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
壹、本节概述
一、整顿党的组织，征求修改党章意见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姚文元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九大”问题
什么时候开？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都希望早开，多数主张在明年上半年，至迟不超过明年秋天。
代表怎么产生？是不是要从下而上一级一级的选上去？少数同志认为要这样，多数认为不一定。他们说：“过去选举其实候选人也是上面决定的。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各种人的政治面貌，好人、坏人、看得更清楚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清楚，代表可以各方面协商产生，在市、区里开党员大会通过”。“可以先从中央开始，开全国党代大会，有一个纲领，然后才开各级党代会，比较有利”。“毛主席说过，不在形式，而在内容，不在名称，而在实质”。还有些同志提出：“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开人大，可以和九大同时开，解决刘少奇的问题。”
红卫兵说：“要多一些工人和红卫兵代表列席大会”。“最好能吸收一批工人和红卫兵入党”。
王明选不选？“刘、邓、陶”选不选？彭、罗、陆、杨选不选？一致说不选。“王明已经是苏联人了，还能选个苏修特务？”“叛徒都不能选，这是一条大原则。”“刘少奇是叛徒，要进一步批透，清除出去！”也有人说：“恐怕毛主席还是要保留几个反面教员的，那就听毛主席的话，希望不要太多，并且先要批透。”对刘的情况，大家比较了解，对邓有些人不很了解。
党的领导机关怎么办？许多同志的意见是：可以参考革委会的形式，把党、政、军统一起来，革委会中有党的核心，执行市委会的职权。好处是一元化，容易联系群众，减少层次，有利于有力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有一种意见是：将来过渡到正式权力机构，还要分市委、市人委，不然开人代会有困难，由于忙于政务而忽略党务，有的人无处安排。
很多同志主张：在已建立革委会的地方，应当有一个党的领导核心，优秀的造反派头头可以吸收入党和经常参加党的核心会议。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的通知
1967.10.21；中发［67］322号
毛主席最近提出什么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如何准备这次大会的问题，并且指示张春桥、姚文元两同志在上海做些调查。现在把姚文元同志关于他们初步调查结果给一封信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做好调查，并将调查的结果和你们的意见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此件可发给连队党支部和地方相应的组织）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
今天还是谈九大和整党问题。
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可否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
各地对整党问题，有些什么意见，也要继续收集。
不少地方的意见还没有反映上来，因为那里还乱着。
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
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整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
过去，一是听话（做驯服工具），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一个支部书记说了就算，什么事情都不同大家研究，不商量，不向大家征求意见。支部作决议是要征求党员意见的，一次不够，再征求，要让党员讲意见，征求一次不够再征求。但是过去有很多地方不是这样，是个死党，一塘死水。
过去青年人入团可困难啦，比入党更困难。党团组织被一些人把持着。老党员把持党支部，老团员把持团支部。支部书记就象个皇帝。沙石峪大队党支部书记就是这样，他把持全大队的党、政、财大权，搞贪污，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只有沙石峪是这样，我就不信。
有些党员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遇事不先征求人家意见，自己说一通，喜欢训人。陈老总就喜欢拿自己多少年的经验包括反对我的经验，去训人。
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有些人二三十岁，年岁不大，暮气却很大，到处住休养所，小病大养，无病也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一冲，病没有了，坐喷气式飞机，反而治好了他的病。现在到医院去的很少了，起了很大的变化。才不要都听医生的话，我多少年没量血压了，前几天发烧三十八度五，医生要听心脏，我不让听，吃两片药就好了。当然，有的人是真有病，如心脏病，要治。
我把李大夫放下去支工，可有点意思。他们到北京针织厂。去的时候我就交代了几条，一是先做调查研究，当群众的小学生；二是不轻易表态；三是推动工人群众在革命原则基础上实行大联合。跑到一个地方就哇剌、哇刺干什么？那个厂有两派，斗得很厉害，开始两派都说他们搞阴谋，但他们顶住了，一直做调查研究。后来我说了几句话，就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救了他们，否则，人家要赶他们走。现在两派联合起来了。那个厂一个派一千二百多人，一派八百多人。八百人的一派说一千二百人的那派保得厉害。两派争位置，结果人多的一派采取高姿态，问题反而解决了，一派六个，一派七个，无派的出二人，共十五个人组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还有一些人去化工厂，这个厂比较复杂、知识分子多，去的人被围攻。人家出了一条标语，我们去的人乱加评论，讲错了话，结果被人家抓住了。
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张本这个人，谁知道她历史有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搞出了很多问题，当然一次搞不干净，但搞出了不少。
我赞成康生同志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当中表观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就很宽了。
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朝气。
怎样整党，你们拟出几条办法，也是征询意见性质，十一月能够发下去，十二月再发一指示。
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说要恢复组织生活，他们又神气起来了。我看这些人要检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积极，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
这样的人都不要，就太多了，但要做检讨。有的人，不想当党员，就算了嘛。
接受新党员，要经过群众议一下。
党纲要修改。我在看联共党史，他们建党，建了几次。也不要象联共的党纲，写得太长。从政治经济学、商品二重性一直到剩余价值，写得很长，烦琐得很。我们党纲不要写得太长，长了看的人就很少。党纲写成一本书，工人怎么看？农民怎么看？横直是废话，会一散，就完了。我们的党纲，就是党章上开头的那个总纲。
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
组织纪律性要有条件，第一，这个纪律是自觉的，第二，是联系群众的，第三，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的。做陈独秀、瞿秋白的驯服工具就是不行。八七会议我们反陈独秀时，就没有做陈独秀的驯服工具。
组织纪律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不行。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就讲了三个前提。如果你是革命的，政治路线正确，人家自然就会服从。打了胜仗以后，战士都高兴，对领导上不讲闲话，打了败仗，闲话就多。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最好，打开锦州的时候，那么多苹果一个没动，这纪律就是建立在为革命的基础之上的。当然解放军战士也有个别犯纪律的，不是绝对的。
现在报上都讲好的，内部情况报导困难多，才不要相信。我就不相信天下都黑了。
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经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两件事：
关于九大，第一批反映材料综合一下，通报下去。
关于整党，整个什么样的党，老党员怎样一分为二，新党员入党，恢复组织生活又不要恢复老样子，这些问题怎么办，搞几条办法出来。
废除级别问题，也要谈一谈。
（注： 这是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此件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戚本禹记录稿。）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生谈准备中共“九大”新党纲
当前是大好形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这种形势下主席很及时地提出了党的问题。党的问题有二，一是关于九大问题，一是整顿恢复党的生活，整顿党的组织问题。准备九大和整顿党的组织是分不开的，和大批判、斗批改也是分不开的。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九大最好的准备，最好的整党，对干部也是最好的审查。不能离开文化大革命和斗批改去准备九大，整顿组织也不是孤立的。整党是文化大革命中主席提出的重大的战略部署。
征求意见的方式是主席发扬了最大的民主。把“九大”如何公开交给群众讨论，吸收群众的意见，和过去准备大会不同，这样可以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使广大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我们的党，关心我们的大会。各地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不要受过去旧的框框的约束，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设想这个问题。
“九大”是不是没有准备，开得过早？好象有些地方还乱着，还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有些地方还没有整顿党的组织，我看事情不是这样。整个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对“九大”最好的准备，历次大会也没有这么好的准备。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张春桥在上海市委扩大会议上谈准备九大党章草稿
十一月二十三日晚）中央要求上海搞一个九大党章草稿。我们考虑准备这样搞：
一、成立一个党章修改小组，十个人左右组成一个组，由这十人负责修改。这项工作由我（即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徐景贤同志三人负责，今天就开始工作。
二、现在革命委员会抽调二百多人，在修改小组的领导下，分别到工厂、公社、机关、学校、连队、商店、街道等单位进行调查，组成四十多个调查组，与那里的群众相结合成立一个修改小组，这四十个修改小组要拿出四十个九大党章修改的方案。总纲和党章从头到尾都要修改。
三、修改小组不派人去，由三军、工总司、红代会自己选择一个单位，在那里发动群众，修改党章。
当前要抓住“九大”准备工作，无论如何不要把修改党章孤立起来，要与当前斗争结合起来，要与恢复党组织生活结合起来，这是不容易的，有斗争，有人会从“左”，从右的方面来干扰，有些人就不要恢复党组织生活，也有些党员尾巴翘得高高的，怎么样，搞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还要听我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对北京红代会核心组的讲话
党的生活恢复以后，要有一个过渡时期，不能马上行使领导，等到吸收一些造反派参加党以后，才能起领导作用。它不能领导革命委员会，只是教育党员，辅助革命委员会的作用。
对党员有三种情况：
（1）叛徒、特务、坚持错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开除，肯定开除。在过渡时期挂着，不是活挂，是死挂，走资派认识错误的可以给出路，但不能再做领导工作。
（2）历史问题弄不清楚的，暂时不让过组织生活，弄清了就可以过了，但有问题的就死挂了。
（3）不起作用的党员，不起带头作用模范作用，连一个群众都不如，不够条件的要劝说出党。可以暂时参加组织生活。
成立临时党支部，可以吸收党员。由党员核心和军管会讨论批准，党员讨论通过以后，经过全体群众讨论通过。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修改党章小组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
中央《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下达后，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共产党员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一致认为，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远见，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许多部队、机关、学校、工厂、农村都进行了热烈的座谈和讨论。现将征询的第一批反映通报如下，望各地继续征求意见，上报中央：
（一）大家提出，“九大”的最根本任务，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总结“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总结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总结历史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修改党纲，党章，整顿和纯洁党的组织；选举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央委员会。
