六个公社找不到钉螺，五十五个公社接近消灭钉螺。同时，扩大耕地八千九百多亩，积肥八百多万担。许多地区在开展群众性灭螺之后，组织专业队伍，坚持反复查螺灭螺，巩固成绩，扩大战果。群众性灭螺运动的深入开展，深刻地批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血防战线上的代理人魏文伯所散布的“有土必有螺”、“钉螺灭不光”等反动谬论，更加坚定了贫下中农消灭血吸虫病的信心和决心。
遵照毛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导，郊区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充分发动群众，主要依靠赤脚医生的力量，因陋就简，设了五百多个治疗点，已经收治了十一万多病人，占已发现病人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此外，还治疗耕牛一千三百多头。金山县组织了以赤脚医生为主体的近千人的医疗大军，培训了一百六十多名土化验员，在一个多月内，就完成了五十万人次的大便三送、三检的任务。他们还深入社、队设了二百零二个治疗点，治疗了二万二千多个病人，目前，全县只留下三千多个病人。有的十几年从未治疗过的老贫农，也手捧宝书，肩背被头，主动到治疗点要求治疗。他们豪迈地说：“治病为革命，不是为活命，治好血吸虫病，子子孙孙不受害，狠狠打击帝、修、反。”
许多社、队还加强了粪、水管理。他们土法上马，就地取材，用竹头代替钢筋，以“三合土”代替砖头，新造了一千二百多只无害化粪池，还打了三千九百多口水井。嘉定县目前已有一千七百四十二个生产队实行粪便集中管理，占流行血吸虫病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做到每队有一、二只无害化粪池，每六、七户人家就有一口水井，基本上解决了粪、水管理问题。
今年以来，广大药厂工人和医药研究人员，坚决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发扬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在防治血吸虫病药物生产和新药研究的工作中，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上海第六制药厂工人同有关单位大搞科研协作，去掉血防片中进口的原料改为细粉剂型，生产成本下降一半，疗效并不降低，年产量从五十吨增加到一百二十吨。中华制药厂工人与卫生、科研人员组成三结合的协作组，深入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开展用“敌百虫”治疗血吸虫病的研究工作，经临床试用一百四十多病例，近期疗效达百分之九十左右，而且具有剂量低，反应小，服用方便，价格便宜的优点，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现正在扩大临床应用。奉贤县用电击治疗了三百多条耕牛，绝大部分疗效良好，正在继续试验。此外，还筛选合成了治疗血吸虫病的两种新化合物，经动物试验也有一定疗效，正在进一步探索研究。
在毛主席“送瘟神”光辉思想的指引下，前阶段上海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发展还不够平衡，问题还不少，任务还很重。我们决心充分发动群众，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进一步加强领导，依靠群众，在已经基本消灭钉螺的地区，抓紧复查，巩固胜利，防止防复；在螺情严重、复杂的社、队，于今冬明春，再集中力量接连打它几次歼灭战。对留下的十六万病人，年内全部治完、治好。今年再建造一万只无害化粪池，挖三万口水井，并逐步健全巩固粪、水管理的制度。在非疫区，要把丝虫病等防治工作立即抓起来。我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在两年内基本消灭血吸虫病而努力奋斗。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七○年六月十四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0年十月三十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接见文化组成员时的讲话
江青：
文化组是在一九七零年三月成立的，因为富治同志病了，总理工作很忙，所以以后就没有找文化组开会。
回顾七、八年是很不容易的，在主席、林副主席、总理、康老的支持下，搞出这么一点东西。一九六七年、六八年搞运动很忙，照顾不上了。后来由于杨成武的干扰，在宣传队里派进一些坏人，发现后，我主张一分为二，好的留下来，但他们把人全都换了。一九六九年我们才知道，把好的同志请回来，在总理的支持下，成立了军宣队。从那个时候，我就抓得比较紧。一九六八年、六九年，今年的上半年，我陷得太深了，其它工作就受影响，照顾不上了。
文化组三月成立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原因是大家刚凑在一起，有的同志民主集中制注意不够，个人发号施令。今后在吴德、贤权同志领导下，实行群言堂，要搞民主，当然也要集中。八年来很不容易的，我们搞了这么点东西，主席肯定了我们。出现问题要一分为二，要细致。对缺点错误要分析，正确的意见要接受，不正确的意见其中也有的好心人提的。我这么多年是细致的，不细致是站不住的。文艺关键是树立先进的人物，中间人物大量存在，反动是少数，我们用先进人物改造中间人物。我们对反革命的攻击要顶住。
关于搞新的创作和会演的问题
我们的党史知识不足，最好用部分作题材，如《杜鹃山》，现在改为《秋收起义》，面就太大，不小心就出问题，我们还是应该从一个角落去搞，叫《杜鹃山》。《杜鹃山》原来上海的青年演得不错，我带回北京，后来彭真不让我搞，给了邓拓搞，现在我们可以搞。又如《铁道游击队》要离开枣庄，不要写真人真事，否则就有人出来认帐，也不要作为样板戏。对破坏敌人交通，党有一系列的政策，这个戏的内容就是在铁道线上打游击，名字暂不定。
总理很忙，我也忙，希望文化组靠集体力量搞起来，搞好可以试演。
《红嫂》要另起名，要脱开那个地方，原来作者有问题，你们打报告还叫《红嫂》，你们搞创作不是为了会演，你们得自己组织起来创作，排好，试演。组织几个人提了意见以后再改。
关于各团新的创作，你们另写个报告。
会演，我想得不周到，因为四届人大，地方党代会相继召开，各个单位也有整党建党，大家都很忙，因此，会演是否推迟到后年的六、七月。六、七月北京天气也好，这样地方的东西出来更多了，有些也可移植，不管什么戏，只要是革命戏都拿来。关于会演推迟，请你们再重新打报告。否则你们也累，我们也累。今后我不能象过去那样抓了，以后这些工作文化组要管起来。这次事情你们就发了纪要，中央还没有批准，你们就发那么大范围，这办法不好，要学会办工作，今后不能这样。
文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部门，文艺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同志们精神上得要准备长期的斗争，最近敌人对《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都攻击过，阶级斗争在脑子里不要忘掉了，我们自己也要改造。重大问题汇集材料可以，先不要写。《万水千山》是要的，但不能搞宗派的，主席说要写会师，后来又写了杨成武。写大战役都要慎重，原来不是重大的题材，不要用大名字。
