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道县等地发生大规模杀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至五日，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县各区的紧急会议。
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在会上说：“当前阶级斗争复杂，前几天，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到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道县“革联”，冲击县武装部，砸烂了武器仓库的大门，“接管”了现有的枪支弹药。
第二天，又把武装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枪支弹药全部抢走。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红联”集中上千民兵，攻打固守二中的“革联”总部
“红联”中了“革联”埋伏，打死二人，打伤多人，大败而退。“红联”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这就是震惊道县的八·一三事件。
当晚，寿雁区寿雁公社下坝大队以召开四类分子训话为由，当场把历史反革命分子、军统特务朱勉打死。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晚上，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杀了地富的女儿钟佩英及她的两个儿子。道县滥杀的序幕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突然各地谣传：“地富反坏右‘要造反了！”顿时，人心大乱，形势骤变，道县农民纷纷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随意将地主、富农分子及其子女判处死刑。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乘机为所欲为，开展大规模杀人活动。后来，地主家庭成员组织报复，互相残杀。
桂阳二中高级教师周家雄,组织了一个“反屠杀代表团”，一行１３人，进京”告御状”。这些人中，有３位死里逃生、混身血污的人证。其中一个叫王永和的在职教师，他弟弟先被砍倒在薯窖里，这里已有几个死尸了。天黑时，他被五花大绑，跪在薯窖边，只听得一个说吃了晚饭才来杀，一个说杀了才吃吧，另一个不由分说，一马刀从背后砍来，他顺势就倒下薯窖里没有再挨刀了。当时弟弟还未死，但伤势严重，已无生望。可怜他边呻吟边叮嘱哥哥踩在他和几具死尸身上，爬了出来。王永和爬到附近大队的老支书家喊门，老支书以为鬼上了门，吓得忙说：“王老师呀！你莫怪我呀！我已经没有权了，无法制止了。他们知道我一向对你兄弟俩好，就背着我来杀你们兄弟的。”王说：“我还没死，求你救救我。”老支书开门见他满身是血，连忙扶他进去，赶紧帮他扎住伤口，背他到公路上，搭过路车送到桂阳县医院。周家雄得知他的情况后，就扶他上了北京。
他们沿途散发传单，在北京呼吁有正义感的群众组织和知名人士， “湖南屠杀”的简报，呈送给中央负责人。震动了中南海。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驻湖南４７军军长黎原奉召飞往北京，接受指示：
湖南杀人问题严重，里面有坏人操纵。什么“革命派”、“造反派”？乱杀人就是反革命。
黎原返湘后，派军队进驻湘南各县。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47军140师炮兵520团进驻道县后进行军事管制。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１０点，一支部队，大约一个加强连，全副武装，成四路纵队，走进道县道江镇街头。
四十七军６９５０部队奉命进驻道县，制止杀人。解放军来了！制止杀人来了！道江镇居民走出家门，夹道欢迎。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柑子园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会议。
会上，公社党委副书记裴成芳传达了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制止杀人的电报，强调不准再杀人，谁杀谁负责。可是，紧接着党委书记胡化维的讲话，却表扬了哪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没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那些大队很不服气，散会后，东风、胜利等大队回去后就杀了１５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红联”和“革联”又在县城发生大规模武斗。
“红联”方面指挥失当，被“革联”打死２人，打伤７人，俘虏３６０余人，被缴枪支１２０余条，梭镖、大刀、棍棒丢弃无数。“红联”的总指挥部再次迁往清塘区。武斗的加剧，使已趋缓和的道县农村杀人有所激化。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红联”召开４００多人的追悼会
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红联”前线指挥部头头贺霞等人在会上声称，“四类分子胆敢翻天，就斩草出根！”
一九六七年八月，零陵军分区将道县杀人的情况上报，湖南驻军四十七军转发了这份电报：
“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张采取行动。各地从七月以来，特别是从八月二十二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２０７人，其他县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７７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清晨，道县上空无雾。一架伊二型军用飞机在道县上空低低飞行，撒下制止杀人的传单。
９月２日，飞机又撒传单一次。各式各样的传单如雪片般飞向~}
~{城镇、山乡和田野。传单上以醒目的大字印着：~}
“禁止杀人！”
“杀人犯法！”
“要文斗，不要武斗！”
“不要群众斗群众！”
有的传单没有解散，成捆成捆地落在地上。
６９５０部队也分散到农村，开始了艰难的制止杀人的宣传工作。
现在陕西某部队农场担任政委的原６９５０部队组织股长吴荣华回忆说：“我们到道县后，马不停蹄地展开宣传工作。特别在农村，遭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手持大刀、长矛、鸟铳等凶器进行围攻。骂我们是‘刘少奇的部队’，是‘为地富反坏右效劳’，扬言要同我们‘拼到底’。”~}
现为湖南省某粮食局退休干部、原６９５０部队一营副营长刘富安回忆：“一天中午，听说清塘区一个地方要杀人，团政委孙润清立即派我带二连的一些人赶去制止。到那里时，天已快黑，人也被杀了，尸体摆在一口水井边，几个人手持切西瓜的长刀和猎枪站在村口，堵住我们，经我们再三宣传，才让我们进了村。当晚，我们没有地方住，住进了一个小卖部里。卖主见我们去，马上把能吃的东西全藏起来，不卖给我们。他解释说，‘不是不给你们吃，是不敢给；谁给了，上面就会抄谁的家，还会掉脑袋。’我们又冷又饿，在小卖部过了一夜。”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革联”将冲入二中的“红联”打死１２人，打伤多人
这又激起了“红联”派的愤怒，将仇恨再次转移到农村那些无辜的人身上。这也使得部队制止杀人的工作更加困难。
但是，杀人事件仍在道县及周边地漫延，这又与当地一些领导干部的糊涂思想和错误对策有关。
一九六七年九月，江华县抓促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下发《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的文件。
全文如下：
一、群众自觉组织起来，造四类分子的反，对他们实行专政的大方向是对的。贫下中农杀四类分子，首先是四类分子挑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压制和指责他们。我们应当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有关政策，不能犯保护敌人，打击贫下中农的错误。
二、要教育群众不要上敌人的当，不要被敌人把我们的阵营打乱了，如发现宗派斗争，要教育团结对敌。对某个四类分子处理意见不一致，要进行协商。决不能互相残杀，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三、要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与群众的情绪。指挥部的人员要下去帮助区社干部开展工作，要站在广大贫下中农一边，因势利导，不要惊惶失措，不能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
四、矛盾一律上交是不对的。如果把群众意见大的四类分子都捉起来，实际上是保护了敌人，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运动的一种表现。对解放十七年来一贯不接受改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的造反精神是对的，我们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不能硬性阻止，给群众泼冷水。
五、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暴乱和杀害贫下中农。我们一定要支持贫下中农，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们的某些错误行为，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有关政策，广大贫下中农自己一定会纠正过来的。
六、混进革命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群众来要，尽量做好说服工作，对地富子女要加强教育，实在说服不了的，群众一定要的，也得给。
这个文件本身说明：这些县级党政军领导人对杀人事件或明或暗地采取了纵容态度。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四十七军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联合发出紧急通告：
最近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等县的一些地方不断发生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发出以下通告：
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坚决制止任何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事件发生。
二、目前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零陵等县农村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是非法的，必须坚决取缔。对少数杀人坏头头及主谋者，要严加追查，依法惩办。
三、对各县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必须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共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所属部队。在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收缴以后，掌握在革命造反组织手中的武器亦应封存上交。
四、……凡被迫离开本单位的群众、干部一律保证返回原单位参加斗批改，不准以任何借口对其进行围攻，殴斗甚至杀害。对于沿途所设的关卡，要立即撤消，并严禁拦路搜身，保证行人安全和邮电、交通运输畅通。
（此公告可在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张贴）
随后，又增派部队，这样才逐步控制了局面。
从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１７日，在道县，历时６６天，涉及１０个区，３６个公社，４６８个大队，１５９０个生产队，２７７８户，共死亡４５１９人，其中被杀４１９３人，逼迫自杀３２６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零陵地区其余１０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９０９３人，其中被杀７６９６人，逼迫自杀１３９７人；另外，致伤致残２１４６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３５７６人，四类分子子女４０５７人，贫下中农１０４９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４１１人。其中未成年人８２６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７８岁，最小的才１０天。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１４，０００多人。
一九六八年和一九七四年，零陵地区有关方面对道县杀人事件作过两次处理。
一九七八年冬天，零陵地委书记邓有志带领工作组，赴道县调查，写出专题报告。湖南省委批发了五号文件。
一九八0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视察湖南，专程去零陵，听取了道县杀人的情况，指示：“对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对受害者要安置好。”
一九八二年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对道县杀人事件作指示：“要严查惩办。”
一九八四年五月始，零陵地委先后从地、县抽调了１３８９名干部，组成文化大革命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
历时二年，做了大量的调查、安置、抚恤、处理工作。情况大致如下：
一、对一千多名大队、生产队的杀人策划者和凶手作出了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等党纪政纪处份。
二、几十名在公社以上范围内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国家干部被逮捕，并判有期徒刑如关有志、袁甫礼。
三、对那些谋财害命者、强奸轮奸杀人者、积极主动充当凶手情节特别恶劣者、上级明确制止杀人后仍然成批组织杀人者逮捕法办，追究刑事责任。
四、给数以千计的被害者和被杀者的家属发放了《平反通知书》，以及相应的抚恤金。
二、批判极左思潮，处理“省无联”问题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左右，“湘派”中的“高校风雷”等反对省革筹小组
当省革革筹小组的名单公布后，“湘派”中的“高校风雷”、“红中会”、“省直联络站”等“，便立即在大街上张贴了反对这个省革筹小组成员名单的大字报，称这个名单是“中国赫鲁晓夫第二搞的”，是“二月镇反黑主帅一手炮制的黑货”，并攻击省革筹小组“是中间派与投机分子联合夺权，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新形式”、“华国锋滚他妈的蛋！”等等。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齐卫东”、“夺军权”等张贴“打倒周恩来“的反动标语
