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抵制广西军区支左工作中的方向路线错误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广西军区砸了“工总”总部，逮捕了总部宣传委员熊一军，后来，并有取缔这个组织的想法。
一九六七年三月间，广西军区对 “广西红卫兵总部”[下称“红总”]、“南宁八·三一部队”[下称“八·三一”]、医学院“闯”野战兵团[下称“闯”]等学生组织，在贯彻“归口闹革命”时，督促他们撤销了在校外的总部，并在物质方面给了他们一些限制，一度影响了他们在社会上的活动。
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广西军区开始做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首先召开了机关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而没有事先同“红总”、“八·三一”、“闯”等造反派商量，听取他们的意见，依靠他们进行工作。
有些造反派认为军区是扶植保守势力，“抬”韦国清出来。
广西军区对这种说法很反感。
一九六七年四月中旬，伍晋南到群众中去支持造反派。
广西军区没有表示欢迎和支持。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广西日报》事件的电报
（1）进驻报社的同学们，你们立即退出报社，在报社门前静坐的同学们，你们立即退出报社，保证报纸正常出版，否则对当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利。
（2）要维护军管小组、革命组织，要支持军队对报社军管工作，军管小组成员要做必要的调整。组织版面小组吸收革命组织代表参加，协助军管搞好报纸。
（3）有意见可以和军管小组商量解决，不要采取静坐，强拉军管小组辩论的方法，应保持军管小组正常工作。
（4）对某篇文章有意见，可以进行批判，也可以在报上讨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南宁地区围绕着“支韦”还是“支伍”的问题，形成了“联指”、“四·二二”两大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致新工总、倒海翻江某些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周恩来第一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说：我们今天主要是听两派代表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致“四·二二”火线指挥部的通告书》，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今晚接见，主要解决紧急问题。柳州国际列车停运。我等了你们五天，你们不听，你们不觉悟，把派别斗争搞到列车上去了。
（并送传单给总理看，内容是：毛主席在接见越南代表时，越南同志问到韦国清同志的问题时，主席说：韦国清同志是好同志、好党员，是我们司令部的人，请你们放心。）
总理：主席是说过的，越南同志对韦国清同志是很尊重的，韦国清同志在越南是有功劳的。对韦国清站出来的问题中央是要支持。韦国清同志在越南有威望，有功，这是事实。你们把他斗来斗去，上了人家的当！他有错误是要检查的，韦国清同志也准备回去检查，我们要给他创造条件嘛！这次到北京来就是要创造条件嘛！
你们冲击军管就是不对。军区支持韦国清同志过急了，个别同志工作方法有缺点毛病，你们可以提意见，进行批评。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周恩来第三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军区调查，自十三日起有武斗，西大“革联”、“工总”、二中“赤卫军”三、四千人围攻一中，支持一中的也来了三、四千人，军训团的解放军被打伤了几人，孔竹被斗争，军区宣传车被砸坏一辆，双方伤三百多人、没有六六粉熏防空洞的事，现武斗已基本停止。
《解放军报》记者王荔报告：十三日打起来，发生武斗，汽油烧被子的事，记者进不了现场，无法了解，挖眼睛的事没发现，确实被打四百多人，伤一百多。
《红旗》杂志记者报告：武斗确是十三日发生，情况与上差不多。
总理：第一，这边（指联指）你们劝说开了列车是对的，但一定要说是伍晋南策划还没有调查清楚，若调查清了，要处理的，但是，他们冲击报社，还打了贺电，这完全不对嘛！
第二，武斗问题，我们打电话给军区，要立即制止，广西是前线。
康老：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席讲“三结合”“三依靠”，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没有解放军，就不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军区，野战军可能有些缺点错误，但是你们（指“四·二二”）这一派从来未讲过解放军一句好话。
总理：伍晋南，我最后警告你，再插手铁路、插手军区问题，我就要隔离你们。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周恩来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康生同志：贺希明是一九二九年被捕的，后来到国民党当高级军官，是桂系的，是个历史反革命分子。霍泛是不是党员搞不清楚，是个叛徒。你们要和他们划清界线，这是对抗性的矛盾。当然，他们坏不等于你们坏。你们是受蒙蔽的。
总理：桂林“老多”过去是出名的嘛，“四·二二”是造反派嘛。你们造反的早，觉悟的晚。又指“联指”说：你们造反的晚，觉悟的早。
中央首长还对“四·二二”代表说：你们要帮助伍晋南同贺希明他们划清界线。
二、广西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戚本禹给广西军区的电话指示
〖时间：晨7：30〗
通知航运工总（广西“四·二二”），19日在金鸡车站附近抢走了9023个军内列车炮弹，应如数交还广西军区。如不交还，中央文革就要在北京公布这种错误行动，并进行批判。
并转告两大派，要顾全大局，今后一律不能抢夺援越抗美物资，任何一派抢夺援越抗美物资，中央文革就要公布这种错误行动，并进行批判。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谈话纪要
总理说：
“联指”越搞越不象话了，老进攻人家，越走越远了。“四·二二”拦军车截了援越军火。
“联指”抢了三千八百条枪，“四·二二”抢了四千八百多条，“四·二二”的枪比“联指”多，但“联指”的弹药比“四·二二”多。这样，内战势必越打越大。双方要停止打内战，武器封存，回原单位，占的地方退出。
七月份双方达成十条协议，伟大领袖毛主席看了很高兴，说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可是被破坏了。南宁打的最凶，（联指）要多负点责任。
“工总”恢复。熊一军、丁友仪马上释放。
军区过去是支一派，压一派，现在军区要支持你们（指“四·二二”）你们是造反派，军区要端正态度，积极支持你们，也帮助他们（指“联指”）。军区认识有很大提高，愿意检查错误，很好。军区错了，能改，就要拥护。提出一小撮的口号，主要是指党内，对军队不能用这个口号。伍晋南同志你说对不对？（伍晋南答：对！）如果不是这样，就要犯错误。军区支持你们，但不能助长你们的错误。你们对韦过火了，对贺、霍上当了。你们决不能因为军区支左，知道你们造反精神旺的地方，又反过来压“联指”。你们要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通过大批判，实现大联合。韦国清同志并不认为你们打了他，而改变对你们的态度，但你们不要以为打了他，他才支持你们。不能乱打。
你们（联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能抹煞的，支韦是可以的，打倒贺、霍是对的。但不能压人家。压人家就不对。你们对的都会给予肯定，错的要指出。
广西军区要教育各个分区改正错误。
对公、检、法要一分为二。这些机关长期受彭、罗的影响，即使今天造了反，有些方法和作风还不对头，甚至挑拨是非，搞小动作，有的甚至搞特务活动。所以，这次运动中，政法部门必须深入地进行斗批改，要真造反，要认识到这些作风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广西两派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广西军区关于撤消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致《新工总、倒海翻江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的公告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广西军区关于恢复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名誉的声明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周恩来第六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说：
现在讲三条：一、相信解放军，铁路马上由解放军全线接管，沿途武装巡逻；二、希望桂林老多站出来，参加护路工作，和解放军站在一起，按九·五命令办事，一字一句的执行，不要按派别观点，袒护一方，不能认为与四·二二观点相同就好，观点不同的就是坏的，这不是党性，是派性，铁路沿线要播送江青九月五日讲话录音；三、领导干部（伍晋南、安平生）换个地方住，小将们不要受他们影响，要独立思考。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广西两派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第七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柳州铁路局两派《关于实现柳铁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韦国清《我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
运动开始，由于我不相信群众能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包办代替，限制和压制了群众。工作组派不出那么多，就把一部分已经搞起来的单位暂停下来，大大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在搞三个“横扫”（横扫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的意识形态）中，我没有明确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结果是把矛头指向一些群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使许多敢想、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革命群众，遭到围攻和压制，不少人还被扣上“反革命”、“右派分子”、“牛鬼蛇神”等政治帽子，受到委屈和迫害。我感到非常痛心，并再一次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回到桂林，对挑动工农群众围攻革命小将的两个市委书记，在请示中央、中南局后，撤了他们的职。但我只限于组织处理，没有真正提高到方向路线错误来认识，更没有检查区党委在这个问题上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承担责任，吸取教训。对待敢想、敢闯、敢于向区党委、市委的错误开火的革命小将，我在思想感情上，不是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肯定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支持他们起来革命造反，而是把他们的某些缺点看得严重了一些，加之我没有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进行阶级分析，看他们是否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而是片面听取汇报，就极错误地认为他们是受坏人背后操纵，在“闹事”。于是，我提出对要害部门加强警卫，在机关、工厂成立赤卫队，防止红卫兵冲击。把革命小将视同洪水猛兽。我还请桂林步校派出宣传车，宣传“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头一天上街游行的“桂林老多”，起到了挑动群众斗学生的作用，使革命小将又一次遭到围攻。特别严重是，当我听到一些片面的、尚未证实的汇报后，更加害怕群众，害怕坏人钻空子，煽动“暴乱”。除了提出把师院民兵枪枝的机针拆掉外，八月十九日、二十日两天，先后调动几个连队，集结在郊区桂林步校，加以防范。
九月八日下午，桂林，南宁，北京一些革命小将到区党委静坐绝食，要求迅速解决桂林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革命热情是可贵的。但是由于我对绝食思想上有反感，没有立即接见他们，只派了当时后补书记霍泛等人去。次日上午，我前往接见时，革命小将比较激动，社会上却谣传我被打重伤住院了，并出现了很多捉拿凶手和赶走南下串连队的标语和大字报。对这件事，有些小将要我发表书面声明，澄清事实真相，我只是在九、十日两天，分别开干部会和工厂、学校、机关职工群众代表会，口头说明情况，没有及时发表书面声明；同时我在讲话中只限于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没有积极赞扬小将们的革命精神，充分肯定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以消除当时出现的指责革命小将的一些舆论和错误做法。因而，在桂林、南宁等城市均发生了围攻南下串连队的情况；有几个县城还开了声讨“桂林老多”的会议或游行，使革命小将受到压制和打击。
在处理三江问题上，由于我不是站在到三江参加四清及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民族学院革命小将一边，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对压制文化大革命，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有关领导干部只是当作违法乱纪来处理，因而我在九月廿三日提出了解决三江问题的六条意见，态度很暧昧，和稀泥，实际上是迁就了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压制打击了中央民族学院的革命小将，继续犯方向路线错误。十一月底，民院小将再次来广西，区党委和我承认了错误，重新作了处理，才将这个问题解决。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中共广西军区委员会《广西军区在支左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报告》
在南宁市的支左工作中，支持了一派，压制了另一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且影响了各军分区和各市、县人武部，给南宁以及整个广西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曲折和严重损失。现在回顾起来，感到十分痛心！我们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表现在：对待南宁“四·二二”造反派的看法有错误，压制了“四·二二”，特别是在砸“工总”总部的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
当时我们认为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支持了他们。但对造反大军成员“工总”中成分不纯的现象看得过重，是不是造反派有所怀疑，特别是当他们在夺权以后，产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遭到社会的指责时，更加动摇。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于三月一日错误地砸了“工总”总部，逮捕了总部宣传委员熊一军，后来，并有取缔这个组织的想法。