许多同志迫切希望，召开“九大”前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六卷；出版两条路线斗争史的纲要；修增出版新的《毛主席语录》，把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重要指示补上，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二）要以毛泽东思想建党和修改党章党纲，彻底批判和肃清刘、邓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流毒。“八大”的党纲，党章和刘邓在“八大”的报告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没有体现时代的特点，存在着许多修正主义观点，必须彻底加以批判。“九大”的新党纲、党章，一定要突出毛泽东思想，一定要贯串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红线，一定要充分反映毛主席在党的建设方面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划时代的新发展。“九大”应该成为党的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有些同志建议中央现在就成立新党纲、党章起草委员会，在“九大"召开前，把党纲党章草案发给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讨论。
（三）建议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我们党从建立以来，一直就进行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规模更加壮阔，斗争更加深入，意义更加重大。“九大”要大讲特讲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并加以总结。要编写一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材料，要编印毛主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用以教育党员和干部，帮助大家正确了解党的历史，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怎样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了解毛主席在我党建设上的伟大光辉作用。有的同志建议中央作出新的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代替有错误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四）建议整顿党的组织，改革领导机构，以保证党的纯洁性，使党组织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队伍，成为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有的同志说：“恢复党组织”的口号不妥，“改造党组织”的口号也不妥，叫“整顿党组织”比较合适。整顿党组织的工作，有的建议“九大”以前进行，可以同为召开“九大”的准备工作结合起来；有的认为等“九大”开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再进行整顿较好。
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应当根据中央指示，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组织生活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要作自我批评。要提高党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审查党员，为召开“九大”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讨论中普遍建议，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应当发展一批，清洗一批。把那些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优秀工人、贫下中农、革命战士和革命知识分子吸收入党，以增加党的新血液。把隐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自首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出去，以根绝隐患。
不少同志很关心共青团的问题，希望“九大”就此作出决定。
（五）建议用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个条件和林副主席关于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中要老、中、少三结合，名额应比“八大”多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一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才能的新生力量应选入中央委员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揭露出来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能再当中央委员。如果中央委员会要留“反面教员”的话，第一，“只能很少很少”，第二，必须是“认罪好改造好的”。“刘、邓、陶、彭、贺、彭、罗、陆、杨、王明之流绝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里。”“政治局特别是常委中，不能有反面教员”。同志们表示，要不要留反面教员，毛主席会考虑，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
（六）关于“九大”开会时间，多数同志建议明年秋天国庆节前召开。“九大”过后接着开“人大”，把刘少奇罢掉，解决国家主席问题。这样，明年国庆节上天安门的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的提出如形势发展快，可以明年上半年开。
（七）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规模要大，人数要多，“开个万人大会，坐满人大会堂”。代表中要体现三个“三结合”，即：军队、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工、农、兵三结合；老、中、少三结合。要多选一些部队、工人、贫下中农和红卫兵的代表参加大会。
刘、邓、陶、彭、贺、彭、罗、陆、杨能不能选为代表？一致认为不能选。“要让这些人当代表，下面百分之百通不过”。“对这些人不是选不选他们当代表的问题，而是讨论对他们进行处理，把他们清除出党的问题”。”王明是特务、叛国分子、死不悔改，不仅不能当代表，而且应开除党籍、国籍。
代表产生的办法，多数同志主张采取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各方协商的方法产生。中央了解的，由中央提名，交下面讨论通过；中央不很清楚的可与地方协商，上下结合，内外结合产生；部队系统由于党的生活一直保持正常，仍可采取自下而上地选举产生。但不管采取什么方式，有一条原则是不能动摇的，那就是一定要选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党员当代表。
（八）关于大会的开法，多数同志认为采取由上往下开的办法较好。先开“九大”，制定新党纲、党章，再开各级党代表大会，这样，“上面有纲领，下面有方向”，“可以保证地方党代表大会的质量”。
（九）大家提出，一定要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党和国家相同的机构可以合并。层次重迭、人浮于事的现象必须改变。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机构一定要精干，这样才能克服官僚主义，有效地反修防修，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和工作革命化。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红代会成员时的讲话
江青讲话
同志们讲，在整党建党过程中，要突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一点，我认为也是水平高的。因为，如果不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搞清楚，怎样整党建党，怎样解决党群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
整党建党的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
康生讲话：
第一，恢复和整顿党组织要走群众路线的。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第二，恢复什么党，建什么党？党员大多数是好的，健康的，可能有少数会翘尾巴，要作好思想工作，要办学习班，抓活思想，抓斗私批修，要结合起来搞。
三、什么人可以恢复，什么人不可以恢复，或者暂时不可以恢复？如主席指示所说的，特务、叛徒、匪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决不可恢复，如果怀疑历史有问题的，要缓一下，了解清楚了再说。
四、什么人可以入党？恢复与发展必须结合起来。
五、党组到底和革委会关系是什么？有人说要突出领导，大多数人说要过渡。
六、恢复了干什么？恢复了也要搞斗私批修，搞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斗批改，要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逐渐过党的生活。不能变成刘少奇黑修养的，听话的，要成为真正有革命朝气的队伍。
七、红卫兵与共青团的关系，有人认为工人农民中红卫兵少，或者根本没有，主张恢复团。红卫兵有的说可以存在，有的说可以不存在了。
所有这些问题，请你们讨论，本着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讨论一下，搞个报告。
周总理讲话：
我们有些不安的是，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与工人接触大大少于大中学生。第一张大字报出来时，学生起来快，需要学生点火一下。后来工人起来了。到打硬仗，搞大批判了，因为有小资产阶级思想就不行了。大中小学的来了，要好好向工人学习。
大联合问题，要斗私批修，制止武斗，封存武器，这样就要考验你们是否是真正造反派。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可以联合，但都需要从学习开始，首先要斗私批修。北京现在工厂走在前面了。文化大革命是政治革命，工人应起带头领导作用。在学生方面，我们花了好多精力，就是慢，不是说学生没进步，红卫兵我支持你们，应好好向工人学习，只有靠本单位群众，才能搞好。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现将《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发下，望你们征求意见，并于元旦以前将意见报告中央，以便再作修改。
（发至县团级）
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党中央《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下达后，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反映很激烈。一致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这一指示非常及时，非常英明，是对广大党员的最大爱护和关怀，是全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一）关于用毛泽东思想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问题
同志们提出，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绝不是恢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样子，老一套。而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来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彻底批判刘邓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把我党建设成为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所必须遵守的最根本的原则。
（二）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过程中的思想工作问题
在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过程中，一定要做好党员和非党员中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同志的思想教育工作。同志们建议：
（1）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高思想觉悟，解决思想问题。
（2）广泛发动群众讨论，虚心听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意见，改善党群关系，彻底打消党员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怕党员报复的思想。（3）有的党员犯了错误，必须以“斗私，批修”为纲，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
（三）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的条件，范围和政策界限问题
具备什么条件的单位才能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多数同志认为，根据中央指示，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单位，可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那些人不应再过党的组织生活：
