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一册（4）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一章 深入搞好斗批改
第四节 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0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及两个附件
1970.02.05；中发 ［1970］ 6号
附件一：
有些单位存在着严重铺张浪费的现象
最近，有些群众来信反映，有些单位不顾大局，搞铺张浪费，影响很坏。现摘登如下：
西安市在大兴土木搞非生产性建筑
西安市今年以来修建的百货大楼、旅馆、饭店、电影院、住宅、办公大楼等，据不完全统计有六十处，建筑面积约十余万平方米，投资约一千五百多万元。有的建成后已开门营业，有的正在昼夜施工，有的正在拆迁民房，筹备新建。这些建筑，工程浩大，地点集中，仅东大街和西大街即建起三层以上大楼二十余座，钟楼一带盖起大楼五、六座，光修建延安路百货商场即花了近四十万元。
西安市革委会办公驻地内，原旧市委一砖到顶的二十余间平房被拆掉，现已建成新的三层办公大楼， 投资约十万元。
用大少爷作风办“五·七”干校
河北省革委会在宁晋县大曹庄筹建一所“五·七”干校。在建校过程中，负责建校的同志违背毛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教导，搞铺张浪费。
建校规模庞大。今年已修建了一千一百多间校舍，明年计划再建两千五百间左右。该校用于建房、运输、雇木、瓦工，共花了一百二十多万元。建校舍求大、求好。新建的宿舍全是砖瓦房，白灰墙。有六百乡间房屋已打水泥地面。新盖的饭厅兼礼堂浪费极大。
他们把原省直机关的家俱，不管适用的不适用的全部拉来，其中包括沙发、地毯、弹簧床等，共装了五十九节火车皮。学员们认为这样做，实际上是从城市到城市，从机关到机关，严重脱离群众，不利于干部思想革命化。
用钢铁筑成的四个掩蔽部
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供应处修复总站，职工不到三百人，为了防原子弹，修筑了四个大掩蔽部，用了废旧钢材六十八吨，其中有些是好钢材。这四个掩蔽部，职工利用晚上加班和一部分工作时间，花了一个多月才建成。还集中了十几台电焊、气焊，焊接钢梁骨架。工人们对这种做法很有意见。来信人也认为，这样做是不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节约闹革命”的教导的，是害了一种原子弹恐吓病的表现。
四川有些单位挥霍浪费成风
江北县和荣昌县很多基层单位借成立革命委员会之机，讲阔气，摆排场，大摆筵席，大吃大喝，造成很坏的影响。例如江北县静观区五个商业单位办了一百七十桌酒席，上水镇五个商业单位设宴三天，办酒席二百六十四桌。九龙公社和十个大队联合举办酒席一百二十九桌。该公社的新民大队为庆祝成立革命领导小组还单独办酒席三十九桌。荣昌县多数基层单位成立革委会时，都摆筵席二、三十桌到一百几十桌。如该县搬运公司竟办了酒席二百九十四桌。联升公社一大队办酒席一百七十三桌。宜宾地区东风矿区、宜宾纸厂在成立革委会时，铺张浪费比上述单位更为严重。
乐山地区革委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乐山的七八六一部队与西藏的零零四四部队换防时，大摆筵席迎送，地区革委会一些负责同志还带剧团到各县慰问演出。为了设宴欢送七八六一部队，事先派人选购特产和高级烟茶。宴会当天，各县革委会成员都出席相陪，从下午二时一直吃到晚上七点多。零零四四部队来乐山，也同样大摆筵席欢迎。这次欢迎、欢送活动从九月十二日开始，到十一月底止。地方上大办酒席，招待看戏，共花了一万二千六百元。七八六一部队除各团分别举行告别会外，师部在乐山举行了三次告别会，办酒席几十桌。结果，上行下效，该地区不少有支左人员的基层单位都设宴欢送。如乐山地区运输公司只有一个军代表，就办了五桌酒席欢送。
中央办公厅信访处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一九六九年第六十八期）
附件二：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柳州市搞非生产性建筑的调查报告
中 央：
我们接到中央办公厅“要彻查”柳州新建房屋的电话后，及时召开碰头会进行讨论，除决定派专人去柳州进行全面检查外，还将“要彻查”的电话通报全区，进行普遍检查。
经检查，柳州市近年来确实修建楼房七十多座。这些建筑多是六七年以来历年计划修建的工程。其中百分之九十（包括一小撮阶级敌人挑起武斗对被破坏的房屋）是为恢复生产、安排人民生活需要修建的厂房、商店、校舍和民宅等。但也确有少数单位滥用职权，挪用生产资金，挥霍国家资财，修盖楼、堂、馆、所等非生产性建设。柳州电机厂把自治区拨作该厂恢复生产资金三十一万元的百分之八十八，用于修建礼堂、厨房和宿舍。柳州铁路分局贪大求洋，将原车站站房推倒重建，并扩大建筑面积三倍多，为装饰门面，还派专人到上海购买五个大吊灯。致超过原计划三十余万元。柳州农械厂挪用生产资金七万三千元修建礼堂。市工人俱乐部乘修缮礼堂之机进行扩建，花了八万多元。
问题的发生，是一些领导成员沾染了地主资产阶级作风，摆阔气，讲排场，任意挥霍，违法乱纪。柳州电机厂革委会主任阎洪明，对生产上急需修建的车间、仓库不优先安排施工，却假借修建“厨房”、“食堂”为名上报预算，欺骗领导，兴建礼堂。柳铁分局革委会副主任林乐伦，在负责扩建站房工程中贪大求洋，力主推倒全部站房重建，在施工中，以向二十周年国庆献礼为名，要承建单位停止整党建党，突击施工，加大混凝土标号，增加模板等，多用了水泥五百吨，木材四百立方。局领导上虽事先发现，但不作纠正，迁就默认。柳州农械厂革委会主任束宽昌，对某些领导成员提出挪用生产资金修建礼堂的错误主张，明知不对，也不坚持原则。柳州市革委会缺乏全局观念，在战备形势下，对该市修建工程，不认真审查，从严控制，还支持了市工人俱乐部扩建礼堂的错误。
上述问题虽属少数单位，但性质是严重的。初步了解，其他一些地区一些单位也有类似现象。问题发生在下面，严重的责任在领导。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勤俭建国”，“要节约闹革命”的教导，宣传贯彻落实不够，对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抓得不力，看不清在大好形势下掩盖着的另一倾向。加之工作上官僚主义，对下面教育，督促检查不够，见事迟，抓得不力。
为了进一步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和“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教导，我们拟将柳州市一些单位修盖楼、堂、馆、所的严重错误，通报全区，立即在全区开展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狠抓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狠批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坚决杜绝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坏作风。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年二月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通告
一、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分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周鸿东，男，三十七岁，辽宁省人，资本家出身，系反革命分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顾、周二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引渡回国。
二、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张继瑞，男，三十八岁，江西省人，北京工业学院教师。
张犯思想反动透顶，极端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携带我国重要政治、经济情报一千余份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张犯在国外期间，多次书写反革命信件、电文，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无耻吹捧帝、修、反，后被引渡回国。
三、现行反革命叛国犯田树云，男，三十三岁，北京市通县人，北京市挑补绣花厂医生。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孙秀珍，女，二十九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北京市挑补绣花厂医士，因盗窃被拘留过。
田、孙二犯思想极端反动，长期通奸，经常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动言论，并多次策划偷越国境，叛国投敌。自一九六七年以来，田、孙二犯合谋书写了大量反革命信，窃取我大量重要情报，先后在国际俱乐部、友谊商店等处，由田犯掩护孙犯将反革命信和情报投入外国驻华使馆汽车内十九次，恶毒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无耻吹捧帝、修、反，并向外国驻华使馆索要手枪、照相机和特务活动经费，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四、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梁志德，男，三十二岁，北京市顺义县人，系反革命分子。
梁犯思想反动透顶，一九六四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判刑，在被管制期间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于一九六五年又勾结反坏分子数人组成“中国民族主义爱国战线党”反革命集团，多次秘密集会，亲自拟定了反革命纲领、行动计划和发展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登记表，策划制造武器，组织反革命暴乱，并阴谋与帝、修、反挂钩联系，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梁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五、现行反革命犯朱章涛，男，四十八岁，江苏省人，资本家出身，曾当过伪县邮局副局长，系国民党员，右派分子，在北京市钢筋混凝土构件总厂水磨石厂监督劳动。
朱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收听敌台广播，大肆散布反动言论，多次书写反革命标语，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朱犯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陷害革命干部，经常向邻居儿童灌输反动思想，于一九六八年三月，采取金钱利诱和威胁等手段，多次唆使两名儿童书写反革命标语，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六、现行反革命犯王文满，男，二十三岁，北京市密云县人，富农出身，因散布反动言论被拘留过。其祖父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监毙，其父系反革命分子被判过刑，其母系富农分子畏罪自杀。
王犯思想反动透顶，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自一九六六年七月以来，王犯多次书写反革命传单，散发到北京火车站、国务院接待站等公共场所，并多次疯狂地当众呼喊反革命口号，穷凶极恶地诽谤咒骂无产阶级司令部，无耻吹捧人民公敌蒋贼。王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七、现行反革命犯郭昌明，男，三十一岁，四川省人，北京钢铁学院助教。其父、兄均系资本家代理人。
郭犯思想反动透顶，自一九五九年以来，书写十万余字的反动文章、日记、诗词，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郭犯在押期间，借交待罪行之名，继续书写大量反动材料，恶毒攻击污蔑我党，无耻吹捧刘贼，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八、现行反革命犯周存厚，男，六十岁，北京市通县人，曾当过日伪保长、蒋匪自卫队大队长、常备队中队长。
周犯在一九四七年先后两次率领匪徒包围我熬硝营村、应寺村，抓捕杀害我区干部、群众二人。解放后，周犯顽固坚持与人民为敌，隐藏在地道内十四年，长期保存反动证件，书写大量反革命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九、现行反革命杀人犯侯坤，男，五十二岁，北京市通县人，系反动资本家。
现行反革命杀人犯侯建民(侯坤之子)，男，二十三岁，北京市通县人。
反革命杀人犯侯坤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长期在其家埋藏铅二千余斤，并散布反动言论，向其子女灌输反动思想。侯犯为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唆使其子反革命杀人犯侯建民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六日夜，将其家中八口人全部砍杀和威逼跳井、跳水坑致死。
十、现行反革命杀人犯陈诚，男，四十四岁，北京市顺义县人，原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治保主任，曾当过伪军。
现行反革命杀人犯王梦令，男，七十五岁，北京市顺义县人，系地主分子。
陈犯思想极端反动，利用职权欺压群众，偷盗集体财产，投机倒把，瞒产私分，被贫农社员刘贤揭发，即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王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在其家当过长工的刘贤多次陷害未逞。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陈、王二犯狼狈为奸，陈犯密谋策动王犯捏造假材料，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王犯在陈犯召集的所谓“对敌斗争大会”上猖狂地进行反攻倒算，陈犯指挥王东成(在押)等人，将刘打昏，又指使四类分子将刘贤活活拖死。
十一、现行反革命杀人犯杨明遐，男，二十二岁，浙江省人，北京市六十五中学生。其母系国民党员。
杨犯思想极端反动，一九六六年三月书写、张贴反动文章，受到批判后，蓄谋杀人。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晨，杨犯持菜刀闯入邻居经君健屋内，将经的岳母李瑞范(五十一岁)、女儿经伟(二岁)砍死。
十二、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刘季人，男，三十五岁，河北省人，地主兼资本家出身，原系西城区文化馆联合党支部书记，其母系地主分子被遣送原籍。
刘犯思想极端反动，因受到批判和其母被遣送原籍，怀恨在心，蓄意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将其子刘禹(六岁)、刘文(一岁半)带到朝阳区立水桥西大坝处活活掐死。
十三、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刘树珍，女，四十七岁，河北省人，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其前夫因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刑。
刘犯思想极端反动，经常偷听敌台广播，大肆散布反动言论，并扬言要杀害我国家干部，为其反革命丈夫报仇。刘犯罪行被其女高俊铃(二十四岁，医生)揭发后，即怀恨在心，蓄谋将高杀害。于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刘犯闯入右安门卫生所，乘高给病人看病不备之机，用菜刀向高的头部猛砍数刀，造成重残。
十四、现行反革命放火犯张佩亭，男，六十八岁，河北省人，系反动资本家，曾当过伪保长，住北京市东城区。其三个儿子都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
张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张犯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放火烧东单国药门市部和该部库房及其居住的楼房，在革命群众救火时，张犯疯狂地呼喊反革命口号，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十五、历史反革命杀人犯王林，男，五十二岁，北京市平谷县人，系地主分子，蒋匪还乡团队长。其父因反革命罪被判刑。
王犯于一九四六年土改时随父逃到平谷县蒋匪统治区，充当还乡团队长。自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四月，王犯带领匪徒多次到龙家务村、贤王庄、杜辛庄、鹿角村、东古庄、马格庄等地烧杀抢掠，亲手和指挥匪徒杀害我干部、民兵、群众十五人。解放后王犯畏罪潜逃，于一九六五年二月被抓获归案。
十六、历史反革命杀人犯杨贤，男，六十五岁，北京市房山县人，系历史反革命分子，曾先后充当日伪警备队大队长、蒋匪保安团中队长、还乡团中队长。
杨犯于一九四六年带领匪徒先后到米粮屯村、豆各庄村、马家坟村等地烧杀抢掠，亲自指使匪徒杀害我区干部、村干部和革命群众七名。解放后，杨犯畏罪潜逃，于一九六六年被查获归案。
十七、强奸杀人犯殷凤西，男，二十七岁，北京市顺义县人。
殷犯强奸其三嫂张玉华(二十六岁)未逞，怕其罪行被揭露，即蓄意杀人灭口。一九六八年六月九日，殷犯持菜刀将张玉华砍死。
十八、杀人犯韩仲才，男，二十九岁，北京市怀柔县人，原系公社亦工亦农干部。
杀人犯齐桂兰，女，四十六岁，北京市怀柔县人。
韩、齐二犯流氓成性，长期通奸。韩犯为霸占齐犯女儿，齐犯为长期与韩犯姘居，二犯多次密谋杀害齐犯之夫程瑞林。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夜，韩、齐二犯用毒药将程瑞林毒昏后掐死。
十九、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装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十、现行反革命犯金有钟，男，五十二岁，河北省人，资本家出身，旧职员成份，北京市被服厂杂工，因贪污罪被判过刑。
金犯思想极端反动，自一九五四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三面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金犯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猖狂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并网罗牛鬼蛇神进行翻案，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十一、现行反革命犯佟学瀛，男，三十六岁，北京市人，西四邮局投递员。
佟犯思想极端反动，于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十二月，先后书写、投寄反革命匿名信六封，穷凶极恶地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无耻吹捧蒋贼；在给蒋贼的信中要求参加匪党和蒋匪“青年救国团”，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二十二、现行反革命犯傅晓平，男，五十一岁，山东省人，系蒋匪军上尉军官，住北京市东城区，因反革命罪被判刑二次。
傅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猖狂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自一九六七年以来，傅犯纠集赵俊龙(已戴反革命帽子监督劳动)等多人策划组织“抗暴同盟”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宣传，阴谋搞反革命武装暴乱，与蒋匪联系，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
二十三、现行反革命犯马福昌，男，四十三岁，吉林省人，小业主出身，北京钢铁学院图书馆职员，曾当过蒋匪兵。
马犯思想极端反动，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马犯书写、投寄反革命匿名信四十余封，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无耻吹捧人民公敌蒋贼，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二十四、现行反革命犯汪寄忠，男，二十六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北京市八达岭林场工人。