对造反大军中的“广西红卫兵总部”[下称“红总”]、“南宁八·三一部队”[下称“八·三一”]、医学院“闯”野战兵团[下称“闯”]等学生组织，我们早在二月就承表态支持过，但没有给予坚决支持。没有很好的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巩固内部，团结大多数，发展壮大组织。三月间，在贯彻“归口闹革命”时，我们没有从分析形势入手，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执行中央指示，而是操之过急，简单生硬，没有很好走群众路线，督促他们撤销了在校外的总部，并在物质方面给了他们一些限制，一度影响了他们在社会上的活动。
三月下旬，我们开始做韦国清同志站出来的工作。当时，由于我们工作做急了些，对情况判断不准，以为机关干部阻力大，首先召开了机关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而没有先同“红总”、“八·三一”、“闯”等造反派商量，听取他们的意见，依靠他们进行工作。因而，有些造反派即认为军区是扶植保守势力，“抬”韦国清出来。我们对这种说法很反感。以为我们支持韦国清同志是对的，而没有虚心听取他们的批评，检查改进我们的工作。四月中旬，伍晋南同志到群众中去，支持造反派，我们没有表示欢迎和支持。
五月，南宁地区围绕着“支韦”还是“支伍”的问题，形成了“联指”、“四·二二”两大派。我们对两大派的态度，凡符合大方向的革命行动都支持。我们的错误是，对反对韦国清同志的“四·二二”，接近少支持少，实际没有给与支持。严重的是，一段时间未给予承认这个组织。因此，对他们的一些缺点错误看得过重，且在政治上压制了他们。突出的表现在五月二十九日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致新工总、倒海翻江某些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和六月二日发出的《致“四·二二”火线指挥部的通告书》，错误地指责了他们，给他们在政治上造成很大压力，起了压制造反派的恶劣作用。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广西两派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周恩来对柳州铁路局两派代表的谈话
总理说：
你们联合了，还提什么以谁为核心？我多次讲过了，“以我为核心”这种提法是愚蠢的，可笑得很。
怎样才能看出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呢？就要看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实行革命大联合这三句话。
提出什么应该以“左派为核心”说自己是左派，所以就要以我为核心，你一定要说自己是左派。
挑起武斗。第一是走资派，账要算在走资派身上。第二是有坏人挑动，第三我们思想上受到社会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
最近主席批了个文件，对牛鬼蛇神的定义加了几个字，牛鬼蛇神是指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这样就可以避免打击面过宽，18年总不能说一个也没有改造好。另外还有敌特，这称第二类。
为文化大革命流了血死了人是值得的。解放战争三年夺取全国胜利，抗美援朝三年多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这次是过社会主义关，三年才过了一年半，免不了流点血，这是为文化大革命出了力。
不要因为打击“五·一六”的极左思潮，就变成右的老保翻天，以批判极左思潮来推动革命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十条协议的批语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认为，广西地区两派赴京代表团十一月八日签订的“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很好，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协议。广西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和当地驻军以及各群众组织应广为散发和宣传这个协议，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中央高兴地看到，广西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柳州铁路局已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希望广西两派群众组织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以“斗私，批修”为纲，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广西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韦国清同志《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
毛主席批示：照办。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韦国清同志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执行过一段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不坚持错误，能够诚恳检查自己的错误，愿意改正，这种态度是好的。
韦国清同志在过去长期斗争中是有成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些错误，只要能够改正，就很好。中央同意韦国清同志的检查，希望韦国清同志今后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斗私、批修，把广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谈话纪要
总理说：
关于革筹小组，军区方面，军区两个，欧致富、还有个新来的那位，魏什么（黄永胜：魏右铸。）空七军一位……，地方干部有韦国清、安平生，再加个伍晋南，由韦国清同志负责。先把革筹小组搞起来，伍晋南一个人，你们怕什么，要经过一段过渡嘛！
代表：目前我们在四个专区发现有反动传单。（递上反动传单给总理）总理看后交戚本禹同志，戚本禹同志说，这是阶级敌人进行破坏捣乱。
代表：我们还发现有秘密电台，有一个“解放军之声”（黄永胜同志证实说，军区是发现有秘密电台。）
总理详细地询问和记录了电台的情况，严肃的说：电台问题要认真追究。
总理：现在广西是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目前解决广西两派问题的关键是成立革筹小组，革筹小组主要就是干部问题。
今天下午黄永胜同志和你们谈了四个多小时，现在又谈了两个小时，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
毛主席批示：已阅，照办。
一、中央认为，广西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这次，军区对“支左”工作中发生的一些错误和缺点所作的检查，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韦国清同志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不坚持错误，能够诚恳地检查错误，态度是好的。这个检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已经批准，并且已经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批示“照办”。
安平生、伍晋南两同志在运动中也有错误，他们都做了初步检查，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三同志的联名检讨，表示愿意改正他们的错误。中央同意他们这个检讨。
中央希望广西军区和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等同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二、广西地区两派赴京代表团在京期间签订的《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很好，已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并亲自批示：“照办”。两派签订的《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也好。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些协议。希望广西军区、当地驻军和各群众组织切实贯彻执行。目前广西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一些对贯彻执行两派协议不力或根本没有贯彻执行协议的地区，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执行协议。
三、广西处在援越抗美的前线，越南人民把广西称作是他们最可靠的后方。广西“四·二二”和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拥军爱民，大力支持军区和当地驻军，做好“支左”和援越抗美工作。两派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美蒋特务的破坏活动。
四、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洪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革命群众组织要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正确地对待干部。要对干部队伍作阶级分析，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对犯了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能作深刻的自我检查，愿意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贯彻执行两派协议，革命群众就应当团结他们，帮助他们站出来革命。今后各革命群众组织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要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斗私，批修”，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把广西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第八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三、中央决定后两派武斗加剧
四、两派武斗发展到抢劫援越武器弹药，清查“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
一九六八年一月四日，玉林“４·２２”数百人到玉林军分区门口，召开“反围剿、反迫害、反屠杀”大会，并静坐六天六夜。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灵山“革联”控诉团２００多人第二次到首府南宁广西军区控诉灵山“联指”乱杀人的罪行，控诉团静坐广西军区政治部大楼前数天不走。
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玉林地区“联指”组织２０００多人，配备步枪８００多支，轻重机枪２６挺，冲锋枪４０７支，各种炮八门，手枪１６４支，以及自制坦克一辆，攻打“４·２２”州佩据点，包围两天后，攻下据点，抓获“４·２２”１３人，全部枪杀，在围攻时“联指”死八人，“４·２２”死五人，在事件中明代建筑文物——万花楼被炸毁，炸毁民房７２间，吃去国家粮食１４０００多斤，肉类８８００多斤，耗费国家资金２００００多元。
一九六八年二月九日，融安“造反大军”强渡融江，攻占融安“联指”驻地的东圩、铜鼓桥和直属粮库。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六日，“联指”攻打柳州地区融安县的铜鼓桥。
２月９日融安事件发生后，融安“联指”派人向“地专联司”告急求援，经“地专联司”和“柳州联指”联系，“柳州联指”决定由“工交兵团”出兵支持，由“地专联司”负责组织各县民兵配合行动。
１２日“地专联司”召开常委会，研究决定由苏一民，胡文治代表“地专联司”随往融安配合“工交兵团”行动。
１４日“工交兵团”和“地专联司”象州“联指”武斗人员３００多人，由蒙治恒、张麦生、苏一民、胡文治等带领分乘１３辆汽车赴融安，配合融安“联指”。
１６日凌晨一时攻打东圩、铜鼓桥，武斗持续到当天下午５时才停火。双方对打死５人……炸毁民房一户一间，烧毁民房５户九间，厨房３间，牛栏１间。
“联指”方面抓获“俘虏”３６人，押解途中１５人被杀害。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大新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召开县区村抓促领导以及厂矿武装部长、民兵营长会议。会议是武装部长周永山、政委韩奇主持，传达区革筹小组领导人的讲话，研究布置做好成立县革委会的准备工作。周永山在闭幕时讲，为迎接县革委会的成立，对不守法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实行专政，不要心慈手软，会议后实行所谓群众专政，自县抓促会议结束到县革委成立的１７天内，全县杀２３９人。
一九六八年二月，柳州铁路局工机联“４·２２”《红卫兵战报》发表编辑部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作者肖晋云，因写作此文，１９６８年３月３１日在柳州被官方逮捕），号召反对缴枪。
一九六八年二月，《广西日报》发表社论：《今日的“哥达纲领”必须彻底批判》
一九六八年二月，合浦县县城及各公社先后召开批斗大会，刮起了一股乱杀人的歪风，至５月间，全县被杀和被迫害致死９６１人”。（《合浦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８页）
一九六八年三月上旬，宜山县发生两派大规模武斗。“联指”联合罗城、都安等县“联指”数千人围攻“造反大军”据点。８日“造反大军”的群众近万人，从城里走出时，在东片、西片被杀害多人。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六日，天等县革委会成立，县武装部长马政华强调为树立正气，压倒邪气，保卫新生红色政权每个乡干掉个把罪大恶极、民愤大的四类分子或坏头头。在马政华等人的多次布置和组织策划下，从３月８日至２７日的十多天里，全县发生１９０多起杀人事件，共杀害６３０多人，仅３月１８日的一天发生３１起杀人案件，杀害１０２人。
祥元乡两起杀人事件，共杀４６人，造成１６户无男人，９户灭绝。死者农会冲的女儿，被凶手黄正建等人轮奸后强迫嫁给凶手农朝丰。死者农朝权、农良宁的妻子被强嫁给凶手黄正健、蒙加丰为妻。
各社、队普遍出现乱杀人事件，至年底全县被打死、迫害致死１６５１人”。（《天等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６页）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给军分区的情况反映（３月５日至１２日全专区共杀人２０００左右，其中灵山县杀了１０００多人，（注，这时在钦州地区上思县、防城县、灵山县等已杀人成风，一些大队民兵营、治保主任、公社武装部长到处鼓吹杀人）。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九日，崇左县武装部政委马风池到天等县，参加天等县革委会成立的代表大会。崇左县负责人张洪恩讲话说“天等县红色政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我们要向天等学习，也要用枪杆子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结果筹备成立革委会前就杀死９４人。
