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沈阳军区支左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
一九六七年一、二月，沈阳军区几次出动部队，压制了东北局和省委机关、橡胶四厂、有色金属加工厂、一一一厂、四一○厂的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抓了八一红卫军、钢铁造反军、红色工人中一些负责人和有色金属加工厂的两个领导干部，并宣布八一红卫军是反动组织。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戚本禹对沈阳音乐学院两派红卫兵代表的谈话
对劫夫同志我不太了解，但是我想保他一下，这不是我个人意见，我请示了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倾向这个意见。
从这几年来看，劫夫同志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是执行主席文艺方针的。他还写过一篇文章，谈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会，体会很真实。
《我们走在大路上》是六二年末、六三年初。
《女民兵》是三八节出来的。
劫夫不是给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主要看音乐实践，你们可以整个研究一下。他的曲子是豪放的、健康的、革命的、乐观的、鼓舞人们斗志的。
劫夫同志，不要强调这些，要严格要求自己，老干部，许多地方不如小将，要向小将们学习。本应该你率领小将前进，不但没这样，反而落在小将的后面，你的错误要检查。就压制群众这一条就该深刻检查。
批评他不要戴高帽，不要“喷气式”，还要给他创作的机会。回沈阳要保证他的安全，不要拘留，不要抄家，要让他自由。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陈毅接见辽宁朝鲜归侨代表时的讲话摘要
一九六七年二月，２１·１联合调查组：《一起严重的政治迫害事件——揭露李青等一小撮人的丑恶嘴脸》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成立，沈阳军区派一名负责人参加了“辽联”常务。
中共中央东北局、沈阳军区支持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搞大联合，是符合大方向的.
但是，在当时辽大八三一红色造反团、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农学院革命造反团等三个主要大学的革命群众组织还没有参加。
原省委内部的阶级阵线还不够分明，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没有站出来。
这时把“辽联”作为筹备辽宁省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条件是不成熟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间，辽宁军区对东北局机关派出部队；并抓了东北局机关“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的三个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毛泽东在沈阳军区组织机关干部到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情况简报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可印发军级会议各同志。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沈阳军区派遣大批人员进厂做宣传和做调查的办法是很好的。二十七军在无锡、五十四军在重庆、二十三军在伊春、苇河等处也有好的经验。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一九六七年三月份，辽大八·三一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在整风时，沈阳军区公开地讲了他们的六条错误，对他们有些问题看过了头。
一九六七年三月份，沈阳军区对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思想战斗团总部的某些错误看得过重，向他们提出了“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解决”的要求。
这个期间，沈阳军区还抓了一些人，并同意和支持群众扭送了他们的一些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四月份，革命群众组织“辽革站”进一步揭东北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
沈阳军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沈阳军区对“八·三一”和“辽联”两个群众组织，在思想感情上疏远，对他们的革命行动支持不够，他们的正确意见也听不进去，使他们感到有很大的压力。
一九六七年四月间，东工红旗、革命造反团和辽大红卫兵等革命组织到东北局机关，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马明芳。
宋任穷听信马明芳、顾卓新、喻屏等人的意见，不同沈阳军区站在一起，东北局书记处作出一个《三点意见》。把那些到东北局机关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马明芳的革命群众，宣布为保守组织，并命令他们退出东北局机关。
使东北局和沈阳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分歧公开化，使一部份革命群众组织和军队的关系更加对立，给军队支左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李富春接见鞍钢赴京代表时说：“王鹤寿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六月，中央明确指出，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三点意见》“经过两个月的实践证明，效果是很不好的，以赞成或反对《三点意见》作为划分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标准，更是错误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二、中央召集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委、沈阳市委、沈阳三个群众组织代表到北京办学习班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对鞍钢两派赴京代表的讲话
我们就不相信鞍钢工人不愿意生产，毁了一个焦炉，要一两年恢复。我就不相信鞍钢工人不先进。我就不相信鞍钢十几万工人不愿生产，一天只炼×××吨铁，但代表在这里开会几个月，而对生产搞得这个样子不痛心，看看这么大一个企业搞成这个样子不痛心。鞍钢都停产，我们是不怕的。问题是你们这样搞完全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完全是违反文化大革命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你们派别的利益，小集团的利益超过了国家的利益吗？个人争面子，不为国家，不为劳动人民的利益。……
你们在原则的基础上为什么不能联合？双方见面完全像个敌人。一年来，你们更往敌我矛盾发展了，这怎么解释？见面就动刀，开了枪，就烧房子，这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是劳动人民建设起来的。现在是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你们学习，但先要学习林彪同志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中央文件很多，你们学了，没有用。没有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希望你们鞍钢生产这面红旗不要倒下去，当然也倒不了，倒了也有人扶起来。焦炉停了，还会有人恢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奇怪的是为什么生产停了，没有人说话，不痛心，听不见工人的声音。
彼此都是阶级兄弟，有的思想激进一些，有的保守一些，但是都是阶级兄弟，为什么不抓住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联系鞍山的王、赵、罗、钟来批判？把相互之间的小不和要放在次要地位！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李富春接见鞍山鞍钢两派代表讲话
必须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对谁都是一个考验，看谁没有诚意。我们相信群众大多数，相信解放军，这是首先要讲的。如果不把制止武斗恢复生产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总理不接见你们。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凌晨，谢富治付总理亲临北京钢铁学院，
谢付总理说：“还有个王鹤寿也不好斗！”，“你们可以联合起来斗嘛！”，“毛主席说要搞好钢铁，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凌晨，周总理接见湖南代表时，在谈到鞍钢支左问题时说：“王鹤寿不仅是反动路线问题，而且是反党分子，蒙蔽了大量群众，很多人中毒很深。”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陈伯达接见赴东北代表团学生代表，谈到鞍山问题时说：“王鹤寿是老大叛徒，大坏蛋！”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 李富春说：“王鹤寿是高饶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谢富治说：“王鹤寿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思想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辽宁无产阶级革命产派联络站，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关于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处理鞍山问题的决定
一、鞍山市、鞍山钢铁公司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激烈，非常尖锐。王鹤寿、赵敏、罗定枫、钟剑平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以来，把鞍山、鞍钢当做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发生严重武斗，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大搞白色恐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生产，对鞍山市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王鹤寿尤甚，他是鞍山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查明他是个自首变节分子，还是个高饶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他是镇压鞍山市和鞍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革命派的罪魁祸首。中央决定撤销王鹤寿、赵敏、罗定枫、钟剑平四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王鹤寿实行隔离反省。