（1）“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悔改的那些人”，不应再过党的组织生活。
（2）对有叛徒、特务嫌疑而未作结论的，绝大多数同志意见也应暂缓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待问题查清后，再考虑是否恢复。
（3）凡是犯有严重错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不好，革命群众意见很大的党员，在他尚未承认错误，尚未向革命群众检讨并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以前，暂缓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吸收新党员的条件是什么：
综合大家的主要建议如下：
（1）建议以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个条件和林副主席关于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为根据吸收新党员，注意阶级成份，但也要看思想政治表现，看是否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2）根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经过运动考验的，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可以吸收入党。
（3）要吸收那些朝气蓬勃，富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特别要注意吸收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要彻底批判“驯服工具论”，彻底批判吸收党员只根据什么“听话”、“生产好”、“业务好”等等，而不重视无产阶级政治思想、革命大节的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4）目前有一批预备党员未转正，有的够条件已超过预备期的可以转正。
清除党员根据什么原则：
（1）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统统清除出党。
（2）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清除出党。
（3）死气沉沉，不起作用，毫无革命干劲，不配为党员的，或开除出党，或劝其退党。
（4）长期作预备党员不够转正条件的，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5）有些单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根据群众要求开除了一些党员，凡符合上述条件的开除出去，不符上述条件的，经过教育，并取得革命群众谅解的，应恢复其党籍。
（四）关于建立党的核心小组问题
关于党的组织领导问题，大多数同志主张在革委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来领导；基层成立支部和小组。核心小组必须采取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充分酝酿，反复协商的办法产生，并报上级审批。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正在展开一场群众性的修改党纲党章的运动。他们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以三种形式结合进行：（1）组织了市一级的修改小组；（2）分别到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公社、连队、街道选择一批点，组织了几十个群众性的修改小组，为市的修改小组提供参考性的修改稿；（3）市一级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驻沪三军自己选择一批基层单位，展开修改党纲党章的讨论，广泛听取和集中群众意见。
这种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通过修改党纲党章的热烈讨论，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大破刘、邓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无产阶级觉悟，有力地推动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成为恢复、整顿和重建党的组织的思想基础。
中央认为：凡条件可能进行这项工作的地区，都应参照上海的经验，组织党纲党章修改小组和群众性的讨论，集中群众意见，提出关于修改党纲党章的方案，并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以前将修改草案上报中央。目前还不可能全面进行这项工作的地区，也可组织一些力量作重点调查研究。
这是“九大”的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望你们接到通知后，认真讨论，并将你们的部署电告中央。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康生谈中央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两个文件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毛泽东批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可以授权在一些有条件的单位进行发展新党员的试点工作。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日，毛泽东对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报告的批语
请林彪同志先看，我再看，然后在一次至二次会上讨论才能作出决定。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委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100多人就够了。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一，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打算在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的单位中进行：
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标准。
三，关于入党介绍人和预备期。
四，关于新党员的审批。
五，凡属下列情况的单位，不得发展新党员：
六，在发展新党员的同时，要对现有的党员继续加强教育。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关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林，周及文革同志：
此件请碰头会议复。
复文及本件，请考虑发各地参考，并酌情办理。
毛泽东九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根据毛主席的批示，现在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参考。望各地革命委员会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整风及发展新党员的有关指示，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酌量办理，并作出适当的规划，上报中央。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林彪在刘少奇审查定案报告上的批示
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认真搞好斗、批、改。这就是要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搞好大批判，搞好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整党建党，搞好教育革命，搞好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整顿和发展，是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分不开的。
毛泽东同志坚持了、捍卫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毛主席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毛主席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长期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指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出了必须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实现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以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首先是工农兵的绝大多数为出发点，亲自发动和领导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让共产党员同广大革命群众在一起，在极其剧烈、极其复杂的革命群众运动的伟大风暴中“经风雨，见世面”，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反革命分子，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正确对待群众，并且经历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学习正确地识别和处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当前整党工作中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是吸收无产阶级新鲜血液的问题。
为了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好吸收新党员的工作，还必须有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经过更新的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要选拔那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较好的、真正搞无产阶级革命的、有朝气的同志到党组织的领导岗位上来，逐步形成统一的一元化的领导。
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或者只有形式上三结合而不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的领导班子，不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原则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这种地方工作往往死气沉沉，华而不实，滞而不进，“独立王国”气味甚浓。在这些地方，应当通过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充分走群众路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反对保守主义。有这样一种人，对于从革命群众运动中产生的新事物，总是百般挑剔，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他们总要用某种成规旧习来阻碍革命新秩序的建立。
迷信选举，这也是一种保守思想。
二、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周恩来在中共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今天开的是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人数商定的是一百三十三人。
这次出席的中央委员，原有能到会的为四十位，补选十位候补中央委员为中央委员：黄永胜同志、许世友同志、陈锡联同志、张达志同志、韩先楚同志、潘复生同志、刘建勋同志、李大章同志、吴德同志、刘子厚同志。中央委员原来是九十七人，现有五十人出席，过半数了。其他能出席的还有九位候补中央委员。
其次，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中央文革今天出席的五位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参加碰头会成员的还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这七位同志。出席这次次的一共十二人。
再次，军委办事组的六位同志：黄永胜同志、吴法宪同志、叶群同志、李作鹏同志、邱会作同志、刘贤权同志，出席这次会议。
这次出席会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现在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除了与上面重复的以外，每省出席两位，共五十二人。
人民解放军的大军区各出席一个人。有的大军区同志在前面已兼有别的任务，也就没再来人。所以，全国十二个大军区只出席九位同志。
最后一项，就是中央直属机关，出席了四位同志：郭沫若同志、李天佑同志、曹轶欧同志、郭玉峰同志。
总人数合在一起，重复的不算，共为一百三十三位同志，这是出席会议的全体成员。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会议大概开七天到十天，想一想有些什么问题要提出来。
形势问题：一个国内，一个国际。
国内要总结上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
两年文化大革命，无非是两种意见，一是不错，基本上是正确的；二是也有人说，不见得。
十一中全会时我就说过，我在十月工作会议上，也打过招呼：不要认为会议通过了都能执行，在会上举手是一回事，真正闹意见是另外一回事。后来证明还是不理解，有的人出了问题。
