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复旦大学新闻系立新功《紧急动员，揪出大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专院校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时的讲话
总理：二月逆流嘛，他（指余秋里）犯了二月逆流的错误！该炮轰嘛！从三月到五月反击二月逆流都是对的，二月逆流从右的方面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以谭震林为首的一伙人搞的，批判二月逆流的大会一直到八月份我都是参加了的。“五·一六”是从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郑维山傅崇碧吴德在北京市革委会上的讲话
郑司令员：
我讲一下对二月逆流的态度，我认为是革委会每个同志都应有自己的态度，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二月逆流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付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应该有我们的态度，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我们究竟是反对还是不反对，我认为我们革委会中每个同志都要有自己的态度，我很同意今天上面几个同志的发言，为二月逆流翻案，事实上是自毁长城，反对毛主席、反对林付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我个人意见坚决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在这个中间，相信绝大多数的同志是这个意见，但是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面前，有人站队站错了，旗帜不鲜明，每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要有立场，检查一下自己站队站对了没有，态度明确不明确，这是对毛主席、对林付主席、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司令部，对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态度问题，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有自己鲜明的旗帜，应有自己鲜明的立场态度！
北京市革委会是以谢副总理为首的领导下，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身边的新生红色政权，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紧跟中央文革的。我个人跟上面同志的看法一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紧跟毛主席的战略布署的，所以，我们应该拥护革委会，支持革委会，树立无产阶级的权威。
傅司令员：
最近掀起了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这是个大问题。
吴德同志：
有人利用市革委会、卫戍区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把矛头指向市革委会，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卫戍区，并把矛头指向我们的主任谢富治同志，什么“揪出变色龙谢富治，横扫小爬虫”……这是造谣中伤，恶毒攻击？什么“打倒彭真第二”，什么“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谢富治推向断头台”，……这是反革命！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命令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
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
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
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它的主要表现就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二月逆流主将谭震林翻案，为反革命二月逆流翻案。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谢富治温玉成李钟奇在北京大学制止武斗的讲话
谢副总理：“党中央、中央文革刚刚召集了十万人的大会后，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你们不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以及在北大的代理人陆平等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斗争聂元梓同志，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这是违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现在，我和温玉成同志代表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研究的文件：
（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革命群众、革命小将。
（二）井冈山等组织应立即自己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同志、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
（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应立即撤出，回去作自我批评。（这时谢副总理说：“我要补充一句，这一句不在我的记录里：‘如果不听，还要这样做，那我们就让他们做去，看他们走到哪里去！’”）
（四）在校军事人员和支左部队要挺身而出，制止武斗，保护小将，保护群众，保卫国家财产。要求全校各派交出一切凶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全校一切革命群众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原则下联合起来，实现革命大联合，共同对敌。
打倒叛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肖华！打倒彭罗陆杨！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打倒王关戚！打倒野心家、两面派杨成武！打倒叛徒余立金！打倒野心家傅崇碧！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革命委员会好》
文章指出：要警惕和揭露阶级敌人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来动摇、颠覆革命委员会的阴谋。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二日，潘复生主持召开了省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关于革命委员会的最新指示。
他在分析全省阶级斗争形势时指出：全省65个县以上革委会，“至少有百分之十几的权不在我们手里。”他提出，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思想”。
潘复生在会议期间，带领与会全体人员，在哈尔滨市滨江区和平一队召开现场会议，认为哈尔滨市滨江区和平一队是“右倾翻案”的典型，点名批判了几十个人，当场逮捕23人，致使百分之八十的区、社干部，百分之六十的大小队干部被撤掉。其中，有的扣上“漏网走资派”，有的冠以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戴上阶级报复的帽子，有的斥为现行反革命。