二、鞍山市、鞍钢广大革命群众，革命职工，要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鞍山市委、鞍钢党委内以王、赵、罗、钟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对他们进行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肃清其流毒。同时，要努力搞好本单位、本企业的斗、批、改，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
三、“鞍钢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总部”等革命组织，是在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搏斗中杀出来的，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应该给予支持。“钢都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等群众组织中的广大群众是好的，他们应当把斗争矛头指向王、赵、罗、钟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要认清王鹤寿、钟剑平等人的反动本质，与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坚决地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革命派与受蒙蔽的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四大”的方法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绝不能用压服和武斗的方法解决。鞍山广大职工群众和大多数干部是要革命的，是热爱毛主席和听毛主席话的，完全可以在斗争的大方向下和大批判中，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只要这样做，都是好的。各革命组织和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纯洁队伍，克服缺点，改正错误，破私立公，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四、鞍山市和鞍钢的革命职工、革命干部，要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要努力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把革命摆在首位，以革命统帅生产，带动生产。广大革命职工要保卫生产，坚守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保证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发挥运输能力，加强设备维修，财贸部门要努力做好各项供应工作。要节约闹革命，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人力、物力、财力。
五、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公安六条”、“六·六”通令和双方签定的“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坚决制止武斗，严禁打、砸、抢、抓、抄，对现行反革命、杀人凶手、夺枪、破坏生产的坏分子，以及幕后策划者的操纵者，由卫戍司令部依法惩处。加强各种武器管理，民兵武器和其它一切武器，一律交卫戍司令部清点、封存、看管。一切杀人凶器应立即上缴卫戍司令部消毁，今后不得制造、使用。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兴风作浪，混水摸鱼，不许地、富、反、坏、右乱说乱动，否则，严加惩处。坚决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不法分子，保证社会治安。
六、中央决定成立以三十九军军长张峰、政治委员陈绍昆同志为首的鞍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鞍山市、鞍山钢铁公司实行全面军事管制。在军管会下设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分别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财贸工作。军管会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认真执行“十六条”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鞍山市委、鞍钢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好斗、批、改。要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对各革命群众组织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七、要拥军爱民。鞍山驻军支左工作虽然有某些缺点和错误，但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声讨驻军领导干部是错误的。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坚定地相信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要热爱解放军，拥护解放军，向解放军学习，自觉地支持军管会和军管人员的工作，维护军管会的领导，千万不要听信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坏人的造谣中伤，挑拨离间。解放军要热爱人民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心向群众学习，遇事同群众商量，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有了缺点和错误，立即改正。
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军民团结起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把鞍山市和鞍钢建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而奋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沈阳市三大派群众组织达成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情况汇报的批示
1967.08.21；中发 ［67］ 265号
沈阳军区、辽宁军区：
八月十七日电悉：
中央认为，你们对沈阳市三大群众组织就制止武斗，恢复生产问题，进行说服教育，达成协议，做得很好。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耐心地向三大群众组织做政治思想工作，保证《关于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的执行。长春情况和沈阳类似。沈阳军区可将你们的来电和《协议书》发给长春驻军和吉林省军区，请他们参照沈阳的做法，进行工作。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周恩来康生接见辽宁各地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你们铁道学院把抢过来的枪支弹药、炮等通通封存起来，由警备司令部派人去收行不行？（工总司：可以。接着讲价钱。）讲价钱是不行的，我熟悉你们学院，不要以为中央没办法，非你们学生搞革命？你们再武打，我就解散你们学校，你们对抗的话，我们中央就采取专政措施！（双方吵架）你们为什么这样吵，你们各保一个，后面都有牛鬼蛇神。有两个办法，你们不执行，就用专政的办法缴上来；再不行，解散你们的学校。你们不要以为铁道部没有铁道学院不行，你们背后都有牛鬼蛇神。
人民内部矛盾不要那么敌对，文斗也不要那么紧张嘛！旅大的问题很大，武斗都到码头上去了，损失国家的声誉。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才能联合起来。
要号召辽（宁）大（学）“八三一”、东（北）工（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等等都回来大批判，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八条、十条命令是拥军爱民，江青同志在四月二十日的讲话要好好学习：“抓革命，促生产”，要把十六条、工业十条学习，加强纪律性，要把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学学，把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学一学，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掌握大方向的旗帜，党性要战胜派性，整体利益要高于小团体利益，知识分子结合工农，不要学生指手划脚。去年初期学生是先锋，经过一年了，现在要实现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报纸每天都有这方面的消息，你们要好好学习，把沈阳做为中心来解决，辽宁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份以来，沈阳市凶杀、抢劫、袭击事件累累发生，各派互相猜疑、互相戒备，武斗有所回升。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鞍山市军管会两个报告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十三军、四十军来电的批复
十三军十二月二日来电反映，个旧市“新红河大联合司令部”在彻底砸烂专政机构的错误口号下，派人驻守专政机关，并从监外给犯人送条子，酝酿夺监狱的权。中央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行为，必须立即坚决制止。
四十军十二月二日来电反映，锦州南山监狱红色造反团指使劳改犯人为其制造手榴弹，作为武斗工具。中央认为，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绝对不能容许。
中央除指使昆明军区、沈阳军区，对上述行为查明情况严肃处理外，希望各地对监狱和劳改单位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中央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不准以任何借口冲击监狱和劳改单位，不准和在押犯人、劳改犯人联系；
（二）监狱和劳改单位目前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
（三）在押犯人和劳改犯人，只能规规矩矩地服从监管、改造，不许乱说乱动，违者，严厉制裁。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宋任穷同志的书面检讨