有一位同志叫张鼎丞也没有发现有叛徒、特务、反革命问题，为什么没有来开会？是什么原因？邓老你是很熟悉的。（周恩来：大连会议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徐海东他们四个人，徐海东同高岗抱头痛哭，说中央亏待了他，没有他在陕北打胜仗，中央就站不住脚，这正是公布高岗当付主席的时候，他同高岗联盟有勾搭，值得审查。）
山东谭启龙，从小当红军，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工作错误。山东不谅解他，现在还不能解决问题。山东要揪他回去斗，我们不让。（周恩来：揪回去了，现在在济南。）山东的同志要作说服工作。
湖北张体学，是好同志犯了错误。回湖北检讨得好，群众就谅解了。群众都欢迎他。他还要检讨，群众说不要再检讨了。
王任重是内奸，国民党。
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
湖南王延春，这个人不行了。
邓小平还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就是发现他在七军开小差那回事。（张云逸：他在红七军当政委时，情况紧张了，他藉口到中央去汇报工作，在××地方开了小差，叶季壮同志死前也揭发过此事。）主要问题还是到北京后搞独立王国，他不服气，他说他不揽权，实际上他是刘少奇那个司令部里摇鹅毛扇子的。但是有时我还找他说几句话的，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是打敌人的。又没有查出来他历史上投敌叛变自首这一类问题。这个人一个是错误不小，一个是自己写了个自传检讨，可以给大家看看。他要求不要开除党籍，最好还是找点工作。一说工作，许多同志摇头。很大的工作也很难作了，我说给点室内整理材料之类的工作还可以吧！
江华这个人，我是保过他的，许世友同志，你也是保过他的。霍世廉揭出他的问题，看样子不能保了，你还保吗？（许世友：主席说不能保，就不保了。）
有些事我看我们工作没做好。比如徐海问题，那里一个南京，一个济南，不怪两个军区，就是我们没作工作。现在办学习班，就好转了嘛。军队内部分成两派，野战军也分成两派。有几千人跑到南京，几千人跑到济南。要把人叫回来。（许世友：我有错误，没听主席的话。）
军队是可以讲清楚的。军队两派也好，三派也好，抓紧了就好解决。比如广西吧，也是两派。野战军地方军有两派。工作做好了，军队也就合作了。军队统一了，什么“4．22”也好，“联指”也好，军队问题解决了，群众问题很好解决。当时不是说要××吗？我说不要这个办法，我们出布告“7．3”、“7．24”布告。这是一个发明。过去也搞过十条、八条，也不在群众中宣传，群众也不知道。你不宣传，群众也不懂得。你怪谁呀？也不办训练班，办训练班是从内蒙古开始的。内蒙两派那么对立，来北京办训练班，一个月就解决了问题。
同志们经验很多。可以设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还是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大家议议。比如浙江问题，“红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好，也是一个工作问题。
徐海的“支派”，北跑济南，南跑南京上海，踢派搞一党政权。徐州一个“支派”一个“踢派”，还是军队不一致，两边都是共产党，共产党与共产党打架。可以作工作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福建问题很大。韩先楚你那里不是天下大乱吗？（韩先楚：现在形势很好。）看到了。你们的报告很好。工作一做，还不是解决了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怎么不能解决呢？
中央各部门，地方有二十九个单位，地方是徐州、保定、重庆，还有些问题，还得解决一下。
四川可打得厉害，双方都是几万人，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不下来。谁叫你搞“二月逆流”，一抓就是十万人？中国人多得很，四川也不少。你抓错放了就是了。你说问题不得解决吗？不是都放了吗？（张国华：还剩五百人，都是坏人。）你放了九万九千五百嘛，还不是自己搞错了，放了就是了。
要总结经验。过去南征北战，解放战争好打。秋风扫落叶，一扫三年半扫完了。那时候敌人是比较清楚的。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困难多，仗不好打。文化革命总比过去快一点。过去打了22年，从1927年到1949年，文化革命只打了两年半。
问题就是有思想错误同敌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一下搞不清楚。只好一个省、一个省的解决。比如辽宁省三大派，打了八个月，天下大乱。不是解决了吗？还是能够清楚的。
自己要多负担些责任，使下面轻一点。主要是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内部也夹一些敌人，是少数，是做好工作的问题。
比如，浙江省的“红暴”派，说来北京观礼的人数少，自己跑来21人。“省联总”要把他们抓起来，用绳子捆回去。清华工宣队做了工作，这次工作做好了，双方做了自我批评，不争了。（周恩来：看了放焰火，都高兴地回去了。）浙江两派也是工作问题，不是别的。
你们把九大的问题先谈谈，在尾巴上另外再谈谈这方面问题。
还有一个多中心论的问题。这是从总参谋部杨成武那里开始的，搞了一个“大树特树”，其实就是树他。
后来，北京学校都分成两派，都有武装，谁的话也不听。一个学校只能有一派，有两派的就多了一个。还不是多中心？工厂也分成两派，北京有例子，很多。
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一百二十万工人，掌握了局势。北京八十万工人，现在才掌握了形势，办法就是工人开进学校去。那里知识分子成堆。要掺砂子。他们是粘土板结了，不透气，不长庄稼。
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9．16”炮轰聂荣臻。这个机关里谁办的？七机部也难办，听说有十万人，就有七万人是大学生。国防科委“9．16”他们炮轰你，还是很客气的。还得开工人宣传队进去。有些地方，就用这个办法，开宣传队进去。
就讲这么一点。
国际问题，以后有时间再讲。
（向林彪）你讲一讲。
（林彪：主席讲得很多，总理讲得很多，我没有什么讲的。）
肖×还是打过仗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周恩来：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回家成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
×××呢？（周恩来：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梧州开书店被抓后，向敌人乞降，原判死刑，改为徒刑，他又乞降，放出来时他跪下说：“再不当共产党。”。经过调查，确有此事，需要审查，现在不能参加这个庄严的会了。）
哪个是李德生？你们安徽的事件办得不错，你们整芜湖整的不错嘛！
（李德生：是主席批的“七·三”布告起了作用，是舆论造得好。）
就是要造舆论。好像一个发明，搞了几十年，不懂得造舆论。搞了几十年，就是造舆论嘛。不然那里能搞起八路军、新四军？没有群众，哪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群众，没有军队，谁收你这个党？
现在到处分派，有“8．15”、“反到底”、“支派”、“踢派”。清华有“井冈山”、“4．14”；七机部有“9．15”、“9．16”。到处都有这些事情，我们开始也没有想到。南京三派，后来又冒出一个“红总”，势力那么大。
十一中全会讲，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他们就要武斗，不要文斗。一个学校两派斗，各有武器，一个工厂两派斗，两个中心，一个部也是两派斗。
基本群众还是工农兵，兵也是工农。然后才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缺点是容易动摇，主要是没有和工农兵结合。
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可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两年不办，天塌不下来。以后重新搞，从农村、工厂中工作好的中学生选来上学。
军事院校，谁知道办了一百一十个，“1．1．1”。其中确实有“妖”。只怪我们自己，办那么多干什么呀？又没人管，叶剑英你不是管吗？搞四清不行，还是统统开进工人，开进解放军去。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到底呢？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工厂不整你们看，不搞文化大革命怎么得了？比如北京一个木材厂，有那么千把人，是两个资本家合起来的。有的厂三朝元老，有的四朝元老。还有新华印刷厂，北洋军阀时期它给印票子，日本来了给日本人印报纸传单。国民党接管的，共产党来了也吃得开，它都吃得开，有一部分三开、四开干部，其中有的是隐藏的反革命。我们的人也不得力，思想状态、精神状况也不好。隐藏的反革命不清理一下，工厂究竟是谁的呀？
按说农村要好一些，也有问题。没有搞好的公社、大队，要好好抓一下。靠人民解放军、省地县革命委员会。有一个省组织了一百万人的宣传队，解放军只有几万，百分之九十是贫下中农。就是广东。江西也不错。江西是个中等省，两千二百万人，有的地方人太多，省级机关就七千人，至少要减六千人，减到哪里去？还不是中国境内？一个工厂，一个农村，还是下放农村为主，工厂不能容纳好些人。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一小组会上的讲话
〖此件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原件注有：“康生、江青、文元、富治同志十七日在第一组小组会上的重要插话要点（记录稿）”。〗
康生同志：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十六日前就酝酿了。当时有两个地方，富春同志讲了，在他家开了三次会，是俱乐部，另外一个地方是京西宾馆，军队干部开会，徐向前在会上叫干部有什么意见尽量讲，表面上对着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是个中心，富春家是个中心。（文元同志：一个是京西宾馆，一个是国务院的一部分。）徐向前二月十三日讲，还要不要军队？不要军队，我回家去。（文元同志：天塌不下来，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在会上拍桌子。就在这时内蒙不是在闹嘛！要开军队包围报馆，就是徐向前下的指示。四川用飞机撤的传单，是甘渭汉起草的，叶剑英批准的，接着抓了十万人。在会上赵永夫介绍抓人的经验，当典型。这里面究竟是那个搞的？“二月逆流”大闹怀仁堂也不是谭震林第一炮。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说“不教而诛”。第二炮是徐向前，第三炮是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开了炮。徐向前他怕军队搞乱吗？他“保护”老干部吗？
文元同志：徐向前同志的口号，同谭震林和陈毅、李先念同志的口号一样，说“保护”老干部，实际上是保护刘、邓、陶，保护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谭震林本身就是叛徒。
康生同志：捉杨勇、廖汉生也是他们叫搞的，北京军区也是个军嘛，那还不是乱军！
江青同志：还有空军也是军，要夺吴法宪的权，我去保吴法宪可难啊！
康生同志：徐向前说“保护”老干部，难道邱会作不是老干部？怎么不保呢！徐向前平时不讲话，一到军委文革好厉害！
文元同志：自己暴露自己。
富治同志：实际是夺军权。
康生同志：你们想想京西宾馆的情况，那是真乱军，不是保护老干部。
江青同志：真是乱军，刘贤权也叫人捉起来了。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他们搞的那个文件说司、局长以上干部都要烧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也要烧，这样，中央文革变成“救火”的了。
康生同志：“二月逆流”不只是大闹怀仁堂的问题，在京西宾馆煽动干部反毛主席、反文化大革命。
富治同志：“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文化大革命拉下刘、邓后，有几个回合。几个老总讲话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煽风点火乱军，国务院富春家成了中心，以后两个中心合流了。
文元同志：“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是有根子的。一个在京西宾馆，一个在国务院的有几位副总理同志。二者合流，二月十六日总爆发了。“二月逆流”就是为刘、邓、陶、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当时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反帝、反修，要不要反对各国反动派，要不要反对走资派的问题。主席提出要不要搞文化革命？就是“二月逆流”时争论的中心。上海工人阶级一月夺权中央支持，发了电报，全面展开了向走资派的夺权斗争。在这关键时刻，解放军出动支左，给左派很大的支持。走资派看到要灭亡了，通过一些人出来替他们翻案，做垂死挣扎。
康生同志：陈毅同志说我们上台就要搞修正主义，陈在怀仁堂说延安整风，彭德怀、薄一波、安子文不是很积极吗？现在还不是反毛主席。总理不是挨了整吗？康生不是也挨了整吗？他们完全否定延安整风的伟大意义。
陈毅同志说，到底谁反毛主席？斯大林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大家质问他，他说是讲的红卫兵，彭德怀、薄一波、安子文是红卫兵吗？中国的赫鲁晓夫是红卫兵吗？他的矛头是对着林副主席的。
陈毅同志这些话是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延安整风、审干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统一了全党思想，没有延安整风就没有全国胜利，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否定毛主席领导，否定全国革命，否定解放战争，这话很严重。按这样讲，只有请王明来当总书记，把张国焘从香港请来，由陈毅同志当中央文革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那对你们会怎样，主席讲伯达同志就杀头了，康生同志就充军了。
延安整风毛主席讲是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准备。事过二十五年他们要翻案，所以，主席提出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十一中全会对不对？大家可以想想。陈毅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不老实，他不是针对红卫兵，是针对十一中全会，针对林副主席的。余秋里同志讲你们不道歉，我就不检讨。（文元同志：主席说的对，举了手的，有不赞成的，有种说法叫“利令智昏”，站到反动立场上，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喊大叫，余秋里凶的很。）
