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七册（1）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七章 推动各省市加速成立革委会的步伐
第一节 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
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陈伯达戚本禹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下午三点三十三分至六点十五分，地点：北师大井冈山图书馆。参加者：革命委员会委员及各大队干部等一百余人。〗
首先谭厚兰同志把《教育革命》杂志递给伯达同志看。
陈伯达：这可见你们不严肃，你们办一个刊物，必须很严肃，每一个地方都不准错，每一个标点都不准错。教育人的要首先受教育，毛主席说，先做群众的学生，就是从群众中来。从群众中来，这不是宣言的吧！总结群众的经验，这不是宣言的吧！（是实践），看来你们的水平不够高呀……你们研究过教育革命这个问题吗？研究过吗？
戚本禹：可不是研究吗？写了这么多文章。
陈伯达：哪里有很多文章，不算多嘛！
同学：才开始搞，前些日子光在外头大哄大嗡。
陈伯达：你们应当严肃一点。冷静一点研究，这个东西是百年大计。总之，各个社会有各个社会的经济制度，产生了不同的教育制度。教育制度是与社会制度和那个时候的经济制度相呼应的，与那个社会的阶级相呼应的，比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教育就算上层建筑吧，算上层建筑，是不是它为那个经济基础服务的？我们现在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嘛！我们教育制度这十七年来有些不错，很有些改革的，有些改革后的经验可以总结一下。还有是不是基本上我们学校没有受到苏联的影响，对不对？（谭：五八年教育革命那一段可以很好地总结一下）那一段可以很好地总结一下，对，那个时候，还搞过革命，后来又没搞下去，停了。我这几天看了北京大学编的一本《哲学文学史》，那本文学史用多少时间搞出来的，没有多少时间吧？我现在建议你们搞两本书，可以不可以，编它两本书，写它两本书？（可以。）几个月的功夫就可以编成一本书。一本是《世界教育发展史》，各个阶级、各个时期、各个社会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包括后来苏联的。苏联开始的时候，对教育制度是有些改革的，是比较主动，活泼的，过了一个时期，又停顿下来了，实际上基本上恢复了资本主义的沙皇时代的教育制度，五分制……教学方法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还有一本是《中国教育制度发展史》，可以不可以，书不要太长、太厚，否则看的人就不多了。写的生动活泼一点，要人家看得懂。经过文化大革命，大概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应当多多了一点吧？不要象这个记录稿。（指伯达同志在北大关于教改的座谈记录稿）糊里糊涂地就登出来了，不管它是不是对的……。
还有你们这个师范学校本身应该怎么样？师范学校是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过去没有这种师范学校，封建统治时代没有什么师范学校吧？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产生的，中国学校制度基本上是搬外国的，搬资本主义国家的。解放以后又掺杂了一些苏联的，苏联基本上也是资本主义的。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革命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下一代嘛！毛主席告诉我们说教育制度不能再让资产阶级那一套来统治我们学校了，要产生新的教育制度，新的教学制度。
陈伯达：马列主义当然批不垮罗，马列主义要发展嘛，如果停止了马列主义是不行的。这个教育制度，马列主义还没完全解决，社会主义时代的教育制度，是不是完全解决了你们师范大学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嘛，是不是？教育制度，世界的各个社会制度的教育史，中国的教育史，各个时候的，可以不可以搞这两本书。不然你们闲着没事做，这也是斗批改的一部分嘛！
戚本禹：你一说，他们会马上组织人搞的，没问题。
陈伯达：我的建议也不一定对，你们考虑考虑，一定要经过独立思考。
戚本禹：他这个书有用处，他编了以后教学还用。
陈伯达：师范大学应当研究这个东西嘛！
谭：有专门搞的，我们有个教育系。
陈伯达：教育系。应当不只教育系的工作，教育系比较窄（谭：过去都是苏修的那一套东西）应当是宽一点，各个系都吸收，这里面包括小学、中学、大学都要研究，小学和中学有些差别，中学和大学也有些差别，是不是？你们这里研究过没有？
（伯达同志看阅《教育革命》并作了指示）教育制度上的改革是根本上的问题。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主席说不但学文，这个文包括很宽，学做工、学做农、学军队，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学要改革，资产阶级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让戚本禹同志念主席五·七指示中有关学生的一段），这就是最高指示嘛！这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意见。
还有就是教学方法怎么搞，究竟是一个先生讲，学生听，这个方法，还是怎么样搞？过去不是有一句话，“教学相长”嘛，又当学生，又当先生，又当先生，又当学生，是不是可以这样。但是小学就有点不同，中学是不是还要有人管，也不一定采取过去人管的方法（戚本禹：启发式的）是要启发式的，入学年龄，比如说现在七岁才开始读书：（谭：五岁就可以开始）七岁实际上有的就是八岁了，到那个时候才开始读书，那是硬灌，填鸭式的。提早到什么时候合适，你们先研究一下吧！
过去中国读书可能有的五岁、六岁、七岁，五岁读书，读私塾，有的可活到七、八十岁。
谭：发蒙越小越好，发蒙大了不好，六岁就可以念书。
陈伯达：五岁，有的五岁就可以的，你得看什么时候生的，有上半年，下半年生的就不一样。
谭：过去限制的太死了，差一个月也不行。
陈伯达：那我看这是（谭：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他这个不仅是教条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过去中国一般读书的人五岁上学，五岁开始时读《论语》，读孔子的东西。孔子有三千弟子，三千弟子，他一个人怎么能教这么多啊！我看他不是上课的方法，无事跟大家聊聊天，启发启发，可能很有启发性的。一个问题跟一个学生说一样的话，跟另外一个学生说另一样的话，看对象教学。
根据十七年的经验，我们教育制度应当怎样革命，你们可以讨论。这个杂志（指《教育革命》）这一期不算了吧！另外再搞一个创刊号吧！……这个东西要经过一个时期的讨论，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要提到，不要只一个人说话就算了，只谭厚兰说话就算了，她是你们的权威是不是？
谭谦虚地说：不是。
戚本禹：勤务员。
陈伯达：无产阶级的权威？（谭：勤务员）勤务员也可以当权威，有权威的勤务员，有非权威的勤务员是不是，完全没有权威也不行啊！你们读过《论权威》这篇文章吧！（读过！）一种是资产阶级的权威，一种是无产阶级的权威，学术权威也是这样：有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有无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是不是？需要说的我都说完了（对戚本禹）你看怎么样？（戚：大家说）。
还有一本书，等文章都发表了，搞一个讨论集，教学制度的讨论集，一个集的讨论不完可以分成几期，分成几集，第一集、第二集就这样吧，给你们出了这么多题，你们就有工作可做了嘛！是不是就不一定要武斗了吧！……
戚本禹：我没有学问。大家讲吧，伯达同志来嘛，想听听教育改革方面的意见，有什么想法。你们这里专管教育，师范大学，都是老师。刚才讲好为人师。（笑）都是想做老师，一出来就是老师。刚才有人说是培养“工作组”的，过去老师就是工作组，过去老师在学校里专门整学生，培养工作组的大学，主席讲了嘛实行突然袭击。
（同学提出今后不要师范了。）
陈伯达：也是师范学校的，还当过大学教员……解放前中国的大学教授都是骗人的，学生一般都不上课，上谭也不管你教什么，也不听你的，做样子的，先生瞎说一通，就下课了，无非是拿几个钱。现在可以改变一个方法，不采用教师制度，可以不可以。
戚本禹：不要教师，大家讨论讨论吧！
陈伯达：小学还是要，辅导员就可以嘛。这个你们讨论，允许各种不同意见在你们的刊物上发表，不要搞成一派，要有两派。……
陈伯达：有很多毒草，你们烧掉了就没有批判对象了，是不是？毒草要批判啊！
戚本禹：现在毒草都不准借，你们图书馆准借吗？（借）
陈伯达：这个没必要，要提倡积极，要提倡无产阶级的积极性。现在要搞教育制度发展史，没有参考书不行吧！要从毒草中来看出问题啊！
谭：我们把刘少奇以前发表的东西都搬出来了，可以借。
陈伯达：你们要编书，没有这些不行啊，我看可以编两部，一种编两部，三部也可以嘛，不同观点的，各写各的，百花齐放。有的可以写短文在报纸上发表，一二百字，二三千字也可以，不要都搞大文章五千字就长得不得了了。不一定写得很长。
（天文系同学发言，提天文系要不要，和天文系要不要在师范学校办的问题。）
陈伯达：天文学的发展跟农业的发展也相联系的，将来工业的发展跟天文学也还有很大的联系。发展到现在，工业的发展与天文学很有关系的，过去的农业的发展，就是跟天文学的发展是有关系的。科学的革命，自然科学的革命，首先是从天文学革命开始的。哥白尼发现了地球绕太阳转的，这样就起了一个大革命。过去的人们，都认为太阳是绕地球转的。天文学不能说与国际旅行没有关系，看怎么搞的问题，将来是很重要的，将来要打通宇宙的航行道路。
（同学：师范大学要不要办一个天文系？问题是在哪儿办？）
陈伯达：可以研究嘛，师范大学它要搞一个天文系也可以嘛。首先是要不要师范大学？
同学：实际上其他重点大学也培养教师。
陈伯达：那也是嘛，农村教师教了那么多年，不一定是师范大学的……。
谭：师范大学没有什么必要，师范大学毕业后有的当干部，有的干别的去，不一定完全当教师。
戚本禹：你们学校毕业有多少人当教员，多少改行？（众：好多都改行。）
戚本禹：占多少比例？调查一下。
（同学：生化专业三分之二改行，地理、历史大部分都改行。）
陈伯达：过去师范学校的学生，革命的相当多。过去北京流传着“北大老，师大穷；清华……”（戚插说：清华洋。）北京师范大学穷光蛋多，比较穷的人多，当然现在是统一分配的罗。过去的革命性是比较……。
（谭：革命性强一点。）
陈伯达：可也不一定。过去师范大学在几次革命运动中并不是很突出的。（念条子：将来地理系不要了，要斗、批、散。）哎呀！斗批散很容易呀！地理系怎么说不能够参加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呢？
戚本禹：这里说是指教学内容，教学改革问题，而不是要取消。
陈伯达：学地理很重要，不管学哪一行，都要懂一点地理知识。
戚本禹：主席的地理很熟悉。
陈伯达：是啊，你不管学哪一行，学教书也罢，学工也罢，学农也罢，打仗也罢，总之地理得学，所以要看用处。怎么教是个问题。
戚本禹：时间不一定那么长，学好几年。
陈伯达：学很短很短就够了。
戚本禹：中学学生以后还要学地理，还得有教员吧，地理系恐怕还得要。
谭：地理也可以自己看得懂。
戚本禹：小学你总还得教吧！
陈伯达：我看这样吧，各个教室、图书室，都放有大地图，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天文图。究竟有多少大的星星，现在已经发现了的，小的星星已经知道了的，都可以注出来，有哪些星座……。
体育系代表发言说：他们委托我问中央首长体育系怎么改？
陈伯达：我们问你们，提出问题就讨论，研究一下，你们讨论教员怎么办？要不要，包括要不要功课，怎么教学，怎么学法，学生和先生的相互关系，这些都要讨论。怎么学，怎么教，教员的作用是什么作用？要真正来一个革命。
戚本禹：办新式的无产阶级学校不是简单的事。
（周跃文同志代表理科几个系发言向首长反映情况，李少明同志代表文科几个系向首长反映情况。）
陈伯达：你教中文的，你今年多大岁数？
李：四十岁了。
陈伯达：你什么时候毕业的？
李：我是五零年毕业的。
陈伯达：教什么，教中国文学吗？
李：现代文学。
陈伯达：现代文学，课本给我看看，好不好？
李：师范大学到底要不要？
陈伯达：你们讨论一下嘛！
（李少明提了文科教改有关的问题请陈伯达和戚本禹同志解答。）
陈伯达：这个师范学校要不要，要是保存哪些系。这个文科不单是师范学校，还包括其他学校，其他的大学罗！文科要不要，要……（这一句不清楚）。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工人，应当是能手，要有天文知识，要有地理知识，要有教学知识。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人。应该是这样的。要能够当教员，能够当工人，能够当农民，我这是瞎说的罗！不晓得是不是这样的。师范大学究竟要不要，可以经过你们自己讨论。文科要不要，要，要哪些系？如果要，教学应当怎样改革？我觉得作为一个工人哪，要有文化的，还要有各方面的知识，懂得天文的，他一定有普通的天文知识，过去这个船夫，帆船，不是汽船，船上的水手，他懂得天文，懂得地理，……没有天文知识，这个船万一碰到什么自然灾害，还不行呀！在大风的时候，懂得天文知识，就晓得往哪里走呀！社会主义社会的比较完全的工人，他能说能算，同时他又有各种的知识，各方面必须的知识，有普通的知识，天文、地理的普通知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农民、工人、共产主义社会的农民、工人都要这样。
现在我们的这些学生都有点儿可怜的知识罗，……在学校里面知道的东西太少了，所以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必须打破，文科必须要大革命。文科是学文的嘛，一般大都要学的。理科、工科究竟怎么搞法，都要经过研究，经过讨论。师范大学的确是一个教学革命阵地，你们首先出版了这个刊物，可是没出版好。……教育革命，你们学生来回答，能够回答一些问题，不是全部的能回答，要能够回答一些问题。
（历史系一同学发言说：历史系比较难搞。）
陈伯达：历史系最好搞罗！……（历史系同学发言后）过去这个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是剥削阶级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学历史，应当是颠倒过来了，是劳动人民的历史，没有劳动，……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大家都去劳动，停止劳动，可能就活不下去了。我们都是劳动人民养活的，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没有劳动，没有人做工，没有人种庄稼，人怎么能活下来呀。劳动人民的历史，中国过去的历史，一百多年以前的历史，主要是农民的，有两千多年，农民战争的历史，农民对地主阶级斗争的历史，……陈胜、吴广这大概都是劳动人民，揭竿而起嘛，把当时秦朝打垮了嘛，只几个月功夫嘛。农民战争，是劳动人民的历史，是劳动的历史，过去的历史完全被统治阶级垄断的，应该知道统治阶级的历史，对统治阶级剥削群众的历史也应该知道，首先要懂得这些阶级斗争史。……教学的问题也要研究，……要不要这个系，这个系是个什么样的系，历史系要不要，需要不需要……
历史的真象被歪曲了，被剥削阶级歪曲了，被剥削阶级的御用学者歪曲了（以翦伯赞为首的学者）。现在要恢复历史的真面貌，过去中国的历史实事，被颠倒了历史要重新翻过来，这是戚本禹同志作的工作嘛，他现在还想作，我就没有这个勇气了，我现在已经不行了。（众笑）不是说没有这个勇气，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修正一下，随时修正错误，就是没有这个能力了。勇气还是有的，只靠勇气也不行……我应该拜戚本禹同志为师，他能够收我这个徒弟，我很欢迎。（戚：你把我放在完全被动的地位。）被颠倒的历史应当颠倒过来嘛，年纪大的人应该拜年纪轻的做先生，这话对不对？（戚：那你是先生啦，大家都是大人物，你把历史颠倒了嘛。）我应该拜同学做先生，我这样才能前进，才能越来越进步。
今天不一定再谈了。提一个意见。你们学校有多少人，（七千多）七千多人，几千个头脑，集合在一起，集中起来，就有无穷大的智慧，可以先开一些座谈会，交换交换意见，作长的比较系统的发言，允许几种不同的意见发言，也允许错误的意见发表嘛！这样搞，就慢慢搞一个头绪来了。今天我们是来请教的，不是解决问题的。……我们说了就算了，不行的，你们现在应到各中小学去，到各大学去，互相交换意见。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
我国青年满怀着革命的豪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欢庆自己战斗的节日──五四青年节。
在我国青年运动史上，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始终坚持同工农相结合的大方向。一九三九年，毛主席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发表的《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两篇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著作，就是对这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高度的概括。毛主席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以陈独秀、张国焘为代表的青年运动中的逆流，为我国革命的青年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然而，坚持机会主义路线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在毛主席的两篇光辉著作刚刚发表后两个月，就抛出他的大毒草《修养》，要青年离开当时尖锐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而去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修身养性。
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又一再强调了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毛主席指出：“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他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然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变本加厉地推行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伙同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踞我们的文化和教育阵地，千方百计地推行美帝和苏修的一套教育“理论”和制度，妄图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脱离劳动人民、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的资产阶级接班人。
十七年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显得特别激烈、特别尖锐。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大批年青的革命闯将，是在党和毛主席长期培养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崭新的一代。他们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我国革命青年的光荣传统，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冲决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罗网，朝着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向前进。大批的革命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下厂下乡，和工人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干革命。他们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决战中，不仅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夺权作出了贡献，而且也在自己思想的改造上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广大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
我们必须看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在青年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场长期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对于一个革命的青年来说，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要一辈子坚持奋斗的革命方向，而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知识青年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锻炼改造自己，才能把自己培养成为坚强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主席指出：“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目前某些革命群众组织中存在的个人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根本原因正在于这些同志的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他们还需要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经受艰苦的磨炼，使自己真正同工农群众紧密地结合起来。
一切革命的知识青年，都必须时刻记住劳动人民是我们的母亲。恭恭敬敬，诚诚恳恳地向劳动人民学习，为劳动人民服务。要学习他们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学习他们“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伟大气魄，热情地帮助犯错误的干部和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学习他们艰苦奋斗，勤劳朴实的作风；学习他们对敌狠、对己和的革命品质；学习他们高度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学习他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的革命风格。
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来自工农群众的人民子弟兵，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林彪同志亲自领导的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在人民解放军身上，体现了工农群众的优秀品质。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青少年同工农群众结合，向工农群众学习，就要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努力学习人民解放军，永远和人民解放军肩并肩，心连心。
在当前，对于广大革命师生来说，必须坚持毛主席所指出的青年运动的革命方向，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逐步完成各个学校的斗、批、改的任务，并且把这些很好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永远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教育领域的统治，使我们的学校从根本上得到改造；才能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培养千百万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使我们的学校成为“抗大”那样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一切革命的青年同志们，让我们沿着毛主席指出的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奋勇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的讲话
毛主席对军训最关心，他把这事当作最重大的事，去年12·31的通知把毛主席的指示告诉全国，这是一个大事情，先从大学开始，然后到中学（念关于军训的通知）这样可以向解放军学习。五学习：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了以后可以加强组织纪律性，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三·七”指示，“十二、三十一”通知看可能是看了，但也可能都忘了，特别这15个文件要用很大的脑筋，尤其是后面《共产党宣言》等。譬如，我出这么个题目：你们说毛主席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在这三个组成部队中，哪一部分创造了发展了？我把这个题目告诉你们，以后总要考你们这个题目。为什么说毛主席创造性发展了马列主义，十一中全会公报第三部分就讲这个问题。
英国伯明翰大学有个教授汤姆嘛，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四个来源，你看这个问题怎么样？我们立刻又不敢作结论，他认为毛主席继承发扬了中国古典哲学，三个组成部分是什么？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看看毛主席在哲学方面发展没有发展，如果发展了，在哪些方面发展了？毛主席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发展没发展？毛泽东思想是不是这三个组成部分可以概括？不能。有人说：军事、寻常、文化革命，这么一搞就是五个组成部分了，到底几个组成部分，总之是发展了。这个问题很大，弄清这个问题对当前批判刘邓路线，国际修正主义是大问题。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戚本禹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谈话
〖时间：1967年5月11日晚19：00－20：40；地点：人大附中〗
我在人大开了一次会，会上附中红卫兵要求我来。现在我来了，想听听你们各派的看法。
（革命师生发言略）
情况不清楚，我不想多讲，不要录音，一个学校的情况，不一定适合普遍情况。目前形势很好吧？是吧？形势很好，也有缺点。大批判在全国已进入高潮，这是大决战，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大决战，现在大批判中，全国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思想水平提到从来没有的高度，咱们的国家从解放以来，已解放这么多年，群众的毛泽东思想水平，从来没有提到这么高的高度，我们红卫兵在学校里学政治，上了六年五年，读了很多书吧？群众什么时候贴大字报？（答：六月）现在还不到六月吧？现在是五月十一吧？究竟是这一年学的东西多，还是前几年学的多，这一年学了很多毛泽东思想。当然这里面有的学的不好，但是学到了许多毛泽东思想。修养这个东西，这个黑修养。以前在政治课上读不读呀？清华大学两个同学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一个叫两个红卫兵，他不是学什么马克思阶级斗争以后。两个红卫兵写的文章，水平是很高的，人民日报都转载了，全国各地都转载了。象他这样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以前是写不出来的。我经常接到你们的来信，你们办了个小报，那些文章写的很好，第六期小报。写的还是不错的，这些文章放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写不出来的。你们有很多同志的发言、讲话、讲的很好，那么这些讲话放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讲不出来的。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前，我记得有些中学生有不少打电话都不会打，打电话都不会。现在讲话到处争论得面红耳赤，拿主席思想来驳斥对方，应用地极端慢，用于阶级斗争。但是他学了，他读了，但会慢慢地在运用的过程中，就会用好的。
批判黑修养，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批判过程里面，革命群众的水平提高到很高的高度，就是说在我们国家里恐怕是没有的高度，我们的工农兵的思想水平，他对待科学和社会科学掌握的水平，拿整个世界来说，比较起来说那是最高的。美国的大学里的学生，社会科学家，什么这个家那个家的我看比不上你们，红卫兵。你们不信，来辩论辩论。恐怕这些家们，我看他们辩论不过你们，这是很大的力量，我们靠什么战胜修正主义，就靠革命群众和红卫兵的思想觉悟，靠他们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水平，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如果为广大革命群众所掌握了，那么对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就有可能不变颜色。将来谁搞修正主义，当官做老爷，要压迫群众，要搞新的剥削阶级，要搞这个东西，那么，红卫兵战士，我们就要起来批判，造他们的反。他们修正主义将来吃不开了，我们大家的眼睛就会擦亮了。觉悟就都提高了。这是最大的收获，很好！形势很好。主要是群众的毛泽东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了。这是一点。
另外还有一点，你们看到我们搞什么夺权，有些过去对刘邓路线，对刘邓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和忠实执行者的斗争，有夺权斗争，我们取得很大的胜利，而这胜利不断扩大。是有我们人大附中的红卫兵同学，我们人大附中红卫兵在青海斗争中流了自己的鲜血。在北京来说，我们又看到这么一个人大附中的红卫兵，他在青海斗争中用自己的鲜血，用年青的生命保卫了毛主席的路线。（向张大海学习）这个红卫兵是那一派的？是井冈山的？还是红旗的？（是红卫兵的。）这个同学过去好不好？表现的怎样？（答：好。）挺好的，我们人大红卫兵，应该纪念这个红卫兵。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们国家的整个生产，工农生产，自从解放军支工支农以后，加强了生产制度，很多地方的生产出现了新的气象。所以是我们困难还有，阻力还有。但是这个困难这个阻力，终究要被我们克服的，要被毛主席领导的广大革命群众所克服的。对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来说，对广大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群众来说，是有的。我们声势越来越大。总的一句话就是很好的，一天比一天好。形势很好。在前进的过程中还会有阻力的，但是阻力是可以克服的。困难是会战胜的。
在整个声势中，我们要考虑调查我们人大附中的情况。我们人大附中能否在这大好形势下，把我们人大附中推向新的高度、新的高度。把我们的人大附中变成人民的主力，变成克服困难、克服阻力的一个动力。我们夺取我们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而不要使我们学校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变成阻力。那么，就要大家努力，在大家的努力下，我们复课是可以把学校变成天津的延安中学那样，希望你们人大附中能够在大批判大联合转入到本单位斗批改的当中，做好的榜样，做好的典型。就象延安中学那样。天津的延安中学，你们知道不知道？出现延安中学，出现第二个革命中学，可能不可能？也许可能，也许没可能，树立一个好的典型，用到全国的中学文化大革命里起很大作用，不光能在北京市里起很大作用，天津市有的，人大附中红卫兵把学校革命搞好，才会有的，人大附中红卫兵是最近起来造反的一个战斗单位，后来有的老红卫兵犯了错误，我们是不赞成老红卫兵的称呼，后来又有一些井冈山红卫兵又起来，继续起来前进，是吧！井冈山、红旗、红旗红卫兵开始有些错误，后来又造反嘛！（这一段不清楚。）
这么多解放军在你们学校来支持你们，来帮助你们搞革命，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件，他们的感情是和你们一致的，有这样好的解放军，都是很爱你们，非常喜欢你们的，解放军战士帮助你们，同你们一起战斗，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有什么阻力不能克服呢？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这是一个好的条件，还有你们这里的干部，你们所说的干部，过去什么干部靠边站，那么现在干部问题很多，刚来两个干部，一个叫陈帮友，一个叫刘庆振，刚才他们都发了言，还有一个叫韵志水，这就不错了，有的学校一个干部也不行了，你们这里无论如何还有三个干部发言。还可以。是不是这样？怎么样呀！这三个干部，这两个干部怎么样？（众齐说不一。）有的人是老好人吗？不是坏人嘛！什么都是老好就不行，以后态度要鲜明一些（有人有点修养）有点修养不要紧，改了就行了。批判，他自己也批判，你也不能说一点修养也没有，有一点吧！红旗有没有“修养”？（众：齐说不一，有，没有）（红旗一战士，红旗也要做分析）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谁没有，谁一点也没有的举手，我看对自己还得一分为二，不能说我没有一点缺点。
无政府主义总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吧！无政府主义是我们不主张的，毛主席是从来反对的。刘少奇是无政府主义的。当然不要扣帽子，不要同如有一点无政府主义就是刘邓路线。无政府主义是怎么产生的呢？它就是黑修养这本书，他是黑修养产生的，黑修养主张无政府主义，产生无政府主义的，机会主义搞到反面就是无政府主义，因为报纸上说了，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大家都看看这篇文章，无政府主义，产生无政府主义，那有一点错误，（众：有。）李百替，你也有点错误吧！（李：有。）李百替有点缺点有点错误，但是你们说李百替是什么叛徒哲学，我不太赞成，我认为他是一个革命的同志。还是一个好同志，不要否定他，不要一下否定他。他有缺点，过去你们打他，他说了假话可以检查一下，（红旗一战士说：李百替说干部子弟本能地反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干部子弟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是空虚的，飘渺不存在的。）
你们考虑一下我的意见好不好，如果他是叛徒哲学，我接受你们帮助，你们可以帮助。你们可以相信这点，他是一个中学的青年学生。你们整他说什么也不对，他说了假话，这个他有缺点，他可以检查的。你是否允许他革命，他还是革命的，造反了。（有人说：他就是不能掌权。）他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的讲话，我认为还是好的，（有人说：他讲话是假的。）那么我也可以说你今天讲话是假的，你们可以看一看吗？要相信历史的考验，谁是假革命，谁是真革命，在历史的考验中可以考验出来的，那么对李百替考验，对你也要考验的，我们将来还要看吗？将来中国还会有困难的，还会有斗争的。在将来的斗争中我们还会看到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不要一下子给他做结论。象李百替这样的红卫兵要赞成他，还要允许他革命（有人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他说中央文革有垮台的危险。）那么李百替和联动究竟哪个好，联动好吗？联动在公安部喊反动口号，那么联动和李百替哪个好？（答：“一样”，“比联动好”。）
我讲话代表我自己，不代表中央文革，我来看看大家，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看望大家的。（鼓掌）我看看大家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看看大家的，可是我讲话不代表中央文革，讲话代表我自己，好不好？我也是红卫兵一战士嘛！那么李百替如果是通过群众，相当多群众，赞成他，愿意让他革命，因此，赞成他担任领导干部，我看你们这派同志也应该让他看一看，允许他工作，看他好不好，应该一看二帮，来帮助他，为什么我们要放联动呢？不是说这个联动做的对，你们是不是这样认为？不是这样认为的吧！（答：不。）不是联动做的对，而是我们要给他一个革命的机会，而是因为我们要给他一个革命的机会，这是青年人犯错误吗？总要允许人家改正，他们是青年吗？是不是？你比如说，我讲话和你们讲话不一样。你们年青人讲话从早晨到晚上，有很多错误话有很多讲的错了，那么我讲话也有很多错误，但是我讲错了的话，别人一批评我，我马上就要检讨的，但是红卫兵讲话，讲错了就可以不检讨的，你们信不信？（笑）比如你们自己讲话讲错了，你们是不是检讨了。算了，讲错了就算了。
所以青年人讲话嘛！青年人有错误，就允许他改正吗！不要看的很严重，因为他是青年嘛！一般不是那么能定形的，上午他讲了后可以支持，赞成、这个人下午可以反对他，晚上还可以赞成他的，青年人是有这个特点的。但是李百替呢？毛主席还是他心中的红太阳，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你们认为他反对毛主席，我不这样看，不要随便给一个青年人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他真正反对毛主席，才说他反对毛主席，他不是真正反对毛主席，就不要说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不得了的事情，不要随便给一个人定案，说这个人反对毛主席，那个联动就有很多人反对毛主席，那么现在都放出去了，所以这个问题很慎重，不要随便胡说：你这个人就是反对毛主席的，就是反革命。对于这个东西要慎重，在我们国家里，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因为我们说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一反对毛主席那你还不是反革命？那就要抓住他那我毫不犹豫就要抓起来，抓起来以后当然毛主席说的要放，我就要放，我究竟是抓他赞成不赞成呢？抓他我还是赞成的，但毛主席说要放我也赞成，毛主席是最高指示我也赞成，但是放出来，你还是反对毛主席，我还是要抓。（鼓掌），如果抓了以后毛主席要放，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毛主席说的，但是你反对毛主席我就认为你是反革命，决不能说反对毛主席还有什么光彩？没什么光彩！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我们要全民共诛之，是不是这样？（众：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对嘛！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我们要看他准确反对毛主席那我们就要砸烂他什么我就不管了。他不是，那就不要随便给他扣什么帽子，你们赞成不赞成呀？你们是不是赞成不要随便扣帽子，赞成吧！（完全赞成）完全赞成好嘛！我相信你们是会赞成的，那么是假的是真的那得历史考验来看，你让他表现吗？你给他个表现机会看嘛！你们说不让他参加领导工作。我看可以让他参加领导工作。因为你看嘛！有什么关系呢？你不要不给他看的机会。他就是真的反对毛主席你也看不出来，抓也抓不住，我看他不是反对毛主席的。按我的观察，到现在为止，也许他将来反对毛主席，那现在我还认为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在这运动考验，在工作中考验，在斗争中考验。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大附中，我们希望按江青同志说的，要扩大批判，在大批判里搞大联合，大联合里面逐步转入本单位的斗批改，要把人大附中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鼓掌）办成延安抗大式的学校（鼓掌！）
我是相信广大多数是好的。大多数都不是好的，那有这样的事情呢？大多数是好的，多数是好的，你们要相信这一点，这是毛主席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思想，毛主席从来是相信大多数的。所以同志们也要相信大多数。大多数教员也还是好的。你们教员也不要计较。压制过，整过你，整错了的，整对了的就整对了，整错了不要计较，不要揪住一句话，所以这些都是青年人嘛！他们也是出于维护毛主席路线的嘛！横扫牛鬼蛇神嘛！他一时找不到，于是就找到了也可能找错了，找错对象就完了。不打不相识就完了，如果你们打红卫兵，你们打错有些人是好，你们打错就赔礼道歉嘛！去给人家鞠个躬嘛！不行再鞠一个，再不行再鞠一个嘛！三鞠躬嘛！我给你赔礼道歉。你还扭着不放，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对不对你们应该有这个气魄的，打错了，的确打错了，要赔礼道歉，叫声老师吗！说是某某老师，张老师、李老师我们打错了，请你原谅我向你道歉，行不行？（行！）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气魄，（众：有。）恐怕不大有吧！说得挺厉害……90度鞠躬，封建了吧！封建一点也不要紧，敬个礼嘛！像解放军那样敬个礼，可以吧！（可以）不全是封建的，封建的就不要了，敬礼嘛！向他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嘛！这总是可以吧！这不封建吧！走进去道歉时给他敬个礼吧！那么有好多有好多红卫兵，有解放军同志的支援，有干部教员的大多数，一起参加战斗，我相信人大附中的文化大革命是可以搞好的，在这点是可以搞好的，现在我觉得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你们要建立一个领导，领导你们人大附中进行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的那么一个临时机构，领导机构（鼓掌）你看解放军同志还要多呆两天，恐怕这个问题啊，还有阻力呀！要建立这么一个临时领导机构，临时领导机构，那么一些事情都办得成，你们斗批改也办得成，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赞成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它是赞成要有领导机构的，要有领导，不是无政府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政府主义的死敌，它从来是反对无政府主义，下面我们说首先要搞好本单位，搞好你们这个单位的斗、批、改的。首先要搞临时领导机构，那怕这个临时领导机构很大，而且这个领导机构里要照顾到井冈山，要照顾到红旗，照顾到红卫兵，三个组织都要有人参加。这回又该怎样，你们又该说戚本禹又在和稀泥，不是，同志们这样的组织，建立这样的领导机构，不叫和稀泥。不信有这三派，而且要有教员参加，要有干部参加，干部，教员，教职员工，包括工人，有教职员工，有干部，而且这里面要有老头，有中年人，有红卫兵，那个干部相结合，大中小相结合。
你们在军训期间暂时联合，恐怕你们马上建立起来这个机构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往后的工作你们几派可能争几天几晚上不休息的。如果暂时的过程实在找不着挂帅人物呢，那么让军训的同志也派一个同志来挂帅，在军训期间同样挂帅（鼓掌）。慢慢的，军训同志就要转入第二线，让你们自己来搞。你们自己搞得好了呢，他就可以退出你们的学校。要有这样一个临时机构，要是这样的话，你看啊，军训同志参加几个同志。因为军训他是临时的，他在军训期间领导这个班子。你们学校现在还搞不出挂帅人物，你们是可以搞出来的，有军训同志的帮助，把挂帅人物树立起来，树立他的权威。你们有这个领导班子，虽然是临时的，同志们，你们听从这个领导班子的指挥。因为他就是一个权力机构，有权，他有权，有权领导学校的一切，领导学校的革命，领导学校的教学，领导生活，领导我们学毛选吧，都要多方面领导。我们红卫兵战士们、学生们、教员们必须受到这个领导机构的约束，受到这个机构的约束。比如，有的同学说我要到四川去。如果这个领导人不同意，你就不能去，否则就叫独立行动，所以要重视这个领导机构所制出的纪律，所规定的制度。这个恐怕你们就不会很赞成吧？我约束你们来了，你们就不赞成了，对吗？你们愿意自由行动，随随便便，骑车就跑了，愿意来就来，愿意什么时候睡觉就什么时候睡觉，要约束你们，你们就不赞成，所以说没有纪律是不行的。要有纪律，要遵守，因为这个临时机构的建立，我希望你们每个红卫兵组织自己检讨一下，提出人选。然后协商，共同协商。
各个群众组织协商，这是有左派队伍参加，因为刚才有条子说：是不是联合政府，不是联合政府，同志们，你们学习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没有？他们的联合政府就是联合政府，那是搞统一战线。因为那时我们要配合中央作斗争嘛！团结起一股力量嘛！是不是？就要搞联合政府。你们这个不是，你们红卫兵是民主党？是民主党派吗？井冈山是民主党派吗？红旗是民主党派？你们那派是资产阶级的党？你们是资产阶级的党啊？如果没有资产阶级的党，那怎么叫联合政府？那不是搞联合政府吗？不能叫联合政府啊，不能叫联合政府，你们都是无产阶级嘛，都是向毛主席的嘛，怎么叫联合政府呢？你们一听联合政府就怕了，一听联合政府就不敢要了，那不是联合政府。如果说你们井冈山，红旗和红卫兵，你们是民主党派，那可以说是联合政府，你们是不是民主党派？不是吧？（同学：不是！）是革命组织嘛！革命组织大联合嘛！怎能叫联合政府呢？大联合的临时指挥机构嘛！不能叫联合政府，也不能叫折衷主义，什么叫折衷主义呢？折衷主义呀，就是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政党的观点把它调和在一起，那才叫折衷主义。两个阶级是对立，你死我活的，一个修正主义，一个马列主义，两个主义把他搞在一起，这就叫折衷主义。那你们这三个组织那个是修正主义的？可能是不是红旗是修正主义的呀？井冈山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也是修正主义的？我看不象。有些人到底什么时候变成修正主义，但是，从总的来说，现在还不象修正主义的。拿红卫兵来看，刚组织起来的吗？（众：刚组织。）刚组织起来……打的人不多，只有几个，就是骑自行车打人的，也不一定都是坏人。
那天我下车看到一个骑车子的打人，我说你们打人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打流氓……。什么事也不知道，那是不对的，是不太好的。但是他们拥护陈伯达同志，拥护毛主席，看到我们中央文革很高兴。你看，你们也不都是坏人嘛！小孩是小孩，弄不清怎么回事，跟着瞎起哄。有些人跟着瞎起哄，真正是联动的执行刘邓路线的，有些是黑帮子弟。黑帮子弟也不一定都是坏人，很多黑帮子弟是很好的，是起来革命的。可是有些人是主张对联的，就是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就愿意作这个混蛋，老子反动你应该起来造你老子反，但是他还要和老子走到底。他老子是反对毛主席的，搞什么反动路线的，他就愿意和他老子反动到底嘛，因为他也有他的反动哲学的。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英雄儿好汉，于是他就犯错误。这种人是少数，极少数，有很多黑帮子弟还是愿意革命的，就算老子是黑帮，他还愿意起来造反，愿意革命，我看是不少。例如：某某所有个李某某，他这个人是黑帮。他的孩子在没批判以前就反对他老子，这个人现在怎样？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人是敢于造反的嘛！
所以，我相信大多数人是可以联合的，是可以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底下的。不要排斥人家，不要抓住人家的小辫子不放，每个人都会有些错误的，在民众的大风大浪里你们游泳；学习游泳嘛，总是会喝水的，风浪来了，你没看清楚喝了一点水，那么喝了一点水，别人喝了水，他也喝了一口水嘛！有的喝水人家看见了，有的没有看见。那个喝水的同志，要拉他一把嘛！要让他起来革命嘛。不要揪住不放，不要看到别人喝了一口水了，还要按人家脑袋往水里按，这就不是同志的度量。
如果说要把同志当作敌人打了，这个人迟迟不改的话，那就没有好下场的。我告诉你（鼓掌），你们别鼓掌，你们双方都有错误。你井冈山过去也抓住人家辫子，说红旗呀，或老红卫兵都是联动呀，那抓住不放，斗得可厉害呢。最近井冈山什么4·3派，出现4·4派，挨了批评有的灰溜溜的，你们也抓住人家不放。这个我知道的。因为你们经常来，给我来信。我晚上回来都看信。我知道一点，你们恐怕说秘密，你们信里写的难道没有？条子里面都有的，将来都是有证明。要把某某打倒，最后打倒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就好了，这是不对的，你们应该马上改正，原来把自己的同志，自己的阶级弟兄当成敌人打没有好下场（鼓掌）那样的话，当不了接班人。
毛主席接班人中有一条，要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这一段你们都读了没有？这五条有一条（戚本禹念内容），第三条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这一条你们能不能做到呀？（答：能）能呀！我看现在情况你们还不能做到，如果做到就不错了，如果做不到还不行呀！而且还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的人，只要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就要团结，这是接班人的条件呀！同志们！如果人家反对过你，你就要往死里打，那就不能做接班人。但是以前有点错，后来改正了，那也可以做接班人。以前有的把自己的同志打错了，打得很厉害，但是后来改正了，还是可以做接班人，也不要绝对化了呀！利用我的话，揪住不放，那也是不应该的。
你看有这么多好的嘛，有这么多好的红卫兵战士，有解放军战士，在斗争中表现好的干部，你们应该搞好的。现在中心问题是条件，大家要通过协商，成立一个临时班子，临时领导机构，要有这样一个机构，没有这样一个机构是不行的。你们（支持）协商提出一个名单来，最后由军训团同志根据各种不同意见来考虑，提初步名单，开大会，大家通过，行不行呢？（众：行）那么这里就要确定一个方案，由那些个团体确定，哪几个人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可以看嘛！将来在临时领导班子也可以观察吗！这里包括干部、教员、教职员工，还有学生。你们现在担任领导的，在军训时候由解放军担任，因为你们一时搞不出来。那军训完了以后呢？让你们的学校自己人来搞，现在主要你们学校大联合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也许会有坏人的挑动，但是现在看起来，主要的阻力是来自自己的，在相当同志反映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潮（鼓掌），这个问题是你们学校需要下相当大功夫的问题，是要好好解决的问题，有时候几个月都没有纪律了。同志们，和军训同志谈了话，军训同志回答我们，喜欢你们，向你们学了许多东西，说你们大方向是好的，主流是好的，但是他们也反映了一点，你们的纪律性比较差，他们还是客气的，说你们语录学的较差。但是我看你们几乎没有什么纪律了。不是所有人没有纪律，而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没有纪律的。
你们都听毛主席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听解放军的话，说了就好。但是有些话你们并没有听，你们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合乎你们口味的你们就听，不合乎你们口味的，就不听。就象你们检查自己一样，解放军的话，合乎你们口味的，你们愿意听，不合乎你们口味的，你们也不愿听。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话，你们愿意听就听，不愿听也就不听，这就是没有纪律。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布了一个文件，可能你们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中央有个关于中学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你们还记得这个文件吗？同志们，（记得）恐怕是不记得了，是忘了……有的学校，不是你们学校，有的学校赶人家，好象老在这呆着，要赶人家。赶人家，人家不走，为什么不走呢？他们有任务，他们并不是不愿意走，而是愿意走呢，因为人家执行毛主席的命令，毛主席叫他来的，他就不走。你们这，还没有这种情况，你们还好呀！你们还不错，怎样执行命令去，执行毛主席的命令。你们这部分就不大听命令，相当一部分人不听命令，你们听你们自己的命令，不大听毛主席的命令的。毛主席说的嘛！就是一边复课，一边闹革命嘛！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为了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而且要分期分批搞军政训练，你们有的人不参加，人家规定几点起床，几点睡觉，然后训练，你们就不听，有的人可以睡觉到十二点起床，有没有呀？（众：有，没有）他打青蛙去了，他逮蛤蟆去了，那象话吗？那老乡再不干，你们是小孩吗？你们不是小孩，是红卫兵战士嘛！把红卫兵当成小孩不是光荣，是耻辱嘛！你们首先要好好军政训练嘛！你们下去首先要打击无政府主义，要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没有纪律性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这是毛主席的话，不是我的话，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你们是不是按毛主席的话去做的？因为毛主席的话不符合你们的口味，所以你们不想完全做的。你们喊拥护毛主席，我们看这一条，你们是不是拥护毛主席，我们就考虑这一条。还有的人要去串联，到外地去，到四川去，到那去你串联，你就不给解放军打个招呼，没同意你去，你就跑了，这叫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组织性纪律性。那叫什么哪，那不叫无政府主义又叫什么呢？过去跑了，那是主席号召大串联。我是赞成你们的。现在毛主席不让跑了，让回来，你还跑，还象过去那样，那怎么行呢？对吧！到四川去，到青海去，那时经中央批准的去了几个人嘛。但是你们没有批准的也去了，也去了几个。好象听他们说，到四川去派了九十多个呢？不多吧，有些人认识不对，所以你们去了，以后回来还要作检讨。那怕你革命的很好，回来也要作检讨，你们要按照组织性纪律性来作，你打仗也要听指挥嘛！毛主席让你去你就去，毛主席不让你串联，你就别串联嘛！
你们要搞本单位的斗、批、改。要转入本单位斗批改，你们要搞这件事情嘛！这件事要善于掌握嘛！而且这些事情要比出去串联艰苦的多，你们有的同志怕艰苦，坐不下来。你们自己估计估计吧！这是我给你们估计的，你们自己估计估计吧，是不是这样？怕艰苦就出去跑，图省事。这个革命革的很长，我们革的又不好，又不好革，又不知道怎么革法。你们要杀出一条路线，你们要自己去闯，很艰苦的任务，究竟应该怎样搞，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革命新中国，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毛主席的新中国，究竟怎么办，究竟怎么搞，这是斗争中没有解决，要你们去解决，但是你们要不怕艰苦，不愿意解决这个任务，不愿意挑这个重担子就跑出去，有的同学就是这样的，你们自己给自己估计估计，是不是这样？我看是这样的，相当多的同学是这样的，还有个别同学不好的，个别的少数的破坏国家财产，偷人家东西，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当强盗式的。有的个别同学，而且偷解放军的东西，这太不像话了。人家一说，解放军说，我们东西偷了没关系的，这可是极个别的啊。我愿意是相当个别的极少数，是一两个，但是也是无政府主义吧，也要反一反哪。随便打碎国家的玻璃，我们过去是一穷二白的国家，不能破坏国家财产。你们这个应该进行教育，应该进行批评的。你们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进行教育的。要搞臭无政府主义，搞臭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要爱护国家财产，不要打玻璃，不要破坏桌椅板凳，那东西是劳动人民的东西，不容易。那木头是从山上运来的，做个桌子，做个凳子不是容易的，我们的国家是很穷的国家，要爱护我们的国家，要保护国家财产，不要破坏，不要打砸抢。有的同志传出来是我说的，什么这个打砸抢，还“有革命的打砸抢，有反革命的打砸抢，要做阶级分析”啦。
我看打砸抢就是打砸抢，打砸抢就不是革命群众所做的，但是革命群众做了，有的革命群众犯了错误就是打砸抢，那么就应该改正错误。这是我说的，要看到主流，如果做过的。但是不能拿我的话去辩护，打砸抢就不是革命行为。
你们的大字报，你们打内战，有的大字报还贴的很大字，越大越好，贴一张大字报就要用很多浆糊，一天就用45斤面糊，用45斤面粉，是不是这样？这里有没有伙房同志？45斤面粉能给多少人吃饭，能做多少个馒头？那么一大堆馒头。你们知道不知道这面粉来的不容易，秋天种，夏天收，一斤面要流多少汗珠子，要耙地要锄草，麦子长起来很不容易，长出来，磨成粉，做的香喷喷的给大家吃，贴大字报要用一点浆糊，但是要节约，不要浪费，你们打内战的大字报，我看最好不贴，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不符合大联合，不是大是大非的大字报最好不贴，贴小字报就行。不要浪费，那个浪费，那个无穷无尽的浪费，也是无政府主义，我为了研究无政府主义，把我国大革命的、各国的无政府主义的著作都看了一下，无政府主义的表现如：有的打人，杀人，抢人哪，当强盗呀。反正不要工农的利益，或者人民的利益。这些都有的，无政府主义是阻碍现在的大联合的一个主要因素，怎么才能搞臭无政府主义、怎样反对无政府主义，实行大联合呢？就是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听说，这里学得还不是很好，你们学得好不好？（众答：不好。）
有的在学习主席著作当中看小说，看《红楼梦》，看《说唐》。大家不是说，主席说过嘛，可以看这些东西，按主席说的，看《红楼梦》也是可以的，不是说一点儿都不可以，但是，这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是不是站在对反革命修正主义恨的立场上。《红楼梦》不看是可以。主席著作不看，你就会迷失方向。那么，你看《红楼梦》，还要看你怎么看？你是批判地看呢，还是欣赏着看，弄不好你中毒，你也会变成林黛玉、贾宝玉，变成哭哭啼啼的。我看还是不如不看。但是我也不反对。但是位置要摆得适当，摆在适当的位置上，要批判地看，而且现在来说嘛，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你就拿斗批改来说，有很多问题要研究的。
你现在用看红楼梦来冲击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样不对。这是错误的，这里面我也不知道是那个派抄了一些黄色小说，自己看，个别人不是所有人，个别人有的话要赶快改正，你们抄家的东西，你们自己拿着用这就不对，你们这样的话发展下去，抄了人家的东西，你们自己用，归自己。你这样抄家真叫抄。你抄了家把东西变成自己的，不交公，变成独立大队。那人家还不抄你呀！要学习主席著作，克服这些错误思想。有人批评别人的时候才拿起语录，自己对自己的时候语录就放到口袋里去了，这就是毛主席批评自由主义第几条？十一条啊，我希望你们把主席讲的自由主义（读十一条）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那不对。
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要活学活用，要针对你们人大附中目前产生的问题，各派自己学习主席著作，要各派作出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请解放军给你们当指导员，大学特学他几天。哪一派要是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话，他就要垮台，过不上几天就要垮台。你们《井冈山》自己学也行，《红旗》自己学也可以。按班级学也可以。在军训期间是按班学。可学的东西很多嘛。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好好学。我建议你们就这样开大会来学。大家坐好，不要站着。一人拿一本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一句一句讲，一句一句说。由解放军同志来给你们念，给你们讲。你们也可以讲，那样学才能学好，班级学也可以。你们总要学习主席著作，你们不学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很清楚的，对自己采取什么态度，对解放军采取什么态度，对朋友采取什么态度，对敌人采取什么态度。
学习毛主席著作，还要搞大批判。最近《红旗》杂志社论这一文章，你们学习了没有？我看你们就没有好好学。我就没看到一张大字报。也可能我没有看见，没有好好学，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文章，是打中要害的，反正你们要学，在学主席著作中，来搞大批判、大联合，来搞本单位的斗批改，解放军和你们一齐学。
解放军同志跟你们一起学。大家一起来学，学习主席著作，还要学习别的单位。别的兄弟单位。人家学习主席著作的榜样，要向人家学习，要找差距，要向人家看齐，延安中学，大家就是学习好的，学习主席著作好的，你们向人家看齐嘛，要向人家学习嘛！
你们要学好样子，别学坏样子。大学里有什么好的东西，你们要学习。哪些是坏的东西，你们要抵制。特别是你们这个人民大学，老大哥是不是？你们是附中，他们是老大哥。那个人大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这来了人大同学没有？新人大的来了没有？来了，噢，就来一个。噢，都来了。我说你们不好你们不高兴。（人大同学：今晚您还去不去人大？）
去不了啦。我今晚还有事。人大来了几个？两派是不是都来了？都有，都来了。新人大呢？也有。我当你们面说，我不背后说。就是要学好的不要学坏的。他有坏的也有好的。有人大三红，还有新人大。它写了许多好文章，很不错的。我经常看的。在大批判里面它有功勋的，它还抓出一些叛徒。最近，大三红我还表扬了，他还做得不错。它们（指新人大、三红）还搞本单位的斗批改，抓本单位的斗批改，本单位的还有变节的它都抓出来了。它最近搞孙泱也搞得有成绩。搞胡锡奎有成绩。搞郭影秋它有成绩。这值得学习的。人家搞本单位斗批改比你们搞得好啊！
你们本单位的斗批改没搞出什么名堂来。你们这里边有谁啊（邸文域）邸文域是不是黑帮？够不够？（不知道。）你看，还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不够就不够，不要硬拉。够了就够了，不够就不够，但是他的错误要批判。比方过去你们学校里有的，它在学校里执行彭真一套错误教育路线。这是有的，不管他是不是黑帮，他执行了要批判。这没有什么好批判的，这就不够嘛。
这一点人大他们大学做的比你们好一点。它也有不好的，你们不要学。它两派尽打内战，你们别学它。你们已学了的，它打内战你们也打内战，都打到中学来了。你看人家对你们不大感兴趣。据说你们红旗和井冈山也是各有一派支持的。打内战你不要学，别学打内战。它说它有新的问题。有新的问题。但新问题怎么解决呢？按毛泽东思想解决。打得脑袋流血，那是毛主席的方法吗？那是毛主席的教导吗？我就不赞成。那还批评不得，最近我批评他们了，他们就很反对我。最近来了很多条子，说我那天批评他“打内”了。反对我不要紧，我这个人就喜欢人家反对的，越反对我越高兴。可以反对的。但是反对对的，我是不赞成的！他说我和稀泥，他说应该以人大三红为中心来进行斗批改。我倒很希望以人大三红为中心进行斗批改，我也很喜欢人大三红，以他为中心，那么他很有造反精神。从头开始，他的造反精神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你自己不争气，我有什么办法呢？他不争气，他最近搞了个批判彭真，另外跟我还有点关系。说我和人大三红要我照顾他一下吧，因为他好象是这个校没有照顾我就照顾他一下，结果他自己搞批判。
我说要联合他不搞联合，他不跟新人大搞联合，你要反映怎么样？你不让人家参加主席团。这个事情，我就很恼火，很不高兴，很不满意。这个你们不要学它。我告诉你们，你们也搞了两派。搞了井冈山一派，红旗一派。这两派打内战。然后，红卫兵也参加进去。红卫兵又卷进去，我看你们现在也是支持一派打一派我已经看到了，有这个苗头。有没有？你们注意一下，你们要做促进他们联合的工作。而不要促进人家分裂的工作，拉一派打一派。那没有好下场。这两派（三红、新人大）再不搞联合的话，我就要采取断然措施。不管你自己的话，我就派军代表去。你们要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你们还不好好搞联合，还不争气的话，那我们就派军代表去。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还要跟文化革命小组研究这个问题，商量这个问题。好了，八点多钟，你们都没吃饭吧，不讲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聂荣臻肖华谢富治在北京航空学院革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聂荣臻副主席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
你们好！今天是北航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我热烈祝贺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向北航的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标志着北航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北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一年以前，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过去这一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划时代的光辉灿烂的篇章。在七亿人口的大国里，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亿万革命群众，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向十七年来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表人物的猖狂进攻进行总反击，这场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目前正处于决战阶段。
北航红旗战斗队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一支坚强的毛泽东思想的战斗队。在一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北航红旗始终掌握着革命的大方向，始终高举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旗帜，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在斗争中团结广大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了权，逐步地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你们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取得了优势，在组织上也取得了优势，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在一年来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中，北航的青年红闯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下，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反复的较量和搏斗，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走过了一段艰苦的、光荣的战斗历程，受到了大风大雨的锻炼。你们不但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而且和国防科委的革命群众在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了国防科委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以很大的支援和帮助。你们在参加全国许多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中，也起了积极作用。通过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一大批年青的毛泽东思想的红色战士成长起来了！我这个老兵，看到这个战斗队伍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壮大，心情是很激动、很高兴的。我自己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东西。你们在毛泽东时代成长和斗争，是最大的幸福。希望你们永远珍惜这个幸福，永远跟着毛主席，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永远做一个革命闯将。
现在，严重的斗争任务还摆在大家面前。在全国解放前夕，在一九四八年底，毛主席曾经向全国军民尖锐地提出“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的问题。全国军民坚决响应了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取得了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辉煌胜利！当前的文化大革命，也正处于决战阶段。毛主席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号召广大革命群众：“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给我们下的进军令！
同学们，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夺了权，但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很大的胜利，但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盘据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个一个地被广大革命群众揪了出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正在深入地开展。我们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地把他们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长期以来在各方面散布的流毒，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是有关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问题，是有关世界革命的全局问题，是斗争的大方向，是百年大计！
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一定会有力地带动我们学院的斗批改。同时，我们学院的斗批改，又可以更充分地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教育战线上散布的毒素。我们一定要彻底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彻底砸烂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要大立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改革我们的教育。
毛主席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七”指示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我们教育革命的伟大纲领。这就是我们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根本措施。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划时代的新发展。我们一定要深刻地反复地学习这一最高指示，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这一最高指示。
同志们都知道，斗批改的任务是很繁重的。要搞好教育革命，我们必须按林副统帅的指示，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学出新的水平，不断地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革命性是最根本的。毛主席说：“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不彻底批判旧教育，就不可能建立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崭新的教育制度。毛主席告诫我们：“现状和习惯往往容易把人们的头脑束缚得紧紧的，即使是革命者有时也不能免。”这一点，教师和干部要特别警惕，一定要十分重视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十分关心、爱护新生事物。要加强科学性就必须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动脑筋，进行周密、深入的调查，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而且要到兄弟院校、科研和生产单位作必要的典型的调查研究，不断地摸索和总结经验把教育革命搞好。
要使斗批改能顺利进行，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组织纪律性，就是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做毛主席的忠诚战士，要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穷的武器。毛主席说：“我们要领导人们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怎样使队伍整齐，脚步一致呢？这就要求我们统一于毛泽东思想，严格遵守体现毛泽东思想的各项方针政策。要不断地防止和克服妨碍我们团结战斗的各种错误思想和作风，比如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风头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最近在某些单位出现的打内战、武斗风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以革命左派为骨干，实现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的伟大战略方针，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队伍，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永不停止地前进！
北航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重大成绩。我们要时刻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是我们很好的教员”。我相信，北航的广大师生员工，一定能够珍视已取得的胜利，戒骄戒躁，继续发扬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到底！
我衷心希望，北航的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中，在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中，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在学校的斗批改中，取得更大的胜利！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来严格要求自己，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成长，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可靠的革命接班人。
北京航空学院一定能够建设成为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愿北航同志们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飘扬在北航！
让我们高呼：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肖华主任的讲话
敬爱的同学们，战友们！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今天，在这个广场上红旗飘飘，锣鼓喧天，在一片欢呼声中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胜利成立了！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北航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北航的新生，标志着以红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英勇战斗已经取得重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统治北航的时代却一去不复返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把大权夺过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保证你们北航永不变色，保证中国永不变色所做出的战斗，是我们的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因此这是值得我们热烈庆祝的！同志们！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新的战斗开始，在你们的面前还摆着更艰巨更光荣更重大的任务，这就是同全国人民一道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深入的大批判，把他们彻底批深、批透、批臭，把彭真、陆定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推行的旧教育制度彻底砸烂。按着毛主席的教导，特别是“五·七”指示所教导的这样一个崭新的教育制度，把北航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你们学校担负着为祖国培养航空事业人才的光荣任务，在发展人民的航空事业、在我国国防方面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我们祖国的天空无限广阔的优秀空军正在等待着你们的贡献！我相信，在思想革命化的基础上，你们在航空事业方面一定能象毛主席所教导的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航空事业经过你们的努力一定能攀登世界航空事业的最高峰。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重要的是学好毛主席伟大著作，活学活用，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活着的马克思，是活着的列宁，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主席著作是全世界人们闹革命的宝书。林彪副主席说：要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这是革命的需要，这是形势的需要，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需要，是防止、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所以希望同志们要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住这件大事，抓住不放。
同志们，战友们！夺权是不容易的，掌好权，用好权更是不容易的。要在当前的大批判中进一步加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希望同志们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性、纪律性，巩固已得的胜利，争取更大的胜利！
同志们！北航红旗，所有全国造反派，全国人民都把你们称作左派，老左派，人民解放军也是左派，也是最大的造反派，人民解放军过去造了蒋介石的反，造了美国的反，造了日本的反！现在他们要和你们战斗在一起，去造刘少奇、邓小平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
同志们！我们紧紧团结在一起，牢牢地记住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同志们，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英勇地前进吧！人民解放军永远支持造反派！人民解放军永远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谢富治副总理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今天是北航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成立，我代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全体同学、教职员工最热烈的祝贺！
向同志们，战友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北航革命委员会成立，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我们伟大领袖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北航在过去近一年的文化革命斗争中，北航同志们同学们，你们作出了很大贡献。在整个斗争中，你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完全是站在我们伟大领袖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完全跟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无产阶级革命参谋部中央文革小组的，跟得很紧，你们是有战功的。你们不仅仅在你们学校闹革命，而且对全北京市革命派的支持甚至对全国革命派的支持，你们作了很多工作。这一点，我个人必须向你们学习。同志们，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个斗争，已进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决战。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一系列贡献，但是，当前我们任务还是很重要，你们应该继承过去斗争的传统，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戒骄戒躁。应该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完全站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完全紧跟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把当前一小撮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斗争！再就是对彭真、刘仁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彻底批判、彻底斗争！把他们批倒、批臭！结合学校的斗、批、改，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为这个大方向的斗争贡献你们的力量。在北京来讲，全国来讲，当前革命派大联合，革命派内部团结是很重要的。应该为这个革命派的大联合、革命派的团结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革命派要联合，革命派要内部的团结。我们一致去对付主要的敌人。不要去深入那些干扰我们的大方向的活动，不要去搞那些没有原则的分裂。左派的分裂我们不赞成。要响应毛主席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节约闹革命。”响应我们伟大领袖号召，“只许文斗，不要武斗”。同志们你们过去有光荣历史，如果我们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紧紧依靠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紧地跟着中央文革小组，按照我们党的政策，按照我国将近一年的经验，我们要提高我们斗争的艺术，保持我们的警惕性。我们在斗争中间，不要放松警惕，防止上敌人的当。他们挑拨离间，制造左派之间分裂，我们要注意。
希望北航同学们、战友们，记住你们过去光荣的斗争，我们希望你们为今后的斗争，作出更大的贡献。希望你们在斗争中成功、胜利，希望你们身体健康。
毛主席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谢富治对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的讲话
（一）目前北京市形势大好，但也出现了一些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问题。大批判、大斗争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这大方向，大联合搞不好，大批判、大斗争就不好办，你们应该在大批判、大斗争中作出贡献，为大批判准备材料。
（二）要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原则就是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中央文革的领导。坚持团结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团结，反对无原则的分裂，左派组织应该大联合，左派组织的矛盾应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首先是自我批评，不要火箭上纲，现在北京市什么事都干不成，斗争会开不成，演剧也演不成，三结合也搞不成，什么都分两派，开拥军爱民的会也开不成，你们不要参加派别斗争，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高举大批判大斗争的大旗，高举大联合大团结的大旗。
（三）那天伯达同志给我讲，要总结经验，整风，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中央文革过去三令五申的，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否定了的作法现在还有人去作。
（四）首先是坚持原则，团结才行，大问题抓住了，小的好解决，这个问题上政治公社应要作出贡献，永远掌握斗争大方向，一个组织走在前头，要团结不同意见的人，什么时候也不能把矛盾指向群众，你们要站得高，在制止武斗中作出贡献，提高斗争艺术，不要简单化。
（五）昨天我在北京革命委员会开会，中央有个决定，将来要印发，凡在外地外机关的同学，通通撤回，现在联络站多如牛毛，联络站成立就办一个小报，这是你们大学生的特点。以后联络站统统撤消。需要建立须经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批准。政法界真正有价值的调查，触及灵魂的批判可以搞，还写些批判东西，不要把人拉出去示众。呼口号，现在这样做不行了，要坐下来学习毛主席著作，研究材料，搞触及灵魂的批判。
二、北京市高校两派斗争加剧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陈伯达接见北京航空学院师生的讲话
同志们：
你们好！今天我是来当你们的小学生的，来向你们请教的。今天你们先生太多了，我根本没法来上课，六千先生来教一个学生的，这是世界上没有过的吧？我想你们今天上课很困难。你们可以相信，除了科学技术的一些东西外，其他政治上思想上的一定可以学到的，我一定要努力地学，请你们努力地讲。我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教导和希望。就这样吧！（要求陈伯达同志题字）
（陈伯达同志题：“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当群众的好学生”。给红旗兵团题字：“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自己的力量，相信集体的智慧，这样我们就将创造人类历史空前的奇迹。”）
我又学了一点，“行百里者半九十”。这是一句中国古话。说要走一百里路，走九十里才只走了一半。
为什么走了九十里路只差十里才算走了一半路呢？这就是说后面的十里路是比较难走的。（鼓掌）大家在文化革命中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的文化革命才走了一里，还不到九十里。（鼓掌）你们也可能走得更多一些，二百里路，三百里路。所以不能自己满足呀！走了九十里路才算走了一半，对你们可能走了一百里（大家不要），我们才开步走，你看我今天才来当你们的小学生，才开步走嘛！
（陈伯达同志又题字：“做教育革命的探索者”。）
写得很不好。大家强迫我写的，坚持了很久的时间我一定不写，他们一定要我写，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听大家的意见，不过我出丑了，大家不要再出我的丑，希望大家不要再贴出去。（众呼：我们一定不辜负陈伯达同志对我们的希望。）
刚才我给大家说了，我不会唱歌，不然我就领大家唱歌结束了。我说过，我在上师范学校的时候，甲、乙、丙、丁、是丁等，你们现在的程度比我高，（众：我们都是陈伯达同志的小学生）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小学生，以后你们再给我上课吧！今天没有机会上课了。
我今天是来谈教学改革，我们怎么来谈教学改革？就出这个题目，慢慢来，大家讨论讨论，三个臭皮匠（众：抵一个诸葛亮）抵住一个诸葛亮。
过去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从中国封建社会继承来的，教育制度还有从苏联抄来的教育制度，到现在还不多。一百多年，这种教育制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创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关于教育制度问题，毛主席很早就提出来，他很早就探索新的教育制度，这个新的教育制度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教育制度，是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你们要把它具体化，提出方案，我们现在来就向你们学习，教育制度能不能搞好，要靠大家，要靠毛泽东思想。今天就出这个题目。
你们可以办一个刊物，大家可以发表意见，现在就是大家提个方案具体化。就这样吧！再见吧！
（有同学问河南的问题怎样）
河南分成两大派，分成两派是必然的。两派中总有一派是比较正确的，有一派是有错误的。你们支持的一派是比较正确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北京新四中 赤 潮：《“四·三”，“四·四”派斗争的意义》
编者按：这是中学里策略派即四·三派的文章，我们选用了其中对矛盾分析的两段。经调查，其中内幕事例基本是事实，可供同志们参考。题目为编者所加。
分歧的由来和现况
四三、四四斗争关系到军训，军训中的四三讲话是矛盾表面化的导火线，但它的实质不在军训，四三派认为这是要不要革命到底的分歧，四四派认为是对犯错误的同志抱什么态度的分歧，（当然有些趁火打劫的论调是不应包括其中的）。双方的想法可以从下面对矛盾的全面考察而看其规律：
四三与四四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可以从其成员看出：四三派大部分是老造反派，即八月份反对对联，反对血统论，十月份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二月猛烈地与“联动”战斗，一月份群起夺权，可以说，是革命造反精神很强的小将（以下简称造反小将）。四四派有两部分主要成员，（一）在很长的时间里与造反小将一起战斗的，也曾经有一二次站在先头，但总的来说，不很得力，比较含糊，在当时就不是主力而是同路人，但也不愧为造反派（以下简称造反同志）。（二）受蒙蔽、犯过错误但基本上有所认识的人，如一部分老红卫兵。（以下简称曾保的人）。
在谈到现状之前，必须插叙一下文化革命转折前后的特点。
当造反派刚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前后，他们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是有着强烈的政治性的，它关系到中央以至政治局的斗争。造反小将在中央文革的带领下为了矛刺后台而向保守派所作的猛烈进攻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冲不垮十七年来刘少奇的桎梏。同时，他们对造反同志的右倾倾向的批评也是正确的。如果没有他们的这些行动，文化革命不会有今天的局面。所以，由于私字作怪，造反同志当权之后不肯过多地容纳造反小将，因为后者更有当权的可能，在造反派中声望更高，这为后来的分裂埋下伏笔。值得提一句的是：造反同志曾出面办报、召开大会，造反小将在几个关键时刻供稿（12·16大会，那时他们的配合是好的），受到了中央的重视。而当时一心向前冲的造反小将就把“通天”的机会让给了造反同志。后者以首都兵团为基础逐渐在红代会里掌权。
当刘少奇被揪出，并在全国揪出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后，曾保的人逐渐认识到自己后边的坏人，不愿再上当，也想杀回马枪，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这时，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就渐渐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而成为一种历史遗留的较盲目的斗争。固然，曾保的人由于原先的地位，已经被造反派甩了很远，而且会有很多问题转不过来，但这已属于“允许保留”的不同意见了。
应该指出，大部分青年同志都没有很自觉地认识这个转变。然而由于原先的地位，造反同志在客观上对曾保的人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态度并逐步从理性上认识它。但他们在思想批判从严这一点上依然做的不够，造反小将这时对他们的批评依然是正确的。
造反小将（当然不是全部）程度不同地对曾保的人采取不太正确的态度，没有充分认识这时团结大多数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而是对对方的能量估计过大，不敢放心地容纳他们，强调斗争中求团结而缺少团结的愿望。总认为只有对方跟自己完全一个心眼了才算改错，而这在大多数曾保的人中是不可能的，思想差距不但有而且很大。于是造反小将有些同志采取排斥的态度，甚至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孤家寡人的政策，个别的还起到了压制别人革命的作用。当然，曾保的人有些只在认识后台方面有了进步，对血统论及对造反派都没有很好的认识，不愿认错服输，所以看不到造反派的大方向，抓住枝子加以攻击。但由于他们处于较被动的地位，所以在双方关系紧张的责任上要承担得少一些。
于是，当条件成熟的时候，矛盾就爆发了。造反同志扩大它的原因是如前所述要大权独揽，曾保的人受了某些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如左派分化论、新阶段论的影响加上原先的隔阂，就投靠在造反小将的对方，有人甚至企图通过批判所谓反动的四三思潮来否定造反派。这时，造反同志的错误是排斥大部分革命造反派，曾保的人的错误是不承认十个月考验出来的革命左派，造反小将一些人的错误是对犯错误人的态度不正确，对团结大多数领会不深。
以上就是当前矛盾的由来及现状。
对症下药
解决以上矛盾的途径有二：（1）我们一致支持四三派，由于有十个月斗争的舆论准备，就能使革命造反派占压倒优势，很快以其为核心统一全局。同时帮助其领会团结大多数的思想，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2）四四派中的实权人物破私立公，大灭无政府主义、分裂主义、小团体主义，与造反派的战友共享无产阶级大权；同时要加强对联动思潮的批判，使毛主席革命路线深入人心。这样，四三派的同志就应该不咎既往，以革命大局为重，团结更多的同志一起干革命。
如果能够正确处理四三、四四的矛盾，那么就能够促成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教育犯错误的同志，批判反动思潮，打击顽固势力。这样也就能促进三结合。建立革命的权威和纪律，克服无政府主义，掌握大方向。否则，如果任四三、四四的矛盾继续下去而抓其他矛盾，则决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
原载北京《四三战报》第一期（1966年6月11号）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四三战报》编辑部《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
中央首长的四·三讲话把“四·三”、“四·三派”、“四·三思潮”这些名词带入了中学的政治生活。
许多人为了驱逐“反动的四·三思潮”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有人为了攻击对立面而甩给后者以“四·三”的帽子。
然而，四·三派却在一片嚣闹声中逐渐形成公认的势力并比任何一种势力都富有生气，富有革命精神，富有组织纪律性地成长起来。
关于四·三的神话可休矣！
现在，是我们公开申明一些实质性问题的时候了！
一. 特权人物和人民
社会主义国家之前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是特权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之前的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相应地伴随着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即把社会上的财产和权力重新分配给某一些人，而每次分配的结果，都是使统治阶级──代表少数人的阶级占了绝对优势，使他们掌握了社会财富和政治权力。而这些人从他们登上政治舞台第一天起，就同广大劳动人民存在着矛盾，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再分配日益趋向统治阶级的继续进行，这种矛盾逐渐尖锐，两极分化突出，于是发生一次大的变革，再一次进行大规模“再分配”。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使自己在财产和权力方面占了优势，由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决定了它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这次的再分配实际上体现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该保持到共产主义的实现。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这时就出现了远比其他历史 时期复杂的局面：社会上较次要的矛盾当然还是再分配后被打倒的阶级同统治阶级的矛盾，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同地富反坏右资的矛盾；而社会上的主要矛盾则不能简单地按掌权的人与人民的矛盾来划分了。必须加以分析：
（1） 真正代表无产阶级也就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当权派，分配在他手里的财产和权力是公有的，他只起一个暂时代替掌管的作用。并且他们将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通过一次次“较和平”的再分配──这必须用一系列的革命化措施及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来保证──逐步缩小各种差别。最后达到财产和权力的 真正公有。显然他们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将采取一个又一个的变革行动来促使财与权的公有化，这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革”的实质。
（2） 逐渐蜕化的当权派。
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有巨大能量，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无时无刻不在腐蚀人的灵魂的情况下，蜕化是很有可能的。何况“挟重器”（指掌权力）的政治经济地位唤醒了许多人头脑中本来就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时这个引人注目的当权派地位是阶级敌人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所以只要稍微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看不到历史的辩证法，就会陷入被动。可以断言，不仅这一次，而且今后几次文化革命都必然要揪出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些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和本来就是投机革命分子，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这样逐渐形成的特权人物，象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地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很显然，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的实质。
资产阶级初期有过很强的革命作用，而上述特权人物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反动作用，因而他是腐败了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今天利益的集中代表，他竭力阻止历史的再分配──这个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革命进程。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的爆发。
广大劳动人民是欢迎再分配的。是站在“革”一方面的。但鉴于四旧的影响，也因其他地位的不同而表现出程度不同的要求。
必须指出，刘邓路线在某些群众中得以推行，除了某些人的地位之外，重要的是运用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能量及群众中应用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指导的不够。
二. 四·三思潮是新思潮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和审查一下中等学校四·三派的成员，（当然不可能是全体）就会大吃一惊地发现他们正是前面所谈的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这个结论恐怕有些四·三派的同志都感到偶然，但是在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列主义者看来，这实在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中学里第一次的阵营分垒就如此鲜明，而且还导致了大专院校表态的吻合：响当当的造反派支持四·三，“温存的”老保支持四·四。
所以，四·三派就必然对毛主席领导的文化革命有着朴素的理解和热望并很快上升到自觉的认识。四·三思潮也就代表了一种与历史发展紧紧相扣的生气勃勃的新思潮。它与反动的抵制分配的联动思潮水火不相容，并以最激进最彻底的姿态投入战斗。它是最令特权人物感到恐惧的势力。
四·三派──老造反派们在八月份敢于抵制血统论，十月份猛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二月份激烈地 与联动血战，一月份毫不含糊地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而一些半工半读和中专学校的四·三派，则大反校党委内的黑帮分子，大反工作组，大反伪革委会，大反各部、局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少人曾被反动路线打成“反革命”。这两种情况无一不是体现了以上的结论：促成财产、权力的再分配，促成社会的革命变动，打碎特权阶层。这种不断地要“革”，要向前，要提高的奔放的力量也体现到军训中，他们要求提高班级大联合，要提高军训的水准，提到更加适合于再分配的高度，而不使之降到“复旧”的程度，这与红旗第五期社论及4·15人民日报社论是完全一致的。
有人攻击四·三派是反解放军，甚至是靠反解放军起家的，这种论调是对一个问题的性质没有起码的判断并对一个连续的过程没有丝毫了解的谬论。
顺便提一点，署名李××的三月廿七日的讲话有严重的错误，体现了一个“干部子弟要掌权”，即再分配的被动势力（当然不完全是）要掌权的精神。因为这次文化革命就是要解决一小撮特权人物同人民群众的矛盾，而特权思想在一些高干及其子女中颇有市场，它的作用比地主资本家的反动思想所起的作用还要坏，因为现在社会上的最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特权人物的矛盾。同时辩证法也惩罚了那些自认为“红透了”（其实家庭影响并不好，因此毫无准备与抵抗力）的特权人物子弟。他们一向以挂着“老革命”招牌的特权人物而自命不凡，一旦“老革命”成了“反革命”，即将失去特权“天堂”的时候，他们就出自没落阶级临灭亡的愤恨而对革命势力疯狂反扑。所以，四·三派批判这种特权思潮仍然是如前所述的新思潮的反映。
总之，四·三思潮是一种充满了革命的、斗争的因素，从而不断飞跃，突变的新思潮。我们欣喜地看到四·三小将具有最新鲜的政治头脑，最焕发的精神面貌，可以不愧地说，他们集中了毛泽东时代的青年的最优秀的因素！在这次文化革命中，只有他们掌权，才能向解放全人类的方向发展，才能真正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开来，也才能完成第一次文化革命所应该完成的再分配任务。
三. 文化革命中的思想分裂
历史上每一次的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都要引起思想上的分裂。无比深刻的文化大革命当然毫不可免，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撕去了在“和平时刻”可以遮颜的虚伪的面纱，几乎每个人都在这个大舞台上奔忙起来，全国各地毫无例外地都出现了那么几派：一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和天经地义的传统观念一个个被否定，而许多“异端邪说”居然正确。
四·三思潮是先进的，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在大专院校，在北京，在全国都可以找到它的同胞，虽然开始时都是弱的、小的、被多数人反对的，但它代表了社会的发展方向。
联动思潮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它用特权人物的和没落阶级的眼光来看待一切。
保守派所代表的思潮是想维持现状，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很不理解，他们只看到眼前的一点利益，却看不到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世界是何等壮丽辉煌。所以他们常常不自觉地充当了旧势力的卫道士。
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观点，是与他在这次再分配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因之带来的态度密切相关的，（当然不是全部，因为思想上的改造也会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所以对犯错误原因的种种唯心解释（如阶级感情深）及不顾是否能担当重任而要求掌权的作法都是不正确的。
必须指出：分久必合。当再分配接近尾声并将以新的分配法则相对稳定一段时期的时候，必将有一个思想吃掉一个思想的局面，如果怕被吃掉，不投降，就会走向反面，以至象历史上某些革命行列中由于观点的分歧而堕入反动的人一样被抛进垃圾堆。而且，在“一次”再分配中，思想的发展也是按照“一个”规律进行的，这一个基本上（包括革命动力、对象）是完整的。如果依了什么“左派分化论”、“新阶段论”、“每个转折点都要重新组合”的观点，就等于说这次再分配没有它的阶级基础。实际上只有两个可能：（1）按照这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规律前进一步。（2）本来前进了一步，但在“新阶段”中又退了回去，甚至退得更多。
还应指出：不但这次再分配必有缺陷，而且即使是正确的也必然又有分化。所以，合久必分。但现在我们已经对第二次文化革命有点看法，即那时的造反派必是当时迫切要求再分配，向当时的资产阶级特权人物猛烈冲击的激进势力。而不一定是现在的四·三派了！反之，在四·三派充当重要突击力量的时期，必属于这一次文化革命。所以说掌了权的革命造反派务必充分注意，一定要不断前进，让毛泽东思想占领灵魂深处，不然辩证法的惩罚将是同样无情的。
四. 四·三派的几点政策和一些问题的看法
前面讲的“分久必合”，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种是思想上，指先进思想吃掉反动的保守的思想，这一点在一些左派强大的单位已完成了大部分，在落后的一些单位还有待努力。另一种组织上，指革命造反派从人数上占绝对优势。这里可以指出一点，即在一些思想上左派已占优势的单位，保守派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或不愿参加造反派，这时再对他们施加压力甚至武斗是毫无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同他们合并（但必须保证左派掌权）并准备进行下一次的思想斗争，因为在不少单位需要尽快联合。
但是思想斗争绝不能放弃，一定要让毛泽东思想占绝对权威，让保守派从思想上投降。一些人打着“解放全人类”的幌子，却干着压迫革命小将而纵容联动的勾当。革命小将要彻底批判联动思潮，要让犯错误的同志从思想上而不是从形式上新生，这才是真正的解放全人类的气魄，而决不象那些连革命同志都容纳不了的最大分裂主义者所说的“关门主义”。
目前，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以前犯过错误的“老”红卫兵和联动老百姓，正大批地站出来投入运动，这是好现象。但必须指出，要站出来革命只有从跌倒的地方站起来。这些人，以前犯错误就是因为他自认血统高贵，脱离群众，现在唯一补救方法就只有到群众中去，到革命造反派中去，大杀回马枪，这样完全可以成为坚定的革命造反派。实际上也有不少“老”红卫兵这样做了。可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些联动分子把毛主席对他们的宽大，认为有机可乘，于是拉起人马，向造反派夺权。一些貌似岸然的先生们却还在为他们唱赞歌，双手把权送过去。而革命造反派对这些顽固分子，只有坚决斗争，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权如果落到了他们手里，随之而来的必定是法西斯的白色恐怖和对革命造反派的阶级报复，必是历史的大倒退。
一些联动分子在军训上大作文章，说革命小将“反解放军”“反军训”。同学们大概还记得，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进校时，是谁最欢迎！谁最支持军训？谁最积极参加军训？是革命造反派！当军训一段时期后，由于一些解放军经验不足，出了一些问题，革命小将本着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对军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有些方式不对！）这更充分表明了革命造反派是真正支持军训的。可是一些联动分子，在军训开始时，抵触军训，在军训进一步提高时，他们又跳出来，打着“保卫军训成果”的幌子，极力把军训往后拉。
中国反对再分配的最大人物是刘少奇，所以对他的批判是极其重要的，是占这次文化革命很大比重的，同时通过对他的批判，可以从根本上粉碎反动的特权思想，解放大批干部和犯过错误的同志，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中重要的一环。