（对天等、崇左县杀人问题，在７月５日的专区革委会上，南宁军分区司令员兼南宁专区革委会副主任熊光武说：“天等县是在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布置，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是好的。”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董以法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特别表扬天等县也实现一片红，号召各县“向天等学习，迅速实现一片红。”由于专区革委对天等以“杀人来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的态度，致使全专区杀人更为严重。）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二十二日，贵县石龙公社，松英大队覃锡明（原乡长）等分１２批用枪棍、锄手段打死无辜群众４０人，（其中未成年的１２人，还有双目失明老妇人，未满１０个月的婴儿）有１３户男性全被杀光，杀后洗劫被杀害者财物。
一九六八年三月下旬，陆川县“联指”在武装部支持下，策划对“４·２２”围剿。“４·２２”派被杀１１０人，受牵连审查一万多人，原县委书记周履光等八人被集体枪杀后，用炸药毁尸。后称“３·２４”事件。
一九六八年四月九日，《广西联指报》在一版发表社论：向“阶级敌人”刮起１２级台风，声称：韦老爷（韦国清）出钱，军区出枪，“联指”出人，向“阶级敌人”主动地不停顿地发起猛烈的攻击，向“阶级敌人”刮起１２级台风。
一九六八年四月上旬，巴马瑶族自治县，“４·２２”部份人从县城撤至羌圩公社下乙屯，县武装部副部长李彦智，羌圩公社武装部长卢金珊，副部长黄正业，已圩大队革委会主任覃德强等人为首，组织民兵和“联指”数百人武装围剿少数派“４·２２”，此次共杀害３０户（全屯４６户）杀死５６人，烧毁民房４４户１３３间（全屯１４０间）估计财产损失约七万多元。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贵县举行庆祝革委会成立大会，在革委会名单中，由于把“联指”头头当作“４·２２”代表参加革委会，引起“４·２２”不满，说革委会是县人武部包办代替的“派委会”“假委会”，并冲击庆祝大会。“联指”开枪打死了一个小孩刘小圈，“４·２２”抬刘小圈尸体冲击大会主席台，撕毁大会横额，砸烂县革委会牌子，这就是贵县“４·１３”事件。
事件后贵县“联指”以“４·２２”破坏红色政权为由，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并研究镇压“４·２２”的方案，提出刮“１２级台风”（大屠杀）。一是围攻炸毁“４·２２”据点，二是清理街道，抓人杀人。在１０天时间里，捕了数百人，除当场打死外，其余分别关押。从“４·１３”后的一个月，将关押的全部枪杀，在贵县城区被杀害和迫害致死的２３０多人。各公社效法县城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贫下中农法庭”，召开大会搞示范杀人。公开杀害群众３８人，斗死９０多人。
据统计，全县５、６月份有２１２９人被斗、打或被杀死”（《贵港市志》，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５页）。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日，浦北县北通公社旱田大队革委主任策划杀２２人，规定看守民兵每人每天补助五角钱，三个民兵负责杀一个人，得三元赏钱，三个晚上共杀２２人（其中杀绝五户）。杀人前进行搜刮，没收家产，规定地富寡妇及其女儿出嫁需经过“双打”委员会批准（“双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张玉使，符冠英，何迁兰，卢秀珍等二十四人改嫁时被大队，生产队征税费和两女出嫁费共８９４元，有帐可查，旱田大队杀人前后共索取钱物３０６６．４１元，全部被吃喝完。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日，北通公社十专学大队在４月１３日听了地区革委主任王晓峰电话会议的讲话后，４月１４日召开大队及革委领导成员会议研究决定于第二天（４月１５日）杀２４人，４月１６日又杀５２人。
从４月５日至五月６日杀５６户９２人（其中１５户被杀绝，１户１７人被杀１３人），黄芝珍等（大队治保主任是这次大屠杀的主谋共刮死者财物２７０１．２７元（内改嫁证明费２１８元，设卡哨搜人身４１５１元，收生产队上交杀人费１０１６．４０元），大米７６９斤。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龙州县“联指”和人武部，公检法军管会的干部武装包围“４·２２”“工总”工商联据点，“俘虏”９０多人，将１２人作为坏头头枪杀。事件开始发生时，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邱玉金不同意攻打，但县革委会主任常玉善坚持要打，攻打之后杀了一批人，南宁地区不作处理。结果致使该县继续杀人，从四月至六月共打死杀死１７７人，占全县在文革中死亡人数的４０％。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起至二十九日，玉林专区革委会召开全专区政工会议，革委会主任、军分区政委甘照寰，副主任军分区副政委孙景芳，副主任蒋昌永分别在会上讲话，会议中心内容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击退二月逆流”刮“十二级台风”（大屠杀）会议与１８日公检法军管会会议一样，是乱杀人事件。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陆川县部署“十二级台风”，掀起了杀人的新高潮，全县１１个公社１５５个大队，有１５４个大队布置杀人，全县共杀害１２２９人。
由于专区革委会布置刮“十二级台风”，全专区文革中死亡１０１５６人，其中大部份是在刮“１２级台风”中被杀害的。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十日，广西驻军８个连的解放军战士接到命令，和民兵一起开赴宁明县的上石公社，对宁明“上石农总”进行武装围剿。
５月１日打下“上石农总”，俘虏三、四十人，“上石农总”被定为反动组织，有４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判各种徒刑的达２２人，有４人判劳改关押在途中死亡，在围剿和批斗中打死和逼死１０８人。
（１９８０年，南宁地区中级法院与宁明县公检法组成此案调查组，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制定反革命计划和行动纲领”的东西，不知道把这么多人判处“死刑”的“证据”是什么。）
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区革筹、广西军区面对灵山、合浦、东兴、上思、马山、横县、博白、陆川等县“联指”下属的一些组织乱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五类分子”，向个专区（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发出“关于制止乱杀人的歪风的指示”的电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一日，广西各专市县成立革委会后，不少地方刮起了乱杀人的歪风，到今天为止，全区共杀１８０００多人。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广西“联指”总指挥部通过所属的“沥血兵”搞“禽兽展览”（活人展览）。“沥血兵”将关押在“联指”总指挥部的不同观点的林执真（原区水电厅副厅长）、张祖贵（原地质局处长）、黄海泉（原钦州地区手工业经理部副经理），“４·２２”“雄鹰”成员以及孔祥兴、黄强、张飞、方少华、黎子竟等二十人拉到南宁市北大路建筑研究所，关进木笼，强行组织群众前来观看“禽兽”。展览三天时间。尔后广西“联指”搞“禽兽”展览遍及全区，受害者达１００００多人。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三日，武宣县“联指”攻打“造反大军”（４·２２），原因是５月４日武宣“红卫兵团”（造反大军）抓获桐岭公社“联指”梁达坚，并收走了１２０多元钱和一些衣物，数日后“红卫兵团”（４·２２）释放了梁达坚而未退钱物，“联指”总部就以“武宣县贫下中农指挥部”名义调集６００人并请贵县“联指”３００多人支援，共９００多人对“造反大军”的北楼、北街、武宣小学据点，执行武装包围，打死９７人毁掉房屋６７间价值３７９００元；共有３７户被抄家，抄去财物价值２６６００多元。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韦国清为向中央提交一份重要报告，说在广西“破获了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经捕获团长１人，副团长３人，政治部主任３人，经济部长１人，支队长４人，联络站负责人共６３人。缴获反革命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讯地址及部份枪支弹药等罪证。”“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发展组织的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四二二’派的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
同时，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全区各级革委会下达的题目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中说：“我区破获的‘反团’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不仅涉及面广，且敌人钻进群众组织利用派性发展串连……当前该案工作重心是集中罪证、集中主犯、追组织、追联系。”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拂晓，柳州“造反大军”（４·２２）头头白鉴平、廖伟严和“柳铁工机联”头头王反修、李振岭为了对付“联指”的武装围剿，组织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五三八”列车调度段抢援越军列八个车皮的武装弹药，王反修、李振岭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了收条。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地处钟山县的平桂矿务局“４·２２”被围剿。
贺县、钟山、富川、昭平县和梧州地市“联指”，在人武部和革委会的策动下，调集５６００多人到平桂围剿只有８００多人的“４·２２”派群众。这场围剿持续５０多天时间，从５月２４日开始到７月８日结束。
一九六八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柳州“联指”为了配合“大部队”进攻柳州“造反大军”，“联指”的“保卫部”梁国开、周继才、覃绍昌等骨干研究决定，提前处理关押在柳州市礼堂，不同观点的“审查对象”，分五批拉到柳江河边杀害，共杀害有名单的４２人，有的被铁丝捆绑手脚推下江河淹死，有的拉到河边集体枪杀。杨兰生、杨岩生两兄弟漂流到远处上岸。而杨岩生上岸后不久，又被重新抓获，拉到河边再次杀害，尸体推下河里。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桂林“联指”的“桂保总”在桂林南站对面东方红饭店语录牌楼建立的一个专门关押人的“看守所”内，先后关押了２５８人，其中被迫害致死３５人，致伤致死７５人。
（７月１４日中午前来参加桂林围剿“造反大军”的平乐县武斗人员伍学强、林海、廖昌辉、候永成、唐桥生等２４人，冲上“看守所”楼上将被关押的桂林针织厂职工唐跃武和候霉、李江、白先德、马震鹏、秦恩深等１２人拉到桂林十一中对面树林里集体枪杀。）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三日，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罗成么佬族自治县，“在县城广场召开‘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亦称万人对敌斗争大会）。有县、区、公社、生产队干部８９９８人参加，错误批斗１５０多人，其中死５９人。
之后，乱杀人风遍及全县，致死全县１３８９名干部群众无辜死亡”。（《罗成么佬族自治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８页）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发布了关于破获“反团”的公告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混入了群众组织中，有的当了群众组织的头头，打着造反旗号，狡猾地利用群众组织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其组织。公告强调，要动员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派的自称）立即行动起来，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彻底清除这个反革命组织。
广西各地区、县以至农村中清查反团的概况：
玉林地区被诬为“反团”的有５２１３人，厅级干部１人，县级十部２３人；
百色地区仅仅那坡县—个县就逼出“反团”４０名“团长”；
都安县县长、副县长被诬为“反团”指挥，县委副书记、粮食局副局长、农业局长、公安局长、粮食局长、法院院长等都被诬为与“反团”有关，迫害致死，全县１１天打死３３８人；
整个河池地区被打逼死７８６４人；
钦州地区７个县市打死、逼死、失踪人数达１０，４２０人；
在柳州地区柳江县，打死了所谓“反团”分子以后，把死者的人头割下来，贴上“反团”标记挂在德圩、拉堡圩示众。仅防城县的一个黄竹塘大队，就因为“反共救国团”案而“捆绑吊打致死６人，被迫自杀１７人（救活１３人），暗杀３人，外逃１人，重伤２１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惨案”（《防城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９页）；
据《武鸣县志》记载：六月底至七月初，武鸣县各公社陆续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反共救国团”。因为公告编造了“反共救国团”狂叫“杀贫农”的纲领，二十年前的贫农被煽动起来杀二十年前的地主富农。在会上当场被打死的及会后被迫自杀的多达八百五十六人，死者大多数是“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及其亲属。
武鸣县的一个公社，在赶集时将六十多人押到墟场，一字排开，用铁锤逐一砸开脑门。
相邻一个公社，将四十多名“反”字号押到集上，全部用乱棍打死。
武鸣县“自开声讨会至追查结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一千五百四十六人。”
整个武鸣县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约两千五百人，其中“农村居民二一七六人”，而非正常死亡的“农村居民”中，“四类分子及其部份亲属一千八百多人。”
（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０至３２页）。