汪犯思想极端反动，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自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六七年四月，汪犯书写、投寄反革命匿名信十余封，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无耻吹捧帝、修、反。汪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二十五、现行反革命犯宋金良，男，二十六岁，北京市人，丰台区桥梁厂工人。
宋犯思想极端反动，于一九六七年夏，勾结张俊国(已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组成“中国革命党”反革命组织，书写、油印反革命传单三百余份，散发到反帝医院门前，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宋犯在押期间，继续散布反动言论，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二十六、现行反革命叛国犯于文生，男，二十四岁，北京市通县人，富农出身。
于犯思想反动透顶，极端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曾在一九六二年偷越国境叛国投敌未逞。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于犯又偷越国境，被我抓获。于犯在押期间，公开书写反动诗词，散布反动言论，并煽动在押犯偷盗枪支、叛国投敌。
二十七、现行反革命叛国犯董玉昆，男，二十三岁，北京市昌平县人，富农出身。其父系反动富农分子、伪保长。
董犯思想极端反动，书写反动日记，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董犯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一九六八年六月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后被引渡回国。
二十八、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段鼎，男，二十七岁，辽宁省人，旧职员出身，住北京市东城区。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陈继曾，男，二十六岁，河北省人，旧职员出身，北京市天堂河农场职工，因偷窃被拘留过。
段、陈二犯思想极端反动，经常伙同段犯之弟段铎(现在押)偷听敌台广播，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一九六四年以来，段、陈二犯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在段犯的策划下，段犯与其弟段铎和陈犯偷越国境，叛国投敌。陈犯和段铎越境叛国，后被引渡回国；段犯因不会游泳而返回。段犯返京后继续策划叛国投敌。
二十九、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张郎郎，男，二十六岁，辽宁省人，中央美术学院学生。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周七月，男，二十二岁，河北省人，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
张、周二犯思想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张、周二犯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一九六六年二月，张、周二犯与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取得了联系，出卖了我国大量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
三十、现行反革命集团骨干何锁福，男，四十四岁，江苏省人，系逃亡地主分子，建材部安装公司工人。
现行反革命集团骨干赵钰，男，三十二岁，山东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在北京市天堂河农场强制劳动。
何、赵二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六年，何、赵二犯伙同首犯刘镇江(已判死刑)组成“国民党党政军警张家口联络总处”、“国民党京绥张家口检查总站”反革命集团。何、赵二犯分别充当“总处副处长”和“总站副站长”，积极发展反革命集团成员，散布大量反动言论，妄图配合帝、修、反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三十一、现行反革命犯胡宗悫，男，四十二岁，北京市人，伪官吏出身，因书写投寄反革命信被劳动教养过。
胡犯思想极端反动，在劳动教养期间书写、投寄反革命信件，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胡犯为达到投靠蒋匪帮之目的，私刻公章，伪造证件，并盗窃了现款和其它财物(价值二百余元)做路费，于一九六九年五月，逃至中缅边界被我抓获。
三十二、现行反革命犯胡天旺，男，三十一岁，北京市房山县人，伪官吏出身，因盗窃罪被判刑二次。
胡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刑满释放后，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书写大量反革命标语，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自一九六五年以来，先后盗窃和骗取粮食六百余斤，现款三百余元。
三十三、现行反革命犯龚福臣，男，七十四岁，北京市顺义县人，系一贯道徒，东城区金生饭馆职工。其弟因反革命罪被我镇压。
龚犯思想反动透顶，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龚犯猖狂地进行反革命破坏，于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多次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三十四、现行反革命犯金世珍，男，五十一岁，北京市人，无业，因反革命、赌博罪被判刑和劳动教养。
金犯思想极端反动，自一九六六年以来，纠集流氓小偷十余人，偷听敌台广播，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指挥流氓小偷进行盗窃，坐地吃赃现款八十余元，怀表一块；指使流氓扎伤一人。
三十五、现行反革命、流氓犯刘勇，男，二十八岁，北京市人，旧职员出身，宣武区立新誊印厂临时工，曾因流氓、偷窃被劳动教养。
刘犯思想极端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自一九六六年以来，刘犯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网罗坏人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先后强奸妇女二人，采取利诱手段奸污妇女多名。刘犯在押期间，继续散布反动言论，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三十六、现行反革命杀人犯陈荣山，男，五十八岁，北京市海淀区人，系伪警长。
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书写反革命标语，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陈犯对揭发其罪行的白季龙、傅群二人怀恨在心，于一九六九年一月八日，用铁铣向白、傅二人头部各猛击数下，致二人受重伤。
三十七、现行反革命犯朱琦，男，二十三岁，北京市人，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第四小学教员。其祖父系恶霸地主分子。
朱犯思想极端反动，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经常偷听敌台广播，散布反动言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朱犯在学校公开书写长达一千余字的反革命传单，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朱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三十八、现行反革命犯尉呈祥，男，五十二岁，吉林省人，系恶霸地主、历史反革命分子，在北京市东城区帆布制品加工厂监督劳动。
尉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疯狂地当众呼喊反革命口号，无耻吹捧国民党反动派和人民公敌蒋贼。尉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三十九、现行反革命犯闻佳，女，二十岁，四川省人，地主出身，师大女附中学生。其父系恶霸地主被我镇压。
闻犯思想极端反动，自一九六八年以来，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闻犯在押期间，继续散布反动言论，书写反革命标语，疯狂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无耻吹捧蒋匪、刘贼。
四十、现行反革命、流氓犯刘元，男，五十二岁，北京市宣武区人，伪职员成份，无业。
刘犯思想极端反动，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自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五年，刘犯唆使其两个儿子盗窃大量财物，供其挥霍；多次强奸幼女一名。
四十一、现行反革命犯张金良，男，三十六岁，河北省人，北京人民印刷厂工人。
张犯思想极端反动，一九五八年因散布反动言论，受过批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张犯经常偷听敌台广播，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书写了长达千余字的反革命传单六份，分别投寄给石景山发电厂、北京国棉一厂等四个单位，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四十二、现行反革命、流氓犯周明奎，男，五十二岁，山东省人，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工人。
周犯思想极端反动，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用极其恶毒、下流的语言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自一九六六年以来，周犯多次奸污少女一名。
四十三、现行反革命犯张占林，男，三十二岁，北京市人，新都暖气机械厂劳改就业人员，曾因抢夺枪支、流氓、偷窃被判刑和劳动教养。
张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一九六五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反革命标语，呼喊反革命口号，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无耻吹捧帝、修、反，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四十四、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马捷声，男，二十四岁，山西省人，伪职员出身，北京市西郊农场工人，因反革命罪被拘留过。其父系军统特务被判刑监毙。
马犯思想极端反动，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 制度。马犯于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晚偷越国境时被我抓获。
四十五、现行反革命犯王治富，男，四十一岁，北京市海淀区人，系坏分子。
王犯思想极端反动，从一九六六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王犯在押期间，继续散布反动言论，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四十六、现行反革命，盗窃犯卢书敏，男，二十六岁，河北省人，地主出身，住北京市房山县，因盗窃被拘留过。其父系地主分子。
卢犯思想极端反动，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卢犯从一九六七年以来，猖狂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伙同盗窃和投机倒把分子十余人，先后在北京、天津、沈阳、大连等地盗窃电动机二台，自行车两辆，电线一千余米，铁丝三百余斤，水管、铁棍、铁板一千余斤，紧线器二个，电话机和电缆等大量物资(价值二千余元)。
四十七、现行反革命叛国犯薛新平，男，二十四岁，山东省人，国际关系学院学生。
薛犯思想反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偷听敌台广播，散布反动言论，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三日，薛犯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后被引渡回国。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
1970.05.29；中发 [1970]34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斗、批、改的群众运动正在深入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焕发出来的亿万人民的冲天干劲，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推动着生产建设的新高涨。今年以来，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铁路货运量大幅度的增长，基本建设重点工程进展很快，农业战线上夺取丰收的斗争热火朝天展开。全国范围内，一个加强战备，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农业生产新高潮，正在蓬勃兴起。革命和生产形势一派大好。在新的大好形势下，必须进一步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充分发动群众，坚决地依靠工人阶级，大抓增产，狠抓节约，更好地适应各方面需要的不断增长，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当前，生产建设上增产节约的潜力是很大的。不少企业劳动效率和设备能力还可以大大发挥，生产消耗和产品成本还可以大大降低，库存积压物资还可以充分利用。只要我们坚决克服“生产到顶”，“潜力挖尽”的保守思想，千方百计动脑筋，想办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就一定能够把生产建设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是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还是因循守旧，铺张浪费，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关系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必须进一步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各级党组织、革命委员会，军管会和军代表，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切实加强对增产节约工作的领导。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深入持久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的具体要求是：
一、努力增加生产。充分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挖掘潜力，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生产能力，增产钢铁、煤炭、电力、石油、木材和轻工产品，增产急需的品种。大搞技术革新，推广先进经验，采用和发展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
二、基本建设工程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建成一批，投产一批，尽快形成生产能力。开展设计革命，实行现场设计，坚持工人参加设计，审查设计。坚决同“贪大求洋”，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提倡“干打垒”精神，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降低造价，节约投资。
三、大搞综合利用。“综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要打破行业界限，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搞好社会主义协作。一切有条件的企业，都要做到一业为主，综合利用，多种经营，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四、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十分节省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坚决同无政府主义和劳动纪律松弛的现象作斗争。坚持业余闹革命。消除窝工浪费现象，提高工时利用率。注意安全生产，爱护国家财产。严格禁止滥用农村劳动力。
五、大力降低消耗定额。一切企业都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降低燃料、电力和主要原料、材料的消耗定额，创造新记录，今年上半年内，必须把炼铁用焦和发电、机车用煤，降到本企业的历史最低定额，进而创造新的先进水平。还要大抓生活用煤节约。
六、提高运输效率。加快车、船装卸速度，提高车、船正点率，缩短周转时间，防止交通事故。开展铁路、水路、公路联合运输。
七、提高产品质量。产品不合格是最大的浪费。要克服那种片面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错误倾向。在生产中要严格遵守合理的工艺操作规程，健全产品质量检验和验收制度。对于造成严重损失的产品质量事故，要进行追查，并分别不同情况，予以严肃处理。
八、改善经营管理。要动员群众，参加管理，实行监督，加强经济核算，降低成本。在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时候，要通过群众充分酝酿，充分商量，一切经过试验，逐步推广，不要把合理的规章制度也破了。
九、大抓清仓查库，注意修旧利废，加工改制，节约代用。充分挖掘和利用库存材料设备，大力回收废钢铁。清查出来的库存物资，要统一调配，允许地方在计划中优先使用。
十、上述各点，主要是讲的工业战线，其精神同样适用于农业，财贸和其他各条战线。农业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大抓农田基本建设，大抓田间管理，做好防旱，抗涝工作，争取更大丰收。必须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提倡节约用粮，增加积累和粮食储备。财贸战线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促进城乡交流，加速商品流转，提高服务质量，减少损耗，降低费用。必须严格财政金融纪律，抓紧收入，节约支出，堵塞漏洞，反对贪污浪费。
最近中央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今年内发出第三号、第五号、第六号等重要指示。这些指示都是非常及时的和十分必要的。各地区还有不少地方性的工作。任务很多，很繁重。而各地区、各部门具体情况各有不同，斗、批、改的进度不一，工作发展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央所发的指示，要与各自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正确地贯彻执行。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各级领导同志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领导方法的指示，按照各自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加强各级党的领导，多做调查研究，多同群众商量，统筹规划，全面安排，抓住当前最主要的中心环节，带动各项工作，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且坚持贯彻执行下去，踏踏实实把工作做好。任务越多，越繁重，越艰巨，越要发扬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共产党员越要发扬模范作用，讲求领导艺术，把领导工作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方针，是经常性的长期任务。中央相信，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国人民，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决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定能够在经济战线上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此件发至县、团级）(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翻印)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王新刘建勋在河南省各地市领导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王新同志讲话
