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六册（6）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六章 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
第六节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的文章：《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反击，大进攻的大好形势下，革命造反派纷纷起来夺权了！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来，就是一场夺权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沿着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到底，关键的关键是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依仗他们窃取的部分党权、政权、财权，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疯狂的围剿。他们利用毛主席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利用他们窃取的部分党权，把自己说成是党的化身，操纵一部分受他们蒙蔽的群众，组织什么“捍卫团”、“红色恐怖队”来保他们自己，荒谬地提出“保卫省委”、“保卫院党委”的反动口号，围剿革命派，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利用他们窃取的部分政权，控制了广播器材、通讯设备、交通工具、印刷工具，大肆攻击革命造反派，企图压垮革命派。他们步步设防，节节顽抗，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最近他们拾起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破烂，采用镇压和收买的反革命两手，利用他们窃取的部分财权，祭起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法宝，直接和毛主席对抗，和党中央对抗，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动了猖狂的新反扑。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我们的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牢牢地掌握斗争大方向，击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又一次反扑。斗争考验了革命造反派，斗争提高了革命造反派。斗争使革命造反派认识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所以能欺骗蒙蔽一部分群众，操纵利用一些保守组织一次又一次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小撮人手中掌握了一部分党权、政权、财权。
革命造反派懂得了这个道理，就把造反的旗帜越举越高！就把夺权的旗帜越举越高！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革命造反派喊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口号：“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造反有理！夺权有理！
“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它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丧魂失魄！
“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它使保守派和无所适从的彷徨者猛醒！
“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它使革命造反派无限欢欣鼓舞！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一派大好形势。全国的革命造反派以上海地区的革命造反派为榜样，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联合起来，并肩战斗，冲破一切艰难险阻，掀起夺权斗争的高潮。这是伟大的创举！这是好得很的革命行动！这是值得在文化大革命史上大书特书的光辉事件！
一切革命造反派都要更加坚定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毛主席伟大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思想，建立起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造反大军，团结一切革命群众，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一场总攻击，大造其反！大夺其权！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掌权，谁掌权！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无数事实充分证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革命造反派夺权之后，完全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我们根本不相信没有他们就不行。一切低估夺权重要性的错误论调，必须立即收起！一切犹豫观望，害怕夺权斗争烈火烧伤自己手指的懦夫观点，必须彻底清除！一切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广大革命群众有能力有智慧战胜一切困难，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新秩序的想法，必须通通扫除干净！
我们热诚地希望受蒙蔽的同志起来造反！你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吗？那就赶快破私立公，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杀回马枪！
我们还要向那些絮絮叨叨地埋怨革命造反派“粗暴”、“过火”的糊涂人大喝一声：你们错了！这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夺权，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来不得半点温良恭俭让。你们如果真想革命，那就请你们赶快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集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猛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目前，还有一些地区，一些单位，领导权仍然掌握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手里。他们这些家伙，采用改头换面的阴险的手段，继续死守阵地，负隅顽抗。我们严重警告这一小撮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革命造反派，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任凭你有十八般武艺，三十六计，七十二变，也难逃革命的法网 。你们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认罪！如果你们胆敢趁革命造反派夺权之机撂挑子，撒手不管，以新的形式负隅顽抗，那就叫你们彻底完蛋！
在伟大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团结广大群众，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盘踞的堡垒，一个一个地夺取过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把一切权力统统掌握在革命造反派手里！
（原载于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地区八个单位赴京代表的讲话摘
周总理接见时说，王任重的病很厉害，毛主席叫我找王任重回来休养一个时期再批判。我找了十天都找不见，昨天我才给军区下命令限时间，今天才把人交出来了。你看连我都不相信了。这是什么问题呢？无政府主义。主席命令我亲自打电话，要找王任重，有一些人还不相信，这样自由主义就泛滥到边缘了。王任重要是死了，主席找我，我怎么回答？为什么现在要发表古田会议决议呢？主席在四十多年前写的东西，今天一样还很亲切，四十年前是我们那一代，四十年后是你们这一代。现在看你们重复四十多年前的错误，我心里很难过，你们只能比我们更好，如果你们比我们当初做得差一点。这就是我们犯罪。我这样说，并不是保王任重。如果传出去，有人又给我贴大字报，说我保王任重，那我也不怕。我这里说的是心里话，这样下去怎么行！