过去法语系统的国家要求我们派剧团出去，我们一直没有去。是否拍完电影后，可以派一两个团出去，《红色娘子军》出去可以和《黄河》一起去，演奏点自己的作品，这样乐队也解决了。京剧也要出去一个。团配备强点，不光能演一个戏，另一套班子在家里。创作人员先下去，你们回来后再去生活。
你们的报告要写好，讨论得细致点，有问题，有办法，有的可以提几种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样的报告我们就好批了。外交部、中联部的报告好批。你们要学习。
另外，你们要大胆点，不要怕，犯了错误也不要紧，要负起责任。以后报告统统打到总理那里。我过去，陷得很深，什么都得管，文化组成立了，就好了，你们要担负起责任来，你们大胆，我们支持，有了错误，我们给你们承担，当然发现了问题，我们也给你们指出。
我们也可以演折子戏，如《刑场斗争》、《打虎上山》舞蹈都可以演。
姚文元：
同意江青同志说的。
张春桥：
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创作人员解放多些，下去，有了剧本就好办了。
搞了几个戏，大方向不能动摇。其它意见可以一分为二。另外，我们确实取得了经验，这些经验是宝贵的，有了这些经验，我们就懂得怎样工作了，还可以培养青年一代。前几年资产阶级司令部控制破坏，江青同志不能不集中精力攻坚，因此，江青同志就要花极大的精力，前一阶段是需要这样做的，现在不同了，我们有了实践经验，又有了队伍，形势很好。再不能象过去那样了，否则，领导同志就吃不消了。现在你们要带队伍去打仗了，靠同志们独立作战。在新的过程中，你们还会犯错误，但不要紧。一种是在错误路线下犯错误，一种是在正确路线下也会犯错误，这不怕。什么叫样板？样板就是按照毛主席的路线、方向搞出来的，我们是讲方向，基本思想，叫毛主席路线的样板，大家根据这个方向继续搞。
会演要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才能搞好，特别这几个样板团都有点新东西时再会演，所以我赞成会演推迟。
江青：
这几个团不要翘尾巴。
这几年还要感谢北京市革委会和谢富治同志。
话剧我们也鼓励，有了话剧电影剧本就好办了，我们可以改编成别的。
杭州负责搞美术的教改，曼恬同志去看看。但不要表态。
我们几个团要小心，我们吃过亏啦！（坏作品问题）团内本身也有破坏因素，要注意。文艺队伍相当复杂啊！过去招生不招劳动人民的子女，这次上海招生，贫下中农可高兴啦，都是贫下中农子弟。过去计划又回到旧的艺术院校了。
于会泳同志住北京，到上海跑跑。
《南海长城》就是写民兵的，《红嫂》就是写军民关系的。《奇袭白虎团》赶快拍电影，武戏这个最好，如果找不到小宋的录音，就叫别人代唱，他演。这个戏拿出去好，有国际主义意义，不审查了，可以拍。
创作组赶快下去，下去越久越好。
《智取威虎山》电影付了很多学费，北京要总结经验，应该总结失败的地方，世界观的问题，总结要认真，不要回避那些失败的经验教训。样板戏，电影都要认真总结，不总结就会忘的。
最重要的是树立起正面英雄形象，就是不能丑化。发现下边好的创作要推荐，推荐再提高，大家讨论搞哪些。写典型不要写真人真事，主席进城后就提出不要搞真人真事。每个团自己讨论，然后文化组讨论。
《红嫂》有修改基础，以后改编芭蕾舞也有个基础，就是《红嫂》的基础。
明年抽两个团出国。半年搞一个戏少些。内蒙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可以改，改成敌我矛盾的。
姚文元：
在群众中，除注意发现一些大的节目，也要注意发现一些小的节目，歌舞都可以，工农兵业余演出需要这些节目。几个样板团也可以搞些小节目（江青插话：已经有的雏型的东西，不要轻易丢了。）《大渡河》小敦演的，可以搞成折子戏。
张春桥：
一般东西，由文化组负责审查。短片等都可以自己审。发现问题，你们拿不定主意的，向中央提出来解决；重大的政治活动，送中央看；重大的问题主席、林副主席都可以审查。只要没有政治上大问题，文化组审查就发行了。有好的东西你们也推荐给我们，要严格掌握政治标准。不要因为我们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就不敢推荐了。
江青：
过路电影给我们看，当敌情看。
另外，不能将上次“智”、“渡”那种问题重演，要严格政治标准。
你们先组织两三个人。看《红嫂》的原始材料，研究剧本后，指出哪些要增，哪些要减，哪些要改，然后由剧团写出修改提纲，不然，他们乱改。例如《红灯记》将来改不好不拿出来，我们不是乱改，指出那个地方有问题，给他们方向，然后让他们写出提纲，不要给人家一盆凉水，现在这个戏已经不是打补钉的问题，文化组要有人下功夫。改，是在他的基础上，重点场次是什么，这是个工作方法。
你们没有下功夫，吃不下，睡不着。内蒙《草原英雄小姐妹》可以两头弄掉，《大渡河》也可以，《红嫂》从内容到形式都要改好。
（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一九七一年五月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革命化的必由之路 纪念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五周年》
伟大导师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已经五周年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主席在给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一封信中指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从事群众工作，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是这样，都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毛主席教导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主席根据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一科学分析，根据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我们党制订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光辉的《五·七指示》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途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建设军队、建设国家、改造社会的宏伟纲领。
五年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五·七指示》越来越深入人心。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努力把各个单位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亿万革命群众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发起猛烈的进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我们的人民精神焕发，朝气蓬勃。我们的建设事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在经历着极其深刻的伟大变革。