（谢富治：阶级本能，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
谢富治同志不断插话批评他们，李先念同志说，你不要和稀泥。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全国性的逼、供、信。
江青同志：李先念同志替“联动”说话，对“联动”是什么态度？骂我们抓的，我替谢富治同志顶着，那时他们冲公安部，冲公安局，围得水泄不通。其实，“联动”是群众扭送的，主席叫放掉，我们连夜给他们开会，就放掉了。可是“联动”每次都骂到我和伯达同志头上。我们研究过抓九个，第九个就是董老的儿子董连国（编者：似应为董良翮）。“西纠”后期，有坏人利用青少年不稳定，到处破坏，打人太残忍了，觉得搞几个人煞住邪气。我们是经过讨论的、经过详细调查研究的。董连国是主席叫他自动投案，总理告诉董老的。
富治同志：“联动”其中少数人，作了不少坏事。广大革命群众意见很大，因此群众几次将他们扭送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收下了好几十个。“联动”也多次冲击公安机关。故“联动”问题完全是公安机关处理的，中央文革不仅没有提出捉人问题，相反的倒问过几次不要多捉人，这件事我最清楚。后来，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将“联动”一律放掉。
文元同志：阶级感情问题。为什么革命群众受到残害不哭？对叛徒、特务、走资派受到批判你要哭，是什么阶级感情？
富治同志：为刘邓司令部垮台的悲哀。
文元同志：“二月逆流”把反动纲领统统搬出来了，这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群众，为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翻案。
康生同志：有一个问题应引起同志们注意，就是他们反对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社论提出了路线斗争，十月一日林副主席讲话也提到了两条路线斗争。他们说，十三期社论开始老干部被整，干部靠边站。十月五日紧急指示是对军队的，当时军队文化革命落后了。他们说这个紧急指示错误是主要的。
江青同志：十月一日陶铸的女儿由上海到了北京，被陶铸的老婆带到天安门上，向主席告了一状，林副主席感到被动，搞了个紧急指示，军委、中央文革都讨论了的。放“联动”，连“西纠”的九个也都放了。“联动”的刑具非常残暴，完全是资产阶级对付劳动人民的刑具。
文元同志：他们就是为这些联动头头被批判而流泪。
富治同志：朱德同志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毛主席。谭震林、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合伙把毛主席赶出军队。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这些人都该受批判。我们回想一下，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讲话，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先念同志、富春同志那次也起了作用，应该彻底批判。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
江青同志：还有“三和一少”呢！那是王稼祥搞的。
富治同志：“三和”，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一少”，是对民族解放运动援助要少。
刘少奇抬出陈云同志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主席没赞成陈云同志出来。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东西都要清算。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
一九六八年十月下旬，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几个元帅的问题
〖时间：下旬。此为传达周恩来讲话，夹有传达者的话。〗
1、聂荣臻对科学院、国防科委发生镇压群众，给他指出，他不愉快，硬要把一派压垮。对“九·一六”的叶正光是不满的，支一派、压一派，使七机部长期武斗，文化大革命没有搞好。
2、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闹独立王国；百团大战，他很积极；执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也很积极；大量裁军，不按毛主席壮大自己力量的指示办，其恶果使晋察冀边区的革命力量直至解放时还没有恢复起来。
3、“九·三”命令后，不让军队院校到北京来，是违背毛主席的串连指示的，这是叶剑英、聂、徐、陈几个军委付主席干的。
4、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反而不满。也保了陈毅、徐向前，都不满，竟说：“不要你们保”。好象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陈毅同志在一次欢迎外宾时，红卫兵也去了，他大骂红卫兵“你们来干什么！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是假的。”
5、叶剑英派工作队，好多都派到肖望东那里去了，所以肖望东对主席那么凶，刘少奇、陶铸也支持肖望东。
6、66年11月13日－27日，两帅突出，四帅出去。（指接见）林付主席不同意，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最相信群众，对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但他们背着林付主席还是接见了。直到在东郊体育场开始接见，林付主席才知道。在会上，他们把长春兽（医）大（学）的李基才大骂了一顿，叶、陈、徐、聂都讲了话。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他们还把他搞出去，摆在第一位讲了话。
7、叶剑英的女儿冲军事科学院（王树声同志为保护档案）大字报也上街了，叶是知道的，他没有制止。
8、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用绑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钟的时间，就把彭真、罗瑞卿抢走了，引起了以后的全国绑架，此事戚本禹和他们有联系。
9、许立群（总政付主任、干部部付部长－抄者注：似误。许为原中宣部副部长）的问题已经揭开，但叶剑英不报告中央，许立群说生病了，叶就想办法让他住进医院，保护起来。
10、戚本禹也是二月逆流的一部分，是跟叶参座的。因为他们压抑群众运动，所以军事院校冲中南海。力量不足，和地方上的红卫兵联系起来冲。以后发展到全国冲军区（8月7日冲沈阳军区，占领了军区大楼，8月8日冲广州、福州、成都、济南等十多个军区）。他们倒打一把，说中央文革搞的。他们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说中央文革不出来讲话。
11、几个元帅两次接见的两次讲话，群众要他们检查，中央文革的同志出来保他们全部过关的。
12、在他们做了两次讲话的检查后，由中央文革的同志讲了话，才让他们过了关。他们对这些不但不感激，反而说中央文革不保护老干部。
13、67年1月的高干座谈会（军以上干部参加的）林付主席不知道，他们不报告。在这次大会上，他们怪中央文革，叶剑英拍桌子，把骨头都拍断了，桌上的茶杯都震到地上，引起了很多人不满。
14、聂、叶、徐三人点头抓杨勇，聂还说：“要烧，要烧焦。”群众听说是这样，于是就抓起来了。后来他们推脱责任，说是上面点头的。后经再三追问，郑维山同志还当面对证说：“是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你们三人点头的，怕有问题，又找了他们二人，他们说了，要烧，要烧焦”。这样他们才哑口无言。到底谁在保护老干部？
15、讨论“八条”时，他们和中央文革有争论，争论完散会后叶剑英说：“今天是舌战群儒！”李先念立即伸出大姆指，说：“不愧为元帅叶参座。”当时总理就指出：“这是错误的，你们把我们看成是另一圈了。”
16、“上方宝剑”问题，八条出来了，叶剑英说：“有了上方宝剑就好了。”这是非常错误的。
17、不听毛主席的告诫，毛主席在二月十四日亲自找他们讲过：中央文革是正确的。但他们在二月十六日还大闹怀仁堂。二月十八日，毛主席又批评了他们，严肃地指出：你们把王明找回来，把张国焘找回来，把刘少奇找回来，让你们去搞。但是他们还是不听，六六年十月高干会议上就打招呼说：“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但是执行又是一回事。”是给他们打招呼的，但是他们听不进去，是世界观问题，阶级立场问题。
18、两个元帅带头大闹怀仁堂，叶剑英在一个小时就拍了十多次桌子，聂借口保护干部子女，说我们是：“不教而诛”。实际上是关心“联动”。浙江军区张学伦的儿子领着省军区、省委、人委的高干子女组成一个连，到处抓人、打人。中央要他把他的儿子送来，他不送来，给粟裕要电话，要粟裕同志保。粟裕同志没理他。高干子女作坏事，就是高干纵容的，陈云的女儿陈伟立，徐向前的女儿徐鲁滨，反动得很，现在还直接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付主席。徐鲁滨已经结婚，结果男人是大资本家的儿子，要她离婚，她和另一个要好的一齐要逃往香港，从广州把他们捉回来了。
19、四川捉人问题。二月大闹怀仁堂后，17日甘渭汉起草镇压群众的传单，叶剑英修改后，还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用飞机大量散发。接着就抓人，抓了十万人，还说少。军队刚开始发动群众，黄新廷和李井泉勾结在一起，来了一个镇反运动。于是万县就开了枪，一次打死170多人，其中还有小孩子，这事叶剑英也是有责任的。
20、2月1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严肃地指出他们的严重错误后，又开生活会，他们毫无无产阶级感情，只有一个人说：看样子要检查，元帅、副总理都是如此。
21、赵永夫事件。赵永夫是付司令员，把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关起来，二十三日镇压群众，《青海日报》的八·一八给围起来，打死三百多人，叶剑英还打电报祝贺，说他们打了胜仗。赵永夫倒说是林付主席祝贺的。二月开军委以上干部会，就是要纠正他们的错误，但叶剑英还把赵永夫找来介绍经验，中央看到不对头，林付主席讲了话，才制止了。
22、刘贤权同志被软禁后，一月八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报告他被看管起来了，电话也不通等情况，到二月二十六日（信）还被徐向前扣压着。当时徐向前是军委文革小组长，二十三日打死了三百多人，追查此事，才在徐向前那里查了出来。
23、军以上干部会不对头。林付主席于三月二十日作了报告，就是制止他们，指出：“不要提带枪的刘邓路线”，以后怕坏人钻空子，就把这段去掉了。不是林付主席指出，还有许多军以上干部借对“八条”的错误理解，犯镇压群众的错误。是谁在保护老干部？
24、叶群同志有一次听叶剑英说：“从来没有见过战场上撤下来的伤兵诅咒战争的。”他把群众当成敌人，自己把自己同群众对立起来。
25、他们镇压群众后，有些学生在三座门静坐几昼夜，要找徐向前辩论，中央让他去接见群众，他不去。有的同志说：“外面冷得很，不要把他们冻坏了。”徐向前说：“冻死了活该，多冻死几个。”对群众就是这样的恨。以后还是陈伯达同志去作工作，徐向前还说：“这是军队的事，谁要你管？”并说：“我用不着你们管，我没有什么错误。”江青同志是全军文革的顾问，但是他们开会不通知她，所以江青同志说：“他们把我开除了。”
26、聂荣臻同志不但对9·13，9·10的问题处理得错误，他硬把赵尔陆同志逼死，还说赵尔陆是自杀的，经化验，服过安眠药，但不至死的程度。他们是怎样保护老干部的？
27、造成国防工办、工政和国防科委的对立。原来三家是一个食堂，所有权是科委的，由于聂荣臻的指导思想是独立王国，不给工办，工政的同志吃饭，逼得工办、工政的同志临时在工棚里开了一个食堂。
28、“多中心论”是聂荣臻搞的，开“学代会”（抄者注：应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选代表，硬要有一条拥护聂的方能当代表。“9·16”是反聂的，因此都不能当代表。总理发现了这件事，认为不对，要他们纠正，又补选了四十个，其中只有“9·16”的两个，而且这两个也是“9·16”中的“9·15”。以后两派打得没办法，总理为此事专门开会解决，又选了一些进去。但聂仍旧压“9·16”，聂说选举不知道，聂是国防科委党委书记，党委发出的通知他怎么不知道。
研究体制，他弄个×委，十八个院，160多个研究所，300多万人，还要把过去合并的研究院、所拿回来。他还把南昌的两个五万人的轻机厂，不经总理批准，也不报告总理，自作主张地改做了试验工厂，还假造是林付主席批准的。这两个工厂一个开了庆祝会，一个工厂把生产改为试验线了。他还派人到处挖墙脚，青年人就是愿意归科委，因为这样就成了解放军。老工人有家口，就不愿意动，闹得思想混乱。聂检查说他这个“多中心论”是杨成武灌输的，是受杨成武的影响。其实，是聂搞的“多中心论”，闹独立王国。在晋察冀就闹起来了，杨成武不过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9、对邱会作同志，邱会作同志被斗了几个月。（邱会作同志就是去年林付主席“八·九”讲话说的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整后，当权派中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林付主席要他到香山找个地方休息，徐向前下令让他回去主持工作。徐向前说：“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是以军委文革名义，而是以军委付主席的身份命令你回去主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邱会作同志只好服从。六点钟接到电话，八点钟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就被捉去了，被打个半死，打得骨折了。后来，林付主席知道了，亲自去把邱会作同志接回来，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
