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推动各省市加速成立革委会的步伐
第一节 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
壹、本节概述
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在学校开展军训，狠抓教育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与井冈山红卫兵总部联合，成立“井冈山兵团。
一九六七年一月至三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分歧，形成了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和以唐伟为代表的纵队派。团派和纵队派都在井冈山兵团旗下，蒯大富所依赖的嫡系部队是“２８团”和“３１团”，所以称为“团派”。唐伟在策划成立自己的组织时，他的同伴说“我们与他们针锋相对，他们是‘团’，我们是‘纵’”，遂取名为“毛泽东思想纵队”。
前期的四一四串联会，后来的四一四总部，“分部”是以学校的二级行政单位为基础建立的。十一个系就有十一个四一四分部，这十一个系的四一四分部，是四一四的主体，因为学生大部分都在这十一个系里。除此之外，几乎每个二级行政单位都有相应的四一四分部，如２００号分部、基础课分部、行政处分部、研究生分部等等。
战团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它是跨越行政单位的具有相同观点的若干战斗组的集合。四一四有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分别代表四一四中的鹰派和鸽派。
一九六七年三月，担任北大副校长的周培源和教务长崔雄昆等人一起“亮相”，表示与旧的校党委和陆平彻底决裂，愿意在校文革的领导下参加“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北京市一些群众组织召开炮打谢副总理的大会，孙蓬一在大会上发言。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清华“井冈山兵团”内部分裂。几个与蒯大富一块造反的头头对蒯大富不满，拉出一部分人正式成立了“４１４”造反兵团，一把手叫沈如槐。
一九六七年四月底，戴维堤在北航红旗办公室里接到清华“４１４”一个女头头打来的电话：请北航出面给蒯大富作作工作，劝他以大局为重，高抬贵手，成立革委会时多给“４１４”几个“议员”名额。
于是戴维堤和韩爱晶等人劝蒯大富，姿态高一点，多给“４１４”几个名额，赶快联合起来，成立革委会。
但蒯大富顽固得很，不听劝告，寸步不让。“４１４”要么投降，要么灭亡。这是他的回答。
"414"也不甘示弱，发誓要把“井冈山”推倒、踏平，把蒯大富等人送上历史的断头台。
不久，清华园里便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战火弥漫，乱成了一团。
与此同时，北大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和对立派“井冈山造反兵团”也干了起来，并武斗不止。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陈伯达戚本禹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纪要
陈伯达：
我们教育制度这十七年来有些不错，很有些改革的，有些改革后的经验可以总结一下。还有是不是基本上我们学校没有受到苏联的影响，对不对？（谭：五八年教育革命那一段可以很好地总结一下）那一段可以很好地总结一下，对，那个时候，还搞过革命，后来又没搞下去，停了。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革命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下一代嘛！毛主席告诉我们说教育制度不能再让资产阶级那一套来统治我们学校了，要产生新的教育制度，新的教学制度。
这个教育制度，马列主义还没完全解决，社会主义时代的教育制度，是不是完全解决了？
教育制度上的改革是根本上的问题。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主席说不但学文，这个文包括很宽，学做工、学做农、学军队，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学要改革，资产阶级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
在当前，对于广大革命师生来说，必须坚持毛主席所指出的青年运动的革命方向，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逐步完成各个学校的斗、批、改的任务，并且把这些很好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永远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教育领域的统治，使我们的学校从根本上得到改造；才能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培养千百万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使我们的学校成为“抗大”那样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康生在北京和平门中学的讲话
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指示中有这样三句话：毛主席在最近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同志多次提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第三句中提到的内容，我们叫五项学习内容。我现在想提出来让同学们注意一下，在军训中不管那个组织，那种观点，你红卫兵也好，你红旗也好，你们到底学得怎样，有那些成绩，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这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亲自指挥的伟大人民军队的老传统，也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路线的东西，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武器。你们应当关心这个问题，应当讲这个问题，应当争论这个问题。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戚本禹在北京玉渊潭中学的讲话
你们没有高中，毕业后怎么办？办成高中好不好？（鼓掌）没有房子自己盖。有什么困难自己想办法。学制要缩短，不要学那么长，中学六年，不要这么长嘛，大学毕业都成老头儿啦！
（有人说复课闹革命是个大阴谋），复课闹革命怎么是个大阴谋呢？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声音嘛！怎样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学制、教育方法都改革一下。资产阶级的教育也有过革命，戊戌变法时就搞过洋学堂，这是从英美那里来的，后来又从苏联那里学，苏联也是从英美那里学来的，总之一句话，从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无产阶级怎么办学校全世界都没有解决。
中学四年就够了，最多五年，初中改变一下，要搞教育革命和解放军同志一起研究，转入本单位斗批改是总方向。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的讲话
毛主席对军训最关心，他把这事当作最重大的事。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戚本禹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谢富治和丁国钰、周景芳来到清华大学接见了两派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聂荣臻肖华谢富治在北京航空学院革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聂荣臻副主席讲话
一年以前，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过去这一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划时代的光辉灿烂的篇章。在七亿人口的大国里，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亿万革命群众，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向十七年来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表人物的猖狂进攻进行总反击，这场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目前正处于决战阶段。
现在，严重的斗争任务还摆在大家面前。在全国解放前夕，在一九四八年底，毛主席曾经向全国军民尖锐地提出“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的问题。全国军民坚决响应了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取得了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辉煌胜利！当前的文化大革命，也正处于决战阶段。毛主席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号召广大革命群众：“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给我们下的进军令！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盘据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个一个地被广大革命群众揪了出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正在深入地开展。我们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地把他们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长期以来在各方面散布的流毒，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是有关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问题，是有关世界革命的全局问题，是斗争的大方向，是百年大计！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谢富治对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的讲话
二、北京市高校两派斗争加剧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谢富治传达中央给北京红代会的指示
一、红代会的人都不能利用北京名义，跑到各地自作主张，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秩序。在徐州的都应该接到通知后，一天内应当立即回来。红代会要派人去说服。如还不听，可同军队、公安机关协同强制回来。
二、红代会和各大专院校，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和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立即将我市各院校派往各省、市和北京各单位的同学调回本校。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晚，陈伯达到北京大学，在大饭厅与群众讲话，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批评‘北大是死水一潭’。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成立，并发表成立宣言。
周培源“反戈一击”，参加了“井冈山”。
聂元梓贴出《掌握斗争大方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说要‘抓主要矛盾，狠抓大方向，彻底砸烂刘、邓黑司令部，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
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成立。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新北大北京公社’成立。郭罗基参加组织并在成立会上讲话。
“‘新北大公社联合战斗团’成立。
陈伯达说：‘对新北大个别同志的意见(指5日对聂元梓的批评)是同志式的，是好意，是帮助式的。’他还打电话给聂元梓说：‘希望同志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照常工作，把新北大办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学校。’
谢富治也解释说：‘伯达批评是善意的，为北大同志好。’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由新北大公社‘红色清道夫’、‘红梅’等16个战斗队发起串连，成立了‘六六串连会’。该会发表八点声明，说：‘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主要对像，是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敌，‘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的跳梁小丑兴风作浪决没有好下场。’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陈伯达接见北京航空学院师生的讲话
我今天是来谈教学改革，我们怎么来谈教学改革？