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同志们检讨前一段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我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小将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很不理解，对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很好领会，对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中“修养”的毒较深，所以在十一中全会前，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采取国民党“训政”的办法，急急忙忙派工作队，传播刘、邓的“黑三条”、“黑八条”，发表文章，划框子，定调子打击刚刚起来的革命造反派，保护一小撮，忠实地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一中全会后，又由于我对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对自己接受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挖的不深，没有很好触及灵魂，以致在贯彻执行《十六条》的过程中，在对待“炮打司令部”、支持革命派这两个关键问题上，不是“敢”字当头，仍表现为“怕”字当头。怕群众分裂成两派，怕公开坚决支持革命派，受到围攻，怕省委瘫痪，怕东北局瘫痪，无人负责。一句话，就是怕群众，怕革命，怕革自己的命。由于我执行了错误路线，使一些单位的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这是极端严重的政治错误。我再一次地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我才逐步端正态度，开始公开支持革命造反派。但是，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新阶段，由于认识落后于形势，对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内部矛盾处理不当，又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路线错误。如一九六七年二月分，我说服动员军队共同支持了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当时搞大联合是符合大方向的，但是，在当时辽大八三一红色造反团、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农学院革命造反团等三个主要大学的革命群众组织还没有参加，原省委内部的阶级阵线还不够分明，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没有站出来的情况下，把“辽联”作为筹备辽宁省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条件是不成熟的，不是群众运动水到渠成的结果；让军队代表和地方领导干部参加进去并当常委，是不对的。事前，我虽然曾向筹备“辽联”发起单位的代表建议推迟召开成立“辽联”的誓师大会，以便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大联合的工作。但最后我还是同意了采取两步走的办法：即：先开“辽联”成立誓师大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一个基础；然后经过工作，把暂时尚未参加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逐步地吸收进来，巩固和发展这个大联合。我所以同意这个办法，除了我认为广大革命群众迫切要求大联合符合大方向，应当予以支持外，还由于自己也有急于搞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思想，并认为辽大、东工、沈农这三所大学革命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一时也不易消除，先成立起“辽联”，也许会促进他们很快地联合起来，消除“三足鼎立”的局面。同时，对辽大八三一，我虽然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但对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看过了头（如有一次讲过辽大八三一搞分裂不对的话，并错误地引用了张国涛搞分裂的例子），便误认为其他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也许有利于促进辽大八三一及早地参加到革命大联合的行列里来。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用压力迫使辽大八三一改正错误后再参加大联合的错误做法，形成了支一派压一派，伤害了以辽大八三一为骨干的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广大战士的革命积极性，加深了群众中的对立情绪，是极端错误的。我在这里向沈阳八三一派广大革命战士赔礼道歉。同时，把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排除在“辽联”之外，没有积极说服沈农革命造反团参加大联合，也是极其错误的，我向他们赔礼道歉。由于我支持“辽联”而没有支持沈阳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也使军队跟我犯了错误，其责任应当由我来承担。同时，军队由于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短，情况不了解，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的其他错误，也同我向军队介绍情况不够、不准，或者积极建议不够有很大关系。有的错误应当由我负完全责任。如一九六七年二月间，辽宁军区对东北局机关的出兵，就是我提出的；我还同意抓了东北局机关“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的三位同志。这是极端错误的。我向他们赔礼道歉。
“辽联”成立以后，由于我错误的认为东北局、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已揭得差不多了，则急于筹备成立省革命委员会，而没有引导广大革命群众集中力量，集中目标，彻底揭开东北局和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尤其是东北局书记处。相反，一九六七年四月间，我对东工红旗、革命造反团和辽大红卫兵等革命小将到东北局机关，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马明芳的革命行动，不但不支持，还公布了东北局书记处一个极其错误的《三点意见》。后来，中央明确指出，这个《三点意见》“经过两个月的实践证明，效果是很不好的，以赞成或反对《三点意见》作为划分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标准，更是错误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当中央指出这个错误，我才逐步认识到，把那些到东北局机关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马明芳的革命群众，宣布为保守组织，并命令他们退出东北局机关。这就直接打击了革命群众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的革命积极性，直接起到了保东北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马明芳等人和保书记处的作用。效果确实很坏，加深了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在一些单位中形成了以赞成或反对《三点意见》作为划分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标准，使东北局和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分歧公开化，使一部份革命群众组织和军队的关系更加对立，给军队支左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总之，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严重影响了大联合，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时，这个《三点意见》是我们在北京制定的，不经请示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就匆匆忙忙擅自发出，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组织原则上都是极其错误的。
由于我错误的认为东北局的阶级斗争盖子已揭得差不多了，并且以自己有过犯错误的教训自居，自以为是，对军队同志的一些意见，则听不进去。相反，却偏听偏信马明芳、顾卓新、喻屏等人的意见。这样就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我站错了队，不是坚定不移地同沈阳军区站在一起，同心协力搞好“三支、两军”工作，而是同马、顾、喻站在一起，搞了一个极端错误的《三点意见》这不是一般错误，而是立场错误。我在搞《三点意见》中起了马、顾、喻所起不到的作用，使许多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由于比较相信我而支持了错误的《三点意见》。这个责任完全应当由我来承担，特别是革命小将、革命群众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三点意见》发布后，我们又采取了一些不正当的做法，积极推行《三点意见》，更是错误的。如对于《三点意见》的形成过程，经过接待工作讲了一些不应该向外讲的话和讲了一些错误的看法，无非是要人家相信《三点意见》是正确的，让人家来支持《三点意见》。这种作法是恶劣的，后果是很坏的。特别是压制了革命群众组织“辽革站”。我在这里向“辽革站”的广大革命战士赔礼道歉。
当中央指出《三点意见》的错误后，我还想以东北局书记处的名义收回，经过徵求顾、喻的意见，遇到他们抵制收回后，我对执行中央指示，表现了不坚决，拖了较长时间。这是很错误的。在中央负责同志的亲切帮助下，才以我个人名义收回了《三点意见》。
在这一段文化大革命中，我犯了立场错误，路线错误，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后果是严重的。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在工作极为繁忙的情况下，不得不付出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来关怀和解决沈阳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并对我进行了耐心地帮助和教育，使我内心极为不安，心情万分沉重，深深感到自己是有罪的。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林副主席请罪，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请罪，向沈阳市无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请罪，向沈阳一切驻军广大指战员请罪。
总之，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忠实地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偶然的，是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一次大暴露。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关于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中的检查报告
由于我们对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很好理解、甚至理解错了，因而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的一些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曾几次错误地出动部队，压制了东北局和省委机关、橡胶四厂、有色金属加工厂、一一一厂、四一○厂的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抓了八一红卫军、钢铁造反军、红色工人中一些负责人和有色金属加工厂的两个领导干部，曾说过八一红卫军是反动组织。这是很错误的。