革命造反派是中学红代会的当然主人和中坚。遗憾的是，现在某些核心人物利用革命造反派给予的权力反过来打击革命小将，压制民主，制造分裂，这种“复古”现象决不能允许长期存在。必须指出，其中某些人本来就不是什么革命者，而是破落户的飘零弟子，是再分配中的被动角色。
矛盾永远存在，新思潮在这个问题上战胜了、统一了，还会在更新的问题面前与保守势力形成不同看法。可以预计，今后在干部问题、教育革命问题上必定会有斗争；为了使文化革命不半途而废，代表新思潮的革命派就更不能轻放了“权”！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开了，且大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是我们全体湘江人民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原载北京《四三战报》（第一期），1967年6月11日
本文参照以下各文写成：
江青：（为人民立新功）
八中红旗：论四三思潮。
清华井岗山毛泽东主义小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青年一代思想上的分裂。
新四中公社赤潮：驳联动反动政治理论。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陈伯达接见清华大学师生讲话纪要
陈伯达：现在有一个问题，今天来主要的是简单谈几句话。现在已经六月了，快开学了，你们是不是九月份开学？
团派答：九月一日开学。
陈伯达：下学期又要开学了，现在又快放假了。我们这次来是向你们请教一下。你们当先生。今天这儿有老师吗？
414派答：有！
陈伯达：我是来当你们学生的。现行的教育制度毛主席多次批评，要来个革命，来一套新的教育制度。毛主席讲：我们现在的这种教育制度要不得，现在的教育制度，（它）实际是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各个时代，各个阶级社会，都有不同的教育制度。奴隶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都不一样，我读过私塾，读了两年半的师范，都是封建主义的！我向你们学习！你们比我高明！
戚本禹：你人老了，老为人师！
陈伯达：后来，我就当了小学教师，大家不欢迎我，高年级学生长得比我高，年龄比我大，我吃不开。
每个阶级社会（奴、封、资）根据它的需要都有一套教育制度！现在我们学校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教学制度（基本上可以这么说），我国在满清末年开始有高小、中学、大学。辛亥革命以后继续发展了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中国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又掺杂了一些帝国主义、买办教育的东西，燕京、天津、辅仁等大学都是美国人办的，他们的目的是为美国资本主义服务的，他的制度，基本教材都是从欧洲来的。
解放后，我们的教学内容有些改变，增加了一些新内容，但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变动，又抄了苏联的一套，而苏联的一套也是资本主义的一套教学制度，资本主义教学制度有可以用的，可以吸收的东西，但全按资本主义一套来办学是不适当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应该有一套新的教学制度，在性质上和资本主义教学制度有区别，苏联在开始时，莫斯科大学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克鲁普斯卡亚有些改革的，后来又抄了资本主义的，莫斯科大学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一年了，应该提出一个教育革命、教学改革的方案，教育革命的大方向毛主席已指出了，已经解决了，可是要具体化，要从群众中来吸收大家的意见，学制，教学内容，教学时间，教怎样教，学怎样学，时间要多少？都要逐一加以解决，毛主席不断批评这个问题，从小学到大学，大学毕业二十五岁了，青春时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都在学校了，脱离社会，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很危险！这样不知不觉就会演变，不知不觉可以走上修正主义道路！这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不仅文科要彻底革命，理工科也要彻底革命。
中国古时候教跟学是一个字，不能分开的，旧书上买卖也是一个字，后来商业发展了才分开。我讲这些不是要复古，是讲怎样正确处理教和学这个关系。学生可以当先生，先生也可以当学生，教学相长，你做我的先生，我做你的学生，你们研究一下，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制度，这对资本主义教学制度是一个大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世界上是没有的，苏联是没有的。
教学的革命应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根据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我们大家来共同研究。你们这里出版教育革命的刊物没有？北大、师大出了一个教改刊物，还有框框，我还不大满意。你们可以召开座谈会，研究工科、理科怎样改革，研究教育制度的过去和将来。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百花齐放，不要不准人家讲话，不要一发表不同意见，就戴帽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的是从错误的改到正确的，有的是从正确的改到错误的，然后再改过来，也是允许的。请你们研究一下教改的问题，创造一个新的教学制度，按照毛主席教导的，把它具体化，提出一套大体的方案，不然下半年你们怎么开学呀！确定以后可以使教学大踏步的前进，可以使思想大踏步前进，以便能够更快地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陈伯达对北京市中学生的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
今天傅崇碧同志命令我来讲话，不晓得灵不灵。你们都是了不起的人啊，我只是一个普通普通的小小的蹩脚的老百姓。看到你们这里有这么多人，我就有点害怕了，心就跳了，因为乡下人看到人多总是有点害怕。听听就好了，不要作笔记，不要贴大字报，也不要广播，我是见了刀子就害怕，因为有许多学校的学生正在磨刀，准备大武斗。（陈伯达同志指着桌子上摆着的一堆刀子、鞭子等武器说。）你们都看看前面摆着的这些武器，都是要打死对方的。你们这样干有什么意思？人多、刀子多、力气大，那当然会打赢了。（吴德同志将“打赢”翻译成“打人”，陈伯达同志说：“你看中国人不懂中国话。”后来又换一个同志当翻译，还是不行，最后仍由吴德同志翻译。）
我们中国人太多了，地方太大了，口音太多了，我们一个县就有几百种，县南边的人就瞧不起县北边的人，瞧不起东北边的人。倒过来也一样，也是互相瞧不起，不过，我们在北京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你们是按派来分，不是按口音来分别。你们在座的一千多人有多少派啊？（有几个回答：一派。）一派？一派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刀子。希望都是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我讲话不知道灵不灵，我的讲话对不对，最根本的一个标志，就是合不合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合毛泽东思想，你们可以不听，如果合乎毛泽东思想，如果对人民有利，希望你们考虑。大学生的情况现在看来比较好，你们不是要向大学生看齐吗？傅崇碧同志跟我讲，最近大学生好一点，中学生准备你死我活地斗一下，我听了以后，因为没有调查研究，不晓得究竟是不是这样，没有把握，刚才进来看到一大堆武器，这当然只是收集的一小部分，还有“埋伏”的，我相信可能在准备干。
你们都是两大派吧？“四·三”派、“四·四”派。我是不三不四派，合成一派就是毛泽东思想革命派。（鼓掌）好像这个问题大家鼓掌不那么起劲。（又一次鼓掌）一鼓掌就算数了，可能你们在考虑，是不是搞“四·三”派、“四·四派”，所以开始的时候鼓掌鼓不起来，这个可以原谅的。我刚才有点强加于你们的意思，希望你们鼓掌，有点强加于人。大家好好思考思考，究竟是不是分这么两大派？中央文革号召大家不要分成这么两大派，更不要两大派进行武斗。
我刚才说了，谁哪一派人多，刀子多，力气大，就可以把那一派打倒了，听说你们两派势均力敌，差不多，谁也打不赢谁。可能你们是不是有的制造刀子、鞭子比较厉害一些。有的学校有这些条件，有的学校没有这种条件，第六中学我就看了他们制造刀子的那个车间，那是很蹩脚的车间，制造的刀子没有现在这样高明，水平没有这样高了，好像你们制造鞭子的水平不断提高，（陈伯达同志拿起在台上展览的一把刀子）我今年在第六中学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刀子，现在看来，可见制造武器的水平比较高了，好像我们的原子弹一样步步升高，可是，不要拿这个东西杀自己的人，你们忍心把自己人这么一下子戳到肚子上吧？（作了个手势）恐怕这么一戳就死，是不是 ？有一个工厂杀了一个学生，只是这么戳了一刀，就死掉了，再也救不过来了，你们忍心这样干吗？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的革命，是革思想的命，是革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封建地主阶级思想的命，不要去革脑子，你要把脑子劈开来，把里面分成哪一部分是资产阶级的，哪一部分的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分不清。用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解决不了。
你们人多、刀子多、力气大打赢了，但是真理不一定在你手里，开始真理不一定在多数人方面，可能在一个人、两个人方面，毛主席经常说：“马克思开始只有两个人嘛！他就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到现在，我们都承认我们是马克思的学生嘛，马克思在世的时候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所以真理不是在这个当中解决的（指刀子），是在头脑里面解决的。它懂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毛泽东思想，就有勇气，就有魄力，就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现在你们不依靠毛泽东思想，不依靠马克思主义，只依靠刀子，这样死了很不值得。你们读了毛主席纪念张思德同志的《为人民服务》那篇文章吧？那里面引用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有的同志跟我说：“现在武斗死了连鸿毛都不如！”我看连麻雀毛还不如，那为什么要这样武斗呢？我看不是在座的人都要搞，有的人唆动人去搞，不要上当了！
你们现在搞武斗这些队伍都要解散，什么“敢死队”、“飞虎队”，不晓得还有什么样“队”。这些队都要不得，想一想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跟我们说的，这样斗死了，是不值得的。我们为什么不留着我们的生命来为祖国服务，为祖国而死！有的究竟打死谁还闹不清楚，因为是群斗，还有，死的人为什么死，也闹不清楚。
你们准备大搞一场，这么一说，你们是不是高兴啊？可能大部分是高兴的，个别人不高兴或者只有一个人不高兴，或者在座的一个人都没有。你们自己想一想，用刚才那种刀子扎人家，你们自己扎自己一下试试看嘛，你自己不想扎自己，无缘无故地把人家扎一下有什么意思？而且扎的都是同志，将来可能是很有用的人。你们已经长大到十几岁、一二十岁了，他们吃的是老百姓的粮食，老百姓供应粮食给这些小孩吃，希望他能够工作嘛，能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好好作了一个百姓嘛。不管是做工、做农，或者搞什么技术，或者还有一些什么旁的工作，像国家工作、军队，不然老百姓为什么要培养他？为什么一定要给他粮食吃啊？想一想，我们吃的粮食，一粒米来都不易。我们自己不要随便死掉了，也不要随便把人家杀掉了。是老百姓供应我们粮食，要培养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不是这样糊里糊涂就死去的，为我们的国家，为毛泽东思想，我们随时可以牺牲生命，这样死就有意义，就重于泰山。但是，不要这样糊里糊涂就死掉了，死也要有个目的嘛！像这样武斗死了，实际上比麻雀毛还不如。
不晓得不是是说服了你们，你们赞成武斗就武斗吧。一定非斗不行，那我有什么办法？但我想说服你们可以吧？（众答：可以！）这个意见也是广大群众的意见，广大群众的要求，是从群众中来的意见。斗争是需要的，但是要用头脑，用思想，不要靠刀子。“四·三”派打胜了，这个“四·四”派又反过来把他们压下去，然后“四·三”派又起来，把“四·四”派又压下去，可能这样循环来做，有什么意思？一点意思也没有。
你们现在有几种情况吧：一个就是想出去逛，逛逛就要打人，好像不打人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你们都是英雄嘛，力气总要使用一个地方嘛，这样想来想去，还是打人好，因此就准备打人了。现在我们在座的有联动的同学没有？联动的同学也是我的朋友，那一天我是见到福建的一些联动，他们叫“东海兵”，我知道他们的名字，人不认识。那天在政协礼堂这里开会，一百多人。我怕坐在后面的人听不见，我说后面的人都坐到前面来，结果，有的群众说他们是“东海兵”的，我就懂得了。我说，让他们到前面来，并不等于我同意他们的政治意见。他们的头都是剃得光光的，他们的确不大行，说道理也说不过人家，只会吵架。那天我给他们提供了两点意见。第一点，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把头都剃光了？他说，当时是破四旧。我说，破四旧怎么破到头发上来了，我们讲破“四旧”是破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这跟头发关系不大吧？女同志留头发他们赞成。女同志没有剃光头，这一点，他们比较聪明。他们没有剃头发一样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剃光头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这都是非常简单的。小孩子的脾气，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将来他们留也可以，不留也可以，我没有固定的成见。我并没有说剃光头不好。你们在座的也有剃光头的。我在延安的时候，差不多也是剃光头。所以剃光头没有什么问题，你们愿意剃就剃，不愿意剃就留。第二点，我看“东海兵”那些同学的确比较娇嫩，又讲不出道理。我就跟他们说，要学做老百姓。不晓得他们听得进听不进就是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英雄好汉，把自己跟群众区别开来。我劝他们学当老百姓。
学当老百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为什么经常说，我是一个小小的蹩脚老百姓呢，就是我对自己作了分析。我小时候做过一些农业劳动，现在我种地也不行了。为什么不行了，挑重担子我就不行了嘛。农业的技术劳动，比如插秧，我就不敢插，怕插坏了。实际上，老百姓并不欢迎我们插秧，插秧有一定的技术。这个东西没有学过一个时候，不能随便乱来。种子放下去，有的长出来了，而且长的很好，有的就长不起来。我想退休到农村去，当一个老百姓，不像你们想当一个大人物。当一个什么样的老百姓呢！我只能做一些最简单的，不需要一般的劳动力去做的劳动，这些轻的劳动，我现在还是可以做的。这样我到农村只能当一个蹩脚的老百姓嘛。这不是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吗？到工厂去，所有你们磨刀的这一套，我都不会。在这方面，我是你们的小学生，小小的学生，小小小的学生。我如果到工厂去，只能做一些很轻便的简单的劳动，技术性的复杂的劳动，我就搞不了。这不是蹩脚的老百姓吗？所以我的这个称号是有根据的。
做工不行，做农也不行，那你教书嘛，我说，这倒是一条出路。我小时候当过两三年小学教员。可是，那时候我当了小学教员并不高明，个子很矮，很多高小的学生，有的年纪比我大，有的个子比我高，我说话他们不听，我讲课的时候，他们就哇里哇啦，所以，校长只请我教了一个学期。以后再到一个学校教，又教半年，学期终结的时候，又不要了。因为个子太小，不管教得好不好都不行，没有威信。我教学生的时候，还准备打学生。不是这种鞭子（指台上展览的鞭子），是竹子做的，有的学生吵吵闹闹，我就说，不要吵。我的话他们不听，我就把竹板拍一下，我自己好笑了，学生也笑。所以，根本不能当小学教员，现在当然可以了，老资格了，当小学教员该没有问题了吧，但还有一个最大的难关通不过，就是我的普
通话通不过，小学生听不懂。我小时候在家里教书，说的都是土话，所以语言不发生问题。现在如果是北方的一个小学，教书就发生问题了。你看，你们这些跑遍全国的人都听不不懂我的话，还要翻译嘛，那小学教员还要请翻译？所以我在北方教小学不行了。那么，我回到家乡教小学吧，又发生问题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学校都是用普通话来教书了，我回去在小学生面前不敢说普通话，因为他们学习普通话，比我说得好，那我怎么上课呢，我说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本事，教写字。教写字我也只能写楷书，草书也不会，篆字也不会，隶书也不会。总之短处太多了。所以，从这方面可以说也是一个小小小的蹩脚的老百姓。我这都是有根据的，你们不要说我是故意谦虚。
你们现在有一个好机会。刚才傅崇碧同志给我看了几张图片，小学、中学校破坏得很厉害，桌椅、板凳、窗户等破坏了（将照片亮给大家看）。当然，不一定是在座的同志破坏了的。我看现在复课闹革命，首先用自己的双手把学校修理起来，不晓得可以不可以？（鼓掌）由学生破坏的，由学生来修，不要再请工人了。这样你们也学一点本事嘛，又会修房子，又会修桌椅板凳，你们就变成多面手了。准备一个复课做条件，下半年上课了。一边上课，一边搞斗批改。你们大概都很想上课了吧，现在，首先把学生集中到学校去，一部分时间讨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同时劳动，当泥水匠，当木匠，当修理工人，这不是有点职业了吗？我看你们当老百姓，可以当一个好好的老百姓，不会像我这样一个蹩脚的老百姓。因为你们现在年龄还轻，精力充沛，手也灵活，脑子也灵活嘛。
搞大联合的问题。你们“四·三”派、“四·四”派坐在一起，大家交换意见，有不同意见不要马上顶回去，可以想一想，或者回来想一想，想多少天都可以，各方面都想得周到了，再回答也可以。有理还是有理，无理还是无理嘛。我说话不合你们口味吧？你们希望跳跳闹闹，我希望你们坐下来，你们希望散到各个地方去，我又希望你们集中到学校里头去。看看你们对还是我对，我不强加给你们。但你们也不要强加给我。比如贴大字报，就是强加给我了。
教育问题。这个教育行政是需要有人管理，现在教育部两大派的斗争相持不下，我昨天到他们那里去，给他们建议，还是要搞大联合，不同派别开联席会议。你们也可以这样搞嘛。讨论我们这个学校应该怎么的搞，将来教学应该怎么搞。教育行政没人管，现在分配问题、招生问题、升学问题都上来了，我现在请教育部两大派开联席会议，大家作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因为对方已经作了自我批评，那就不要批评他了。阿Q头上有疮疤不行，这样就联合不起来了嘛。招生问题、毕业、升学问题，希望将来由教育部担任教育行政班子搞起来。
教育部有两大派，一派联系新北大，一派联系北师大。我说我既是新北大的好朋友，又是北师大的好朋友。你不能说我不是新北大的好朋友。（聂元梓同志插话：你是新北大的好朋友，是北大的好老师。）如果联合不起来，把我劈成两半算了。
可以开联席会议，先作自我批评，然后搞大联合。三个步骤：第一先整风，自我批评。总有缺点，不会完美无缺，不管缺点有多少，提一提，谈一谈嘛，根据毛泽东思想进行整风，这样就可以开联席会议了，就可以开联席会议了，就有开联席会议的可能了，不然一碰就拍桌子，说话说不拢，没有商量的余地。开联席会议以后就可以搞大联合了。有时你们适合不适合，由你们考虑好了。
（讲到这里，陈伯同志因有事要走，有的同志提出了一些问题，伯达同志又讲了下面一段话。）
我赞成“联动”这些组织应该解散，插到各派组织中间。他们一定不散，一定要闹地位，那也没有办法，要等待他们觉悟。“联动”这些人都是小孩子，一二十岁，有很多就是没有见过老百姓。所以他们就弄不准什么是流氓。帽子戴的不端正，钮扣没扣好，衣服破了，鞋子没有穿好，袜子没有穿好，鞋带没有结好，就当成流氓了。我说按照你们这个标准，我们中国老百姓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要当成流氓了。他们出去没有接触社会，没有接触工作，没有接触工人，没有接触农民，他们不懂得什么叫流氓，这对他们是很危险的，要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回来以后，不要歧视他们，赞成吗？过去他们有些人可能跟你们结过仇，但我们要看到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事业，要想一想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过去那些旧账不算，那些仇都不要去记了，通了吧？（众答：通。鼓掌）看来这方面你们还要作一点自我批评，因为我说到这个地方你们鼓掌不热烈，所以说的要欢迎他们，是欢迎他们改过，是欢迎他们改过，并不是欢迎他们坚持错误嘛！（鼓掌）这样他们才有出路，不然，他们就天天在一起，想法糊涂。他们要跟你们接触，交换意见。他们的错误承认了就算了，他们是一二十岁的孩子，你还得要他们活下去，要他工作下去。好话还在后头，我先走了。
（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一九五五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向知识青年发出战斗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我国广大革命知识青年，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满怀革命的豪情壮志，带着毛主席著作，打起背包，冲破重重阻力，坚定地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山下乡，奔赴内地，奔赴边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些知识青年，不仅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促进思想革命化方面，也取得了成效。他们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支重要突击力量。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知识青年在农村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地富反坏右的反。他们同广大贫下中农一道，成为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战士。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既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是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对于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党内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长期以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疯狂地攻击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认真改造世界观的伟大指示。他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散布了大量的毒素，贩卖吃小亏占大便宜的生意经，妄图把知识青年引进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泥坑。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公然大唱反调，极力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宣扬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他到处“封官许愿”，胡说什么“……认真地种三、五年地，到那时一切农活都学会了，农民能做的事，你们都能做，比任何农民都不差，你们有文化，农民没有，比农民多一条，再加上一条跟群众关系搞得好，具备三条，就能当乡、县、省干部，也可以到中央，那就看你各人的本事了。”这是向青年放毒，这是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最害怕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相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对起来造他们的反的革命知识青年，进行了种种政治迫害。特别恶毒的是，他们挑拨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的关系，采取欺骗利诱、甚至克扣口粮等毒辣手段，煽动大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离开生产岗位，涌向城市，妄图以此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的罪恶目的。所有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他们的家属，必须擦亮眼睛，坚决粉碎阶级敌人的这一破坏阴谋。
一切革命的知识青年，必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地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揭露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道路的阴谋活动，彻底批判他们的一整套修正主义货色，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对于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安置工作的干部，应该相信他们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应该团结他们一道干革命，应该协助他们把安置工作做得更好。对于一些犯过错误的干部，要耐心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而绝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们，否则，就会转移斗争大方向，就会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
凡是现在还在外地串连和逗留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都要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投入三夏战斗，搞好生产。
革命知识青年返回农村，返回生产岗位，应当和广大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组织农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并且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永远做劳动人民的好儿女。
有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到农村去，可能会遇到一些实际困难。怎样对待这些困难呢？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在困难面前，革命的知识青年应该用这个标准要求自己，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断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从全局出发，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革命知识青年返回农村，是革命的行动。城市中的革命群众组织，知识青年的家属，应当坚决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迅速返回农村。广大贫下中农和农村革命干部应当热烈地欢迎，妥善地安排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对于他们工作和生活上的具体困难，凡属那些应该解决而又能够解决的，各地有关部门，应该积极地帮助解决。绝对不允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任何借口，对重返农村的革命知识青年进行打击报复。
毛主席说：“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
一切要革命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你们的战斗岗位在农村，那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需要你们，那里的生产需要你们。你们要立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返回农村去，把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生产搞得好上加好。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陈伯达在首都高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同学们、战友们：
今天我参加你们的大会，很高兴。
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的人民群众，革命的中国青年，用自己的英雄主义，正在创造自己的新历史。这个新历史，产生出新的思想、新的概念、新的文化、新的风俗、新的习惯，成为鼓舞人们前进的智慧的灯塔。
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为有钱人服务的，这种教育制度已经腐朽了。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将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教育制度，人类历史上的崭新的教育制度。这个新的教育制度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为穷苦人翻身服务的，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的。
你们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创造这个新教育制度的开路先锋，是这一条新道路的探索者。一开头，不可能是很完善的，但它是无敌的，不可抗拒的新教育制度，将会在切切实实的实践中，不断完善起来。
希望你们遵循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的教导，用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实事求是，力争上游，戒骄戒躁，谦虚谨慎，搞出新样板。
祝你们的探索成功！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河南造总看得远战斗队，与清华井冈山兵团414总部同志座谈纪要》
……为此，该文只供河造总内部传阅。
一、刘建勋问题
我们问：同志，你认识唐伟吗？
414同志答：认识！认识！唐伟是我们的战友，他对我校文化大革命贡献很大。他是一个好同志。
（按：唐伟对河南文化大革命“贡献”更大）……
问：蒯大富在河南问题上的作法对吗？
答：蒯大富支持二七公社的目的是实用主义的，他在刘建勋问题上押了一个宝，为的是把唐伟打下去。同时把他的一批战友也打下去，以实现蒯大富个人和其小集团的集权。因此对蒯大富来说，河南问题无所谓正确不。搞赌博嘛！胜利了是一个“赌”字，输了也是一个“赌”字。没有甚麽无产阶级原则可言。但是在客观上来说，唐、蒯在河南的作法折衷一下可能对河南文化革命更有利。
（按：两条路线斗争怎麽能折衷？）
（按：恶毒攻击蒯大富，不知道唐伟在河南又押的甚麽宝？）
问：你说唐伟和我们河造总搞刘建勋对吗？
答：……後来我们理解了，因此我们不喊“打倒蒯大富”的口号……要有主要矛盾的概念，一个时期主要矛盾只有一个，搞多重心，主要敌人是会跑掉的，革命就要失败。在目前历史条件下，我认为你们和刘的矛盾是人们内部矛盾，……文化大革命不祗是一次。
（按：无非说，目前不能打倒，以后再……）
二、河南革命大联合问题
问：听说中央肯定了河造总是做为联合核心的造反派，同时也肯定了二七是犯严重错误的、组织很不纯的造反派。此外传说战斗师铁军等也被肯定了，而对八大总部未有绝对否定。你认为此消息可靠吗？
答：从“文汇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红旗”杂志近来社论及中央处理各省、各市、各院校问题的方法分析，我认为这个消息完全可能是可靠的。
问：为什麽不绝对地否定八大总部呢？
答：八大总部大部份不是甚麽保守派……二七公社用敌对的办法对待八大总部其後果是不堪设想的。
第一（略）。第二造反派和他们的矛盾，特别是二七和八大总部的矛盾还会向敌我矛盾转化。武斗风会更猛。第三，……相反，河造总这个较好的造反派有可能被二七极左思潮冲垮。文化大革命就会走弯路。……
问：那为甚麽不让二七当核心呢？
答：……再说二七公社，它们是一种极左思潮，它的组织很不纯，在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冲击时，它能起一定作用，但是这种思潮的组织不能成为核心来主导运动。第一，极左的特点，排斥一切，搞集权，也就是以他为核心的政权不可能真正代表工农。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团派思潮就是最明显的一例，掌了权，用坏人去镇压逆流“托派”，排斥一切。结果统一的清华井冈山祗好分成两半，当然最後清华是要联合的。但再联合起来，“核心”就要转移了。党内历史证明极左思潮可以改造利用，而不能掌权，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得到证实了。第二，在河南二七极左思潮已经产生了很坏的效果。……严格地说由于二七组成很杂，思潮极左，它和其他组织的矛盾特别是和八大总部的矛盾有一定成分是地富反坏和工农兵的矛盾。目前以二七为核心，实现大联合是很困难的，在河南人们心中也是很难通过的。於是核心的作用就历史地落到造总头上了。……
三、对河造总策略的建议
问；你是否谈谈河造总下一段应采用甚麽策略
答：具体的说，争当核心的主要是二七和河造总，这决不是一般的山头、风头问题，
而是两种思潮的争权。也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极左思潮和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团结大多数思潮的争权。这是两条路线斗争在造反派内部的反映。
问：你的意思是否先团结八大总部後 再联合二七呢？
答：形势确实如此，实质上是河造总和二七展开路线斗争来解决争夺“核心”问题。河造总的成分和思潮是能代表八大总部工农兵群众利益的。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是路线斗争问题。庸俗地理解为山头之争是不对的。
问：再具体谈谈如何对待八大总部好不好？
答：……同时要向他们说明二七思潮的危害性。
问：我们和铁军战斗师摩擦相当大，再加上他们组织中也有保守的，联合不起来怎麽办？
答：……一切为无产阶级政权而战，而不是为了追求队伍的纯粹而战。有一些组织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路线觉悟低，可以帮助嘛！我觉得战斗师铁军好像是造反派组织，人家去八大总部，是你们关门的结果。 ……
问：联合时权分散了甚麽办？
答：……铁军很多是革命小将。要注意引导，联动起先也是革命小将。……战斗师、铁军等愿意搞拢我们就要共同掌权，对过去问题要多做自我检查。要相信他们的觉悟。……
问：你的思想方法很有意思，我们理解了，你再谈谈对二七怎麽办？
答：从二七的历史来看二七要改正错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河造总要帮助二七改正错误，清洗组织，否则以后大联合就困难了。但是我们河造总同二七联合起来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河造总真正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或基本解决八大总部问题，真正使核心巩固，（原文不清……）这一点河造总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当然根据二七的特点和它的地位与八大总部的差别，策略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四、军区问题
问：你认为军区如何？
答：河南军区是毛主席司令部的，军区支左大方向是对的，但有错误，原因是军区党委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理解不深之故，此外阶级斗争的策略性差……
五、内部问题
问：请你对河造总提提意见吧！
答：河南问题很复杂，河造总能处於这样的地位表明河造总是一个先进的造反派，他的政治敏感力很强，他的政策观念也很强。很多地方很值得北京造反派学习的。……
毛主席的战略布署帮助工农兵掌握大方向，没有理论班子，没有笔杆子队伍是不行的。……
目前河南谣言很多，对中央不忠诚，转达中央指示为我所用，作风不正，坏象百出，二七特别严重，其他组织也有。我们要学习二七的阶级斗争观念，充分认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要注意斗争艺术，但不要学习他们的资产阶级手腕……
由于时间关系这份座谈纪要就介绍到这里。（下略）
转载于 河南二七公社、郑大革联1967.7.17出的《革命造反座谈纪报》增刊第二号
（来源：转载于 河南二七公社、郑大革联1967.7.17出的《革命造反座谈纪报》增刊第二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北京日报》编辑部《红卫兵小将要做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锋》
狂飙骤起，怒涛澎湃。一个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的新风暴，正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中国，震撼全世界。
这一派大好形势，对于一向奋战不息的红卫兵小将，该是何等的欢欣鼓舞！
一年来，千百万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紧紧跟着伟大统帅毛主席，横空出世，雄姿英发，“杀”上历史舞台，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叱咤风云的勇敢闯将。
红卫兵小将们，满怀革命的豪情，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挥动无产阶级的铁扫帚，上扫九天残云，下斗四海恶浪，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得落花流水，人仰马翻。
红卫兵小将们，赤胆忠心，不怕牺牲，以革命的大无畏的精神，横扫群魔，力挽狂澜，大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红卫兵小将们，同广大工农兵一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直捣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老巢，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挖出了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红卫兵小将们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惊天动地的不朽功勋，将永远彪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史册。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英雄的红卫兵小将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加艰巨的战斗任务正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将革命进行到底！
被打落水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人还在，心不死。他们是一群吃人的鬼蜮、喝血的豺狼，是卖国求荣、杀人不眨眼的殃国大盗，是地地道道的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们的本性是至死不会改变的，总是妄图在将来的某一天把革命人民淹没在血泊中。
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沉痛的教训。革命的红卫兵小将难道能忘记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忘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忘记赫鲁晓夫的反革命政变吗？不能，绝对不能！在与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战的关键时刻，忘记这些就意味着背叛！
革命的大批判，是毛主席伟大的战略部署，是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次大决战。
革命的大批判，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伟大创举，是对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大扫荡，是为共产主义奠定思想基础的崇高事业。
广大红卫兵小将一定要在革命大批判的硝烟烈火中大显身手，再展英姿，“杀”出新的威风。
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就必须敢字当头，发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集中智慧，集中力量，集中目标，痛打“落水狗”，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倒、批垮、批臭，使他们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就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要“善于思索”，要“多思”。在光芒万丈的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多思出智慧，多思长才干，多思有希望。革命小将，既能冲得上去，横刀策马，纵横驰骋，砸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阎王殿；也能坐得下来，艰苦细致、扎扎实实地彻底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意识形态。
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红卫兵小将就必须向工农兵学习。广大工农兵立场最坚定，爱憎最分明，他们是这场革命大批判的主力军。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红卫兵小将只有同工农兵结合，和工农兵并肩战斗，才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上谱写出革命大批判的壮丽篇章。
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归根结底，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比的思想武器，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改造一切，彻底批判旧世界，把革命大批判变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课堂。
恩格斯在评价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说过：“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比欧洲文艺复兴伟大千百倍的革命，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文艺复兴时期无法比拟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这样伟大的革命，这样伟大的时代，更是需要和产生千百万无产阶级的“巨人”。革命的小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在对旧世界的大批判、大斗争中，一定能够成为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巨人”，成为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巨人”。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青年时代的峥嵘岁月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对虎狼当道的旧世界进行了最无情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多么广阔的胸怀，何等伟大的气魄！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一定要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榜样，在革命大批判中做冲锋陷阵的急先锋！
（载《北京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戚本禹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电话指示
一、打倒反革命刽子手陈再道！
二、打倒反动组织“百万雄师”！
三、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四、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
五、把8201部队中的一小撮反党叛乱分子揪出来示众！
六、以血还血，还我战友！以命抵命，血债要用血来还！
七、坚决打倒刘邓的猖狂反扑！
（引自1967.7.24清华大学《井冈山通讯》）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戚本禹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信
北航红旗四五一一班战士并转王芬同志：
我在六月十七日的北航《红旗》上看到了四五一一班红旗战士《热情帮助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投入战斗》的报道，也看到了六月二十七日北航《红旗》刊登王芬同志写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的文章，最近，又收到了王芬同志的来信。我同四五一一班的红旗战士一样，看到了一个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同志们耐心的热情帮助下，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决心起来革命，心里感到很高兴。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王芬同志虽然在运动中犯了一些错误，但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克服了个人主义的私心杂念，迅速地认真地改正错误，提高认识，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来，同革命的同志们并肩战斗。我相信，象王芬这样的同志，改正了错误以后，一定能同北航红旗的战士一起沿着革命道路胜利前进。
祝北航四五一一班红旗战士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迅速地成长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希望通过王芬同志转告去年下半年因不同意北航红旗的观点而同我进行过辩论的北航红卫兵同志们，能够抛弃过去的错误观点，纠正自己的不正确认识，努力投入当前的大批判运动，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战斗。
戚本禹七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谢富治在北京钢铁学院的讲话
〖刚刚由武汉胜利归来的谢副总理，在我院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到钢院来了，这是对我院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大的关怀和支持，这是对我院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最沉重打击。八月一日凌晨一点钟左右，谢副总理乘坐的汽车直达我革命造反公社所在地革命造反楼前的广场。下了车，谢副总理首先在楼前看了看，然后，在我公社战士簇拥下，步入革命造反楼一楼大厅，和我公社战士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要我们进一步狠抓大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彻底打倒。我公社战士怀着激动的心情，向谢副总理表示，一定遵循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谢副总理在我革命造反公社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广大战士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向谢富治同志学习，向谢富治同志致敬！”“感谢中央首长对我们的关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革命造反公社的战士和5.16战士群情激动，他们说：“谢副总理来临我公社，并做重要指示，这是对我们的巨大鼓舞，大长了我革命造反派的志气！”两点左右，我公社战士建议谢副总理去《延安公社》刚刚占踞的理化楼和主楼察看一下，谢副总理同意了，由我公社负责同志李洪刚、田怀中陪同前往。因理化楼积灰满地、石块、木板、铁管子等障碍较多无法进入。谢副总理在主楼前停了一会，就召集延安公社的代表到教室楼商谈，并主持双方签定了协议。〗
谢副总理说：“对钢院不了解，来是主要解决武斗问题的，今天（指七月三十一日）你们两个同学讲钢院都打死人了，你们还不去看看……（这两个同学是《革造》去市革委会反映情况的）我今天开完会就来了。”
谢副总理问到两派各有多少人时，
《延安公社》代表说：“我们四千三百人。”
革命造反公社的代表揭露说：“不对，我们按班级单位进行了全面的统计，他们是3100人，我们是2800多人，还有一些自由战士等。”
（延安公社代表吵）
谢副总理说；“不见得人多就正确。你们分歧的焦点是什么了？”
我公社代表回答：“是高芸生及以高芸生为首的前院党委的问题，我们要打倒高芸生，他们要保高芸生，说高芸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教育革命左派……”
当我公社代表介绍郭强同志被害情况时，
谢副总理说：“打死人就是不对嘛……”
我公社代表向谢副总理汇报说：“《延安公社》的凶手罗思玲已逮捕，押在第二监狱，这件事是市革委会向前同志（市革委会副秘书长）亲自主持处理的。”
后来又谈到了冶金部问题。
谢副总理要我们狠斗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狠斗王鹏寿。说：“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木禹、姚文元等同志组成的参谋部，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当谈到协议时，谢副总理说：“毛主席的伟大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你们要好好学习，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的观察，正确的处理，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都不要把形势分析错了。”
我公社代表热烈鼓掌，表示坚决按谢副总理指示去做。我公社战士提到吃饭问题时，
谢副总理说：“这也可算协商的一条嘛，把它写上……”又说：“我对你们两派没调查、我相信你们的话。我相信革命造反公社，相信延安公社的同志。我不知道你们两派怎么样。到北航、地质找他们两个来（指北航田东同志和地质王大宾同志）。他们两个都有点倾向性，但是差不多。出外去，叫带红卫兵，这是毛主席的意见。所以到你们学校来带了两个红卫兵。你们两派都不要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不要互相打……”
我公社代表说：“我们要联合搞大批判，连一天都不希望‘打’……”
谢副总理说：“你们要打倒刘、邓、陶、彭、罗、陆、杨，把他们批判透。第二、你们要联合大批判，这一点很重要。第三、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批判修正主义，还有林副主席，还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我走了许多地方，中央文革小组是相当有权威的。所以那些保皇派，保守势力，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不敢公开，所以他们就反对参谋部：中央文革小组。谁要反对毛主席，就把他打倒！谁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打倒谁！”
谢副总理说出了我公社战士的心里话，我们就是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誓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血战到底！
在谈到“三结合”问题时
谢副总理说：“哪个干部该结合，哪个干部不该结合要商量，要按着毛泽东思想办事，不要打‘内战’……”
在谈到大批判时，我公社代表说：“为了搞好大批判，促进革命大联合，我们提议与延安公社联合斗彭真，时间是为八月八日。”
谢副总理高兴地说：“写在协议上，我可以批给你们，不过不能互相攻击……。”
田东同志念协议时（协议由田东同志起草），延安公社的代表又说：“人不要具体，因为我们还想斗林枫。”我公社代表说：“斗林枫也可以联会斗！”
当念到有关食堂用餐问题时，延安公社代表说：“食堂需要检查，怕有毒。”
谢副总理说；“什么检查？！我去吃！我不怕毒，不要听你的……到食堂吃饭不准打架，我们今天完了以后就到你们食堂去吃饭。”后来谢副总理又说：“建议写上一条，学习一星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在谈到建毛主席塑象时，
谢副总理说：“联合起来不行吗！……建主席塑象是非常严肃的问题，为什么不五六千人都来建？”（我公社代表鼓掌）
在谢副总理的主持下，座谈一直进行到早晨六点多钟，达成了十一点协议。这是对我革命造反派极大的支持和巨大的鼓舞。我们坚决按谢副总理的指示去做，坚决执行和维护这个协议，把革命大批判推向新的高潮！
六点十五分我公社和五·一六战士怀着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列队在教室楼前，热烈的欢送谢副总理。“毛主席万岁！”“感谢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向谢副总理学习！”“向谢副总理致敬！”口号声、鼓掌声和歌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谢副总理乘坐的汽车穿过我公社和五·一六战士的队伍，缓缓离去。
陪同谢副总理来我院的有航院红旗田东同志和地质东方红王大宾同志。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清华大学四一四东方红战团一战士《四·一四思潮必胜──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
（注：据了解，信的作者是四一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四一四东方红战团的负责人，四一四核心战斗组《云水怒》的负责人周泉缨。）
XX同学：
你的来信收到了，请你代我向全体河南造总的战友问好！并向在艰难困苦的境遇下流血牺牲的战友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挫折和困难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他将严整我们的队伍，锻炼我们的意志，打光我们的媚骨，“公正”和软弱。形势将逼迫我们更加独立自主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分析河南的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我们的比较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主张，我们能够修正自己在前进道路上的错误，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我们决不动摇、决不消沉、决不颓丧。我们更要千百倍地振奋，更加猛烈，更加巧妙地实现我们的政治主张，当仁不让地担当起大联合的核心人物来。
正如列宁同志所说的那样：“大失败给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上了真正有益的一课，上了历史辩证法的一课，上了他们懂得如何进行，善于进行和巧妙地进行政治斗争的一课，患难识朋友，战败的军队善于学习。”
在这痛苦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更加坚定了必胜的信念。因为从祖国的白山黑水到曾母暗沙，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是主力军！也只有依靠我们，依靠这一支唯一能够真正代表工农兵和广大劳动人民最高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才能夺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将是历史的结论。
而上述问题都将涉及到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在这里我们作一些探讨，对在艰苦奋斗中浴血奋战的战友也许会有用处。
一. 阶级关系的变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伟大，空前深刻的大革命。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战胜资本主义而大踏步地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问题，也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领袖所在的时代没有解决的问题，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正在领导中国的工农兵解决这一最伟大的问题。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因为任一场大革命都是变更阶级关系并解决一个相应的政权问题。这点文化大革命和一切革命是一样的。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不可能熄灭，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阶级斗争没有熄灭！阶级斗争依然在急剧地进行着。资产阶级为了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他们将通过更新的形式向无产阶级进攻。这种新的形式就是毛主席指出的，通过党内“走资派”，夺取政权实行和平演变。而无产阶级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决地进行反复辟反演变的斗争，这种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斗争形式。它不断地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
在这场新形式的阶级斗争中，毛主席首先发明和扶植了一批无产阶级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不可抗拒的先进力量，他们在毛主席的统帅下，最迅速地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用毛泽东思想去领导广大劳动人民与自己队伍中演变的走资派作坚决的斗争。并且将进行一次一次的大革命，把他们赶下历史舞台。没有这新生力量来替换先锋队中的腐朽力量，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支力量也在新陈代谢。
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关系的变化和相应政权问题的解决。
然而文化大革命是与民主革命以及苏联本来的革命有着很大的区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革命，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特点和基本事实。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当权的是无产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钻到党和国家岗位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正因为这样，“走资派”在中国的地位和苏联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党内政权机器内未占统治地位。他们也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也正因为这样，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化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尽管有变化，但也不可能来个“大翻个儿”，也决不可能划分什么“老保阶级”“造反阶级”。十七年来掌权的是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而知识分子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化得更明显，但是基本阵线也是不变化。相应的政权，也是局部地改变的，而不是彻底的改变。
否定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新生力量代替腐朽力量的现实或片面强调文化革命前阶级关系的稳定方面都是错误的，都可能会陷入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泥坑，成为右倾保守思潮。
但另一方面，抹杀文化大革命和其它革命的差别，夸大阶级关系的变化方面，把人民内部少数教育的过程，误认为阶级关系的大变动和阶级关系的大翻个儿的过程，从而导致什么文化大革命后财产权力必须再分配的估计，也是极其反动的，是极“左”的，其结果必然从“左”的方面来复辟资本主义。
当然，目前来说：第一方面是最主要的，但是也必须注意第二方面，否则革命以后也会出现另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
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其它的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分路扬镳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个问题是两种造反派（即团派和四一四）一系列深刻的原则分歧的争论点。
二. 派别的规律性
列宁说过：“知识分子之所以叫做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有知识，最彻底最正确地反映了社会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的发展。如大学生的政治派别的发生划分和社会政治派别的划分不相适应，那他们就不称其为大学生了。……所谓适应，并不是大学生的派别和社会上的派别的实力和人数上完全相等，而是指社会上有那些派别，大学生必然的而且不可避免的有那些派别。”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情况也是如此，社会里的阶级矛盾、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首先最明显地反映到学校中来，清华大学四一四派与团派的原则分歧与组织上的分裂，是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的。不仅全部成立革委会的城市中造反派分成了两派，而且几乎95％地区的造反派也分成了两派。
尽管不同地区两支造反派各有其特色，其自觉程度不相同，其尽到的成绩以及所犯的错误性质程度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具有规律性的共同性。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给予各地两支造反派统一的称呼：四一四和团派，代表这两派政治主张的政治思潮是四一四思潮和团派思潮。
四一四派和团派在解决和党内“走资派”这个主要矛盾时是统一的。因此他们在摧毁反动路线同一战场是战友，在“走资派”的白色恐怖下尤其如此。当然两派在战斗中都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例如有的团派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的四一四派一定程度上保了军区反动路线，但一旦无产阶级司令部点明，一般他都改正错误，在大敌面前重新统一起来，今天河南造总改正错误的表现就是一个例子。当然个别地转向反面是有的。
但是在夺权问题上，即由谁来掌权，依靠谁，团结谁，镇压谁这个阶级问题上，两派的分歧就急剧地爆发、激化，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有的地方以至于发生激烈的武斗，几乎在每个地区，当文化革命的主要矛盾稍稍下降时，四一四派和团派在思潮上的分歧就会迅速上升。
由此可见，四一四和团派的分歧是有规律性，而且是非常原则的，不可调和的。
从历史上看，四一四派几乎都是从白色恐怖中最早杀出来的造反派，她的历史最久，在和刘邓血战中功勋最大。当团派的很大一批骨干力量外流、躺倒，以至于向保守组织交悔过书的时候，往往都是四一四这批造反派在白色恐怖下，争取胜利。不管他们当中的一部分由于认识问题也犯有这样那样的右倾错误，但是比起溜走、躺倒，以至于倒戈来总要好上千万倍！退它一万步也为造反派提供一些经验和教训。
从组织上看：四一四派的队伍是比较整齐的，造反派大多数的工农兵基本群众和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及大多数的党团员和干部，都是“铁杆”的四一四派。而团派的队伍是称不得整齐的，还经常混杂着走资派，特别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代表他们的知识分子。
从政治观点上，四一四思潮是比较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他们比较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关于防修反修的伟大理论，不仅牢牢地记住当前的主要敌人，坚决地打倒他们，为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战，而且能够看到大革命以后的全面的阶级关系以及长远的防修反修的目标。对将受蒙蔽群众，努力团结他们，热情地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犯错误的革命干部和要革命的干部，四一四勇敢地保，热情地帮，大胆地用──所有这 些都是防修反修必须的。
而团派，由于他们的革命性是小资产阶级的，因此比较容易接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散布的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排斥一切的无政府思潮的影响，他们要“大翻个儿”，妄图根本变更十七年来的基本的阶级关系，而重新划分什么“老保阶级”和“造反阶级”由“造反阶级”来压迫“老保阶级”，实现什么“财产权力再分配”即是说要把“财产和权力”重新分配给据说是“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又是谁呢？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吗？不是。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是有权的。对他们来说是如何掌好权，用好权的问题，是如何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绝不是什么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新中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什么人没有权力和财产呢？什么人对此具有最“激进”的要求呢？只能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只能是已经失去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以及被取消了政治地位的地富反坏右。这样的“再分配”干脆改名为反动阶级的“反夺权”，不是能够说明它的实质吗？
这种“大翻个儿”重新划分“老保阶级”和“造反阶级”“实行再分配”等等，团派思潮的实质是十分反动的，这也是团派在如何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何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干部，如何正确对待战友和同盟者，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屡犯错误”并且“屡教不改”的根本原因。
总而言之，造反派中的两个派别，两种思潮向往着两种根本不同的前途，因此尽管在当前对待党、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上是暂时统一的，但是一旦这个主要矛盾得到了初步的解决，两种思潮谁战胜谁的问题就会迅速地提到日程上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可以肯定，团派作为一种思想是一定要迅速地退出历史舞台的，其顽固的代表人物滋长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被历史所淘汰。当然团派的多数优秀分子在毛泽东思想的抚育下，将会抛弃这种极“左”的思潮而布尔什维克化，或劳动人民化。
三. 斗争的复杂性
完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局部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是尖锐复杂的阶级大搏斗，也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各个阶级的代表势力都纷纷出来顽强地表现自己，以便让历史对我们进行选择，胜利的胜利得更彻底，垮台的垮台得更痛快。
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集中表现，这是问题的本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新课题，工人运动不会自发地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需要从外部向工农群众灌输。这个灌输的过程是少数教育多数的过程，也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重新学习如何在无产阶级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革命的过程，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一部分会受蒙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在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内部也会有先进和后进的矛盾。
毛主席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一文中正确指出，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的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一方面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于是文化大革命出现了这样的复杂情况：一方面我们的主要敌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利用运动中的次要矛盾，比如人民群众中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工农兵和他们的次要敌人即地富反坏右的矛盾来掩盖运动的主要矛盾，转移群众斗争大方向，以图保护自己。有时他们利用“造反派”队伍特别是团派的队伍不纯挑动受蒙蔽群众去镇压“造反派”首先是“团派”。有时他们则通过无原则的吹捧利用团派中的“极左势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击所谓“右倾势力”的四一四派，特别是参加过保守势力的曾受蒙蔽的群众，破坏革命的大联合，等等，等等。归根到底，激化次要矛盾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手中的大权，并且有朝一日利用他们手中的政权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我们的次要敌人，一些资产阶级份子，地富反坏右及其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顽强地活动起来，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混入了造反派的队伍（主要是团派）他们表现得“极左”，对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要求最迫切，他们咬牙切齿妄想一棍子把受蒙蔽的工农群众打成“保守阶级”，而他们自己则成为压迫“保守阶级”的“造反阶级”他们仿佛也在革命的航船上划桨，但是他们的目的是把船撞到暗礁上，以便来个阶级关系“大翻个儿”复辟资本主义。当然，他们也很清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阳光下，他们自己在台前表演是不利的，因此他们拼命地在造反派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通过他们来实现自己的企图。在实际中他们和他们的代理人往往利用“团派”中小资产阶级革命派革命家的狂热性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去打击四一四派，排斥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革命干部，篡夺政权，为全面复辟作好准备。
应该注意这里决不是“几条小鱼儿”在翻浪的问题，而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隐患，其形式完全和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类似的，只不过是反动阶级新的代理人的手腕，可能更高一些，形“左”实右的迷惑力更大一些。因此我们在夺权的时候不注意这个问题，那么在各个局部的地区，正如毛主席说的：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对于这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切不可丧失警惕，被敌人利用。在对付他们的时候，我们必须有革命的魄力和铁的手腕，为了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把走资派手中的权统统夺回来，我们要结集最最可能的同盟军，甚至大魄力地利用一切次要敌人的力量划几桨，然后当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彻底暴露本来面目的时刻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打落水中。一切的一切为的是掌握政权，巩固政权。相反，对待防修反修的主力军，对待受蒙蔽的工农兵群众和犯错误的革命干部，必须严格地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力求使之不向敌我矛盾转化。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努力按照毛主席教导，坚决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的轨道上来，这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
列宁对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艺术作过科学的总结，他说：“要战胜比较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那怕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那怕是极小的机会，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
列宁强调指出：“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这就是说，这种斗争艺术也是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法则。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不懂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任何超阶级的“公平”“合理”思想，都将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我们必须坚决肃清他们。
四. 军区问题
全国各军区进入运动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局势起了极大的变化，广大指战员积极投入支左工作，他们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愧为无产阶级、工农群众的子弟兵。许多军区和部队的领导干部，都在不同程度上执行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坚决支持造反派，特别是支持成份比较好的，代表广大工农兵最高利益的四一四派。
但是就在这时，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抛出一条带枪的反动路线，手段是毒辣的，后果是严重的。
第一，利用四一四派和团派的矛盾破坏他们共同对敌的联盟，削弱造反派力量。同时扶植保守势力，并利用受蒙蔽的群众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和团派之间的矛盾，激化这种矛盾，首先打击团派，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河南就是典型。
第二，在政治上利用矛盾的同时动用专政机器，应用枪杆子镇压造反派首先是团派，许多地区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第三，在中央发现了他们的阴谋之后，就欺骗受蒙蔽的广大群众和战士，把矛头直指中央，制造暴乱事件，武汉则是典型。
相当多的军区和部队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很理解，由于对军内走资派的阴谋估计不足，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执行了这条带枪的反动路线，也有的是在策略和方法上犯错误，这样就压制了造反派，特别是团派。而客观上壮大了保守派。
于是二、三月份之后，各地造反派出现分裂，保守派重新抬头，大规模武斗发生，甚至出现了局部的政变，局部的武装暴乱事件，文化大革命遇到新的障碍。
在新的障碍面前，必须出现新的高潮，四一四派和团派都开始逐步意识到无产阶级司令部当前最关键最迫切要解决的是军权问题和支左问题。因此两支造反派的主攻方向开始统一起来，这里似乎又到了一个转折点。
然而四一四派和团派由于组成成份，发展历史和思潮特点有质的差别，因此在对形势前途。敌我友力量的分析以及战斗的部署和策略等等都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
团派认为各个军区犯错误的原因完全是黑手操纵的，完全是自觉地和林付统帅的对抗。因此团派的同志咀里不说心里想的是自下而上地象去年炮打司令部那样去冲军区，“彻底砸烂”“彻底平反”。对待压制过自己的保守派，基本上是“文攻武卫”，象对待蒋介石的士兵一样，对待四一四派特别是对那些在对待军区和对待团派有错误的四一四派则是“二白匪”“二老保”坚决镇压，完全吞掉！而且应该比老保首先吞掉！
在团派看来，全国都是如此，才是枪杆子已经完全被“敌人”掌握了。全国性的内战全国性的武装夺权，是不可避免了，文化大革命已经演变为“武化革命”。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枪杆子的领导权，局部地改善军权，变成了全面的大规模的武装夺权，象以前那样，团派对军权问题，对枪杆子问题是很敏感的，很重视的，很坚决的，他们很快就把主攻目标转移到军区问题上，然而私字夺权观，将使他们犯错误。他们想夺权的是基本上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军权，想来一个“造反阶级”压迫“保守阶级”的军权“再分配”这肯定是要碰钉子的。
总之，团派的种种分析和种种作法将更加激化那些次要矛盾，将在实际上模糊主要矛盾和分化、削弱造反派。
我们四一四派则认为，首先必须紧紧跟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部署，对军区的问题，军权的问题，对枪杆子问题必须给以极大的重视和充分的估计，克服过去对枪杆子对权不够敏锐，不够重视，不够坚决的弱点。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枪杆子是无产阶级的，任何私字夺权观，把阶级的军权割据为小山头的，某个小团体的武装的企图和作法都是错误的，我们的军权只能是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权，而决不是“造反阶级”镇压“保守阶级”吞并自己战友的权。
对于军区错误，我们必须坚决批判划清界限，对于伸向枪杆子的黑手必须揪出来，坚决斩断。但是，我们四一四派认为建国十七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毛主席有最高的权威，我们的军权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亲自领导的，是林付主席亲自指挥的伟大的军队，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除了无产阶级将从自己的队伍中清洗掉“拉出去，打进来”的阶级敌人以后，我们社会主义阶级状况是不可能有原则的变化。政权，特别是军权将更加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因此四一四派在对待军区问题上必须坚持四一四派的特点，坚持四一四派在对待受蒙蔽群众和犯错误干部等问题上的一系列观点。有革有保，该打倒的坚决打倒，该保的坚决保。对因认识问题而犯错误的军区和部队的干部，必须一看二帮，热情地团结和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那种不加分析地，象去年冲击省市委那样去冲击大多数的军区是错误的，“彻底砸烂”“彻底夺权”更是要不得，在军区干部问题上，反动路线再想借手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绝对不可能了。
我们认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阶级状况下，党内军内走资派在全国范围内结聚受蒙蔽群众，并使用他们充当全国规模的暴动的工具是不可能的，即没有能使受蒙蔽的群众及战士所接受的公开的政治号令，又没有足够的舆论。因此无产阶级司令部完全可以采用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策略，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军区，各个解决他们的问题，实际上目前已经这样做了。
重要的是，主要的军队在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中始终听从毛主席、林付主席的号令，进行着一切必要的军事布局和政治准备，以应付一切突然的事变。所以只要处理得当，全面内战是打不起来的。
应当看到，由于本身的弱点，相当大部分的四一四派在对待军区问题上，对待团派问题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现在在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斗争中，在巩固无产阶级的军权的斗争中，四一四派将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军内走资派划清界限，修正自己过去在对待团派问题上的错误，完成一个痛苦的转变。正如你信中说的：河造总当前就在打倒何远洪，改正错误，完成这个转变。
当然我们这样分析完全不等于不准备战争的一手，特别是有人要用武力吞掉我们，打垮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采用相应的自卫手段，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局部地正在进行着初步形式的自卫现代战争了。但是即使全面内战因为各种因素打将起来，或者继续发生局部暴乱和大规模的武斗，我国社会的基本阶级状况是不会有原则的改变的。那些只知道空喊武装斗争而不知道对武装斗争的阶级斗争，阶级目的，阶级力量的对比做调查研究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的人和忽视武装斗争的人一样，同样是可悲的。由毛主席把握轮舵的革命航船将绕过一切或明或暗的礁石，奔向共产主义！
我们四一四派应为实现我们的政治观点，实践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而努力奋斗！
五. 四一四思潮必胜
当前各地团派一片呼喊：“河南造总要垮台了！哈尔滨山上派掌不了权！武汉三新靠边站！……清华四一四派必败！全国四一四都完蛋！”有些团派同志企图把四一四派打下去，扫除夺权斗争中的“隐患”。
可是他们不知道，全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即使是日趋破落的政治势力，在未完成历史使命时都不可能人为地将它推出历史舞台，何况一个真正代表工农兵最高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呢！四一四派是压不垮、吞不掉的。暴力有时后看起来是万能的，但暴力一旦脱离了广大劳动群众的最高利益就会被新生的暴力所消灭，个别的四一四派也许会被走资派所操纵而走向反面或被压垮，但从整体看，四一四必胜！
为什么四一四必胜！首先，在当前的各派别，各思潮当中，四一四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列宁在分析布尔什维克的历史时说：“革命准备年代三个主要阶级的代表，即自由资产阶级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挂着社会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的招牌）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个主要政治派别的代表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上进行着最激烈的斗争预示着和准备着行将到来的公开的阶级斗争。凡是一九零五年──一九零七年间以至一九一七年──一九二零年间引起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而且应当）在当时报刊上找到他们最初的提法。”……各阶级成份一贯表现，特别是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考查，四一四派是最接近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即布尔什维克派的。如果说四一四派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那么克服这些缺点错误就将四一四派无产阶级化，布尔什维克化，将四一四派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完善起来。四一四是在克服着种种困难，在各种批评指责，甚至总在打击下“锻炼自己所必须的政治思想武器”。这时为了迎接历史赋予的重任而必须经历的痛苦的过程，困难和曲折的局面，胜利在等待着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四一四派。
而团派虽然也有许多真正勇敢的造反派，他们完全能够布尔什维克化。但团派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更接近列宁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极“左”思潮，这种思潮当中不可改造的真正的代表人物的政治目标并非是为了防修反修，因此作为思潮而言，当他发现已经完成历史交给它的冲锋陷阵的任务了，到那时候这个思潮的顽固代表人物也被无产阶级的手腕捏得粉碎。
更主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从一小撮走资派手中把权夺过来，并且稳固住这个权，就必须有四一四这样一支真正的最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为核心，现在全国成立的六个革命委员会中哪一个是不依靠相当于四一四夺权的，又有哪一个是不依靠相当于四一四而使政权稳固的，事实证明团派夺权以后，常常不能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干部，不能正确地对待他们战友和自己的缺点错误，甚至不能正确地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就使政权不能稳固，这也是我们和团派的根本分歧所决定的。因此，成为政权的稳固基础的成为大联合的核心的只能是四一四派。
只有四一四派能够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95％以上的干部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四一四派必须也完全可以做到正确对待团派，团结团派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敌。但是这种“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无产阶级长远的最高利益的革命派手中，四一四派当仁不让地应当担负起这个历史任务，看不到这一点，在这种重要而艰巨的任务面前总觉得自己比暂时优势或暂时被团结在“统一战线”内的其他派别矮一截，因而软弱退缩，迟疑不前，这是四一四派内部目前最主要的右倾危险。
还必须看到，夺取政权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列宁说过：“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的经济破坏比对国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国内战争会发生千百万种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大的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况，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确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毁他们）这种人在大转变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错误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
列宁又说过：“在革命已经暴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要花费极大的力气，可以说用千辛万苦的代价才能从这种蹩脚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
要完成所提出的稳固政权这一系列工作，扫除大革命中反动阶级余留下来的罪过，真正实现防修反修的目的，没有四一四派这样一个真正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革命派是不可能的，谁能够在革命期间尽力减少经济破坏的混乱状态，并且在夺取胜利之后，团结一切力量，尽力恢复这些不可避免的破坏，稳定混乱状况，要能够用铁的手腕打击那些在大革命中“露头角”的坏分子和一切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等现象，谁能够完成从那些“赶时髦”“贪图禄位”的蹩脚的革命派手中“解放”出来的任务呢？只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战斗中不断无产阶级化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四一四派！
革命化的四一四必胜！
你的战友× ×
四一四东方红战团东方红支队在四一四内部印发《四一四思潮必胜》的按语
按语：
这封信是我们一位同志给他的一位战友的。
我们认为这位同志信中的坚持的观点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些观点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四一四思潮”。
我们坚信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四一四思潮会取得最后胜利。
予此我们发表该信全文，以供革命同志参考。
清华大学东方红战团东方红支队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原转载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来源：原转载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三、北京高校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错误估计形势提出第三次大串连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昨天，大家讲了些意见，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讲出来还是好的。有些问题跟大家商量一下，谈些看法，看对不对。
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这个大革命的胜利震动了整个世界。几亿群众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了，这是世界历史上一次最新的革命。 这个革命的胜利是中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对地主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胜利，是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胜利。这个革命的出发点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相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毛主席提出的路线，这是过去领导革命的路线，也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毛主席的群众路线。
革命的性质，群众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要作一种正确的估计。我们是在胜利地前进着，在前进的道路上，在胜利的道路上，形势大好，全国发展又是不平衡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是波浪式的前进。不仅在全国是这样，在北京也是这样。
北京的工人运动比起上海来落后。北京大中小学一共七十万人，工人是一百万人。工人阶级，他们运动力量比其它阶级大得多，现在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发展。最大的学生运动数北京发展得最宽广，而现在，学生受到很好的教育，很好的革命锻炼，但是，还没有用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总结经验。大吵大闹兴趣高，总结经验兴趣比较少，不总结经验就是不能进步。闯劲大，闯的思想多，学习的思想比较少。学习，当小学生，当毛主席的小学生，当群众的小学生，这种思想比较差。怎么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总结群众运动的经验，考虑得比较少，这种估计对不对？压倒旁人，压倒别的派别的思想比较多，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思想比较少，对不对？
你们本身也有和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若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究竟怎么结合，你们并没有研究个方案来。前一个时期，一说要与工农结合，一哄都到工厂里去，车间里工人倒没法工作了，大人小孩一大堆，影响工作。说是下厂要向工人学习，其实没有学习到。还有一个毛病，你们下去是不当学生，而是当先生，把你们派别观点也带去了，这对不对？你们说，北京有两大派、三大派、四大派、谁晓得你们是几大派？总之，你们把派别观点带到工人、农民中去了。你们去了不是向工人学习，而是把派别观点带下去，起分裂的作用，是不是这种情况。当然，你们到工农群众中，很多人也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一点我们的意见是：你们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首先要当学生，而不是要当先生，这样就不会带下去派别观点、结果影响人家生产，那是不好的。
从去年以来，你们到各地大串联，有很大的成绩，你们发动了许多革命派，发动了革命小将，并且回到北京来向我们汇报了许多情况我们所不知道的情况。这在历史上是有功绩的。但是，也因为这样，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走向另一片面，觉得好象中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由北京的学生包办代替，所以现在，又在北京呆了一个时候，又坐不下来了，又发出了第三次大串联的号召。现在，有许多人坐在车上不下来。在北京，你们要和群众商量，谢富治同志很谦逊吆，你们没商量就出去了，还把第三次大串联加到某个身上，我们可以说，中央、中央文革没有人这样号召。你们说，一定有，我们说，一定没有。《红旗》杂志有一篇针对武汉问题的社论，你们就找到了根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不作具体分析，毛主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问题。最近有这么一种论调：说当前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们说，经过一年来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的胜利，你们的估计与中央相反，这是个别的，少数的。这种估计对不对呀？到底是个别人的估计对，还是中央估计对？请你们作一个判断。
如果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说明什么呢？说明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对不对呀？这就把你们自己也否定掉了，把你们一年来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努力否定了。
中央和你们的估计就想反了，中央说你们作了很大的工作嘛！你们的个别派别估计就与中央相反了。有些同学的估计是错误的。因为有这种错误的估计，所以行动就傍徨了，有时想这样，有时想那样，想到处串联，包办代替，以为没有北京学生，其它地方就不得了啦。以前我们说过。你们出去串联，对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继续下去，呆在外面包办代替，就会把这种作用走向反面。有这种说法，不知对不对？有些地方一些派别斗争，不是原则的争论，而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争论不休，都与北京学生有关系，不知对不对？这是少数人喽，想包办代替全国的革命，这种想法是不对头的，与毛主席说的，要信任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思想相违背的。
从历史的发展观点看，你们煽风点火起了好作用，后来想包办代替就不好了。你们学习得不够，对毛泽东思想领会得不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比如武汉市问题，中央作了正确的处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中说：“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导引的轨道前进。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胜利的阶级。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
可是有人就说：武汉表面平静是不正常的，包含着一场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估计与中央的是对立的，你们应当信任中央派到武汉作工作的一些同志，曾思玉同志，刘丰同志，武汉的革命派应当和他们合作，应当信任他们。北京的同志不要插手了。这些意见不晓得对不对？我曾和北京的一些同志交谈过，你们各学校都有大量的工作可以作，各单位的斗批改，大批判相结合。但是，你们坐不下来，有些得不错，你们的小报有的搞得不错，但还要更提高一步。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开出更灿烂的花，作出更大成绩。你们现在的花开得不旺盛，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口号：“内战外打”。你们要搞战备。当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想把内战打出去。还有一种人是想入非非。还有人《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毛主席说，相信大多数群众，大多数干部，相信解放军。这是我们遵循的正确轨道，不要被破坏利用，不要被坏人挑拨，毛主席在延安时给新中华报提过两个字“多思”，多多地思考，不要简单化，不要直线、想当然。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不是毛泽东思想。
关于毕业生的问题：现在正在研究，作出方案。（戚本禹：原来的通知不是正式决定）在没有离开学校之前，要安定下来嘛，在学校里搞大批判，搞斗批改，不要当逍遥派。
我今天就讲这些，给你们商量，向你们请教，如果不对，希望你们提出。
江青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好久不见面了，原来在武汉事件（20号）那时候就想和同志们见面，听一听你们的意见。但是，后来就拖下来了，又拖到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有缺点的，我们的缺点是，应当跟你们早一些交换意见。比如，走人的问题，预先有觉察，如果早讲一下，你们可能听我们的，当然，也不一定罗。比如清华，走了五、六千，我们有责任，不能把责任推到你们身上。当然，我们要有观察的时间，如早提醒一下，你们可能清醒一下。
形势逼人，有时工作被动，比如今天晚上的会，原计划八点钟，现在十点了，才开。
伯达同志讲话是准备了的，我没有准备，谈出来，和你们交换形势，错了可以批评。
谈形势，我觉得须有个比较，如果不比较，老谈形势大好，你们也看不出，不信。
如果拿去年这时候来比，也就是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是不是大好形势？你们会说，去年没有武斗，今年有武。比如对于武汉问题，伯达同志说了，已经解决头问题了，你们还说，问题还大的很呢！已经解决，就是说基本解决，还要作大量的工作。去年这时，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虽然是一小撮，但是有权，很强硬，他们还可以调动。而现在，他们是瘫痪了，你们同意不同意？（同意！）现在还有一小撮人背后操纵武斗，搞有组织的、有训练的专门杀害革命派的武斗，他们是强呢？还是弱呢？是弱了。武斗总是少数人。党中央、毛主席一再号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他们挑起武斗是弱的表现。当然，我们有些地方有损失。有的小将被他们杀害了，可是同志想一想，这是一场大革命，难道能没有牺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死伤几个人？当然，我不是说，死人就是好。敌人是要反扑的，他们还要较量的，两个阶级的较量，反复较量。有些同志觉得一年过去了，没完没了的，这是急不得的。总之，一小撮人没办法调动我们的正规军，军队有命令，不准开枪。他们就只好在幕后组织一些人搞武斗。这个武斗很残酷罗。我看了这方面的材料，我想了很久，很难过。
他们操纵的一些人也不是真心要搞武斗的，有个人写了一封信，说他现在已经杀了四个阶级兄弟，现在不愿再干下去了，跑出来了，他要投案。我们相信这是真的。
他们还有一个办法是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农民进城总是要吃喝的，这是有限度的。今年一月，他们有一种手段叫做经济主义。目前，有一些地方还有这个东西。
所以说形势好，就是过去他们是强有力的，掌握政权，现在是瘫痪，过去是群众不知道，受蒙蔽，现在群众有些知道了。比如江西连塘，有些小将突围出来，向南昌中途遇到了全村武装敌人的埋伏，这小将受伤清醒之后，是在一个老乡家里。他被毒打后，要活埋他，农民不舍得活埋，就送到老大娘家里去。老大娘硬是设法把他送到城里去。这样一个事情说明了群众是不明白，受蒙蔽的。就是说要进行宣传工作，要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敌人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说贫下中农一定要搞武斗，对小将不爱护，那是不正确的。他们一旦觉醒了，就会帮助他们。所以要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宣传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对中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意义，对世界革命的意义。使那一小撮人变成过街耗子，人人喊打，他的武斗就不行了。
现在比起去年来是大好形势，要使形势更好，就靠大家工作得更好。你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说武汉的形势不好了，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南方是武斗，难道要北京搞大武斗吗？北京的工作有很大成绩的，有先进的地方，又有落后的地方。应当如伯达同志所说，要作具体分析，一股劲地说北京落后，那就错了。比如，在最近，在天安门广场开了两次百万人大会，这两次会对全国有影响，这能说北京落后吗？我很希望你们不要把你们的观点强加于人，我也不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你们，我的话你们可以不听，可以睡觉。当然，有个好的方面，对全国革命特别关心，这个想法不应排除。
革命的大联后问题，我还是想强调，你们是搞革命的大联合呢？还是搞分裂好呢？分裂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为了搞革命，为了战胜敌人，要在大的革命前提下面，要一致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共同斗争，有什么小团体主义、个人的私心杂念不能排除呢？在座的革命小将很多都经过了一年多的斗争经历了，难道这个问题不能逐渐解决吗？而是讲起来津津有味，令我惊奇的是，揪刘火线，开始比较统一，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就打架，我就想不通既然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为什么不能联合呢？你们没有小团体主义？没有风头主义？你们的请帖，去年你们给我们的请帖是手写的，是在一张小纸上写的，现在越来越高级，请帖好得很哪！你们在火线上不联合，遇到真正的敌人怎么办？还打内战？
个别单位搞自己的展览。最近我很难过，我看到你们把我吹得太厉害了，就要跌倒了。在这儿（指长安街上）有一幅画，把我也画上了，我看了以后很不安，很难过。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做了一些事是应当的，况且有时还作错了呢。最近好了，把画盖上了，我就舒服了。现在我感到有些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有些造反派单位也搞起来了，照了象挂起来，还拍电影，还演起戏来了，有没有？这是一种腐蚀，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要增加一点免疫力，抵抗力。头脑中老想我在那儿出个名，考虑自己，而不是为了革命，团结广大人民，不是考虑大联合，这能不能革命，能不能战胜敌人呢？所以要强调大联合，不要革别人的命很舒服，革自己的命就难了。
不搞大联合就不能形成大批判的新高潮。革命的大联合很必要，革命的三结合，而且组成领导班子，才能领导本单位的斗批改主席根据上海的经验。也许有些同志说，这是老生常谈，我们比你懂得多呢！可是我觉得有必要再说一下。
大批判要在全国范围内搞，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倒批透。要在全国每一方面进行，就要同本单位的结合起来。你们就是要坐下来，不要忙忙碌碌地往外跑。
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的问题，这是百年大计，这是你们的事情，我们不能包办代替，不能代替你们斗，不能替你们批，不能替你们改。如果把革命的对象确定下来了，就能去团结更多的人。还有利用敌人的矛盾，搞好本单位的大批判和斗批改，走出一条路来。你们就喜欢往外跑，坐不下来。外边也有造反派么！
我听说北大有一两千人在外头，全国各省都有，搞情报，手伸得太长了，你们撤回来了吗，北大？
七月二十二日，我讲了几分钟话，只一页纸，可就各取所需了，抽掉了阶级内容就歪曲了我的讲话，爱莫能助，鞭长莫及，有些地方小将受迫害，我想了好久，那时，河南二七公社受压制，他们提出文攻武卫，我讲了，还讲错了一个字，说成文攻武守，在这一页多纸里主要强调了文攻，搞政治攻势，使广大群众识破一小撮人阴谋。搞武斗总是有人操纵的，你们想一想，要是我搞武斗谁给我柳条帽，我也找不到长矛，你们有没有呀？
南京有几万人武斗，最近的形势有改变。
北京要带头反对武斗，中央所在地，毛主席所在地么！要带头反对武斗。（谢：不要带头武斗）但是有些地方，有少数坏人在操纵，例如武汉、河南、南昌，当权派组织一伙人，叫做武工队、红武军，多了，专打要害地方，武器高级得很，比抗日战争还高级，矛头是钢的，很厉害。使广大群众识破是一小撮人破坏我们，使他们孤立起来，就是要提高人们的认识。在有的地方，一个条件群众受蒙蔽，第二个条件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有力量，革命派处于劣势，赤手空拳。有的地方，我看见了心里很难受的，小孩也被捅了。象河南二七公社，提出文攻武卫，对不对呢？我觉得是对的。而你们是不是象河南二七公社呢？有的还提武攻文卫，这不是碰鬼了吗？文的怎么卫呢？