过去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从中国封建社会继承来的，教育制度还有从苏联抄来的教育制度，到现在还不多。一百多年，这种教育制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创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关于教育制度问题，毛主席很早就提出来，他很早就探索新的教育制度，这个新的教育制度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教育制度，是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你们要把它具体化，提出方案，我们现在来就向你们学习，教育制度能不能搞好，要靠大家，要靠毛泽东思想。今天就出这个题目。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北京新四中 赤 潮：《“四·三”，“四·四”派斗争的意义》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四三战报》编辑部《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新北大》校刊发表哲学系战斗团写的《校文革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必须批判》的长文。
文章说，校文革领导人‘实际上插手组织北京市两大派斗争’，加深了‘左派组织之间的分歧对立’；对两派分歧，‘校文革如临大敌，向全校发出的紧急动员令，公然提出‘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寸土必争’这样的对敌斗争口号来鼓动群众。’”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陈伯达接见清华大学师生讲话
请你们研究一下教改的问题，创造一个新的教学制度，按照毛主席教导的，把它具体化，提出一套大体的方案。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陈伯达对北京市中学生的讲话
傅崇碧同志跟我讲，最近大学生好一点，中学生准备你死我活地斗一下。
你们都是两大派吧？“四·三”派、“四·四”派。
你们现在搞武斗这些队伍都要解散，什么“敢死队”、“飞虎队”，不晓得还有什么样“队”。这些队都要不得。
刚才傅崇碧同志给我看了几张图片，小学、中学校破坏得很厉害，桌椅、板凳、窗户等破坏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一切革命的知识青年，必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地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揭露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道路的阴谋活动，彻底批判他们的一整套修正主义货色，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对于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安置工作的干部，应该相信他们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应该团结他们一道干革命，应该协助他们把安置工作做得更好。对于一些犯过错误的干部，要耐心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而绝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们，否则，就会转移斗争大方向，就会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
凡是现在还在外地串连和逗留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都要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投入三夏战斗，搞好生产。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陈伯达在首都高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河南造总看得远战斗队《与清华井冈山兵团414总部同志座谈纪要》
在目前历史条件下，我认为你们和刘的矛盾是人们内部矛盾。
二七公社，它们是一种极左思潮，它的组织很不纯，在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冲击时，它能起一定作用，但是这种思潮的组织不能成为核心来主导运动。第一，极左的特点，排斥一切，搞集权，也就是以他为核心的政权不可能真正代表工农。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团派思潮就是最明显的一例，掌了权，用坏人去镇压逆流“托派”，排斥一切。结果统一的清华井冈山祗好分成两半，当然最後清华是要联合的。但再联合起来，“核心”就要转移了。党内历史证明极左思潮可以改造利用，而不能掌权，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得到证实了。第二，在河南二七极左思潮已经产生了很坏的效果。……严格地说由于二七组成很杂，思潮极左，它和其他组织的矛盾特别是和八大总部的矛盾有一定成分是地富反坏和工农兵的矛盾。目前以二七为核心，实现大联合是很困难的，在河南人们心中也是很难通过的。於是核心的作用就历史地落到造总头上了。
争当核心的主要是二七和河造总，这决不是一般的山头、风头问题，而是两种思潮的争权。也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极左思潮和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团结大多数思潮的争权。这是两条路线斗争在造反派内部的反映。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北京日报》编辑部《红卫兵小将要做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锋》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戚本禹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电话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戚本禹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信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聂元梓在北大校文革常委会议上要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
聂元梓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和领导能力，照目前这样的形势，下一步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根本无法预料，我们都没有能力应付那种局面。因此，我要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并且建议解散校文革，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领导学校的运动了。聂元梓提议，我们向毛主席写个报告，说明我们校文革常委的水平和能力都无法胜任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运动，因此请求毛主席批准我们自行解散。另外，校文革常委个人自己愿意继续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话，可以选择参加自己拥护的那一派群众组织。我自己是不想干了，我要退下来。
聂元梓讲明了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和要求校文革自行解散的意见以后，校文革常委就有人马上提出反对，有人说聂元梓低估了校文革常委的水平和能力，说校文革成立以后，常委们是做了不少工作的。结果。常委们都拥护这种意见，聂元梓要求解散校文革的意见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意。
过了几天，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召开的接见会上，在周总理出席的情况下，聂元梓向在座的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成员提出，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并且提出解散北大校文革的建议。
江青首先表示反对，她说，“过去，你是死保校文革，现在人家一攻，你就要求解散校文革，你不想干了，这不行！”
周总理和别的人都默认了江青的话，没有发表不同意见，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谢富治在北京钢铁学院的讲话
谢副总理说：“对钢院不了解，来是主要解决武斗问题的，今天（指七月三十一日）你们两个同学讲钢院都打死人了。
在谢副总理的主持下，座谈一直进行到早晨六点多钟，达成了十一点协议。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清华大学四一四东方红战团一战士《四·一四思潮必胜──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
在团派看来，全国性的内战全国性的武装夺权，是不可避免了，文化大革命已经演变为“武化革命”。
四一四派认为，对因认识问题而犯错误的军区和部队的干部，必须一看二帮，热情地团结和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那种不加分析地，象去年冲击省市委那样去冲击大多数的军区是错误的，“彻底砸烂”“彻底夺权”更是要不得。
现在全国成立的六个革命委员会中哪一个是不依靠相当于四一四夺权的，又有哪一个是不依靠相当于四一四而使政权稳固的，事实证明团派夺权以后，常常不能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干部，不能正确地对待他们战友和自己的缺点错误，甚至不能正确地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就使政权不能稳固，这也是我们和团派的根本分歧所决定的。因此，成为政权的稳固基础的成为大联合的核心的只能是四一四派。
三、北京高校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错误估计形势提出第三次大串连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现在，又在北京呆了一个时候，又坐不下来了，又发出了第三次大串联的号召。还把第三次大串联加到某个身上，我们可以说，中央、中央文革没有人这样号召。你们说，一定有，我们说，一定没有。《红旗》杂志有一篇针对武汉问题的社论，你们就找到了根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最近有这么一种论调：说当前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们说，经过一年来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的胜利，你们的估计与中央相反。这种估计对不对呀？
有人就说：武汉表面平静是不正常的，包含着一场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估计与中央的是对立的。
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口号：“内战外打”。你们要搞战备。当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想把内战打出去。还有一种人是想入非非。还有人《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江青同志的讲话
清华，走了五、六千。我听说北大有一两千人在外头，全国各省都有，搞情报，手伸得太长了，你们撤回来了吗，北大？
现在比起去年来是大好形势，要使形势更好，就靠大家工作得更好。你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说武汉的形势不好了，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
令我惊奇的是，揪刘火线，开始比较统一，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就打架，我就想不通既然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为什么不能联合呢？
河南二七公社受压制，他们提出文攻武卫，我讲了，还讲错了一个字，说成文攻武守，在这一页多纸里主要强调了文攻，搞政治攻势，使广大群众识破一小撮人阴谋。搞武斗总是有人操纵的，你们想一想，要是我搞武斗谁给我柳条帽，我也找不到长矛，你们有没有呀？
南京有几万人武斗，最近的形势有改变。
北京要带头反对武斗，中央所在地，毛主席所在地么！要带头反对武斗。（谢：不要带头武斗）但是有些地方，有少数坏人在操纵，例如武汉、河南、南昌，当权派组织一伙人，叫做武工队、红武军，多了，专打要害地方，武器高级得很，比抗日战争还高级，矛头是钢的，很厉害。使广大群众识破是一小撮人破坏我们，使他们孤立起来，就是要提高人们的认识。在有的地方，一个条件群众受蒙蔽，第二个条件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有力量，革命派处于劣势，赤手空拳。有的地方，我看见了心里很难受的，小孩也被捅了。象河南二七公社，提出文攻武卫，对不对呢？我觉得是对的。而你们是不是象河南二七公社呢？有的还提武攻文卫，这不是碰鬼了吗？文的怎么卫呢？
听说，有的地方，两派都在准备砖头，准备武斗，还说是我允许的。这是歪曲。我说的不仅指河南，也是指武汉，武汉廿日凌晨，扣押了谢富治、王力同志，在那种情况下，我要支持革命派，那里革命派自己又没武器，对立面拿着武器，背后又有人指使，在那种情况下还不该革命小将自卫呀！可是你们，有的地方还修工事，我觉得儿戏了，要冷静，头脑冷静很重要，不冷静容易犯错误，要冷静、勇敢、谨慎。
康生同志的讲话
当前的形势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而是象毛主席讲的，当前是大好形势。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
我想补充两点，一个是形势，一个是军队的问题。