“红中会”下属组织长沙市一中红卫兵“齐卫东”战斗队与“夺军权”战斗队（队长杨曦光），分别在大街上张贴了《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恩来》与《誓死揪出周恩来的严重声明》，配合北京“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反周活动。
齐卫东”与“夺军权”的反周行动，受到了“工联”派的坚决反对。
湘江风雷”总部即刻发表了《关于不准炮轰周总理的严重声明》。
公开发声明支持“齐卫东”与“夺军权”反周行动的组织，只有大学与中学红卫兵中的一些人数很少的小组织。
“红中会”只发了一个措辞含糊、立场暧昧的声明。
当“工联”方面一旦出来反击“反周”活动时，“红中会”的其他组织便立即表示了对“齐卫东”与“夺军权”的声援。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由“高校风雷”、“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等25个“湘派”组织公开发表《八· 三0声明》
《八·三0声明》批评了省革筹小组的人选名单，提出了“誓死揪出‘二月镇反’的黑主帅”的口号，并指责“工联”领导人“修了”、是“右倾机会主义”。。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对恢复湖南铁路交通的电话指示
总理办公室秘书周家炳同志来电
黎原同志即转胡勇、叶东初二同志并湖南省筹备小组、铁道部、军管会并告长沙北站“工联”、“湘江风雷”两派负责同志：
九月七日九时黎原同志来电收到，中央对京广线湖南段，铁路运输中断四天极为关切。
现责成湖南省筹备小组、“工联”、“湘江风雷”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立即遵照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八月十日发布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和“九·五”命令，无条件的立即恢复湖南段的铁路交通。
对两派之间的问题，希望根据以下原则通过谈判解决：
一、必须坚决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坚决制止铁路局、站和铁路沿线一切武斗。
二、已经夺取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一律封存，限期收回，不得用于任何一派的武斗。
三、铁路局内两派争论，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不能跟局外单位进行相互联系。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毛主席视察湖南的指示
当汇报到湘潭问题时，谈到湘潭有不少工人是受蒙蔽的；解放军开足了政治攻势；湘潭造反派在长沙集中学习后，回去按政策办事，
毛主席说：湘潭的经验很好。
毛主席还说：这样多的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至于他们的头头，靠下面起来造反。
谈到常德和安江问题时，汇报了这些地方的保守派煽动农民进城打造反派，
毛主席说：打打也好，受受教育嘛，许多农民不容易进城，现在是十五个工分，还有三十个工分，有的是抽人去打，有的是二元钱一天，有的是打一仗一百元钱，打死了给一百元钱，没打死也给一百元钱。
谈到泥木工人的斗争情况时，
毛主席回忆了过去搞泥木工会的情况，说：泥木工人有些行会思想，怕乡里人返城，那时候入会每个人要交六块大洋。
谈到内战问题时，有人反映有的组织大，认为人多就要以他为中心，
主席说：那也不一定。
谈到抢枪时，
主席说：抢枪把你们吓得不得了，名义上抢枪的，实际上是送的，政治干校就把枪发给了造反派了嘛。
谈到解放军下工厂，造反派对解放军很好，给解放军作报告，武装保护解放军；解放军战士给造反派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造反派加深了感情时，
主席说：“这也是一条经验。”
谈到极“左”思潮时，
主席说：有几条标语，不要紧嘛，要他多出来一点嘛，群众会起来批判，你们不要抓人。
谈到接待站把一些受蒙蔽的群众集中学习时，
主席说：光他们学习不行，也叫造反派学嘛，不然回去不好混。
谈到高司问题时，
主席说：高司还给我发了不少电报，发到上海，由张春桥转。
主席还问：不是还有个姓万的（指万达）吗？
有人汇报群众不同意万达到革筹小组时，
主席说：等一段嘛。
谈到军队有一段不能拿枪时，
主席说：解放军有五不了（指原来的四不加上不拿枪）。现在四十七军组织巡逻队，很好嘛，四十七军大军嘛。
谈到军区开展四大，军区招待所也开展四大，内部几个组织意见分歧，大师傅不做饭了时，
主席说：大师傅也不是好惹的。
谈到火车不通时，
主席说：不通的反面就是通，社会上和内部都有压力。
主席问道：那一年我到湘潭，地委有个王治国，现在他在那里？
华国锋汇报说：在长沙被斗的很厉害。
主席说：为什么要斗的那么厉害呢？我知道他身体不很好嘛，他有高血压。
汇报到军区犯了错误，影响到军分区，省人委，地专机关瘫痪了，
主席说：中央农业部、农垦部不起作用了，气象局还起点作用，宣传部、文化部也不起作用了，不少工厂还在生产，农民还在作田吗？
（张春桥站起来插话说：过去搞精简，搞几年都搞不动，现在这证明以后可以精简。）
谈到公检法的问题时，
主席说：过去好象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很高兴。
谈到干部问题时，
主席说：清理干部要搞群众运动，这样多的军分区，武装部，不搞文化大革命是搞不动的，过去这些人是老革命，老资格，谁也搞不动他。过去地方的党政机关没有枪，就靠军事机关。
主席又说：以后归结起来，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错误向群众作了检讨的。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太宽了不好。
谈到犯过错误的干部进行训练的时候，
主席说：不光是犯过错误的，还要搞些没有犯过错误的也参加，还要加上少数红卫兵，要帮助他们学习。
谈到湖南红旗军问题时，
主席说：再研究一下嘛，看看再说嘛，天下的事不要那么怕，先恢复了再说嘛。
（张春桥插话：林彪同志去年批过一个文件，指出荣复、转退军人不要单独成立组织。应说服他们，现在搞大联合，与别的组织结合，或参加别的组织。）
主席点了点头。
谈到湘潭成立临时领导小组时，
主席说：临时领导小组在九、十月份搞起来。
（张春桥插话：江西也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情况很好。）
谈到大联合问题、左派内部加强团结问题时，
主席说：都要作自我批评，都要少讲别人的缺点，不是把矛头指向对方。过去我们有个经验，过去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军队提出拥政爱民，地方提出拥军优属，军队带头作自我批评，两方面的关系搞得很好。
（张春桥插话：主席语录中有这么一段）
主席又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是上头有人蒙蔽了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越压越反抗，我们也是蒋介石压出来的。大革命后我们只几万人，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了，一压就压出三十万红军、三十万党员。
谈到抢枪时，
主席说：抢枪不要怕，民兵就有××万条枪。
谈到长沙的碉堡工事时，
主席说：不放心就保存一个时期嘛。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毛主席在视察中的指示
杨成武、张春桥同志说：毛主席最近在视察中，反复讲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大联合问题。
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两大派呢！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多作自我批评，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主席反复讲：要解决造反派内部的团结，特别是工人内部，上海是大联合的高潮，国庆节前就搞好，大联合过国庆。
二、正确对待干部。
毛主席说：不要搞武斗，批判斗争会要搞文斗，不要搞武斗。犯了错误的检讨了就可以了，不要过头了，不要侮辱。
主席还说：人家犯了错误就够苦了，你们还要过火，不要好象不武斗一下就不革命。
张春桥同志说：上海斗争陈丕显的时候拍了电视，主席看了。陈讲话时，很多人插话，
主席说：会上要允许本人讲话，允许本人申辩。
陈再道被斗得很厉害，
主席知道后说：不要这样搞。
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主席对站出来的干部很重视。上海局以上的干部站出百分之六十，山东站出来百分之二十，河北站出来的很少，只有百分之几，
主席说：将来还是要大翻案的。对干部，除投敌、叛变、自首者外，过去十几年、几十年总做过一些好事嘛！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为什么群众对干部不满呢？主要原因：1、政治原因，因为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作风原因，因为他们当官作老爷，不平等待人。
三、主席很关心造反派。
主席说：“对造反派也要教育，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年青人，不要性急。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缺乏民主作风，不平等待人。打人、骂人、拍桌子，把我们传统搞乱了，把我们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搞乱了。
目前主要危险是极“左”思潮，当然也要注意右的方面。极“左”表现三个方面：1、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炮轰总理）；2、分裂人民解放军；3、有些地方分裂革命委员会。
反对极“左”了，不要极右了。要加强教育，扩大教育面，不要扩大打击面。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湖南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说：
断铁路、断邮电、抢枪支，正好是暴露它。暴露了，才好解决。这是最高指示。长沙一中八个人，要反映情况提出只能给戚本禹同志说，这显然不是青年的问题，而是有人在挑拨，我们不去责怪他们。我要戚本禹同志见见他们，戚本禹同志不见。谢若冰打电话，都说老实话，年青人有点骄，免不了。湖南是很重要的地区，不是主席指示，我能随便说？对万达的意见，向主席反映。革筹小组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是：叶卫东、谢若冰、张楚楩、胡勇、唐忠富。朱顺祥，有的同志不同意，还可以商量。
革筹小组的组成，除已定的三人外，军队无意见。对万达的意见，向主席报告。万不参加小组，至少让他参加工作。给他亮相和考验的机会。能站出来，就结合。万与张、王不同。推荐新干部，要报告，现在不能回答。“湘江风雷”三人已定(叶卫东、谢若冰、张楚楩)。“工联”，胡勇、唐忠富，对朱顺祥有意见，可另外推选。革筹小组随时可扩大，代表提议地区两派参加，将来做到每派各五名，双方各留二名空额，当前，地区主要是回去把各地搞好。回去报名单来，即可宣布成立。
革筹小组重要，但当前更重要的是文攻武卫指挥部。长沙、株洲交通要畅通。要有秩序。制止乱抢枪。
吴自立这些家伙已经垮了，不要去责备那一方。，小将上了当，我们老头子还上当嘛？刘少奇、彭真唱双簧，骗了人嘛！不要去责备小将。他们七月十八日听蔡爱卿讲话，觉察出了嘛，这是好事、应该欢迎。
长沙、株洲是中心地区，要稳定，无论如何不要打“内战”。
地区代表在长沙多留几天看看，不要成立监督小组。岳阳可搞文攻武卫指挥分部，在省文攻武卫指挥部之下，配合行动。衡阳、株洲也可以搞。中心地区稳下来，下一步是解放湘潭的问题。湘潭现在被坏人挑动，打击造反派。他们枪多，不可怕，进行政治攻势。延吉五座大楼都收回来了，最后两个，进行政治攻势，走出来二千多人，有一千多支枪。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不会怎么样，容易瓦解。他们要打，军队支持你们，帮助你们学射击。
湖南还打算派个调查组去。
回去就成立革筹小组，特别是文攻武卫指挥部，开始办公。
首先，中心地区一稳，再解决湘潭问题。随后，从常德、邵阳向西伸，黔阳可以后推一步。郴州、邵阳推向零陵。主要是两派长期合作，戴利提消灭两派，提得太早。要经过一个友好合作，统一行动，共同对付路线斗争，将来才能矛盾统一，才能使其它十个军分区的造反派占优势。回去后，最关键的几件事：成立革筹小组，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搞好两派合作，逐步解决地区问题。其它是次要问题。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主持长沙政局的47军研究收枪问题。
会议认为散失到社会上的枪支两万多支，子弹几千万发。只收回五千多支，子弹70万发。其中，工联派上缴2000多支，湘江风雷上缴100多支，其他组织上交1400多支。
一九六七年十月五日，在“东方红总部”举行的有20个“湘派”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讨论并确定了“省无联”的《成立公告》，并议定了10月11日召开“省无联”成立大会。
在《成立公告》上署名名的20个组织是：
湘江风雷（以张家政为首的“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
红旗内燃机配件厂《东方红战团》，
湖南红旗军（复员军人组织，领导人为毕建）
长沙农联，
东方红总部，
青年近卫军（中学生、社会青年、青年工人混合组成）
湖南省红工会
省直联络站（省级党政机关干部造反派组织）
长沙财联
长沙虎山行
体委红旗
北区工联
红导弹
高校风雷（大学生中的造反派，领导人为周国辉）
矿冶井冈山公社（大学生中的造反派，领导人为张玉纲）
师院《永卫东》兵团
红中会（长沙中学生造反组织，领导人为孙学申）
红专会
九中《重上井冈山》
其中，“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湖南红旗军，高校风雷，红中会，青年近卫军”等，是或成员人数众多、或影响较大的社会性群众造反组织，而“红旗内燃机配件厂《东方红战团》，长沙虎山行，矿冶井冈山公社，九中《重上井冈山》”等，却不过是一些工厂或学校内部的小小组织，在社会上并无多大声望，成员人数有的仅仅只几个人（如九中《重上井冈山》）。
后来，“长沙工人”、“长沙农联”等组织发表声明，不承认签署了《九·三○声明》，而以叶卫东为首的“湘江风雷”总部也在11月24日发声明，对“省无联”不予承认；“青年近卫军”则干脆又参加了省革筹小组领导的“工代会筹备小组”。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在武汉接见湖南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郑波等同志交给总理一份目前湖南情况的材料，总理接过材料看到材料上写的湘南几个县乱杀人的情况时，
问：杀了这么多人，准不准确？
答：准确，有这么多。
总理：保守派这么猖狂，你们造反派还不联合起来，我真替你们着急。别的地方，有的是保守派垮了，两派才会打起内战来。你们怎么搞的？湖南还乱的不够呀！
什么怀疑，你们就是互相不信任，互相不服气，就想以我为核心，这是派性。湘南杀这么多人，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保守派还这么猖狂，常德还没有完全解决吧？湘潭还解决得比较好。高司都回来了，你们还放心？你们还打内战，我真不理解你们是怎么想的！蔡爱卿，中央决定你们回去就要逮捕的，你们回去二十天还是一个月才逮捕的，还让他活动。三四一事件（八月十日）蔡在工院是确实的，为什么要保他，清清楚楚是坏人。为什么不把蔡抓起来？象这样的黑手，在别的地方早就自己把他抓起来了，你们那里为什么不愿意和他一刀两断呢？
“五·一六”极“左”思潮影响到长沙很深，你们这样是搞不好文化大革命的，你们要上当的。有坏人在挑拨你们，为什么愿意受人家挑拨蒙蔽你们呢？长沙保守派还这样活跃，你们还不联合，我只能说你们不自觉，只能这样说。