听说，有的地方，两派都在准备砖头，准备武斗，还说是我允许的。这是歪曲。我说的不仅指河南，也是指武汉，武汉廿日凌晨，扣押了谢富治、王力同志，在那种情况下，我要支持革命派，那里革命派自己又没武器，对立面拿着武器，背后又有人指使，在那种情况下还不该革命小将自卫呀！可是你们，有的地方还修工事，我觉得儿戏了，要冷静，头脑冷静很重要，不冷静容易犯错误，要冷静、勇敢、谨慎。
“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象“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
还有一种被广泛流传的传单，署名就很怪，藏龙、藏貉、伏虎。有什么十条的，十二条的，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无产阶级革命派，传单的标题是“请看革造总部的绝密策略”（假工代会搞的？）。他们七月末八月初在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王府大街公开张贴，很象是特务干的，（谢副总理插话：与“五·一六”有联系）可能与“五·一六”有联系。这是一种破坏行为，要向群众讲清楚。
有些地方把我们小组分为多少个派，这是不对的。在一些地方看法不同，这是常事，你们也一样。但是，我们是团结在毛主席周围。有人说我与伯达同志，还有戚本禹同志是一派，关锋同志与康老是一派，根据什么呢？！
对于聂元梓同志，我没有什么私交，过去不知道这个人，去年写了大字报后，才知道这个同志。对于她的对的，我们全组都支持的，拍掌。她的错误，我们是不支持的，对于在座的同志也是这样的，对的就支持，错的向你们提出意见，交换意见，你们也可以驳，但是不允许闹分裂。人大三红的分析我觉得有些道理，我也怀疑有一只黑手，不知我讲的有没有道理。这只黑手不仅伸到群众当中，伸到革命小将身边 ，还想在我们身上打主意：肯定要失败！对于革命小将，他也是要失败的。因为革命小将也在提高嘛！要满怀信心，主席在搞斗争时，想到，充分想到困难的一面，但是，总是满怀信心地领导中国的革命。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如果不对形势作正确的分析，把自己放到恰当的位置上，那就会出问题。我们应当配合主席的思想。你们不仅是闯将，而且应当是有勇有谋，智勇双全，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要提起脚就走。现在北航你们还搞斗批改吗？总是要有点试验嘛！失败了再改，这不妨碍我们搞大批判，这个工作很艰苦。
今天话讲长了，你们也听腻了，结束吧。
康生同志的讲话
我完全同意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没有什么多讲了。
讲到分析形势，都具体的作了解释。当前的形势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而是象毛主席讲的，当前是大好形势。
我想讲一点。江青同志用比较的方法证明了形势。我有个补充的事例，今年我们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5月17日《红旗》、《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篇重要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我想同志们要看形势，不可忽［视这二件事。就是说，这个通知是伟大的历史文件，这二篇文章不仅主席看过，而且好多段是主席写的。
那篇文章是讲了国内的大好形势，也讲了国际的大好形势。那篇文章讲了三个里程碑，讲到了毛主席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第三个光辉的里程碑。文章中还讲到社会主义社会存不存在阶级斗争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不可能解决，毛主席解决了。
比如列宁，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和“‘左’派幼稚病”里提出这个问题，但不可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28年以前还承认了阶级斗争。到了36年就否认了阶级斗争。直到他逝世前两年才讲到有阶级斗争。是谁把马列主义发展到最高水平呢？是伟大的毛主席。毛主席不仅提出了这个问题，也解决了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仅对中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伟大意义，对世界也有巨大意义。
文章的最后，毛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不要以为一次文化大革命就能解决问题，也不要以为三次就能解决。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文献上有记载。难道我们当前还不是大好形势？！
我们的一些同志不仅不认识这个问题，而是用资产阶级思想去推测，根本问题就是没掌握好毛泽东思想。《五·一六通知》为什么重新发表，本来《五·一六通知》发表已经回答了为什么，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毛主席的英明。
有的地方搞秘密组织，起个名也“五·一六”，他们的名字不配叫“五·一六”，他们是诬蔑“五·一六”。
我们要知道，我们生活在最幸福的时代，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把毛泽东思想深入到群众中去，这是共产主义运动史无前例的创举。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诬蔑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最近一个英国共产党做工会工作的代表到了北京第一机床厂参观。他看了以后回来就说：我拥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没想到中国工人阶级思想觉悟这么高。我回答他说这是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的诬蔑是他们不敢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那些诬蔑我们的人是缺乏起码知识的。
我们对毛主席要好好学。我们学得实在不够，希望同志们多想一想，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了多少，领会了多少，应用了多少，活学活用了多少，这是我人经常应该想的。少打点“内战”，不要光想站着两条腿这里跑跑，那里逛逛，我就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者，没有那回事。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检查自己，就会少打“内战”了，我们用“五·一六通知”和5·17社论来检查，就发现我们学习得很不够了。
另一点，我想讲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有敌情观念，还有帝国主义，还有修正主义，还有蒋介石匪帮，难道他们不利用我们的缺点，利用我们的无政府主义干反革命活动吗？来破坏吗？昨天我们收到香港寄来的一本书，书名叫“刘少奇语录”，上面有刘少奇的象，刘少奇题的字，也有33条，写这个书的人叫司马义（晋）是美国《展望》杂志的反动编辑。这就告诉我们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这不能说明他们的强大，只能说明他们穷相无聊的，是接近死亡的。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我完全同意刚才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的讲话，我想补充两点，一个是形势，一个是军队的问题。我们看形势，要客观地发展地进行估计。有两种估计方法。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认为形势大好。江青同志说要有比较。首先敌人是什么样，去年这个时期，正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时期。后来，开始了大串联，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北京起了很好的煽风点火的作用，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阶段，是毛主席根据上海的经验，提出了夺权斗争，掀起了一月风暴，搞了夺权斗争，这个问题比前阶段深入了。经过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斗争，暴露出来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进行夺权斗争。经验证明，上海，山西，山东，北京还有黑龙江，贵州夺权是对的。这些经验证明，夺权就是夺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要通过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夺了权还会有反复，还会有许多经验需要补充。夺权中出现了一些缺点，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靠我们在斗争中，在实践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可能一帆风顺直线上升，这样的形势是在前进，只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相信群众大多数，相信干部的大多数，相信解放军的大多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依靠解放军的大多数，敢于自下而上地发动了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样的大革命，今后还要搞，不过不是重复，是螺旋式地上升。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是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重要支柱。所以毛主席把“三军”、“两支”的任务交给了解放军。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和他们讲，真是任重而道远的了。事实上证明解放军是胜任的。不要以为武汉军队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赵永夫，内蒙王逸伦，就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怀疑。整个军队，就那么少数几个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保卫者。没有解放军，光光发动群众，敌人就要乘虚而人。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还是前进的，主要的是毛主席的思想，但是还要有力量来维护，当然首先是群众，而解放军是最有组织的。解放军也会犯错误。只要把问题讲清楚，赵永夫之流就会象豆付而已。青海也开枪打过革命派，但是说清楚，就亲如一家了广大解放军战士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的军队、只要毛主席、林付主席命令一下，就好办事。广大军民亲如鱼水。内蒙的军队问题，只打了一枪。他开始采取两面派，最后还是暴露出来了。陈再道也是这样。武汉事件，我亲眼看到。武汉问题的解决是解放军大力支持的，有个士兵，端着枪，对准王力同志，当时，独立师的一个营长马上站出来，说，你开枪，事情就变了，要开朝我开！结果战士手也软了。所以，我们解放军的支持作用看得很清楚，不看这个半年，就看去年接待红卫兵，没有解放军怎么能行呢？四个多月时间接见了一千三百万的红卫兵，那么有纪律这是个伟大的创举，那一个国家能见到？还不是解放军组织得好。后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看到很有组织，就想到军训，号召在红卫兵中的搞军训。北京武斗，解放军受伤不少。就是在毛主席接见时，由于群众要见毛主席，也有许多解放军受伤。我们去看他们没有听到一句埋怨的话，想起来非常感动。解放军就是听毛主席的话，林付主席的话，受打时，受骂时，不动口，不动手，不开枪。坚决照办，几乎占百分之九十九，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万分之九千九百九，现在，全国的武斗解放军去阻止，受伤的以十万计了，而不是几万计了。这么个好的军队，那个国家有能有？这是几十年的我军的培养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在军队内挂帅的结果，什么物质力量也不能办到的。犯了错误，只要毛主席一说，林付主席一讲，就马上改，山东军区司令员就好嘛！陈再道是个常败将军，他把枪对准王力同志，他的警卫营营长就挺起胸膛保护了王力同志，说一开枪性质就变化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儿十年革命的传统。三相信、三依靠，最重要的是军队，所以毛主席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军队，解决了许多问题。《五·一六通知》证明主席的予见，最后一段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念最后一段），刘邓陶是后来被揪出来了，《五·一六》是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文献，所以苏修感到挖了他们修正主义的墙根，就把赫鲁晓夫从拉圾堆里拉出来，污蔑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是最正确的，说当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是错误的。
刚才康老讲，从香港寄来了一本刘少奇语录。我也打算讲一个香港的故事。香港九龙那里是边界，我们工人为了张贴语录，主席象，标语，冲出了边界，到了一个警察局，那个局长准备开枪，但还未来得及，我们工人一手抓住了他的手腕把手枪夺了过来，对准了他的脑袋，结果，下面的当兵的，也得交枪投降了，并勒令他，认边界哨所的人也交枪。结果搞了三点协议还在签字，允许工人们贴语录，带主席象出进。工人胜利地回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大的小的都证明这一点，英帝、美日、苏修都是纸老虎。另一种说法说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前夜，说刘邓还有那么大力量，这是敌人讲的。帝修反说的。他们从武汉中作中，得出的这个结论，说什么会有更多的武装暴乱。就是要武装夺取政权，这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北京不能夺权就到别的地方去锻炼，去夺权去了。怎么把毛主席的影响看得这么轻，把刘邓的影响看得这么重？可能你们看了参考消息，又不注意分析。独立师，百万雄师坏的是一小撮坏头头。总司令说，我们的两个同志对独立师只作了半天工作，他们就听话了，都照我们计划办事，这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把王力同志搞出来了也是解放军嘛！（叶君同志讲话：二十号发生事件，海陆空三军就全力支援，出了舰艇等）不错，解放军思想有些保守，军队支左也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但跟刘邓那个时期不一样。一般的讲，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是需要教育，可以教育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要一分为二，好的还是多数。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什么广州要抓广州黄再道。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同志，沈阳军区司令员都是好同志，任重道远，又没有经验，这几年来接触群众又比较少，当然有些领导长期脱离群众，加上传统观念，受《黑修养》的影响，容易犯错误，但也容易纠正，尤其是野战军还不同于军区，他们不同于军区，和群众接触就更少了。我们的军队只要给任务，去了以后，立刻就改变形势。但坏人也在搞鬼，例如就有坏人夺了军队的枪，抢衣服，甚至抓军区司令员等，是不行的。
对解放军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提出来了，这和去年不同，要区别看，武汉地区问题解决了，提出武装人民，这是对的，首先要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这是有条件的。例如，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还有江苏、湖南的。北京的工厂，如果联合起来了，可以武装起来，但没有联合的单位就不行，（武装了）就要打“内战”。可以武装联合起来的左派，把保守派的武装要收回来，农民进城，他们是不愿进城的，受了蒙蔽。
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小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是急先锋，闯将，立了大功，现在要求你们前进！武汉地区的问题，靠武汉地区革命人民解决就行了。陈再道出来了，革命的干部也亮相了，有了三结合的基础了。靠谁解决问题呢？主要靠本单位的同志们。我们北京红卫兵、学生、要和中央一起，有计划地，有领导地派出一些人到需要的地方去抓革命，促生产，进行调查。现在有个倾向，是有组织地搞，还是自由流出？武汉去了两万人，是个大包袱。北京的同学有个优越感到处串联，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清华派出了5000多人，这不好，火车票怎么搞来的，这事我有责任。没有车票的上车就不下去了。我们去动员，谢副总理去请，当面答应，我们一走，还是不走，希望大家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清形势安下心来，学习全国搞好本单位的大批判，斗、批、改然后在这基础上，要抽调一些人，有组织外出调查。去调查这些问题：冲击军区，夺了枪，是违反“六·六通令”的。还有两派武斗，武装左派，农民进城要调查。这些工作可由那些综合大学去做，专业大学可专业搞调查。最近，我还和戚本禹同志商量过，矿院抽一些人，到全国重要矿上去，进行调查，抓革命，促生产，就好了，这样就要安排了。现在，大部分在校搞大批判，斗批改，另一部分，外出调查，搞抓革命，促生产调查。要求大专红代会协助。北京专业学院几十个，可以作这个工作。要听林付帅的话，加强三性。你们是毛泽东思想时代的大学生，比我们五四时期的中学生要好的多，小资产阶级思想比我们少。
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问题。我们搞了个决议。66年毕业生，生活问题我们解决，9月份发工资，国家供给，因为已经一年多了。67年毕业也差不多。困难由国家来负担。至于分配地方，如果那儿需要，你也原意去，就离开学校。实在不行的一般地暂时还留在学校搞大批判。详细情况，条文上有。细节研究一下，马上发下去。
总之，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三相信，三依靠。还要把林付帅三性记住，今年是这样光辉灿烂，明年就要更加光辉灿烂，开花结果了。
让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建新劳！
谢富治副总理的讲话（记录不全，大意不变）
同学们，今天晚上的会议，是重要的会议，几位同志都讲了话。三军的负责同志都到了。有四位首长讲了话。为什么开这个会，因为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但北京有些同学，对这个形势看不到，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一些不统一的看法，需要中央文革小组讲讲，我们来听听。
今天的大会，除王力同志外，中央文革都来了。杨成武同志有事没有来，其他三军负责同志都来了。
我有个建议，希望把四位首长的讲话，整一份纪录，发给大家学习，学习一个星期，然后，结合社论、中央指示，配合当前形势，当前的《红旗》《人民日报》等社论，讨论一下。整理稿，最好几个学校一起整理，不要每人一样，对我有利，我就要，没有利，就不要。武汉三钢三新最近就联合整理了一份讲话，很好。
文革小组同志批评我，说我北京大批判抓的不好，革命的大联合抓的不好。这是对的，我接受批评。我听不到大中小的批判，听不到大联合。只听到吵吵囔囔，武斗。我光和稀泥，在大联合上我有缺点，要承认。在制止武斗方面，我也有缺点。但我好几次强调了哇！我还和工人讲，你们上街游行反对武斗。我一定要参加！
同志们要把大批判搞好不要搞武斗。我们还沿着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给的方向去干，我们应当注意。是按毛主席、中央文革提出的路线去做，还是按某一个学校什么动态报的形势分析去做？应当注意。
首都红卫兵给全国革命派很大的支持，北京的同学在外地影响很大，但也有的要注意。例如，几个人就可发声明，还挂着什么红代会的牌子，这就不好了。
关于军队的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伟大的军队。北京的军队，是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四月份，江青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提出拥军爱民的口号，这不是一般的口号，是一个重要口号。
还有一个问题，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我去过京西煤矿，那里搞不好，北京的煤就有问题。你搞武斗，不要把一万吨煤给搞掉了。我们还要关心铁路工作，我们要强调。最后还强调一下，不准冲中南海，不准冲人民大会堂，也不准冲钓鱼台。不要光贴大标语，什么谁的讲话好得很，问题在于好好地学习，
对四位同志讲话要忠实记录传达、整理，不要贴一张大字报，什么好得很。大家也不知什么内容，就各取所需，
康老插话：有一个内容可以贴大字报，说中央文革小组同意串联这是造谣。
不要串联了。出去的，找回来。我有错误，我可以检讨，但你们要协助我一下。
昨天京西煤矿武斗，我批评了他们。还死了一个人。你们武斗要解决，但一万吨煤不要搞掉了。
总理插话：我很关心铁路。
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对外作战部《井冈山通讯》（号外），1967.8.12图博文物口革筹小组翻印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给建工学院红卫兵一封信
建工学院的红卫兵并告北京市大中学校红代会各同志：
昨天，北京街头出现建工新八一贴出的大字报“斗刘实况”和建工八一贴出的“师大附中革命派八月十九日与刘平平谈话纪要”的大字报。这两张大字报，同上次出现的斗彭大会上的大字报一样，毫无批判，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放毒的话公开出来，客观上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做了义务宣传员，这是非常错误的。
新、老八一的红卫兵的某些同志，特别是新八一红卫兵的一些同志，在大批判中作出了一些成绩，便骄傲起来，发展了风头主义和小团体主义。不顾影响地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放毒的话，加以扩散，以至犯了上述错误，是应该引为教训的。希望你们讨论一下这件事，改正这个错误，不要再做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希望作的事，上他们的当。
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陈伯达对北京外语学院造反团冲外交部一事的电话指示
〖26日晚，北外红旗大队经总理批准在人大会堂斗批陈毅，此时北外造反团地院等冲击了外交部。陈伯达同志26日晚对北外造反团冲击外交部一事作了三点指示。〗
一、冲击外交部是错误的，冲击今天的批陈是错误的。
二、今天揪陈毅是错误的。
三、立即撤出外交部。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北师大问题的紧急通知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反对开群众大会斗谭厚兰，反对搞垮师大革命委员会，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二三月反对谭震林，批判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这种行动。你们应当立即释放谭厚兰同志，希望你们严格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提高革命警惕性。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
北师大学生自发地开了一个会，批判谭厚兰，蒯大富等人参加了。为了这件事，江青、中央文革就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各个高校的群众组织头头的会议，指示不准搞谭厚兰。谁要批判谭厚兰就要处分谁。江青说我是搞谭厚兰的主使，说“聂元梓是躲在一个角落里指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的指示
总理联络员王文正同志11日晚11点对二外红卫兵电话传达总理指示：
一、有人去印度使馆问题总理已经知道了，并与外交部取得联系，没有中央命令不要随便自己行动，游行示威。
二、有关11日下午外交部“九·九”展览一事，你们造了反，和留学生封了展览。封了就封了，以后不要再去了。总理曾派我们几个联络员去外交部了解过这个展览，打了报告交给了总理，总理正在审查。在中央没有正式决定开放与不开放之前，不要去展览会采取什么行动了。
三、不要打人，不要抓人。他们封了校，不要去管他，有什么情况及时反映。对“五·一六”可疑分子整理材料上交，由中央处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清华大学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 00支队《重炮猛轰 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的人物──陶铸……》
最高指示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伟大的转折完成了！阴谋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小集团暴露了他们全部诡计和阴谋相继破产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从他们手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文化……革命的权，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避开了一大暗礁，将革命的航船向最后胜利的方向急驶！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反革命两面派的顶峰，它是封建统治阶级向先进的革命势力作最后的拼死挣扎的产物。袁世凯以他反革命两面派特别的“机智”和特别的“手腕”夺取了清朝皇朝的政权，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在革命志士的血泊中又竖起了一个封建王朝──袁世凯王朝。然而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袁世凯登峰造极的反革命两面派手腕搞垮的不是革命人民，而是他自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袁世凯和他封建的政权被革命的浪潮淘尽了，而袁世凯以险恶的两面派手腕而遗臭万年。
今天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统帅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向最后胜利冲去了，资产阶级要彻底完蛋了！这是无产阶级胜利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势必要以百倍的疯狂，万倍的阴谋来作最后的挣扎，因此袁世凯式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他们看到他们原来的主子已经被革命人民打倒在地了，并且踏上了千万只脚，要重新翻身一时是不可能了。于是他们就利用在党内的地位，搬出了他们老祖宗袁世凯的一套，大耍两面派手腕。在关键时刻，总是以“左”的和“右”的方面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企图使已经取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付之东流，动摇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以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航船翻个个儿，重新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得力干将陶铸就是“袁世凯”式人物中的一个。袁世凯式的人物都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也是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家。
他们第一个特征就是千方百计贬低毛主席，贬低林付主席，相应抬高自己的地位，大肆吹捧自己，这正如姚文元同志所说的：“他们为了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千方百计用各种阴谋手法扩大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手中的权力，无耻的自我吹嘘，他们利用他们的职权和地位，在大革命中拼命地耍阴谋，打击和贬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利用一切机会来宣扬自己，以至于连群众的小字报也不放过，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企图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一种假象，他们领导文化大革命是具体的真切的，而毛主席、林付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是抽象的、空虚的。他们一方面在行动上利用手中大权千方百计与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背道而驰，故意贬低代表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一些文件和口号，甚至干脆无视这些重要文件和口号；另一方面，又装得十分谦逊，以便炫耀自己，腐蚀迷惑和欺骗那种不坚定的群众以及幼稚的青年人，陶铸在中央的几个月中就是这样干的！
要篡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要篡夺党政军大权就必然削弱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以至于搞倒无产阶级司令部。
袁世凯式的人物第二特征是：“他们用貌似极‘左’实是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文化大革命来长期存在着一股炮打总理的妖风，这股妖风非常顽强，无论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何警告也压不下去，这就是袁世凯式的人物耍的由他们散布“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但就是不怀疑自己，打倒自己只打倒别人。此外二月以来，群众中广传着一种中央文革分派的流言，什么总理、康老、王力、关锋、林杰是一派，江青、伯达、戚本禹是另一派。袁世凯式的人物自作聪明，以为放出这种风来既能利用极“左”思潮造谣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又能巧妙地掩盖自己；既能促使左派犯错误，并巧妙地利用他们的错误，又能最好地保存自己。可是天公不作美，武汉事件和全国性的516兵团赤裸裸地暴露了袁世凯式的人物的一切伎俩，这般自作聪明的家伙，真象其老祖宗袁世凯一样，逃不过历史的无情惩罚！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谁跳出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反对人民，谁就一定要垮台！
袁世凯式人物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大搞垄断，积极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姚文元同志说得好：“陶铸从地方到中央之后，手伸得很长，向无产阶级夺权的狂热在几个月中暴露的那样突出，不择手段地招降纳叛，收买已被革命人民揭露的坏人，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击革命派，以致任何两面派手法也掩盖不住这种反革命野心。”
袁世凯式的人物不但企图垄断文化大革命的大权，垄断了一些主要的报纸的权，而且还企图垄断外交权，企图垄断行政权，甚至企图控制总理的常委大权。不仅如此，他的手伸向了军权，他们运用天空中的一点乌云，神经质地夸大，促进左派犯错误，散布“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企图打烂伟大长城，分裂伟大长城的人民解放军，全盘地搞垮毛主席和林付统帅的军权。一手篡权，一手搞“大翻个儿”，其心何其毒也！
袁世凯式的人物的第四个特征是抹煞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装出一付热情歌颂群众运动的样子，放纵小资产阶级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泛滥，从而把群众运动引向歧途，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纳入资产阶级轨道。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以马列主义的最高热忱歌颂了贫农为主体的群众运动，这儿毛主席所歌颂的群众运动具有最最鲜明的强烈的阶级性，乃就是坚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土豪劣绅的农民运动！毛主席在文章中着重指出了贫农是革命先锋。可是袁世凯式的人物似乎比任何人都热情地歌颂群众运动，但是在极“左”的看来热情洋溢的歌颂下面，把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口号，无政府主义排斥一切、怀疑一切等等资产阶级的东西硬塞到今天由毛主席亲自发动的群众运动中，以此实现其“小资产阶级当权，大资产阶级上台”的阴谋，从根本上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林付统帅说得何等好啊！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毛主席在文化革命的关键时刻提出了：“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可是袁世凯式的人物违抗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以极“左”的面貌去纵容革命队伍中有的同志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和派性，并利用这些东西加剧和另一支革命派的矛盾，分裂革命队伍。更恶毒的是将革命派之间的矛盾引向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打乱阶级阵线的轨道。陶铸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出来之后大力散布“怀疑一切”的思潮，提出极“左”口号顽强地把运动引向歧途。林杰一方面支持414，而另一方面又和团派大谈支持414的辩证法，和其集团上下配合加剧团派和414派的对立，并且煽动团派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武汉事件发生以后，袁世凯式人物大力宣扬极“左”口号“抓军内一小撮”，妄图一举搞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军队，把运动拉向最右方。但是袁世凯式的人物所做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枉费心机，这一切的一切连同他们自己都将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碾个粉碎！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人民革命──历史的火车头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飞奔疾驶的必然趋势，也决非袁世凯式的人物所能扭转！
袁世凯式的人物的第五个特征就是极高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以极“左”的口号来实现其极右的目的。他们不仅在每个关键时刻都提出极左口号来把干部、群众、军队推向敌人方面，以达到“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搅乱阶级阵线，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毒目的，而且不断地煽动我们队伍中的极左思潮，迎合地富反坏右的“权力再分配”的强烈欲望，去冲垮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官，他们特别重视黑龙江省的革委会似乎比别处更为重视一些，大概是因为东北三省对中国太重要了吧！
袁世凯式的人物第六个特点就是登峰造极的反革命手腕和反革命的“机智”。武汉事件和武汉事件后的一系列奇怪现象就是袁世凯式的人物继陶铸的换头术后创造了又一次政客手腕的奇迹。
武汉事件是袁世凯式人物的极右企图暴露以后“机智”地退却的一个大阴谋，一方面保护实力，一方面制造混乱，促进左派犯错误，进一步把水搅混，与武汉事件配合，立刻提出“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一些左派一时没有识破此口号的反动性，上了当，于是左派犯的错误被右派利用了，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以至于出现了某种危险。
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发现了袁世凯式人物的阴谋。9.1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发表大转折的讲话点破了他们的鬼计，把准轮舵，敌人的布局打乱了，面目暴露了。然而袁世凯式的人物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仍然顽强地耍弄他们“机智”手腕来搅乱阵线，保护自己。于是林杰问题突然泄露了。炮打林的风一下子象老天预先准备好似的乱将起来，运动似乎纳入了袁世凯式人物的轨道，谭厚兰被斗了，师大似乎翻了个儿，全市两大派的内战一触即发。
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及时地戳穿了他们一个又一个的两面派阴谋，再一次对革命派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引导，袁世凯式的人物为了掩盖已经暴露的黑手的貌似特别“过火”的高级手腕又破产了！结果水并未搅混，反而进一步暴露了自己。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乌云敌不过太阳，小小袁世凯的两下子虽然能够篡夺软弱的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成果，但也怎能敌得过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怎么敌得过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亲自统帅的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阴谋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继刘少奇之后复辟资本主义的现代“袁世凯”永远逃脱不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芒，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航道向彻底胜利的方向，突飞猛进！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看！在文化大革命的转折关头，极其重要的战略性的江青讲话发表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把准了革命航船的轮舵，绕过又一大暗礁！
看！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了！袁世凯式的人物的一切阴谋破产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全部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大权，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空前巩固。
看！上海市革委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迅速成长壮大。所有已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大树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坚决斗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坚决镇压反革命，坚决把我们队伍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看！军委扩大会议胜利了！人民解放军牢牢掌握印把子，以保证文化革命后的大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手里，以保证将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把文化大革命牢牢地纳入毛主席指引的轨道1
看！伟大的长城巍巍屹立，军民团结如一人，军支左，军爱民，民拥军。毛主席、林付统帅亲自统帅的人民枪杆子队伍牢牢地保证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看！全国一个上下结合的大批判高潮迅速来到，刘邓彻底灭亡之时来到了，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时候来到了！
伟大的转折带来了伟大的胜利！
打倒刘邓陶！打倒大小袁世凯！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字报上有许多批语，其中有代表性的是：
1. “本文作者把矛头指向陈伯达同志，真是混蛋透顶！”
（北师大井造一兵）
2. “本文是一篇反革命复辟宣言书。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群众运动。立场错了。” （延河）
3. “他们分析得有道理。” （02一兵）
4. 此文作者都为《必胜》的东方红00支队。］
原载《大字报选》 （清华大学）1967年9月15日
（来源：原载《大字报选》 （清华大学）1967年9月15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中央首长分别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
〖时间：晚8：50至次日晨0：45，地点：人大会堂安徽厅。被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部分组织的负责人。出席的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姚文元、叶群、戚本禹、傅崇碧等。〗
江青同志：我们现在开会。小将们，你们不是老将。先读语录，带了没有？（念语录第一页第一段，第三页第二段，第224页第二段，第229页第二段）好，现在请总理给我们讲话。
周总理：这次找首都红代会各学校组织来商量一些事情，但是北京现在分为两大派，“天派”，“地派”，今天主要接见“天派”。我最近才知道，听说我是“天派”的后台。我倒是喜欢坐飞机，但是飞机要从地上飞起，以后又要回到地上。“天派”有一个观点，小报中对形势有一个错误估计，任务从形势而来。今年春天清华井冈山小报上对形势估计很坏，说什么要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去了。你们不知道党中央情况，到处道听途说，瞎估计。
最近又是，武汉七·二○事件之后，在八月五日天安门城楼上，有人认为是第三次大串联。我讲哪有这么回事。我们根本不是这样估计，形势推动我们前进，我们否定这种错误估计。
尽管我们这样说，但是同学们不回去，还是这样讲，还是这样估计，还是这样做。八月十日、十一日两次座谈会，我们批判了这种错误估计，你们还是这样估计。清华派出四、五千人，北大也派不少，北航也去了不少人。我们不断的号召回来，但是不灵。（江青：清华去了五千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清华井冈山今天登小报反对我。蒯大富你站出来，你们今天就反对我，我是批评你，不是打倒你，坐下。）连武汉三钢三新都说是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这样估计是错误的，还提出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武装夺谁的权？就是要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问题”，就是企图夺军队的权了。揪军内一小撮，七月我们纠正了一次，但八月到目前这个错误口号就是没有肃清。我们与大学红代会谈了多次但不灵。北京的话传到全国，现在有些地方还在揪军内一小撮。
党中央的估计与你们相反。七八月份，各地军队承认了错误，解决了河南、湖北、湖南、浙江、江西问题，比上半年快得多。我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亲自领导的军队，人民解放军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一号召说，错了，解放军马上就认错了。解决武汉问题就是靠毛主席，靠军队，不是靠别的前进。这就是相信人民，相信党，相信解放军。陈再道，钟汉华这些人有什么多大作用，一下子就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又过三个半月了。文化大革命向深度、广度发展了。全国已有七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了。现在正面临第二个年头，要思想革命化，要夺走资派的权，要巩固胜利，我们有无限胜利信心。首都红代会不听我们这些，主观臆造，错误估计形势，影响全国，与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方向背道而驰。例如，江青同志九月五日有一个讲话，你们放了录音了吧？（众：都放了。）她讲了三个问题，可是你们的做法与这三个问题都相反。
江青同志讲要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提出要巩固这个领导核心。所以，九月一日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我们讲了“五·一六”兵团是一个阴谋反动组织，它要动摇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姚文元又提出了它的性质。但这主要是一小撮坏头头，从极“左”方面破坏党的领导，我们要认真对待。他们的矛头不是反对我个人周总理，实际上是对中央文革，我与中央文革是坚决一起战斗的嘛，一起办公的嘛，这是统一在毛主席、林副统帅指导之下的。这你钻什么空子呢？有人想从极“左”钻空子，我们小将到处传闻，油印，推论，臆造，总归是干扰我们的工作，我们今天就是帮助你们。
对“五·一六”不应扩大化，总是少数坏头头，对揪黑手要认真对待，不能在群众中揪一派打一派。“五·一六”就是靠造谣，阴谋活动，除此而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在群众中扩大化，不要揪一派打一派。对“湘江风雷”就是这样，他们的头头有坏人。我们过去听军区的多了，现在解决了，“五·一六”别看在名字上有几方面军，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群众会觉悟，他们本来就是造谣生事。这是第一不要扩大化。
第二，你们学校各组织真有这样的人，你们应划清界线，由本组织自己揪出坏头头，这样我们欢迎。农大东方红查出了秦化龙是叛徒。他们听我的话，在批谭时没让他上主席台，他们农大东方红将秦化龙扭送卫戍区，我通知接受。我今晨接见了他们。虽然他们东方红查出几个“五·一六”分子，但是他们找出了人证物证，自己揪出秦化龙扭送卫戍区，这很好。安徽两派都是革命造反派，中央解决问题以后两派都打电话揪黑手，他们从没有讲过团结，P派和好派也一道揪黑手了，这是从没有的好事。（康生插话：两派争先恐后的交武器，自己把自己的坏头头抓起来，送交军管会了。）
秦化龙是个叛徒，不是一家调查出来的，农大的问题两派都参加了，你们应该欢迎他们。揪叛徒问题“天派”“地派”都合作了，这个行动完全有利于党的纯洁，为什么要分裂呢？对“五·一六”要有这个精神。
第三，“五·一六”的头头揪出来了，不要因为有几个坏头头就认为群众也都不好了，把群众推到对立面，这是群众斗群众。
第四，“五·一六”兵团以极“左”面貌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从内部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我和中央文革不可能都是一个口吻，如果谈什么事都是一个口吻那就一个人讲好了。（康老插话：勾心斗角的看待中央文革和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五·一六”从极“左”方面来干扰。但也要防止二月逆流那样从右的方向来干扰，两者形式不同，实质相同。所以我们要指出“五·一六”问题，但不允许老保翻天，不能借此机会翻案。文汇报今天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从中央领导巩固起。
你们何必来干预党中央领导的内部生活呢？我们是一致的，你们胡说乱猜是胡闹，是干扰我们的领导，是不能得逞的，如果你们是被人操纵就要揭发，若是自己认识问题就改正。地、富、反、坏、右坏人都想拆党中央的台。你们青年人思想常常摇摆，别的地方一听你们的讲话，就以为你们从党中央、中央文革得到什么法宝了，这很不好，当年五四运动青年受封建和军阀思想影响有派别是可以的，当时北大就有胡适之派，陈独秀派，自从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取得我们党的领导地位之后总是一派红线，虽然有刘、邓黑线在作怪，但仍然取得了伟大胜利。可是你们都扳着手指头算党中央还有几个人了，这完全不是毛泽东思想，是五十年前我们对北洋军阀的看法。现在虽然有走资派、特务，但是主要还是毛主席的伟大领导，回想五四运动时，你们比我们高明多了，但是你们不能飘飘然，要好好的从天上回到地下来。
江青同志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要巩固人民解放军。主席讲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其中武装力量是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我们，从去年保卫革命小将就提“四不”。而你们如何看呢？就相信揪军内一小撮，到处分析，说“林副主席只能指挥五分之一军队”了，简直一派胡言，这根本不符合我们四十年的历史。林彪同志提倡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五好连队，我们怎么能怀疑呢？不错，军内也有坏人，象陈再道、钟汉华、赵永夫等，但是绝大多数是经得住考验的，怎么能用“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呢？如果有坏人挑动你们就要上当的，拥军爱民是毛主席早就号召了的。我们现在面临着国内外阶级敌人，走资派，要更好地树立敌情观点，这一点在一到打内战时就忘记了。有些领导靠边站了，应该考虑大联合，北京武斗有的比较严重，西单商场，光学仪器厂破坏机器。工农带眼泪进去，带眼泪出来，总归是有坏人伸黑手。在这方面我们要告诉大家，“揪军内一小撮”继续下去是错误的。与军队的对立情绪是错误的，只有通过军训才能将散乱无组织现象变成有组织行动，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一些机要部门要实行军管（江青同志插话：昨天有人象强盗似的从房子上进入《红旗》，这是强盗，要专政，请谢富治同志破获，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北京还发现有违背中央精神的事，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批评，我们不赞成弯腰驼背。这是桃园四清的经验，“燕飞”是王光美、王任重搞的（江青同志插话：北京爬墙抓人是从叶向真那开始的。刘诗昆、叶向真打解放军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些你们要批判。年青小将犯了点错误不能就摔在地上，对军队夺权是错误的，保卫国家的武器你们夺过来干什么？你们夺了枪就乱放，这事不允许。特别是有人不是光明正大，而是做特务行动。去年我对红卫兵讲过，叶向真爬墙搞彭真，杨尚昆搞窃听器，身上带录音机，开秘密会，偷记录，偷日记本，这都是资产阶级特务方式。
北航红旗去年搞什么“斗争策略”小册子，绝密的，这是一套特务手段，是国民党特务手段，这种办法早就被毛主席痛斥的。我要不告诉你们就是犯罪，你们必须去掉。
还有就是抓住人家一句话，就推理，这是不好的，我们不要学彭罗陆杨那一套，我们不指出就是犯罪（江青同志插话：宣布，一切秘密会议非法，我们中央文革都没有秘密会议，要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北航红旗有人给蒋经国写信（念中央社新闻……，你们听了吃惊不吃惊呀！）。要警惕呀，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敌人就是要破坏。（江青同志插话：队伍不纯是正常现象，但要相对的纯，这一点你们组织内部处理。）这是阶级异己分子在派别斗争后边搞的鬼，暴露出来是好的，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有很强的生命力，但是不完全、粗糙。有缺点错误，是爱护还是一棍子打死？但在北京就是两派斗争，找一个借口就要给人家颠覆掉，外部还有人。你们不少人参加，蒯大富、韩爱晶你们都到了现场。（江青同志插话：聂元梓也去了，躲在一个地方指挥。）（聂元梓：我没有去。）
总理对江青同志讲：这个情况没证实。师大革委会有缺点有错误自己改正嘛！为什么需要外边的人去干涉，不听主席的。我们说这些心里很难过。我们学主席著作不好，我四十六年党的历史，我犯过不少错误，也犯过路线错误，不需要五·一六来整理，我心里清楚。我个人犯过错误要认识错误，我快七十岁了，要做到死，学到死，要改到死，跟到死，就是要至死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统帅。你们来日方长，不要自满，固步自封。只要一天离开毛主席教导就要犯错误。我们的影响较大，你们的影响也不小。我们有错误有缺点，在北京对工人文化革命注意的差，因为北京工人文化革命开展的比学生晚，我们注意知识分子多了。（江青同志插话：你们从小受资产阶级教育，从小受家庭影响。不要忘记你们还没有进行斗批改呢！）我们有些偏爱你们，溺爱你们，比如蒯大富他的思想不稳定，他虽然出身劳动人民家庭，也要好好改造。（江青同志插话：是劳动人民家庭吗？）但这不要紧，要与工人、农民结合去受锻炼，我和韩爱晶同志没有什么直接接触，就是因为在一次会上我看见他很瘦，就派我的医生给他检查检查，结果这也成了包袱。（江青同志插话：韩爱晶，我们宠坏了你，我难过，你写的自我批评不是什么自我批评。）你们不应该随便去颠覆人家的革委会，全国都应该如此，这是一个重大的任务。
所以，北京两派不是学好毛著，而是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修正主义影响，近一年来运动轰轰烈烈，你们连坐下来学习都不行，有时连《人民日报》、《红旗》社论都来不及学。所以一些坏东西如：“怀疑一切”、“包打天下”思想很厉害。好象北京的学生如何如何好，不错，北京学生先点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是对的，你们有成绩有功劳。但是今年八、九月份不同了，各地都起来了，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了，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北京大学生再包打天下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有的就是支持少数反对领导。不管对不对，外地反感，电话全是这样。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这是帮倒忙。（康生同志插话：这是主席说的，你们为什么总是不听呢？！）大家联合开会不能解决人家本身的问题，还有“以我为核心”、“唯我独左”，目前这个论调在某些组织或学校中很盛行。（江青同志插话：北京地派要吃掉天派，或是天派要吃掉地派，老实讲吃不掉，你们老老实实从天上下来，否则跌得粉碎，地派也必须从地下钻出来。）我们必须用毛主席思想为准则，如果私字当头，压一派是压不倒的，这是派性高于党性。（江青同志插话：打内战就是打私战。）
我们希望你们还是按十六条方针，紧跟毛主席的航向，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本单位斗批改，不然，你们本单位的斗批改何时才能完成？有些学生外出不回来，给他一个月的的有效期，不回来开除学籍。（江青同志插话：不分配工作，参加斗批改这就是毕业分数，不参加不准毕业，这样可以不可以？应该不应该？）（众：可以！应该！）你们还要放一辈子假吗？现在到时候了。现在考验你们两件事：
一、红代会两大派，各学校的多少派，为了迎接文化大革命后第二个国庆，联合起来好不好？（众：好！）派军训团去军训，接好军训站好队伍，否则你们没有资格参加。
二、三秋到了，又是考验你们的时候，（江青同志插话：昌平有的地、富、反、坏、右抢秋，要坚决镇压，不许地、富、反、坏、右翻天。）我们要保护搞好秋收，国庆之后到农村参加三秋，考验你们好不好？（陈伯达同志插话：可不要把两大派的观点带下去）这是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锻炼自己，其它分配、选种、秋种都是考验你们。（傅崇碧同志插话：有的学生从外地回来带来了枪，说是胜利品，问题很严重）国家的财产，你们从哪来的胜利品，手榴弹、枪、子弹完全交出来。（江青同志插话：你们都不会瞄准。哎……）
江青同志：下面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同志：说我是天派的后台。（康生同志插话：街上画了系统图，有书为证，不是造谣）说我是天派的唯一理由就是我和他谈过话，但是都可以公开，可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江青同志：造谣的事太多了，各取所需，以后总得设法弄清，总不能造谣有功。）
韩爱晶你讲一讲我和你谈过袁世凯吗？（韩：没有）我知道韩爱晶名字不久，我认为韩爱晶要做象样的自我批评。我问你韩爱晶、蒯大富，你们对二月逆流有鲜明的态度和鲜明的旗帜吗？对五·一六兵团表示过什么气愤吗？（韩：有）在这里我批评韩爱晶、蒯大富，我不是天派，我是不三不四派，我批评的不对请你们批评。（江青：爱护你们才批评你们，不要灰溜溜的。）
我有一次找韩、蒯讲了一次话，蒯大富讲了一些悲观的话，我才说：“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前途，无限的光明”，“行百里者半九十”这样我就变成你的后台了。你们有这样一个悲观的思想，就不能正确的估计形势，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估计是大好形势，这种悲观情绪正确吗？最最正确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你们是很悲观的。你们要学毛著。你们对江青同志讲话很好学习过吗？想过吗？你们大批同学到全国去抓军内一小撮，不是自毁长城吗？而是中了敌人奸计！
北航有人写信给蒋经国，难道不能引起警惕吗？文化大革命是思想革命，革我们脑子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的阶级敌人用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你们当了大官了。听说韩爱晶要去西安买飞机票（韩：没有，火车票），财政大权在你们手里，你们拿钱挥金如土，口口声声说拥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是你们的言行又是怎样呢？各行其政。认为天要塌下来了，那天师大问题，你们搞了什么活动？（戚本禹同志：你们清华、北航、人大三红、体院等几个院校开了一个秘密会。）（江青同志：你们自己就说话不算数，人大三红就言而无信，你们三红里就有很多特务，回去把它搞出来。我怀疑你（指回答问题的三红战士）不是学生。你们保大特务孙泱。）
我建议你们到外边去都坐公共汽车，财经公开。我不晓得你们化了多少钱。不要采取特务手段、警察手段，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两派为什么不能谈问题呢？为什么要吃掉他呢？大鱼吃小鱼。聂元梓去了没有？你们总是幸灾乐祸。（江青同志：你们以前在教育部还俘虏过谭厚兰）你们要公开到桌面上，不要采取手段。（江青同志：你们就只能片字只语，完全是糊涂）你韩爱晶不在学校搞你的复课闹革命，而是到师大亲临前线，你们还是东支持西支持。（江青同志：看来你真是后台了。）
今天就是摊牌了。你们抱了一大块石头，却以为自己得了一个宝贝，死抱住不放，走路有包袱。你韩爱晶有没有后台？（韩：没有，保证没有！保证二十年也能证明我校大方向是正确的）你没有被人牵着鼻子走？不知不觉被人拉着走，你蒯大富有没有后台？（蒯：不敢保证）聂元梓有没有？（聂：没有）（江青同志：有人说新北大又立第三功了，聂元梓你不害臊，老实讲，我们去年与陶铸作斗争时，你们还不知道呢？你与王任重打得火热，他是一个CC特务。孙泱也是一个特务，可能是一个日本特务，还与苏修有关。）（戚本禹同志：孙泱的秘书就是你们三红战士。）
你们大事不去搞，而去搞师大革命委员会，大鱼吃小鱼，实用主义很严重。不搞自己的斗批改，要提高警惕呀！不能包办代替，手要收回来，你们有没有后台，调查研究一下再说话，不必匆忙声明。我们不会冤枉好人。是什么线把你们拉在一起，乘人之危，这样会得到你们意想不到的老保翻天。（江青同志：北大已经老保翻天，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
江青同志：今天给同志们、小将开这个会。今天由沉痛变成气愤，几次都不能与你们冷静地谈，我觉得我应该做自我批评，听你们意见时较少，不能及时地对你们从思想上到政治上帮助你们提高。另外一方面，我接受外地的批评：说我对北京的学生太宠了，这是事实，批评你们很少，都说好啊！好啊！当然，老保翻天，颠覆小将成果你们不答应。在许多时候，宠、溺爱你们。我的孩子回家造我的反，说韩爱晶如何如何……我对他说：你不跟爸爸、妈妈干革命就走开。韩爱晶栽了个大跟斗，对接受我的批评不理解。对你溺爱了，见了你就笑眯眯的，圣人呵，小圣人啊！现在我感到你是绝对主义者。我敢保证，我敢保证……。北航你敢保证吗？说得太早了。
有人想从右的，极“左”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对你们太宠了，要求不严格，接班人要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接别的。而在你们脑子里毛泽东思想占得很少，因为主席从来不绝对，不武断。不久前，毛主席告诉我，让我转告给小将：“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回去好好想想，我对你们帮助、教育不够，谈了以后，以为你们能听我们的谈话，但你们根本不听我们的话，这是我们的主观主义。
上次批评了蒯大富，自从蒯大富提出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你们思想水平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以后发现几次总是背道而驰。到目前某部分人，对我们言而无信，这是什么问题呢？除了少数坏人混水摸鱼外，你们自大狂妄、个人主义膨胀没地方放，把自己置于党中央、毛主席之上，人民之上。
你们是救世主，包打天下的英雄。就是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在作怪。去年朝气蓬蓬勃勃，现在变成另外一种人，背离大方向。当然说的是部分人，但他们在起作用，我应告诉你们，不要以为中国没有你们就完了。中国共产党1，800万，就是揪出一万也是少数。你们悲观失望，韩爱晶写什么检查，连我名字都不写，变成大老爷，宠坏了你，在座的我是最宠爱你，训了要训你，训无产阶级的子女，你脑子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泛滥，蒯大富我都不愿再训了。
总的说，天派、地派也好，我们做的工作少，你们有缺点有错误，我们应该承担，我并不轻松，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关系，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共患难。现在你们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了。有的人在小报上骂我：“江青算老几！”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别认为离了你自己不行。你们回去要开门整风，把不纯分子清除出去，提醒你们，你们不跟毛主席走，我们依靠军队、劳动人民。只要主席一声令下，军队就坚决跟主席走，我跟主席几十年了，不象你们摇来晃去。你们不学毛主席著作，靠歪门邪道，靠特务手段……连我的信都有人邮检，对我专政。你们那一套，是刘少奇的。主席关心你们，因此谆谆告诫小将：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我说的是真正的革命小将。
我想突出讲一个问题：就是你缺乏敌情观念，刚才韩爱晶的表现就是如此，什么都是好的，有三千地富反坏右、国民党特务在温州捣乱，这就是敌情。我们军队去夺了权。你们人大有相当多的特务，为什么日修、苏修对你们学校的动态报导那样迅速呢？两派都有，那派（指新人大）是肖前。
另外，有奴隶思想，非常喜欢外国人参加你们的会议，我们自己的事，革自己的命，请他们干什么？当然有的是朋友，但混着不少特务。国民党也留下相当大的一批人没走，难道他们不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北京两大派，我感觉有苏修、美蒋、日本特务在作怪，你们有的自己不知道，利用你们个人主义膨胀，爱为个人吹捧，说你如何如何，听不得不同批评。我们批评你们，就对我们疏远，那边就会拉你们，要提高警惕。
另外讲一个立新功的问题。
你们自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立了不少功。要作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的小学生，每天都要想想自己为人民立了新的功劳没有？犯了错误要自我批评，立了功那是本分。
说了几次你们听不进去，你们是老大，大到连毛主席的话，中央的话都不听了，多数是听的，我说的是少数，少数回去想了，也还是听的。
回去搞大联合，三结合，进入本单位斗批改，你们不去改谁改，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灿烂青春你们想过没有？世界上没有（原文如此，似应为：“所有”──编者）资产阶级的东西全部改掉，这样光荣的任务落到你们肩膀上，这样光荣的任务你们想过没有。我们设想，发一个命令，一个月不回来不分配，不毕业。这下子揪军内一小撮的人回来了，逍遥的也不逍遥了，你们也可以分配给他们些任务，有人反映不干工作就不给工资，教师也如此。教师是操纵你们的。不搞斗批改就不毕业。
从今晚会议，如果还听我们一点的话，脑袋还有一点缝的话，斗批改就摆在你们面前。各地情况不一样，不要求过急，各校按具体情况，但今年年底一定要进入斗批改。学校里头斗批改，文学艺术斗批改，学校斗批改还容易一些，你们受资产阶级影响，但读了一点毛主席的书，你们是大学生，不单是语录本，你们有毛选吗？不要教条地背，要理解主席的精神。话说多了，结束了。
康生同志讲话：我接触同学不多，但却得到了地派后台的称号，不胜光荣之至，有点受之有愧。开始我还是支持聂元梓的，后来又支持了谭厚兰反对薄一波、孙友渔。我想问问蒯大富，你们有一个时期也反对我，和党校红战团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黑帮子女。如苏振华的儿子就在这里，我曾经告诉蒯大富，不要和红战团联系，你们要批刘少奇、刘邓路线，清华要与党校红旗战斗队联系。但是我好心没有用，以为我是害怕了，怕你们揭露打倒我，我好心，没有用，得出这么一个结果，刘少奇以为我是清华后台，在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斗了我三个钟头。我说我是支持蒯大富的。刘少奇专门找我，在人民大会堂谈了三个钟头。我说不清楚，刘少奇说：“你不清楚我清楚”，我是保护蒯大富的。因为个人关系我不愿意讲，我对同志们教育帮助不够。
我们今天谈话的目的是爱护的，帮助同志们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毛主席语录上讲过：“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就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希望同志们很好的去读一读正确的意义，这是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关照我们这样作。要我们以身作则的用自己犯错误的事实帮助同志们。
毛主席讲：“一个工厂内两派那样斗争，到底两派斗争有没有阶级基础，看不到。”当然，少数地富反坏右除外。都是阶级弟兄嘛！为什么这样，开机枪，六○炮，放高射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释。坏分子是有的。我同聂元梓讲过，反聂的杨旭（飘派）和他的弟弟杨旭章（）是坏分子，可能是特务。这是少数。但在学校里学生这一派那一派斗的这么厉害，到底为什么？有什么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江青：缺乏自我批评，只有批评人。地派如果不钻出来就闷死。）
不！是被埋葬！有些同志言行不一致，会上一套，下去就不一样了，言不如心，言行不一致。这就是一个两面派作风。错了不要紧，不要表面上一套背后一套，还要搞秘密活动，怕我们知道。
（江青：我们的记者已经哭了，因为你们拒绝他们，你们就是无视中央，这就是两面派，资产阶级政客作风。）
有些组织或某个人采取特务手段。我与特务、敌人斗争了多少年，我特别敏感。“天派”“地派”有些作法就是特务作法，我想不出你们从什么地方学来的？哪个学校都有动态组。有些人对一篇文章象研究密码似的，不是研究思想，而是研究这一段，那一段。这里有一小撮走资派在后台操纵。另外还有苏修、美帝、日修和蒋匪特务在后边伸黑手。他们不直接出面，如人大的孙泱。
周总理：农大东方红揪秦化龙，秦化龙就是以极“左”面貌出来，你们学校就没有？有大的有小的，不要把话讲绝对了，你们年轻不怪你们，农大东方红是地派的，我们应该欢迎。我请同志们注意，要注意敌情，外事口有美国间谍直接插手。（江青：请大家注意一个情况。九月十二日在地质学院有一个气象局红旗战斗队的“谁是最大的黑手”要分析一下。）与特务斗争的经验你们太缺乏了。第三种情况，就是社会思潮，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有右的，也有极“左”的。
我今天看清华井冈山小报有一个社论是很错误的。九·七苏修勃列日涅夫在匈牙利一次会上做了一次恶毒攻击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我们准备回击。勃列日涅夫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的。然而我们有些人说苏修骂我们是极“左”。首先是这个题目就有问题。（江青：你们井冈山小报搞我们，我们就用大报搞你们，必要时一个个点名搞你们。）
如果按标题和内容来看，两条路线斗争只有极右了，而没有极“左”了。列宁为什么写《“左派”幼稚病》一书呢？这是非常错误的，这个社论和第一句话就是错误的。勃列日涅夫正在骂我们反革命，你们说他们骂我们是级“左”思想。当然作者不一定就是有什么企图，因为可能是对4·14等等，但问题是反对批判“揪军内一小撮”，这是自毁长城。而恰在同一天出这么一张报纸。
你们说“揪军内一小撮”是林杰搞的，但是你们清华井冈山出去五千人到河南反新军区，到上海反张春桥，到武汉反对曾思玉。你们一点责任也没有吗？而用社论大反这些东西，你们清华井冈山就是极力反对江青九·五讲话，而称这些人是什么先生。（江青：你们知道这个文章（指井冈山报社论）是谁写的吗？）（蒯大富解释了一些）（江青：一定要组织一篇文章，肃清流毒。）（戚本禹点头）（语言学院汇报：我院两派都有外国人参加，怎么办？）你们怎么处理？！你们去斗一斗蒋南翔去，这是蒋南翔搞的特务学校。
还有人说，“极‘左’思想就是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我问一句，什么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东西，北京市最重要的国家机器是什么？就是傅崇碧吗？要打砸北京卫戍司令员吗？你们怎么能把我们这些错误缺点和少数坏人的某一机构及美帝苏修混为一谈呢？这是一种什么思潮？这是被敌人利用了。（江青：我们还称你们是同志，信任你们，你们就称我们是先生了，我还得保你（批蒯），有人说总理是最大的保皇派，我是一个小保皇派。我生怕你们犯了错误。）
你们对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不对头，你们有些人是资产阶级政客式的、国民党式的、赫鲁晓夫和台湾式的看法，是不对的。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看法。与香港反动报纸一对照，完全一样，是反动的。
我们揪党内走资派，丝毫也不妨碍以毛主席为首的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怀疑这一点就要犯绝大错误。你们还有人要整我的材料，如果不够，我可以供给。蒯大富我提醒你注意，党校的红战团开始向清华井冈山28团活动。（江青：当心老保翻天，韩爱晶还那么绝对保证吗？韩爱晶、蒯大富要作自我批评，向谭厚兰作自我批评，这次你们不对，你们颠覆别人，你们自己也可能被别人颠覆。）
要认真学习列宁《论“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四章。新北大应该总结一下为什么在一个时候要打倒谢富治副总理。
（江青：就是想要打倒谢富治，聂元梓当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你们这些头头不要挑动群众斗群众。散会）
首都出版界革命造反总部翻印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就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扭送秦化龙给北京卫戍区的信
〖秦化龙：中央农林政治部副主任〗
傅崇碧、黄作珍同志：
现有农大“东方红”刘玺、解金瑞、高亮、肖××四同志扭送秦化龙来卫戍区，请予接收、监护，听候中央处理。
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五时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中央首长分别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
〖时间：晚九点半至十二点，地点：人民大会堂。出席的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叶群、戚本禹、姚文元、吴法宪。〗
江青同志：开会了。同学们，带语录了没有，我们学几段语录好不好！
现在请总理讲话。
总理：同志们，战友们，今天还要重复昨天讲的，昨天讲了一次，今天再讲一次，可能讲不好了，因为提纲没有带来。
我想，最近一个时期，七八两个月，整个形势，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更向前进了。江青同志的讲话录音听了吧！形势大好，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一致的看法。大好形势不是随便讲的，是确确实实大好，是大大进步了。因为我们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夺党内走资派的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党的领导。所以我们在夺权斗争中，我们要向深度，广度发展。特别是七八两个月形势更好，解决问题快起来了。从一月份夺权斗争到七、八月，全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七个（指省的），大家知道的，山东、山西、青海……，除了这七个以外，我们还争取了过渡的办法。一种是成立军管会，由军管会过渡到三结合，促进大联合，三结合。另外还有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由这个过渡到革委会。长江以南正向这个方向前进。
到七八月份我们已经解决了河南、湖北、浙江、江西……的问题，现在正在解决安徽、广东、广西、辽宁、江苏等省问题，估计在今年年底全国二十九个省可以解决二十个至二十四个。今年，第二个年头，速度会加快一些，有了一年的深入的发动，经验多起来了。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点燃发动的，是自下而上发动的，史无前例的，举世无双的。在这么大规模群众运动中，我们伟大的领袖，让我们加紧工作，我们在这里召开了好多次会，但是出现另一方面的干扰，这个干扰来自北京，特别是来自大专院校红代会两方面的干扰。
本来红代会是应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上，促进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但是，北京红代会，大专院校提出了一些跟我们相反的看法，说什么现在是第三次大串联的时期，在八·五大会上，我碰到大专院校一些认识的同学，有蒯大富、韩爱晶等。他们有这么一个认识，说什么“现在是第三次大串联时期”。我和谢富治一致讲：“肯定没有这回事，不是大串联，而是要回来，现在形势有利斗批改，应该在本单位，本学校搞斗批改，不是出去。接着八月十一日我们又讲了话，结果你们还是走了很多，清华走了五千人，北航也有，师大想派一个联络组到西藏去，我说了之后他们没去。总之，各校都有这种现象。
后来和武汉造反派接触，才知道，他们和我们对形势估计不同，他们对形势估计是悲观的，他们认为全国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好象比二月逆流更凶，因此得出结论：“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我们一听，这怎么象话。夺谁的权，全国军事大权在毛主席手里，毛泽东思想挂帅，怎么能武装夺取政权。
有些人受了蒙蔽，保守派夺了解放军的武装，但是毛主席一声令下，派解放军去，问题就解决了。武汉问题怎么样？陈再道暴露了。
象陈再道、钟汉华这样的是极少数，绝大数解放军官兵都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武汉问题还不是解放军解决的？！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国人民、解放军都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武汉的几小时乱子很快解决了。
怎么能说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呢？把这些权都夺过来，就是夺无产阶级的权。战争解决问题，这就是内战，这完全是悲观的。
甚至有人说：毛主席在中央也是少数，我们要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好象是很好，永远跟着毛主席，但是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狂热，一转，转为悲观。这种估计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列主义。不仅如此，这种想法背后有黑手的，有坏人的。有人故意散布这种论调。正象姚文元同志文章所说的，有人从极“左”，或右的方面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不仅是走资派的问题，更有坏人、敌特在破坏，他们暗藏在群众中散布，有些群众一时受了影响。9月1日我们曾经召集了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9月5日在接见安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会上，江青同志，康生同志等又讲了。这一次再讲一下，这种对形势的估计不是坚定性，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是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必胜的决心。
大家唱“下定决心……”但是你们的想法和做法不对头，这有走资派从“左”的或右的方面动摇我们，这里有黑手，你们要警惕。走资派从右的方面动摇，也是不允许的。
9月1日江青同志给你们提出三个任务：第一，巩固和加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我们不能动摇这个司令部。姚文元的文章中讲了，有一种形式，是以极“左”的形式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五·一六兵团就是这样，这个兵团是秘密的阴谋的反革命的组织。它就是要挑拨离间，整这个，整那个，矛头首先是对准我了。这不是对个人，而是通过对毛主席司令部一个领导成员，一个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工作人员，从而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当然对我的批评是可以的，我有缺点错误，在座的可以批评，但他们是把我做一个毛主席林副统帅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其中一员来整，他们搞阴谋，他们把我和中央文革分开，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阴谋分裂中央。（江青：起到了敌人所起不了的作用。）
我们是靠中央书记处起作用，我们整天在一起办公。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头脑清醒，不要受坏人挑拨利用。五·一六兵团搞出来了，我们很高兴。但搞五·一六兵团有几个原则：第一，不要把五·一六兵团扩大化。没什么了不起，就那么几个头头（江青：这是很少的几个。）说有八个方面军，什么地方方面军，后来查清了，只是一个长沙一中的一个人（另一稿为“几个”）。它没有群众，只能搞秘密活动，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动，一公开就完蛋了。有些群众受蒙蔽，这种人是利用青年的思想不稳定性，讲什么“这个人犯了错误”。就是犯了嘛，也不能拿一句话一件事来决定一个人。不要扩大化，就那么几个头头。
第二，自己受蒙蔽，不知是坏人。我们主张你们自己把坏头头揪出来。秦化龙是个叛徒。七八月份我就提醒了，斗谭震林让秦上主席台，我说，他上主席台我就不参加了，他们就接受了我这个意见。农大调查出秦是一个叛徒，他们没有背包袱。外面大字报说是卫戍区逮捕的，不符合事实嘛！
第三，不能因为批了极“左”的思想，就让老保翻天，说什么反击二月逆流也错了。你们批谭、批陈还是对的，我们支持。
第四，揭发五·一六兵团是为了推动大家共同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矛头对准刘邓陶，进行大批判，这是我们的大方向。
这四点是我们的方针，这是孤立最少数，教育大多数。如揪出了张建旗，这是一个小头目。不是责备你们，而是教育你们。
这说明不管以右的或极“左”的动摇这个领导核心，都是妄想，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全都被揭发出来了。这样做有利于我们的大联合。
如果你们还在领导核心里观察这个人的声色，那个人的表情，一言一行，把讲话掐头去尾，来分析这个那个，就完全陷于资产阶级政客的泥坑里去了。我们不能搞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么搞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无产阶级不是争名夺利。
过去的确有那么几个人，我们搞清楚了，将来要宣布。你们要相信毛主席、党中央。
现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很幸福。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能跟你们比。（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你们现在应好好学习，不要受坏的影响。你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林副统帅、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你们又靠近主席，你们在北京，应好好学习。另外还要向群众学习，上海批评我们，北京学生多了，太受宠了。另外发动工农不够。
你们表现好的很多，我们不称赞了，现在有的不好，是受教授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受机会主义领导的影响。你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恶性发作了，这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机会主义现在垮了，但是，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教育你们。你们要上求教于毛主席，下求教于工农兵。在革命的实践和劳动实践中提高觉悟。
你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思想呢？是受了影响，坏人的黑手是到处伸的。受了影响，承认了，接受了这个教训，则会增强免疫力。直接受影响的免疫力可能更大些，但是今天在座的不一定都比昨天的免疫力强，因为这是不平衡的。
第二个任务：要爱护解放军。江青同志讲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长城，要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我们经常讲的。在夺权斗争后，我们提出了八条，主要是讲拥军问题，后来四月又提出十条，主要讲爱民，我们的解放军在三支两军中错了就改。这样就全面了，两个方面都有了，不能用一方面否定另一方面，这时我们没有好好宣传，后来出了六、六通令，7·20事件宣传上出了错误，提出抓军内一小撮。并不是说军内没坏人，象赵永夫、陈再道……，但是以此乱套，到处抓一小撮，抓赵永夫，抓谭氏人物，抓陈再道，从广州揪到福州。我们的文件纠正了，但是你们还是按错误的估计，以错误的做法，到处设联络站，揪军内一小撮，整个八月，情况是严重的。但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9·5发布了正式命令，不准冲军区，9·1讲话中江青就讲了，在北京（什么什么地方……）不能冲。
（江青：昨天拂晓有30多人象强盗一样冲进红旗杂志社，我们要破获，要逮捕。）
昨天我们接见那一派，甘肃的十几个人冲进了中南海，冲到毛主席司令部所在地的中心区怀仁堂附近，你们说应不应逮捕（答：应该）我们抓起来了。
江青同志提出这样做是自毁长城，是对的，但是有的小报不同意。解放军支左是有错误的，但这个错误是不同于去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要主席一声令下，解放军干部都会响应，我们这些老红军都会奔赴战场打敌人。象西藏两派在斗争，但对入侵的印军马上还击，这就证明了。不管敌人从东海、南海来也是一样，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
总之，不能光看宣言就行了，两面派是不能持久的。你们在座的我就不能保证没有两面派，当然大多数是好的。上次讲的，定的纪律不要把我们的话捅出来，结果还是捅出去了。你们有小报，我们用大报一个一个通报你们。你们欺负到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头上。昨天说了话，今天在清华礼堂门前贴了一张陈伯达同志大字报，说陈伯达同志是挑拨群众运动的野心家，叫周泉缨（清华414总部委员），叫这么一个鬼名字，是小丑，欺负老实人。中央的事你们不要管，我们是遵守党的纪律的。你们不应知道的，我们不能告诉你们。我们已经解决了，你们还在那里胡闹。今天抓了一个人，不能告诉你们名字，狡兔有三窟，他不晓得几个窟，我们抓到了。
我和你们的大多数是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究竟怎么做，就是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马列主义。第二条就是要向工农学，因为你们从小学到大学学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学的是资本主义那一套，从制度内容，现在是恶性发作，显出恶果来了，我们心里感到很沉痛，所以要坚决搞斗批改。现在号召你们批判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搞斗批改。
封建社会有几千年了，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了，而社会主义从巴黎公社算起才一百多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生命力是蓬蓬勃勃的，历史车轮是不会倒转的，走曲折的路走弯路是可能的。如果你们把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和内容改革好，那你们的贡献有多大啊！想想那在全世界影响有多大啊！你们想了吗？想的不多，你们跑一跑，遛一遛，坐不住。现在要坐下来，这是一件大事，很艰巨。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搞了几百年不过是这么个东西嘛！
我们搞了一百年，马、恩、列、斯、毛主席著作很多，但读的很少，我也少，临时抱佛脚。要多学，路是人走出来的，要敢于披荆斩棘，要有英雄气概，我说的是要有无产阶级英雄气概。要敢于这样做，我们要督促你们这样做，你们的心跑野了，不要象猴子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在你们当中泛滥着一个二月逆流，陶铸的“怀疑一切”，怀疑总理、伯达甚至康老，也许有我，你们如果想整我的黑材料，你们吃饱了没事干，爱整我的材料就整吧！
昨天刚讲了，今天就贴伯达大字报，其实工人农民士兵根本不理睬你们那一套（康老：还自以为不得了）为什么主席在这时让我们提醒你们“现在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呢？好好想一想。
这个怀疑一切，怀疑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怀疑军队，怀疑革命委员会，想干什么好事，很容易走到对立面。去年的革命者可能走到对立面，希望你们不要滑过去，我们和你们共过患难，是战友。如果硬要滑过去，那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没办法。
对小将，我们是十个指头个个连心，咬那个都疼，如果一个要坏一定要分裂出去，那活该。不要把个人小集团估计得过高。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从大局考虑，我希望你们豪迈的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不是右倾！
陈伯达同志：拥护刚才总理的话。
昨天讲了一些，在所谓“天派”会上讲了话，没想到一天之内，从天上掉到了地下。欢迎大家批判，经过了半夜，从天上掉到地下这也有可能，为什么分天地派，这要作阶级分析。为什么有天地派，这值得深思，好好想想，要作阶级分析。
把我们从天上掉到地下，没有恶意，这引起我深思。天地没有绝对界线，毛主席说，我们就是在天上，地球是宇宙中的一个球。
从天上到地上没有什么坏处，免得粉身碎骨，从地里爬出来免得闷死。所谓北京两大派已经闹了很长时间了，所谓两大派没有理由不搞大联合，都是在一个天上，都是在一个地上，有什么理由不搞大联合，除非是敌人不能搞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为什么不能搞大联合呢？除了刻骨的阶级仇恨，除了敌我矛盾，为什么不能搞大联合呢？为什么一定要分成两大派呢？没有道理的嘛！并且把两大派强加到工人中去，我同意总理讲话。要在大联合大批判中，高高兴兴迎接伟大国庆十八周年！（口号略）
江青同志：刚才总理、伯达同志讲话，我同意，我没有更多的东西讲了。这些时讲话讲多了些，讲多了没有人听。
我真诚的希望同志们多做自我批评。天地两派现在已经半年了，时间长了，有各种错误，犯了不少错误，应该自我批评，这些问题这些错误我是有责任的。好长时间好几个月，很少听你们的意见，八月初接见你们时，听你们的发言，我大吃一惊，发现你们的思想水平不是提高了，相反是落后了，近两三个月没有见，当然客观原因同志们会谅解，确实比较忙。主观上我们重视不够，多倾听你们的意见及时帮助你们这一点做得不够。不过犯错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认识了改正了重新上阵比那些不犯错误还好一些。
此外，我还接受外地同志的批评，对北京学生太宠了，太溺爱了，不批评，批评少了，最近才批评了。过去总说你们的好，什么功大呀，好啊！固然文化大革命以来，革命小将、红卫兵小将，建立了丰功伟绩，但你们也不要背上这个包袱，压得透不过气来。功劳要别人讲，不要自己讲，不要自己记。有人讲要立第三大功了，碰鬼，我们在和陶铸作斗争时你还不知道干什么哩！
总之，你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太少，截取字句教条式的学习，不联系实际，不联系思想活学活用，正因为这样你们不能科学地分析形势，不能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形势，而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我还是建议你们认真地学习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你们学的太少了，领会不深。
另外，我建议你们，如果还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毛泽东思想派毛主席的好学生，那就要自我批评。作自我批评没有坏处，还会增加你们的威信。要有勇气作自我批评，勇敢地向对立面作自我批评，勇敢地向天派作自我批评，能不能？（答：能！）我也要求天派向你们作自我批评，都作自我批评，是否会好一些，如果都做到了那就了不起了。难的很啊！
我们在延安整风三年都是做自我批评，我永世难忘，哪批评别人？我们否定自己，又肯定自己，又否定自己，还不定有多少次呢？
你们个人主义了不得了，膨胀太厉害了，还有没有一点缝，要有个缝就扩大一点，装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另外我们还有个缺点，在北京工农工作做得不够，运动落在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手里了。你们受资产阶级教育对不对？（答：对！）你们受资产阶级教育，到处打听，风吹草动摇摆不定，搞什么动态、作战、窃听器，都要取消。互相勾心斗角，这是主席向来反对的。这哪里是毛泽东思想！
你们说江青同志批评，原来是批评我们的。就是这样。这是爱护你们。总理讲了，我要重复一下，要立新功。你们的错误就是二派，都背离了大方向，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在那个问题上。
你们立新功就是要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配合社会上的大批判，你们就是怕斗批改，尤其是怕批改，要动脑筋，要掌握大量的材料，这是动脑筋的事，不出头露面，搞了本单位的斗批改不就是每个人都有事了吗？要不然就是少数人忙，多数人逍遥着。限一个月回来，不管什么事，包括回家在内，不回来不分配，不参加斗批改不毕业。斗批改我们不能代替你们，要你们自己完成，这个光荣任务在你们肩上，不在我们肩上。必须你们完成，今年还剩三个月了，开个头也是好的。搞好大联合、三结合，搞本单位斗批改，配合大批判。不要到处乱窜乱冲，去年点革命之火，今年闯了很多乱子。（姚文元同志：主席讲是帮倒忙）
主席说“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回去好好想想，不要以为你们大学就主宰一切，不要以为把你们贬低了。就是要贬低，不然要上天了，天派上天了，你们也入地了。（笑）我们依靠军队，主席一声令下军队是跟毛主席走的。我说的是真话，正确的。
此外，我建议你们提高革命警惕，注意坏人，你们有些错误，是坏人引诱你们犯的。
有些坏人以左的面目出现，搞两面派，我们也有个认识过程，何况你们，所以不能责怪你们。但你们要提高警惕，善于识别。
第251页“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同志们你们想想，你们与广大工农结合了吗？这是标准！好好想想。
第252页“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检查你们的思想是空虚，还是踏实？“……他们的行动是动摇的”，你们是动摇的还是坚定的？你们起先锋作用，但同志们想想你们能不能革命到底？读语录，可以看到主席伟大的预见。朱成昭就是一例，开始参加文化大革命，后来成为革命的敌人。你们对这本语录理解不够，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讲解了列宁的“‘左派’幼稚病”第四章）
同志们应该觉悟了，自己就那么革命？比中央都高明？唯我独革。
斗批改深入不下去，坐不下来，就是没有把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例如北师大，陆定一、刘少奇放了不少毒，你们批判了多少。他说实现他的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就实现了共产主义，胡说八道。苏修的，你们批判了多少，改了多少。例如地质学院×××，×××都在你们学校，何长工，薄一波，陶鲁笳文化大革命中都插了手，这个工作很大。斗批改要用头脑，而现在有人用手用脚，用口骂人。要提高警惕，要有敌情，你们学校没有少许坏人，我不相信。外语学院，外事口苏修、日本、美蒋特务，东北有人伸手。甚至敌人一起坐到主席台上。（江青：奴隶主义，洋人什么都好）洋人什么都好，放屁也是香的，月亮也是圆的。外交系统不能这样下去！今天不经过总理向巴基斯坦提抗议这是向中央夺权，这是错误的，要向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地院9·7小报犯了错误（昨天清华小报也犯了错误），你们刊了杨尚昆儿子的文章“揭发杨尚昆”，他是揭发杨尚昆吗？他把杨错误归到国家推行了高薪制。时刻注意老保翻天。
康生同志：我完全同意总理、伯达、江青同志讲话。
特别是江青同志讲，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很重要。在今天江青同志领大家读语录，为什么选这几段主席语录，要深思一下。头一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了解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你们现在如何理解，怎么认识中国共产党？不管天派、地派，什么派，现在都应想想这个问题。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没想，但有的人错误地认识了这个问题。我们的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我们在文化革命中打击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这是否损害我们的光荣？不损害。江青同志提议你们读一读第224页第二段，“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我们揪出了一批叛徒、特务、变节分子、走资派，这不更使我们党更加纯洁了嘛！如果动摇了对我们党的正确认识，那是错误的，这就是读的第3页第二段“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同志们，你们想想你们队伍中有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怀疑，有没有？有勇气应该说有，你们当中有些人怀疑毛主席领导的中央。认为我们的领导，中央文革、军队是一群资产阶级政客，勾心斗角，有人说我们是谁的后台，说我是你们的后台（地派），这是对我的侮辱！（生气）（江青：忘了一点：应该怀疑美蒋特务，苏修、日本特务），但你们颠倒过来了。怀疑我们。我们对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做长期的斗争。在第17页“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这一点应引起深思。讲到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光读这两句就不够。
你们要冲击解放军，中央三令五申都无效，要撤回联络站，你们口头答应，但就不撤。还冒充红代会的，甚至说中央文革批准的，代替人家包办一切。所以我们向你们提议：撤回联络站，搞本单位斗批改。你们认为是大毒草，这样讲法是错误的，基本上是错误的。搞本单位要靠自己啊！限期一月，回家的，到别处去的统统回来，不回来就开除学籍；毕业生不让毕业，（江青同志插话说：不分配工作）不给工资，有政治挂帅，也有物质基础嘛（江青同志插话：他们认为党和国家是可以欺侮的）。
有些半工半读，月初领补助费到处串联，到处搞乱子，大庆就有些人去搞了乱子。回本单位搞斗批改，在外面到处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军队和地方都是回本单位，发扬四大，搞好本单位斗批改，（江青同志插话：军队只能支左不能搞派系斗争）军管军训也好，都要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支左不支派，要党性高于一切。你们到各地设联络站，外地也到北京来。不是根据中央指示，而是根据小道消息。我们规定 外地的除中央找来的代表以外，不准用普通电话，越用乱子越多，拿些谣言打电话回去。外地有人抢了枪还带到北京来。（江青同志插话：带枪到北京来了）有些北京学生回来也带了枪，说是胜利品。你们从那里得来的，从美国鬼子手里吗？从印度反动军队手里吗？不是，是抢来的。（江青同志插话：从解放军那里抢的）统统交到卫戍区，行不行？（众：行。江青：我看你们回答的劲不大，是有意包庇这些人。凡是枪支、匕首都要交到卫戍区，这样才是一个革命左派。）不仅如此，还把北京的派性带到外地去，影响外地。必须改正对解放军的错误态度，去年红卫兵诞生时，就说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今天也带红卫兵臂章来的，要向解放军学习。对于解放军的缺点，要同志式的提出批评，相信解放军一定会改的，这是一年来证明了的嘛，那有这样好的解放军，抢枪时还在读主席语录，多么动人的场面！
第三，我们要巩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不管是学校、工厂、地方的都要这样做。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象初生婴儿，虽然有缺点，不会说，不会走，毛手毛脚，但是不象我们衰老的人，他有无限的生命力。我们要扶植他，不要有点缺点就挑三挑四的。这次对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就是持这个态度。这并不是说北师大革命委员会没错误，谭厚兰同志来了，你自己知道。我们严厉的批评了韩爱晶、蒯大富，据说他两人亲临指挥开会，据说后面还有谁。天派掉下来、地派钻出来，成一派，毛泽东思想革命派。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通知（指关于北师大的），毛主席亲自批准，支持一个新生事物，要不制止，会引起连锁反应，全国都要受到冲击。对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支持，不要分裂革命委员会。
从这三个问题看，北京的各学校或多或少犯错误，要对你们进行教育。主席要我们在你们犯错误时帮助你们，爱护你们。你们一些错误看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些是过去旧教育的毒化作用，在你们身上发作了。大方向掌不准忽左忽右，稍有风吹草动，就疑神疑鬼。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我们青年时，没有这样的领导，我有错误，你们告诉我，这欢迎。第一是要干到老，第二是要学到老，第三是要错了就改，坚决改，改到老，第四就是跟到老，跟毛主席，跟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同志．
有人说你有这错那错，对，有错，可有的人养几年病了，一搞文化革命出来了，伸手了．有这样的啊！你们才有多少经历．共才一年，包袱不多，我们包袱多也不能骄傲，你们就更要努力，吃老本不行。有些老同志吃老本。犯了错误也要挨批判。批陈、批谭，我们是支持的。聂元梓立了两功，第一张大字报别人帮了他，把名签在第一个，立了一功；揭露了反党集团，可不能吃老本，不进则退。小资产阶级狂热──消极，从极左到打扑克逍遥，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
这里呼吁外交院校不要到外交部去，那里国家外交大权，一不小心就犯错误，那里有机密，是啊，有高度机密的东西，因为和帝修反斗争啊！八月份办了三件错事，很被动。
国庆节前把没军训过的搞搞训练，增强组织性纪律性，不联合的学校不给他派解放军训练，不参加国庆。
你们在城里，与工农结合机会少，过了十·一，让你们去支援郊区县搞三秋，是个与贫下中农结合的好机会。
谢富治：同志们，刚才总理、江青同志、康老都讲了话，他们做了重要的讲话，要好好学习，开门整风。我们要搞革命的大联合，要搞斗批改，要搞革命的三结合。斗批改要配合全国的大批判，尤其是要搞好斗批改。江青同志的讲话，这是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代表党中央的，不能当成耳旁风，要好好学习。如果同志们搞了斗批改，大联合，三结合，大批判那就是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尤其是大联合，只有大联合，才能斗批改三结合。从此以后取消两派，天派、地派都不要，只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革命派。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容动摇的，这不仅是我国革命司令部，也是世界革命的司令部，对于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表示极大的愤慨！
（中国医科大学红旗公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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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清华大学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00支队 周泉缨、杨忌非《炮打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评陶铸之流1967年6月重版的一篇文章》
最 高 指 示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一、陶铸之流的文章在1967年6月重版的时代背景
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夺取成果的决战阶段了，这是无产阶级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战役中彻底战胜资产阶级的阶段。它标帜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刻来临，它吹响了把一切剥削阶级送进坟墓的大喜号！
但是敌人，正因为他们是敌人，他们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这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对派决不甘心於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後的挣扎。”因此在这个决战阶段，两个阶级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显得比任何时刻都要尖锐万分，都要复杂万分！
把文化大革命这个群众运动纳入哪个阶级，哪个司令部的轨道，建立哪一个阶级的政权，乃是文化大革命决战阶段中，两大阶级，两大司令部，两种革命家的分水岭！
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总代表，在这一决战时刻，他老人家向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出了战斗号召：“必须善於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布署，这是决定文化大革命最後胜利的一个号令。将文化大革命坚决地毫不偏离的纳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文化大革命就能落实到改善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上。不把文化大革命纳入这个轨道，那么必然会纳入资产阶级轨道。文化大革命成果就会像辛亥革命成果那样被袁世凯篡夺。第三个轨道，第三种前途是不存在的。
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陶铸之流──“袁世凯”在这里充分登台表现了。它和伟大统帅毛主席完全针锋相对。他在毛主席发出战略号令的时候，亲自命令群众组织小报抛出了他1944年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大转折到来之前发表，在毛主席发出号令的同时发表，决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预先策划的。
这篇文章打着读毛主席箸作，歌颂群众运动的红旗，抹煞群众的阶级性，抹煞群众运动的阶级性，极端化地强调群众运动的天然合理性，以此来反对无产阶级对群众运动的引导，否定毛泽东思想对群众运动的灌输和领导的必要性。这篇文章表面上也讲甚麽新民主主义的政权，骨子里鼓吹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企图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这篇文章在此时（1967.6）此地发表的要害是把全国文化大革命在关键时刻引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轨道，妄图利用人民的动力建立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权！从而一举扼杀文化大革命！篡夺其成果！
这篇文章是袁世凯式的反革命两面派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宣言书。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行“左”实右到顶峰的修正主义的代表作。这是一篇彻头彻尾的篡党、篡军、篡政的反毛主席，反毛主席战略布署，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为了捍卫文化大革命保卫毛主席战略布署，必须对这篇大毒草痛加驳斥！在此我们对此文加以初步批判。
二、抹煞群众的阶级性
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参加群众运动的群众也是划分为阶级的。这是马列主义对群众运动的基本观点之一。这是一方面，如果只承认阶级斗争，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就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另一方面，如果抹煞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阶级观点，抹煞马列主义的根本方法──阶级分析法，那即便他们比任何人都高叫政权，他们所叫的政权不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
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观点，运用还是抹煞阶级分析方法，从来就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和试金石。打开毛选第一卷第一页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儿毛主席首先给了我们阶级斗争观点，阶级分析方法这一革命分析最基本武器，一切问题都不能离开这个武器。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也是如此。毛选的第二篇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就是最典范的使用了这个武器，以马列主义的最高热情歌颂了群众运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颂和资产阶级革命家对群众所谓笼统的歌颂，是格格不入的。毛主席在该文中特别强调歌颂了“革命先锋”，歌颂广大受剥削受压迫最深刻对地主阶级仇恨最深的半无产阶级贫农。把他们看成群众的主体，群众运动的主体。毛主席在该文中写到：“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这种革命的大业，革命的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於革命的观感也各别。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可见主席全文热烈歌颂决不是全面性的群众，而是靠近无产阶级的贫农群众。主席在该文中所论的功劳绝非全民群众的功劳，而是只有贫农这个阶级部份所能创造得了的功劳！主席在文章中对农民之富农是批判的，而对中农则是鼓励和团结他们。伟大统帅对群众运动的阶级分析是何等英明呀！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阶级观点是何等地强烈呀 ！！