我们看形势，要客观地发展地进行估计。有两种估计方法。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认为形势大好。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是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重要支柱。所以毛主席把“三军”、“两支”的任务交给了解放军。军队支左也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但跟刘邓那个时期不一样。一般的讲，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是需要教育，可以教育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要一分为二，好的还是多数。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
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小将。现在有个倾向，是有组织地搞，还是自由流出？武汉去了两万人，是个大包袱。北京的同学有个优越感到处串联，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清华派出了5000多人，这不好。
康老插话：
有一个内容可以贴大字报，说中央文革小组同意串联这是造谣。不要串联了。出去的，找回来。我有错误，我可以检讨，但你们要协助我一下。
昨天京西煤矿武斗，我批评了他们。还死了一个人。你们武斗要解决，但一万吨煤不要搞掉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给建工学院红卫兵一封信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陈伯达对北京外语学院造反团冲外交部一事的电话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北师大问题的紧急通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清华大学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 00支队《重炮猛轰 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的人物──陶铸……》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中央首长分别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
周总理：
北京现在分为两大派，“天派”，“地派”，今天主要接见“天派”。我最近才知道，听说我是“天派”的后台。“天派”有一个观点，小报中对形势有一个错误估计。今年春天清华井冈山小报上对形势估计很坏，说什么要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去了。你们不知道党中央情况，到处道听途说，瞎估计。
最近又是，武汉七·二○事件之后，在八月五日天安门城楼上，有人认为是第三次大串联。我讲哪有这么回事。我们根本不是这样估计，形势推动我们前进，我们否定这种错误估计。
尽管我们这样说，但是同学们不回去，还是这样讲，还是这样估计，还是这样做。八月十日、十一日两次座谈会，我们批判了这种错误估计，你们还是这样估计。清华派出四、五千人，北大也派不少，北航也去了不少人。我们不断的号召回来，但是不灵。（江青：清华去了五千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清华井冈山今天登小报反对我。蒯大富你站出来，你们今天就反对我，我是批评你，不是打倒你，坐下。）连武汉三钢三新都说是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这样估计是错误的，还提出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武装夺谁的权？就是要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问题”，就是企图夺军队的权了。揪军内一小撮，七月我们纠正了一次，但八月到目前这个错误口号就是没有肃清。我们与大学红代会谈了多次但不灵。北京的话传到全国，现在有些地方还在揪军内一小撮。
江青同志讲要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提出要巩固这个领导核心。所以，九月一日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我们讲了“五·一六”兵团是一个阴谋反动组织，它要动摇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姚文元又提出了它的性质。但这主要是一小撮坏头头，从极“左”方面破坏党的领导，我们要认真对待。他们的矛头不是反对我个人周总理，实际上是对中央文革，我与中央文革是坚决一起战斗的嘛，一起办公的嘛，这是统一在毛主席、林副统帅指导之下的。这你钻什么空子呢？有人想从极“左”钻空子，我们小将到处传闻，油印，推论，臆造，总归是干扰我们的工作，我们今天就是帮助你们。
对“五·一六”不应扩大化，总是少数坏头头，对揪黑手要认真对待，不能在群众中揪一派打一派。“五·一六”就是靠造谣，阴谋活动，除此而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在群众中扩大化，不要揪一派打一派。
江青同志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要巩固人民解放军。军内也有坏人，象陈再道、钟汉华、赵永夫等，但是绝大多数是经得住考验的，怎么能用“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呢？
有缺点错误，是爱护还是一棍子打死？但在北京就是两派斗争，找一个借口就要给人家颠覆掉，外部还有人。你们不少人参加，蒯大富、韩爱晶你们都到了现场。（江青同志插话：聂元梓也去了，躲在一个地方指挥。）（聂元梓：我没有去。）总理对江青同志讲：这个情况没证实。师大革委会有缺点有错误自己改正嘛，为什么需要外边的人去干涉。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清华大学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00支队 周泉缨、杨忌非《炮打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评陶铸之流1967年6月重版的一篇文章》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动员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的决定”
1967.09.23；中发［67］304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各军区、省军区并转各群众组织：
中央批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动员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的决定》，现转发给你们。
在外地串连的学生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集中力量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
附：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动员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的决定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为了集中力量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对在外地串连的学生作如下决定：
一、除中央特许的少数人以外，在外地串连的学生应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北京；
二、北京的学生在外地设立的联络机构，应立即全部撤销；
三、希望各地各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军区以及各革命群众组织，帮助动员北京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
四、本决定，也适用于到本市农村、工矿企业、机关和学校串连的学生。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清华大学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 周泉缨《我炮打陈伯达同志的经过──我的第二次检查》
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陈伯达戚本禹接见人民日报社工作人员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部分中学教师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北京部分中学学生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谢富治接见聂元梓时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谢富治关于北京大学校文革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谢富治接见北京中学红代会集训同学的讲话
前几天，主席有最新指示，要我们开办训练班。这样会有很大好处。
搞文化大革命第一年是发动，第二年是决战，第三年是收尾。现在文化大革命一年半多了，现在基本上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打垮了。
四、北京市革委举办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谢富治在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讲话
最近以来，有些不怀好意的、甚至恶意的、甚至坏人、甚至走资派挑动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经常有一点哪。这一点我看是一个无政府主义思潮，一个是坏人利用这个无政府思潮，你清华已经贴了伯达同志的大字报，听说那个人没有很好处理，怎么处理呀？就那么算了吗？我看不行。据说你们清华有一个人去告诉戚本禹，怎么讲了，你们上百人的材料我都整……那一天就抛出那个人的材料，你这是开玩笑吗？这是什么话呢？最近党校出了一件什么事，你们听说了没有？你们消息大概比我灵通。（没听说）都听说了的么，李广文我也不认识这个人，没见过这个人。康生同志经常都是很保护这个人。他翻脸不认人，就贴康生大字报，贴得很恶毒。我听了这件事很生气，肯定是个坏人。还有什么别的消息啊，听说我们政法学院也贴了康生大字报，还是那个人的大字报。你在小站搞伯达材料，这个账没清算。现在就这样做呵，这种办法千万不能这样子啊！千万不能上坏人的当啊！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李钟奇传达周恩来关于制止北京外语学院武斗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吴德与中国人民大学“三红”部分战士谈话
战士：周景芳的态度极不老实，很嚣张，说没有接到你的新指示前，他什么也不说。
吴德：就几条嘛：1，你们根据戚本禹、谢富治指示去执行；2．你们可以对他进行揭发、批判、质问；3．谢富治同志、戚本禹同志还讲了一条，他回去还有自由，你们不要限制他的自由。要注意六·六通令。就这么几条嘛，最近“大庆公社”抓了人，那不好，抄林杰的家，中央也要通报。
战士：孙泱之死，你知道吗？
吴德：我接到了你们一个报告，说是死在暖气管上，我也很奇怪，1.3米暖气管怎么能吊死？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谢富治戚本禹接见红卫医院两派组织的讲话
〖时间：3：25至3：55，地点：人大会堂。红卫医院即安定医院。清华井冈山、北医八一八、地院东方红、医大红旗、公安部×局、学部等同志出席。〗
戚本禹同志讲：今天找大家谈谈陈里宁问题，我们作了很多调查，请谢富治同志谈谈。
谢副总理：陈里宁的事我没有好好管，戚本禹管了（戚本禹同志说：开始管了一段）公安部李震管。听说为了陈里宁的事你们医院涉及到你们学校（戚本禹同志：医务界）医务界有很大争论，有的说是响当当的左派，有的说是反革命，攻击伟大领袖，我们过去没好好研究，最近作了些调查，群众组织也作了调查，今天与同志们商量一下，不要因为这么一个人的事情妨碍大联合，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争起来没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这样肯定，这个人当时写了相当多的材料反对刘少奇，反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反对刘少奇这件事是对的，不能因反刘少奇把这个人就怎么样，不要把反对刘少奇这点作为这个人犯罪的罪名，因为全党全国都在批判刘少奇。但是这个人同时也有很大错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著作，作了大量的修改错误的批判、攻击（戚本禹同志说：是歪曲）甚至是攻击、歪曲，这是很大的错误（戚本禹同志说：反动的）反动的，这部分分量是少，研究这些东西是很困难的，混乱（李震：逻辑混乱）不管怎么样是错误的。但是从全部过程看，这个人神经不健康，我们没有学过医。你们在坐的有好多学过医，这个人起码在某些时候神经不清，所以他的东西，就不能作正确的判断，因此不能说他是什么响当当的左派，因为他反刘少奇的同时也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不能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至于这个人有什么其他问题，可以观察，可以了解。有一点可结论，反对刘少奇是没罪的，但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不准许的，这种人不能成为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将来有别的问题审查。如果是精神病要治，有什么问题今后审查，所以争论就没意义，肯定精神不太健康。金大夫，我见你几次（金大夫：两次）揭露这个问题，心是好的，愿望是好的，后来有了派性，是不是？金大夫（金大夫：是，是有派性）有了派性就不是实事求是，这是一个经验。
今天宣布一下，这个事不要再搞了，这个人交有关单位处理。报告不作了，书不出了，剧不演了（戚本禹：报告五月就停止了）两派不要抓住互相搞。他是精神病，今天是不是达成这个协议，搞提乌烟瘴气，这个人的处理交给我们办，停止争论，停止演剧，停止报告，不能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原来讲这件事情是好心，后来有点派性，不要争论这个问题，把这人交国家机关处理。我讲的清楚吗？
