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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七册（1）下 [复制链接]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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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坛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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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26
  • 2011-05-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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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12 09:59 |只看楼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七册（1）下

研究资料

《蒯大富和“四一四”的故事》（戴维堤）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清华“井冈山兵团”内部分裂。几个与蒯大富一块造
反的头头对蒯大富不满，拉出一部分人成立了“４１４”造反兵团，一把手叫沈如
槐。“４１４”同时抛出了一份后来被陈伯达称为很有理论水平的宣言书——“４
１４思潮必胜”，其作者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为“４１４的理论家”的周泉缨。
    当时有人向我报告说清华大学出了一张很厉害的大字报，我立即去清华园详细
地看了周泉缨的大作。他的许多理论和观点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醒，只可惜我当
时的思想不能接受。我在佩服周泉缨的才华和文笔的同时，认为他是个危险的一定
要倒霉的人物，是一个高水平的造反派的叛徒，将来很可能成为曾国藩式的人物，
蒯大富很可能“死”在他们一些人的手里。
    所谓“４１４思潮”，大意是“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４１４”思潮认为
，像蒯大富之类的造反派是“形左实右派”，是一帮“流氓、痞子、土匪、叫化子
”，只能让他们帮着造反打江山，不能让他们坐江山。为了防止他们将来犯上作乱
，不如现在就把他们杀掉。这些观点在文革初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的严厉批评。周泉缨后来又因反陈伯达被关押了一年多，毛泽东知道后，下令把他
释放了。
    多年之后据周泉缨自己说，他当年拿蒯大富和陈伯达开刀，就是要将毛泽东的
军，逼迫毛泽东“改弦更张”。
    文革中的“４１４”思潮或观点，是一个非常深奥和复杂的理论问题。笔者认
为，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４。１４”思潮和
理论绝对是错误的，反动的，但是从历史的实践看来，“４１４”思潮却不无道理
。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一开始几乎都是“痞子”搞起来的。这些先天不足
的“痞子”们打江山时绝对是英雄好汉，但他们不懂得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的道理
，只知道打倒皇帝做皇帝。一旦胜利在望，“痞子”的劣性便暴露出来，争权夺利
，自相残杀，甚至为了个女人而大打出手，最后以失败告终。李自成、太平天国的
悲剧就在这里。看来只有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毛泽
东刚开始革命造反时，不也是被国民党反动派骂为“土匪”、“痞子”吗？
    笔者坦承，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造反派头头（包括本人在内）都不能说是真正
的革命者，大部分是“痞子”或身上有“痞子”气。但是，什么人身上没有“痞子
”气呢？大概是那些出身高贵、血统纯正的人们和忠厚老实、明哲保身、树叶掉下
来怕打破头的老好人和逍遥派吧？但是，若说这些人是中华民族的精华和栋梁，笔
者至死不敢苟同。（注：真正有思想、对文革有自己的看法和独立见解的所谓逍遥
派除外。）
    古今中外，历代皇帝和统治者都是“痞子”变化来的。当了皇帝的“痞子”对
帮助自己造反打江山的“痞子”大致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割地封侯，委以重任，
二是当替罪羊或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对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
把“痞子”教育、改造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而不是统统当替罪羊杀掉。可惜，伟大
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最后还是上了“４。１４”的当，重韬了某些历代皇帝
的覆辙。
    历史无情地把周泉缨的预言变成了现实，“４１４”胜利了，“４１４”的遗
老遗少们得到的是“顶戴花翎”，而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之流一个个变成了阶
下囚。这是后话。
    当时，蒯大富等人对“４１４思潮”恨之入骨，同“４１４”造反兵团势不两
立，两派整天互相攻击、对骂，不共戴天，把个好端端的清华园搞得乌烟瘴气。
    由于蒯大富的“井冈山”和“４１４”始终尿不到一个壶里，所以清华大学的
大联合一直无望，成立“革委会”也就成了泡影。有一段时间，联合似乎有望。周
总理表示，只要清华大学两派联合起来，成立革委会，他一定出席祝贺。蒯大富十
分高兴，请“林副主席”为清华革委会成立题词。林彪很聪明，他对清华大学革委
会只字未题，他题的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
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就是文革中陈伯达发明的、林彪题字的“四个伟大
”的由来。
    蒯大富的命运本来应该不错，只要他同“４１４”联合起来，成立了清华大学
革命委员会，周总理一出席，中央一支持，清华大学将是蒯大富的一统天下，象北
航一样。可惜沈如槐、周泉缨等人早已看准了这步棋，故意搅乱了蒯大富的黄粱美
梦。笔者认为，如果当时清华大学很快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后来就
不会发生武斗。没有武斗，伟大领袖毛主席就不会（也没有理由和必要）派工人、
解放军去“占领”。这样，蒯大富等人就不会那么快退出历史舞台，红卫兵的命运
和历史起码要延长，甚至文革的历史要重写。这是鄙人一孔之见。可惜，这个本来
可以出现的局面被“４１４”的好汉们击得粉碎。用比较夸张的说法，是周泉缨的
“４。１４思潮必胜”大字报改写了中国文革的历史。
    历史的悲剧在于，蒯大富等人自觉不自觉地上了“４１４”的当，把“４１４
”和“地派”当成了最危险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从而大加讨伐，展开了惊天动地的
大武斗。历史证明，头脑聪明但利令智昏的蒯大富等人不是“４１４”的对手。他
们的所作所为，客观上在为“４。１４”思潮验证真理：造反派就是只能造反打江
山，不能坐江山也！不能坐江山也无所谓，关键是差点丢了吃饭的家伙——脑袋，
并且“连累”了中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
    １９６７年４月底的一天，我在办公室里接到清华“４１４”一个女头头打来
的电话。
    清华“４１４”当时对北航红旗应当说还是很尊重的。他们知道我们和蒯大富
关系不错，请我们出面给蒯大富作作工作，劝他以大局为重，高抬贵手，成立革委
会时多给“４１４”几个“议员”名额。
    "414"的头头说得怪可怜的，我很理解。于是我和韩爱晶等人劝蒯大富，姿态高
一点，多给“４１４”几个名额，赶快联合起来，成立革委会。
    但蒯大富顽固得很，不听劝告，寸步不让。“４１４”要么投降，要么灭亡，
这是他的回答。
    "414"也不甘示弱，发誓要把“井冈山”推倒、踏平，把蒯大富等人送上历史的
断头台。
    不久，清华园里便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战火弥漫，乱成了一团。
    与此同时，北大“老佛爷”聂元梓如出一辙。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和对立
派“井冈山造反兵团”也干了起来，并武斗不止。
    １９６８年的夏季，清华、北大的武斗达到了高潮。两派的头头们谁的话也听
不进去，令所有的人非常头痛。谢富治曾带领我们北航的头头们去清华一次，想制
止武斗，结果进不了封锁区，扫兴而归。中央文革、周总理也没有办法，直至后来
惊动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
    打倒“四人帮”之后，蒯大富、聂元梓等人用文化大革命中的“精彩表演”和
“赫赫战功”，换来了１７年的重刑。而作为蒯大富和“井冈山兵团”的对手“４
１４”的头头沈如槐等人和支持者，有关方面认为他们仅仅是一般缺点错误，后来
大部分受到了重用。
    笔者认为，文革中，清华大学也好，全国也好，武斗的双方绝对是一个巴掌拍
不响。为了争权夺利也好，为了某种观点和信仰也好，武斗的双方绝对不可能一个
是人见人爱的“林妹妹”，一个是“母夜叉”孙二娘。
    ２００４年４月，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书在香港出版。笔者拜读
了该书。之前笔者曾道听途说蒯大富和沈如槐早已握手言和，前嫌尽释。令笔者吃
惊的是，事过３６年后的今天，沈、蒯二位仍没有化干戈为玉帛。沈如槐在书中仍
然对蒯大富恨之入骨，咬牙切齿地破口大骂“蒯匪”“死有余辜”……令人大跌眼
镜。
    在书中，沈如槐倒是很老实地承认，自己作为“４１４”的一把手，派人参与
过“揪刘火线”，围困过中南海，反过刘少奇、王光美；派人参与过“火烧英代办
处”；派人参与过“揪军内一小撮”；在学校武斗中，下令部下制造武器——从手
雷弹到装甲车；还派人炸毁了高压电线杆，导致清华圆和中关村大面积停电；还组
织人马抬着尸体在天安门广场游行……这些问题，公正而实事求是地说，都是与蒯
大富差不多的“功劳”。如果历史地、宽宏大量地看待，应当都是“小将”犯错误
，都是一般缺点错误。但是，蒯大富可能因为是“天生的”反革命，所以被判刑１
７年（注：陈伯达才１８年。）；而沈如槐可能沾了“４１４”这三个字的光，属
于“一般缺点错误”。清华大学党委和上级领导果真是清如水明如镜，令人感激之
至，鼻涕飘零。
    笔者痛骂自己上大学走错了门，上错了船。看看沈如槐老弟，陡然爆发了“红
眼病”。本人文革中的“功劳”比沈如槐老弟差远了，真正是小巫见大巫。特别是
文革中本人不但没有炸毁高压线，而且夜间亲自站岗保卫过北航西边的高压电线杆
——那是为天安门和中南海送电的。但是，茫茫苍穹下，有阳光普照之处，必有淫
雨纷飞之地。后来北航党委“指挥”我厂党委给本人来了个属于“三种人”的“严
重政治错误”，由此毁了本人的一生，此为后话。
    “死有余辜”的“蒯匪”没有被“４１４”送上历史的断头台，而是被“历史
老人们”送到监狱里改造去了。有一份小报曾介绍过蒯大富的传奇故事，写他刑满
释放之后被山东蓬莱地区私企老板请去当了总工程师，建立了幸福的家庭。本书将
以“独家新闻”继续介绍蒯大富的故事。
    先透点消息，借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伟大东风，蒯大富如今在深圳当个体户
，办公司，当老板，据说成了不大不小的“大款”，成了地地道道的“款司令”。

《史实与断语》（沈如槐·
    十年来，唐少杰先生发表了许多关于清华文革的著作和文章，如《一叶知秋—
—清华大学１９６８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清华井冈山
兵团的兴衰》（《二十一世纪》９５年８月号）、《１９６８年清华大学“百日大
武斗”前后》、《红卫兵运动的丧钟：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二十一世纪》９
５年１０月号）、《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
（《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２００１年３
月２１日《南方周末》）等。唐少杰先生为研究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做了许
多有益的工作，但也存在一些史实失真和断语无据的问题。我作为清华大学文化大
革命的亲历者和一派群众组织四一四的负责人，特作此文，与唐少杰先生商榷。

一、史实失真

    １、１９６６年７月底至１１月，清华大学处于相对的无政府状态。当时由“
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清华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临时筹备委员会”和“
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主席团”先后出掌学校局势，但这些被称为“三临”的清华红
卫兵机构并没有得到广大学生的一致承认和拥护。（《一叶知秋》第６页）
    清华大学的“三临”是指：
    “临筹”即“清华大学校文革临时筹委会”。７月底工作组撤出清华之前，根
据中央指示，工作组组长叶林提议，各系文革主任联席会议作为“清华大学校文革
临时筹委会”。
    “临总”即“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８月１９日，清华大学红卫兵成立
，其领导机构称为“临时总部”。
    “临主”即“清华大学校文革临时主席团”。９月１６日，“临筹”主持召开
校文革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了由各系选举代表组成的“清华大学
校文革临时主席团”。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校文革”临时主席团，不是“红卫兵”临时主席团。
    严格说来，“临总”是“清华红卫兵机构”，而“临筹”与“临主”不能称为
“清华红卫兵机构”。“临筹”产生于７月底，早于“自控系红卫兵”（８月４日
），更早于“清华大学红卫兵”（８月１９日），它是根据《十六条》产生的文化
革命领导机构，具有“官方”色彩。“临主”是“临筹”的继续，同样具有“官方
”色彩。虽然“三临”的领导人都是以刘涛为首的同一批人，但他们是“一身而二
任焉”。
    ２、１０月９日，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八八红卫兵三个总部开
会筹备揪斗王光美。（《一叶知秋》第３６页）
    １２月１９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
红卫兵”等联合，成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一叶知秋》第１１８页）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９日，是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开会筹备揪斗王光美。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９日上午，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
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在清华大学有“八八红卫兵”的说法，那是对“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的简称。６６年８月份，清华大学成立了两个红卫兵组织，一个是“清华大学毛泽
东思想红卫兵”，这是“八八派”成立的红卫兵，人们把它称为“八八红卫兵”；
另一个是“清华大学红卫兵”，这是“八九派”成立的红卫兵，人们把它称为“八
九红卫兵”。“八八红卫兵”后来分裂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和毛泽东思想
红卫兵八八总部。１２月１９日的联合，就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两个总部与井冈
山红卫兵总部的联合。
    ３、随着兵团成立后各纵队势力的发展，由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红卫兵（井冈
山纵队）与另外三大纵队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加深，这主要表现在对文革的理解、形
势评估、工作方法、权力分配、干部政策、对文革前的清华评价方面，最重要的、
最直接的就是干部政策。
    ……下令解散非井冈山红卫兵纵队。
    大多数干部自然纷纷转入在兵团内与井冈山纵队形成问鼎之势的相对温和的纵
队之中。（《一叶知秋》第７、８、９页）
    清华井冈山兵团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分歧，形成了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和以唐
伟为代表的纵队派。团派和纵队派都在井冈山兵团旗下，蒯大富所依赖的嫡系部队
是“２８团”和“３１团”，所以称为“团派”。唐伟在策划成立自己的组织时，
他的同伴说“我们与他们针锋相对，他们是‘团’，我们是‘纵’”，遂取名为“
毛泽东思想纵队”。后来形成了纵队派。此时已不存在原来意义上的“井冈山红卫
兵”，也没有井冈山红卫兵纵队和“非”井冈山红卫兵纵队的区别。
    在团派和纵队派论战期间，即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３月，两派的分歧“最重要、
最直接”的并不是干部政策，而是“五个正确对待”，即以蒯大富为首的兵团总部
能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能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能不能正确对待持有不同
意见的战友、能不能正确对待运动初期受蒙蔽的群众、能不能正确对待广大的干部
和教师。问题的实质是：象蒯大富这样的造反派和他的红卫兵政权是不是代表广大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不是符合文化大革命防修反修的根本目标。只是到了３月
３１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
》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
调查）》之后，两派论战的焦点才集中到干部问题上。

    ４、５月１２日和２１日，谢富治来清华促使两派达成联合的四项协定，确定
了扩大为２２人的革委会筹备小组名单。（《一叶知秋》第９页）

    谢富治两次亲临清华，主持两派的调解，并达成了两派联合的协定。（《一叶
知秋》第１２３页）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２日，谢富治和丁国钰、周景芳来到清华大学接见了两派负
责人。

    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１日下午，谢富治并没有亲临清华大学，而是在人民大会堂
主持两派协商并签署了四项协议。

    ５、四一四总部尽管在规模上小于团派总部，但它十分重视基层建设，在基层
单位共有１２个部队（称０１至１２支队）和较完整的分部机构。四派的群众组织
主要是以学生为主的东方红战团和以教工为主的三七战团，还有一个以干部为主的
干部辩论团。（《一叶知秋》第１５６页）

    四一四的基层组织，无论是前期的四一四串联会，还是后来的四一四总部，从
来就没有以“部队”或“支队”命名过。四一四的基层组织大多数没有名称，只有
个别单位自称为四一四某某支部或某某支队。

    支撑四一四总部的柱石是四一四分部，“分部”是以学校的二级行政单位为基
础建立的。十一个系就有十一个四一四分部，这十一个系的四一四分部，是四一四
的主体，因为学生大部分都在这十一个系里。除此之外，几乎每个二级行政单位都
有相应的四一四分部，如２００号分部、基础课分部、行政处分部、研究生分部等
等。

    战团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它是跨越行政单位的具有相同观点的若干战斗组的集
合。四一四有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分别代表四一四中的鹰派和鸽派。三七战团
不是以教工为主，而是以学生为主。

    四一四串联会成立初期，曾经有过一个干部辩论团，但它并不是一个常设性组
织，而是为和团派就１５０名干部的《公开信》进行辩论而临时组织起来的队伍。
１９６７年５月５日两派进行过一次辩论之后，干部辩论团就不复存在了。

    ６、１９６８年初春，当时文革已发展到了“整党建党”阶段，团派某一战斗
小组贴出了“清华一切党权归团派”的大标语。团派还下令清华党员到团派总部登
记。（《一叶知秋》第１７２页）

    １９６８年初春，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发展到了“整党建党”阶段，而是处于“
大联合、三结合”的阶段。就全国来说，截止１９６８年２月底，只有１５个省市
自治区成立了革委会，就北京高校来说，只有少数学校成立了革委会，大多数学校
还没有实现大联合。所以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卫戍区才将北京主要高校的两派头头
集中起来学习，要求我们“斗私批修”，早日实现大联合。当时我没听说过团派下
令清华党员到兵团总部登记之事。

    “整党建党”是１９６９年的事情。１９６８年９月５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革委会成立，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夺权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实现了所谓“祖国山河
一片红。”这就为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创造了基本条件。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中共
九大召开，文化大革命才发展到了“整党建党”阶段。

    至于所谓“党员登记”，那又是１９６７年初春的事。当时确有战斗小组贴出
过《论清华党权必须归井冈山》的大字报，广播台也广播过总部委员刘泉的《党员
登记倡议书》和《党员登记条例》。那个时候井冈山兵团还没有彻底分裂，没有什
么“团派总部”之说。

    ７、（４月２３日）清晨，四派占领旧电机馆、动农馆、土建馆、汽车楼。（
《一叶知秋》第１４页）

    (5月１日）团派攻占材力馆，次日又攻占土建馆。（《一叶知秋》第１６页）

    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３日，清华大学百日武斗的第一天，４１４只占领了旧电机
馆，没有占领土建馆、汽车楼。

    动农馆和科学馆一样，早就被４１４“占用”。因为动农馆是原４１４总部机
关所在地，团派的人从来就不到那里去。

    汽车楼是５月１４日晚上７时左右占领的，同时占领的还有焊接馆。

    整个百日武斗期间４１４从未占领过土建馆，团派攻占土建馆从何说起？

    ８、５月１７日，四派占领了清华西主楼。团派占领了９００３大楼，旨在控
制四派通往东门的道路。四派攻打该大楼，未成功。（《一叶知秋》第１８页）

    ４１４绝没有攻打过９００３大楼。

    ９００３大楼是精密仪器系的系馆，位于中央主楼的西南，离主楼较远，离东
门也不近。在使用长矛、砖头的所谓“冷兵器”阶段，９００３大楼并不能控制四
派通往东门的道路。即使到了使用枪炮的“热兵器”阶段，９００３大楼也不能控
制四派通往校外的道路，因为我们不经东门而从东主楼跨过围墙的缺口到校外。

    ５月份，我们在研究建立４１４武斗根据地的方案时，曾有人提出占领９００
３大楼。但精密仪器系的４１４负责人说，９００３大楼里有大批的精密仪器，还
有全国高校唯一的恒温实验室，如果因为我们占领而遭到损坏，我们负不起责任。
于是我们决定放弃占领９００３大楼，任由团派占领。由此可见，４１４断无攻打
９００３大楼的理由。

    ９、５月３０日。３时，团派手持长矛、大刀等武器的２００多人队伍轮番进
攻，东区浴室内的四派守军拼命抵抗。

    ４时３０分许，主楼区的四派１００多人前去增援，与团派阻击队伍在东大操
场西边路上相遇。

    ５时后，四派第一次出动土坦克，掩护６０余人冲锋增援。

    ９时许，团派队伍从北、西两边攀梯进攻，把浴室守军逼至浴室二楼屋顶，双
方展开拼杀。

    在团派攻打东区浴室之际，四派总部采取“围魏救赵”之计，纠集大批人员，
攻打团派占据的第一教室楼。……团派守军拼命抵抗，打退四派的多次进攻。

    １３时许，团派燃起的大火以及经过喊话劝降，最终使浴室守军打着白旗下楼
。（《一叶知秋》第１９——２０页）

    １９６８年５月３０日，既然团派３点多钟就开始轮番进攻，为什么直到９点
钟才从北、西两边架设云梯向屋顶发动进攻？这中间５个多小时他们在干什么？团
派又是如何“轮番进攻”的？

    事实是，团派发动进攻不久就占领了东区浴室的一楼，但是，他们无法攻上二
楼。因为４１４在二楼楼梯焊了一道坚固的铁门，决心固守二楼（东区浴室只有两
层）。要占领整个东区浴室必须首先占领屋顶，这是常识。因此团派很早就架设云
梯，向屋顶发动了进攻，企图占领屋顶。

    四派守军大部在二楼休息待命，只派几人通宵在浴室屋顶戒备，发现团派进攻
，主力自然到屋顶迎敌。所谓“把浴室守军逼至浴室二楼屋顶”不符合事实。

    团派对东区浴室发动进攻以后，我们确信他们攻不下东区浴室，因此并没有马
上采取救援行动，而是采取“围魏救赵”之计，派出一支队伍包围第一教室楼，实
施佯攻。四一四除了投掷砖头、瓦片、燃烧瓶之外，并没有攻入“一教”的行动。
所谓“团派守军拼命抵抗，打退四派的多次进攻”，也不符合事实。

    “围魏救赵”不成之后，我们就组织队伍前往东区浴室增援。我们担心在主楼
通往东区浴室的路上遭到团派伏击，因而绕了一个大弯子，把队伍集中到学校东北
角的高压实验室，在那里建立了基地，然后才开始行动。这个时候大概是８时左右
。

    开始与团派交战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出动土坦克。后来因为伤亡太大，连总指
挥都受重伤离开战场了，我们才出动土坦克。土坦克的指挥员告诉我，出动土坦克
时间最早也在１０时以后。

    所谓“４时３０分许，主楼区的四派１００多人去东区浴室增援”，“５时后
，四派第一次出动土坦克，掩护６０余人冲锋增援”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最后东区浴室的守军投降了，但不是因为大火，也不是因为劝降，而是因为一
名４１４战士被团派长矛刺中，出现气胸，有生命危险，东区浴室指挥官与团派代
表谈判，团派同意派车将４１４伤员送医院救治，４１４守军才放弃东区浴室。

    １０、在四派那里，工宣队在２７日中午时分进入主楼。四派一些人向工宣队
讲“条件”，不愿交出武器和拆除工事，担心的是团派反扑，也不愿让工宣队离开
，怕的是没有什么力量制止住团派。四派主要领导人已由多名工宣队员“陪行”，
于１３时４０分写好并签署了“七条命令”，但又担心情况有变，以找发电机为借
口，迟迟于１６时才广播了这七条命令。然而，四派一些人还是根据其头头指示，
藏匿部分武器，以防团派日后反击。

    四派竭力劝说工宣队先去拆除团派工事，收缴团派武器，尚不知工宣队在同时
拆除两派工事和收缴两派武器。但看到工宣队冒险把围困于科学馆近百日的四派队
伍救出并带至主楼后，四派上上下下的心情才好过一些。四派头头不断催促工宣队
“拿下”对主楼四派据点威胁最大的９００３大楼的团派据点。

    “七．二七事件”最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不存在四派与工宣队相抗衡、相冲
突的问题。（《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

    “七．二七事件”最明显的一个事实是：４１４真诚地欢迎工宣队，积极地配
合工宣队。而唐少杰先生偏偏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事实。

    我所亲历的事实是：

    第一，７月２７日上午９时左右，工宣队刚刚抵达西主楼的过街楼，我就主动
指挥４１４人员迅速搬开路障，引导工宣队进入主楼及其他据点，并在西主楼与工
宣队进行谈判；

    第二，在工宣队进入主楼的同时，我们已经命令４１４的武斗人员交出武器，
当时确实布置藏匿了部分武器，但在下午２、３点左右被围困在科学馆的４１４人
员获救之后，就全部上缴了；

    第三，我和工宣队的领导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的谈判，双方就签署了关于停止
武斗、上缴武器、拆除工事、撤离据点的协议，并于１０点半左右公开广播，工宣
队对此深感满意；

    第四，工宣队进入４１４的所有据点，受到４１４方面的热烈欢迎和积极配合
，拆除工事和收缴武器的工作进展顺利；

    第五，在工宣队和团派冲突期间，４１４组织人员给工宣队送饭送水，协助工
宣队救治被团派打伤的伤员，工宣队将４１４视为可靠的盟友。

    ４１４欢迎工宣队、配合工宣队，是真心的、自觉的。因为我们几个月来一直
都在要求中央采取措施制止清华武斗，现在工宣队来了，我们岂有不欢迎之理？

    请听毛主席７月２８日是怎么说的吧：

    “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他们敢做？你们很被动
，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
    “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很被动”。
    “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知道，为什么他们欢迎？这次你们很蠢，让四一
四欢迎工人。”

    再请听谢富治８月２日是怎么说的吧：

    “现在工人都说４１４好，团派不好。因为他们４１４没打工人，缴枪快，没
抓工农宣传队的黑手。”

    我之所以强调这些，是为了向人们说明：团派和４１４在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
日那一天截然不同的表现实在是“出人所料”，出乎工宣队的组织者指挥者之所料
，出乎中央文革之所料，特别是大大出乎毛主席他老人家之所料。正是这个“出人
所料”才使得工宣队对清华大学的两派群众组织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有了符合
实际的认识，并在毛主席认为４１４是“右倾保守组织”的情况下，改变了毛主席
处理清华问题的基本方针，并最终促使毛主席抛弃蒯大富、抛弃五大领袖。这是解
读清华文化革命７．２７之后那段历史的关键之点，也是解读红卫兵运动终结的那
段历史的关键之点。

    二、断语无据

    １、至少就清华而言，文革刚进行了十个月，由广大原中、基层干部为中坚的
群众组织——“四派”的成立和运行说明了清华干部队伍并没有“瓦解”。（《从
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回首文革》第７９４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至少就清华而言，文革刚进行了十个月，由广大原中、基层干部为骨干的群众
组织——四派的诞生，说明了清华干部队伍并没有真正“瓦解”。（《一叶知秋》
第１４９页）

    在《新华词典》中，“中坚”一词的解释是：古代军队中主帅所在、力量最强
的部分，后泛指最坚强、并起主要作用的力量。“骨干”一词的解释是：比喻起支
柱作用的人或事物。

    毋庸置疑，人们应该高度评价清华干部队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以及在４１
４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把干部称为４１４的中坚或骨干力量是没有任何事实根
据的。在４１４诞生之际，从秘密策划，到公开串联，从大造舆论，到建立组织，
全部是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所为，干部的作用是有限的。而在４１４成立后的一年多
时间里，清华５００多名干部中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参加了４１４，但这只占４１４
全部７０００人的百分之五。他们只有极少数代表进入了４１４的各级领导机构，
但都不是主要负责人。学生，只有学生才是４１４的中坚或骨干力量。事实上，清
华中、基层干部的大多数分布在各系、各单位，他们从来没有作为４１４中一个独
立的政治组织或政治力量单独存在。

    文化大革命前，清华大学的党政干部是依靠从党委到支部、从校部到教研组的
各级党政机构发挥作用的。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党政机构都已瘫痪，党政干部赖以
发挥作用的基础都已不复存在。清华的干部队伍，上无统一的领导，下无可领导之
人，作为一支队伍，应该说没有任何战斗力了。况且，在４１４成立的时候，这支
队伍也分裂为两派。这样的干部队伍难道还不算“瓦解”了？

    ２、广大原中、基层干部不但自觉、主动地甚至义无反顾地站到了与团派对立
的四派亦即保守的、温和的造反派一边，而且还逐渐地制约甚至支配了这类造反派
。（《一叶知秋》第１４４页）

    作为“文革”初期正宗群众组织的造反派当然不会认可昔日干部权威的再现，
大多数干部转入与之对立的相对温和或保守的群众派别之中，并逐渐主导了“四派
”的决策和运行。（《１９６８年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前后》）

    文化革命中清华大学原中、基层干部是怎样“逐渐地制约甚至支配了”四派的
呢？唐少杰先生“仅举清华原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的事例为证”。他说：

    罗征启对于文革打击、迫害干部的一些做法深为不满。他站到了四派一边，很
快成为四派干部队伍及干部参谋小组的一个关键人物。

    罗征启为四派所保护和利用包括清华原校级领导干部在内的许多干部，积极出
谋划策，并对四派总部的若干工作制度提出过很多有效的建议。

    尤为显著的是，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３日，罗征启贴出了《我对目前形势的认识
》的大字报，讲出了许多原清华干部的心里话。（《一叶知秋》第１４４页）

    多么苍白无力的例证！我们认为，“制约”、“支配”、“主导”这样的词汇
应该与４１４的重大事件或行为联系在一起。

    那么什么是４１４的重大事件或行为呢？

    我们认为，从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成立，到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５日解散，在
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清华４１４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做了如下六件大事：

    (1)与蒯大富决裂：坚持不懈地批判蒯大富的错误，与他的井冈山兵团总部彻底
决裂，建立了一个政治纲领明确、组织机构严密的群众组织，打破了蒯大富的一统
天下，冒着可能招致灭顶之灾的巨大风险，阻止蒯大富单方面成立革委会，使其红
卫兵专政始终没有披上合法政权的外衣，从而减轻了极“左”派的危害；

    (2)大力解放干部：解放干部促进三结合，这是４１４的政治纲领。４１４为领
导干部取代红卫兵成为三结合政权的核心和骨干而大造舆论，在清华为保护和解放
干部做了大量工作，把谭浩强（团委副书记）、罗征启（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吕
应中（党委常委）、刘冰（党委副书记）四位干部作为典型对象，发动了一次又一
次解放干部的运动；但是也错误地批斗了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和教师；

    (3)坚持反对极“左”：反对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这是４１４的理论
旗帜。４１４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反对“怀疑一切、打
倒一切、排斥一切”，反对打倒一切干部，反对冲击军队；但也犯了“火烧英国代
办处”和个别人在个别地区“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

    (4)创立四派思潮：与团派就如何评价解放后十七年的中国和清华即党和政权的
性质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性质、任务、路线、
方针等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刻而又广泛的论战，形成了著名的“四一四思潮”并在清
华坚持实践“四一四思潮”；

    (5)反对中央文革：坚决而又讲究策略地反对和抵制中央文革处理清华问题的基
本方针，与谢富治、陈伯达、戚本禹等中央文革的大人物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有理
有利有节的斗争；

    (6)开展武装自卫：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与团派极端分子进行了“百日大武斗
”，阻止了蒯大富消灭反对派的图谋，最终与团派同归于尽，并导致红卫兵运动的
终结；在武斗中犯了炸高压电线杆的错误。
    请问，清华的中、基层干部是怎样“制约”、“支配”４１４，并“主导”了
４１４上述六件大事的“决策和运行”的呢？
    文化大革命时代是群众运动的时代，是政治运作极其公开和透明的时代。清华
大学的几个干部身居幕后，怎么能“制约”、“支配”并“主导”拥有７０００人
的一派群众组织，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进行长期的斗争？而作为这个
组织的领导者，一群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独立思考、决不盲从的热血青年，又怎
么会任人摆布、甘当阿斗？
    ３、罗征启对四派的最大“贡献”是他比较系统、深刻地总结和归纳了四派的
观点，并且在讨论和修改《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时，给该文提供了许多来自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观点的论据。罗征启所整理出的四派观点以及四一
四思潮对于整个四派乃至清华文革初期的影响至深至大。这些观点主要内容如下：
一、“清华大学文革前十七年红线主导论”；二、“清华干部黑一点红一大片论”
；三、“文化大革命翻船论”；四、“干部层层检查、人人过关就是犯罪论”；五
、“文革对象为两小撮论”；六、“全国造反派分化为两大派论”；七、“两派斗
争带来不同的思潮论”。（《一叶知秋》第１４５页）
    罗征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比较系统、深刻地总结和归纳了”四派的观
点以及四一四思潮，唐少杰先生没有提供任何事实根据，我作为４１４的领导人也
从不知晓。
    我在拙著《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中将４１４的主要观点作了一个概括，这就是：
    １、文革前十七年“红线主导论”、“阶级关系不变论”；２、文化革命“部
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论”、“收尾论”、“转舵论”、“两小撮论”；３、针
对干部的“平黑论”；４、针对群众的“平保论”；５、针对造反派的“一分为二
论”；６、红卫兵小将应该做到“五个正确对待”论、应该主动为革命干部“让贤
”论；７、大胆解放和使用干部，让领导干部成为三结合政权的核心和骨干；８、
反对冲击军队；９、反对极“左”思潮；１０、“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论。
    我认为这些观点就是四一四思潮的主要内涵。
    也许罗征启在文革中的确提出过许多观点，可惜我们知之甚少。我们现在看到
的是唐少杰先生“整理出的”七大观点。我认为，这“七大观点”并不等同于四一
四思潮。这“七大观点”与四一四思潮比起来，既不系统、也不深刻，它与四一四
思潮的主要内涵相距甚远，说它“对于整个四派乃至清华文革初期的影响至深至大
”，恐怕有些离谱了。
    在文革中，对４１４影响至深至大的只有中央报刊和首长讲话，四一四思潮中
的绝大多数观点都来自中央报刊和首长讲话。“红线主导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６７年２月２２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经过周总理审阅并修改的社论
《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
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十
七年来，在各条战线上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就是铁的证明。”
    这是最早的、最权威的、针对全国的“红线主导论”。
    ６７年４月６日，周总理接见经委计委建委各派代表，在谈到清华问题时讲：
“十几年来，主流还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一串红线。毛主
席路线是主导的。”
    这是最早的、最权威的、针对清华的“红线主导论”。
    四一四思潮不是某个人的发明创造，更不是某个人总结和归纳出来的。
    四一四思潮是４１４群众在与团派长期的论战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是在与极“左”思潮的反复斗争中逐步完善起来的，四一四思潮是包括学生、干部
和教职员工在内的广大４１４群众在清华文化大革命中的集体创造。
    ４、在这次召见中（指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毛
泽东对四派的印象和评价总的来说，不如他对团派的印象和评价。但是，今天看来
，１９６７年４月至１９６８年７月，毛泽东并没有明确地肯定、支持或否定、反
对清华文革两派中的任何一派，只是缘于百日大武斗，毛泽东的决策才使两派殊途
同归，自行消解。（《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
    且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
    “你们这五员大将，包括蒯大富，我们都是保护你们的。这次没有找你们的对
立面来，你们回去讲一讲，我们有偏向。北大井冈山和清华４１４就会对我有意见。”
    “我们倾向你们这一派。四一四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
，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泉缨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
把权交给四一四。”
    “清华４１４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天下，
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我仔细读过了。它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
不能必胜的。”
    “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
    “现在四一四高兴，认为井冈山要跨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
    毛主席的这些“印象和评价”难道还不算“明确肯定、支持或否定、反对清华
文革中的任何一派”？
    而根据７．２８讲话，我们又有理由推断：毛主席早就明确支持蒯大富，反对
４１４。至少在张春桥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０日公开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后，
毛主席的态度就很明确了。只是缘于７．２７团派和四一四截然不同的表现，毛主
席对蒯大富大失所望，这才忍痛割爱，走马换将，用工宣队代替五大领袖，亲自掌
控北京高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５、正是由于百日大武斗等全国著名的武斗事件所带来的文革形势在１９６８
年最后五个月的变化，使毛泽东及其手下的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着手部署在全国范
围或者是在清华大学里批判“四一四思潮”。这说明了，毛泽东在口头上、在思想
上反对的是“四一四思潮”批评甚至否定文革的倾向，反对的是“四一四思潮”斥
责和批判作为文革初期正统主力军的造反派，但是在行动中或实践中，毛泽东开始
默默地、迫不得已地认可了“四一四思潮”，甚至颇为令人惊异地实行的或应用的
正是“四一四思潮”的某些观点和主张。（《一叶知秋》第２４３页）
    对于毛主席没有部署批判四一四思潮的事实，我们可以做出种种推测。
    也许，毛主席认为他已经严厉批判了四一四思潮，并将四一四思潮定性为否定
文化大革命的思潮，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何须旁人多说。
    也许，毛主席认为四一四思潮不过是清华园内小小反对派的思潮，对全国形势
没有什么影响，不必为此大动干戈，留着做个反面教材算了。
    也许，毛主席认为他当时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制止武斗、稳定局势、把文化大革
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是消弭造反派和工宣队之间血腥对峙的问题，此时此刻，大张
旗鼓地动员群众去批判四一四思潮是不合时宜的。
    然而，毛主席没有部署批判四一四思潮的事实，并不足以说明他在行动中或实
践中默默地、迫不得已地认可四一四思潮。
    从逻辑推理上看，既然毛主席认为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他
老人家就不可能“在行动中或实践中默默地和迫不得已地认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
思潮。
    我们再看看事实。
    工宣队执掌清华大权以后，清华成为毛主席亲自抓的典型，他老人家用迟群代
替蒯大富继续在清华推行极“左”路线。迟群所总结的清华经验，经他老人家批示
后流毒全国，不仅给清华也给全国的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尤为严重的是，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３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由迟群主持起草，经
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记要》。这个纪要否定了十七年的
教育工作，做出了“两个估计”，一是建国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
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二是大多数教师“
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是彻头彻
尾的“黑线主导论”，与四一四思潮的“红线主导论”针锋相对，格格不入！
    毛主席一直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和重大
贡献，是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毛主席说：“对于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
：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毛主席提出让邓小平主持中央会议，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
革命的决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
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不愿意违心地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于是
，毛主席下决心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再次将邓小平打倒。
    由此可见，毛主席绝对不会容忍任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也绝对不会“在行动
中或实践中默默地和迫不得已地认可”任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
    唐少杰先生的著作中史实失真和断语无据的例子恕不一一列举。
    平心而论，一个没有亲历清华文革的人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发生这样或那样的
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只要他不存心歪曲史实，我们就不必求全责备。我们当事人坐
在一起回忆历史事件时，也时而出现互相矛盾、张冠李戴的情况，我自己写的书也
有不少错误，何况局外之人？
    可是，唐少杰先生没有注意到自己著作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疏漏，却批评别人关
于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的记述不是“通篇错误，不堪卒读”，就是“谬误多处，令
人好笑”；不是“有一些时间、地点、事件、数字等方面的错误”，就是“没有什
么学术价值”。勉强有他看得上的，又与他的记述“在文字上如出一辙”。（《一
叶知秋》第１４——１５页脚注）
    唐少杰先生在清华工作，阅读了清华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大量文革资料，采访过
许多文革当事人，为研究清华的文革做了许多工作，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自以为
已经“啃”下了清华文革这块“硬核”，并在自己的著作中以权威的口吻评论他人
，这就有失学者风度了。唐少杰先生毕竟没有亲身参加过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
对于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并不复杂的历史，即使要捋清它的“皮毛”，也需要付出
极大的心血，遑论“硬核”？而面对各执一词的两派小报，面对众说纷纭的采访笔
录，乃至面对白纸黑字的档案资料，也还有许多“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要
做啊。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回忆与思考——纪念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沈如槐·陈楚三）