二月中旬，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成立，当时搞革命大联合是符合大方向的，但是我们把它当作筹备辽宁省革命三结合的机构，派一名负责同志参加“辽联”常务，这是不妥当的。因为当时东北局、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彻底揭开，阶级阵线不够分明，同时，在沈阳市影响较大的一些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和工厂的革命群众组织没有参加进来，实际上并未形成沈阳地区革命大联合，把“辽联”作为筹备辽宁省革命三结合的机构，条件是不成熟的。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应该给以帮助，而不应该参加所谓筹备三结合的机构。
二、三月份，由于我们对有些革命群众组织的大方向和在运动中的贡献看得不够，对他们的某缺点错误看得过重，所以对他们采取了一些错误的作法。如当辽大八·三一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在三月份整风时，我们不仅对他们帮助不够，反而公开地讲了他们的六条错误，对他们有些问题看过了头。对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思想战斗团总部的某些错误，我们也看得过重。在三月份整风时，错误地向他们提出了“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解决”的要求。在这个期间，我们还错抓了一些人，并同意和支持群众扭送了他们的一些负责人。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这是主流。有些革命群众组织在运动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我们本来应该积极地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满腔热情地对他们进行帮助。可是我们却对他们采取了上述错误的作法，使这些组织的革命群众受到了压制，挫伤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
四月份以后，革命群众组织“辽革站”进一步揭东北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我们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对“八·三一”和“辽联”两个群众组织，在思想感情上疏远，对他们的革命行动支持不够，他们的正确意见也听不进去，使他们感到有很大的压力。特别是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发出之后，我们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没有领会，因而跟得不好，结合沈阳地区实际情况贯彻落实不好，在促进各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方面，很少关心。我们对自己所犯错误，认识迟，检讨晚，改得慢，给沈阳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中央赴辽宁省调查组、辽宁省军区关于沈阳三派达成“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十条规定”的报告
总理并报伯达、康生、富春、中央文革：
总理最近几次对辽宁问题作了指示以后，沈阳市广大革命群众迫切要求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尽快地实现革命大联合。但是由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和各派中一部份极左分子的干扰，去年十一月份以来，凶杀、抢劫、袭击事件累累发生，各派互相猜疑、互相戒备，武斗有所回升。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群众强烈要求重申“九·九”协议、彻底收缴武器、制止武斗，迎接革命大联合的高潮。为此，我们组织各派代表通过充份协商，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各派代表一致恳切请求在报请中央审查后生效，以利克服阻力，使之顺利地贯彻执行。现将“十条规定”报告如下，请指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
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沈阳三派“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的联合报告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沈阳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的检查报告”的批示
1968.01.24；中发［68］14号
沈阳军区是中央信任的，他们在过去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从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出了很大成绩，但在支左工作的一些问题上，也犯有严重错误。沈阳军区党委关于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就已经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因为当时中央决定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三级党委、沈阳、辽宁省两级军区领导干部和沈阳的三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开会，他们的检查就未批发下去。最近，他们对检查又作了修改。这次所作的“关于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中的检查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辽宁省地处国防前线，又是我国重要工业基地。中央希望沈阳军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坚持“支左不支派”和“斗私批修”的原则，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思潮的影响。中央并希望沈阳军区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广泛接近群众，听取群众意见，加强军民团结，作好“三支”、“两军”工作，在夺取辽宁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斗争中，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沈阳三派革命群众组织达成十项规定的批示
1968.01.24；中发 ［68］16号
辽宁沈阳三派革命群众组织认真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经过“斗私，批修”，达成了“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这十条规定的达成，是辽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大进步。中央批准这个协议，并希望沈阳广大革命群众认真贯彻，坚决执行，保证落实。
辽宁省是我国重要工业基地，又处在国防前线。辽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胜利，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均有重要意义。中央希望辽宁省各地各革命群众组织，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的帮助下，掌握斗争大方向，开展革命大批判，抓革命、促生产，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转发宋任穷同志书面检讨
1968.01.24；中发［68］13号
二、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现在，全省十个市，四个专区和盘锦垦区的各派革命群众组织都已实现了革命大联合，鞍山市，阜新市，锦州专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四十二个县中有四十个县的革命群众组织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有二十三个县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省农村人民公社有百分之九十点五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沈阳市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占百分之七十九，人数已达百分之八十七，有二百三十九个单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批的地方领导干部，纷纷检查自己错误，决心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去年农业生产取得了大丰收，粮，棉征购都超额完成了任务。工业生产也在逐步上升。
现在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广大革命群众迫切希望省革命委员会早日建立，经过我们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份酝酿协商，对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提出如下建议：
1，省革命委员会拟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除留十四名作机动外，按一百六十一名份配如下：
（一）革命群众代表一百零一名，占百分之六十二。其中：工人代表五十二名，占百分之三十二；贫下中农代表二十名，占百分之十二；红卫兵代表二十一名，占百分之十三；其他革命群众代表八名，占百分之五。
（二）革命干部代表三十四名，占百分之二十二。
（三）军队代表二十六名，占百分之十六。
在省革命委员会委员中，沈阳市九十四名，占百分之五十八，外市，专六十七名，占百分之四十二。有些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市，地，县，委员暂缺。
2，省革命委员会拟设常委四十五名，除留四名作机动外，暂按四十一名份配。其中，革命群众代表二十二人（内工人代表十二人，贫下中农代表三人，红卫兵代表四人，机关干部三人）；革命干部代表十人；军队代表九人。经过协商，建议由陈锡联等三十八名同志担任常委（名单附后），暂缺常委三人（工人一人，革干二人）。
3，建议省革命委员会由陈锡联同志任主任委员，李伯秋，杨春甫，王良，杨迪，杨弃，毛远新，尉凤英（女），任宝成，王凤恩，刘忠礼，于桂兰（女），张治国，魏礼玲，郝义田，刘盛国等十五名同志任副主任委员（暂缺工人副主任一名）。
4，省革命委员会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各组均由革命领导干部，军队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组成。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省革命委员会办事机构总名额暂定一百五十人左右。原省委，省人委所属机构，除组成精干的业务班子在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和监督下进行业务工作外，其余全力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不行使任何权力。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1968.05.08；中发［68］70号