我们要以批修为纲，狠抓阶级斗争，抓紧“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当前进展情况不同。“一打三反”，城市工厂多数搞了，有些单位过去领导核心不好，盖子揭得不够；农村是结合整党进行的，有些大队的盖子揭了，有些大队盖子没揭。要进一步抓紧这项工作。当前，在几个城市。结合“一打三反”，进行了深挖隐藏的反革命，深挖特务、间谍和清查“五·一六”的工作。要进行“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罪行的教育，在教育的基础上，要发动群众搞。群众揭发要背靠背，小字报。郑州市有些单位揭得比较深，现在要注意核实材料。要把群众性的揭发和专案调查结合起来。特别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把反党乱军、阴谋搞反革命的分子和有“五·一六”罪行的分子，同极“左”思潮相区别，同一般的打砸抢，同被“五·一六”利用的相区别。不要把后者都当成“五·一六”去清，不然就会造成扩大化。但也要防止“一风吹”，对一些较大的问题，都要进一步查清。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过细，要搞准，要实事求是。比如我们省里，有的地方一下子抢那么多的枪，要搞清是什么人在背后支持，这个阴谋怎么搞起来的。这里面真正的坏人是极少数，他不一定公开出面，多数人是受骗的。所以不能把抢过枪的群众，都按“五·一六”对待。总而言之，要按照中央指示去办，要打得稳、准、狠，要执行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方针。凡公开批判的，材料要落实，先批判罪行，领导上暂不要给定性质。千万不要把一般的材料和没有核对的材料当成定性质的依据，领导上要严格把关。
对已经查清的重大案件，目前可以搞革命大批判，关于杀、关、管的处理，省公安会议以后再实施。
机关“一打三反”和整党建党，不能忽视，
当前，在我们省有些地方突出的有两股歪风，一个是说假话，一个是打人骂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而是剥削阶级的恶劣品质，一定要严肃对待，坚决刹住。讲假话，虚报成绩，隐瞒错误，这完全是造谣言，搞欺骗！打人骂人，是国民党的作风，是军阀主义残余，对待我们阶级兄弟，为什么那么恨？自己到底站在何种立场上？！我们有些干部，因为官僚主义，对情况不清楚，或者因为认识水平低，对某一件事物没有能够反映它的客观实际，反映不那么正确，这不是说假话，这是个认识问题。反映客观实际只能是近似的，事物有个发展过程，人的认识也有个发展的过程。但是故意把假说成真，把无说成有，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就是骗子。这种歪风要搞臭，对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要严肃处理。
下面说假话，有的是同领导作风不民主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领导同志，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一听不符合自己的口味，就训人家。他就得出了经验，你不让他讲真话，于是就投你所好，看你眼色行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民主作风。有不同的意见允许讲，讲得不对再帮助纠正。别人给你提意见提错了，可以解释，但不准打击报复，不准打人骂人。今后对打人骂人的，打击报复的，要坚决反对，坚决制止，严加处理。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众有缺点，有错误，只能说服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打骂，打人是犯法行为。
刘建勋同志讲话
关于作风问题。中央三号文件中所举的不正之风的表现，在我们许多同志身上，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我们也有骄傲自满，要认真克服。当前，我们特别要把打人骂人、打击报复和讲假话、搞浮夸的歪风刹住。我们有些人头脑膨胀，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过去有过这样的教训，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却忘记了这个教训，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要讲。讲假话不是革命干劲的表现，而是资产阶级的恶劣品质的反映。再就是一定要有民主的作风，要造成浓厚的民主空气。这个问题，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精辟论述，请同志们认真学习。我们的干部，如果丢掉了民主作风，就丢掉了群众；而离开了群众，将一事无成。党章规定，我们共产党员有事要同群众商量。可是我们有少数同志，却是听不得不同意见，人家给他提了意见，就要同人家记一辈子成见，还要“斗争到底”’，甚至搞打击报复，打骂群众，这是不能允许的。今后，对上述两种恶劣行为，都要严格处理。
关于“一打三反”运动中经济退赔问题。省里已经转发了安阳地区的一个文件，目前还不够完善，你们试行中遇到的新问题和解决意见，报来我们研究，经过几次试行修改，逐步就完善了。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政策问题要求太死了不行，不能搞一刀切，有个大体的原则界限，你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研究处理办法。对人的处理，要取慎重态度。定敌我矛盾的，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的，一定要掌握好，把好关。落实好材料。
来源：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印发（共印2500份）。
二、研究资料
《脚印——宜宾文革造反派领袖谢英富回忆录》摘录
黑牢里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外面的阳光特别吝啬，总不肯照进这个阴暗的角落，潮湿腐烂的气味，笼罩着这几平方米的石砌牢房。外面关的小偷扒手不是吹嘘“手艺”，就是讲如何享受吃和色，没得吹了就逮虱子混光阴。我一个人在里面听到的、看到的都是恶心事。而且，我自关进去后就无人过问了，好象是人间消失了样。三十来天独守“空房”呀，无聊至极。他们真的把我遗忘了？不可能！别人处心积虑地找我的岔，能轻易放过我么？
经过月余的精心策划（不知他们耗费了多少人力财力），八方收集，编造、罗织罪名，一台精彩绝伦的好戏开场了：
一九七0年十月底的一天早晨，天气晴朗，早早地公安就给我送饭来了，与往常不同，一个馒头一碗稀饭，外加几片咸菜。我正想今天怎么对我这样好？送饭的公安就发话了，叫我赶紧吃，吃完后将我私人的东西收拾好。我边吃饭边想，既然叫收拾东西，说明这个黑牢我不坐了，但不会放我回家的，他们费了那么大的心血来对付我（从北京学习班开始），决不只是关我个把月了事了的，唯一只有抱定逆来顺受的思想准备，看他们到底要搞啥子名堂。
吃过饭不到十分钟，一队解放军全副武装地进到公安局的坝子里，门外的嘈杂声也越来越大。在一个军官（军管会的）的命令下，公安才将两重门锁打开，叫我只身徒手出来。我走出来一看是“市中队”的解放军，领队的是原市中队的司务长李某某（是在我进京学习期间被提升为中队长的）。我问他是带手铐还是要捆？他露出很难为情的样子，叫我上车坐下就是。公安局大门外停着一部大货车，我向货车走去。
突然听到我最熟悉的声音在喊我，我急忙打量四周，寻找分别近年的妻子，我朋友的妻子李淑芬接着喊：
“谢英富，你爱人和娃儿都来看你来了。”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了泪流满面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差点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了。但我不能哭，硬着心肠叫她们回去，带好我们的儿女，不要管我。
上街一看，到处都牵有横幅——“打倒反革命分子谢英富”——贴着标语。看来他们太抬举我了，为我一个人兴师动众，召开万人大会来公捕我。捕就捕吗，有什么了不起。趁时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到晴朗的天空，兰兰的，真美呀，心中在想，要能自由地飞翔该有多好啊！
“将反革命分子谢英富揪出来！”随着这声吆喝，一个兵抓我一支手，我被弄来站在台下后，听到台子上宣布：由城区公社系统的工农兵医院的徐文都上台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谢英富的滔天罪行。隔了好一会（冷场），才听到徐文都发言。原来他是上台后竟当众在向当时宜宾的当权者作严正声明：稿纸是你们事先写好硬要我上来念的，我是党员，只有组织服从，但不是我对谢英富的揭发控诉，今后概不负责。这可是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奇闻吧？！哪有揭发控诉罪犯的人不仅不愤怒，反而当众声明他是被逼上台扮演揭发控诉人的，也许这场闹剧的编撰和导演做梦都没有想到的负面效果吧？！
徐文都发言后，就宣布对我的“逮捕”。解放军给我带上手铐，押到台子底下坐着。我刚被押进台子底下，外面就开始念“逮捕通告”，即给我编造的“十大罪状”，并发至全川张贴公示。此时，天色突变，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将参加万人大会的人群淋得铺山的跑，我在台子底下差点大哭狂呼“老天有眼啊”！心想，连老天爷都知道我冤枉啊，真是应了“天怒人怨”的老话了。原来听说过《窦娥冤》，老天爷为抱不平发怒，夏日六月竟飞大雪示愤。难道今天能是“巧合”？深秋近冬的天气下雪没什么惊奇，可瓢泼大雨的景象则不多见了，而且，早不落，迟不落，叫把我押下去，进入淋不到雨的台子底下就大雨倾盆，人世间的事就有那么怪，不然为啥这泼大雨把会场冲散后，一会就雨过天晴了呢？过了若干若干年，至今我都没想通“公捕”我时出现的天象（也许冥冥中……）。万人公捕大会“胜利”结束了，在押我进宜宾市看守所的途中，看到满街被雨淋得稀烂的横幅和标语，心里真不是滋味，老天爷也太不给人家的面子了。
一进看守所就见到我的老对头，红色派“政法兵团”的头头王明（对立派的一个头目，看守所所长）。他一见我就阴阳怪气、皮笑肉不笑地说：
“谢司令，没想到吧？我们又见面了啊，可惜在这种地方见面，真是难为你了。”
我深知此人仗势有点文化，做事说话都很刻薄，人到矮檐下了，你能把他怎样？要依我以前的脾气，我肯定会回他一句“龙游浅水”什么的来反唇相讥他的，现在，则只有忍气吞声算了，不搭理他是最好的无声抗议。他见我不理睬他，一下子他的幽默感也没了。
我被关进了“东三仓”。里面先就有七、八个人，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屎尿味，我没理睬原来关的人些，对直就走到最里面的角落，倒头就睡。听到有人发音了：这人（指我）咋个不懂规矩，一进来就跑到里面去睡了，喊他出来挨着甑子（即便桶的俗称）睡。另有两人（可能其中一人是仓头）叫发音那人少屁话，叫其他的人不要惹我，说我是造反派的大头头，原来还管过“群专”，对进闷子（这是黑话，泛指关押人的地方）的人比较讲理，不乱打人的。我仍闭眼憨睡，根本不理睬他们。人就是这样，没被定性前心里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加之恶劣环境，再困也睡不着，一旦被定性了，心里反倒平静不少，毕竟知道人家要用什么罪名来整你了，既来之则安之，干脆好好睡一觉再说。
不知睡了多久，正在云里雾里酣睡，突然有人在推我，说叫我出去。我翻身起来，看见牢门大开，任某某（也是红色派的公安人员）横眉恨眼地吼到：“30号出来！”（那时进了监牢的人，不仅失去自由，就连姓氏名谁都失去了，又号码来代替）
一时我还没弄清楚他在喊谁，坐着望着他。他用手指着我吼到：“喊你出来，听不到呀！”
这下我明白了，“30号”就是我，他在喊我出去。于是我穿好鞋，几步就往外跨，突然牢门迎面向我砸来，好在我反应得快，两步避开，不然脸部或脚就要被砸伤或夹住，这可比以前传说中的“杀威棒”还厉害，根本就不把人当人对待，我也没好气地吼到：“做得那么凶干啥子！”
“进出仓门要喊报告你都记不到啊？这是什么地方？不是茶房酒店，你给我弄清楚点，哼，你还那么嚣张，我看你还嚣张得到好久。”他边说边又把门打开，叫我出去。
在看守所办公室对面的一间提讯室里，又遇到一个对头罗由海（也是对立派的）。他一副严酷的面孔怒视着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性别，年龄，民族？”
“谢英富，男，30岁，汉族。”我一一作答，他也逐项在记。
“你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他又问。
“我就是还没搞清楚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逮捕通告上指的那么多罪，你还敢说没搞清楚到底犯了什么罪，看来你是要顽抗到底喽，我现在告诉你，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从前那些派头给我坷倒（收拾的意思），你的罪行严重得很，为啥子要开那么大的会来公捕你？你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你只有老实交代，低头认罪，可能还保得住命，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我是专门办你案子的，是受军管会指派来办案的，你要搞清楚。进了看守所，就得好好反省自己的罪行，办案人员来提讯你，就得如实交代，不能像你刚才那种态度，连犯什么罪都说搞不清楚，你确实嚣张（可能任启富把刚才我与他对吼的情况告诉了他），还以为你是司令、常委？老实告诉你，你是罪犯。你不要认为不交代就定不了你的罪，我明确告诉你，你不交代，没有口供我们照样要重判你，我们可以认定，懂不懂？就是不一定要你承认，我们认为有就是有。今天看来你的态度还没端正，先要把你的态度整端正再说。下去好好想想，过了此店无好酒，过了此渡无好舟哟。”（看来他的诗性发了）审讯序幕就此拉开。
回到“仓”里不少人问我挨打没有？我说他们敢吗！（其实他们有什么不敢，好戏还在后面呢）有人给我说，刚才来提我那个叫任干事（其实我连他的名字都早知道）恶得很，千万别惹他，其实他是个监内管伙食的，他来提人要特别注意，谨防手脚被铁门夹伤。他们七嘴八舌地说个没完，都表现出一种关心我的样子，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说他们的，听不听由我，反正不伤害别人就是了。
第二天就弄我回城区公社系统去批斗，这次押送我的兵动真格的了，用绳子捆得我像五月间的粽子，痛得我钻心透骨，不一会手就肿起很高。事情到了这一步有啥办法呢？只有咬紧牙关硬撑着。至于批判斗争我些什么，一概不知道，随便人家说去好喽。一声“打倒反革命分子谢英富的嚣张气焰！”把我从恍惚中唤醒，啊！原来是在打我的嚣张气焰，看来他们配合得还可以吗。
最大的一次批斗会是在宜宾市川剧院开的，由于捆得太紧（前次捆破皮的地方再经绳子一勒，就伤上加伤了），痛得我尿都快流出来了，到了川剧院实在憋不住了，只好向押我的兵哥讲，我的尿憋不住了。有个战士向另一个战士说让我去解手好了。可另那位战士都不准我小便，我硬是憋不住了，再向他们说明，再不让我解手，尿就要流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先同意我解手的战士才带我到厕所门外，将两手交叉处的绳子解开让我去小便。由于手被捆得麻木了，行动很是不方便，差点尿就真的洒在裤子上了。解完小便那个战士又用绳子捆我，另外那个战士嫌他捆得不紧，他就来捆。他真下得了手，绳子在我手上勒了又勒，交叉好后还用肩顶着我两手往上抬（紧绳子），直将我手提到后颈窝下为止，痛得我钻筋透骨极难忍受，真恨不得地下有条缝让我钻进去。特别是绳子解开后又捆，血液刚流通又阻断是最难受的，那个痛比死还凶，要不考虑到“不明不白”，我真想一头碰死了事，免得受这些活罪。更可恼的是他边捆边骂“老子看你有多嚣张”。解放后从我当儿童团长起，看到的镇反、肃毒杀人不少，就是对执行死刑的犯人，也没有这么狠心对待的，这肯定又是罗某某造的孽，我和这个军人无冤无仇，他真会那样恨我？天才晓得。
所谓批斗，都是些不伦不类的东西，甚至有人将社会上江湖艺人编唱的“百子歌”拿到批斗会上批斗我。该人是我原公社革委的一个办事员，为表示他与我划清了界限，竟搜肠刮肚，无中生有地编造“百子歌”来批判我，尽管他搞笑了会场，由于“反戈”有功，他竟从一个不学无术之人提升为某单位的领导（不少饱学医务工作者骂此人是靠假文凭当官的）。他编的歌词大意是：头戴瓜皮帽子，身穿绸马褂子，架副墨眼镜子，杵根文明棍子，腰上插支盒子（枪）……惹得全场大笑，连我听了都差点笑出声来。这哪是在揭发批判，明摆着是在折磨我的肉体。凡后，只要审讯我我不承认或顶撞了他们，第二天肯定挨捆出去批斗或游街。而且每次游街我总是被捆来站在第一辆车的车头方，简直成了游街的领衔人物。
“一打三反”运动一开展，罗由海更加紧了对我的审讯，内容几乎概括了社会谣传的一切，什么盗卖军筏呀，枪杀人命呀，贪污浪费呀，强奸杀胎呀等等等等，“通告”上十大罪状罗织的“罪名”翻来覆去的逼我承认，目的就是要把我造成一个青面獠牙、血盆大口、杀人不眨眼的十恶不赦的魔王，进而需株之的反革命。我就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实事求是”会被某些蛀虫们毁灭掉。
“盗卖军筏”，这本是我在追查的事件，怎么会反扣到我头上了呢？1968年底（或69年初），我城区公社水运队承接了涪陵某军工厂木材的水运业务，即将原木扎成筏子从水道放运，由刘某某负责承运。在运途中由于晚上停航打扑克消闲，刘某某与组员李某某结了怨，当木筏快到涪陵时，被“红贸军”（涪陵一派群众组织）劫持，说木筏由他们接收了（因当地武斗，他们都带有枪来劫持）。工人们找他们讲理，说明我方要将木材运交到厂方返回单位才能结算工资，否则脱不了手。结果“红贸军”打了张收条（盖有大红印），发了点路费叫工人返回宜宾。这些交涉均由刘某某出面办理的，对方有枪有炮，又是武斗非常时期，刘当时也只好同意。回宜后，李某某为报复刘某，就造谣说是刘某某盗卖军筏。我知道后即到水运队调查，为慎重起见，我还亲自找李某某调查了解，包括全组放筏到涪陵的工人。调查证实确系李某某因输了钱（打扑克牌）还遭刘的奚落，为报复编造的“故事”。我只说了李某，私人恩怨不能乱造谣言报复。为此，又得罪了李某。在别有用心人的唆使下，他就到市里到处告状，进而说我是刘某某的后台，袒护了刘某某。此时正值市革委人保组有人要找我的岔，竟以人保组的名义直接插手此事，名义是办“学习班”审查此事，实际就是隔离逼供。当时革委就有人提醒我，这中间有阴谋，有人想加害我。心中没鬼，我很本不怕，有红贸军的收缴证据，事实胜于雄辩，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去挖空心思好了。故我根本不理睬，把人些交给人保组审查了事。没想到现在要变成我的罪行，真是岂有此理。
“枪杀人命”，在《蹉跎》章节已详述，这里不再重复。
“强奸杀胎”更为离奇。重庆有一大学女生，因参加“反到底”（重庆最大的一派群众组织），被对立派抓去关时，遭看守强奸怀孕，眼看要毕业分配了，若校方发现不仅不予分配，还有被学校开除的危险。为此，她在重庆引产不成（因那时引产得单位开介绍信证明原由方可引产），到内江医院同样因无证明遭拒。正在她走投无路准备自杀时，护她同行的妹妹找到重庆反到底的头黄廉求救，老黄了解情况就叫她姐妹俩同他一起到宜宾想办法。因为我与老黄关系很好，听了他的介绍我也同情那个女生，于是我找我下属医院革委设法解决。“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医院革委听我讲明情况后，决定免费为其引产，为某某同学解了大危。哪有我做好事反成罪过之理？咄咄怪事。
“贪污”更为可怕。那时候的人对贪污二字是讳莫如深的，哪怕是贪污几十元都不得了。我在八八团时，曾到市委工人接待站领有六百元钱的活动经费，用来买纸墨笔等文革用品开销，实际开支超出过大，一时没地方报帐，故票据全保存在我家里（因我垫了几百元进去），叫罗干事到我家去取来对质他又不干，这就是贪污罪行？
总之，他们是尽量在搜旮旯角角里对他们有利的东西，置我于死地是他们的宗旨。特别是要借助死刑权力下放到地方（不再经中央部门批准）的有利时机除掉我。后据政法部门内部田某某曾某某等人对我透露，宜宾曾两次向省报批我的死刑，即一九七一年借“一打三反”之势，一九七二年借镇压“五一六”分子之机，皆因省党领导小组组长、省革委主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解放西藏的名将领、十八军军长）不同意而未遂。
那时的犯人被判死刑事先不得告知，要到判处（执行）那天在会场上宣布才知道确切生死命运。不过事先也有迹象，那就是先被叫出去，捆得最凶、大扎加小扎绊锁喉绳的，甚至打倒在地上捆的，基本都是死刑。故到开公判大会那天，全监狱的气氛特别紧张。有两次公判大会前晚才抓进监的人就议论过：明天要枪毙谢某某了(这是因为全城头天晚上都会嘈动，连我家里听到消息都作好了收尸准备)。
我也深知，他们下那么大的工夫来整我，不外乎是想要我的命（即杀鸡吓猴罢了）。就连罗干事都左一个罪不容诛，右一个想保命都难喔。不是明摆着要把我往死里整吗？特别是自贡市杀王某某的布告在监狱中学习，就是一种开杀戒的讯号。事以至此，怕是怕不了的。古人云：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抱定了“成仁”思想，虽不说要慷慨激昂那样视死如归，但也不能死得窝曩，所以我常准备了一套干净衣服放在枕边，一旦喊到我赴刑场，我就要穿着整洁、精神而干净地上路。