在谈到西安的革命造反组织时，总理说，力量很强大。内部问题多，西安的群众基础好，内部斗争很激烈，你们政治上不仅占优势，人数上也占优势，组织上也占优势。现在夺权斗争落后了。有共性，也有个性，各有各的特点，不过后来居上嘛！你们不要泄气。
当谈到驻京办事处同志与交大同志争执时，总理说：看你们争来争去，在这些小事上争，争鸡毛蒜皮的事情，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总理接着说：巴黎公社的原则要正确运用，滥用就成了自由化了，选出干部要稳定一个时期，对干部要给一个锻炼的机会。领导干部要稳定一些，不要不称心就换。你们这样气鼓鼓能夺权吗？我们对西安寄于很大希望。如果你们这样，必然推迟联合，推迟夺权。
看来你们目前力量很强大，人数占绝对优势。存在决定意识嘛，必然出现分歧这是一个客观规律。人多必然有不同意见，问题也多，现在要开门整风，准备夺权，你们已达90%以上了，那就叫努力整风，准备夺权。你们的问题靠自己解决，革命靠自己，教育靠自己，解放靠自己。夺权也要靠自己。你们现在街上互相斗，我是不同意的。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的队伍真正的而不是假的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才有力量，才能推动省、市委领导同志出来亮相，推动军区左派出来支持你们，不然你们你争我抢，他们不好表态。不管怎么样，三结合总能实现，问题全在于你们自己，军队是有纪律性的。军区的问题我知道，干部中总有好的，在于你们发现。军区问题好改变，好办，哈尔滨说解放军支持保皇派，后来他们作了努力，一下子就转过来了。解放军是可以信赖的，毛主席是军委主席嘛，不管怎么样，三结合必须实现。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周恩来对西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和西安交大同学的讲话
一、关于造反派内部分歧问题。要抓整风、整组织来解决。夺权问题未解决要努力整风，准备夺权。整风要整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学校以军训为主，工厂也可以由民兵军训。
二、打、砸、抢的问题。西安提出“打、砸、抢”是反动的。各校又提出“抓、揪、抄”，你们眼里没有党中央、毛主席。（总理谈到此时很气愤，并一个个提名指出，问“怎么办？”大家回答：“应受法律制裁”。）
三、对“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总理传达了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不同意。难道说没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建议把大夺权的“”大”字去掉。“联合夺权”。今后斗争矛头应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如×××司令员既是军区的政委，又是一省的常委）他当然要保省委了，这就不能说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
四、有关“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今后不要再上街游行也不要搞宣传车上街。有人说：“我们厂休日游行，不影响生产”。我就不相信不影响生产。对待是否“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和爱护国家财产这是真革命、假革命的标志。
五、对待解放军问题。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只要大方向正确解放军坚决支持，如果只剩下一个人，也坚决支持，如果大方不正确那怕有十万、八万人，也是不支持的，要反对他们的。是否尊重解放军这也是真假革命的标志。
六、对待领导干部问题。对待领导干部不要揪来揪去，要给他们检查、赎罪的机会，要充分创造条件，给他们检查、揭发，让群众鉴定，是亮相的还是罢官的。斗争的矛头绝不能针对犯了错误的造反派。
七、其它：
1、今后不提地区性口号，总的大方向口号只有中央提出，要强调地区性口号是错误的。
2、毛主席在一九二零年“湘江评论”上提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这句话是对当时形势提的。今后我们不要再提了。
3、“捍卫军”、“红卫军”（指复退、残废军人组织）都要取消。
4、大联合要一个系统联合，先是一个系统联合，然后再工、农、兵联合，因此在联合中不要跨行、跨业，已经跨了要纠正。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报道：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
陕西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政委袁克服、驻陕部队首长胡炜等负责同志，四月中旬以来，连续召集西工大和西大革命派，交大文革总会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对支左问题的意见和批评。
座谈中，同学们批评了部队在前段支左工作中，旗帜不鲜明，调查研究不够，没有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有的还支持保守派组织，压制革命派。批评部队没有把训练内容和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而是“采取压制的与世隔绝的方法”，搞“关门军训”，所以训练过程中几次出现贴军队大字报高潮，说部队“在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毛主席注）
黄经耀、胡炜等同志欢迎和感谢同学们对部队的诚恳、善意、坦率的批评。随后黄经耀和胡炜等同志，因势利导转入讨论如何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做好促进造反派大联合的准备工作。李世英同学（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毛主席注）对军区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即：
军区支左必须旗帜鲜明，态度明朗；
对新成立的群众组织，要进行调查研究，区别对待；
对保守派组织要在承认错误和斗争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主动争取团结；
部队要帮助工总司整顿，进行调查清理，为大联合扫清障碍；
切实做好各大组织头头的工作；
抓好活思想；
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毛主席注）
在做好各院校工作的基础上，采取互相串连的方法，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毛主席注）
黄经耀、胡炜同志认为，李世英同学提出的意见是对的，表示支持。并决定四月二十一日召集西工大、西电、冶院和交大四大院校的负责人，就如何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促进造反派大联合，作进一步协商和讨论。
(来源：原载扬州《东方红战报》1967年6月11日，第48号第一版)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周恩来对西安交通大学李世英的指示
〖七月十四日上午九时十一分，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吴斌，打电话给西安交通大学李世英，传达了总理的指示。〗
（一）你给总理的来信已收到，关于毕业生的问题，如照来信所提的办法，时间会拖得很长，中央正在研究一个妥善处理的办法。
（二）据悉：西安最近打砸抢又在抬头，而且两方面都有，希望双方能通过协商予以制止，如果不行，将来可来北京解决，但现在不要来。
（三）听说交大对黄经耀、胡×有意见，黄、胡二人是中央派去的，而且从一开始也是支持交大造反派的，希望能注意同他们的关系。
（四）霍士廉身体很不好，要批判他可以，但一定要注意他的健康，中央已委托省军区和驻军加以掌握，关于霍士廉是叛徒的问题，根据中央所知，情况并非如此。
(来源：1967年7月26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06期；1967年7月29日北航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航红旗主办《红旗》。)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转发《陕西米脂县武装部被革命群众誉为陕北高原上一面支左红旗的经验》
1967.08.14； 中发 ［67］ 245号
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军区、军分区、各县武装部：
陕西米脂县武装部在支左工作中，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以后，公开表态支持“一○一”左派群众组织，但是遭到了“上压，下轰，四面围攻”。在关键时刻，他们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看主流，看本质，看斗争的大方向，坚定不移地支持“一○一”革命小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被革命群众誉为陕北高原上一面支左红旗。这是很值得参加支左的军队同志，特别是参加支左的人民武装部的同志好好学习的。米脂县武装部帮助“一○一”进行开门整风，帮助革命小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头脑的做法，也是值得学习的。