另外，武鸣县华侨农场有两三万人，大部份是华侨，一般都是“四·二二”派成员，受到武装部军人的屠杀。武鸣华侨农场１３００人集体上京告状，要求中央保障归侨人身安全。当时的县革委、人武部头头ＸＸＸ调动民兵在双桥乡拦截，当场抓捕７４人，归侨崔光荣当天被枪杀。后来逼出—个“反共救国团武呜华侨农场支队”，并宣布上京告状是反革命事件。归侨和国内职工１３３７人被列为审查、斗争对象，其中有２２１人被抓捕，２０２人被关押，１６２人被吊打，１０７人被打逼死，３４１户人家被抄。驻扎当地的野战军有些部队支持“四·二二”，不得不派了一个连去缴了县武装部的械，才止住屠杀。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中旬，石寨区武装部长在县召开的会议上，介绍古兆乡所谓破获‘反共救国军’组织，和实行‘群众专政’的经验，全县乱杀人的恶果由此开始。此后，全县有７３８人无辜被打死”（ 《容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６页）。
（这个“反团”案到１９８３年已彻底平反，证明是个冤假错案。）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九日，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主任王德堂阴谋策划，杀害县委书记赵永禧等二十一名干部，教师和学生。
６月１９日下午王德堂在“积代会”上作总结报告，直接策划煽动县工代会主任韦德带领一伙凶手拉赵永禧等三十多干部，教师和学生上街游斗。赵永禧等１１人当场被打死，２０多人被打致伤残。
２０日上午王德堂决定“积代会”延期一天，他向“积代会”布置杀人，公社回去后要狠抓积极斗争这个纲，决不能心慈手软。于是“积代会”后全县屠杀全面展开。
王德堂在文革期间，还利用职权，先后多次强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斗的女学生共６人。
一九六八年六月至八月，河池地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形成高潮，各县纷纷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全地区十个县共斗、打、逼死７８６４人，其中凤山、宜山、巴马、罗城、都安５个县害死千人以上。凤山县打死１３００人占当时全县人口总数□％，为区、地之冠，被关押毒打数万人。
四、落实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
毛泽东批示： 照办。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向全面胜利迅猛发展。全国形势空前大好。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全国一样，形势也是一片大好。
但是，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份群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第一，破坏铁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复通车；
第二，胆敢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
第三，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第四，在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以后，拒不执行，继续顽抗。
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相信，广西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是要革命的。他们对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不满，极其愤慨的。有些人跟着别人干了坏事，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
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的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
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联，保证运输畅通。
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
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两派群众组织中的坏人，由两派群众各自清理；同时，要把一个组织混进了坏人同这个组织严格区别开。
中央相信，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的反革命事件，只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驻广西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广西广大革命干部，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牢牢地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阴谋必然遭到可耻破产。广西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会越来越好，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必将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诞生。
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广西军区派出两架飞机，从凭祥至南宁空投“七·三”布告传单９００００多份。驻南宁柳州部队组织５１个宣传队，南宁市有５０００多人的宣传队进行宣传，开办６６０个学习班，有五万多人参加。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广西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召开３万人大会欢呼“七·三布告”的公布，接着广西军区负责人宣布谢王岗、袁家柯为国民党大特务、假党员、走资派等。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发表讲话说：“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小将揭发，谢王岗、袁家柯是三反分子、走资派……。”
驻桂空军派出飞机在南宁、柳州、桂林、梧州、贺县、融安、等市县以及铁路沿线大量散发“七·三布告”。所有的口径都是“四二二”是违反“七·三布告”的“阶级敌人”，除此以外，没有别人去抢解放军的装备，没有别人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这些现行反革命都在“四二二”那里，必须坚决“镇压”。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至八月三日，《广西日报》连续发表九篇社论：《坚决执行，誓死捍卫》、《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对阶级敌人就是要镇压》等。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区革筹，广西军区负责人为贯彻“七·三”布告发表讲话。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广西军区，区革筹在南宁人民公园召开１５万人参加的，“坚决拥护贯彻和捍卫“七·三”布告大会，韦国清在动员报告中号召：严惩一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为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扫清了道路。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南宁市革委，广西“联指”遵照区革筹、广西军区８日发出的“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以“治委会”之名，“清理”户口，抓捕了２８０多人，杀了３３人。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中午１２时，南宁市“四二二”一派控制的解放路、百货大楼、区展览馆等据点遭到猛烈炮轰，一朵朵烟云腾起，百货大楼所有的窗口都吐出浓浓的黑烟，大楼东侧象{瘫塌的碉堡，楼前的朝阳路，坑坑洼洼。大楼正西北边是朝阳广场，广场中间已被两尺多高的野草所遮盖，野草之中躺伏着军区和“联指”的炮手……。 百货大楼的南边是中华街和解放路，这是南宁市旧城的主要街道，多数是平民老百姓的矮小瓦房。这些重重叠叠的小瓦房的居民，被认为是“阶级成份特别复杂”，是“反共救国团的老巢”、“特务牛鬼蛇神的聚居点”。其实，此地居民，多是解放前贫穷的老百姓、小商小贩和自由职业者。解放虽已二十多年，他们赖以栖身的仍是这些小瓦房。今天，他们刚刚吃过午饭，许多人随即听到“呼呼”的炮弹头与空气磨擦声，还不及收回脚，巨大的声浪已把他抛上房顶，屋上的瓦片也被气浪震得粉碎，火像着了魔似的把房子噼噼叭叭地燃烧起来。
人们听到轰轰的炮声，接着是的机关枪扫射声，还有步枪，冲锋枪声。“四二二”的广播喇叭被炸哑了，南宁市上空只剩下“联指之声”还在广播：“‘四二二’一小撮阶级敌人，杀害我‘联指’战士，手段野蛮，罪恶滔天，今天他们又制造了一起震憾天下的血案………今天下午１８点５５分至约点３０分，解放路的土匪们竟敢向我敬爱的解放军开枪开炮，把炮打到广西军区大院内，致使我解放军多人伤亡，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种件事被广西军区报告给了中央。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六日，炮火更加猛烈，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街、博爱街、冒出滚滚的浓烟。
１６日，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常委，指示他们要“掩护群众救火”。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七日，解放军６９７７部队武装歼灭融安县“４·２２”农总，俘虏１２０多人，打死多人，缴获枪支１４０多支，尔后又抓捕８０多人。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广西军区、革筹小组在向中央报告：南宁市解放路、民生路、上国街、博爱街等民房起火，是“四二二”纵火焚烧居民房屋，据此要求派解放军对“阶级敌人”采取强制措施……。
南宁警备司令部发出通辑令抓的“反团”骨干，都是“四二二”派的，全南宁市有３，５４７人被列为“反团”分子（全是“四二二”观点的群众）。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南宁“警司”发布告《立即行动起来，扑灭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灾——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的报告中说：“阶级敌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纵火破坏，烧毁大量民房、商店和船只……”，还向中央呈上了《执行武装掩护部队、群众救火的报告》，称由于着火地区都在“四二二”的控制区域，情况复杂，暗堡火力点很多，需要作周密准备，采取的措施是，抽调四个连执行武装“掩护救火”任务，追捕缉拿反革命纵火犯及幕后策划者……。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广西日报》刊登的“誓把谢王岗、袁家柯批倒批臭”一文说：“谢王岗和蒋匪特务组织里应外合，发展特务组织，建立特务情报站……在担任钦州地委组织部长期间：利用职权安插了大批的特务、叛徒、地主恶霸、资本家在党政机关工作……”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午９日至１２点，军队和“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对准百货大楼开炮，大楼二、三楼起火燃烧。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凌晨４点，忻城、来宾、武宣、柳城、宜山、环江、象州、柳江等八县和合山矿、八一矿、柳州钢铁厂、柳州郊区“联指”３０００多人，攻打柳江县福塘区“造反大军”。
7月１９日，柳江郊区县洛满区革委会发出“洛满告急”，宣称１８日上午有１００多个全副武装的“４·２２”暴徒包围凤山公社“联指”纠察队。呼吁柳州，河池地区各县“联指”和柳州地市“联指”派出武装支持，围歼“暴徒”。当天柳州地市“联指”发出“关于洛满区“７·１８”反革命事件的严重声明”。
７月２１日柳江县革委会召开常委会会议，不是对讨论“洛满告急”后问题，而是讨论几县“联指”联合武装围剿福塘“４·２２”造反大军问题，会议决定２５日动手。会后县革委将攻打福塘的决定向军分区请示。柳州军分区请示广州军区同意攻打，并同意调动八县、两矿、一郊、一厂“联指”武装联合攻打福塘，并成立“剿匪”指挥部。柳江县革委主任、人武部政委宋吉月任总指挥、县革委副主任刘柏生任副总指挥、人武部副部长韦熙年、蒋传璞任副总指挥。忻城县革委主任孙廷国任参谋长，柳江县原县长梁水生任后勤部长，指挥部领导成员有王有余、蔡立志、刘云虎、谢遵宜等。
７月２４日凌晨４点，宋吉月命令：兵分三路，对福塘进行总攻击。然而，当时从柳州逃到福塘避难的柳州造反大军四、五十人（大部份是柳钢的，而且不少人家在福塘），在２３日前已逃离福塘了，只有当地“４·２２”观点的农民五、六十人。在“复位”包围后，分别逃上单华山、十二料山和良上村（地处深山里）。“联指”３０００多人搜山围村，抓获７０多人，立即枪杀２５人，经过几天围剿后，各县“联指”大部份撤离福塘，留下部份武装人员继续清剿“残匪”。在清剿中又枪杀打死１２０多个农民，柳江县“保卫队”韦德金在良上村见一妇女背着一个小孩从外面回来，说这妇人是“４·２２”的“情报员”，开枪把妇人打翻在地，妇人未断气，韦德金又补了一枪，妇人含冤死了，年仅两岁的小孩见妈妈被打死后，放声大哭嚎叫，韦德金又用石头把小孩砸死。“联指”联合攻打福塘，共打死１４６人，开支现金１００４００多元，粮食５３５８３斤。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
毛主席批示： 照办。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向全面的胜利迅猛发展。全国形势空前大好。陕西省同全国一样，正显示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西北和陕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最近以来，在全省一些地方，煽动，蒙蔽，欺骗少数人，不断挑起武斗，组成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一，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
二，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
三，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
四，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
五，拒不执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历次发布的有关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
中央认为，这是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罪行。