戚本禹同志讲：很清楚！很清楚！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谢富治李钟奇在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学习班上的讲话
谢副总理讲话：
今天不是你们请来的，是我自己找得来的。找得来的有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陈伯达同志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是这个复课闹革命哪，好象怎么都响应得不那么热闹了，没有动起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很关心这件事情，昨天陈伯达同志去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就问到了这件事情，就是复课闹革命闹了半天也没有搞。所以伯达同志就特别给我打电话，说你明天就去，去跟大学谈一谈。所以我今天就来同同志们谈一谈。有十来个学校，可以不复课，让他去打架，什么钢铁学院啊，什么民族学院啊，什么人大啊，什么第一外语啊，第二外语学院还有工业学院哪，还有什么清华，还有什么北大，总有十来个学校，让他什么时候打够了（众笑）说我们不打了，我们再开学，其余的62个学校52个学校开课，十个学校让他们去打架。
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学习班的问题。学习班，北京市已经知道有数的有六百几十个学习班，有4万多人，实际上可能超过这个数目。几个经验。
这个学习班第一就是要三结合，就是有革命群众的领导人，有解放军，还要有已经站出来的和准备站出来的干部，起骨干作用，核心作用，你没有干部，你差了这一条。
第二点，要集中少数学文件，而且通过这个文件把复课问题解决，而且集中解决问题。
第三、最主要的是解决大联合的是自我批评，各派自我批评，所以干部在里边好得很。那么红卫兵的自我批评，就感动了干部的自我批评，干部的批评又推动了红卫兵的自我批评，所以办得好，都是这样。这个自我批评，大学生最困难。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周泉缨《和周泉缨谈话纪要》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戚本禹接见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代表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蒯大富同志给谢副总理的信
谢副总理：
我们要求提审反革命小丑周泉缨、杨忌非（均已被捕）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对伯达同志，中央文革。他们背后有坏干部支持他们。我们准备把这个案彻底搞清楚，但市公安局军管会不同意提审，请求您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对蒯大富一封信的批示
可以拉回来批判斗争，但只能文斗，不能打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首都中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呼吁书──走彻底革命化道路》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关于制止北京外语学院武斗的指示
一、外语学院昨天发生的这场大规模武斗，为什么这股武斗风总是煞不住？要检查形成这次武斗的原因，追究责任。
二、外语学院二派都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
三、这些问题的解决靠武斗是不行的，只能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解决。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李钟奇在中央民族学院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对北京钢铁学院武斗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工代会大学红代会的讲话
江青：今天请了大、中学的小将参加，你们提了好多问题，我想你们还是好好听听工人同志发言，有一个条子说“据说要放寒假了，引起很大混乱。”我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这是制造混乱，不要上当，还有什么要下厂往外跑，总之，是不想坐下来搞斗批改，要提醒你们现在煤很少，有些学生自己搞煤，用电在屋里做饭吃，这应当吗？一点也不顾全大局，希望你们给这些人说不要这样干，学校问题最近要专门找个时间听听汇报。
内燃机工厂一工人发言说：现在学生还到工厂去串联，去贴大字报，再去可以不可以赶他们？
伯达：可以，是什么学校去的？
工人：农机学院，还有“新人大公社”。
伯达：有礼貌的请他们回学校去，告诉他们，工厂的事，我们自己管，
京棉一厂工人又说：“人大三红”也到我们那里贴大字报去了。
总理：各单位都回本单位搞斗批改。
江青：我们建议学校红卫兵小将不要包办代替工厂的事情，这样搞不好.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接见广西两派时谈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
周总理指出：“政法学院有个陈荣金，起初大家都支持他。你知道他到处煽动，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太猖狂了。”
《联指》代表插话：“这家伙到处去夺权，他们还到广西同另一个组织结合夺公安厅的权。”
戚本禹同志说：“政法公社就是到处去夺权。”
周总理接着说：“我们现在已把他（指反革命分子陈荣金──编者）拘留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再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陈伯达谢富治在清华大学附中的讲话
陈：同学们，我们今天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请问你们看到中共中央关于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了没有？
第二请问你们对复课闹革命有什么意见？
众：坚决复课闹革命，听毛主席的话，复课闹革命。
陈：那我们就没有话说了！（众：笑）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张春桥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
张春桥接见上海文艺出版界代表时说：
我们不能同意那样一些观点，说：“造反派敢冲敢打，敢于打天下、夺天下，但坐天下不行”，不要以为是共向东就这样说，我最早读了一下清华“‘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传单，说“四一四”要坐天下，“四一四”必胜。说上海市革委会也同意这个观点，他们就是说造反派能打天下，文章很隐晦，看了两遍才看懂，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弱点，但不能说要重新换班，权力重新再分配。我们在掌权中来学习嘛！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谢富治在首都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全国有十四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有五、六个也快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首都中学红代会红卫兵组织建设组《红卫兵组织条例（草案）》
五、北京高校两派武斗加剧
一九六八年二月底，北京高校只有少数学校成立了革委会，大多数学校还没有实现大联合。所以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卫戍区将北京主要高校的两派头头集中起来学习，要求他们“斗私批修”，早日实现大联合。
清华５００多名干部中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参加了４１４，占４１４全部７０００人的百分之五。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专院校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时的讲话
石油大庆公社谈北京公社利用反余秋里和其他几个副总理，实际是炮打毛主席的司令部时：
江青同志打断他的话，气愤、激动地说：去年二月逆流嘛你们学校起作用了没有？（答：有一些）只有一些吗？二月逆流你们怎么表态的？（答：我们认为有二月逆流。）
总理：你们反击了没有？
姚文元：我没听清楚，你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一遍。
总理：二月逆流嘛，他（指余秋里）犯了二月逆流的错误！该炮轰嘛！
江青：反击二月逆流，炮打谭震林是不对的吗？打倒谭震林不能打吗？我还保了他，你们打嘛！你们打得对嘛！有两个展览根本没有一点毛泽东思想，没有突出毛主席，没有突出林副主席。反击二月逆流你们一直没有表态，我们对这一点是清楚的。二月逆流时，你们是哪一个司令部的？
总理：从三月到五月反击二月逆流都是对的，二月逆流从右的方面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以谭震林为首的一伙人搞的，批判二月逆流的大会一直到八月份我都是参加了的。“五·一六”是从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应该讲你们自己的错误嘛！
江青：你们一点都不批余秋里，主席对余秋里是一批二保，你们是一再地保，你们倒是一贯正确了？！
总理：应该谈你们自己的错误，从二月份以后。
（大庆公社代表谈“五·一六”问题）
江青：你们已经捞不到什么了，你们还讲什么“五·一六”。我们反“五·一六”的时候，你们倒不知道在哪儿睡觉呢？
总理：别人反击二月逆流时，你们是不赞成的，你们就是错了。
江青：文化大革命两年多了，你们很缺乏自我批评，特别是你，你们一直保，倒成了一贯正确的了，你们就是拥护二月逆流的，你们是反对我的，你们口头上讲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实际上炮轰我们的，你们轰吧！胆小鬼才怕轰呢。你们从头到尾保，现在倒一贯正确了？！二月逆流是什么东西？是想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想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喊：打倒谭震林！）
姚文元：他们想推翻以毛主席、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谢富治：二月逆流是想推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我很气愤，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要不要有无产阶级的义愤？！（答：要！）一贯保的倒成了一贯正确，你们一点不做自我批评，不听！不听！
陈伯达：你们一贯不正确，你们一贯不正确。
叶群：二月逆流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推翻中央文革。
康老：余秋里搞大庆展览时，把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像搞掉，而去买刘少奇的黑照片。
江青：一个石油展览，一个农业展览，都是反对毛主席的，我没去看。
康老：两个展览我都去看了，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的。
叶群：这些问题都是实际问题，二月逆流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中央文革小组！对待二月逆流的问题，是个大是大非问题。
姚文元：我刚才叫他重复一遍，他不敢重复，有胆量再重复一遍。
江青：你有胆量重复一遍，没有胆量吧！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也没有，我希望你们多做自我批评，你是个头头，要把这个意见带回去，让群众帮你检查。
各位首长：完全拥护江青同志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三月下旬，北京市革委会开会，谢富治在会上讲话说，各级革命委员会都要革命化，为此要先进行整风，各级革委会都要整风，要真正实现“革命化”，市革委会要专门开几天会进行整风(这是当时经党中央提倡的一项活动)。
聂元梓在会上说：我同意谢富治同志的意见，市革委会需要进行整风。但是，要整风，“首先要整谢副总理的风”；上梁不正下梁歪，要一级一级地从上往下整，先从谢副总理开始。聂对谢富治的主要意见讲了几条。
1，我对谢富治，也有一个认识过程。谢富治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并不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从资历从职务上来说，都很不错了。但是，他还是紧紧地投靠在江青脚下，投靠在中央文革脚下，别人不用说，在王关戚倒台以前，连对于戚本禹这样的“小字辈”他都是毕恭毕敬。在市革委会讲话，言必称“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一定要紧跟江青同志”，还要一一历数中央文革的成员，不厌其烦地重复道，“康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伯达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王力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关锋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戚本禹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等等。他还宣布，谁要反对哪一个都不行，都叫他碰得头破血流；中央文革哪一个也不能反，反江青是反革命，反陈伯达是反革命，反王力是反革命，反关锋是反革命，反戚本禹也是反革命...真是令人感到不堪入耳。当时我们正在同王关戚进行斗争，“除隐患”战斗队的活动，动静很大，听了谢富治这样的讲话，我气得手都直发抖！