可是这个野心家“袁世凯”，在他1944年写的，又在1967年6月在群众的小报上发表的用来和毛主席唱对台戏的文章里，拚命地在掩盖和抹煞群众的阶级性，以最少的句子歌颂了贫农，然而对中农富农的问题只字不提。这完全等於抹煞了群众的阶级性。他把一个超阶级的群众观点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的头上，说甚麽……乃是把群众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把群众的欢乐当成自己的欢乐。充分信任群众的力量，信任群众的正确，信任群众的将来。”他还说甚麽：“毛泽东同志完全是群众方面辩护，群众、群众、群众的主体是甚麽？农民、农民、农民的主体是甚麽？毛主席是甚麽群众的辩护？！这儿群众的阶级性没有了。馀下的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全民社会主义”观点！抽掉了群众的阶级性就等於抽掉了群众运动的灵魂──鲜明的阶级路线和强烈的阶级目的！於是“歌颂”就脱离了马列主义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全民式地歌颂了群众的一切。“过火”都是好的，可赞美的，群众中的每个部份都值得歌颂，而伟大群众运动的成果也就成了人人有份了。於是群众中各阶级的目的在这儿调和了，合二而一了！
当然现在并不如此。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他们的政治目的，过火行动的目的是有明显的阶级区别的，有的是为防修，反修，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有的是开始不理解犯错误，後来理解了跟毛主席了，有的小资产阶级的只是个人自身解放。有的则为再分配阶级权力大翻个儿！“袁世凯”在此地违背现实的目的正是纵恿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迎合否定十七年，要求致力再分配的落後的反动的腐朽的阶级欲望，搞“大翻个儿”，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成为合法的！
这种极“左”的“歌颂”，全民式的“歌颂”，是“袁世凯”式的人物把群众运动纳入资产阶级轨道，为复辟资本主义作准备。
三、否定毛泽东思想对群众运动的引导的必要性
中国历史上有上千万的可歌可泣的群众运动，其中大多数是伟大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推翻了一个又一个的皇朝，农民战争促进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不断前进。农民以贫雇农为主体的农民推动了人类历史，这就是林副主席教导的群众运动的天然合理性。
然而为什麽从秦到清各个朝代里没有一个农民运动真正把受地主阶级压迫下的贫苦农民解放出来呢？为什麽没有一只农民军能够真正稳固建立一个真正代表受剥削压迫的农民的利益的政权呢？为什麽？为什麽？就是缺一条没有毛泽东思想统帅的工人阶级的引导，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引导，没有这一条，就没法克服他们小生产者的劣根性，就不能取得最後的胜利。
一切群众运动尽管它是天然合理的，但是他们都不可能自发地纳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通过工人阶级先锋队对工农群众进行灌输！由此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引导，脱离了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他们决不可能获得自身的解放。他们的自发要求决不能上升到自觉的毛泽东思想的水准！他们的自发要求决不能上升到他们的最高利益──最大多数人的最高利益，他们不能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後解放自己。到了运动後期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得的成果就被久居统治阶级地位的剥削阶级窃取了！他们种下了桃树，而剥削阶级摘去了桃子！一句话，没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作领导，一切被剥削阶级都不可能代表自己阶级的最高利益，去夺取运动的成果，建立相应 的政权。
这个问题在小资产阶级特别广泛的中国尤为突出！历史上太平天国的失败就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
林彪同志说得好：“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一切群众运动，一切革命，脱离毛泽东思想的引导，它的天然合理性不可能永久，最後不可能取得最後胜利，而被纳入剥削阶级轨道！
文化大革命这场反修防修彻底根除剥削阶级根子的革命尤其如此！可是“袁世凯” 在文化大革命夺取最後胜利的严重关头公然抛出他的大毒草来抗拒毛主席的伟大的战略指示，反对毛泽东思想对文化大革命的引导！
他在重新发表的长达二万字的文章中，大反所谓的改良派，鼓吹群众运动的自由化。看他说的：“在物理活动的现象中我们碰到这样的规律，即事物的某些运动（这里是说运动的一种形式不是说运动的一切形式）在达到它的目的和定下它的重心之前，时常要或多或少越过它的目的或重心。在群众革命活动的现象中也有这样的规律”这儿引导不见了，毛泽东思想的灌输在哪儿，先锋队率领作用何在呢？
当然为了迷人，作者也不得不抽象地说几句：“无产阶级集中群众斗争的经验、群众的意见……”“纠正他们他们可能犯的错误”等等。然而由于作者抹煞了群众的阶级性，极端地“超阶级地”“笼统化”群众运动的天然性，由此必然要抹煞无产阶级先锋队对於群众运动引导的必要性。他在批判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甚麽：“调停”──这是陈独秀的根本观念，他这个根本观念，就是漠视群众、限制群众和否定群众的观念，就是孟什维克的方法论。
此地他只字不提陈独秀抹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尖锐性，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性，从而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引导群众运动的领导权，拱手相让，让资产阶级篡夺了“引导”群众运动的领导权。结果使群众运动半途而废，其成果完全被蒋介石篡夺。这一点你“袁世凯”今天否定毛泽东思想“引导”群众运动的必要性，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耍两面派手腕，把群众运动引向资产阶级轨道，企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是多麽维妙维肖啊！尽管你装着给陈独秀扣上了托洛茨基的帽子。但是你的目的还是要保住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实质──反对毛泽东思想引导群众运动的必要性，反对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於是他们在实现资本主义的归宿上合流了。
更重要的是，正因为你抹煞了群众运动的阶级性，抹煞了毛泽东思想对群众运动引导的必要性，你就根本不想提无产阶级如何引导群众运动了。
在任何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到来之前，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区分在哪儿呢？区分在於是否用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去作调查研究，去作阶级分析，从而对阶级关系，阶级力量，作一个严格的客观估计，以便最准确地最勇敢地站在未来群众运动的前面去领导群众。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谈到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斗争要点的第一点就是：“这个党否认马克思主义，顽固的不愿（说它不能也许更确切一些）了解在采取任何政治行动之前，必须对各阶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严格的客观估计。”伟大统帅毛主席是当代马列主义的总代表，他在他的箸作的第一篇首先提出和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後再来谈一切群众运动包括革命战争，因为没有前者，後者是空虚的，不现时的。
“袁世凯”这个修正主义者就和毛主席对立。他尽管也空动地谈一句、两句对群众运动的领导，但是他在根本上不让年青的革命者知道怎样“引导”运动，根本上抹煞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群众运动的具体性。於是在他的文章里找不到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谁容易领导？谁不容易领导？引导他们的甚麽？哪些东西要提高？哪些东西要预防？哪些东西要克服？等等问题。更谈不上分析形成这些问题的阶级根源和阶级内容了。这样一来无产阶级政党用毛泽东思想引导群众运动就成了空中楼阁了，而馀下的是你“超阶级”的“歌颂”。“歌颂”实质上是保留和扶植运动中资产阶级对群众运动的影响方面，使之放任自流。在关键深刻一下子翻转过来吞没群众运动的天然合理部份！这就是你们资产阶级对群众运动的“引导”，这就是把运动纳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轨道！
在你文章抛出的同个时期（1967年6月左右）毛主席有一个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里主席就明确地分析了大革命中各种政治势力和阶级力量。强调要依靠工农兵。尖锐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大量知识的阶级性……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的血液中。所以，革命知识份子必须在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看！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对群众运动的引导是多麽具体啊！阶级性是何等分明啊！而你明明知道主席的用意，而偏偏要发表你的狗屁洋文来对抗伟大统帅对群众运动的引导，真是罪该万死！
应该特别指出，整个群众运动过程实际上是代表两大阶级的政治势力，用自己的“理论”顽强地争夺“引导”群众运动的领导权的过程！一切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当权派，都在毛主席指出伟大战略命令的同时，顽强地引导运动，千方百计地迎合我们队伍中小资产阶级思想，力求使它泛滥，扼杀群众运动中天然合理部份，从而达到篡夺运动成果的目的，复辟资本主义！而你“袁世凯”在1967年6月这个关键时刻重版这篇文章，就是为了给一切敌人向我们争夺引导群众领导权提供的武器！全国性的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在六月後非但没有失败，反而不断滋长的重要原因就在於你──“袁世凯”。
四、用“民众政权” 口号来纂改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任何一个革命的群众运动都相应地要解决一个政权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群众运动的引导的步骤不外乎是两步：一是引导群众去打碎资产阶级的一切而不是打碎无产阶级的一切；二是引导革命群众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或其他必然向资产阶级专政演变的过渡政权。这儿第二条是衡量革命群众运动被引导到甚麽轨道上来的最终标志。当然资产阶级革命家“袁世凯”站到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也必定要最顽强地在政权问题上来“引导”群众运动，与毛主席相对抗。
“一切权力归农会”和列宁的“革命民众政权”一样是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接合，在民主革命时期用来引导革命农民运动建立向无产阶级过渡的政权口号。这个口号具有强烈的革命阶级性，它只适合於民主革命时期，用以对当时农民运动的领导，使之更好地纳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轨道，而决不能生硬地搬到改善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文化大革命中来！
用个这口号引导农民运动是历史性的，有条件的，暂时的。今天我们读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决不是搬用这个口号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而应当充分理解主席如何用马列主义引导群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理解这儿的策略性。
更重要的是在提出该口号时，紧紧联系的，必然要强调农民运动的阶级性。毛主席在《报告》中说的专政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决依靠贫农的农村革命政权。强调阶级性的目的就是强调这个政权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样主席就告诉我们这个口号的策略性和阶级性。
可是狡猾的“袁世凯”，就利用这个口号，运用到1967年6月文化大革命中来，特别是登上赫赫有名的小报，以引导大革命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他在该文中谈到政权时，避而不谈掌握该政权的阶级，避而不谈毛泽东思想如何引导该政权，避而不谈我党对该政权的具体领导，避而比谈在该政权下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而“超阶级”地泛泛地强调此政权的“合理性”“完全正当的”“是真正的革命道德”，等等等等。泛泛地谈甚麽依靠甚麽“实力”建立政权。更为露骨的是作者赤裸裸地脱离阶级分析人为夸大这种专政的能力，甚麽“农民革命取得权力，就改变了生产关系，同时改变了农民自身。”甚麽革命群众在政治上是统治天下的第一号能手……“老实说纯粹的“农民政权”“民众政权”“农会政权”之类是不可能存在的，历史上出现的政权中剥削阶级的只有三种“奴隶主政权”“地主政权”“资产阶级政权”而被剥削阶级政权只有唯一的一种那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的“无产阶级政权”脱离了毛泽东思想，脱离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脱离了无产阶级作核心任何一个（除了无产阶级）被剥削阶级都不可能建立代表自己最高利益的政权，所谓“农民政权”“民众政权”统统势必被剥削阶级“引导”成为“剥削阶级政权”！它根本不可能真正改变生产关系的实质，根本不可能解放农民自身！这是历史，这是不以人民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由上分析，可见“袁世凯”的政权口号只能“引导”群众运动去实现资产阶级专政，是完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所以在现时的中国，抽去阶级本质提出所谓“民众政权”“农民政权”等口号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专政口号！只不过换个面目，耍个手腕罢了！
应该点明，在“袁世凯”重版他的文章之前，伟大统帅毛主席早以提出了用毛泽东思想引导运动的政权口号了。他老人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两个政权口号，一个是“巴黎公社式的的政权”，另一个是“革命的三结合政权”。现在强调的是过渡性的临时权力“三结合”，在提到这个口号时，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详细地论述了甚麽叫”三结合“，也就是它们强烈的无产阶级性。指出它是防
修反修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新形式。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经验相结合提出来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文化大革命现阶段中唯一能引导运动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的唯一口号。是保证改善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口号！这一口号比历史上的运动提出的和革命家实践了的关于政权的口号要高多少倍！任何革命家所提的口号都不能代替它！
这样“袁世凯”的“要害”，就很明显地揭露出来了。他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权口号这完全用来对抗毛主席的“三接合”政权口号的，其目的为了与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争夺引导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从而实现一个必然向资产阶级演变的政权！
这个口号以极左的面貌迎合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无政府主义，从儿使之泛滥起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诋毁伟大长城━人民解放军，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此外也直接代表了地富反坏右，美蒋特务“权力再分配”“大翻个儿”的要求。帮助他们去摧毁文化大革命，摧毁十七年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袁世凯”的心是多麽狠毒呀！
回忆陶铸所谓“一切权力归造反派” 口号，对比你提倡的“抓军内一小撮，夺军权”的口号不是一脉相通吗？造反派要阶级分析，并非都是无产阶级的！夺军权，谁去夺谁的军权呢？是夺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军权！所有此类口号带来的都是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状态，都是颠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口号，统统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
到此地，我们就明显地见到了资产阶级理论家“袁世凯”在1967年6月这个文化大革命大转折快到来之时，重版他1944年这篇文章当中对群众运动的三个问题的论述的有机联系了！
第一步：模糊和抹煞群众的阶级性，从而来抹煞群众运动的阶级性！在“歌颂”群众运动的幌子下。扶植和保留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东西。
第二步：制造片面强调运动的合理性，由此来否定毛泽东思想必须灌输的必要性，否定对毛泽东思想对群众运动的引导，从而由“袁世凯”用资产阶级理论来引导！泛滥资产阶级的东西，使之成为运动的主导反面，把文化大革命纳入资产阶级轨道！
第三步：制造极左形式下的资产阶级专政口号（抽掉革命低级阶段政权口号的阶级实质，换上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来代替毛主席提倡的新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从而与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顽强地争夺取得大革命成果的权力。
三条牢牢地紧扣起来，最终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纳入资产阶级轨道，以及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复辟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或建立必然向资产阶级专政过渡的政权。
五、打着红旗反红旗
现代中国修正主义的特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行“左”实右。也就是以极‘左“的面貌来实现极右的目的。
“袁世凯”这个特别“机智”的反革命两面派，在这方面有他独到之处，在该文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片面地抽去本质地强调马列主义对某个问题论述的一个方面以攻击否定马列对该问题另一方面的论述，从而阉割马列主义在该问题上的灵魂。
马列主义对待群众运动有两个方面，一是“歌颂”，二是“引导”。两个方面都有强烈的阶级性。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歌颂是歌颂其天然合理的部份，引导是使其天然合理的部份发展、壮大、完善，去缩小、克服运动中的缺点，从而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歌颂是为了更好的引导。引导又是更好的歌颂，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把运动纳入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但是，狡猾的“袁世凯”以极左面目抽去群众运动的阶级性，笼统地去歌颂群众运动，实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保留和发展运动中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部份，以便到关键时刻扼杀运动的天然合理部份，纳入资产阶级轨道。这样“袁世凯”势必拿它的歌颂去否定无产阶级先锋队对运动的引导。而实质上还是让资产阶级引导运动。
这种手法很容易迎合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在“袁世凯”的“彻底革命派”、“左派”、“一反到底的革命小将”的一片歌颂声中，我们队伍中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忘记了时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必要性，於是他们头脑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起来，淹灭了他们的革命性，他们就不自觉的演变成“袁世凯”的工具，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跟随“袁世凯”用超阶级的歌颂去猛烈的抵制毛主席对他们的领导。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516兵团的很多年青人不就如此吗？还有我们当中……（脱落）同志不也是如此吗？
第二，抽掉马列主义革命家在革命低级阶段提出来引导运动的策略性口号的阶级本质，使之完全资产阶级，并以此来代替马列主义在革命高级阶段中提出来“引导”运动的口号，以便阉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将革命拉向倒转！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或其他必然向资产阶级过渡的政权，这正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第三，在运动的特定阶段强调各阶段不应当强调的东西来对抗毛主席在该阶段中特别强调的东西。
在运动初期，群众运动中天然合理的部份初萌芽，必然遭到反动的旧势力的拚命的压制，此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任务是千方百计的保护这枝嫩芽，以马列主义伟大的热情来歌颂它，使它迅速地在斗争中发展壮大。
当运动进入了中期或後期，群众运动中天然合理的部份壮大了、发展了，并按照毛泽东思想的引导越来越完善了。这时反动势力在强大的新生事物面前被迫改变了自己的斗争策略，它由压制群众运动天然合理部份，转入扶植群众中不符合历史规律的部份即它对其影响的部份。企图以该部份来扼杀运动的合理部份，最後达到扼杀群众运动，篡夺群众运动的成果的目的。在这个关键时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任务是缩小、克服群众运动中不合理的部份，肃清反动势力的影响，完善运动中合理的部份，将运动全盘纳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轨道，从而夺取群众运动的成果！
每个阶段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群众运动的态度的侧重面是不同的。前一阶段侧重了歌颂，引导是辅助的。後一阶段侧重於引导，歌颂是辅助的。这是阶级斗争所必须的，无可非议的！“袁世凯”作为一个反革命两面派的典型是完全懂得上述规律的，於是他们就与无产阶级革命家背道而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必须善於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後，故意抛出这篇文章，以极左的面目，超阶级的歌颂群众运动，其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统观“袁世凯”的全文，乃是革命导师语录琳琅满目。而“袁世凯”在这些语录下面要反的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这就是“袁世凯”与一切修正主义者的共同点！不同点是他的手法可能更高明一些而已！
六，“袁世凯”的反革命实践
在伟大转折到来的关键时刻“袁世凯”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以毛主席的关键指示针锋相对的反革命理论来引导群众运动。
有“理论”必有实践，袁世凯和其走卒在一起，在伟大转折到来之前干出了一系列破坏伟大战略布署的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反革命实践。其手腕之高明，其行动之机智乃是登峰造极的。在此我们不重复在《重炮猛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人物──陶铸……》一文中论述过的东西，只提一些为什麽？
为什麽伟大转折以后党的全盘政策与姚文元同志在上海革命委员会贯彻的政策如此类同和鲜明呢？
为什麽过去北京的政策那么难於捉摸？为什麽它和上海革命委员会贯彻的政策差别那么大？
为什麽北京中央文革的阵地很多事件还要由姚文元、张春桥同志调回来处理？
为什麽在毛主席早就提出“拥军爱民”的口号以后，你从来不提这个伟大战略口号？
为什麽你在记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25周年纪念会上发言和姚文元同志发言内容相差那么大？对该文件的评价差别那么大？为什麽在516通知发表以后，你的一个讲话和该通知合不起来呢？为什麽你的讲话那么脱离阶级斗争形式呢？
为什麽你在刘邓陶未批深批透以前要大力搞教改？
为什麽你对代表毛主席战略布署的姚文元文章估计那么低？
为什麽蒯大富等同志的错误老是改不掉？老是打乱毛主席的战略布署，而且硬得很呢？
为什麽北京的大派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而且锋芒一直向上指？
为什麽你和林杰对团派和四一四的态度如此两面三刀呢？
为什麽你对北京两大派的6.5、6.6、6.11与（……）谈话调子如此看法矛盾？
为什麽你的亲信统统出了问题？为什麽你控制的报上同时在同个关键问题上──“军内一小撮”问题上出现了大毛病呢？
为什麽北京市广传你和江青同派，而总理、康老、××、××是一派呢？你把××、××放在总理、康老的後面其义又何在呢？
为什麽江青9.1讲话之後，林杰问题突然泄露到群众中来呢？而北京的天派如此有组织有计划地搞起林杰问题来呢？为什麽师大问题搞得如此激烈呢？同时又为什麽广传谣言林杰整你的黑材料呢？这和516兵团的特点又为什麽如此矛盾呢？姚文元的文章中“过火”“公正”又指的是甚麽呢？
为什麽516兵团的规模如此之大，人物如此之厉害呢？
为什麽一月来炮打总理、炮打康老的风总是非常硬呢？而这种“怀疑一切”的风偏偏刮不到你头上来呢？姚文元同志文章中讽刺“怀疑一切”就是不怀疑自己，对光揭陶铸吗？
为什麽你的亲信在武汉忽而右得出奇，忽而“左”的要命，××在武汉是救出来的还是故意放出来的？换头术指的是甚麽？
为什麽武汉问题之後政策波动如此之大呢？“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指的是甚麽呢？9.1以后政策为什麽又回潮呢？
为什麽在武汉问题上姚文元借用红楼梦的话“机关算尽太总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句话的意思是甚麽？
为什麽武汉问题以后，你控制的报（）抓“军内一小撮”？而同时全国都夺军权？此外你的亲信到处去夺军权。而这与你一贯对待军队的态度又有何关系呢？
为什麽前段群众中广传谣言林彪同志的军委和中央文革的矛盾不调和呢？
为什麽“武汉运动”论这种极端反动的理论竟流传那么广？影响那么大呢？
为什麽武汉问题前後，大量学生就已纷纷外出，谁放出“第三次大串联”的风？为什麽当时在底下广传“中央文革半只眼睁，半只眼闭”，默许这类流言。而後来的事实证明这些都是反动的，严重地打乱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这与你有甚麽关系？
为什麽全国中央已肯定了的革委会都受极“左”思潮的很大冲击？
为什麽你亲信的手全伸到总理的各部口呢？××为什麽对外交大权如此感兴趣呢？在这里不禁要问，奇怪的洋人李敦白与你有甚麽关系？他为什麽能在中国掌那么大的权？呆那么长久？
为什麽总理的各部口总是一团乱，没有一点治呢？而你和你的人在总理的各种常委中权力又很大呢？……
够啦，够啦！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全局性的问题，都是最大权力的问题，都是涉及文化大革命胜败的问题，小小的××、××是绝对办不到的，只有他们的主子你，才能办到这一点！
对於你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方法，看一看你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你的历史，便可从你的登峰造极的两面派手腕中发现你伸向文化大革命的黑手，黑手终究是黑手，只要在毛泽东思想阳光下一照，就完全能识别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洪流滚滚向前，毛泽东思想的闪闪金光照耀着全中国，全世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勇敢的，中国的人民是勇敢的，我们一定要把这场大革命进行到底。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小将，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流血不怕、砍头不怕、刘邓陶不怕、何以怕你小小的“袁世凯”呢？
为了捍卫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决心杀出一条炮打“袁世凯”的血路来！“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敢於牺牲，包括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
把我们头颅系在我们的腰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倚天剑斩断“袁世凯”这只伸向文化大革命的黑手！
（口号略）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清华大学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 周泉缨《我炮打陈伯达同志的经过──我的第二次检查》
最高指示
“老实人敢讲真话，归根到底於人民事业有利……。”
我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犯了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现在我沉痛地向江青同志、伯达同志、中央文革，向一切革命同志检查交待我犯错误的全部思想过程和有关行动。并进一步检察错误的思想根源。
（一）思想过程
我怀疑陈伯达同志是九月一日开始的，但是思想来源是长久的。为了把问题交待清楚，我将我的思想发展过程列成下列几段来讲。
1. 一些主观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听说早就要收了。我的愿望是希望迅速建立新型的红色政权，恢复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平时状况。我以为大革命到今年二三月的状况应该说已经达到预期目的了。馀下的问题是将运动全盘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夺取最後胜利的成果。我认为这个过程越快越好，越快越能够保证成果，越快越容易发挥大革命的威力！推动各项事业的突飞猛进！
但是运动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人民祗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因此我在414成立时的想法是以“分裂战胜分裂”以“乱”求“治”，以便更快地建立防修反修，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机构！
414成立後，陈伯达同志较多地过问了清华大学两大派的斗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陈伯达同志的“收”是不迫切的。而今年三四月份看，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越来越严重地泛滥起来，不断地冲击、破坏毛主席的战略布署，此时必须克服革命队伍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破坏性和资产阶级思想，坚决地引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才可保证大革命取得胜利。在这个过程中，我总觉得陈伯达同志比较偏于倾向极左思潮，对於受“极左“思潮影响较大的革命小将帮助不大。并且在引导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关键时刻，在某些不该“收”的单位反而硬要“收”，其结果反而使得“收”不好，“收”不快。
从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来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走得比较稳，其政策比较符合毛主席在每个关键时刻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要指示。与上海相比，我觉得北京的政策变化较多，不太好捉摸。在此期间伯达同志一些讲话、行动我觉得摆度较大，比如对聂元梓问题，似如有别的甚麽用意似的。更重要的是对待总理的问题，我总觉得陈伯达同志很少保总理，大有搞掉总理之意。而我尽管在八九月份（1965年）对总理也有意见，觉得他折衷，但随着运动往後进展和大革命实践的考验，我愈来愈觉得总理後来的讲话比较和毛主席各个最新指示对得上口，和我们的想法也一致，迫切希望大革命最快地收好。总理给我们的印象是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地工作着，在处理问题时对中央文革特别是伯达同志很尊重。在权的问题上对毛主席很忠诚。总之我认为总理是个大“忠臣”，常务大权在总理手中就等於在毛主席手中，老百姓很放心。
所有这些印象是片面局部的，非常主观，像《水浒传》中“绿林好汉”观点。但就是它们成了我错误的思想认识起源。
2. 七二零突然事件
“七二零”事件之前，我到河南去了一趟，看了一看，一个任务是调查一下唐伟同志二月份在河南搞了些甚麽名堂，是否有根本原则问题，以决定是否吸收唐伟同志为东方红战团核心组；另一任务是从河南局势分析一下全国大革命的形势.调查完毕觉得按照康老、戚本禹同志原先对河南问题的调子是不难解决河南问题的。
“七二零”突然事件发生了。这件事对我振动很大，使我感到一种从来未有惊慌，我似乎闻到了政策有突变的火药味。政策一变，一切都变啦！这儿第一个问题是军权问题。如果对待军队也和过去炮打地方党委那样，那么军队必乱，军队一乱，军权就分散了。这样等於摧垮了毛主席、林副主席手中的大权，毁掉了“收”好大革命的最後依靠。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我们的内战有可能从新再现。到那时文化大革命就是“收”了起来，成果也不可能真正得到。第二个问题是民心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犯错误的造反派问题，是否造反派一犯错误就有打成保守派？这样势必加剧武斗，加深对立，未来会影响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损失也是惨重的！
面对这两个问题，当时我的精神是高度紧张的，焦虑和惊慌使我有些发狂，时怒时哀，当时很多同志都关心我得了“疯人症”！
但是另一方面我对七二零事件也感到奇怪，奇怪的是敌人为何这么凶？为什麽抓了王力又让他跑了？
总之，七二零事件使我完全到了“激发”状态，终於我再次像头次炮打刘少奇那样豁出去，发表了《414思潮必胜》大字报。我迫切希望毛主席他老人家看到我这张大字报，使他老人家立刻转舵，以便使全国都像上海那样稳步地收好文化大革命，夺取文化大革命地成果！
当时很多同志都劝我不要谈河南问题，派别问题。要谈团结问题和引导问题。我顽固地拒绝了！我的回答是：关键就在这儿！大字报要害问题就在这儿！但是为了策略起见，我没有和它们说明真意。
大字报发表後，团派和三七的同志集中火力加以批判，并且把大字报散发了出去，这样我就借助於它们的力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也是在我预料之中的。现在看来，的确这张大字报有很多缺点和错误，阴暗面谈得多，小资产阶级派性很强。此外，的确表达了我对当时政策的担忧。大字报中存在的那些问题，团派和三七的同志们都批评得正确。说实在的，大字报脱离了当时的时间、条件是不行的！
“七二零”事件和此事件後的情况使我怀疑中央还有大坏人，但是因为没有材料其对象是不明确的。
九月一日，江青同志发表了代表毛主席的重要讲话，标志着伟大转折，而陈伯达的位置从要害地位降了下来，王力等则不见了。於是，我断言414观点是基本上符合毛主席的意志的，而团派有的同志是错误的。同时我主观地政客似的怀疑陈伯达同志。确定了目标，把过去一切疑问完全加在伯达同志头上。
林杰问题的突然出现，种种谣言四张，炮打总理，炮打康老的风似乎又刮了起来。对此我觉得比较惊奇，觉得和自己的思路对不上了！後来师大问题起来，中央表态了，这一下似乎我的心里豁开朗了。我把天派的过火行动再一此按照自己的思路全部地安到陈伯达的头上。
但是此时，我祗有怀疑陈伯达之意，而并无炮打陈伯达之决心。一是怕打乱毛主席的战略布署，二是觉得材料不充分，三是中央一再说不要搞林杰问题，要相信毛主席。九月八日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我如饥似渴地读了文章，特别是最後一段，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读。姚文元讲：“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勇敢的，中国的革命人民是勇敢的。”平时很少用“勇敢”的，然而唯独这次用了“勇敢”二字。这正是姚文元同志在鼓励我们炮轰陶铸似的人物，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於牺牲。於是我的文章就得出了两个实用主义的结论：一是陈伯达可以炮打，二是中央命令我们炮打陈伯达但不想我们搞林杰。因为一不解决问题，二容易引起大规模派别斗争，转移视线。
当时我在怀疑一切的思想指导下，把文章一切要写的句子都加到了陈伯达同志身上，包括武汉问题等。
九月八日以后，我开始研究陈伯达的一些书，如十年内战窃国大盗袁世凯等。自然是去找毛病的，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的。九月十日左右，我把怀疑陈伯达的想法再次告诉杨忌非。而我自己则去开始写第一篇大字报：“重炮猛轰……”。到九月十三日中午杨把对516通知发表以来陈伯达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报告，陈伯达的《读湖南农民考查报告》的看法讲了讲。那天下午到晚上第一篇大字报基本上定了稿，并连夜抄写了出来。
第二天（十四号）中午贴出。十五号早晨我仔细看了《读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当然是带着框框看的了。於是我认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我决心迈出这危险的第一步了！当时，我还没“保险'的把握，但我认定这次怀疑陈伯达要比当时怀疑刘少奇时材料充分得多！特别是理论根据足得多。这时我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又被激发出来，我认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是勇敢的。姚文元文章点得那么明（当然是我带了有色眼镜的），中央已发出号召了，现在全北京市还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轰陈伯达的，我应当站出来，把脑袋系在腰间，於是，“毒草”就出笼了。
（二）尝试式的行动
我觉得当时炮打陈伯达是危险的，当时思想上原因主要不是材料和理论根据的不足，而是对毛主席的战略布署摸不准，同时对“炮打”後造成的影响不好估计。因此当我要炮打陈伯达同志时比我“8.22"炮打刘少奇更没底。比起给蒯翻案，成立414总部也更无把握。心中总觉得像走钢丝似的。为了预防万一，不连累战友，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 关于缩小影响面的措施
ａ.把全部思路讨论祗限於我和杨忌非同志。
ｂ.在任何会议中作引导式的讲话，而绝不点明。
ｃ.在东方红战团内部宣布退出东方红，成立清华大学伟大转折纵队。在成立伟大转折纵队以后，力求不参加414总部会议。
ｄ.任何人问我有关问题决不作结论性的回答。大字报自抄自贴，并在必要时签上自己的名字，搞公开的不搞阴谋活动。
2. 力求让团派先炮打。
我从对情况的分析知道团派也在搞陈伯达的材料，我想让团派先打，因为它们有蒯大富这块硬牌子，打错了也没关系。而我们打错了危险更大一些。这里我的派性和私心是起作用的。在这里我采用了所谓“引鱼上勾”的办法。
ａ.9月12日我第一次用伟大转折纵队名义发表了一个形势声明，以便试探群众的情绪，做为一个“民意小测验”。後来，我觉得群众的思路很迟钝，又叫杨忌非去做一个小动作，贴个纸条“伟大转折纵队的英雄们，你们的矛头指向谁？”但是效果还是不隹。
ｂ.9.14（左右）我发表了“重炮猛轰……”的大字报。同时贴上条子“特大毒草，注意保存。”以引人注目。
我认为该大字报是比较稳的，但又是很露骨的，而且还留着一条诡谲的退路。
我想如果团派继此大字报炮打陈伯达则暂时不发表文章，看中央表态。如果团派批判该大字报，那么，我可以采取不理睬的方针，看中央表态。如果中央向我们发出警告，我可以死不认账把自己的怀疑点推倒王力身上而且还可以向团派倒打一耙。当然这里也是小资产阶级派性和耍小聪明！
（三）踏上破坏毛主席战略布署的台阶
当团派不发一炮的情况下，我再次分析了全校的形势，改变了战术措施，终於完全登上了炮打陈伯达同志，破坏毛主席战略布署的台阶！
我当时认为陈伯达是×××的後台，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团派是不可能炮打陈伯达同志的。我虽然也知道×××也在整陈伯达的材料，但我估计他在没有後台的情况下是没有魄力下定决心采取行动炮打陈伯达的。因此，这最危险的一步，只好我自己来迈了。
当时的思想情况是这样的：
第一、我对中央不够相信。认为该问题在没有群众的炮轰不可能彻底解决的。不彻底解决则全国、北京的派别斗争就不容易解决。政策不可能完全在群众心目中转过来，大革命不可能迅速地按照毛主席那样的收起来。为了加速解决问题，有必要轰一炮，反正你老是煽动小将轰总理、康老（我把轰总理、康老归到陈伯达同志头上。）这回我也豁出去了。抱个不平轰你一炮，扫扫你的威风。
第二、我的狂热性到达了顶峰、认为做为一个有魄力的革命小将决不能有点地位，有了“军队”而不干为事业当敢死队了，革命总得有人牺牲，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完蛋就完蛋，轰一炮！
第三、我觉得由于做了缩小打击面的措施，再加上我从来就和任何大人物、任何组织无连系，打错了对我是一个被动的考验，但决动摇不了我，於是我终於告别了我的战友，踏上了炮打伯达同志的台阶。
我决心下定後，我就请杨忌非同志来修改论文。
我告诉杨忌非同志写好一篇批判根本理论的文章就行，不必再整任何材料了。（在关键时刻，在关键的题上，人们的灵魂是要大暴露的。）我又说：“炮打”主要是靠中央表态。中央许可打了，只要透露对方的理论要点，群众立刻就会大规模发动起来，到那时，材料自然就有了。死整人事性的材料是纯军事观点，不懂得群众运动，万一失败了，还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因此，我和杨忌非祗写了“炮打……”的文章，没有整其他任何材料。
3、我决定自己签名抛大字报，以便出事以后，中央容易调查。同时也表示自己是忠诚的。
4、叫杨毁了自己的日记等物，我的日记等东西早已在去年八月准备炮轰刘少奇时烧光了，留下的其他材料，也在我总部成立时化为灰烬了。目的是怕出事以后多麻烦。
5、发完大字报，暂时躲避，以免群众在火头上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四）背景问题
团派同志认为我们的大字标有背景，其理由是不可能如此大胆。
的确我这次错误是严重地给党带来了很大损失，破坏了战略布署，这是我的罪过。然而後台是没有的。当我主观上认为自己是保卫毛主席豁出去的时候，我是抛弃一切的。甚麽官、名、前途之类都可以不视，我想反正老子活了二十四岁，甚麽也见过了，完蛋就完蛋，没什么了不起！
我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很顽固的，一个豁不出去，是没出息的！是不可能忠于毛主席的。
我一贯反对把自己和战友的命运莫名其妙地装在一个人物或一个组织的荷包里。战团里谁如果提出来去找找谁，我总是破口大骂：“他妈的，没出息的东西！”我认为，政治斗争是可知的。对於一个群众组织，它的成长、发展、壮大，它的生活，主要是看它的政治纲领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主要是靠这种符合毛泽东思想纲领的实现。去找後台莫非为了自己得到一种保护，一张不挫败的保票。这样就不叫干革命，而是叫干名利了！我对任何组织要以我们414的理论和实践去带动他们，他们好的东西可以学习，但不能依靠。我在414工作期间特别强调独立自主地按主席指示办事，认为革命小将应该直接按毛主席最高指示去衡量一切，这是防修反修的最根本的一条原理。只要光明正大，誓死保卫毛主席，就是错了，也容易回头。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自从414串联会以来，做为一个决策人之一，从来也没有去找过後台，也没有去依赖一个名牌群众组织，谁如果不信，可以调查。
（五）思想检查
我做为一个革命小将终於登上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破坏毛主席战略布署的台阶，犯了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在思想上不是偶然的。我思考起来有下列几点：
1. 严重的狂妄自大，不相信群众：
过份地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相信群众，尽管也可以开会提一些意见，但我总是用我一整套所谓理由去顽强地说服战友，驳倒他们能够动摇我决策的全部理由，逼迫他们去执行我所决定了的战局。在某些关键时机以至於使用集权，先斩後奏，当然事後是可以做个策略性的检查的，但决不触及灵魂。在414的全部工作我的民主气氛极少，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同志们对我意见很大，由于严重的狂妄自大，使为慢慢脱离群众的意志。脱离客观实际，以自己主观去理解毛主席的战略布署和姚文元的文章。终於登上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毛主席战略布署的台阶。
这次事件一般是缩小圈子的，但也受到了同志们的劝告的，在第一张大字报出笼後，有个“三七”的同志看了我的大字报後，警告我当心坐牢！有东方红的同志警告我：你别太狂妄了！有的同志在会上大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意思是叫我止步。但我拿定主意後是不听意见的，认为自己动脑理解的毛主席布署前进哪有那么多害怕之理？
现在我觉得这样下去，是会脱离群众的，而结果必定有可能长期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而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越来越远！
2.小资产阶级狂热的自我表现。封建时代绿林好汉式的对待革命：
我在下决心时，有一个因素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我企图以自己所谓英雄气慨来开辟道路。一旦狂热性上升时，似乎具有很大的动力。此外，还有一种所谓“打抱不平”来对待革命。长期以来，总理、康老被炮打（当时我把炮打的原因归於伯达同志）。我想：总理如此忠诚，你还欺侮，他妈的！忠良不可欺！你煽动下面炮打总理、康老这批忠臣，我偏要打你一下，要扫扫你的威风。使用主义的判断加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顾大局，结果，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
3.无政府主义，对党不够信任：
大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的思想在我头脑中滋长起来，喜欢无根据地、实用主义地、按自己的意志去怀疑人。评论首长没有专政秩序的概念。在重大问题上离开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这次采取这样一个行动，是无政府主义在自己头脑里滋长的必然结果。其实中央首长在王力问题上已经再三说明了。可是我还瞎怀疑，狂妄地以群众的行动来支援中央解决问题，对党不够信任。
以上三条，是我这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原因。从思想上来说，是由于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未得到改造。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根本的原理，那就甚麽也做不成了。“回忆我犯错误的过程，自己头脑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使我在这两个根本原理上出了不少的毛病，我不够相信群众，不够相信党，而过份地相信了自己。这样下去是多麽危险啊！
今後我决心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剜去思想上的毒瘤，使自己更好地前进。错误是压不垮革命小将的，被错误压垮的决不是革命小将！要前进就可能跌倒，要胜利就必然有失败。一切真正的革命小将都将像英雄的“海鸥”一样，在大革命的疾风骤雨中锻炼自己的翅膀。克服自己的弱点，沿着毛泽东思想红太阳照耀的道路前进！前进！决不後退！
如果有人问我：“你以后还敢不敢闯？”我的回答将和一切犯过错误而又坚决改正的真正的革命小将一样坚定不移：“敢！敢！敢！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小将永远不怕牺牲。敢字当头！
高唱林副主席语录战歌勇敢猛烈地前进！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於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陈伯达戚本禹接见人民日报社工作人员的谈话摘要
10月7日，陈伯达、戚本禹同志接见人民日报社论组，接见中途，在人民日报工作的一些学生走进来，伯达同志问了他们是哪个学校，回答是清华、北大、北航的。在他们回答时，伯达说：“向清华致敬！”“向北大致敬！”“向北航致敬！”
清华：我们两派联合起来了。
伯达：我不相信，要真联合，不要假联合。周家缨贴我的大字报，我是保护他的。
戚：你刚才还不是说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吗？
伯达：我是有原则的，他能贴我的大字报，上纲那么高，这就说明他不简单哪！
北大蒋××：我们两派还没有联合起来。
伯达：北大的两派联合是困难的，我那次讲话要北大取消动态组，保卫组，航空版，这是新北大的心头肉。但是北大井冈山，也干得太厉害了，我话还没讲完，就去抄保卫组，要抄也要先给人家打个招呼，让人家做个准备嘛！人家说我是保聂派。
戚：新北大公社是个很好的组织。革命性是很强的。他们保聂元梓不是保聂元梓的错误，保的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伯达：我们都保嘛！……我现在也不同意周培源当校长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部分中学教师代表座谈纪要
十月九日晚，陈伯达同志，谢副总理、戚本禹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北京部分中学教师代表，参加会议的有23中、35中，清华附中三校的代表，接见时丁国钰同志也在座。
陈伯达：今天见到这么多中学教师很光彩，向你们学习。
谢富治：你们这样年轻都当教师啦！
戚本禹：还有十几岁的小学教师哪！
陈伯达：见到你们这么多教师，我很害怕。
谢富治：中学教师不简单，可你是大学教授，这还在话下。（随后陈伯达同志一一询问到会同志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学什么的。）
陈伯达问：中学停课多次啦！（答：从去年六月到今年一年多啦！）现在的情况怎么样？（这时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各校的情况）
谢富治：我今天找了三个类型的学校：一个是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二十三中，一个是大联合刚搞起来的三十五中。再一个是联合都没有搞起来的清华附中。
陈伯达：还是你有学问，你们考虑中学目前这个样子能不能改变？
二十三中同志讲：我们已经考虑了一个复课方案。现在搞三个点进行试验。
陈伯达问：什么叫试点？你们不是都在学校吗？
二十三中答：都在学校是搞大批判。三个点是搞教改，摸索教学改革和教育革命的经验。
陈伯达问：你们的方案带来没有？
丁国钰答：在我这儿，（在丁国钰翻找的同时，二十三中把一份方案递给谢富治同志，丁国钰找出后，连同二十三中的斗批修计划一同交给谢副总理。谢副总理把两份方案交给陈伯达、戚本禹）
陈伯达：你们的计划这么厚。
戚本禹：可以写简单些。
二十三中答：这是四个材料，一个是教改的初步方案，三个是试点计划（戚本禹一直看方案）
陈伯达：学校的教师和干部解放得怎么样？
二十三中答：我校只有六个党员干部，两个非党员干部，解放了六个，教师除五人有历史或其它问题没联合外，其余全部解放。
谢富治：（很惊奇地）那中学干部都解放得很不错嘛！（随后问其他两校干部解放情况）
陈伯达：现在中学上课行不行？（答：可以。要上课最好是大家都一起上，这样互相有好的影响。）
谢富治：老师、学生愿不愿意上课？（答：非常愿意。可是教师不知道怎么上，学生也说，上课是复旧。）
陈伯达：要边教边改嘛。应该边上课边改革。全北京一起上课，（有人说，要上课，有些学校还没有军训呢！）
谢富治：中学目前搞成这样。要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谢富治起来向在座的解放军刘峰等同志作揖表示感谢）
陈伯达问：现在还有多少学校没有军训？（刘答：还有六十所。）
谢富治：把六十所没有军训的学校都派去解放军。（有人说，有的学校解放军多）
陈伯达：我学过排、连、营教练。一个学校留二、三人就行。
陈伯达、谢富治：搞军训有政治意义。
陈伯达：在上课中搞改革，同学和教师都希望复课，可以考虑全面复课。
谢富治：教师也愿意复课吗？（答：愿意。）
戚本禹：多数教师是愿意复课的。
陈伯达：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提出方案，才能实现改革。
三十五中插话：现在应该很快解决毕业生问题。（各校介绍毕业生目前状况。）
戚本禹：两年高中毕业生有多少？升学能够安排多少人？
文教口答：两年高中毕业生共三万五千人，根据过去情况，大学能够招收一万四千人。
戚本禹：还剩下两万一千人，要搞斗私、批修，要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陈伯达、谢富治问丁国钰上山下乡情况。）
丁国钰答：北京上山下乡的都造反回来啦！
陈伯达：应该造声势。（戚插话：要开大会。）要让学生知道上山下乡这是最好的锻炼，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最大关怀。
丁国钰讲：昨天有几个学生志愿去内蒙当牧民，我们开了欢送会。
戚本禹：这很重要，怎么不宣传，应该登报嘛！（谢富治指示丁国钰要登报。）
陈伯达：上山下乡的青年应给予大力支持。
二十三中讲：六五年我校有二十八人去山西曲沃集体插队，只回来几个人，旧市委把人骗去就不管啦！插队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没人管，生活也有很多困难，由于学校经常写信鼓励，多数人还是坚持下来了。
谢富治：还是集体插队好，北京单个插队，结果全造反了！
陈伯达：你们认为上山下乡什么组织形式好？
二十三中答：我们认为搞军垦或者农场比较好，插队学生思想教育没人管。
陈伯达：先考虑六六年毕业生，再考虑六七年毕业生，大学收一部分，下余的可去劳动。办农场要朴素、艰苦，不要办双桥那样的农场。那是贵族化的农场。
陈伯达问丁国钰：北京有没有空地？
丁国钰答：北京没有。现在正去新疆、内蒙找。最好扩大现有农场，不然投资太多。
戚本禹：每年初中升高中占多大百分比？
市文教口答：根据过去情况，有百分之二十升高中，两届初高三有二十四万五千人，需要安排，我们去新疆调查，可以容纳一部分，不知能否让去，北大荒能容纳一万多人，今年还不要。
戚本禹：你们打报告，要掀起上山下乡高潮。适龄儿童有多少人？（答：五十三万）小学两年毕业多少人？（答：三十五万）
谢富治：有五十三万？！一个国家了！
戚本禹：这是个大问题。北京要向伯达写报告。要给我一份，学制要缩短，二十三中他们提出要搞十年，课程也要精简，二十三中方案也提出了，可以搞试点。
陈伯达：一般要全复课，毕业生的分配方案你们也可以提。你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嘛！（戚本禹插话：他们是上连大学，下接小学，是中心环节。）大、中、小学要走上正轨。要重新组织起来，象这样散漫是不行的。军训要照常军训，课程适当精简，要学毛主席著作，语文也要加毛主席著作，要作适当安排，你们考虑怎么安排好。今天来的是少数人，回去你们可以师生商量。学制、教材你们都可以提出改革方案。你们的方案拿出来，受到学生的批判也不要紧，学生批判好嘛！学生批得不对也可以讲。教师与学生打成一片，成为一家人。学生可以当你们的先生，学生可以给先生提有益的意见。（戚本禹插话：现在有的高中生写的文章比老师还好，不一定先生比学生高明）学生有时提的问题，我们都回答不了。（此时谢富治看二十三中斗私批修计划）
陈伯达：学生现在有许多防空洞，应该全面开学。你们要研究，谢副总理要研究，明天要开小学教师会。（谢插话：没有时间）我要研究，你不要泼冷水，我要全力抓。（谢富治插话：你是组长，管七亿的，怕你没时间，我是主任，只管七百万，你要抓，我奉陪，七百万要服从七亿。）
陈伯达、戚本禹：北京要做出模范，成为样板。
陈伯达：今天我们是学习主席开调查会的方法，你们回去也要开调查会，开学生、教师、家长座谈会。把材料整理一下。
戚本禹：调查后写个报告，要简明一些，给陈伯达同志参考。学制几年好？清华附中有研究没有？美国几年？英国几年？德国几年？（无人回答）我记得丹麦好象中学是三年。
陈伯达：小学可以是四年，中学可以四年。
谢富治：学制的长短，从国家的力量考虑。我们的学制可以短一点，让更多的人能念书。要学好数、理化。要学好毛泽东思想。政治是很重要的，但最终要发展科学。我的话没有错吧！可考虑扩大研究生方面。搞数理化研究。文科可以不搞大学。
戚本禹：文科还要有，不能取消。
陈伯达：我们就谈到这儿。我今天做你们老师的学生，明天要作学生的学生。再见。（陈、戚退场）
谢富治：复课复什么课？
二十三中答：我们的方案提出要复八门课：政治、语文、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军体、外语（选读）。
谢富治：学外语？中国的广东话就是外语，欧洲都是一个个小国，他不学外语不行，我们中国出了几位大人物，把中国统一起来了。
上课与大批判怎么安排？半天上课半天批判行不行？升学怎么办？（有人说，不是要砸烂高考制度吗？不考试了，由学校推荐。）我还有点迷信，不考试，我认为不合适。不用分数挂帅，也可以作依据。派性那么重，保送不打破脑袋？方案是不是有两个，一个完全不够，一个简单考虑加推荐，我认为后者有说服力。你们要研究，保送根据什么条件，谁来保送。（有人说，运动初期，中央公布过废除升学考试制度，）
谢富治表示惊讶：有那么回事吗？要是，也是陶铸搞的，陶铸就是坏。考原子能专业的，入学不考试怎么行？收我这样的就没有用。（有人说，这届恐怕不能考了，一考准造反）不怕，正确的不怕造反，初中升高中考三科还好办，如果要考语文，政治就可以不考。20万人要安排，这是天大的事，他们都是国家的精华，我们要对他们负责，要开几个座谈会，（把去各地的上山下乡的人找来谈谈）别都找那些不愿回去的，还要找愿意回去的，有鼓舞作用，我起码来一次。我总结经验，成立一个一二十人的机构。
（对丁国钰讲）你们可以提两个方案，一个彻底革命，甚至改过头都可以，一个保守一点，提供中央考虑。
（未经本人审阅，数字也不一定准确，仅供参考，不得外传。）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北京部分中学学生代表座谈纪要
〖十月十日晚，陈伯达同志、谢副总理、戚本禹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北京部分中学学生代表，参加会议的有23中、35中、清华附中三校的代表，接见时丁国钰同志也在座。〗
丁国钰：你们是二十三中的吧？（答：是。）二十三中是走在前面的，你们没有骄傲，没有翘尾巴呀？（答：我们不会的，我们翘不起来。）做的不错。（答：我们离毛主席的要求差得远呢！）这点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谢富治：中学联合的不错吧？（看到清华附中的刘刚说）清华附中很丢人呀！别人都联合了，你们干什么呢？不象话，你们太丢人了。清华附中有没有解放军？（答：有。）你们不听人家的话，解放军也是和稀泥吧？（清华附中同学说：联合了。另一个说：没联合，是解放军做了努力。）中学都应该联合，中学生都是娃娃，清华附中要做模范，不要象现在这样。（三十五中同学讲：头头是大联合的障碍。清华附中谈到老红卫兵问题时。）
陈伯达：老红卫兵，噢！联动。
谢富治：你怎么这么说，老红卫兵不一定是联动。
陈伯达：对，不一定！不一定！老嘛，老就有些毛病。
谢富治：什么这派那派的，都是山头。
陈伯达：别说这个了，说正题吧。聊聊你们学校怎么办？国庆节已经过了，你们干什么？怎么搞？你们不要被大学生牵着鼻子走，大学生并没有什么高明，你们要自己走自己的路。
谢富治：别说大学生，中学生我都怕。
陈伯达：不要跟着走，就说陈伯达说的，轰我陈伯达也不怕。戚本禹不敢说话吗？
戚本禹：我是小学生，你是老百姓。
陈伯达：你们现在去劳动，劳动回来怎么办？开学好，还是不开学好？（一致回答：开学好。）
陈伯达：要边教学，边改革，在教学中研究改革。改革不能脱离实践，教学就是实践，在实践中进行改革，不能脱离实践空谈改革。你们要在学习中提出改革方案，空谈改革是不行的。
戚本禹：小山头都不要了，什么井冈山，延安公社呀！六百多个学校，大概得有一千二百多个组织。
谢富治：不，得几千个。戚本禹你是那个山头的？
戚本禹：我没有山头，我是共产党员，搞那么多组织干吗？有些人就是想当头头，当司令，有领袖欲。那时有反动路线可以，现在跟刘邓走的是个别极少数，现在基本具备了大联合的条件。要按班系实行联合，这是毛主席的指示。（问：组织还要不要？）要实现班级大联合，还要那些组织干什么？那么多司令部，你一个，我一个，怎么联合。
陈伯达：离开大联合不行，各有各的心思，三人成派，五人成党，都要称王称霸，有小野心家，有大野心家。你们边上课，边研究改革方案，一门功课一门功课地研究，怎么个改法。怎么教？怎么学？要不要硬灌？先生讲，学生听，还是学生自学，先生辅导，你们研究。
谢富治：昨天和教师谈，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就是考不考试？去年八月是陶铸提出不要考试了。不要考试，那怎么看谁上大学，上那个大学，学生不高兴考试，推荐会把脑袋打破了，要考试和推荐相结合。
戚本禹：毛主席并没有说一定不考试，而是反对袭击的办法，反对分数挂帅。
陈伯达：要有两种考试，一种升学考试，一种平时考试。平时先生可以出一些题目去研究，象主席说的，不要搞突然袭击，不要分数挂帅。我念书时，平时考的是“丁”分，甲乙丙丁的“丁”呀，就是50分以下。后来我代数、物理都考第一，人家不服。因为我找着窍门，就是死背书、抄书。以后就应该先生出题，学生自己做文章。平时你们自己深思先生出的一些题目，自己研究。不要在课堂上硬敲硬打。不要搞突然袭击。大家交换意见，搞互助组，互相帮助。你们去研究，一种是平时考，一种是年考、毕业考、升学考。（清华附中有人说：我们平时没事干，要上课。）
陈伯达：你们涣散了，没人管，要按班级联合。不搞四三、四四，分派分的无组织，无纪律。先上课，要开学。一开学，按班级联合的问题就解决了，本来不复杂的问题，为什么闹得那么复杂。
谢富治：二十三中联合后分两派吗？（答：没有。）
谢富治高兴地鼓掌，连说：好，好。
陈伯达同志问：开始就没分两派吗？（答：对，没有。我们开始就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的。）听后，陈伯达也高兴地说好，好。三位首长同时鼓掌。伯达同志继续讲：我请你们当先生，你们说，开不开课？怎么开？有什么障碍？
丁国钰：二十三中同学讲吧。
（二十三中同学汇报。）
陈伯达：你们不但要搞三个试验班，也可以在全校开课，然后补充、修改、提高，各班经验不同，互相比较。不复课不行。我们肯定你们的基本经验是对的，要在全市推广，也可以在全国推广。要进一步补充、提高。在实践中变革教学。象主席说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三十五中同学插话：二十三中是特殊的，四月份没有受冲击。）
谢富治：怎么？你要到那里去冲，去捣乱？（答：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学校同学现在没事干。毕业生要分配，同学们普遍反映不愿插队，有人借文化大革命造上山下乡的反，文化大革命就要革这些人的命。）
谢富治：有些上山下乡的都回来了。
陈伯达：这还要研究一下，找上山下乡的同学研究一下有的地方适合插队，有的地方不适合插队。集体插队比较好，个人插队比较不好。（这时谈到最近有一批青年到内蒙插队的事。）
谢富治：你们再选一个主任，我带一批娃娃去插队。
陈伯达：我也不当这个组长，也去插队。现在学生来了没事干，是个问题。大、中、小学要普遍开学，普遍上课，你不尝梨子，怎么知道梨子的滋味。要在实践中研究，订方案。将来会基本相同，但有差别，不一定完全一样。城里、乡下的中学可能就不一样。
（清华附中插话，我们学校没人领导。）
陈伯达：没人领导，可以选一个校长。解放军可以担任，学生不行。选校长定出几个条件，解放军、教师都可以，不是走资派，校长、副校长都可以继续当。选出校长，就要为大家，不是为四三、四四派。暂时可以，长期的也可以。半年、一年都行。开学必须有头，选举学校管理委员会，三至五人，有主任委员，有校长。不要定死，讨论一下。选举校长有问题，要打架。不要派别，不要四三，四四。要按班级联合。不要打架，要有领导班子。你们毕业打算干什么？要当兵、当工人，也要当农民，没工农，就没有兵，农民还是大量的。升学问题要解决，我向你们要解决的办法。
（二十三中代表发言，目前要复课闹革命。边实践，边改革。现在毕业分配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不然影响我们全盘计划。这个问题是否在我校可以搞试点。）
陈伯达：可以试试。失败了没关系，失败是成功之母。
丁国钰：你们想当老师吗？（答：革命工作需要就可以当。）
陈伯达：中学红代会脱离群众。中学红代会对中学问题没有发言权。搞特殊化，你们有秘书吗？出门坐汽车吗？
谢富治：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陈伯达：我是根据大学的，我不拆台，我拥护你们，但你们怎么搞？
丁国钰：把优秀分子吸收进红代会。红代会要考虑升学、毕业问题。红代会代表半年换一次。
陈伯达：红卫兵很多嘛，就你能管理同学，我们就不行啦？！
戚本禹：他们尽参加国宴不行。
（这时首长又问我们将来想干什么，大部分想当兵。）
陈伯达：当兵是很好的理想。但是要有个比例，根据需要。你们现在一定要搞班级大联合，搞全校性的。二十三中可以在全市大力推广。按“三·七”批示办，按主席思想办。条件成熟了，大联合了，老牌牌不要。你们不要当历史博物馆的馆长。要走在前头嘛。（问清华附中一个同学。）你们组织有多少人？（答：现在不清楚。）你们有多少兵都不清楚，还没什么？对联动，让他们回来，帮助他们，不要打击他们。福建东海兵组织犯了错误后，一次开会坐在最后面，我叫他们上前边来，叫他们改正错误，拜老百姓作老师。对联动问题。要一看二帮，小孩子们，一定要以老百姓为师。东城纠察队是我的老朋友，也是好朋友。他们有反动的，要争取，要采取正确的政策。我们主动与他们接近，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犯了错误，感到不好意思。老红卫兵改掉错误就好，不要单独联合。干部子弟要放下包袱，联动分子要放下包袱。
谢富治：年轻人，小孩子，要团结多数。
陈伯达：对，慢慢来，人家不理解可以等待，不要着急，不要光要检查。
戚本禹：老红卫兵要向新红卫兵正确的学习，新红卫兵要团结老红卫兵，新老红卫兵要搞大联合。
陈伯达：可以和他们在一块谈心，交换意见。老红卫兵要纠正错误。我们对东西纠察队采取帮助态度，不是打倒。头头带错了，他们还是年轻人，要给出路。犯了错误要一看二帮，以后改了就好。摔了跤爬起来，比不摔还好。没犯错误的不要高兴，将来可能犯，我不是鼓励你们犯错误，你们对过去犯错误的要有个正确态度。本着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们回校，你们要鼓掌欢迎，不要喊打倒。不是欢迎错误，对错误要严肃对待，但要欢迎他们改正错误。改不改要看帮助嘛！我们讲多了，我是来当学生的，我们来请教，你们考虑。（又问我们教改方案。二十三中谈了简单计划，因详细材料已经上交，按我们计划，小学、中学各搞四年，毕业后劳动两年。）
陈伯达：你们考虑可以不要专门劳动，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劳动，穿插进行。
谢富治：小学、中学、大学都可以短，然后再搞尖端。（停了一会又说）二十三中是否搞了试点，你们全校要搞试点。
陈伯达：你可以让全北京市都开学嘛！
谢富治：不行。二十三中要搞起来，要全校大复课，我们可以推广。
戚本禹：可以办抗大式的。
（二十三中同学发言：我们就是要办抗大式的学校，但我们需要解决师资问题。根据我们的安排，我校现在教师就不能满足需要。）
陈伯达：开课教师问题。你们可以当教师嘛！在你校的师大同学也可以留下当教师。清理教师队伍慢慢来，随着运动发展逐步解决，教师都可以让他们上课。
谢富治：你们可以让老师上课，有错误然后批判。
陈伯达：批评教师要采取适当方式，有错误看他们是故意搞鬼，还是不是故意讲错的。
戚本禹：不要无限上纲，动不动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弄得教师不敢讲话，要实事求是。
陈伯达：也可以让同学讲。上课时先出题目，学生可以先准备，推一个人来讲，先生先听，然后帮助学生提意见，挑毛病，大家辩论，之后先生讲，再讨论。先生也是学生，学生也是先生。你们的主要工作是学习毛著，一边开学，一边复课，搞班级联合。
戚本禹：复课，数理化也要学。没数理化怎么打飞机，不学不行。首先要学毛泽东思想，其次学数理化，这是基本功。有可能的可以自修，可以不用先生，少数人可以当先行权。先生可以给补充，纠正。有些人在数学上很敏感，有些人聪明，做题马上就可以做出来。上课方法可以研究。刚才都是出题目，供讨论。我们是学生，提的是供讨论的意见，不要当最新讲话。我们向你们请教。学生不动手动脑是搞不好的，不依靠实践是搞不好的。你们要讨论，要实践。学生老在社会上游荡不好，对你们对社会都不好。要组织起来，进行教学。
戚本禹：学校的特点，不搞教学，学生组织不起来，比如工厂，要搞生产。
陈伯达：学校不搞教学，学校就散了，就不务正业了。你们回去跟老师、同学、朋友商量，多种多样，但基本上要启发式，不要填鸭式，要诱导。
陈伯达：我们是你们的学生，你们不要我们去当保姆，自己干，按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研究方案，听不同意见。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我还要到那边去开会。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谢富治接见聂元梓时的指示
10月11日，谢富治副总理单独接见了聂元梓同志。接见时在座的还有吴德同志。谢副总理说：
一、 北大与谭震林没有联系；
二、 周培源不能当校长；
三、 要复课闹革命。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谢富治关于北京大学校文革问题的指示
十月十四日下午三时许，谢副总理在东郊机场欢送谢胡同志之后，来到了首都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接见了学习班全体学员，作了重要指示，同谢副总理一起前往的有聂元梓同志、韩爱晶同志、蒯大富同志、谭厚兰同志、李冬民同志。在学员宿舍里，谢副总理对新北大校文革问题作了指示。
谢副总理说：北大校文革是权力机构，同十五个学校革委会一样嘛！
（学习班核心组同志说有人把北大井冈山也拉入学习班。）
谢副总理：参加学习班那不是实质问题吧！北大井冈山也来了，他是想搞点什么名堂吧？
（核心组同志说他们不承认北大校文革，没有通过北大校文革。）
谢副总理说：北大校文革是要承认的，承认不是那是不合适的。是不对的。（指着旁边）聂元梓同志还是我们革委会的付主任嘛！要承认他们校文革。
核心组同志说：井冈山的人已经来了，怎么办呢？
谢副总理说：要他承认校文革，叫他们回去到校文革办一个手续吧！承认校文革。
（随后谢副总理就到会议室去，在下楼梯时，核心组同志说为了北大校文革问题，我们争论得很厉害，有些人就是不承认校文革。）
谢副总理：那有什么意思？北大文革是全校师生选的么！要承认北大校文革。
谢副总理在向全体学员作重要指示之后，当着全体学员又谈了北大校文革的问题：“北大校文革那还是要承认的嘛！”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谢富治接见北京中学红代会集训同学的讲话
中学生最近搞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复课闹革命有很大成绩。前几天，主席有最新指示，要我们开办训练班。这样会有很大好处。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早就提倡的，主席一向是这样做的。我们什么事都得有纲，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是我们的纲领。有了这个纲领，我们就什么事都好办了。只有通过实践，这样事情才好办。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一年了，我们按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伟大纲领，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搞文化大革命第一年是发动，第二年是决战，第三年是收尾。现在文化大革命一年半多了，现在基本上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打垮了。虽然没有把他们从政治、思想、理论上彻底搞臭，但他们垮了。现在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全国大多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北京是首都，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所在地，我们有优越性，我们直接听到中央的声音比较多，我们有好条件，我们应该更加紧跟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复课闹革命搞好。我们应该首先进行革命的大联合，才能进行革命的三结合，才能把斗批改推向更高阶段，这样才有利于复课闹革命。同志们，中央最近几天要发布命令。准备大学、中学、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只有这样，斗批改才能进一步进行。要复课，复课不难，复课就有一个东西吸引着同学，就是大批判。有了复课，可以把大多数同学集中起来。原来，有一部分积极分子参加文化大革命，也有不少逍遥的分子。如果复课，可以把逍遥分子集中起来，积极分子更可以发挥作用。这样三结合、斗批改、复课闹革命才能更好地进行。
全世界一切无产阶级都要联合起来，你们为什么联合不起来。当然这种联合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但是，小是小非，我们就不要管它了，我刚才在大学那也讲了。集训班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我们搞集训，主要是发扬成绩，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革命小将有很多的丰功伟绩，揭露了许多坏东西，打破了四旧。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大批判家。要好好地总结一下。在刚开始时，你们没有经验，犯了一些错误，应吸取教训，避免重犯。你们这些人不要老碰钉子。你们凡是不对的都不要做。你们应该总结经验，提高勇气，克服困难，不能一集训都把你们整得灰溜溜的。你们应该抓住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问题。批臭走资派、捣毁四旧。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做得不够，防止修正主义，各个组织和每个人都要注意。首先要注意“斗私批修”。“斗私”，不要把勇气整没了，斗垮了，不能把同修正主义斗争的勇气斗垮了。要总结、分析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这是大是大非。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怎样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象国民党、地主、资本家、官僚资本家以及那些小商贩（投机倒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处理两类矛盾非常重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出问题。那些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常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来处理。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两种。有我们革命派内部与革命派内部的矛盾；革命派组织与保守派组织的矛盾；革命派与犯错误干部之间的矛盾。这些都属于内部矛盾。但是革命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与彭罗陆杨、刘邓陶以及赫鲁晓夫野心家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但我们在处理这些矛盾时往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说明我们伟大领袖的英明伟大。我们处理方法一贯是应该按照毛泽东思想，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要允许别人犯错误，也要允许别人对错误有一段认识过程。象武汉的陈再道等五人，主席叫他们到群众中去，也叫他们参加集训班。这五个人感动的都哭鼻子了。你们革命小将也是这样，在运动刚刚开始时，没有经验，犯了不少错误。现在我们应该把那些错误扔掉。你们当时，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个勇气是好的，但是打人、抄家、喷气式、弯腰、剃光头，这些是我们伟大领袖从来就反对的。你们对那些走资派这么干了以后，伟大领袖也没说什么，但这并不是纵容你们这样去做。你们把当权派搞得灰溜溜的，那谁叫他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但话又说回来了，不能因为这个，你们那样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又对了。
每次运动过后，我们都要总结一次经验。毛著学习班就是叫我们总结文化大革命这一年。我们不要泼冷水，不要搞得灰溜溜的，打击了革命小将，叫老保翻天，这绝对不允许。我们在搞革命大联合时，也要搞班级大联合。主席的“三·七”批示我们一定要坚持。主席的“三·七”批示我们准备再从新公布。你们中学生在这方面要带个头。你们解放军不要老迷信巴黎公社的那套选举。你们要搞协商，搞推荐，我看协商比那个选举还民主，你们别笑，主席一直是这么干的，协商是一个好办法。我看这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从来都是搞协商，那资产阶级的一套就是考试，考个五分也没用。当然协商不见得都同意。我看这是个好办法。毛主席一向这样干。各方代表经过多次协商，反复协商推荐，然后才进行选举。最近听说六中红旗要被别人吃掉（群众：六中红旗负责人来了。）你们组织有多少人？（××：四百多人）对立面呢？（××：对立面新兵，一百多人。）人家一百多，你们四百多，人家怎么能吃掉你们呢？如果协商，也要照顾别人。你们中学生都是十几岁的娃娃，你们做的就百分之百符合毛泽东思想？我看不见得，别人也有做得对的。好多日子没提老红卫兵了。现在我也提一提。人家老红卫兵，你们也要帮助人家，干部子弟都不好，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当然，也正象江青同志所说的：“我们的干部子弟很叫人耽心。”他们的生活条件比别人高，修正主义容易在这里出现。有一部分也好，但是他们毛病不少。但不是都不好，大多数都好。有少数人不好，有少数黑帮子弟不好办。他们是有阶级仇恨的。
你们一定要把班的联合搞好，四·三派也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退出班级大联合，各派应联合起来，应补台，现在不能四·三派、四·四派了。
我看，你们核心组应当轮流当，这个人当几天，那个人当几天，怕什么，你们那个头头应当轮换。伯达同志讲过好几次，中学生可以轮流当。但这并不是说你犯错误。
不要搞四·三、四·四。但是大学生在这里分裂。谭厚兰，你不要管人家的事。你们小朋友对班级联合的态度，对毛主席三·七批示的态度就是革命和不革命的问题。有人就是坐不下来，不好好学。我们这些人也要交班，交给你们，你们要学好马列主义。你们小资产阶级容易动摇，你们不能动摇。中国七亿人民看着你们。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正象林总说的：受到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你们中间不能出修正主义，你们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这话讲二十后、三十年后、五十年后看你们坚持不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坐下来半个月好好学习。我们与国民党打仗时，打一仗就坐下来学十天、十几天，半个月，总结经验，再打再战斗。我们打仗打了一年，坐下来修整，准备打下一仗，打斗批改这一仗。你们就是懒，光说等中央下命令，中央不也是从群众中来的吗？你们自己要总结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经验。怎样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你们才能按框框干，要克服缺点，发扬成绩。集训半个月要写一份总结，每个学校都应开学习班。江青同志九月十七日、九月十八日发脾气，说我们有些学生就是不听话，主要是有一些人捣乱。当然，这主要怨我，我没有好好帮助你们，但帮助你们也不听，现在才听了。得了，李冬民，就叫我讲到这里吧，我还要到别处去。
（群众要求评价解放军在中学运动中的作用）解放军在中学生中间的功劳最大最大，应大大树立解放军的威信。要留二、三个人一直在学校，解放军在学校，你们应该感到荣幸。（群众：二、三个太少了），那不少了。
（群众：现在有许多组织怎么办？）要削去山头，按天津延安中学经验办。回班，复课闹革命。
（群众：现在高、初三年级有的到内蒙去）报纸都支持嘛！电台都广播了，下去欢迎。
（群众：东城很早就成立革命委员会，有些人有意见，退出怎么办？）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都承认，不承认也不合适。退出去的应回来，补台。退出去不对嘛！要联合，补进去。应坚持承认革委会。
（群众：对老红卫兵怎么办？）老红卫兵不要单搞，要加入别的组织。有个别解放军对四·三派态度不对，当然，有些四·三派对待解放军的态度更不对！ 好！别问了，我该回去了。
四、北京市革委举办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谢富治在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讲话
〖时间：下午，地点：北京林学院。〗
训练班的方法，从学习毛主席著作、带着问题学，用总结经验的办法，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在干部轮流做了一段实际工作，然后把干部集中起来，带着问题来学。这种方法不仅仅是战争时期，革命时期客观的条件只使我们是这样做。这个学习方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这一点是非常好的，也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经常所提倡的。……
我们伟大领袖特别讲调查。如果讲理论马、恩、列、斯啊，毛主席是创造性地，最高的马列主义。要谈理论，是所有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没有解决的，或不可能解决的理论问题，都是我们伟大领袖解决了。但是，毛主席解决这个理论问题很实际，从实践中间提升到上层。因为实践，也需我们把毛主席的全部著作学一学，一直包括最近的最新指示还有那么一句：最聪明的人，最有才干的人是那些在实践，在实际斗争中的战士。是不是有这么一句呀？……
这个训练班的办法是一个好办法，这是理论联系实际最好的办法，也是我们伟大领袖所提倡的罗！有时间几个人在一起想一点问题，每天想点问题，就可以把我们这一段，半年一年的实际，哪些东西是成功的，哪些东西是不成功的，哪些东西是错误的，他就比较冷静。我们现在学习，一个最大的好处，首先有共同的纲领，这个共同的纲领就是毛主席的那些著作，毛选，又有些毛主席最新的指示做纲，做为你们学习的纲。根据这个纲，根据这个精神，来总结我们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主要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还有走资派，还能够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还能出现修正主义，还要经过阶级斗争。以这个问题为纲，来把毛主席的各种著作和现最新的指示列一下。由这么几个问题来看一看。
在革命的初期有一些小将轰他一家伙，不管他三七二十一，贴一些大字报，把你打倒啊，目的不过是打，得到就打，打不倒就算了。搞你个喷气式，斗争你一家伙，我们说不提倡这个东西，那时候打你一家伙，固然在整一个气焰外表……那个习惯势力很重，走资派这个习惯势力的力量相当大，不然的话，没有这一搞和天不怕地不怕，这么冲他一家伙，冲不垮，冲不开的，所以过去那些今天看起来他们都是缺点，甚至是错误。对待革命小将不能计较那些。我们要看大方向，如果谁要拿出东西来反攻，来整我们的革命小将，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要反对。
一个是从路线方面，一个是从斗争方法两方面总结，主要是发扬成绩，其次是克服缺点，就提高了。纲领就是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和最近的最新指示。对毛主席的指示采取什么态度是考验一个人是革命派还是不是革命派这一点不能马虎。我们有个别学校学习主席的最新指示不大认真，当然绝大多数是认真的，个别学校个别同志对我们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学习不大认真，甚至不大严肃，那个东西是不能容许的。毛主席在斗争很紧张的时候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去了六省一市。到了那个斗争热闹的地方去，特别是湖南、江西，最厉害的地方去跑了一趟，就是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学习呀。……
在这一点你们小将是够毛主席的思想，天不怕，地不怕。毛主席最相信群众，什么这个乱子，那个乱子，他都不怕。去年接见1000多万红卫兵时，那次在长安街围得水泄不通，我们这些人有一点胆子小，怕得跟什么一样，人家根本没那回事一样，还批评我：“你们就那么紧张。”主席那真是主席呀！在延安打仗，打胡宗南，带的一个排呀，一个排的兵力，胡宗南十万八万军队呀，打到那个地方，那个军队只离几里路，他还没有事，也还那么走，伟大的气魄！伟大的胆量！相信群众呵，这点也值得我们学习。
通过学习应该把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要解决下去。这个革命的大联合还是要在学校按班级大联合，这点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转过“三·七”指示。……不仅是搞革命的大联合，而且搞以班系，工厂搞以车间科室、工厂的一起搞联合。要复课闹革命。大学、中学、小学统统都要复课。你不复课你知道那个地方改，那个地方不改呀！只有在实践中间才能改，你不实践你不知道怎么改，边复课边改，现在要把这个同学的纪律约束到学校来。
最近以来，有些不怀好意的、甚至恶意的、甚至坏人、甚至走资派挑动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经常有一点哪。这一点我看是一个无政府主义思潮，一个是坏人利用这个无政府思潮，你清华已经贴了伯达同志的大字报，听说那个人没有很好处理，怎么处理呀？就那么算了吗？我看不行。据说你们清华有一个人去告诉戚本禹，怎么讲了，你们上百人的材料我都整……那一天就抛出那个人的材料，你这是开玩笑吗？这是什么话呢？最近党校出了一件什么事，你们听说了没有？你们消息大概比我灵通。（没听说）都听说了的么，李广文我也不认识这个人，没见过这个人。康生同志经常都是很保护这个人。他翻脸不认人，就贴康生大字报，贴得很恶毒。我听了这件事很生气，肯定是个坏人。还有什么别的消息啊，听说我们政法学院也贴了康生大字报，还是那个人的大字报。政法的来了没有？有没有这件事？（……）没有贴靠不住！（××说：我没有看见）我听到说了，好多人都听到说了，你那样得了，你在小站搞伯达材料，这个账没清算。现在就这样做呵，这种办法千万不能这样子啊！千万不能上坏人的当啊！
现在你们再这样，可是要坐班房了，我要跟你们说了，因为有些家伙故意造成事情。……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1967.10.14；中发［67］316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并转各群众组织：
（一）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
（二）各学校都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指示。
（三）一切大中小学校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在教学的实践中，贯彻实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逐步提出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革命方案。
（四）各学校应该遵照毛主席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的指示，要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教学的班、级、系的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五）各学校的教师和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除了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外，有些人过去犯了错误，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应该让他们站出来工作。
（六）各大中小学校都要立即积极筹备招生的事宜。
（此件在各学校内张贴）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李钟奇传达周恩来关于制止北京外语学院武斗的指示
〖李钟奇：北京卫戍区付司令员〗
奉周总理的指示来制止武斗。武斗停止下来了，如何想法把武斗在这里制止，永远不再发生，解决消除武斗一切后果。指名派丁国钰和我来，……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一、武斗暂时停止下来了，你们还很听话，双方还很紧张，要脱离接触，究竟怎样脱离接触，大家考虑，以后双方达成协议。二、脱离接触，广播停下来，不要跟对方攻击，不要相互攻击。三、人民解放军考虑怎样把双方责任搞清楚，成立一个专门调查组，调查武斗的原因。
附件：
北外“红旗”与“造反团”在李付司令主持下关于制止武斗所达成协议
一、立即停止武斗，双方立即撤离武斗现场，恢复正常秩序，绝对不允许调动各单位人员参加武斗。
二、坚决执行六·六通令，不许互相抓人，双方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已提的双方人员。
三、双方拆除一切武斗工事。交出一切武斗工具。（由卫戍区解放军封存）解散一切武斗专业队。
四、双方不得用任何形式攻击对方（如用广播、传单、大字报）。
五、双方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央十月十八日关于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实行开门整风，进行自我批评，尽快按现班级系的革命大联合。
六、双方必须严格执行协议，谁破坏协议，由卫戍区和革委会作严肃处理。
此协议从十月十九日零点开始生效。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吴德与中国人民大学“三红”部分战士谈话摘要
战士：吴德同志，周景芳的态度极不老实，很嚣张，说没有接到你的新指示前，他什么也不说。我们希望你把刚才讲的，让秘书转达给周景芳。
吴德：不用转达，就几条嘛：1，你们根据戚本禹、谢富治指示去执行；2．你们可以对他进行揭发、批判、质问；3．谢富治同志、戚本禹同志还讲了一条，他回去还有自由，你们不要限制他的自由。要注意六·六通令。就这么几条嘛，最近“大庆公社”抓了人，那不好，抄林杰的家，中央也要通报。
战士：我校运动很复杂，斗争也很激烈，孙泱之死，你知道吗？
吴德：我接到了你们一个报告，说是死在暖气管上，我也很奇怪，1.3米暖气管怎么能吊死？
战士：这里有很大的阴谋，我们正在追查孙泱之死的内幕，但“新人大公社”一小撮人却不断挑起武斗，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转移视线，还把他们的战士赶到乡下或城内，现在“新人大公社”中有不少造反的。
吴德：要加强思想工作。听说你们学校闹得很凶。主席、中央最近的指示你们看到没有，要联合，要复课，人大的问题很复杂，你们要警惕。要掌握政策，不要上当，防止敌人钻空子，坏人一钻空子，你们就很被动，（谈到肖前）那次江青同志讲了，我才知道肖前。你们要看管肖前，防止杀人灭口。
战士：我们加强了看管，人大问题复杂，希望首长多去指示，吴德同志还有一件事，最近听说我们的小报，市革委会不准我们出了，有没有这个决定？
吴德：我不知道。中央文革指示，我们要整顿我们全市的小报。小报有的严重泄露国家机密，有的乱登最高指示，首长讲话，有的低级庸俗，有的是反动的。中央文革让我们整顿一下，我们还抽不出人，没有什么决定。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谢富治戚本禹接见红卫医院两派组织的讲话
〖时间：3：25至3：55，地点：人大会堂。红卫医院即安定医院。清华井冈山、北医八一八、地院东方红、医大红旗、公安部×局、学部等同志出席。〗
戚本禹同志讲：今天找大家谈谈陈里宁问题，我们作了很多调查，请谢富治同志谈谈。
谢副总理：陈里宁的事我没有好好管，戚本禹管了（戚本禹同志说：开始管了一段）公安部李震管。听说为了陈里宁的事你们医院涉及到你们学校（戚本禹同志：医务界）医务界有很大争论，有的说是响当当的左派，有的说是反革命，攻击伟大领袖，我们过去没好好研究，最近作了些调查，群众组织也作了调查，今天与同志们商量一下，不要因为这么一个人的事情妨碍大联合，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争起来没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这样肯定，这个人当时写了相当多的材料反对刘少奇，反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反对刘少奇这件事是对的，不能因反刘少奇把这个人就怎么样，不要把反对刘少奇这点作为这个人犯罪的罪名，因为全党全国都在批判刘少奇。但是这个人同时也有很大错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著作，作了大量的修改错误的批判、攻击（戚本禹同志说：是歪曲）甚至是攻击、歪曲，这是很大的错误（戚本禹同志说：反动的）反动的，这部分分量是少，研究这些东西是很困难的，混乱（李震：逻辑混乱）不管怎么样是错误的。但是从全部过程看，这个人神经不健康，我们没有学过医。你们在坐的有好多学过医，这个人起码在某些时候神经不清，所以他的东西，就不能作正确的判断，因此不能说他是什么响当当的左派，因为他反刘少奇的同时也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不能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至于这个人有什么其他问题，可以观察，可以了解。有一点可结论，反对刘少奇是没罪的，但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不准许的，这种人不能成为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将来有别的问题审查。如果是精神病要治，有什么问题今后审查，所以争论就没意义，肯定精神不太健康。金大夫，我见你几次（金大夫：两次）揭露这个问题，心是好的，愿望是好的，后来有了派性，是不是？金大夫（金大夫：是，是有派性）有了派性就不是实事求是，这是一个经验。
今天宣布一下，这个事不要再搞了，这个人交有关单位处理。报告不作了，书不出了，剧不演了（戚本禹：报告五月就停止了）两派不要抓住互相搞。他是精神病，今天是不是达成这个协议，搞提乌烟瘴气，这个人的处理交给我们办，停止争论，停止演剧，停止报告，不能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原来讲这件事情是好心，后来有点派性，不要争论这个问题，把这人交国家机关处理。我讲的清楚吗？
戚本禹同志讲：很清楚！很清楚！
医大红旗高××：我们坚决同意谢副总理指示，现在他们“狂人日记”全国卖的很广，小学他们作教材学，连内蒙古、拉萨也有，在科技东方红翻印的“狂人日记”第一页上写着：江青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好。
戚本禹同志：你们把谢副总理的话讲出去，就行了，说江青同志给毛主席看了没有这回事。这是谣言，谁给造出去的。
孙××：红旗战斗队负责人在大会上公布的还有传单。
戚本禹同志：没有这回事，谁造出去的。
孙××：是科大东方红。
戚本禹同志：根本不会有这回事，我问了江青同志没这回事。科大东方红是什么组织？
孙××：科大东方红就是科学技术大学的东方红。
戚本禹同志：现在作正式声明，你们两派不要争论了，好不好。你们把谢副总理讲话公布出去，就行了。
医大：双方立即停止对这问题的争论，可以停战，坚决照办。
谢副总理：可以不可以停止争论了？
众答：可以。
戚本禹同志：因为有派性就坚持，你们不要为难他们，主要是你们，他们也不一定是坏心，这个问题你们胜利不等于你们别的都正确，开始陈里宁批判刘少奇是对的。因为十三局光整理了批判刘少奇的材料，这个谢副总理严厉批评过，听说有人当面不说有病，背后说有精神病。
谢副总理：金大夫你们，有什么意见？
金××：坚决照办。
王××：我坚决拥护谢副总理的指示，我们当时有许多工作作的不够仔细，有缺点，但大方向正确，目前形势大好。
戚本禹同志：他这样检讨，态度是好的。
王××：（读一段井冈山小报上刊登的最高指示，汇报了清华大联合情况）
谢副总理：要大联合。
戚本禹同志：“四一四思潮必胜”应彻底批判，你们团派也有缺点，要认清是非，要大联合。
王××：目前阶级斗争很复杂。
谢副总理：昨天还打架。
（王××汇报了清华××问题）
戚本禹同志：李××要搞清楚，你们要建立一个专案组，协助公安机关搞。
王××：两派冲击利害，容易被坏人利用。
医大：××还作报告。
戚本禹同志：以前大串联可以嘛！既往不咎，分清是非。
谢副总理：以前大串联是对的（医大：是对的）现在最高指示你们登的很多，有真的也有假的。
众：笑。
戚本禹同志：（把小报接过去）意思对，但我没有听过。
曹××：我们坚决执行谢副总理指示，回去传达！中央作出的正确结论我们坚决拥护！有关材料应上报，全市斗争形势复杂，应提高警惕。十六号全北京市贴出很多大字报……。
戚本禹同志：听说有的大字报陈里宁名字打×刘少奇却没打……。
金××：学部的大字报有。
戚本禹同志：问付××来了没有？有没有？
付××：我不了解。
谢副总理：千万不要再为这件事搞分歧，争论了。
医大：“狂人日记”各地都翻印，印的很多，要求让他们都收回来。
戚本禹同志：让他们自己发表声明，给他们主动权。
甄××：我们坚决按首长指示办事，发表声明。
戚本禹同志：我们不是首长，谢副总理是首长。
孙××：戚本禹同志您在为陈里宁平反的时候，提到王福显，这人有病，现在住院……。
戚本禹：这事我们不了解。
医大：提到××专案组问题。
戚本禹同志：不要搞了，以后单独找你们谈。今天的会就这样结束吧！
（全体起立，以热烈掌声欢送首长）
红卫医院红旗战斗队记录整理一九六七年十月廿一日凌晨
（记录稿未经首长审阅，有错误由整理者负责） 请张贴，请转抄。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谢富治李钟奇在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学习班上的讲话
〖地点：北京林学院阶梯教室〗
谢副总理讲话：
今天不是你们请来的，是我自己找得来的。找得来的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陈伯达同志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是这个复课闹革命哪，好象怎么都响应得不那么热闹了，没有动起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很关心这件事情，昨天陈伯达同志去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就问到了这件事情，就是复课闹革命闹了半天也没有搞。所以伯达同志就特别给我打电话，说你明天就去，去跟大学谈一谈。所以我今天就来同同志们谈一谈。
这个复课闹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出来的，而且是我们毛主席关心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都非常关心，因为我们文化大革命经过个了一年半的时间，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主席的司令部，林彪副主席、还有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胜利就是从一小撮走资派他们部份的篡夺了党和政府的领导权，我们把这个权夺回来了，夺回到了毛主席司令部。因为革命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特别是领导机关领导这个政权问题，这样就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只有我们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把修正主义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但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进行各方面的斗批改。我们还有许多的工作，但是政权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们夺回了政权，他们也只是部分的篡夺了政权，并不是全部，这样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所以这样子我们大学就要搞复课，大学、中学、小学在复课中间继续闹革命，工人就要抓生产，在生产中间来进行革命的其余的工作，这就是说，这个革命进行到了一年半的阶段，就应该到了这么一个样子。怎么在夺取这一个，在从走资派中间、从篡夺部分政权中间夺取政权，首先应该归功于我们毛主席领导，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但是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也是建立了丰功伟绩。你们做了相当大的工作，从学校冲向社会，从北京冲向全国，这个功劳永远也不能磨灭的。但是现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一年半的阶段，那就不是再冲向社会，就不是冲向全国，而是回到学校里面，一面上课一面改革学校本身的斗批改，这是当前最关键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毕竟是穷困的，文化还比较落后，所以我们还是要上学。当然是要上毛主席思想的学，革命的学，这一点也是我们广大的学生的要求，也是广大的家长的要求，也是革命的要求。毛主席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就提出了。他要号召也是革命的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也是学生的要求。
我们北京的学生在点革命之火时我们起了一个带头作用，现在复课闹革命也应该起一个带头作用，刚才我跟中学讲了城区有三百六七十个中学，我说你们在这个月还有一个礼拜统统的都要复课，那一个学校也毫不例外，甚于你们学校遗留的问题，等到了复课以后边上课边解决，那么开始可以只上一点嘛！然后逐渐的增加嘛！先把有把握的就上起来，然后逐渐的改，经过边研究、边教学、边批判，然后再都上嘛！我看我们大学也应该这样讲，但是大学现在只有一个。什么邮电学院啊，什么农大啊、还有什么林院、矿院、地院、还有北航呢！上课了没有？北航，昨天陈伯达给我打电话也讲，他说我那个时候叫他们搞复课闹革命，在报纸上就公开登载了，闹半天以后，不知那里吹来了一股什么风，就吹倒了，吹了！是那里吹来的？什么人吹来的？（众答：陈再道吹来的）陈再道，陈再道也没有叫你们不要上课（众笑）！可见你北航这一个问题没有完成任务，铁道医学院还上了二门课？（众：上了二个来月）噢！这个不错的，要表扬这个复课闹革命的，这一个月统统都复课，先复课了再说，不复课啊什么问题都难解决，复了课的问题好解决一点。
有十来个学校，可以不复课，让他去打架，什么钢铁学院啊，什么民族学院啊，什么人大啊，什么第一外语啊，第二外语学院还有工业学院哪，还有什么清华，还有什么北大，总有十来个学校，让他什么时候打够了（众笑）说我们不打了，我们再开学，其余的62个学校52个学校开课，十个学校让他们去打架（众笑），其实我也不是那个意思，这只不过是将军而已，我现在有个建议，大概传到你们这儿来，所以下一期开训练班学习班专门开这十个学校，每一个学校来个一二十个人，也有两派的还有干部，××上干部起骨干作用、桥梁作用，站出来的干部要来，然后要卫戍区调厉害的人，调2个，那么我们革命委员会，我也可以经常来，搞个把礼拜，专门整风，不知道你们赞成不赞成，把他们打架的十来个学校叫得来，多找一些人，到这地方来搞，（众鼓掌）如果真的还不行，那就不管了，说说谁也不管，让他十来个大学打到明年或者打上两三年都可以。什么时候打够了，什么时候来。
刚才我给林学院的同志做了一点工作，你吃了他的饭，你就不做点工作？你们也应该做点工作嘛！我刚才有这几个原则，谁知道你们赞成不赞成，他们就是为了一个什么单洪，单洪，我问他一个是说打倒单洪，一个要保单洪，单洪现在是革命委员会付主任，已经搞了两个多月了，突然这么要打倒？我问他有没有投敌叛变？这没有。第二是不是黑帮的死党？这没有，唉！这二点没有就有点低。这二条最牢固了，这二条。第三条是不是一贯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个也不象，只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好好检讨，另外听说还有点什么小流氓啊！什么事情，（众笑）那个东西大概总是有点什么年轻人，那个什么男女关系啊，这一点我也是反对的。但是呢，总算是小节，改正就行了。听说那个保单洪的不要人家讨论，这个就错误的嘛，你为什么不让人家检讨呢？让人家多检讨一下好嘛。我这个人啦，随便找了一点人，他们同意我两条，第一条，那个保单洪的，要支持检讨，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但不要超过三次，至多四次吧，总是要支持检讨，支持批评，那么经过一次、二次，至多四次检讨，觉得可以，你那个打倒单洪的那派，也就不要打倒罗，（众笑，鼓掌）结果，当时他们在座的有一、二十个娃娃，都赞成，说可以。不过没有头头，没有领导人。
（众：领导人都在）在这里啊，头头赞成不赞成？（有答赞成的）（朱一恕说：有些问题没有查清楚，陈和妹：查清楚了，查了半年，没有查不清的事）谢副总理对陈和妹说：你是保单洪的我一看我就知道，（众：笑）你这个人哪，你这个人帮倒忙，人家那个地方有一股气，现在那个两派呀，什么原则问题哟，就是四川人哪，这里有没有四川人哪？四川人叫做呕气，懂不懂？就是呕了一口气。你这个人就风度有点嘛，你这个人就不会作工作，他那个要打倒单洪的，呕了一肚子气，什么这个原则呀，那个原则呀，就是呕气呀，那个小资产阶级面子呀……（众：鼓掌）你风格一点嘛，就是你那个打倒单洪的，你们许多意见是对的，他检讨得不够，我支持你们这个要求，要他检讨，他确有这个错误。他就不再呕气了。（众：笑，鼓掌）你年青人都不会做工作，（陈和妹：让他检讨）嗯，支持他们，支持他们要打倒单洪的那一派要他检讨。嗯，听说他们两派都在你们这个地方争取群众，是不是这样子？你们参与没参与？（答：没有）
听说，我们到内蒙古的有十个娃娃，一去那个地方啊，两派都拉他，这十个娃娃做得很对，他那一派也不参加。你到那个地方去，到新村去落户，两派要参加，你又摸不清楚，不知道那一派正确，那一派不正确，你一参加进去了，将来就站不住，非把你赶出来不可，要吃苦头的。所以这小家伙厉害的，大概在北京吃了一点苦头哇，他才懂得一点。所以，这个话说得哪去了，就是讲这个复课，我看北京的62个大学，统统都复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应该是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听毛主席司令部的话，毛主席司令部，还有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的话，坚决地复课，那个学校也不例外，所谓那个学校也不应该例外，边复课边打架，上午复课，下午打架（众：笑）。
现在有些地方复课了，各复各的，你这一派上你一派的课，我这一派上我这一派的课，这个课怎么复？那来得那么多教员啊？那个不行的，上课时都要上，我们在北京不要创这个先例，只能在一个课堂里复课，不能你上你那一派的课，我上我这派的课，我那一派复我那一派的课，那个不行的，要复课就是统一的复课，不能够复那分裂的课，不能创建这个先例，复课的时候大家回到班里去，复课完了以后，你还吵架，你就去吵你的架。
统统复课，今天我就是专门由伯达同志授了命令的。因为毛主席关心这件事情，所以特地到了中学、大学讲这件事情，希望你们传达下去，统统要复课。你是那个学校的？“劳（动）大（学）”复了没有？就是那个社来社去的不要反对，就是要来，社来社去，还有什么呢？他回去挣工分啦！他就不干了，他现在不用他，将来还是要用的啊，（“劳大”同学讲：略）我说你那种情况，如果是那个本地方还需要，他甚至也不毕业，他回去，我说也可以。（劳大：略）社来社去几年制？（劳大××：四年制）长啦！长啦！长啦！社来社去最多三年，（劳大：略）
这件事情我可以找北京我们管农业的人到你们那个学校去调查，可以提前毕业，反之，社来社去的他又不领工资的，他还是挣工分。是不是有一部分人就毕业了，有一部分人把那个课程加以改，改，这个急需的课程上一上，把这个课程改短，最长三年，这一个社来社去的，反正是社来社去的作为一个特殊的问题来解决，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
（当北医有一个同学谈到他们还没有联合班子怎么复课闹革命的时候）谢副总理讲，你这样的问题多呢？每一个学校都有反正我就是不管具体问题，我只管复课闹革命（众：笑，鼓掌）你要复课啊，那些事情就逼着去解决，你懂不懂？
（当化纤红旗同志谈到，认为化纤目前没有复课闹革命的条件，化纤东方红的同学认为有条件复课，应响应毛主席号召，马上复课闹革命时。）谢副总理问：你们是那个学校的？（众：化纤学院）你这个学校也是打架之一的学校，真厉害！真厉害！（众：鼓掌）把你留下，也作为十个大学之列，再打十年（化纤东方红，不打啦！）
响应毛主席号召，马上复课闹革命，（众：鼓掌）我看你们这个训练班没有什么成绩，（众：鼓掌，笑）当问到群众组织头头怎么办时，谢副总理讲，当然要复课啦，统统都要复课，你又是学生又是领导，你还以为当了官以后就不当学生哪？（众笑）不行的，我说了的，所有人的官再大，你革命委员会委员统统还要当学生，为什么下不来？（鼓掌）唉，以为当了官以后就不再当学生啦！那个不行的，统统要当学生。