毛主席批示： 照办。
中央同意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五月七日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同意设四十五名常委；同意由陈锡联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李伯秋，杨春甫，王良，杨迪，杨弃，毛远新，尉凤英（女），任宝成，王凤恩，刘忠礼，于桂兰（女），张治国，魏礼玲，郝义田，刘盛田等十五名同志任副主任，暂缺工人副主任一名。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光荣诞生的。两年来，辽宁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和帮助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同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以及他们在东北和辽宁的代理人马明芳，顾卓新，喻屏，周桓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反党联盟的残余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隐藏在党内的形形色色的叛徒，特务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为辽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
中央热烈祝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必须遵照林副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讲话中所说：“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使自己成为真正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权力机构。
辽宁是我国的重要工矿基地。辽宁有着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在省革命委员会中工人代表也占很大比例。中央希望，辽宁的工人阶级应充份认识自己的领导责任，在完成革命委员会的各项工作中起着带头的模范作用。
目前辽宁各地除鞍山，阜新已成立市革命委员会和沈阳即将成立市革命委员会外，还有不少重要城市和港口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中央希望，省革命委员会应积极推动这些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
辽宁省至今还存在着跨行业的革命群众组织。中央希望，辽宁的革命群众组织，在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应积极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阶级敌人是决不甘心于失败的，他们必然还要作垂死的挣扎。辽宁处在反帝反修的第一线，省革命委员会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尤其需要加强敌情观念，提高警惕，继续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持续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苏修，美帝，日本，蒋匪的特务和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右倾翻案黑风。为了一致对敌，必须严格区别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反对武斗，反对极“左”思潮，防止阶级敌人的挑拨利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和驻辽部队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工作中的一些错误缺点，进行了自我批评。省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不断加强军民之间在革命原则下的团结。沈阳军区和人民解放军要巩固国防，严防以苏联叛徒集团为首的修正主义在边防上的军事挑衅。
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支援世界革命，省革命委员会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协同东北的兄弟省份，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整个东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铁路交通运输计划。
中央希望，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吸取他省先进经验，把辽宁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五月九日，中央首长接见沈阳军区及辽宁省各方代表时的讲话
周恩来：
同志们，战友们，首先问你们好！庆贺你们！刚才康老读中央批示时讲的话，伯达同志讲的话我都同意。我想要提醒大家就是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早在去年八月毛主席就提醒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要推动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早一点把革命委员会成立起来。我们想早一点、快一点。但革命斗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像天津、河北就快一些，辽宁是耽误一些时间，今天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大家很高兴，但回想一下是不是可以快一点，我过问过辽宁的一些工作，我想如果做的好是可以快一些的。毛主席指定的四个地区，是重要的战略部署，无论是从革命和生产来看，都是这样。为什么辽宁在后头呢？就是斗争的复杂性。你们辛苦了！革委会成立的过程确实经过了艰苦复杂的斗争，要跟中国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在东北的代理人斗争，逐步把问题挖深挖透，把受蒙蔽的群众解放出来，擦亮眼睛，跟他们划清界限，同时又要同藏在暗处的高、饶反党集团，彭、黄、张反党集团作斗争。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疯狂的进行破坏，如像杜者蘅这些人呀，使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受到一些干扰。不仅如此，辽宁的特务呀，内奸呀，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呀，在机关、工厂、学校，他们也在活动。暗藏在机关、工厂、学校、码头广大群众里头，使运动受阻，要一个一个把他们揪出来，不然他就干扰。例如早就知道的叛徒宋黎、特务侯志，他也要干扰一阵。还有坏头头在干扰，例如这次揭发出来的张祥久等人，他们也干扰了我们，如果不等群众觉悟，没有认清就过早处理，容易伤害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所以要等事情成熟了，就容易水到渠成，迎刃而解。但应该说，在中央工作的也好，在大区工作的也好，也还有些耽搁，拿鞍山来说吧，早就揭发王鹤寿是大叛徒，应该早解决，我们耽误了。比如对宋任穷，中央一再想挽救他，但他不按中央的愿望办。直到现在还不在文件上点名，给他留下一点生机，一线希望，希望他从死不悔改到改悔，这是毛主席的一贯干部政策。但不是说他的错误就不严重了。本来去年八月份就把地方三级党委、两级军区的同志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请到北京开会，想早一点解决问题，现在九个多月了，中间经过些曲折，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经过了艰苦复杂的斗争，代表们、广大群众取得了经验，取得了教训。解决一个省的问题，不仅对你们、对我们也是学习，成功来得不易呀！所以，现在你们的报告和中央的批示得到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我们很高兴，庆贺你们明天正式成立革命委员会，经过这样长的时间，辽宁省、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在明天同时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学习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步一步按毛主席指示前进的胜利！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既然成立的晚，就应该吸取许多省市的经验。毛主席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人数比别的省都多，工人比例数大。现在报告上委员会是一百七十五名，留十四名做机动，先按一百六十一名分配，将来各大市成立革命委员会后，一百七十五名可能还不够，也可能突破框子。毛主席说：“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那时不够了，你们再报告中央，这个暂且不说，就拿现在来说，把革命群众代表比例增大了，工人占五十二名，过了半数，这是好的，这体现了有广大群众代表的新生力量参加革命委员会。当然，也需要军队帮助推动。一年多来，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在沈阳地区做了很多工作。不错，他们犯了严重错误，做了检讨，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今后还需要把工作做的更好。所以决定他们有二十二名委员、常委九名。还有革命干部十名，并且有一名从黑龙江借来的毛远新同志。当然他要谦虚。你们光借不行，还需要自己省的干部，所以回去要通过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解放一批干部。辽宁是个大省，大的工矿企业这么多，需要很多干部，有经验的干部，即使犯了错误，只要他们承认错误，认真改正错误，就应该解放出来。要实行革命三结合，仅仅有军队和群众代表不行。关于正确对待干部问题，毛主席指示的很清楚，人民日报社论也讲了，我不再多说了。
在常委比例上也照顾了这一点，常委原四十五名，留出四名机动，给鞍钢、旅大、抚顺和铁路，这四个单位至少有一个常委，如有的能当副主任就当副主任。其他四十一名，二十二名革命群众代表，也占多数。军队和革命干部十九名。辽宁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需要我们这样做。这是辽宁省一个很急迫的组织任务和政治任务，希望辽宁省和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很快解决这个问题。