2，周景芳在市革委会里搞名堂，我私下里对谢富治讲过好几次周景芳在市革委会中，设立了一个情报小组，各单位都有耳目，背着市革委会秘密调查各单位的运动情况，和群众组织头头的动态，上报中央文革。这么秘密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呢？这个小组织里，有一个参加市革委会工作的工人，他不愿意跟着周景芳搞特务活动，就把实情告诉了我。我觉得在是革委会里这样搞是不合法的，就对谢富治讲周景芳搞特务活动。谢富治呢，还为周景芳开脱，说周景芳在北京市革委会做了不少工作，你不要反他，等等。我明明是揭发周景芳，让谢富治这么一说，我是反周景芳了。可是，谢富治这话说过没有多久，就发生了西单商场大武斗。一追查原因，是周景芳指挥西单商场武斗，周景芳暴露出来，所以垮台了，这也不是谢富治把他拿掉的。相反地，事情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谢富治也没有把周景芳活动的罪行公布给市革委会的委员们，他自己更是一句检讨的话也没有。这些都促使我对谢富治产生更深刻的认识，认定他就是中央文革江青那一伙的。
3，对于王、关、戚，谢富治的态度同样是全力维护和吹捧他们，以致把北京市革委会变成了王、关、戚及其后台中央文革的一个搞阴谋活动的据点。经我多次向谢富治讲王、关、戚等利用北京市革委会进行阴谋活动的情况以后，谢富治仍然一再地为他们做解释和开脱。后来，谢富治不仅将北京市革委会作为他们活动的据点，还想在要求市属各级革命委员会要经过整风实现革命化和制定各级革委会革命化条例的幌子下，变各级革命委员会也如北京市革委会一样，成为他们活动的据点。因此我在市革委会会议上讲，制定革命化的条例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实现思想革命化。所以，要整风就要首先整谢副总理的风。
聂元梓说：这样就打乱了他们以革命化的口号下，进行阴谋活动的计划。这样就引发了会议上的冲突，导致市革委会会议矛头一转，出现集中火力批判我的上述情形。
第二天停止开全体委员会议，开小会批评聂元梓“保守”，“右”，“压制革命派”等等，谭厚兰、王大宾、徐凯(工厂的工人)等相继发言。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一点钟，北京市七个学校（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邮电学院）等，从北大各个校门往里涌。南校门，西校门，东校门，西南校门，都是来武斗的学生，都拿着棍棒，成千上万的人。
谢富治、吴德、丁国钰到了北大，他们三个人和聂元梓到学校的广播台讲话。广播台拥挤得水泄不通。听说谢富治来了，学生们就闪开一条道，让他们过去。就那样，人都多得很难通行。广播台的门已经被外校学生砸开了。谢富治在大喇叭里讲，外校的学生都离开北大，要求北大的学生在校文革、聂元梓的领导下闹革命。他一讲话，外校的学生呼拉一下子都走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凌晨，北京大学校内的两派打起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学校来，到现场制止武斗，到井冈山总部去。李钟奇和聂元梓走到井冈山总部占的那座楼，在楼门口，迎面过来三四个人，就向他们动手。李钟奇头上挨了一拳，打出一个包，聂元被一个叫樊能廷的学生用匕首扎伤。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李钟奇同志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
新北大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你们要立即停止武斗。
新北大公社、井冈山兵团各派五名代表，一、二、三、四、五把手参加，由校文革和解放军领导处理武斗善后一切事宜。时间：今天上午八点；地点：哲学大楼206号
此外，全体职工们，同志们：
我今天和聂元梓到现场制止武斗时候，有的人拿匕首直接刺伤了聂元梓同志。这个凶手，希望全校师生员工动员起来，把凶手抓起来。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李钟奇同志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
新北大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武斗是错误的，呼吁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大家动员起来，立即制止武斗，双方退出武斗现场，恢复正常秩序。
由于井冈山的同志们拒绝按时参加会议，至使今天会议不能进行，这样作法是错误的。
为了制止武斗，我们现在组织、派出了调查组，有宣传队马继荣、王永钢、李乃坚，北京卫戍区军训总指挥部梅谦，市公安局军管会吴保果，校文革王海忱、唐春景等人组成制止武斗调查组，马继荣同志为组长，王海忱、吴保果等同志为副组长。
希望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大群众组织提供方便条件以利制止武斗和武斗的调查工作。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谢富治温玉成李钟奇在北京大学制止武斗的讲话
谢副总理：“党中央、中央文革刚刚召集了十万人的大会后，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你们不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以及在北大的代理人陆平等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斗争聂元梓同志，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这是违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现在，我和温玉成同志代表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研究的文件：
（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革命群众、革命小将。
（二）井冈山等组织应立即自己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同志、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
（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应立即撤出，回去作自我批评。
我要补充一句，这一句不在我的记录里：‘如果不听，还要这样做，那我们就让他们做去，看他们走到哪里去！’”
（四）在校军事人员和支左部队要挺身而出，制止武斗，保护小将，保护群众，保卫国家财产。要求全校各派交出一切凶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全校一切革命群众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原则下联合起来，实现革命大联合，共同对敌。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清华大学百日武斗的第一天，
４１４占领了旧电机馆，
汽车楼是５月１４日晚上７时左右占领的，同时占领的还有焊接馆。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四派占领了清华西主楼。团派占领了９００３大楼，旨在控制四派通往东门的道路。
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日。３时，团派手持长矛、大刀等武器的２００多人队伍轮番进攻，东区浴室内的四派守军拼命抵抗。
４时３０分许，主楼区的四派１００多人前去增援，与团派阻击队伍在东大操场西边路上相遇。
５时后，四派第一次出动土坦克，掩护６０余人冲锋增援。
９时许，团派队伍从北、西两边攀梯进攻，把浴室守军逼至浴室二楼屋顶，双方展开拼杀。
在团派攻打东区浴室之际，四派总部采取“围魏救赵”之计，纠集大批人员，攻打团派占据的第一教室楼。……团派守军拼命抵抗，打退四派的多次进攻。
１３时许，团派燃起的大火以及经过喊话劝降，最终使浴室守军打着白旗下楼
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日，团派发动进攻不久就占领了东区浴室的一楼，但是，他们无法攻上二楼。因为４１４在二楼楼梯焊了一道坚固的铁门，决心固守二楼（东区浴室只有两层）。要占领整个东区浴室必须首先占领屋顶，因此团派很早就架设云梯，向屋顶发动了进攻，企图占领屋顶。
四派守军大部在二楼休息待命，只派几人通宵在浴室屋顶戒备，发现团派进攻，主力自然到屋顶迎敌。
团派对东区浴室发动进攻以后，四派采取“围魏救赵”之计，派出一支队伍包围第一教室楼，实施佯攻。四一四除了投掷砖头、瓦片、燃烧瓶之外，并没有攻入“一教”的行动。
“围魏救赵”不成之后，四派就组织队伍前往东区浴室增援。四派担心在主楼通往东区浴室的路上遭到团派伏击，因而绕了一个大弯子，把队伍集中到学校东北角的高压实验室，在那里建立了基地，然后才开始行动。这个时候大概是８时左右。
出动土坦克时间最早也在１０时以后。
一名４１４战士被团派长矛刺中，出现气胸，有生命危险，东区浴室指挥官与团派代表谈判，团派同意派车将４１４伤员送医院救治，４１４守军才放弃东区浴室。
六、“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晚，奉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北京市革委会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会议，决定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市革委会负责人和北京603个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决定7月27日上午组成以工人和八三四一部队军管人员为主的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由601个工厂的三万多工人组成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奉命开进清华大学，任务是制止武斗，拆除工事，宣传中央“7.三”布告等文件精神。
宣传队的各级负责人主要由各工厂的军代表担任，总负责人是迟群和谢静宜等人。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多，手无寸铁、只带着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的工宣队的大队人马到达了清华大学的南门、西门和东门，把清华园围得水泄不通。工宣队指挥部要求必须在十一时开进清华园。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声势浩大的行动，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和以沈如槐为首的“四派”头头们事前皆毫无所知，尽管他们之前皆多次要求上面出面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但面对突如其来的行动，双方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更不知道后面的背景，但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么多工人包围了清华园肯定是有来头的，肯定是来制止武斗、夺权甚至占领清华大学的，说不定要抓走多少人。一种本能的对立和反抗情绪立即武装了清华大学高智商们的头脑，特别是蒯大富等“团派”的头头们。于是，“团派”作战部长立即带领自己的人马和武器堵住了西门，阻拦工宣队进校。后来由于先攻进了南门的工宣队员冲了过来，强行打开了西门，工宣队大队人马才于中午全部开进了清华园。
这时，力量较弱在武斗中吃过亏的“四派”头头们头脑立即清醒了过来。“蒯大富和团派的末日到了，自己的好运来了。”于是，“4.14”的头头们下令，热烈欢迎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９时左右，工宣队刚刚抵达西主楼的过街楼，４１４人员迅速搬开路障，引导工宣队进入主楼及其他据点，并在西主楼与工宣队进行谈判；
在工宣队进入主楼的同时，４１４的武斗人员交出武器，
当时布置藏匿了部分武器，但在下午２、３点左右被围困在科学馆的４１４人员获救之后，就全部上缴了；
四派和工宣队的领导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的谈判，双方就签署了关于停止武斗、上缴武器、拆除工事、撤离据点的协议，并于１０点半左右公开广播，工宣
队对此深感满意；
工宣队进入４１４的所有据点，受到４１４方面的热烈欢迎和积极配合，拆除工事和收缴武器的工作进展顺利；
在工宣队和团派冲突期间，４１４组织人员给工宣队送饭送水，协助工宣队救治被团派打伤的伤员。
工宣队进校后，立即分成八个团按计划分片包干，很快完成了对两派据点的“分割”和“包围”，并发起了宣传攻势，要求两派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及铁丝网、电网等。工宣队以50比一的人数优势包围、扣留武斗人员，命令他们“缴械投降”。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十一点30分，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派人通知蒯大富（蒯当时不在学校让人转告），说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开进清华大学，要蒯大富的“团派”欢迎和支持等等。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午十二时，从北京站接人回来的蒯大富才得知学校发生的情况。头脑发昏的“蒯司令”简单地把数万工人围困、进驻清华园看成了工人的派性行为和北京市或中央文革某些人（如谢富治或康生、张春桥等人）的黑手操纵的镇压学生运动事件。于是，蒯大富登上了“团派”总部所在的“静斋”的屋顶，大声指责围困在楼下的工人们镇压学生，支一派打一派，质问工人“为什么不去围困“四派”占据的主楼？“并呼吁工人们退出清华园，不要上某些“黑手”的当。接着召开了“团派”头头会议，大家一致认为，“井冈山兵团”的生死关头到来了；决定紧急上告市委和中央；命令各据点坚守阵地，拼命抵抗工宣队的“围攻”，誓死保卫“井冈山”，必要时可使用武器。
在清华园内，中午时分已经全部进入清华园的工宣队立即组织队伍进驻已被“团派”占领的科学馆，把馆内人员全部带了出来。工宣队的人马接着进驻礼堂，这时，团派的人引爆了电发地雷，但没有伤人。经过谈判，工宣队被允许进入，查获了“团派”的一些武器、雷管、炸药、长矛和自制枪支等武斗工具。工宣队在接管电厂时，“团派”头头下令开启了电网电闸，阻止工宣队进入电厂。
下午一时多，“团派”作战部长带领队伍用石块、长矛进攻位于“静斋”后门的工宣队，致使许多工人掉进了荷花池（即当年朱自清著名散文《荷塘月色》中的菏塘），并扣押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的汽车司机。下午三时多，40多名工宣队的工人和军代表先后当了“俘虏”，被“团派”的人关进了“静斋”，遭到了审讯和殴打。随后，这支“团派”的敢死队在清华园的许多地方用长矛和手雷弹等武器进攻和袭击工宣队，致使一百多名工人受伤，仅作战部长一人就用长矛刺伤了7名工宣队员。