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这种反革命罪行，中央特再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地驻军，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向受蒙蔽的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启发他们自觉地起来揭发检举坏人。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在处理这类事件时，要注意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把一个组织的坏头头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把屡教不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同犯错误的群众区别开来。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在发生反革命事件时，要充份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坚决保护国家财产和维护革命秩序。
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广大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广大革命干部同志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牢牢地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同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指示
康生说：听说广西党校有个教员叫朱仁的，朱仁在座吗？（这时区党校“红浪”的朱仁站起来。）
总理：你是“四·二二”的吗？（朱答：是）你代表哪个“四·二二”？（朱答：现在的“四·二二”。）是代表现在在南宁放火的“四·二二”吗？熊一军是不是你们一起的？
康生：你是什么地方的人？（朱答：广西柳城县）家里是什么成份？（答：中农）你在党校做什么？（答：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在哪里学的？（答：东北师大）什么时候毕业的？（答：六零年）毕业后呢？（答：到广西党校）
康生：你什么时候来的？（答：四月二十一日来的）
总理：你是“控诉团”的？（答：我们是汇报团）你们出来时叫汇报团，现在叫“控诉团”了，你跟熊一军在一起吗？（答：没有见过）怪事！你们四月份来的，熊一军也来了嘛！
接着，总理、伯达、康生问：你们在北京开了几次会？在哪里开的？谁主持的？到了多少人？清华谁去了？
朱仁承认在清华主持了这次黑会，说有十几个省，三十多人参加。辽宁“八·三一”在会上提出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统一的组织——全国“造反派”总部。在会上有人谈到当前是两个司令部斗争。
曹东峰（西大“革联”）参加了这个会议。桂林“造反大军”有个人参加了半天。
总理：广东的武传斌，虽然他是革委会的常委，但他伪造介绍信，带一百多人来，做你们黑会的主席。两个当黑会主席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
总理：（生气地站起来对刘振林）我问你们，你们包围第三监狱、劳改工厂，对不对？（永胜：还成立了“接管监狱领导小组”。）你们组织成立“接管监狱领导小组”，是不是要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那里是劳改犯，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把军队的枪都抢了。你们“老多”要改个样子，不是去年那样了，今年变了，性质要变了，你们已经走到边缘了，快掉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第一，你们要承认错误，要向中央文革写出检讨；第二，今天就搬回去！第三，马上给家里打电话，一定要从第三监狱撤出去，由军队接管。那里有十年以上徒刑的劳改犯，有×千犯人，你们占领监狱是造谁的反？
（当桂林“造反大军”刘天偿谈到桂林市被农民包围和在机场挨打的问题时。）
总理：打人是错误的，“联指”已经写了检讨，态度是诚恳的。农民进城问题，军队劝他们回去，“联指”也劝他们回去。
温玉成：你们的所谓汇报团，在北京做了很多坏事。冲京西宾馆，再三劝说不听，打烂玻璃，打伤战士，派战士把你们送到和平里，你们把战土也打伤了，现在这个战土还在医院。你们说在和平里开了一次会，实际开了几次会造了很多谣。桂林“造反大军”的去了，你们开欢迎大会。到处串联，散布谣言。
黄永胜：你们讲：“别人来宾馆顶多两个小时就走了，我们呆了四十八个小时”；还说“坚持就是胜利！”
总理：梧州的火，“四·二二”要负主要责任，而且这种办法不仅在梧州，在柳州、南宁也都有发生。你们把杀人的、放火的。抢援越物资的、中断交通的，都说是受压的，还说别人是右倾翻案，这是反革命罪行，对这些人就是要实行专政嘛！
康生：（对苏振国）我问你，杀人、放火、抢援越物资的是不是反革命，镇压这些人叫不叫迫害？对杀人的、放火的、抢援越物资的，你到底怎么样对待？怎么样处理？（苏答：回去调查……）不能等回去，就要在这里处理。（苏：我们没抢援越物资）
总理、康生同时说：你们都是“造反大军”。
康生说：梧州搞成那个样子，你们怎么能看得下去，怎么能对得起群众？要让全国人民知道会怎么愤恨！
（苏振国：广西反革命两面派蒙蔽群众，……）
富治：这就是你们在北京贴大字报的口气，你们这就是反对“七·三”布告。
总理：“七·三”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立即停止武斗，交还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抢夺的援越抗美物资。
（当西大“革联”曹东峰说“四·二二”常委龙智铭等人是被开除的，不能代表“四·二二”时）
总理：你能代表“四·二二”吗？你是什么“四·二二”？我们请的“四·二二”的三十个代表为什么都不来？
法宪：南宁放火就是你们放的。
总理：房子烧了那么多，就是你们“四·二二”烧的。
法宪；七月二十一日，在民生路一带烧了一千多间房子，是不是你（指曹东峰）指挥的？
永胜：百货大楼是你们占的，火不是你们放的是谁放的？
（当曹东峰讲到“四·二二”的群众在他们一边，不在龙智铭等人一边时）
永胜：你这个话就不对，你们杀人、放火、抢东西就叫有群众，他们就没有群众？！你怎么知道他没有群众！
总理：“七·三”布告是镇压反革命的，你们说是“宣判了韦国清的死刑。”韦国清同志是中央委托的广西革筹小组负责人，他在援助越南人民抗法战争中有过贡献，今天越南人民还把他看成是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老战友。你们贴出这张标语，对中央是什么态度？你这张标语是向谁宣战？是向中央“七·三”布告宣战。你想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面对越南人民的国际主义的老战友，中央这样信任他，你们还这样搞！当然韦国清同志不是没有错误，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错误，检讨了嘛，你们都看到了嘛，有文字为证嘛！你贴出这样的标语不感到问题严重吗？
总理：你（对曹东峰）给石怀宇写封信，叫他把“四·二二”三十个人劝好，两天之内叫他们到北京来解决问题，不能听任“七·三”布告在广西不能实现了。我给你们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温玉成：你们（对朱仁、曹东峰）这些头头阻碍解放军战士到和平里宣传毛主席的指示。从明天起你们就要停止这种活动，不能阻止！
总理：朱仁要负主要责任。你不是学生，你是个教员，是出谋划策的人，又参加了清华、北航的黑串联会。现在桂林、柳州的都来了，就是南宁“四·二二”的三十个人不来，还继续放火、封锁邕江大桥。要停止武斗，恢复交通，这是马上要办的。给你们三十个代表不少了，不执行“七·三”布告就不能代表。
（朱仁说他们在和平里的人思想很混乱）
康生：不是他们思想混乱，主要是你们头头的思想混乱。你们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你们是站在阴沟里的黑司令部的路线上的。
总理：你们回去要好好传达这次会议精神，一定要把你们这六百多人的活动、串联黑会都写出来。
（朱仁：谢谢中央首长的关怀）
总理：现在讲柳州问题。柳州铁路不通，是关键问题。你们还打算停多久？（柳铁“工机联”王反修：马上通车）。你叫王反修？（总理站起来）你真反修还是假反修？你这个反修，要真正反修。你是学生出身，你不是王反修，是忘记了反修，是忘反修！你要承认，我们给你们那么多电话、电报，“七·三”布告下达又有二十多天了，铁路还不通，柳州这个关键过不去！你们是不是把抢去的援越弹药分了？
（王反修：“工机联”抢四千多箱，其他是“造反大军”抢的。）
你们全在柳江南岸，占的据点很多。
（王反修：我们请罪。）
总理：你们同“钢联指”能不能够合作？“钢联指”来了吗？
（“钢联指”张坚答：可以解决。但我们安全没有保证。）
你们（对王反修说）的黑老板还在不在后面指挥？你不是张炎的“秘书”吗？你要说实话。你们能不能保证双方不阻挡通车？
（王说从来没有阻挡过。）
怎能说从来没有阻挡呢！
（张坚：他们放脱轨器。）
对！只差五十秒钟，若不是解放军抢救，火车就要出事啦！
（王辩解说：只是一个学生放的，他不懂事。）
什么不懂事！这是反革命事件！
总理：（对柳州“造反大军”白鉴平）我向你，你们参加抢援越掸药，不能交出来吗？你们抢了一万一千八百箱，这不是小事！还有廖伟然，你们能在很短的时间交回吧！今天是二十五号了，你们要在一、两天通通交回来，你们明明知道是援越物资的列车嘛！一万一千多箱弹药，你们把火车拉到冷冻厂去 ，怎么分的，难道不知道？！
总理：你们组织里就没有“反共救国团”？广西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后面有黑手。“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他们有空子就钻进来。双方都要查。
总理：现在谈桂林问题。
（刘振林报告说：我们进占监狱的人，保证在今天下午三点钟以前撤出。）
总理：桂林“联指”曹铁军、李年生，你们也要保证，打电话回去。“造反大军”保证从监狱撤出，“联指”保证在“造反大军”撤出时不要打他们，双方保证。
（当“造反大军”提出“联指”抢了六千多条枪支问题时）
有没有这件事？
（“联揩”李年生答：有这件事）
你们承认有这件事，就把枪送回去。有错误要像刚才检讨打人那样，检讨了就很好嘛！
（刘振林提出“联指”不在协议上签字。）
你们一派起草的他们当然不干。一四一师韩更同志、分区景伯承同志，你们两人与他们双方一起，搞一个协议。
你们（指景伯承）支一派压一派，检查没有？（景：巳检讨。）
总理：景伯承是有亲一派疏一派的。你们（指一四一师、桂林军分区）双方都有不对的地方，你们两位（指韩、景）一个是一四一师的，一个是军分区的，要把桂林的问题好好解决。不只是解决桂林市的问题，还要解决好铁路沿线、全专区的问题，铁路的从冷水滩到永福。大概桂林市的问题，“老多”要多负一些责任；城外的问题，“联指”多负一些责任。
（当“联指”提出“造反大军”有一万多条枪时）
总理：（问一四一师韩更同志）“老多”手里有多少支枪？（韩答：不知道。）
永胜：你们一四一师送给“老多”枪，还说不知道？
总理：今天是二十五日，要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包括韩更，景伯承两位，都要保证。进城的农民要回去。（“联指”提出“造反大军”收留了很多外省人员）刘天偿你们“造反大军”也有农民进城吗？有没有外省人员流入桂林市？（刘答：一个也没有。）（韩更：有）你说没有，一四一师都承认了嘛。农民由部队劝他们回乡生产。外省人员由你们“造反大军”负责劝他们同去。你同意不同意？（刘答：同意）你们回去达成全面协议，要有效的保证铁路畅通，不要农民进城。
（当“联指”提出“造反大军”反对革命委员会时）
你们“老多”过去不是一向要支持桂林市革委会的吗？怎么也反对啦！这些问题，都要在协议上解决。
总理：革命委员会是要支持的，已经双方协商，上报批准，是合法机构，这是原则问题。但不能说革命委员会就不会做错事，有错改了就好，可以批评帮助嘛！但是，有人提出要打倒革委会，推翻革委会，是不行的！农民要人（指流窜到城市的坏人）是合理的，但是应该通过军队，不能抢，不能破坏城市的革命秩序。至于“造反大军”吸收了一些成份复杂的人，由他们自己清理。“联指”不能因为他们犯了错误就对他们冷淡，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嘛！当然，不能把过去反对过革委会作为前提。应该肯定地说“七·三”布告中，“四·二二”、“造反大军”包括“老多”方面的错误大。特别是中断铁路运输，放火烧那么多房子，严重得很！“七·三”布告发布后，还在北京说很多黑话，贴不少黑标语。尽管错误严重，允许改正。“联指”也不能压他们。曹东峰在北京干了那么多错事，我们还叫他写信回去，准许他改，将功折罪。刚才王反修不是认罪了嘛！也要看他们能不能认罪！
（当刘振林说到他们正在清理阶级队伍，还揪出了杨德华时）
总理说：对呀！杨德华是你们保的嘛！杨德华是要揪的！
总理：广西无论如何一派掌权是不行的，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如果联合不起来，广西这个局面就还要推迟，再推迟就会犯罪！广西打成什么样子了嘛！哪个省也没闹到你们那样！快两个月没有通车了，再不通还行呀！今天下午就要达成协议。非把铁路打通不可。要赶快通车。哪个违犯就要犯错误。对齐齐哈尔的司机那样对待就是反革命罪行。
不管哪一方抢解放军的武器弹药，都要迅速交回。再放火不行，双方抓的人都要放，劝进城的农民回去，铁路要达成协议。广西七月底要实现毛主席的批示，如果你们诚心跟坏人走，那是另外问题。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南宁联指再次攻打百货大楼，使用了高射机枪、四零火箭炮、七五无后座力炮以及土坦克发射上去的炸药包，大楼东北面墙彻底崩塌，二、三楼再次被大火燃烧，大楼附近的民房、机关宿舍全部中弹起火燃烧。
经过半个月炮火的摧残，解放路、南伦街、华强路，自强路，上国街，新华街、永宁街、和乐街等只剩下了断壁残垣。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六日，在宾阳县，全县每个公社都成批杀人。在军队革委会主任王建勋（６９４９部队副师长）、副主任王贵增（县人武部副政委）的直接指挥下，，打死所谓的“阶级敌人”３，６８１入（其中国家干部５１人，人民教师８７人，工人２７人，集体工７５入，农村居民３４４１人，致使１７６户全家灭绝。
一九六八年七月，博白县“在贯彻‘七三’布告过程中，全县各地不断发生乱抓、乱关、乱打、乱杀人的事件，到９月底为止，全县被打死的干部群众共３３７名。”在整个文革中，该县非正常死亡者达千人。（《博白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６１８页）
一九六八年七月下旬至八月初，扶绥县落实中共中央‘七三’布告，县革命委员会……层层召开现场会，揪斗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和‘牛鬼蛇神等……造成非正常死亡５００多人，致伤残多人，后果严重”。（《扶绥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９页）
一九六八年七月，平果县，在“刮十二级台风”中“全县被乱杀的７１５人，……被迫害至死的２１６人”。（《平果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４０１页）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１５时，联指开始对“四二二”派占据的展览馆发动武装大围剿。
据官方１９９０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记载：“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和南宁‘联指’武装人员围歼广西‘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参加围歼的解放军有六九一二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和炮兵第Ｘ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指挥所设在明园饭店，下午三时开始包围炮击。”（１１２页）