吴自立是彭的爪牙，蔡爱卿与吴自立又打得火热。蔡爱卿骗了青年近卫军，将他们经过上海绕弯子送到北京，在北京萧华还接见了。蔡爱卿与吴自立攻守同盟，要夺军权。长沙造反派心理状态没有完全解决。当前提武装夺取政权，枪杆子解决问题，这是极“左”思潮。
许世友同志对党中央、毛主席是非常感激的，就是因为这个口号（揪军内一小撮）提错了，到处抓一小撮，广州抓黄永胜、南京抓许世友……湖南抓龙书金，我们说一旦有事，我们还要这些人带兵上战场的，龙书金同志还是要当司令员的。龙书金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打仗是很勇敢的。蔡爱卿这种人才是真正要打倒的。军区内现在搞得很乱，原来我们只叫司、政、后机关搞四大，但是有些基层单位也搞了，战士也有些走了，湖南军区现在完全瘫痪了，这是不合符毛泽东思想的。政干校就很好。校内搞四大，校外搞支左，听中央的话，讲政策。工程兵学院就不对头了，你们不要因为他们有些人极“左”，你们就支持他，不让他们外出串连，他就是出去。工程兵学院不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的话怎么行！要他们不要那样介入，他们就是没执行。
高司这个组织能不能存在，不能这么说，不能用强制命令的方式取消，要看你们工作做得怎么样，如果你们采取正确的方针，你扩大了，他就小了。采取压的办法是压不垮的。决不要自封为核心，凡是以我为核心的结果都不能成为核心，都失败。有人提出要以左派为核心，这话听起来很对，但言下之意，就是自己是左派，别人是“保守派”、“中间派”，都右了、修了。
现在的极“左”思潮方向是不对的，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挑拨中央文革的关系，我们中央常委与文革就是在一起办公的，有事请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有人要用显微镜找中央的空子。还有的把矛头对准解放军，这都是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种极“左”思潮，长沙是有他一定市场的，你们应该引起警惕，你们自己起来批判他，自己起来纠正错误，是可以纠正的。我们中央工作的同志有责任提醒你们，你们懂得了，改了就行了。
他们利用宣传的错误到处散布“揪军内一小撮”“武装夺取政权”和“战争解决问题”，这完全是反动的嘛！武装夺谁的权？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问题，打谁？当然这次我们批判极“左”思潮，也不准老保翻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五·一六”极“左”思潮是完全错误的，批判极“左”思潮能说高司就对了吗？张平化就对了吗？不是，还是错的。“二·四”批示是文革起草的，但没叫捉那么多人嘛！不能说你们批判极“左”，你们就“右”了，而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批“左”的。
你们有一些组织发表的九·三○声明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是极“左”思潮，不能以我为核心，不能以为自己革命，不能自封为坚定的左派，别人都说成“修”了、“右”了。十一号开这么一个会，这就是单方面的嘛！你们这样搞要走向反面，你们开这样的会闹分裂，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省无联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月，红中会长沙一中夺军权一兵（杨曦光）《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
去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思想界比较活跃，但有人写《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重建马列主义小组》《废除官僚机构》及批判现存国家机器，分析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文章，就立即遭到了疯狂的围剿。今年四月江青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思想，北京的中学四三派有几个激进分子根据这一思想写了篇《论新思潮》也被一片批判反动思潮的叫声所淹没，可见毛泽东主义这种新思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和思想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
这一切都说明在当前学习和宣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推翻新生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一整套理论──毛泽东主义的必要性。说明了建立毛泽东主义的政党的萌芽──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必要性。
推翻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官僚机构的统治──这就是我们现阶段的纲领。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林彪接见黎原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
林副主席说，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其后台有国民党，有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的爪牙。有坏人在后面策划。因此，要发动群众，将坏人揪出来。
湖南问题很多，长沙是和平解放的，凡是和平解放的地方常常不和平，问题都多。象新疆、西藏，都有问题。湖南不同于江西，不同于湖北，也不同于两广。湖南烂摊子大：国民党底子厚，再加上两个政客（刘少奇、陶铸）、两个军阀（彭德怀、贺龙），是反革命三结合。彭德怀、贺龙爪牙多、坏人多，再加上和平解放。现在还没有乱透。
湖南的乱，肯定有坏人在后面操纵，这条黑线很长。
有三条黑线：
第一条黑线，是国民党黑线。和平解放的，有××、×××、××、×××的部下。这条黑线是起作用的。
第二条黑线，是彭德怀、贺龙，影响很大，也是起作用的。
第三条黑线，是刘少奇、陶铸，影响也是很大的。
湖南黑手很多，黑线很长，运动中暴露暴露是好事。现在是否都暴露完了？不一定。有些人削尖脑袋往造反派中钻，如蔡爱卿就是一个。
总理：基层是好的，可以平反，总部不能再恢复，基层可以参加大联合。过去我说调查，是调查原红旗军领导人和北京红旗军的联系。调查不调查，总部都不能恢复。你们明确告诉他们，总部不能恢复。
汇报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
总理：要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办事。上山下乡方针是正确的，是主席定的。要动员他们回去，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安排好他们的生活。
汇报到“高司”问题。
总理：“高司”不能再成立了。它的基层组织──战斗队，如果承认了错误，真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尊重造反派的领导，也可以参加联合。但必须是真正承认了错误。要作好造反派的工作，团结大多数。人家错了，改正就好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黎原在传达林彪和周恩来对湖南指示的大会上的讲话
这股反动的极“左”思潮，分裂和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革命大批判和革命大联合；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革命的新秩序；极力鼓吹“抓军内一小撮”，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刮经济主义风，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闹翻案风，让牛鬼蛇神打着“造反”的旗帜，进行阶级报复。极“左”思潮的实质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和极“左”思潮的斗争，其实质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
我们队伍中还有一些同志，对批判极“左”思潮存在一些模糊认识。
1．有的说，现在不应该批判极“左”思潮，主要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
2．有的说，批判极“左”思潮是“打击革命小将”，是“想压垮造反派组织”。
3．有的说，批判极“左”思潮，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狡猾的阶级敌人，打着“革命”的旗号搞反革命，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成是刘、邓反动路线而猖狂加以反对。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他硬说是反动路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这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领导的，他也说成是反动路线；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方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他硬说这是刘氏反动路线。一句话，就是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硬说成是刘邓反动路线，而加以攻击，打着反对刘邓路线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还造了很多反动舆论，在群众认识上造成了很大混乱，必须澄清。
（一）“革”和“保”的问题。
（二）“反迫害”的问题。
（三）借口反血统论，反对毛主席的阶级论。
目前，在革命群众中，对于抓黑手，揪坏头头，还有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需要加以解决：
①小资产阶级派性。一些人只要派性，不要党性，毫无原则，不讲阶级分析。
②怕自己组织揭出坏头头，揪出黑手，不光彩。
③ 私心杂念作怪，怕报复，怕“斗不过”，自己吃亏。
④ 还有些同志认为：“抓坏人，揪黑手，是专政机关的事，是上头的事；我们只管斗走资派”。
⑤ 有些人耽心在造反派里揪出了黑手和坏头头，会造成“保皇派翻天”。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对四十七军就中央［67］367号通知的请示的回电
一、湖南的高司不同于浙江的红暴，高司的总部不能恢复，要帮助基层组织认识错误，要他们跟造反派搞大联合。
二、主席的最新指示，是为了更好的搞好大联合，根据上述精神，当前的工作，按原布置不变，要坚定的正确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对于确实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经过认真调查，报军批准。
三、贯彻中央通知，根本的问题是争取、教育、团结能够团结的人，对于与高司同观点的基层组织，应区别对待，对广大群众采取教育团结的政策，教育他们认识错误，支持他们参加联合，同时下很大的功夫，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造反派，正确处理本单位受蒙蔽的群众，共同搞好大联合、三结合。
四、在做好群众组织工作的同时，要做好部队的思想教育工作。
五、要贯彻中央12.2通知，要密切注意动态，警惕敌人从中捣乱，要随时说服群众，就地闹革命，不要随便上访。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湖南省革筹小组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对湖南省革筹小组报告的批示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
（五）我们不要题字。
（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
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泽东十二月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主席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对湖南省革筹小组报告的批示
1967.12.21； 中发 ［67］ 394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新华社、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并各地方报社：
我们完全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十二月十七日对湖南省革筹小组报告的批示，现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学习，坚决照办。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希望你们严格遵守执行。
关于毛主席的塑像问题，中央在今年七月十三日已有重要指示，希望你们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日，中央首长接见武装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班领导小组及安徽湖南广东广西等班返省汇报团。
周总理：
现在促进大联合中，又出现了两种思潮，一种是极“左”的，搞分裂；还有一种右的，原来已经瓦解不存在的一些组织要复活，
湖南高司也是这样。我们说，工联和湘江风雷应该联合起来。高司的少数头头跟当时的军区犯了方向错误，送枪对左派群众很大打击，如益阳、常德、湘潭都是。这样跨行业的组织不行，但他在学校、工厂、机关中的基层组织要欢迎他们参加大联合。
不能因中央批语，把过去跟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跨行业的已经垮了的组织，重新复活。当然，下面基层组织可以参加联合。不能上面重新复活，这样复活就等于把去年党、政走资派所组织的保守组织，官办组织都可以恢复了，比如上海的“赤卫队”，北京的“捍卫团”。（康生：联合不倒旗，是指革命的群众组织，不是指保守组织。）我们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不是把走资派官办的组织复活起来，不是把受省军区方向路线错误影响深的组织复活起来，如果这样做，这不是走向联合，而是走向分裂，这不是推动革命三结合，而是不可能三结合。这点要说清楚，中央是不能同意的。
还有一种是极“左”，搞分裂的，口号极“左”，实际上本质反动。湖南从湘江风雷中分出来一个组织，自称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叫“省无联”。把叶卫东同志排除在外，把总部砸了，叶卫东同志还受伤了，你们知道吗？（答：知道。韦钦讲了一些情况。）你们湖南内部观点不一致，回去汇报还不成熟。谭辅仁同志，你要他们好好考虑一下。（湘派反映批判极“左”面搞宽了）在群众中批判极“左”思想是对的，但到基础群众组织去抓人是不对的，北京搞“五·一六”我们一再强调只抓少数坏头头和后面的黑手，要自己抓，不要别人抓，不要到对立面去抓人，不要扩大化，也不许右派翻天。湖南批判极“左”思潮，抓人，如果扩大了些，应该纠正。“省无联”认为，中央批准的以黎源同志为首的省革筹小组，是“湖南黑三线的反革命三结合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这个口号是反动的，矛头针对中央的。“省无联”还说什么“批判极‘左’思潮是反动的”，这怎么说是反动的呢？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他们要打倒中央批准的章伯森、梁春阳、胡勇等同志。这是不对的，他们过去支持过造反派，是革命领导干部。你们必须把这个问题在北京搞清楚。