当天下午，“团派”的另一支60多人的敢死队在“静斋”、大礼堂等地用手雷弹、长矛、石块、弹弓等驱赶和袭击工宣队，造成130多人受伤，一名军代表被炸伤，一名老工人被刺成重伤。下午两时左右，被工宣队围困在十、十一、十二号楼内的“团派”人员拼死突围，向工宣队冲击，许多工人被刺伤、炸伤、砸伤，一些工人跳楼摔伤。这期间，第二机床厂副科长王松林、五四一厂工人张旭涛、北京市供电局工人潘志洪三人先后被手雷弹炸死。另外，住在十三号楼的数十名外地造反派和上访人员在“团派”的鼓动支持下，用“团派”提供的武器参与了追赶、攻击工宣队员的活动，并使一些工人受伤。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两点，蒯大富赶到市委告状，质问市委负责人吴德：“谁把几万工人派到清华，把我们打得一塌糊涂？我们不是好惹的，我们要决一死战，一定要揪出黑手！”而吴德始终不说是伟大领袖的命令。
晚饭后，谢富治、吴德、工宣队负责人同蒯大富见面。谢富治命令蒯大富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并与工宣队负责人立即回清华落实命令。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自午后至深夜，在工宣队占领和“团派”反占领的过程中，“团派”各武斗据点的人员各自为战，向工宣队发起多次冲击。他们贴出大标语“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生做毛主席的红卫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
在双方的争斗中，又有一些工宣队员负了伤，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韩现忠被长矛刺死，北京橡胶四厂工人李文元被开枪打死。“井冈山兵团”的骨干精英和亡命之徒们拒不向工宣队投降，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晚八时多，与工宣队代表一起返回清华园的蒯大富被带到了清华园中学，第一次见到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总指挥官迟群等人。经过谈判，达成四条协议：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地点。双方签字画押后立即执行。
一直到7月30日中午才在解放军部队的“保护”下撤出最后一个据点。
蒯大富按工宣队的要求命令部下们停止武斗、执行协议之后，已近深夜。
27日晚8、9时，蒯还在北京市革委会与率领工宣队的8341部队军人代表之一迟群“谈判”，讨价还价。迟群要蒯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交出凶手，蒯对前两者表示认可，但坚持不能交出任何人。
到晚上11时多，蒯一人独自回清华，召集尚在抵抗的团派十几位武斗指挥中坚开会，蒯声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决意团派撤出被围困一整天的清华园。做完这些人的说服工作，已是28日凌晨2时多，蒯率团派人员从工宣队未有把守的北门跑了出来，大部分到了北航。
蒯决定向中央反映团派的处境，本来，团派总部工作人员有中央诸要人的绝密电话号码，但蒯此时已与掌握号码的人失去联系，只好跑到体院造反派处要了一台车，开到西单电报大楼向毛泽东等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诸人发了一通电报，声称十万工人血洗清华园（直到此刻，团派也未弄清围攻清华到底有多少人），形势万分危急，特向中央紧急呼救云云。
七、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深夜，毛泽东突然决定召见“五大学生领袖”。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韩爱晶接到中央领导人召见的通知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二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来的电话。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说：“可以派别人代替我去吗？”
刘丰说：“中央首长要你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我起床，准备纸和笔又打电话给汽车班，请司机到红旗院门口，即驱车赶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奇怪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次等待中央首长接见与哪次都不同，似乎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不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见中央首长，而是在进门的过道口坐下来等。
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次数已记不清，早就习以为常。如果是重大活动有正式入场券，一般从东侧正门进大会堂，有时还在主席台就坐。至于平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接见，我们一般从南门进，汪东兴同志经常站在门外接我们，说一声∶“来了？” 握握手我们进去。在会议厅，比如安徽厅，或福建厅，或江苏厅坐下，等中央首长。如果学生、工人、农民代表来得多，那么我们先在小客厅里等。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总是先跟我们北京主要的学生头头，工人头头小范围谈谈，听听我们反映的情况，见面10分20分钟左右，然后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再到会议厅。那时在安徽厅接见次数最多。周总理，中央领导在台上，我们就坐在下面，有几十、几百的学生、工人、外地来京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坐在一起，往往每次接见要持续一两个小时，这种会议是文化革命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与群众对话的最常用形式，所以这种会议的记录稿，在文化革命中也是流传很多，影响很大的。
可是这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只允许进到过道门里等着。
聂元梓、我、谭厚兰、王大宾先后来了，坐下来等着，很自然我们议论起今天清华发生的事情。王大宾严肃地说清华学生开枪，打死工人，聂元梓说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她白天已打电报给中央反映这一情况。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谢富治副总理出来问：“都来了吗？” 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不等了，进去吧。”
我们跟在谢富总理后面向里走，因为我年龄最小，脚步快，走在前面，挨在谢富治身边。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看我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
我们也站住了，我说：“没有。”
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卷起来的裤子抹下来。因为天热，我白天把裤腿卷到膝盖上。谢富治又站起身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
他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跨度太大。我觉得好像一下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
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我还是走在前面。
走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在门口迎我们。我们三步并着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们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我们又依次跟其他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毛主席还跟黄作珍同志握手说：“你叫黄作珍？我不认识，你没被打死！”
然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我们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这是毛主席会见客人，召集中央领导人议事的一个厅室，一个一个沙发围成大半个圆形，沙发旁边有茶几，茶几脚旁有白色搪瓷痰盂。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刚才已经在这里碰头议论了一个时候，也正是我们在外面走廊口等待的时候。
陪同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有：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毛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林彪夫人叶群、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副主任吴德。在我们坐定以后，大会堂女服务员给大家分别倒了茶水。
蒯大富是主角，清华找不到蒯大富，这可急坏了北京市和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深更半夜，北京市革委会下令全市各单位高音喇叭反复广播：
蒯大富同志，请你立即到人民大会堂，中央首长找你开会”。
北航广播站也接到了通知，全院立即响起了寻找蒯大富的广播声。
戴维堤当时正在大字报区看大字报，听到广播后，立即跑回保卫部所在的“红旗院”，叫醒了蒯大富。
蒯揉着双眼，问：“什么事，什么事？”
快去人大会堂，中央首长找你开会，找了你半天了，全市都在广播找你，快快快！”我急忙告诉他。蒯不情愿地下了床，嘴里直打哈欠。
马上叫了一辆车，送蒯大富去了人民大会堂。
蒯大富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晚了两个多小时。他一进接见大厅，才知道是毛主席亲自召见，满肚子的委屈涌上心头，对着伟大领袖便嚎啕大哭起来。毛泽东站起身来，同他握手。他握着“伟大领袖的巨手”哭得死去活来，一边哭，一边叫嚷着要抓“黑手”。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
关于制止北京市大学中的武斗问题
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说大学武斗怎么解决？你们去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
我们叫工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毫无办法。工人是徒手，你们拒绝，打死打伤工人。正像北大一样，我们倾向聂元梓一样，偏向你们五大领袖，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他们敢？你们很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井冈山他们这个作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了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
让他们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嘛，是中央派去的嘛。不是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嘛？工人阶级专政，专你们学校里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知名人士，你们要专学校坏人的政，不能专工人的政，包括蒯司令在内。
蒯大富，你们的行动是不是对抗中央？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革委会开会不算数，只好伸出「黑手」，调动工人制止武斗。武斗这么多天，工人敲锣打鼓来，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大多数学生，脱离你们自己人。说你坏话的不少，清华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北大抓黑手，这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得多数学生的赞成。大专院校五十几个，打得凶的，也就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一个住南方，一个住北方，都叫新北大，打个括弧（井冈山）、（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布）。要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你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斗批改，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不高兴，你们学校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会说怪话。
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学生。他们也没有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几十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么点黑帮。就是关键在于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到武斗上去了。现在不搞斗、批、改，就搞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嘛，斗批走，斗批散。现在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多起来了。聂元梓的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有时三百人，有时候一百五十人，哪像林彪、黄永胜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是三万多。