一九六八年四月日，中央领导人接见六十九军干部。
陈伯达说；大寨就很好嘛，是毛主席亲自树起来的全国农业的一面红旗。山西有人说，要打倒刘格平，打倒“刘未老”，这不对嘛，军队应该站出说话嘛。你们军队不应该支持打倒刘格平的大字报，要告诉李顺达，叫他和陈永贵同志很好合作。山西要搞好大批判。王世英就很坏嘛！
周总理：听说太原开了大会，听说要打倒所谓“刘未老”，打倒陈永贵，围了刘格平，陈永贵，这是错误的。
康生说：打倒刘格平，打倒张日清，都打倒了怎么办？张日清同志回去的时候（指十二月会议）我们本来不让他回去，我们怕他同去增加派性，支一派压一派，我们为了顾全大局，是向他交代过的。
林副主席说：在山西反对刘格平，反对陈永贵是错误的。
一九六八年四月，潘复生在全省发动了“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的运动。在全省大抓所谓阶级报复案件。从省革委会到各地，把造反派前一段解放并予以结合的大批干部，以“漏网走资派”的罪名加以重新打倒。全省被揪斗的干部不少于5万人。
一九六八年四月开始，潘复生于4月14日、16日、5月11日、21日，以省革委的名义，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沈阳军区四次呈报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材料，称宋是“漏网走资派”。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进一步地深入展开革命的大批判，充份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王任重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等，批透批臭。要继续打击“二月逆流”的翻案风。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要充份揭露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文章指出：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时刻都不要忘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继续发动广大群众，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革命的大批判深入地持久地开展下去，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继续发动进攻。要充分地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有力地批判右倾翻案的妖风。要加强敌情观念，擦亮眼睛，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彻底粉碎他们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罪恶阴谋。要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打倒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打倒右倾分裂主义，反对两面派。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复旦大学等校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大字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核心组成员、《文江报》负责人朱锡琪串连一些人炮打张春桥。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不到长城非好汉──热烈欢呼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当前，要特别警惕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两面派，打退阶级敌人的“翻案”黑风，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发展大好形势，把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来自阶级敌人右的方面的反扑。最近一个时期，自上而下地刮起了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各级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革命小将，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必须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坚决杀退这股右倾翻案风。
这股右倾翻案风，是从“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变色龙杨、余、傅的阴沟里刮起来的，是通过他们在河南的代理人刮起来的，是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以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刮起来的。这股右倾翻案风，在我省刮的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集中地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重要批示。去年二月到七月，河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刮翻案风的人硬是要把这一段执行的反动路线说成是“正确的”，说什么“二月黑风不黑”，“去年的二月是革命的二月，红色的二月”。从去年八月到现在，刮翻案风的人硬是要把这一段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成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什么“八月是逆流”。甚至扬言“要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中央对河南问题要重新表态”。
二、对抗中央和总理的指示，到处拉山头，大搞分裂主义。他们借反派性为名，攻击革命委员会，一句最普遍的口号是：“砸烂派性委员会”，说什么革命委员会对他“无效”。
三、在干部问题上故意制造混乱，抹杀两条路线斗争。
四、借反极“左”思潮为名，行右倾翻案之实。他们口口声声要反极“左”思潮，认为这是河南当前的主要危险。洛阳地区已成立了第二个“革命委员会”，公然对抗我们的红色新政权。驻马店不是已经准备成立了吗？！还有一些县和大工厂不是也有了吗？！南阳、驻马店、商丘等地区翻案活动也很严重，出现了许多非常反动的传单和谣言。
五、在这股翻案妖风中，相当普遍地出现了打倒谢富治同志的反革命标语口号，所谓“北京消息”满天飞。中央文革揪出王、关、戚几个小爬虫，本来是大好事，但是，他们却借此大作文章，抛出二十几个为什么，五十几个为什么，说谁谁谁是王、关、戚的黑后台。商丘一个剧团到夏邑演戏，这曲戏名字就叫“王、关、戚批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