    时光荏苒，清华大学四一四和四一四思潮诞生整整四十周年了。作为文革的积
极参与者和四一四的领导人，我们借此机会对四一四思潮进行简单的回忆与思考。
    四一四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与清华大学两派的三次大论战密切相关。
◇　纵队派与团派的大论战孕育了四一四思潮
    １９６６年底的北京，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呐喊
中，中央文革呼风唤雨，造反派四面出击，老干部纷纷落马，保守派溃不成军。一
部分红卫兵开始反思：中央文革是否执行了“左”的路线？
    １９６７年初，上海“一月革命”后，中央认为在红卫兵队伍中出现了各种非
无产阶级思潮，提出了红卫兵的整风运动。又有一部分红卫兵开始反思：造反派究
竟是不是代表文化革命的大方向？能不能实现反修防修的根本大计？
    这些反思其实就是对文化革命的反思，而这些反思在清华进行得尤其深刻，因
为清华文革受到中央高层的直接干预，清华发生的许多事件也对整个运动产生了非
同寻常的影响。正是这些对文化革命的反思才产生了四一四思潮，而四一四思潮的
发展又促进了对文化革命的反思。尽管这种反思是十分肤浅的。
    清华的反思主要体现在纵队派与团派进行的三个多月的论战中。
    １９６７年元月至３月，纵队派与团派进行的论战，主要集中在“五个正确对
待”问题上，即红卫兵小将如何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如
何正确对待具有不同意见的战友、如何正确对待保守派群众、如何正确对待干部和
教师。论战的核心问题是红卫兵小将自己是否需要改造或提高？是无产阶级革命事
业的接班人抑或昙花一现？
    可以说“五个正确对待”是四一四思潮的胚胎。
◇　四一四与团派的第一次大论战催生了四一四思潮
    随着夺权斗争的深入，毛主席否定了“上海公社”，提出了革命委员会和三结
合的方针，干部问题开始成为文化革命的焦点之一。
    １９６７年３月３１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提出了所谓“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路线”
。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一方面，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责任推
到刘少奇身上，另一方面，呼唤更多的干部站出来支持文化大革命。
    《红旗》杂志的文章遭到了团派的激烈反对。纵队派以此为契机，接过了“彻
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的旗帜，成立了四一
四串联会，并引发了四一四与团派长达半年的第一次大论战。正是这次大论战催生
了四一四思潮。
    这次大论战是围绕干部问题而展开的，四一四的主要观点如“红线主导论”、
“阶级关系不变论”、“转舵论”、“收尾论”、“两小撮论”、“平黑论”、“
平保论”、“让贤论”、“勇敢分子论”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人们把四一
四的这些观点统称为四一四思潮。不过，在这个时期，四一四广大群众对四一四思
潮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对其中某些观点还颇有争议。
◇　四一四与团派的第二次大论战发展了四一四思潮
    江青６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关于“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的讲话、团派的“大翻
个儿论”和“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引发了四一四与团派的第二次大论战。这次
大论战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文化革命的目的、性质和任务以及如何认识建国十
七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权性质？文化革命是“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彻底
砸烂”无产阶级专政？虽然过去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但这次论战主题更为集中，
四一四广大群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更加一致、更加深刻。此时，可以说四一四思
潮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
◇　四一四思潮的内涵与核心
    四一四与团派进行了长期的论战，尽管观点层出不穷，花样不断更新，但归根
到底只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十七年”，即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的中国；一个是
“文化大革命”，即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性质和任务。四一四的大多数政
治观点就是围绕这两个主题展开的。
◇　关于十七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
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红线主导论”）。
    十七年来中国还没有形成特权阶层，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中国的阶
级关系没有发生像苏联那样的变化（“阶级关系不变论”）。
◇　关于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革命，其根本目的是巩固和加强无产
阶级专政，不是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大翻个儿”，不是“彻底砸烂”，
而是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部分改善论”）。
    文化大革命已经揪出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应该无休止地揪下去，而是应
该转舵了、收尾了（“转舵论”、“收尾论”）。
    文化大革命应该打击“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两个一小撮（“两小撮论
”）。
    针对干部的“平黑论”；
    针对群众的“平保论”；
    针对造反派的“一分为二论”；红卫兵小将应该做到“五个正确对待”论、应
该主动为革命干部“让贤”论；
    大胆解放和使用干部，让领导干部取代造反派成为三结合政权的核心和骨干；
    反对冲击军队；
    反对极“左”思潮；
    “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论。
    我们认为这些观点就是四一四思潮的主要内涵。
    四一四思潮的矛头所向就是极“左”思潮，坚决反对极“左”思潮是四一四思
潮最鲜明、最独特的理论旗帜。
    四一四思潮的核心是“红线主导论”和“部分改善论”。四一四思潮中所有其
他观点都是建立在这两个观点之上的，都是从这两个观点派生出来的。“红线主导
论”和“部分改善论”实质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红线主导论”是前提，“部分
改善论”是结论。四一四思潮核心观点的完整的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七
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文化大革命只能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而不
能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论最初并不是四一四提出的观点。我们当
时的看法是，团派中的极端分子是一些勇敢分子，在文革初期，他们冲锋陷阵，夺
权以后，他们头脑膨胀，极“左”思潮泛滥，成为各地乱局的根源，必须用铁的手
腕将他们捏得粉碎，稳固政权只能依靠我们四一四。我们把这个观点称之为“勇敢
分子论”。张春桥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时，将它定性为“造反派只能打天下，
不能坐天下”。７。２８讲话中毛主席又随意发挥，把“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
坐天下”改成“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对于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
子，毛主席经常进行这样的“随意发挥”。
    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哪一个“天下”是造反派“打”下来的，如果没
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支持，造反派便不能夺取任何一个单位的权力。造反派的“
天下”都是毛主席“恩赐”的。毛主席本想让这些造反派坐天下，可惜他们的表现
差强人意。毛主席说他们没有能力单独地管理国家，单独地管理城市，连学校也不
能单独地管理。毛主席还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
不理想。”“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我
们的事情总是要有人挂帅的。红卫兵能挂帅吗？今天上台，明天就会被打倒，原因
是政治上不成熟。”“红卫兵不行，没有经过锻炼，这样大的事情，信不过他们”
。毛主席的这些话，其实这就是说造反派不能坐“天下”。

◇　四一四思潮的实质

    团派的同志早在文革中就尖锐地指出：四一四思潮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毛主席做了结论：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
命。

    对于这个结论，文革中我们是极力否认的，今天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结论。

    “红线主导论”“阶级关系不变论”，从理论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部分改善论”，否定了全国各地、各部委的全面夺权。

    “转舵论”、“收尾论”，干脆就是叫停文化大革命。

    而从“两小撮论”、“平黑论”、“平保论”，到关于造反派的“一分为二论
”、“让贤论”，从让领导干部成为三结合政权的核心和骨干，到“造反派只能打
天下，不能坐天下”论，无一不是对文革中一系列做法的实际否定。

    我们过去极力否认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因为：

    在思想认识上，我们认为文革是非常必要的，是反修防修的根本大计。文革取
得了很大成绩，一是揪出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和大大小小的走资派，二是广大干部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干群关系将会得到很大改善，三是，全民进行了一次反修
防修的大演习。

    在内心深处，我们真心崇拜毛主席，真心拥护文革，因此，我们积极参加文革
，想经风雨、见世面，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实际行动上，我们拥护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不遗余力地批判“封、资、修
”。

    我们并不笼统地反对造反派，而是反对那些变了质的造反派。对于那些走上了
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的造反派，我们钦佩有加。

    我们也曾一度被假象所迷惑，极力推崇“上海模式”：革命左派与老干部相结
合，执行了温和的政策，使上海的形势特别稳定。

    我们只是认为，打倒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群众觉悟得到了空前提高，文革的主
要目的已经达到，文革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大乱之后应该转向大治。我们对文革
中的许多做法有不满，有怀疑，我们看出了文革中的一些问题，但还远远谈不上反
对。

◇　四一四思潮的特点

    四一四思潮有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开放性、群众性和实践性。

    １、开放性

    四一四思潮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开放的思潮。从内容上说，四
一四思潮是四一四各种政治观点的集成。从时间上说，四一四思潮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逐渐形成的，是在对文化革命的反思中逐步发展和完善起
来的。

    ２、群众性

    四一四思潮不是出自某个理论家的发明创造，也不是出自某个教师爷的归纳总
结。四一四思潮是一种群众性的思潮，四一四大部分观点都出自四一四中不同的战
斗组和不同的个人。

    四一四思潮是四一四群众在与团派长期的论战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是在与极“左”思潮的反复斗争中逐步完善起来的，四一四思潮是包括学生、干部
和教职员工在内的广大四一四群众在清华文化大革命中的集体创造。

    ３、实践性

    四一四思潮不仅仅是一种思潮，它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实践，是在清华文革中
有几千人参加的、历时一年之久的、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实践。四一四坚持不懈
地将自己的每个观点都付诸实践。这种政治实践是血淋淋的实践，不少四一四群众
在这种政治实践中付出了自己的鲜血，有的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　四一四思潮的深厚基础

    人民群众中自发的反“左”力量是四一四思潮的深厚基础。

    众所周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
误理论。这个理论一方面强调我国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另
一方面又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是一个悖论。我们曾经
指出，清华之所以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并形成四一四思潮和团派思潮，主要是
对这一悖论的理解和认识不同。四一四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
下进行的革命，必须实现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如果你
破坏和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你就是极“左”。团派认为：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理论
的精髓就是继续革命，而且既然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就必须
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如果你反对这一原则，你就是反对文
化大革命，你就是极右。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团派与四一四斗争的实质是极“左”思潮与反对极“左”
思潮的斗争。

    既然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那么团派与四一四斗争的实质为
什么不是坚持文化大革命与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呢？

    这是因为：对于四一四的主流而言，当年，我们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没有
那么高的理论水平，更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和勇气去反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
领导的文化大革命。

    四一四并没有创造出什么高明的理论，四一四思潮所表达的观点绝大多数是当
时《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以及《文汇报》所公开提倡和宣传的观点，很多精
神都出自中央甚至毛泽东主席本人。四一四的创造性就在于：我们从铺天盖地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宣传中“挑出”了这些观点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和政
治主张，并在清华大学坚持和实践这些政治主张。我们认为这些观点真正体现了我
们党一贯的政治主张，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四一四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就是因
为四一四凝聚了一批善良的平民百姓，坚持自己的信念，敢于用毛泽东思想去自觉
不自觉地抵制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

    四一四思潮的理论旗帜是反对极“左”思潮，四一四观点的主要形态是反对极
“左”思潮。从四一四成立之初，到武斗前夕，四一四一直高举反“左”的旗帜。
初期反对形“左”实右，后来反对极“左”，四一四反“左”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

    四一四思潮代表了人民群众中自发的反“左”力量，反映了人民群众结束政治
动荡、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国民经济、改善生活水平的基本愿望。这就是四一四思
潮的根基。

◇　四一四思潮的致命弱点

    以“左”反“左”是四一四思潮的致命弱点。

    四一四反对极“左”，是以“左”反“左”，或者说是以小“左”反对大“左
”。这是因为四一四所坚持或主张的许多东西本身就是“左”倾错误的产物，四一
四的不少实践活动也是受“左”倾错误影响的。

    从实际行动上看，在校内，四一四批斗“走资派”，批斗“反动学术权威”，
批斗右派分子，甚至批斗持不同观点的普通教师；在社会上，四一四紧跟毛主席的
“战略部署”，高喊“打倒刘邓”；还有少数四一四群众参与了几大极“左”事件
。

    从政治观点上看，四一四思潮本身就包含了许多“左”的东西。从“红线主导
论”到“阶级关系不变论”，从“两小撮论”，到“十七年的工农兵还是工农兵，
十七年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等等，都是阶级斗
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观点的反映。

    在四一四思潮的核心观点“红线主导论”中，我们全盘肯定建国十七年后毛主
席领导的所有运动，如反右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四清运动，总路线、
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中苏大论战等。实际上，解放后我们党对社会主
义社会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客观规律没有充分的研究和正确的认识。这一次
又一次的运动不过是毛主席左倾思想指导下的盲动。这些运动伤害了党，伤害了干
部，伤害了知识分子，伤害了人民群众，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民主法
制的建设。而通过这些运动，毛主席的左倾思想和左倾理论不断发展，左倾错误越
来越严重。文化大革命正是左倾思想和左倾理论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我们全盘
肯定这些运动，就是接受了毛主席的左倾思想和左倾理论。

    文革前我们受到了正规的传统教育，但是在传统教育中也包含了很多“左”的
东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反修防修”已经在我们那一代人心中牢牢
扎根。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政治语言都已打上了深深的“左”的烙印。

    因此，四一四思潮虽然对文革有所反思，但这种反思是十分肤浅的，无法上升
到共产党必须纠正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和左倾理论的高度，无法上升到共和国必须
进行民主法制建设的高度，无法上升到党和国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

    我们之所以纪念四一四思潮，是因为我们“有幸”参加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
大革命。我们犯了许多错误，我们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我们也给历史留下了
经验和教训。我们——文革时期的年青一代——包括团派和四派，既非神仙圣贤，
亦非妖魔鬼怪。我们思考过，我们奋斗过，我们无怨无悔。

二零零七年四月

《政治高压之下的“四一四”——清华大学文革纪事》（沈如槐）
〔本文作者为文革中清华大学造反组织“井冈山兵团”中分裂出来与蒯大富领导的“团派”对立的“四一四”派主要负责人——编者〕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２日，谢富治、丁国钰、周景芳到清华大学接见两派负责人~}
~{，首先单独接见了团派，然后又单独接见了我们，四一四核心组全体成员参加了接~}
~{见。在单独接见四一四时，我们向他们汇报四一四的观点和对若干问题的看法，谢~}
~{富治根本不感兴趣，毫不客气地批评四一四说：“四一四大方向是不对头的，你们~}
~{的小道理有些是对的，但大道理错了”，“你们千条对，万条对，可你们的大方向~}
~{不对。”谢富治指责四一四把矛头指向蒯大富，指向群众。我们自然要争辩，可谢~}
~{富治不愿意听。我这个人生性刚强，宁折不弯，看到谢富治这样对待四一四，很不~}
~{服气，大声地与他进行争辩。谢富治对我极为不满，他指着我说：”你只能当闯将~}
~{，不能当统帅。”~}

    ~{随后谢富治将两派召集到一起作指示，他说：四一四要支持总部，首先要大联~}
~{合，然后再让革命干部出来。革筹小组增加一些人，增加不同意见的人，再增加干~}
~{部。可以把兵团总部与革筹小组分开，有个分工，具体问题你们自己讨论。革筹小~}
~{组增加一些人就行了。~}

    ~{谢富治离开清华后，有人散布消息说：谢富治单独接见团派时要蒯大富高姿态~}
~{，不要讲四一四是保守势力，什么地方都有左中右，，革命委员会也有左中右，让~}
~{四一四一些人进革筹小组。团派造出的舆论是：谢富治要让四一四作为保守势力和~}
~{右派代表参加革筹小组，而蒯大富还对此不满，认为谢富治对四一四太软，让步太~}
~{大，不应该同意四一四代表参加革筹小组。~}

    ~{从三纵队与蒯大富论战以来到四一四成立近一个月，第一次有中央领导专门来~}
~{清华处理两派问题。而这第一次就否定了四一四的大方向，这对四一四来说无异于~}
~{当头一棒！在四一四的核心组会上，我们仔细研究了谢富治的讲话和态度，认为他~}
~{是蒯大富搬来的救兵，偏听偏信，有意打击四一四，为蒯大富撑腰；他不听四一四~}
~{的申辩，轻易否定一个群众组织的大方向，是不妥的。在下午召开的四一四战斗组~}
~{组长会议上我们如实传达了谢富治接见时的讲话。当时我们认为中央文革和谢富治~}
~{不了解清华的情况，曾想组织部分四一四战士去中央文革反映情况，由于群众对中~}
~{央文革心存畏惧，未果。很自然，四一四中充满了对谢富治的不满情绪。~}

    ~{５月１３日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蒯大富又向谢富治告状说：清华四一四头头~}
~{要对中央文革施加压力，挑动四一四群众向中央文革和谢副总理示威。谢富治锐：~}
~{“我是受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委托到清华去的，回来后向总理和中央文革汇报了我了~}
~{解的情况和处理意见，总理和中央文革是同意我的处理意见的。”~}

    ~{蒯大富把谢富治的讲话公开传达后，团派兴高采烈，在各种场合利用谢富治的~}
~{讲话压四一四，特别是５月１５晚团派召开的“促进革命派大联合”大会，对四一~}
~{四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攻击，甚至扬言要对四一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连当时颇~}
~{有影响的中间派“五七串联会”都看不过去，发表声明予以谴责。~}

    ~{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央文革和谢富治对四一四采取的是不屑一顾、简单否定的态~}
~{度、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形势；四一四想坚持真理，就要进行长期、艰苦、曲折的~}
~{斗争。我们认为谢富治来清华并没有耐心听取四一四的意见，他的“处理意见”是~}
~{不符合清华的实际情况的，也是不利于清华大联合、三结合的。他到清华劳而无功~}
~{，现在又想用用总理和中央文革来压服四一四。我们没有屈服，继续坚持“四一四~}
~{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硬顶谢富治的批评。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硬顶会造成什么后果~}
~{，为了表示四一四为真理而献身的决心，在纪念四一四成立一周月的大会决议中我~}
~{们引用了这样一段林彪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
~{，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这段语录后~}
~{来被四一四战士谱了曲，变成了《四一四战歌》，成为鼓舞四一四与团派斗争的有~}
~{力武器，并导致陈楚三的牢狱之灾和四一四的“倒谢运动”。~}

    ~{谢富治来清华的目的是压四一四承认和服从蒯大富和革筹小组的领导，无论谢~}
~{富治和蒯大富怎样软硬兼施，我们就是不买这个帐，坚持反对革筹小组。我们确信~}
~{，我们的立场是站得住脚的：革筹小组不是通过合法程序产生的，不能作为清华的~}
~{最高权力机构，只能作为工作机构，而且必须调整扩大；清华大学的大联合没有实~}
~{现，干部没有得到解放，不具备成立三结合革委会的条件。~}

~{◇　四项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５月２１日谢富治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两派负责人，四一四方~}
~{面参加接见的代表是我、孙怒涛、宿长忠、刘万璋、王良生和龙连坤等六人。~}

    ~{这次接见，谢富治总的原则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在批评四一四大方向的原则下~}
~{，和稀泥，搞三结合。”他还说：“我跟中央文革、周总理讲了，他们同意我的处~}
~{虚理意见。”~}

    ~{谢富治不仅继续否定四一四的大方向，而且全面否定四一四的所谓“小道理”~}
~{。~}

    ~{谈到四一四批评蒯大富的错误时，谢富治对我们说：“听说四一四要把总部打~}
~{倒，你们是不是想让蒋南翔回来？”“不存在推翻蒯大富的问题，可现在你们就这~}
~{样做了。”~}

    ~{谈到“蒯氏阶级路线”时，谢富治说：“是不是让蒋南翔回来，就什么事情都~}
~{没有了？‘蒯氏阶级路线’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有那么严重？这么说罗征启比蒯大~}
~{富还好了！”“罗征启是什么人？你们是要彭真出来，蒋南翔出来，刘、胡、何、~}
~{艾出来吗？”~}

    ~{谈到干部问题时，谢富治说：“我们现在强调解放一大片，打击一小撮，不等~}
~{于过去批判错了。批判错了只是一个半个。这里有两条，一条是毛主席对干部的大~}
~{政策、第二条是干部自己原来站错了。就是有过火，责任也在一小撮。否则就是翻~}
~{案，大方向完全错了。讲平保平黑，那是完全错了。”谈到“两小撮”时，谢富治~}
~{说：“只有一小撮，没有两小撮。”他警告参加接见的干部：“你们干部站出来要~}
~{为大联合做贡献，不要只为自己的利益，否则就是挑拨离间、破坏团结，就是继续~}
~{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钱。”~}

    ~{他疾言厉色地对四一四代表说：“你们表面听中央文革的话，实际上不是的，~}
~{将来要走向反面的。”他还说：“你们要不听话，爱怎么搞就怎么搞，我不管了，~}
~{让蒋南翔来管。”“你们再搞个总部，再搞个四一四学校？一条是一个总部、一个~}
~{学校，第二条是让蒯大富下台。这第二条路走不通。”总而言之，谢富治采取高压~}
~{政策，想一举制服四一四。谢富治之所以这样起劲地支持蒯大富，反对蒋南翔是因~}
~{为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文化大革命中，北京打倒了彭真，谢富治取~}
~{而代之，清华打倒了蒋南翔，蒯大富取而代之。~}

    ~{在对四一四一顿棒杀之后，谢富治主持两派协商谈判。其实根本不存在所谓协~}
~{商谈判，我们只不过将谢富治讲的几条原则变成文字而已。谢富治的几条原则是：~}
~{一，停止互相攻击；二，统一领导，不准扶植山头的权威；三，大联合就不允许对~}
~{立面存在；四，革筹小组成立后四一四就解散，革筹小组实际上是有权力的。~}

    ~{经过讨论，双方达成　“四项协议”，全文如下：~}

~{一、双方停止一切“内战“，不许相互攻击。广播、大字报、标语等不准攻击对方~}
~{。有不同看法希望协商解决，或通过正常辩论来解决，尤其不要把　“内战“打到~}
~{社会上去。~}

~{二、双方要整风，主要是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整风要达到~}
~{大联合大团结的目的，逐步实现按班、系的大联合。~}

~{三、调整和扩大革筹小组和总部，要尽快实现我校革命三结合。~}

~{四、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做出的决议必须执行。~}

    ~{前三条双方都无争议，要害是第四条，这无疑意味着把四一四的生杀大权交给~}
~{团派。谈判时我方强烈反对这一条，认为团派会利用它来压四一四，谢富治说：“~}
~{协议还没执行，怎么知道他们会那么做？你们还有没有诚意？”王良生说：“现在~}
~{矛盾的主要方面是２８团，２８团不改变态度四一四不放心。”谢富治说：“那不~}
~{见得，你们要整风。”~}

    ~{这时我想起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并配~}
~{发评论员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
~{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在八届十~}
~{一中全会后《红旗》杂志第十一期重新发表文章时改为　”……我们无条件接受的~}
~{，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并且加了一句话：”对于一切危害革命~}
~{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于是，我坚决要求取消第四~}
~{条，我说：“正确的决议才能执行，错误的决议必须坚决抵制，否则就是奴隶主义~}
~{”。~}

    ~{谢富治说：“奴隶主义是有阶级性的，革筹小组做出的决议要统统执行，现在~}
~{无政府主义可厉害了。”我仍不服，要求对第四条进行修改，提出在“决议”前加~}
~{“正确”二字，即把协议的第四条改为“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做出的正确决~}
~{议必须执行。”~}

    ~{谢富治强硬地说：“不行！这是原则问题，决不退让。”当他们煽动造反派向~}
~{我们党夺权时，他们鼓吹抵制错误领导，而当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政权时，却又要人~}
~{们无条件地服从。这不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又是什么？~}

    ~{在谢富治的强大压力下，我们被迫在四项协议上签字。当时还确定了革筹小组~}
~{组成人员名单，其中学生１３，干部５人，教职员工３人，共计２１人。在学生中~}
~{，团派为９人，四一四为４人，这就是九比四的来历。四一四推荐孙怒涛、汲鹏、~}
~{王良生和我为学生代表、龙连坤为干部代表、李振民为教职员工代表参加革筹小组~}
~{。蒯大富任革筹小组组长，鲍长康、孙怒涛、韩银山、韩启明为副组长。~}

    ~{在讨论革筹小组名单时，团派只接受孙怒涛、汲鹏、王良生三人，坚决不同意~}
~{我参加革筹小组。他们说我过去在反对蒯大富和２８团中最积极，没有资格参加革~}
~{筹小组。四一四方面不得不向团派说明我是四一四的一把手，经谢富治表态同意后~}
~{，团派代表才勉强接受我参加革筹小组。~}

    ~{回到清华，消息传出，四一四炸开了锅。六位谈判代表处于群众的包围之中，~}
~{接受他们愤怒的声讨。群众指责我们丧失立场，出卖原则，签署了一个让四一四任~}
~{人宰割的协议。我们赶紧召开核心组会议，向大家汇报谈判的详细情况，听取意见~}
~{，研究对策。会上大家都能体谅谈判代表当时的处境，对谢富治表示强烈不满。大~}
~{家议来议去也想不出好的办法摆脱困境，但是，又不甘心就这样束手就擒，所以会~}
~{议决定，由２０名末参加谈判的勤务站成员发表声明，接受“四项协议”的前三条~}
~{，反对“四项协议”的第四条。声明引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无条件接~}
~{受，而应当坚决抵制”的毛主席语录，指出第四条协议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这样~}
~{既承认了“四项协议”，又保留了抵制总部某些决议　的权利，以一种进退自如的~}
~{姿态，来应付末来。~}

~{◇　事态的发展。~}

    ~{然而，四一四群众反对”四项协议“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首先是东方红战团~}
~{连夜发表著名的“５·２１声明“，明确指出“四项协议”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东~}
~{方红战团坚决不承认“四项协议”，不承认革筹小组，不接受革筹小组的一切领导~}
~{。随后，反对“四项协议”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５月２２日，四一四三七战团~}
~{和其他近二百个战斗组发表声明，或完全反对“四项协议”，或反对“四项协议”~}
~{的第四条，并指责四一四头头出卖四一四战士，出卖无产阶级利益。四一四群众如~}
~{此强硬的态度使我们很受鼓舞。~}

    ~{可是，谢富治马上又打来一闷棍。５月２２日深夜，谢富治的秘书打电话给清~}
~{华两派，传达他的指示：“你们总部和四一四协商所达成的四项协议，我己经报告~}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你们应当坚决执行，这样对你们有好处。”~}
~{他的潜台词就是：谁反对“四项协议”谁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谁就没~}
~{有好下场。在文革中，这样的大帽子谁也戴不起。我们四一四核心组感到事态严重~}
~{，决定对谢富治的电话指示做出反应。５月２３日２时３０分，孙怒涛通过四一四~}
~{广播台传达了谢富治的电话指示。在上午由总部召开的全校大会上，孙怒涛又代表~}
~{四一四核心组表态：坚决拥护“四项协议”，并不折不扣贯彻执行。我们的目的是~}
~{暗示四一四战士不要轻举妄动，要静观其变，以静制动。我们担心四一四还会有人~}
~{贴大字报反对“四项协议”，怕他们遭到打击。~}

    ~{当天上午，清华圆内，两派情绪形成鲜明的对照，团派欢欣鼓舞，四一四万马~}
~{齐暗。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２３日中午，东方红战团发表“紧急声明”，重~}
~{申５·２１声明，不承认“四项协议”，不承认革筹小组，声明引用林彪语录“在~}
~{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
~{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表明为坚持真理“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决~}
~{心。紧接着，四一四主要负责人陈楚三、张雪梅等四人挺身而出，发表“郑重声明~}
~{”，支持东方红战团声明，表示“任何人违反毛泽东思想、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
~{我们坚决造反，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这两份声明的强硬立场给四一四战~}
~{士极大的心理支撑。广大的四一四战士也没有在高压下屈服，纷纷在大字报上签名~}
~{表示支持。两派形成僵持局面。~}

    ~{不料，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５月２４日上午蒯大富又在全校大会上传达谢富~}
~{治２３日对他的谈话。谢富治说：“我把我们那天协商的四条告诉我们伟大领袖毛~}
~{主席，毛主席是赞成的”。他还说：“我把我们那天协商会上提出的解决问题的三~}
~{条途径告诉毛主席。一条是让蒋南翔回来，第二条是让总部和蒯大富下台，四一四~}
~{上台。毛主席说‘这两条都不行。’我又说第三条就是双方都让几步，联合起来。~}
~{毛主席笑着说‘你又和稀泥！’”~}

    ~{全校大会结束后，团派马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旌旗飘扬，锣鼓喧天，庆~}
~{祝似乎己经到手的胜利。“毛主席为我们井冈山人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
~{“最高指示：四一四上台，不行！”等口号响澈清华园。~}

    ~{随后，团派召开战斗组长会议，做出两项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向四一四发动强~}
~{大的政治攻势，争取瓦解和摧毁四一四，二是立即成立革委会，从根本上巩固胜利~}
~{成果。２４日中午《６１１》战斗组的“最最紧急声明”和２８团的“严正声明”~}
~{就是明证。他们确定的口号是“充分发动群众，以大跃进的步伐，争分夺秒，日夜~}
~{奋战，全力以赴，排除万难，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尽快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２８团在声明中说“四一四大方向始终是错误的”、“四一四必须解散”、“~}
~{东方红战团和陈楚三、张雪梅等人的声明是反革命大字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攻击谢副总理，反对毛主席赞成的四项协议，罪责难逃”、“罗征启是挑动群众斗~}
~{群众的罪魁祸首”。~}

    ~{２４日下午，蒯大富主持召开革筹小组会议，决定５月３０日成立革命委员会~}
~{，并提出５０名革委会委员候选人名单，供全校师生员工进行辩论。当晚，鲍长康~}
~{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了革筹小组的决定和总部关于成立革委会的紧急动员令。~}

    ~{毫无疑问，蒯大富和谢富治把四一四逼到了墙角。“四一四上台，不行！”的~}
~{“最高指示”给我们造成极其巨大的心理压力。我们在讨论时认为对于这段“最高~}
~{指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又不理解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
~{话，心中很不服。起初我们还以为毛主席听信了谢富治的片面之词，但后来分析，~}
~{毛主席对清华的情况了如指掌，也许他老人家确信清华四一四的主张实质上就是“~}
~{蒯大富下台－四一四上台－蒋南翔回来”。可我们自己当时丝毫没有这种意识。我~}
~{们虽然反对蒯大富，主张解放干部，让干部成为三结合的领导核心，但并没有让蒋~}
~{南翔复辟的思想，所以感到很冤屈，当然也不觉得很害怕。那么如何应对当前的局~}
~{面呢？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是极其神圣的，现在从蒯大富的口中随意说出来，其真实~}
~{性就大打折扣了。~}

    ~{鉴于蒯大富有“贪污”和歪曲传达首长讲话的“前科”，我们暂且认定蒯大富~}
~{伪造　“最高指示”，不予理会。~}

    ~{在团派的强大攻势面前，四一四的队伍保持了异乎寻常的冷静和稳定。三七战~}
~{团发表声明，支持东方红战团５·２１声明，表示要与东方红战团并肩战斗到最后~}
~{胜利。在这关键时刻，作为四一四核心力量的两大组织表现了高度的团结一致。陈~}
~{楚三、张雪梅等人更以大无畏的精神再次发表“严正声明”，继续坚持强硬立惕，~}
~{在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准备为坚持真理而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与学生队伍一样~}
~{，四一四的教职员工和干部队伍也是一支压不跨的队伍，四一四的干部代表龙连坤~}
~{、魏宏波、谭浩强、胡大忻、王学芳联合发表声明，动农系２５名干部和数力系１~}
~{３名干部分别发表声明，坚持认为四一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呼吁两派群众求同存~}
~{异，共同对敌。四一四的一个战斗组写了一份题为“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的大字报，这个标题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处于政治高压之下四一四的状况。~}