30、总理讲，小组会大家对他们的检查很不满意，他们无所表示。叶剑英对罗瑞卿的跳楼作了一首诗：“将军一跳身名裂，故人回首成永诀”。完全站到罗瑞卿一边。对这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野心家，如此重视，但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一点阶级感情。聂、徐、叶在这次会中不如下面的同志好。当主席讲话中，讲到哪个地区的问题时，哪个地区的同志就主动检讨，但讲到国防科委、军事院校……时，刘贤权同志的报告被压以及赵永夫的问题时，他们一点表示也没有，态度很不好。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林彪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我要讲的问题，有以下六点：第一个，就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第二个，是文化革命的胜利、意义和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第三个，就是文化革命的路线、做法的问题；第四个，是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怎样继续前进的问题；第五个，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第六个，是今后怎么做法。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康生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四小组会议上的发言
听了林彪同志的讲话，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大家有什么意见？有意见就发表。我没有什么话说了，林总都讲了，同志们讲了很多。这次会议我看开得可以，开得很好嘛。
是否有些同志对二月逆流这件事不了解，经过十八天比以前了解了。过去高级干部也不清楚，我们没有透风。过去各省来解决问题，也没有工夫来讲这些事情。在这次会上有犯错误的同志说明问题，同志们质问他答复。质问再答复，比较清楚了。这件事要说小嘛也不算小，要说大嘛，依我看也不是十分了不起，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有意见嘛，总是要讲嘛。几个人在一起，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付主席，讲一讲也是允许的。党的生活也是允许的，是公开讲的。两个大闹就是公开讲的嘛。有些细节，过去我也不太清楚。细节如来往多少次，有过什么交往，不要过分注意这些，不要把党内生活引到细微末节。不注意大问题就不好了。这不是一件小事，你说天就塌下来？！地球就不转了？！照样转，还能不转吗？！
我倒是佩服邓老，一直顶住。要是我，就不理，结果你还是搞出一篇自我批评。他早就有自我批评了，比如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就有自我批评了，有些老同志将来是否可以要工作，打倒的谭启龙、江渭清，过几年以后，大家气消了，也可以做点工作嘛。不作主要工作，×××、×××，身强力壮，将来总得给点事做吧！邓华来了吧？（邓站起来）好久不见了。在四川几年没有人说他不好，不晓得红卫兵又把他关起来了，你这个人跟彭德怀犯了错误，改正错误就好了。在北京的有黄克诚、谭政。犯错误的人，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要给他时间，直至多少年。因为群众还要看他的表现嘛。
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不是要稳、准、狠嘛？稳，有右的，稳就不稳了。狠就可以搞得很“左”，就搞过了火。重点就是“准”字。否则，不准，稳也稳不了，狠也狠不起来。要调查研究，要注重证据，不要搞挂黑牌子、喷气式，不要打人。我在1927年写了湖南一篇文章，对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乡，其实几十年都不搞了。红卫兵就按那个办法逐步升级，挂黑牌子，搞喷气式，还有各种各样的。对特务、汉奸、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调查研究，注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戴高帽子、搞喷气式那一套。这样结果并不好。在北京有杜聿明、王耀武嘛。过去对敌人俘虏也不搞这一套。有些死不悔改的人，你整他，他也不悔改。冯友兰你不叫他搞唯心主义一套，我看也难。还有一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对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办法。如薪水每月只给24元，最多的给40元，不要扣得太苦了。这些人用处不多了。还有吴晗，可能还有某些用处。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问一问他们。在坐的范老，也是搞帝王将相，郭老也算一个吧。那时没有别的书看嘛，都是二十四史之类的。要反帝王将相，还要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不然人家问你答不出来。我可不是劝你们在坐的人去搞帝王将相。你们还是按总理讲的，按那几个文件去搞。我也不赞成青年学生去搞。少数人去搞。比如范老，你不搞，帝王将相不就绝种了？不是要再出帝王将相，而是历史要人去研究。
清理阶级队伍，对这些人你们要注意，有好的，中间的，极右的三种。我说的对右的，应当如何对待他们。世界上总有左中右。没有右，你左从哪里来呀？没有那么绝。统统是左派，我不赞成。哪有的事？那样纯也不见得。我们的党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看比较纯了。从来没有这样搞过。但太纯了也不太好。比如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不参加就是缺点。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各地把他们选作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派嘛。你对九大代表三个条件中的第二条不那么符合，可以协商嘛。有少数人参加有好处。
现在情况同两年前十一中全会时不同了，很大的不同了。运动还没有完，就是九大开过了，运动也不见得马上就完。因为这涉及到每个工厂、每个学校、机关。我今天就讲这么一点。
（毛在别的人讲了几句之后又讲：）
注意政策，注意稳准狠中的准字。总还有一些不那么准的，狠过了头的，也有太稳了狠不起来的。
比如上海同志讲，还存在有“老大难”的问题。几百万人的城市，不平衡状态哪里都存在，不平衡是自然现象，北京也是。
对学术权威不要搞得过分。
对老同志犯错误的，条件不那么符合，用协商的方法，选他们当“九大”的代表。一个代表大会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基本部分能反映工农兵意见就好了。
你们谁有话，谁就讲。（当时李、朱、陈表态，略）滕代远搞湖南农民运动，你当什么县的委员长，叶得会就是在你手里杀掉的嘛。这个人是前清的翰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我看杀掉不那么妥当。你们各省都有，我总想找个机会给同志们讲讲，就这一次讲吧。
对大知识分子，要给他们出路。翦伯赞、冯友兰是放毒的，我们对他们就是批。批是要批的，也是一批二保，给他们碗饭吃，叫他们受工农兵再教育。
还有×××，也是权威。这些人我们是保的。对这些人不要过分，会议上讲一讲。个别讲不行，报纸写社论也不行。一写他们就过关的。不批不行，批还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校长不一定当了，官不能作了，教授的头衔还得有，好领薪水。广东有个杨荣国、赵吉安这两位是尊孔夫子的。拥护孔子的，在坐的还有郭老。我看范老你基本上也是尊孔的。你那个书上还有孔子的像。冯友兰也是拥护孔夫子的。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向孔夫子。不赞成说孔夫子是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是代表奴隶主的。我同郭老在这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我不赞成。范老把孔子也作为新兴阶级的代表。这是古董，我劝同志们不要研究这一套。
人家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不赞成。天津有个杨××说老子是唯心［物？］论者，我就注意了这个人，调查一下什么人。原来是个大右派。上海周谷城、刘大杰，刘著一部中国文学史，周写了中国通史。谈家祯是搞遗传学的，你们斗得很厉害吧？这个人是搞摩尔根学派，改了可以用，不改也可以。资产阶级的遗传学家，全国也没有几个。苏步青，复旦大学教授，数学家，对这些资产阶级学者也不要太过分了，我讲的就是这一点。
清理阶级队伍，注意调查研究，注意准字。对老同志，一批二保三看。保就是帮助，看就是观察他的表现。我看改也可以，不改也可以。不能强迫人家改。地球照样转，胡弦不能拉得太紧了。对学术权威要注意，交给学生七斗八斗他就没命了。薪水扣了之后，有的只给20元，多的40元，他一家老小要吃饭嘛。我们无产阶级对旧社会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还得养一批。
至于民主党派，有人提议不要，为甚不要？不如要一些好。因为问题决定不在民主党派，而在共产党里边。民主党派就是有问题也是第二位的。共产党不出刘邓陶之类，民主党派要造反也造不起来。与其要他秘密地搞，不如让他公开地搞。对政协、民主党派现在还没有取消。至于是否要，这次还来不及讨论。这次有人提不要，考虑一下，下次会议再议。要不要，你们考虑考虑。我们派出作工作的人，也不太好。比如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少数人研究帝王将相，为了反帝王将相，要搞一点。比如科学院、大学里等。关于大学开社会科学学科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政治经济学、哲学、文学之类，这些东西十八、九年还没有解决，没有什么好结果。读四、五年大学，搞社会科学的不懂得马列主义，不懂阶级斗争，还不如劳动锻炼几年。先搞阶级斗争，再回去搞两年。大学还有两、三年，不是五年吗？已经两年了，再搞两三年就走光了。我相当赞成斗、批、走。总要走吧。这批大学生都到工农兵中去，这是帮助他们的方法。他们没做工，也没有种地，大学两年不招生让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
上海的同志有什么意见？还有北京的？
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看。上海工总司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会。前年安亭事件是他搞的。这次会，有年青的同志参加很好。但太少了，还有尉风英（尉站起来后问了年龄。）哪一位是刘殿英呀？（刘站起来）你多大年纪，（刘答：32岁）你好象是个军人，他还是青年嘛，年轻的是你们三位代表了，还有年轻的没有？（周恩来：还有青海的达洛38岁，藏族）你会讲汉语吗？（达洛站起来答：“会”），你是真藏族还是假藏族？（达洛答：真藏族）
新疆，我讲过你们那里团结起来，你们那里还有些问题。哪个是龙书金？（龙站起来）你还是我的老乡咧。还有王恩茂。你有些作法很笨，到飞机场搞欢迎那一套干嘛呀？结果搞的一派赞成，一派反对。总有人给你出主意，摇鹅毛扇子的。
还有陈永贵（陈立即站起来），你那个打扮还是农民的本色，大寨也有灾难，每天一万人参观，不影响粮食生产吗？（陈答：很好，对我们是个促进）
冼恒汉，广西佬吧？你认识韦国清吗？（冼答：不认识）你们都是红七军的吧，怎么不认识？（冼答：都是兵）不要老死不相往来。
青海的张××，久闻大名，未见其人。你在哪里？（张答：四川达县）多大年纪？（张答：52岁）没有那么大吧，虚报年龄。
不要认为四方面军出了一个张国焘，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谁说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在坐开会的就有很多四方面军的嘛，没有那回事。
不要以为中央出了个陈独秀，就没有好人了，陕西出了个高岗就没有好人了。共产党出了个陈独秀，认识他的人不少，总理认识吧？（周恩来：康老也认识。）将来写党史没有陈独秀的名字不好。开始是他，后来不好，他整个思想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党出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李立三、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等人，就说我们党不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我看不能这样说。坏人是有的，开始不是以坏人面貌出现的。井冈山两个师长范××、杨××，还有两个团长都叛变了，有这么多叛变的，井冈山矮了一截吗？没有。我前几年去过，还是那个老样子，还是那么高。
这次又清出了刘邓陶、彭罗陆杨这些人。邓小平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应该说，邓小平同刘少奇有区别。事实上也有点区别。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我们这些人一举手还不容易！你们要开除，将来开除好了。我是有保留的。至于怕他造反，我看不要怕。他造不起来。邓小平的特点是太脱离群众了。我这个思想可能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我给他讲几句好话。不过邓是摇鹅毛扇子的，真正决策的还是刘少奇。八大时搞招降纳叛，七大时审查代表，是刘少奇、彭真他们搞的。他们在延安召开了一个白区工作会议。
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有贺龙、刘震、王尚荣、许光达这些人。
不要扯远了，就到此为止，散会。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通过）
1968.10.31；中发 ［68］152号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在北京开幕，于十月三十一日胜利闭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并就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
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出席了会议，作了重要的讲话。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出席了会议。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一致认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次政治大革命。
全会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这个伟大的革命文献，为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了胜利的航向。