再从年龄来说，青壮年居多，五十岁以上少数，只有十三个嘛！其他都是五十岁以下，二、三十岁的很多，这是一个好的气象。但有一个缺点，不如陕西、安徽，就是女同志少。沈阳工矿区女工占很大的比例，农村、学校女同志也很多。这一点是旧习惯，破四旧，就要破这个旧习惯，就是有大男子主义，今天在座的男同志代表要注意这个问题。我很高兴地看到你们提出工代会协议上提出成立工代会要有女代表。毛主席说：“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嘛！希望你们回去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沈阳三个革命群众组织，都作了大量的工作，有的组织尽管有些错误，有的错误严重些，也是上面少数领导人的问题。如有的组织受东北局、省市委走资派的蒙蔽，群众没有责任；有的组织有少数坏头头，由他们自己解决。像八三一这次自己解决坏头头的问题，自己抓出来，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这是一个胜利，现在说你们“八三么”不会反感了吧？（康生同志：就是怕说“妖”，妖在你们身边你们也不揭发，唐铎是个苏修的大特务，李光灿是反革命分子，他到北京找杨献珍和杨成武的亲信，还说自己是八三一的参谋。你们要特别注意美帝、苏修特务、蒙修特务、日本、国民党特务，你们那里前前后后什么都有，真是五毒俱全哟。还有辽联的柳运光，我认识他，是个坏家伙。）每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有高度的革命警惕，各个组织里都可能有坏人，不要只说别的组织里有坏人，自己组织里没有，不要被敌人利用。不要总强调自己一贯正确，唯我独左，没有那么回事。年青同志犯些错误是不可免的。群众组织里的坏人，按毛主席指示自己揪出来，像八三一这次把张祥久等四人揪出来是好办法。别的组织不要去讽刺、指责人家，要好好整顿自己的队伍，辽联、辽革站都要贯彻这个精神。不要只看人家短处，要看人家的长处，把人家的长处学来，有错误改了就好，不要背包袱，要轻装上阵。你们在这里八、九个月了，毛主席的声音，中央的声音听了很多了，要把这些精神带回去，有极“左”思潮的说你们“右”了，“修”了，你们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怎么能修了呢？！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不要怕别人说。八三一来开会的同志在北京解决了内部问题，揭发了张祥久的问题，取得了很大胜利，你们要求一架飞机送回去，所以我同意你们的要求，你们应该把毛主席的声音尽快带回去，不要还认为除了张祥久就选不出头头来了，不要迷信他。
你们三个革命群众组织把沈阳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外市县的事让人家自己搞，不要去干涉人家，不要包办代替。
第三个问题，刚才伯达同志讲了，就是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毛主席有两个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工人阶级要带头，应该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组联合起来，这一点我们很高兴的是你们提出回沈阳首先成立工代会、军工代会，也提出了要很快成立大专院校红代会，我希望你们的提议经过省革委会讨论能很快实现，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不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回本单位搞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就要受到干扰。例如张祥久的问题解决了，沈阳、苏家屯铁路局的问题也解决了。辽宁工人比重这样大，工人阶级更应该起模范作用。不仅沈阳，要拿沈阳的经验去推动旅大、抚顺、本溪、铁路以及其它很快成立革委会的城市。十个工业城市，只有三个成立革命委员会，还有七个没解决，要很快跟着成立。关于组织问题，就要把跨行业组织逐步取消，当然成立很久了，一下子取消有些留恋，但这是斗争的需要。毛主席说：“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
第四个问题，就是辽宁、吉林、黑龙江都要加强敌情观念，过去群众组织之间打内战就是敌情观念不强。自从甲午战争以来直到日本投降，辽宁就是帝俄、日本的殖民地，一九四五年以后国民党来了，还是半殖民地。旅大苏军一九五五年撤出。前后六十年，隐藏下很多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特务、间谍分子，这在东北来说比在别的地方会多些，当然，同整个人民中来比较，只有大海中的几滴水。我们一定要有敌情观念，要把特务呀、内奸呀、反革命分子呀，都揪出来，任何一个单位如果没有敌情观念，就会被敌人钻空子。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的问题，要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来解决，要共同对敌。军队不仅担任“三支”“两军”任务，而且要保卫国防，有战备任务。我们要非常爱护解放军，即使他们在运动初期犯了错误，只要他们能认识、改正错误，对他们就要更加拥护。这一点我们说，东北的军队他们是听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的话的。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东北地区是全国的关键部分。首先要求铁路局和大连海港要搞好，枢纽不通就直接影响生产。再就是抚顺煤矿搞不起来，鞍钢的生产就上不去。鞍钢上不去，全国的钢也就上不去，不仅是数量，特别是品种的问题。煤、钢上不去，就直接影响机械、化工等上不去，对全国影响就很大。所以说，东北是全国一盘棋的一部分。刚才，康生同志、伯达同志讲了，东北问题毛主席去年七、八月份就有指示，我们抓的晚了一些。现在促成了革命委员会，原来形势就很好，欣欣向荣，现在应该更加面貌一新，你们说北国风光无限好，辽河两岸尽朝晖，我说不只辽河两岸，还是松辽平原。辽宁省成立革委会是大喜事。今天参加会的还有吉林的同志，有八三一来京解决内部问题的一些同志，你们回去要把毛主席的声音带回去，对中央批示要坚决照办，坚决执行。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东北大地红烂熳──热烈欢呼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
1968.06.18；中发［68］98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批示规定，东北农恳总局所属农场，与黑龙江某些省属农场、黑河农建一师、合江农建二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汪家道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陈锡联王从周在沈阳市工代会上的讲话
陈锡联：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我们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我向同志们提出几点建议和要求：
一、要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他们一个个地揪出来，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斗倒斗臭，进一步揭开工矿企业的阶级斗争盖子。
二、要认真清理阶级队伍，放手发动群众，把混进党内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彻底摧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社会基础，在对敌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作到最大限度地团结干部和群众，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三、要高举鞍钢宪法的伟大红旗，深揭深批工业战线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定要把黑十二条批倒批臭，通过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提高阶级斗争观念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反修、防修能力，抵制反革命经济主义、物资刺激、技术挂帅的毒害，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四、在开展革命大批判和对敌斗争的基础上，搞好工矿企业的斗批改，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束缚工人积极性的规章制度，彻底改革重叠臃肿的管理机构，建立革命和生产的新秩序。
五、要通过革命大批判，进一步发展按系统、按行业的革命大联合争取尽快地成立各级工代会，实现基层单位的革命三结合，建立革命化的领导班子。
六、要用鞍钢宪法统帅生产、指导生产、推动生产，我省工业在全国占很大比重，生产许多极其重要的产品，不仅对全国工业生产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关系到国家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每个工人同志都要作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为革命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的调查报告
社、队两级领导班子的情况大体分三类。
一类是好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这类班子的成员比较纯，新的血液多，思想先进，核心团结，步伐一致，敢想敢干；作风深入，联系群众，有权威，有号召力；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自觉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积极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狠抓阶级斗争，带头参加革命大批判，积极清理阶级队伍，革命、生产都取得显著成绩。
二类是中间状态的，占百分之六十左右。这类班子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绝大部份成员的出身成份好，历史清楚，他们热爱毛主席，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班子里的新鲜血液少，多半是原班人马，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较深，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自觉性不强，思想比较守旧，缺乏创新精神。群众说：“他们基本上是老一套。”
三类是不好的，大体上占百分之十三至十五。这类班子严重不纯，基本上是坏人掌权，打击迫害贫下中农，排斥新生力量，大搞右倾翻案，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和党的方针政策，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从调查的情况看，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是领导班子问题，解决好领导班子问题，是今冬明春农村斗、批、改的重点。因此支农部队力量使用上，应当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按照领导班子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转发沈阳军区党委会《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1968.12.07；中发［68］163号
毛主席批示：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毛主席批示：“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现将沈阳军区党委会《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的调查报告》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今冬明春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必要的调查和部署。
一九六九年三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将农垦部所属东北农垦总局划归沈阳军区的决定