你们学习班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林国兴同志来了吗？（林：来了。）一开始我就要你们把张家政吸收到学习班来，你们不同意，这是不好的，他是代表一派嘛，张家政这个人毛主席著作没有学好，只要他不反对中央、省革筹小组，我们应该欢迎他到学习班学习。湖南班要把张家政接到学习班来。他在北京等了三个月，你们讨论了五十多天还不解决，我说过好多次没有解决，我是有意见的。（众：张家政还在北京，湖南来了十五人要揪他），来了十五个人，你们要去说服他们，在学习班不要揪，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你们先做十五个人的工作。（有人提出，“省无联”也来了几人学习。）“省无联”只要他们不在长沙搞分裂，他们可以来学习。湖南晚一点等十天再回去，学习好了再回去。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南班全体同志的讲话
康生讲话：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今后还要更好。因为形势大好，敌人感觉他们就要死亡了，狗急跳墙，蹦出来了。在北京出现一个××反革命“非常委员会”，他们写了一封所谓《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给全体党员的一封公开信》，恰恰是十月一日出笼，十月三日北京的“五一六”组织“战马悲鸣”翻印了这个文件。“省无联”的纲领把反革命“非常委员会”那封公开信公开化了，具体化了。
“省无联”的纲领，杨曦光的文章，周国辉的讲演，他们自己被迫把湖南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证明林副主席的话非常英明。在林副主席指示以后，刘、邓、陶的爪牙，公开的。隐蔽的都跳出来了。国民党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自首分子跳出来了。彭德怀、贺龙的爪牙也都跳出来了。而反革命“非常委员会”的党羽，五一六的党羽，就在你们湖南被迫的跳出来了。这是最大的一桩好事，这对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有好处。
这个纲领是一个什么纲领呢？它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当代的、最伟大的、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主席，反对世界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光辉思想。这个纲领不仅反对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把整个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否定了。
“省无联”的行动纲领。
第一条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动，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这些反动的理论家，还跟我们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仅仅这一句话就看出他们是恶毒反对毛主席思想的。他们讲：毛主席的思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时代的思想，仅仅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象周国辉讲的，有人揭发的，说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毛主席的思想比起马列主义是比较古老、陈旧，还是落后的，仅仅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进一步充实、提高，才能上升到毛主席思想的新时代。同志们你不要看他的全部，只看这一句话就知道，他们如何恶毒的反对毛泽东思想。
根据他们所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建国十八年来，干部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是走进或走过资本主义道路。”你们看，这些话真是反动透顶，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要砸烂。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干部队伍绝大多数说成是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因此那些自封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而要推翻他们所谓的特权阶层，实际上就是要推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要国民党、资产阶级复辟。他们疯狂的无耻的发表了这样的宣言，不但是污蔑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还假借反对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我们由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污蔑成资本主义的。把毛主席领导的国家，毛主席领导的党都说成是特权阶层，看成和赫鲁晓夫的党一样。他们这样攻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权，没有刻骨的仇恨才奇怪呢！（众：呼口号……）这里面没有反革命才怪了！这些刘、邓、彭、贺的小娄罗，国民党的小丑，杰出的“学者”，大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由此得出结论：非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非推翻毛主席领导不可。这些话，就是他们反革命理论的根据。从杨曦光的文章里面看出，他们大概也搜集了一部分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的东西。
第三部分，他们对我们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估计。他们讲：文化大革命现在才是刚刚开始，过去的文化大革命都是改良主义，自从“省无联”出来以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他们又说：一年多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成绩，是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权威的树立。同志们，你们不要被这话蒙蔽。毛主席的权威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吗？我们知道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几十年，并取得了伟大胜利为全世界革命人民所共知的。他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思想权威才树立，他们被自己的话冲昏了头，既然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是改良主义，怎么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毛主席的思想权威就不能在他们所说的改良主义中树立，他们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真是语无轮次。他们说文化大革命中，各省的革命委员会和革筹小组都是改良主义，大家知道各省的问题得到解决都是毛主席解决的（众：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他们拐弯抹角的千方百计的蒙蔽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改良主义，各省的问题解决也说成是改良主义，革筹小组的建立也说成是改良主义，这些都是毛主席的思想，这样一说，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也是改良主义？！他们就这样来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众：口号）。
第四部分讲到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对湖南问题所作的指示，江青同志十月十二号的指示。根据他们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十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十二日才展开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他们还胡说八道：文化革命总是政治革命的先导，十一月十二日的指示，予示着政治革命的更大风暴。江青同志指出：文化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他们说：文化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数个地区取得胜利。
“纲领”下面接着说：“林副主席的指示，实际上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首先取得文化革命胜利的希望。应该指出，中央前一时期对各省、市问题的表态基调是改良主义的。对湖南的新指示是从改良到彻底革命的转折。我们必须认清这个转折，跟上这个转折。”文化大革命首先从湖南取得胜利，周国辉特别发挥了这个理论，说林副主席指出在湖南首先取得胜利，这完全是胡扯。
第五部分：“湖南要彻底革命，必须坚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实际上就是要把现在的省革筹小组打倒，他们上台，恢复国民党的政权，恢复他们的资本主义。所以他们说省革筹小组个别的打倒不行，必须坚持彻底砸烂旧国家机器的原则，任何与这个原则相违背的揪某运动，必定是改良主义的。他们还说：“谢氏揪章的下场，已经证明了此路不通”。这都是错误的。
第六部分，“机会主义思潮在转折关头表现了更大的危险性，在目前由退却向反攻的转折关头。”据说把江青同志“九·五”讲话叫做战略退却，这是什么意思呢？红卫兵犯了错误，告诉你们赶快退却，但是到十月十二号就进攻了。他们挖空心思歪曲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的指示，歪曲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同志的讲话，目的就是一个，要实现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
第七条，“在转折的关头更表现出了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他们还引了列宁的一段话，什么：“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实际上他们既有反革命的理论，也有反革命的行动。
陈伯达讲话：
这里边有个人叫周国辉，他说：“他们对我们什么都骂了，就是没有敢说我们是大杂烩。”我今天就敢说：“省无联”就是大杂烩，是反革命的大杂烩！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渣滓的大杂烩。对这些社会渣滓，没好多话说的，今天这个大会，就是宣布“省无联”彻底破产的大会！（全场热烈鼓掌，呼口号：揪出“省无联”的坏头头，绞死周国辉！）
不要绞死了，让他反省反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他们总是想搞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先把周恩来同志──我们的周总理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的总后台，（总理大笑说：我是新的资产阶级的总后台，这时江青、伯达等中央首长都笑了，台下群众也都笑了。）总理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总理，是毛主席领导下的总理（众：呼口号：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他们是借反对周总理之名企图搞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不是新鲜的，这不是先在湖南出现的，在北京早就出现了。“五·一六”你们知道吗？就是那样的玩艺，卑鄙无耻。这是将要灭亡阶级的垂死挣扎。
我今天宣布：包括“省无联”在内的许多大杂烩的组织。一定要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省无联”一点无产阶级的东西也没有，是反革命的，参加这个大杂烩的所有组织的群众都应该回到本单位、本机关、本学校、本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
我们说凡是要革命的人民，就要从你们的组织中把那些坏家伙揪出来，因为他们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搞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把革命的三结合说成是反革命的三结合，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专政，实际上他们要搞反革命三结合，搞资本主义复辟，搞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专政，搞地、富、反、坏、右的专政。毛主席说过资产阶级专政在中国不能存在，那只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革命专政。“省无联”企图搞的那个东西，实际就是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
江青讲话：
我建议要把普通的一般的受蒙蔽的群众，同他那个组织的少数的个别的坏人或者是背后的什么老师，什么后台要有区别。（总理：这一点很重要）不要以为凡是参加了“省无联”都成了坏人，如果这样恐怕不妥当。我觉得这个组织的群众是无罪的。有罪的少数坏头头，但头头不一定都是坏人，我们如果不区别对待很容易违背毛主席的教导。这点作为建议提出。我的话如果讲错了希望同志们当面批评。
周总理讲话：
我们对“省无联”也是逐渐发现的。去年十月我在武汉，还有郑波以及省革筹小组的其他同志也在，听他们说成立“省无联”这样一个跨行业的组织，中央提出是按部门、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说，跨行业的组织就不要成立了。我们还劝说“湘江风雷”按行业、按部门组织不要跨行业。当时“高司”提出要翻案，我认为“高司”不要再恢复了，基层单位认识错误好的可以联合。当时只是看到这样一个问题。“省无联”还把我的这段话说成是“逆流”。按部门、按系统大联合这是毛主席的思想，不管哪一个省都要宣布：不要跨行业的组织。