~{□　摘自沈如槐：《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



《清华四·一四思潮：河归旧道十七年》（宋养毅）

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以后，造反派又在全国较为普遍地分裂成两派：温和派与~}
~{激进派。在河南，有“河南造总”和“二七公社”之分；在黑龙江，有“山上派”~}
~{和“山下派”之分；在湖北，有“三新”和“三钢”之分……即便在中学红卫兵里~}
~{，北京地区有“四四派”与“四三派”之分；上海地区也有“红代会”与“中串会~}
~{”之分。如同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的主要理论家在他那篇著名的〈四一四思潮必胜—~}
~{—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东方红战团一战士）指出：“尽管不同地区两支~}
~{造反派各有其特色，其自觉程度不相同，其尽到的成绩以及所犯的错误性质程度各~}
~{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具有规律性的共同性。”又如他在同一文章中假定：“社会里~}
~{的阶级矛盾，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首先明显地反映到学校中来，清华大学四一四~}
~{派与团派的原则分歧与组织上的分裂，是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的。”以至他认为~}
~{这种全国性分裂的两支造反派，可以方便地称呼为：“四一四派和团派”，代表这~}
~{两派政治主张的政治思潮是“四一四思潮和团派思潮”。〖１〗~}
~{　　当周泉缨在写作这一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纲领性的思潮文献时，他或许并没有想~}
~{到一年后他会得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评判。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凌晨，当毛泽东~}
~{下决心把红卫兵赶下历史舞台，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所~}
~{谓“五大领袖”时指出：“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
~{打江山的人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毛泽东又说：“蒯大富~}
~{是偏左的，井冈山两个，四·一四右的”。鉴于当时周泉缨已在狱中，毛泽东下令~}
~{放人：“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
~{写篇文章抓他干什么？”〖２〗至此，可以认为四·一四思潮已在全国范围内被毛~}
~{泽东直接点名为一种“右”的异端思潮。但奇怪的是，此后无论在清华大学还是在~}
~{全国范围内，四·一四思潮从来就没有作为一种异端思潮象湖南“省无联”，武汉~}
~{“北、决、扬”，甚至上海中学生的极左思潮“中串会”那样受到过正式的批判。~}
~{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来正面审视一下什么是清华四·一四的主要政治观点，以~}
~{及它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流行的社会思潮了。根据清华大学文革史的研究者所述：~}
~{“１９６９年４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
~{总部（团派）和４１４总部（４派）。两派在一系列文革问题上针锋相对，不可调~}
~{和”。〖３〗什么是他们的分裂导火线呢，据此研究者的分析，这“主要表现在文~}
~{革中的策略、形势评估，工作方法、权力分配、干部政策，对文革前清华的评价等~}
~{方面，而最重要、最集中的就是干部政策。这些伴随着兵团成立，发展而来的分歧~}
~{和矛盾最终使兵团于１９６７年４月分裂为井冈山兵团总部和４１４总部……团派~}
~{认为，文革前十七年的清华是黑线专政，几乎无可取之处。清华的干部，尤其是５~}
~{０年代培养并相继任职的，是资反路线的第二、第三套班子。这些干部作为‘新生~}
~{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起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更加反动与危险。４派把团派~}
~{这套理论称之为‘大翻个理论’，即从根本上否定１９４９年以来的中共领导，颠~}
~{倒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４〗干部问题的评价，讲到底是一个制度的臧否。当~}
~{清华四·一四认定“走资派在中国的地位和苏联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党内政权机器~}
~{内未占统治地位。他们也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时，他们便顺理成章地推~}
~{导出了四·一四思潮的三大理论支柱。~}
~{　　其一是“阶级关系不变论”。与所有极“左”派的异端思潮认定文化大革命已~}
~{造成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大变动不同，四·一四的主要理论是“十七年阶级关系~}
~{不变论”。四·一四思潮认为：“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
~{基础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化的……十七年来掌权的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
~{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具体到被认为是“~}
~{黑线专政”的教育部门，他们仍认为：“从十七年再加上大革命总和来看，主席路~}
~{线在教育革命中是占领导地位，是不断推行革命，不断压倒刘少奇路线的”。〖５~}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四·一四派中不少人甚至认为：“刘少奇路线也要一分为~}
~{二。”〖６〗~}
~{　　其二是“造反派不能坐江山论”。从“十七年阶级关系不变论”出发，造十七~}
~{年反的造反派，尤其是激进的造反派，自然成了反动阶级的代言人。按周泉缨们的~}
~{理解，“造反”派并不等于“革命”。他们直截了当地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开展以来，始终有这样一个现象为人们所不理解：为什么反蒋（指原清华大学校~}
~{长，“黑帮分子”蒋南翔）反工作组的时期，造反派里有不少人出身不好？每个人~}
~{都认为这不是偶然的。都拼命找各种解释来说明这种现象的必然性。经过长时间的~}
~{热烈讨论后，人们发现没有一种站得住脚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能说明这一点。而所~}
~{谓那里压迫最重，那里反抗就最力的蒯氏理论显然是缺乏阶级分析的。于是人们不~}
~{得不提出这样一个疑问：造反不造反，究竟是不是革命不革命的标准？”四·一四~}
~{们的结论是，他们（即造反派）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造反的旗号，混在革~}
~{命队伍中齐喊造反。他们不是把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乘~}
~{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这些人一般是出身于剥削阶级”。〖７〗这里，我们既~}
~{可以看到十七年阶级路线的“血统论”分析法，又可以看到十七年中中共官僚阶层~}
~{惯用的反右斗争式的政治形势估计。~}
~{　　从此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清华四·一四派在文革中要死死捍卫的是周恩来~}
~{——旧官僚体制的代表。而在私下议论中，对刘邓为代表的十七年体制更是十分留~}
~{恋的。~}
~{　　其三是“文化大革命必须修整、巩固、妥协论”。周泉缨在他那篇以〈和周泉~}
~{缨谈话纪要〉命名的自白中明确提出：文化大革命到１９６７年应当“收”了。周~}
~{泉缨拐弯抹角地批评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了“人跑长了要昏倒，发动~}
~{机开长了要拉缸，断裂”的局面，因而必须“修整、巩固、妥协，”以防止“一个~}
~{朝代垮台”，而使“中朝复兴或朝代延长”。〖８〗一句话，在他夫子自道的字里~}
~{行间，不难看出要求对十七年的干部政策，阶级路线以及整个政治秩序的留恋和要~}
~{求重新恢复的渴望。~}
~{　　出于这样的一些理论基础，周泉缨们必然对１９６７年后群众运动的继续推进~}
~{大为不满。清华团派所办的《井冈山报》在１９６７年６月２２日重刊了当时的中~}
~{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周泉缨便借题发~}
~{挥，于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４日贴出一张题名为：“重炮猛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
~{袁世凯式的人物——陶铸……”的大字报。此时，作为“中国最大保皇派”的陶铸~}
~{早已于一年前被打倒，周泉缨的矛头显然是另有所指的。９月１７日，周泉缨又嫌~}
~{矛头所指过于朦胧，又贴出一张题名为〈炮打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评~}
~{陶铸之流１９６７年６月重版的一篇文章〉的大字报。这里，“之流”明白无误地~}
~{暗示他矛头所指的是陶铸以外的人，而“１９６７年６月重版的一篇文章”则明确~}
~{地点出了陈伯达是当代“袁世凯”。这两文的中心观点，都认为陈伯达把文化大革~}
~{命中的群众运动引向了歧途。他们以“貌似极‘左’实是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
~{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其主要表现是“企图垄断外交权，企图垄~}
~{断行政权，甚至企图控制总理（周恩来——引者注）的常委大权。”此外，陈伯达~}
~{还要“搞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军队”；对十七年的政治秩序“搞‘大翻个儿’”，~}
~{“抹煞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搅乱阶级阵线。”去“迎合地富反坏右的‘权力再~}
~{分配’的强烈欲望。”〖９〗~}
~{　　既然周泉缨为代表的四·一四思潮认为陈伯达已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引~}
~{向了歧途，那么说他们内心深处对文革其实取否定态度也就不足为怪了。在那篇〈~}
~{谈话纪要〉里，周泉缨公然把文革的成绩比作“秦始皇修长城”，并指责他“残暴~}
~{的阶级本性和操之过急而垮台”，自然有影射毛泽东之嫌。〖１０〗在私下的议论~}
~{中，周泉缨和他的伙伴们更是直接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干~}
~{部大换班”；是“打倒‘刘家军’，换上了‘林家铺子’”的“排斥异己”的权力~}
~{斗争。由此他们更直截了当地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引起的原~}
~{因，一则是‘个人需要’，二则是‘排除异己’”。〖１１〗~}
~{　　清华四·一四思潮自然是一种代表着一种从右的方面来反对文化大革命，要求~}
~{恢复十七年政治旧秩序的异端社会思潮，而问题在于，这一思潮的代表者既不是类~}
~{似“联动”式的中共高干子女的组织，又不是保守派的红卫兵。而是当时响当当的~}
~{造反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中的一支，却一再批判造反派，似乎有点令人费解。其~}
~{实，这正说明了文革中的所谓“造反派”，并不全部具有反体制的思想意识（不管~}
~{是自觉或非自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统意识在他们许多人的脑中仍是占统~}
~{治地位的，旧的政治秩序在他们不少人心中也仍是神圣的。只有造反派中一部分激~}
~{进派思想家，才具有稍微自觉的反体制意识。~}
~{　　除此之外，四·一四思潮的产生恐怕还说明了如下几个问题。第一，１９６７~}
~{年“一月夺权”以后造反派的迅速为权力的侵蚀与腐化，使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对~}
~{此相当失望；第二，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在中央残酷的权力斗争越来越使青年人看~}
~{清楚政治斗争的黑暗；第三，文革所引起的群众运动和群众斗争的无序性与无规则~}
~{性使人们甚至觉得还是文革前的旧秩序更为安定。无疑，四·一四代表了一种旧秩~}
~{序的复辟思潮，而这一思潮的产生，却是以反复辟为己任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
~{直接后果。这真是莫大的历史讽刺。~}
~{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为什么毛泽东公开说他反对四·一四思潮，而四·~}
~{一四思潮却从未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任何批判。毛泽东对四·一四思潮的态度，其实~}
~{是矛盾与暧昧不清的。他当然反对四·一四思潮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矛头指向他及~}
~{其追随者的那部分观点。然而，在文革确实进入“收”的阶段，毛泽东为了巩固自~}
~{己的政权开始把红卫兵全部赶下历史舞台，与旧官僚阶层及其代表周恩来开始联盟~}
~{的１９６８年下半年，他其实已经开始了有步骤的组织与思想清理。从组织上，他~}
~{开始重新启用“老干部”——旧官僚阶层和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出身好的党团~}
~{积极分子。从思想上，他开始反对“阶级关系变动论”，“特权阶层论”和“彻底~}
~{砸烂旧国家机器论”等激进的造反派思潮，概而言之，他所实践的，正是四·一四~}
~{思潮所主张的，因而怎么可能再认真地批判四·一四思潮呢。从这一观点来看，四~}
~{·一四思潮真是一种强大的代表中共本质的旧秩序的思潮，当邓小平终于复辟成功~}
~{时，可以说四·一四思潮是确确实实地一时胜利了。~}
~{注　释~}
~{〖１〗　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１９６８年）。~}
~{〖２〗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时的谈话。~}
~{〖３〗　唐少杰〈红卫兵运动的丧钟：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香港：《二十一世~}
~{纪》，１９９５年１０月。~}
~{〖４〗　唐少杰〈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兴衰〉，香港：《二十一世纪》，１９９５年~}
~{８月。（见本刊ｚｋ９６０７ｂ——编者）~}
~{〖５〗　〈四一四思潮必胜〉，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１９６８年）。~}
~{〖６〗　〈历史的判决〉，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１９６８年）。~}
~{〖７〗　〈论造反派〉，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１９６８年）。~}
~{〖８〗　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１９６８年）。~}
~{〖９〗　载《大字报选》（清华大学），１９６８年９月。~}
~{〖１０〗　同注〖８〗。~}
~{〖１１〗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１９６８年）


《四·三思潮：政治平等论争的变异》

~{　　一九六七年四月，经历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取得主导地位的北京中~}
~{学造反派骤然分化与组合为两大派：“四·三派”和“四·四派”。浮面看去，这~}
~{源起于文革中的“中央首长讲话”及其对它们的臧否。根据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
~{所编的“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所载，这一分裂的过程如下：~}

~{　　“四月三日至四日，二、三月间，北京中实行军训。各造反派组织都解散了，~}
~{打算按班级实行大联合。~}

~{　　但是，两种思潮在造反派队伍中的斗争依然存在很剧烈。~}

~{　　四月三日，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接见中学革命师生代表，指示：~}
~{中学的左派组织不能解散。一部分中学生认为江青同志讲话好的很，马上组织起来~}
~{。众称其为‘四·三’派。~}

~{　　四月四日，另一部分中学生也组织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四·四’派。~}

~{　　两派分歧是：‘四·三’派认为必须彻底批判联动思潮；‘四·四’派认为‘~}
~{四·三’派不能团结大多数，批判联动思潮是‘矛头向下’。~}

~{　　‘四·三’派认为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要以左派为核心，实现大联合；但在军~}
~{训中许多中学革命组织被解散。~}

~{　　‘四·三’派认为当时中学军训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提的不高；‘四·四’派则~}
~{认为中学军训好的很。”〖１〗~}

~{　　尽管这一“大事记”只是粗略地对两派的思想分歧作了记录，但从中仍可以看~}
~{到大致的焦点所在：１）军训；２）联动思潮。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
~{下发了“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共有八条内容。一、彻底批判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二、停止外出串连，进行短期军训。三、整顿红卫兵，使之以劳~}
~{动人民家庭出身为主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一贯表现好的也可以参加。同时解散~}
~{“联动”。四、建立三结合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五、上文化课与“文革”结合。六~}
~{、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师生，必须平反，反对武斗。七、整顿清理教师队伍。~}
~{八、爱护学校设备与国家财产。〖２〗这一文件表现出了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对中学~}
~{运动的两方面期许。第一，抛弃“联动”及其老红卫兵，重新组织新的红卫兵为其~}
~{政治工具；第二，以军训~}--~{最可靠的军队去限制新的红卫兵的作用，用一位研~}
~{究者的话来说：“总的讲，军训的目的无非是要把红卫兵这匹乱踢乱咬的野马套上~}
~{笼头，用缰绳把它牵上毛主席既定的‘文革’的发展道路。”〖３〗~}

~{　　在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主要的就是批判“血统论”，即批判工~}
~{作组，老红卫兵（及联动）对普通师生，尤其是出身不好的师生的迫害。军训团，~}
~{即解放军本身是一个在中共“血统论”的阶级路线上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他们在~}
~{军训中自然表现出了对批判“血统论”的天然冷漠及其抵制。这引起了“四·三派~}
~{”学生的不满。此外，在“血统”上并不占优势的“四·三”派刚刚取得了革命权~}
~{利，立刻受到了“复课闹革命”及军训团的不少限制。加上许多出身干部子女的老~}
~{红卫兵都转入“四·四”派成为干部与骨干。又使他们对“联合”不抱幻想。从“~}
~{四·四”派来讲，也正因为他们队伍的“血统”构成和他们多多少少把执行过“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不愿深入批判“血统论”。加上他们早在一九六六年底便~}
~{已成立了全市性的组织——“红卫兵首都兵团”，这又使他们在大联合力量对比上~}
~{绝对不会吃亏，因而他们拥护“军训”，拥护“大联合”——这便是出自两派利益~}
~{所在的不同而造成分歧的原因。~}

~{　　自然，从两派“比赛革命”，即争当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新的政治工具的角度~}
~{去看，这两派的分歧并没有什么大的现代民主与人权意义上的积极意义。然而，如~}
~{果我们注意到两派分歧更深层的社会思想原因——血统，那么，“四·四”思潮更~}
~{多地表现出对中共十七年的阶级路线及政治秩序的一种维持，而“四·三”思潮则~}
~{不时表现出对它的挑战、颠覆，甚至进一步的独立思考式的否定。如同红卫兵运动~}
~{的研究者的分析：“说到底，‘四三派’、‘四四派’之争还是个家庭出身问题之~}
~{争、政治待遇之争。在这方面，‘四三派’的理论实际是遇罗克的〈出身论〉”〖~}
~{４〗如果说毛泽东及中共期许通过军训使红卫兵运动失去它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通~}
~{过“大联合”及“红代会”的成立结束所有中学生对中国政治的独立思考，那么“~}
~{对于曾对造反抱以极高期待的红卫兵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红卫兵~}
~{运动，可说是这代人要把以往学到的东西，放到他们感到神秘且无法左右的社会现~}
~{状中去实践的初次尝试。这种尝试的动机，包含着许多崇高的理想和愿望。有人想~}
~{籍此创建出一个没有任何杂念的单一社会，使生活其中的人完全平等；有人期冀以~}
~{巴黎公社为蓝本改造社会的政治结构，使之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有人试图建~}
~{立最能发挥学生积极性和能力的教育制度，来培养出一代真正的新人，当然还有其~}
~{他许多。而期望本身不在于它是否合理，而首先在于它是否具有实现的手段，倘若~}
~{没有，那么期望越高，痛苦越深。到了这个时候，红卫兵们发现，他们已经再也没~}
~{有力量和手段去实现造反的理想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与他们的初衷已越来~}
~{越远。”〖５〗这一对他们狂热投身于的“革命”的失望，无论对于老红卫兵，“~}
~{四·三派”、“四·四派”红卫兵都是一样的。而在此失望的过程中，“四·三派~}
~{”思潮仍顽强地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思考，〈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就是这样~}
~{一篇文章。~}

~{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是遇罗克〈出身论〉等一系列文章中表述的“反特权”思~}
~{想的延续，但是它也表达了如下几个创新的观点：~}

~{　　第一，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归结为“革”与“保”的矛盾，其斗争焦点~}
~{又在于“权力再分配”。〈论新思潮〉认为：社会主义之前的“历史上每一次大的~}
~{社会变革都伴随着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
~{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
~{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这样，这些~}
~{“特权人物”蜕化后“象各个历史时期一样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
~{会的主要矛盾。”“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保’的实质”；而“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
~{的爆发”。〖６〗~}

~{　　第二，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权力对中共各级当权派无可幸免的腐蚀作用。〈~}
~{论新思潮〉指出：“‘挟重器’（指掌权力）的政治经济地位唤醒了许多人头脑中~}
~{本来就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
~{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７〗~}

~{　　第三，指出了这种“再分配”斗争的持续性与永久性。一方面〈论新思潮〉认~}
~{为“四·三”思潮“代表了一种与历史发展紧紧相扣的生气勃勃的新思潮”，它的~}
~{实质是“促成财产、权力的再分配，促成社会的革命变动，打碎特权阶层。”另一~}
~{方面，〈论新思潮〉又指出：“不但这次再分配必有缺陷，而且即使是正确的也必~}
~{然又有分化。”因而，在第二次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必是当时迫切要求再分配，~}
~{向当时的资产阶级特权人物猛烈冲击的激进势力。而不一定是现在的‘四·三’派~}
~{了”。〖８〗~}

~{　　从这三个创新的理论观点与中共长期以来信奉的正统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
~{观点相比，即使是与毛泽东创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相比，仍有~}
~{很大的不同。即使在文革中，毛泽东从来没有推翻过他一贯倡导的正统阶级路线，~}
~{对造反派的倚重只是暂时的、功利的。而〈论新思潮〉想把它固定为“革”与“保~}
~{”式的阶级分析，显然是离经叛道的。其二，〈论新思潮〉过分地强调了权力——~}
~{尤其是社产主义制度的专制权力——对其干部的腐蚀作用，甚至对新上台的造反派~}
~{的迅速蚀化作用，这等于是在否定这一制度本身，自然更是大逆不道。于是，这一~}
~{文章很快在北京以及全国部分地区遭到了批判。但因为它影响并不大，批判的规模~}
~{也很小。~}

~{　　但有趣的是，〈论新思潮〉的作者自称为“异端邪说”，并认为：“一些不可~}
~{一世的大人物和天经地义的传统观念一个个被否定，而许多‘异端邪说’居然正确~}
~{”。〖９〗而且这篇当时影响不大的文章影响了后来在全国影响极大的湖南省无联~}
~{思潮的思想家杨曦光，使他接受与发展了中国存在着一个特权阶级的思想。从此，~}
~{”新思潮“成为激进的造反派思想的代号和一种反体制的符号。此外，它在理论上~}
~{公开表明的反特权与对“权力再分配”的渴望也从一个层面揭开了“四·三派”—~}
~{—这一骚动不安的中学激进派思潮深层的原因。~}

~{　　应当指出，〈论新思潮〉只是一种并不成熟的中学生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讨，~}
~{如同今天的研究者指出的：“反观红卫兵派性斗争的发展，同‘新生代’共同接受~}
~{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思想灌输有很大关系……‘四·三派’对反动‘血统论’的批~}
~{判和老红卫兵的痛打落水狗之役，都没有脱出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的时代巢臼……~}
~{这不过是以恶易恶，想以新的阶级斗争和新的阶级路线（‘四·三派’划定的阶级~}
~{路线），取代原有的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囿于亲身的感情和历史的局限性，这种~}
~{封闭式的思维方式不过是低层面的历史循环”。〖１０〗任何人都无法摆脱历史的~}
~{局限。然而，〈论新思潮〉中表现出的对中国社会体制和文化大革命的独立思考与~}
~{探索，却正是在思想的层面上对这一历史局限性的一种试图超越。从这一意义上，~}
~{“异端邪说”自有它的思想史意义。另外，正是这种可贵的独立性与探索性，使北~}
~{京中学“四·三”派中后来无论在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文化复兴，抑或是民主运~}
~{动中都涌现出了一大批佼佼者。~}

~{注　解~}

~{〖１〗　《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１９６２．９—~}
~{１９６７．１０），北京：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
~{，１９６７，第１１１页。~}
~{〖２〗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编》（第二集），天津：天津市革命委~}
~{员会政治部研究组，１９６８。~}
~{〖３〗　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１９９３，第２２８页。~}
~{〖４〗　同上，第２３０页。~}
~{〖５〗　同上，第２３８页。~}
~{〖６〗　载《四三战报》，北京：东方红抗大电校，第１期，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１~}
~{日。~}
~{〖７〗　同上。~}
~{〖８〗　同上。~}
~{〖９〗　同上。~}
~{〖１０〗　杨健“红卫兵集团向知青集团的历史性过渡（１９６８年秋—１９７１~}
~{年秋）”，北京：《中国青年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２期，第２７页。~}


    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

~{　　中央首长的四·三讲话把“四·三”、“四·三派”、“四·三思潮”这些名~}
~{词带入了中学的政治生活。~}

~{　　许多人为了驱逐“反动的四·三思潮”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　　有人为了攻击对立面而甩给后者以“四·三”的帽子。~}

~{　　然而，四·三派却在一片嚣闹声中逐渐形成公认的势力并比任何一种势力都富~}
~{有生气，富有革命精神，富有组织纪律性地成长起来。~}

~{　　关于四·三的神话可休矣！~}

~{　　现在，是我们公开申明一些实质性问题的时候了！~}

~{一．特权人物和人民~}

~{　　社会主义国家之前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是特权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之前的历史上~}
~{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相应地伴随着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即把社会上的财产和~}
~{权力重新分配给某一些人，而每次分配的结果，都是使统治阶级——代表少数人的~}
~{阶级占了绝对优势，使他们掌握了社会财富和政治权力。而这些人从他们登上政治~}
~{舞台第一天起，就同广大劳动人民存在着矛盾，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再分~}
~{配日益趋向统治阶级的继续进行，这种矛盾逐渐尖锐，两极分化突出，于是发生一~}
~{次大的变革，再一次进行大规模“再分配”。~}

~{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使自己在财产和权力方面占了优势，由于无产阶级的地位~}
~{决定了它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这次的再分配实际上体现了最大~}
~{多数人的利益，它应该保持到共产主义的实现。~}

~{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
~{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
~{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这时就出现了远比其他历史时期复杂的局面：社会上较~}
~{次要的矛盾当然还是再分配后被打倒的阶级同统治阶级的矛盾，例如资本主义社会~}
~{中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同地富反坏右资~}
~{的矛盾；而社会上的主要矛盾则不能简单地按掌权的人与人民的矛盾来划分了。必~}
~{须加以分析：~}

~{　　（１）真正代表无产阶级也就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当权派，分配在他手~}
~{里的财产和权力是公有的，他只起一个暂时代替掌管的作用。并且他们将在社会主~}
~{义过渡时期中通过一次次“较和平”的再分配~}--~{这必须用一系列的革命化措施~}
~{及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来保证——逐步缩小各种差别。最后达到财产和权力的真正~}
~{公有。显然他们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将采取一个又一个的变革行动来促使财与权的公~}
~{有化，这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革”的实质。~}

~{　　（２）逐渐蜕化的当权派。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有巨大能量，在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无时无刻不在腐蚀人的灵魂的情况下，蜕化是很有可能的。何~}
~{况“挟重器”（指掌权力）的政治经济地位唤醒了许多人头脑中本来就有的非无产~}
~{阶级思想，同时这个引人注目的当权派地位是阶级敌人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
~{所以只要稍微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看不到历史的辩证法，就会陷入被动。可~}
~{以断言，不仅这一次，而且今后几次文化革命都必然要揪出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

~{　　这些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和本来就是投机革命分子，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
~{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
~{。这样逐渐形成的特权人物，象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地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
~{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很显然，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保”的实质。~}

~{　　资产阶级初期有过很强的革命作用，而上述特权人物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反~}
~{动作用，因而他是腐败了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今天利益的集中代表，他竭力阻~}
~{止历史的再分配——这个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革命进程。文化革命就是这种~}
~{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的爆发。~}

~{　　广大劳动人民是欢迎再分配的。是站在“革”一方面的。但鉴于四旧的影响，~}
~{也因其他地位的不同而表现出程度不同的要求。~}

~{　　必须指出，刘邓路线在某些群众中得以推行，除了某些人的地位之外，重要的~}
~{是运用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能量及群众中应用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指导的不够。~}

~{二．四·三思潮是新思潮~}

~{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和审查一下中等学校四·三派的成员，（当然不可能是全~}
~{体）就会大吃一惊地发现他们正是前面所谈的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
~{！这个结论恐怕有些四·三派的同志都感到偶然，但是在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
~{识的马列主义者看来，这实在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中学里第一次的阵营分垒就~}
~{如此鲜明，而且还导致了大专院校表态的吻合：响当当的造反派支持四·三，“温~}
~{存的”老保支持四·四。~}

~{　　所以，四·三派就必然对毛主席领导的文化革命有着朴素的理解和热望并很快~}
~{上升到自觉的认识。四·三思潮也就代表了一种与历史发展紧紧相扣的生气勃勃的~}
~{新思潮。它与反动的抵制分配的联动思潮水火不相容，并以最激进最彻底的姿态投~}
~{入战斗。它是最令特权人物感到恐惧的势力。~}

~{　　四·三派——老造反派们在八月份敢于抵制血统论，十月份猛烈批判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十二月份激烈地与联动血战，一月份毫不含糊地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
~{派夺权。而一些半工半读和中专学校的四·三派，则大反校党委内的黑帮分子，大~}
~{反工作组，大反伪革委会，大反各部、局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少人曾~}
~{被反动路线打成“反革命”。这两种情况无一不是体现了以上的结论：促成财产、~}
~{权力的再分配，促成社会的革命变动，打碎特权阶层。这种不断地要“革”，要向~}
~{前，要提高的奔放的力量也体现到军训中，他们要求提高班级大联合，要提高军训~}
~{的水准，提到更加适合于再分配的高度，而不使之降到“复旧”的程度，这与红旗~}
~{第五期社论及４·１５人民日报社论是完全一致的。~}

~{　　有人攻击四·三派是反解放军，甚至是靠反解放军起家的，这种论调是对一个~}
~{问题的性质没有起码的判断并对一个连续的过程没有丝毫了解的谬论。~}

~{　　顺便提一点，署名李××的三月廿七日的讲话有严重的错误，体现了一个“干~}
~{部子弟要掌权”，即再分配的被动势力（当然不完全是）要掌权的精神。因为这次~}
~{文化革命就是要解决一小撮特权人物同人民群众的矛盾，而特权思想在一些高干及~}
~{其子女中颇有市场，它的作用比地主资本家的反动思想所起的作用还要坏，因为现~}
~{在社会上的最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特权人物的矛盾。同时辩证法~}
~{也惩罚了那些自认为“红透了”（其实家庭影响并不好，因此毫无准备与抵抗力）~}
~{的特权人物子弟。他们一向以挂着“老革命”招牌的特权人物而自命不凡，一旦“~}
~{老革命”成了“反革命”，即将失去特权“天堂”的时候，他们就出自没落阶级面~}
~{临灭亡的愤恨而对革命势力疯狂反扑。所以，四·三派批判这种特权思潮仍然是如~}
~{前所述的新思潮的反映。~}

~{　　总之，四·三思潮是一种充满了革命的、斗争的因素，从而不断飞跃，突变的~}
~{新思潮。我们欣喜地看到四·三小将具有最新鲜的政治头脑，最焕发的精神面貌，~}
~{可以不愧地说，他们集中了毛泽东时代的青年的最优秀的因素！在这次文化革命中~}
~{，只有他们掌权，才能向解放全人类的方向发展，才能真正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开来~}
~{，也才能完成第一次文化革命所应该完成的再分配任务。~}

~{三．文化革命中的思想分裂~}

~{　　历史上每一次的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都要引起思想上的分裂。无比深刻的文化~}
~{大革命当然毫不可免，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撕去了在“和平时刻”可以遮颜的虚伪~}
~{的面纱，几乎每个人都在这个大舞台上奔忙起来，全国各地毫无例外地都出现了那~}
~{么几派：一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和天经地义的传统观念一个个被否定，而许多“异~}
~{端邪说”居然正确。~}

~{　　四·三思潮是先进的，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在大专院校，在北京，在全国~}
~{都可以找到它的同胞，虽然开始时都是弱的、小的、被多数人反对的，但它代表了~}
~{社会的发展方向。~}

~{　　联动思潮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它用特权人物的和没落阶级的眼光来看待一切。~}

~{　　保守派所代表的思潮是想维持现状，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很不理解，他们只看到~}
~{眼前的一点利益，却看不到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世界是何等壮丽辉煌。~}
~{所以他们常常不自觉地充当了旧势力的卫道士。~}

~{　　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观点，是与他在这次再分配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因之带来的~}
~{态度密切相关的，（当然不是全部，因为思想上的改造也会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所~}
~{以对犯错误原因的种种唯心解释（如阶级感情深）及不顾是否能担当重任而要求掌~}
~{权的作法都是不正确的。~}

~{　　必须指出：分久必合。当再分配接近尾声并将以新的分配法则相对稳定一段时~}
~{期的时候，必将有一个思想吃掉一个思想的局面，如果怕被吃掉，不投降，就会走~}
~{向反面，以至象历史上某些革命行列中由于观点的分歧而堕入反动的人一样被抛进~}
~{垃圾堆。而且，在“一次”再分配中，思想的发展也是按照“一个”规律进行的，~}
~{这一个基本上（包括革命动力、对象）是完整的。如果依了什么“左派分化论”、~}
~{“新阶段论”、“每个转折点都要重新组合”的观点，就等于说这次再分配没有它~}
~{的阶级基础。实际上只有两个可能：（１）按照这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规律前进一~}
~{步。（２）本来前进了一步，但在“新阶段”中又退了回去，甚至退得更多。~}

~{　　还应指出：不但这次再分配必有缺陷，而且即使是正确的也必然又有分化。所~}
~{以，合久必分。但现在我们已经对第二次文化革命有点看法，即那时的造反派必是~}
~{当时迫切要求再分配，向当时的资产阶级特权人物猛烈冲击的激进势力。而不一定~}
~{是现在的四·三派了！反之，在四·三派充当重要突击力量的时期，必属于这一次~}
~{文化革命。所以说掌了权的革命造反派务必充分注意，一定要不断前进，让毛泽东~}
~{思想占领灵魂深处，不然辩证法的惩罚将是同样无情的。

~{四．四·三派的几点政策和一些问题的看法~}

~{　　前面讲的“分久必合”，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种是思想上，指先进思想吃掉~}
~{反动的保守的思想，这一点在一些左派强大的单位已完成了大部分，在落后的一些~}
~{单位还有待努力。另一种组织上，指革命造反派从人数上占绝对优势。这里可以指~}
~{出一点，即在一些思想上左派已占优势的单位，保守派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或不愿~}
~{参加造反派，这时再对他们施加压力甚至武斗是毫无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
~{同他们合并（但必须保证左派掌权）并准备进行下一次的思想斗争，因为在不少单~}
~{位需要尽快联合。~}

~{　　但是思想斗争绝不能放弃，一定要让毛泽东思想占绝对权威，让保守派从思想~}
~{上投降。一些人打着“解放全人类”的幌子，却干着压迫革命小将而纵容联动的勾~}
~{当。革命小将要彻底批判联动思潮，要让犯错误的同志从思想上而不是从形式上新~}
~{生，这才是真正的解放全人类的气魄，而决不象那些连革命同志都容纳不了的最大~}
~{分裂主义者所说的“关门主义”。~}

~{　　目前，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以前犯过错误的“老”红卫兵和联动老百姓，正大~}
~{批地站出来投入运动，这是好现象。但必须指出，要站出来革命只有从跌倒的地方~}
~{站起来。这些人，以前犯错误就是因为他自认血统高贵，脱离群众，现在唯一补救~}
~{方法就只有到群众中去，到革命造反派中去，大杀回马枪，这样完全可以成为坚定~}
~{的革命造反派。实际上也有不少“老”红卫兵这样做了。可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
~{看到，一些联动分子把毛主席对他们的宽大，认为有机可乘，于是拉起人马，向造~}
~{反派夺权。一些貌似岸然的先生们却还在为他们唱赞歌，双手把权送过去。而革命~}
~{造反派对这些顽固分子，只有坚决斗争，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权如果落到了他们~}
~{手里，随之而来的必定是法西斯的白色恐怖和对革命造反派的阶级报复，必是历史~}
~{的大倒退。~}

~{　　一些联动分子在军训上大作文章，说革命小将“反解放军”“反军训”。同学~}
~{们大概还记得，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进校时，是谁最欢迎！谁最支持军训？谁最积~}
~{极参加军训？是革命造反派！当军训一段时期后，由于一些解放军经验不足，出了~}
~{一些问题，革命小将本着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对军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有些~}
~{方式不对！）这更充分表明了革命造反派是真正支持军训的。可是一些联动分子，~}
~{在军训开始时，抵触军训，在军训进一步提高时，他们又跳出来，打着“保卫军训~}
~{成果”的幌子，极力把军训往后拉。~}

~{　　中国反对再分配的最大人物是刘少奇，所以对他的批判是极其重要的，是占这~}
~{次文化革命很大比重的，同时通过对他的批判，可以从根本上粉碎反动的特权思想~}
~{，解放大批干部和犯过错误的同志，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中重要的一环。~}

~{　　革命造反派是中学红代会的当然主人和中坚。遗憾的是，现在某些核心人物利~}
~{用革命造反派给予的权力反过来打击革命小将，压制民主，制造分裂，这种“复古~}
~{”现象决不能允许长期存在。必须指出，其中某些人本来就不是什么革命者，而是~}
~{破落户的飘零弟子，是再分配中的被动角色。~}