四、沈阳军区、辽宁省委召开批陈整风会议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转发陈锡联同志在沈阳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和辽宁省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71.05.10；中发[1971]36号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军区党委四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从二月十五日开始，到今天开了二十五天；辽宁省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从二月二十四日开始，到今天开了十六天。参加这两个会的同志共四千一百多人。
这两个会，都是批陈整风的会。
到会同志对军区党委常委和辽宁省党委常委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批评和意见。军区党委常委和省委常委在一起开了交心会，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军区党委常委还要在军区的会议上进行检查。会后，军区和省委都要继续深入进行批陈整风。
一、在同反党分子陈伯达的斗争中，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
1、要认清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2、要深刻认识路线问题的重要，提高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3、要坚决纠正不正之风，使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李雪峰、郑维山同志所以犯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思想作风严重不正。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家长制的“一言堂”，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做官当老爷，唯我独尊；一个是军阀主义，飞扬跋扈，称王称霸。他们经常说假话，欺上瞒下。他们不走正道走邪道，和陈伯达臭味相投，陈伯达找地盘，李、郑找靠山。这样，他们就必然搞到一起。
4、要坚持斗私批修，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5、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党的团结。
6、要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二、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问题
1、我们军队的同志，要特别注意反复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军队要谨慎”的重要指示，认真搞好整风。
2、我们辽宁省的同志，要深刻领会毛主席对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所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批陈整风搞好。
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新华社记者《社会主义大集好──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改造农村集市的调查》
五、十月政变后的镇压活动
一九八0年六月二十四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辽宁省抓清理打砸抢案件的复查验收以防止打砸抢分子占据领导岗位》
揭批运动进入第三战役。
到去年年末，已清理出打砸抢首恶分子两千四百人，犯严重打砸抢错误的一万五千人。
对几个地区的复查验收过程中，发现还存在种种遗漏。主要表现在：一、有些单位领导班子不纯，抵制清查。二、派性掩护，查不下去。三、隶属关系改变以后，不了了之。四、对调入人员考核不够，使用不当，留下漏洞。
辽宁省委在五月末召开的一次纪委书记和揭批办主任会议上，介绍推广了本溪市复查验收的经验。复查验收以来，全市从各级领导班子里，又清理出打砸抢首恶分子九名，其中县级两名、科级七名；清理出犯有严重打砸抢错误的十七名，其中县级两名、科级十五名。
一九八0年七月十一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辽宁省抓清理打砸抢案件的复查验收以防止打砸抢分子占据领导岗位》一文的通报
一九八六年七日十五日，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中共辽宁省委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关于补发集体所有制单位干部职工“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冤假错案被停发减发工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转发辽宁省委组织部和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关于补发集体所有制单位干部职工“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冤假错案被停发减发工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通知
六、张志新事件
张志新（１９３０－１９７５）天津人。女。１９５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
６８年的春天，有一个星期天，她是到一个姓闫的女同事家里，想向她借江青文化大革命时候讲话资料。这个姓闫的女同事说张志新你站过来吧，不要站在那一派。我们派是革命的。张志新她说，我考虑的不是这一派那一派的问题，我考虑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那个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好多问题我不理解，比如说江青叶群她们过去是干什么我对她们都不了解。这个姓闫的这个同事，就马上向当时她那一派组织的头头去汇报这个事情，写成文字了，都写进在档案里头。
１９６８年５月，辽宁省革委会成立。９月，沈阳市首批二十万知识青年被动员上山下乡。１０月，辽宁省五大机关计三万余名机关干部，被送进在盘锦的辽宁省“一O·五”干校。当时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张志新也在其中。张志新本来在私底下的言论就是在这个时候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激流。
首先一开始是弄来就开批斗会了，揪出来就说她反革命，反文化大革命，反对江青同志什么之类都来了，来了以后她当时只知道这些，白天劳动，晚上审查批判，必须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挖她黑思想，而且专门成立一个专案组，就４１３专案组。
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８日，张志新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被判无期徒刑。张志新关押在沈阳监狱，最一开始，她被编入第三大队女监犯人的一个班里，实行集体关押，很快，张志新由于坚持自己的言论，被单独关押。在狱中无数次的坦白交待过程中，她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从头至尾没有承认错误。
１９７０年５月，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保组以张志新“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等罪名判张志新死刑。案件经一层层同意，最后报辽宁省委审批。审批会上，与会者对盘锦地区法院、渖阳市法院和省高级人民法院一致同意判处张志新死刑，均表示没有异议。最后，当时辽宁省最高负责人、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他说，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
1972年，张志新那个时候已经确实是疯了。林彪事件出来了，监狱里面学习，批林批孔，在外头请人来给犯人做报告，批判林彪，在那个大会上犯人也听了。在大会上讲到林彪执行极右路线，这时候有一个犯人就喊，林彪不是地主，他家里没有土地，他喊完以后张志新起来说，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当时人扑过去把她押出去了。
由监狱提出的死刑报告经过审批，最后报到辽宁省委。常委会议的纪录，第五个议题就是审议张志新。毛远新说，判了无期徒刑，还是那么疯狂，还是犯罪，让他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整个记录大概６０个字，不到１００字。
张志新死刑的判决公布之后，沈阳监狱中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并向上级报告。３月１９日，上级批示指出“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批示执行。”
１９７５年４月４日，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时年４５岁。
１９７９年３月，中共辽宁省委为她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贰、本节简论
一、宋任穷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动动摇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犯过不少错误，但总的来说还算是好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他的书面检讨基本上是好的，并经中央转发各地。可惜，十月政变以后，他又一头栽到错误路线一边去了。
二、陈锡联作为沈阳军区的司令员，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表现基本上是好的。九大、十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一九七六年华国锋等人策划十月政变，他就立即倒向政变集团中去了。
三、辽宁省的张志新是一九七九年以后被炒得最火爆的事件。
（一）这个“烈士”是由高层领导精心策划制造地一个假典型
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８日，张志新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被判无期徒刑。
１９７０年５月，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保组根据张志新在狱中的表现：张志新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进行攻击，并写出了十几万字的材料。其中：
张志新说：“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命论，而忽视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把观点明确一些讲，就是认为毛主席在这个历史阶段犯了『左』倾性质的路线错误。”
张志新说：“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少了，民主作风弱了；加了外在的『左』倾错误者的严重促进作用。具体地说，我认为林副主席是这段历史时期中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导致的结果从国内看，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这种局面确实令人担忧和不安。”