不过，他又学习，又工作。红代会的、学校革命委员会的，你革命组织的，甚至参加市革命委员会的学生，统统都要当学生，一面当学生，一面当干部，这样，对于干部很有好处。脱离群众，当官作老爷，再走我们的道路，要回来，还要革命的，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同时又是学生，你譬如那个邮电学院的孔祥珊，他就是革委会主任，才一年级的学生，他一天课也没有上，而且这个孩子还不错的，但是又当革命委员会主任，又回到那个班里去上课，还要受班里那个领导小组的领导、班主任的领导。要建立这么个制度，你当了革命委员会主任就领导别人，你下到班级去以后，就要受班主任的领导这个政策对不对？（众，对！）不要只当官，只管别人，这不然他又要革命的，所有的都这样子，如果长期脱离群众，这些年轻人那就又要走到我们这个道路，又是走资派，又要别人来革命，这个问题，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统统复课，复课的时候还是要尊重教员，还是要守纪律，不要高兴上课就上课，不高兴上就不上，这不行的。在课堂里面服从教员，课堂下来以后可以给教员提意见，但是也是比较善意的，这个跟你们谈谈。
你们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一定要把这个课复成，联合起来的要复课，不联合起来也要复课，统统都要复课北京要作个示范，搞革命的时候，我们学生搞了个示范嘛！我们复课闹革命也要给全国做个示范，全国就按照我们北京学的，这个，中学走在前头去了，究竟是大学生领导中学，还是中学生领导大学？！我看现在是中学生领导大学，中学占了一个很大的便宜。就是都有解放军在里面工作，大学凡是有解放军的地方就占了便宜，都派，那时你们都赶，（众：我们没有赶）什么没有赶？清华就赶了的，财经学院赶了的，农机学院也赶了的，铁道学院也赶了的，赶了解放军的永远也不派解放军去，没有赶？清华没有赶过？你没有赶的，也没有强烈要求的，所以就没有派，（众：我们要求派）你那个强烈要求我也知道，一派强烈要求，一派反对，（众：我们不反对，我们两派都保证。）那好，只要是两派都强烈要求的，要写申请。
（当戏专革委会谈到因为中央文革文艺组解散，有人就因为参加三结合的军代表是文艺组派的，就要把军代表赶走时）谢副总理讲：他那个军代表也不是属于文艺组管的，属于卫戍区管的。你们不是说没有人赶，现在还有人赶嘛！（戏专东方红：我们是保的，我们没赶）谢副总理说：你一派保，一派赶，还不是等于有人赶。
（当戏专革委会同志谈到军代表是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是市革委会当然成员时）那不要赶，不应该赶，肯定的，我说了的，所有的军代表都有卫戍区管，那里由文艺组管。（当戏专革委会同志谈到想要了解中央文革文艺组为什么要撤时）你们这些小家伙，文艺组一撤，那么原来文艺组支持的都不对了，这那里有这么一种逻辑？你们大学生学过逻辑学，我这个人是老粗，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学过逻辑学，那里有这么一种逻辑？那个文艺小组撤、成立，你学校要管闲事啊，文艺组的成立或撤消，都与你们学校毫无关系，你根本不要去管。
（当有人谈到文艺系统军代表由总政管时），本来这个事情是很简单的道理，怎么文化界的军代表归总政管呢？统统归军管会管。
（当有人再次强烈要求再次派解放军时）可以考虑，但是你们以后再赶，谁负责任呢？为什么你们现在突然想起来要解放军干什么呢？（众：解放军威信很高）我看你们都是不相信群众，相信解放军是对的，但是你不相信群众也是不对的。有的学校要派解放军去，我就看准了，我跟你交个底，我说赶快不要派，他那个地方闹革命，就找不到一个目标，矛盾都集中在那些头头身上，你解放军一派，好啦！好容易找到一个当权派，（众笑）我说可不要上他那个当。
（当民院东方红提到周总理九月份在人大会堂接见时说过要给民院派解放军，而现在还没有派时）要有正式公文，要有批示。（李钟奇付司令员说：你们民院已经挂上号了。）你们两派都同意吗？（答：两派都同意）你们一个东方红，一个抗大，两派打得厉害得很。这个事情不要说，你们开课的事情，不要等解放军，你们革命的大联合，不要等解放军，不要一切都依靠解放军，但是你们有强烈要求解放军去，这是个好现象，我们得全盘考虑。现在中学里面，一个中学有50个解放军，有两、三个就够了，要那么多人干什么？还有一个，他作为一个媒人也不好。媒人懂不懂？不要把希望都寄托在解放军身上，主要是依靠自己。你们读语录老读第三页第二条，每一次都要读，我都背得，但是就是不执行。讲了复课闹革命，管你联合没联合，统统复课闹革命，这一点行不行？（答：行！）
（当二外首都红卫兵团谈到两派斗争很厉害，下楼吃饭都有困难，助学金、饭票被扣）谢副总理发现二外两派不坐在一起，谢副总理说，你这派坐在这里，他那一派就坐在那里，我看你们这个学习班没有成绩。还有一外，有个红旗大队，还有个造反团，打得乌烟瘴气。一外两派来了没有？（众：没有来）
（当北医的同志谈到有人抢医院）医院由你们呢？还是由上级分配的？这个医院还要抢吗？（主持会场者：大家让谢副总理把指示继续讲完）这个复课闹革命我是传达伯达同志的指示，而且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心的事情，这个事情不能怪我没有讲，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学习班的问题。学习班，北京市已经知道有数的有六百几十个学习班，有4万多人，实际上可能超过这个数目，最近几天我连听了两天关于学习班的经验，就是没有找你们去听，最后昨天末尾找了两个人去了，听了一听，就是你们这个地方最好，靠不靠住啊，说你们学习最好，（众：不好）还是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还有缺点，我听了两天，有几个经验。这个学习班第一就是要三结合，就是有革命群众的领导人，有解放军，还要有已经站出来的和准备站出来的干部，起骨干作用，核心作用，你没有干部，你差了这一条。你们这些年轻人有很多长处，我们有70～80％要向你们学习，但是你也有20～30％，要向干部学习，人家犯错误起码比你们犯得多，还是要有干部，起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核心作用，你们大学生这里有没有解放军！这不算少哪，差一项没有干部，下一次搞学习，要把干部弄来才行呢，所以我说那十个学校，一定要干部占三分之一，起核心作用，这是一条经验。第二条，学习要集中解决问题，学习文件不要摊得太多了，就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就是老三篇或者是老五篇，再加上中央文革小组几位同志的最近的几次讲话，还有报纸上的重要社论参考，关键的将时攻（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还有那个老三篇、老五篇，这一点，你们大学生很难做得到。大学生闭着眼睛一个钟头就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还有什么，老五篇统统都背熟了。就在“派”那件事情上，大学生眼高手低，那个老五篇也好，那个最新指示也好，解决了你那两派的实际问题，不仅是把最新指示和那个老三篇读熟了而且是真正的能够把你的思想问题解决了，那才算你真正理解了。大学生只管后面那半节，不管前半节。
要集中少数学文件，而且通过这个文件把复课问题解决，而且集中解决问题，上次开学的时候，我讲了一大篇，我没有来学习，就来讲，看起来讲得不对的，讲的问题太多，应该每次，你们算是了8个月，只能解决一个主要问题，附带解决其它问题，当前解决一个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联合，已经联合的就是巩固大联合，没有联合的就是解决联合，这个问题抓多了是不行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二点。
第三、最主要的是解决大联合的是自我批评，各派自我批评，所以干部在里边好得很。那么红卫兵的自我批评，就感动了干部的自我批评，干部的批评又推动了红卫兵的自我批评，所以办得好，都是这样。这个自我批评，大学生最困难，工人、中学生也比较好办，大学生是最困难。这一点我对你大学生不客气，大学生旧的书读的越多，这个人最难办，我这个人最怕大学生。第三就是自我批评，如果说你们有成绩，你们有很大成绩，这一点要肯定，这成绩是大家学习的结果，还有解放军的努力，如果没有成绩是错误的，如果还有缺点，主要是我们领导上的缺点，不会怪你们。我那一次开会讲话的时候，我就没有讲到点子上，什么东西都讲了，没有讲到要害，应该要害是解决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是大联合，大联合的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自我批评，自我批评的主要内容是要去掉私字，要同私字作斗争，这个私字也是修正主义的一部分。我们天天反修正主义，可不可说私字是修正主义的一小部分、这个话有没有错误，你们大学生懂，我也搞不清楚。
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剥削，我们这个私字，私心杂念是修正主义的土壤。为什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讲了这两个字，他是经过调查研究的，他走了六省一市，然后快回到北京，有三个造反派跟他谈了两个小时，中间两个是革命的，一个是铁杆保皇（众笑）。毛主席作了两小时的工作，然后又找了和毛主席在一起的同志去作了一天的工作，他们三派大联合，三派大联合又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向毛主席报喜，问毛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毛主席给了他四个字，就是“斗私批修”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这样来的，这个造反派最近写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报告，毛主席都批了的，说“你这个报告很好，谢谢你们。”我就看到这么个报告。毛主席亲自作造反派的工作，然后才得出要革命大联合，他就跟三派谈了二个小时，然后别的人去做了工作，结果大联合，联合起来了就斗私批修。他这个“斗私批修”经过了两个月的考查，不是随随便便提出来的，我看这个大学里面这个斗私这个问题，如果不斗私就不能很好的批修，拿这个个人主义的东西，拿这个私字怎么能够把这个修正主义批评好呢？一方面批评修正主义，一方面发展个人主义，那不是很矛盾的吗？
批评你这个修正主义，发展我这个个人主义，你那叫批修？现在所有联合不好的地方，除了毛主席讲的三条，除了有走资派在里面捣鬼，除了地、富、反、坏、右在那里捣鬼，我看最主要的还是个私字，私字又不在那个广大群众、在领导，领导人不挖私，一开始是响当当的造反派，最后要垮台的，你不相信？已经垮了多少，现在还有人正在要垮，还有些人，我们中央死保，这些我不说，你们是知道的，不批修不挖私还不是一样垮台，我们很不希望我们这批杀出来的造反派垮台的，特别是不希望领导人垮台的，我昨天听汇报，我就跟那个邮电学院的小孔，他头一天来，第二天没有来。我就派人带过口信，我说这个人叫他好好的，听说他在学校里很有威信，希望他当这个革命委员会的要当下去，又要当学生，要保持。
年轻人，听说现在学校里面毕业的学生60～70％都在那里结婚、找对象，我说你千万不要搞这一套，你刚20岁，要真正有革命的事业心、精神。以革命为重，不要去搞私人的东西。我们这些人，但是我不是在这里又夸奖我们自己，我不是这样子，我们30几岁才结婚，完全闹革命，不搞那一些，当然那个时候条件不如现在，我们也不希望你们30几岁，特别是女同志我们不能这样要求，这个要求不合理，但是起码我们总是要现在还是不为个人大私小私。你真正是革命的领导人，你就是要真正认真的、关心的、为了革命的、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革命利益、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
我这次要讲关于这个党的问题，我们这个党还是要改造，总是今年底到明年，这么党还是要搞起来，搞起来采取什么办法？就是要原来的大多数党员要保持的，他们也进步了，他们也去掉那些奴隶主义东西了，完全站到毛主席这一方面，大多数党员，因为大多数党员有一条还十分注意嘛！成份嘛！这些事情都是对的嘛！但少数也有不注意的，少数的党员最后表现不好的了，都要退党，多数的党员也还是承认党的领导。这是一方面。第二就希望在这一年多中间的这些革命造反派头头，他们是团员的，现在他们连团员都不是的。例如邮电学院革委会主任他又不是党员，又不是团员，可是他表现是不错的，但是表现不错，短时间不行，要长时间考虑，我们就希望这个同志把这一批造反派吸收一批入党，吸收一批。但还是经过个别吸收，要经过一年多两年的计算，估计这个吸收要到今年年底，明年开始，可以先搞试点，那么就要吸收一批入党，吸收一批入党嘛，那一种人今天又炮轰这一个，明天又炮轰那一个，那就存在问题。你譬如政法学院的陈荣金，他也是革命委员会主任，你那个小站虽然不是他本人搞的，那个帐还没有还清，你现在又炮打康生同志，贴大字报，那个能加入党？恐怕就有点问题，那个行不行？你们说行不行，恐怕有问题，还有些人没有经过反复考试，要吸取一些领导人加入党，吸收一些年青人加入党，到明年还要开九大。（众：鼓掌）九大可能还要红卫兵参加，但是红卫兵参加，要党员参加嘛，你开九大找个非党员参加是不行的，我们重要的任务是革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修正主义，他们资本主义，这是他们是主要的，那是最危险的，我们把任务完成了，或者是将要完成，但是在我们每一个人中间我们也有私字，原来存在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副作用，这一部分私字必须坚决地克服，你不克服，你就这样地混过去了，你下一步还是走不过，这一点我的经验多的得很，我们搞了几十年，这次混过去了，下次等着你的，你不相信，你相信不相信这个话，也有的人他会混，他混过去，每一次都混过去这一种人比较少，可能混到六十次的时候，你还是混不过去。你看现在不是有很多老家伙都挖出来了，还是没有混过去的。
所以要想把这个学习班办好，要集中解决问题，要解决大联合就是解决这个私字，要集中解决这个私字，主要是自我批评，如果我们这一期有很大的成绩，大家都能坐下来学习，这还是好的，如果我们这一期还有少的缺点，就是集中一个问题不够，主要是搞私字不够，搞私字的方法主要是自我批评，这一个问题还不够，好些学习班他一学习就把联合解决了，不联合别的出路没有的，希望大学这个问题还是起个带头作用，联合起来以后要巩固这个联合，必须要搞革命的三结合，搞革命三结合，关键问题是解放干部，解放干部也要去掉私字，也要你一派虽然在呕气，你一派要保，我就坚决打倒，其实没有多少理由的。当然哪，应该打倒的还是打倒，就是我跟你讲的最重要的几个条件，就是自首叛变，有这个重大的历史问题，这个不行，我们党也要纯洁，不能容许这种。第二对那些黑帮死党连着的一些重要干将，又划不清界限的，这个不行的。普通有一点什么工作关系那是另一回事，人都有关系嘛，那个没有关系啊！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你说那个跟他没有关系，邓小平是总书记，那个一般的关系，那个一般的工作关系与死党是两回事，相类似彭真是北京市的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北京市的很多干部跟他有关系，跟他是一般的关系和死党是两回事。第三种，蜕化变质死不改的，除了这三种，其实毛主席那个上面有的，有这三种的，除了这三种以外，至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错了话，犯了一些错误，只要改正了，我们就应该允许人家革命的，要拿出这么几个标准。你们那个林学院的你们不要去打了，（鼓掌）那么什么单洪啊！（郭长录：他参加特务组织的外围组织……）有一个…西叫个什么玩意儿，这个人呀，那个历史相当严重，可是够得上相当严重的人，不是一般的严重。但是有一派，而且是相当多的一派拥护这个人，这个怎么办？…西成立筹备小组就不要这个人，我们伟大领袖说，既然有群众拥护他嘛，就让他搞两年再说嘛，我这可不是造谣呀！但是这一件事情不要普遍的推广，有这么种特殊人，讲是讲确实有意思，这个人相当严重，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们伟大领袖说是这个人嘛！人家有广大群众拥护他嘛！你叫他搞两年再说嘛！
还有那个黎元洪也是我们伟大领袖讲的，你们听说过没有？黎元洪是从桌子底下拉出来当皇帝的，当大总统的。黎元洪是我们湖北人，我们湖北出了这么一个人物，也是值得荣幸的。（众笑）刚从桌子底下拉出来的，来当大总统。过渡性的人物搞两年嘛！你们为什么要……你让一步行不行呢？（对郭长录），我不包庇这个人，你搞两年，如果不行再选嘛！（郭长录：是不是进革委会的人不能动？）你还是我说的，你呕了一口气，四川人，就是啊，就是啊，看你占上风，还是老子占上风。（众：笑，鼓掌）
（王德祥：我们学校反单的那一派，其中有少数坏家伙，受我们学校黑帮分子，爪牙许诤挑动的保许诤，保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薪萍，企图反过来，整我们的革命干部单洪）（鼓掌）你这个人就不会做工作，不应该针锋当对嘛！
（当有人说到这是阶级斗争时）什么阶级斗争哟，你们双方多搞点私字好不好？不要那么针锋相对，不要那么争一口气，这个东西（指着脸皮）最爱面子的，知识分子最爱面子的，什么？什么问题？哪个问题呀？我一听那完全是个面子问题，什么两条路线斗争哪，根本没有两条路线斗争，好多事情，有许多事情确实是两条路线斗争，有许多事情就是个面子问题，这件事也不是随便加帽子，就说是这个后面操纵的，这个话最难听，最不好听这个话了。你这个人就不会做工作，你这个人一句话把人家……，稍微或许好一点，你就把人惹起来了。（一同学继续讲）啊呀，以后不要轻易给人家下这个结论啊──“你们后面有人操纵”，这个话呀，最厉害，对不对啊？这个不好，不要随便讲这个话，这个刺激人最深，要善于做工作么，要善于做团结工作么，我们希望你们林学院是团结么！
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开一个训练学习班，给你们做点工作么，我来就是做这么个愿望。（鼓掌）咳，你不要乱拍巴掌，其实你也不欢迎，你为什么欢迎，你为什么不欢迎嘛，你欢迎，你就应该平心静气么，所以你就不欢迎么，不过你们广大群众是欢迎的，你那个头头不大那么欢迎，你看这可有点道理呵，希望你们联合啊，希望你们联合。（某同学插话）咳，不要看得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没有那么严重。（某同学插话）他们搞干部论训，这个要……今年哪，不要把少数问题，不能提成多了，就是这样子呵，你刚才批这个“私”字，斗争“私”字呀，你们要永远保持你们造反派，革命派，不至于中间掉下来，希望你们多批点“私”字。你们现在在座的都是头头嘛，都是不是一号就是二号，就是三、四号头头嘛。
我们希望你们所有的人都干下去，希望你们绝大多数将来成共产党员，这一点我们都应该有这么个希望，不管你是这一派的，也不管你是那一派的，但是这个光主观愿望不行哪，主要还靠你们自己，靠你们自己呢，就希望你们永远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按照我们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来办事呵，特别是要，不仅是要成为这个批判修正主义的闯将呵，也成为斗“私”的这么一个勇敢的青年，革自己的命。正如林副主席讲的么，既要革资产阶级的命，又要革自己头脑中“私”字的命。革自己的命比较不容易呀，这一点提醒同志们，不要把那个批评的人，批判自己的人，觉得对他的意见很大，应该感谢那个提意见的人，这样使自己才进步，是不是这个训练班要……带那几个训练班哪，统统要搞一点军事学习，半个小时，最多一小时，要下操，要过纪律生活。有文化大革命，把纪律就不要了，这完全是歪曲，歪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工厂现在上班下班都没有纪律，我到那个京西煤矿去过了一晚。一天，高兴上班就上班，高兴下班就下班。如果那个文化大革命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是这样子的结果，那么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简直要失败了。
我们这六、七亿人自从我们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领导我们，我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成为很有组织，很有纪律，很有战斗的部队，所以我们成为世界上的大国，人家佩服我们，不敢欺负我们，过去我们国家还不是那么多人口嘛，因为没有组织，没有纪律，人家叫我们是散沙，我们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应该是更加有组织，更加有纪律。个散漫哪，文化大革命带来的那一些破坏纪律，这也是难除的，在今后的一年多要恢复，要恢复纪律，而且要更好。
好象没什么别的事情可讲，你们这么多东西，谁知道是什么东西要讲的，没有什么别的事情，老讲话，我给你们讲话最多了，大学生讲话最多了，我这个人又没读过书，讲话每次都有缺点。
（某校同学谈该校在外人员问题）统统要撤。（某同学问联动展览是否继续展出时）联动展览不要再展览了么。（演出队）什么演出队？（……）哪里去演出？（去外地）赶快回来，赶快回来。（教改）红代会本身没有，没什么教改组不行的，还是依靠每个学校，红代会以后不要把那个任务交的太大罗，红代会就是做一般的事情，不要把红代会的任务堆集太重。红代会的人哪，所有的工作人员统统要回到学校里面去上课，留少数人，但是这少数人呢？一面上课，一面工作，为什么不可以呀。（有人说太远）你骑了自行车为什么不可以呢？（可以）这个原则可是要肯定的呀，这个原则。
我建议，统统地红代会也好，参加革命委员会的也好，参加本学校的革命委员会的学生也好，凡是没有毕业的学生，红代会可以搞两个已经毕业的学生，不过不要多了，三、五个就够了，在那里坚持，其他的人，就是三天晒网，两天打鱼，（笑）来来往往的。主要是斗私，其次是也到红代会……，开会就说，行不行呢？轮流值班，搞两个，最少三个毕业班的，行不行呢？有两个就差不多了，多了不要了。
（某同学说一具体问题），小汤山不是我们搞的吧，恐怕是你们自己搞的。（某同学继续谈话）那不是农大的吗？（劳大）农大怎么要变成劳大，（80人条件高），那个当然好点，那个东西也是在那里如果是有领导在那里搞东西，也等于是上课一样，那好一点，（好多毕业生）你这个是中等学校呵，上面也有领导机关，将来呀，你听我讲，这个各部正在搞……三个月两个月可能都成立了部的领导，那么这个大学呀，主要的行政都归到部里去，北京市我们少管，在他们还没有搞完以前，你们重要的事情要交革命委员会，有个市革命委员会。
现在我在市革命委员会讲过，你们学校现在也有个组织，我革命有三条原则少犯错误，你们学生也可以用这个三条原则。第一条原则，不论做任何事情，首先要问是不是符合毛主席思想，这是最重要的原则。但是光有了这一条不行的，你说我要打倒单洪，这是合乎毛主席的思想，那一派，我要保单洪，我也合乎毛主席的思想，这个不行的。
第二条，要民主讨论，不能够自己决定。比如那个政法学院，那个陈荣金，他是革命委员会主任，他贴康生的大字报，你政法学院来了没有？他在革命委员会讨论了没有？在革命委员会讨论了没有？（答：没有）你看吧，你们革命委员会有多少人？（25个）25个委员如果拿出来讨论，是不是100％的都赞成？（那根本不会）我问你会不会赞成？（不会）都不会赞成的，你看吧，他就不懂得这一条么，你为什么……可见你们反人家这个，反人家那个，你这一点民主都没有。你贴康生的大字报，这是天大的事呵，你那个革命委员会不讨论哪。我是革命委员会主任，我那革命委员会比他那革命委员会大，但是我不要我们贴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大字报，我们就是反对你陈荣金，
陈荣金这个人不能当革命委员会主任，要贴他的大字报，这件事情，我谢富治不能决定，我必须要拿到革命委员会上讨论去决定，你看你们小家伙多么大的胆。（有人插话）我跟你讲，我要说是陈荣金不能当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我谢富治没有这个权利下一个命令，说是你们派人去贴大字报，陈荣金不能当革命委员会主任，我这个革委会主任总是比陈荣金的革委会主任大么，而且那个康老是中央常委，那比陈荣金就大得更多了，这个很简单的道理么，你看我讲的有没有点道理？这个为什么就不会到革命委员会上讨论呢？一个人就可以决定哪？那你不是独裁吗？你什么革命派呀！还有，这是第二条。所以要有第一条，第一条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问是不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第二条就是民主讨论，大事情除了革命委员会讨论以后，还要同群众商量。
还有第三件事情，这些许多事情小将不懂的，第三件事情，还要请示，懂不懂请示呀？你们这各个学校班子，办任何事情都不请示的，总是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笑）这个哪有不犯错误的？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哪！（笑）（某同学谈他们批判思潮）那个我不管你们事情，你们自己解决，反正总是不对。（……）第三要请示，大事情都请示，怎么能够自己做决定了呢？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们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大小事情都请示中央文革么，要请示周总理么，还要上报毛主席么，我们怎么能够自己决定呢？不能够自己决定啊，要请示么，谁知道你们哩，所以我呢，不大讲这个问题。我怕把那些事情都弄到这个革命委员会来，我也糟糕的呀。（笑）所以我不大讲，但是我不讲呢，你们许多人都是好同志犯错误，不懂得民主，不懂得请示，就自己决定。（同学插话）你不经过我给你写报告……，他总要去（同学插话）那不见得，那你说说陈荣金……，象我把炮打康老，我写一个报告到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这样的事情他……，我看就不会的，是不是啊？以后反正你这几个大学，你都请到我们革命委员会，管这个事情的文教组，送去了，他有什么重要问题，我们那有常委值班么。我们革命委员会有廿七个常委，我这个人民主的，廿七个常委分三班值班，所有的事情，凡是革命委员会能有权力办的事情都归常委值班，你集体讨论，我不能决定问题，我有什么意见我交给你常委去讨论，你给通过了就行，我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从来不单独决定一个问题。要采取民主办法，你不民主怎么行啊？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这样子的，他从来不单独决定问题，要给中央讨论的。这件事情你们犯了错误，我们也有原谅，所以我们跟你们讲讲三条：做任何事情先要问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第二走群众路线，要民主讨论，第三件事情，大事情要请示。你清华一下子就走了五千学生，你跟谁请示了的，那个不请示的，去了五千，没那个请示的，你要是请示也就不让你出去了。实际现在你们一不请示，第二请示以后，你批准他也照那样干，不批准他还是照那样干，这东西呀，你造反的时候你可以呀，你成了当权派，你这样干不得呀！你一个学校你一个革命委员会，你是一个当权派呀，你又是造反派，你又是当权派，你那样干啦那就不能的呀！
唉哟，我又讲太多了，讲了以后又不知你们抓什么东西。忘了，忘了，还有一件事情，听说抓什么问题，听说这个大学，我上次也讲了的，随便揪这个司令部，我们毛主席司令部随便怀疑。这件事情我请你们要小心，我们江青同志九月五日讲了这个“五一六”，它的坏处，他的危害大，就是它第一个矛头对着毛主席的司令部，第二矛头对着人民解放军，第三个矛头对着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当然这三个东西不能平列，主要是第一个，其次是第二个。革命委员会可以批评，但是打倒不好么。但是这个话讲了以后，我在每次会议都讲这个问题，毛主席的司令部，除毛主席、林副主席，还有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司令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志们，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在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领导下，在文化大革命中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建立了丰功伟绩，现在中央文革小组更重要，书记处加政治局，懂不懂啊，比书记处还重要，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主要工作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做了，这是应该说是最有权威的，在人民中的威信最高的，但是反动派，那些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就仇恨我们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到处写反动标语，反动传单，匿名信。
有一个，北京有一个非常委员会，有一个油印的标语，好几个学校都接到了，我们有学校接到了没有？（××：接到了。）你是那个学校的？（国际关系学院）那是反动的语言，你们怎么不反对呀？（答：我们学生反对……）你们为什么不抵制呀？让他这个反动语言流传啊！（答：有高干子弟……）什么人都不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秘密的、有半公开的、有公开的，反对伯达同志，反对康生同志，反对江青同志，反对戚本禹同志，这种，文革小组过去或是现在，清除了一些不好的人员，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自己把他清出来的嘛，正因为我们中央文革小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嘛，他就不容许有一点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这证明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更加严格嘛，不讲你们那些派性，只要他在你那一派什么人都行，什么人都包庇下来，我们中央文革不是这样子的，只要你做的事情违背了毛主席的思想，你就在中央文革小组也要受批评的，但是就是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领导成员，我们是绝对相信的，绝对拥护的，谁要危害、谁要损害他们的威信，我们坚决和他们做斗争。（鼓掌）
这个东西现在有一部分大学派传，我跟你们讲一讲，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同那些损害我们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损害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有那些流言蜚语，甚至公开、秘密地、半公开地来侮蔑、来造谣、来挑拨离间，要跟他坚决做斗争！（鼓掌）
同志们哪！这个不是简单的呀！我们可是要严的呀！你看清华炮打伯达同志叫做周什么？（周泉缨）去坐班房去了，坐班房是他们群众把他扭送去的，早就该扭，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什么响当当的造反派呀！你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照样坐班房，不能够完全目无纪律，损害我们毛主席的司令部啊！对不对？我顺便要跟你们讲一讲这个问题，这有时在那里开会呀！有一个地方开会，有那么七、八个学校在开会呀，研究什么伯达啦，康生哪，什么戚本禹啊，听说我也很荣幸，我也榜上留名，我也升了级了，这一点事情我也很高兴，你炮打谢富治还可以的，那个不算什么，我也不反对，炮打一下有什么关系，这个人哪，到处去整材料，把他什么历史翻一下也好，这是讲我们这些人，那中央文革就是不准的，不能容许的，我这个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哪，我也是个普通的干部，那是可以的，你去反对一下，也有好处，不过我这个人还是有点底的，我可不怕反对，我心中有数，我这一点，你反对也可能打得倒，也可能打不倒，我心中有数。刚才那几条啊，我就不容易找得到，是不是啊！那是毛病，可多了，我这个人找错话了，讲错了话啦，做错了事，这种事情多得很的，可以搜集这么一大堆，印小报可以印两大版，再加以夸大啊！那个不要紧的。你那个刘福元不是一直我把他保，我跟戚本禹支持了他，少数派。这在北京是去年八九月份的事情。那个人他老先生后来分裂，分裂出来，是不是啊？分裂以后我还支持他，他老先生抢“三司”，他把“三司”大印也抢得了。他后来又炮打周总理，后来一直我就不理他。不理他，我还要诚心团结他，他又炮打谢富治，炮打谢富治，他在我后面那个房子，后面按个喇叭，前面按个喇叭，就是什么话都讲出来，不知那里搜来那么多些材料，搞了这么十来天么。
后来人家让他到全北京去广播，又到清华，清华不知那一派把他广播车砸掉了，他后来也搞不成。搞不成，我一直还保护他哩，一直批评那个陈荣金不团结他们，到现在我还没改变我的观点，人家说我这个人宽大无边，这个人宽大无边。现在呀！现在的政法学院难办，现在刘福元抓住陈荣金不放。过去的时候，你陈荣金反对人家刘福元，坐喷气式，我就坚决反对，是不是坐了喷气式了？现在人家也搞你陈荣金的喷气式你怎么办哩，反你这家伙。这么搞，这个人你对我谢富治搞一家伙我是不在乎的。我是革命委员会主任嘛。
你对我们毛主席司令部中央文革这样搞，我们是坚决反对，我是一千个反对，一万个反对，反正我是反对的，这一点，你那个也不行的，咳，平常我们是个好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跟你划清界限（鼓掌）。这个不行的，还是那个无政府主义思潮，这么搞还是开了一个会呀，在搜材料啊，不是反对开秘密会呀，不是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讲了的嘛，那是八月十六号，是不是？不准开秘密会，怎么现在还开秘密会，搜这个炮打司令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如果有这样情况，可是好严重啊！可是人家有报告的，我这个人没有派什么人，派人去了解情况，没有动态组，但是还是有群众揭发你开秘密会议，你以为你保密呀，保不住，还是有人报告的，我今天不讲，开群众会，有群众揭露，这个不要干的，这个错误的。咳，我又讲了好多（对李钟奇同志）你今天还要讲吧，那你讲吧。（鼓掌）下面请李副司令员讲话。
李钟奇讲话
刚才谢副总理已经做了指示，我是跟着谢副总理来听他指示的，顺便我到这里来向同志们学习。也向同学们道歉，学习的地方很多，道歉，我们组织这个大专院校红代会在搞，我们解放军派来了，我也没到这来，客观原因嘛。我跟丁国钰我们两个分了一下工，我抓中学红代会跟其它有关的，这边丁国钰同志来做工作。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是责任心不强。那么谢副总理已经指示，我们应该照这个认真办，这里由于我没来直接参加你们的学习，只能向你们学习，我情况了解不多，只是听两次汇报，现在我只能把中学红代会那边的情况，主要的我的看法，向同志们介绍一下。一个就是现在中学包括中学红代会，现在将近有360多所中学集训干部，干部包括各校战斗组织的头头，包括了干部，包括了教师，现在已经集训了九千多人，预订在10月底时可达一万五千人，那么，这样就给中学小学复课闹革命集训干部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达到一万五千人差不多，主要的头头、主要的干部与教师都能够训练了，看起来训练效果很好，不是一般好，有些地方大好。吵架的不一致的现在的时候坐到一个板凳上了，开始时有的不愿意来的不愿坐在一块的，现在绝大多数都很融洽，详细情况就不讲了。其所以这样做，我们感觉有以下这么几个问题，形成这样一个情况。
第一点就是掌握武器不对现实。所谓掌握武器就是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发出的最新最高指示，这一武器及其它有关文件学深学透，在学的过程中，边学边漫谈，边发现问题、边对照。不是单纯学文件，但是以学文件为主来发现问题，来提出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面对现实，面对现实首先认清形势，形势要求我们是什么。群众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伟大战略布署，伟大的战略号召，让我们实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要在大批判中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面对这种现实掌握了这么个武器，检查我们的行动，我们应该怎么样做，那么这样子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理论、政策、方针、基本掌握了，那么面对现实这样大好形势，再结合本单位存在的问题，已经解决的问题有什么经验，存在的问题究竟有什么教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那么有针对性的把这个武器有的放矢的来对照本单位的问题。主要的这么对照以后，就明确目标了。我们应该解决什么问题的第一条就是掌握对现实。
第二条是什么呢？对准要害、刺刀见红。所谓对准要害，就是在一条这个基础上，我们单位存在问题是什么，主要要害是什么。两派之间也好，我们主要矛盾是什么，所以先把主要矛盾掌握住，面对现实已经打下的基础，找到了目标。找到目标还抓住主要的要害目标来刺刀见红。这所谓刺刀见红呢？就是真正把我们存在问题不仅是表面的进行检查，而且真正深入到心灵深处的时候，把资产阶级的东西，破私立公，我们有什么私，上面分析了原因，什么原因形成的？那么不外一个私，一个公的问题，这个才是刺刀见红，才真正能把主要东西拉出来，这是第二条是这样做的。就是对准要害刺刀见红。针对这种情况，究竟你们学习的怎么样子呢？根据中学红代会，根据革命师生头头的训练，根据干部训练，根据教师的训练，确实大多数做的这样子，因此在学的时候痛哭流涕，大多数解决了问题，按中学红代会来说，我们八个“联指”都到了，八个联指就是那个区分会有两套有三套的，中学红代会也有两套，除了中学红代会这两套还没很好解决以外，我们八个“联指”下边那几套基本上认识到一致，这里有特别，有四区做得好，我们朝阳区、宣武区、崇文区，还有丰台区做得比较好，基本上从求大同存小异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是逐渐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第二条。由于对准要害、刺刀见红，究竟你们对准要害了没有，刺刀见红了没有，这个你们大家考虑，你们自己做结论。
第三条紧跟大方向，多做自我批评，这一点开始不习惯，开始有顾虑，我做自我批评怕抓我的辫子，我们经过反复动员，学习有关文件，掌握了这么一个思想武器，由于上述三条的准备，逐渐经过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将近十天的时间，这个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都是讲自己要害，我心灵深处有什么东西，我对于这个大联合，革命大联合对照，我们自己有什么私，对于大联合有什么样的障碍，对三结合有什么样的障碍，我们这一点战斗组里有什么障碍，这个头头本身有什么障碍，都是做自我批评，我们这两派都是坐到一块的，不晓得你们是怎样做的。对方有时一讲以后，人家都做了自我批评了他在那不吭气，我们又做工作，人家做自我批评，那点是人家错罗，是山头主义罗，是派性观点哪，你们看看这个有问题吗？应该客观一点吗，开始吞吞吐吐，以后逐渐把自己东西端出来了，先揭露矛盾，看准矛盾，然后就解决矛盾，那么到最后就大家分析这个矛盾，解放军在一块帮助分析这个矛盾，因此红代会主要核心成员免除了市一级的这层，没彻底解决以外，有几个解决的比较好，这里综合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破私立公问题，就是斗私批修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一切存在着隔阂，不能大联合是最根本的思想障碍，大家得出共同的这一结论，这一问题必须要解决，不解决不行，不脚踏实地解决不行，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说到这一点。
最后就是对同学几点希望，也是在中学有这么几点反映，一个对我们大专院校学生反映帮助很大，我代替中学军训团、及有关同学感谢我们大专院校对中学帮助；另外一条反映，有关于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合乎斗私批修、有利于革命大联合的、三结合的、复课闹革命的、大批评的，这个是热诚欢迎的、万分的欢迎、但是也有一部分同学反映出来，过去的时候虽然帮助了、很多地方干得太急了、现在小将们在这方面反映了不少的意见、我们过去没跟本校同学坐在一块，老听上面一条线、认为大专院校听的多，见识广、高明、我们听他们的多、因此派性就给我们加强了，这个大专院校搞这一派、那个大专院校搞那一派、本来我们是原来没有派的，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派了，因此希望大专院校全体同学们、同志们、凡属于有利于毛泽东思想的、合乎毛泽东思想的、热烈欢迎你们帮助，如果有派性，对整个党性不利、对派性任其发展的话、他们现在觉悟了，不希望我们这样帮助（鼓掌）
第二点就是希望坚决响应谢副总理的号召、坚决消除武斗、这里我们殷切希望我们全体同志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我参加制止武斗，并不是直接参加武斗，在院校中，中学有，大学也有，外地的红成打得一塌糊涂，我参加进去了，连血都流到我身上来了，就是在少年宫那个地方。也参加地方制止武斗，可不是好事情啊！可是最坏最坏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这个武斗一定要接受惨痛的教训，不要再发展了，那天我到医院，为了制止武斗，还很听话，很好。昨天工业学院有武斗我让医生去了，因为很远，那个地方有事情，我没去，也很听话，但是不巩固，还有爆发的可能，这点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一定要把他制止下去，最好不发展下去了，这与我们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是背道而驰啊！水火不能相容，我们听毛主席的话，一定要这样。这是第二点希望。第三一点我看到会场气氛跟中学红代会解决问题那个气氛有点不大一样，中学红代会解决问题，当然有一部分还是气冲冲的，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和平静气的，很少指责对方，都是批评自己，都是和平气静的，我提出那个问题你们做参考，我有什么缺点都是这样的口吻，大多数都是这个口吻，希望你们全体同志们在这一方面做得恐怕比同志们好吧？但在这个会上不如中学那么协调，希望你们努力要改正这个缺点，（鼓掌）最后还有点希望还要集训，从效果出发，一定解决几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我们那个地方准备延长一个礼拜，把根本性的问题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解决这个思想问题，怎么样跟上主席的思想，怎么样跟上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来消除我们的派性，来增强党性，更确切地说、坚决的、努力的在群众帮助下，在领导上帮助下，把斗私批修要搞彻底。这点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不解决这个问题呀，大联合是巩固不了的，没有办法复课闹革命，这就是我以上这几点意见，对不对作为同志们参考。我的意见完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周泉缨《和周泉缨谈话纪要》
按语：在周泉缨同志被一些声称“群众”的人扭送到市公安局去以前，我们和他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座谈，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已于十月十九日下午将详细记录如实整理成座谈纪要。因为文章很长（近一百张大字报），从今日起我们将分批陆续发表。
鉴于清华某些人不能对事物一分为二，不分析研究，只凭看文章作者的姓名，就对文章采取绝对化的态度。不讲道理，武断撕去大字报，鉴于某些同志对“毒草”只采取“封锁”的手法，不让人家去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毒草”，以肃清其毒性，而是简单地对大字报采取“一撕了之”的不恰当手法。我们特此郑重声明，不允许任何人武断地把大字报撕掉。
如果有人撕大字报，只要他不怕真理，只要他讲道理，那么必须在“撕”之前，与我们充分辩论，只要他说的话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自己也会采取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行动。
任何人，如果他胆敢无理撕大字报，那么由此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策划者全部承担，包括必须无条件接受我们惩罚他的一切合理要求。
有材料揭发你收集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你到底对大革命怎么看呢？
答：同志们对我说过的一些错话，做过的一些错事加以揭发批评，这是好事，是对我的爱护，革命小将尽革人家的命，也要允许人家革自己的命。过去，我在四一四里尽当“秦始皇”，不当老百姓，逼着同志们按我的想法办事很不民主。这回大家反过来，批评我一下。这很好嘛！特别是三七战团的同志对我的弱点批评的最淋漓尽致，我应当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脸色还比较诚恳）至于收集阴暗面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每个紧要关头慌了手脚，失去信心的人是不少的。有人动不动就要上山打游击去，我可没有嚷嚷要上山打游击吧？每当东方红战团中有的同志谈阴暗面多一点的时候，我总是说：“眼睛不要光看到鼻子尖儿，世界上的大事不要急嘛。有毛主席在，有林彪同志的一支军队在，你慌什么？”按我看，在每个关键时刻我估计形势在清华还算得上是个“乐天派”！当然战略上估计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战术上我和其他同志一样是谨慎的，按习惯语说法是：“决不让老保翻天，也不让极‘左’翻船。”战略的信念是落实在战术运用上的，两者是对立着的统一，不是一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问题，是很大，很深，很长的问题，我按我的理解谈一点看法。有的是在东方红战团常聊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严格地说是无产阶级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用自己的政权反对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改造上层建筑，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
历史上一切旧的社会制度向新的社会制度转变都必须有个相当长的过程。现在毛主席的理论把过程总结出来了，分为二步。
第一步：是先进阶级用暴力从没落阶级手中夺取政权。
第二步：是先进阶级手中的权发挥伟大的神威，反对旧的阶级利用馀留下来的旧的上层建筑演变和颠覆新政权。复辟旧经济基础。坚决地变革经济制度；坚决地打烂旧的上层建筑，建立新的上层建筑来适应新的经济制度，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完成了上述两步，新的制度就完全代替了旧制度了。第二步比第一步艰苦得多，长期得多。因为上层建筑的东西，人的精神的东西，不象制度那么好变革，它很顽强，能量很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旧的上层建筑完全可能反作用过来，把新的政权颠覆掉，复辟旧制度，这是历史车轮的倒转。不要太幼稚，暂时的倒转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在整个转变时期内紧紧围绕政权问题，复辟与反复辟就成了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所谓新政权神威首先是用来反对反动阶级复辟的神威。
历史上，每个制度的大转变过程中，都存在着复辟与反复辟的问题。欧洲，法国封建主义对资本主义复辟过。我国古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变过程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我国的历史很怪，奴隶社会只有六、七百年，而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则花了近千年的时间。这是什么道理，很值得研究。周朝依靠奴隶革命推倒了殷朝，建立了周朝，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皇朝。以后这个皇朝发挥新政权的巨大威力，变革奴隶制度，使之向封建制度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奴隶主是顽强地搞复辟的，舆论在前，暴力紧跟。（翻小本子）小的不说，最大的所谓“管察口武庚扳”的武装暴乱就是一个典型。奴隶主进行复辟的形式是利用自己在周朝政权中的地位来进行复辟。这似乎和现代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有点类似之处，当然新政权要反复辟。首先是军事镇压，然后在打击一小撮的同时，用软的一手，即用金钱，物质刺激，名利等拉拢大部分，强迫奴隶制的瓦解。强迫相应的上层建筑转变。
由此可见，我们主席亲自发动和统帅的文化大革命是完全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的。主席天才地全面地总结了社会制度发生根本转变的过程中先进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继续在政权问题上与没落阶级展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的历史规律。从而破天荒地建立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进行反复辟革命的伟大理论，为社会主义彻底战胜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并且进行着伟大的实践。关于这个理论的几个重要问题，报纸上，文件上讲的很多，我就不再重复了。
但是，仅仅从历史规律性这一点出发是难真正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的。现在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复辟的危险要比历史上任何复辟的危险要大千万倍，原因有下面三点：
1.转变的国际性：
资本主义在欧洲发展起来以后，航海事业迅速发展，这把一个往来很不密切的世界连了起来，很快就开始了殖民运动，随着资本主义的国际化，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也不断地国际化，这样也促进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在革命事业上联合起来，于是革命也越来越国际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社会主义突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第一个薄弱环节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接踵而来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国际性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实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奋斗，比如：苏联修了，对中国内部就有影响，外界压力就加大，全世界的战略重心就转变东移。比如说，亚非拉革命运动起来了，我们要支持，对帝国主义压力就加大。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我认为，在资本主义联合对付社会主义的客观现实下，一国首先实现社会主义是现实的，但是一国首先实现共产主义，独立完成伟大转折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和基本上是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本主义才可能在全世界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应该和不可以不断向共产主义转移。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现在看的比较清楚，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存在，修正主义存在，他们对抗社会主义的影响，入侵就存在。这样国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消灭的，国内的职能也完成不了。第二方面，有帝国主义就有战争，有反复辟的战争，有世界性的战争。有战争就要花很大的力量搞战备、搞原子弹。为此，各国革命要互相支持。中国要支持兄弟人民。所以，生产力不可能主要丰富人民物质生活。
这样分析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是国际化，它和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转变是很不同的，必须是全世界一块来，这也可能同发达的生产力有关，国际资本主义力量相当强大，国际上各个被压迫阶级的发展还很不平衡，要联合起来战胜国际资本主义对我们的进攻，完成向共产主义的国际转变任务就非常艰巨了。伟大毛泽东思想统帅下中国人民，将要为全人类作出巨大的贡献来。
2.转变的深刻性：
这个问题大家都清楚，封建制度是从奴隶制度上长出来的，资本主义是从封建主义身上长出来的，而社会主义则不同了，就是在一切制度废墟上建设起来的。要完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的转变，不仅是个政权问题，制度问题，还有一个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留在人们脑子里的余毒的问题，这样转变就空前深刻了。在列宁同志死后斯大林同志接了班，斯大林同志对社会主义事业有伟大的贡献，但是斯大林同志在很多根本问题上放弃了辩证法。在掌握历史规律方面，人的能动性、政权的能动性都发挥的很不够。二十年中阶级斗争规律复辟问题都不认识。这种情况尽管是历史原因，但也有斯大林同志的过错，其结果使敌人暂时得了一点势。社会主义由一片缩小为“一面大旗一盏明灯”，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困难就更大些了！
全面地从主客观方面分析了现时代防复辟反复辟任务的艰巨性以后，我们再来看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好象就可能比前面看得深刻一点，更远一点，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何在呢？在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进行反复辟的大革命的意义何在呢？一句话，是在世界上树起一面社会主义永远不倒的伟大红旗，这面伟大红旗标志着社会主义一定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本主义，这面伟大红旗标志着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全世界人民宣告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能够战胜的，深刻地证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道路是具体的现实的。这面伟大红旗将以无可非议的权威指挥着全世界无产者。被压迫阶级去战胜一切剥削阶级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激动地挥手）。
是否可以这样评价毛主席亲自指挥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给世界无产者指出了共产主义前景，如果说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向着这个前景迈开了一大步，解决了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那么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为全世界人民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开辟了具体的道路。
问：你讲的境界似乎远了点，我们想提两个问题：第一，你刚才说一国首先实现共产主义不可能的结论哪儿来！第二，你说文化大革命实现大转变的具体道路问题，那全世界到底怎样转变呢？
周答：先说第一个问题，“共产主义不可能首先在一国实现”的论断的理论根据我知道只是上面两条。其实马恩列斯毛都提过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一句格言，：“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如果实现共产主义应该说彻底解放了吧！一国首先实现共产主义就是一国无产阶级首先解放，这是不可能的。
问：噢！你这样看的。
二. 国际战争完成国际的转变
周：我再谈谈你们问的第三个问题。
谈这个问题我先谈谈自己对主观能动性的认识。
林彪同志好象说过一句话原话记不清了，意思是：毛泽东思想一旦武装了人民，那将发出很大很大的物质力量来，马列主义不但而且特别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自然的巨大反作用力，这可以举个例子：大学里学哲学，老师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相关系问题，讲得很死，人的能动性表现不出来。我就提了一个问题，西藏从奴隶社会急速过渡到社会主义如何解释呢？老师不知道是不敢回答，还是回答不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大概因为书本上没写这个问题吧！现在我们已能用毛泽东思想解决这个问题了。原因很简单，是无产阶级专政，首先是军队的伟大的能动作用，是毛泽东思想理论掌握西藏人民以后，产生的伟大能动性。同志们想一想这个能动性多么大呀！从奴隶社会到社会主义，这是什么速度？火箭我看也没有那么快吧！对吧！（扬眉、开朗）
世界怎么完成伟大的转变呢？这一点，首先也得从伟大理论掌握人民就能发出翻天覆地的物质力量这一点出发。
上面说到完成伟大转变分两部，一是夺权，二是用权，反复辟，夺权的理论实际都解决了，有了样板。而用权反复辟彻底完成转变的理论基本保证，有毛泽东思想保证，一定能胜利，既然这样，全世界人民都向中国这面大旗看齐，全世界人民都来掌握毛泽东思想，那问题不是解决了吗？前途不是很清晰了吗？我很看重革命理论，我坚信，一旦理论问题解决了，实践是很快的，只要理论是先进的，你不会去实现别人也会去实现，人民是一定要将它化为伟大的物质力量的。马克思发表资本论到今天大概一百年吧！100年在历史上是很短很短的一瞬间，就搞成现在这个样子，至少世界1/4人口进入社会主义了吧！多快呀！要知道中国完成封建转变花了近千年的时间呀！比较比较就知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威力了。
问：具体怎么转变法？
周：还是两步出发，先是政权问题，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中国这面社会主义大旗牢牢的竖起来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就有了现实化的理论，有了世界具体的前途，有了具体的道路，这就给全世界人民增加了信念，增加了勇气。可以肯定各国人民都将去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都将向中国这面大旗看齐，革命之火就迅速从中国向世界曼延，首先是从压迫最深，帝国主义的统治最弱的地方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开始。
殖民地是帝国主义文明和富饶的源泉。革命卡断了帝国主义一个又一个的源泉，那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加深帝国主义之间对抢源泉的矛盾也会加深，其结果使帝国主义的大后方本土燃烧起革命之火来，这是一种“连锁反应”，帝国主义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但如果估计帝国主义会让这种“连锁反应”进行下去，把他们活活地绞死的乃是机会主义的。敌人终究是敌人，他们要反扑，要最后反扑，要作死亡前的联合，要联合起来使用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暴力的矛头肯定是指向要对准世界革命的大旗中国的。第二次大战开始是狗咬狗，后来狗们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联合了起来，向苏联社会主义进攻了，这就是先例。当然在敌人联合面前各国人民武装也必须联合起来反对敌人的武装联合。
伟大的转变必定要由伟大的人民战争来完成的，这是历史的结论，历史的规律，国际化的突变也定要相应的国际上是人民战争来实现，这也是容易预料的，二次大战转变了一大片，三次能否把帝国主义送进坟墓呢？我看有可能的。革命的暴力是新世界的产婆，你不想联合使用暴力，人家要逼你用，除非你眼看着弟兄一个个被扼杀！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各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大联合的铁拳必将接受国际无产阶级的请求，犁掉全世界的资本主义。
余下的第二步就是防复辟，反复辟，完成转变。那时候比中国现在的防复辟就省力一些了。第一，原则，理论已经建立了，而且在中国实践了。第二，红色政权全球开花，社会主义力量空前强大。如果一国变了，我看可以用联合使用暴力的办法解决。当然人类还是有创造的，各国在转变过程中还有把毛泽东思想和具体国情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思想还要发展的。这里国际转变的不平衡性还是很大的，有的快，有的幔，有的可能完成第一步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假设一下，比如通过第四次大战，完成上述一切的一切，人民定要付出代价的。
问：你这些都是推断的。
周：是的，的确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味道，但我又觉得比较现实的。我看我们这一代免不了要打一场大战，这种味道现在越来越能嗅到了。
三. 成绩的衡量法
问：意义谈了，成绩如何估计呢？逍遥派为什么这么多呢？
周：一个伟大的政治事件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意义，伟大的政治事件的意义往往是很难估计的。用物质、用钱、用死人、用眼前利益是没法估计计算的。时间上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范围不是几千里江河的问题，有时候是上百年或千年的发生作用。这给历史家带来难题，他们往往因为自己境界低，眼光短浅而挨后人的臭骂。
问：有实例吗？
周：有的，而且很多，例如，秦始皇这个人物是人人皆知的。但是我看很多关于秦的评论中，似乎很少有比较合理的。秦皇朝兴有十年时间，十年很短吧！历史一刹那时间。可是这个封建皇帝，在这个十年中，为最后向封建制度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高度统一的封建政权机构。建立了一整套统一的制度。中国在秦以后的近两千年的封建朝代中的帝王将相，基本上是在秦基础上运动。光说筑万里长城一事死了很多人，但是长城以后各代中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救的人，得到的东西比失去的大得多呀！长城是人民造的，但秦始皇的组织是不可抹杀的，尽管这位封建皇帝最后因为残暴的阶级本性和操之过急而垮台了，但是他比起镇压农民战争起家的刘邦、李渊、李世民来说是有贡献的。秦始皇十年中巡视全国多次，要知道当时只有马车！亲阅各种重要文件，我看这位天子，在封建皇帝里是够雄才大胆的了。
可是很多历史学家，不会评论农民运动，连秦始皇也评论不了，他们往往把秦始皇骂的比其他皇帝都坏，我认为是不恰当的，在我看来，对农民的软刀子和硬刀子没有太大差别，都应该批判，而且软的更该批判，因为他迷惑人，问题是对历史的贡献和政治事件的长远意义，有客观的评价罢了。
封建时代的政治事件的成绩，意义是如此深远广大，何况是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伟大人民革命呢？
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了伟大的革命，搞掉了政权机构中如此大的叛徒集团，发动倾国人民来搞理论批判，触动着几千年剥削阶级的根基，这种魄力是有史以来没有的，人民直接掌握伟大理论的时代开始了。
革命象核聚变一样在七亿人民灵魂中产生巨大精神力量。它不仅现在震动了世界，而且将对世界的未来起巨大的作用。精神的力量化为物质力量，要有时间，有空间，有人们的实践。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威力，已经在中国、在世界表现出一些来了，将来精神核能放出来的时候，就不得了了。这种能量也可能是要放很多年，很多年，可以预料，用我这点境界去评论世界上第一次广度、深度最大的文化大革命肯定是不够的。
当然，世界上不可能有不付出代价的成绩，也不可能有不犯错误的革命事业，问题是什么阶级什么革命家用什么立场来衡量这些事业，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上则是最有气魄，最有远见，只有他们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看待革命成绩的伟大意义，主席就是典范。当然有魄力、有远见、敢于付出眼前的一切代价，去换取伟大的成果，并不等于战术上对敌人的麻痹，要知道，每当革命大风暴快要取得成果的时候，敌人总是企图夺取成果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翻船的问题，要记着历史上无数次伟大的农民运动成果丧失的教训。这种气魄、远见，是辩证统一的，这是对革命人民高度负责，主席就是这样做的。对于我们，世界革命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一旦颠覆，世界历史车轮将会迅速倒转，这可不是玩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有志气的中国青年，必须学习毛主席，现在毛主席提出一系列最新指示，全国局势已定，决定了成果的取得，至于一些具体问题是可以慢慢解决的。
比如你们说的逍遥派是容易解决的。
第一，要看好的一面。
我进清华七年了，没有象现在这样浓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空气。现在许多人都在看毛选，看马、恩、列、斯著作。人们的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解放，当然这些学习当中有些是“失败者”“战胜者的军队最善于学习”，这个我深有体会。一年多来，在大风大浪中游泳，许多人都喝了不少水，吃了败仗。现在，战胜者在更好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极好的现象，这是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的具体表现。
第二，要具体分析。
逍遥派中一些人是一直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古今中外的一些文件书籍的，他们在这里下的功夫很大，他们不仅这样深入细致的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且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我是很尊重他们的，他们是“小人物”，似乎是默默无闻的，对小人物不要蔑视，对大人物不要迷信，这是我一贯法则。须知在很多问题上，“小人物”往往比大人物更容易理解和应用毛泽东思想。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的何等深刻呀！毛主席有句话：“事情是小人物作起来的，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后面记不起来了，这句话很英明，充满了辩证法。这些人中，有许多是文化革命中的先进分子，有的是“战败者”，当然，也难免有一些“悲观论”者，研究角度不一致，态度不一致，但是我相信，在毛泽东思想光辉下，在大革命威力逐步发挥的状况下，这些人中，必定会有不少人将来很有创造，他们是很有希望的，当然也必定有一些人走向反面，被无情的历史所淘汰。
还有一些吃喝玩乐的逍遥派，这是少数。只要组织。引导可以不逍遥吗！
第三，要允许不平衡，不要慌，十个指头不一样长，七亿人相貌也不一样，不平衡是绝对的，大家认识不一致，很多人在某个问题上一时跟不上来，水平不同，不断的用毛泽东思想去统一嘛！在一定时间，一定的问题上，多数人总是可以统一的嘛！统一之后又会不统一，在不统一面前不要慌，逍遥派在斗私批修这个伟大方针指导下，总有一天会组织起来的。联合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历史上每一个大突变后，都需要一个相当的稳定期来搞平衡，这是规律。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反右，不是一个个过来了吗？再大吗？世界大战不是也过来了吗？世界上一切事情都不要慌。“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嘛！刚才念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到这儿就很说明问题。
还有和平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等等，这儿的“和平”都首先是以不和平的暴力和政权来保证的。
然而，右倾机会主义者都把“妥协”搞成目的，搞成主要的、唯一的手段，放弃武装斗争，搞投降，把权拱手交给阶级敌人。印尼就是这样的，遭到了巨大的挫折，法共对资产阶级妥协、妥协、一再妥协，卖掉了灵魂，完蛋了。
中国人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要对世界的伟大转变作出伟大的贡献，人多应该贡献大，这是应该的。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我们要有苦干一辈子，紧张一辈子的精神，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和改造自己，习惯于紧张、艰苦的斗争。必要的修整为更猛烈的斗争，不是逍遥，要永远使人民的锐气尖尖的，活力雄雄的，斗志高高的。平静安逸对全世界革命人民没有好处。
四. 修整、巩固、妥协是必要的
问：大革命具体怎么收法？
周：为什么要收吧。
问：这不很清楚嘛，也很简单。
周：你说说吧。（等片刻）怎么不说了呢？我替你说，你给我补充。事情的过程必须是波浪形的，有高潮、有低潮，有峰有谷。一浪接一浪向前推进。高潮、顶峰指的是平衡的突破，是前进的标志。但不能老向前进啊，人跑累了要休息一会再跑，机器运动长了要冷一冷，机修一下，于是出现了低潮、谷底。这是旧的平衡突破以后，为了达到新的平衡的必要阶段，是迎接新高潮的到来，不是浪费，这是规律，不以你的主观愿望变化的。人跑长了要昏倒的，发动机开长了要拉缸、断裂，到这种局面时被动了，再来修整补充，就已经违背规律了，修整的时间反而长，反而费劲，结果想快反而慢，想直反而曲，“以迂为真”是孙子兵法一术语，这术语大概也有这种意思。
一场大革命往往是被根本改变社会制度打开了局面，从根基上动摇了旧社会制度，但完全把旧制度变成新制度，并不是简单的叫几声“彻底砸烂”就万事大吉了，完全彻底地完成转变，要很长时间，要在革命大风暴后的很长时间里完成这种转变是一个很长期、很艰巨的任务。完成这个转变，有条件、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其中包括了群众觉悟、革命力量在一定时期内还有轻重缓急主次的问题，它可能还不是最重要最紧急最主要，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修整、巩固、妥协”是必要的，这种时期有时需要相当长，我相信人的能动性的发挥能够加速完成这种转变，使历史更快地前进。但是人决不能改变革命斗争的长期性这一客观规律。特别是“国际性地转变到共产主义”这样一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更不是人们所能改变的。我们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同时争取尽可能的加快完成这个伟大的转变。
“修整、巩固、妥协”这种词似乎是没有光彩的，其实不然，这是在大革命大变动后的巩固阶段的很必要的手段，其效果是巩固大变动中获得的成果，修整大变动的损耗，总结经验，结聚力量，以便第二个高潮更快到来，这是对我们来说，对敌人来说，上述措施能够更好地分化他们、孤立他们，使我们矛头更集中，歼灭战打得更彻底，很多矛盾解决得更符合发展要求、更辩证。此外，及时必要的修整、巩固在某些场合可以防止外来的突然的冲击，或有准备应付这种冲击，比如战争长，某些时候能防止敌人翻我们的船，使他们失机，等等，等等。
关于这些，实例很多。封建皇朝统治者有的很狡猾，很善于妥协，结果往往一个朝代要垮台，又搞得中朝复兴或朝代延长，周朝、汉朝都有过中兴时期。各朝代前几个皇帝都很懂得用一些妥协来修整民力，补充战争的损耗，以便瓦解农民武装力量，维护封建统治。唐太宗、刘邦可算是他们当中这一手最高明的了。相反，秦始皇处在封建制度刚刚完善时期，他残暴过急而不懂的修整、妥协，十年就垮了，这是封建时代。现代也同样，当然事业的本质是不同的。列宁时代有过很多妥协的措施，有的很成功，是很必要的。例如，在1928年和德国定了一个条约，妥协了，退一步为的是进两步，因为年轻的苏联实在需要修整啊！否则很容易死亡，当时布哈林这混蛋反对，好”左“呀！但是”左“的结果是要翻船的。我们毛主席的伟大政策也有”退一步进两步“的妥协。比如给定息，可以作为孤立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补充手段！政治上孤立敌人瓦解敌人，改造他们，而我们的代价可以少些，这里钱是次要的，很合乎我国国情，合作化后要整社，合作化后要修整，自留地保留一段有好处，大跃进后要巩固、调整、充实、提高，不能一直前进，破坏必要的比例关系，困难年间要注意人民团结。
文化大革命后期，“修整、巩固、妥协”的政策也是采用的，目的当然为了巩固成果，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军队问题首先是一个防止翻船，巩固成果，保证胜利的问题，军队有没有问题呢？肯定是有的。军队是在社会中的军队，社会的阶级斗争势必要反映到军队内来，关键问题是如何估计这些问题。要不要搞，肯定要搞。关键是如何搞法，何时搞？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如何？“揪军内一小撮”、冲军区，似乎很革命、很彻底，但是须知用这种方法搞军队，估计错误且不说，主要的是在现在的条件下，这样搞是要自毁长城，军权要丧失。
军队是政权之灵，军权一丧失，不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手里。我看外国人不打进来，也被敌人翻了船。当然军权一失掉，帝国主义必然要打进来，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暂时的失败和巨大的挫折是完全可能。不要太幼稚。伟大统帅毛主席坚决反对“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号召“拥军爱民”，这是英明的决策。这个英明的决策粉碎了国内外敌人想翻我们船的阴谋，牢牢地保障最后的胜利。
干部问题，上天安门都是左派吗？我不大信。毛主席说“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嘛！要使用一批犯错误的干部，甚至有一些有过反毛主席错误的大干部，这样做对敌人不利，孤立了敌人，对我们有利，光靠罢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下，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他们嘛！肯定的，干部队伍不可能百分之百纯的。真空抽到了小数点后面几个九，还有百分之零点一或更多的空气呢！宽大一些是一种妥协，一是反面人物还有暴露过程，而犯了错误的干部有了改正过程。二是党内外群众还有个认识过程。斗争是长期的，上述两个过程也必然是长期的，违反了这个长期性的规律，操之过急，扩大打击面，反而对敌人有利，对我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好处。
群众认识问题，过急不行，要实践，要有个认识过程，用过急的办法达不到快速的效果，突变和冲击很必要，但不能老突变、老冲击，让人民群众用“团结──批评与自我批 评”（原文如此──刻印者注）的方法，通过“斗私批修”来解决，这是一种修正提高。
文化大革命以后要修整，要巩固成绩，要完成很多具体变革，要发展生产，准备战争，要使精神上的成果落实到人民革命实践中去，要总结经验教训，要聚集力量准备世界的转变或者本国更大的革命高潮。主席好象说过要修整十年，不知是否真的。
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看来，“妥协”必须以具体条件而定，必须有大前提，即必须用政权和革命暴力来保证，“妥协”是革命的辅助，如要使之过火，使之过长，那就要走向反面。比如全国解放时，攻占北京城，团团围住傅作义交待政策，迫使他缴枪投降。
五. 思想分派问题
周：再谈具体收法中的一些问题。（看一下笔记）
问：谈哪些呢？
周：有关权的三个问题吧！一是思想分派问题，二是出身成份对知识分子的影响问题，三是干部问题。
问：好，这几个问题都很有意思。
周：收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加强巩固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这个问题太大了，有的可能要多次大革命来解决，会有反复。我只谈这些眼前的问题，可能很错误，大家讨论。
当前世界上主要的思想体系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先进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没落思想体系。两军对阵，你死我活，思想的东西精神的东西是人人皆有的，因此两种思想的斗争，常说的“公”与“私”的斗争，在人人头脑中都存在的。“公”相对“私”而言，“私”相对“公”而存在，一直到共产主义才会没有。问题是谁为主导，所以思想本来就不是统一的东西，而是对立统一的，分成两个体系，两大派别的二种思想没有联合的问题，一个压倒一个，一个拼命的扼杀一个。
思想体系的斗争最集中地反映在知识分子界。这个问题在剥削阶级社会中尤其突出，因为剥削阶级搞劳资对立，企图独霸知识。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两个对立的阶级的思想必然要反映到知识界，反映到上层建筑中来。斗争是永恒的，这种斗争是以政治派别斗争来表现。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这种现象在社会突变时尤其明显，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代表封建主义的孔子思想和代表复古主义的老子思想对垒，比如，近代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对垒等等，不但在哲学界，还如在文艺界等方面还有同类现象。
由此分析，上层建筑中思想斗争分派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既然是规律那就不以人的主观意识而转移了！
文化大革命是有史以来魄力最大，深度最大，广度最大的革命。最厉害的一点是把理论、哲学斗争全面推到工农兵中去了，让人民自觉地搞思想体系的斗争，让人民自觉地来搞上层建筑，让人民在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使劳资之间的差别空前缩小，使得很多知识更群众化，这个大力作为效果是什么呢？上面谈了，是制造巨大的精神核聚变，这种能一旦转化为物质的话，那就不得了，影响大得很，深得很，既然群众搞思想斗争，那思想斗争分派的规律性也必然要反映出来。群众中的思想派别出现了，这是坏事吗？我认为是大好事，为什么呢？（思索）这样讲吧！原先，人们脑子里的东西，无产阶级的东西不一定占统治地位，小生产者尤其如此。无产阶级思想即毛泽东思想要在群众中灌输的，因为毛泽东思想先前在人们脑子中很少，以至没有，血统工人也只是接受这种思想能力强的问题。十七年后的今天，资产阶级思想在人们脑子中，特别是在小生产者脑子中还有市场，资产阶级思想还很强，在很多地方还是占统治地位，在这个状况下若是很平静的，统一的，那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统治人们统一、平静，这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也没有！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这个问题没有狠抓。人民思想似乎不象我们大革命中那样起伏的厉害，相对来说，平静一些，统一些，其实这种统一是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统一，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对人民最高利益有何好处呢！十月革命到现在五十年，五十年的今天，斯大林时代这种所谓“稳定”“平静”的恶果就显示出来了。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反作用起来，起了复辟的转变现象，结果挡也挡不住。一个伟大的事业走了痛苦的回头路。
现在，我们在大革命中出现了急剧的思想派别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在人们灵魂中向资产阶级夺领导权，这是痛苦的转变，所以运动起始时，对于直接关系到政权问题，对保守思想体系采取了冲击手段、强制的手段，这有好处，能促进运动，促进在人们灵魂中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反击。当政者“拉一派，打一派”，对思想体系来说，从来如此，这个道理我们这些初学革命的小将也懂得，我们是主张在思想上拉一派，打一派，你们这里有“八·九”的同学吗？（没有！）我对“八·九”在思想上是毫不留情地压迫。去年在哈尔滨我写了一个五、六千字的传单，印了十几万份，是典型的拉一派打一派，拉革命干部潘复生，打走资派李范五，当时我提向潘复生致敬，有的同学说不能向当权派致敬，我看不见得，拉红色造反团，打“八·八”团，说“思想派别斗争一定要有谁战胜谁的问题”。有的人很不同意，说这是“反动路线，拉一派打一派”我想这种大的思想冲击还会有，来几个反复交锋，我们就能控制灵魂阵地了，这样，对政权制度起反作用之后，我们的政权就巩固起来，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造反和他斗！文斗不行，串联起来搞武装的，一点也不让复辟！这就不会象斯大林那样吃亏了！这有何等好呢，我看好的很！好的很！问题是在组织上如何正确处理，思想领域中的派别斗争，思想斗争有敌我的，有人民内部的，人民内部有非对抗性的，也有对抗性的，性质各有不同，所谓性质不同，指的是矛盾的双方直接相关的阶级关系不同。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是非对抗性的，长期存在的，处处存在的，不能说斗争的双方是有根本利害冲突的，因此解决的基本方法也和敌我矛盾不同，和人民内部的对抗性的矛盾比如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不同。解决方法中在大革命时期采用冲击是必要的，但作为长期的方式是极“左”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个伟大真理意思是人民内部的思想派别斗争应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矛盾性质决定了解决矛盾的方法。
当前，每个革命派都必须坚决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关于大联合的伟大号召。组织上大联合是更好地解决人民内部思想派别问题的保证，他将有利于我们打掉小资产阶级派性，真正从无产阶级党性高度来进行思想派别斗争。比如某个问题上你的思想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你就要坚决向毛泽东思想革命派靠拢，不要象以前那样考虑组织上的小山头了，这就会大大促进我们正常的思想斗争，使我们内部更容易一步步地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统一起来。这样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说用阶级暴力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思想派别斗争。而我们的力量就更容易集中对敌，这对于对敌斗争是必要的。反之如果用背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那么势必于人为地划分为“造反阶级”“保守阶级”，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是小资产阶级派性泛滥，无产阶级党性被抹杀，资产阶级党性就抬头，内部斗争很难逐步地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与此同时组织上对无产阶级毫无意义的小资产阶级派别斗争就纠缠不休，这样敌人可以利用它来搅乱我们的阵线，颠覆我们的政权，所谓从“左”方面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动摇无产阶级专政，是有这个内容的。
运动初期和中期在群众中出现了派的问题，应该看到这些派尽管是走资派挑出来的，但是在相当程度上还真实地反映了思想派别斗争的规律，这一点不应该否定，也否定不了，这种派别矛盾又不完全反映正常的思想斗争，小资产阶级派性斗争在组织之间泛滥起来，以至于掩盖了敌我矛盾的内容，敌人、走资派很容易利用它来搞我们，很多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不但没有很好地解决，反而急剧地向敌我方向转化，结果常常出现了敌人在一旁看，自己阶级兄弟猛开战的惨象。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等工作根本没法进行，革命似乎有停滞的趋向，伟大统帅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搞大联合，组织上先联合，思想跟上，相互促进（又补充一句：当然这是符合规律的，广泛的群众性的思想精神变革总是比组织制度变革要落后一步）这样，小资产阶级派性问题就容易逐步克服，至少使它不占统治地位，然而“斗私批修”，这样，真正有效的思想斗争就可以推进了。种种资产阶级流派的思想就可能大大地削弱了，毛泽东思想可以逐步在各个领域占领导地位，所以说，所谓思想派别斗争指的是资产阶级各种流派和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人民内部，组织上不一定有固定的形式，也许这个问题你我同一观点，到那个问题上就不一定了，但思想上肯定分派的，客观上看是如此。因此思想派别并非指运动中的“八九”“八八”“四一四”“团派”了。
必须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并非“思想派别斗争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里仍然有哪一派掌权的根本问题。（稍停，想了一下）我记得毛主席好象说过，人民内部有各种派别，有党派，权掌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人民关系极大。思想上是分派的，哪种思想派别掌权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掌权或最终要掌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政权问题上就是要寸步不让！在全国有毛主席、林副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掌权，在各省各地，必须是毛泽东思想革命派掌权！单位也是如此！
新的问题又出来了！究竟谁是毛泽东思想革命派呢？用小资产阶级派性代替无产阶级党性来回答这个问题是截然错误的！毛泽东思想革命派不是自封的，是在革命实践中，在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是革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斗争考验、识别选择而成的！在各个关键时刻、在平时，谁能把握好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政策，谁就应该是掌权者！苦难的中国人民选中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花了很大代价和时间！各级专政机构和领导人物要在革命斗争中形成，当然也有不断的新陈代谢，这是无可非议的。
八. 干部问题
问：干部问题如何看？
周：干部问题和看待十七年问题紧紧相关的，先得说清楚如何看十七年的问题。这个问题内容很多，也很大。我再谈谈看这个问题方法，具体的研究的很少。
结合教育制度这个具体问题来谈吧。
教育制度是个上层建筑的东西。中国的教育制度成份复杂，有封建主义的，有殖民地的，有资本主义的，有修正主义的，但总的来看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夺取了政权。当然首先是搞土改、搞镇反、搞经济恢复，使年青的红色政权站住脚，才能进一步搞变革经济制度，最后才能逐步地花力量来变革上层建筑，使它适应经济制度的变革，进一步巩固政权，这样旧社会留下来的教育制度变革问题才提到日程上来，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后，具体如何改？如何变就有一个逐步的认识，逐步的实践，十七年来在教育变革中，广大干部在毛主席领导下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就是在努力完成这个实践和认识的过程。
有不断实践逐步认识的过程，这一点对任何人都毫不例外，问题是在于对旧教育制度是采取什么态度，是彻底革命，彻底砸烂旧教育制度呢？还是进行改变，保留旧教育制度呢？这是两种革命家根本不同的态度，两种态度、两种目的，前者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制度，后者是为了复辟资产阶级专政和制度。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前者的总代表，而刘少奇则是后者的代表，蒋南翔是他们的爪牙，于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一系列的政策问题上就表现出来了。
一个要变革教育制度，使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个要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一个要培养劳动者，一个要培养所谓的“工程师，专家”，一个要彻底变革，搞半日制、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亦工亦农亦兵，一个则要搞全日制，保留旧制度。
在实践上一个大力提倡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个则拼命吹捧清华教育质量高，大搞研究院等等、等等。
在斗争中刘少奇的斗争艺术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对主席路线是阳奉阴违，随着毛主席路线的深入贯彻，教育变革也越来越触及本质，与此同时，刘少奇对主席路线的阻力也越来越大，最后发展到最近几年完全公开对抗主席的地步，教育革命进行不下去了，怎么办呢？只有经过在政权中把刘少奇打下去，夺取他们的教育大权，把革命进行到底。
这样历史的分析，教育制度变革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性的东西。第一. 有过 程，第二.充满着革和保的斗争，第三.斗争形式是在同一面红旗下进行的。斗争是逐步激化的，并非一下子全面开展的，敌人、刘少奇、蒋南翔有一个充分暴露的过程。第四.尽管近几年来刘少奇的路线，在教育界许多环节上似乎特别猖獗，但是，从十七年再加上大革命总和来看，主席路线在教育革命中是占领导地位，是不断推行革命，不断压倒刘少奇路线的，在这些初步的结论性的东西的基础上再来看干部问题就容易了。
第一、十七年来毛主席统帅着大部分干部对旧教育制度进行变革，变革是逐步向前的，这就意味着是取得一定成绩的，这些成绩的取得是靠主席思想的伟大作用，但是具体实践主席思想的是千百万好干部和革命群众，所以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有贡献的。
第二、两条路线斗争有逐步深入的过程，阶级敌人是处在掌权的地位，他们的斗争艺术是极迷人的，他们嘴脸的暴露也需要有个过程，因此好干部在主观上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时候，客观上恰恰在某些时刻某些问题上执行的是刘邓路线，这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主观与客观分离的观点，是符合认识规律的。
第三、毛泽东思想有个贯彻过程。干部对主席思想的理解、认识也要有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干部头脑中的旧东西，必然也要自觉不自觉地抵制主席的东西，这样就在某些时刻某些问题上执行了刘少奇路线，这是他们的主观原因。
由此可见，毛主席关于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的结论是完全符合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客观现实的！作为一个犯错误的好干部身上就有两个方面了，一是忠于毛主席，努力执行主席路线的一面，二是受走资派利用和毒害、执行错误路线的一面。前者是主要的，所以我们才称得上好的嘛！这是对于一般好干部的两重性。
而刘少奇则诋毁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把大部分好的比较好的打了下去，直到今天解放干部的问题还未解决。而这个问题在运动后期非解决不可了，否则政权巩固不下来怎么办呢？要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干群关系问题。
干群关系（分析中干部都不包括走资派）严格地说决定于干部的两重性。它分为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相应于干部的错误的一面。一切阶级敌人通过走资派扩大和保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法制和法权，腐蚀我们的干部，而我们干部头脑中的旧意识又适应了这种腐蚀，于是乎就被推上了执行错误路线的第一线，压制群众，压制先进事物，逐渐和群众对立起来。这严格地说，这是产生新的走资派的原因。由此而产生的干群对立由干部自己负责。
第二方面内容：和干部执行正确路线相对应：我们的干部是毛主席培养的干部，主观上都不同程度地忠于毛主席的，努力改造自己，学习毛泽东思想，努力去执行毛主席路线。所谓执行毛主席路线，就是直接应用政权力量去改造群众，改造客观，当然群众中的旧东西要反抗这种改造，这样也产生了干群对立，这对立的原因主要在于群众中的旧东西。
上述两个方面在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矛盾在人民内部的反映，在社会主义时期要特别注意的当然是第一个方面，这是文化革命的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执行有政权，对革命事业来说，政权是主要的，政权一变色，一切都变了，保证政权的红色，干群对立总是可以逐步在斗争中解决，到了共产主义，干群对立就完全消灭了。
分析干群的两重性，那如何解决干部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主席总结了要以斗私批修为纲。
干部经过一年多的锻炼以后，有了进步，但是还要斗私改造自己同时批修，这是解决干群关系的第一方面。群众也斗私批修，是解决干群关系的第二方面。
在斗私批修中，干群进一步结合起来，干群关系大大改善，结果有利于打击一小撮顽固的敌人。群众、干部的斗私批修虽然能解决很多干群关系问题，从而大大地促进和推动了干部问题的解决，推动和促进“斗、批、改”的完成，然而任何一个政权问题是不可能完全通过宣传教育来解决的，原因是旧的势力很顽强，这里走资派是主要的，干部群众头脑里的旧意识也在起作用，这些旧意识要自觉不自觉地反抗或阻碍新政权的建立，这是阶级斗争长期残酷性所决定的，所以要建立一个新政权机构，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制力是必要的，它和干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是相互结合的，缺一不可，所谓“强制力”当然包括武力镇压敌人、走资派和任命新的领导干部在内。
原转载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来源：原转载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复课闹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阶段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革命师生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共同愿望。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所作的纲领性指示，为教育革命指出了根本方向：“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经过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上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揪出来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受到了群众性的批判，这就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扫清了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学校完全可能和需要由停课闹革命转入复课闹革命，广大革命师生应当集中力量进行本学校的斗、批、改。
进行本学校的斗、批、改，完成教学改革，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发挥广大革命师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红旗，大家来动脑筋，想办法。
改革教学，必须同教学实践相结合，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离开了教学实践，就不知道怎么改。毛主席教导我们：“……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只有在教学的实践中，经过群众性的讨论、批判、革命和创造，我们才能贯彻实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认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教育革命的规律，逐步提出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革命方案。
复课闹革命，搞好学校的斗、批、改，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各学校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伟大指示，教育每一个革命师生狠斗自己头脑中的“私”字，以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责任感，彻底批判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一切革命同志务必保持警惕。
抓住斗私，批修这个根本问题，就要抓紧对革命师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抓紧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深入批判，这样，复课闹革命就能够搞好，教育革命就会落实。
在复课闹革命的过程中，各个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各个学校革命的红卫兵，要遵照毛主席的“三·七”指示，学习天津延安中学的经验，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教学的班、级、系的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帮助革命的干部和教师站出来，建立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在复课闹革命中，革命教师和革命干部应该时刻想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大事，应该有勇气有决心对旧的教育制度彻底批判，同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底决裂。应该认识到，自己是教育者，同时也是受教育者，学生有很多比自己高明的地方。要到学生中去，和学生打成一片，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的师生关系。
复课闹革命，也要贯彻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原则，提倡因陋就简，大家动手，解决教材和设备问题。要教育学生爱护国家财产。家长也要配合学校，加强对子女的政治思想教育。
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任务，是一个豪迈伟大的事业。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为武器，做教育革命勇敢的闯将，披荆斩棘，无所畏惧，有勇有谋，坚韧不拔，敢于破除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那种资产阶级的旧框框，敢于提出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新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新的教学内容、新的教学方法，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反复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建立起一个红彤彤的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戚本禹接见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代表的谈话
一、矿院东方红的批斗陶铸专案组的红卫兵小将对陶铸专案工作做得很好！掌握的材料很过硬。矿院革命委员会要积极支持和鼓励他们工作。搞陶铸专案不要局限于陶铸，要涉及到南方的叛徒集团，这个叛徒集团都是受刘少奇的叛徒哲学指导的，要批判刘氏叛徒哲学。
二、积极进行党组织的改造、恢复工作。
三、“到底兵团”回到班上，很好！要欢迎他们！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蒯大富同志给谢副总理的信
谢副总理：
我们要求提审反革命小丑周泉缨、杨忌非（均已被捕）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对伯达同志，中央文革。他们背后有坏干部支持他们。我们准备把这个案彻底搞清楚，但市公安局军管会不同意提审，请求您的意见。
蒯大富1967．10．27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对蒯大富一封信的批示
可以拉回来批判斗争，但只能文斗，不能打人。
谢富治十月廿七日
（来源：1967年10月28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印《学习资料》第27期）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首都中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呼吁书──走彻底革命化道路》
红日照环宇，四海涌波涛，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造就着无数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啊，首都又一批中学红兵战士踏上了您指出的革命大道！他们己在按照您的伟大指示，高举"斗私，批修"的伟大旗帜，自觉地投身到工农中去，投身到火热的三大斗争实践中去，决心走一辈子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这是毛主席"斗私，批修"伟大方针的又一曲雄壮铿锵的凯歌！他们这一步迈得很好！迈得过硬，首都中学红代会的广大战士们衷心向他们致敬，坚决向他们学习！
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给我们中国青年指出了一条最最光明的道路。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毛主席最深刻，最概括地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措施。我们，毛主席的红小兵就是要走毛主席指引的路，就是要接毛泽东思想的班，就是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列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将来我们党的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我们能不能继续沿着马列主义的正确轨道继续前进的问题，能不能胜利地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不是消失了，而是更激烈，更复杂、更迫切地摆在我们每个红卫兵，每个革命青年的面前。
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前进！这就是保证！这就是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存谁亡问题的根本措施！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历史性的、方针性的伟大战略部署！
广大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首都中学红代会向你们发出呼吁：要高举"斗私，批修"的伟大旗帜，向去农村、草原插队的战友们学习，坚定和工农结合的革命大方向，热情宣传、忠实执行毛主席关于和工农结合的最高批示，继续掀起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走和工农结合的道路的高潮！
红卫兵战友们，祖国的边疆需要我们，祖国的农村需要我们，需要毛主席忠实的革命战士，需要我们去战斗！去建设！去保卫！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革命青年与工农相结合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
亿万革命的红卫兵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剥削阶级利己主义的生意经，什么"吃小亏，占大便宜"、什么"公私溶合"论，统统横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扫清了我们前进的障碍。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的种种缺点，更加强了我们和工农结合，彻底改造自己的愿望，使我们步伐更坚定、行动更自觉。今天，大批革命知识青年投入三大革命运动的行动，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的继续！
首都中学红代会，向广大坚守岗位，忠实执行"抓革命，促生产"最高指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致以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你们选择并坚持的大方向全然没有错！你们是千万红卫兵战士的好榜样！
首都中学红代会向广大支持并鼓励自己子女走上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支持并鼓励他们和工农相结合的革命家长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战友们、同志们：毛主席号召我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正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的前途，世界革命的前途属于我们的，历史和世界革命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就是沿着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引的和工农结合的胜利航向，前进！
（原载《兵团战报》1967年11月16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关于制止北京外语学院武斗的指示
〖十四日晚，在毛主席、林付主席以及中央其它领导同志接见解放军代表时，周总理对崇碧同志的指示。11月15日上午李钟奇同志在外院传达。〗
一、外语学院昨天发生的这场大规模武斗，为什么这股武斗风总是煞不住？要检查形成这次武斗的原因，追究责任。
二、外语学院二派都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
三、这些问题的解决靠武斗是不行的，只能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解决。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李钟奇在中央民族学院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时间：下午3时，地点：中央民族学院三楼会议室。〗
李付司令员：很早就想来看看你们，因为你们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你们的协议我看了两次很好，双方长时间不和睦，现在有时间商量了，这很好。前几天我去“一外”（北京外国语学院），有一方让你们去支持，你们没有去，这很好，这合乎毛泽东思想，我去了两次一外，前几天又闹起来了，总理让我赶快去。
总理对“一外”有个指示，十一月十四日由傅崇碧司令员传达总理指示，指示主要内容是：
“一外”又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为什么这种武斗歪风老是刹不住，要调查原因，要追查责任。（李付司令员解释说：我参加了制止武斗，给订了六条，没有很好的执行，究竟谁没执行？）他们双方（指造反团和红旗大队）都犯过错误，不要不择手段地压制对方，一外武斗是极错误的，只能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你要告诉他们（“一外”）如果不改正错误，坚持武斗，这样下去就会走向反面，这与主席指示离的太远了，听说“一外”破坏的很厉害，这是犯罪行为，要追查责任，进行教育，派调查组调查后交上报。
李钟奇接着讲：我一、二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去了以后，又给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同意你们对一、二外处理意见，不要指名道姓攻击对方，可以讲事实讲道理，你们一互相攻击，就是不择手段。除了狠抓一、二外，也要抓兄弟的民族学院、工业学院。周总理很关心，早就安排了，五月份就安排了，你们在打架，我是先来探听消息，没派人来，怕卷进去，现在准备，明天就派人（军训团）来，和民族学院革命师生共同搞斗批改，大批判，复课闹革命。先消除武斗的气氛，为大联合作好准备，不要掉队太远，应后来者居上。
根据总理指示，双方的协议订的很好，不要辜负总理对你们的希望，总理指示给你们启发，要进一步巩固提高。
（李付司令员讲“二外”达成协议）
据总理指示，有关两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协作，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这个问题双方意见不一致，行动不一致还有意见分歧，有实际问题，有派性，不是一、二天的问题，而是用毛泽东思想判断。
毛泽东思想要我们破私立公，去掉派性，向真理低头，按毛主席的话去做，这是最光荣的，要是离开毛泽东思想，问题就愈搞愈糊涂。这个问题有山头主义，个人主义，也有两条路线斗争，问题是复杂的，要求大同存小异。你们比我清楚，要总结经验，补救我们走了的弯路，后来居上。
有几个学校，打架打得很凶，武斗是最坏的事，打架不是好事，在座的都会这样认为吧？你们达成协议很好，要贯彻执行已达成的协议，这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里谁也不能压谁，陈伯达讲，克服派性，克服占山为王的思想，也正如周总理说一外造反团、红旗都有错误，你们这两个组织历史我不了解，谁一点错误没有，我们应该突出政治，总结经验。
我们解放军都是工农干部出身，希望你们帮助他们，有小将们的帮助，解放军也不要害怕犯错误，至于解放军有缺点错误，从正面提出来，我们愿意接受，我们解放军是支左，不支派，由于水平不高，有缺点，你们可以指出来，经验证明，支左八个月，你们给我们大力支援。向革命师生学习，只要你们做得好。军训作用很大，但协作不好也是很麻烦的问题。我相信我们彼此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把复课闹革命搞好。
李付司令员最后讲：革命小将我很熟悉，火气很足，希望你们多作自我批评，不要动手、动脚、动拳头，争吵两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坚决不要动拳头，要多作自我批评，重大原则问题要讲清楚，争吵骂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好不吵架。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对北京钢铁学院武斗问题的指示
总理办公室联络员王同志传达总理指示：
各群众组织随便抓人是不对的。用抢、骗、打的办法抓人更是不对的。以后不准这样干。再这样干要犯大错误。那就是要考虑你这个组织的性质。你们现在抓的人都要放回原单位。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工代会大学红代会的讲话