~{　　矛盾永远存在，新思潮在这个问题上战胜了、统一了，还会在更新的问题面前~}
~{与保守势力形成不同看法。可以预计，今后在干部问题、教育革命问题上必定会有~}
~{斗争；为了使文化革命不半途而废，代表新思潮的革命派就更不能轻放了“权”！~}

~{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开了，且大开了！浩浩荡荡~}
~{的新思潮业已奔腾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
~{？如何研究它？是我们全体湘江人民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
~{大任务。~}
~{本文参照以下各文写成：~}
~{　　江青：〈为人民立新功〉~}
~{　　八中红旗：论四三思潮。~}
~{　　清华井岗山毛泽东主义小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青年一代思想上的分裂。~}
~{　　新四中公社赤潮：驳联动反动政治理论。~}
~{□　原载北京《四三战报》（第一期），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１日~}
~{　　引自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１９６８年）~}

    
    
    
    
    
    
    
    
    《逝者如斯》（戴维堤著2005年元月17日）
    
    清华园“七.二七”大武斗
        1967年4月14日清华大学“4.14”兵团成立后，为了“把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踏平，把蒯大富等人送上历史的断头台，为了迫使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改弦更张”（4.14头头周泉缨语），“4.14”的头头们在“4.14思潮必胜”理论的鼓舞下，在“炮打陈伯达”的同时，同“井冈山兵团”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到了1968年4月，两派展开了大规模武斗，一直持续到7月底，号称清华园“百日大武斗”。在连续几个月的武斗中，双方死伤惨重，好端端的清华园变成了战场，满目疮痍。百日大武斗的结果导致两派十一人死亡，30多人致残，三百多人受伤。
        1968年7月，“团派”（井冈山兵团）头头们连续开会，决定对“四派”（4.14兵团）发动全面攻势，并一举攻占了“四派”占领的科学馆。面对“四派”的顽强抵抗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团派”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提出停止武斗的三个条件：请求北京卫戍区派部队进校制止武斗，首先拆除“四派”的据点科学馆；正式逮捕“四派”的核心人物；由中央、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出面直接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而从人数和力量上处于劣势的“四派”也要求中央和北京市派宣传队进驻清华，或实行军管，以打破“团派”的霸主地位，结束武斗，改变自己的被动地位。
        1968年7月26日晚，奉毛泽东主席的密令，北京市革委会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会议，决定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市革委会负责人和北京603个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7月27日上午组成以工人和八三四一部队军管人员为主的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
        7月27日，由601个工厂的三万多工人组成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奉命开进清华大学，任务是制止武斗，拆除工事，宣传中央“7.三”布告等文件精神。宣传队的各级负责人主要由各工厂的军代表担任，总负责人是迟群和谢静宜等人。迟群是八三四一部队的宣传科长，谢静宜是该部队的机要秘书。（注：迟群、谢静宜从此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党委正、副书记，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四人帮”倒台后，迟群被判刑十八年，谢静宜被隔离审查并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未判刑。）
        上午九时多，手无寸铁、只带着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的工宣队的大队人马到达了清华大学的南门、西门和东门，把清华园围得水泄不通。工宣队指挥部要求必须在十一时开进清华园。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声势浩大的行动，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和以沈如槐为首的“四派”头头们事前皆毫无所知，尽管他们之前皆多次要求上面出面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但面对突如其来的行动，双方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更不知道后面的背景，但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么多工人包围了清华园肯定是有来头的，肯定是来制止武斗、夺权甚至占领清华大学的，说不定要抓走多少人。一种本能的对立和反抗情绪立即武装了清华大学高智商蠢材们的头脑，特别是蒯大富等“团派”的头头们。于是，蒯大富下令，坚决保卫清华园，不准外面的工人们进来。“团派”作战部长立即带领自己的人马和武器堵住了西门，阻拦工宣队进校。后来由于先攻进了南门的工宣队员冲了过来，强行打开了西门，工宣队大队人马才于中午全部开进了清华园。
        这时，力量较弱在武斗中吃过亏的“四派”头头们头脑立即清醒了过来。“蒯大富和团派的末日到了，自己的好运来了。”于是，“4.14”的头头们下令，热烈欢迎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
        据多年后笔者问蒯大富，当时为什么同工宣队对着干？那么多工人来，肯定是有背景的，你们当时为什么那么傻？蒯大富说，当时利令智昏，认为是北京市某些人搞的鬼，没有想到是伟大领袖下的命令。
        工宣队进校后，立即分成八个团按计划分片包干，很快完成了对两派据点的“分割”和“包围”，并发起了宣传攻势，要求两派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及铁丝网、电网等。工宣队以50比一的人数优势包围、扣留武斗人员，命令他们“缴械投降”。
        当日十一点30分，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才派人通知蒯大富（蒯当时不在学校让人转告），说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开进清华大学，要蒯大富的“团派”欢迎和支持等等。奇怪的是，直到这时，市革委会仍然不明确宣布，工宣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笔者至今不明白，即使为了保密不提伟大领袖，但把工人宣传队要进驻清华大学的事提前一天通知蒯大富有什么不可？可能因为那样工人死伤要少得多甚至没有伤亡，蒯大富的罪过要小得多，将来杀“替罪羊”时“羊”会喊冤叫屈吧？没有别得解释。
        7月27日中午十二时，从北京站接人回来的蒯大富才得知学校发生的情况。头脑发昏的“蒯司令”简单地把数万工人围困、进驻清华园看成了工人的派性行为和北京市或中央文革某些人（如谢富治或康生、张春桥等人）的黑手操纵的镇压学生运动事件。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是伟大领袖的“佛掌”轻轻一挥而已。于是，蒯大富登上了“团派”总部所在的“静斋”的屋顶，大声指责围困在楼下的工人们镇压学生，支一派打一派，质问工人“为什么不去围困“四派”占据的主楼？“并呼吁工人们退出清华园，不要上某些“黑手”的当。接着召开了“团派”头头会议，大家一致认为，“井冈山兵团”的生死关头到来了；决定紧急上告市委和中央；命令各据点坚守阵地，拼命抵抗工宣队的“围攻”，誓死保卫“井冈山”，必要时可使用武器。
        下午两点，蒯大富赶到市委告状，质问市委负责人吴德：“谁把几万工人派到清华，把我们打得一塌糊涂？我们不是好惹的，我们要决一死战，一定要揪出黑手！”而吴德始终不说是伟大领袖的命令。晚饭后，谢富治、吴德、工宣队负责人同蒯大富见面。谢富治命令蒯大富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并与工宣队负责人立即回清华落实命令。
        在清华园内，中午时分已经全部进入清华园的工宣队立即组织队伍进驻已被“团派”占领的科学馆，把馆内人员全部带了出来。工宣队的人马接着进驻礼堂，这时，团派的人引爆了电发地雷，但没有伤人。经过谈判，工宣队被允许进入，查获了“团派”的一些武器、雷管、炸药、长矛和自制枪支等武斗工具。工宣队在接管电厂时，“团派”头头下令开启了电网电闸，阻止工宣队进入电厂。
        下午一时多，“团派”作战部长带领队伍用石块、长矛进攻位于“静斋”后门的工宣队，致使许多工人掉进了荷花池（即当年朱自清著名散文《荷塘月色》中的菏塘），并扣押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的汽车司机。下午三时多，40多名工宣队的工人和军代表先后当了“俘虏”，被“团派”的人关进了“静斋”，遭到了审讯和殴打。随后，这支“团派”的敢死队在清华园的许多地方用长矛和手雷弹等武器进攻和袭击工宣队，致使一百多名工人受伤，仅作战部长一人就用长矛刺伤了7名工宣队员。
        当天下午，“团派”的另一支60多人的敢死队在“静斋”、大礼堂等地用手雷弹、长矛、石块、弹弓等驱赶和袭击工宣队，造成130多人受伤，一名军代表被炸伤，一名老工人被刺成重伤。下午两时左右，被工宣队围困在十、十一、十二号楼内的“团派”人员拼死突围，向工宣队冲击，许多工人被刺伤、炸伤、砸伤，一些工人跳楼摔伤。这期间，第二机床厂副科长王松林、五四一厂工人张旭涛、北京市供电局工人潘志洪三人先后被手雷弹炸死。另外，住在十三号楼的数十名外地造反派和上访人员在“团派”的鼓动支持下，用“团派”提供的武器参与了追赶、攻击工宣队员的活动，并使一些工人受伤。
        自午后至深夜，在工宣队占领和“团派”反占领的过程中，“团派”各武斗据点的人员各自为战，向工宣队发起多次冲击。他们贴出大标语“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生做毛主席的红卫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在双方的争斗中，又有一些工宣队员负了伤，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韩现忠被长矛刺死，北京橡胶四厂工人李文元被开枪打死。“井冈山兵团”的骨干精英和亡命之徒们拒不向工宣队投降，一直到7月30日中午才在解放军部队的“保护”下撤出最后一个据点。
        历史的事实是，在7月27日下午导致多名工宣队员死伤的大武斗中，蒯大富一直在市委告状、开会，对学校里发生的情况并不了解。晚八时多，与工宣队代表一起返回清华园的蒯大富被带到了清华园中学，第一次见到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总指挥官迟群等人。经过谈判，达成四条协议：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地点。双方签字画押后立即执行。
        蒯大富按工宣队的要求命令部下们停止武斗、执行协议之后，已近深夜。疲惫不堪的他见大势已去，灰溜溜地逃出请华园，跑到北航，一头扎进我的办公室驻地“红旗院”里蒙头大睡起来。
        
    毛泽东“七.二八”大召见
        1968年7月27日深夜，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突然决定召见“五大学生领袖”。韩爱晶不知道蒯大富在北航，自己叫车去了人民大会堂。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皆准时到达，只有蒯大富没有到场。半夜已过，毛泽东没有等他，开始了伟大的召见。谈话一直进行了五个多小时，直到28日凌晨。这就是文革中有名的“7.28”大召见。
        蒯大富是主角，清华找不到蒯大富，这可急坏了北京市和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
        当时还没有呼机、手机之类的先进通信工具，于是，发生了文革中罕见的奇闻，深更半夜，北京市革委会下令全市各单位高音喇叭反复广播：
        “蒯大富同志，请你立即到人民大会堂，中央首长找你开会”。
        北航广播站也接到了通知，全院立即响起了寻找蒯大富的广播声。
        我当时正在大字报区看大字报，听到广播后，立即跑回保卫部所在的“红旗院”，叫醒了蒯大富。当时我还不知道是毛泽东主席召见他们。
        蒯揉着双眼，问：“什么事，什么事？”
        “快去人大会堂，中央首长找你开会，找了你半天了，全市都在广播找你，快快快！”我急忙告诉他。蒯不情愿地下了床，嘴里直打哈欠。
        我马上叫了一辆车，送蒯大富去了人民大会堂。
        蒯大富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晚了两个多小时。他一进接见大厅，才知道是毛主席亲自召见，满肚子的委屈涌上心头，对着伟大领袖便嚎啕大哭起来。毛泽东站起身来，同他握手。他握着“伟大领袖的巨手”哭得死去活来，一边哭，一边叫嚷着要抓“黑手”。
        关于“7.28”大召见的谈话内容，中央办公厅录了音，有一个正式版本。韩爱晶的速记本是我整理的，同谭厚兰的版本校对后送交了中央一份。这次大召见没有公开传达全部内容，许多细节鲜为人知。这次会见内容对研究中国文革史，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吸取历史的教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下面是笔者当年整理的“7.28”大召见的有关内容。
        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首长召见“五大学生领袖”谈话记录稿
        （限于篇幅，删去了部分次要内容）
        时间：1968年7月28日凌晨
        地点：人民大会堂湖南厅
        参加接见首长：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江 青 姚文元 谢富治 黄永胜 吴法宪 叶 群 汪东兴 温玉成 吴 德 黄作珍（笔者注：参加接见的主要是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张春桥在上海，未参加。）
        被召见人：聂元梓 蒯大富 谭厚兰 韩爱晶 王大宾（蒯大富迟到）
        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走进接见大厅，主席站了起来，同他们一一握手。
        主 席：都是年轻人！
        江 青：好久不见了，你们又不贴大字报。
        主席：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说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知道。蒯大富怎么没来？是出不来，还是不来？
        谢富治：恐怕不愿来。
        韩爱晶：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主席接见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主席：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镇压”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又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结果去了三万人，你们看怎么办？大学武斗怎么解决？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对聂元梓）听说工人游行路过你们学校，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北大）井岗山？
        聂元梓：我们摆了开水。
        主　席：那不知道。北大抓黑手，说黑手是卫戍区，是谢富治。“黑手”是我！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谢富治：不到三万人。
        主　席：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市）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深得工人、农民的欢迎。大专院校509个，打得凶的，大概也就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提提意见。社会现象，我看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们北大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里，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一个叫新北大（井） ，一个叫新北大（公社），就象联共（布）。（众笑）第三个办法，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文化革命搞了两年多了，斗、批、改。（你们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是搞武斗。你们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人民不高兴，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多数学生也不高兴。你们学校本派讲你们坏话的也有，就是拥护你的人也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我就不相信，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要说坏话的。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不搞“黑帮”。新北大搞了十几个，我想还不止那么点“黑帮”。因为搞了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在武斗上了。这么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学生不是讲了嘛，斗批走，斗批散。现在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坏话多起来了。聂元梓、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打起来，有时三百人，有时一百50人。哪有黄永胜多。蒯大富那里，这回我一出就三万多。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撤掉。什么热武器，核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你叫“老佛爷”？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扎两个小辫子。你要求下放，说在学校十多年了。你走了，谁代替你？我怕你走不开。你们五个大将，我们都是护着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们有偏向。你们要是回去一讲，北大“井冈山”，清华“4.14”，（师大）“造反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不怕人打倒。
        “4.14”思潮必胜。这个文章我不同意，说什么打天下的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是“4.14”？“4.14”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应该放了。人家有意见，就让他再写，不然，不是就没有言论自由了吗？我说你老佛爷，你北大要大方一点。你北大“井冈山”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吗？大水冲了龙王庙，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如果不行，按辩证法，就一分为二，就各住一个城市，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一南一北，根本不见面，那就打不起来了。各人清理内部，然后统一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老佛爷”老巢一捅，使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你们都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说有个凶手戳了你一下。知道了凶手是谁也不一定要抓，算了。
        你以后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人家讲你姐姐不好，哥哥不好，（说）你这个聂家就是不好。姐姐不好是姐姐嘛，哥哥不好是哥哥嘛！不一定妹妹都不好。为什么一定要连累妹妹呢？
        （有人进来说找不到蒯大富。）
        江 青：是蒯大富不愿来，还是来不了？
        谢富治：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找他，请蒯大富开会，他不理，广播了几次他就是不来。我估计有人控制他。有控制也不要紧。
        主 席：蒯大富这个人是好的，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很多出来活动的都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没有。六六年9月203日与保皇派“斗批改”干了一下。后来伯达派人来救援我们，以后就没有打过。
        主 席：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内部就没有打过架。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吧？你很会出主意，是个谋士。
        康 生：听说这次武斗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爱晶：这件事（清华武斗）与我没有关系。我批评蒯大富，他回去以后，别人就左右他了。我们学校是一派，很团结。
        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不见得吧？（众人批评韩。）
        主席：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太坏，人家挺难受。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多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对立派），也没解决得了，把你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不要走。你这个“女皇”。今天四个人就有两个女的。你要给人家粮食，让人家自由，出入无限。“兵团”（北师大）是“湖南省无联”式的大杂烩，是搞反夺权的，别的学校也参加了。你（指韩爱晶），蒯大富都有份。
        江 青：那是韩爱晶去颠复人家。
        韩爱晶：我参加了。我错了。
        主 席：你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年轻人就是要做些好事，也会作些坏事。
        你们说中央文革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总理在3月24日、3月27日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作珍同志、温玉成同志都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象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也可以。越打越大，双方都用土炮，你们的打法算不了打，四川那才算打。高射炮对天放。
        江 青：败家子，炮弹对准自己人。
        主席：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神通，调起兵来也不过一二百人，你的兵跑到哪里去了？还得依靠工人、复员军人作主力。没有那个你是不行的。林彪同志兵多，借给你几万兵，可把“井冈山”统统消灭嘛！这个问题不要在这里答复，回去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会讨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 彪：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了四个方案：第一是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主席：一分为二。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那就分开。搬家可是个问题，还得争地盘。我看中南海，人大会堂都很大，以前也接见过四、五万红卫兵，可以办个学校嘛。或者聂元梓来，或者候汉青来。你们不是要“杀牛宰猴炖羊肉”吗？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青，羊是杨克明。我只记得杨克明。他是个年青人，八届十一中全会他也参加了。第一张大字报他出了不少力。你们这张大字报也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这么打起来。文化革命原来打算停课半年，还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一年不行两年，三年，如果不行，要多少时间给多少时间。反正人是会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它7年，八年。斗、批、走也是个办法。不就是象谭厚兰那样想走吗？走光，扫地出门。
        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生？不招行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我讲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的高中比大学学习的课程还要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这专业课，先生却不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还学什么？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你讲哲学？
        聂元梓：我不是哲学家。
        江 青：她是“老佛爷”。
        主 席：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 彪：越学越窄，是“窄学”。
        主席：学文学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到工厂去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搞文学的写不了小说。上海的胡万春（注：工人作家）原来还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到什么了。
        总 理：进了大学就僵化了。
        主席：马克思受过高等教育。列宁读了一年哲学。恩格斯只读了一年书，中学还没有读完。他当过会计，管理工厂，接触了工人。自然科学他是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林 彪：有一点学问都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战场上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主席：我就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我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我只是写战争问题时才马马虎虎看了一些《孙子兵法》，只看了一遍，等于没看。
        韩爱晶：主席，文革结束后让我当兵去吧！
        主席：当一年半够了，半年兵，一年农民，当二年工人，那是大学校，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工厂、农村都是真正的大学校。林彪同志是“打仗中学”的，只上过中学，算个知识分子吧！黄永胜你上了几年学？（黄答：一年半）你是什么成份？（答：下中农）温玉成你上了几年学？（温答：三年）你是什么成份？（答：贫农）你们都是土包子。上这么点学，但这不妨碍你们当参谋长。
        主 席：世界上的事没人反对也不好，反对就让他反对吧。那作《孙子兵法》的
        人也有缺点错误。世界上没缺点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主席：斗批走，斗批散也是个办法，谭厚兰走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学文学的要写文章，写小说，写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要论述中国革命斗争的过程。法律还是不学的好。我说砸烂公检法，但是天派反对谢富治，又不反了，不了了之。说砸烂公检法，就先砸烂谢富治。其实是谢富治首先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北京市公安局二万人，弄出九百个地富反坏。公安部有三千人，只留下80人，剩下的都办学习班。要砸烂公检法这很好，但是你们要打倒谢富治，谢富治是中央负责同志。
        鞍钢没有公检法，靠群众审讯，就是没有大印，由群众专政。他们消息灵通，多年没有破的案，他们都破了。审讯由群众来审讯，又不打人，根据的头一条就是侦察，落实材料，这样是对的。但是，越打越烦，就搞逼供信，于是就抓人。我说一不要杀，二判刑不要太长，二至三年就行了。（问黄永胜）军队现在有无禁闭？（黄答：无禁闭。）逃兵还抓吗？（温玉成答：不抓了）
        主席：斗批走，为什么要走？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人家想走，抓他干啥？他受不了，要走就算了。军队太苦，他受不了。逃兵也不抓，也不禁闭，逃兵反而少了。你看解放军犯错误不搞禁闭，你们是学校，不是还到处抓人，打死打伤，抓俘虏，搞逼、供、信，还坐喷气式飞机。我看知识分子最不文明，还是老粗黄永胜、温玉成文明，他们不抓俘虏，不搞禁闭。坐喷气式飞机也不是我发明的。我只不过写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了戴高帽子游街，但也没有写坐喷气式飞机啊！我又没让戴高帽子，我不是罪魁祸首。
        蒯大富的作风很不好。工人进去宣传“7．三”布告，你们开枪打死了四、五个人。针织总厂就伤了四、50个。不过我看损失还是很小很小的。
        总 理：林副主席早就讲文化大革命损失很小很小，收获最大最大。
        主席：人家去要欢迎，不能专政，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进学校是专你们学校坏人的政，你们也专你们学校坏人的政，不能专工人的政，包括蒯大富。现在还搞什么串连会，在和平里，在清华，在北航开会，有广西“四.二二”，大同造反派，广东“旗派”，四川的“反到底”，锦州的“糟派”，辽宁“八三一”，在串连，听说在北航还开了国防系统的什么会，不要搞这一套。
        韩爱晶：我不知道。
        文 元：你们侯玉山不是作了报告吗？
        林 彪：我们还没开“九大”，你们就说我们开了。我们没开会，你们说我们开了；你们开了还说没开。
        总　理：北航开什么国防单位会议，开了没有？'
        韩爱晶：一吓没敢开。
        总　理：不要开了，你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主 席：不要搞这一套。
        总 理：还说我们开了十二中全会。
        主席：还说我们开了十二中全会？闹得一塌糊涂。还说中央斗争很激烈，学校、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找你们来是解决问题的。聂元梓，我们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就是要使你们有准备。我从来不搞什么录音，这次搞了录音，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们就放录音，这样一搞许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先是黄作珍讲话，后是谢富治讲话都不算数，一定要中央管一下。后来事情多，北京就由谢富治管。过去你们开会，我和林彪都没去，我们官僚嘛！这次怕你们开除党籍，又抓黑手，又是镇压红卫兵。
        林 彪：今天我开车来的时候，街上没有北大、清华大字报，他们武斗。群众要求制止武斗的呼声很高。
        主 席：这一条我认为你们脱离群众，他们不愿意打内战，你们脱离工农兵。
        林 彪：你们脱离工农兵！
        主席：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北京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就是国民党，就是土匪，就要打围剿。如果是学生也要讲清楚，再不听就要抓起来，这还是轻的，重的就要包围、歼灭。
        （笔者注：文革中，毛泽东说了许多正面、反面甚至自相矛盾的话。断章取义地用毛泽东的话整人，中国许多人都学会了，造反派如此，整造反派的人也是如此。但是，毛泽东在这里仅仅是讲的武斗问题，而当时韩爱晶的北航和王大宾的地院是根本没有武斗的，谭厚兰的北师大也基本没有武斗，最后却都成了蒯大富、聂元梓的殉葬者。这就是历史。）
        林 彪：现在有些是真正的造反派，有些是国民党、土匪，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主 席：国民党还不是这样？他烧了就走了。
        林 彪：长征时我们路过广西，与白崇禧打仗，白崇禧就是那样干的，他先冒充共产党放火。现在旧计重用，是不是白崇禧留下的人干的。
        主 席：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多多帮助他，劝劝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韩爱晶：蒯大富现在骑在虎背上，下不来。他有难处。
        康 生：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吧！
        主 席：要是骑在虎背上下不来，就把老虎打死。你们把广西“四．二二”的人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总 理：广西“老多”也住在北航。国防科委系统的会议，你怎么能召开？
        康 生：他们想控制全国的运动。
        韩爱晶：那个会不是我们召开的，可以调查嘛！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在体院，学校来电话，要我接待两个省革委常委。别人讲“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学代会，好多外省造反派头头我没有热情接待，人家说我老大作风，骄傲自满。我说北京是是非之地，一开会就是黑会。
        北京天派地派很复杂，我同意找几个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委会负责人聊聊，只谈情况，不谈办法。后来我就住院了。会议一开，大家听见不妙，地院参加了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听了一会儿就吓跑了，我们二把手井岗山也吓跑了，大家纷纷向我反映情况，还未来得及写报告, 中央的批评就下来了。
        (康 生、姚文元等人继续批评韩爱晶。)
        主 席：你们批评韩爱晶太多了，他才23岁嘛！
        江青：文化革命初期，你北航、地质、北大都作了些工作，立了些功劳，那时候你们是革命造反派，是对的。我们那时也有委托，而现在藏他们是不对的，他们中间许多是反解放军、反革委会的。谭厚兰，你那个革委会是谁给你稳住的？
        谭厚兰：是毛主席，是中央文革。
        韩爱晶：我们错了。
        谢富治：那时江青同志知道了，她立刻就去给你们稳住了。
        江青：谭厚兰你三伏天怎能那么样？他们几十个人那也是群众啊！这么大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个月不见太阳，亏你作得出来，我们听了都难过。就是反革命，也是青年人，要教育嘛！开始是蒯大富，韩爱晶不对，去颠复人家。
        主 席：那是无政府主义，相当有点无政府主义。
        林彪：没政府的极端就是有政府。主席说，世界上无政府和有政府是相对的，只要有政府，无政府主义就不能消灭，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就是对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你那个兵团（指谭厚兰的对立派师大造反兵团）是反对我们的，我对他们是没有好感的，你们把兵团的人放了！无产阶级要讲人道主义。你“老佛爷”也是这样。
        聂元梓汇报北大“井冈山”有个反革命集团要“油炸”江青。
        主 席：油炸，这是在小房里说说，他哪里要油炸？
        江 青：牛辉林是有问题，也可以教育。聂元梓我还有没有一点发言权？我一直躲着你们，我难过。你们现在是群众斗群众，坏人就藏起来，那方面有人。“4.14”也是专门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总理、伯达、康老的，但他们还是群众组织，蒯大富要打掉他。
        主 席：“4.14”几千人打不掉，北大“井冈山”几千人也打不掉，有坏人要自己去揪。
        江青：我住的地方，你们也知道，要绞死就绞死。你们开始一同共患难，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能治国治天下？主席向来就是团结反对他的人的，你们不很好向主席学习。
        主席：民院有个伊林，攻击林总；北外有个“六.一六”刘令凯就是反对总理的，总理说把他放了。有人说总理宽大无边，我说总理这样做我是同意的。“联动”开始就不应该捉，但当时我点了头的。
        谢富治：这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没关系，这是我捉的。
        主 席：你不要掩盖我的错误，我是点了头的。
        谢富治：我把人捉多了，这是我的错误。
        主席：放也是我叫放的嘛！放出来以后，有的在天安门，有的还要上八宝山去，骑自行车闹一两个月也就没有意思。这里面有人搞流氓活动，抢钱，搞女人。
        聂元梓：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井冈山”有一千多人下山。
        主席：不要搞牛辉林他们。你那个下山的我看靠不住，人家是人在曹营心在汉，身在“老佛爷”，心在“井冈山”。还是要他们回去，不要勉强，不要侮辱人格，要出入自由，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都犯过错误，你们初犯错误，也不怪你们。
        今天你们两个天派，两个地派我也不太清楚。总而言之，你们五员大将，我是保护你们的，你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还有其它学校的头头，但著名的还是你们五个。你们做了许多工作，工作也很困难。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没经历过，不管你们有多少缺点错误，我们还是保护你们的。北京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在打，一打不可开交。现在509个学校，打得厉害的有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为什么炮灰那么少？你们应该想一想。
        谢富治：主席非常爱护你们红卫兵小将，中央文革江青同志非常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我要负责任，我对你们帮助不够。
        主 席：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北京市办大专院校头头学习班，不让串连，也没向中央汇报。不让串连不对，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对我帮助很大。
        江 青：串联起来统一观点，抓出坏人。
        （黄作珍报告蒯大富来了。蒯进门就嚎啕大哭，主席站起来上前握手，蒯大富拉住主席双手继续大哭。江青同志先笑，后流泪。蒯边哭边告状说清华告急，说“黑手”操纵工人镇压学生，是大阴谋。众人让蒯大富坐下。）
        主 席：黄作珍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不知道中央这次开会算不算数？我只好伸出“黑手”。把我送到卫戍区去吧，我是“黑手”。
        （蒯大富目瞪口呆。）
        谢富治：伸出来的是红手。
        文 元：伸出来的是红手，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主席：一要军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是斗批走，四是打就是大打。工人都撤出来，要打就大打，上交的武器还给你们，跟四川一样，几万人，大炮对天放，架无线电。我才不怕打呢，我一听打仗就高兴。那个布告要广泛宣传，广西的要宣传，陕西的也要广泛宣传，再不听，就包围歼灭，是反革命嘛！
        总理：你五个人要好好想一想，广西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发出一个月了还要打，交通都不通了。你们五个人不是关心国家大事吗？为什么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态度，配合中央？
        主 席：他们忙呀！
        总 理：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江 青：你们别再分什么天派、地派。
        主 席：不要再分派了，希望你们不要再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分什么两派？不过困难还是有的。
        总 理：要跟主席走。
        姚文元：要跟主席走。
        王大宾：主席，教改搞不起来，搞不上去。
        主席：我们也搞不上去，不怪你们，我们都搞不出来，何况你们呢？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有的人很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想走，走就走，也就算了。
        总 理：这是旧制度的影响。
        主席：历史上看到一些人，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是学法律的，搞政治经济学，哲学搞不下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同版？因为他身体不好。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党就那么纯！第一国际至少有三派，以马克思为一派，第二有普鲁东，另外还有布良基、鲁尔，还有个巴枯宁。第一国际为什么搞不下去？还不是四分五裂？我给你们讲了四条，最后一条就是要打就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
        江 青：我真心疼你们，你们有怨气，说我们不要大学生了。有的听话，有的不
        听，有的当面讲一套，背后又不听，你们后面的东西我们也搞不清。
        主 席：不听无产阶级的就干涉，就镇压。
        （聂元梓要求派解放军去北大，几十人也行。）
        主席：你聂元梓是有选择性的，你是合你的口味才要，你是专要603军，给你308军行不行？以后从603军中调些人到“公社”，从308军中调些人到（北大）“井冈山”，你要欢迎308军，308军不是你们说的那么坏，根子在杨成武、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开了两次会，郑维山做了检讨。谭厚兰你这个女将放了一把火，把那些将军吓坏了，到处找司令，郑维山去保定解决问题了嘛！没有出来接见。谭厚兰，郑维山也来找你的麻烦吗？
        谭厚兰：没有。
        陈伯达：韩爱晶你的头脑膨胀得厉害，韩爱晶、蒯大富到处伸手，又没有知识学问。
        主　席：20几岁嘛！不能轻视年轻人。周瑜出身骑兵，才十六岁。你们不要摆老资格。
        陈伯达：你韩爱晶对主席的思想和中央意见不认真学习、讨论，凭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意见第一，会走向危险道路的。
        主 席：我官僚么！一次也没见你们。要不是抓“黑手”，我还不接见呢！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毛主席，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总理，那是危险的。
        主　席：是相当危险。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侯了。
        总　理：主席早就讲过，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侯了。
        林　彪：蒯大富，中央对你们的态度，都是经过中央文革、市革委会、卫戍区转达的，你们不相信中央。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正确、最重要、最明确、最及时的教导，这次如果再置苦罔闻，要犯极大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地方、学校实现了大联合，大联合的问题你们落后了，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希望你们赶上去。
        你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现大联合的方针，你们这些学校没有看到全国需要，没有看到全国运动的每个时期需要作什么。你们斗走资派，斗文艺界的牛鬼蛇神，那是好事情。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人是反革命，有的开始是革命的，后来革命性差了，走向反面。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
        主席：全国工农兵，百分之六15都是好人，北京509个大学，武斗厉害的也只有五、六个。清华两万人，参加武斗的只不过五百人。蒯大富，你应该欢迎工人。
        康　生：清华的枪是北航给的，北航给了清华两汽车枪。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政委。这事要严肃查处。（笔者注：康生老贼的信口雌黄，差点要了笔者的命。）
        韩爱晶：根本没有那回事，我们的枪都在，卫戍区检查了。
        主 席：蒯大富上了老虎背，不好下，蒯大富你下来嘛，照样当官做老百姓。
        陈伯达、康生：韩爱晶你无自我批评，长久如此。蒯大富当了司令，你是政委。
        谢富治：韩爱晶就是没有自我批评。
        陈伯达：是否把他们的枪收回来？
        江 青：韩爱晶，我批评了你好多次，你就一直没有很好表示个态度。
        主 席：不要说他了，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
        江 青：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主 席：年轻人听不进批评，他们有些象我年轻的时侯。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厉害得很，只能批评别人。我们年轻时也主观、武断得厉害。
        韩爱晶：主席，我有一个请求，给我派一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我是支持蒯大富的，我也知道，很多事情要受他牵连。但我觉得，要努力保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与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给我派了解放军，什么事情就清楚了，免得我有口说不清。
        陈伯达：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 青：我有错误，把他宠坏了，谢富治比我还宠他。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主席：不要光批评。杨成武搞了个中心，国防科委搞了个中心，全国几千几万个中心，就是没有中心。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蒯大富，你们不是抓“黑手”吗？“黑手”就是我。你现在很不好办，我看你毫无办法。打下去又无群众，要消灭“4.14”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这边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的思想，我不能接受。他文章的主要口号是无产阶级只能打江山不能坐江山。但也要争取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的一些人。布告明明宣传了好多天了，你们仍然要打，你们要打到那一年？工人进去要欢迎，你们反而对工人开枪。工人是徒手，你们打死打伤工人。正如在师大我倾向谭厚兰，在北大倾向聂元梓，在清华不是倾向你吗？在五个学校中还是倾向你们五个。蒯大富，难道你还不知道，几万工人没有中央命令，他们敢进你们清华？你们被动。“4.14”欢迎，他们交了枪，但“4.14”思潮必胜不对。在北大“井冈山”坏人多，聂元梓你那派好人多些。
        聂元梓：他们说我反王、关、戚是反中央，在学习班开串连会是打倒谢富治。
        主　席：反王、关、戚是对的，学习班串连一下也可意，我也禁止不了，但搞谢富治不对。八点多钟了，五个钟头了，我回去睡觉了。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人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
        江　青：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
        主　席：现在“4.14”高兴，认为“井冈山”要垮台了，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我就上过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革命的井冈山。
        江　青：不要搞的我们爱莫能助。
        主　席：今天晚上睡觉。你们都还没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就到韩爱晶那里睡。韩爱晶好好招待，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几个人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开个会。
        总　理：韩爱晶，你能帮他（蒯大富）想点办法。
        主　席：蒯大富你们的行动是不是对抗中央？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都不听，市
        陈伯达：你们不欢迎就是对抗工革委会也不算数，中央只有伸出“黑手”调动工人，制止武斗。你们脱离工人，脱离农民，脱离战士，脱离群众，脱离学生大多数，以及你们领导的一部分人。清华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你们领导下的人也有不少讲你们坏话的嘛。人。
        主　席：后给你们打招呼，是我们的错误，黄作珍，谢富治去作了工作。“四.一四”抬尸游行，还有搞武斗的。“4.14”没有与工人冲突，但你们很蠢，被动。
        江　青：你们还不了解“4.14”，他们中有的人还说蒯大富“左”了，沈如槐“右”了。清华联合没有蒯大富不行。
        主　席；蒯大富，你们“井冈山”两个，“4.14”一个，二比一搞大联合，你能不能当校长？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大富：我不能当，当不了。
        江　青：现在还在武斗，制止了武斗再说。
        主　席：第一实行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文化革命两年多了，热衷于打内战。第四，要打就大打。文科还是要办的，过去办得不对。文科、理科也要办。师范学院不办，谁来教高中？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抗战时，一战就几年，打得鸡飞狗跳墙，不但大学没办，中学、小学也没办，但是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困难时候没能办。小学六年，中学六年，时间太长，大学方法不对头，不要考试，考试干甚么？马恩列斯谁来考？谁来考林彪？谁来考我？谁来考哲学，政治经济学？开展辩论，好的就留下，坏的就丢掉。杜林活了808岁。
        韩爱晶：主席我有个问题，如果您老人家百年之后，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将来打起内战来，你也说是毛泽东思想，我也说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怎么办？
        （笔者注：这就是文革中韩爱晶有名的“天问”。）
        主席：出现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年来，北洋军阀段琪瑞搞了十几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有军队、政权，有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 彪：有毛泽东思想。
        主席：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好，当然也不能保证，但我们保证要好一些，对于在座的跟林副主席走，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我和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灭掉，全国人民灭不掉，总不能把中国人民全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
        总　理：我的弟弟周永爱和王、关、戚搞在一起，我把他送到卫戍区去了。
        主　席：我那个父亲也不高明，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　彪：鲁迅的弟弟是一个大汉奸嘛！
        伯　达：韩爱晶，你思想上还不懂得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使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
        文　元：韩爱晶过去就提出这个问题，去年我们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主　席：什么不出？靠不住。还要搞几次文化大革命，还是会有波折的，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够。
        总　理：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包括苏联在内都没有把马列主义掌握好。他把毛泽东思想大普及了，这就是件大功勋。过去马列主义是被少数人垄断的。只要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大变化不会有。
        主　席：不过这个问题韩爱晶问得好，问我我就答复。要不说你们幼稚嘛！不要认为没有我们，天就会塌下来，这也是一种迷信。
        江　青：韩爱晶给我写过几次信讲这个问题。脱离实际，脱离工农，一到我跟前，就想将来，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主　席：想得远，好，这个人好啊！我们这些人有几种死法：一种是炸弹炸死，二是病死，三是坐火车、坐飞机摔死，我爱游泳也可能淹死，无非如此，寿终正寝。
        文　元：历史发展规律总是前进的、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我批评韩爱晶的悲观主义。
        韩爱晶：我担心一次前进不能最后胜利，前途是曲折的，按辩证法斗争会有反复的。
        主　席：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回去赶快把有关领导找来，集中起来（开个会）。你们今天睡个觉，明天再开会，今天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江 青：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这时，毛主席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聂元梓等五人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韩爱晶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这时，一个女工作人员过来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去。一会儿，毛主席又回来了，大家又赶紧迎上去。
        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你们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大家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着毛主席被工作人员扶着走了。
        （笔者注：请研究文革史的读者注意，起码在“7。28”大召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对“五大学生领袖”还是关心爱护和支持的，尤其是对蒯大富还是“死保”的。）
        以上就是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谈话的主要内容。事过30多年之后，它已经成为历史的文物。当今的年轻人看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那个动乱的年代是什么样子，也没法理解这次大召见的“伟大意义”，但“7.28”大召见对于研究文革历史、研讨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和文革中“左”的错误却具有重要的意义。
        令人不解的是，毛泽东在召见时针对“五大学生领袖”特别是蒯大富和韩爱晶说了那么多的好话，可是过了不久，他就把“五大学生领袖”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注：据“4.14”头头沈如槐认为，是后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头头（当然是迟群、谢静宜之流）最后说服毛泽东抛弃了“五大领袖”。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7.28”大召见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予示了红卫兵运动的结束，客观上也为以后否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础，这可能是伟大英明领袖始料未及的。当然，它也是红卫兵当“替罪羊”的开始。用毛泽东的话说，现在是到了小将们犯错误的时侯了。
        “728”大召见之后，以“五大学生领袖”为首的红卫兵造反派便被赶下了历史舞台，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领了学校，学生头头们开始受审查、批判。不久，毛泽东又亲自发动了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大运动。正是经他和中央批准，聂元梓、蒯大富等五人被隔离审查、关押，被打成“5。16”分子和坏头头，成了“替罪羊”。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的邓小平还没有“解放”，还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抓“5。16”运动与邓小平毫无关系。直到1978年邓小平上台后，“五大学生领袖”才被正式定罪判刑，由“替罪羊”正式变成了阶下囚。而大部分红卫兵造反派头头们又从“516”分子变成了“三种人”。毛泽东曾经说过：“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看来这话也很难成为真理了。实事求是地说，在等待红卫兵学生运动这一点上，邓小平和毛泽东是“英雄所见略同”，只不过是一个“红脸”一个“白脸”而已。
        笔者不想为“五大学生领袖”开脱什么，更不敢为他们喊冤叫屈。他们自己种的苦果应当自己尝。但是，他们决不是天生的坏蛋，他们本来是堂堂正正的革命干部、共产党员、革命者的后代，贫下中农的儿女，正宗的“根正苗红”。 文革中，他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本来想当旧世界的掘墓人，最后却成了阶下囚，成了“四人帮”的殉葬者--“五人帮”。文革中，他们的小农意识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大膨胀、大暴露，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不懂政治，却被推到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心和悬崖峭壁，最后粉身碎骨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用北航被打死的吴仙虎同学的话说，他们当了几天“齐天大圣”，把天下搅得大乱，却始终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
        但是，笔者坦言，文革中“五大学生领袖”犯的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路线错误。正象两军交战一样，他们是听命于指挥官的“炮灰”， 是战士，最后是战俘，而不是战犯。所谓“反革命煽动罪”、“反革命诬陷罪”、“反革命伤人罪”，似乎于理不通。后来对他们的定罪判决，正象文革中对刘少奇等人的打击迫害一样，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是“中国特色”的发明，是当时政治的需要，与现代法律毫不沾边。文革中写大字报批判刘少奇和在批斗会上动手打人的人太多了，难道都算“反革命煽动、诬陷、伤害罪”？当年的许多“老红卫兵”打死、打伤了那么多“黑帮”和“黑五类”，后来没有一个人获罪，有的人现在仍然高高在上，这难道就是“中国特色”？（注：据说某副司令员和当兵的曾经把彭德怀真正地“打翻在地，并踏上了一只脚”。乖乖！比韩爱晶厉害！）
        笔者认为，虽然红卫兵运动是“文革”的产物，早晚要完蛋，但红卫兵过早地以“替罪羊”身份退出历史舞台，导火线就是清华、北大的武斗和由此引起的毛泽东“7.28”大召见。清华、北大的大武斗，蒯大富、聂元梓等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一个巴掌拍不响。没有文革初期“走资派”的镇压群众和毛泽东的支持造反派，文革中的派性斗争不可能这样严重。没有中央文革之流的背后支持和挑动，就没有天、地派的斗争；没有天、地派的斗争，就不会有大武斗。那样，毛泽东要找“替罪羊”必须另找理由。历史上，杀“替罪羊”历来是当权者缓解政治危机的惯用手段，但象毛泽东这样“眉头不皱”者和邓小平那样“斩尽杀绝”者，古今中外罕见也！
        在毛泽东的文革战略中，他首先用年轻幼稚的第一兵团--学生红卫兵（包括中学老红卫兵和大学的红卫兵造反派）作为敢死队把天下搞得大乱，打垮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把“走资派”和“黑五类”打得遍地皆是，屁滚尿流。然后，毛泽东又启动了他的第二兵团--利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领学校和一切大小“臭老九”占据的地盘，把开始不听话也没用了的第一兵团“就地歼灭”；最后，毛泽东使出了真正的“王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全国实行军管，并发动了文革第二大战役-- “批清运动”，利用抓“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把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学生红卫兵和工人、农民、一般干部甚至解放军内部的造反派全部打垮，凭空抓出了一千多万个“5。16反革命分子”，演义出了不仅文革史上、也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惨烈、最滑稽的战争画面。
        由于清华、北大的武斗和蒯大富借枪事件，在陈伯达、康生的建议下，中央决定收缴北航的枪。不久，卫戍区通知我把枪支清理好，擦干净，要来人收缴。卫戍区来人的时候，我和同学们都难过地流了泪。我们把擦得亮亮的枪支、子弹如数上交，与卫戍区的帐目完全相符，一支不少，不但不少，还多出一些从外出串联的学生手中收上来的，一并上交了卫戍区。
        卫戍区的干部十分满意，一位王参谋一个劲地夸奖说：“北航真不简单！这么多枪支子弹，一支不少，一支不坏，一点没出事，真不容易！了不起，了不起！要是换个学校，就很难说了。”
        中央收缴北航的枪，是一个信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被“缴了枪”的北航红旗和红卫兵们的末日不远了。
    