陕西省军区认为米脂武装部是支左最好的一个武装部。榆林军分区，有的领导同志也改变了过去的错误看法。这是正确的态度。还没有改变看法的。希望迅速改变过来。
（原件附后）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
米脂县武装部被革命群众誉为陕北高原上一面支左的红旗
陕西军区下属一百零四个武装部当中，米脂县武装部支左工作做得最好，被西安革命派学生称为“高高飘扬在陕北高原上的一面支左红旗”。在三次关键的时刻，县武装部坚定地支持了米脂革命派。
这个县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了以米脂中学为中心的相对立的两大派，一派以米中筹委会为代表，一派以“一○一”为代表。一月二十五日，榆林地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专区一些地方搞了假夺权。在米脂就操纵保守组织把矛头对准“一○一”等革命小将，企图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时，武装部的同志们响应毛主席向解放军发出支持左派的伟大号召，面对米脂两派斗争，从一月二十四日至一月三十日，有时通夜不眠，调查和讨论应当支持哪一派。他们紧紧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看主流，看斗争的大方向，越感到“一○一”好。有的一口气给“一○一”摆了二十条优点，感到“一○一”一直是坚决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一月三十日，他们就挺身而出，公开表态支持正在到处受围攻的“一○一”，一下子轰动了整个榆林专区，大长革命派的志气。但是，米脂武装部公开表态支左，遭到了上压，下轰、四面围攻。榆林军分区领导人指责他们“支持错了”，要“赶快纠正”，并电话通告其他武装部“要吸取米脂武装部的教训”。
县委书记，正副县长张恒德，贺成功，何天齐等人，多次要他们“改变态度”。公、检、法一伙人说他们支持了“反动组织”，“很危险”。保守组织也围住武装部闹个不休。街上出现了“拥军不拥崔孝堂（武装部政委）”，“打倒赵永夫式的人物崔孝堂”等大标语，公开谩骂武装部的同志是跟牛鬼蛇神坐在一条板凳上，武装部部长、政委和干事四次到榆林汇报当时的处境，要求给予支持，每次都是碰钉子。军分区司令员指着崔孝堂同志说：“党培养你几十年，你白穿人民的衣服，白吃人民的饭！”并在数次会议上公开批评米脂武装部。这使武装部的同志们一时失去依靠。一次，武装部连炊事员一起全体十二个人，坐在会议室毛主席象前，部长对着毛主席象流泪，政委崔孝堂对大家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离我们远，毛主席的宝书可在我们身边啊！”他们一起学习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看出了说“一○一”“糟得很”，是“反动组织”的人，已经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站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了。他们又和“一○一”革命小将一起忆苦思甜。他们听革命小将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一次，崔孝堂同志说：“我六岁跟父亲从榆林逃到延安，全家贫困交加，八口人死了六口，剩下母亲和我，受尽折磨，是毛主席、共产党把我救了。支持不支持“一○一”，是关系到米脂十四万人民的利益，关系到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问题。我是支持定了。要是我支持错了，说明我没有学好毛主席的书，没有改造好思想，忘了本，那我就带着全家去杨桥畔（劳改场）也没有怨言。要是我支持对了，是我应该做的。”
干部们说：“我们都跟毛主席走。”三月二日，当米脂还处在二月逆流的白色恐怖下，米脂武装部又在群众大会上再次公开表态：坚决支持“一○一”，坚决和“一○一”站在一起。大大地鼓舞了革命派的斗志。但是，阶级敌人却对武装部恨之入骨，抓住小将一些缺点错误硬往“一○一”脸上抹黑，说“一○一”是；牛鬼蛇神的防空洞”，是“右派翻天”。公、检、法大整“一○一”的黑材料，说“一○一”是“反动组织”又一次想把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以压垮武装部。在这种情况下，武装部协助“一○一”进行开门整风，帮助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他们学习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一”革命小将到街头、到农村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他们先后四次写大字报向群众公开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得到群众好评。他们还热情地、耐心地对受蒙蔽的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使自己在政治上在组织上，都占优势。
现在，陕西省军区认为米脂武装部是支左最好的一个武装部。榆林军分区有的领导同志，也转变了过去的看法。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 （第三集）》， 北京：1967年9月)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铜川地区革命造反者大联合总会、铜川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司令部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
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迅速掀起革命大批判、大联合和拥军爱民的新高潮；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签发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为了坚持文斗，制止武斗，铜总会和铜总司代表，根据“九·五”命令精种，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九月二十六日在铜川市人民武装部领导下，铜川驻军参加，邀请煤炭工业部革筹小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恢复交通运输等问题，经过充分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双方保证立即无条件地、全面地停止一切形式的武斗。保证不再抢夺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双方拥有的一切武器、弹药（包括国防工厂、外地流入和自制的一切武器、弹药），自达成协议之时起，立即停止使用，井在重签本协议后五天内一律收回、清点、造册、集中、封存，由新派去的军管会和驻军验收处理。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启封和动用，双方不准以任何借口和手段隐藏、私存和转移。如过时再有发现，武装部和驻军有权一律收缴，任何人不得抗拒。如有抗拒者，应按“九·五”命令处理。
二、为了坚决贯彻“九·一三”通知，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凡占用国家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交通运输工具、机械设备、劳保用品、五金电料、广播器材、医药用品等一切公用物资，必须集中清点、列出清单、就地存放，听候处理。
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凡是冲击国家仓库，抢夺国家粮食、现金和各种商品物资的，要坚决按“九·一三”通知办事。巳抢夺的国家财产物资，要由组织者和策划者负责，一律追回，原物在的，要退回原物；损坏了的要酌情赔偿；吃掉、用掉的，除按价退还现金外，还要按数退还粮票和布票；抢夺的现金，要如数退回。个人用掉的，要如数还清。抢夺的人的财物，应迅速归还原主或按级上交。
对过去发生的重大问题，双方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经查证落实后，立即按“九·一三”通知进行处理。
三、坚决按“六六”通令办事。双方所扣留的人员，在本协议重签生效后四十八小时内，必须无条件地全部释放。对伤病员移交时要附病历，以便继续治疗；巳死者要交还尸首；并对残杀和毒害被扣留人员的凶手和幕后策划者，双方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根据核实的材料，建议有关机关予以严惩。
双方保证今后不再搞打、砸、抢、抓、抄。
四、双方必须在本协议重签生效后的四十八小时内，拆除一切工事、路障和关卡，清除现场，保证交通无阻。
五、本协议重签生效后五天内，双方所有人员，撤离据点，一律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已经返乡或从原地出走人员，双方应负责尽快地动员他们迅速返回原单位。要保证双方人员的人身安全和政治权利。