好不容易捱过了七一、二年的镇压高峰，我算逃过了一劫。可是死罪虽免，活罪难逃啊。一天吃过夜饭我在监房内踱步，值勤的武装兵突然叫我到仓口，问我在监房里闹啥子？我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明明我腔都没开在静静走动，怎么说我是在闹呢？但我还是好言回答，我没开腔，更没有闹。武装兵一反常态，大声吼到：
“你还狡辩，明明我亲自听到你在闹，你不敢承认？”
“我真的连一句话都没说，怎么会闹呢？不信你问仓里的其他人”我说。
“我亲耳听到的，要问哪个，你真嚣张，你等着，看我不收拾你才怪”，武装兵边说边向外走（真是欲加之罪喽）。我以为他要去喊公安来体罚我，心想公安来了会有理说得清。可是，做梦也没想到，一会儿这个武装兵又跑了进来，把冲锋枪（可能是个班长）往背上一背，用手中提的（一串）钥匙把门打开，恶狠狠地叫我出去。我想我没做错什么事，出去就出去怕什么。走到提讯室外的坝子里，没见到一个公安，只有两个空手的武装兵在坝子里站着。我刚走进坝子不远，背后就是一拳打来，伴随着“老子就不信你有多嚣张”的叫骂声。我仍忍气吞声地说我真的没有闹，连话都没说一句。他又从后踢我一脚后，将冲锋枪取下来拿给站着的一个武装，并叫另一个把绳子拿来，二人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要捆我，我就大声责问他们：
“我犯了什么？你们讲不讲理？你们凭什么捆我？”
“就凭你这个嚣张劲就要捆你，还要好好收拾你一下，看你今后还敢不敢嚣张。”主罚我的那个武装兵说。
真没想到两个武装兵不分青红皂白，边打边扭我手杆，把我五花大绑起来不说，还把我吊在房檐横担上，拖到我脚尖着地的程度，再将他们练武用的石锁（好几十斤重）穿上绳子吊在我脖子上，最后用从我身上脱下来的棉衣蒙到我头上，再用冲锋枪托把打我头部，边打还边骂“看你给老子还敢不敢打人家的脑震荡了。”
开始我还吼叫抗议，与他们论理，后来竟然话都没气力说出来了，这种上拖下拉的刑罚怕是旷古一绝喽，三魂七魄都跑到天堂去了。
天多两天后我醒了转来，只知头昏痛得要爆了样，满脑袋像浆糊、昏昏然然又恶心，全监室没有一人开腔，都用异样的眼光注视着我。可能是仓头（即牢头，每间仓房都由狱方指定有一个）写条子出去报告我醒转来了。看守所头王明，提着一串钥匙，面带让人捉摸不定的特殊微笑，打开监房门叫我出去，我不知所措地昏昏然然跟他走进了办公室。他叫我坐下，然后假猩猩地给我倒了杯水，递给我后坐回藤椅才开腔：
“你是咋个的吗？你谢英富都是顶聪明的人，你咋个要去惹武装啊？那天碰巧我们不在，你何苦吃这种眼前亏呢？我已给狱医说了，拿点跌打损伤的药给你吃。”……
他这一番挖苦带讽刺的拙劣表演，猛然引发了我的深思。王明一定是这场恶毒剧的总导演。其一，我与武装兵无冤无仇（只有对立派政法兵团才视我为死对头），他为什么无缘无故找岔（造岔）来狠毒收拾我，还开口一个嚣张闭口一个嚣张地叫骂，这不摆明了是派性的仇深似海么？！其二，看守所是严禁看守武装拿钥匙提关押之人的，武装兵的钥匙从何而来？其三，看守所是严禁公安善离职守的，必须二十四小时值班监控，何来王明说的“碰巧我们不在”？按规定任何时候都有公安值班，能碰巧吗？其四，即最露骨的武装兵怎么会知道罗由海提讯我时，曾张冠李戴指责我打对立派的“脑震荡”（可能什么叫脑震荡这个武装兵都不知道）？
他们真狠毒，明的判不了我死刑来整死我，就用这种假手武装兵来整死我。要是我命不大死亡了，就连伤形都勘验不出来，他们就可用正常（病）死亡四字结论通知家属，灭了他们心腹之大患。
好在我命大，活过来了，但头顶被打凹下去的一块骨头至今仍在，那是法西斯专政的罪证，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消除不掉的铁证。难怪一九七四年（大约）周恩来总理视察监狱后严正指示：废除一切法西斯专政手段；要把关押的人当人对待。说明了党中央还是能洞察秋毫的。（阎）罗王所造之孽虽然狠毒，但只能说明他们无能，故才想出这种下三滥的方法整人，也是他们在道义上的灭亡！我在看守所关押长达九年多，看到听到的都不少，但他们对真正的反革命也从未像对我这样残忍，这是为什么？？？至今难解！就此，我也落下了经常头昏痛和晚上做恶梦的后遗症（这种刑罚也可能是“空前绝后”吧？！）
王明管看守所确有一套，尽用那些刑事犯罪人员来监督我们这样的人，而且挖空心思来整治人。一会开展监室挖“妨碍改造的绊脚石”；一会发动监室“找大小鬼”（每间监室都要找出一两个人出来批判），反正要弄得被监押的人心神不安，睡卧不宁他才心满意足。当然，他最终的整治目标始终是我们这号人。“9.13”事件在外面传达都公开了，他还在监狱里大搞追“谣言”大学习，明确追查谁在监内造谣说林副主席叛党、叛国投敌？这是严重扰乱监狱秩序的、最严重的反革命行为，必须严肃追究。其矛头同样指向我们这号人。
到一九七四年，他们在看守所大搞法西斯专政，不仅给被监管人员的饭菜质量低劣，而且经常克扣。看守所经常养着些猪，杀后好的猪肉全由他们三、四个公安管监员分走了，剩点头和脚爪子及烂心肝五脏，才杂烩来给囚徒们吃，而且有时还要抵“牙祭”。他们美其名曰：猪本是他们凑钱来买的。那么，人工和喂食又从何而来？那时，我们也无法同他们计较这些，我们要的是人之待遇，要的是看病就医、废除体罚、学习政治等权利。当时看守所有病很难找医生看，大不了给点小伤风感冒的贱品药了事。报纸是想给就给，而且是过期的，凡有重大时事的报纸就休想看到。查仓更是霸道，毛主席语录、诗词乃至毛选，均属没收之列，整个监舍被造（抄）得乱七八糟，比鸡窝不如，他们的皮鞋可在被盖上乱踏一气，加之环境恶劣等等，在周总理视察监狱后严正指出要把犯了罪的人当人看待，严禁采用法西斯手段虐待犯了罪的人之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宜宾的所谓“闹监”。
开始是由罗太安等人要求看病就医，将文革人员与刑事犯罪的分别关押，实际是反对用刑事罪犯监督我们（我是一直被监督的重点，甚至王明专门培训伪县太爷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反对体罚等非人道待遇。看守所老工人王某某（厨工，三八式的革命者，新四军转业）人尊称为王伯伯，是专门给我们送饭送水的。由于他在社会上看到的和听到的很多，也对看守所一些做法不满，于是他常去买些报刊杂志，趁中午休息拿到监内训话室大声朗读给我们听，使与世隔绝多年的我们这些人，了解了党的新政策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指示和时事政治，加之个别武装兵看报学习和听辩论，了解了党内路线斗争和宜宾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也将一些带政策性的或时事政治的报刊摔进我们监舍来给我看和学习。这时王明早已溜之大吉，让周会祥所长来收拾这个摊子。周是个比较本分，只知执行职责，不懂整人害人的老实公安员。其实，所谓“闹监”我们也从未乱闹，大部分问题都是有理有节地向看守所、公安局反映。后周所长将我们十多人集中到两个监室，允许学习书报和家属送来食品药物及唱革命歌曲，就是不让到医院检查治病。主要是怕我们与外界接触，据说那时外面的战友与当权者斗争非常激烈，主要是为我们长期羁押得不到公正解决的问题，要求当局严格执行党的英明政策，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于是，罗太安和一些人商量用绝食来力争。可能出于尊重或原职务关系，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病重（近四年的残酷斗争整得我死去活来，非人待遇将我关pa了的），认为只要不影响监所正常秩序，要求合理（因为大部分人都被关了多年，肯定病痛不少、不轻，不到正规医院检查治疗，后患无穷），大家都认为有必要，我随大流好了。
所方为稳定我们的情绪，特意弄很多肉出来（不是对全监，只是对我们），大家就是不吃。后来公安局任逢畅局长出面，说我们要求正当、合理。人们才恢复进食。白天放我们到外面大坝子学习或适量劳动，爬房检漏，帮武装中队整墙添瓦，定时看病或会见家属。这个结果与外面的“战友”同张敏、冯振武、张玉清等地市书记的谈判有一定的关系。但看守所仍在正常运作，秩序井然（提审犯人照样在进行，从未受我们的干扰）。久押不决，本身就不合法不合理。我爱人曾找到地委冯书记反映我的问题，他当众公开表态：我了解谢英富，就凭那个“逮捕通告”就该给他平反。
由于地市委的介入，宜宾市由公安局卢德铭局长担任组长，再由宜宾两派干警参加成立复查组，全面调查因文革问题关押的人员，并陆续放人。我的问题经过认真仔细复查，到毛主席治丧期间，才由公安局领导深夜到看守所释放我，当时对我讲我的问题已查清，没事了，因为操办毛主席丧事太忙，来不及办正式通知，让我先回家养病，等候正式通知平反。
因被长时间羁押，身体极度虚弱，回家中后就卧床不起，医生到家里来看病，我自己是四门不出并谢绝来访，算是静养了个把月。可能是我劫数未尽，打倒所谓“四人帮”，又由公安局秦秀中局长带队，半夜三更来家将我从床上又抓进了看守所关押（既不说理由，也不出示任何手续）。
这一关又是三年多（合计九年多了）。奇怪的是我的罪名在九年多的时间里，随着政治气候在变化，开初是“反革命”变成“五一六分子”，又变成“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再变成“四人帮爪牙”。到一九七九年底，所谓涉嫌“四人帮”的人都判完了，眼看新刑法要实施了，罗由海跑到看守所过问了我一下，就急急忙忙以“打砸抢”罪名内判我有期徒刑十五年。罗称他是代表宜宾市法院宣读判决书的。当时我就觉得他这个判决三不像：新刑法要一九八0年才实施，按新刑法就得公开开庭审理，庭辩质证，何以能内判？为何罪名竟是新刑法新增罪项？当时不懂什么叫法律溯及力规定，只晓得原来打虎无罪，总不能等十年后保护野生动物法颁布了才将以前打虎的人弄来判罪的道理。更主要的是定罪事实莫须有。所谓的三条人命（前面“蹉跎”章节已详叙述，此不重复），仅就判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冤。什么“下令张志荣看守，致田明贵被张枪杀”，叫看守与叫枪杀有天渊之别，况且田根本不是被张杀死的；什么“下令孔庆银非法抓捕……付万全……致使付万全被他人非法审讯后枪杀”，纯属欲加之罪。事发时我远在几百公里远的成都出差，从何下令？既然判决词都载明了“付万全被他人非法审讯后枪杀”，那罪责也在他人而不该罪我；什么“指使钱某某刑讯逼供宜宾市小五金厂董永昌……活活将董逼死”，完全是不实之词。钱某某（实际叫钱兴华，公社革委委员，不管“清阶”事）根本就没审讯过董永昌，何来受我指使？如此等等，通篇判词都在玩文字游戏，何来事实依据？
我是无罪之人，只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参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了个造反派头头，这是党的路线斗争使然，为什么我要受那么大的冤屈和摧残？我当然不服，我要据理上诉。
可是，那个年代，哪里有真理？谁还在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在那两大阶级大搏斗的阴影笼罩之年代，有权就是真理。个月左右，罗由海摇身一变又成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代表，宣布“维持原判”。看守所立即将我解送劳改队。
喊天天不应，喊地地无声。冤枉呀！青天何在？哪有申冤之门！！！
孙维申著；《挖地三尺，一个不漏-——记无锡市长达三年多的‘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的调查报告》摘录
一九七O年春无锡又开展了一阵在十年浩劫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政治运动“一打三反运动”（一打三反包括深挖五一六，其中前一年是一打三反，后三年多是深挖五一六）。来势汹涌的“一打三反”就是“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击无政府主义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简称。无锡市为“全面领导运动”成立了一个“运动办公室”。这个“运动办”下又按各类职司分设了“一办”“二办”“三办”……。其中“二办”负责处理清查最核心的“暗藏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和“要案中的要案”，是由当时任无锡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无锡军分区政委的原xx军政治部宣传处长王晏和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张文治等直接掌握。这个“运动办”成了无锡市民头顶上悬着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而“二办”又成了“剑上之剑”。据一九七四年无锡市委专案调查组对已停职审查的王晏和张文治等进行调查时，才发现，这个“运动办”尤其是“二办”的建立，竟然没有经过市委常委会的讨论通过。是王晏等人用非组织手段搞的“黑办”。可是这个“黑办”竟然长达三年半的时间，又是抓人，又是发文件，又是召开大会小会布置运动或听取汇报。“二办”成了无锡最大的阎罗殿。其下各区、局和基层单位的“群众专政办公室（小组）”一律改称“运动办公室（或领导小组）”。“群众专政队”也改称“运动小分队”。当然其成员也从新调整充实。经过一番厉兵秣马，又搜罗整理了一整套“无锡地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后，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就在无锡市揭开大幕了。
于是在无锡市，一张比“红色台风”覆盖面更大的网张开了。首先是动员各单位根据运动的精神来个“大揭大批”。在各级“运动办”、“运动领导小组”的布置下，用大字报或检举揭发的“群众揭批”形式，把矛头重点对准他们心目中的打击对象。在这基础上办起了大大小小的“学习班”。这各种“学习班”的打击对象也是五花八门的。例如在一次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王晏就义正辞严的痛斥过“……有个做散工倒马桶外加捡垃圾的老太婆，靠着拾来的砖头居然把茅草棚翻建成了砖瓦房……这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过运动的主要对象当然是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在这期间，几乎是“公判大会三六九，暴死自杀天天有” 。公判大会主要是刑事罪和孤立的现行反革命罪，一律从严再从严，以至留下不少冤假错案。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有些那时造成的冤假错案还是司法部门难以善后的头痛事。笔者最近见到一位年过七旬的退休司机，当年他出车途中，路遇一个骑自行车的醉汉。醉汉摇摇晃晃撞到他汽车的后挡泥板上，他急忙下车抢救，但那个农民还是不治身亡。当时目击证人，警方现场戡察，甚致法院的判决书上对此情节认定都明确无误，死者家属对此也无疑义。但因为那位司机的父亲是工商业者，他本人在文革初期又参加了“红总主力军”一派，该单位“运动办”出於运动的需要和个人嫌隙，经过种种以组织名义的活动后，硬把此事定为“阶级报复”，把他判了刑。如此情况在无锡不在少数。迄今还留下许多难以善后的尾巴。直接死於这个阶段的人，按官方（一九七四年无锡市委政策复查办公室统计）公布为一百四十余人。
特别令人骇然的是在医务界居然挖出了以卫生局原副局长，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著名外科专家朱庆云大夫为首的“国民党地下军”反革命组织。其中多数都是各科专家骨干，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和民主党派人士。朱庆云等一些名医“畏罪自杀”，其他“地下军”也备受折磨。笔者认识的一位医术精湛的外科大夫，因市里某要人及一些皇亲国戚身患贵恙，离不开他那一把手术刀，这才从生死关口逃得一条性命。像这样的“地下军”、“反共组织”之类，在无锡煞有介事地“揪出”出了一批又一批。“畏罪自杀”了不少。这些“自杀”者的死亡情节有些都留下明显的漏洞，过了三十多年成了被深埋在积尘下的悬案。当然，什么“地下军”之类都是凭空捏造的间谍故事。
“一打三反”是从七O年初开始的，历时半年多。当时，无锡市出动了数万名脱产或半脱产的专案工作人员（包括“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和当时实际行使专政行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工人纠察队”以及各单位的“群众专政办公室”“群众专政组”……），被触及、被用各种形式（诸如“学习班”或拘留、隔离审查等等）审查者起码达两万余人。这短短半年中，在当时仅六十五万人口的无锡市，直接死於运动中就达一百四十余人（按官方即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政策复查办公室一九七四年统计数）。其间无锡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等机构也抽出很大力量配合运动。消耗各种社会资源更是无法统计。
陆渭文：《千秋功罪——无锡文化大革命纪实》摘录
尤太忠宣布陆渭文，殷松勤，金浩良，陆福根四人为反革命
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下属机构有“大联委”，由执行“群众专政”的“工人纠察队”十个连队，驻守在全市的四面八方，这十个连队统一由“工纠总部”指挥，（以后改名“文攻武卫”指挥部，指挥部的“指挥”由军方代表担任，“付指挥”由”九.二”的李鼎铭担任，“工纠队”在革委会建立之后，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也做了一点工作[自欺欺人]，但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方向是“革委会”“专政群众”的工具，是镇压群众反抗的打手，是一座人间魔窟。
市革会建立之后，曾一度担任“总指挥”“红总”实力派头头[群众称]的陆渭文，在“红总”内部做一些扫尾工作，然后，准备回到自己的原来单位去做一名普通工人。树欲静，而风不止。由江苏省革会的负责人向下传出了“要一派打掉一派”的指示，（根据张宁回忆录记述）无锡开始行动了。
为清洗主力军观点的造反派，首先以查群众组织中的坏头头为由，重新由工纠队把原”红总”的主要负责人，卜岩，江汛，周炳荣，殷虎，王明华，苏锦坤，胡阿二等，以至于后来连支持主力军观点的革命干部何泄也统统被抓了起来.并同时，集中几个单位的“九、二”突然袭击正在上班的主力军，将这个厂的主力军群众赶出厂门，有些单位的主力军实力比较强大，组织反抗，“工人纠察队”马上出面，抓主力军的人，“九、二”方面如此横行霸道，市革委会如此纵容，又激怒了将退未退的陆渭文等人，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由陆渭文，匡建忠（市革会委员）杨锡昌（市革会委员）周志鹏（市革会委员）等人一起商议，鉴于目前的情况，各基层单位的主力军群众纷纷前来“红总”诉苦，怎么办？总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商量对策，于是召开了“5.8”，“5.9”二次会议。
主力军七兵团下属有一个渔业大队，又一批捕鱼的小船，于是有七兵团头头金浩良去借了一条小渔船，“5.8”会议就在小船上召开，称之谓“小船会议”。
一九六八年5月8日夜，静悄悄，在荒野的郊区小河里，停靠的小渔船上，由陆渭文，匡建中，周志鹏，杨锡昌，金浩良，李伏阳，丁可南等10多人进行了秘密会议，会议由陆渭文主持，会上讨论了目前的形势和相应的对策，陆的看法，“目前是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必须组织力量，进行反抗。会议认为“目前又是在进行‘复辟’”。根据大家的建议，建立“反复辟指挥部”，推选陆渭文为“军长”，杨锡昌，丁可南俩为“副军长”，由陆渭文等人着手组建武装队伍，有计划地攻打几个“工纠连”，抢出主力军中的老造反，抗诉市革会对主力军的又一次镇压。会议直至凌晨六点钟左右结束，大家登岸各自散去。
5月9日晚在中山路“牙科门诊所”继续召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5.9会议的人除“5.8”会议的一部分人员外，还增加了“红总”中心组成员章传贤（市劳模），后勤人员陆鸿，愿“6.20”部队王明华，苏金坤，原警卫班负责人，吴阿二等人。为了造反派的利益，为了捍卫文化大革命
但晚九点多钟，会议刚开始，还未正式安排个人的任务，却已被“九、二”学生发现，并有“九、二”武装冲进会址，会议被冲散，参加会议人员翻窗跳屋突围而去，其中两人腿骨受伤。
根据情况在市内已无法活动的现状，于是在5月10日下午，在硕放机场附近的荒野地里再次召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市革会内的浦湘海派人来向陆渭文传达了市革会主任，27军军长尤太忠带来的口头通知，叫陆渭文等10人进大箕山开办的二派头头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陆渭文对这位从感情上没有多大抵触的全市“父母官”，军队首长的通知，为了造反派的利益，为了捍卫文化大革命陆渭文，冒当时天下之大不韪，断然拒绝参加这个名正言顺的“学习班”，陆的决定可能是起到了干扰革委会建立后需要稳定的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骤”。但这个年轻的工人只是出于市革会对主力军再一次镇压的本能反抗，对“通知”产生了“反弹”。这次会议还未正式开始，又被硕放当地的民兵查问而未讨论任何内容。种种现实，在革委会成立之后，“权力”已被法定，陆渭文等人企求组织力量反抗，已经是件不现实的举动，“学习班”不参加，何去何从，唯一的一条路，离开无锡。去南京？等于羊入虎口。北京上访？去告革委会的状，此路不通，最后会被送回无锡。陆渭文想到了徐州。徐州是江苏的地盘，但是有济南军区“支左”，济南军区政委王效禹是支持造反派的，徐州是“踢派”掌权，陆渭文作出了逃往徐州的打算，于是陆渭文就与匡建中等人分手，对匡建中等说明，自己在未去徐州之前，先去常州，苏州等地，向他们通报一下无锡的情况，然后再到上海与匡建中，周志鹏碰头。陆、匡在5月10日硕放分手，各奔东西。
5月12日，陆渭文返回苏州，在踢派总部碰到李伏扬，由陆渭文指定李伏扬起草红总公告开除金坤泉.