    
    
    
    聂元梓口述自传
    
    第十五章 北大分裂和武斗的后台是谁(上)？    校内群众何以分裂
    “除隐患”战斗队主要是隐秘地搞王关戚等人的情况，是在小范围里与他们斗争，在大范围中，我们与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王、关、戚及其同伙谢富治等的斗争，则是在校内校外同时地展开的。他们呢，也在处心积虑地对付我们。其中很重要的一着，就是在北大校内制造分裂，挑动武斗，扶植反对校文革、反对我的势力。
    中央文革在北京市搞分裂，造成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对立。首先是从高教部夺权开始，王、关、戚支持师大谭厚兰，地质学院王大宾，支持“地派”，反对北大。北大法律系的学生牛辉林在地质学院王大宾帮助下成立了一个小组织，专门搞分裂，自称他们是真正的造反派，而新北大公社是老保组织。这样，在中央文革和“地派”的支持下，牛辉林等的势力越搞越大，后来从地质学院回到北大。1967年6月5日，牛辉林与陈伯达在北大单独谈话以后，立即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
    这时候，逐渐有一些人，一些老师、教授参加了他们的组织。为什么参加呢？因为这正顺应了他们的心理。在任何地方，都会有不同意见，在北大就更是如此，北大历来就是非常活跃，见解纷纭的地方。现在呢，是那些对我不满，对校文革不满的师生员工，见到有人出头反对我，先后投到“井冈山”的旗帜下了。
    那些先后参加“井冈山”的，有许多是在运动初期受到冲击和批斗的学生、老师和干部。因为是我带头写了那一张大字报，导致北大在“文革”初期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引发了随后的一系列的批判浪潮。这些人有老教授，有教师、干部子弟、个人历史复杂的人，等等。这是主要的分歧。其次，则是社教运动的后遗症，那些因为陆平倒台而受到牵连的人们，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将他们挨整的缘由归罪于我，到后来，他们也获得了“革命”、“造反”的权利，自然而然地，他们都把怨气归到我这里，认为是我的大字报引出来这一连串的结果，使他们吃了苦头。其实，我写大字报的时候，哪里就能想到那么多？那时候随便揪斗，随便地戴高帽子、挂大纸牌子，坐“喷气式”，这些侮辱人格的方式，我是坚决不同意的，发生这些情况，我难以负责。我们开过斗争陆平的大会，事先就是针对当时群众批斗中出现的上述情况，规定了“五不”，不允许罚站，不允许被批判者不得声辩，不允许挂牌子，不允许坐“喷气式”，不允许戴高帽子。这是我和校文革搞的，就是想树一个样板，让大家都这么做。可是，中央文革不满意，江青批北大太“温”了，挑动群众乱批乱斗。这样一来，局面大乱，乱批乱斗的事情，我哪里能管得了？
    还有一些人，本来是和校文革站在一起的，后来也“上山”，参加了“井冈山”。
    周培源为什么参加“井冈山”？他本来也是参加了校文革的工作的，1967年3月，担任北大副校长的周培源和教务长崔雄昆等人一起“亮相”，表示与旧的校党委和陆平彻底决裂，愿意在校文革的领导下参加“文化大革命”。其后，他们都参加了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可是，周培源后来又“反戈一击”，参加了“井冈山”。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的推断是，在校文革工作中，他觉得我重用他不够，没有多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我太霸道了，不民主，至于具体的原因，我说不出来。我那时候，思想也不对头。我觉得，凡是跟着牛辉林跑的人，我认为他们就是要跟着王关戚跑，就是要和我作对，和校文革作对。当时我认为，中央文革王、关、戚等人是野心家，是文化大革命的隐患，我反对他们，而你们受他们的挑拨，站在我的对立面反对我，就是削弱了反王、关、戚的力量。反正你们站错了队，谁愿意走你就走，我不去做你的工作。其实，我应该把他们找来，让他们给我提意见，多听取他们的意见，交换一下看法，把矛盾解决了就好了。可是，那时候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对于学校里的人员参加那一派，我是谁愿意过去谁过去，我对他们根本不加理睬。你们就是都过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我也不理睬你们。我心里明白，地派是受王关戚支持的，你对我有意见可以提可以改，但是，你站在王关戚一边，反对校文革，反对我，这就是错误的，我决不能拉你们过来。那时候我们是“老保”，是保守派啊！他们给我起外号“老佛爷”，他们在大饭厅门口吊一只鞋子，诬蔑我是“大破鞋”，这样一群人，你周培源就跟着他们走？我是跟中央走的，我错也是错在跟中央的路线了，你周培源跟的是一群乌合之众，是那些搞人身攻击、搞左道旁门的人，你和他们在一起，你自己成了什么人了？你们愿意站队站到哪里就站到哪里，让历史来证明吧。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还有孔繁，原来跟我关系都挺好的，他是哲学系的老师，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本来也是因为给陆平提意见受到陆平排挤的，他还跟我说过，像有些这样搞宗派搞官僚主义的人，苏修要是打进来，一准会跟着苏修跑。他最初也是校文革的负责人，他为什么也分裂出去反对我，我觉得，他是认为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接受别人的意见。还有，运动中，他被学生批斗过，他也许把这笔账记在我头上。其实，学生批斗他，我是制止过的，不过不是公开出面，不是在批斗大会上。我在下面做过工作，但是工作做晚了，没有制止住对他的批斗。还有，学生批斗他，还把批斗会的照片贴在哲学楼前面的布告栏里。这我都是反对的，都是做过工作后撕下来了。但是，我没有跟孔繁直接谈一谈，没有直接让他知道我的态度，因此产生了不必要的误会。我要是直接地和他谈一谈，为学生批斗他向他表示道歉，解释一番就好了。
    张恩慈也成了我的反对派。他跟王关戚跟得太紧了。其实，张恩慈的离开学校，杨克明的离开学校，我都给他们帮了很大的忙，给他们开了绿灯。当时学校是不允许他们走的，我这个总支书记明确同意他们走，他们才能调动，我要是阻拦，他们也走不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太复杂了，人们因为各种原因重新组合，而且是分分合合，动荡不已，很多情况都是客观环境造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毛主席说过，在任何地方都有两派，他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主席自己主持了中央工作那么久，又有那么高的威望，他都不能不承认他无法把党中央都统一起来，仍然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何况，我从一个系的党总支书记，到担任校文革的主任，资历、经验和声望都差得很远，进一步而言，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能有多大的权力，我一个校文革的主任，能有多大的权力，在北大，我从来就没有感到能够把全校师生都指挥得动，从来没有过什么“一统天下”。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讲了那么多话，党中央发布了那么多指示，都是三令五申，还未必能够全面贯彻下去，我这个校文革主任，又有多大能耐？
    陈伯达助产“井冈山”
    当然，校内反对派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中央文革王关戚、陈伯达和江青等人的唆使和支持。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67年6月5日，陈伯达对北大发难，对我发难，发表了倾向性鲜明的“6.5”讲话。这天陈伯达到北大来，他到得很早，在大饭厅先见了牛辉林，他们谈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我和校文革的同志得知陈伯达到了学校，就急忙赶往大饭厅，在饭厅附近遇见陈伯达。陈伯达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你们学校越乱越好，你们校文革摇摇欲坠才好呢。他还向群众讲话说，北大是“一潭死水”，“聂元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指责，是足以置人于死地的！
    于是，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一些群众在巨大的压力下支持不下去，宣布退出“新北大公社”，而反对校文革的对立派则兴高采烈，以为他们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陈伯达讲话的第二天，几个反对校文革、反对我的群众组织就联合起来，在牛辉林领导下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他们的组织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了许多，拥护校文革的新北大公社，则在这种冲击之下产生了分化。
    (陈伯达的“6.5讲话”对于北大的局势影响甚大。据《北京大学大事记》所载，此后数天，情况如下
    “6月5日晚，陈伯达来校，在大饭厅与群众讲话，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批评‘北大是死水一潭’。
    “6月6日，‘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成立，并发表成立宣言。
    “聂元梓贴出《掌握斗争大方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说要‘抓主要矛盾，狠抓大方向，...彻底砸烂刘、邓黑司令部，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
    “6月7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成立。
    “6月8日，‘新北大北京公社’成立。郭罗基参加组织并在成立会上讲话。
    “‘新北大公社联合战斗团’成立。
    “陈伯达说：‘对新北大个别同志的意见(指5日对聂元梓的批评)是同志式的，是好意，是帮助式的。’他还打电话给聂元梓说：‘希望同志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照常工作，把新北大办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学校。’谢富治也解释说：‘伯达批评是善意的，为北大同志好。’
    “6月9日，由新北大公社‘红色清道夫’、‘红梅’等16个战斗队发起串连，成立了‘六六串连会’。该会发表八点声明，说：‘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主要对像，是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敌，‘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的跳梁小丑兴风作浪决没有好下场。’
    “6月14日，《新北大》校刊发表哲学系战斗团写的《校文革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必须批判》的长文。文章说，校文革领导人‘实际上插手组织北京市两大派斗争’，加深了‘左派组织之间的分歧对立’；对两派分歧，‘校文革如临大敌，向全校发出的紧急动员令，公然提出‘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寸土必争’这样的对敌斗争口号来鼓动群众。’”
    以上诸条，表明了陈伯达讲话后北大群众迅速分化的过程，反对派组织纷纷成立，新北大公社内部有人分裂出来“造反”，也有的出面批判校文革。聂元梓“坚持大方向”的大字报，是表示她对于陈伯达批评的不加理睬，“六六串连会”则是新北大公社的坚定分子面对不利形势下的紧急举措。笔者)
    “整风要先整谢副总理的风”
    如果说，陈伯达的“6.5讲话”，是北大“井冈山”的催产剂，那么，谢富治1968年3月的所作所为，就点燃了北大大规模武斗的导火索。
    中央文革也好，谢富治也好，他们都是野心勃勃地想在混乱中夺取最大的权力的。我聂元梓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可是他们又拔不掉。我又不犯错误，不搞别的事情，他们抓不住。越是这样，他们越是着急。李讷从北戴河休养回来，她告诉我，谢富治说，“要拔掉北大这颗钉子。”这句话是李讷亲自对我讲的。是67年夏天李讷对我讲的。
    1967年秋天，虽然说王关戚倒台了，可是，我的处境并没有改变，谢富治由幕后走到前台来，成为对付北大的重要角色。分歧越来越清楚，冲突越来越尖锐，我就反击了。
    1968年3月下旬，市革委会开会，谢富治在会上讲话说，各级革命委员会都要革命化，为此要先进行整风，各级革委会都要整风，要真正实现“革命化”，市革委会要专门开几天会进行整风(这是当时经党中央提倡的一项活动)。我就在会上讲了，我同意谢富治同志的意见，市革委会需要进行整风。但是，要整风，“首先要整谢副总理的风”；上梁不正下梁歪，要一级一级地从上往下整，先从谢副总理开始。我就把我对谢富治的主要意见讲了几条。听到这话，谢富治气得手都直哆嗦。他没有想到，我会把火烧到他的头上。
    我对谢富治，也有一个认识过程。谢富治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并不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从资历从职务上来说，都很不错了。但是，他还是紧紧地投靠在江青脚下，投靠在中央文革脚下，别人不用说，在王关戚倒台以前，连对于戚本禹这样的“小字辈”他都是毕恭毕敬。在市革委会讲话，言必称“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一定要紧跟江青同志”，还要一一历数中央文革的成员，不厌其烦地重复道，“康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伯达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王力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关锋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戚本禹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等等。他还宣布，谁要反对哪一个都不行，都叫他碰得头破血流；中央文革哪一个也不能反，反江青是反革命，反陈伯达是反革命，反王力是反革命，反关锋是反革命，反戚本禹也是反革命...真是令人感到不堪入耳。当时我们正在同王关戚进行斗争，“除隐患”战斗队的活动，动静很大，听了谢富治这样的讲话，我气得手都直发抖！还有，周景芳在市革委会里搞名堂，我私下里对谢富治讲过好几次周景芳在市革委会中，设立了一个情报小组，各单位都有耳目，背着市革委会秘密调查各单位的运动情况，和群众组织头头的动态，上报中央文革。这么秘密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呢？这个小组织里，有一个参加市革委会工作的工人，他不愿意跟着周景芳搞特务活动，就把实情告诉了我。我觉得在是革委会里这样搞是不合法的，就对谢富治讲周景芳搞特务活动。谢富治呢，还为周景芳开脱，说周景芳在北京市革委会做了不少工作，你不要反他，等等。我明明是揭发周景芳，让谢富治这么一说，我是反周景芳了。可是，谢富治这话说过没有多久，就发生了西单商场大武斗。一追查原因，是周景芳指挥西单商场武斗，周景芳暴露出来，所以垮台了，这也不是谢富治把他拿掉的。相反地，事情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谢富治也没有把周景芳活动的罪行公布给市革委会的委员们，他自己更是一句检讨的话也没有。这些都促使我对谢富治产生更深刻的认识，认定他就是中央文革江青那一伙的。
    对于王、关、戚，谢富治的态度同样是全力维护和吹捧他们，以致把北京市革委会变成了王、关、戚及其后台中央文革的一个搞阴谋活动的据点。经我多次向谢富治讲王、关、戚等利用北京市革委会进行阴谋活动的情况以后，谢富治仍然一再地为他们做解释和开脱。
    后来，谢富治不仅将北京市革委会作为他们活动的据点，还想在要求市属各级革命委员会要经过整风实现革命化和制定各级革委会革命化条例的幌子下，变各级革命委员会也如北京市革委会一样，成为他们活动的据点。因此我在市革委会会议上讲，制定革命化的条例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实现思想革命化。所以，要整风就要首先整谢副总理的风。这样就打乱了他们以革命化的口号下，进行阴谋活动的计划。这样就引发了会议上的冲突，导致市革委会会议矛头一转，出现集中火力批判我的上述情形。
    关于反谢富治的一份旁证
    笔者偶然地见到了一件关于北大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孙蓬一的材料(手写稿)，谈到了校文革和聂、孙反对谢富治的问题。录在这里，以备参照。
    这是孙蓬一于工军宣队进校以后写的《我的初步检查》。该文从三个方面作了自我批判。一、在对待首都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态度上的错误。二、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方面的严重错误。三、对待群众问题上的错误。第二部分“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方面的严重错误”中，谈到反对谢富治的问题对谢副总理的严重错误。原文如下：
    (二)对待谢副总理的严重错误：
    我竟在去年4月13日公开炮打谢副总理。这是一起不可宽恕的严重政治错误。
    这一错误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它严重地损害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并为北京市以后出现过的几次炮打谢副总理的逆流开了个恶劣的先例。客观上给阶级敌人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以可乘之隙。
    在很长时间里，我对自己的这一严重错误，态度是很不端正的。去年4月13日炮打谢副总理的大会上，聂元梓同志曾两次写条子阻止我。但是，我根本听不进去，牢骚一发而不可收拾。事件发生后，聂元梓、校文革和公社总部的一些同志采取紧急措施，忙了一夜去消除影响，而我却若无其事地回去睡觉去了。甚至在聂元梓同志向中央作了检讨后，我还一度拒不检讨。以后勉强作了检讨，但并未认真触及灵魂，从中吸取教训，致使检讨以后，错误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对谢副总理的怀疑随着听到的流言蜚语的增加而加深。到了今年3月份，在市革委会和卫戍区举办的高校学习班期间，在与校内外的一些同志接触中，又错误地议论过谢副总理，影响是很恶劣的。当时我校虽然没有公开点名攻击谢副总理，但在我的错误的影响下，校内写的一些大字报，印的一些传单，矛头也是指向谢副总理的。社会上出现了公开反谢副总理的大字报后，我一方面认为他们不应该贴，觉得没有中央的明确态度作根据，容易犯错误；同时，从内心里讲，觉得他们贴上也好，看看中央怎么表态。同时，说心里话，我当时是希望谢副总理能够被打倒。后来，从3月19日以后几次市革委会的会议情况，我虽已看出反谢副总理中央是反对的，但当有的同志提出我们应公开表态支持谢副总理，回击一下反谢副总理的大字报，但我仍然不同意，因为一则对谢副总理的错误怀疑并未消除；另外，在我思想上还迷醉于一些流言蜚语，幻想这可能是中央的安排，暂时还不到打倒的时候；加之我觉得如何发表声明，我们自己也不可能作公开检讨，过去曾和有的贴大字报的单位一起议论过谢副总理，我们自己不检讨，还去批评人家，这说不过去。如果人家也起来揭发我们，我们岂不成了两面派？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连中央的精神也置之度外了！其实，正确的做法，应该一方面检查我们自己的错误，一方面帮助有的单位的同志公开检查，对一小撮敌人则给予狠狠回击，用行动纠正错误，紧跟中央，维护无产阶级司令部。而我却由于私心杂念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竟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说老实话，如果不是中央开了3月24日会议(1968年3月24日夜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召开驻京部队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向与会者宣布揪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反党集团”，毛泽东出面接见了与会者，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先后讲话，在讲话中有“揭露”杨成武、傅崇碧在北京市反对谢富治、想夺市革委会的权等“罪行”的内容笔者)，以后只要一有气候，再次炮打谢副总理，再次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也是随时都有可能的。
    去年4月13日，我第一次炮打谢副总理，事件的本身尽管不是预谋的，但是也并不是像我当时所检查的那样，只是由于“误会”，只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事实上在这之前，由于一些道听途说的流言蜚语对自己的影响，已对谢副总理产生了怀疑。这一点，当时许多同志在批评中都早已指出，可是我讳疾忌医，拒绝了这些正确的批评，并且还对一些提出尖锐批评意见的同志，心怀不满，不去深刻检查自己，反而认为人家是受了朱成昭势力的挑唆，因而就采取了压制手段。结果，一方面使自己的病根未除，养痈遗患，又使自己和群众越来越对立，使很多抱着批评我的错误的好心同志大失所望，实际上把一批革命的同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另外，当时所以那样顽强地表现自己，还因为错误地觉得谢副总理偏袒地院(即“地派”的领军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笔者)，压了北大，心里想：北大不是好欺负的，非叫你知道知道北大的厉害不可。就是在这样极端狂妄、不可一世的错误思想促使下，才迫不及待地犯下炮打谢副总理的罪行。
    过去对井冈山兵团中的革命同志，因我炮打谢副总理而喊出打倒我的口号，是以敌对情绪对待的。今天想来，这是罪有应得。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现在流行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我既然犯了怀疑、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谢副总理的严重错误，群众为什么对自己就批判不得，打倒不得？应该说，同志们这样做，恰恰表现了同志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忠诚和热爱，是一种革命行动。自己接受不了，只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大有问题。假如当时就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早就可以从这种打倒的口号中接受帮助，吸取教训，使这方面的错误及早得到纠正！
    在谢副总理的问题上，我之所以长期坚持错误，除了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一直在支配自己以外，还有一个更加肮脏的念头在不断地起作用，那就是如果谢副总理倒了，自己和公社这一派被别人长期以来抓住的一个最大的辫子也就不存在了，自己和公社这一派就可以彻底“翻身”，更加证明自己是“一贯正确”了...