我对“省无联”的情况知道不多，直到这次郑波同志带来各种观点的人，包括“省无联”和持“省无联”观点的人收到了一些材料，听了几方面的意见，认识才清楚，发现“省无联”的纲领是反动的。象刚才上面几个同志所说的那样是反革命纲领。我觉得省革筹小组对他们不是压得太厉害，而是不够警惕，提的不高。这样的反动东西还公开演说，出报纸，他们的纲领贴在大街上，公布于众！江青同志说得对，既然跳出来就要批判。不要只看到公开出来活动的这些人，对他们幕前幕后的黑手要有足够的认识，既然跳出来了，就坚决批臭。使我们更愤慨的是他们利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五十年前的《湘江评论》名字，把发刊词上的几句话也用在上面。这个《湘江评论》怎么能够承认？他已经出了四期，从去年十一月一日出版到现在已八十多天了，我们才发觉，说明我们落后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
刚才康生、伯达同志又对“省无联”的纲领一一加以批驳，他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反毛主席的，反马列主义的。他们的话几乎跟台湾蒋介石、苏联修正主义、美帝国主义差不多，把我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说成是毛、林派，这话跟台湾说的、莫斯科说的、美帝国主义说的又有什么区别？说什么他们“省无联”是响当当的毛、林派？
他们要打倒革命委员会，把我们各省的革命委员会也骂了，谢富治同志是北京革命委员会主任，姚文元同志是上海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也骂了，说成是改良主义的产物。真是反动到了极点。这完全是反对江青同志“九·五”讲话。
他们又说要砸烂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这个问题就牵涉到怎么样评价建国十七年来的问题。他们把我们在座的（指中央首长）都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贵族。那么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置于何地？我们的十七年是毛主席的领导下的红色政权，只是受到刘、邓的干扰，那不是主流，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能有今天。不仅十七年来是如此，五十年来也是如此，从“五·四”运动，毛主席的思想在地球上继承了马列主义以后，在革命斗争中，发芽、成长、壮大起来了，并超过了前人。因为时代发展了嘛，后人总是超过前人的，可是他们还要从现在开始进行串联，同那些少数懂得一点毛泽东思想的人重新建党、建军。这些家伙要建他们的党、建他们的军，建他们的反动理论.他们的文章有个题目叫做“中国向何处去？”（姚文元：中国当然是搞社会主义，怎么讲向何处去？）那把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读读就行了。
他们说，要取得革命的真正彻底的胜利，就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所以要重新进行阶级分析，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团结朋友，打倒敌人。这实际上是他们把毛主席的话加以歪曲。林副主席说，湖南和长沙还没有乱透，“三条黑线”没有全暴露出来。“省无联”借此就否定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省革筹小组，并把其他各省的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都说成是改良主义的，把毛主席领导下的大多数干部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贵族，要推翻五十年的历史，砸烂旧的国家机器，重新组织国家机构，以此蒙蔽一些群众跟着他们走。我想只要我们把这些情况跟参加“省无联”的讲清楚，大多数人是会退出来的，今天在坐的也有参加“省无联”的组织，你们还会跟他们走下去吗？（参加无联组织的人答：不会！）写这个文章并不是杨曦光的手笔，思想也不是他的，很清楚，幕前幕后有黑手组织，这需要你们回去搞清楚，不要只看到表面这几个人，还有的藏在暗地里，表面上这几个人多数是一时走错了路，说错了话，（康老：这里面有一个组织叫“夺军权”，你们问他向谁夺军权，向林副主席、毛主席夺军权？向人民夺军权？）（江青：用夺军权这样的名字，就是错误的，他们来领导人民解放军，他们来掌握军权，见他的鬼去吧！）
他们说，我们的军队在六零年才真正在林副主席的领导下，从六零年以后我们的军队才是保卫社会主义的；又说：三分之二的军权没有掌握在林副主席手里。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的林副主席从井冈山起，一直就没有离开部队，指挥着部队。去年是建军四十周年，他们把我们有四十年历史的解放军也否定了。我们提出三相信、三依靠，第二条就讲的是人民解放军，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解放军搞乱。
包括“省无联”的同志，要好好想一想，到底是怎么错的，把问题揭露出来，分清是非。参加“省无联”的组织，如“高校风雷”、“一中夺军权”、“矿冶井冈山公社”、“省直联络站”等等，自己组织检查，找出自己组织中的坏人。
湖南产生了一些极“左”思潮，康老说是极反思潮。（康老：是极反思潮。江青：是极右思潮。）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在你们那里复课闹革命，根本没有搞，你们要知道复课闹革命是当前学校的中心任务，大方向。只有那些极“左”思潮的人才说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现在已经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候了。你们要促进省革筹小组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促进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的召开。不管是学校、工厂都要回到本单位去，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推动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康生接见湖南省革筹在京成员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核心组的讲话
群众组织叫“夺军权”，毛主席的军权，只有帝国主义、国民党、反革命才要夺这个军权。明明是革命群众组织叫“夺军权”，还打出招牌，公开的还有那样多的反动纲领，杨曦光的反动文章，周国辉的反动报告，《湘江评论》一期一期的那样出，非常疯狂地向我们进攻，受不到严重打击。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什么问题？有的同志说原因，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样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解放军，反对我们伟大的党，为什么在长沙有市场？这样为什么不造成混乱呢？道理的确是总理讲的。革筹小组应该深思一下，四十七军的同志，你们也应该深思一下。我感到革筹小组也好，四十七军也好，面临那样反动的东西，除了这次××（编者注：应指四十七军军长黎原）同志来才看到这样的东西，我们从电报上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这东西很不平常。阶级立场、敌我界线模糊。由于划不清，因此，批判软弱无力。那方面那样的猖狂，如果我们阶级观念不明确，文化大革命怎么能搞好呢？阶级斗争怎么能搞好呢？群众为什么不混乱呢！
但不要走极端，不要随便捉人，要区别对待。省无联内部有老造反派。群众还是受蒙蔽的，应该区别对待，把他们争取过来。这一点，大家都是一致的。问题是如何争取他，如何团结他。一个办法是因为有老造反派，因为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我们就不敢尖锐地批评他们的反动纲领和行动，又怕“投鼠忌器”，这样手就软了，心就软了，怕把群众赶跑了。这样是否能把群众争取过来？这不是争取群众的办法。正确的办法应该是指出他们的纲领、行动的极端反动，使他们猛然醒觉，反戈一击。我们照顾到受蒙蔽，但我们立场不明确，如何促进他们的觉悟？群众和头头要划清楚，不要故意的都去捉人，这方面我们批评了“省无联”，是因为他们犯错误了。现在轮着你们犯错误了。如果是本组织搞的，那允许罗！不必那么急，何必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呢？×××同志耽心也就是这个问题吧！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杨曦光的一封信
一·二四证明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只老三，还有比他厉害多的中国最大的党阀，毛主席目前在中央仍然是少数.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杨曦光《坚持和巩固新思潮的办法应该改变》
几天的事变正是在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上深刻地教育了革命人民，康生是不折不扣的大党阀，不讲道理，仗势欺人，残酷无情地打击每一颗革命的幼苗。对於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估价决不能太低，应当肯定一点，毛主席目前在中央仍然是少数，以前我们承认全国各地现在是资产阶级篡权，但是对於中央的情况想得很少，认为那当然是毛主席占优势，忘记了“中央和地方，中央为主”，以前湖南的造反派只仇恨周恩来，但是周恩来是一个没有一点反革命理论水平的家伙，刘少奇的倒台只是搞掉了一个慈禧太後，整个资产阶级在中央的政权没根本触动，刘少奇被揪出是上层人物活动的结果，这一点就很说明问题。敌人还有一整套班子，既然他们是一个阶级，揪出一批人对他们的政权不能起根本的影响。我们曾经说过，要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对中央每一个人用无产阶级的冷静眼光去审查，但是我们从前只审查了周恩来等少数人，其他人的面目因不太清楚就不去仔细考虑了。而这一次，由于湖南革命势力的强大和先进，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可能一人出面就把革命力量镇压下去，於是，整个中央的负责人几乎都在反革命大镇压时，在湖南人民面前亮相了，革命人民开了眼界，这一次大镇压，使湖南的革命势力从山脚下走到了山坡上，原来我们的敌人不只周恩来，还有一帮大大小小的官僚，有一整套班子。二月份全国规模镇压革命力量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更重要的一部份，原来在湖南人民面前是隐蔽的，尤其是康生之流，以其反革命俩面派手法，骗取了不少的善良人们的信任。而这次，这个隐蔽部份也暴露了，先进的革命人民立刻应该从最进的事变去引导中间群众和不觉悟份子，使他们冷静地估计中央政权的情况。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长沙一中“夺军权”钢812分队 杨曦光 刘小兵《关于目前时局的严重声明》
一·二四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国际工运史上，一种崭新的思潮被苏联修正主义的“共运”在中国的代言人第一次承认为一种独立的政治派别。
新思潮在湖南形成一种政治势力构成了对中国新生官僚资产阶级的致命威胁。
打倒中国最大的党阀━康生。冷静地考虑中央机构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这就是教训。毛主席在中央仍然是少数，这就是结论。
敌人把新思潮和省无联联在一起也正说明了新思潮本质上代表着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九六八年二月，“省无联”被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下令取缔。
在批“省无联”时发生抓捕打骂、私设公堂、揪斗游街、人格侮辱等种种侵犯人权之行为。
一九六八年二月，张家政、杨曦光等人被捕入狱。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中央领导人接见赴北京汇报的湖南省革筹成员
３月３０日，在中央高层接见赴北京汇报的湖南省革筹成员时，
江青说“你们那里‘高司’闹得很凶，完全是右倾翻案风！”
她还说：张平化在东北就是一贯大反林彪同志的，以后又紧跟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王（任重）。张平化这个人可谓至死不悔改。我一想起张平化就恨，想不到张平化这个人这样恶劣，恶劣极了。他的一贯表现说明了他的本质。根据我们的经验，像这样的人，历史上不会没问题。
一九六八年四月上旬，有人为长沙红中会翻案
“３·３０”讲话传达后不久，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红卫兵”（也是“高校风雷”成员）的金胜利，在五一广场贴出大字报，宣称：中学生是湖南造反派的先锋，“红中会”更是先锋中的先锋，“借批省无联镇压造反派”就是从打击红中会开始；而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必须解放“红中会”。 与此同时，一中红卫兵佘大川、张麓泉也表示了相同观点。为了组织反右倾翻案风的队伍，佘大川以一中红造会“３·３０”战团为核心，成立了长沙市中学红代会“３·３０”联络站（简称红“３·３０”），主要吸收“红中会”、“井冈山”和其他“湘派”红卫兵参加，佘大川任一把手，李亚雄、汤建平、吴春林均参与决策。
一九六九年十月，湖南省高级法院审理“省无联”结案
张家政（湘江风雷第二号头头）被判20年
宋绍文（省文艺界红造团）判15年
毕健（湖南红旗军）判10年
杨曦光（红中会）判10年
周国辉（高校风雷）判7年
张玉纲（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判3年
李仲昆（湘江风雷）等人，则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长期监管。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各单位，一大批“省无联”旗号下的造反组织的负责人，以及那些“黑手”，也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押、判刑、批斗。
(1980年代初，出狱几年后的几名当年的大学生、中学生，就自己因文章因言论而被治罪的问题，先后向省与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要求平反的申诉。胡耀邦批示：省无联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
1981年，根据最高法院的指示，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省无联”有关人员的案件，撤消了“反革命罪”，除个别人因要对某武斗事件负责而仍须获罪以外，大部分人都宣告无罪。
同时，湖南省委也作出了决定，认为文革中对“省无联”这样的群众造反组织却定性为“反革命大杂烩 ”，是错误的，是不实之词，因此，予以平反，撤消原定性结论。
杨曦光起初得到的改判，是“免于刑事处分”。杨曦光不服，继续申诉。1983年，湖南高级法院再次复审，改为：“原判认定的事实是在 ‘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据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省高级法院的这个改判，在报送省委后，始终没有批复。）