经过一阵猛烈炮击后，战斗从晚上打到８月１日８点，耗费高射炮弹６９０发，机关枪子弹１０００多发，冲锋枪、步枪子弹１７０００多发，终于消灭展览馆主要火力点。“联指”和军队冲进去共抓获“俘虏”４７３人，打死２３人。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革筹小组和军区负责人向中央检讨说：“我们对新‘四二二’所属展览馆据点实行强行‘进驻’和‘收缴武器’，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是严重错误，特向中央检讨，请中央给予批评。”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军区某些负责人命令６９１２、６９６６、６９３６部队和南宁、武鸣、邕宁、横县、崇左、上林、马山、玉林、贵县、陆川等县“联指”武斗人员大举包围“四二二”的解放路据点，那里的１２条街道被打成一片废墟…。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南宁地面上的围剿基本结束，打死反对派人员１４７０人，抓获“俘虏”６４４５人和居民２５００人。
事后，“联指”用翻斗车搬运尸体，运到二塘煤矿丢下废矿坑６８０具，就近火化６９４具，在朝阳沟掩埋７５具。
从解放路俘出的人员在中途被打死的有５２人，其中有一批“俘虏”路经“广州照相馆”门前时，２６人遭军队枪杀。
据不完全统计，到８日为止，抓获“俘虏”９８４５人，先后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当阳小学、五里亭小学、南宁幼师、区交通学校、区、市看守所等。其中关在区看守所的２６５人、区交通学校的７１１人、南宁幼师的４４１人，都被列入“杀人放火”、“四类分于”、“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和“反共救国团”的“要犯”“首犯”。
被“俘虏”的人员，交给各县拉回去“处理”７０１２人，其中被打死的有２３２４人，被当作“要犯”长期关押的有２４６人。南宁市解放路一带被解放军炮火轰毁的街巷有３３条，各种房子２８２０座（间），建筑面积４６万平方米，使街道的５个分社，１００００多户，５００００万多居民无家可归，财产损失价值６０００万元以上（同上，第１１５－１１６页）。
一九六八年，横县，乱打乱杀中“被无辜打死或被迫致死的有一千多人”。（《横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５页）~}
一九六八年，阳朔县，“全县文革中打死六百三十九人”。（《阳朔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６页）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日，《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对阶级敌人就是要镇压》，
社论说：这些“阶级敌人”在农村呆不下去，纷纷跑到各大中城市。因此，全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行动起来，把“阶级敌人”投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桂林市“八·二零”事件
６８年８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主持会议，
广西军区的吴华，桂林市武装部长陈秉德，桂林军分区司令景伯承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桂林市落实“七·三”布告，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决“４·２２”桂林“老多”据点。
８月１７日，桂林军分区司令景伯承，在步校主持召开各县武斗民兵团负责人及县武装部第一把手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参加了会议并讲话：“桂林问题肯定要解决，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搞乾净”。
８月１８日，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代表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到桂林，在３０１部队驻地开核心会议，紧急布置军事行动，宣读解释“八·二零”公告。魏佑铸说“八·二零”公告表明依靠的是“联指”，镇压的是“４·２２”桂林“老多”。
８月１９日在１０４部队驻地景伯承、慕石起主持召开１２县民兵团负责人会议，布置了“八·二零”行动。
８月２０日以桂林地、市、革委会名义和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署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行动前收缴了“造反大军”的武器，市革委会以“联指”武斗人员为主体编了２０００多人的“工人纠察队”，配备精良武器。“工纠”武装人员、各县民兵，其它“联指”成员以及反戈一击的原“造反大军”部份成员共一万多人，组编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大规模搜捕。这一错误行动中被抓、被打、被杀、被抄家、被错批、错斗者约万余人。
８月２９日陈秉德号召刮１２级台风，３０日全市大游斗。８月２０日开始的抓、抄、游斗风持续了一个多月。
９月４日的一次游斗中兴安中学学生蒋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枪向着被游斗的对象连续开枪射击７发子弹打死６人（此人７４年入党任大队支书，大队长）。
据桂林市革委会６８年向区革委汇报：“八·二零”到“九·二零”一个月打死９０多人。据处遗办统计“八·二零”至年底杀死１６０人，批斗死，游斗死９４人，自杀９１人，总计３４５人，超过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０日前武斗中死人２６７人的３０％。至于各单位私立公堂，随意关押拷打批斗这种现象延续的更长。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柳州军分区调动８县两矿一郊的“联指”武装人员联合攻打柳江县福塘的“四二二”据点，打死１４６人，共用去现金１０万４千多元，吃去粮食５万多斤。
一九六八年七月至八月一个多月中，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专、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以“七·三”布告为武器，镇压阶级敌人，全区共死８４０００多人。其中：
宾阳县死３９５１人。
贵县死３１３８人。其中国家干部及职工２６３人，教师１５６人，学生４７人，居民１０６人，农民１３１１人，其它１２５５人。
临桂县死２０５１人，其中国家干部３２６人。
灵山县死３２２２人，其中有三个公社杀人均在５００人以上，２８７个大队都发生乱杀人事件。
桂林市死１１２８人，其中：干部、工人５５６人，全市冤、假、错案１１５２２起。
天等县死１６５１人。上思县杀１７０１人，占当时全县人口１．３３％。
钦州地区７个县市失踪１０３５９人。
玉林地区杀１０１５６人。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8.20； 中发 ［68］ 134 号
毛主席批示： 照办。
中央同意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热烈祝贺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胜利诞生。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广西地处祖国的南疆，是援越抗美的前哨。居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曾经是桂系军阀的老巢，隐藏了一批特务，叛徒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薄一波，安子文及其在中南，广西的代理人王任重，贺希明，谢王岗之流，长期以来，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西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紧紧地团结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阶级敌人进行了反复的较量，揭露了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广西的代理人的反革命面目，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成绩。
中央同意由韦国清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欧致富等十二位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三名副主任名额，待以后增补。
中央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一系列最新指示，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要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广泛更深入地宣传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大造革命声势，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引导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认真作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其他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要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中南，广西的代理人王任重，贺希明，谢王岗之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倒批臭。要彻底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要及时地识破和粉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阴谋诡计。要进一步批判山头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各种表现。
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充份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军内团结和军政团结。认真落实毛主席“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指示。
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事业，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要继续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进一步作好援越抗美工作。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歼灭敢于来犯的美蒋匪帮，巩固边防，保卫祖国。
中央相信：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一定能够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要实行革命化，精兵简政，联系群众，实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其他革命群众，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把广西壮族自治区精神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上思县革委会张贴“剿匪”布告。布告说：“凡窝匪，通匪，济匪者与匪同罪。”要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挖黑窝、拔钉子的清匪运动。”段振邦在公正公社大会上宣布：“谁跟山上土匪有联系，一律枪毙！”这样一场指鹿为马、玉石俱焚的大屠杀，终于落到了“４·２２”派和持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身上，给他们冠以“通匪，济匪，窝匪”之罪名，“与枯那反革命事件”有关者通通与匪同罪，大抓大捕１６７１人，惨遭杀害９７３人，其中国家干部１４９人，特别严重的是枯那大队被冤杀了６１名无辜的平民百姓。
５月１７日，上思县革委会常委、人武部长、公检法军管主任段振邦召开各公社领导、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以民兵“枪换肩”为名布置收缴“４·２２”中民兵的枪支，装备“联指”。枯那大队“联指”民兵营长梁国雄奉段振邦之令，策划收缴“４·２２”派民兵的枪支，大队治保主任宁协利拒不交枪给“联指”并开枪打死李巨才。
事件发生后，段振邦向钦州军分区谎报说，5月２７日发现枯那大队有土匪三、四十人，全副武装伏击我民兵，疯狂向我民兵开枪射击……（见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６８）军营字第１０号“五月份主要敌社情况及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保卫组”《情况反映》第七期）段振邦在谎报“匪情”的同时，派副部长韩刚生率“联指”武装民兵２００多人开赴枯那“剿匪”，一无所获。
７月９日钦州地区公检法军营弄清了事情真相，向自治区报告了实情“枯那大队并未发现土匪”。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议保卫组相应于７月２５日《情况反映》第十期中，明确更正道，“我组织印的《情况反映》第七期通报上思发现土匪活动，情况经查实没有土匪活动……”澄清了事件。
段振邦于８月１６日又向钦州军分区报告请示广西军区，军区命令：“要搞掉他！”于是县人武部立即成立“剿匪”指挥部，段振邦和驻军营长承以负责“剿匪”。钦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杨伊铭前来坐镇“剿匪”。调动本县“联指”民兵和钦州东兴县“联指”民兵及部队共１０００多人包围上思“匪区”，设卡搜山，沿户清查，伏击聚歼。结果，依然没有发现一个土匪。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热烈欢呼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有极其伟大的战略意义，为我们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指出了根本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区革委会，广西军区给广西各军分区，柳州，柳铁“支左”联合办公室，２２０师，独立一，二师，空七军，二零分部，各边防站发出“坚决制止乱杀人、乱抓人的通知”的电报。
下面这一部份具体数字，是今天经由民间调查而获得的，可供参考：
灵山县被打死３２００多人；
都安县被打死４４１人；
开鸣县被打死６９８人；
宾阳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３６８１人；
上林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１９０６人；
蒙山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８５０余人，其中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私刑致死６０３人；
百色地区被打死１０７３人；
河池地区被打死７０００多人，其中有五个县被打死千人以上。