陆渭文先去常州，与梁炳生见面，通报了无锡情况及自己的打算，再去苏州与苏州踢派头头见面，5月12日，陆渭文返回苏州，在踢派总部碰到李伏扬，由陆渭文指定李伏扬起草红总开除金坤泉公告.然后返回上海去周志鹏亲戚家中。
在陆渭文从常州赶回上海，在周志鹏家中碰见匡建中，正好有时任无锡市革委会副主任的浦湘海，派陶念龙（陶在揪“5.16”时自杀身亡）也到上海，在周家碰见陆、匡俩人，小陶说：“他受浦湘海委托从无锡特地赶来。最近几天，无锡主力军中在无锡不见你们几人，情绪比较低落，所以定于今日下午二点，在市体育场室内球场召开全市主力军基层头头会议，叫你们俩人（陆、匡）回锡与大家见见面，鼓鼓气。”陆、匡俩人听完小陶带来的口信，也十分相信，陆渭文心中明白，此去无锡凶多吉少，但为了与基层头头见面，义不容辞，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大不了牺牲自己，于是答应来人与小匡两人即刻动身。陆渭文今天身穿黑色军便装，将风衣扣，扣好和匡建中等人离开周家，准备乘火车赶回无锡，三人走出周家在弄塘口的小便处“方便”一下，走上十几步路，“302”公交车正好开走，在公交车车站上不过等了三、四分钟，乘上302公交车赶到火车站，排队买票，在车站售票处排队，还有二、三人时，售票的窗口小门关闭，时间到，停止售票，三人买不到车票，就往火车挤，准备在火车上补票，谁知今天的列车员特别认真，不允许车上补票，硬将陆、匡等人从车厢里推将下来，陆、匡等人出于无奈，只得下车，就在车站上就餐，准备下午乘上还开往南京的快车回锡，估计时间虽赶不上开会，但到锡后，会议还不会结束，陆渭文等人在车站午餐后等车时，抓紧写好二封家书，托人带回家中。下午1点多钟三人乘火车赶奔无锡，抵达无锡车站的时间是下午3点多，三人赶乘公交五路车到市体育场，下车，会议刚刚结束，会议主持者都已离开会场，散会出来的群众还在先后慢慢离去，陆渭文走到市体场桥上，见到原纺织兵团的顾×，顾×见到陆渭文神情十分惊讶，开口：“你怎么还来到这里？”“怎么啦？”“今天会上尤太忠已宣布陆渭文，殷松勤，金浩良，陆福根四人为反革命”。陆渭文到这时方知今天的会议原来是个圈套。今天下午的会议由金坤泉主持，无锡市革委会主任尤太忠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始尤太忠上台宣布陆等四人为反革命，这时混进会场的“工人纠察队”立即将原先暗藏着的“工纠”袖套套上左臂，在会场的四周围架设好机枪，这是恐怕会场发生骚乱的弹压措施，布置得十分周密，当陆渭文听完了顾×的介绍之后，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匡建中自持自己是学生，又是市革委会委员当然不怕，匡走了一段路，回身追上陆渭文，用借来的自行车，将陆渭文送到硕放火车站，从此陆渭文开始了他为时一年的流浪生涯。
古人有诗云，”一朝脱得金勾去，摇头摆尾再不来”。
强权政治，将主力军中的维护正义死硬派逼出无锡，一烙铁将无锡烫平。在无锡大街小巷到处刷上斗大一个字的大幅标语：“打倒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枪毙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油炸反革命分子陆渭文”这还不解他们的心头之恨，在陆渭文三个字上用红色打上×××。
更为可悲的事，由军方的作战部绘制了一份陆、匡组织武装进攻“市革会”的路线图。登在“红卫兵报”上，这样陆渭文“颠覆红色新政权”的罪名成立了。无锡刮起了“十二级红色台风”。他们的文革口号也增加了，第一句“打倒刘、邓、陶！”第二句“打江（渭清）陈（光）包（厚昌）”第三句“打倒韦（永义）江（坚）吴（镇）扬（增），”，后面再拖上一句“打倒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捉拿反革命分子陆渭文的“通缉令”似雪片飞扬，无锡街头巷尾，陆家乡常熟市的每个角落，真个苏南地区……南京刷出了“陆渭文倒台了，你文风来怎么办？”的大标语。文风来是南京”好派”的一把手，在”深挖5.16”运动中被逼疯去世。
柳英发：《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节选）
1963年秋到1968年底这五年多的时间，我是在武昌实验中学度过的。前三年是我的高中生活，后两年是我文革经历中的一段。武昌实验中学是很有名的学校，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是中南地区、湖北省的重点中学，校名是毛主席亲笔所书。1966年夏，文革开始，改名红旗中学。文革中，红旗中学在武汉三镇也颇有名气。先是当时中央文革副组长王××的儿子为领袖的老红卫兵，后是群众组织的“红十月造反公社”，在江城都很有影响。我自己是红十月发起人之一。1966年11月红十月加入武汉二司（1966年10月26日成立，后称“武汉钢二司”）。1967年2月起，我参与武汉二司勤务组的工作，是其中唯一中学生代表。1968年1月15日武汉市红代会成立，我是副主任。接着（1月20日）三结合的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我以群众代表身份任常委。1968年12月初，我离开红旗中学，和战友们一起到湖北省潜江县插队务农。
这五年多的岁月中，我经历的许多事情一直都难以忘怀。其中就包括发生在1967年的“12.5事件”。下面我就集中说说这方面的事情。
1967年12有4日，我们学校在实现大联合的基础上，革委会成立了。那段时间，我活动的重点在校外。作为武汉钢二司的代表之一，我参入武汉军区新领导曾思玉，刘丰（曾、刘在武汉“7.20事件”之后，取代了武汉军区前任领导陈再道，钟汉华）以及武汉警备区（1967年8月成立）首长方铭、张昭剑等主持下的大联合，三结合工作，很少回校。学校革委会成立了，这是大事，是我们的盛大节日，我就被通知回学校了。第二天晚上在学校礼堂举行文艺晚会庆祝革委会诞生。当时我在礼堂所有观众后面，站在一张凳子上看节目，李乾（时校革委会委员，负责保卫工作的1966届初中生）在礼堂找到我，可能是碍于周围有人，他具体没说什么事，只是说有事要我出去商量一下，并告诉了地点，我答应了，但没有立即去，我以为没什么大事。在演出的节目看完后，我才到开会的地方，就是学校原女生宿舍楼一楼的一间寝室，时为红十月的一间办公室，当时屋里已是济济一堂了。何儒非（时校革委会副主任，红十月一号头头，66届高中生）、李乾等均在场。这时我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学校准备开文艺晚会的消息传开后，当晚22中（该校与我校仅一墙之隔）二司学生祁援朝跑过来向李乾报告，说丁洪宝（时22中学生，不时骚扰我校的学生之一）一伙，还有积玉桥的流氓头子韩转运等，在黄××（时22中一教师）的家里集中，准备过来冲击。于是李乾就通知集合些人商量怎么对付。我到时李乾正在布置去22中怎么个打法，说过去把他们抓过来。说谁要反抗就狠狠敲他，打死了也没关系。正在这时，祁援朝跑来，说丁洪宝一伙人都走了。会场顿时乱哄哄。其中不知是谁提出（我至今也记不清是谁）说：他们晚上总是要回家的，到他们家里去打，此法大家都赞成。李乾说，要打，干脆就打死。我说，不要打死，打断他一条腿一只手就行了。钟立民（1966届高中生）反对打死。说打死不好，顿时遭到激烈反对。大家七嘴八舌，说他们是一伙流氓，偷自行车，抢银行，奸污女生，打伤我红十月战友，纵火烧毁我校办公大楼，几番洗劫我们学校等，是三字兵特动分子，罪大恶极。你不打死他，待他伤一好，流氓的报复性是很强的，那我们学校一千多人的生命财产就不得安宁了，还搞个什么复课闹革命！打死流氓有什么关系？上海就是这样的，打死流氓根本没事。现在警司镇压流氓不力，公检法更是前门抓进后门放出，我们搞群众专政嘛。当时是群情激愤，同仇敌忾，被这样一哄，我就同意了。我说：好，那就打死。接着讨论打谁。大家提出来打丁洪宝、庄洪运（22中学生）二人，认为他们是老打出手的。何儒非就叫同学去叫符军（22中二司总部头头，学生，当时在礼堂看节目），是要他作向导的。符军来后听说要打死丁洪宝、庄洪运，他对大家拍着胸说：你们只管打，到时候我们负责抛材料。并说，丁洪宝还不是头头，头头是孔威、傅强，他们俩是流氓头子韩转运的左右手。经他这一说，就决定打死四人，即孔威、傅强、丁洪宝、庄洪运。并决定由李乾带队，由符军、祁援朝引路。夜12点行动。散会之前，李乾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说法律是保护我们的。若流氓打死我们，那就要对他们实行专政。他还说，我们现在成立了革委会嘛，完全可以学巴黎公社，可以把他们的罪行张榜公布等等。
会散之后，我和何儒非回到隔壁房间，当时是何儒非的寝室。我们都没有说什么话，两个人的心情都显得沉重，完全没有以前作了什么决定之后显出的那种自信。这里我插说两件事：1966年10月，红十月成立不久，文革正处于批资反路线阶段，红十月下属的几个战斗队在学校三楼会议室开会，要开除叶××老师的党藉，准备把他的入党志愿书烧掉。有同学告诉了我。我立即跑去，一进会场我就大喝一声：停下！这时反对的人也不少。七嘴八舌地说非要烧不可。我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文化革命是干什么的？16条是怎么说的？斗党内走资派，批反动权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你们这样做算什么？最终多数人听我的了，志愿书未烧掉。事后有同学告诉我，有人说你这是老保的作为，我没理睬。1967年初夏，我校的三字兵贺××在学校后操场旁用垒球棒猛击索立平（时1966届高中学生，红十月战士）的头部，同学们义愤填膺，要求严惩凶手。我们几个，何儒非，李乾，我等十分冷静，妥善处理了此事。多年之后我的战友们在说及这些事时还说：夫子（我的绰号）平时办事蛮冷静稳重的，怎么在“12.5事件”上那样冲动？是呀，是太冲动。当时，说实在的，话一出口，就有些后悔了，但没有反悔的决心，内心还有不能当群众尾巴的私念，还有侥幸心理，但愿说说而已，不会成为行动，毕竟是群众组织哪能做到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我和何儒非都心神不安，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入睡了。
凌晨时分，我们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李乾，祁援朝等人进来了，李乾脸色嘎白，浑身发抖，平时说话都有点不太联贯的他，现在向我们汇报行动经过时，紧张得话都难以说清。从他的汇报中我们得知孔威，傅强已被打死了。讲完后，我们叫他回去休息，祁援朝留在我们寝室，当时他才十五、六岁，睡在被窝里，浑身都还在发抖。此时的我，我料定还有何儒非，都觉得问题严重了。
天刚刚亮时，肖××（我校1967届高中生）推门进来，把我拉到门外，向我要长裤。我问为什么？他说打孔威时，岳中杰，高胜祖（均为1966届初中生，红十月战士）大腿负伤了，被送到中医学院。谁知傅强被其家人也送来救治。为防万一，他转回学校了，现需要裤子。我叫他等着，只身来到耿其华（时校革委会主任、原校党总支委员、政治处主任）房间，与耿其华同住一室的还有陈××老师，他们还未起床。我问耿其华有没有长裤，他问我要裤子干什么，我没告诉他，只向他要裤子。他要我自己拿。我就在他床下的一个箱子里拿了出来交给肖××，并和他一起去看了受伤的同学（岳中杰）。
吃早饭时，在食堂里同学们就悄悄议论开了，我没理会他们。怎么办？中午耿其华主持召开了革委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我记得他先发了一通脾气，说这大的事情（指跑到别人家里打死人），连我这个主任也不告诉一声。会上大家议论了一通，最后决定了几点：不要声张，相关人员主要是李乾要避避风头。要向上级报告，同时要加强学校的保卫工作。
会后我到水运工程学院借枪，水运在新河街长江边，去来都要经过孔威的家。我在汽车上看到门口拥着许多人。枪支由水运的车子送回学校，到校我即将枪支交给肖××等人。随后用车把李乾等人送出学校，说是暂避几日，谁知一去就是二十多年，90年代初（1992年？）我才又一次见到李乾。他判刑二十年，青春年华都耗在监狱了。好在他没有自弃，在里面读了许多书，还刻苦学技术，练就了一手好的钳工活。出来后先是开了个汽车修理厂，后来又搞教育事业，目前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还不错。
随后我向杨道远（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方保林（钢二司二号勤务员）等人汇报了此事。在他们支持下，在适当场合我也向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方铭等领导人报告了此事。当时曾、方等领导没有异样反应。在事后约十多天的日子里，我几乎天天晚上都在学校值班，手握一把五四手枪和肖××等人在学校内四处巡逻。我看见武昌区支左办公室的巡逻车接连几个晚上都在学校四周开来开去。我心稍安些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松懈，担心对方来个鱼死网破。
1967年12月15号晚，几辆吉普车开到学校大门附近，来了一大帮人，说要拘捕凶手。有同学赶紧来报告，我随即赶到校门口，门口已有许多同学，堵着不让来者进校。我走上前问他们是哪里的？此时不知是谁指着我问对方：你们晓不晓得他是哪个？估计对方知道我，口气和缓地告诉我，说他们是公安联司的，受警司之命来执行任务。我说毛主席有指示，你们知道吧。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抓人，就是一个组织里的坏人，也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处理。你们回去吧。对方无奈，撒走了。我是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把他挡走了，但内心已很是不安，此时耿其华、何儒非等已来到校门口了。耿见状很着急，这是拒捕呀！怎么办？于是我们几个人商定，按毛主席说的办，我们自己先把冯栋（时1967届高中学生，红十月战士）、俞国新（时1966届初中学生，红十月战士）送到警司去，要从长计议。当晚我们一行数十人，陪着冯、俞二人，一路步行，过长江大桥、汉水桥，一直走到万松园路，当时警司所在地，把冯、俞二人送进去了。从此一别，冯栋我在1998年才见到，他在牢里关得一身病差点死去，1973年保外就医。之后在一家汽车出租公司干，后来开了个复印店维持生计。俞国新却一直没有消息，我们一直还在找他。
第二天有同学来报告，说昨天晚上李乾在他的一位同学家里被抓走了。三人被抓，不少战友和同学们一时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学校一下就乱套了，复课闹革命无从搞起。而且，从此红十月内部分裂了。
我们一些人，特别是何儒非和我，受到昔日战友们的指责，说我们背叛、出卖了李乾他们。他们打出了“营救革命闯将李乾”的旗帜，宣布被打死的孔威、傅强是“十恶不赦的流氓，死有余辜”。一时间在武汉三镇造成很大的声势。我们不同意这样干，在校内一时有点孤立。当时在学校我的处境好像比何儒非好一点，对方战友好像还能和我“对话”，我委婉多次向他们表示：救李乾，我们都是一样的，但不能这样大张旗鼓的，这样会适得其反。我们造反派的地位现在同以前不同了，我们能直接见到曾、刘、方、张这些领导人，只要把材料准备好，是会有好的结果的，等等。但收效甚微。
“12.5事件”后，我找过符军，他不是在会上拍过胸吗？我要他赶紧把材料整出来，但就是拿不出来。会上罗列的那些都难以准确地落实在孔、傅头上。例如焚烧我们学校的办公大楼，这是和“7。20事件”同时发生的事，这很典型呀，如果能落实，那孔、傅岂不是罪责难逃？但就是落实不到孔、傅二人的头上（后来纵火者也被抓了，但据说不是孔、傅所为，是22中另外的学生）。我追符军很紧，后来他干脆躲着我，再后来，他也被抓走了。没有过硬的材料，我见到曾、刘都难以开口。但我没放弃努力，只要有机会，我就向曾、刘以下的一些人如张绪（时警司副司令员）、刘海江（时武汉军区的一个部长，支左人员）“吹风”孔、傅不是好人。我们对他是“罚不当罪”，李乾是革命小将，我们是小将犯错误。等等。他们告诉我：这事不能急，往后处理好，越往后越好。这些话，我向耿其华，何儒非，向我的战友们都说过。
因“12.5事件”造成的“红十月”内部分裂，我心里很不安，感到压力很大。1968年1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我被武汉军区临时党委批准，任市革委会常委。我窃以为是一个好的信号。为什么？因为在革委会筹建期间，其拟任人员都是填了政审表的，学校的“12.5事件”早已不是秘密。我是“12.5事件”的重要当事人，军区领导都是知道的。而我被批准进市革委会了，那事件的相关人员，当然包括李乾等人的处理，可能只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我心安了不少。但我的战友中有的不是这样认为，我已经忘记具体为么事，我和我同班的战友发生了争执，他最后的话深深地刺激了我，而这话与我们争执的问题毫不相干。他极冷峻地对我说：你以为你面前会再有一个李乾吗？那意思是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我是靠着出卖李乾等人，或者是踏着李乾等人这块垫脚石上去的，我当时惊呆了！我昔日的战友怎么会这样看我？我很难过，后面还有难堪的事。1968年3月，二炮来汉征兵，当时来汉征兵的还有铁道兵，准备去越南的。可能因我们学校是重点中学，二炮到我们学校来招兵了。我当时谁也没打招呼就报了名，经过体检，我被录取了，我真高兴。不知是谁告诉的，李乾的妈妈、姐姐突然到学校来了，就在陈××老师的那间寝室里。他们说了许多，意思是李乾还关在牢里，你们是头头呀，你们有责任。你怎么参军屁股一拍就走了呢？李乾没出来，你不能走，等等。面对泪流满面痛苦不已的李乾的亲人，我真是百感交集，禁不住也哭了起来，真不知道该对李乾的妈妈、姐姐说些什么，怎么说。旁边也围着些人，长时间的静场。最后是陈××老师，他也是眼泪涟涟地安慰李乾的妈妈：柳英发虽然参军了，他说了还是要管李乾的，学校也要管的，他目前只能这样了，问题往后拖拖，只会解决得好些。那场面今天回想起来心里也是酸楚楚的。
后来，“三反一粉碎”开始了。这样，我就没走了。当时方铭，张昭剑他们也不让我走，表面上是热情诚恳的，我内心却有疑虑，是不是因为学校的“12.5事件”？这个疑虑当时我对谁都没有说，是因为参军要走之前，我向张绪提出要求：想见见李乾。张绪当时答应了，但一直没有安排，就是留下来之后，张绪也不跟我谈这个了，这叫我不安，因为当时我是把他们对我的态度作为“12.5事件”的晴雨表的。但这个不安，后来还是因几个事的发生而打消了，尽管这个被打消的时间不长。
1968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在市革委会参与组织领导这个工作。当时在大会小会上我都表态：我带头上山下乡。在一次会上我还对张体学（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原湖北省省长）说：干部子女要带头。我还点了他的子女在华师一附中要带头上山下乡。在省市召开的万人动员大会上，我发言说上山下乡运动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现在我们上山下乡，是红卫兵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只能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并在会上宣布，我本人决心上山下乡，请市革委会方铭主任批准。当时方铭站起来带头鼓掌。在市革委会，方铭特别对我说，我答应过你到我们15军当兵的，你要想去的话，现在还可以去。我当即说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去当兵呢？不过方铭这话，让我认为当初不让我去二炮，与“12.5事件”没关系。1968年12月1日，我们下乡出发时，刘海江（时任市革委会常委，办事组组长）特地到现场送我。下去不到半年，刘海江曾对我说，市革委会准备调你回来，愿不愿意？我说不行，不行，这不成了“下乡镀金”了，后来1969年国庆，二十年大庆，我下去的潜江县有两名知青代表去北京观礼，这是个特例，我是单独被通知，只身回汉到洪山宾馆报到的。梁仁魁（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副司令员，湖北省观礼代表团团长）告诉我，你的名额是武汉市给的。但我编在荆洲地区分团，当晚湖北团就离汉赴京了。这些，使我对“12.5事件”处理的结果看好了，心情十分舒畅。
10月16日，我随湖北代表团从北京回汉，即参加省革委会贯彻中央9.27指示扩大会议。会议名义批“北、决、扬”，实际上是批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我被人引导去见曾思玉时，他一反从前，脸色冷冰冰的，连和我握手都十分勉强。这是我到汉后第一次见曾思玉，说实话，心里发凉。接着，在荆州地区小组会议上，张体学也借杨道远的事敲打我。我年轻气盛，不懂政治，在会上同张体学争执起来。我的印象是一个下午的小组会，差不多就是我和张体学在讲。这是怎么回事啊？“北、决、扬”在武汉出现时，我们就不赞成、反对。中央指示要批，你批它好了，怎么批起我们来了呢？我问杨道远，他叫我不要吱声，参加会就是了。会议结束，我没随荆州团回去，自己留下来了。遵照中央指示精神，要去北京办学习班，我找到市革委会政工组长张景禄（军代表），要求参加。他说，学习班不要中学生。结果未去成。通过这个会，在北京观礼产生的那种兴奋喜悦的心情全没有了，我感到：厄运开始了。
在这之前，1969年春节后，学校工宣队为“12.5事件”把我们弄到学校办学习班，我、何儒非等相关人员都参加了。学习班主持人向我们介绍了孔威、傅强及其家人的情况，给我们很大的触动。我、何儒非等人都哭了。当时我们认为打死孔威、傅强，的确是错了，错得厉害。后来，交待事情经过。我们没有隐瞒，我们一直认为，事件的经过，在这次学习班就交待清楚了，并诚心诚意地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情还是好的。况且，刚才说了，在10月我还作为知青代表去北京观礼，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了。但现在，贯彻9.27指示大会之后，我沮丧了，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
的确如此。之后学习班不断，学校工宣队办，下乡所在的区、县办，省、市也办，我不细说了。我粗线条地，主要还是讲与“12.5事件”有关的，当然有时“北、决、扬”、“5.16”问题也要涉及一下。
1970年新年伊始，就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12.5事件”再次被提出，我们又被从农村弄回到学校办学习班了。这次主办学习班的工宣队人员全换了。据说上次工宣队都是造反派人员组成，这是一个变化。再一个变化，就是学习班除弄清“12.5事件”过程之外，提出要揪“黑手”，好像我们几个学生不可能决定这样的事，这似乎成了规律：一有事就要揪黑手。比如说，1969年春，朱鸿霞（钢工总一号勤务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李想玉（钢“九一三”一号勤务员、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炎金（工造一号勤务员、市革委会副主任）等三人写大字报，全市搞“反复旧”，除批他们外，就要大揪幕后黑手。“12.5事件”黑手是谁？学习班意图很清楚，要我们指认就是耿其华，因为他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他们直接对我说，祁援朝第一次来学校向李乾报信后，耿其华，宁汉文（时革委会副主任，教师），李乾等人开会就商定了，要集合人去22中抓人。耿其华对李乾等人说：你们去，打死了人我负责。我说我不知道这一情节，我参加的不是这个会。我在参加会的期间没有见到耿其华在场。决定“翻门坎”是这次会决定的，我表了态说打死。你们讲的情节就是真的吧，与我们这次会也不同。去22中抓人，冲突起来，场面肯定混乱，互伤死都有可能。耿说那个话也有可能，他是主任。但我们的会转了向，祁援朝第二次来说，他们走了。去22中抓人不可能了，而耿的话是具体对此的。后改为“翻门坎”，不是去22中了，耿不是对此表态。“翻门坎”是我们定的，耿不在场，不能负这个责。可能他说的那个话对李乾会有影响，但我们不知道。我还以第二天清晨去耿寝室拿长裤、中午开会耿发脾气为由拒绝指认耿是“黑手”。我反复说，“翻门坎”这事是我们几个人决定的，我表态先是不同意打死，后同意了。当时我虽不是学校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但以我的身份说同意打死，那份量是重的。他们就说，你们不要把担子往自己身上拉，这担子你们挑不起的，承担了对你们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反正是软硬兼施，要我们指认耿是“黑手”。