六、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长沙市工代会召开，“工联”、“湘江风雷”、“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等工人组织均解散，统一到“长沙工代会”里。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长沙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央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委会的批示稿上的批语
退周再阅。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请酌定。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4.06；中发［68］56号
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批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组成的名单。
中央热烈祝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又一次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一次的伟大胜利。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地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层层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进一步地深入展开革命的大批判，充份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王任重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等，批透批臭。要继续打击“二月逆流”的翻案风。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要充份揭露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
湖南省各革命群众组织，要继续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发扬和推广“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所获得的经验。要继续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经常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进一步展开拥军爱民的运动，民拥军，军爱民，继续巩固军民之间的团结。巩固各部队之间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指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使革命和生产都获得新的丰收，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
七、湖南的反三右一风与炮打新生红色政权
一九六八年四、五月，“工联”派中的梁春阳、尚春仁（省委机关永向东）、刘炎生（建湘瓷厂）、余信谦（新华印刷厂）、周国强（市总工会）等联合原“湘江风雷”主要头头叶卫东，根据中央“反三右一风”（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为二月逆流翻案风）的“3·30指示”，抨击省、市革命委员会中的军方负责人与原“工联”组织负责人，宣称华、胡、唐等应对湖南发生的右倾翻案风负责。
而唐、胡等则指责梁、尚、叶、周等搞分裂，炮打新生红色政权。
站在梁、尚一边的红“３·３０”和紧跟唐、胡的中学红代会领导层（原“８·１９造反有理军”为主），都派员调查“右倾翻案”的情况，双方一出长沙，观点就一致，不管到汨罗、醴陵，都对当地右倾翻案严重无异议。而一回到长沙，双方就意见相左，你说我“右倾翻案”，我说你“炮打新生红色政权”。
实际上,在一些市县确实存在右倾翻案的问题。由于一些人思想上的派性并未解决，中央“１·２４”指示批“省无联”给了他们一个将对立面除之而后快的大好机会，于是有“无联”批无联，没无联批湘派，湘派也没有则干脆批工派，反正谁的造反色彩浓就批谁。在县一级无联组织可说是寥如晨星（据说耒阳有），故“１·２４”后遭打击的县级群众组织头头，实际都是与“省无联”并无多少瓜葛的造反派。
一九六八年五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黎源，在省革委会二次全会上说：“右倾翻案不是五十三个县，是九十三个县都有。老保翻天是否五十三个？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如是老保掌权，就是砸掉；如是右倾翻案，是反右倾翻案，是补台，不是拆台。全省右倾翻案是严重的。责任在我自己，接受新事物慢，在北京认识不清，回来以后，在第一次全会上认识还不清，听了几十个县的汇报以后，才大吃一惊。”
一九六八年六月中旬，叶卫东对汝城县彭起才等人说：“现在是搞实力政策，打得赢的是爷。打不赢的是崽；你们是怎么出来的。就怎么回去，不然地盘都丢光了”。
汝城发生持续六天的大武斗，先后打死十六人。
一九六八年六月底和七月初，叶卫东多次支持涟钢上访的徐清伯、王月清和湘中机械厂的郑贵临等人武装打回涟钢去。
叶卫东对徐、王、郑等人说：“你们大胆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它个稀巴烂再建设嘛!”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六日，徐、王、郑等人从长沙回去后，组织两百余名武装人员返回涟钢
双方发生发生武斗，打死六人，打伤六十八人(其中重伤六人)，非法关押二十九人，损失国家财产十九万余元，造成全厂停产一个半月。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湖南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关于宣传“七.三”布告的情况报告：《宣传贯彻“七.三”布告 情况续报》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转发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的通知
1968.07.19；中发［68］111号
毛主席的重要批示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请考虑可否把此件转发各地，并加上几句督促话.
毛泽东七月十八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示，现将湖南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关于宣传“七.三”布告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七.三”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战略部署.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七.三”布告，造成浩大的声势，是分清敌我，团结，教育和保护广大革命群众，彻底孤立阶级敌人，揭露和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望你们立即检查一下宣传工作的情况，没有抓紧的要抓紧，领导不得力的要迅速加强.此种宣传，应当同拥军爱民联系起来，同当地开展对敌斗争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同清理本地本单位的阶级队伍，开展革命大批判等项工作结合起来，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新华社及各分社，应及时把各地宣传“七.三”布告情况及问题发表，登内部的《文化革命动向》，不登报。
一九六八年八月，省革委会派出由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任团长、“汽电派”工人为主力的“砸烂旧省委兵团”，进驻省委大院，接管省委各部办委的具体权力，并将省委机关干部的“永向东”组织彻底击溃。
梁春阳、尚春仁及“永向东”组织主要骨干被关押、批斗、反省，一般骨干活动分子，则被下到各地市单位和“五·七干校”。
与“湘瓷派”、“永向东”有密切联系的原“湘江风雷”主流稳健派负责人叶卫东，也在这次清洗中被整肃，受到严厉的点名批判，并被临时停止其省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湘瓷派”的头头刘炎生（湖南建湘瓷厂、省革委会委员）、余信谦（湖南新华印刷厂、省革委会委员）、周国强（市总工会机关、市革委会常委）等，也分别受到停职反省惩处。
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胡勇
1968年国庆节那天，胡勇作为湖南的工人代表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并且被周恩来亲自安排，坐于观礼台第一排座位中间左向，距离正中毛泽东的座位，仅横隔六个位置。是当时四位同坐第一排的工人、农民代表（其他三位是：尉凤英、王洪文、陈永贵）中，最靠近毛泽东者。
毛泽东听说胡勇也是他的家乡（湘潭）人，故在城楼上的休息厅内特召见了胡，并与胡谈话数分钟，问湖南的文革问题，也问了胡勇个人的情况。
后因同在天安门城楼观礼的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进来了，要见毛泽东，这次谈话才可惜被中断了。全国的造反派工人能有此殊荣者，除了后来的王洪文外，恐再无第二人。
一九六八年十月，胡勇由华国锋与47军一位副政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胡勇、唐忠富等人作为代表参加中共党的“九大”。
本来湖南省党的核心小组巳决定、并报送中央，湖南的中共中央委员侯选人中，胡勇是作为中央委员内定人选的。
“九大”期间，毛泽东在问到其家乡情况时，得知胡勇巳内定为中央委员时说：“我这个老乡（指胡勇），是不是就不做中央委员算了？我看，不照顾老乡为好。”
唐忠富当选中央委员。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革委会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检查报告”的通知（概要）
毛主席批示：照办。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未经请示，擅自印发毛主席对湖南工作所作的重要指示，是错误的，是违背中央历次的通知和决定的。
中央再次重申：严禁私编、私印和散发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视察谈话和中央其他同志的传记、抄件、文件、书籍、诗词、画册、图片，等等。凡属以上谈话纪录和文书、图片、画册，各地都应采取措施，立即收回，予以销毁。
以后如再有违犯这一通知的规定的，即应执行纪律，严予处份。
对于那些为达到反革命目的的造谣惑众、招摇撞骗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分别予以判刑。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都必须严格控制各地区、各单位所属的印刷厂，严格控制纸张的分配、使用。
附件一 黎原、华国锋、杨大易关于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检查报告（1969.12.18）。
附件二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清查和处理非法印刷品情况的报告。（1969.12.3）
八、湖南的“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
一九七0年春，开始进行“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反盗窃）运动
中央也发出了1970年的3、5、6、号三个文文件，提出对被清查对象“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并规定杀人由省一级革命委员会批准。
四项内容中，“一打”则是重点。而这“打击反革命”的“现行”清查对象重点，则又是原来参入过造反派活动的头目与骨干分子。 军方与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与那些曾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将原保守派骨干作为依靠对象，利用这次“一打三反”，开始对参加过造反的工人、干部、市民进行前所未有的清洗。
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各个单位，各单位都成立了“三号”（即“一打三反”）办公室，
在这次“一打三反”运动中，湖南省与长沙市的所有原造反派的头头与骨干人员，从巳是中央委员的唐忠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胡勇，至区街小厂、街道居委会中的原造反派负责人，全部被整肃，有少数被枪决者，有相当部分被拘捕入狱，其他大部分则统统从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开除，进行批斗，并关进所谓“学习班”予以隔离长达数月、甚至近一年时间的“反省”。
当时，《长沙晚报》的一篇社论中，竟连续提出九个“杀”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杀、杀、杀、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
长沙市在两个月中，一连杀了两批后，第三批待宣判拟枪决的名单，也已发至基层讨论。当时正在长沙的毛泽东在这次宣判大会欲召开的前一天夜晚，突然下令制止了大会的召开。准备参加大会的人，也连夜被通知会议改期。紧接着中央发布了17号文件，以“杀、关、管”为主要内容的“一打三反”运动才慢慢冷了下来。
1970年，谢若冰在受到一连串的审查后，她进了工厂，当了一名工人。（她在四人帮垮台后，没有陷入其他那些当年的造反战友们所受的挨整境地，相反，接受了高等专业教育，一名电脑工程师的资格。她现在是一家大型电脑软件公司的老总。）
青年近卫军司令谭海清，因一件涉嫌要他负责的、其组织成员在武斗中一件虐杀“俘虏”致死命案，在省革委会成立前，即被拘押，关了近十年，后判了七年刑。（出狱后，谭海清便以开饭店谋生。后又开办过公司经商，稍有成就，于1997年去世。）
一九七一年夏天，“清查5·16分子运动”又接踵而来
原造反派成员再次遭到审查、清算、批斗，直至“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才获人身自由。
随后的几年，原造反派头目与骨干分子，就象文革前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坏分子）一样，在政治上遭到了歧视。
九、湖南的批林整风与“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二年十月，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卜占亚(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一职仍由已调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兼着)，因与林彪集团有牵连，被中央撤消一切职务，进行审查。
一九七二年底开始的、湖南的“批林整风”运动，便演变为了“批林、批卜”运动。
市“工代会”办公室，渐渐成为造反派们悄悄串连聚会的场所，一些原来有着省或市的革命委员会常委、委员身份的造反派头头的工人，也不时地出现在这儿，向到场的造反派们传递有关“批林、批卜”的信息，并发布一些秘密行动指令。
大字报也上街了，主题是批判卜占亚与景林，称他们为林彪路线的在湖南长沙的代理人、 “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重蹈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