据官方县志的记载，文化革命中广西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尤其是在１９６８年韦国清等人下令的对反对派“四二二”的“刮十二级台风”中的死者远远高于其它各省。
六、“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案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第一号文件：《宣 言》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 第二号文件：《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端的意见》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致中国人民解放军玉林军分区政治部、司令部的信
七、十月政变后对革命革命干部和群众的镇压
一九八三年，原“联指”头头担任省革委会领导职务的人均遭镇压：
颜景堂（广西大学学生，1973年任自治区共青团委书记），
邓文光（区建一公司工人，1973年任区总工会副主任）
李家海（南宁橡胶厂间指导员，1973年任区总工会副主任），
廖炜雄（区党委组织部干部，后升任区党委常委）
先后被判刑或开除党籍。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八年以后的广西文革资料，暂时还没有收集到。
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广西省委和广西军区都曾经犯过方向路线错误，比较其它省来说，属于一般。
二、广西的革命群众组织很早就起来批判省委的错误，它们是有贡献的。
三、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后，由于广西军区支持“联指”，压制“工总”，革命群众组织分裂为“四·二二”和“联指”两大派。并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以后发生武斗。这以后一段时间，“联指”派搞武斗比较主动。
四、由于中央反复做工作，韦国清、广西军区都检查了自己的错误，群众组织双方达成停止武斗恢复铁路交通的协议，中央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作出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成立了广西革筹小组。这时，广西的形势是很好的。
五、一九六八年一月以后，两派武斗、乱杀无辜、清查反团轮番上演并不断升级：
1，一、二月份，玉林、灵山、融安等地发生武斗，由于“联指”派有人武部的支持，处于强势；“四·二二”处于弱势。一般称之为“围剿”与“反围剿”。
2，二月下旬，一些县开始发生乱杀现象：
二月二十八日，大新县武装部长周永山提出：为迎接县革委会的成立，对不守法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实行专政，不要心慈手软，会议后实行所谓群众专政，自县抓促会议结束到县革委成立的１７天内，全县杀２３９人。
二月，合浦县县城及各公社先后召开批斗大会，刮起了一股乱杀人的歪风，至５月间，全县被杀和被迫害致死９６１人”。
三月十六日，天等县革委会成立，县武装部长马政华强调为树立正气，压倒邪气，保卫新生红色政权，每个乡干掉个把罪大恶极、民愤大的四类分子或坏头头。在马政华等人的多次布置和组织策划下，从３月８日至２７日的十多天里，全县发生１９０多起杀人事件，共杀害６３０多人，仅３月１８日的一天发生３１起杀人案件，杀害１０２人。祥元乡两起杀人事件，共杀４６人，造成１６户无男人，９户灭绝。死者农会冲的女儿，被凶手黄正建等人轮奸后强迫嫁给凶手农朝丰。死者农朝权、农良宁的妻子被强嫁给凶手黄正健、蒙加丰为妻。各社、队普遍出现乱杀人事件，至年底全县被打死、迫害致死１６５１人”。
三月十八日，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给军分区的情况反映（３月５日至１２日全专区共杀人２０００左右，其中灵山县杀了１０００多人，（注，这时在钦州地区上思县、防城县、灵山县等已杀人成风，一些大队民兵营、治保主任、公社武装部长到处鼓吹杀人）
三月十九日，崇左县武装部政委马风池到天等县，参加天等县革委会成立的代表大会。崇左县负责人张洪恩讲话说“天等县红色政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我们要向天等学习，也要用枪杆子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结果筹备成立革委会前就杀死９４人。
三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二十二日，贵县石龙公社，松英大队覃锡明（原乡长）等分１２批用枪棍、锄手段打死无辜群众４０人，（其中未成年的１２人，还有双目失明老妇人，未满１０个月的婴儿）有１３户男性全被杀光，杀后洗劫被杀害者财物。
四月十五日，浦北县北通公社旱田大队革委主任策划杀２２人，规定看守民兵每人每天补助五角钱，三个民兵负责杀一个人，得三元赏钱，三个晚上共杀２２人（其中杀绝五户）。杀人前进行搜刮，没收家产，规定地富寡妇及其女儿出嫁需经过“双打”委员会批准（“双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张玉使，符冠英，何迁兰，卢秀珍等二十四人改嫁时被大队，生产队征税费和两女出嫁费共８９４元，有帐可查，旱田大队杀人前后共索取钱物３０６６．４１元，全部被吃喝完。
四月十五日，北通公社十专学大队在４月１３日听了地区革委主任王晓峰电话会议的讲话后，４月１４日召开大队及革委领导成员会议研究决定于第二天（４月１５日）杀２４人，４月１６日又杀５２人。从４月５日至五月６日杀５６户９２人（其中１５户被杀绝，１户１７人被杀１３人），黄芝珍等（大队治保主任是这次大屠杀的主谋共刮死者财物２７０１．２７元（内改嫁证明费２１８元，设卡哨搜人身４１５１元，收生产队上交杀人费１０１６．４０元），大米７６９斤。
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陆川县部署“十二级台风”，掀起了杀人的新高潮，全县１１个公社１５５个大队，有１５４个大队布置杀人，全县共杀害１２２９人。由于专区革委会布置刮“十二级台风”，全专区文革中死亡１０１５６人，其中大部份是在刮“１２级台风”中被杀害的。
六月十五日，罗成么佬族自治县，“在县城广场召开‘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亦称万人对敌斗争大会）。有县、区、公社、生产队干部８９９８人参加，错误批斗１５０多人，其中死５９人。之后，乱杀人风遍及全县，致死全县１３８９名干部群众无辜死亡”。
3，四月份，各地革筹小组、联指更明确地把矛头指向“四·二二”。
三月下旬，陆川县“联指”在武装部支持下，策划对“４·２２”围剿。“４·２２”派被杀１１０人，受牵连审查一万多人，原县委书记周履光等八人被集体枪杀后，用炸药毁尸。后称“３·２４”事件。
四月九日，《广西联指报》在一版发表社论：向“阶级敌人”刮起１２级台风，声称：韦老爷（韦国清）出钱，军区出枪，“联指”出人，向“阶级敌人”主动地不停顿地发起猛烈的攻击，向“阶级敌人”刮起１２级台风。
四月上旬，巴马瑶族自治县，“４·２２”部份人从县城撤至羌圩公社下乙屯，县武装部副部长李彦智，羌圩公社武装部长卢金珊，副部长黄正业，已圩大队革委会主任覃德强等人为首，组织民兵和“联指”数百人武装围剿少数派“４·２２”，此次共杀害３０户（全屯４６户）杀死５６人，烧毁民房４４户１３３间（全屯１４０间）估计财产损失约七万多元。
四月十三日，贵县举行庆祝革委会成立大会，在革委会名单中，由于把“联指”头头当作“４·２２”代表参加革委会，引起“４·２２”不满，说革委会是县人武部包办代替的“派委会”“假委会”，并冲击庆祝大会。“联指”开枪打死了一个小孩刘小圈，“４·２２”抬刘小圈尸体冲击大会主席台，撕毁大会横额，砸烂县革委会牌子，这就是贵县“４·１３”事件。事件后贵县“联指”以“４·２２”破坏红色政权为由，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并研究镇压“４·２２”的方案，提出刮“１２级台风”（大屠杀）。一是围攻炸毁“４·２２”据点，二是清理街道，抓人杀人。在１０天时间里，捕了数百人，除当场打死外，其余分别关押。从“４·１３”后的一个月，将关押的全部枪杀，在贵县城区被杀害和迫害致死的２３０多人。各公社效法县城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贫下中农法庭”，召开大会搞示范杀人。公开杀害群众３８人，斗死９０多人。据统计，全县５、６月份有２１２９人被斗、打或被杀死”
四月二十一日，龙州县“联指”和人武部，公检法军管会的干部武装包围“４·２２”“工总”工商联据点，“俘虏”９０多人，将１２人作为坏头头枪杀。事件开始发生时，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邱玉金不同意攻打，但县革委会主任常玉善坚持要打，攻打之后杀了一批人，南宁地区不作处理。结果致使该县继续杀人，从四月至六月共打死杀死１７７人，占全县在文革中死亡人数的４０％。
四月三十日，广西驻军８个连的解放军战士接到命令，和民兵一起开赴宁明县的上石公社，对宁明“上石农总”进行武装围剿。５月１日打下“上石农总”，俘虏三、四十人，“上石农总”被定为反动组织，有４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判各种徒刑的达２２人，有４人判劳改关押在途中死亡，在围剿和批斗中打死和逼死１０８人。（１９８０年，南宁地区中级法院与宁明县公检法组成此案调查组，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制定反革命计划和行动纲领”的东西，不知道把这么多人判处“死刑”的“证据”是什么。）
五月三日，区革筹、广西军区面对灵山、合浦、东兴、上思、马山、横县、博白、陆川等县“联指”下属的一些组织乱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五类分子”，向个专区（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发出“关于制止乱杀人的歪风的指示”的电报。
但杀人行动并没有停止，一直延续到五月中旬。
五月十一日，广西各专市县成立革委会后，不少地方刮起了乱杀人的歪风，到今天为止，全区共杀１８０００多人。
五月十二日，广西“联指”总指挥部通过所属的“沥血兵”搞“禽兽展览”（活人展览）。“沥血兵”将关押在“联指”总指挥部的不同观点的林执真（原区水电厅副厅长）、张祖贵（原地质局处长）、黄海泉（原钦州地区手工业经理部副经理），“４·２２”“雄鹰”成员以及孔祥兴、黄强、张飞、方少华、黎子竟等二十人拉到南宁市北大路建筑研究所，关进木笼，强行组织群众前来观看“禽兽”。展览三天时间。尔后广西“联指”搞“禽兽”展览遍及全区，受害者达１００００多人。
五月十三日，武宣县“联指”攻打“造反大军”（４·２２），原因是５月４日武宣“红卫兵团”（造反大军）抓获桐岭公社“联指”梁达坚，并收走了１２０多元钱和一些衣物，数日后“红卫兵团”（４·２２）释放了梁达坚而未退钱物，“联指”总部就以“武宣县贫下中农指挥部”名义调集６００人并请贵县“联指”３００多人支援，共９００多人对“造反大军”的北楼、北街、武宣小学据点，执行武装包围，打死９７人毁掉房屋６７间价值３７９００元；共有３７户被抄家，抄去财物价值２６６００多元。
五月二十四日，地处钟山县的平桂矿务局“４·２２”被围剿。
贺县、钟山、富川、昭平县和梧州地市“联指”，在人武部和革委会的策动下，调集５６００多人到平桂围剿只有８００多人的“４·２２”派群众。这场围剿持续５０多天时间，从５月２４日开始到７月８日结束。
五月底至六月上旬，柳州“联指”为了配合“大部队”进攻柳州“造反大军”，“联指”的“保卫部”梁国开、周继才、覃绍昌等骨干研究决定，提前处理关押在柳州市礼堂，不同观点的“审查对象”，分五批拉到柳江河边杀害，共杀害有名单的４２人，有的被铁丝捆绑手脚推下江河淹死，有的拉到河边集体枪杀。杨兰生、杨岩生两兄弟漂流到远处上岸。而杨岩生上岸后不久，又被重新抓获，拉到河边再次杀害，尸体推下河里。
六月十二日，桂林“联指”的“桂保总”在桂林南站对面东方红饭店语录牌楼建立的一个专门关押人的“看守所”内，先后关押了２５８人，其中被迫害致死３５人，致伤致死７５人。（７月１４日中午前来参加桂林围剿“造反大军”的平乐县武斗人员伍学强、林海、廖昌辉、候永成、唐桥生等２４人，冲上“看守所”楼上将被关押的桂林针织厂职工唐跃武和候霉、李江、白先德、马震鹏、秦恩深等１２人拉到桂林十一中对面树林里集体枪杀。）
七月十七日，解放军６９７７部队武装歼灭融安县“４·２２”农总，俘虏１２０多人，打死多人，缴获枪支１４０多支，尔后又抓捕８０多人。
七月二十四日凌晨４点，忻城、来宾、武宣、柳城、宜山、环江、象州、柳江等八县和合山矿、八一矿、柳州钢铁厂、柳州郊区“联指”３０００多人，攻打柳江县福塘区“造反大军”。
7月１９日，柳江郊区县洛满区革委会发出“洛满告急”，宣称１８日上午有１００多个全副武装的“４·２２”暴徒包围凤山公社“联指”纠察队。呼吁柳州，河池地区各县“联指”和柳州地市“联指”派出武装支持，围歼“暴徒”。当天柳州地市“联指”发出“关于洛满区“７·１８”反革命事件的严重声明”。
７月２１日柳江县革委会召开常委会会议，不是对讨论“洛满告急”后问题，而是讨论几县“联指”联合武装围剿福塘“４·２２”造反大军问题，会议决定２５日动手。会后县革委将攻打福塘的决定向军分区请示。柳州军分区请示广州军区同意攻打，并同意调动八县、两矿、一郊、一厂“联指”武装联合攻打福塘，并成立“剿匪”指挥部。柳江县革委主任、人武部政委宋吉月任总指挥、县革委副主任刘柏生任副总指挥、人武部副部长韦熙年、蒋传璞任副总指挥。忻城县革委主任孙廷国任参谋长，柳江县原县长梁水生任后勤部长，指挥部领导成员有王有余、蔡立志、刘云虎、谢遵宜等。
７月２４日凌晨４点，宋吉月命令：兵分三路，对福塘进行总攻击。然而，当时从柳州逃到福塘避难的柳州造反大军四、五十人（大部份是柳钢的，而且不少人家在福塘），在２３日前已逃离福塘了，只有当地“４·２２”观点的农民五、六十人。在“复位”包围后，分别逃上单华山、十二料山和良上村（地处深山里）。“联指”３０００多人搜山围村，抓获７０多人，立即枪杀２５人，经过几天围剿后，各县“联指”大部份撤离福塘，留下部份武装人员继续清剿“残匪”。在清剿中又枪杀打死１２０多个农民，柳江县“保卫队”韦德金在良上村见一妇女背着一个小孩从外面回来，说这妇人是“４·２２”的“情报员”，开枪把妇人打翻在地，妇人未断气，韦德金又补了一枪，妇人含冤死了，年仅两岁的小孩见妈妈被打死后，放声大哭嚎叫，韦德金又用石头把小孩砸死。“联指”联合攻打福塘，共打死１４６人，开支现金１００４００多元，粮食５３５８３斤。
4，杀四类份子、杀“四·二二”都不名正言顺了，又提出了一个新名目：侦破“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
五月十七日，韦国清为向中央提交一份重要报告，说在广西“破获了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经捕获团长１人，副团长３人，政治部主任３人，经济部长１人，支队长４人，联络站负责人共６３人。缴获反革命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讯地址及部份枪支弹药等罪证。”“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发展组织的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四二二’派的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
同时，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全区各级革委会下达的题目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中说：“我区破获的‘反团’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不仅涉及面广，且敌人钻进群众组织利用派性发展串连……当前该案工作重心是集中罪证、集中主犯、追组织、追联系。”
六月十七日，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发布的关于破获“反团”的公告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混入了群众组织中，有的当了群众组织的头头，打着造反旗号，狡猾地利用群众组织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其组织。公告强调，要动员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派的自称）立即行动起来，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彻底清除这个反革命组织。