往老师头上引，抓“黑手”不成。后来随着“两清”（清查“5.16”和“北、决、扬”）运动的深入，就把“12.5事件”与任爱生（省革委会副主任、原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挂上。他们先说，任爱生说了“打死几个流氓没关系”，可能觉得这个说法没有份量，不久他们又改说成任爱生说了“打死几个老保没关系”。这个改变就意味深长了。我说不知道，也没听说任爱生说了这话。退一万步说，就是任说了，按语气推论，只能是事件之后，有人向他说了，他表个态而已。事件之前他是不知道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22中的符军在1967年5月营救任爱生之后（当时任爱生被三字兵绑架关押在22中，他跳楼把腿摔断，我们参加把任抢了出来），他与任的来往有一些。尽管如此，打死孔、傅的决策会是在我们学校由我们主持的。符军本人是中途被叫到会场的，我们告诉他才知道。当然他拍胸表态的作用不可小看，但完全不可能事先请示了任爱生，顶多是他事后向任提及了此事，怎么能说任爱生是“黑手”呢？还补充一点，省、市革委会成立之前，任爱生的大名我当然知道。之后，我与任爱生有多次见面（开会时或其它场合），但我对任爱生从未说过“12.5事件”，他也没有向我说过，尽管他清楚知道我是谁。
黑手抓不着，事情的经过交待过去交待过来，就是那些了，后来就不提它了。他们一门心思在我们中间深挖细找“北、决、扬”、“5.16”了。我只说一件事，1972年4月至1973年1月，我在省里参加学习班，做我的动力有两个人，一个是学校工宣队的工人师傅，一个是我下放的潜江县区银行的干部。学习班名义是“批林整风”，实际上是清查“5.16”骨干分子，具体过程就不说了。后来在1974年春季，批林批孔的时候，我被省委组织部通知从潜江回汉。其间我看到关于这次学习班的三个材料，一是这次学习班“268名‘5.16’重要`骨干分子名单”，其中有我；二是在这次学习班中“关于对柳英发的突破方案”，其中说我是“武汉‘5.16’分团核心班子成员、二司‘5.16’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三是在1972年11月拟定的（当时学习班还未结束）18名特别‘5.16’重要骨干分子名单，其中也有我，上有曾思玉的批示：“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在适当的时机处极刑。”什么叫“惊心动魄”？什么叫“残酷”？我算是有体会了。
再回头说“12.5事件”学习班。虽然指认黑手问题被我拒绝了，并且态度坚决，但说实话，一提起这事，我的腰杆子就硬不起来。在前段的学习班，一时“12.5”，一时“5.16”，翻过去复过来。“两清”说我在哪里开会、哪些人参加了、发填了什么表，时间、地点、人物，说得活灵活现，我硬是顶了起来，因为那是根本莫须有的，自己心中有数，底气十足，但一提起“12.5事件”，腰杆子就软了。打死两人还伤四人（包括我校误伤的两名同学），人命关天啊，所以老老实实写交待材料，主要责任在我，痛哭流涕地说自己是不沾血的凶手、是主谋，表示认错、认罪，愿意接受任何处罚。但要以此为要挟，要我承认是“北、决、扬”、“5.16”是办不到的。说实话，从1969年春开始办学习班，之后几年，连续不断，我们还是很自觉“斗私批修”，老老实实地交待“12.5事件”。尽管“北、决、扬”、“5.16”分子对我们是莫须有的，但对某些错误思想对自己的影响还是认认真真作自我批判的。但越往后来，越是发现他们对我们不是“治病救人”，而是要往死里整。
从1973年8月至1976年8月，我多次找军区“三办”有关人员，多次向省市委领导姜一，韩宁夫，王克文写信，也在一些场合与省市委的赵辛初，姜一，王克文等领导当面谈，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几经反复，对“12.5事件”总算有了个结果。1974年和1976年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人员在中法或在我单位讯问“12.5事件”。最后在1976年8月，未经庭审和宣判的程序就直接给了我一张判决书。其中关于我的一段是：“被告人柳英发参加枪杀孔、傅的策划会议，赞同被告李乾等人的犯罪活动，事后又参加纵容被告李乾逃跑的会议。破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对被告柳英发免于刑事处分。”
1976年10月6日，王、张、江、姚“四人帮”被强力隔离。1977年1月23日至10月19日，经武汉市委批准我在武昌车辆厂被隔离审查，之后在车间边劳动边交待问题，听候处理。1978年3月20日武汉市中级法院到车间以“开枪杀人”案为由逮捕了我。在监狱羁押了18个月又7天后，于1979年9月27日释放，口头要我回原单位。后来又行文，说“关押不当”、“补发工资”云云。
说来也巧，1969年9月27日，有那个指示后，我的厄运开始，1979年9月27日我走出监狱。所以我说过：“始于‘9.27’，了于‘9.27’。”其实也没有全“了”。1987年武汉市工交政治部对我文革作结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所列有三条。第一条，1974年团省委“补台”是参与张立国（时省革委会副主任，原新华工负责人）的“篡党夺权”。第二条就是为杨道远翻案。第三条就是“12.5事件”。工厂并行文，说柳英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记行政大过一次。行文前工厂有关部门找我谈话，说你今后入党、提干是不行的，但不会影响你技术职称的评定和工资晋级。对三条我当即都作了申诉。对第一条，1974年我“补台”团省委书记，是省委的决定，省委组织部找我谈过话，赵辛初，姜一两书记当面对我谈过。张立国只是把我引到团省委去见了毛菊元（团省委书记）等人。第二条，为杨翻案的文字经过写的是对的，但性质完全不同。我们是翻杨道远“5.16”、“北、决、扬”的案。他们说杨道远是“5.16”、“北、决、扬”，但他不是的”。第三条，“12.5事件”，法院已判，不能又打又罚。
后来我又看了“历史决议”，决议说文革的发动和领导者毛泽东动机是好的，犯了严重错误。而我们响应他老人家的号召，投身文革，动机却是要“篡党夺权”！当然也跟着犯了错误，错误不仅严重，而且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比他老人家犯的还严重，这叫人怎么想！另外，据说1982年初，中央下发9号文件，其中规定，作结论一般不用“政治错误”和“严重政治错误”的定语。我“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是1987年下的。以此对照，我就不属“一般”之列了。我这样的人物就如此特殊？！
风雨如磐的日子：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
·丁 抒·
文革初期红卫兵杀戮“黑五类”时，国家机器并没有直接参与政治迫害，谢富
治为首的公安部仅仅是配合红卫兵抄家，对红卫兵的杀戮不予制止而已。而一九七
○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则不同。这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国家机器正式登台
，动用公检法机关，全国几乎同时进行的一次“依法”处置政治犯的运动。在全国
范围内，通过公审程序，正式地将政治犯一一判处徒刑，其中大多判了死刑、无期
徒刑和长期徒刑。
“一打三反”与六八至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不同，前者的打击重点在“
现行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不是文化革命的产物，自从中共上台清算“历
史反革命”开始，“现行反革命”就应运而生了。以思想言论定为反革命犯，加以
逮捕、关押、屠杀，并非始于文化革命。中共建国前就以言论、思想治罪，处置持
不同政见者了。但是，就杀戮思想犯、言论犯的规模而言，这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多
年间最大的一次。但这个“一打三反”的目标集中于文革以来“新生的”反革命分
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 周毛联手“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武汉北、决、扬的指示》里反
窥而见：“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丁注：决心把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
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
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
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
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所谓《
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
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
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１〕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湖南中学生、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
称“省无联”）成员杨曦光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提出中共“与广大人民的
关系已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
命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的看法。该文在“省无联”内部传阅时被当局发
现后上报中共中央。一月二十四日，政府总理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康生等公开点
名“省无联”为“反革命组织”后，杨曦光等被关押。六九年十月左右，毛泽东在
湖南对“省无联”问题发出指示：“省无联的群众是好的，其头头思想是反动的。
”于是省人保组正式逮捕已被关押一年半的杨曦光等。〔２〕
此后，全国各地逐渐将阶级斗争的目标指向有“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言论
”的组织和个人。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被折磨死去。周恩来担任组长的“刘少奇专
案组”为其“圆满完成任务”举行了酒宴。但文革本身并不因为刘的死亡而结束，
七○年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送审
稿送毛泽东审批。指示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
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
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场重要的战备工
作。”“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周恩来递交送审稿时附
了一封信，说明“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３〕次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后，该指
示下达全国，即所谓“一·三一指示”。
这份文件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包括中共执政初期的一贯做法：判处死刑报请朝
廷、中央政府批准，将杀人权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４〕文件是这么说的：“杀
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５〕这样，判处死刑便无
须最高法院认定，只不过备案存档而已。后来甚至把判处死刑的权力下放到了县、
市一级，大迫害浪潮由是遍及全国。
这是当局镇压大规模地以言论、思想治罪的高峰。一九六八至六九年的“清理
阶级队伍”运动，主要是打击共产党执政前为旧政府服务过的所谓“历史反革命”
。而打击“现行反革命”，既能向上邀功，又能清除异己，还能恫吓反对派。各地
文革中的对立派虽已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大致解决，最后的镇压，特别是对思想
犯、政治犯的镇压却是在七○年完成的。
◇ “一打”与“三反”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次日，周恩来又将《关于
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送毛泽东审批。
〔６〕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同时又发出这两份文件，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
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指出“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
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向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文件强调要打击“私设
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等搞资本主义的活
动。 〔７〕
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成了“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三反”那个“三反”，“贪污盗窃”和“铺张浪费”本与老百姓不相干
，反不到小民头上。在一个全部商业都由政府控制的国度，个别人的贩卖活动根本
算不上“投机倒把”。而所谓“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
地下俱乐部”等，极为罕见，无需来一场运动。可是上面说要搞，下面就捕风捉影
，胡斗乱揪。譬如陕西勉县“三反”搞出了“贪污”现金十六万元、粮票五万斤、
布票一点六万米，投机倒把牟利一点四万元。文革后复查，全是冤案。〔８〕
就全国来说，“三反”未成一个运动，所以“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
但人们现在还在说“一打三反运动”，本文亦采用“一打三反运动”的说法，恰如
一说到一九六○年人们就说“三年自然灾害”一样，其实只有“三年困难时期”，
并无“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那么说，说顺口了而已。
◇ “一打三反”在北京
一九七○年二月，北京市所有机关、学校、工厂企业都收到了一份“中国人民
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发布的《通知》。该通知
首页的上部是两则“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话，时称“毛主席语录”，用的是大
字黑体以显示其庄重严肃：
最 高 指 示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
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
、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份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下半页才是《通知》的内容：
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
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
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
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年二月十一日
在这份北京市军管会的通知里，首犯是顾文选。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通知里
是这样说的：“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分
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
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
，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
引渡回国。”
北京市参加讨论的“革命群众”都相信顾文选“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绝
不会想到其“反革命罪”实属莫须有的冤案。
一九五七年时，顾文选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的学生。在毛泽东发动的“整风
运动”中，该系开了个“控诉会”，由三名在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受到不同
程度迫害的同学上台控诉。先在系教学楼里开，后又移到学校办公楼召开大会。校
党委闻讯，欲予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诉”二字，但遭拒绝。顾文选是上台控诉
的同学之一。会上，他还批评了某些党的干部：“这些名义上为人民服务的，又不
与人民同甘苦、高高在上的人，却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他应该在群众有汽车坐了他才坐；群众有呢料的衣服穿了，他才穿；群众住上
洋房了，他才住……可是事实上那些人却享受着特权，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群众。
”他奉劝某些干部，“如果你感到没有能力做领导工作，就自动下来，回到群众中
来，可以去做工、种田，做不动了人民养你的老，千万别再坐在那里发号施令，贻
误国家。”〔９〕
这样，反右运动一开始，顾文选就被打成了右派。他觉得在北京无处伸冤，天
真地跑回杭州家里找妈妈。结果被抓回北京，判了五年徒刑。刑满后，他还是不能
离开劳改的茶淀清河农场。当局说是让他们留场“就业”，目的却是永不让这些人
回到社会做个正常人。在绝望中，他去看望也在清河农场“就业”的北京大学原西
语系讲师黄继忠。黄是当年那场控诉会的组织者。顾文选没有告诉黄他准备逃跑，
只是说：“我可能以后不能经常来看你了……”〔１０〕设法逃出清河农场后，顾
文选北上到了苏联。但被引渡给了中国当局。成为北京五十五名现行反革命中的首
犯。
“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中还有一位一九五七年时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沈
元。沈元聪明异常，作为右派分子在北京郊区劳动改造期间，还写了几篇论文，投
给《历史研究》，为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黎澍赏识，设法将他调到该所工作。文革中
，黎澍成“反动学术权威”，无法再保护沈元。沈元被斗得受不了，买了盒黑鞋油
，涂在脸上扮成黑人，进了马里大使馆。他欲申请政治避难，谁知马里使馆转手就
把他交给了中共，他也就“罪该万死”了。
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发布的《通知》是这样说的：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
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
过刑。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
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
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除少数例外，那批人都死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
行刑前的宣判大会上，行将被枪毙的人的舌头是被勒住的，因为要防止这些反
革命分子呼喊反动口号。因为写了一篇《出身论》而被处决的遇罗克和别人不同的
。他从没害过眼病，眼角膜可以派用场。所以临刑前，警察从那批应“立即执行”
的人犯中将挑出，塞进一辆警车拉离了现场。他的家人不明所以，直到近十年后才
得知，一份只允许医生阅读的内部资料曾披露：“政治犯遇罗克”的眼角膜被移植
给别人，手术成功……当初警方没有按例向遇家收取子弹费，大约就是因为眼角膜
已抵了子弹费。
在北京市公法军管会的《通知》里，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张郎郎被指“对我党和
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视……出卖了我国大量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自然应
予处决。但他的父亲张仃是中共老干部，张郎郎就是在延安出生的。总理周恩来与
张仃熟识，以“缓刑，继续调查”为名替张郎郎保了一条命。
◇ “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要“革命群众”学习文件，讨论某反革命分子该不该枪毙，算是执行了毛泽东
的指示：“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由于通知上的“最高指示”已经说明要“坚决地
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已经指明该五十五人是“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
要狠狠打击。要“革命群众”讨论的并非他们是否反革命，而是要他们表态反革命
该不该枪毙。对反革命分子不表示革命义愤是不行的，弄不好“革命群众”也可以
转化成“反革命”，谁都不敢说“不该枪毙。”所以在那种场合下，革命群众讨论
如何处理的时候都异口同声：“枪毙，枪毙。”
中央美术学院讨论张郎郎该不该枪毙的会上，画家黄永玉、刘迅不敢反对，又