张志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多个环节。这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一方伴随了罕见的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家族式的人身攻击，借助群众运动形式，群众专政的方法，以决战的壮志，实行了规模空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在它一直占有了压倒优势的情况下，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认为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
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保组以张志新“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等罪名判张志新死刑。辽宁省委没有批准。
１９７2年，张志新在批判林彪的大会上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
张志新在监狱里喊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
由监狱提出的死刑报告经过审批，最后报到辽宁省委批准。
１９７５年４月４日，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
这一切说明；张志新被捕、被判刑、被判死刑，都主要是因为她“反对毛主席”。
可是，一九七九年，辽宁省委负责人任仲夷为了制造一个反文化大革命的典型，就故意掩盖张志新的“反对毛主席”的问题，只说张是因为“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杀的。
1978年1月，任仲夷从黑龙江调到辽宁。
1979年1月，在辽宁省委扩大会上张志新事被披露出来，引起任仲夷的高度重视，他一再强调“公安司法部门应抓紧清查这一案件”，“这个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给予平反。”
1979年3月，辽宁省委政法小组、省委宣传部写出专题报告。
对张志新冤案如此处理，并在全省大张旗鼓地开展向张志新学习活动，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因为张志新不仅反对林彪、“四人帮”，同时也对“文革”和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包括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也提出尖锐“批评”。这两个问题，当时属于绝对“禁区”，甚至是极其敏感的政治“雷区”。这些任仲夷是心知肚明的。
对于任仲夷为第一书记的辽宁省委这样做，胡耀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但是，华国锋却不表态。当时华国锋正在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请华国锋为张志新题词，华国锋就不题（如果张仅仅是反四人帮，这正是华求之不得的；正因为他知道张的主要问题是反对毛主席，所以他才不敢表态）。有人问任仲夷怎么办？任仲夷说：“他不题可能有别的考虑，这不要紧，我们还是按省委的决定办。”
1979年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了对张志新案复审的汇报。省委书记任仲夷绕过了“禁区”，对张志新被杀的主因避而不谈，“巧妙地”为张志新平反昭雪。
任仲夷在会上说："张志新案件是件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惨的。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她最后死在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的屠刀之下。我赞成定为烈士，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对她的家属、子女要很好照顾，由此造成的影响要彻底肃清。要开追悼大会。要号召党员、革命者向她学习。她是很努力学习的。不学习是讲不出这么多言论的。我们现在搞解放思想，她早就思想解放了。要学习她那种『五不怕』的精神。省委要搞出一个很好的文件，给张志新同志以表扬。这个文件不仅下发，还要向中央上报。”“张志新同志是难得的好典型，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真够得上一个艺术典型。从我来说，听了觉得心中有愧。文化大革命中，整别人的事我没有干过，但像她那样坚持真理，我还做得不够，值得向她学习。”
1979年3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作出了《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志新现行反革命案件，纯系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一伙为了篡党夺权，疯狂践踏党的民主生活，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草菅人命，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实行法西斯专政造成的一起大冤案，必须彻底平反昭雪。”“张志新同志惨遭杀害，是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一伙阴谋篡党夺权，推行极左路线，搞法西斯专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1979年3月31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两千多人的大会为她平反昭雪。
1979年7月31日，光明日报经胡耀邦同意发表陈禹山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说：“她(张志新)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的同时，情深意切、光明磊落地对自己的领袖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表达了她对自己的领袖的热爱和深厚的阶级感情。”
这完全是骗人的谎话。
2005年，陈禹山发表文章承认：其实反对毛泽东才是张志新被杀害的主因。但至今，绝大多数的人们仍未知道这个真相。陈禹山说，当年为张志新平反昭雪时，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条件的限制，冤案真相尚未全公开。当时全国的报刊报道说，张志新是由于在“文革”中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杀害。事实的真相并非仅仅如此。
这样，在二十五年后，由他们自己的人揭穿了由胡耀邦、任仲夷等人制造的这个假典型。
（二）胡耀邦、任仲夷制造这个假典型的目的是要为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泽东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政治路线服务
1979年8月，任仲夷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就张志新冤案作了系统的专题发言。他说：从张志新被害事件中，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到，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
此案平反，震惊全国。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1985年，在张志新“殉难十周年”之际，邓颖超、陆定一、黄火青等中央和原辽宁省委领导等七人题词，予以纪念。
张志新的名字还载入了《辞海》史册，并列入中国共产党“简史”之中。这些人就是要让“她的独特斗争的事迹，在我们党内的政治生活中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2005年5月，《炎黄春秋》发表原辽宁省委宣传部两位作者写的《张志新殉难三十周年祭》一文，
任仲夷读到此文非常赞赏，将这篇文章推荐给《炎黄春秋》。他在给杜导正的信中写道：“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合时宜，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怎样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而张志新同志就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典型，特别是在‘十年动乱’的政治运动中坚持真理的典型，我们广大党员更应学习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精神。”
《炎黄春秋》编者说：现特发表此文，以纪念这位坚持真理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文章赞扬张志新：
她具有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理想和信念。
她具有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纯洁的党性。
她具有一个共产党员铮铮铁骨的大无畏精神。
可是，一个高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 “打倒毛泽东”的人，她究竟具怎样的理想和信念、究竟具有怎样的党性、究竟具有怎样的“大无畏精神”，不是可以一目了然的吗？！宣扬这样的理想和信念、这样的党性、这样的“大无畏精神”，究竟是为那个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不也是可以一目了然的吗？！
（三）张志新案件本身的教训在于：没有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没有彻底改造旧的公检法，没有认真搞好斗批改。
如果张志新的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泽东主席的错误认识，真的仅仅是在私人谈话中、在学习班的交待思想中说出的，按照毛泽东关于审干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根本就不应该逮捕，更不应该判刑。
张志新在狱中遭受到种种虐待，甚至遭到非常残暴的行为。这些情况说明，旧的剥削压迫阶级统治下的监狱的黑暗传统，仍然深深地遗留在新中国的监狱中。作为党中央在第一线的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作为中央政法系统的领导人，彭真、罗瑞卿有不可推诿的责任。而这也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要摧毁旧的公检法的一个原因。一九六八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到七十年代，辽宁省的监狱仍然存在种种黑暗面，说明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没有彻底改造旧的公检法，没有认真搞好斗批改。
可是，那些借张志新案件攻击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无产阶级专政变成法西斯专政”的人，他们做得又怎么样呢？一九七六年十月政变以后，他们打着清理“帮派体系”的口号，逮捕了多少人？判了多少人的徒刑？杀了多少人？在九十年代，河南省甚至对参加纪念毛泽东活动的群众，都敢逮捕，甚至判刑。震惊全国的“四君子”案件，即是其中的一例。
2008年8月27日初稿
2011年11月21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