    第十六章 北大分裂和武斗的后台是谁(下)？
    不祥的警报
    在北京市革委会的会议上，我讲要整谢富治的风，打乱了他们的安排，会议开不下去，当时会议就中止了。第二天停止开全体委员会议，谢富治他们开小会作准备作安排，然后就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我，就在市革委会会议上全都批我。批我“保守”，“右”，“压制革命派”等等，谭厚兰、王大宾、徐凯(工厂的工人)都跟着发言批判我，表扬谢富治自市革委会成立以来的“功绩”。
    这次批我的会，后来还在学校传达过。批我也抓不住什么把柄，就是说我在学校怎么压制另一派。我怎么压制呀？另一派要怎样写大字报就怎样写，要批谁打倒谁，我都没有卡他们。你要写我的大字报，也让你糊，你要骂我，也让你骂；说我是“破鞋”，弄一只鞋子吊在大饭厅里。有本事拿出事实来，只要能拿出一件事来证明就行。但是，他们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我有生活问题，因为他们就是凭空捏造啊！没有办法，你骂我就骂吧。我也管不了。政治是非是政治是非，侮辱人是小人干的事！就这样也弄不倒我，我没有大的问题啊。中央有什么大的号召，我也全都响应过啊，我都是参加了的，不是对抗，只不过有的问题我的做法与他们不一样(当时我怎么能公开反对呢？)反正也抓不住我什么问题。
    市革委会连续开了几天会，一方面是宣扬谢富治的功德，一方面批判我。开会我也不检讨，你批我就批吧，是我的错误，我改正，不是我的错误，我坚决不承认。反正也没有让我发言，我就听着，看你们能说出什么话。我自己心里有底，你还能批我到什么程度！
    就在北京市革委会开会批判我的同时，我挨批这件事情没有经过市革委会会议通过，背着我这个市革委会副主任，他们擅自决定，就向群众传达了，一直传达到街道居委会，连那些街道上的老头老太太都知道市革委会在批判聂元梓。
    这次批判我的会，是市革委会内部的会议，但是传达到全市基层群众中，传达到街道上。我认为这事情不简单，这是要动员全市群众来反我呵！但是，在市革委会参加会议的我，又没有在会议上接到关于向学校师生传达有关情况的任何指示。我呢，开始是传达给校文革委员，没有在全校群众中传达。认为这是市革委会内部的会议，并没有要求把会议精神传达到群众中去。到三、四天以后，知道谢富治已经在全市都传达了，这样，我和校文革委员们决定也向北大全校群众(包括“井冈山”的群众)传达会议对我的批判。
    然后就发生了另一件事情。经济系有个学生叫刘新民，刘新民的父亲是北京市卫戍区的副司令员刘福。一天夜晚，刘福在市里开会，开会途中休息时，刘福从会上溜出来，对他女儿讲，今天夜晚开会，是谢副总理召集的，谢富治刚刚从林副统帅那里回来，要搞你们北大啦！从今天开始，不允许你回学校，决不许你回学校了。刘福是怕第二天学校出事情，怕他的女儿赶上出事，发生什么危险。这正是3月下旬的头几天。刘新民睡得迷迷糊糊，对她爸爸说，好，我不再回学校去了。等刘福夜里开完会，睡觉的时候，刘新民一早起来，赶回学校，刘新民急忙对经济系的老师王茂湘讲了这件事情，说上边要搞北大了，王茂湘把消息告诉了我。
    在这以前，把我的事情传达到街道，我就感觉不对头，要出问题。这是动员群众反对我呀。他们反对我，又没有抓住什么实质性的东西，那就要找出什么罪状来。这次刘新民传达的信息，要搞你们北大，也是要找罪状。我认为形势不妙，要发生什么大事件了，我更加坚定不移地，要把市革委会会议对我的批判传达给全校的群众，使得群众在遇到无法预料的情况时，头脑是清醒的。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实在是出人意料。我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诉诸群众。我实在是着急，批我的后边总有大事发生。我和校文革的同志讲了我的想法，他们都同意开一个全校大会。
    本来在北大已经是向全校传达过市革委会开会批我的事，但是，那一次只是讲聂元梓受批判，没有讲前因后果。我回到北大以后，就把所有的人都召集来，不管你是哪一派，是北大的都来，愿意听的都来，开全校大会，把市革委会开会的情况内容，原原本本地讲一遍，谁怎么发言，说的什么，谁怎么发言，批我什么，都告诉大家，一个发言一个发言地传达，将每个发言人批判我的内容都传达给全校的群众。实际上我就是动员，起动员作用，让全校群众的头脑都清醒起来。我是北大的人，我干了些什么，北大的人都清楚，把问题的盖子揭开了，让大家知道那些人在干什么，要不，外边的人都反进来了，北大人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呢？我是连锅端，不是光讲好事，批我的事，说我的坏话，我一样地说！把底交给了大家。
    批聂批到什么程度，就打到什么程度
    我知道要出事，可是没有想到，接着就发生了“3.25”大武斗事件。7个学校的学生同时到北大来进行武斗。
    3月25日下午一点钟，我还在市革委会开会挨批判，北京市一批高校的学生就到北大打武斗来了。一共有七个学校的对立面组织，有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邮电学院等，从北大各个校门往里涌。南校门，西校门，东校门，西南校门，都是来武斗的学生，都拿着棍棒，成千上万的人，来势汹汹。我还在会上接受批判，学校里就打电话给我，说不好了，不知道有多少外校的学生到北大来搞武斗，要我赶紧回学校。可是，这时我在市革委会的会议上正在受批判，怎么能走得开？我就回电话说，别着急，不准还手。等我回去后再说。接到第一次电话，我还没有回去，我还在开会，过了一会儿，北大的电话又打过来，说是外校的学生要抢占学校的广播台，广播台的门都挤坏了，形势非常危急，你赶快回来吧。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对峙的情况下，广播站就是我们的指挥中心，只能通过大喇叭来指挥北大学生，控制局面，一旦失掉了广播台，不能及时地发出我们的声音，北大学生只能是各自行动，谁也掌握不住现场，大规模的混战就不可避免。我还是说，千万别还手，谁还手谁负责，我马上赶回来。可是，我还是得等到批判我的会议结束，才能离开。会议开完了，我从市革委会出来，红代会陈良赶来，同我乘车赶回北大。从白颐路赶到中关村，就见南校门一带，都是外校来打武斗的学生，有从南边的白颐路方向过来的，有从北边的成府路方向过来的，都汇集在中关村向南校门拐弯的路口，拥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有徒手的，也有手中拿着棍棒和长矛的，显然地是作了充分准备的。我坐的汽车根本没法通行，我们就顺着中关村向北，想从东校门进北大。在蓝旗营附近汽车还能走，到了东校门拐弯处那里，我看到人多得很，人山人海，来打武斗的学生像潮水般地涌进北大东校门。这还仅仅是我看到的情况，在我赶回来之前，已经有多少人进到学校里边，造成了多大的混乱啊。人太多了，汽车走不了，陈良在这里下车回红代会了，我就下了车，让车调头。这时候我听到来北大打武斗的学生说，今天市里批聂元梓批到什么程度，就打到什么程度。我已经下了车，看到数不清的人群，前浪推后浪地往北大校园里涌，一想情况不对，外边来的学生成千上万，北大的学生也有上万人，局面如此混乱，靠我自己是无法解决今天的武斗问题的。要是真打起来，外校的学生很多，至少有几万人，北大的学生本身就上了万，你到北大来搞武斗，还能不还击？要是打起来，这得死伤多少人？不论是哪一个学校的学生，不论是哪一派的学生，这些都是无辜的青年啊。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顾不上别的，我必须马上去找武斗的后台谢富治去。解铃还得系铃人，今天只有找到谢富治，才能制止这场大武斗。我就让车掉头，因为人多拥挤，汽车掉头用了很长时间，我自己在车下，听到外边来的学生那样讲，我就知道今天即将发生的大武斗，不是一般的人搞的。王茂湘转告我的刘新民所说的话表明，这就是林彪、谢富治的黑手。为了千百个学生的生命，我必须立即去找谢富治，公开撕破面纱，拉这个挑动武斗的后台来制止这场大武斗。
    谢富治：“你真厉害！”
    我乘车子当即赶回市革委会，看到吴德、丁国钰在办公室，我就问他们，谢副总理哪里去了？他们说谢富治回去吃饭了。吃完饭他还回不回来？他们说他马上就回来。我就坐下来等着谢富治。我一边等，一边就赶到愤怒的心都要跳出来，憋不住了，我质问吴德、丁国钰，北大今天来了不知道有多少个学校的学生，每个校门口都是拥挤的人群，进都进不去。我说，“去年春天的北大武斗，是周景芳支持地质学院王大宾搞的。现在，王、关、戚抓起来了，周景芳也被关起来，这一次的武斗，是谁指使的？”我的意思就是对吴德和丁国钰讲，这武斗就是你们搞的。除了你们没有别的人。在我的咄咄逼人的质问下，吴德有气无力地拉着长腔说，“不知道。”丁国钰没有吭声。
    等了一会儿，谢富治还没有回来。我就说，“谢副总理不回来，那你们两个人和我一起去制止武斗吧。”他们也不作声，不表态。三个人都憋在那里。这时候，我的心里非常气愤，非常紧张。成千上万的学生涌向北大的场面又展现在我眼前。一分一秒，对我来说都是极为重要，千钧一发！
    我后来才明白，当时这局面就是谢富治他们搞的，是林彪指使谢富治搞的，他们想对付我，又找不到地方下手，今天策划武斗，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北大来闹事，就是要给我栽赃。今天要是两边的学生打起来，损失肯定小不了，几万人的大武斗，这在北京就是创记录的最大规模武斗，那得死伤多少人？双方的学生都是要流血的，不管死伤多少人，都会栽赃到我头上，我就是后台，我哪怕不在现场，我是在家里，是在天边，也没有办法说清楚，这武斗也是我指挥的，我聂元梓制造武斗的帽子就戴定了，我就被他们彻底地打倒了。我是没有什么证明我无罪的证据了。那他们就把我抓到监狱里，就除掉他们的眼中钉了。
    但是，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是顾不上思考的，我最着急的，还不是我个人的得失，我只想到，这场武斗，几万人打起来，那还了得？那该死伤多少人啊！不论哪个学校的学生，也不能看着他们死呵。我必须挺身而出，立即揪住挑动武斗的后台谢富治，把他一定揪到现场，与我一起制止武斗。要制止武斗，就得抓住黑手，就得盯住谢富治、吴德和丁国钰。
    (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这种判断并非虚妄的臆测。北大武斗的帽子没有扣在我头上，因为我把谢富治“将”住了，“逼”住了。可是，后来要想逮捕我，抓不住我的把柄，无法给我捏造罪名的时候，却指责我是北大和汉中武斗的后台。北大校园里的武斗，我费尽心机去制止，我还能遥控指挥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汉中的武斗？可是，正如我上面所说，只要是北大打起来，不管我在什么地方，我都逃脱不了策动武斗的罪名。北大的两次大规模武斗，我都是亲自到现场，想方设法地制止了，汉中那么远，我哪里控制得住，鞭长莫及啊。)
    我心里正在翻腾，谢富治回来了。我毫不客气地指着谢富治的鼻子说，“谢副总理，你对我有意见，你认为我有错误，可以批判，可以把我抓到卫戍区，你为什么让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北大去打武斗？你必须跟我一块去制止武斗，否则你要对武斗负责！”我就是这么指着谢富治的鼻子说的。(我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受审问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那时候吴德还活着，他也没有出面否认过这件事。)谢富治说：“你怎么这样说？”我说，“那你说，今天的武斗谁搞的？这么多学生，同一个时间到北大，都提着棍棒刀枪，现在都快打起来了。你必须和我一起去制止武斗去。”谢富治说他不去。他不去也不行。我说，我现在在这里是叫你们去制止武斗，就是北大打起来，也不能把制造武斗的帽子安在我头上。“我是要求市革委会去制止武斗啊！你不在场的时候，我叫他们两个人跟我去制止武斗，他们不去，你来了，我叫你跟我去，你又不去，那学生打起来，你们都得负责任！”谢富治急了，悻悻地说：“好吧，我跟你去，我不怕死！我和你去制止武斗！”这样，我就逼着他们一起上北大了。我上了谢富治的车，要和他一个车走，我得盯住他，别让他半路上再溜了，别让他再出什么名堂。我坐的北大的车放空回学校。走在路上，我坐在司机的旁边，谢富治坐在后边，我不和他坐一块儿！我和他没有话说！丁国钰和吴德也不声不响地坐着车子跟着来了。
    一路上，我都不理谢富治。我坐在司机旁边，就是要离他远一点儿。在车上，我们两人都没有吭声。走了一阵子，谢富治找话题了。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你当市革委会副主任，还是我给毛主席提议的呢。”我一点儿都不领他的情，很冷淡地说，“不知道。谢谢。我当不了。”停顿了片刻，我说：“我今天是请你来帮助我制止武斗的。没有别的意思。”在这种时候，谢富治还想笼络人心，这办不到！
    车子走到白石桥，离北大不远了，谢富治无可奈何地说，“你真厉害！你倒不了台。”我说，“我不怕倒台，我今天是请你帮助我来制止武斗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找他没有别的意图，我不是为了升官发财的，就是给我比你谢富治更大的官，我也看不上，我也当不了。我就是请你到北大制止武斗，我不是要投靠你，你也别拉拢我。你别说这些话。过了半天，他又重复地说了一句，“你真厉害！”
    为什么不追查“3.25”？
    当时，谢富治、吴德、丁国钰到了北大，我和他们三个人就到学校的广播台讲话。广播台拥挤得水泄不通。听说谢富治来了，学生们就闪开一条道，让我们过去。就那样，人都多得很难通行。广播台的门已经被外校学生砸开了。谢富治在大喇叭里讲，外校的学生都离开北大，要求北大的学生在校文革、聂元梓的领导下闹革命。他一讲话，外校的学生呼拉一下子都走了。
    北大出了这么大的事情，7个学校的学生，大约两三万人，准时准点地到北大校园里搞武斗，上面竟然没有人吭一声，就把这件事搁下了。这就是谢富治他们搞的，他们利用北京市革委会，在革委会里指使学生搞武斗，然后又把这件事情给压下来了，中央文革也是装聋作哑，佯作不知道，江青陈伯达多恨我呀。否则，在北京，在中央文革的眼皮子底下发生这样大规模武斗，这不可能不引起中央的注意，不能不引起中央文革的注意。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次，北师大学生自发地开了一个会，批判谭厚兰，蒯大富等人参加了。为了这件事，江青、中央文革就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各个高校的群众组织头头的会议，指示不准搞谭厚兰。谁要批判谭厚兰就要处分谁。江青说我是搞谭厚兰的主使，说“聂元梓是躲在一个角落里指挥”。(北大有个学生叫陈颖，他参加了那天的会议。那个会召集到会的人数比较多。听了江青的讲话，陈颖马上就对江青失望了，他觉得江青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在这么大型的会议上居然靠造谣，靠胡说八道来维持自己，维护自己的嫡系，实在是太卑鄙了。因为批判谭厚兰那一天，我和陈颖都在北大，正好是空军的一些人员到北大来座谈，就在校党委的那个院子里，我们都在参加座谈会，我怎么能躲在角落里指挥批判谭厚兰啊？这是蒯大富他们搞的，批判谭厚兰。)
    谭厚兰是批都批不得，7个学校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北大来搞武斗，这比批判谭厚兰一个人，事情要大多少？武斗要打起来，该死伤多少人？可是谁问了？谁理了？谁管了？要抓出策划挑动武斗的黑手并不难，只要把到北大搞武斗的7个学校的学生头头和牛辉林找来，询问一下情况，为什么不同学校的学生会同一个时间到北大，是谁的指使，问题不就清楚了？可是就是没有人管！查清这次武斗的根源，是很简单的，结果是没有人管，没有进行追查，不了了之。
    林彪的讲话一箭双雕
    1968年3月，真是风波险恶，一浪接一浪。先是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批判我，并且把情况传达到全市基层群众，然后是“3.25”大武斗，到3月29日，我在北大校园里制止武斗时负伤。其间，还有林彪在“3.24”、“3.27”两次大会上点我的名，暗示我与“杨余傅反党集团”有牵连，江青跟着林彪推波助澜，对我雪上加霜。
1968年的3月24日深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干部紧急会议，林彪、江青他们在会上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是“反革命集团”并对3人进行组织处理。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揪出变色龙，横扫小爬虫”。在这个会上，林彪就点了我的名，给我栽赃。只是因为当时听到这个讲话的都是军人，没有扩散到社会上，我没有及时地得知此事，反对我的人也没有及时得知此事，因此，才没有在社会上迅速激起反响。
    3月25日，七个学校的学生到北大搞武斗。
    3月27日，在首都体育场，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批判“杨余傅反革命集团”，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我特别地注意林彪讲些什么，因为刚刚发生了“3.25”北大武斗事件。林彪的讲话是一箭双雕，他说杨成武是两面派，人前一套，背后一套，林彪暗示我和杨成武是有黑关系的，林彪说杨成武不愿意要这个代总参谋长的“代”字，想当总参谋长，有野心。林彪说，杨成武讲了一件事，是当着聂元梓的面讲的，后来呢，杨又出尔反尔，否定这件事。当着聂元梓面，他就不承认。林彪没有具体说这是一件什么事。在大会上，马上就有学生趴在我的耳朵上说，“你这次又立了大功。林副主席讲的是什么事啊？”我当即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林彪是当面造谣，可是这句话我不敢说出口。我和林彪、杨成武从来没有三个人在场讲什么事情的场合。再说，他根本没有讲他当时对杨成武讲的是什么事，这就更加无从谈起。
    (笔者没有找到林彪的“3.27讲话”材料，据查，林彪在“3.24讲话”中，曾这样讲道“再一个就是杨成武的政治品质很坏，是一贯两面三刀的人...他为了一件事情，跟了几个同志去找聂元梓，他讲，讲错了话，讲了坏话，可是他说呀，事后他赖账，他说他没讲。”这段语焉不详的话，把聂元梓扯了进来，但事实真相何在，就令人寻味了。笔者)
    林彪的“3.27讲话”，加上他指使谢富治派学生到北大搞武斗的事情，我就对林彪有了很坏的印象。他这个人当面说瞎话，当面造谣言！当着10万人的面，当着我和杨成武的面，他就说假话，把我作为一个证人，把我置于非常尴尬的地步。同时，他又似乎在暗示什么，暗示把我说成与杨成武是一伙的。他是副统帅，全党全国除了毛主席就数他了，他竟然是这样一个人！
    还有江青，在这个会上也点我的名，说叫我反右我反左，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反左“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她与林彪互相唱和，对我下毒手。江青谢富治怀疑我有后台，否则我怎么会同他们那样地顶着对着干。因此，他们就怀疑到杨余傅头上，就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
    结果，“3.27”大会以后，北京城到处都刷上了“打倒杨余傅反革命集团！”和“聂元梓是杨余傅的小爬虫！”的大标语。还针对我反对谢富治的态度贴出“拥护谢富治！”“谢富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所以，“3.27”10万人大会，不仅是向群众公开宣布杨余傅的“罪行”，而且是进一步地为北京大学受7校围攻打武斗提供理由，进一步地扩大北大武斗的动员令。“3.25”武斗如果说是“师出无名”，“3.27”则由“林副统帅”和中央文革正式地宣布，聂元梓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方向，是杨余傅的小爬虫，当然应当除之而后快！
    校内武斗谁之罪？
    3月25日，谢富治到北大讲了几句话以后，当时的大规模武斗是解决了，7个学校的学生大多数都离开了北大。还有一些来武斗的人员就留在北大，住进了“井冈山”的地盘。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受到追查，更谈不上认真处理。如果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央文革有意保护学生，制止武斗的话，他们应该当时就召开北京市大专院校群众组织头头会议，批判这种到北大搞武斗的行动，并且把7校的头头抓起来，追查后台，严肃处理。可是，正因为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央文革就是要对付北大，是这次武斗的幕后支持者，他们当然不会贼喊捉贼了。
    “3.25”大武斗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武斗之风并没有刹住。林彪和江青的“3.27”讲话又给到北大打武斗的人们打了气鼓了劲。7校到北大搞武斗的一部分学生留下来，住在北大“井冈山”，帮助“井冈山”在校内搞武斗。当时“井冈山”就在校园里抢占楼房，把新北大公社学生的东西往楼外面乱扔，建立武斗据点，摆开在校内进行武斗的架势。北大的形势就发展成由校外来人搞武斗，演变为在校内两派学生自己打了。一些外校的学生，也冒充是北大“井冈山”的人，以本校学生的身份参与武斗。外校人员就住在“井冈山”那一派的宿舍里。那一段时间，在饭厅里吃饭的人突然增多了，怎么会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人？
    在这样的局势下面，应该怎么对付？这个问题，我当时没有想明白，现在仍然很困惑。至今我都无法判断是否有更好的做法。由于中央文革和谢富治等人插手，校外校内两派斗争了这么长的时间，双方都发展起规模很大的组织，现在，“井冈山”在外校学生的支持下，准备武斗，蠢蠢欲动，我们是应该有组织有领导地防备和反击他们，以武力对武力，把武斗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争取损失最小，伤亡最小，还是拱手相让，无所作为，听任“井冈山”在学校内放手地武斗，听任新北大公社的学生自发地与他们对抗和还手？那不就打成一片，失控的学生，在盲目的冲动之下，会流多少血，死多少人？从道理上讲，任何武斗都是不应该的，都是应当避免的，但是，在无法避免的武斗面前，你怎么办？两害相衡取其轻的原则还适用不适用？你的上级，有能力制止武斗的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都不吭一声，都放任武斗，你怎么办？要不要做好应付武斗局面的准备？
    比较起来，北京大学的武斗，在各高校中，是最有节制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新北大公社”占了主流，另一派只是在校外活动。而且，校文革的成员都比较稳重，不像蒯大富那样幼稚、冲动。我自己呢，一直是反对武斗的，我相信，靠武斗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经过的政治斗争，毕竟比那些年轻的学生们要多得多，思考问题也要深刻一些。因此，无论在校外校内，我们都没有主动地挑起武斗，没有主动地去打别人，都是人家打过来，逼迫我们还手即使这样，不管是1967年的“4.11”，还是1968年的“3.25”，外校学生到北大闹事挑衅，我都是亲自出面，以致把谢富治“将军”逼到现场，制止了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的发生。但是，“3.25”大武斗之后，形势恶化了。校内的小规模的冲突不断发生，由校外来人武斗转变成校内武斗，“井冈山”在校内强占宿舍楼，建立武斗据点，把“新北大公社”学生的东西从楼里扔下来。“新北大公社”的学生当然不能忍受，因此就经常发生磨擦，引起冲突和流血事件。形势非常严峻。
    面对这种局面，当时，我们采取的是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是组织学生不要自发还击，把因牛辉林指挥强占宿舍楼、乱扔学生的行李衣物引起的小打小斗压制下去，不要由小打扩展成大打，尽量避免发生大规模武斗，一方面又叫王茂湘做“井冈山”方面的工作，对对方的群众进行说服劝告，不要站错了队，不要被挑动打武斗，动员“井冈山”的群众“下山”，退出“井冈山”，瓦解“井冈山”，釜底抽薪。王茂湘的“挖山”工作很有成绩，被称为“王铁嘴”，因为他讲话占理，别人都说不过他。他的做群众工作的才能是很出色的。(可是，后来对王茂湘的处理却是非常荒谬非常错误的，因为他在“文革”中的言行，就压制他，又开除他的党籍，不给他评定教授职称等等。这是我久久不能释怀的。)
    同时，我们也不能不作对付校内武斗的准备。新北大公社采取的是有组织地对付“井冈山”武斗的办法。总得有人具体负责呀，不得不让什么人出面处理校内武斗的情况，所以他们找了高云鹏担任了“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总指挥，处理武斗事件。为什么找高云鹏？因为高云鹏做事稳重，有思想水平。在高云鹏的领导下，他不会主动地去打武斗，不会乱来。不到迫不得已，他不会同意动手流血。假如不是高云鹏这个人当时负责“文攻武卫”，那北大的两派武斗会打到什么程度，是无法预料的，只会比现实更严重。高云鹏不仅不会主动地搞武斗，而且很有主见，从来不听任何人的盲目冲动的意见。我亲眼见到，好多学生围着高云鹏，非常冲动地要求打武斗，高云鹏都不受他们的情绪影响，不许他们动手。
    因此，在北大的武斗中，是没有打死人的。地质地理系学生刘玮，不是在武斗中打死的，而是在打武斗的紧张形势下，被混乱的群众打死的，打他的人什么人都有，不都是新北大公社的人。因此这件事不应该算在新北大公社打武斗的账上。
    而且，我自己还在制止武斗中受了伤，流了血。1968年3月29日凌晨，校内的两派打起来。我请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学校来，帮助我制止武斗。我和他一起去现场制止武斗，到井冈山总部去。我们两个人走到井冈山总部占的那座楼，在楼门口，迎面过来三四个人，就向我们动手。李钟奇头上挨了一拳，打出一个包，我被一个叫樊能廷的学生用匕首扎伤，他用匕首扎在我的头顶上，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上都是血。连我都被别人用匕首刺伤，我还有什么能耐制止武斗？我受伤以后，包扎了一下，我就又去“请”谢富治。对于用匕首刺伤我的人，我从未进行过追究，追究他干什么？他以为我是个大坏蛋，而来扎我，是受了蒙骗。他的后台就是谢富治。这次，谢富治是在公安部，我到公安部去，在东门传达室给他打电话，要他一起到北大去制止武斗，他根本不出来。
    北大的校内搞武斗，我也管不了。我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对两派学生是一视同仁。在我心里，对学生之间，坦率地说，我是有倾向性的，因为“井冈山”那一边的学生，都是跟着王关戚，跟着中央文革搞起来的，跟着他们跑。“天派”这一边呢，一直就是受到江青呀，中央文革呀，谢富治呀，受他们的压迫。江青就说，北大运动搞得太“温”了，聂元梓你搞得太“温”了。开大会批斗陆平的时候，陈伯达说北大是“一潭死水”。因此，我的倾向性，不是因为说这一派的学生拥护我，那一派的学生不拥护我而产生的，我是从本质上看问题，这一派是反对王关戚、反对江青谢富治的。那一派是跟着江青，跟着王关戚，王关戚倒台了，我们还是大讲反对王关戚，反对没有王关戚的王关戚势力，继续打王关戚，实际上就是指中央文革，我们不能公开讲对抗中央文革啊。
    为高云鹏声辩
    后来，高云鹏被指责是北大和汉中武斗的策划、指挥者，被判处10年徒刑。这是非常不公平，完全没有道理的。
    如前所述，北大武斗的起因，是由于别的高校学生到北大来挑起事端，制造武斗。新北大公社从来没有到社会上、到别的学校去挑起武斗事件。人家打到你门上了，你怎么办？置身于局外，可以说，任何武斗都是不应该的，都是犯罪。可是，处在当时那样的大形势下，全国各地，哪里不在进行武斗？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任何一派，能够在对立的一派的武力攻击之际，自动地放弃抵抗和自卫。能够像高云鹏那样，把武斗局势控制在尽可能的范围里，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再说，武斗从来就是双方的事情。北大武斗，是有背景有后台的，在学校里，采取主动进攻的是“井冈山”牛辉林。7个学校的学生到北大来打武斗，是有牛辉林和“井冈山”做内应的。后来，7校的武斗人员有一部分留在北大没有走，他们也是和“井冈山”“共同战斗”的。论武斗的责任，他们要大得多，为什么牛辉林就没有判刑，只有高云鹏代人受过呢？
    北大武斗的后台，就是中央文革，就是北京市革委会谢富治，还有林彪。我说这话的根据，不仅是刘新民提供的信息足以证明，更重要的是，“3.25”这么重大的武斗事件，就发生在北京市，发生在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的眼皮子底下，是我把谢富治逼到现场，制止了大规模流血，奇怪的是，居然事后就没有人过问，不了了之。几万人参加的事情，要追查是很容易的，只要把7个学校的学生头头找到一起，一一查问，为什么会在同一时间统一行动，就可以找出这次武斗的指挥者。可是，这样简单的事情，却不去做。中央文革不理睬，北京市革委会也不理睬，就听任别的学校和北大校内继续对新北大公社动手打武斗。没有人保护你，你还能不进行自我保护？
    至于汉中武斗，高云鹏也不是武斗的策划者，他曾经去参加汉中一派群众组织召集的会议，不过，当他赶到会场时迟到了，当时策划炸毁“汉运司”大楼的会议已经结束，根本不存在他参与其事的可能。他怎么能够成为这次炸楼血案的主要“罪犯”？
    因此，对于高云鹏的处理，是非常错误的。当抓捕高云鹏的时候，他的妻子正在怀孕，我还到他家里去给高云鹏的妻子送过钱，在生活上帮助她一点儿。高云鹏被关进陕西的监狱以后，我还冒用他家人的名义给他写过信，表示关心，不料，这封信被监狱管教人员识破了，为此，我还受到查处。但是，今天我仍然要为高云鹏申辩，他不过是北大武斗的替罪羊，就像我做了文化大革命的替罪羊一样。
    现在我们回头看历史，北大武斗局面是如何形成的？我逼着谢富治到北大讲话，“3.25”大武斗制止了，可是，中央文革、市革委会对于武斗后台居然毫不追查，有意纵容，因此，武斗从校外转到了校内。北大“井冈山”已经开始强占大楼，动手把新北大公社学生的行李从楼上扔出去，小规模的冲突，相互动手动脚的事情时有发生。在这样的形势下，新北大公社是不管不问，听之任之，由学生自发打群架，还是有组织地缩小武斗，把武斗控制在一定规模？当然，完全避免武斗，是最理想的了，可是，这在当时是根本做不到的。大家可以想一想，若是你在这种处境下，你会怎么办？
    “你可干了一件傻事”
    我叫谢富治制止武斗以后，别的人找我，说“你可干了一件傻事。你为什么要找谢富治来制止武斗？你不要管，不要出这个头嘛。只要武斗打起来，事情闹大了，你们北大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一下可好，你是给谢富治送了一顶制止武斗的桂冠，给谢富治脸上贴金了！现在北大的武斗也没有解决，由校外来打变成在校内打。这么一来，你们就不好办了。”我的一肚子的话，没有敢跟他说，北大武斗的事情，事关重大，关于谢富治，关于林彪，这都是压在心里不敢讲的事啊。我去制止武斗，学生们嘲笑我说，我主张左脸蛋挨了打，再把右脸蛋也凑上去。原话不是这么说的，意思跟这个差不多。我说的是，即使挨了打，也不要还手，赶快离开吧。我自己呢，人家上门来挑衅，来打武斗，我不但不组织反击，还要去向人家道歉，平息事端。其实，那时候，我只能这样做，只能把来武斗的学生劝走了，哄走了完事。要不，武斗打起来，不管有理没理，反正都会栽赃在我身上，都是我的责任，都是我的罪行。江青、谢富治一直都想要搞垮我，就是找不到理由，没有机会下手。
    我和谢富治斗争的情况，我谁也没有讲过，我一直闷在自己的心里头。这个事情涉及到林彪，所以我一直没有暴露过。要是仅仅涉及到谢富治，我当时就讲出来了。那时候林彪是副统帅，我当时不能讲。我要讲了能行吗？我就是当个冤死鬼，也不能讲。我对毛主席也没有讲过。周总理也不知道北大武斗的真相。谢富治又是受林彪指示的，林彪能个人指示吗？他知道学校里的情况吗？准是江青陈伯达他们捣咕出来的，他们和林彪一样，希望拔掉北大这颗钉子，因为在文革初期，北大一张大字报被利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据点，现在，北大早已不跟着他们了，成了反中央文革的据点。他们要把我除掉，然后派别的人来北大，这样就能领着学生跟他们走，照他们的指示办了。后来林彪垮台了，迟群谢静宜整我的时候，我也不能讲，那时候谢富治还没有倒，江青还在台上，他是紧跟江青的啊。
    这前前后后不证明正是你谢富治搞的阴谋，挑动武斗嘛！怎么后来往监狱抓我的时候，在北大开全校大会，宣布说是我搞武斗，宣布说我是武斗的后台？我搞武斗，还能是把外校的上万学生召到北大来打我们自己？我为什么不叫北大学生到别的学校去砸他们的广播台？不到他们的学校搞武斗？
    我被抓到监狱以后，第一个审问的事情就是武斗。不但是说北大武斗是我搞的，我还是陕西武斗的后台！审了半截，我讲完制止武斗的全部情况，和林彪指使谢富治挑动北大武斗的经过，审问我的人都惊呆了。原来他们都以为，这下可抓住我这个大武斗的后台了，哪里知道事情正好相反，大武斗的后台是林彪和谢富治！他们原先准备的材料什么的都用不上了，预审员张口结舌地无法继续审问，就宣布暂时停止审问。以后也没有再追问下去。那个预审员(姓陈)后来对我说，“你在制止武斗的事情上，还是立了一功的。你给中央写一个报告吧。”我写了一份报告给党中央，交给陈预审员转交。
    (我讲这些，不是为了表功，是尊重历史。我不是要为自己争名利，是要讲出历史的真实。这些事情，我不讲，没有别人会讲。安子文的问题，换了别人，可能就是装作没有看见，安子文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对我自己又没有什么切身的损失。他愿意跟什么女人睡觉都行。我要想当官，我只要找安子文就行。现在跟谢富治斗，也是因为我对形势的认识，我要想当官想提拔，我为什么不能顺着他，顺着江青陈伯达？我现在讲这些，是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为了很多跟着我受到牵连的人。当然也是为了我自己，要让人们知道，我聂元梓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跟着林彪江青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坏人？不实事求是，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拥军是对的，反谢是错的”
    当时，有一次，我曾经跟赵建文、肖灼基等商量过，以我个人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一封信，向他揭露王关戚呀，谢富治呀的情况，让他明白谢富治是什么人，不要再上他的当了。肖灼基说，这样的信不能写。我就说，现在不能写的话，那咱们先整理一下材料，要不，时间长了，事情就忘记了，或者人走散了，这些情况也就汇总不起来了。肖灼基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书，落个什么下场。再说，现在是谢富治正红的时候，你告谢富治的状，能有什么结果？这样，我也就把这件事情放下了。过了一些时候，我就失去自由了。
    1967年的9月，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展，已经暴露出来中央文革这帮人的庐山真面目了。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王力、关锋被抛了出来。这时，北大的所作所为，也已经明显地证明，我们反王关戚的矛头所向是正确的。中央文革怕把王力、关锋抛出来以后，被事实所说服的群众会拥护北大。此时，北大已经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所起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或据点)变成了反对王关戚(也就是中央文革)的据点。他们怕公开抛出王力、关锋二人后，北大反对他们的力量会增大，怕北大“翘尾巴”，所以，在当时召开的一次大专院校群众组织头头的座谈会“文革”头两年，中央文革经常召开这样的会议上，中央文革就狠压北大，特别突出地批我。江青在会上公开讲，聂元梓反对谢富治，是想当市革委会主任。江青着重讲了她和我的关系。江青说，“我和聂元梓过去不认识，我们之间没有来往。过去不认识，文革期间也没有来往。她的情况，我不清楚。”这就把我抛出来了。当时中央文革每一次开会，都是有录音的。我所以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后来判我刑的时候，指控我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我和江青确实如此，过去不认识，文革期间没有来往。我列席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江青请我吃饭的时候，她对我表示热情，她让我有事直接找她，让我也通过李讷找她，我一次也没有找过她。
    67年春天的时候，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拉过我几次。他们找我谈话，要求我和他们一致行动。他们说，你是市革委会的，是大学红代会的，又是北大校文革的，身负重任，身兼数职。你有功绩，有影响，我们愿意和你合作，希望我们能一起搞。这话对我说过几次，可是我“听不懂”，没有反应。最后一次，他们的话刚刚说完，我没有吭气，站起来就走。陈伯达追出来，直向我道歉。从这以后，他们就到处讲，聂元梓骄傲了，谁的话都不听。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了(这时确实也不是完全听了，我已经有些跟不上，也不想跟了，详情见下文)。连中央的话都不听了。其实就是不听他们的话。
    不但是江青指责我反谢富治，毛主席也认为我反谢富治。1968年7月27日，毛主席召见北京市高校的红卫兵“5大领袖”(详情见后)，在讲话中，毛主席曾经当面对我说，“你拥军是对的，反谢是错的”。今天看来，我们拥军和反谢，都是正确的。
    这时候，社会上，反军，冲军队的思潮很厉害，凡是我能管得了的，我都制止了。新北大公社的个别人带着学生冲过一次军队，我没有办法把北大全都捂住，但是我的基本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坚决拥护解放军。所以毛主席说我拥军是正确的，反谢富治是错误的。
    
    第十七章 欲罢不能
    几个问题，真想问问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越是向前发展，我的不理解就越多。
    在那时，我头脑中已经有一些想法。一个是怎样区分和对待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主席专门讲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他也总是说现在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可是文革中实际定性处理的大量的是敌我矛盾问题，这是怎么一回事？还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是必学文件，现在成了“黑修养”，这怎么解释？第三个问号是，跟毛主席当年一块儿搞革命的人，现在都成了坏人了，毛主席怎么过去就没有发现他们一点儿问题？第四，还有，在1966年年底，67年初，我就在想，这么大量地整干部，是不是应当？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整干部整得人人自危，毛主席说“抢救运动”是错的，现在这样整干部，比那时候还要严重，数量这么大，面铺得这么宽，这能说是正确的吗？如果搞得不对，这事怎么收拾？“抢救运动”搞错了，说是康生搞的，账算到了康生头上，毛主席出来扭转局面；这一次搞文化大革命，“5.16通知”写得很清楚，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报纸上和中央文件也一直是这么宣传的，若是做对了，那没有问题，若是搞错了，这是谁弄的？谁能收拾这大局？这几个问号，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越想越不明白，可是，我谁都不敢讲啊！
    我曾经想过，有机会见到毛主席，我自己悄悄地问问他，看他有什么指示，可是后来也一直没有问。毛主席上天安门啊，几次接见红卫兵啊，国庆节庆祝活动啊，几次上天安门都有我参加。我多想乘机向毛主席请示啊！当时，开群众大会也好，接见红卫兵也好，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人员，在天安门城楼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时间长了，站累了，人们就到大厅里休息休息。天安门城楼中间有个大厅，大厅两边都有小房间，放着几个小沙发。毛主席一般都坐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他的周围都没有人，没有人走到毛主席身边去，更没有人跟他说话。人们在大厅里出出进进，但是谁也不到主席身边来。总理要是出来进去，就有很多人围着他问话，请示工作。我问总理北大要不要成立校革委会，就是在大厅里问的。可是，毛主席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不管时间长短，都没有人过去跟他说话。每一次都这样。我鼓足了劲想去问他，关于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问题，关于对待大批老干部的问题，可是一旦到了毛主席身边，就又打退堂鼓了：算了，别问了，毛主席能不知道这些事情？那时候，把毛主席说成了神，我自己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敬畏，无法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了。
    到夺权的时候，我正在顶着这股夺权风，我是光联合，不夺权，就是那段时间，我再次起了念头，非常想找个机会问问他。有一次，毛主席找我，不是在大厅里，是在城楼上，他问我，情况怎么样啊？好不好啊？毛主席和我谈话，报纸上还登出这张新闻照片，毛主席因为个子高，在照片上，他正在弯着腰向我问事情。这照片还贴在北大校园里。我那时要是鼓起勇气问问他，把话说出来就好了。鼓了几次勇气都没敢问。也许，我们对他太敬畏了，他身上的灵光圈，把群众和领袖隔开了。
    这几个问号，我没有去问他，可是，我的行动上是非常注意的。我是顺着大流走，坚决不出头，不领潮流。人家到处夺权抢权，我就没有去夺。我就是搞大联合。社会上批斗会上又戴高帽子又挂牌子，坐“喷气式”，搞体罚和人身侮辱，我斗陆平，文明讲理，树了个样板，北大就是这么斗。其他的人，我也管不了，北大一万多学生，我哪里能管得住？还有，对北大的教授，我都是尊重他们的，我没有指使任何一个学生去斗哪一个老师，去斗哪一个学生。像季羡林、周一良，在他们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都说是因为反对我而受到迫害，其实，我对于他们挨整的事，毫无所知。校文革也好，新北大公社也好，不是每件事情都要请示我的，我也不能把北大的每一件事情都抓过来，很多事情都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别人处理的。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市大专院校红代会，这有多少头绪，我不可能面面俱到。当然我也做的很不够。我那时候应该是工作做得更主动一点儿，主动地找几个老师，找几个教授，跟他们谈一谈，定定他们的心，那就尽到我的心意了。
    不许辞职
    说实在的，“文革”初期，我曾经兴奋过，以为有了真正发表自己的意见，沟通上下级关系的机会，但是，此后的运动发展却使我越来越困惑。到了夺权阶段，尤其是对于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关、戚等人产生怀疑，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产生怀疑以后，我就产生了退下来的想法。我觉得，把那么多老干部统统打倒，群众组织分裂为两派，武斗越打越厉害，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作为北大校文革的主任，自己对许多事情都想不明白，还怎么领导全校师生把运动进行下去？
    还有，从这时候开始，我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对毛主席所信任和重用的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产生了怀疑，我就逐渐不愿意紧跟毛主席了，不愿意把运动搞下去了。
    1967年夏天的7、8月间，我去看杨惠文，和杨惠文说了这些想法，想从运动中退出来，不干了。杨惠文说，你别看现在搞得这么乱，毛主席到时候有办法收拾。你要是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他可有办法整你。你要是想退下来，最好是想个办法，生病住院，或者找个地方“猫”起来，最好现在就不要出面了。讲到她自己，杨惠文说，她现在是被当作“走资派”接受批斗，反正现在打成“走资派”被批斗的人也不止一个两个，她也不着急。这真是怪事，文化大革命搞了刚刚一年，别人以为我这样正在得势的人物忧心忡忡，杨惠文这样被“打翻在地”的“走资派”反而一身轻松，非个中人不足道也。这正是“文革”的荒谬之处。杨惠文劝我退身避祸，这些话说得都对，可是，那时候我已经是身不由己，欲罢不能，想抽身退出也做不到了。
    按照我自己对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到1967年夏天，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该夺的权也都夺了，该回到正常的秩序上来了。1967年7、8月间，我做了学校里两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复课闹革命的工作。虽然我个人尽了很大努力，但是终于没有成功，派性越来越厉害，武斗越打越凶。鉴于全校的局势恶化，全国各地都是群众组织分裂，严重武斗，文化大革命形势十分混乱的情况(1967年7、8月间，全国都是处于最混乱的状态；如果说“文革”是十年内乱，那么，这两个月可以说是登峰造极，湖北的“武汉事件”，北京的“揪刘火线”，上海的“上柴联司武斗”，“揪军内一小撮”，等等，都在这两个月，全国武斗的高潮，也由此开其端。笔者)我认为这样继续下去，文化大革命发展下去，必然会无法预料其前景。根据我自己的水平和能力，以及根据我对于校文革成员的了解，我们都无法应付即将到来的复杂局面。因此，在此期间的一次校文革常委会议上，我就讲了，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和领导能力，照目前这样的形势，下一步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根本无法预料，我们都没有能力应付那种局面。因此，我要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并且建议解散校文革，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领导学校的运动了。我提议，我们向毛主席写个报告，说明我们校文革常委的水平和能力都无法胜任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运动，因此请求毛主席批准我们自行解散。另外，校文革常委个人自己愿意继续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话，可以选择参加自己拥护的那一派群众组织。我自己是不想干了，我要退下来。当时，我讲明了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和要求校文革自行解散的意见以后，校文革常委就有人马上提出反对，有人说我低估了校文革常委的水平和能力，说校文革成立以后，常委们是做了不少工作的。结果，常委们都拥护这种意见，我要求解散校文革的意见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意。
    但是，我还是没有改变主意。接着过了没几天，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召开的接见会上，在周总理出席的情况下，我向在座的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成员提出，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并且提出解散北大校文革的建议。当时，江青首先表示反对，她说，“过去，你是死保校文革，现在人家一攻，你就要求解散校文革，你不想干了，这不行！”当时江青很严厉地训斥我，周总理和别的人都默认了江青的话，没有发表不同意见，我怎么办？我想退下来都不行啊。毛主席肯定过我们的大字报，给我那么大的荣誉，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是毛主席提出让我负责成立校文革的，我不胜任、不想干了，也不能一甩手就下台，不能随便撂挑子，必须经过请示中央批准。我的党内组织观念要求我必须这样做。既然江青明确表示了态度，周恩来等人也都默认了要我继续当校文革主任的意见，我是身不由己，欲罢不能，只好是继续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沉浮，不可能不犯错误。
    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预审中，我讲到当时我的这种思想状况，我说，1967年秋季以前，北大校文革所犯的错误，我全部承认，认真检讨，但是，从这次接见会上，江青不准许我辞职，形势所迫，我不想干都不被允许，那么，对这之后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不能负责，不能承担责任。因为我明明知道形势越来越复杂越困难，我没有能力应付，所以我请求辞职不干，江青等人还必须要我干，周总理也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我是被逼无奈，勉为其难，完全没有个人的选择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对北大校外校内发生的种种不测负责呢？
    蒯大富：骑虎难下啊！
    文化大革命就像一个旋涡，把每一个人都卷入其中，而且是一旦卷进去，就变得身不由己了。运动发展的某一阶段，作为个人，可能从中会感到得到了一些利益，因此而积极地参与它，可是，到下一个阶段，当你发现其中充满了险风恶浪，想要退出这旋涡，以躲避灾难降临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却发现，你无路可退。所谓形势逼人，不到这个时候，就没有真正的体验。
    这种欲罢不能的感觉，不但是我有，蒯大富也对我说过，是“骑虎难下”。那是1968年3月，北大的武斗，从外面调人来搞武斗的阴谋失败了，他们就改变了策略，在北大学生内部制造武斗。挑动校内的两派打。可是，这样子，武斗的帽子也跟我没有关系。我看的明白。我在北大为了不让学生参加武斗，还受到了很多指责，受了很大冤枉。
    这时候，蒯大富在清华搞武斗搞出了大动作，进入了后来被称为“百日大武斗”的时期。我怕北大的武斗影响了他，怕他误以为北大是我在搞武斗，所以他也在清华大学打武斗。因此，我和红代会的陈良，把蒯大富找到北大来，就在北大的一院二楼上，我们和蒯大富谈话，劝他不要打武斗。蒯大富真是风尘仆仆地来了，像是刚刚从武斗战场下来的样子。我对他说，清华的造反派在全国是很有影响的，“你蒯大富不要在清华搞武斗了。你不要看见北大在搞武斗，你就搞武斗。我告诉你，北大的武斗不是我聂元梓搞起来的，将来我是不会为武斗负责任的。可是，你清华的武斗情况就不一样了，你蒯大富是要负责的。武斗的罪名你是抹不掉的。”这也能看出我对于搞武斗的基本态度。蒯大富的回答是什么呢？他没有明白我所说的话，他说：“现在是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了，非打不可。”
    