六、双方保证不调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
七、双方要更大规模地开展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坚决执行“九·五”命令，不准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八、双方所属的组织和所有人员，要自觉地遵守革命的新秩序，坚守工作岗位，不因观点分歧而影响工作，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九、双方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宣传，使本协议家喻户晓，以保证本协议的切实贯彻执行。
十、双方建议由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和驻铜部队，煤炭部革筹小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谈判双方共同组成监督小组，监督本协议的贯彻执行。双方对监督小组成员开展工作要给予方便和支持。
本协议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日十时重签后生效。
谈判双方：铜川地区革命造反者大联合总会李振兴 秦广智 刘玉瑞铜川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司令部崔汉超 梁国政 张静轩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主任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渭煤系统红造总、联委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
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迅速掀起革命大批判、大联合和拥军爱民的新高潮；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签发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为了坚持文斗，制止武斗，渭煤系统红造总、联委的代表，根据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渭北煤炭公司军管会特急电的指示精种，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九月二十四日，在渭北煤炭公司军管会的领导下，就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恢复交通运输的问题，经过充分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双方保证立即无条件地、全面地停止一切形式的武斗。保证不再抢夺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双方拥有的一切枪支、弹药（包括土枪、土炮等），自协议生效时起，立即停止使用；并在重签本协议后五天内，一律收回、清点、造册、集中、封存，听候处理；由新派去的军管会和驻军验收处理。一切自制的刀、矛、棍棒，应集中封存，听候处理；任何组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启封和动用。双方不准以任何借口或手段隐藏、私存，转移枪支弹药和自制的刀、矛、棍棒。如过时再有发现，部队有权一律收缴，任何人不得抗拒。
二、为了坚决贯彻“九·一三”通知，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凡占用国家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交通运输工具、机械设备、劳保用品、五金电料、广播器材、医药用品等一切公用物资，必须如数退回，集中清点，列出清单，就地存放，听候处理。
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凡是冲击国家仓库，抢夺国家粮食、现金和各种商品物资的，要坚决按“九·一三”通知办事。巳抢夺的国家财物要由组织者和策划者负责一律追回。原物在的要退还原物；损坏了的要酌情赔偿；吃掉用掉了的，除按价退还现金外，还要按数退还粮票和布票。抢夺的现金，要如数退回；个人用掉了的，要如数还清。抢夺的个人财物，应迅速还原主。
对过去发生的重大问题，双方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根据检举揭发的材料，进行落实后，按“九·一三”通知进行处理。
三、坚决按“六六”通令办事。双方所扣留的人员，在本协议重签生效后四十八小时内，必须无条件地全部释放；伤病员要移交病历，以便继续治疗。对残杀和毒害被扣留人员的凶手和幕后策划者，双方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并根据核实的材料建议有关机关予以惩处。
双方保证今后不再搞打、砸、抢、抓、抄。
四、双方必须在本协议重签生效后的四十八小时内，拆除一切工事、路障和关卡，清除现场。
五、本协议重签生效后五天内，双方所有人员，撤离据点，一律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已经返乡或从原地出走人员，双方应负责尽快地动员他们迅速返回原单位。要保证双方人员的人身安全和政治权利。
六、双方保证今后不参加外单位武斗，也不调动外单位人员或农民来本单位武斗。
七、双方要更大规模地开展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九·五”命令。不准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不准殴打和绑架解放军。已经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其首恶者应建议有关部门予以严惩。
八、双方所属的组织和所有人员要坚持“上井搞好革命，下井搞好生产”。坚持“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生产时间不离开生产岗位，不在生产岗位上搞辩论，不因观点分歧而影响生产。要自觉遵守革命新秩序，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九、双方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以保证本协议的切实贯彻执行。
十、双方建议由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和驻铜部队，煤炭部革筹小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签字双方共同组成监督小组，监督本协议的贯彻。双方对监督小组成员开展工作要给以方便和支持。
本协议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日十时重签后生效。
渭煤系统红造总谈判代表（签字）刘育忠 云鸿儒 刘庆治 戴锦生 崔晓春联委谈判代表（签字）吴清海 成洪昌 王成新 温天兴 许智敏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主 任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陕西军区首长接见西安交大革委会代表的讲话
〖时间：上午。军区首长：司令员黄经耀、付司令号黄传龙、胡德立、付政委吕明浩，交大革委会代表：李世英、戴慕蓉。〗
黄传龙付司令员：
毛主席号召我们要“斗私批修”，这次交大跑到前面去了，又占了上风。李世英同志亲自来谈心。本来应该是我们去交大的。（交大：首长忙）我们要紧跟主席思想，紧跟形势，主席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交大革命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的，革命造反精神不仅在西安、陕西有很大威望，而且在全国有很大声望，起重要作用。上次我们在北京学习了几天，11月2日总理、康老接见我们，作了重要指示。回来以后的第二天，李世英就向全市革命群众传达了。这个我很受教育，经过学习最新最高指示，学习总理、康老接见时的指示，交大的同志、李世英同志紧跟主席思想，把中央指示的精神迅速在人民中传达，这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很大的深远影响的。我个人的落后就在这里，落后于革命小将。这样传达以后对西安、陕西文化大革命，对紧跟当前新形势，对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是更有利的，是更有利于这个大好形势的，这说明了毛主席的指示的巨大威力。