全会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都是正确的。
全会认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时期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多次讲话，都是正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经过两年来的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空前广泛，深入地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经历了反复的阶级较量，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份权力。在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现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份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全会批准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份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全会指出：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斗争的中心，是政权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手里的问题。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曾经用政治的，经济的各种手段，或者从右的方面，或者从极“左”即形“左”实右的方面，妄图混淆阶级阵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他们种种阴谋，已经被掌握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人民群众一一揭穿了。全会认为，对于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的破坏活动，必须继续提高警惕。
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胜利。
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极其深远的意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在亿万人民中迅速传播，深入人心，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斗争中自觉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永不变色的根本保证。全党全军和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执行毛主席每一项最新指示，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使我们各项工作继续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知识分子，号召全国各族革命人民，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必须继续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伟大原则，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进行革命大批判，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指示，使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地巩固，发展和完善，更好地担负起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
我们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充份发动群众，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混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我们必须执行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指示，执行毛主席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认真做好整党建党工作，把查明有据的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脱化变质分子，以及其他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入党，首先是吸收产业工人中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入党，选拔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优秀的共产党员参加党的领导工作。
我们必须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对知识分子，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进行到底的一个关键问题。参加这项光荣任务的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我们必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农业和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得更加出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伟大推动力。它正在促进并将继续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的飞跃。
我们必须不断加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巩固国防，继续做好拥军爱民的工作。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对于豺狼成性的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如果敌人胆敢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彻底，乾净，全部消灭之。
全会认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矛盾重重，分崩离析，内外交困，走投无路，日益陷于空前的孤立。
美帝和苏修妄图重新瓜分世界，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美帝国主义对越南进行的侵略战争，得到了苏修的默契和支持，而苏修叛徒集团公开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也得到了美帝的默契和支持。他们这种肮脏的政治交易已经彻头彻尾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他们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动，加深了帝国主义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内部矛盾，促进了美帝和苏修国内被压迫人民群众的觉悟，同时正在激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反对美帝和苏修的新的伟大的斗争高潮。不管斗争的道路有什么曲折，不管美帝，苏修拼凑一些什么垃圾，组织反华，反革命的“神圣同盟”，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决不孤立，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要革命的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毫无疑问，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必然要被革命人民彻底粉碎，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都必将在自己的斗争中得到彻底翻身！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政策，同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在一起，坚决支持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英勇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的战争进行到底，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一切正义斗争。中国共产党认为，一切被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所压迫的人民，应当结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彻底粉碎美帝，苏修妄图霸占世界的阴谋，以便更迅速地取得自己的胜利和解放。
这次全会，是在国内，国际一片大好形势下召开的。这是一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动员会议，是一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全党空前团结的会议，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朝气蓬勃的会议。全会相信，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革命人民都会很高兴我们这次会议的成功，而对我们这次会议感到恐惧的，只是一小撮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和附件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和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起草的。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提议，将这个草案"印发十二中全会各同志，作为讨论的基础。"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经过认真讨论，认为这个草案，突出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比较简明扼要，基本上符合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全会一致决定：将《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印发全党，作为讨论的基础。然后，由中央根据讨论的意见，作出修改，提交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各级党委，领导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认真讨论。这次讨论，应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路线，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结合起来，成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强大动力。
对这个草案的意见，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种分别集中整理，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底，十二月中，分两次报告中央。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四、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有关传达十二中全会的两个报告
1968.11.12；中发［68］156号
毛主席批示：此两件似可转发各地参考。
十一月十二日
遵照毛主席指示，现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十一月九日“关于召开北京市党员干部大会的请示报告”和张春桥同志十一月十一日“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转发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两个报告所提意见，请你们参照执行。
附件一：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九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北京市党员干部大会的请示报告
附件二：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告
一九六九年一月, 毛泽东
在一封要求选江青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来信上的批语
徒有虚名，都不适当。
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
贰、本节简论
一、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主要任务是为九大作准备，代表的产生、政治报告的起草、党章的修改、刘少奇问题的处理等等。
二、八届十二全会的小组会上讨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右倾思潮的批判。这并不是什么由于少数人搞阴谋故意整人。首先是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一九六八年四月，刚刚处理完杨成武事件，这件事显示出在党内、在高层，确实存在着一股右倾翻案、右倾分裂的势力和思潮。同时，在一些省市又发生了所谓反复旧的风潮，其矛头是对着新产生的革命委员会。其次是把九大开成一个团结大会的需要。尤其是即将在九大上新产生的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应该尽可能地做到在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加强团结、统一。