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一是军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是斗批走，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一直打了几个月？第四再大打，打它一万人。工人撤出来，把枪还给你们大打，像四川一样。
我才不怕打哩，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再不听的，个别的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反革命嘛！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对武斗要作全面分析，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关于北京市大学中的两派斗争问题
你们今天来了两个地派两个天派。地派支持清华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天派的保护蒯司令、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总而言之，你们五大将我们是清楚的，就是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它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五个。你们作了很多工作。不管你们工作有多少缺点错误，都要护着你们，你们工作也确实有很多困难。文化革命我没有经历过，你们也没有经历过。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打，影响工人、军队，也影响内部统一。所以为什么这么多逍遥派，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们有偏向。（北大）井冈山、四·一四（师大）兵团就会对我们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
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写篇文章你抓他干什么？把他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说没有自由了嘛。现在四·一四高兴，认为井冈山要垮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很被动。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他们抬尸游行，他们搞砸电缆。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井冈山二人，四·一四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还是要联合，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两个。四·一四右的。
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一点，你北大井冈山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大水冲了龙王庙，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办法，按着辩证法，不要住在一个城里，就一分为二，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一个南，一个北，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清理自己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老佛爷老窠一捅，捅得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人家说了，不是有个凶手要戳你吗？知道了凶手是谁也不一定要抓，算了，明明知道是他也不要说了。
「杀牛、宰猴、火炖羊肉」。牛宰了干什么，可以耕田嘛！你们例举的无非是攻击江青、林彪，我可以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讲嘛，又没有到外面贴大字报。
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也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一个女皇。今天到会四个，有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不能走。你要给他们粮吃，出入无阻，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团是省无联式的大杂烩，还要搞反夺权。别的学校也参与了，你（指韩），蒯大富都有份。
斗批走也是个办法，谭厚兰不是想走吗？走光，扫地出门。
现在还在搞串连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
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连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连。砸三旧派在串连，反砸三旧派也在串连。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连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连。你不让好人串连，坏人在串连。
听说天派是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才弄出几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公安部只留下几十人，其余办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一定要打倒，匆匆忙忙的抓。人大三红总部不讲话，用个小战斗队的名义出大字报打倒谢富治，一去追究责任呢，就说「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他提出打倒赵桂林。赵桂林，我不认识。你们那点材料我看了，赵桂林怎么反革命呢？聂元梓，侯汉卿你们还没有提反革命吧？你那井冈山大多数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上山，有自由。我们不勉强，不要污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
北外六·一六领袖刘公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不应该抓，抓多了。是我点了头。放了就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两个月，他们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耍流氓，无非是弄几个钱，玩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
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全国可以搞几千个几万个多中心。都是中心就没有中心。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
关于大学的教育革命问题
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生呢？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这专业课，先生都不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还学什么？
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去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到什么了。
我并没有说文科不要办，但要改变方法。学文学的要写点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的革命斗争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学为好。
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去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
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读完了大学，其他人都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当兵半年就够了。当那么长干什么？当半年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校就是工厂、农村。
师范大学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但大学没有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鸡飞狗跳的。
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哩！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
关于今后出现了割剧混战的局面怎么办问题
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打二十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什么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够。
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我们有几种死法，一是炸弹炸死，二是病死，被细菌钻死，三是被火车、飞机砸死，四是我又爱游泳，被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是寿终正寝，还是细菌么！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前进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蒯大富的检讨
八、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谢富治对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同学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谢富治对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的讲话
现在有几件事，当着两方面说一说：
第一条：清华井冈山和414在言论上，行动上要支持宣传队，不得有任何障碍，妨害宣传毛泽东思想（包括广播台使用）。
第二条：清华两派立即停止互相攻击，要把矛头对准刘邓陶、蒋南翔，这一条要立即执行。
第三条：全面落实7月30日的“六条协议”，（念六条）很好嘛！
第四条：清华两派要主动接触，为革命大联合创造条件。两派首先无条件放回所有被抓的人，除4个外全放，今后不准任何人借口抓人，不管414的也好，什么人也不能抓，你还抓宣传队，抓就抓我好了。
第五条：清华两派确定联络地点，确定联络人员。这一条很好，是好事情嘛！
第六条：在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积极筹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
第七条：是我加的两派都如此，接受宣传队的帮助和指导！你不要看不起人家老粗，工人、解放军。你们是大学生，毛主席就支持老粗。毛主席讲大学生要渗点沙子。我不懂，毛主席给我讲的：你大学生是一堆粘土，要加点沙子，渗点老粗，改善你那个团粒结构，就是要渗工人和解放军，我谢富治也是老粗，你又说我那七条，你压工人，你压我就反对。他们发誓不敢赶！你宣传队要体会他的困难，要帮他的正忙。
什么七条、六条，就是一条，支持、欢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是有人反对宣传队就是犯法！
一九六八年八月八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谈高等学校问题，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纪念毛主席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因此，红卫兵和一切知识青年都必须拜工人阶级为师，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认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即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当前，学生同志们应当热烈欢迎由工农兵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努力同工农兵打成一片。
本报七月二十二日编者按中说：“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说错了吗？完全不错。这里说的是“轻视工农”又有架子的那一小部分大学生，而不是指那些重视工农、愿意向工农学习的大多数大学生。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该彻底改正吗？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国家不需要轻视工农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反无产阶级的思想都应受到批判。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又谈到高等学校的问题。他说：