形势什么时候都是好的，陕西、全国、全世界形势都是好的，现在更好。另一方面，李世英刚才讲了，敌情观念，要抓紧。出现一些问题是支流，是走资派，牛鬼蛇神，少数坏人在捣鬼，他们是一定要捣蛋的，就我个人来说坚定不移地站在主席路线方面还差得很远。毛主席他老人家水平最高最高，预见力最大最大，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照办，理解、不理解都要执行。因为我们水平最低，不可能主席指示一下来都马上理解，例如1962年中印边境反击战，打了大胜仗。主席指示要把缴获来的飞机、大炮等原封不动地，完整无损地还给印度政府。当时，我想不通，化了那么大的代价，在那样的气候条件下缴来的，还要完整无损地，坏了要修好还回去。当时我在54军，有两个师参加作战，我就是不理解，后来想，把坏了的送回去，把好的汽车留下来，就是讨价还价，中央一再指示要交回去，我们还是不肯，说是否少留几辆汽车，作为科研用。你看，就是对主席指示讨价还价，看不到这样做对印度军队内部的影响，对印度人民的影响。现在印度左派共产党起来在农村搞武装斗争了，从国际意义上来理解就是深远了，但当时不理解。再举个例子，1936年我们捉住了蒋介石，全体指战员一定要把蒋介石杀掉，当时我在三原，你（向黄司令员）在云阳。但主席指示不能杀。当时何应钦，日本帝国主义想要把蒋介石杀掉，制造混乱。如果把蒋介石杀了，今天胜利的时间可能不见得这么快。当然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所以对主席指示理解不理解一定要执行。根本问题是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的根本路线、方针，政策都在毛著中。我学得很不好，在8134部队中时也有很多缺点，有的地方解散了群众组织。在耀县我们把耀县统指解散了，首先是交大同学指出了我们的错误。因此，三月二十号解散了统指，四月四日，在十条没下来前彻底平反了。要相信群众么！
黄经耀司令员：
一月份以后，主席赋予我们三支二军的任务，但由于军区对主席革命路线远远没有跟上，学习不够，理解不深，在贯彻中央方针时必然出偏差。因此介入以后对西安形势发展的分析是有错误的。尤其是对群众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的看法，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不正确，如对当时西安出现的打砸抢和“反右倾”的认识是看得过重的。按照主席思想群众通过运动自己教育自己，这本身包含着允许群众在运动中犯错误，不然他怎么提高？怎么自己教育自己？由于看得过重，在处理上就有错误，如对2.10事件，1.28事件，军区的5.1剧团，新华书店，抓了些人，对错误的定性都过高了，把群众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定为反革命事件就错了。不能用旧制度的旧办法来处理新事物。十条下来后，贯彻行动不快，没有迅速处理，总是象主席说的那样扭扭捏捏，遮遮掩掩，不敢把错误公布群众。
庆华事件，开始把一方打成反革命，支持一方去抓人、游街。以后反过来，说错了，又把另一派抓了一帮子。把两派都得罪了。这不是得罪不得罪的问题，是贯彻主席路线过程中犯了错误。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允许群众犯错误，由于对主席路线理解不深，把问题看得过重，上纲过分，工联这方面对事件的处理到军区来搞了好几个月，这都是支左中错误。
在支左中应紧紧掌握阶级。阶级斗争，敌我矛盾。正如同志们讲的敌情，总理、康老一再批评我们敌情不强。回来检查确是如此，不仅批评你们，而更是批评我们，因为我们向你们讲得不够，支持不够，军队是搞专政的，不讲群众就概念淡薄。主要责任在我们，西安地方确实是敌人隐藏特务的据点之一，因为原来西安是旧西北军杨虎城、赵寿山、高贵之的基地，此后是胡宗南进攻陕甘宁基地大本营，解放后在西安、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镇反也不彻底。比如别的地区镇压了三个的话，陕西、西安只镇压一个，相对少了三分之二。西安地区敌人旧势力没有彻底摧垮，解放后加上党内阶级异己分子，如赵伯平、赵守一，李启明都是敌人，都与香港、台湾挂了钩的。陕西各级公安部门都混入少部分敌人，很复杂，老的敌人基础没摧毁，新敌人又发展，加上西安是建设基地之一，敌人当然是活动中心。拿这些敌人去教育、告诉群众，做得很差。作为支左委员会和军区更应负责任，这次批评我们，我们更应接受教训，提高警惕。
总的来说对这些问题我们有个初步检查，军区这次去集训也是通过学习主席著作很好检查这些问题，你们这次来谈心，对我们批评不够，希你们今后不断派人来提批评，有意见就应该提，不提军队也不知道。拥军，从什么地方拥？军队有缺点帮助指出，是最大的拥军。爱民也是这样，群众中有些缺点我们也要提，有问题尖锐提出批评，现在对你们提两点希望。
（1） 希望交大同学继续学习主席最新指示，继续学习主席著作。
（2） ……
主席的思想是最高最高的，我们的思想是最低最低的。只有通过学习，不断地学习，才能跟上主席思想，时时跟上主席思想，跟上中央。主席看得远，站得高，很多事情我们看不到，我们坚信拥护毛主席，过去有一条只要毛主席说了我们就照办，杨代总长这次讲，一定告诉部队，主席指示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照主席说的不会错，否则要犯错误。（黄付司令：林付主席说，这是最聪明的办法。）这次搞联合，许多老造反派想不通，搞了一年，两条路线到那儿去了，不讲保守、造反了？主席讲了，保守是认识问题，即使立场问题也可变么，不是保一次就是保了，革一次就永远革了。文化革命一年多现在他们的方向对了，就行了么！有些群众跟不上，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跟不上，但有一点，中央一转我们就转，转的快慢问题。我们要学习，不学习就要落后，落后就挨打。老造反派象交大这样，应主席思想更多一些，把主席思想红旗举得更高。有了主席思想，派性就少，私字就少，党性就多，要克服派性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主席思想。
交大是全国起来最早的学校之一，全国有名的几个学校之一，我们要保持这个荣誉，发扬这个荣誉，保持一年多的传统继续前进。在这里同志们不要背包袱，过去交大的同学是不是背了小包袱，我是最早最老的造反派，在运动中没犯错误，在全国有名，在运动中成绩很大，各种问题处理不错，是否有些包袱？没有更好，有应该去掉，象你们这样的学校，应把主席思想红旗举得更高。
二、中央批准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陕西省革委会负责人时的讲话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七月十一日二十二时至十二日二时，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总理、伯达、康生、春桥、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接见了李瑞山、黄经耀，胡炜三同志，在听取汇报中作了极重要的指示。现将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指示精神，综合如下：
一，在谈到省革委会成立以后，狠抓阶级斗争的情况时，中央首长指出：陕西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全国镇反最少的地区是陕西，西安是胡宗南的根据地，坏人多，你们要继续狠抓下去。当谈到从清理阶级队伍看，大学教工队伍、机关、文艺单位，工厂中都隐藏着一些坏人时，中央首长指出：你们一个个把它解决好。大学教授很复杂，交大过去是南洋大学，有的教授就拿定息，你们是否可以要大学教授写写自传？当谈到采取了一些措施西安社会秩序有进步时，中央首长指出：现行反革命活动，刑事犯罪活动要按正常的情况处理。你们要把这些点出来，发动群众讨论，造成声势把坏人孤立起来。当谈到群众组织中有部分人员受右的或极“左”思潮的影响，干扰对敌斗争大方向时，中央首长指出：这是帮敌人的忙，要很好地批判这方面的错误思想和行动。当谈到西安国防工厂、铁路系统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进展缓慢时，中央首长指示：西安的问题主要是要作好工人工作。二十一军在支左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没有把工厂这个重点抓好。你们回去研究一下，军队几家要把工人工作集中力量狠抓一下。你们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重申学生不准插手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不要左右工人，其它组织不准介入铁路和国防工厂。要交枪，要点幕后操纵的走资派和坏头头，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上海、北京、兰州所以稳定，就是做好了工人工作。
二、当谈到省、西安市革委会成立以后，原来的西安两大派都能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立情绪有所缓和，在革委会讨论问题时一般都能够站在党性立场时。中央首长说：这很好。当谈到两派部分人员中还有在未成立革委会的地区和单位争核心、争优势时，中央首长指出：这是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毛主席教导说：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当谈到有些人想一派掌权、把另一派群众赶出来，或采取高压手段、抓人、打人、“四大”不能正常开展时，中央首长指出：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不行的，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就是一派人数很少，也必须联合，绝不能压，压是压不垮的。至于名额多少，可以从各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协商解决，采取高压手段更是不能允许的，“七·一”社论讲了，不能对群众专政，要教育大家正确对待有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跑出去的要请回来，特别是多数派要正确对待少数，要采取主动，要高姿态。当谈到有些单位、有些地区、有些群众组织的头头做了一些坏事，在本单位呆不住，带领少数人长期跑在外面，有的甚至到外面参加武斗时，中央首长指出：不少地方有这个问题，要指出长期脱离本单位、本地区是错误的，要搞清楚把坏人点出来，把群众动员回去。