这股反革命翻案妖风是和戴苏理有关系的。总根子在戴苏理。许多地区揭发，他都插了手。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热烈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就是根本对立的两大派。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我们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保守派的派性，形“左”而实右的极“左”派的派性，以及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派性，即资产阶级的派性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表现。只有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们才能在革命的原则下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当前，要特别警惕和坚决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许世友在江苏省暨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在我们打垮了敌人从极“左”的方面的进攻以后，当前又掀起了一股右倾翻案、右倾保守、右倾分裂的逆流。有些坏家伙怀着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刻骨仇恨，妄图为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江苏的代理人翻案，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为叛徒、特务翻案，为黑手翻案，搞保杜、保高活动，公然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故意制造混乱，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转移斗争大方向。他们经常放阴风，点鬼火，挑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关系，挑拨军队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关系，甚至挑拨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关系。他们抓住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甚至已经改正了的缺点、错误不放，进行恶毒攻击，妄图否定伟大的群众运动，否定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工作的伟大成绩，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进一步揭开了我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对全省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戴苏理展开了揭发、批判和斗争。
戴苏理在进行右倾翻案活动的时候，自鸣得意的是两张“王牌”，一是借口所谓“反对极‘左’思潮”，一是借口所谓“反派性”。
戴苏理口口声声说，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党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贯反右不反“左”。他到处唆使受他蒙蔽的一部分人和他的同党，借口反极“左”思潮为名，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攻击省革命委员会，诬蔑纪登奎同志是极“左”思潮的代表。
戴苏理大喊大叫“反派性”，他反的是什么派性呢？他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叫“派性夺权”；把革命委员会，叫“派性委员会”；谁要是一讲路线斗争，就反咬谁一口，叫“派性大发作”；把省革委会的机关报，叫“派性报纸”。在他的眼里什么都成了“派性”，把革命造反派说得一无是处。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在阶级社会中，存在不同的阶级。在各个阶级内部，又存在不同的阶层。各个阶级和阶层，在政治斗争中，都会有左、中、右各派的区分。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普遍规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卷进了阶级斗争的激流，各派政治力量空前活跃起来，强烈地表现出各自的政治倾向，表现出各自的派性。怎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派性作阶级分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只有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的最先进的部队，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才能完整地、真正地代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以及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才能有最强烈的无产阶级的党性。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代表无产阶级党性。我们一般所说的无产阶级党性和资产阶级派性的斗争，也就是无产阶级党性和资产阶级党性的斗争。
各个派别，各种派性，都代表着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观点和要求。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要辨别谁是真正的、完全的革命派，谁是口头“革命派”，谁是反革命派，就必须根据他们的实际行动，进行阶级分析。就是说，不仅要看他们的口号和言论，更重要的，是看他们实际上站在那个阶级一边，执行的是那个阶级的路线，他们的行动对那个阶级有利。
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团结广大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标志，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性。
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从右的方面，用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或者从形“左”实右即极“左”方面，来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党性或资产阶级派性的顽强表现。
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它缺乏革命的坚定性，就容易受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因此，必须善于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党性，也没有超阶级的派性。无党性的观点，是资产阶级虚伪的超阶级观点。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如果抽掉了派性的阶级内容，就会分不清是非，就会抹杀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区别。这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
无产阶级先锋队历来反对无原则的派别纠纷，反对山头主义，反对宗派主义。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公安部侦破“中国（马列）共产党”案，
嫌疑犯的供词中涉及一些中央领导人朱德、陈毅、李富春、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徐向前等。
十二月，公安部根据嫌疑犯供词列出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的名单。
一九六八年四月下旬，毛远新以个人名义给潘、汪写的一封信。