一九七三年三月，张平化又被重新派回湖南任省委书记，主持工作。
贴在了市委大楼外墙上一份名为“怎么办？”的长篇论文大字报，当时曾引起过很大的轰动，每天都有几千人围观，并且还得到许多观看者的留言支持。那大字报实际是向重新回湖南工作再担任省委书记的张平化的一份进言，向张反映长沙的造反派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挨整的情况，并希望张平化能解决造反派受压的处境。
一九七三年底，闹平反的纪某被法院判了二年刑
长沙市有一些人在争取“要平反”而闹造反，他们的负责人是一个姓纪的工人，在一家区办工厂工作，是一个老造反派，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整得死去活来。但是，在造反派头头们的默许下，被公安部门以扰乱社会的罪名逮捕起来了，并解散了他所领导的“山头”。纪某还被法院判了二年刑。
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从北京回来后，向工代会的一些领导人传达王洪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讲话
他说：“这次到北京把头上的角磨尖了，而且还淬了火，回湖南要摆它几下”。“要依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同走资派作斗争。”
同时，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等人在湖南宾馆研究，由雷志忠负责组织写作班子，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传单，以“唐勇忠”名义铅印散发了六千份。强调指出：对于“敌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右派。”要“把他们的权再夺回来。即算‘解放’了，也要再打倒，要给他们戴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
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与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宾馆研究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提出：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为省委常委。
一九七四年二月，中央任命唐忠富担任中共省委常委，
胡勇进入了省委委员的行列。
长沙港务局的造反派头头赵某，平反、入党后不久，即被任命为该局党委会副书记。
长沙市委、长沙市商业局党委发下文件，对××公司革委会几位正、副主任宣布予以平反、恢复公司革委会正、副主任职务，并且，将被贬到市里停车场守大门的章忠全调回公司，重新担任了公司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退还了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整的那些档案材料。有部分档案材料，或在平反大会上当众烧掉。
一九七四年三月，唐忠富提出：关键要解决省委领导班子问题，“要解决亮相干部和造反派掌权问题。”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省委批准，由唐忠富为首的湖南省总工会和长沙市总工会联合召开十五万人的批林批孔大会。
随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三位省级造反派头头，还联合以“富勇忠”的笔名，在《湖南日报》上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篇幅文章。
不久，有人以“穷志诚”的名义(针对于造反派头头“富勇忠”笔名)，在长沙市中心广场，贴出了反对造反派观点的大标语。这些标语，很快就为造反派方面的标语所覆盖或撕毁。中共长沙市委，还专门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发文件，指责这些以“穷志诚”名义进行的活动。
一九七四年六月，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研究，要陈大为对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和省计委、工交办、农村办、财贸办及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区分造反派和非造反派，为解决亮相干部和造反派掌权问题作组织准备。
一九七四年八月底，中央对湖南批林批孔运动的“八条”指示
此后，对原造反派头头平反、提干、入党的活动基本上停止了。
十、湖南的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九七六年春季，省、市革命委员会中以唐忠富、胡勇为首的原造反派头头与骨干成员，在中央“批邓反右”运动的指示动员下，以省、市总工会为大本营，发动了向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的新批判。
一九七六年二月，张厚、唐忠富、胡勇、雷志忠等人在陈大为家多次秘密开会，
张厚在会上说：“我看这次不会错，要干一起干，要错错在一起，要打屁股打我的，打老唐的”。
胡勇在会上说：“张平化是湖南右倾保守势力的精神支柱，刮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大树不倒，猢狲不散”。
接着，胡勇又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市总工会等处召集开会，他说“现在夺权，只能靠钻、靠挤”，“挤进去一个，带进去一批”。
一九七六年二月，胡勇邵阳的谢智峰、肖茂盛等人说：“我们不光是意识形态上搞赢，意识形态上搞赢等于零，我们要在组织路线上搞赢”。
一九七六年三月，唐忠富在北京听了江青在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上的讲话，回湖南后进行了广泛传达
他说：“我这回心中有数了。”一再表示学习江青“做过河卒子，死不回头”。
一九七六年三月，胡勇与唐忠富将邵阳的胡求生、肖茂盛等人召来长沙，由唐忠富传达了江青对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谈话
胡勇接着说，张平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你们要抓住省委对“邵阳市委一锅端，地委大改组”和“田心经验”问题进行揭批，把运动搞起来，“来一个邵阳促长沙，长沙、邵阳带全省”。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唐忠富向《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李千峰汇报情况
他指出：湖南右倾翻案风严重，“执行邓的东西”，“整班子，批派性”把“新干部”搞下去了，并要李千峰写信给鲁瑛，要求鲁瑛转递材料。
随后，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许新宝四人联名写信，寄给鲁瑛，信中说：省委某些负责人“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甚至把谣言直接造到毛主席的头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向革命群众”。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叶卫东在省总工会礼堂召开的所谓“新干部座谈会”上说：“张平化是什么人?”“他一贯是右的，一贯搞两面派”。提出“要同张平化对着干!”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唐忠富与胡勇、叶卫东，雷志忠等人在长沙市总工会研究工作
建议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解决“组织路线问题”。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唐忠富与叶卫等人在省总工会部署工作
确定由叶卫东和雷志忠带领当时的部分省革委委员，找省委领导汇报。唐忠富说： “要斗字当头，撕下脸皮”，“下定决心，解决组织路线”，“要行使权力”，“你们去找省委，我在省委内配合你们”，“只有内外配合起来了，斗争才有力量”。
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和十二日，叶卫东和雷志忠带领一些人，两次找省委负责人，要求在五月二十日以前召开全会。
但遭到省委一些负责人的反对，建议未能实现。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张厚、唐忠富、胡勇、雷志忠等人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开会，共同策划对抗湖南省委不同意召开“五．二五”大会的指示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召开“促转弯子”万人大会
唐忠富、胡勇、叶卫东、雷志忠等人策划，以省、市总工会的名义，在省委机关大院内召开了有邵阳等地、市来人参加的“促转弯子”万人大会
大会发表的公开信和批判发言中，指出：省委某些负责人“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干的是翻案算账的罪恶勾当”，“拼凑翻案复辟势力，组织还乡团”，“把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声明要同这些人“坚决斗争到底”。
一九七六年六月四日，继续在省委机关大院内召开“促转弯子”万人大会，
唐忠富还对来参加“六．四”大会的一些地、市总工会的负责人说：“你们要根据本地区情况大胆斗”，“把顽固分子的威风打下去”。“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
叶卫东说：“一九六八年的夺权，现在又被他们夺过去了。”“对各级党委要敢斗，要善于斗”。
在唐忠富等人的影响下，邵阳、衡阳、黔阳等一些地区的运动陆续开展起来。
“六．四”大会后，并组织了二百三十辆汽车上街，进行宣传。
省市总工会还计划在十月十一日再在省委大院召开类似的大会。因发生十月政变而被迫终止。 一九七六年六月中旬，唐忠富与胡勇指派刘正良等三人去北京直接找全国总工会筹备组负责人金祖敏，
由金祖敏把他们编写的《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材料转给了清华大学的领导人迟群，揭露省委一些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正在窥测方向”，“从失败中研究对付的策略和手法”。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日，胡勇、叶卫东带领一批人到株洲
胡勇、叶卫东说：“你们株洲的头头腰杆子不硬，得了软骨病，我们今天是来给你们送钙片，打钙针的”。 “你们要层层点火，处处冒烟，烧得走资派团团转”。
一九七六年六月底、七月初，唐忠富与雷志忠等人在长沙市总工会策划，要叶卫东等人召开省市机关干部座谈会
唐忠富对刘正良、焦佩伟等人说：“把张平化的问题搞一个系统材料，用评他讲话的形式向群众公开”，文章要“按打倒的调子写”。先后写出了五篇“评张平化六．二一讲话”，已铅印散发了“一评”。
这些文章指出；张平化、张立宪、万达、于明涛等人是“党内走资派”，“蓄谋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煽动复辟派反扑”，“其实质就是复辟派专了革命派的政，右派专左派的政，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犯下了新的罪行”。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日，叶卫东在市总工会召开的省、市工会负责人碰头会上说：“张平化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我同意打倒张平化!”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邵阳一些人在长沙街头写了“打倒工团主义”，“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标语，把矛头指向反击右倾翻案风。
唐忠富指出：这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并与张厚、雷志忠策划调了民兵把邵阳来的这些人包围在省委大院。
二十日清晨，唐忠富、张厚等又增调了民兵共达一千多人。唐忠富说：“省委不抓我抓，大不了我这个中央委员不当了。”
张厚亲临现场，说：“老子不当书记，当农民也要干”。
双方发生武斗，打伤二十一人(其中重伤三人)。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唐忠富到长沙市委、市革委扩大会议上，揭露张平化的老底，
他说：“张平化在各个关键时刻，都与毛主席的路线唱对台戏，我们要下决心同他斗争到底。”“不打倒张平化我不姓唐”。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唐忠富亲自率领雷志忠、胡求生等七人到北京汇报情况
唐忠富多次对同去的人说：“这次来北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张平化”，“解决湖南的领导班子问题”。“让张平化主持湖南工作是不行的，对张平化就是要打倒，打不倒也要赶跑。”
唐忠富在准备的“汇报提纲”中，指出：省委及其负责人“顽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支持纵容打砸抢”，“大造反革命舆论”。
同时，唐忠富还要求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加紧工作：“你们在家闹得越大，我就在这里越坐得住。”
去前，张厚积极参与策划，并说：“你们到北京后，中央首长接见时，需要我来的话，我也来”。
唐忠富等人上京后，张厚要他们克服困难，耐心等待。
八月十七日，唐忠富、雷志忠来信给张厚等人，信中说：湖南要大搞。要继续抓住张平化不放。张厚看信后表态同意，并将信转交胡勇，要胡看后烧掉。
一九七六年八月中旬，胡勇派陈克昌去北京同唐忠富商量整顿民兵组织的问题。
唐忠富说：“关键是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权”。“去年把我们的人赶出未了，现在可以把赶出来的人再组织起来开进去，把领导权夺过来。”
唐忠富为此写了信给张厚和胡勇。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上午，经长沙市委书记张厚同意，朱香桂等人组织一百多人接管长沙市民兵指挥部
张厚确定朱香桂为民兵指挥部负责人，并责令其负责起草解决民兵指挥部问题的方案。
一九七六年九月，叶卫东提出“对张平化的斗争要升级，要打倒”，
十一、十月政变后对革命派的镇压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唐忠富、胡勇、张厚、雷志忠、胡求生等人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
张厚说这是“右派政变”。
唐忠富说：“十·六事件”是“右派政变”。
胡勇在会上说：“这是右的势力上了台，是右派政变”，“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要顶住，不要当投降派”，
会上提出“要分别找一些头头通气，要捆紧把子。”还议论过准备“上山打游击”，“要注意上海、辽宁的动向”等等。
会后，唐忠富找叶卫东秘密串连，告知了会议的内容。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以唐忠富、胡勇为首的湖南所有的造反派头目与骨干分子受到审查