三、谈到在阶级敌人挑动下，从四月初以来，安康、汉中、渭南、延安专区以及成阳、商雒专区的部分地区，连续发生武斗，双方都组成了专搞武斗的队伍，武斗的方式是专区甚至到邻专区去机动作战，武斗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失时，中央首长指出：这还是搞文化大革命？这完全是阶级敌人挑动的，这种武斗组织必须解散，武器必须收缴，被挑动进城武斗的农民要立即回社、队，离开本地区、本单位的要立即回本地区、本单位，中央首长还进一步指出：有的武斗组织被坏人操纵，已不是一般群众组织了，他们利用这些来反对我们。要把坏头头点出来，把他们做的坏事揭出来。当谈到有些群众组织混进不少坏人，在坏人挑动下，做了不少坏事，如抢银行、仓库粮仓物资；拦截汽车、火车、抢劫物资、任意打死、枪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在武斗中炸毁大量民房，烧毁仓库，造成大量损失；中断邮电交通，几个专区、几十个县长期看不到报纸、文件，听不到中央的声音；公开抵制和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规定；围攻、谩骂、殴打解放军宣传人员。中央首长指示：你们要公开宣布这些都是反革命行动，要发动群众搞臭这些东西。各个群众组织都要开会发表声明，对这些问题表示态度，要在陕西日报上公布。“七·三”布告适用于全国，在布告发出以后还发生这些问题，就是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谈到不少的群众组织把自己说成是共产党把对方说成是国民党时，中央首长指出：这是对毛主席指示的极大歪曲，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各个群众组织里面都有国民党，要抓混进自己组织内的国民党。当谈到有些专区的群众组织提出“武装夺取政权”，搞大规模武斗，想用武力打垮，消灭另一派时，中央首长指示：在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反动的，完全迎合了阶级敌人的需要。武装夺权，绝对不能承认。一定要停止武斗，群众组织手中的武器都应该按照“九·五”命令上交。要按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群众组织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用武力打垮另一派，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当谈到有原当权派插手专、县武斗，群众组织里有坏人，中央首长指出：你们搞清楚把这些人点出来。中央首长问西安两大派是否插手专、县武斗？我们说发现有人打着两派的旗号在下面活动，但问两派负责人时，他们都说不知道，不是他们组织派的。中央首长指示：要他们公开发表声明，表明态度。当我们谈到最近一个时期专、县问题比较突出，我们感到支左力量薄弱，好几个专区没有支左部队，请求中央能否增派一些支左部队时，中央首长说，你们的意见可以提出来研究。
四、在听取汇报中，中央首长指示：要狠抓阶级斗争，当前专县和西安地区出现的一些问题，正是阶级敌人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你们要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集中进行一次毛泽东思想宣传，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为主要内容，针对陕西和西安地区存在的突出问题，重新宣传中央、中央文革有关的指示和规定。省革委会要开会讨论，根据“七·三”布告精神，列举出陕西省和西安地区的反革命行为事项，做出决议，要在西安和各地召开群众大会，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向群众作报告，各级革委会、军队、各革命群众组织对“七·三”布告和省革委会的决议都要表态。你是拥护不拥护中央的东西，拥护就要表态，就要坚决支持，贯彻执行。要点出一些坏人坏事，这样群众就不再受蒙蔽了。如兴平的孟照亮是罗瑞卿、王昭的忠实干将，有的人还说他是“革命领导干部”，要公开点出来。针对存在的问题，大量印发中央、中央文革有关指示、规定，如“六·六通令”，“九·五”命令，“七·一三”通知，“九·一三”通知，以及中央关于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等等。交通不通的派飞机散发，有些群众组织的头头就怕向群众宣传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他们就是要控制和蒙蔽群众，有些人打着贫下中农招牌，威胁利诱农民搞武斗，其实他们是反对贫下中农的。总之要展开一个强大的政治攻势，发动群众把坏人坏事搞臭，把武斗搞臭，批判错误的论点、这样处理这些问题就比较容易了，否则，你处理这些问题，他就和你唱反调。
五、中央首长问到北京办学习班情况时，我们说，只是省军区部队干部在北京学了一期。中央首长指出：你们没有在北京学习班吃了亏。中央批准你们在北京办。在毛主席身边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毛泽东思想水平，解决各地存在的问题。你们下决心在北京办。办它六七千人。地方干部，分区，武装部干部，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西安两大派的大头头都来。有些人不愿意来，你们省革委会点名要他来，不来就是对抗中央，要在群众中公开宣布他。你们一方面展开宣传工作，一方面筹备学习班。宣传工作搞一段落，即可到北京举办学习班。在分区，人武装部干部大量抽出来学习后，你们考虑是否从二十一军、兰空、西办临时插调一批干部加强各分区工作。
三、十月政变后的翻案活动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三日，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
党中央：
关于“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根据有关同志的来信要求和我们前一个时期在平反“三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中接触到的材料，最近作了专门清理。现将查证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这一提法，在西北地区最早出现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日西北局转发的一期传达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简报中。原西北局的主要负责同志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在北京的一次谈话中证实，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是西北局提出的。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日，陕西省委三届五次会议上，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关于反党集团问题的传达报告》中，按照西北局的提法，同样说过“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这个话。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康生主持所谓审查习仲勋同志问题的专案，他利用职权，下“批示”，乱点名，搞了一系列所谓揭批“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活动。一九六五年原西北局把经过康生审定的陕西省委《关于习仲勋反党问题的传达提纲》批发下去，在各级干部中进行传达，搞所谓“彻底肃清彭、高、习的罪恶影响”。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彭德怀、习仲勋同志受到诬陷和迫害，而且株连了一批曾经同他们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一九六六年六、七月，在原西北局召开的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上，和在这一会议精神指导下召开的陕西省委四届五次扩大会议上，又搞所谓挖“彭、高、习反党集团”在西北和陕西的黑线人物，打击迫害了一批同志，影响很恶劣。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同林彪、“四人帮”及其在陕西的代理人进一步在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上大作文章。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康生先后多次接见××等人，说什么“陕西敌情严重”、“西安是国民党的特务基地”、“西安机关比任何地方都复杂”、“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把陕西西安作为他们的后方基地”。