    第十八章 长达10年的隔离审查
    毛主席凌晨召见
    1968年8月初，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军宣队)进入北京各所大学。
    此事是从清华大学发端的。1968年7月下旬，“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制止武斗的名义突然开进清华大学，受到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的武力抵制，死伤数人。这件事情，产生很大影响，也让我更加困惑。
    为此，毛泽东连夜紧急召见了北京的所谓“五大学生领袖”我也在被召见之列。这次谈话，从凌晨3时半到8时半，足足5个小时，可以说这是毛主席自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自表态赞扬红卫兵运动以来，对红卫兵的一次最直接、最时间长的谈话，此前，都是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召集我们开会，发表指示。这次毛主席召见，周恩来、江青、谢富治等都在场。只可惜，这不是在运动初期指示红卫兵应该怎么行动，也不是在红卫兵运动中期研究新的情况和对策，而是由毛主席亲自宣告红卫兵运动的结束。在召见中，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高校中两派对立、打武斗的现象，并且明确表示他是支持工人宣传队进入大学，领导学校的。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当时，蒯大富在清华大学正在指挥“井冈山”的人马对抗工宣队的进驻，毛主席召见的时候，找他找不到，直到召见快结束的时候，蒯大富才赶到人民大会堂。有文章写道：蒯大富一见到毛主席就放声大哭，说“毛主席不要我们了”。据我的记忆，蒯大富的确是含着眼泪，而“毛主席不要我们了”的感觉，恐怕在现场的几位红卫兵领袖，都会有同感。我呢，因为先前已经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产生了怀疑，对于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产生了怀疑，在现场就表现得比较镇静。
    (毛主席的指示，根据有关资料，节录如下：
    毛主席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4个办法：1、实行军管；2、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作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3、斗批走；4、继续打下去，大打，打它10年8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说，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还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
    “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转引自《北京大学纪事》。笔者)
    毛主席召见我们的时候，专门对我讲，“拥军是对的，反谢是错的。”毛主席接见完了，我们出会场的时候，谢富治说我、蒯大富、韩爱晶，主席批评你们，你们一句也不检讨。我想，我拥军是对的，反对你谢富治也没有错。我没有理睬谢富治。
    工、军宣队进校接管一切
    接下来，由工人和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全国所有的大学和中学。
    工宣队军宣队一进校，就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掌权者，尽管说，我这个校文革主任的名义和后来所挂名的北大校革委会副主任的名义还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从工宣队进校起，我就交权了。到1968年9月，又以办学习班的名义，把我和北大原来的两派头头一起，隔离或者说是半隔离起来。
    工、军宣队进校，领导一切。工、军宣队就是支持“地派”的。毛主席说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到大学里来，要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要教育学生，但是，工、军宣队实际上是谁指挥的？就是林彪、江青、康生他们指挥的。林彪、江青他们支持“地派”，工、军宣队也支持“地派”。迟群、谢静宜同样支持“地派”。迟群、谢静宜在北大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其实，我如果不反对王关戚，不反对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不反对中央文革，我要是一直跟着他们走，可以说，我进中央是没有问题的。运动初期，江青就曾经向我发出信号，要我有事情就同她联系。我只要顺竿爬，哪里轮得到迟群、谢静宜掌权之后作威作福，对我狠下毒手。江青他们讲，我反对谢富治就是想当市革委会主任，其实，我要是想当官，我可以一点儿力气也不用费，只要跟着他们走，连溜须拍马都不用，就上来了。但是我不是为了当官，哪有一个想当官的人会反对有权力提拔自己的人？那时候毛主席也是这样，你只要跟着他，跟着江青，就提拔上来了。江青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我说得很明白，让我有事情就找她，“你有什么问题，就随时请示我，给我打电话，或者找李讷，让李讷转告我。你随时都可以找我”。我就是一次都没有找过她！
    工、军宣队进入学校，不只是在北大，在全北京市都是支持“地派”的。而且在全国也是支持他们挑动群众分裂、拉出来的那一派的，只是各地组织的名称不一样就是了。跟他们走的，受到他们支持的，都是“造反派”，反对他们的，都是“保守派”。在北京，凡是“地派”占优势的学校，中央文革就赶紧叫他们成立革委会，想把学校里很快稳定下来。“天派”这一边，就鼓动另一派学生打内战，让你不得安生，你成立不成立革委会，他们根本不管。学校内部闹得凶的，都是“天派”的学校。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都是很快就成立了校革委会的，都没有闹；天派占优势的学校，北航韩爱晶因为年纪轻，可以被利用，把彭德怀关在那里，也没有闹，就是清华和北大闹得厉害，内战不已。蒯大富因为反对过江青，所以也受中央文革的排斥。
    工、军宣队进学校，支持的是“地派”，所以后来各个系统，工厂、学校和机关，掌权的都是“地派”。什么“天派”“地派”，这是中央文革拉出来的派，并不是群众自己分裂出来的，被划为“天派”、“地派”的两派学生，各自从来没有在一起集会，没有组织起来互相联系，更没有什么统一行动统一指挥。“天派”、“地派”的帽子是江青扣上的，是中央文革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群众组织里划分亲疏，只有群众分裂了，他们才能控制局面，拉一派打一派。
    工、军宣队进校以后，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工宣队批我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康生，反42年延安整风。事情的起因是，68年国庆节过后，我处在半隔离状态，我和王茂湘、孙蓬一等人都在姊妹楼那里隔离着，白天办学习班，吃饭和晚上睡觉可以回家，但是行动受到限制，不能随便离校。有一天在楼外面的草地上，我对他们讲了下面这些话，我说康生当年在延安搞抢救运动，一贯整人，是个坏蛋，现在又这么整人。我是害怕如果我被抓起来，他们还不知根底，继续找康生和中央文革，所以，我要他们认清康生的真面目。结果不知道谁向工、军宣队报告了。所以工、军宣队就批我反康生。
    (前引孙蓬一的《我的初步检查》中，也讲到工宣队军宣队进北大后排斥校文革的情况：“我原来想，新北大校文革是中央一再承认和支持的，宣传队进校以后，一定是很明确地支持校文革的。对宣传队领导北大的一切我是丝毫也不动摇的，但又想，既然校文革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此就不能把校文革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立起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打破了过去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了校文革。当我知道别的学校是宣传队和革委会联合出通知，共同搞活动，而北大却不是这样，我开始有点想不通。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又有点担心，担心这样下去，会把校文革给否定掉。当时就想，如果否定了校文革，那么北大两年多来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怎么来写呢？
    “恰恰是在这段时间里，毕业生纷纷离校。好多毕业生在临走之前向我诉说了他们当时在校文革问题上的不舒畅的心情，这对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在庆祝祖国山河一片红进城游行时，我们校文革的大旗没有打出去，我心里有点不痛快。后来我们的游行队伍又偏偏和某大学的游行队伍面对面相遇。看到他们打着革委会的大旗，而且还晃来晃去，故意向我们显神气，这时我就过于敏感，总觉得他们是故意奚落我们。当时就想，为什么同样是中央承认的权力机构，他们可以打革委会的大旗，而我们就不能打？越想心里越觉得憋气。这种情绪，后来就在学习班的一次会上表露出来了。...”录在这里，供参阅笔者)
    
    余汝信：《1968.7.28毛的召见与红卫兵运动的终结》
    窃以为，无论未来的历史学家如何将文革史加以分期，炎热的1968年7月末都不失为一道重要的分界。由此回溯至1966年8月的整整两年，应可冠名为“红卫兵时期”；此后，或可称之为“后红卫兵时期”。而这一分界最重要的标记，则是7月27日由中央警卫团（代号8341部队）指挥的三万工人组成的“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突然进占受两派学生武斗蹂躏已久的清华园，以及次日凌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核心领导层对聂元梓等“五大领袖”的集体召见。
    史载：1968年7月28日凌晨三时半至上午八时半，毛泽东、林彪召见了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组长聂元梓、副组长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五人，破天荒地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之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谈话。陪同召见及参与谈话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吴德和黄作珍。
    到底是清华园内团派的负隅顽抗剌激了毛的神经，从而导致了这一常人都进入了酣梦时分的凌晨紧急召见，还是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毛有计划的、蓄意的安排？直至今天，我们尚缺乏资料，难以准确判定。而据韩爱晶君告之笔者[2]，他认为，曾经狂飚般横扫整个中国的红色风暴，早已在一年前的1967年夏季失却方向，步入迷途，蒯大富及其所代表的造反派红卫兵群体，多次失却了历史曾经给予过他们的机会，以致到7月27日这一天，最终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蒯大富本人对韩的这一说法未置可否），而毛泽东一旦将由军队指挥的“工人阶级”推上了前台，红卫兵们的退场已是历史的必然。
    有关这次召见的经过，目前尚未见有当事人的回忆录公开。公开出版物中，原首都中学红代会核心组成员陈永康所著《红色季风》（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有相对来说较为详细的转述。去年底出版的官方所修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述及了这次谈话的梗概（见该书页1521-1525）。该书的基调是为毛开脱，同一件事，于毛是犯错，于林彪、江青则是犯罪，事件的前因后果、发展脉络，关键处皆大而化之，多未说清楚或者可以说是故意不去说清楚，对这次召见谈话的描述亦然。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花一点时间探究一下事情的本来面目。
    一、“五大领袖”封号的来历
    《毛泽东传》：“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得到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一直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连，设联络站，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不少地区的严重事件是在他们直接指挥下发生的，各地造反派组织纷纷设立‘驻京联络站’，在一九六七年达到数千个。这是武斗不止的重要根源。他们的头面人物是：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当时号称‘五大领袖’”。（页1521-1522）
    《毛泽东传》的作者可能忘记了，毛泽东本人说过：“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首先放火的是毛本人，而不是江青和中央文革。毛还说过：“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3]
    按毛泽东以上所说，始作俑者，是毛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毛在文革初期鼓吹的“造反有理”，才是“武斗不止的重要根源”。
    至于“五大领袖”，据蒯大富告诉笔者，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封号”，还是肖劲光告诉他，是毛泽东本人的原话。韩爱晶补充告之笔者，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后，毛提出北京要走不同于“上海人民公社”的路子，要成立“革命委员会”。毛为此设定了“北京模式”的具体步骤：先成立大专院校、中学两个红代会及工代会、农代会，形成群众组织的核心后，再与军队干部、站出来的革命干部“三结合”，组成革委会。毛还指示，大专院校红代会主要负责人由在运动中自然形成的“五大领袖”担任，地院的朱成昭不行了，换上王大宾。
    韩爱晶说，王大宾原提出，大专院校红代会要以首都三司为核心，谢富治不同意。大专院校红代会于1967年2月20日成立，核心组成员是谢富治请示中央（包括毛）后指定的，核心组五人，谭厚兰代表的北师大“井岗山公社”是一司的，韩爱晶代表的北航“红旗战斗队”是二司的，蒯大富代表的清华“井岗山兵团”和王大宾代表的地院“东方红公社”是三司的，而聂元梓所代表的北大“新北大公社”则什么司也不是。同年4月，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聂是副主任之一，其他四人均是常委，以至蒯、韩后来自嘲道，他们也曾经是“副省级干部”。
    二、“五大领袖”均根正苗红
    在那个十分讲究“家庭出身”、“阶级成份”的年代，既然当得了钦定的红代会核心组成员，在“出身”、“成份”方面须经严格审查，必须是根正苗红，无可挑剔，以免给对立面抓到任何把柄。
    聂元梓，1921年生于河南滑县，其父乡中行医，同情中共革命。聂家兄弟姐妹七人，除二哥聂元赏外，其余六人全为中央党员。当年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央滑县县委三任书记，包括第三任的赵紫阳（1980年代的中共总书记，亦为滑县人氏），都曾在聂家办公。聂元梓本人于1935年冬在开封北仓女中参加革命运动，时年仅14岁。1938年正式加入中共，以后历任晋豫地委妇委副书记、齐齐哈尔市区委第一副书记、哈尔滨市委机关党委副书记、理论教育处处长等职务，1952年定为行政12级（后来再未提级），1960年调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文革前夕，为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委员。[4] 因为聂在文革初期已四十五、六岁，是大学中层领导而不是十多二十岁的青年学生，所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这五人只能称为“五大领袖”而非“五大学生领袖”。
    蒯大富，1945年生，江苏滨海人。其父为农村基层干部，父母均为中共党员。蒯1963年夏考取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该系与工程物理系其实都是保密程度甚高的核专业学系。蒯在读的工化系902班，代号含义是102专业、1969年毕业，所谓102专业，实际上是六年制的绝密等级的放射化工专业，该专业学生录取前均须经过严格的政审筛选。
    韩爱晶，1946年生，江苏涟水人。其父为新四军战士，中共建国前已去世。继父为江苏淮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韩1964年被北京航空学院三系录取，三系即飞机设计系，整个三系包括韩所读的座舱设计专业均属于机密专业。
    蒯、韩两人所读专业，在文革前非“红五类”出身者不能问津。另谭、王两人亦为出身贫寒家庭，谭为北师大调干生，中共党员，1966年29岁，王大宾为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共青团员，年龄与蒯、韩相若。
    三、聂、蒯首先受到毛、周支持
    《毛泽东传》称：“聂元梓、蒯大富等的行动历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使和支持”（页1523），这与历史事实也有距离。
    聂元梓领头署名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泽东语），首先就受到毛泽东本人的支持。在《毛泽东传》一书中就有记载，1966年6月1日，“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了《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他当即写了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毛泽东 六月一日’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像开了锅一样，立刻沸腾起来”。（页1414）
    实际上是毛泽东对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表了态后，中央文革诸人才敢于有所行动。而蒯大富反工作组，首先也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当然，周也不过是遵旨行事。
    据官方编纂的《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7月30日，周“约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谈话，后又约两批清华大学学生谈话”，据蒯大富告诉笔者，周恩来是于7月31日凌晨2时至5时在清华静斋与之单独谈话，谈毕，请蒯再找三个同观点的同学，到城内人民大会堂继续谈。31日晚7时至10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再次与蒯等学生谈话，了解清华运动的实情，在座者还有华东两位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和江渭清。据蒯分析，周一日内两次约谈，目的是为次日即8月1日开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刘有所行动寻找突破口。8月1日，周“按照毛泽东意见，负责处理清华大学工作组和文化大革命问题。本日，先后约王光美、叶林谈话，并两次找蒯大富谈话，二日、三日，又约王光美、叶林谈话，约清华大学学生和清华大学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5]
    《周恩来年谱》1966年8月4日条目记载：“晚，参加李雪峰主持的清华大学全体师生员工辩论会。在会上讲话说：我是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参加大会的，是来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中央常委、毛主席让我到这里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这是一件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在批评了工作组的‘错误’并为蒯大富等平反后又指出‘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是老革命。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据蒯大富回忆，辩论会于8月4日晚10时至次日凌晨2时举行，周率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一百多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到会，周在辩论会上主张对蒯大富平反解放。《年谱》8月22日条目再称，周“冒雨参加清华大学群众大会。在会上谈到派工作组的责任时说：我上次已交待了，这次再重复一遍，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6]
    同样，文革的历史责任，不能全推在“五大领袖”一类的造反派头上。“五大领袖”的出身，决定了他们在文革前并非是共产党政权的当然反对者，相反，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只不过是文革初期（聂元梓的例外是在北大社教的后期）的受压制，使他们本能地加以反抗。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们才意识到中央其实有两个“司令部”，他们极力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曾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们，只不过他们后知后觉，不明白他们的利用价值其实在1967年夏天已经完结。“如果”——韩爱晶曾假设——如果1967年7月就回到课堂“复课闹革命”，红卫兵一代的历史结局是否就大大不同了呢？不过，正如蒯大富反驳韩爱晶所说：“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四、一个小插曲——蒯大富为什么迟到
    《毛泽东传》称：“蒯大富因为打死了工人宣传队员躲了起来，比较晚才赶到”（页1523），据蒯大富对笔者说，事情真相并非如此。
    7.28召见谈话开头，毛泽东见蒯未到，曾问：“蒯大富没来，是出不来了，还是不来？”谢富治答：“恐怕是不肯来”。韩爱晶极力为蒯辩护：“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中央文革接见，不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要哭的，肯定是出不来”。韩的话说对了一半，蒯要是知道中央文革接见，怎会不来？何况是毛泽东本人接见！蒯不是出不来，是不知道有接见这码事。
    蒯大富对三万工人围攻清华园毫无思想准备，7月27日白天，吴德是对他打过招呼，但蒯根本没有想到，吴德也没有说明，派工宣队是毛本人的决定。27日晚8、9时，蒯还在北京市革委会与率领工宣队的8341部队军人代表之一迟群“谈判”，讨价还价。迟群要蒯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交出凶手，蒯对前两者表示认可，但坚持不能交出任何人。27日整整一天，吴德、迟群明知派工宣队是毛所定，为什么不向蒯说清楚？直至今天，蒯还表示大惑不解。
    谈到晚上11时多，蒯一人独自回清华，召集尚在抵抗的团派十几位武斗指挥中坚开会，蒯声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决意团派撤出被围困一整天的清华园。做完这些人的说服工作，已是28日凌晨2时多，蒯率团派人员从工宣队未有把守的北门跑了出来，大部分到了北航。蒯决定向中央反映团派的处境，本来，团派总部工作人员有中央诸要人的绝密电话号码，但蒯此时已与掌握号码的人失去联系，只好跑到体院造反派处要了一台车，开到西单电报大楼向毛泽东等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诸人发了一通电报，声称十万工人血洗清华园（直到此刻，团派也未弄清围攻清华到底有多少人），形势万分危急，特向中央紧急呼救云云。发完电报后，蒯再乘车到了北航，见到北航红旗的保卫组长，方知中央首长召见，勿勿赶至人民大会堂西门，已近清晨七时。经通报后，蒯见到出来接他的谢富治，嚎啕大哭，谢劝其不要激动，又亲自搜查了蒯，知其未带任何凶器之类，然后将其带进湖南厅会场，蒯赫然见到一大群身穿白衬衣的中央要人，毛泽东也在其中，蒯上前又再抱头大哭。
    五、毛：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以笔者管见，毛7.28召见谈话的基调，是既有批评，也有呵护。据韩爱晶记录，毛说过：“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此中亦可体会到毛对“五大领袖”感情之复杂——他本人既然就是始作俑者，何以能过多地责备其忠实的追随者？《毛泽东传》论及此事，只说批评，未有引用毛多处的呵护之辞，乃是“别有用心”。
    自1950年代末谈话从来不准录音的毛泽东，7.28召见打破常规，授意中央办公厅对召见谈话的全过程进行了录音。毛在谈话中特地说：“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录音。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放，许多人都被动”。官方的录音后来有没有整理成文，不知道。可能笔者孤陋寡闻，惟从未见有这次谈话的官方记录文本公布过。
    7.28召见后的当天上午，“五大领袖”在谢富治的督促下，整理了一份简要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在北京市以至全国范围广为印发、传达。
    及后，“五大领袖”中的三、四位曾聚合过一次（缺了谁，事隔多年，蒯、韩都记不起来了），根据各人笔记，整理了一份详尽的谈话记录，在北京各大专院校作过传达（笔者也存有这种传达记录稿）。蒯、韩说，他们自己所做的记录早已因多次受审查而被收缴。近年，韩爱晶根据当年同学的笔记，结合自己的回忆，整理了一份相当完整的记录。应笔者请求，韩特意将这份记录的最后一部分，即他本人提出毛百年之后怎么办的这一段复印送给了笔者。笔者认为，这一段谈话记录充分体现了那一个时代的特征，所以除改正了几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外，内容未作任何改动，作为本文的附录，公诸于同好，同时，以此纪念一个我们都曾是那样热血沸腾过的、已远逝去的青春年代。
    据笔者所知，“五大领袖”中，谭厚兰已于1982年患癌症离世；聂元梓现年83岁，居北京；蒯大富、韩爱晶已年近六旬，现居深圳；王大宾，现居成都。（2004年5月，文革史读书札记之三）
    注释
    [1]1968年8月中旬前，进驻清华大学的宣传队全称是“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来自北京新华印刷厂等61个工矿企业，并无农民参与。工宣队军代表由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及海军委派，总指挥为中央警卫团派至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会主任张荣温。8月中旬后宣传队改称“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次年1月，清华大学革委会成立，张荣温兼主任。
    [2] 笔者曾于2003年9月和12月两次与蒯大富、韩爱晶长谈，得益良多。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44、147。
    [4]据聂元梓《我的家庭情况和简历》（未刊稿）。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44-45。该书所载周与蒯谈话时间与蒯本人的回忆有出入，此处以蒯本人回忆为准。
    [6]同[5]书，页46、51。
    
    文革学生领袖的漫漫人生路
    他们在"文革"期间曾叱咤风云，独领风骚，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他们的名字，对于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来说，也是耳熟能详。当他们为过去的行为付出了惨痛代价后，如今，又身在何处？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
    聂元梓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她先是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继而在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1969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的聂元梓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她往北京写信，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
    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
    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
    1975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
    1978年4月19日，锒铛入狱。
    聂元梓的个人生活很不幸，1959年，38岁时同第一个丈夫离异，主要是迫于政治上的压力，1966年同第二个丈夫结合，又是淡而无味的婚姻。
    地派女杰谭厚兰
    谭厚兰曾是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大学的造反派曾分为"天派"、"地派"，谭厚兰与王大宾结成"地派"。一天，康生把谭厚兰找去，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反。谭厚兰带领井冈山的200余人，在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
    1968年7月28日凌晨，谭厚兰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光搞武斗，不搞斗、批、改。次日，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师大，谭厚兰被抛在一边。
    1968年10月，她作为大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
    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运动开始，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交代问题，从此失去了自由。
    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
    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
    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
    1982年11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这年，她才45岁，没有结婚。
    几度风雨王大宾
    1966年大学毕业前夕，王大宾投入到那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中，拉起一支庞大的队伍，并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赞扬，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领袖"。
    1968年毛主席关于红卫兵小将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这位已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的王大宾，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
    1971年，王大宾因"5·16"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
    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
    1983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
    1985年秋，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又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每月工资69元。
    1973年，王大宾在接受审查期间患了严重的胃病。当时他的女朋友闻讯从成都赶到武汉，为他熬药送饭。他们于同年底结婚。第二年，添了个女儿。1983年，王大宾的妻子调回原籍深圳，王大宾却因故调不去，双方协议离婚。1987年夏季，有人给他介绍了都江堰市妇幼保健站的医生刘素芬。初次见面那天，王大宾首先送上一份别致的"礼物"--自己被关押受审的材料。刘素芬比王大宾小8岁，是共产党员。一年后，他们在刘素芬的单位宿舍结婚。
    王大宾后来曾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他的公司生产的拳头产品已出口中国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
    天派领袖韩爱晶
    文革开始后，韩爱晶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中，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
    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主持小型"审斗会"审斗彭德怀。一个星期后，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批斗彭德怀。
    1979年，公安机关逮捕韩爱晶。
    1983年6月，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造反司令蒯大富
    1968年6月21日蒯大富在清华提出要赶走工作组。结果，工作组领掀起多次反蒯狂潮，迫害蒯大富，蒯大富被开除团籍。7月18日，形势急转，毛泽东指示："不要工作组，要革命师生自己来搞。"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很快，蒯大富成为清华井冈山的领袖，人称蒯司令。
    1967年1月6日，蒯大富组织井冈山兵团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智擒王光美"。他们诈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把刘少奇和王光美骗到医院，然后将王光美挟持到清华大学。4月，在蒯大富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召开了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彭真等人也被押来陪斗。
    从1968年5月29日到7月27日，在蒯大富领导下，清华大学武斗一直没有停息，这就是著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武斗中死伤多人。
    7月27日，工宣队进入清华，宣传制止武斗。蒯大富决定以武力抵抗，不让工人进校。造反派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工宣队袭击，5名工人被打死，731人受伤。毛泽东震怒了。7月28日，他接见五大学生"领袖"，点了蒯大富的名。会后，五大学生"领袖"回到学校放下武器、拆除工事。
    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了一名电解工。
    1970年，清查"5·16分子"，蒯大富是重点清查对象。11月初，他被押回清华受审。
    19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
    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
    1983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蒯大富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
    1992年，他和妻子来到了山东省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蒯大富被任命为总公司总工程师。
    