〖时间：晚。中央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等。
（当煤矿工人谈到，有些人只拿工资不工作时）
江青同志讲：不下矿还拿工资？不劳而食的还拿工资？还是工人阶级？
康生：煤矿的问题，关键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思想问题，是思想上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关键问题是革命。（伯达：要“斗私、批修”）你们那里有国民党反动派怎么办？也着着他们？
伯达：不劳而食是剥削阶级。
（当首长问起厂矿脱产干部的情况时，一个工人回答：只有段长和支书脱产。）
江青：段长支书都脱产了吗？啊呀！段长和支书都脱产了！还没有恢复你们原来的产量吗？
工人答：没有恢复，……
江青：噢！
（当一厂矿工人分析了厂矿工人的工资情况，并讲到了一月份工人目前生产积极性不高时）
江青：解放前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对煤矿工人惨无人道。现在煤矿最低每人每天两元多，一月就60多元，生病受伤国家还有补助，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要好好想想，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想这一点就忘本了。你们工人应该很好地忆苦思甜，旧社会的矿工惨极了，而你们现在有人养了不劳动。（伯达：不劳动不得食。）你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把本单位那些坏家伙揪出来，否则还出那么多钱，养那么多坏人。
（当工人汇报到一些不合理的制度时）
姚文元：这些东西是不是苏修的？
工人答：完全是照搬苏修的。
谢副总理：应该很好地斗私批修。
（长沟峪煤矿汇报情况）
伯达：工厂都是配套的，都是按比例发展的，煤矿是很重要的，没有煤发电、冬天取暖都成问题，煤炭工业部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斗私批修，斗批改搞那些反革命，搞那些破坏大联合的家伙。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以后再谈，请江青同志讲一讲。
江青：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好讲的，要继续再听几次，今天请了大、中学的小将参加，你们提了好多问题，我想你们还是好好听听工人同志发言，有一个条子说“据说要放寒假了，引起很大混乱。”我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这是制造混乱，不要上当，还有什么要下厂往外跑，总之，是不想坐下来搞斗批改，要提醒你们现在煤很少，有些学生自己搞煤，用电在屋里做饭吃，这应当吗？一点也不顾全大局，希望你们给这些人说不要这样干，学校问题最近要专门找个时间听听汇报。
康生：下次谈时请同志们准备一下，恢复党组织生活问题要座谈一下。
内燃机工厂一工人发言说：现在学生还到工厂去串联，去贴大字报，再去可以不可以赶他们？
伯达：可以，是什么学校去的？
工人：农机学院，还有“新人大公社”。
伯达：有礼貌的请他们回学校去，告诉他们，工厂的事，我们自己管，
京棉一厂工人又说：“人大三红”也到我们那里贴大字报去了。
总理：各单位都回本单位搞斗批改。
康生：“人大”牛鬼蛇神够抓的了，叛徒、特务一大堆还到外边去？
江青：我们建议学校红卫兵小将不要包办代替工厂的事情，这样搞不好，
伯达：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吧！
（完）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接见广西两派时谈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
十一月二十三日零时15分至2时30分，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广西两派代表团部分代表。当谈到《政法公社》时，周总理指出：
“政法学院有个陈荣金，起初大家都支持他。你知道他到处煽动，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太猖狂了。”
《联指》代表插话：“这家伙到处去夺权，他们还到广西同另一个组织结合夺公安厅的权。”
戚本禹同志说：“政法公社就是到处去夺权。”
周总理接着说：“我们现在已把他（指反革命分子陈荣金──编者）拘留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再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是毛主席的方针，党中央的方针。全国各学校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积极复课闹革命，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大道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和初步的经验。
坚定不移地贯彻复课闹革命的方针，是当前开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
党中央指出，复课闹革命，就是要“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在教学的实践中，贯彻实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逐步提出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革命方案。”党中央的指示，为我们指明了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正确途径。按照这个指示去做，决不是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复旧”，什么“改良主义”。
复课闹革命，是在批判中教，批判中学；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就是说，要在教学实践中，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教育战线的代理人所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创造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这种教学实践，是革命的实践，是教育战线上一次伟大的革命。
毛主席教导我们：“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显然，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都一定要发动群众，反复调查研究，反复实践，反复试验，不断总结，不断提高。我们要欢呼这种一边教学、一边改革的做法，欢呼这种在教育革命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正在逐步完善的新生事物。
红卫兵小将们，我们不是常说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吗？复课闹革命，这就是当前学校中斗争的大方向。当前在学校中，一切抵制这个大方向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必须澄清。
进行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业，需要做艰苦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也正要象列宁所说的那样：“我们一定用全副精力来进行这一工作。有耐心，能坚持，有决心，有决断，善于反复试验、反复改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任何脱离实际的空想，消极地等待一切都改得彻底了再复课，而不愿意做深入的批判，做认真的实践和研究，付出艰巨的劳动，那将是一事无成的。
毛主席在最新指示中指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因此，复课闹革命，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一定要让愿意革命的教师和干部站出来，一定要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
党中央指出：“各学校的教师和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除了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外，有些人过去犯了错误，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应该让他们站出来工作。”广大革命的教师和干部，同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工人一起，以“斗私，批修”为纲，投身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实践中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气象，不能把它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混同起来。我们应当热情地欢迎他们，相信他们，支持他们。
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旧的习惯势力，一定会千方百计地进行抵制和破坏。我们队伍中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也会干扰复课闹革命的正确方向。对这点，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陈伯达谢富治在清华大学附中的讲话
陈：同学们，我们今天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请问你们看到中共中央关于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了没有？
众：看到了。
谢：看到了！
陈：第二请问你们对复课闹革命有什么意见？
众：坚决复课闹革命，听毛主席的话，复课闹革命。
陈：那我们就没有话说了！（众：笑）
陈：还有一件事情，我和谢富治同志有个伟大的任务，什么叫伟大的任务呢，就是要见见清华附中老红卫兵。
谢：现在他们不赞成复课闹革命！（众：对！）
陈：所以我们就要来向他们请教。（众：向中央首长学习，听毛主席话！）是红卫兵又是老红卫兵，当然他们的意见是伟大的罗！（笑）所以我们呢，我们要做他们的学生，听懂吗？我们要做他们的学生，向他们请教，听说他们到很多学校去串联，说复课闹革命是复旧，是改良主义。（众：笑）中央的通知，要“复课闹革命”要搞革命的大批判，在革命的大批判的基础上，搞复课。现在有些学校复课了，他们就去冲，说“你们是改良主义”，“你们是复旧”。有的学校很不平安，所以我们就来向他们请教，当他们的学生。（众：笑）在座有哪些是老红卫兵的？请他们站起来我们看看。噢，你也是老红卫兵，我们就拜你们做先生啦。你们老红卫兵啊，是红卫兵，又是老兵，老红卫兵就是老的红卫兵。我是很幼稚的，我的程度跟小孩子差不多，我要向老红卫兵请教。 众：向伯达同志学习，向中央首长致敬！
陈：谢富治同志和我的意见，认为你们的学校，还是应该执行中共中央的通知，复课闹革命。（众：欢呼）还是要按照去年十一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执行十六条，执行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你们学校要不要复课，是你们学校自己的事情。（众：要复课闹革命）你们要复课闹革命，对了！你们就不要去串联，去冲人家，人家自己也教育自己嘛！自己管理自己嘛，自己解放自己嘛！
谢：你们自己解放自己，人家也是自己解放自己，那就不要去干涉别的学校复课闹革命。（众：对！）
陈：我听说我这些老生们，老红卫兵们（笑）到处去冲，去冲人家欢喜复课闹革命的学校，并且联络了一些学校，我觉得这个做法，值得考虑。如果没有这样做就很好。如果做了改了就行了。（众：对！）如果没有也就行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各单位都搞斗、批、改，各单位都搞革命的大批判，自己搞教育自己，不要包办代替（鼓掌）我的老师，老师们，老先生们，老红卫兵们，请问你们有什么教导有什么指示，有什么话告诉我们，指点指点我们很欢迎。有的老先生们，老红卫兵们，一定要包办代替，也可以说几句自己的意见嘛，我是要当学生的，要请教的。有意见吗？我的老师们，老先生们，老红卫兵们，请你们帮助帮助我们一下吧！教育教育我们一下吧！指点指点我们一下吧！（鼓掌）
谢：那我们就散会了！散会了！
陈：今天不讲啊！可以写信，今天讲不完，讲不完可以写信送给谢富治同志。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谢富治在首都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时间：二月五日下午两点半，地点：西苑旅社。〗
我们伟大的领袖在去年九月份讲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越来越好。目前的形势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伟大预见，过了几个月后的时间的形势好多了。不管是国内和国际，形势都是大好啊！国内，全国已经有十四个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今天湖北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广东、吉林、浙江很快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去年，特别是新疆搞得厉害，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在目前是推动形势的关键问题，全国的形势都是这样。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热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全国有十四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有五、六个也快了，有吉林、辽宁、新疆、广东、湖南、浙江。新疆那么乱，过去武斗那么厉害，现在形势发展很快，吉林形势也发展得很快，长江两岸原来武斗也很厉害，现在不错嘛。春风已到玉门关，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的。现在春风已经吹到了新疆，新疆目前是一派大联合的高潮。不论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革命春风吹遍全国。
（注）上面讲话材料摘录自新疆红二司政宣部办公室
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关于拼死拼活狠抓大联合工作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首都中学红代会红卫兵组织建设组《红卫兵组织条例（草案）》
编者按：为了配合整顿红卫兵组织工作的胜利开展，现将红卫兵组织条例《草案》发给大家，望各单位革委会、红卫兵兵团负责人，组织讨论学习，及时将广大红卫兵战士的意见反映到中学红代会，以期及时纠正。
一、总纲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系统的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的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严重教训。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这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人类命运的伟大革命。它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
在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伟大的红卫兵运动兴起了！这是我国青年的伟大首创。红卫兵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巨大支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在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支持下，红卫兵的队伍迅速壮大。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大造资产阶级的反，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大造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反。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红卫兵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起来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生事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朝气蓬勃的生力军。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它是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最后灭亡的象征，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欣欣向荣的象征。红卫只运动在全世界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全世界革命青少年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坚强组织，英雄的红卫兵万岁！
毛主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是红卫兵的最高统帅。红卫兵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
红卫兵要做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得力助手。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红卫兵的最高指导思想，每一个红卫兵战士必须遵照林彪同志的教导：“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把学习、执行、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做为每个红卫兵战士的最高职责。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的得到解放。”
红卫兵担负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要把支持世界革命人民的解放斗争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红卫兵要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一道为彻底埋葬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而努力奋斗。红卫兵是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解放军的强大后备军。必须以解放军为榜样，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每一个红卫兵战士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以斗私批修为纲，改造世界观。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毛主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红卫兵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红卫兵要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永远艰苦奋斗，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跟着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二、红卫兵组织条例
第一章 红卫兵
第一条：红卫兵是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承认红卫兵章程，执行红卫兵代表大会决议，遵守红卫兵纪律，才能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红卫兵战士。
红卫兵以劳动人民家庭（工人、贫下个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及其它革命分子）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对毛主席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贯在政治上表现好的，方可成为红卫兵战士。
第二条：对红卫兵的要求：
（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最最忠实的战士。
（二）发扬敢说、敢想、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大无畏革命精神，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三）以“斗私，批修”为纲，经常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树立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世界观。
（四）学习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兴三八作风，坚持四个第一。
（五）保持革命警惕性，随时准备参军参战，彻底埋葬帝国主义，解放全人类。
第三条：红卫兵权利：
（一）有权在红卫兵报，红卫兵会议上参加有关红卫兵工作的讨论，和对资产阶级的批判。
（二）红卫兵内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对于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领导坚决抵制。
（四）在红卫兵组织对自己作出处分或者鉴定性的决定时，可以亲自参加，进行申辩。
第四条：加入红卫兵的手续：
本人申请，红卫兵基层组织讨论，上报上一级通过，才能被批准为红卫兵。
第五条：红卫兵由一个组织转到另一个组织时，必须办理转移组织关系的手续。
第六条：红卫兵战士有退出的自由，退出者应向本校红卫兵团声明。退出后就再没有加入红卫兵的权利。
第二章 红卫兵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
第七条：红卫兵的组织原则
红卫兵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红卫兵的各级领导机关，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必要时可以由上级机关指定。红卫兵领导机关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包办。红卫兵下级服从上级，一切服从毛泽东思想。在红卫兵内部广泛实行民主。
第八条：红卫兵的各级组织机构：
（一）全国红卫兵代表大会受毛主席、党中央，共青团中央领导。
（二）红卫兵的编制一律按解放军编制。
（三）红卫兵在工矿企业、机关、部队、农村组织是共青团。受各级团领导机关领导。
第九条：红卫兵的各级领导机构：
（一）红卫兵在全国设全国红卫兵代表大会。
红卫兵代表大会四年召开一次。在特殊情况下，红卫兵代表大会会议可以提前或延期召开。出席全国红卫兵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和选举办法，由全国红卫兵代表大会决定。
全国红卫兵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1）听取和审查批准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讨论和决定全国红卫兵的工作方针和当前的工作任务。
（2）决定红卫兵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修改红卫兵章程。
（二）省、市、自治区以下各级均设红代会。
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红卫兵代表大会两年召开一次。县、自治县红卫兵代表大会一年或二年召开一次。出席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名额和选举办法，由各级红卫兵团（红卫兵代表大会）决定。
地方各级红卫兵代表大会的职权：
（1）审查和批准各级红卫兵团的工作报告。
（2）讨论和决定本地区的任务。
（3）选举出席上一级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上一级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代表要经上一级红卫兵代表大会批准。
（三）在大、中学校设红卫兵团：
红卫兵的基层组织是红卫兵密切联系群众，领导群众实现红卫兵任务的战斗堡垒。
第十条：红卫兵的基层组织和主要任务：
（一）把领导红卫兵组织革命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坚持四个第一，促进青年思想革命化。
（二）对红卫兵和革命青年经常的进行阶级教育，同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巩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三）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
（四）发扬红卫兵团（红卫兵委员会）的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红卫兵的团结，提高红卫兵的战斗力。
（五）红卫兵的各级组织要密切配合同级党组织的各项工作。
第三章 红卫兵的纪律
红卫兵有严格的纪律，以加强团结，巩固红卫兵的统一，提高红卫兵的战斗力。红卫兵纪律的最高原则，是执行、捍卫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加强对红卫兵战士的纪律教育，对于犯错误的红卫兵战士，应以“惩前毖后”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于犯错误严重的应酌情给以处分，直至开除红卫兵资格。
对于红卫兵的处分，必须经红卫兵团（红卫兵委员会）决定，并且经上一级红卫兵组织的批准。
三、誓词
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像前，我们宣誓：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是您最忠实的红小兵，我们永远忠于您，忠于您的光辉思想，忠于您的革命路线；把您的指示当作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谁敢反对您的光辉思想，我们就坚决打倒他！头可断，血可流，您的光辉思想我们绝不能丢！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我们决心遵照您的伟大教导，亲手参加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为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奋斗终身！
首都中学红代会红卫兵组织建设组（原载《红卫兵报》1968年2月29日）
五、北京高校两派武斗加剧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专院校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时的讲话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富治、汪东兴、叶群、吴法宪等同志接见了北京大专院校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的同志〗
陈伯达：继续上次的汇报，上次没讲过的讲，每人不得超过十分钟。要谈新闻，不要谈老闻，谈新意见，要学会说话，不要罗嗦。
秦殿丁：（站起来要求发言）广播学院要讲。
陈伯达：广播学院讲。
秦殿丁：首先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周总理：你叫什么名字？那个组织的？
秦殿丁：我叫秦殿丁。“红三军”的。
周总理：（翻阅三月六日接见的名单）怎么没有你的名字？
秦殿丁：我们这次换人了。我换贺亚生，曹惠茹换吕反修同志。
周总理：曹惠茹？
陈伯达：曹惠茹来了？
秦殿丁：曹惠茹来了。让她先讲吧，然后我再补充。
周总理：你们是一派的？
秦殿丁：是一派的。
陈伯达：好吧。
曹惠茹：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现在汇报一下广播学院的运动情况。我们广播学院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在去年一月份分裂的。一月夺权后，就处于分裂状态，分裂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王力、李敦白、张根成插手的结果。从前我们和广播局的革命派，都是一起干革命的同志。但是其中一部分人搞了一个北京市（广播电）台的“1·14夺权”，是从造反派手中搞的第二次夺权。对于这个夺权我们是反对的。还有广播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二千多名造反派也是反对的。而王力却支持这个“夺权”。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王力耍了两面派手法，表面上支持我们辩论，背地里告诉他们不要去参加辩论，这样我们就搞了一个“强迫辩论”。王力揪住了我们这条辫子，就以中央文革名义搞出了两封信，把我们打成了“炮打中央文革分子”。我们写给中央许多材料，都被王力扣压了。在这种情况下“1·14夺权”的一些同志，搞出了一个公告，把我们打成“反动分子”，这个公告至今未撤销。前几天当我们问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时，他们说：“中央文革的两封信不撤销，我们也不撤销公告”。我认为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毛主席的司令部是什么阶级感情问题。自己哪些地方被王力利用了，自己干了那些事，自己都很清楚。那么，为什么至今对王力的问题不表态、不揭发、不交待呢？“2·18”以后，临时文革就来了一个改组，改组的思想基础是“1·14”和“2·18”。原临革中21个委员就有16个被踢了出去。去年三月八日王力接见了他们的代表。 王力说：“你们要全面彻底的夺权，把权夺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还说：“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等等。在这种极“左”思想影响下，他们就把矛头指向了犯过错误的造反派同志，和受蒙蔽已经改正错误的保守派同志及广大革命干部。当时北京公社内部有人起来反对抵制，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这些同志就组织起一个北京公社五·一六战斗团，后来同一些其他革命派 同志们一块成立了红三军，抵制王力的极“左”思想。红三军就是这样成立的。
我感到问题严重的是去年五月份时，有人就在临时文革里公开提出“向王力同志学习”的口号。北京公社的会上一直在传达“王力同志说什么”，“王力同志怎么样”。8月9号张根成到我校去了，他根本没找我们了解情况就对他们说：“临时文革（现）踢得开吗！？”当时本来北京公社一些同志已经做了些检查，可是张根成的“光临”，使得他们更硬了起来，不检查错误，同时死保临革。
李敦白也曾经对他们说过：“既然曹惠茹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同意你们和她分裂”。
现在广播局王力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批判，从中央12.7文件下达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广播局和北京市台形势大好。广播局很快就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但是在广播学院就截然相反。王力的极“左”思潮流毒很深，至今未得到批判。在去年11月有人借口抄“五·一六”，还抄了我们的家。自然喽，他们什么也没抄去。所以我们认为解决广播学院联合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要肃清王力流毒，不肃清，就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的“革命委员会好”就不能在广播学院实现。
另外我给学习班提一个意见，军训团强调两条路线斗争、强调斩断黑手不够。
伯达：是学校的学习班吗？
曹惠茹：不是，是大专院校学习班。
（曹惠茹同志汇报完后，其他院校代表就纷纷举手，要求发言。杨逸鹏也要求发言。）
伯达：你讲吧！
江青：（向着伯达同志）他不是杨逸鹏吗？！
杨逸鹏：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周总理：你叫什么名字？
杨逸鹏：我叫杨逸鹏。我不同意曹惠茹的意见……
江青：你不是做了北京广播电台的台长了吗！
杨逸鹏：把曹惠茹开除临时文革，不是改组后的临革，而是前临革十二号公告，我以前根本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我们学院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分裂，不象曹惠茹讲的是六七年一月份分裂的，而是六六年七月份反工作组时，造反派就分裂了。现在看来王力的“三八”讲话是错误的。对形势的估计是很悲观的，说“毛主席革命路线有失败的可能，有胜利的可能”。另外王力“三八”讲话时，不只我一个人去，他们红三军的一个负责人吕反修也去了。因此说“三八”讲话的流毒双方都有。不能只说我们。我们学院临时文革八委员会宣布临革的瘫痪，造反派当了保守组织的头，今天在坐的秦殿丁就是一个。
曹惠茹：（站起来）秦殿丁是造反派犯错误。
杨逸鹏：我们学院两派也参加了天地派斗争。不能把天派全说成是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也不能把地派全说成保反动路线的。而我院“红三军”就是地派的，保王、关、林的。我们广播学院很小很小，在高校中没有影响。其实王力没有必要插手我们广播学院。
曹惠茹：王力在三月八日接见你的时候说：“广播学院对广播局是有影响的”。
杨逸鹏：我和王力只见过两次，一次是一月三十号，一次是三月八号，张根成也是两面派，他曾跟曹惠茹说我是两面派，我想曹惠茹也不会否认吧！反革命两面派就是这样在这边说好，在那边说好。
江青：过去我们解放了你！可是，你后来呢，却做了别的事情，当了台长了。这你总不能蒙我们。
杨逸鹏：……
伯达：（对杨逸鹏）可以了，不要讲了。
杨逸鹏：我还有一句，就是学习班的情况……
伯达：差不多了，化工学院讲。
……
（二外红卫兵汇报：一、军训团问题，军训团说我院一月夺权是派性斗争，否定兵团炮打总理罪行。军训团有人说，炮打总理是出于热爱毛主席。）
江青：炮打总理还说热爱毛主席？
（当二外红卫兵汇报到：解放军说：兵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炮打另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时）
伯达：只有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那有另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
（二外红卫兵：批陈毅问题上我们外事系统分成两派。）
总理：批陈毅是对的嘛！
（石油大庆公社谈北京公社利用反余秋里和其他几个副总理，实际是炮打毛主席的司令部时。）
江青同志打断他的话，气愤、激动地说：去年二月逆流嘛你们学校起作用了没有？（答：有一些）只有一些吗？二月逆流你们怎么表态的？（答：我们认为有二月逆流。）
总理：你们反击了没有？
姚文元：我没听清楚，你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一遍。
总理：二月逆流嘛，他（指余秋里）犯了二月逆流的错误！该炮轰嘛！
江青：反击二月逆流，炮打谭震林是不对的吗？打倒谭震林不能打吗？我还保了他，你们打嘛！你们打得对嘛！有两个展览根本没有一点毛泽东思想，没有突出毛主席，没有突出林副主席。反击二月逆流你们一直没有表态，我们对这一点是清楚的。二月逆流时，你们是哪一个司令部的？
总理：从三月到五月反击二月逆流都是对的，二月逆流从右的方面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以谭震林为首的一伙人搞的，批判二月逆流的大会一直到八月份我都是参加了的。“五·一六”是从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应该讲你们自己的错误嘛！
江青：你们一点都不批余秋里，主席对余秋里是一批二保，你们是一再地保，你们倒是一贯正确了？！
总理：应该谈你们自己的错误，从二月份以后。
（大庆公社代表谈“五·一六”问题）
江青：你们已经捞不到什么了，你们还讲什么“五·一六”。我们反“五·一六”的时候，你们倒不知道在哪儿睡觉呢？
总理：别人反击二月逆流时，你们是不赞成的，你们就是错了。
江青：文化大革命两年多了，你们很缺乏自我批评，特别是你，你们一直保，倒成了一贯正确的了，你们就是拥护二月逆流的，你们是反对我的，你们口头上讲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实际上炮轰我们的，你们轰吧！胆小鬼才怕轰呢。你们从头到尾保，现在倒一贯正确了？！二月逆流是什么东西？是想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想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喊：打倒谭震林！）
姚文元：他们想推翻以毛主席、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谢富治：二月逆流是想推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我很气愤，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要不要有无产阶级的义愤？！（答：要！）一贯保的倒成了一贯正确，你们一点不做自我批评，不听！不听！
陈伯达：你们一贯不正确，你们一贯不正确。
叶群：二月逆流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推翻中央文革。
康老：余秋里搞大庆展览时，把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像搞掉，而去买刘少奇的黑照片。
江青：一个石油展览，一个农业展览，都是反对毛主席的，我没去看。
康老：两个展览我都去看了，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的。
叶群：这些问题都是实际问题，二月逆流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中央文革小组！对待二月逆流的问题，是个大是大非问题。
姚文元：我刚才叫他重复一遍，他不敢重复，有胆量再重复一遍。
江青：你有胆量重复一遍，没有胆量吧！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也没有，我希望你们多做自我批评，你是个头头，要把这个意见带回去，让群众帮你检查。
各位首长：完全拥护江青同志的讲话。
总理：你们去年九月份抄了别人的东西，早就让你送回去！你对自己人凶得要死，也许就不是自己人，我怀疑他不是自己人，应该把东西还给别人。
（北医讲：有人认为，高校两派斗争，就是毛主席司令部与关王戚反党集团的斗争。）
江青：那么你们把刘、邓、陶、彭、罗、陆、杨放到什么地方去了？
（建工新八一发言，谈到掀刘火线问题）
江青：刘少奇那个检查到底应该给谁？是应该给新八一而给了老八一了，还是应该给老八一而给新八一了？
（建工八一：应该给老八一的）
江青：你们说清楚，因为这是导火线，我们想听一听。
汪东兴：其实是刘少奇耍的鬼，我当时是要同时交给两派的，而刘少奇只写了一个新八一，给了新八一。
江青：两派都有勒令，应该都给的，是汪东兴经手的。
（建工八一汇报到揪刘火线绝食时）
江青：绝食也是极“左”呀！印度的那个总理甘地等搞绝食，就是不搞武装斗争。（笑）你们不要上了刘少奇的当，刘少奇故意挑拨，刘少奇就是耍这样的花招，另搞这一套，你们新老八一一定要联合起来批判刘少奇！（热烈鼓掌）
陈伯达：今天的会就到这里为止，以后再说吧，还有机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李钟奇同志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
时间：1968年3月29日凌晨七时半
地点：新北大广播台
新北大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你们要立即停止武斗。
新北大公社、井冈山兵团各派五名代表，一、二、三、四、五把手参加，由校文革和解放军领导处理武斗善后一切事宜。时间：今天上午八点；地点：哲学大楼206号
此外，全体职工们，同志们：
我今天和聂元梓到现场制止武斗时候，有的人拿匕首直接刺伤了聂元梓同志。这个凶手，希望全校师生员工动员起来，把凶手抓起来。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李钟奇同志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
时间：1968年3月29日上午十一点半
地点：新北大广播台
新北大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武斗是错误的，呼吁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大家动员起来，立即制止武斗，双方退出武斗现场，恢复正常秩序。
由于井冈山的同志们拒绝按时参加会议，至使今天会议不能进行，这样作法是错误的。
为了制止武斗，我们现在组织、派出了调查组，有宣传队马继荣、王永钢、李乃坚，北京卫戍区军训总指挥部梅谦，市公安局军管会吴保果，校文革王海忱、唐春景等人组成制止武斗调查组，马继荣同志为组长，王海忱、吴保果等同志为副组长。
希望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大群众组织提供方便条件以利制止武斗和武斗的调查工作。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谢富治温玉成李钟奇在北京大学制止武斗的讲话
三月二十九日晚十点半，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副司令李钟奇副司令员来到会场，说：“好了，同志们都来了，谢副总理和温司令员很忙，他们回去还要开会。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有带武器来的没有？”（公社同志响亮地回答：没有！卢平同志说：“我向首长保证，没有！”井冈山一人掏出一把带有血迹的锉刀。）李副司令员问：“还有没有？”（井冈山代表有气无力地说了声：“没有了。”）李钟奇同志接着说：“有问题可以坐下来解决，不要骂，不要动拳头，你们搞武斗是错误的。”（卢平同志领着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坚决维护六六通令！”“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晚10：36，谢副总理、温司令员、李副司令员和聂元梓、孙蓬一同志一起走进会场，全场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谢副总理向大家介绍温玉成同志。
温司令员：“今天我和谢富治同志到这儿来看看大家。听说发生了武斗，这是不好的。毛主席号召我们大联合，现在我们还闹不团结，这是不好的。现在谢富治同志宣布市革委会、卫戍区研究的一个决定。”
谢副总理：“党中央、中央文革刚刚召集了十万人的大会后，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你们不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以及在北大的代理人陆平等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斗争聂元梓同志，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这是违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现在，我和温玉成同志代表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研究的文件：
（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革命群众、革命小将。
（二）井冈山等组织应立即自己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同志、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
（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应立即撤出，回去作自我批评。（这时谢副总理说：“我要补充一句，这一句不在我的记录里：‘如果不听，还要这样做，那我们就让他们做去，看他们走到哪里去！’”）
（四）在校军事人员和支左部队要挺身而出，制止武斗，保护小将，保护群众，保卫国家财产。要求全校各派交出一切凶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全校一切革命群众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原则下联合起来，实现革命大联合，共同对敌。
打倒叛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肖华！打倒彭罗陆杨！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打倒王关戚！打倒野心家、两面派杨成武！打倒叛徒余立金！打倒野心家傅崇碧！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以林副统帅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永远忠于中央文革！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永远忠于林副统帅、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敬祝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新北大公社战士高呼口号）
传达完文件后，
谢副总理说：“希望你们两派都要执行，希望解放军在这里帮助执行。”
（当井冈山兵团代表强词夺理说什么“谢副总理四点指示还有说明的需要”时）
谢副总理说：“这个情况，我们没有时间听，这个命令要立即执行！”
李副司令员：“谢副总理这个指示应该立即执行！具体怎么做，我们再商量。”
（当井冈山兵团代表当面造谣攻击聂元梓同志，企图逃脱挑起武斗罪责，拒不执行谢副总理指示时）
谢副总理对井冈山兵团说：“我刚才说的一句话，不在我记录内，这句话（按：指谢副总理传达第三条时补充的话）要请你们注意！这句话要请你们注意！要请你们注意！注意！
（当井冈山兵团代表想赖帐时）
谢副总理：“刀子就是刺了聂元梓了么，聂元梓是市革委会副主任，新北大校文革主任么。
（井冈山兵团要求调查执行，新北大公社表示相信、信任监督小组的工作，谢副总理讲话我们坚决执行，立即执行！）
温司令员：“首先把刺伤聂元梓同志的凶手交出来！”
（井冈山代表狡辩、抵赖；群众呼口号：不准对抗温司令员指示！）
谢副总理：“井冈山兵团立即交出刺伤聂元梓同志、打伤李钟奇同志的凶手！”
（群众：不许对抗谢副总理指示！）
谢副总理：“如果不按照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中央文革，不按照十万人大会来办，而依自己来办……小将年青，不要上当……”
温司令员：“要警惕！”（新北大公社战士高呼口号）
谢副总理：“聂元梓同志，你有什么话说吗？）
聂元梓同志对谢副总理和温司令员的慰问表示感谢：“我坚决拥护、坚决执行谢副总理、温司令员的指示，也希望同志们这么做，我工作中有很多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批评帮助，特别是井冈山兵团的同志，我希望北大能够迅速在革命的原则下联合起来，共同对敌。”
（井冈山又疯狂攻击聂元梓同志，谢副总理一再打断，并为聂元梓同志讲话鼓掌）
谢副总理：“我们要走了。”
李副司令员：“时间不早了。”温司令员：“大家共同监督执行谢副总理指示。”
晚11：00首长离去。陪同谢副总理、温司令员、李副司令员的有解放军驻新北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孟队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新北大校文革主任聂元梓同志，新北大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同志。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
各区、县革命委员会：
全市每年中学毕业生约有十余万人，这些毕业生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遵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的大风浪中锻炼成长的。”
我们提倡知识份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中去，到农村中去。动员他们下乡上山到工农业生产战线上去，发挥他们的巨大作用。
去冬已组织一批中学毕业生到农村、边疆和工厂，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建设，他们已在那里开始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今后必须继续贯彻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分配方针，把他们分配到工农业生产战线上去，使他们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此，必须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一）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力做好毕业生的思想动员工作，深入宣传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参加工农业生产建设的伟大意义。坚决贯彻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旧北京市委以彭真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毕业生分配工作中所推行的重城市、轻农村，用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腐蚀青年，破坏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广大知识青年在大批判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划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界限，明确政治方向，永远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二）加强毕业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老三篇”为武器，以“斗私批修”为纲，大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大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克服一部份人头脑中留恋城市，不愿到农村不愿到边疆，不服从国家分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大立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各区县必须狠抓毕业生的世界观改造，使他们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份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号召，自觉报名下乡上山，服从祖国的分配，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
（三）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地做好毕业生分配的组织工作。
北京市的中学毕业生数量很大，必须采取分期分批的分配办法。
先分配一九六六年的毕业生，再分配一九六七年的毕业生。对于农业户的毕业生，应迅速动员他们一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对于城市居民户口的毕业生，凡农村有直系亲属的，应动员他们回乡；原籍在农村而有其他亲属的，业应积极动员他们回原籍插队落户，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凡农村没有亲属的毕业生，各区县都应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组织他们下乡、上山、下厂、下矿或参加边疆的工农业生产。
目前已与各方面联系落实，计划从一九六六年毕业生中分配一批到农村、边疆、工矿中去，各区要切实做好这批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分配方案由计划组下达）。
（四）毕业生的分配，必须贯彻群众路线。要重复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在不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的情况下，把有关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方针、政策、分配计划交给毕业生讨论，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进行报名，根据工农业分配比例、群众意见和接受单位的情况进行分配。
（五）加强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领导，及时解决分配工作中的问题。市革命委员会由政治组、计划组、文教组、军政训练指挥部等部门的负责同志组成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在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各区县革命委员会也相应地建立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组织力量抓紧抓好这项工作。
毕业生分配是一项社会问题，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以及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切实做好这项工作。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四月廿一日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
毛：（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走进接见会场，毛站起来同他们一一握手）都是年轻人！
（毛同黄作珍握手）你叫黄作珍？我还不认识，没有打死？
江青：好久不见了。
毛：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又没有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蒯大富怎么没来，是出不来，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恐怕是不肯来。
韩爱晶：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中央文革接见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说大学武斗怎么解决？你们去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对聂）工人、学生这么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搞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
聂元梓：我们在门口摆开水供给……
温玉成、黄作珍：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聂：是与农科院。他们骂我们是老保。
毛：你们没跟他们打？
聂：互相打了。
毛：北大抓黑手，这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谢：不到三万人。
毛：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得多数学生的赞成。大专院校五十几个，打得凶的，也就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一个住南方，一个住北方，都叫新北大，打个括弧（井冈山）、（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布）。要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你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斗批改，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不高兴，你们学校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会说怪话。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那几个反对谢富治的跑了。
谢：他的二把手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那是他们挑拨关系。他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干劲也大，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过来，到我这里来。
林彪：来嘛！
谢：去！去！（王大宾坐到毛身旁）
毛：坐下，坐下。
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学生。他们也没有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几十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么点黑帮。就是关键在于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到武斗上去了。现在不搞斗、批、改，就搞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嘛，斗批走，斗批散。现在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多起来了。聂元梓的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有时三百人，有时候一百五十人，哪像林彪、黄永胜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是三万多。
林：天下大事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老佛爷」、「佛爷老窠」。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梳两个小辫子，你要求下放，在学校里读了十几年书，大家都同意你下放，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代替你呢？
谭厚兰：都安排好了。
毛：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们有偏向。（北大）井冈山、四·一四（师大）兵团就会对我们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写篇文章你抓他干什么？把他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说没有自由了嘛。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一点，你北大井冈山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大水冲了龙王庙，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办法，按着辩证法，不要住在一个城里，就一分为二，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一个南，一个北，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清理自己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老佛爷老窠一捅，捅得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人家说了，不是有个凶手要戳你吗？知道了凶手是谁也不一定要抓，算了，明明知道是他也不要说了。不过你以后要注意一点，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
江青：她有人保镖。
聂：没有。
毛：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那个娘家就是不好嘛。哥哥不好是哥哥嘛，姐姐不好是姐姐嘛，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有人报告找不到蒯大富）
蒯大富是不愿来，还是来不了？
谢：广播了，点名中说中央文革要找，请蒯大富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江：是他不肯来，还是出不来？
谢：我估计有人控制他。
姚文元：有可能。
毛：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人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没有。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与保守派干了一架，是伯达同志派人救了我们，以后我们取得了胜利。
毛：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不要打架。韩爱晶，很会出主意啊，是个谋士啊，是不是韩信的后代？
康生：听说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边比较复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数极少了，武斗这批人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康：不是你说得那样吧！
毛：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也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一个女皇。今天到会四个，有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不能走。你要给他们粮吃，出入无阻，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团是省无联式的大杂烩，还要搞反夺权。别的学校也参与了，你（指韩），蒯大富都有份。
韩：我也参加了。
江：那是韩爱晶去颠覆人家。
毛：你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年青人就是要作些好事，也会作些坏事。你们说中央文革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总理在三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七日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作珍同志、温玉成同志都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也可以。越打越大，两方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啥。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败家子。
毛：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神通，调起兵来也只有那么两三百，你的兵跑那里去了？还得依靠工人、复员军人作主力，没有那个你还不行，林彪同志兵多，给你几千几万，可把“井冈山”通通消灭嘛。这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会讨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了四个方案：第一是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一分为二，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两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空的，中南海地方很大，可容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聂元梓来，或者候汉卿来（北大井冈山头头之一）。
你们不是叫「杀牛宰猴炖羊肉」嘛？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卿，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只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年青人嘛！还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杨克明还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这么打起来？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不行再延长一年、二年、三年。我说，如果不行，要多长时候给多长时候，反正人是会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两年、四年、八年的，还不是……
斗批走也是个办法，谭厚兰不是想走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生呢？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这专业课，先生都不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还学什么？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我不是哲学家。
江：她是老佛爷。
毛：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去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到什么了。
周恩来：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就僵化了。
毛：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读完了大学，其他人都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叶群：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
毛：你不要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林：我读中学读了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没有中学文凭，就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现在办的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第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第四期起加长了。
毛：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不那么多，实际学习一些军事教练。
林：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几天就一目了然，百闻不如一见。
毛：我就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是看过的。
林：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遵义会议的时候，跟××辩论，他问我「孙子兵法」看过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他也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是什么题目，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望一遍。
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米尔」就是兵法。这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亏了。学外文要赶年青的时候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分别问了每人，王大宾学俄文）学地质没有外文不行，还是学英文好！学外文要从小学学起。
韩：主席，文化革命完了，就叫我当兵去吧。
毛：当兵半年就够了。当那么长干什么？当半年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校就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还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算什么知识分子啊？算土包子。黄永胜同志，你念过几年书？
黄永胜：一年半。
毛：你家是什么成份？
黄：算下中农。
毛：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
温：三年。
毛：你家是什么成份？
温：算贫农。
毛：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那么点学问，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
林：黄埔军校有个×××，蒋介石奖他一只表，后来在南京，打仗就是不行。
叶：他是反对主席的。
毛：在世界上不被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
林：×××在南京军事学院，很多学科都能考五分，就是不能打仗。
毛：斗批走也是办法，是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现在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不要办，但要改变方法。学文学的要写点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的革命斗争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学为好。听说天派是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才弄出几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公安部只留下几十人，其余办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一定要打倒，匆匆忙忙的抓。人大三红总部不讲话，用个小战斗队的名义出大字报打倒谢富治，一去追究责任呢，就说「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他提出打倒赵桂林。赵桂林，我不认识。你们那点材料我看了，赵桂林怎么反革命呢？聂元梓，侯汉卿你们还没有提反革命吧？
聂：他们在社会上搞了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
毛：我们这些人诬蔑些也不要紧。牛辉林的纲也上得不好（北大井冈山的头头之一），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
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吧？
鞍钢有个审讯侦缉的案子，由群众办，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打人。由侦缉得来的材料不确切。
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这个人不认识几个人，就根据侦缉，能行吗？我们说学习群众，说一不要杀，二不要判刑太长，判他两年、三年算了。军队过去也关禁闭，现在有没有了？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禁闭取消了，逃兵不抓了。
毛：人家想逃，你抓回来干啥？斗批走，要走就算了。为什么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抓，不关禁闭，反而比过去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里抓了人就当俘虏，逼供信，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我看知识分子是不文明，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他们就不抓逃兵，不关禁闭。现在发明了一种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就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街」，但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
今天怎么样，以为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作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了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就最小最小最小。
林：值得，损失最小。
周：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应采取欢迎的态度，你们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方法。
周：六六年下半年，去工厂串连，人家欢迎你们，就没有打你们。
毛：让他们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嘛，是中央派去的嘛。不是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嘛？工人阶级专政，专你们学校里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知名人士，你们要专学校坏人的政，不能专工人的政，包括蒯司令在内。
现在还在搞串连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
林：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还说什么中央开十二中全会，闹得一塌糊涂，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北航开什么国防系统会议，开了没有？
韩：一吓没敢开。
周：不要开了。你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我为啥子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今天找你们来谈这事，使你们有准备啊！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你们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录音。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搞多人都被动。
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天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找蒯大富也不算数，一定要让中央直接表态。除了开始管一下，后来事多，也就管不上了。北京有谢富治来管嘛。过去召集你们开会，我也不到的，林彪同志也不到的，当官僚了。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昨天我开车子，我说去看看大字报，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啊？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要求制止武斗的呼声很高。
毛：群众就不要打内战。
林：你们脱离了工农兵。
毛：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间房子。
毛：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广西烧了一千间屋子，还不让救火。
毛：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
林：我长征进广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韩：蒯大富是骑在虎背上下不来。
康：不是你说得那种情况！
毛：骑虎下不来，我把老虎打死。
周：广西佬躲在你北航。国防科委系统你怎么召集会议？
毛：你们把广西四·二二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康：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韩：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可以调查，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体院。学校里打来电话，接待两个省革委会常委。别人讲「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学代会，好多外省造反派头头我没有热情接待，大家说：老大作风，骄傲自满，又说我们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说接待了。送行时他说要开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之分，很复杂。我同意找几个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聊聊，只搞情况，不谈办法。我、蒯都去。后来我住院了。会议一开，大家都感到不妙，地质参加了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听了一会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纷纷给我反映情况，我说赶紧写报告，谁知批评已经下来了。
毛：你们对韩爱晶讲得太多了，他才二十三岁嘛！
江：在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上访，你们接待他们，作了很多工作。你们把他们藏起来，我们也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到现在再搞这个不行了，他们反对的是各省革命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谭厚兰，「九·七」是谁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是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
谢：是江青同志。
江：对师大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大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们做得出来！我听了就要流泪。他几百个、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开头是韩爱晶不对，去颠覆人家。
韩：我错了。
毛：相当有点无政府主义。世界上无政府主义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就不能消灭，这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的走向反面，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是对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我对你们那个对立面并没有好感。据说兵团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不是替他们说话，你们把他们放了吧！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就是几十个反革命，也是年青人。绞死我，我不怕别人油炸，北大井冈山说要油炸江青。
姚：油炸也只是说一说。
毛：还有什么绞死蒯大富。
谢：牛辉林不好。
江：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点发言权没有？我躲着为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了起来。我说过四·一四必胜吗？四·一四是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老，可是它是群众组织啊！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绞死就绞死，要油炸就油炸好了，我们都是一同患难过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治国平天下？我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的。
毛：可以不提了。「杀牛、宰猴、火炖羊肉」。牛宰了干什么，可以耕田嘛！你们例举的无非是攻击江青、林彪，我可以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讲嘛，又没有到外面贴大字报。
江：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前年，那是什么人啊，反对林彪同志？
周、叶群：是伊林、涤西吧。
毛：此外，北外六·一六领袖刘公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不应该抓，抓多了。是我点了头。
谢：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你不要给我开脱错误，给我掩盖。抓也是我叫抓的，但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放了就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两个月，他们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耍流氓，无非是弄几个钱，玩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
周、姚：不好，她的父母很坏，与伍修权搞在一块。
江：四·一四是专门反对中央、中央文革的，但他们是群众组织。
毛：他们几千人是搞不掉的。北大井冈山几千人也搞不掉。有坏人自己揪，「杀牛、宰猴、炖羊肉」不要再提了。牛可耕田，猴宰它干什么？
江：我们对你们是有政治责任的。在政治上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井冈山下山一千多，正在办学习班。
毛：你那下山的人都靠不住。你那井冈山大多数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上山，有自由。我们不勉强，不要污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犯过很多错误。你们初犯，也怪不得你们。
江：樊立勤怎么样？
聂：没搞他，他和彭言反革命集团搞在一起。
毛：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候汉卿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是研究生，他父亲在六三年投机倒把。
江：最坏的不是他们，他们是几个组织联合起来的。里边有坏人，外围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毛：这作风不好。
你们今天来了两个地派两个天派。地派支持清华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天派的保护蒯司令、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总而言之，你们五大将我们是清楚的，就是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它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五个。你们作了很多工作。不管你们工作有多少缺点错误，都要护着你们，你们工作也确实有很多困难。文化革命我没有经历过，你们也没有经历过。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打，影响工人、军队，也影响内部统一。所以为什么这么多逍遥派，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谢：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主要责任在于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首都大专院校的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们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连，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连不对，不过你们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对我帮助很大。
毛：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一场大雨，就把打倒的大标语吹了。
毛：小孩子搞大字报纸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哩。中国人有个好处，有意见他要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连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连。砸三旧派在串连，反砸三旧派也在串连。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连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连。你不让好人串连，坏人在串连。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的。
（黄作珍报告蒯大富来了。蒯进来就大哭。毛站起来上前握手，江青笑了。蒯一边哭一边告状，说清华告急，黑手操纵工人进清华镇压学生，是大阴谋。
毛：你叫黄作珍，那里人？
黄：江西×都人。
毛：老表嘛，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同志讲话也不算数，市革委会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姚：伸出红手，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都紧跟。
毛：四个办法，是哪四种？
姚：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要打大打。
毛：一是军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是斗批走，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一直打了几个月？
周：去年开始。
毛：第四再大打，打它一万人。工人撤出来，把枪还给你们大打，像四川一样。
江：败家子。
毛：我才不怕打哩，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再不听的，个别的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反革命嘛！
江：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你们也不想一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态度，做做工作。
毛：他们忙啊！
周：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不要分派了。
江：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不要搞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教改搞不上去。
毛：教育革命搞不上去，我们也搞不上去，何况你们。这是旧制度害了你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的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吗。我看无非是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逍遥派那里得点消息！马克思搞哲学研究，他的一本什么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你说创造党就这么容易？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普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一个拉萨尔，布朗基的所谓报告，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
现在我们来管这些事情，我看不公道，打一点内战无关紧要嘛，所以四条中有一条要打就大打。
姚：我倾向有些学校斗批散，斗批走。
毛：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两派这样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要打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历史，写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的不能学北大教授，北大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均可。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
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列宁？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但要删繁就简。
姚：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在北大图书馆读了半年。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算我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
大学办得那么死，这个大学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现在是搞武斗。
毛：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对武斗要作全面分析，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不要大学生啦，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的有时还听我们一些，有的听，有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们也搞不清。
毛：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去干涉，无产阶级去干涉。
（聂元梓要求派解放军去北大）
毛：你要合你胃口的，一定要六十三军，别的你又不要。三十八军可以不可以？如果井冈山三十八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六十三军。你应该去作三十八军的工作。
江：聂元梓应该去作三十八军的工作，你们欢迎三十八军行不行？
毛：去一半三十八军，一半六十三军。三十八军不像你们讲得那么坏，根子在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会就比较好，郑维山作了检讨。
谭厚兰，其实你的炮位一直是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么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的。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是坏，把将军们都吓坏了。他找你（指谭）的麻烦没有？
谭：没有，同学对他有意见。
毛：过去是有历史原因，有点历史，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紧跟主席教导，坚决照办。
毛：不要讲什么教导。
姚：主席今天语重心长。
陈：六六年上半年比较好，北京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搞革命风暴是对的。现在脑子膨胀了，自以为了不得，想要统一天下。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又没有知识学问。
毛：二十几岁嘛，不能轻视年青人。周瑜出身骑兵，才十六岁，你们不要摆老资格。
江：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不要膨胀起来，全身膨胀，全闹浮肿病。
陈：你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对中央意见没有好好考虑、思索，凭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第一，要走到危险道路上去。
毛：第一条是我官僚主义，一次未见你们。人家不要抓黑手，我还不会找你们哩。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蒯大富，你应该猛醒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不要说承认错误。
陈：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这是危险的道路。
毛：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主席早就讲，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蒯大富，我们对你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的，你说你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的、最正确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要赶上去，你们没有看到运动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
毛：谭厚兰那里对立面只有二百多人，一年还不能压服。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了，怎么能征服呢？曹操用武力征服孙权，打了败仗。刘备要用武力征服孙权，失了街亭，打了败仗。司马懿要征服诸葛亮也不成，头一仗打得很长，张邰剩了个马。
叶群：那是失街亭。
林：打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多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开始革命，慢慢革命性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主观上要革命，但客观上行动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你们脱离群众。
毛：工农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比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清华二万人，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人。
林：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他们也是上了老虎的背，想下也没个好办法下。蒯大富可以下来嘛，下来照样当官作老百姓。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谢：工人手无寸铁，只带三件武器：一是毛主席语录，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七·三」布告。
康：清华的枪是北航给的，支持清华两汽车枪。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没那回事，根本没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里去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支不少。
谢：就都是你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都不接受，你毫无自我批评。
陈：是否把他的枪给收回来？
韩：主席，我有一个要求，给我派一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我是很爱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很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要努力保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与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了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都清楚了。
陈：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你比我还宠，宠坏了，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毛：不要老是批评。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全国可以搞几千个几万个多中心。都是中心就没有中心。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
江：韩爱晶，我批评了你好几次，你就一直没给很好表个态。
毛：不要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
江：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毛：年青人听不得批评，他的性格有点像我年青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厉害得很，只能批评别人。
江：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
（蒯报告，井冈山总部陈育延是女同学，被工人抓了。）
陈育延出来没有？陈育延是个女孩子，要保护。
蒯：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你毫无办法。我们倾向你们这一派。四·一四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家缨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四·一四。
我们叫工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毫无办法。工人是徒手，你们拒绝，打死打伤工人。正像北大一样，我们倾向聂元梓一样，偏向你们五大领袖，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他们敢？你们很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来的就没有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四·一四思想不对嘛，井冈山、红旗飘中坏人多一些，聂元梓一派好人多一些。
聂：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搞串连，我也禁止不了。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
现在四·一四高兴，认为井冈山要垮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我就上过井冈山，我不是说你的老佛爷的井冈山。
姚、谢：革命的井冈山！
江：不要把我搞得爱莫能助。
毛：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周：你们那里还有没有人呢？
蒯：有。
毛：今天晚上睡觉。你们都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几个人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周：韩爱晶，你能帮他想点办法。
毛：蒯大富，你们的行动是不是对抗中央？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革委会开会不算数，只好伸出「黑手」，调动工人制止武斗。武斗这么多天，工人敲锣打鼓来，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大多数学生，脱离你们自己人。说你坏话的不少，清华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吴德：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毛：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很被动。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
江：四·一四是骂我的。
毛：他们抬尸游行，他们搞砸电缆。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知道，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就是四·一四的群众，他们也说蒯大富偏左，沈如槐（四·一四的头头）偏右的。清华搞大联合，没有蒯大富还是不行的。
毛：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井冈山二人，四·一四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我不能当了，当不了。
毛：还是要联合，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两个。四·一四右的。
江：现在你们五个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
毛：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斗批走，这就是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当然打内战是几个月。第四把工人撤出来，把枪都还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是培养修正主义的。
谭：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但大学没有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鸡飞狗跳的。
江：改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学问不是学校里学来的，林彪同志刚才不是讲了嘛！他的学问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军校学来的？黄永胜同志学了一年半，温玉成学了三年还是幸运的。温玉成，你是长岗人，也就认得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槽里怎么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
江：读那些厚本本，几十种。而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的书都成了参考资料，辅助材料，他们老师的书才是正式教材。
毛：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哩！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谢富治同志，把他们统统都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井冈山反而在外面，这样不好，井冈山统统到人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区别，分别对待。
韩：主席，我问一个问题。如果几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中国打起内战来，你也说是毛泽东思想，我也说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剧混战的局面，怎么办？
毛：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打二十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什么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有毛泽东思想。
毛：有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好。当然也不能保证，聂元梓，以她的哥哥、妹妹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聂元素我不清楚，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妹妹联系起来呢？
周：我的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送到卫戍区去了。
毛：我那个父亲也不高明，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嘛。
毛：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韩爱晶过去就是提过这个问题，有林彪同志这个毛主席的好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我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够。
姚：这个问题，主席已经讲过了。
周：林彪同志主席著作学得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著作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江：韩爱晶给我写几次信，讲这个问题，韩爱晶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一是脱离工农，二是脱离实际。一到我跟前就想将来，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想得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啊！我们有几种死法，一是炸弹炸死，二是病死，被细菌钻死，三是被火车、飞机砸死，四是我又爱游泳，被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是寿终正寝，还是细菌么！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姚：历史发展规律总是前进的，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我批评韩爱晶是悲观主义。
韩：一次总不能胜利，肯定有曲折，按辩证法。
毛：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前进总是曲折的。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日，聂元梓等整理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
〖传达要点〗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召见了我们五个人。主席的主要指示精神，是要我们欢迎和支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少数有武斗的大学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劝说学生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拆除工事。要我们支持、尊重人民解放军。
召见时在座的有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同志。还有温玉成、吴德、黄作珍等同志。
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他老人家看到了我们进到会场时，一一和我们握手，毛主席叫我们坐下。
江青同志说：好久不见了。
毛主席说：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吗？又没有谈话，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不过，你们的情况，我是知道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非常关心我们红卫兵小将和关心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向我们进行了极为重要极为深刻的教导。下面传达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指示精神的要点，这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记录整理的，可能记录不够准确。
毛主席说：
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副主席说：
斗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要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就是反革命。有的人开始是革命的，渐渐地革命性减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的。