并且指名道姓，点这个，指那个，要求一个一个揪出来，“扫除祸患”。这就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定了基调。 林彪、“四人帮”在陕西的代理人，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残酷迫害老干部，编造出陕西有胡宗南、彭高习、地下党三条所谓黑线。他们借“清队”为名搞什么“查黑线”、“挖黑根”，把原西北局、陕西省委、省人委、西安市委、市人委打成“五个黑窝子”，视为彭、高、习的“旧势力”，统统予以“彻底砸烂”。解放以来，省委历任四届常委成员，大多数被他们打成“叛徒、特务、彭高习死党”。他们把西北局、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的五十多名领导干部关进监狱，罗织罪名，进行法西斯迫害。他们不断地反“右倾”、反“复辟”，大整所谓“彭、高、习的右倾复辟势力”。本来陕西的土改、镇反是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的，镇反的控制比例数字也是中央批准的，民主革命基本上是彻底的；但是他们却不顾事实地胡说什么“由于彭、高、习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造成“陕西土改、镇反极不彻底”，在“清队”中补划地、富成份，包括“四清”时补划的在内，把×万多户劳动人民错定为地主、富农，被他们乱戴上反革命帽子的人为数也很多，严重地搞乱了阶级阵线。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给一大批小说、诗歌、戏剧、革命历史资料和革命回忆录加上“为彭、高、习歌功颂德”的罪名，打成“反党文艺”、“反党党史”，许多参与编写和提供材料的同志横遭迫害。
以上情况说明，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提法，是极其荒谬的，纯系诬蔑不实之词，由此而造成很多冤假错案，打击和株连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对陕西工作的损害和影响是很严重的，教训是很沉痛的。鉴于中央已经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习仲勋同志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同时我们前一个时期在平反“三案”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中，对有关这方面的大部分问题都分别作了纠正，错补划的地主、富农也已改正；但考虑到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过去在陕西株连甚广，影响较大，各方面反映强烈，有必要郑重宣布予以平反昭雪。为此，我们建议：
(一)对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提法，一概推倒。
(二)“文化大革命”中以及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陕西省委上报下发的报告、讲话、决定、通知、传达提纲等材料，涉及所谓彭德怀、习仲勋同志反党的内容，按照中央《关于清理历史遗留问题中涉及到有关中央文件的处理办法的通知》所确定的原则，“自然失效”，“不必再一一宣布撤销”。
(三)因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被打成“反党文艺”尚未处理的，由宣传部门进行认真的清理和平反。
(四)因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尚未平反的要很快平反。错误的结论和处分应予撤销。有关检查和揭发材料，按照中央组织部有关规定清查处理。
以上妥否，请批示。
中共陕西省委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三日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一九八○年一月五日，中央批复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
一九八0年一月十日，中央组织部转发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的通知1980.01.11；中组发[1980]2号
中央于一九八○年一月五日批复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现将这一报告转发给你们，请有关部门参照执行。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三日，中央组织部转发陕西省委《关于为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被诬陷为“黑党”、“假党”等问题进行平反的请示报告》
1981.02.13；中组发[198l]4号
中央组织部批语：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被诬陷为“黑党”、“假党”等问题进行平反的请示报告》，已经中央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遵照中央领导同志对蒙定军等同志来信的批示，我们对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前身为十七路军)我党地下党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为“黑党”、“假党”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和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康生在接见陕西军区、驻军和西安地区群众组织代表时说：西安地方是特务躲藏的窝子，还有杨虎城和赵寿山等等这批人也安插很多，应该把这些研究一下。以后在“清队”阶段，有些单位就大搞深挖所谓“杨虎城、赵寿山这些留下的基础”，把原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诬陷为“黑党”、“假党”，把地下党组织中许多为党工作的革命老同志诬陷为“真国民党，假共产党”，是“叛徒”、“特务”，进行残酷迫害。据初步调查，在陕西工作的原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员(包括去世的)有六十三人被整。其中有的被打致残，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死后还被声讨、批判。许多长期与我党合作的进步人士，也被诬蔑为“反动军官”、“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历史反革命”，遭到迫害，家属受到株连。
(二)
调查的事实证明，把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诬为“黑党”、“假党”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一、原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工委建立以来，一直是受党中央和陕西省委领导的。据汪锋、周仲英等同志证明，在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中，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就一直有我党地下组织的活动。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为了加强我党对三十八军的工作，党中央和陕西省委先后又增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该部。一九三九年三月，陕西省委决定在三十八军成立党的地下工作委员会。党中央对工委工作十分关怀，毛主席和叶剑英同志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曾在延安多次听取工委的汇报，对工委工作的方针、政策、策略以及工作方法，都作过明确指示。