这些人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少则半年一年，多则数年的审查，有的被抓到省、市公安看守所拘留，有的被逮捕，大部分的则被关到同样没有自由的单位“学习班”，接受清查。
一九七七年三月八日，叶卫东被正式通知“离职审查”
在离职审查期间，叶卫东仍坚持自己的立场，在室内墙上刻写“尸骨未寒、杀妻杀子”，“右派政变”，“极右政变实可诛”等。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七日，叶卫东被宣布拘留
一九七八年九月三十日，叶卫东被正式通知“逮捕”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胡勇被正式通知逮捕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唐忠富被正式通知逮捕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八日，原长沙市委书记张厚被正式通知逮捕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叶卫东由省人民检察院移交长沙市人民检察院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日，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对叶卫东起诉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胡勇由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移交长沙市人民检察院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对唐忠富起诉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至五月二十二日，长沙市人民法院对胡勇在进行了公开审理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唐忠富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出狱后，他也办过一段实业工厂，1997年病故。）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82)刑一字第2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叶卫东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82)刑一字第2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胡勇犯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一九八二年六月，叶卫东不服，以原判认定的事实似是而非，证据不确实；被告人没有颠覆政府、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的意图和行为等为理由，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一九八二年六月，胡勇不服，以“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出入。没有推翻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不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为由，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八日，张厚被移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审查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五日，张厚被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向长沙市人民法院起诉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驳回叶卫东上诉，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82)刑一字第20号判处被告人叶卫东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的判决。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驳回胡勇上诉，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82)刑一字第23号判处被告人胡勇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的刑事判决。
（出狱后，巳过55岁的他，曾办过一段工厂实业，后经商办过公司。）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五日至十八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厚进行了公开审理。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八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以“被告人张厚身为负责干部，乘“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机，卖身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积极参与反革命分子唐忠富、胡勇等人进行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指挥镇压群众，造成流血事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院确认被告人张厚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伤人罪。考虑到被告人张厚过去曾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被捕以后，对其所犯罪行有所认识”，判处张厚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一九八四年三月，原省委书记章伯森，被定为“三种人”，给予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处分。
经数年各种形式的关押审查后，湖南所有各级其他造反派头目与骨干分子，有一批被定为“三种人”，大部份的档案结论，则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或“犯有政治错误”，并明令，对这些人一律不准提拔、重用，不能入党，不准进入党政机关，不能作为第三梯队人选……。
贰、本节简论
湖南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是张平化，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湖南的报纸一直没有转载。“五·一六”通知发出后，湖南省委积极派出工作组大抓“三家村”、“小邓拓”。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张平化上调中央主管宣传部的工作。长沙发生“八·一九事件”，九月初，张平化主动请求回湖南“请罪、造反”。不久，听到“不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风声，九月二十四日，张平化向全省干部作“抓黑鬼”的报告。十月，他又作检讨。以后被中央保护起来。一九七三年，张平化又被派回湖南担任一把手，他又干了不少坏事。十月政变后，张平化被华国锋调到中央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在批“凡是派”中，张平化没有紧跟邓小平，被打入冷宫。以后就再也没有翻身了。据说，他写有回忆录，至今没有见到。不知他在去见马克思前是否有所悔悟？！
二、湖南抓“湘江风雷”的头头，是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的。这个错误当然要由中央文革小组负主要责任。但湖南省军区负责人也难辞其咎。而“高司”派的群众则是受了蒙蔽。大家都需要总结经验教训。
三、湖南道县一九六七年八月发生的大屠杀事件，确是一件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
这件事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与文化大革命有牵连，但主要并不是因文化大革命而引起的武斗，更不是革命造反派杀人。这件事的发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极少数坏人利用了当时的特殊条件，煽动起了一些群众的仇怨情绪、无政府主义思潮。
事件发生不久，中央得知情况后即指示四十七军派出部队，长沙等地的革命造反派也派出人员，到当地制止这种违法犯罪的屠杀行为。
有的人企图利用这一事件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徒劳的。
四、湖南的“省无联”和极左派思潮在全国也具有典型性和尖端性。
“省无联”的纲领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推翻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砸烂为资产阶级特权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
它们的纲领说：
“推翻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他们构成了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砸烂为资产阶级特权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都基本只是资本主义的。”
“今年一月风暴揭开了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斗争的序幕，但是夺权却被理解为对个别人的罢官，而不是对特权阶层的推翻，不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再加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幼稚，政权仍然落在官僚们手中。夺权成了形式上的改良。”
“今年五月以来全国各地发生了不同规模的战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是大规模的政治革命所必然引起的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所必须的暴力革命。”
它们所要推翻的所谓“特权阶层”，就是指的我国党、政、军的领导干部；它们所要砸烂的“旧的国家机器”就是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而且它们是要用国内战争、“暴力革命”来夺取政权。
判定这样的纲领是极左思潮、极右思潮、形左实右的思潮，难道说不对吗？
还可以看看海外的民运分子们是怎样赞扬这种思潮的：
“如果认真地阅读一下杨曦光执笔的~〈中国向何处去〉、〈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及相关的〈我们的纲领〉等文，便不难明白：这些文章尽管运用的还都~}是钦定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义，但它的理论分析已形成了一种独立于官方之外的意识形态，它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了一种全面的反对整个中共体制的激进倾向，尤其是以它为代表的“新思潮”以反对文革中在一月夺权中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的政体形式为直接号召，以“中华人民公社”－－巴黎公社式的新的民主政体为奋斗目标，对处于文革暴风骤雨中的群众运动，会带来极大的煽动性并进而造成不可控制性，最终必将形成对整个中共所代表的制度（不管是“文革派还是“政府派”）的挑战与威胁。”
“透视一下省无联们的理论追求，也不难发现为康生所指责的“极右实质”。当杨曦光们把９０％的共产党干部作为一个腐朽的，应当被推翻的“红色资本家阶级”；把毛泽东及“文革派”夺权后的“革委会”说成是“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时，省无联已完全走到了整个中共制度－－包括政府派和文革派－－的对立面，这时，尽管幼稚的杨曦光们憧憬的政体只是一种纯而又纯的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权，但对中共来说，自然是极端的反革命的，是必然通向多元政治或资产阶级民主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省无联的极“左”思潮给中国文革思想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璞玉含沙，良莠混杂的思想史料。”
有的人试图把“省无联”与极左思潮分开，把头头们作的报告、写的文章说成是他们个人的行为，与“省无联”没有关系。这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它明明标的是“省无联”的“纲领”、“决定”，怎么能与省无联分开呢？如果说不是由这个组织的领导机构集体决定的，就不能算是这个组织的东西，那这个组织的领导机构也并没有发表声明否认这些纲领、决定！
历史条件是不能任意套用的。对当时针对已经变成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国家的政治纲领，教条式地搬用到当时的中国来，就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反革命的。
五、一九六八年四、五月湖南开展的反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由于看到的材料很少，情况不明。但是，第一，湖南在建立县以的各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由于夹杂了一个批判省无联，许多地方借此打击革命造反派，由人武部、保守的一派掌权，黎原承认，这样的县多达五十个左右，几乎点了一半。第二，在反右倾翻案风中，夹杂了资产阶级的派性斗争，原造反派中的掌权派与受压派相互指责：一方说掌权派应该对右倾翻案风负责；另一方说受压派是在反革委会。第三，受压派在反右倾翻案风中采取了一些过火的作法，不是补台而是拆台，甚至挑起武斗。第四，掌权派利用中央反武斗的政策，对受压派实施过重的打击。第五，原省委领导人、亮相干部华国锋等人在支一派、压一派中逐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六、十月政变后，湖南当局对革命派的镇压，真正做到了“莫须有”。他们把革命干部和群众在中央的指示和号召下，开展的各种革命活动，都说成是“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向党组织建议任命某些人担任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怎么就是“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后来，中央不是也任命了这些人担任省委常委、委员职务吗？
批评某些省委负责人的错误，向中央汇报材料，怎么就是“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难道说赵平化、李平化又成了党的化身？
2011年11月16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