毛主席说：
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林副主席说：
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如果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的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希望你们赶上去。
同时，我们的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等同志都给予亲切的批评和勉励。
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接见中，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比的关怀和爱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了解我们红卫兵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我们的工作过去没有做好，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感到无比的惭愧，有些事是很可痛心的。我们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的关怀、鼓舞和期望。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热烈欢迎、坚决支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大学宣传最高指示和“七·三布告”。认真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老老实实地向工人、农民、解放军学习，彻底改造世界观，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七·三布告”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大学 聂元梓清华大学 蒯大富北师大 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 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 王大宾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日重印，以此为准。
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号上午，我来到北京大学俄文楼，这是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总部办公地点。午饭后我就顺便在工作人员宿舍睡个午觉。当时我担任北京航空院会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职务。我也是首都红代会核心组的副组长。对于大学红代会的日常工作由我校陈良同学，常驻红代会代表我处理。大部分时间忙于北航的运动。
熟睡之中，我被陈良叫醒，他很激动地说：“快、快起来，清华出事啦！多少万人把清华包围了，工人要强行拆除武斗工事，！”
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拍手叫道，“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陈良问：“怎么好？
我说：“这样不就把武斗问题解决了吗？”
陈良说：“还搞不清怎么回事！”
我下了床说：“走，我们去看看。”
我们就赶紧从北大往清华走。清华大学围墙外面的路上人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我们走近看，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是密集的工人。他们处在热烈而有组织的状况。
我看着这样少见的情景，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员会跟我们讲过的话：“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一声令下，随便就在北京开十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我开一万人的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军区政委，还是军委办事组成员。
我对陈良讲：“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 我们边走边看，我走到队伍里去，向一些工人师傅打听：“请问，谁派你们来的？怎么动员？”
“不知道。”
“领导组织我们来我们就来，别的我们也搞不清”。问了几处，工人们是听从厂领导安排来的。内情没谁说得清
我们绕到北面清华附中，从北面小门进了清华园。从北京四面八方来的老百姓摩肩接踵。听说清华出事了，外面的往里拥想看明白，里面没看出名堂的往外走。人流涌动。
清华园高音喇叭像炸了锅，声嘶力竭：“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
我听到这个广播脑袋嗡地懵了，又急又气地跟陈良说：“这是谁定的调子？这个定调子的人要撤职，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轻率地说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呢？定这样的调子太被动了。”
在迎面过来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李冬民和陈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文香是委员。他们从清华校园里看热闹往外走。我赶紧问：“冬民，到底怎么回事？”
李冬民也说不清。
总之，此时清华成了全北京的热漩涡。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再往里进也进不去了。真是问不清，看不明，听不懂，心里急，没办法。只好改变方向跟着人群往外奔。决计回北航再想办法。走到四道口，还遇到从清华被冲出来蒯大富的部队。我又问到底怎么回事，回答是：“工人来拆除武斗工事，于是跑出来，散落校外。”
我回到北航，就千方百计想和蒯大富取得联系，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总机，找蒯大富，电话总机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
我又急不可奈地给市革委会领导打电话，也是找不到领导，在电话里我问市革委会工作人员怎么回事回答搞不清。我只好在电话里请他们赶紧把情况向中央汇报并非常严肃地强调搞不好要出大事的。
找不到上级领导，我无可奈何地坐在四合院院井的台阶上，真是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毫无办法，望着天，恰见浓云密布，我仰天击掌：“老天爷、老天爷，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把工人和学生分开，只要过了今夜就好了”。
晚饭前后一场大雨把天地冲刷得清新宜人，有人说清华那边已经开枪了，准确消息搞不清。晚饭后，我心潮难平，叫上尹聚平、朱芒大、蔡新荣三个学生出门散步，我们从北航南校门走出，向北医三院方向漫步，快到了三院门口，看到路旁一堆石头子上蹲着四五个大孩子，有男有女，中学生模样，我走过去问：“这么晚了，你们怎么在路边待着？从哪里来？”
他们说：“我们是广州来的中学生，住在清华大学了解运动情况，今天那里出事了，我们跑出来，找不到去处，只好在路边待着”。
我说：“那怎么行，走、跟我走，今天晚，我給你们安排”。一个小男孩说：“只要有个坐在的地方就行，明早天一亮我们就走。”我把他们带回学校，交給尹聚平，让她去安置。我就休息去了。疲劳，疲劳，睡着了。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二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来的电话。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说：“可以派别人代替我去吗？”
刘丰说：“中央首长要你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我起床，准备纸和笔又打电话给汽车班，请司机到红旗院门口，即驱车赶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奇怪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次等待中央首长接见与哪次都不同，似乎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不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见中央首长，而是在进门的过道口坐下来等。
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次数已记不清，早就习以为常。如果是重大活动有正式入场券，一般从东侧正门进大会堂，有时还在主席台就坐。至于平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接见，我们一般从南门进，汪东兴同志经常站在门外接我们，说一声∶“来了？” 握握手我们进去。在会议厅，比如安徽厅，或福建厅，或江苏厅坐下，等中央首长。如果学生、工人、农民代表来得多，那么我们先在小客厅里等。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总是先跟我们北京主要的学生头头，工人头头小范围谈谈，听听我们反映的情况，见面10分20分钟左右，然后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再到会议厅。那时在安徽厅接见次数最多。周总理，中央领导在台上，我们就坐在下面，有几十、几百的学生、工人、外地来京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坐在一起，往往每次接见要持续一两个小时，这种会议是文化革命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与群众对话的最常用形式，所以这种会议的记录稿，在文化革命中也是流传很多，影响很大的。
可是这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只允许进到过道门里等着。
聂元梓、我、谭厚兰、王大宾先后来了，坐下来等着，很自然我们议论起今天清华发生的事情。王大宾严肃地说清华学生开枪，打死工人，聂元梓说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她白天已打电报给中央反映这一情况。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谢富治副总理出来问：“都来了吗？” 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不等了，进去吧。”
我们跟在谢富总理后面向里走，因为我年龄最小，脚步快，走在前面，挨在谢富治身边。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看我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
我们也站住了，我说：“没有。”
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卷起来的裤子抹下来。因为天热，我白天把裤腿卷到膝盖上。谢富治又站起身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
他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跨度太大。我觉得好像一下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
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我还是走在前面。
走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在门口迎我们。我们三步并着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们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我们又依次跟其他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毛主席还跟黄作珍同志握手说：“你叫黄作珍？我不认识，你没被打死！”
然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我们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这是毛主席会见客人，召集中央领导人议事的一个厅室，一个一个沙发围成大半个圆形，沙发旁边有茶几，茶几脚旁有白色搪瓷痰盂。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刚才已经在这里碰头议论了一个时候，也正是我们在外面走廊口等待的时候。
陪同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有：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毛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林彪夫人叶群、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副主任吴德。在我们坐定以后，大会堂女服务员给大家分别倒了茶水。
江青说：“好久不见，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主席说：“还不是在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我赶紧拿出钢笔和纸一边听一边作记录。我看着毛主席他面色健康，大概因为经常游泳的缘故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毛主席问：“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来。”
我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释说：“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领导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着毛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毛主席一边说着，一边抽紫褐色的大雪茄，当时我不懂，心里想毛主席怎么还抽卷烟叶？毛主席偶尔咳嗽，声如钟磬，清脆顺畅。
毛主席转向聂元梓问道：“工人和学生这样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兵团？”
温玉成和黄作珍说：“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聂元梓说：“是和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还骂我破鞋。”
我说：“不要在主席面前说这个。”
毛主席说：“那不知道，抓黑手，这个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商量商量，蒯大富说去了十几万。”
毛主席说：“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校院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就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 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 。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主席说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着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
毛主席把脸转向王大宾问：“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说：“那几个反对谢副总理的、反我们的人都跑了。”
谢富治说：“他的二把手聂树人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主席说：“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大宾说：“那是他们挑拨关系、聂树人是一个好同志，出生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主席说：“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那么远，你坐过来些。”
林彪说：“来嘛。”
谢富治说：“去、去。”
王大宾起身坐到另外一个靠近一些的位子上。
毛主席说：”事情都要留点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也没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就是因为关键两派忙于武斗。这个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现在的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的多起来了。聂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一百五；哪里有林彪，黄永胜的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出三万多。”
林彪说：“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主席：“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佛爷爷，叫你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你还是个小辫子嘛？你就要下放？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大家赞成你下去，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来代替你呢。”
谭后兰说：“都安排好了。”
毛主席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崗山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嘛？”
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
毛主席接着说：“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点。北大井冈山有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方法就按照辩证法，而且不要住在一个城市里，就一分为二，一个南一个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爷老巢一捅就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们大概还是留一手的，所谓……根子。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你们赞成……什么？听说不是一个凶手戳你吗？知道也不要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
江青说：“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说：“没有”。
聂元梓说：“地质学院支持他们，半夜里抄我的家，到北大游行，把破鞋挂在树上。”大家沉默片刻，相对无言。
毛主席说：“人家说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这个聂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 ，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
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还是找不到蒯大富。”
谢富治说：“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要找，要请华蒯大富来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这个经验很多。”
江青问：“是他自己不愿意来，还是出不来？“
谢富治回答：“我估计有人控制他，有人控制他也不紧。”
姚文元说：“有可能。”
毛主席又问：“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说：“我那里没有，就是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和保守派夺电台干了一下，是伯达同志派人救援我们，以后我们就没打过。”
毛主席说：“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内部就没打过架。”
毛主席风趣地说∶“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
我说：“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元文说：“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 姚元文总把头翘得高高的，一副谁也瞧不起的样子。
康生说：”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主席：“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我说：“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面比较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权少了，搞武斗的人权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毛主席说：”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四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给他们恢复粮食，出出进进，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式的大杂烩，因为他夺权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
我说：“我也参加了。”
江青说：“韩爱晶想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主席说：“你也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做些好事，也会做些坏事”。
毛主席又说：“你们说中央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恩来在三月二十四号，二十七号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永胜同志、温玉成同志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么一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两方面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什么打，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说：“败家子。”
毛主席一边抽雪茄，一边说话，有是还用火柴重点雪茄。
毛主席说：“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的神通，调起兵来只调两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嘛？还得靠工人、复员军人为主力，没有那个你还是不行。护兵，林彪同志多哪！给你几千、几万，可以把井冈山统统灭掉嘛！这个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些会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彪说：“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的四个方案：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主席说：“一分为二，就是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候汉清来，你们不是杀牛宰猴断羊腰吗？牛是牛辉林、侯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青年人嘛！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宇报杨克明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宇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我说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还不是在哪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毛主席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说：”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主席说：“如何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说：“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都僵化了。
毛主席说：“我跟你们讲讲马、思、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大学读完了。其他人都没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二年。”
叶群马上奉承说：“江青自学很刻苦。”
毛主席很不高兴地冲着叶群说：”你不要又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在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60分以上，80分以下，70分左右，好几门学科我都不搞的，再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有时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说：“我读中学，读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主席说：“现在办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说：“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主席说：“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说：“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毛主席说：“我就是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我说《孙子兵法》我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
林彪：“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主席：“遵义会议的时候，我跟谁辩论……”
毛主席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看看周总理。
周恩来说：“是何XX。”
毛主席接着说：“他问我《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有多少篇？他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叫什么？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粗望过一遍。”
江青说：“……”
毛主席说：“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阿达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
谭厚兰说：“我学俄文。”
毛主席又转向我们， 我和王大宾也作了回答。
这时，由于谈话时间比较宽裕，我向主席提出我个人前途问题。我说：“主席，文化革命搞完以后让我当兵去吧。”
毛主席回答道：“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半年兵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就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不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还不是丘八！”
毛主席问黄永胜：“黄永胜你念过几年书 ？”
黄永胜马上站起来，把军帽子放在茶几上，毕恭毕敬答道∶“一年半。”
主席又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黄永胜回答：“下中农。”
毛主席又转向温玉成：“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
黄永胜坐下去了，温玉成又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说：“三年。”
主席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温玉成说：“贫农。”
毛主席说：“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就学这么点，他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黄永胜这个人我原来也不认识，到北京来谈了两次就认识了。”
林彪说：“黄埔军校x x x，蒋介石给他一个金表，后来在南京就是不能打仗。”
叶群说：“他是反对主席的。”
毛主席：“世界上的人没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我说他译的孙子兵法有缺点，让他改也不行。周约翰、王明、还有王德侯，还到苏联学过呢。
林彪说：“在延安，他给朱德当秘书。”
林彪说：“x x x在南京军事学院，x x学科，x x 学科，x x 学科都能考5分，就是不能打仗。”
主席说：“所以，斗、批、散，还是个办法。走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要办，但要改变办法，学文的要写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革命斗争的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太要学为好。你们说，根据法律……听说天派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三万人只剩百把十人，其余进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可你们一定要打倒。于是匆匆忙忙抓人，人大三红总部不出面，只让个小战斗队提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追究责任，他说只是一个战斗队，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他们提出打倒反革命赵贵林。赵贵林我不认识，但怎么是反革命呢？你们那些材料我都看过。聂元梓，侯汉青你们还没有提他们是反革命嘛？”
聂元梓说：“侯汉青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主席说：“我们这些人受到一些诬蔑不要紧。牛辉林纲上得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的。要把时间减少，挑工农子弟。鞍钢一个审讯侦察的案子，有群众参加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有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在这之前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只是打人，现在由群众来审，又不打人。用侦察得来的材料不确切，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黄永胜，这些人又不认识人，就根据几个侦察能行吗？我们说：向群众学习，他们……我说一不要杀，二不判重刑，判他们二三年算了。军队过去关禁闭现在还没有？‘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玉成说：“禁闭早就取消了。”
毛主席说：“人家还想逃，你抓回来干啥呢？斗、批、走，如果他想走，就让他们走，为什么人家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家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捉，不关禁闭，逃兵比过去反而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捉了人要做俘虏，要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也不抓逃兵了，也不关禁闭了，你们发明了个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乡，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贵难逃啊！今天怎么样？以为要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这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实际损失最小，最小。”
林彪说：“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主席说：“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呀，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办法。”
周恩来说：”在1966年下半年，你们去工厂串联，工人欢迎你们，没有打你们嘛。”
毛主席说：“让他们去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么，是中央派出的么！不是工人是领导阶级吗？我们不是说过工人阶级专政么！专你们学校极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现在搞个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和平里开会，又是广西的‘四·二二’，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锦州的糟派，辽宁的‘八·三一’一部分，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这些都不该搞。”
我说∶“有的我也不知道。”
姚文元∶“你们侯玉山不是做了报告吗？”
林彪笑了说：“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总理说：“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主席说：“又说是中央开十二中全会，中央闹得乱七八糟，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总理说：“北航要开什么国防科委系统的会议，开了没有？”
我说：”我听到下面有这样的建议，一吓，没敢开。
周总理说：“这就对了，你是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主席说：“我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人来讲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我历来不搞录音，今天录了。因为你们回去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放，搞得许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一定要中央直接表态，我对你们的事，除了运动一开始，管了一下，以后因为太忙，召集你们开会在北京由谢富治负责，我也不到的，林彪也不到的。当了官僚，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说：“昨天我开车了，我说去看看大字报吧。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反对武斗。”
毛主席说：“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
林彪说：“你们把自己孤立到工农兵之外。”
毛主席说：”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报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彪说：“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的。”
林彪说：“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主席说：“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帮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我说：“蒯大富是骑虎难下，下不来，他有难处。”。
康生说：“情况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毛主席说：“如果他不能从虎背上下来，那么我们就要杀掉老虎。
周总理说：“从广西来的人住在你北航，你们怎么召集那些人来参加这个会的呢？你们还把‘四·二二’藏起来，广西来的学生就在北航。
康生：“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我说：“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中央可以调查，当时，我生病在北京体育学院休息，学校里打来电话，说从广东来两个省革委会常委。一个是工人邱学科，一个是中山大学的武传斌，他们是找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说黄永胜支持他们，我说自己没有体力接待。北航的学生说，现在外面都说你韩爱晶骄傲自满，老大作风，自以为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国防科委学代会，外省来了很多领导和群众组织负责人，可是你根本不见人家。邱学科、武传斌是广东省革委会常委，你应该接待人家，要不人家说你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在体育学院接待了邱学科、武传斌。送行之时，他们提出要开一个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不比外地，北京不能随便开会，一开会，中央就会批评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很复杂。我只同意，在天派、地派都参加的情况下找一些可靠的外省革委会负责人，只交流情况，蒯大富，王大宾都参加才行，后来我住了医院，开会的那天，学校的同学，打电话说，大家感到不对头，地质学院只参加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来听一会儿就吓跑了，井冈山也跑了。我说，那你们赶快写报告，把这件事报告中央，谁知道报告还没有写好，中央批评已经下来了，说是黑会。”
毛主席说：“有些……”
康生说：“你韩爱晶……”
姚文元说：“韩爱晶……”
毛主席说：“你们把韩爱晶讲的太多了，他才二十二岁。”
江青说：“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人来上访，你们把他们藏起来，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事实上，我们当时有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了，现在再搞这个不行了。因为他们反对的是各省的革委会和解放军。谭厚兰，九七谁去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说：“是毛主席，中央文革。”
谢富治说：“ 那时江青同志知道了，是江青同志给你稳住了。”
江青说：“对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作得出，我听了都流泪了，他几百个人，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还有蒯大富，最听韩爱晶的话，我们的话不听，你们想推翻谭厚兰。开头是韩爱晶不对，他想推翻你。”
我说：“我有错。”
毛主席说：“相当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主义就不会消失，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这是对我们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说：“据说兵团反对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讲话呢？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你最好把他们放了，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们想绞死我，不管怎么样是年轻人嘛，老佛爷也是这样，你也绝对的。什么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油炸。我听说，北大井冈山想油炸江青。”
聂元梓∶“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姚文元说：“油炸只是一种说法。”
毛主席说：“ 油炸，主要在小房里说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
谢富治说：“牛辉林不好。”
江青说：“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没有点发言权。我躲着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我说四一四，你们不是必胜吗？四一四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生，可他是个群众组织，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主席说：“四一四，几千人，你搞又搞不掉。北大井冈山几千人，坏人自己会被端出来。”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同天下呢！你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主席说：“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吗？我们为什么要杀猴呢？你们举例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面贴大字报。”
江青说：“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主席说：“前年什么山反对林彪同志？”
总理、叶群说：“是伊林、涤西。”
毛主席说：“此外，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许多人被抓了，我点了头。”
谢富治说：“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主席说：“你不要袒护我，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富治说：“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主席说：“放了，就是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一，二个月，他也没意见。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我看彭小蒙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姚文元说：“他的父母很坏，跟伍修权搞在一起。”
毛主席问：“彭小蒙父母是干什么的？”
姚文元答：“红十字会秘书长。”
江青说：“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说：“井冈山，下山一千多，正在办学习班。”
毛主席说：“下山的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关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
江青说：“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说：“没有搞他，他和彭珮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
毛主席说：“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元梓说：“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说：“侯汉青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梓说：“是研究生，父亲63年。搞投机倒把。”
江青说：“最坏的，不是大组织，几个组织联起来背后有黑后台的，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说：“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毛主席说：“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你们今天，两个天派，两个地派，两个支持清华四一四，两个支持北大井冈山，两个天派同意蒯司令。我不很清楚天派和地派的事，有那么多的学校，简言之，我们和五大将打交道很多，我们是有经验的。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么五个，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你们的。你们在工作中也要面对很多问题，我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们也没有。大多数学校没有搞武斗，只有他们其中一小部分人搞武斗，－打就不可开交，现在五十九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他们影响了工人、解放军和内部团结，为什么有那么多没有参加武斗呢？为什么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了没有？”
我一边听，一边记录，钢笔水写空了。我低声问进来换茶水的女服务员：“请问有没有墨水？”
女服务员说：“没有。”随后递来几只铅笔，我开始用铅笔记录。后来，每过半小时左右女服务员就递来一把削好的铅笔，换走我写秃的铅笔，直到这次召见结束。
在谈话过程中毛主席几次看手表，从深夜三点半开始接见，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主席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40分钟左右。
谢富治说：“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主席说：“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联，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联，不对，不过你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说：“对我帮助很大。”
毛主席说：“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彪说：“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现在外面的大标语字越写越大。”
毛主席说：“小孩子揭大字报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富治说：“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主席说：“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一个好处有意见就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联是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联－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江青说：“通过串联把观点统一起来，把坏人揪出来。”
黄作珍报告说蒯大富来了。
蒯大富走进来，嚎啕大哭。毛主席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来。毛主席向前走两步，大家都站在主席周围。蒯大富握住毛主席双手，脑袋靠在毛主席胸前。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我紧挨着站在旁还。我一边流泪一边对蒯大富讲：“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主席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蒯大富说：“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主席又对谢富治说：“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如在梦中，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气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还完全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其言、其声、其情、其态、悲恸至极点，见到毛主席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复着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蒯大富，晕头转向，不知怎么回事。大家又坐下。
毛主席又问黄作珍：“你叫黄作珍，哪里人？”
黄作珍说：“江西宁都人。”
毛主席说：“老表么！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市委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谢富治说：“伸出红手！宣传毛主席思想，我们都紧跟！”
聂元梓说：“领导也找不到，工人包围清华之后，我们到处找中央，我就给中央打电报。”
毛主席说：“聂元梓打给中央的电报我们也收到了。不是说派三万人吗？怎么说十万人。”
毛主席说：“四个办法，是什么呢？
因为蒯大富刚来，所以话题又转回武斗问题，谈话内容又重复了。
姚文元说：“如果必要的话，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大打。”
毛主席说：“第一个是军管，第二个是一分为二，第三个斗、批、走，头一点，你没有斗，其次你们没有批，第三，你们没有搞大联合，你们打了几个月了。”
周总理说：“从去年开始。”
毛主席说：“第四个办法是大打，打他一万人，撤回工人，把枪还给你们，大打一场，我才不怕打呢，一听打仗我才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是，冷兵器干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江青说：“……”
毛主席说：“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如果谁不遵照执行，个别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因为这是反革命行为。”
江青说：“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恩来说：“你们不想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主席的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人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个态度什么，做做工作。”
毛主席说：“ 他们忙啊！”
周恩来：“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主席说：“……”
周恩来说：“你们不要再分派了。”
江青说：“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主席说：“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说：“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主席说：“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们也搞不下去，更别说你们了，这是旧制度害了他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了，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消遥派那里得点消息？恩格斯还不是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搞经济，变成搞哲学，什么《资本论》研究他的一本什么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因为他身体不好。你说创建党就这么容易。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党就那么纯。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马克思主义，一个蒲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拉萨尔主义，布朗基的所谓报告……只不过是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我给你们讲了四条，最后一条就是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现在我们来管些事情，我看不公道，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
姚文元说：“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方式。”
毛主席说：“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要打我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写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写历史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不能学北大的教育，北大有没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
姚文元插话∶少慢差费。”
毛主席接着说：“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等等，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么？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斯大林？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
姚文元说：“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主席说：“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书，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我算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大学办得那么死，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青说：“现在是搞武斗。”
毛主席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坏人，这个事要分析，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不以我为转移，不以你聂元梓为转移，也不以牛辉林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青说：“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我们不要你们了，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时还听我们一些，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也搞不清。”
毛主席说：“ 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去干涉。”
聂元梓说：“我要求派解放军到北大来。”
毛主席说：“你要合你胃口的63军，别的你又不要。如果井冈山38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63军，你就该做38军的工作。”
江青说：“聂元梓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很好。如果作38军工作，你们欢迎38军行不行？”
毛主席说：“去一半38军，去一半63军，38军不那么坏。有错误，主要根子在杨成武。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就比较好了，郑维山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有炮位一直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位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去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有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也没有找你的麻烦。”
谭厚兰说：“不是，学生不同意他。”
毛主席说：“过去是有历史原因的，有点历史，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说：“紧跟毛主席教导，坚决照办。”
毛主席说：“不要讲什么教导。”
姚文元说：“今天毛主席的话意味深长。”
陈伯达说：“六六年上半年是比较好的，点革命风暴，后来脑子膨胀了，以为不得了。蒯大富和韩爱晶手到处伸，救世主一样，他们想控制全国，就要一统天下了，又没有什知识和学问。”
毛主席说：“二十几岁，周瑜嘛！周瑜原来是个骑兵，他当吴国宰相时才16岁。不能轻视他们年轻人，你摆老资格。”
江青说：“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主席说：“不要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
陈伯达说：“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和中央意见没有很好的思索、考虑。传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
毛主席说：“第一条是我们官僚主义，一次没见过你们，人家不要抓我们黑手，我还不见你们？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说：“蒯大富，你应该猛醒，悬崖勒马，你正站在危险的道路上。”
林彪说：“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主席说：“不要叫错误了。”
陈伯达说：“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如果仍然不听我们的，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
毛主席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总理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蒯大富，我们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你说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最正确、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错误。你们红卫兵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大联合，超过北大、清华。”
毛主席说：“湖南、天津、青岛、沈阳、包括广西……大学我们要管，都是市委管。”
林彪说：“响应毛主席号召，大联合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毛主席说：“谭厚兰那里有200人，一年也不能解决问题，200人都不能征服，快一年了。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的，你怎么能征服呢？曹操征服孙权，赤壁打了败仗，刘备征服孙权也打了败仗，结果失了街亭，孔明想征服司马懿也不行，头一仗打得很长，张和只剩下一匹马。司马懿征服诸葛亮、碰上个空城计也打了败仗。”
林彪说：“打走资派和文艺界的牛鬼蛇神，现在不是，相反学生打学生、群众打群众，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是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是双料反革命；有的开始是革命的，后来革命性差了；有的是走向反面、革命精神消失了。这个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反面，你们脱离群众。”
毛主席说：“工农兵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富治：“清华有两万学生，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
林彪说：“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主席说：“他们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没有个好办法。蒯大富可以下台嘛！下台照样做官，也要当老百姓。”
谢富治说：“工人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有三件武器，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最新指示、七三布告。”
康生说：“听人家说，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北航支持清华两汽车枪。”
我申辩说：“没那回事，根本没有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条也不少。”
谢富治说：“你就都是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也都不接受，你根本没有自我批评态度。”
陈伯达说：“是不是把他们枪给收回来。”
我向毛主席表示：“主席，我有个请求，给我派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是很爱护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好，许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在努力保护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个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就清楚了。 ”
陈伯达说：“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说：“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我比你还宠、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
毛主席说：“不要老是批评！我是觉得……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这个杨成武一个中心，全国可以搞，搞几千个，几万个中心，都是中心，就是无中心。还是他是中心。各人皆以为天下第一，真是！那还有什么中心！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中心。”
江青说：“韩爱晶，我批评了你们好几次，你们就没一次很好的给我表个态。”
毛主席说：“不要总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不在自己，总在人家。”
江青说：“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了。”
毛主席说：“年轻人听不得批评，他有些像我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些，只能批评别人，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这么主观，武断得厉害。”
江青看看蒯大富说：“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了。蒯大富说陈育延被工人抓了，陈育延出来没有？告诉宣传队，陈育延是个女孩子，对女学生要保护。”
蒯大富说：“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主席说：“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做怎么样的宣传，黄作珍同志向谢富治解释过这件事，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你们打到哪一年去？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五个工人，打伤工人。等于北大一样，我们比较偏向聂元梓派，并不偏向井冈山，我们偏向于你们五个，今天我们放了录音，今天我们开了好几个钟点的会了。谭厚兰学校主要偏向谭厚兰，就是你们五个领袖。”
江青说：“就是……”
毛主席说：“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没有邀请四一四和北大井冈山的人来。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四一四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那个团、零、飘、红、四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聂元梓说：“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主席说：“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要串联，学习班也是对的嘛！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的你老佛爷的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是真正的井冈山，革命的摇篮。”
江青说：“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主席说：“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蒯大富说：“有。”
毛主席说：“今天晚上睡觉！你们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把井冈山总部几个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江青说：“……”
周总理说：“韩爱晶，你得帮他想个办法。”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
黄作珍说：“……”
吴德说：“昨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一次，他不听我的。”
毛主席说：“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
江青说：“四一四是反对我的。”
谢富治说：“四一四也是反对我的。”
毛主席说：“他搞抬尸游行，他搞砸电线，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青说：“甚至四一四的群众都说蒯大富是左倾，沈如槐是右倾。清华要搞大联合，但没有蒯大富不行。”
毛主席说：“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四一四出一个。”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能当清华的校长吗？”
蒯大富说：“我不行。”
毛主席说：“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櫆当副校长。”
江青说：“现在你们五个人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了。”
毛主席说：“第一条，军管；第二条，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条，斗、批、走，这都是学生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把枪都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外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培养是修正主义的。”
谭厚兰说：“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主席说：“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但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困难时候没能办好。鸡飞狗跳，我们可能犯错误。”
江青说：“那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主席说：“学文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讲了吗？他们学文，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幸运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黄岗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搂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气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段斗争，历史就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江青说：“读那些什么厚本，几十种，而马、恩、列、斯和你的书都是参考资料，只有给你们老师造的书才是正规的教科书。”
毛主席说：“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又要考试，考试干什么呢？一样不考那才好呢？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以后特别是反杜林论，杜林活了88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活着。谢富治同志把他们统统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井冈山统统到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在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在想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早已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我想问毛主席，可又不敢开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想今天不问，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问呢？今天不问，今后要后悔的，主席百年之后怎么向人民交待呢？
于是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我看在座的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我问这种问题，我明白，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紧张，很严肃。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末民初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轻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聂元梓攻她哥哥姐姐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总理说：“我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
毛主席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主席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的缺点就是没有毛泽思想，就是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姚文元说：“韩爱晶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主席说：“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
姚文元说：“毛主席已经谈过这类问题，不要再提新阶段。”
周总理说：“林彪同志对主席著作学习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原著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主席说：“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说：“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江青说：“韩爱晶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到我跟前，就问将来，为什么韩爱晶总喜欢提这类问题呢，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主席说：“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哇。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无非还是细菌吗？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大家说：“没听说。”
姚文元对我说：“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我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主席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
毛主席又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江青说“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毛主席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我们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我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那个神秘的黑色门帘，那个女工作人员毫无表情的平静，与我自己无比激动的心态同时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
没想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
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
毛主席走了，真的走了。
我们又一次跟林彪、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握手。
江青对我说∶“韩爱晶，怎么不握手就走了！”
跟江青握手告别之后，我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跟在谢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主席召见的房子，走向另一个大厅。
我脚踏在过道长条地毯上，可是身体好像飞腾在飘渺的天空，周身依附在云里，周身依附在雾里。我觉得主观的自己根本失去了自我的控制、我像被超越人群、超越正常生活的魔力烘托在天上，社会人间都在看不见的脚下。我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想象，也不敢相信。我觉得自己“轻” 、“ 稚”。我不敢相信我凭什么置身于这种最高决策的范畴之中，我怎么能参于处理这样重大的事件！我意识到这是亿万人根本不可望也不可及的无比高贵的领地。作为一个红卫兵头头与统治全中国的神在一起，我有被天风吹飘在空中的感觉。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北京见云雾。
我镇定自己，表面很正常地跟大家在一起来到另外一个大厅
谢富治讲：“已经九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端来一盘鸡蛋炒饭和汤，还请谢富治到后面就餐。谢富治说：“不用了，就在这里一齐吃吧。”
工作人员又给谢富治端上来一个盘子，盘子上有一蒸熟的大蜜桃。谢富治剥去桃子皮，吃了桃子，就召集我们坐在一起。
谢富治说：“今天，毛主席接见你们，从三点到八点半，谈了五个半小时，内容很多，我们先整理一个简单的统一稿，统一传达，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要把对自己有利的先压下来，把批评的先传达。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的，对外先不讲。我再说一句话，如果有利的记下来要吃亏，批评的要记清，多从批评方面去接受。”
我们围在一起，由我执笔，一齐组织了一份约一千字左右的稿子。整理好之后，念了两遍，又做了些补充改正，五个人都签了名就交给谢富治了。
这也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市散发的统一稿。
谢富治说：“我看先照这份稿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我们马上出发，先到北航去，到那里看看跑到那里的清华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出了人民大会堂，果然像毛主席命令的那样，鲍长康站在大会堂门外等着，衣服上沾着血迹。
我和蒯大富就坐在谢富治的车里，后面有吴德、黄作珍的车，还有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的车。
一行车子，向北航驶去。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蒯大富的检讨
首都革命工人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我们敬爱的副统帅林彪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毛主席身边的首都工人阶级数万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清华宣传七·三布告和最新指示，帮助清华革命师生员工落实七·三布告和最新指示。首都工人阶级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诚，对革命小将的无比关怀，来清华制止武斗，这完全是一种大好的革命行动。我们应该坚决支持革命工人的革命行动。
但是，我们清华井冈山的负责同志却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采取抵制和反对的极其错误的态度。并进行武斗，造成严重的伤亡。这完全是犯罪行为！是站在工人阶级的对立面，是对毛主席的最不忠！
在这里，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向首都工人阶级认错，赔礼道歉，特别向首都工人阶级中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而牺牲的几位工人同志的家属低头认罪，致以沉痛的哀悼和慰问。
清华大学发生长期武斗，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极大损失，严重地破坏了文化大革命正常秩序，损害了大量国家财产，引起首都工人阶级极大的愤慨。
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肩负着首都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落实主席思想，执行七三布告，制止武斗，拆除武斗工事，上交封存武器，(保护我校革命师生员工)这是对我校革命师生员工的巨大关怀和支持。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兵团负责人的严重政治错误，造成极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我们感到无比的痛心懊悔，实在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首都工人阶级，再一次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向首都工人阶级认错，赔礼道歉！
我们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保证，向首都工人阶级保证，一定听毛主席的话，一定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一定不辜负首都工人阶级的期望和爱护，立即停止清华大学武斗，无条件拆除一切工事，上交一切武器，将挑起武斗的少数坏人揪出来，条条落实七三布告，永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永远做首都工人阶级的小学生，做劳动人民的一头牛，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以上，先作一个简单的，不深刻的检查，请工人同志严厉批评和帮助。
(原载《二七工人报》 1968年8月12日 第二版)
八、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谢富治对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同学的讲话就支持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问题谢副总理对清华井冈山同学的讲话
时间：1968年7月31日
地点：北京航空学院
（口号）不要喊了，不要喊了！我这个人也没有什么话好讲。我这个人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著作，学得不算好，用也用得更不好，工作也就没做好。虽然我是北京市革委会的主任，北京市的许多事情，许多工作，我都没做好。就象大学工作我就没做好，有武斗，也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好。首先就是我要负责，首先就是我一个人的错误 ，没有好好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按照毛泽东思想，没有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把工作做好，没有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们的指示，把工作做好，我应该向同志们检讨。（向谢副总理学习！向谢副总理致敬！）“向谢副总理学习”这个口号是完全错误的！清华的事情，我虽然来过好几次，我没有把工作做好，我也有错误，我向你们检讨，我做自我批评，工作没有做好。同志们，清华井冈山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你们紧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中央文革，坚决让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同那些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薄一波、安子文还有他们那些小爬虫王、关、戚作斗争，你们作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你们在同刘少奇这个叛徒作斗争过程中（口号）和他们这群人，和他的特务老婆王光美作斗争。你们是有功劳的，你们是有贡献的，你们是干的对的，（口号），你们这些，我们都赞成，都支持，一贯如此，但是你们最近也犯了一些错误，这个犯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怪我，（口号）错误 、缺点啊，小将犯错误、缺点，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讲的，（这一句话怎么讲的，昨天还讲了的，我一下子脑筋……昨天没有睡好觉 ，就忘了）讲了什么，……上帝是允许的（口号）我们这些人都经常犯错误嘛！你们犯错误算什么呢？但是不能天天犯错误 ，犯了错误就要改正，现在你们犯了，你们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个事情你们是犯了错误 的，这个首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啊，这个行动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它是完全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的，完全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完全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的，是完全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来办事的，就讲这种行动，至于中间有个别人犯这样错误，那样错误 ，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能代表它整个行动，它有三万人，那个不能代表，它的整个行动是符合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这个事情你们应该清楚的！蒯大富都知道，韩爱晶都知道！（口号）这个错误是不小啊！这个错误要是我犯啊！那要立即撤职，你们犯了不要紧，但是要改，不改不成的，不能够屡教不改，屡教不改不行哟！要赶快改，改了就给了你们主动权，要在宣传上行动上支持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支持他啊！向他们赔礼道歉，蒯大富就检讨了嘛！已经印了那个东西了嘛！我还跟他减弱了一点。检讨了嘛！但检讨是需要的，更重要的是行动，行动是不是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不是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是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是不是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教导办事，是不是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和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中央文革指示办事，按照江青同志指示办事，希望你们改正，赶快改正，虽然首都工人宣传队事先没跟你们商量，人多来了一点，现在他们制止武斗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又来照象了）那个缴武器的事情，也大部分都完成了，但是，他们可以减少一些，他们自己主动提出减少三分之二，这个事情跟你们领导小组谈了，主要看你们的行动 ，你们要赶快把清华的学生统统都叫到清华来，搞正常的四大，不要搞武斗嘛！你们这个好的行动，也可以影响全北京，也可以影响全国，你们如果继续犯错误啊！外面的影响你们可要考虑哟！你们可以去调查一下，脱离学生的大多数，你们学校的二万多人，你们搞了半天打架，414两百多，你们团派大概有几百？就那么多，什么一千多，你吹（笑），你吹，你吹，好就算一千吧，那你还算多少啊？你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了。也脱离你团派的大多数了。你团派有多少人啊？（一万）那你只有一千嘛，你其他大多数人都脱离了*（口旁加么）！你有没有考虑一个啊，你搞武斗，再脱离啊，人家会起来造你们的反的！会不会啊？……希望你们发扬你们光荣的成绩，发扬你们光荣的历史，克服缺点、错误，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犯了错误 就改嘛！你们看，毛主席关于自我批评，我们党的三大作风，就是有个自我批评的作风。有没有啊？（有！）要有自我批评*（口旁加么）！你看列宁的“左派幼稚病”，那个语言翻得不对，那个“左派幼稚病”，那里面关于建党的指导的论点，那里面讲到自我批评，讲到纪律性，讲到一个政党的标志，你那个团派也算一个党噢，当然我是开玩笑罗！总算是一个组织，你们看一个政治派别，一个政党犯了错误，是什么标志，你们那个背得出来，那个背，我背不出来。一个政党，你们也不能算一个党罗！我是开玩笑！算一个团体，算不算？可不可以呢？一个群众团体，一个群众团体犯了错误的标志，你们去看一看。去念一念，错误你改了就行了嘛，你们千万不能跟工人对立，北京市有一百万工人，产业工人包括建筑工人七十万，你们千万不能脱离工人，你们要支持工人，不支持工人，你们这些大学生就吃不开。不能因为别的方面的斗争就脱离工人，这是不对的，不要把工人推向你们对立面。懂不懂这句话？（懂！）不要去欣赏那些帮倒忙的人。我去外边，我就看见大标语，在工人门口贴着：“坚决同清华井冈山风雨同舟！”那你和工人就不风雨同舟了嘛！这说不清楚嘛，懂不懂？（懂！）还有什么“坚决支持清华井冈山！”好就反对工人了。那边可能是好同志，好同学，但是帮倒忙。如果真正支持你们，就要帮助你们支持这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个工人宣传队。你们赶快要刷大标语，欢迎和支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大学来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最高指示，这才是爱护你们的。你们在校内刷，在全北京到处都刷大标语，然后还要有行动。这样，不管其它有千条道理万条道理，这是最重要的一条道理。希望你们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就是这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学校来，也算一个伟大的战略部署。我们不能违背。对我们伟大的领袖的教导，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对不对？（对！）完了！
（来源：1968年8月10日 湖北大学《新湖大》）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谢富治对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晚九点十分至十点十分
地点：市革委会三楼会议室
参加接见的还有吴德、黄作珍、丁国钰、刘绍文、吴忠等同志。
谢副总理：刚才跟宣传队、蒯大富同志都谈了，很好，清华这两天有很大进步。大家都清楚，工人到有武斗的大专院校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之一，这是完全符合毛主席教导、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指示，合乎广大人民愿望，也合乎大多数学生的愿望，是完全正确的革命行动，是对清华广大革命师生的最大关怀、爱护和帮助。这个行动可以很快促进清华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革命大批判，一直到教育革命。但有阻力，来自多方面的阻力。有阶级敌人的阻力，也有山头主义、分裂主义，宗派主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性的阻力。阶级敌人利用这些阻止主席战略部署。但阻力总是阻不住的，主席指示的方向所向无敌。阻不住，来自社会上，清华的各种阻力也是阻不住的。林副主席讲：北大、清华落后了。但别怕，如果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很可能后来居上，宣传队要引导他们后来居上。不要怕那些阻力，主流总是主流，不要把阻力当成主流，排除障碍，沿着毛主席指出的航向前进，那就战无不胜。
现在有几件事，当着两方面说一说：
第一条：清华井冈山和414在言论上，行动上要支持宣传队，不得有任何障碍，妨害宣传毛泽东思想（包括广播台使用）。
第二条：清华两派立即停止互相攻击，要把矛头对准刘邓陶、蒋南翔，这一条要立即执行。
第三条：全面落实7月30日的“六条协议”，（念六条）很好嘛！
第四条：清华两派要主动接触，为革命大联合创造条件。两派首先无条件放回所有被抓的人，除4个外全放，今后不准任何人借口抓人，不管414的也好，什么人也不能抓，你还抓宣传队，抓就抓我好了。
第五条：清华两派确定联络地点，确定联络人员。这一条很好，是好事情嘛！
第六条：在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积极筹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
第七条：是我加的两派都如此，接受宣传队的帮助和指导！你不要看不起人家老粗，工人、解放军。你们是大学生，毛主席就支持老粗。毛主席讲大学生要渗点沙子。我不懂，毛主席给我讲的：你大学生是一堆粘土，要加点沙子，渗点老粗，改善你那个团粒结构，就是要渗工人和解放军，我谢富治也是老粗，你又说我那七条，你压工人，你压我就反对。他们发誓不敢赶！你宣传队要体会他的困难，要帮他的正忙，什么七条、六条，就是一条，支持、欢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是有人反对宣传队就是犯法！
蒯大富：请宣传队帮助我们召回回家的同学和教职工。
谢副总理：后来者居上，一定要把清华办成针织总厂和新华印刷厂，但你们不要靠我们，靠宣传队，我今天讲了，以后就再也不见你们了，有什么事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召人发个通知也行，你们（宣传队）不接近414也不行的！要两面作工作。414群众是好的，头头大多数也是好的。要给414一个食堂，回去协商，枪要快交，原宣传队（指海军）回来后，还归你们管，他们是小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你们是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有些反对回来，他们回去商量一下。刚才我是给你们漏了底嘛！回到老路上来，那个协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讲的一样，人数配备上差不多。对414还是要联合，要团结，要做工作嘛！他们那个414思潮必胜是错误的，但不要说414是老保组织，不要那么说嘛！你们（指宣传队）找到四项协议。反正你们听他们的帮助，指挥，他们让你们怎么做就怎么做。（宣传队：我们很希望能实现）这很有文章的，（对宣传队）你们要帮助他们。我们支持团派正确的一面，不支持他们的错误，支持他们的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听毛主席的话，不支持违背毛主席战略步署的人和行动，你们（指宣传队）说人家蒯大富是两面派，人家不是两面派，下面有人反他。哪个赶记者，我是说过的，要抓，卫戍区要执行，记者是国家派的，这是什么国家，又不是刘少奇的国家，我前两天下了命令，赶记者就抓。
以后清华的事我不管了，我吃了饭就管清华？！
赶快搞成一派，后来居上，你们不要那么笨嘛！要借这个东风，不要受外面人干扰，敌人的挑拨，山头主义、分裂主义、宗派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干扰，蒯大富你这个人很容易动摇！你再把队伍拉走，我就再也不找你回来，越远越好，不回来我们在清华办工厂！
（来源：1968年8月10日 湖北大学《新湖大》）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纪念毛主席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首次检阅了浩浩荡荡的红卫兵队伍。从此，一个波澜壮阔的红卫兵运动磅礴于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放手发动亿万革命群众的大革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风起去涌般展开的红卫兵运动，是适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产生的革命青年运动。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烈地支持了红卫兵运动这个革命的新生事物，粉碎了当时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谋。毛主席指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
在揭露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的伟大斗争中，在批判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在大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中，广大革命的红卫兵小将高举毛主席“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全国传播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种，使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闻风丧胆。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红卫兵运动起了某种先导的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革命的青年运动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毛主席早就作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结论。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指出：“‘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
毛主席又着重指出：“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在这里，毛主席为青年运动指出了唯一正确的方向。
工人阶级和广大工农劳动群众，最仇恨剥削阶级，最容易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最懂得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意义，具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定性。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能够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最有力的批判，对那些反映剥削阶级利益、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行最彻底的改革。两年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充分证明了，广大红卫兵只有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这样一支工农兵主力军相结合，才能有正确的前途，才能把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因此，红卫兵和一切知识青年都必须拜工人阶级为师，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认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即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当前，学生同志们应当热烈欢迎由工农兵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努力同工农兵打成一片。
本报七月二十二日编者按中说：“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说错了吗？完全不错。这里说的是“轻视工农”又有架子的那一小部分大学生，而不是指那些重视工农、愿意向工农学习的大多数大学生。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该彻底改正吗？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国家不需要轻视工农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反无产阶级的思想都应受到批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辟了知识青年与工农兵相结合的空前宽广的道路。广大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要坚决地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定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决心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工农兵一起，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我们热切地希望，广大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的知识青年，要继续前进，要虚心向工人、农民学习，向解放军学习。要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种种轻视工农兵的资产阶级反动谬论。要象工农兵那样，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做劳动人民的好儿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毛主席对我们革命青年，寄予了无限的希望。我们坚信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青年们，必将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同广大的工农兵结合在一起，在长期的阶级斗争的考验中逐步成熟起来，压倒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打倒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把埋葬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社论）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
1968.08.25；中发［68］135号
毛主席批示： 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和军分区，各野战军，各总部，各军兵种：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份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而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获得显著的成效，在全国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可以轮换。宣传队不要带武器，那些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以及那些还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的工人不要参加。进校前后，都要认真学习和正确掌握毛主席的政策，广泛深入地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七·三”“七·二四”布告，作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对两派组织，先作调查研究，不要匆匆忙忙地轻易表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后，要善于发现和团结那里面的学生，教师，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共同工作，推动教育革命。
这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接到通知后立即进行调查研究，并将你们的部署或计划电告中央。在条件还不具备的地方，应当先创造条件。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后典型经验的报告，将另发供参考。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 （第七集）》， 北京：1968年10月）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一个伟大的斗、批、改的高潮正在到来。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有领导、有步骤地开进学校和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是这个高潮到来的信号。这个高潮，是经过成立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等等一系列工作之后出现的，它将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引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放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当前的重大任务，就是不失时机地认真搞好斗、批、改。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人民唯一的领导中心。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的各项指示，都反映了工人阶级和亿万革命人民的迫切要求，体现了无产阶级对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强领导。正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才能发动这样一场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首先要保证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工人阶级的最高战斗指挥部的每一个号令，都能迅速地畅通地贯彻执行。必须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种种破坏工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倾向。各地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各单位都应当接受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我们国家中，不允许存在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任何大的或小的“独立王国”。旧北京市委那种抗拒毛主席指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是中国赫鲁晓夫等一伙大阴谋家对抗工人阶级领导、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手段。这个“独立王国”已被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了。它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应为一切革命者所记取。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
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毛主席这个指示，指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锐利的武器。广大青年学生，要热烈欢迎工人阶级占领学校阵地，参加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工人阶级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工人阶级最仇恨一切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言行，最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最反对某些知识分子破坏国家财产、阻碍斗、批、改的“打内战”行动，最讨厌言行不一的空谈习气和两面派作风。所以，工人阶级群众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相结合，能够最有力地制止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最有效地解决种种所谓“老大难”的问题。知识分子纠缠不休不能解决的矛盾，工人们一到，很快就解决了。隐藏在幕后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一小撮坏人，只有在工人、解放军的参预下，才能把他们的反革命面貌彻底揭发出来。