《五·七指示》总结了我军几十年建军经验，要求我军的革命化建设更要有所发展。在《五·七指示》指引下，人民解放军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分别兼了起来，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作用。各行各业兼学军事。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民团结、军政团结进一步加强了。这对于贯彻人民战争的思想，加强国防，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五·七指示》是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重要文献。毛主席发出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战斗号令，正在变成现实。工人阶级及其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占领教育阵地，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从斗争实践中来的工农兵新学员，跨进了社会主义新型大学。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实行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正在建立。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正在茁壮成长。
《五·七指示》为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指明了方向。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在阶级斗争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特别是在领导上层建筑的斗、批、改中，不断提高政治觉悟，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作用。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知识青年、在遍布各地的“五·七”干校中，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自觉改造世界观，焕发了革命的青春。
今天，在纪念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要认真总结贯彻执行《五·七指示》的丰富经验，深刻理解毛主席这一光辉文献的伟大意义。落实《五·七指示》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不是一部分人的事情，也不是一时的事情，而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坚定不移地走“五·七”道路，把自己锻炼成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每一个部门都要全面落实《五·七指示》，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这样，我们的党就不会变质，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变色，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一定胜利。
按照《五·七指示》，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第一位的东西是“学政治”，“批判资产阶级”。农副业生产要搞，有条件的地方，中小型工厂可以办，但都要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要把着眼点放在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上。当前，要根据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伟大教导，开展批修整风。这是一场继续揭露和批判王明、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斗争，是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我教育运动。我们要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读毛主席著作，深刻理解毛主席是怎样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要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要在学习和批判中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按照《五·七指示》，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要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作为课堂。人的正确思想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在革命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理论和实践统一的观点。离开群众斗争的实践，落实《五·七指示》就成了一句空话。忽视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认为“身在实践中，思想自然红”，也是错误的。只有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积极投身于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才能在思想革命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
回顾五年来贯彻执行《五·七指示》的历程，重温毛主席这一伟大文献，我们感到无比亲切。“五·七”道路是革命化的必由之路，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五·七指示》的光辉大道继续前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一年五月七日，社论）
2009年6月29日初稿
2011年12月29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