广西各地区、县以至农村中清查反团的概况：
玉林地区被诬为“反团”的有５２１３人，厅级干部１人，县级十部２３人；
百色地区仅仅那坡县—个县就逼出“反团”４０名“团长”；
都安县县长、副县长被诬为“反团”指挥，县委副书记、粮食局副局长、农业局长、公安局长、粮食局长、法院院长等都被诬为与“反团”有关，迫害致死，全县１１天打死３３８人；
整个河池地区被打逼死７８６４人；
钦州地区７个县市打死、逼死、失踪人数达１０，４２０人；
在柳州地区柳江县，打死了所谓“反团”分子以后，把死者的人头割下来，贴上“反团”标记挂在德圩、拉堡圩示众。仅防城县的一个黄竹塘大队，就因为“反共救国团”案而“捆绑吊打致死６人，被迫自杀１７人（救活１３人），暗杀３人，外逃１人，重伤２１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惨案”
六月底至七月初，武鸣县各公社陆续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反共救国团”。因为公告编造了“反共救国团”狂叫“杀贫农”的纲领，二十年前的贫农被煽动起来杀二十年前的地主富农。在会上当场被打死的及会后被迫自杀的多达八百五十六人，死者大多数是“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及其亲属。
武鸣县的一个公社，在赶集时将六十多人押到墟场，一字排开，用铁锤逐一砸开脑门。
相邻一个公社，将四十多名“反”字号押到集上，全部用乱棍打死。
武鸣县“自开声讨会至追查结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一千五百四十六人。”
整个武鸣县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约两千五百人，其中“农村居民二一七六人”，而非正常死亡的“农村居民”中，“四类分子及其部份亲属一千八百多人。”
武鸣县华侨农场有两三万人，大部份是华侨，一般都是“四·二二”派成员，受到武装部军人的屠杀。武鸣华侨农场１３００人集体上京告状，要求中央保障归侨人身安全。当时的县革委、人武部头头ＸＸＸ调动民兵在双桥乡拦截，当场抓捕７４人，归侨崔光荣当天被枪杀。后来逼出—个“反共救国团武呜华侨农场支队”，并宣布上京告状是反革命事件。归侨和国内职工１３３７人被列为审查、斗争对象，其中有２２１人被抓捕，２０２人被关押，１６２人被吊打，１０７人被打逼死，３４１户人家被抄。驻扎当地的野战军有些部队支持“四·二二”，不得不派了一个连去缴了县武装部的械，才止住屠杀。
这个“反团”案到１９８３年已平反，是个冤假错案。
5，七月，南宁市又发生两派大规模武斗
七月十五日，中午１２时，南宁市“四二二”一派控制的解放路、百货大楼、区展览馆等据点遭到猛烈炮轰，一朵朵烟云腾起，百货大楼所有的窗口都吐出浓浓的黑烟，大楼东侧象{瘫塌的碉堡，楼前的朝阳路，坑坑洼洼。大楼正西北边是朝阳广场，广场中间已被两尺多高的野草所遮盖，野草之中躺伏着军区和“联指”的炮手……。 百货大楼的南边是中华街和解放路，这是南宁市旧城的主要街道，多数是平民老百姓的矮小瓦房。这些重重叠叠的小瓦房的居民，被认为是“阶级成份特别复杂”，是“反共救国团的老巢”、“特务牛鬼蛇神的聚居点”。其实，此地居民，多是解放前贫穷的老百姓、小商小贩和自由职业者。解放虽已二十多年，他们赖以栖身的仍是这些小瓦房。今天，他们刚刚吃过午饭，许多人随即听到“呼呼”的炮弹头与空气磨擦声，还不及收回脚，巨大的声浪已把他抛上房顶，屋上的瓦片也被气浪震得粉碎，火像着了魔似的把房子噼噼叭叭地燃烧起来。
人们听到轰轰的炮声，接着是的机关枪扫射声，还有步枪，冲锋枪声。“四二二”的广播喇叭被炸哑了，南宁市上空只剩下“联指之声”还在广播：“‘四二二’一小撮阶级敌人，杀害我‘联指’战士，手段野蛮，罪恶滔天，今天他们又制造了一起震憾天下的血案………今天下午１８点５５分至约点３０分，解放路的土匪们竟敢向我敬爱的解放军开枪开炮，把炮打到广西军区大院内，致使我解放军多人伤亡，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种件事被广西军区报告给了中央。
七月十六日，炮火更加猛烈，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街、博爱街、冒出滚滚的浓烟。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常委，指示他们要“掩护群众救火”。
七月十八日，广西军区、革筹小组在向中央报告：南宁市解放路、民生路、上国街、博爱街等民房起火，是“四二二”纵火焚烧居民房屋，据此要求派解放军对“阶级敌人”采取强制措施……。
七月十九日，南宁“警司”发布告《立即行动起来，扑灭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灾——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的报告中说：“阶级敌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纵火破坏，烧毁大量民房、商店和船只……”，还向中央呈上了《执行武装掩护部队、群众救火的报告》，称由于着火地区都在“四二二”的控制区域，情况复杂，暗堡火力点很多，需要作周密准备，采取的措施是，抽调四个连执行武装“掩护救火”任务，追捕缉拿反革命纵火犯及幕后策划者……。
七月二十一日，上午９日至１２点，军队和“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对准百货大楼开炮，大楼二、三楼起火燃烧。
南宁市的几条街道被焚毁，两派相互指责，从实际情况来看，军队和联指开了炮，“四·二二”也有个别坏头头叫人放了火。
六、在两派武斗中，“四·二二”也犯了严重错误。
1，破坏广西两派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柳州铁路局两派《关于实现柳铁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一九六八年二月，柳州铁路局工机联“４·２２”《红卫兵战报》发表编辑部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作者肖晋云，因写作此文，１９６８年３月３１日在柳州被官方逮捕），号召反对缴枪。
2，破坏铁路交通，不能恢复通车；“七·三”布告下达又有二十多天了，铁路还不通，柳州这个关键过不去！在铁道上放脱轨器，只差五十秒钟，若不是解放军抢救，火车就要出事（王反修辩解说：只是一个学生放的，他不懂事。）
3，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五月二十一日，拂晓，柳州“造反大军”（４·２２）头头白鉴平、廖伟严和“柳铁工机联”头头王反修、李振岭为了对付“联指”的武装围剿，组织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五三八”列车调度段抢援越军列八个车皮的武装弹药，一万一千多箱弹药，把火车拉到冷冻厂去。王反修、李振岭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了收条。把抢去的援越弹药分了：“工机联”抢四千多箱，其他是“造反大军”抢的。
4，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5，在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七·三”、“七·二四”布告以后，拒不执行，继续顽抗；
6，梧州的火，“四·二二”要负主要责任，而且这种办法不仅在梧州，在柳州、南宁也都有发生。七月二十一日，在民生路一带烧了一千多间房子。七月二十五日，南宁“四·二二”的三十个人不来北京开会，还继续放火、封锁邕江大桥。把杀人的、放火的、抢援越物资的、中断交通的，都说是受压的，还说别人是右倾翻案。
7，包围第三监狱、劳改工厂（那里有十年以上徒刑的劳改犯，有×千犯人），成立“接管监狱领导小组”。
8，参加并主持了五月在北京举行的所谓全国造反派会议。朱仁承认在清华主持了这次黑会，说有十几个省，三十多人参加。辽宁“八·三一”在会上提出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统一的组织——全国“造反派”总部。在会上有人谈到当前是两个司令部斗争。
9，汇报团在北京冲京西宾馆，再三劝说不听，打烂玻璃，打伤战士，还讲：“别人来宾馆顶多两个小时就走了，我们呆了四十八个小时”；还说“坚持就是胜利！”把送到和平里的战土也打伤了。
七、广西的问题，韦国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一，六八年以后广西的武斗，实质上是掌权的人武部和联指对“四·二二”派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在一些地方，确实存在右倾翻案的问题。虽然没有证据说明，这些行动都是韦国清布置策划的，但他也没有与这种错误行动作斗争。
第二，广西的乱杀无辜，都是在县级领导机关统一指挥下进行的，全国第一。区革筹、广西军区面对灵山、合浦、东兴、上思、马山、横县、博白、陆川等县“联指”下属的一些组织，从三月开始，乱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五类分子”，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才向个专区（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发出“关于制止乱杀人的歪风的指示”的电报。区革筹、广西军区实际起到了包庇纵容的作用。
第三，韦国清制造了所谓“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冤案：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韦国清为向中央提交一份重要报告，说在广西“破获了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同时，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全区各级革委会下达的题目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发布了关于破获“反团”的公告。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广西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召开３万人大会欢呼“七·三布告”的公布，接着广西军区负责人宣布谢王岗、袁家柯为国民党大特务、假党员、走资派等。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发表讲话说：“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小将揭发，谢王岗、袁家柯是三反分子、走资派……。”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广西军区，区革筹在南宁人民公园召开１５万人参加的，“坚决拥护贯彻和捍卫“七·三”布告大会，韦国清在动员报告中号召：严惩一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为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扫清了道路。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南宁警备司令部发出通辑令抓的“反团”骨干，都是“四二二”派的，全南宁市有３，５４７人被列为“反团”分子（全是“四二二”观点的群众）。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广西日报》刊登的“誓把谢王岗、袁家柯批倒批臭”一文说：“谢王岗和蒋匪特务组织里应外合，发展特务组织，建立特务情报站……在担任钦州地委组织部长期间：利用职权安插了大批的特务、叛徒、地主恶霸、资本家在党政机关工作……”
八、广西的问题，中央也有许多失察的地方：广西的武斗，中央始终认为是两派斗争，实质上六八年以后是掌权的人武部和联指对“四·二二”派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广西的乱杀无辜，中央没有严察和严惩；韦国清上报的“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假案，中央也偏听偏信，周恩来在七·二五会议上还说：你们组织里就没有“反共救国团”？广西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后面有黑手。“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他们有空子就钻进来。双方都要查。造成了严重后果。
九、有人说：广西两大派“四次闹到周恩来总理那里，要周总理公断谁是‘革命群众组织’。第一第二次接见两派代表，周总理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两派相安无事。第三次接见两派代表，周总理说广西造反派是革命群众组织。”“一九六八年夏，周总理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宣布广西造反派为反革命组织。”
也有人指出上述说法不准确：在“七二五”讲话中，并无直接宣布广西“四二二”派为“反革命组织”的明确结论。不过，通篇讲话中，确实充满了对“四二二”派的猛烈抨击和严厉谴责，语气之尖锐，措辞之激烈，是文革时中央领导人对群众组织代表讲话中少有的。确实给人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之感。这样一些讲话传达下去，当然就会被认定是周恩来宣布“四二二是反革命组织”了。
其实，周恩来的七·二五讲话非常明确：
革命委员会是要支持的，已经双方协商，上报批准，是合法机构，这是原则问题。但不能说革命委员会就不会做错事，有错改了就好，可以批评帮助嘛！但是，有人提出要打倒革委会，推翻革委会，是不行的！农民要人（指流窜到城市的坏人）是合理的，但是应该通过军队，不能抢，不能破坏城市的革命秩序。至于“造反大军”吸收了一些成份复杂的人，由他们自己清理。“联指”不能因为他们犯了错误就对他们冷淡，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嘛！当然，不能把过去反对过革委会作为前提。应该肯定地说“七·三”布告中，“四·二二”、“造反大军”包括“老多”方面的错误大。特别是中断铁路运输，放火烧那么多房子，严重得很！“七·三”布告发布后，还在北京说很多黑话，贴不少黑标语。尽管错误严重，允许改正。“联指”也不能压他们。曹东峰在北京干了那么多错事，我们还叫他写信回去，准许他改，将功折罪。刚才王反修不是认罪了嘛！也要看他们能不能认罪！
“尽管错误严重，允许改正。”“准许他改，将功折罪。”这里既没有宣布广西造反派为反革命组织。也不可能被认定是周恩来宣布“四二二是反革命组织”。至于有些人，歪曲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硬要把“四二二”派打成反革命组织，或者有些人借机挑拨“四·二二”派与党中央的关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十、在广西，还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共产党保党反派委员会”。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还不清楚。从它发出的“宣言”、“意见”来看，它的后面似乎有“高人”指点，以保卫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为名，把矛头直接指向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这两个出现在一九六八年的材料，可以说是一九八一年的“历史决议”的先声。
据说，这个案件在一九六八年就告破了，详情不得而知。后来肯定又平反了吧！
2008年5月9日初稿
2011年11月29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