“要依靠教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一搞武斗就说对方是国民党，这个我也是罪魁祸首，说是国民党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但是说人家是国民党要查明有据。所谓国民党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九月或十月要开个会”，“叫做工作会议或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
他回答“要准备什么?”的 的时说：“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是整党；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我看是在九月至十月中旬差不多了。”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以后），毛泽东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语和加写的一段话
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
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以后），毛泽东关于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驻军队院校的批语
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份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而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获得显著的成效，在全国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毛主席这个指示，指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锐利的武器。广大青年学生，要热烈欢迎工人阶级占领学校阵地，参加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工人只要管工厂就够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不需要校外的工人参加。”《十六条》说的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难道工人不算“群众”？难道工人阶级不算“自己”？
“工人不懂教育。”某些所谓“高级知识分子”这样说。还是收起你那一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架子吧！
“工人不了解学校情况，不了解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同志，不要着急，工人是会了解的。
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到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团结、帮助那里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联合大多数群众，包括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促进那里的斗、批、改。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当前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本身会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不但管理学校而已。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
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
一九七0年六月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姚文元报送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和《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1970.06.05
两件均阅，很好。待你回来后，将清华经验与上海纪要，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看过，并经讨论修改后，即可发表。此外，文科教改怎么办，上海是否可以找一些人开一次座谈会，请你于春桥同志酌定。
毛泽东六月五日
贰、本节简论
一、一九六七年四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按照中央的部署，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军训，恢复上课，搞好教育革命。
可是经过一年以后，只有少数学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教育革命也没有开展起来。一部分学生外出搞串连，一部分学生在校搞武斗，还有一部分学生在家当逍遥派。
二、在中等学校，存在着“四·三”派与“四·四”派的斗争，争论谁是最老的、最革命的造反派。
在大专院校，存在着“天派”与“地派”的斗争，争论是批谢富治还是保谢富治。
三、进入一九六八年五月，北京大学的“新公社”派与“井冈山”派的斗争愈演愈烈，发展到公开武斗，并有外校人员卷入，聂元梓被人刺伤。
四、进入一九六八年五月，清华大学的“团派”与“四一四”派的斗争更是如火如荼，发展到使用热武器的阵地攻防战。从五月份一直打到七月底，号称“百日武斗”。
五、２００４年４月，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书在香港出版。沈如槐倒是很老实地承认，自己作为“４１４”的一把手，派人参与过“揪刘火线”，到过中南海，反过刘少奇、王光美；派人参与过“火烧英代办处”；派人参与过“揪军内一小撮”；在学校武斗中，下令部下制造武器——从手雷弹到装甲车；还派人炸毁了高压电线杆，导致清华园和中关村大面积停电；还组织人马抬着尸体在天安门广场游行……
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中，沈如槐将４１４的主要观点作了一个概括，这就是：
１、文革前十七年“红线主导论”、“阶级关系不变论”；
２、文化革命“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论”、“收尾论”、“转舵论”、“两小撮论”；
３、针对干部的“平黑论”；
４、针对群众的“平保论”；
５、针对造反派的“一分为二论”；
６、红卫兵小将应该做到“五个正确对待”论、应该主动为革命干部“让贤”论；
７、大胆解放和使用干部，让领导干部成为三结合政权的核心和骨干；
８、反对冲击军队；
９、反对极“左”思潮；
１０、“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论。
沈如槐认为：在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清华４１４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做了如下六件大事：
(1)与蒯大富决裂：坚持不懈地批判蒯大富的错误，与他的井冈山兵团总部彻底决裂，建立了一个政治纲领明确、组织机构严密的群众组织，打破了蒯大富的一统天下，冒着可能招致灭顶之灾的巨大风险，阻止蒯大富单方面成立革委会，使其红卫兵专政始终没有披上合法政权的外衣，从而减轻了极“左”派的危害；
(2)大力解放干部：解放干部促进三结合，这是４１４的政治纲领。４１４为领导干部取代红卫兵成为三结合政权的核心和骨干而大造舆论，在清华为保护和解放干部做了大量工作，把谭浩强（团委副书记）、罗征启（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吕应中（党委常委）、刘冰（党委副书记）四位干部作为典型对象，发动了一次又一次解放干部的运动；但是也错误地批斗了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和教师；
(3)坚持反对极“左”：反对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这是４１４的理论旗帜。４１４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排斥一切”，反对打倒一切干部，反对冲击军队；但也犯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和个别人在个别地区“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
(4)创立四派思潮：与团派就如何评价解放后十七年的中国和清华的党和政权的性质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性质、任务、路线、方针等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刻而又广泛的论战，形成了著名的“四一四思潮”并在清华坚持实践“四一四思潮”；
(5)反对中央文革：坚决而又讲究策略地反对和抵制中央文革处理清华问题的基本方针，与谢富治、陈伯达、戚本禹等中央文革的大人物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6)开展武装自卫：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与团派极端分子进行了“百日大武斗”，阻止了蒯大富消灭反对派的图谋，最终与团派同归于尽，并导致红卫兵运动的终结；在武斗中犯了炸高压电线杆的错误。
“四·一四”思潮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它与中央的路线并不一致，这从它反对中央文革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同时从十月政变后它享受到的政治待遇，也可以看出。
六、一九六八年五月以后，北京市大专院校的派斗、武斗，对北京市乃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影影。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下决心解决北京市大专院校的武斗、派性斗争问题。解决的办法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派工人、解放军战士进驻学校；一条是把已经毕业的学生安排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
这样一来，问题迅速解决了。
有人说：红卫兵运动由此终结了。这个话有些言过其实。红卫兵运动的任务转变了，它的活动形式也必须随着转变，不能老是到社会上去冲冲杀杀。其实，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各种群众组织包括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任务就已经转变为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只是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包括红卫兵组织的头头，思想跟不上形势，仍然停留在前一阶段。
七、毛泽东接见后五大领袖的遭遇
聂元梓
1969年11月，下放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第二年夏天回京治病。
1971年初，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
1973年，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
1975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
1978年4月19日，被捕入狱。
聂元梓以后在自己的申述中，反复强调她是反对中央文革的，但是，由于她是文革中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因而就不可能得到反文革领导人的赦免。
谭厚兰
1968年10月，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
1970年6月，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交代问题，从此失去了自由。
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
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
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
1982年11月，去世。
王大宾
1968年10月，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
1971年，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
1978年，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
1983年，获释出狱返回成都。
1985年秋，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每月工资69元。
1973年，王大宾在接受审查期间患了严重的胃病。
韩爱晶
1979年，被捕入狱。
1983年6月，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蒯大富
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电解工。
1970年11月初，被押回清华受审。
19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
1978年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
1983年3月，判处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
五大领袖的遭遇极具代表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将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
2008年8月16日初稿
2011年11 月22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