                  “救美”——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

                                ·叶志江·

    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两派。一派以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为首，称为“井冈山兵团总部”，俗称“团派”。另一派以工程力学数学系学生沈如槐为首，称为“井冈山兵团４１４总部”，俗称“４１４派”。两派的人员则分别称为“老团”和“老四”。
    清华大学几万名师生员工中绝大部分人，或因政治观点的不同，或因个人的经历地位等不同，甚至因同学间关系的亲疏和其它一些偶然因素而分属两派。在两派发展的鼎盛期，团派号称拥有一万多人，而４１４派号称拥有七、八千人。
    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３日，两派学生在打了一年笔墨官司后终于兵戎相见，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真枪实弹地打了三个多月，史称“清华百日大武斗”。
    这场武斗夺去了十多个年轻的生命，也为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划上了句号。
    文革前，我是清华大学树立的“又红又专”标兵。我的“事迹”曾刊登在全国十几家报纸上。文革伊始，我即遭批判。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３日，我第一次被学生揪出去带高帽子批斗。因为我“不老实”，故意弄坏三顶戴在我头上的纸帽子，数力系的一个学生将一个装了墨汁的痰盂扣在我的头上。我从头到脚都被泼上了墨汁，真正成了一个“黑人”。
    我悲愤莫名。但就在此时，我看到站在我面前的低年级学生陈育延眼中充满了同情的眼光，使我心中生出很大的安慰。
    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陈育延和唐伟发起成立“八八串联会”，成为清华园里大名鼎鼎的“红卫兵领袖”。我和陈育延从无交往，但那个“同情的眼光”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一年后，我们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而戏剧般地相恋。
    这“红”与“黑”相恋的花边新闻让清华园里许多人大跌眼镜。
    在清华百日大武斗中，我和陈育延没有投身于“正面战场”，而是客串了一个被人称之为“英雄救美”的武斗插曲。这次“客串”，虽说很冒了一点生命危险，但在日后却成为一段佳话，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已经或打算写入他们的书中。
    然而，各人的立场不同，对这件事的解读也就相异。红卫兵领袖沈如槐看到的是清华两派你死我活的斗争〔注一〕；大学教授曾昭奋看到的是文革对科学的亵渎〔注二〕；而女性的感触又使得黄肖路和杜欣欣两位女士更关注事件的爱情层面〔注三〕。
    当我回顾这段往事时，我最大的感受却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倘若要给清华文革留下一点什么真相的话，或许我因“救美”而身陷科学馆黑牢的遭遇可以为“清华百日大武斗”中的个人命运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１９６８年５月中旬，我从内蒙回到已成为武斗战场的清华园。当我找到陈育延时，她立即告诉了我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我们这一派（团派）的人活活打死了４１４派一个叫孙华栋的学生。我们两人本来就反对武斗，这件刚发生的事更使我们感到武斗的残忍。陈育延是团派的总部委员，但她决定宁可不要这顶“乌纱帽”，也不参与武斗了。
    ５月１９日，我们准备离开清华回家。临走前，陈育延将一个装有十几本日记的书包放在我的自行车后架上。当我推着自行车和她走到大礼堂时，在我们前面有两条路通向校门，右手一条路要经过４１４派占领的科学馆，而左手一条路则是经过团派的据点。
    我和陈育延开玩笑：“敢不敢从右面这条路走？”
    不料我的这句玩笑话竟使我们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
    当时，诺大清华园里几无行人。我们在右边的路上走了没有几步路，就被科学馆屋顶上放哨的人发现。好在武斗初期，双方都还没有真枪真炮，使用的都是人类最原始的武器。屋顶上的人用大弹弓将拳头大的石头向我们射来，以示警告。
    陈育延性格刚烈，几块石头反而激怒了她，不肯接受我后退的建议。
    当我们走到科学馆大门时，十多个手持长矛的武斗人员从大楼南侧的小路上冲了出来，对我们形成半圆形的包围圈。因为双方相距只有几步之遥，陈育延自知已无法脱身，便要我骑车快跑，说书包里的日记绝不能落在老四的手里。
    我自然清楚她的日记的重要性。这十几本日记里不仅有团派总部历次会议的记录，也有她搜集的反康生材料和孙华栋被打死的有关情况。当然，日记里还有大量不能公开的个人隐私。这些日记要是落到老四的手里，势必会在清华园成为十分轰动的新闻，并给团派和陈育延造成很大伤害。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已容不得我去考虑其它可能的选择。为了保护这些日记，
我只能眼看着女友落入“敌手”。我迅速对陈育延说了一句：“三天后我来救你。
”便骑车跑了。
    我十分看重情义和个人名节，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接受独自逃脱的结局。三天后去科学馆救陈育延是我既保护日记又不失情义和个人名节的两全之计。
    我并不奢望我真的能像蜘蛛侠一样，可以将陈育延从铁壁重围中救出。但我的“自投罗网”，至少可以证明我并非不管他人安危，临阵脱逃的懦夫。
    然而，孙华栋尸骨未寒，４１４派全体将士个个义愤填膺。这时候我去自投罗网，无异于去自杀。
    ５月２２日，时近黄昏，夕阳西下，在落日的余晖笼罩下，清华园里一片肃杀之气。在《井冈山报》编辑部大门上留下“遗书”后，我一步一步地走向科学馆的大门，颇有一种走向刑场的感觉。
    大门口放哨的卫兵认出我是叶志江后，很是惊讶，问我有什么事。我指着背在肩上的书包说：“我给陈育延送衣物。”卫兵不知道我的真实意图，所以很和善地对我说：“你将东西留下，我帮你交给陈育延。”我回答他：“我要亲自交给陈育延。”他迟疑了一下，告诉我他要请示领导。
    几分钟后，科学馆的“卫戍司令”陈楚三出现在大门口。
    这陈楚三在清华园里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父亲陈潭秋是出席中共一大的１２个代表之一。１９４３年，陈潭秋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一起在乌鲁木齐被盛世才秘密杀害。当时，陈楚三才出生二个月。
    秦始皇暴政，老百姓揭竿起义。楚霸王项羽生逢乱世，以八千子弟兵起家，灭了秦国。据《史记·项羽本记》记载，楚南公曾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陈楚三的名字起得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意义。
    落在这样一个人物的手里，也算是三生有幸了。
    陈楚三问清我的来意后，推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十分慷慨地说：“好吧，我让你进去。”仿佛我是被准许去参观一个“闲人免进”的军事基地。
    在进门前，大概是怕我有前来侦察科学馆工事的意图，陈楚三让他的手下用一块黑布将我的眼睛蒙上。
    从这一刻起，我在黑暗之中生活了将近七十天。当我重见阳光时，眼前的树木人物都苍白得像曝光过度的照片。
    在黑暗中，我凭感觉知道我被带到了一个大房间里。赐坐，倒也待之如宾。陈楚三要我将装有衣物的书包交给他，我紧紧捂住书包说：“我要亲自交给陈育延！”仿佛这个书包是我见到陈育延的通行证，万万丢不得。
    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只听到陈楚三身旁的人一声断喝：“他妈的，进来了还不老实！给他一个下马威。”说时迟那时快，我被人从椅子上拉起，胸口感受到猛烈的打击。
    刹那间，我只觉得所有的气管支气管，甚至于毛细气管都被棉花堵塞了，一点气也喘不过来。
    当我的一部分大脑在和现实发生互动时，总有另外一个超脱于现实的思维在活动。前者（现实的我）只是后者的一个观察对象，就像是一本正在阅读的书或者是一部正在观赏的电影。和现实互动的思维当然会产生很大的痛苦或快乐，而超脱于现实的思维则理智得多，而且富于想象力。
    “哇，”我的第二思维立即幸灾乐祸地评论：“原来胸部挨打是这种滋味。”
（在当天晚上的另一次拷问中，我又体会到了头部被打的感觉。审问我的人用棍子猛敲我的头顶。每敲一次，我被黑布蒙住的眼睛前便会一片金光灿烂，有如无数颗金星在闪烁，壮观而又美丽。）
    容不得我去细细品味这第一次打击的味道，我的身体的各个部位便遭到六，七个人地毯式的轮番轰炸。浑身的痛楚让我害怕起来：莫非我真的会像孙华栋一样被活活打死？
    我猜想殴打孙华栋的人的本意并非要置他于死地，而是出手太重或打在了要害处，导致孙的死亡。我也相信这些殴打我的学生并不愿意我死在他们的手上。为了便于他们掌握分寸，适可而止，我有意将我的呻吟声由高而低，以至于无声。
    这一招果然奏效，我听见在旁边观战的几个女学生在劝说：“不要打了，他不行了。”
    伟大的女性！
    她们可以引发战争，如外国的海伦和中国的陈圆圆；她们也可以解救苦难，如天上的观世音和人间的清华女学生们。
    我被活着抬走了。
    在另一个房间，我躺在地上“会见”了科学馆里第一个难友杨立人。他似乎也刚被殴打过，正在呻吟中。
    这杨立人在清华文革中也小有名气。说起来，他还是杨开慧的亲戚，父亲和青年毛泽东有过交往。他在大字报上署名“金戈铁马”，观点也比较极端，曾经炮打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的调查员文章。我原以为他是一个豪爽型的汉子。岂料我眼前的杨立人不仅举手投足，而且讲话的声调都非常“娘娘腔”。想起他自称“金戈铁马”，不禁好笑起来。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辛弃疾的《京口（今镇江）北固亭怀古》一词慷慨悲壮，豪情无比。如今，这如虎的“金戈铁马”忽然娘娘腔起来，岂不滑稽。
    娘娘腔的杨立人倒是颇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一边大声哼哼，一边小声和我交换“情报”。原来，他也不是战场上的俘虏，但因炮打《红旗》杂志一事，４１４视他为反动学生。他从外地回学校时，没料到“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中埋有伏兵，被逮个正着。
    沈如槐在他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书中提到：孙华栋被团派的人打死后，
“４１４的人对‘狗熊’无端绑架杀害非武斗人员的行为异常愤慨，决定伺机绑架团派人员，作为人质扣押在科学馆。”
    于是，一批和平居民被伺机“请”进了科学馆，先后成为我的难友。这些人虽然是被“随机抽样”绑架来的，但倘若将各人的命运和在文革时的遭遇叠加起来，却也构成清华文革的一个缩影。除了杨立人，列举这些难友的经历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曾昭奋，土建系教师，文革期间参加了以清华教师为主的“红教联”组织。因为“红教联”遭到４１４派的猛烈批判，曾也就被“请”进科学馆“说清楚”。我不知道曾昭奋是否在棍棒之下，将他和“红教联”的问题“说清楚”了。但我猜想很难。直到今天，关于“红教联”的是是非非，当事人和研究者或出书著文，或在互联网上争论得不亦乐乎。
    １９９７年，“红教联”的主要负责人陶德坚在加拿大去世。她在病榻上写下《风雨人生》，给世人留下了关于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当年，４１４派对“红教联”不遗余力的批判可谓影响深远，不仅像唐少杰那样没有参加过文化革命的“文革研究权威”会在他的专著《一叶知秋：清华大学１９６８年百日大武斗》中沿用４１４派对“红教联”的批判，就是我这种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也一直以为“红教联”的成员中有很多坏人。
    曾昭奋出身于广东潮汕农村的一个世代华侨家庭。因为“红教联”一案，他被定为“敌我矛盾”。“四人帮”倒台后，他虽然被恩赐为“人民内部矛盾”，但先是“犯政治错误”，后又修改为“属一般错误”。
    这种对个人的政治结论“留有尾巴”的处理方式不过是为了让那些诬陷他的“材料”可以继续存活在他的个人挡案里吞噬他的余生。
    然而，经历了种种磨难后，曾昭奋和陶德坚都成了受人尊敬的学者。
    在我看来，文革中各派的政治观点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多少痕迹，只有个人的命运才值得人们去关注和深思。
    １９９８年，已成为建筑界著名教授和《世界建筑》主编的曾昭奋，在《读书》上首次披露了我们在科学馆中的遭遇。十年中，他的这篇文章引起不少人向我问及文章背后的故事。
    左羽，清华职工，和清华行政处的一个姓蔡的工人，在去领工资的路上中了埋伏，一起被关了进来。好在科学馆里住宿和吃饭都不收钱，工资没领到也不碍事。
    １９４９年前，左羽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１９５７年，因给清华党委提意见被打成右派，虽然他倒是姓“左”。文革伊始，清华园出现反党委的大字报，有人贴了一张保党委的大字报《右派笑了》，警告反党委的群众不要重蹈１９５７年右派的覆辙。这“笑了”的右派指的就是左羽。
    被打成右派后，为了不连累妻子和女儿，左羽离了婚。他别无所求，唯一难以割舍的是和女儿之间的情感，常常想去看望她。可是才十岁的女儿在学校里受的教育是“右派就是反动派”，不肯见他，还将他买给她的玩具扔了出来，说她不要反动派的东西。在科学馆的黑暗中，当他讲述这段人生经历时，不禁潸然泪下。
    虽然我对１９５７年反右中发生的事和人物有浓厚的兴趣，但那时我对“右派分子”的认识大体上和左羽的十岁女儿处于同一水平。左羽使我开始了解到“右派分子”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并拥有理想的人。他们苦难而沉重的人生遭遇令人同情和发人深思。
    贾振陆，数力系学生，和我同系，但高一级。他白天和女朋友吵架，深夜回清华，忧心忡忡，慌不择路，被４１４派的人“伺机绑架”。在科学馆的黑牢里，他无比追悔他和女友的那场争吵，也十分焦虑他和女友争吵后的“突然失踪”会有什么后果。
    多年后，他出任华夏银行技术总监，在上海开会时特意来看我。旧事重提，当年的痛苦都成了开怀的笑料。
    陈家宝，无线电系学生。比其它俘虏幸运的是他的女朋友加入了４１４派。陈被抓后，女友来“探监”。陈家宝受到特殊优待。或许，他便是沈如槐心目中一个没有受到虐待的俘虏。
    ６月中的一天，科学馆屋顶上的高音喇叭突然广播了陈家宝退出团派加入４１４派的声明。陈听到广播后通过我秘密挖好的小洞传给我一张小纸条，说那个声明是伪造的，他没有当叛徒。为了讨回他的清白，他准备越狱。
    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理解陈家宝为了证明自已对某一派群众组织的“忠诚”而冒险越狱的行为。但在那个年代的许多青年学生就是这样盲目地为所谓的真理而献身。陈家宝如此，那些拿着长矛参加武斗的大多数学生恐怕也是如此。
    在这之前，我曾经逃跑过一次。逃出科学馆后因路线不对，被在外面放哨的卫兵截住，扑倒在地。在科学馆外面的草坪上，十几根长矛直逼我的眼睛，成为我在科学馆里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经历。
    我虽然逃跑失败，全身又被用钢丝捆住达二十多个小时，但我因此知道选择另一条路线从科学馆逃走是可能的。６月中旬已属夏令，守卫科学馆的学生每天都要午睡，门口只留一人把守。科学馆的厕所就在大门口，只要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乘其不备冲出去，就可能成功。
    我将我的逃跑“经验”告诉了陈家宝。在以后的几天中，陈每天在他的“牢房”中原地跑步，为越狱做准备。
    一天中午，我们几个俘虏一起被带到门口上厕所。当我们都已出来后，迟迟不见陈家宝的动静。我明白他想跑。我对领我们上厕所的看守说：“你先将我们送回牢房吧，否则我们一起逃跑，你抓哪一个？”看守不疑有诈，便在告诉门口放哨的学生厕所里还有一个俘虏后，带我们走了。
    结果，陈家宝果然乘虚逃跑了。陈逃跑的当天，便通过团派的高音喇叭广播了他的声明，指责前几天４１４派广播的他的“叛变”声明是伪造的。这一事件理所当然地让４１４派的人十分恼火。他们准确无误地判断出我知道并配合了陈的逃跑。我也就被理所当然地痛打了一顿。
    在陈家宝逃跑前，每个俘虏都能享受“住单间”的待遇。所谓“单间”，实际上是学生做光学实验时用的一个狭长暗室，不到三平方米。暗室之间用木板相隔。
    参加武斗的学生算是投笔从戎，虽然拿起了刀枪，但也不可一日无书。４１４派的武斗人员在从各食堂“抢夺”粮食，为日后坚守作准备时，居然没有忘记从图书馆抢了一批书。一日，我趁看守不备，从中“偷”了一本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这本书如同一道阳光照亮了这黑暗的斗室，使我不再感到孤独和恐惧。在昏暗的蜡烛光下，当我追随邹韬奋周游列国时，我全然不知身处何方。
    书有数百页之厚，书中绝大部份内容都已不记得了。然而，邹韬奋在克里米亚海边天体浴场，被一群一丝不挂的苏联女孩子将他遮羞的小裤叉拉下，那情景，以及他由感到难堪到变得自然，甚至自觉那条小裤叉是多余的心理活动，却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在巴黎，他又去了一家有十几个裸体　Ｗａｉｔｒｅｓｓ　的酒吧“探秘”。当这些裸体女郎围着他周旋时，在餐厅四周数百面不同角度的镜子折射下，邹韬奋自觉成了拥有“后宫佳丽三千人”的唐明皇。
    我也奇怪为什么只有这些和　Ｓｅｘ　相关的情节会如此鲜明地留在记忆中。１９８２年，我在美国读了李敖的《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等文章，看到他放肆地描写他在黑牢里的性心理活动时，我才恍然大悟：那是人在黑牢环境的极度压抑下产生的一种特殊反应。
    陈家宝逃跑后，为了便于看管，我们五个俘虏被集中关押在一个只有五、六平方米的暗室里。四个人躺下后，第五个人只能坐着。
    上厕所也受到了限制。在这个狭小的牢房里放了一个硫酸罐，作为我们“处理人体废水”之用。每隔一周，由俘虏抬出去倒掉。
    密不通风的光学实验室变成了“化学实验室”，充满了阿摩尼亚的气味。
    “人有三急”，这一点人道主义是不能不讲的。但为了防止逃跑，我们必须按指定的时间在三分钟内“完成任务”。这条规定让我“便秘”了近一个月，到后来，即使给我三个小时，我也无法完成任务了。
    好在我们还有限制饮食的规定，每天两个馒头被如狼似虎的肠胃消灭得一干二净。一个月便秘居然没有造成肠道拥堵，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不知是否能列入吉尼斯记录。
    陶森，电机系总支书记。她高中毕业后做过几年北京东单区委的小干事。１９５６年，为了响应党“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她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恶补已经荒废的功课。三个月后居然考上了清华。但清华党委没有让她向科学进军，而是将她培养成一名党的干部。
    ４１４派虽然为解放干部做过许多值得称许的事，但也不敢偏离批判“走资派”的文革大方向。陶森便是他们作为“走资派”重点斗争的对象之一。那时候，两派学生互相揪斗加入对方组织的干部，使清华许多干部无所适从。
    ４月２３日，４１４派原定当天上午在大礼堂召开批斗陶森的大会。不料团派在凌晨抢占了大礼堂，批斗陶森成了百日大武斗的导火索。陶森也就成了第一个关押在科学馆的俘虏。
    陈育延被释放后，她是科学馆中唯一的女性难友，被单独关押。在我们被集中关押后，她成了我们的邻居，和我们仅隔了一块木板，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彼此的讲话。她从未参加过我们的交谈。整个关押期间，我只记得她说过两次话，都是和我有关。
    一次是在我讲述进科学馆的原因和经过时，突然听到她在隔壁发表了一句评论：“叶志江，你真是一个中世纪骑士！”
    第二次是在我近一个月大便不通，痛苦不堪时，她教我用一块肥皂削成子弹形状，蘸上水塞进肛门。我照她的办法试了，果然成功地将堵在肛门口干得像石头一样的粪便排泄出来。
    听说文革后她又回到领导岗位，担任过清华大学总会计师，清华大学基金会副理事长等职务。离开科学馆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但我从未忘记她对我的赞许和帮助。
    在我进科学馆后的最初几天中，还有一个“难友”，那就是陈育延。她是４１４派抓获的最重要的俘虏，但我在科学馆中始终未能见到她。
    和我在科学馆中“游戏人生”不同，陈育延一进科学馆便立即显示出她的“英雄本色”。毫无疑问，陈育延掌握着４１４派想知道的许多重要情况。他们也知道陈育延在团派总部受到排挤，因而十分想撬开陈育延的嘴。沈如槐在他的书中简洁而真实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４１４用衣服蒙住陈育延的眼睛，打了她一顿，逼迫她交代孙华栋事件的真相。陈育延知道情况却坚不吐实，并绝食抗议。”
    陈育延绝食了七天。第八天，望着奄奄一息的陈育延，４１４派的头头动了恻隐之心，决定释放她。毕竟，４１４总部有许多人加入过陈育延发起成立的“八八串联会”，是所谓的“老八八派”，彼此有过共同战斗的友情。在陈育延签署了“离开科学馆后，生死自负”的字据后，她被抬出了科学馆。
    文革时，陈育延思想激进，被人称为“陈常左”，那是时代给她的烙印。举一小例，毕业前夕我打算拿到第一份工资后给陈育延买一件绿毛衣，因为我觉得她穿绿毛衣很漂亮。
    不料陈脸色一沉：“你怎么和余永泽一样庸俗！”
    我鄂然。余永泽是小说《青春之歌》中一个迂腐落后的北大学生。我不知道买绿毛衣和他有何相干。
    “余永泽也说过他北大毕业后第一个心愿就是给林道静买一件绿大衣，你们连喜欢的颜色都一样！我说你和余永泽一样庸俗，是因为你和他一样不关心革命，就想有一个漂亮的妻子。”
    陈育延言之凿凿，不容辩驳。
    我恍然大悟，深感无地自容。
    但她正直，善良，高贵和理想主义的品质也令人印象深刻。她不仅在科学馆里主动绝食，以死抗争，不肯出卖同志，在蒯大富、沈如槐等清华大学文革风云人物日后受到审查时，她也从不趋炎附势，落井下石。
    毕业后，她被发配到贵州省正定县安常镇一个中学教书。
    人的归宿有时和地名会有一种宿命般的联系。三国时，“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和诸葛亮齐名的凤雏先生庞统便战死在“落凤坡”。
    外号“陈常左”的陈育延落难“安常镇”，也算是命中注定。
    １９７２年，她回北京探亲，工宣队知道后将她叫到清华。
    “蒯大富已被隔离审查，希望你能揭发他的问题。”工宣队告诉陈育延。
    “我在毕业前已写过有关材料，我没有新的补充。”陈回答说。
    “你写的材料我们看了，你应当知道更多事情。蒯大富问题的性质已经变化了，你要站稳立场。好好回忆一下。”工宣队软中带硬。
    “我现在的记忆肯定没有几年前请晰完整，我当时写的都是真实情况，我不会推翻。你们要作新的解释，那是你们的事。”陈育延本色不改，软硬不吃。
    双方唇枪舌剑，争论到吃中饭的时候。午饭后，工宣队退而求其次：“我们取来了你过去写的材料，你在上面签个名确认一下。”
    “那可以。”陈也是爽快人。
    她翻了一下工宣队交给她的几页纸，突然发问：“那不是我的笔迹。”
    “这是我们从你写的材料上摘录下来的，都是你的原话。”工宣队显然还不了解陈育延是何等人物。
    果然，陈立即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怎么知道你们的摘录有没有错误，没有原件核对，我不能签名！”
    不知道是工宣队找不到原件，还是这些摘录里有“猫腻”。他们终于恼羞成怒了：“你不肯合作，今天就到此为止，我们以后会有办法对付你。你中午在食堂吃了饭，请你付两角饭钱。”
    陈连这点小事也不肯示弱：“吃饭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我从家中乘公共汽车到清华，来回车钱三角，应当由你们付。扣去两角饭钱，请你们给我一角钱。”
    工宣队只得摆摆手，让陈育延一走了之。
    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过后不久，安常镇中学便收到了清华大学调查陈育延的公函。
    陈育延离开科学馆后才知道我因去救她而被扣押了。她大为感动。她并无太多音乐细胞，但在我被关押的两个多月中，却常常弹奏古曲《苏武牧羊》：
    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
    这段词实在太美了，也和我们当时的情况和心境太贴切了。不仅是陈育延“红妆守空帏”，我的老母也焦虑万分。她冒着风险，多次到科学馆向４１４派的武斗人员求情。有一次，她感动了他们，被准许进来探望我。我因为挨打，一条裤腿被撕破，露出血迹和伤痕。我怕母亲看到后伤心，见面时我始终坐着，用另一条腿压住撕破的裤腿。
    在我出狱后的头一个晚上，陈育延十分动情地为我弹奏了这支古曲。我听后亦大感动，泪如泉涌。
    但这段让人刻骨铭心的经历并没有将我们永久地维系在一起。１９７５年，我们在武汉又戏剧般地分手。
    小说《青春之歌》里，余永泽在北戴河海边救起了投海的林道静。两人相恋后又分手。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先生晚年写了一本《流年碎影》，言及他和小说作者杨沫（林道静的原型）的那段合和分“认定为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为落后，是人各有道。”
    用这句话来概括我和陈的分手也应当是不错的。
    和陈育延以死抗争不同，我虽然也算得上“坚贞不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是在“斗智”。
    七月初的一天，团派武斗人员向科学馆的屋顶发射了燃烧弹，引燃了屋顶上的油毛毡，一时大火熊熊，整个屋顶被烧毁。而团派的高音喇叭却颠倒黑白，指控４１４派制造“国会纵火案”，企图烧死被关押的团派俘虏。科学馆里的４１４人员群情激愤，将我们驱赶到烧毁的屋顶，向我们展示团派的暴行。当然，在愤怒中也免不了对我们施以拳脚。
    当我们被带回牢房后，看守拿来纸和笔，对我说：“团派广播说是我们放火烧死俘虏，你文章写得好，你将真实情况写出来，我们马上要广播。”
    团派这种行为，显然是不管我们这些俘虏的死活，给我们制造难题。我不写，
免不了一顿毒打；写真实情况，让团派难堪事小，我自己“失节”事大。略作思索，我写了如下一段话交给了看守：“火起时，我们全体俘虏都在一楼，大火烧起来后，我们被带到顶楼失火现场。火扑灭后，我们又被带回一楼。我们现在都安全。叶志江”
    ４１４派的人看了我的字条后，对我的“机智”倒是很欣赏。因为我写了一段既符合事实，却又无法广播的文字。虽然我确认了俘虏们的安全，但“大火烧起来后，我们被带到顶楼失火现场”这段话却可能被团派拿来作文章。
    看守对我说：“算你脑袋瓜灵，不广播了。”
    我免去了一顿毒打。
    除了毒打，在科学馆中最难忍受的还有饥饿。
    我们每天发给两个馒头，大约下午二点发一个，晚上六点发一个。没有任何蔬菜肉食之类，只有一碗盐放在牢房中供食用。从晚上六点至第二天下午二点，整整二十个小时饥肠辘辘。
    在清华念书的学生中喜欢吃米饭的南方人居多。而当时北京人的粮食配给是百分之四十玉米面，百分之四十面粉，百分之二十大米。对南方学生而言，吃米饭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武斗开始后，两派武斗人员都从各食堂中抢夺大米和面粉。科学馆里的武斗人员最初每天都可以吃到米饭。但在科学馆被围困的后期，由于蔬菜鱼肉的供应中断，４１４派的武斗人员每天也只能吃面片汤和花卷。上好的大米只能用来代替沙袋，修筑工事了。
    俘虏们吃的是馒头，但大师傅不可能为俘虏每顿去做馒头，而是一次做一个星期的。那个时候，冰箱之类的东西只有在书中见到过。六、七月份，已是盛夏，天气炎热。我们吃的馒头也就由热变冷、变硬、变馊，最后变成了“藕”，掰开后，真的是“藕”断丝连了。
    但就是这种“藕”一样的馒头，也成了我们最美味的食品，需要用二十个小时去盼望它。
    在饥饿难忍的时候，我们采用“精神会餐”来安慰我们的肠胃。每个人都将自己吃过的最好的食品描述一番。左羽是我们中间最“有钱”的，也就成了“精神会餐”的主讲。我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重讲香酥鸭的滋味，直到出狱后的第二天我们一起到王府井去真正品尝了香酥鸭为止。
    一天晚上，看守突然端来两碗面片汤，让我和姓蔡的工人喝掉。一股久违的香味扑鼻而来，碗里还似乎漂着几片诱人的肥肉。当时我们五个俘虏合住在一间十分狭小的牢房中，我可以感到每个人都被这两碗面汤剌激得直咽口水。我迟疑了一下，问看守：
    “那其他三个人呢？”
    “只有两碗，快喝。”看守说。
    “那我们分着喝。”我马上说，不料看守厉声回答：
    “蔡是工人，你出身是工人，可以喝。他们三个成份不好，没有资格喝。”
    那真是一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即使当了俘虏，也得按阶级成份加以区别！
    尽管那两碗面汤如此诱人，但人与人之间的情义更珍贵。我对看守说：“你拿回去吧，我们都不喝！”
    我和陈育延，以及我在科学馆中的全体难友，大多是４１４派在孙华栋被打死后“伺机绑架”团派人员作为人质而抓进来的，其中没有一个人参加过武斗。我们这批人除了帮助消耗抢来的粮食（陈育延除外）以外，唯一的作用大概也就是供他们练练拳脚而已。我们不能或不肯提供任何有用的“情报”，没有宣传价值（唯一的一次宣传机会又因为陈家宝的逃跑而弄巧成拙），甚至没有任何交换价值，因为团派对我们的生死存亡丝毫不关心。然而，我们这批人的存在毕竟是“清华百日大武斗”的一个侧面，它或多或少地会折射出武斗期间人们的心态、行为和命运。
    当我们在黑牢中苦苦挣扎时，科学馆墙外的武斗已从“原始战争”演变为“现代化战争”。两派都拥有了“热武器”，除了一般的枪支弹药外，还拥有土炮和土坦克之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些真枪真炮大都是通过各种手段，从外地的解放军部队或造反派手中搞来的。据说，有一个学生为了搞到武器，不惜使用“美男计”，和某地军分区司令的女儿谈起了“恋爱”。他利用出入军区的便利和司令女儿的配合，搞到了十几支步枪。
    清华大学是理工科大学，拥有设备十分完善的校办工厂。武斗期间，这些校办工厂变成了两派的“兵工厂”。清华学生入学后要接受一个月的金工劳动和训练，车、钳、刨、铣、磨和焊，样样都会，动手能力很强。于是，大批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甚至土坦克和装甲车被两派学生制造出来，并被投入战场。
    武器的升级必然导致伤亡人数的上升。
    一天晚上，我听到墙外一声清脆的枪声，接着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嘈杂的喊叫声。从喊声中我听出是一个放哨的４１４派学生被老团开枪打死了。每当这种时候，我们这些俘虏便胆战心惊，生怕老四将仇恨转嫁到我们头上。那天晚上我便作为死者的“祭品”而饱尝拳脚。
    在战场上，一颗穿甲弹让两个曾经相遇相识的学生有了不同的命运。
    这两个学生中，一个是冶金系的学生周家琮，另一个是电机系的学生赵德胜。
我和他们曾到重庆“大串联”，一起住在重庆江北下横街小学。
    当清华学生分裂成两派时，周家琮加入了４１４派，而赵德胜加入了团派。两个人都参加了“百日大武斗”。周家琮能文能武，一手持长矛，一手用笔写杂文《有感—读〈“友邦惊诧”论〉》，指责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对团派的偏袒。沈如槐将它誉之为“这是我在文化革命中看到的最有战斗力的一篇杂文”。（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记事》４０１页）
    ７月６日，当周家琮乘坐“装甲车”驶向科学馆时，埋伏在第一教学搂旁的赵德胜向装甲车发射了一枚穿甲弹。土制的装甲车难以抵挡货真价实的穿甲弹，司机杨述立当场毙命，而周家琮侥幸逃过一命。
    我听说，赵的父亲或别的什么亲人被共产党镇压了。当我和姚永宁在逃离重庆时，他决定“甩”掉赵德胜。事后他对我说：“赵是怀着对共产党的仇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或许赵德胜并不知道周家琮就在装甲车上，但我却因此事的发生而相信了姚永宁两年前的判断：赵德胜的心灵深处怀有仇恨。否则，我难以理解赵德胜何以有勇气扣下扳机。
    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个》中红军女战士冯留特卡爱上了一个有蓝眼睛的白匪俘虏，年轻英俊的中尉奥特洛克。当“蓝眼睛”在押解途中试图逃跑时，冯留特卡扣动了扳机，“蓝眼睛”成了她枪下的“第四十一个”。鲜血映着蓝蓝的海水，浪花拍击着海岸，冯留特卡哭喊着：“蓝眼睛……我的蓝眼睛！”
    我不知道那些向昔日的同窗好友扣动扳机的学生是出于何种动机。是像赵德胜那样因为心中怀有仇恨？还是像冯留特卡那样出于对革命的信念？
    我被关押在科学馆时，周家琮曾试图来探望我，但被看守劝阻。毕业离校后，
他在给我的信中谈及各人的遭遇，并提到了他遇险这件事。他说：“既然赵德胜念及我们在重庆时的友情而让我侥幸活下来，我也只得辛辛苦苦地话下去……。”当时，他已为了追寻他的“梦中情人”而到了四川攀枝花。
    攀枝花钢铁公司位于川滇交界处的大山沟中，四十年前正是攀钢草创初期，那里的生活自然是相当艰苦的。毛泽东说：“攀枝花建不好，我睡不着觉。”死里逃生的周家琮不怕吃苦，不怕没有好觉睡，在那里奋斗了数十年。几年前，当我在上海再次见到周家琮时，他已是攀钢集团这个特大企业的付总裁了。
    而赵德胜则因武斗时杀人一事进了大牢。
    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２日，在全国所有学校“停课闹革命”两年后，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７月１２日的前后几天中，被围得水泄不通的科学馆上空有“永不消失的电波”，那是被围的４１４派学生通过高音喇叭播出的联络密码，而科学馆的地下，解救被围人员的地道正在日夜不停地秘密挖掘中。令老四们扼腕的是，团派的学生居然用埋在壕沟里的水缸准确地测出地道的方位，并用炸药将它摧毁。
    理工科大学的学生如此“能文能武”，显然让人印象深刻，所以，“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毫无疑问，作为全国最大的理工科大学，清华大学一定在毛泽东的视线内。
    当然，毛泽东十分清楚，不在这些能文能武的理工科大学学生头上套上金箍咒，他们也会无法无天，走火入魔。所以，在讲了“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半个月后，他便作出了制止清华学生武斗的重大决定。
    我们的苦难日子也终于熬到了头。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在毛泽东亲自部署下，几万名工人进入清华园制止武斗。蒯大富愚蠢地下令抵抗，打死了数名工人。而４１４派则明智地放下武器，拆除工事。当晚，毛泽东召见蒯大富等五大领袖，宣告红卫兵运动结束，工人阶级登上舞台。
    我们当然不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一切。但拆除工事所发出的巨大声响使我们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很快，我们便听到牢房外有很多杂乱的脚步声。有一个人在问：
    “这房间里有人吗？”
    “没有人。”看守回答。
    听到正在离去的脚步声，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发出声音。因为万一一切照旧，谁发了声音谁就可能挨打。但机会难得，我不能让那些杂乱的脚步离去而无所作为。急中生智，我用脚将一个搪瓷杯踢到了房间中的硫酸罐上，只听到咣啷一声后，离去的脚步停住了：
    “房间里有人，将门打开！”
    门开了。一个工人向我们宣布：
    “我们是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前来清华制止武斗。”
    就像那个时代的电影里经常出现的镜头一样，我和其他俘虏一齐高呼：“毛主席万岁！工人阶级万岁！”
    我们见到了阳光，人群和树木，我们也不再挨饿了。当天晚上，贾振陆一口气吃了两斤米饭，我也吃了一斤二两米饭。我们根本不需要下饭的菜，饭团一进入口中便会自动吞下去，仿佛喉咙处有一股强大的吸力。
    但我们并没有获得自由。两派迟迟不能达成交换俘虏的协议，我们被转移到主楼三楼的大教室，依旧是原来的看守看管我们。
    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是多么渴望自由。我决定组织越狱。一天中午，当我确定大多数人已经午睡后，我拉开了已在几天前被我悄悄弄坏门扣的房门。几个俘虏跟着我从主楼楼梯旁离地近十米高的窗口跳下，除了曾昭奋脚后跟粉碎性骨折，我们顺利地逃脱。曾忍着剧痛，用脚尖猛跑，最后瘫倒在地，一辆路过的粪车将受伤的曾昭奋送了回来。
    在４１４派向工宣队报告俘虏逃跑一事后，两派举行紧急会议。团派坚称没有见到任何俘虏，指控４１４派阴谋杀害俘虏。但陈育延在会上忍俊不禁的笑容露出了破绽。
    ４１４派已无俘虏可交换，两派迅速达成了协议。
    在逃跑前，我曾想带走那本陪我度过了这段苦难日子的《萍踪寄语》。离开科学馆时，我已将它悄悄带在身边。但转念一想，这本书原是清华图书馆的，万一逃跑时被抓住，我岂不多了一条“偷书”的罪名。我只得恋恋不舍地将它放下。
    几十年中，每当我去书店时，我都会在书架上寻觅这本书的踪迹。然而，在形形色色的出版物充斥于书市的今天，它却影踪全无，似乎早已被人遗忘了。
    而我好想重读这本书。
    
    注一：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几天后，陈育延和叶志江推着自行车从科学馆前路过，他们是团派中反对武斗的“鸽派”，自以为４１４不会为难他们。哪知道４１４发现他们后，立即派人拦截。叶志江骑车跑了，陈育延被抓到科学馆。４１４用衣服蒙住陈育延的眼睛，打了她一顿，逼迫她交代孙华栋事件的真相。陈育延知道情况却坚不吐口，并绝食抗议。一周后，叶志江来到科学馆，对４１４守卫人员说，陈育延有病，他愿意作为人质留在科学馆，换取陈育延的自由。结果陈育延走了，叶志江被我们扣押在科学馆，直到７．２７工宣队进校。叶志江是２８团的笔杆子，堪称团派的理论家，他的许多观点都曾遭到我们的口诛笔伐。但是，他讲义气、重情感，危难时刻舍已救人的行为，却不失英雄气概、男人本色，着实令人敬佩。

    ２００７年底，我在收到曾留守科学馆的４１４派学生邱心伟寄来沈如槐的书后便复信给她，指出书中几个不确之处：
    心伟：
    发来的邮件和寄来的书都看了。时隔四十年，但很多事如今读来却恍若昨天。
不同的是当年的是非恩怨早已被岁月磨去。想要搞点研究探讨之类，也非风烛残年所能胜任的。一旦钻了牛角尖（或曰“顿悟”注），说不定就会追随周泉樱去信佛了。你所说的给后人留下一点历史真相，倒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但要真做起来也难。
    沈如槐据说花了六年时间写了一部清华文革记事。其记载之翔实，在我看来几乎是同类书中最有史料价值的了。但倘要追究起来，恐怕也会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以我个人为例，书中３６６页提到了我当年“英雄救美”的往事。这件事本与革命的主题毫不相干，不过是给血腥的武斗添加了一点小资情调而已。但既蒙厚爱写入“文革记事”，我当主角的对这段文字不妨考证一番，留一点“真相”给读者。
    书中说陈育延被抓后一周，我去科学馆要求留下当人质换取陈育延的自由。其实我三天后就去了科学馆。因为陈被抓，我骑车跑掉是不得已的。当时我的自行车上有一书包陈育延的日记。日记里有团派历次（包括武斗期间）总部会议的记录，孙华栋事件和炮打康生的材料，当然还有不少充满小资情调的个人隐私。所以陈育延要我快跑。我对陈说了一句“三天后我来救你”就骑车跑了。倘若当年老四得到了这些日记，“百日武斗”恐怕会有更多的精彩情节了。
    三天后，我在皮带后面藏了一把小刀去科学馆“救美”，脑中绝无“交换人质”的幻想。我想陈育延被放也不是我去科学馆的结果，而是因为她绝食七天，老四念其是“老八八”，不忍心让她饿死在科学馆。
    我之被扣，当然是自投罗网。但书中称我是“２８团的笔杆子，堪称团派的理论家”，则令我大惑不解。我当年从未加入“２８团”，至今都不知道２８团有哪些英雄好汉，如何能充当其笔杆子？文革中我写过一些令人注目的大字报，但都是以个人署名的。我自忖也并未为老团提出过什么可以“必胜”或必败的理论，是当不了什么“家”的。
    当然，我很感谢沈如槐在他的书中重提当年这个插曲和称我“舍己救人”的溢美之词。我想说明的是，要想白纸黑字留下历史真相并非易事。
    注：周泉缨在他最近出版的《和谐世界理论－－－统一论哲学思想》一书的作者自序中说“１９９７年，我在佛祖‘缘起说’思想的启发下突然顿悟”。文革期间，周泉缨在清华园贴出《４１４思潮必胜》的大字报，成为清华大学“４１４”派的理论家。
                                                  叶志江
    注二：曾昭奋《科学春秋》：就在科学馆大火之前，我和工程力学数学系的叶志江同学等就被关在科学馆一间暗室中的几个小暗室里。
    ……
    叶志江同学却非常乐观，时不时朗诵“大江东去”。他还说，“我们没有受过白公馆、渣滓洞的罪，现在正好来补补课。”事实上，我们这些被逮进来的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折磨。刚被逮来时，先是一个“下马威”：眼睛被蒙住，站着，周围大概站着四、五个身壮力气大的学生，轮番拳腿交加。我的经验是，只痛皮肉，不伤根本。年纪大者在被殴、摔倒、爬起、再被殴、再摔倒的过程中，折了骨头，伤了内脏，可视为“意外”。
    且说这叶志江（正好与叶企孙先生同姓），是全校闻名的高材生。他于一九六三年秋季入学。一九六四年，他在《数学通报》上半年内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一篇是《对“正项级数判敛的一个方法”的进一步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推论（定理）并加以证明，而国外一位知名数学家在一九五四年提出的同样的定理时则未加证明。杂志编辑对此表示了特别的鼓励。叶志江因此受到学校和北京市领导人的关注和接见。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北京市领导人和学校领导人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黑帮，他叶志江也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年纪轻轻的，还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是，他成为数学家的前途是彻底葬送了。
    注三：黄肖路，旅美华人，目前正在美国著述关于父亲黄万里和清华园的回忆。杜欣欣，旅美华人，著有《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在时间中沉醉——关于自然、历史和文化名人的散记》等书。
    
    2008年8月16日初稿
    2011年11 月22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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