“工人只要管工厂就够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人阶级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不把学校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搞彻底，不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工人阶级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有重新被剥削被压迫的危险。积极参加各个领域的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化教育阵地，是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应当肩负的责任。
“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不需要校外的工人参加。”《十六条》说的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难道工人不算“群众”？难道工人阶级不算“自己”？一切真正的而非口头说说骗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人，当作人民群众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一部分人。工人、战士、学校中革命的积极分子“三结合”，就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证。那种把工人当作“自己”以外的异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涂，他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工人不懂教育。”某些所谓“高级知识分子”这样说。还是收起你那一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架子吧！有两种教育：资产阶级教育和无产阶级教育。你们“懂”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假“学问”，教理工科的不会开机器和修机器，教文学的不会写文章，教农业化学的不懂得施肥料，这样的笑话不是到处都有吗？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只能在无产阶级的直接参加下才能逐步创造出来，你们于此是一窍不通的。
“工人不了解学校情况，不了解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同志，不要着急，工人是会了解的。工人阶级比那些目光短浅、只看到自己一个小山头的知识分子，水平不知道高出多少。他们不是住三、五天，而要长期工作下去，要永远占领学校和领导学校。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可以被认识的，工人阶级将会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更深刻地认识世界，并按照工人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
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到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团结、帮助那里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联合大多数群众，包括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促进那里的斗、批、改。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当前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本身会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不但管理学校而已。
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工人阶级必须认真学好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历来教导的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的作风，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加强革命的纪律性，不断批判工人阶级内部各种资产阶级腐朽作风的侵蚀及影响。在文化教育单位，资产阶级有它的传统势力。在工人阶级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即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时，资产阶级总是力图用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腐蚀工人队伍包括其领导干部中的薄弱部分。对此必须有高度的警惕。必须保持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必须警惕糖衣炮弹或其它形式的手段对工人队伍的袭击。还要认真地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抓革命、促生产，搞好工厂企业的斗、批、改。
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对斗、批、改阶段群众运动发展的总结，为我们完成工厂企业斗、批、改的任务指出了明确的道路。（⑴⑵）
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
革命的群众性的大批判，使人们清除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代理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从政治上、思想上为清理阶级队伍开路，并且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起着发动群众、巩固斗争成果的作用。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纯洁自己队伍、清除钻到内部来的阶级敌人的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它为大批判提供了生动的活材料。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整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经过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阶级斗争的严格考验，广大党员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同群众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进，党内的极少数坏人清除出去了，党员的政治状况、组织状况基本上弄清楚了，并且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核心，这样，我们就能整顿好党的组织，我们就能实现毛主席指出的伟大整党目标：“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在工矿企业中的运动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业中，在党、政机关中的运动，也大体是如此。
革命的高潮推动着生产的高潮。由于几万万贫下中农努力，我国农业生产多年获得丰收。有了一个巩固的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才能使城市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节节胜利。我们向工人阶级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致敬。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开展，工业战线上也在涌现出许多新事物，不少地方已在改的过程中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技术革命。形势大好，振奋人心，一小撮妄想复辟的阶级敌人彻底完蛋了。现在美帝、苏修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焦头烂额，分崩离析，走投无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则是光辉灿烂，前途无量。我们一定要努力跟上发展着的形势，充分发动群众，及时总结经验，做好调查研究，抓好典型，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认真打好斗、批、改这一仗。这是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中的一仗，让我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胜前进！
（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二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1968.09.05；中发［68］138号
毛主席批示： 照办。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各总部，各军，兵种：
现将中央批准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发给你们，望在合乎中央八月二十五日通知规定的大中城市参照试行。
中共中央 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
1968.09.01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最近总结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某些单位的经验，作了如下的规定：
一，选调工人，必须从那些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工厂。
二，选调工人，必须从那些清理了阶级队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工厂。
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以及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不要选调。
三，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必须是优秀的产业工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的，是革命的，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般应以二十五岁至六十岁左右的有一定工龄的较老工人和少部份青年工人为宜。
四，凡原来同所去的学校或其他单位的各派组织保有联系尚未脱钩的，不能派到那个单位去，已派去的应加以调整。
五，要以优秀的革命的产业工人负责领队，并参加联合指挥部的领导。如需要配备少量革命干部，也不要出头，负责做些内部工作。
六，派出宣传队的单位，队员和领队人，都要经过审查批准。
七，为了使更多的工人受到锻炼，不致长期脱离生产，宣传队员可有计划地分期分批轮换，但每次轮换的人数，不要超过三分之一，要保留一定的骨干，以免影响工作。
八，抽调工人的人数，应根据本厂的情况，很好地安排。整个说来，大体上占全市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最好在十分之一以下。具体到一个厂可以伸缩，以不妨碍生产为准。
九，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某些单位，必须采取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典型试范，逐步推广的方法，不要一下子笼统铺开。
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必须随时和定期总结工作的经验，发扬成绩和优点，克服缺点，以利团结大多数，揭露坏人。市革命委员会更要随时和定期召集各宣传队交流经验的会议，进行适当的总结和关于政策的教育。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 （第七集）》， 北京：1968年10月）
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1968.09.06；中发［68］140号
毛主席指示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
毛泽东九月四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各总部，各军，兵种：
现遵照毛主席指示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发给你们，供参考。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恩来，伯达，康生，江青同志，中央文革：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北京市五十九所大专院校（包括十所艺术院校），已于八月二十九日，全部进驻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八月三十日我们召集驻北大，清华，北航，地址，北工大，体育学院，人大宣传队的同志座谈了当前情况，恩来，江青同志也到会听了汇报。根据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经领导小组研究后，于八月三十一日召集五十九所大专院校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同志开会，传达了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着重解决了几个问题。
一，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最重要的问题，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切实落实毛主席关于“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最新指示，深刻领会姚文元同志重要文章的精神实质，搞好学校的斗批改。不要陷于事务主义，要防止包办代替。学校日常行政工作仍由院校革委会去做，要求他们只能做好，不能做坏。警惕阶级敌人和别有用心的人，用烦琐的事务工作缠住宣传队。工人和解放军两个宣传队要实行统一领导，建立集体领导的制度，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充份发挥每个队员的作用。对重要问题的表态，必须经过集体讨论，防止坏人钻空子。加强请示报告，每个宣传队的指挥部都要指定专人负责掌握情况，及时向上反映。
二，对学校的领导，首先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相信大多数群众一定会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与过。充份肯定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中期的功绩，教育他们不要吃老本。对于他们的错误，要批评，但不要急，不要压，不要无限上纲。宣传队要和同学同吃，同住，和他们谈心，交朋友。要善于抓活思想，帮助他们解决思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好学习班。学习班要在班系，科室普遍举办。对头头和教职员，干部，可以分别集中学习，这样有利于做群众的工作。
三，关于革命大联合问题。一定要通过革命大批判，对学生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在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基础上，按班系，按科室搞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绝不要一进校，情况还不了解，就找两派来谈大联合，这样做缺乏思想基础。对于群众组织，不提“倒旗”这个口号，这个口号不确切，而且容易被坏人利用。主要是帮助他们提高觉悟，克服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彻底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铲平山头实行革命大联合。在已成立革委会的院校，主要是帮助他们调整，充实，提高。要帮助他们用整风的方法总结经验，开展自我批评，纠正错误，克服宗派主义，改变作风，清除坏人，使之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权力机构。今后成立革委会要慎重，要防止搞小宗派，防止坏人钻入革委会。对结合的干部和群众代表，要认真进行政治审查，选择那些真正的积极分子参加三结合。
四，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对学校的问题，不要急于表态，更不能轻易表态。宣传队要组织专门的班子调查研究学校的情况，为三结合，清理阶级队伍等工作做好准备。
五，对各派所抓的人，工人宣传队可以接收过来。经过审查后，如确是坏人，又有证据，就不能放，要实行群众专政，绝不要放走坏人；对于没有什么根据的一般群众，可先组织集训班学习。对于接管的档案，首先要清查人事档案，搞清各方面人员的政治情况。在清查档案和资料的时候，发现有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要及时报告，绝不允许扩散。
以上报告有不妥之处，请指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北京卫戍区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 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盛市、自治区普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斗、批、改的阶段。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已经并正在有领导、有步骤地到学校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到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促进那里的斗、批、改。这不仅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打开了崭新的局面，也必将加速我国工人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知识分子队伍的进程。
工人阶级进入文化教育阵地，工作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正确掌握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就是取得斗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九月五日报上发表的《红旗》杂志极其重要的编者按，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这个编者按，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注意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编者按中提出了对待知识分子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并且进一步指明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知识分子，建立起一支为自己服务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是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必需的，是无产阶级在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内建立完全的统治地位所必需的。建立这样一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必须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走从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学生；同时，还必须对大量从过去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争取和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到斗、批、改的阶段，解决这个课题的重大意义就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在人们面前。
编者按指出：“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这不仅涉及学校，而且涉及我们文教战线及干部队伍中广大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叫再教育？因为过去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现在接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的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则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世界观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
进行再教育，要充分发扬积极因素。路线问题是根本问题，什么路线培养什么样的人。应当把仇恨集中在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身上，是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了青年。在彻底批判这条反动路线的过程中，就可以推动人们更进一步地去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多数或大多数从旧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学生是能够逐步同工农兵结合的，其中必有动摇和反复，但只要他们能跟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彻底批判并不断改变自己从家庭中、学校中带来的资产阶级旧思想，就能在为工农兵服务中作出贡献。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反革命分子、顽固派是有的，那是极少数。广大愿意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接受改造、愿意同工农兵结合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广阔的前途。编者按指出：“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就是要从正面鼓励和促使广大知识分子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结合得好并又有创造发明的，各地都有，应当用他们的榜样来教育已经或正要走上工作岗位的知识分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相结合，改造世界观，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途径。广大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巨大的锻炼和考验，痛切地感到了自己身上的革命不彻底性和动摇性的弱点，迫切地要求和工农兵结合，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全国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和进驻有关单位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善于发现他们的这种积极性，支持他们和工农兵相结合，引导他们积极投入本单位的斗、批、改。今后，在那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但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搞好本单位斗、批、改，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而且应该分期分批地组织他们到工农兵中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的政策，要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阶级、阶层的人民群众指明出路，并且尽可能地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采取这种政策，可以更有利于促进那些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交代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对于极少数民愤极大，需要打倒的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在充分批判之后，也要给出路。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必须提起注意的一个问题。
我们必须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规定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法处理，对于思想问题，要采用摆事实、讲道理、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去解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近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在广大的革命群众前头现出一片壮丽的图景。我们相信，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我国广大革命的和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在革命化、劳动化的道路上，一定会更快地前进。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二日）
一九七0年六月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姚文元报送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和《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1970.06.05
两件均阅，很好。待你回来后，将清华经验与上海纪要，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看过，并经讨论修改后，即可发表。此外，文科教改怎么办，上海是否可以找一些人开一次座谈会，请你于春桥同志酌定。
毛泽东六月五日
附件一：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1970.05.00
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蓬勃开展。一年多来，工人阶级领导全校革命师生员工，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遵循毛主席光辉的教育革命思想，以《五·七指示》为纲，“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正在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
毛主席教导我们：“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创建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根本保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在文化教育领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一场深刻的政治革命。从“七·二七”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改造谁、谁战胜谁的斗争一直激烈地进行着。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正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断加强和巩固起来的。
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工人阶级在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教育阵地，就是要落实毛主席关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伟大指示，用毛泽东思想把学校占领下来，改造过来。
工人阶级占领学校，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实现对知识分子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领导，否则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不可能巩固，甚至有得而复失的危险。遵照毛主席关于“不破不立”的伟大教导，我们深入持久地开展了革命大批判，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右的和极“左”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批判封、资、修的教育制度和各个学术领域中的修正主义思想，批判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是经常利用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影响，利用知识分子世界观上的弱点，散布毒素，妄图夺回他们丧失了的“世袭领地”，同无产阶级争夺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公开叫嚣：“工人阶级领导不了尖端科学”，有的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歪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散布什么“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就是让知识分子靠边站”，妄图把知识分子推到工人阶级的对立面，进行反夺权。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坚决揭露和批判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和动摇工人阶级领导的罪行，粉碎了他们的复辟阴谋。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经常地、大量地表现为同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斗争。随着教育革命的深入，一些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断地以新的形式暴露出来；有的说什么“政治上你把关，业务上我领导”；也有的认为接受再教育差不多了，让自己在业务上发挥作用，就是工人阶级“让权”了；搞教改、讲业务自己是“内行”，工人阶级可以“让位”了；还有的认为，发挥原有教师的作用就是恢复旧制度。所有这些右的和形“左”实右的错误思想，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顽强表现，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如果不彻底批判，陈旧的东西就会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就会大权旁落，教育革命就会走上改良主义的邪路。实践说明：击破旧的习惯势力，比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还要困难得多。
反动的精神堡垒只能靠革命的精神武器去摧毁。只有把一小撮阶级敌人和旧的习惯势力彻底批臭，肃清流毒，才能真正把它们打倒，从根本上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因此，革命大批判是创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战略任务，是教育革命的一门主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长期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武器。
工人阶级要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地实行群众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充分发扬无产阶级民主，造成人们敢于批评、敢于争论的空气。必须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大胆信用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才能确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否则，就是自己孤立自己，使工人阶级的领导架空。教育革命同其他一切革命工作一样，“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包办一切，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压倒一切，使知识分子处于“推一推，动一动”的地位。依靠广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是削弱工人阶级的领导，恰恰是加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
工人阶级要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做思想革命化的带头人。这就要求我们切实做到：对毛主席的指示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坚决照办，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宣传队员要向再教育对象学习，虚心做群众的小学生，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掌握文化教育领域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规律；要艰苦奋斗，经常参加劳动，联系群众，拒腐蚀，永不沾；要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抓好典型，面上的工作先抓好三分之一，认真总结经验；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错了就改，改正错误，就是忠于毛主席，就是继续革命。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担负起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保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胜利前进。
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是彻底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创建社会主义大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工农兵教员是教师队伍中一支最有生气的革命力量。他们敢于创新，破除迷信，富有批判能力。同时把社会生产的先进经验和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也带进学校中来，密切了厂校挂钩。他们讲的课，学员反映：学了就能懂，懂了就能用。一年来，我们在三大革命第一线选拔了一批工农兵做专职、兼职教员，使他们在斗争中成长，在实践中提高。他们参加教学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有力地保证了教学的正确的政治方向，促进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推动了教学改革。工农兵登上大学讲台，是在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出现的新事物。极少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取“走着瞧”、“看笑话”的态度，有的企图把封、资、修的一套塞给工农兵教员，搞什么“我装药，你放炮”。对此，我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事实上，工农兵最懂无产阶级教育，过去，旧大学把工农兵排斥在外，是历史的颠倒。今天，工农兵登上社会主义大学讲台，是历史的必然。
原有教师是三结合教师队伍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毛主席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又指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教师队伍也是这样，混入教师队伍的坏人，反革命分子，带着花岗岩头脑的人，只是极少数。因此，对于广大教师，既要看到他们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艰巨的，又要看到他们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广大教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特别是“七·二七”以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有了提高，要充分估计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对他们的专业知识也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旧体系必须破除，又要看到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同生产实践相结合，有些自然科学的专业知识和过去积累的经验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而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充分发挥一切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知识分子的才智，开辟了最广阔的天地。要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只要抓紧政治上的再教育，业务上的再学习，原有教师的大多数就能继续任教，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事业作出贡献。对极少数实在不行的，也要给予出路，进行教育，安排适当工作，继续考察。
为了帮助教师尽快适应社会主义大学的需要，必须坚持在使用中对他们团结、教育、改造。那种“改造好了再用”的说法，实际上既没有看到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也没有看到知识分子改造的长期性。我们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中，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教导，着重解决教师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针对他们过去长期“三脱离”的弱点，组织广大教师到三大革命实践中去经受锻炼，参加创办试验农场，对口下厂，轮换劳动，进行教改实践，在条件比较艰苦的环境下改造思想。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往往在对业务知识的看法上反映出来，必须彻底改造各个业务领域。教师参加三大革命斗争实践，必然深刻地触及他们中间一些人灵魂深处根深蒂固的知识私有、理论至上、洋奴爬行、个人名利等旧思想，这有利于加速他们的思想改造。
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彻底转变是不能自发完成的。环境的变化只是为他们的改造创造了条件，还必须本着抓紧、抓严、抓细的原则，针对活思想，进行再教育，用他们中的先进典型教育他们自己，启发他们自觉革命。对他们思想上的动摇和反复，因势利导，做耐心的认真的思想政治工作，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对他们的错误思想，进行说理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加以纠正。
“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为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有效地调动广大教师的革命积极性，鼓励他们发扬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敢想、敢说、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勇于进行教育革命实践，我们在工作中注意掌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把积极参加教育革命，但思想还有旧框框，暴露出一些“三脱离”的问题，与坚持走老路区别开来。
二、把真心实意与工农兵结合，但在教改的某些具体问题上和工人同志有不同意见，与拒绝接受再教育，抵制工人阶级领导区别开来。结合，但在教改的某些具体问题上和工人同志有不同意见，与拒绝接受再教育，抵制工人阶级领导区别开来。
三、把带着教育革命和技术革新的问题，积极钻研业务，查阅有关国内外的书本、资料，与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理论至上，崇洋复旧区别开来。
四、把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和填补空白，有分析有鉴别地向国内外学习我们所不懂的和没有的东西，同洋奴、爬行思想区别开来。
即使有少数人拒绝接受再教育、坚持走老路，也不用着急，阶级斗争是长期的，这样的人总会有的，对他们那些旧思想，在教育革命中进一步深入批判，抓紧教育、改造就是了。
五、对那些政治历史问题审查清了的人，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和现实表现，吸收他们参加教育革命，在使用中进行教育和改造。
六、对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人，就要严格按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经过群众批判后，有所转变，就要不断引导他们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封、资、修的学术思想，促使他们自觉革命。同时，还要注意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七、在教学改革中，对于自然科学上某些具体问题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尊重客观规律，通过实践去解决。
通过教育革命实践，广大教师的精神面貌进一步发生了变化：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已经成为许多人的自觉要求，他们满腔热情地为工农兵服务，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工农兵反映：“这些知识分子，过去与我们心隔心，谈不拢，现在是心贴心，谈得亲。”广大教师深刻体会到，再教育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决心一辈子做工农兵的小学生，永远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也有很大进步，不少人在教育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一个教授，对他过去编的一套在国内传播很广的教材，认为无需改革，“从货架子上拿下来掸掸土就能用”。我们让他参加教育革命分队，针对他在给工人讲课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引导他和群众一起批判封、资、修教育体系，对他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逐步认识到：“我那套理论至上、故弄玄虚的旧教材不符合工农兵的需要，掸掸土不行，即使改头换面也不行，必须彻底改革。”后来，他与其他革命师生同工人结合，在解决工厂一项重要技术问题的过程中，向工人学习，提高了觉悟，做出了成绩，受到工人的表扬。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重要的革命力量。现在，一支按照无产阶级面貌建立起来的三结合教师队伍正在成长。
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
建立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新体制，决不是简单的组织变动，而是全面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一场革命。
学校要不要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开门办学，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方向的原则问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公开反对学生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鼓吹“清华园是工程师的摇篮”，“实验室里就可以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使得许多师生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身体也搞坏了。学校越办越修，学生越学越蠢。宣传队引导广大师生深刻批判这条修正主义办学路线，带领他们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指示》的道路，创办试验农场，到工厂、工地、农村、部队去，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广泛接触社会实际。通过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采取脱产、半脱产或业余形式，举办工人大学班、短期培训班，进行技术革新、科学研究、社会调查等多种途径，开展教育革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没有广大群众参加，没有各单位各级领导的支持是决然搞不好的。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把大学办到整个社会上去，使文化的普及与提高有力地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学校与世隔绝，闭目塞听的“三脱离”状况，使学校与社会声息相通，使知识分子更广泛地接触工农兵群众，身临目睹，接受再教育，加速了世界观的改造。师生们深有感触地说：“过去闭门读书，工程师的摇篮，摇得我们晕头转向；现在开门办学，三大革命的熔炉，炼得我们心红眼亮。”社会生产中的新技术、新创造，不断充实、更新教学内容，使学校教育获得了强大生命力；而学校的教学、科研成果又直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推动社会生产向前发展。厂校挂钩为教育革命开拓了广阔的新天地，一定要长期坚持下去。
“学校办工厂”是毛主席的伟大英明决策。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一切高等工业学校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这是学校办工厂的指导思想。在办厂的过程中，充满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我们批判了贪大求洋、向国家伸手的资产阶级大少爷作风，批判了把生产与教学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就是一切”的错误思想。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方针，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以学为主”，把培养人放在首位。我们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和教学需要，考虑各专业相互促进和发展，充分利用现有设备条件，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先后办起能带动多种专业的中小型工厂：精密机床厂、电子综合试验厂、汽车制造厂等，承担国家一些科研、生产任务。如电子综合试验厂就是在原有实验室设备的基础上，利旧创新办起来的，它带动了自动控制、无线电技术、电子计算机等专业，生产多种电子工业产品。校办厂在订生产计划时要考虑教学需要，留有充分余地。选择的产品，具有先进性、多样性、典型性，既是工业、国防急需的，又要能满足专业教学要求；既有一定的批量生产，又大力进行研究试制，不断采用新技术。
根据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以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我们从校办工厂，厂校挂钩着手，改造旧的学校体制，打破过去系的界限，或者合并，或者增设，都按科研生产实践的联系，把有关专业纳入校办工厂、科研单位和厂校挂钩系统，实行厂带专业。同时，建设一支新型的基础理论队伍。新体制的基层单位是由工人、学员、教师组成的专业队。校办工厂实行一元化领导，统筹安排教学、科研、生产。这样就把过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三脱离”的单纯教学单位，变成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教学基地。如压力加工专业的师生，在汽车厂锻压车间参加劳动，结合生产汽车上的各种锻件，学习“锻造工艺”等课程，既掌握了生产技能，又学到了科学理论。这样做的好处是：工人参加到各个教学环节，加强了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教师既进行教学，又参加生产，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学员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保证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科学实验是理工科大学必须担负起的重要任务。在办工厂的同时，我们加强了实验室的改造和建设。校办工厂与实验室同社会紧密结合起来，使学校成为培养学员科学实验能力，大力开展科学研究，突破尖端技术，创造新工艺、新产品，探讨新理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基地。
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我校多数专业以校办工厂为主要基地；部分专业以厂校挂钩为主；有的专业主要利用实验室，结合科研进行教学。校办工厂和实验室并不能代替厂校挂钩，所有专业，都要把这三种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尤其要面向社会，实行厂校挂钩。
一年多来，通过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培养了一批工人阶级的技术人材，完成了一批技术革新和科研项目，还为国家试制和生产了一些工业、国防急需的产品。
培养工农兵学员，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培养造就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任务。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教导，从去年三月起，我们先后招收了近六百名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举办了各种专业的试点班，对选拔和培养工农兵学员进行了初步实践。今年计划招收二千五百名学员，目前已招八百多名。
工农兵学员一走进学校，就提出了“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响亮口号，积极投入教育革命大会战，同学校的教职员工一起创建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基地，还同教师一起制定教学方案，编写新教材，大大促进了教育革命。对于这样一支崭新的革命力量，怎样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我们遇到的一个新课题。
对工农兵学员是否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是执行不执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问题。试点班开始，有人认为：“工农兵学员政治觉悟高，学校用不着再转变学员的思想”；有的教师觉得“自己是再教育对象，没资格转变学员的思想”，因此，个别人想“只讲数理化，不管革命化”。有的学员由于“自来红”的思想也有“进校学业务，政治回去补”的错误观点。我们组织大家深入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伟大教导，结合文化教育阵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狠抓世界观的改造，使大家认识到：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是绝不会停止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工农兵的队伍中来。“读书做官”、“理论至上”、单纯业务观点等资产阶级思想余毒，随时在侵袭工农兵学员，这个问题对于青年学员更为突出。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工农兵学员也有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危险。学校的每一项工作，每一堂课，不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学生，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学生，“教书不教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教业务，不管政治，必然引导学员走向资产阶级道路。原有教师不仅要努力改造思想，转变自己的立场、感情，同时还要努力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教学工作，大胆承担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任务。他们说：“我们参加转变学生思想的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对自己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提出的更高、更严的要求。”
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用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要求学员，向他们灌输毛泽东思想，把不断提高学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作为学校的首要任务。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指示，坚持学习解放军，经常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这样，工农兵学员虽然大部分时间参加业务教学活动，却始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继续革命的觉悟不断提高，“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做到环境变了，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不变；理论水平提高了，联系实际的作风不变；工作能力提高了，谦虚谨慎的精神不变。
为了培养有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劳动者，理工科大学在业务上必须使工农兵学员能够解决当前生产实际问题，能够担任设计、科研任务，适应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倾向，坚持理论和实践统一，培养学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工农兵学员在学校应该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这是因为“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实践论》）。否定理论学习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实践论》）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要为实践服务。因此，学校的教学不能脱离实践。工农兵学员的实践经验并不能完全代替教学的实践基础，还必须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在一些试点班里，我们纠正了那种认为“工农兵学员有实践经验，就可以单纯学理论”的错误思想，使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始终紧密结合实践，并在实践中运用理论，使教学效果直接受到实践的检验，使学员不仅能够认识世界，而且能够“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实践论》）。如一个专题短期培训班，学员结合某种先进通讯机的研制，学习“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课程。仅用了半年，就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员，初步掌握了基本理论，并和原有师生一起运用所学知识，制造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通讯设备。这是过去“出中学门，进大学门”的学生远远不能比拟的。实践证明，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教学方针，要反对“左”的和右的倾向，才能真正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从三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一般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文化程度相当于初、高中水平的工人、农民（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是理工科大学主要招生对象。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和贫下中农入学，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理工科大学除去在校内外办学制为二至三年的普通班和一年左右的进修班外，还采取多种形式开办校内外的科学研究班、业余大学班以及专题短期培训班，担负从工人中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人员的任务和一些普及工作，把高等教育从原有的大学里解放出来。
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
教材改革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它是关系到培养一代新人的重大问题。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理工科教材旧体系的要害，它浸透在教材的字里行间，至今仍然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彻底改革教材的关键。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理工科教科书，虽然讲的是自然科学内容，但都是为了适应它们的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科学技术发展所作的总结，打着深刻的剥削阶级烙印。刘少奇一伙狂热鼓吹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把这一套照搬到中国来，让外国资产阶级通过这样的旧教材继续专中国人民的政。例如，一套电子学旧教材，它所标榜的“严密”的学科体系，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电子技术发展过程的缩影。但这本书却把它说成是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谁要发展电子工业，掌握电子技术，就只能按这条老路一步一步地爬行，这充分暴露了旧教材的奴役性和落后性。旧教材颠倒历史，窃取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鼓吹“专家至上”，为资产阶级垄断科学技术服务；它宣扬“理论至上”，把教育当营业，故弄玄虚，抬高价格，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服务；它宣扬“物质技术条件决定论”，否定人的因素第一，压制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这样的旧教材，严重毒害了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教材一定要彻底改革，决不能走修修补补、改良主义的道路。
教材改革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必须狠抓教师立场、感情的转变，使他们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解决“为谁写书”和“怎样写书”的问题。宣传队带领广大师生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去，组成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教师相结合的教材编写组，开展革命大批判，把编写教材的过程，作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对知识分子深入进行再教育的过程。大家认识到：原封不动地维护理工科教材的旧体系就是洋奴思想的表现，脱离劳动人民就必然要崇洋媚外，不改造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就一定会跟在洋人后面爬行。毛主席早就指出：“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在科学技术上，我国也已经创造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望尘莫及的奇迹。自觉认识和充分发挥这些优越性，就使我们的教材改革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打开了新局面。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编写新教材最根本的思想武器。工农兵的需要，是我们编写新教材的出发点。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是我们编写新教材的源泉。
“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这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要求我们既要有革命精神，又要有科学态度，努力做到政治统帅业务，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深刻地阐明自然科学规律，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少而精的原则，使教材具有革命性、实践性和先进性。
对现有旧教材和外国的科学技术成就，我们坚持了批判地继承的原则，执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对旧教材总的体系，着重批判它在什么路线指导下，为哪个阶级服务，贯穿着什么样的世界观，而不是简单地否定自然科学的具体内容。有用的部分，也不是简单地拿来就用，而是用批判的态度进行审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继承其科学内容。被资产阶级专家吹嘘为“千锤百炼，天衣无缝”的《高等数学》，我们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批判它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公理化”体系，吸收那些有用的定理和公式。例如，我们从生产实践出发，以微分和积分这对矛盾的斗争、发展和转化为线索，组成新体系，编出《微积分》新教材。过去，微积分概念是从一大堆公理、定理中推导出来的，玄而又玄，深奥莫测。现在则从生产中常见的实例引出概念。例如，钳工用锉刀锉圆形工件，每锉一下是一小段直线，最后整体锉成了曲线，这种化整为零、又积零为整的过程，就包含了生动的微积分概念。工人学员学了说：“微积分并不神秘，一把大锉捅破了窗户纸，高等数学又回到了我们劳动人民的手里。”
改革教材还必须立足我国实际，满腔热忱地用心总结工农兵的发明创造，提出新课题，进行新概括。过去，中外的农田水利教材，都把山洪说成有百害而无一利。张家口地区贫下中农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战天斗地，对山洪一分为二，创造了引山洪淤灌农田，变洪害为洪利的宝贵经验。教育革命分队的革命师生亲身参加这一斗争实践，和贫下中农一起编出《引洪淤灌》新教材。贫下中农说：“从这本书学到了征服洪水的办法，学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辩证法。长劳动人民的志气，灭资产阶级的威风。”
教材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能一劳永逸，必须在实践中边教边改，不断总结，不断充实，不断提高，不断更新，紧紧跟上和积极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飞跃发展。
结合生产、科研任务，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新的教学方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教学方法绝不只是具体的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按照哪个阶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组织教学过程的原则问题。资产阶级的教学方法，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理论脱离实际，“上课满堂灌，学生跟着转”，完全颠倒了人们认识真理的规律，只能培养出“三脱离”的书呆子。教改试点刚开始，由于没有破除旧教学方法，有的教师上课“本本不离手，公式不离口，理论一大套，实际不对号”，尽管他们备课很用心，讲课很热心，辅导很耐心，工人学员仍然不称心。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不彻底改革旧的教学方法，学校要完成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任务，还是一句空话。
遵循毛主席关于“理论和实际统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教导，根据工农兵学员的特点，我们实行了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典型工艺、技术革新等，进行有步骤的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正确处理突出重点、急用先学、边干边学与系统教学的关系，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
边干边学与系统教学结合起来，就打破了过去从理论到理论、烦琐庞杂的教学体系，同时又适应了自然科学的系统性和连贯性的特点。我们把整个教学过程按照完成不同类型的几个典型任务划分阶段，本着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原则，把理论课程有计划地安排在各个阶段内，进行系统学习。根据不同情况，采用“穿插学”和“集中学”等灵活机动的方式。某一时期以完成生产、科研任务为主，有计划地边学边干，典型深入，举一反三；某一时期以理论教学为主，在丰富的感性认识基础上，提高理论水平，密切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必要的考核。注意加强自学和培养科学研究的能力，重视在理论指导下的再实践。
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目的，是通过解剖麻雀，掌握一般规律。事实上每一个典型任务，总是既有其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因此，我们一方面注意使典型选得恰当，另一方面注意在解剖麻雀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高，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从实践提高到理论。根据教改实践经验，我们认为应当力求按照以下原则选择典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面向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体现当前我国科研生产中的关键和技术发展方向；能带动专业教学的主要内容，能够说明一般规律；符合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通过完成由简单到复杂的几个典型任务，达到专业的培养要求。
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打破了过去把基础课与专业课截然分开的界限。基础课要紧密结合实际，加强针对性。有的可以和专业课一起，按照需要组成新的课程。对那些后续课程用得较多，前面不学后面就不懂的基础课，还要单独设课。
实行这种有步骤地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方法，是解决生产的综合性与教学的分科性、典型任务的局限性与教学要求的全面性之间的矛盾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它把读书和使用结合起来，把实践和创造结合起来，把点和面结合起来，把学文和学工结合起来，做到了少而精，大大精减了课程，缩短了学制。
实行新的教学方法，必须坚持教学上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他的作用在于启发学生自己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和实践的能力，因此，教员必须向学生进行学习和调查。工农兵学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有锐敏的批判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一经同教学实践接触，便一眼看出封、资、修的余毒和右倾保守、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他们对学校同社会有着深刻的比较。在比较和鉴别中有力地批判了长期盘踞在文化教育阵地上的洋奴爬行思想。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大力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活动，能者为师，互教互学。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讲课方法，充分发挥了工农兵学员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建立了新型的师生关系。一个试点班在结合某项设备的设计讲“公差配合”课时，教师讲了基本原理后，工人学员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课堂顿时活跃起来，当过车工的学员分析了材料和加工条件对公差的影响；当过钳工的学员提出了装配条件对公差的要求，讨论得十分热烈。课堂上不仅讨论清楚了原理，而且对设计方案提出许多改进意见，充分显示了新教学方法的优越性。
＊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创造人类历史上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伟大任务，已经光荣地落在中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肩上。教育革命是一场硬仗。“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加强党的领导，坚决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附件二：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
1970.06.02
一九七○年六月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召开了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各单位同志，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工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华东化工学院、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有关负责人和教师、学生，共十九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马天水以及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朱永嘉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 ＊ ＊
姚文元：我们今天开一个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的座谈会，谈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了一份关于教育革命的总结，这份材料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他们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的一些经验，提出了若干政策性的问题，它的中心是如何“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办好社会主义的理工科大学。现在这份材料还没有最后定稿，请大家看一看，提一些意见。大家看了有什么感想？有些什么意见？还有些什么要修改的地方？这是今天主要要谈的一个内容。
另外一个问题，请今天到会的理工科大学从事教育革命的同志，以及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谈谈你们如何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以后，在自己的教育革命实践中，有些什么经验、体会和需要提出来讨论研究的问题。
大家看得很清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斗、批、改（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要继续做），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正在气势磅礴地兴起。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调动了广大工农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又反过来推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特别是推动文化领域的革命，包括教育方面的革命。这方面很重要的就是理工科大学的革命。现在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趋势的苗头。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就特别总结了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对办理工科大学作了专门的指示，快两年了，这个问题，现在实践得究竟怎么样？希望大家联系这份材料，发表自己的意见
。
参加今天会的，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同志，也有复旦、交大等大学的同志，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也来了，王曾荣同志原是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的。好，谁先谈？
郑世谊（同济“五·七”公社党总支书记）：看了清华大学这份材料，感到总结得很全面，对我们教育很大，许多方面对我们有启发。现在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我们做的一些工作，来谈一谈。
关于教师队伍改造的问题，清华大学的材料提出边改造边使用。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些体会。我们感到教师在使用中改造较好，这样容易发现他们的问题，容易提高他们。譬如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办了一个房屋建筑专业的工农班，配了一个副教授，开始觉得对他的思想批判得差不多了，让他同我们一道到建筑工地去，表现也不错。但是一讲课，又把旧的一套拿出来了，上课走老路，讲设计还是从怎么削铅笔、用橡皮讲起，我们就批判他这一套。他说这些内容我已经删掉了好多。大家批评他该讲的地方没有讲，不该讲的地方讲了，搞烦琐哲学，浪费时间。经过几次帮助，这个副教授有了很大的提高，譬如在那个工地上，造房子缺少砖头，他和群众一道，想出了很多的办法，就地取材，用卵砾石砌成围墙。只要再用一点木材，加些水泥，就可以做成屋梁了。
张春桥：你们那里现在有多少教师？你们最初不是不大想用老教师吗？
郭培昌（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党总支委员）：现在我们那里去了一批教师，连政治教师在内共四十五人。我们最近办了一个教师学习班，研究今后的教学规划问题，一讨论问题，教师的旧思想就反映出来了。
郑世谊：只要讨论具体问题，讨论教材，讨论教学规划，他们就会暴露问题。工农班同志认为接触实际才能学得进，有些老教师虽然也倾向于理论联系实际，但他们一订教学规划，就提出第一年学基础知识，第二年才能搞设计，说先学理论知识才能设计。我们把学生请来了，他们一致认为第一年就必须联系实际，才能真正学到东西。有的学生已经在搞设计了，有一个老教师不信，他个别测验工农班的学生，要一个学生画规模图，断定学生画不出，结果学生真的画出来了，他却说画反了。但几个教师讨论下来，规模图画得是对的。通过这件事，对这个老教师教育很大。因此，我们感到，教师不在实际中使用改造，光参加劳动，不接触教学业务是不行的。
我们搞了一个项目──大车间，一边教设计，一边教理论，这样学员愿意学，学得进，说少而精。教师当场讲课，这样教，也能抓住要害。因此只有接触实际，才能打破过去那套老框框。
有些教师开始认为，工人只有实践经验，没有理论，说在课堂上工人讲不过我们，其实一到现场，好多理论问题，教师回答不出，工人一讲就清楚了。如有的学员向教师提问，这个钢柱为什么这样放，那个钢柱为什么那样放，教师就讲不出来了，工人师傅一讲，大家都很佩服。教师说，要联系实际，我就讲不过工人。因此学员到了现场问工人多，到了课堂问教师多。所以我们感到，教师的改造要结合实际，才能发现我们思想上的和教学上的问题。
另外，有个问题，谈一下。我们是教建筑工业的，这次招生，有些工人学员原来不是搞建筑的，没有建筑方面的实际知识，所以他们开始学基础理论还可以，学到高等数学，感到学不进去了，力学也难懂。后来就组织他们接触实际，增加感性知识。但教师担心这样搞法，只能培养艺徒，连中专的要求也达不到。通过实践，教师有了信心，说一年半可以达到学习要求。事实上，只用了十个月就超过了。我们认为理论要学，但是一定要接触实际，使学员有学习的主动性，这样才能学得快，学了有用。
在教学实践方面，我们想最好选典型工厂，有一个包建厂就好了，既有先进性，又典型性，选这样一个理想的工程，但有时没有。
姚文元：你的意思是选不到怎么办？
郑世谊：对，有时受工程的限制选不到。
关于办学的体制，清华这份材料上的经验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除了工农班以外，最近想搞工人的短期训练班。
姚文元：招了工农学员进来，还有没有阶级斗争？是不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你们这个问题碰到没有？
郑世谊：碰到的。在我们办学到七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才懂得抓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刚开学时，工人学员说，我们是来夺文权的，要填补科学空白，要为毛主席争光，为无产阶级争光。但进来以后，却忽视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认为我是工人阶级，从劳动中来的，有实践经验，你们教师要接受我的再教育，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没有改造思想的必要。有一个学员说：“你（指教师）的思想和我的思想问题不一样。”后来，我们抓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思想还不通，说知识学得少了。通过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才把这个思想扭转过来，现在学员的精神面貌很好。
张春桥：你们什么时候才认识这个问题的？
郑世谊：工农班开学四个月以后，才认识到再不很好地抓，就不能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我们的任务，后来我们抓了。
张春桥：究竟怎么招生比较好，将来各个大学招生，和旧的教育制度有什么区别？究竟招什么人？怎么招？带着什么观点去招？教育革命，不单是学校的事，是社会革命。招生中间，学校，工厂、公社，工农群众三方，会碰到什么问题？进来以后怎么办？
徐景贤：招生问题很重要，同济“五·七”公社工农班招生的时候，碰到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对办工农班的目的，没有在广大群众中讨论，就分配招生名额，结果有的人不愿意去，有个单位的头头不去，他的小兄弟讲义气，说我代你去。另一种情况是，招生工作做得较好，他们先把大学招生的事告诉广大群众，发动群众讨论，造成舆论，然后群众评论，推荐优秀同志，出来的时候又再三叮嘱要他们代表自己的阶级好好学习，不要忘本，这样进大学的同志，革命热情比较高。招生也有一个路线问题，要发动群众来搞。
郑世谊：我们这方面工作已总结。这次我们到其他地方跑了一下，他们也都碰到这个问题。从城市里招的学生，思想比较复杂。
张春桥：我们有失败的教训。一九五八年，上海科技大学办过工人班，两年一期，有些原来很优秀的工人，学下来，思想变坏了。要把这个经验好好总结一下，作为现在办大学的财富。
姚文元：工农学员招来，用什么世界观进行教育，这点很容易忽视。
郑世谊：最后一点，关于体制问题，我们认为房屋建筑专业，和建筑工程单位一起办学校较好。
姚文元：去年这个时候开会，建工局的同志就是不愿意干，说局里的任务已经吃不消了，还要办什么学校。实际上是可以办的。
郑世谊：但我们跟建筑二公司商量，他们很高兴，现在正在落实。
徐景贤：同济“五·七”公社现在和建筑公司结合在一起，这样，教学选择典型工程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了，工人教师问题也好解决了。
戴妙仙（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地下建筑专业）：关于编写教材问题，今天看了清华经验很有启发。写教材一定要结合工业生产的需要，教材不能一劳永逸，要经常地不断地充实内容。拿隧道工程来说，过去有一点资料，是外国的，也不适用。但外国人讲，江南地区要造隧道，就等于豆腐里插铁条。事实证明，江南地区完全可以造。
姚文元：现在编教材怎么样？是编一次改一次吗？
戴妙仙：我们通过两年多来的实践，准备以这个隧道工程作为解剖麻雀，同地下建筑方面联系起来，这个初稿已写出来了。我们还准备派一些同志，去搞一个地下发电站。这些是过去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根本不敢想的，我们把这些教材都写出来了。在实践中，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写新教材，要跟上工业生产的形势，不然要落在后面。
教师也好，学生也好，都要向工人学习，首先要有第一手资料，有了第一手资料我们就自由了。不然我们就陷在旧的框框里面。
姚文元：这点很重要。
戴妙仙：我们是六八年四月下去的，六九年初上来的。经过十个月的劳动锻炼，我们就准备写教材，但是还写不起来。再到实践中去锻炼，和工人在一起，到六九年下半年才基本上写出来了。
总结我们的体会，新教材的编写过程应当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首先向实践学习，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取得第一手资料；再向书本学习，经过批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还要向社会学习，把当前工业生产上的新发明新创造总结起来，这样的教材才能创新。
张春桥：还要有一个再实践的考验，看究竟经得住经不住。
郑世谊：过去我们有个教材编写组，有十来个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根本不能用。
张炎明（同济“五·七”公社学生，地下建筑专业）：我举一个例子，地基承载力原来规定每平方米八吨，现在已经大大超过，这些都是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同过去书本上写的差别很大。所以编教材还是要到实践中去编。
戴妙仙：编写教材的斗争很复杂，学生也好，教师也好，头脑里的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很尖锐的，这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中心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这个斗争的过程，也是改
造世界观的过程。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往往从业务当中表现出来，突出的是把政治和业务分家。无产阶级政治怎么去统帅业务？毛泽东思想怎么去占领阵地？这个问题，我们遇到这样一桩事情：上钢三厂改建二转炉，我们是跟华东建筑工程设计院一起搞的。有一个青年设计人员，贪大求洋，他主张把屋盖拆掉。他上去检查，把烟囱外墙烧掉的一层粉末拿下来，证明这个屋盖一定要拆掉，一些教师和学生也同意。我们当时都很相信。后来，工人同志来了，说不能这样干，要按照“勤俭建国”的方针办事，经过检查，这个青年设计员拿下来的粉末，都是墙的外层的一些东西，上面里面全部是好的，屋盖不但不要拆，还可以用十五年。这点在课堂里是学不到的。
王四弟（上海工学院学生、射流工场实践队成员）：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体会。有一次，我们召开教育革命座谈会，上钢一厂一个车间的革委会委员，他在会上讲，工人生产好就是突出政治，农民种好田就是突出政治。一个工宣队的排长当场批判了这种思想。那个委员还不大服贴。后来，去调查了，原来这个人是专门搞业务的，对政治不大关心。我们选了一些学生在学校里搞尖端产品，有人就散布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选拔来的，筛子筛下来的，可以埋头抓业务。”我们狠抓了阶级斗争，把运动一搞，就在这些人当中揭出了反革命分子。事实教育了我们，在教育革命中，阶级斗争是始终存在的，不抓不行。最近我们帮一个机械工业部门搞了一个技训班。
张春桥：有多少人？
王四弟：四十五人，训练十二天，白天干，晚上也干。
姚文元：十二天学什么？
王四弟：这是短期训练班。
张春桥：十二天能行吗？
王四弟：能行，就是拚命干，突击业务。
张春桥：为什么不办一个月呢？
王四弟：最近，我们抽了六十几个人，办两个月的训练班，白天学习，晚上回厂干。
张春桥：你们总结一下，究竟是半个月好，还是一个月，两个月好。哪一种人一个月就够了，哪一种人要两个月才行，还有哪一种人看一下就会了。
王四弟：外地的同志也来我们学校，看懂了就走。
关于招生方面，有这么一点意见：我们那个技训班招来的同志水平不同，大学、高中、初中文化程度都有，因此教师在上面上课，有的很满意，但有大学程度的学生，要求讲高级的东西，水平不一样，教师上课很难。
李军毅（交通大学六九届学生、赴沪东造船厂实践队成员）：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要，不抓是很危险的。我们帮助沪东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开头我们认为工人学员是推派来的，政治上可靠，学员中有些人也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到大学主要学业务，说学政治，还不如到车间里去学。这些问题，教员不敢批评，以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工人学员不少是头头，又是老工人。所以，不管对不对，有些工人学员讲什么，一些教师就听什么，连学习班领导小组的第二把手也不敢批评，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出身，认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有些工人学员认为自己有二十多年的工龄，自己主要是来学习文化的，说大批判嘛，你们去搞搞，我小学还没有毕业，在这二年中要把十几年的文化课学好，哪来时间搞大批判。厂党委领导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找我们开了座谈会，讲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孤儿，解放后翻了身，国家送他上大学，后来看不起工人了，专心搞业务，变掉了。还有一个工人，他父亲也是工人，他是学文艺的，结果听黄色唱片，被坏人拉下了水。这样一教育，对工人学员震动比较大。这说明工农学员进学校，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要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张春桥：旧交大的体制，你们批判过没有？
李军毅：批判了。
张春桥：旧交大搞的那些，经过批判你们究竟得出什么结论？
郑振基（交通大学教师、校革委会常委、校教育革命组负责人）：过去旧交大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旧交大“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大跃进时招了一批工农学生，有的没有几天就被赶出了校门。去年，我们着重批判旧交大的封、资、修的制度，但这方面到今天还有流毒。我们认为这方面的大批判要普及到工厂里去。理工科大学是和工厂密切结合的，工人是很支持教育革命的，但现在有些工厂领导不支持教育革命。比如有个机床厂办了工人大学，领导不重视，事情很难办。另一个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厂领导抓得紧，因此工作就比较顺利。这说明教育革命具有社会性，单单靠学校抓是不行的，要依靠社会上，特别是工厂一起来抓好教育革命，不然，教育革命不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教师要实行三三制，这样我们那里教师的力量还是比较紧张的，科研、生产任务很忙，教学任务很忙，再加上三三制，就显得紧张了。
张春桥：你们教师有多少人？
郑振基：一千三百人。
姚文元：你们那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搞得怎么样了？
郑振基：下面群众反映是温吞水。
张春桥：我有同感。
郑振基：搞教育革命的同志很有意见，领导有点求稳怕乱，弹钢琴没有弹好。希望市革委会领导去点一点，这种局面怎么改变。
张春桥：你们自己不能改变？
郑振基：大字报贴得很多了，但是没有什么改变。
张春桥：自己解放自己嘛！
郑振基：也需要领导上的支持。
姚文元：交大的科研设备在全市大学中是最好的。
郑振基：我们学校和附属工厂的关系还没有很好解决。
王家霖（华东化工学院干部、抗菌素实践队成员）：我们感到理工科大学要厂校挂钩，也要社校挂钩，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是很需要的。五八年我们也搞过“九二○”农药，但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说没有价值。现在我们批判了这种思想，坚持为农业服务，为贫下中农服务，把基点放到农村去。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贫下中农是科学实验的主力军。比如“九二○”的试制，我们就把贫下中农请进来，让他们上讲台。还办了短期训练班，根据贫下中农的要求，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现在已经投入了生产，“九二○”农药全国是很需要的。
姚文元：县一级有没有可能搞？
王家霖：可能的，象小化肥一样。江苏、江西、辽宁都派人来学习。已开始在全国推广。
张春桥：困难还是很多的，全上海推广也不容易。
王家霖：县、社办“九二○”药厂，贫下中农很欢迎。以贫下中农为主力军，在普及的基础上办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学习班，从贫下中农中招收学生，这样就有了一个基本条件，可以从这个厂的设计到设备制造和安装，到产品出来，编写一个新的教材，进行教学实践。
姚文元：从实践中来形成新的教材和新的专业。这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很大的创造。
王家霖：这样搞，贫下中农对我们思想上的教育也是很大的，本来有些同志有点灰，感到读了几年大学倒霉，要是我不进大学的话，也可以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了。贫下中农对我们进行了再教育，现在不灰了，因为贫下中农十分希望掌握科学实验。
姚文元：你们这支抗菌素实践队有多少人？
王家霖：四十二人。
张春桥：你们跟化工局关系怎么样？
王家霖：他们不感兴趣，认为是两个系统。
校办工厂同社会生产结合起来，作为国家生产的一个部分，但是要有一定的余地，现在我们是求他们的。产品是有人要的，原料嘛，很抱歉，不给。
张春桥：化工局下面的医药工业公司怎么样？
王家霖：它也不管。希望这个渠道要沟通。
姚文元：为了搞好教育革命，学校同各有关方面的关系要有一定的制度作保证。没有一定的制度是不行的。
陈训亮（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师、“四·一”电子工厂负责人之一）：我们校办工厂生产是纳入国家计划的，专搞电子元件，有学生二百五十名，教职工一百五十名。我们那里主要是承担一些重要工程所需要的产品。
姚文元：完成没有？
陈训亮：过去搞了一年，进展不大，后来抓了阶级斗争，搞了大批判，虽然劳动的时间短了，但还是完成了。
姚文元：还是要抓阶级斗争。
陈训亮：原来有一些教师的情绪比较消沉，认为在学校里没什么好等了，准备斗批走。后来学校办了工厂，明确了为谁服务，教师、学生的精神面貌就起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有一点革命实践，才能把消极的情绪打掉。
陈训亮：现在的精神面貌比较好。每一项工程的任务来了，我们先交思想、交政治，上政治课，大家的精神状态很振奋。
现在校办工厂所担负的科研任务也纳入国家计划，把物理系的好几个专业也带上去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半导体究竟怎么研究搞不清楚，花了很多的钱，买了很多的洋设备，但是做不出。现在，校办工厂以后，社会上的新技术、新工艺能够直接反映到我们学校里来，又同许多工厂发生了关系，不象以前那样闭塞，现在每天接触工人，这对我们编好新的教材是一个推动。去年十二月搞了两个编教材的小组，一方面以校办工厂为基础进行调查研究，另外在外厂也进行调查研究，促进了教材的革新。这样，学校的教学、科研、生产，和社会的生产结合了。
朱惠民（复旦大学物理系工宣队员）：刚才陈训亮同志谈到校办工厂的问题，早在一九五八年，复旦的革命师生就曾经搞过几个校办工厂，物理系也搞了个电子工厂。上海的第一只两极管、三极管，就是复旦物理系搞出来的。但那时，由于路线问题没有解决，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冷风一刮，复旦当时的走资派杨西光就叫嚷大学要“正规”，一下子把校办工厂砍得干干净净。文化大革命前，半导体专业的学生读到五年级，竟连一只两极管也还没有见过。去年还有人吹冷风，说：大学办工厂好比野牛闯进了庙堂，象什么话。我们坚决抵制了这种思想，办起了“四·一”工厂。
徐学义（复旦大学微电子专业工农兵试点班学员）：文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理工科也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根据我们学校的情况，大家认识到，不搞大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不能肃清。前个时期，报纸上批判桑伟川，我们理工科的师生都不大重视，因此我感觉到，不搞大批判就会重复修正主义一套。前个时期，有些教师到工厂调查，回来说向工人老师傅没有什么好学的。我们对这种错误思想狠狠进行了批判。知识分子到工厂调查研究，不解决立场问题，是写不出好的教材来的。所以，我们认为，理工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
陈训亮：前个时期，我们招了手工业系统工厂的工人来培养。
朱永嘉：请手工业工厂的工人来学，他们学了回去搞生产，学校再派一些学生去帮助他们改建工厂，从这个实践中来检验学习质量。
陈训亮：六九届、七○届的学生跟工人学员到厂里去，干劲很大，日夜干，等到产品出来以后，学生再回来，同工人建立了感情，因此老师傅也经常来，碰到什么问题，我们也及时派同志帮助他们解决。
朱永嘉：这些实践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革命师生，政治觉悟比较高，又能够掌握比较全面的生产工艺。
姚文元：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拚命造谣，说我们这几年大学没有招生，中国工业技术的力量薄弱。实际上，由于我们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在广阔的范围内执行了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一系列指示，实行了教育革命，我们不但尖端产品上去了，整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技术力量也增加了。这是一场意义很深远的革命。他们说我们人材不足，实际上，我们只有多啊！
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你们还没有谈。
张春桥：大家要走你们的道路，你们自己走得怎么样？
王绍庭（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委员、工人技术员）：看了清华的经验，对我们的启发很大，眼界更开阔了，有好多地方总结得很全面。
对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这个问题，我们有点体会。我们是六八年办的学校，学员平均工龄都在十二年以上，开始学员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怎么办？市革委会负责同志到我们厂里讲过这个问题，指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机床厂来，反映到“七·二一”工人大学里来。我们办了五天学习班，讨论这个问题，抓了阶级斗争。
在工人学员中“自来红”思想较普遍。他们认为自己是工人，是推选来学习的，说主要任务是来学设计的。不仅如此，他们也有旧思想，也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我们抓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感到，工厂办学校，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一定要抓思想政治工作，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的思想。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后，认识到要边实践边教学，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有的人开始认为，你搞实践的话，我可以回车间去搞，不要在你这里搞了。抓住这个思想，组织大家讨论，弄清楚究竟为谁学习，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思想提高了，干劲很大，把机床也设计出来了。
最近，我们抓了两忆三查，激发了广大学员的阶级感情，这样也有利于对教师的再教育。因为有些原有教师，他们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批判，会影响工人学员。我们抓了思想政治工作以后，有利于他们接受再教育。同时，我们还组织工人学员到部队去学军，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学习解放军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使学员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你们有多少学员？
王绍庭：五十二个。我们的体会是，不抓政治思想教育，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指示很难落实下去。对原有教师要边使用边改造。
张春桥：你们教师哪里来的？
王绍庭：机电工专的。有些教师以前对教材可以背得很熟，现在要讲毛主席的辩证法，他们就没有办法了。清华的经验很好，在使用中改造教师。不少教师是有一技之长的，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备课，就可以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
在编写教材方面，清华的经验，对我们教育很大。教材要具有革命性、批判性、针对性、地方性。开始，有些教师在编写教材时束手无策，感到没有办法。我们做了好多工作，鼓励他们。教材写好了，我们通过学习班，明确方向，提出要求，有问题帮助他们纠正，向他们说清楚，出了问题，要批评就批评我们，但是提高要你们提高。他们劲头就来了，初步的教材写出来了，但是离开高标准还差得很远。
姚文元：不能一下子“高级”。
张春桥：从“初级”到“高级”。
王绍庭：另外，办好理工科大学，领导班子也很重要，领导班子要在斗争中形成。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就能照毛主席思想办事。只要敢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没有路也会走出来的。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路子再对，方向再明确，也落实不下去。实践证明，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每走一步都有斗争。我们厂的学校领导班子开始不得力，在斗争中经过调整，就比较好了。
学制问题，单项科的可以一年，理工科大学至少二年。本来我们定二年，考虑到第一期要走一点弯路，准备两年半。现在看来，招的工人学员还是要有一点文化，否则学起来有困难。文化低，年龄大，教学也有矛盾，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年纪轻一点，即使文化低，采取“一帮一”的办法，也补得上去。
张春桥：你们能不能附带办业余学校？
王绍庭：业余学校已招生了，现在招了六十五名学员。
张春桥：即使所有的大学都招工人学员，但绝大多数的工人还是在工厂里，还有一个提高的问题。
王绍庭：但是，现在厂里有些车间不肯把好的骨干放出来，有本位主义。
张春桥：上个月我跟张梅华同志商量过，要他带个头，因为他是厂党委、厂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工人工程师，他也想学习，但是没有地方。张梅华一报名，到业余学校当学员，就可以带一批优秀的工人一起学习，学政治、学军、学农、学文化、学技术。在业余学校学了以后，还可以选最优秀的送到大学。不然工人想学习，又没地方去，怎么办？至于有的文化低，可以给他补一定的文化，甚至专门学文化，学政治。你们“七·二一”大学人太少了。有人搞本位主义就贴他大字报。因为他们不理解工人迫切要求学习的愿望，只看眼前利益，不看长远利益。当然，也有一些工人，不想继续学习。我们要鼓励他们继续学习，继续革命。
王曾荣（上海机床厂二车间装配工，原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又当了四年研究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看了清华的经验，感到很好，新旧对比，感慨也很深。我在清华呆了十年，六八年四月到机床厂。我过去在学校里学的时间太长了，尤其是基础课学的时间太长了，到了机床厂，还是从头学起的。过去在学校里，蒋南翔鼓吹一个观点，叫“猎枪与干粮”，学校给你“猎枪”是吃不光的，给你“干粮”是可以吃光的。
张春桥：带“猎枪”到上海也没有饭吃，马路上不是汽车就是人，有什么猎可以打？
王曾荣：很多问题在学校学，很难搞清，到了厂里劳动以后，才恍然大悟，一下子明确了。
怎么为工人阶级服务，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自己也有一些体会。毛主席提出要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但旧清华提出在实验室里也可以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这怎么能同工人阶级有共同的感情呢？到了工厂以后，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拜工人为师。开始的时候自己也很紧张，自己想读了十年大学，连装配机器也不会，怕人说，后来老师傅就手把手地教，每装一步，工人老师傅都跟我讲清楚，我很感动。在劳动过程中发现有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什么工人不敢讲？工人同志说早提了，技术人员说他们不懂得什么，不理。现在劳动以后，使我感到不向工人阶级学习，不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也不会接受工人同志的意见的。
通过这段劳动，跟工人交朋友，感到很高兴。我有几个师傅都是党员，有一个师傅虽然到工宣队去了，但他也经常来看看我，很关心我。同工人交上朋友，思想境界有了变化，对自己世界观改造很有帮助，工人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积极去做，我解决的问题，工人也满意。因此我感到，只要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过去学的知识还能发挥作用。
张春桥：清华已经写出来一个总结，我们上海各学校也需要总结一下。总结以后，市里要开讲用会。
清华经验发表以后，对全国大学教育革命会有一个很大的推动，我们上海应该赶上去。
姚文元：今天大家的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讨论清华经验时，各单位都讲了搞教育革命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抓阶级斗争，抓革命大批判，抓思想政治工作，抓落实政策。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整顿领导班子，一直到招生、教学、教材、教师队伍改造，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指导我们的实践，总结我们的实践，提高我们的实践，这点在办理工科大学时是决不能忽视的。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以后，还是要加强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使他们掌握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了解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自己的任务，积极地投入教育革命。这样，才能使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真正落实，才能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理论同实际一致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济大学、上海机床厂的同志都谈到这方面问题。
今天听下来，同一年前相比较，我们的经验更丰富一些了。在同志们努力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有很大的进展。希望大家把教育革命的工作抓紧，认真总结经验，题目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比如招生问题、政治思想教育问题、学校办工厂问题、编写新教材问题、教师问题、领导问题等。哪一个问题上有体会的，集中在哪个问题上总结一下。有的刚刚在实践，经验还不多，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不要紧，我们的经验会随着实践的进展逐步增加起来的。革命的道路是由革命的人们走出来的。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坚持走下去，我们就一定能把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办好，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更大胜利。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来源：根据文件的群众组织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