二、工委在原三十八军是按照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工作的。工委根据党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着重抓了对旧部队思想作风的政治改造。在连队建立了学习小组，开展了新作风活动，开办训练班、教导队，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从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积蓄了革命力量；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进国民党军校，毕业后回部队担任排、连、营职务，逐步掌握部队。同时，在中上层军官中，进行了交朋友的工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三、工委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有成效的斗争，及时组织部队起义。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三十八军极为仇视，千方百计企图消灭这支部队。一九四一年，蒋介石大造三十八军“赤化”、赵寿山包庇“异党”的舆论，并指调三十八军中几十名所谓“异党嫌疑”分子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洛阳干训团和西安劳动营受训。工委及时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一情况，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采取了正确对策，通过做上层工作和必要的斗争，保护了革命力量。一九四四年三月，蒋介石使用阴谋手段，调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改派蒋的亲信张耀明任三十八军军长。张耀明到职后，即着手以其嫡系替换了该军所属十七师连以上军官，凡被他们怀疑为共产党员的营、团干部陆续撤职、关押。在这种形势下，工委及时将暴露了身份的我党地下党员转移出该部队，并报告党中央，请求批准组织三十八军所属部队起义。经中央同意，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十七师在河南洛宁起义；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五十五师在河南巩县起义；同年六月，一七七师一部在河南辉县起义。三十八军的起义，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壮大了革命力量，毛主席、朱总司令曾先后给予嘉勉。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三日，党中央命令三十八军起义部队组成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指挥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对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成绩，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地给予肯定。一九四五年一月，毛主席在延安接见我党派往三十八军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周仲英、张西鼎同志时指出：这个部队在形式上虽是国民党的编制，但实质上地下工委始终是按照党的路线、方针、任务去建设部队，同蒋、日进行了艰苦的革命斗争。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正确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有成绩的。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在同孔从周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曾说：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林彪、康生、“四人帮”极左路线影响下，给原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强加的“黑党”、“假党”的罪名，纯属诬陷，应予彻底平反。
(三)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在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中，对因这起冤案而受迫害的党员，进行了平反、昭雪工作，绝大部分人的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但对所谓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是“黑党”、“假党”这起冤案尚未平反，恢复名誉。为实事求是地解决好这一问题，我们意见：
一、为“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的“黑党”、“假党’等莫须有罪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二、对因这起冤案而受迫害的地下党员彻底平反，推倒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名誉，对受迫害致死的予以昭雪，做好善后工作。对致伤、致残的，要妥善安置。对形成的一切诬蔑不实的材料，要按有关规定进行清理。为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和亲友，消除影响。对参加原三十八军起义的党外进步人士，因这起冤案受株连的，应按中发[1979]6号文件，即中央批转《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妥善予以解决。
三、共产党员在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工作期间的党龄、军龄、工龄问题，应按中央的有关规定予以解决。
四、鉴于原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员，现在有不少人分布于全国各地，为解决他们因这起冤案受株连的问题，请考虑将此报告批发有关省、市、自治区。
妥否，请批示。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一九八一年九月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为甘肃、河南、陕西等省地下党被诬陷为“红旗党”问题平反的通知
1981.09.09；中办发[1981] 34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决定：为所谓“红旗党”一案正式平反。现通知如下：
在一九四三年的延安审干运动中，康生曾把原甘肃地下党的一个同志打成所谓“红旗党”，诬陷这个同志是国民党派进来的“特务”，并据此推断“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的一个新策略”。还以“抢救失足者”为名，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所谓“红旗党”一案。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等地区的地下党都被诬陷为“红旗党”，不少地下党员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
延安审干后期，中央发现康生制造的所谓“红旗党”一案纯属假案，及时进行了纠正，给受到冤屈的同志平了反。但对整个所谓“红旗党”的问题，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作出全面的结论。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考验以及建国以来的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和多次审干的审查，证明上述各地的地下党组织都是我们党的一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都曾英勇地领导了人民群众参军、参战和从事各种对敌斗争的活动，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在抗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很多同志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许多同志壮烈牺牲。把这一部分同志诬陷为“红旗党”是根本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历史问题又被翻腾出来，许多同志再次遭到诬陷和残酷斗争，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残，致死。
为了彻底解决所谓“红旗党”的历史遗留问题，消除康生制造这一假案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中央决定给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以及其它地区被诬陷为“红旗党”的地下党组织正式平反，推倒强加给这些地下党组织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对因此案受到迫害的同志要彻底平反，致死的同志予以昭雪（不开追悼会）；有的同志因此失掉了党籍，要根据具体情况，妥善解决；人事、干部档案中如有这类不实之词的材料，要取出销毁。希望曾在这些地下党组织中工作过的同志坚持为党为人民奋斗到底的革命精神，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观代化强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八一年九月九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可登党刊）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2008年7月29日初稿
2011年11月20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