不愿表态同意，只好托词逃离会场。有人曾回忆这种“革命群众”的讨论会：“当
时，有很多案件，有的是所谓‘破坏’甚么的，比如，损坏了毛主席像啊，书写甚
么‘反动词句’啊等等。我记得在那种场合下，一般的革命群众讨论如何处理的时
候都不假思索地说‘枪毙，枪毙’，都是这样讲。那时候叫做‘群众专政’。”
◇ “借斗”现行反革命以“教育群众”
北京市那批“现行反革命”在被枪决前的一个多月里，被分成小组，天天拖著
脚镣和手铐，分别被带到北京市内各处的万人大会上斗争、示众。各单位要把“一
打三反”推向高潮，需借用这批活靶子，连“中越友好人民公社”也把他们“借去
”斗争一通，就像一批就要报废扔掉的东西最后再使用一次似的。
一九六九年七月，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丁学雷”发表批判文章《为刘少奇复辟
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随后三个月内，人民日报每
隔半个月便发一整版的批判文章。上海煤气公司青年技术人员桑伟川写了篇批驳文
章，为周而复的这部小说辩护，结果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此后，全市各单位都
向煤气公司“借斗”桑伟川，以教育在本单位部门的群众。桑伟川前后被各单位游
斗了二百九十多次，方押送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１１〕
贵州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于一九七○年一月张贴了一张批评省革委
会主任兰亦农的大字报，被警方拘留。此后成为阶级斗争的样品，被贵阳市各单位
轮番“借”走，接受“革命群众”批斗。二月二十五日，她被“借”到了贵阳市糕
点厂。在该厂的批斗会上，她喊出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口号。当场被击
倒，嘴里堵上浸了油漆的抹布后，她被正式“逮捕”。从即日起她就开始绝食，省
革委会当局指示公安局一定要让她活到枪决的那一天，强行给她鼻饲。五月十日，
当局在贵阳春雷广场组织了二十万人的公审大会，将她拉去宣布“判处死刑，立即
执行”。宣判会结束后，这个女子又被拉上卡车满城游街。直到下午四时才被拉到
郊区野地，按成跪姿，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给她的最后洗礼，死时年仅三十岁。〔１
２〕
◇ “一打三反”在各地
有文化的人是运动重点。譬如河南西平县，“五至八月，集中全县中、小学教
师举办‘一打三反学习班’，刑讯逼供，残酷斗争，批斗一百八十人，其中被逼自
尽四人，拷打而死五人，残八人。”山东沂水县，在“一打三反”中将公办学校的
教师集中，搞了四个月，批斗１７３人，处份８４人，三人自缢身亡。〔１３〕
上海市革委会把几年前几个反张春桥的大学红卫兵头头的案子重新翻出，定为
“反革命集团”，六七、六八年间曾参与过炮打张春桥的学生都是“新生”的反革
命分子。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声称“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中共中央委
员徐景贤亲自拼凑该集团的《罪行材料》，亲自写按语，不惜工本印了二十万册。
市委布署各高等院校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的学生。这个案子有近千人受到牵连
，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监禁，五人被逼自杀，三人被
逼疯。〔１４〕
“一打三反”规模极大。譬如江苏泰兴县，“一千四百余名干部群众被关押、
批斗，严刑逼供，有的被迫害致死。”陕西户县搞出“反革命案件”６６２起，“
定案”处理４８３人。〔１５〕河南安阳市郊区揪斗２３９２人。河北邢台县“挖
出”１２２名反革命分子。〔１６〕
全国在“一打三反”种受迫害的至少有二百万人。
◇ 山西的“中国共产主义联盟”
三月二十八日，山西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对“现行反革命暴乱
集团”“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简称“共联”）的刑事判决书：
最 高 指 示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
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
……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
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特依法判决如下：
一、首犯徐关增，男，三十二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浙江省新
昌县人……
二、首犯王汝强，男，三十五岁，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其父系
留美学生，其母、兄、姐均在美国和新加坡……
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岁，旧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杭州市
人……
四、主犯刘世广，男，三十六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山东
省昌邑县人……〔１７〕
十三人被定为“首犯”和“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余十三名“
同案犯”则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此二十六人多为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一九六六年八月，他们在劳改
农场里分别组织了“中国共产主义联盟”和“科学共产主义”两个组织。他们的人
生经历难以一一追踪，人们仅对任大熊、刘世广二人的身世略知一二：
任大熊：一九五七年时为北大数学系青年助教。整风时，他从图书馆借出刊有
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英国《工人日报》，与两位学生共同翻译后张贴在
校园里供同学们阅读。结果反右时三人均被打成右派。任被判处无期徒刑。文化革
命开始后一九七○年三月，山西大同公安机关军管会宣布破获一个名叫“中国共产
主义联盟”的“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一举枪决十三名“首犯”和“主犯”，任大熊是“
主犯”之一。
刘世广：五七年反右时为清华大学学生。被打成右派后，于一九五八年被判处
有期徒刑十三年。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主义
联盟”和“科学共产主义”合并的策划人之一。当然也够格做“主犯”了。（一九
五七年整风时用笔名马崎张贴大字报《还政于民》的马维崎，以及写《神·鬼·人
》讽刺个人崇拜的孙宝琮，可能均罹难于“一打三反”。）
◇ 宁夏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
一九七○年二月，宁夏省会银川市“破获了一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一个
以十三名青年学生为成员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除吴述樟（银川二中一九六八
年毕业生）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
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算是“恶毒攻击”外，他们的主要罪名是书写各种反动
的论政文章。其中鲁志立（北京农业大学一九七○届毕业生）撰写的《什么是法西
斯主义》是一篇讨伐当局法西斯暴政的檄文：
“（中共当局）禁止一切为世界公认的民主权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残酷镇压一切反对或仅仅不同意暴力统治的人民，甚至采用公开的恐怖手段。
“竭力推行种种仇视人类的反动谬论，例如宣传种族优劣论、反动血统论，人
为制造阶级与阶级划分论等来迷惑笼络一部份人以达到镇压人民的目的。此外还竭
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精神，宣扬个人迷信和
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堕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
“打倒法西斯！”
八月的一天，人口仅三十万的省会银川市将近十万人挤满体育馆看台和四周的
街道，观看对“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成员的“公开宣判”。因一名女生熊曼宜已在
关押期间触电自杀，“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中的吴述森（宁夏大学毕业生）、吴述
樟兄弟和鲁志立三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余者分别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
受他们牵连的东北工学院学生刘唯勇被判处三年徒刑后死于狱中。〔１８〕
◇ 福建的“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
福建省龙岩县适中公社农民谢洪水，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得政权时才十二岁，初
小文化。土地改革中，他们家分了一块土地，全家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一九六○年
家家户户断粮，全公社饿死了四百多口人。他外出寻活路，帮人打铁，却被当作“
盲流”扣押，做苦工。家里妻子离去，孩子饿死。直到“三自一包”政策传下来，
龙岩的农民才有了一条活路。
由此，他和当地很多农民一样，仇恨毛泽东而热爱刘少奇。文革初，看到毛泽
东打倒了刘少奇，更对刘少奇充满了同情。一九六六年十月，他成立了一个“中国
共产党幸福委员会”，声称由刘少奇直接领导，进行秘密串联。读过中学的青年农
民谢永祺一九六○年几乎饿死，积极响应。他们出版了两期《大众之声》的小报，
拟定了中央委员的名单，其中有刘少奇、彭德怀、彭真、邓小平、周恩来、朱德、
宋庆龄、董必武等，还有早年在闽西领导革命、龙岩老百姓都熟悉的邓子恢、张鼎
丞等，唯独没有毛泽东、林彪、江青，也没有他们自己。在他们编写的《军委密件
》中，强调“要跟刘少奇走”，“要推翻毛泽东”，“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兴起学习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高潮”……
一九六七年五月，他们又专门印发了《口号、呼吁书》：起来争自由争幸福！
坚决打消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反对统购统销！拥护缴公粮，拥护三自一包、四大自
由！中国共产党万岁！幸福委员会万岁！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刘主席万岁！万万
岁！
六月，他们编写《党章》，主要内容是：“我们坚持执行三自一包、三合一少
、四大自由，取消阶级，取消集体；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毛林集团，为人民
争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
当局从三月开始立案，成立侦破工作队，“幸福会”却几乎成了半公开的组织
，近三百人参加了该会，农民入会的决心书上写明“拥护刘少奇”，入会相片反面
写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相邻的南靖县的农民闻讯，有的赶去要求入会。蒲田、
仙游等县，有农民自行搞起了“幸福会”。
当“侦破工作队”宣传刘少奇的罪行材料时，绝大多数会员公开针锋相对地为
刘少奇辩护。谢洪水、谢永祺被捕后，仍然抗辩说：“大跃进……造成国家困难，
那是毛主席的错，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才扭转了困难局面。”公安人员问谢永祺为
什么“顽固”，谢回答：“不愿做刘少奇的叛徒。”
结果，谢洪水、谢永祺等十九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谢百添、谢寻兴在劳
改营中继续为刘少奇辩护，被加“罪”而改判成死刑，立即执行。未被逮捕的人中
，有十二人被逼自杀身亡，八人被打伤致死。有的人被枪毙后，妻子、母亲也被逼
自杀身死。〔１９〕
◇ 形形色色的“现行反革命”
一、“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一九六五年底走出秦城监狱的反革命分子胡风，文革一开始即被送四川芦山县
的劳改农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再度被捕入狱。一九七○年一月胡风因在报纸的
空白处写诗，但报纸上有毛主席的画像，胡风又成了“现反”。四川省革委会以“
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的罪名将他判了个无期徒刑。
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再
加上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时，他说过“哪里能活一万岁！”县军管会据此认定
是“现行反革命”，判其死刑，于一九七○年六月枪毙了他。〔２０〕
一九六九年三月，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县女社员丁祖晓给州委机关写信
抨击当局强迫农民供“宝书台”，逼得农民卖猪换“红宝书”、甚至把买油盐酱醋
的钱、孩子的书钱都拿去“请毛主席像”：“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还是哪一级干
部为了献媚而做的？”“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
。”四月二十一日中共九大闭幕，全县都忙着扎“忠”字牌搂，挂“忠”字旗。丁
祖晓和姐姐丁祖霞连夜写了好几张传单，由丁祖晓进城散发：“这‘忠’字是地道
的个人崇拜。”她们呼吁“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
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俩被捕后。她们的同学、青年女社员李启顺决定声援
她们。她刻钢板、油印了一批《告革命人民书》，由她的妹妹李启才深夜进城散发
。于是这一双姐妹也落了网。一九七○年五月八日，丁祖晓被拉到该县鹭鸶河边枪
毙。李启顺则被“借”给吉首县，在吉首游街示众后遭枪杀。〔２１〕
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张师亮曾在该系的学术讨论会上批评过毛泽东，认
为毛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
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这算犯了“恶毒攻击”罪。
青海柴达木戈壁滩的３２１０８钻井队一位来自北京的青年人刘延德自办油印
的《中国工人报》，评说国家大事，于三月二十九日被捕。他在《毛泽东选集》书
页空白处加批语、打问号，又偷听“敌台”，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多次拉
到大会斗争。大约因为其父是位高级干部，被轻判五年徒刑。而另一位来自四川出
身平民的青年，仅评论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位成员，又说过在甘肃见到光着屁股要
饭的人，被判了死刑。他被拉到戈壁滩枪决，无人敢为他收尸，遗体喂了野狼。
七○年八月被枪决的宁夏银川二十二岁的青年学生吴述樟，最大的罪恶是：曾
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
过“放屁”二字。宁夏综合地质大队物探技术员余渭国在一九七○年写了一篇文章
，说“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句话是错误的，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他这
样一搞，实际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为此他被判处死刑，惨遭杀害。〔２２〕
二、“为刘少奇鸣冤叫屈”：
全国各地都有因不赞成打倒刘少奇而获罪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仅浙江省淳
安县就有二十八人“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被判刑”。〔２３〕被枪决的到处都有。
福建，福清县有一位公社党委委员坚持自己的观点“没有理由发动群众批判刘
少奇主席”，于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死在枪口下。
甘肃，宁县某农场职工朱守忠不赞成“断章取义”地批判刘少奇，拒绝表态同
意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于二月二十一日被处死。
湖南：因“现行反革命”被判十年徒刑的原《新湖南报》编辑钟叔河回忆：“
我还曾亲眼看到白发斑斑的老太婆，因为‘为刘少奇翻案’而被判处死刑当场枪毙
示众。”〔２４〕
河北，省电信工程队青年电缆工人张坤豪公开己见，认为“刘少奇打不倒”。
被勒令检查，他就在纸上写道：“我热爱刘少奇主席。”“吹捧刘少奇”要付出代
价，他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通知家属。尸体无人收埋。
湖北，安陆县财税所王竟成坚持认为“处理刘少奇是强权代替公理”，在巨大
压力下拒不改变观点，说“砍头也只矮五寸”，结果于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被枪决。
辽宁，省委机关女干部张志新针对中共中央文件对刘少奇“叛变投敌”的指控
，于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写下《刘少奇是我们党杰出的领袖之一》一文：“刘
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大工贼，我有怀疑。”“对刘少奇问题的决议，我是有疑
问、有保留的，是不信服的。”〔２５〕为此，张志新成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即便在那样的高压恐怖下，全国仍有不少人挺身为刘少奇鸣不平。因此被定为
“反革命”而判刑、枪决的，多达两万八千多人。（另一说是：“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因为为刘少奇鸣不平而被判刑、处死的，约三万人。”〔２６〕）
文革后最高法院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的一
万四百○二人中，许多是“为刘少奇同志冤案鸣不平而被冤杀、错杀的”。〔２７〕
三、“攻击江青同志”：
许多人因议论江青而惨遭杀身之祸。周信芳之子周少麟因“攻击”罪被定为“
反革命”判处五年徒刑。上海一位舞蹈教员，听了别人议论江青的言论而没有揭发，
也被逮捕下狱。〔２８〕
上海一个作曲家欲歌颂江青，采用越剧的曲调谱了一首歌。但是江青不喜欢越
剧，曾说过越剧是“靡靡之音”，因此该作曲家马屁没拍成，反被打成了反革命。
因为“用江青反对的曲调歌颂江青，就是污辱江青，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２９〕
中央美术院学生、学生会主席傅小石（名国画家傅抱石之子）是该校曾被许多
人包括院长江丰认为是个“天才”。江被定为右派后，他因对院长表示了一点同情
，也被打成右派。先在劳改农场呆了四年，在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的父亲给中国美
术家协会负责人华君武写信求助后，被放回江苏省国画院当一名勤杂工。文革中又
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成员。在万人大会上被“公审”，判决书说他攻击江青
、反对文革，“罪大恶极，但因能主动坦白认罪，态度较好，从宽处理，判刑十年
。”〔３０〕
二月十七日，江西省会南昌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二十二岁的吴晓飞被枪决。他
的罪名是曾写下两篇论文，说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
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
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３１〕
四、“攻击”省市首长：
下放到宁夏贺兰县任四十里店公社书记的原西北局干部田涛揭发批判康生：一
九六七年八月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指示驻宁夏的部队在青铜峡地区镇压“保守派
”，打死、打伤各一百余人的事件，并于二月十二日在银川市街头张贴大字报批评
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康健民，当即被捕。三月十五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次年死于
狱中。
五、要求宗教活动：
在文革中，宁夏回族自治区严厉打击制裁回族的宗教活动，“把回族群众的风
俗习惯当作‘四旧’予以破除，还采取下指标、定任务的办法强迫回族聚居社队和
回民家庭养猪，并把这……当作‘新生事物’宣传推广。同时，宗教机构被砸烂，
宗教团体被解散，广大群众正当的宗教活动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予以禁止
。”这种对宗教活动的打击，仅在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中一时有效，以后变禁而不
止，从未能杜绝回民的宗教活动。一九六九年前后，海原县回民的宗教活动被当地
政府无端限制，老百姓对此不满而斥责政府，结果被当作“反革命活动”而追究，
牵连两千余人，四十八人被逮捕判刑。〔３２〕
六、莫须有的“反革命”罪：
一位退休了的知识份子在街道与人聊天，曾说过以前夜晚的天比当今蓝，星星
比当今亮，月亮也比当今明净得多，如今被人揭发说是“公然诬蔑社会主义月亮没
有封建主义月亮好”，于是也成为“现行反革命”。批斗后被罚扫街，一直扫到几
年后文化革命结束，街道为他“平反”为止。
贵州榕江县小学教师莫定钦剪贴、编辑刊登在报章杂志上的各类人文资料、图
片，汇成了一本集子，作为教学资料供该校的教师和学生翻阅。如今那本资料成了
反革命罪证。七○年九月，他被五花大绑押到县人民广场，在宣判大会上，判了二
十年徒刑。该校两位写抗议书为莫定钦鸣不平的教师也被判处“劳动管制”两年。
〔３３〕
◇ 制造各类“反革命集团”案