三、关于刘少奇的问题
关于刘少奇的问题，这是八届十二中全会必须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对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变化过程：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指出：
“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一九六四年夏天开始的。一九六五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
这时，他认为刘少奇已不适合做他的“接班人”，不能继续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分歧公开化。刘少奇实际上被剥夺了在中央的领导工作地位。但这时毛泽东仍将刘少奇的问题作为党内的“路线错误”看待。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基本肯定刘少奇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不赞成把关于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公共场所去，不赞成在报刊上公开引用《炮打司令部》一文。
他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刘少奇。
临别时，毛泽东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回到家，刘少奇对家人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26页。）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国朋友谈话中讲到王明时说：“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一九六七年三月初，党外人士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作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复信章士钊说：“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这里说的“个别人”是指刘少奇，所谓“情况复杂”是指历史情况“复杂”。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涉及刘少奇二十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戚本禹所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作些修改后批示：“看过，写得很好。”
这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所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是指刘少奇。文章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后，对刘少奇的“大批判”立刻大幅度升级。
一九六七年五月起，“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集中力量“狠抓刘少奇自首变节问题”。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对外国朋友说：“刘少奇的问题不简单，不单是思想右倾的问题，他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至少四次被捕。现在有人证明，他是向敌人自首过。所以一九三六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狱，不是偶然的。”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
刘、邓、陶及其同夥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踞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他们推行了一条招降纳叛的反革命组织路线，使叛徒、特务得以混进各地区各部门的党政机关，长期窃据要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这些叛徒、特务揭露了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同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一九四六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中共地下党员、医务工作者。——引者注)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是耍我们的。”
周恩来接着对抗战前夕一件材料说：“说刘少奇当时去南京，见过孙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
毛泽东说：“还是一个不杀好，留下来的人总有用处嘛，一可以劳动，二可以当证人。例如刘少奇在东北的事情，就是找到了当时审讯他的人。如果都杀了，这些证人也就没有了。”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谢富治讲话
清理阶级队伍必须同革命的大批判紧密结合。这个工作必须持续下去。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和他在北京市代理人彭真、刘仁是一伙叛徒、特务，他们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包庇坏人，许多单位的坏人就是在他们的包庇下隐藏下来的。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要搞彻底，必须紧紧结合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和他们的代理人。不要光看着本单位的几个坏人，这样就可以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矛头始终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对准被这些家伙包庇下来的特务、叛徒、地富反坏右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说：“刘少奇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
一九六八年七月下旬左右，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得到中共中央领导层认可。
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庆祝全国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大会上的讲话说：现在我们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了。这可以说，我们终于在这二十个月反复的斗争中，粉碎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内奸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实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林彪在刘少奇审查定案报告上的批示
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批准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指出：
全会批准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份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二）关于刘少奇的历史问题
1，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问题
第一，根据杨剑雄一九五二年的一段笔供：“当洪赓（风＋“扬”右侧）、叶开鑫等具禀，保释刘少奇同志时，赵恒惕说：‘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搞乱。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交保开释’。”作为刘少奇接受“活命条件”和“投降”、“背叛”的根据，确实是不足的。但还有刘作衡（刘少奇的胞兄）的亲笔供词证明：民国十四年刘少奇被赵恒惕拘捕押在监狱处廿多天。赵恒惕送他一部书并要刘少奇出狱后不在湖南搞，离开湖南。刘少奇答应不在湖南搞，出狱后就走了。
第二，但为什么刘少奇要刻意回避与杨剑雄的关系呢？
刘少奇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给宁乡县委转公安局的亲笔电报说：杨剑雄和我在小学同过学，以后卅多年来未发生过任何关系，他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有很多人营救，在狱两个月后得以出狱，但这与杨剑雄毫无关系。
而事实却是：
一九二五年刘少奇在长沙被时，杨剑雄去看守所会见了刘少奇，后来又根据刘少奇的要求在长沙刘少奇的居处会见了他的妻子何葆珍。刘少奇与出狱后与何一道到杨剑雄的家里表示感谢。
一九二七年正月，杨剑雄又在武汉会见过刘少奇。
杨少岩证明：27年三月间我的堂弟杨剑雄系官僚恶霸地主，其时乡中农民运动正进入高潮，成立了乡农会，乡农会要捉捕杨剑雄，杨剑雄便逃至汉口。想去会刘少奇，又怕去会，要我先去见刘一下。我便到友益街总工会去会刘少奇，会着了他。我把来意说明后，刘少奇对我说：“杨剑雄以前帮过我的忙，现在他有事，我也要帮他的忙。”我说：“那他就会感谢不尽，他本想亲来会你，恐有不便之处，所以没有来。是不是要他来亲自和你谈谈。”刘说好。次日杨剑雄亲自到总工会会晤了刘少奇。
杨剑雄供词称：民十六年正月。我在乡间住不住。去上海过汉口。在全国总工会旁边一个巷内（他的家里）会见了他和何夫人。我告诉了我在乡的情形。他替我拍了一个电报。并写了一封信给宁乡县党部。我家得以无恙。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杨剑雄给刘少奇的信。并且还向刘少奇介绍了两个所谓“国术专家”。信封左上角批注的“杨剑雄介绍二位国术专家”，系王光美亲笔。此信证明，解放后刘少奇还知道杨雄的情况。
一九五一年，杨剑雄到北京找过刘少奇。
刘作衡交代：1951年正在土改时杨剑雄是个大恶霸地主在家站不住要找刘少奇我说以前你保过刘少奇要找你去找。
难道说这就是刘少奇说的：杨剑雄和我在小学同过学，以后卅多年来未发生过任何关系吗？他这样说究竟是企图隐瞒什么呢？
2，关于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内奸活动”问题
关于刘少奇在武汉时期充当内奸活动的证明材料，主要是由丁觉群、董锄平、成柱周等人在一九六七、六八年提供的。据说，后来这些人又有翻供的表现。
这个问题只能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吧！
3，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叛变”问题
第一，这个案子证明人比较多，其中：
孟用潜，他原来供认刘少奇和他自己都自首叛变，后来又翻供了。
丁基实，他提供的是听别人说的材料，后来复查时翻供了。
关辅金，一九二九年奉天纺纱厂的助理技师，提供抓捕、审讯刘少奇一案的证明。
徐廉奎，一九二九年奉天纺纱厂的庶务主任，提供抓捕、审讯刘少奇一案的证明。
陈元祯，一九二九年在奉天警察商埠三分局警察，原来提供在工厂审讯刘少奇一案的证明，这个人在复查时翻供了。
关庆云，一九二九年充当奉天省会公安局行政科代理科长，提供省会公安局白局长谈刘少奇一案的一些情况证明。
刘青第，一九二九年任辽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原来提供审讯情况证明，这个人在复查时翻供了。
刘多荃，一九二九年我是张学良卫队上校团长，原来提供张学良处理这个案件的证明。这个人在复查时翻供了。
关辅金、徐廉奎、关庆云三人在复查时已病死，如果不死，他们肯定也会翻供的。如果说，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可以把假说成真；同样，这些人在复查中的强大政治压力下，也可以把真说成假。
仅有口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真凭实据。
第二，这个案子的关键在于；当时刘少奇一案究竟是一个与共产党无关的“罢工案”，还是与有关共产党的“政治案”？
根据当时的历史文献记载：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满洲日报》关于刘少奇在奉天纱厂被捕的报导
共产党员潜入奉天纱厂秘密接头时将其一夥逮捕
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给中央的报告
叛徒崔某（过去是同志）与厂中阴谋勾结，即以陷害常张同志，又向省委报告谓群众会仍可召集，省委为其言所欺，竟不疑而到（此次是赵孟二人去，上次是全总代表及丁孟三人去的）随被捕。
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
纱厂支部完全溃散，原和少、孟同时被捕之某工人同志，判罚四十天拘役。该同志十分简单，咬出许多秘密，决定开除其党籍。告密之崔某当然开除。
一九五二年刘少奇要王光美抄写的简历底稿。
刘少奇将一九二八年八月说成一九三零年春，将“被一叛徒出卖”，亲笔涂改成“在罢工中”被捕。
敌人的满洲日报，中共满洲省委两个报告均记载了奉天纱厂党组织被破坏和刘少奇、孟用潜被捕的问题。刘少奇和孟用潜是由于叛徒崔凤翥与敌人勾结，支部书记常宝玉叛变出卖而被捕的。事实说明：敌人当时已经知道，这个案子是有关共产党的“政治案”而不是一般的与共产党无关的“罢工案”。
一九五二年以前，刘少奇在自己的简历中也明确承认是“被一叛徒出卖”，为什么到了一九五二年又要改成“在罢工中被捕”呢？
刘少奇自己很清楚；如果是“被一叛徒出卖”，那就是一桩有关共产党的政治案，而且有人证物证，敌人就不可能轻易地把他们放出来；如果是“在罢工中”被捕，敌人又“找不出证据”，那就是一桩与共产党无关的罢工案，拘留一、二十天就可以放出来了。
那么，这两种不同说法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2008年10月7日初稿
2011年12月15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