湖南黔阳县高阳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一心搞出点成绩升官，打死自家的狗后，向
公社报告说狗被人毒死。公社书记正为揪不出反革命而犯愁，马上批评大队支部书
记右倾，并责成副书记主持“专案组”破案。副书记马上在大队部架起一挺机枪，
将社员抓去过堂。他声称揪出了一个十六人的“反革命集团”，枪杀了一人，打残
二人，将二人逼得自缢身亡。受株连者多达一百一十五人。〔３４〕
七○年三月，山东安丘县弄出一个子虚乌有的“反革命杀人案”，“凭所谓检
举材料，对县运输公司马金城等三十四人非法关押，造成自杀未遂五人，含冤身亡
三人，致残一人。”〔３５〕
◇ 越到上级越“左”越疯狂
甘肃静宁县农牧站的女技术员毛应星，一九五七年在兰州农业学校被定为右派
。在夹边沟劳改农场“劳动教养”几年后，回到兰州。当局认为她不配再当教师，
将她送到静宁县。文革中她发了些议论，如“现在就是有一些奉承的小人，将毛主
席包围了”等等。她本被判处五年徒刑，可是七○年四月三日甘肃省革委会讨论她
的案件时，由于她的哥哥在美国，省委负责人说了一句“杀！很坏，家庭是反动的
。”于是九天之后，她就倒在了城外的一块麦田里。〔３６〕
四川，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重庆分行方运孚经常与人谈论自己的观点：“刘少奇
是对的。他主张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有什么错？”“刘少奇打倒了，但这些主张
打不倒。”“彭老总的万言书字字闪金光……他的行为将与日月同光辉，与天地共
久长，千秋万代受人崇拜。”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公安局曾拒受银行革委
会报捕的要求。可是“一打三反”后，公安局为表示配合运动，改变立场将他收捕
。起初经办者拟判十五年，报到市公安局军管会，加至二十年；送重庆市革委会审
批，改成无期。最后，四川省革委会终审时改成了死刑。连原先经办此案的人都不
明所以：“这样的案件为什么判处死刑啊！”本来犯人可有十天上诉期，可是十天
还没到，方运孚就被拉去枪杀了。时为七○年三月。〔３７〕
◇ 疯狂的杀戮
一九七○年三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
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运动前原判决为“死缓”的政治犯全部从劳改农
场拉出，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而开除学籍的大
学生张九龙。据长沙中学生杨曦光回忆：“我在劳改队，亲眼看到了五十多个从未
有犯罪行为和暴力行动的政治犯被处决。”四月的一天，当局又宣布次日将判处六
十多名反革命分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时，有线广播突然通知，宣判大会取
消了。原来，中央发现地方杀人过多，需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
。这样长沙的一批反革命分子便幸运地由死刑改成了十五年徒刑。〔３８〕
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兰州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二十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车游
街示众赴刑场处死。
一九七○年夏天，南京市分两批枪决“现行反革命分子”，每批二十四人（其
中有两三名刑事犯）。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一一宣判后，二十四
名犯人被分别押上十二台卡车，每台押两名，开赴江东门刑场。卡车一路行进时，
每台卡车前方两侧各架一挺机枪，后面是一二十位全副武装的军人，两名犯人立在
后边，面朝车尾，挂牌游街示众。事前，革委会当局已经严密组织沿途各街道委员
会，划分了各自组织群众观看游街的地段。被通知观看游街的群众必须出席，且需
自带板凳，端坐街道两侧等候游街车队，接受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当局的
组织效率奇高，从五台山体育场到江东门的刑场，沿途安排的观众竟有百万之众。
被枪决的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马列主义编译局俄文翻译王同竹、南京市第
二中学校长王飞等。
◇ 各种“消声法”大行其道
枪决“反革命分子”前使之发不出声音、无法呼喊“反动口号”的做法，在全
国大行其道：
最简单的是麻绳勒喉管：江苏省常州市某局长蔡铁根原是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
训练部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被撤职。文革初被抄家，发现他的日记本里有为彭
德怀鸣不平的话，即被揪出。到此时已被关了三年多。七○年三月十一日，狱方用
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着便对他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
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说不出话来。接着就把他拉到
刑场枪毙了。〔３９〕
竹筒塞嘴：广东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
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
“压舌板”：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
述樟前，使用了一种“压舌板”，使其在临行时无法喊叫。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
员马绵珍被处决前已经绝食两个多月，虚弱得站不起来，当局还是怕她呼喊“反动
口号”，在她嘴里塞进了压舌器，外面再扣上一只口罩，以免革命群众见了心存异
议。
割喉管：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
”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毛应星被枪毙前，
也被刽子手割断了喉管。
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批准对反革命犯前施
行枪决前割喉管这一文革“新生事物”。第一个遭此处置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
青年教师贾承厚。一九七○年五月，原中共中央东北局女干部张志新因“攻击无产
阶级司令部”被判处死刑，因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
不杀为好”而改判为无期徒刑。所以，到七五年二月毛远新主持省委会议后下达处
死张志新的命令时，辽宁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沈阳监狱当局割她喉
管时不施麻药，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以致旁边一个女管教员惨叫一声，昏厥
在地，被拖了出去。〔４０〕
当时，青年画家韩美林因“思想反动”被下放到安徽淮南市瓷厂劳动，又因“
里通外国”而被押在安徽淮南市监狱。据他回忆，“十尺零六寸长的牢房里，经常
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个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刑事犯和政治犯乱关在一起，政治
犯脚镣手铐，可以由刑事犯任意欺负。……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
高音喇叭同时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
’‘你！！！’惊天动地的哭叫，随着是一排慑人魂魄的枪声……。”〔４１〕
◇ 各地“支左”部队的首长与军管会负责人主持杀人
主持杀人的几乎都是中共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多半是在文革的血泊中升
的官，对于人命何价毫无概念。一九七○年十月，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
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明华在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主持会议，将她判处死
刑。〔４２〕
原来在军队担任军政委、军长的康建民在宁夏自治区领导人被打倒后调任自治
区革委会主任兼党委第一书记。他公开发指示：“不服管教的，你们报上来，毙掉
十个八个的。” 〔４３〕“不服管教”的反革命中，有一位名叫朱守中的。他原
是上海一所师范学校的副校长、因反右运动中“动摇退却”被开除出党，作为上海
“支援宁夏大队”的一员到中卫县中学任教。一九六一年曾被押去劳改。六四年四
清运动，他被开除教职，下放农场。他一直“不服管教”，反革命言论：江青“妄
想以‘老佛爷’慈禧自居”；叶群“要不是林彪的老婆，怎么也爬不进中央。像这
种做法，岂不是成了夫妻党？”“把林彪的名字载进了党章，这还叫什么共产党党
章？”“陈伯达自诩为中央唯一的理论家，看来也快不行时了“康生是中国的贝利
亚，一直搞‘契卡’的，宁左勿右，不知有多少好人吃了他的大亏……”其言论报
到康建民那里，便在“一打三反”中被“毙掉”了。
早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冼恒汉主持的兰州军区党委会议就决定判处甘肃师范
大学教授张师亮死刑了。七○年月三月十七日，冼恒汉又主持兰州军区党委会议复
议，维持原判。军区党委决定后，甘肃省革委会办公会议只不过复议通过，盖了个
橡皮图章。〔４４〕
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师政委徐海涛担任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组长后，听说上
海图书馆有不利于张春桥的历史资料。于七○年二月九日到上海图书馆召开“深挖
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动员大会”，他在台上名单点。他念一个名字，下面就揪一个
，马上按成“喷气式”。随后便宣布对他们“隔离审查”，造成一人自杀，一人自
杀未死，一人精神失常。〔４５〕徐海涛有功于张春桥，所以张春桥当上了解放军
总政治部主任后，立即提拔他，给了他一个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
陕西安康县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属一九四九年起义投诚后留用
的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拘捕二五四人，
枪决二十七人，另致使二十人自杀身亡。〔４６〕
安徽淮北市委书记高心泰等二人一九六七年被中学红卫兵拷打致死，副市长杨
杰等六人被诬为这件“政治谋杀案”的幕后“黑手”，于一九七○年四月判处死刑
。市革委会主任是“支左”的部队首长。他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得意洋洋地宣告：“
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声就要打响了！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是，
现在有人……说我们头脑发胀，草菅人命。屁话！这是屁话！对于反革命，我们就
是要草菅。他们本身就是草，毒草。我们不但要杀，还要斩草除根……他们的头，
杀定了！我们杀定了……”〔４７〕只因为待杀者中有两名高级干部，省里派人复
查，确证是一起冤案，那几名受迫害的人的头才没有被削掉。
◇ 杀人也有“指标”
陕西铜川煤矿有个“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党治国。他原是清华大学水利工程
系的学生。即便是在劳改，他也不忘宣传马列主义。他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辅导煤矿工人业余学习《共产党宣言》。这样便算犯了“现行反革命”罪。
在被斗争、毒打了一阵之后，铜川市法院将他判处死刑，上报陕西省待覆处决
。恰好那时省法院按指标行事，已作好计划枪毙四名，而各地当时报审的死刑犯共
七名，党治国排第五。竟因此而逃了一命。十多年后，他出狱回到母校，领到了一
张久违了近三十年的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毕业证书。而那四位排名在他前面的“现行
反革命”，虽然也被当局承认是冤杀而平反，却白白成了杀人“指标”的牺牲品〔
４８〕。
应当指出，在那乱捕乱杀的当头，也有正直的司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
安徽合肥市一家无线电厂挖出了一个“三民党”反革命集团，全案二十一人，
合肥市中级法院判处其中四人死刑，二人死缓，一人无期徒刑，其余都判了有期徒
刑。安徽省高级法院的法官汪崇启接到报审的案卷，没大笔一挥了事，而是仔细核
查案卷，提审被告，查明该“反革命集团”的“张贴反革命标语”等罪名全部是办
案者为了揪出一个反革命集团邀功，通过刑讯逼供、诱供而编造出来的。案情澄清
，被告开释，汪法官一下救了四条人命。〔４９〕
◇ 大批国人自杀
又有大批中国人被逼得走上了自杀之路。
青海贵德县，“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杀。上海市南汇县“审查”、斗争了三
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宝山县的“一打三反”，“有二百五十多
人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四十一人被迫自杀。”〔５０〕
江苏溧水县，一九七○年初开始“一打三反”，死亡十三人。广西钦州地区，
“发生自杀事件二三八起，其中死亡一八八人。”“河池地区自杀一六九人。”〔
５１〕
由于“一打三反”紧接着“清阶”，所以许多地方谈到非正常死亡时，将“清
阶”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谈。譬如云南镇雄县官方记载说“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
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七人非正常死亡
。” 河南安阳市郊区笼统记载“清队”和“一打三反”共死亡二十八人。〔５２〕
◇ 全国逮捕二十八万多“反革命分子”
据历史学家王年一披露：“一九七○年二月至十一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
、‘特务’、‘反革命分子’一百八十四万多名，捕了二十八点四八万多名，杀了
数以千计的人。”〔５３〕其中，逮捕了“反革命分子”二十八万四千八百多名。
〔５４〕
一九七○年是文革十年间当局“依法”枪决“反革命分子”的集中期。文革结
束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
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
，一九七○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５５〕
就全国而言，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在十万以上。
注释：
１ 《湖北省志·大事记》（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第６９５页；宋永毅孙
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
２ 杨曦光《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分社，１９９４）第１０
０页。
３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第７
７页。
４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第３３７页。
５ 同上。
６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第８
０页。
７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第３３０页。
８ 《勉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４６１页。
９ 《右派论点选辑》（北京：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委员会，１９５７）第３２
页。
１０ 黄继忠与本书作者的谈话。十多年后黄继忠获平反，回北京大学时才听说顾
文选被枪毙之事。
１１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周而复发言第１至１０
页。
１２ 老鬼《死刑犯有说话权》，《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八月号。
１３ 《西平县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０）第３０８页；《沂水县志
》（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７）第３５页。
１４ 《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６）第２３９页；《历史在
这里沉思》第五卷第３２８页。
１５ 《泰兴县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第３１页；《户县志》
（一九八七年版）。
１６ 《安阳市郊区志》（１９９０）第４０页；《邢台县志》第３６页。
１７ 《中国之春》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号第６３页。
１８ 《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下）》（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
１）第６３至７１页。
１９ 戴煌《直面人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第三一五页。
２０ 《安康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九○八页。
２１ 《春风化雨集（下）》（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１３８至１４５页。
２２ 《当代中国的宁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第１７２页。
２３ 《淳安县志》一九九○年版第５３１页。
２４ 《新文学史料》（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１５６页。
２５ 《共产党员》一九八○年第二期，张志新《刘少奇是我们党杰出的领袖之一》。
２６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６）第１９６页；
《党史文汇》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２７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六四九页。
２８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吴晓邦发言第１１页。
２９ 巴金《随想录》第一集。
３０ 《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人物》编辑部）二○○○年第三期第一一六页。
３１ 《春风化雨集（上）》第四○六页。
３２ 《当代中国的宁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第１６６页。
３３ 《春风化雨集（上）》（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５２页。
３４ 《春风化雨集（上）》（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１６７页。
３５ 《安丘县志》（１９９２）大事记。
３６ 《春风化雨集（上）》（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二○五页。
３７ 《春风化雨集（下）》（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１０７、１１３至１１
８页。
３８ 杨曦光《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分社，１９９４）第１
４８、２９５页。
３９ 《炎黄子孙》一九八九年第六期第４３页。
４０ 朱建国《张志新冤案当初是逐步披露的》，郑兢业《忠烈失骨骸，张志新魂
归何处？》，２００２。１２。１８《亚洲周刊》
４１ 《十月》一九八○年第二期第１５２页。
４２ 《春风化雨集（上）》（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一九七页。
４３ 《春风化雨集（上）》（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四一七页。
４４ 《春风化雨集（下）》（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９０页。
４５ 叶永烈《张春桥浮沉史》第十二至十四页。
４６ 《安康县志》（１９８９）第９０８、９０９页。
４７ 《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第五卷第１１７
－１１８页。
４８ 《人民文学》一九八六年七月号，陈祖芬《理论狂人》。
４９ 朱孝池等《法官轶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第一九七页至二○六页。
５０ 《贵德县志》（１９９５）第２９页；《南汇县志》（１９９２）第１３８
页；《宝山县志》（１９９２）第４７页。
５１ 《溧水县志》（１９９０）第３２页；《当代中国的广西》（北京：当代中
国出版社，１９９２）第１３２页。
５２ 《镇雄县志》（１９８７）第３２５页；《安阳市郊区志》（１９９０）第
４０页。
５３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第３３７页。
５４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第３
３０页。
５５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上）》（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２）第６４９至６５０页。
2009年6月1日初稿
2011年12月27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