信中称：哈尔滨最近又有一些炮轰派个别人在活动，这是不对的。在中央召集两派在京办学习班时，总理考虑炮轰派中军工山下派和哈师院炮轰派是老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有贡献。炮轰派受极左思潮影响，在对待省革委会上犯有方向性错误，当时没有明确指出来，中央相信炮轰派广大革命群众，通过毛主席著作和最新指示的学习，能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以认识。从北京回来以后，多数炮轰派高举大团结的旗帜，为促进大联合作了很多工作。但是，现在又有个别人搞了一些不应该搞的活动，这是不对的。我建议省革委会找他们谈清楚。现在苏修蠢蠢欲动，大敌当前，希望他们顾全大局，在省革委会的领导下，克服错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黑龙江省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潘复生得到这封信之后，令办公室广为散发，被一些派性严重的人进一步加以曲解，作为他们整炮轰派的新型重武器。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乘胜前进——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这是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总结丰富的阶级斗争实践，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阶级内容所作的最深刻的概括。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进一步指明了当前斗争的大方向。
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作为无产阶级的左翼，即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在新形势下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和发扬无产阶级的坚决彻底革命精神，切实地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武装自己，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提高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热烈欢呼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为了发展大好形势，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当前，要坚定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要防止斗志松懈、停滞不前的情绪。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待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善于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从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出发，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顾革命的大局。警惕和揭露阶级敌人利用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妄想分裂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分裂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和破坏军民团结的阴谋活动。要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决不准许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决不准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东北大地红烂熳──热烈欢呼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发扬无产阶级的坚决彻底革命精神，抓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划时代的文献——纪念《通知》发表两周年》
文章指出：要从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出发，更加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要批判来自右的和极“左”的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的妖风。（红色字体是毛泽东审稿时加上的）
一九六八年四、五月，湖南“工联”派中的梁春阳、尚春仁（省委机关永向东）、刘炎生（建湘瓷厂）、余信谦（新华印刷厂）、周国强（市总工会）等联合原“湘江风雷”主要头头叶卫东，根据中央“反三右一风”（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为二月逆流翻案风）的“3·30指示”，抨击省、市革命委员会中的军方负责人与原“工联”组织负责人，宣称华国锋、胡勇、唐忠富等应对湖南发生的右倾翻案风负责。
而唐、胡等则指责梁、尚、叶、周等搞分裂，炮打新生红色政权。
站在梁、尚一边的红“３·３０”和紧跟唐、胡的中学红代会领导层（原“８·１９造反有理军”为主），都派员调查“右倾翻案”的情况，双方一出长沙，观点就一致，不管到汨罗、醴陵，都对当地右倾翻案严重无异议。而一回到长沙，双方就意见相左，你说我“右倾翻案”，我说你“炮打新生红色政权”。
实际上,在一些市县确实存在右倾翻案的问题。由于一些人思想上的派性并未解决，中央“１·２４”指示批“省无联”给了他们一个将对立面除之而后快的大好机会，于是有“无联”批无联，没无联批湘派，湘派也没有则干脆批工派，反正谁的造反色彩浓就批谁。在县一级无联组织可说是寥如晨星（据说耒阳有），故“１·２４”后遭打击的县级群众组织头头，实际都是与“省无联”并无多少瓜葛的造反派。
一九六八年五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黎源，在省革委会二次全会上说：“右倾翻案不是五十三个县，是九十三个县都有。老保翻天是否五十三个？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如是老保掌权，就是砸掉；如是右倾翻案，是反右倾翻案，是补台，不是拆台。全省右倾翻案是严重的。责任在我自己，接受新事物慢，在北京认识不清，回来以后，在第一次全会上认识还不清，听了几十个县的汇报以后，才大吃一惊。”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阶级敌人总是不甘心死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决不能使我们麻痹起来。一小撮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一有机会就要搞翻案：妄想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翻案，为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翻案。右倾翻案和反右倾翻案，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右倾翻案风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不足为怪。我们要坚决粉碎右倾翻案风，开展持久而深入的革命大批判，把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在四川的代理人揭深批透、斗倒斗臭。要加强敌情观念，努力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那些藏在阴暗角落里兴风作浪、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极少数的叛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挖出来，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六八年六月初，哈师院和农学院一些人相继在省革委会办公楼内贴出大字报。师院的大字报称范正美是黑龙江省“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炮打“三红”的急先锋、破坏黑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文化大革命的变色龙、小爬虫。对宋振业的大字报用语多少显得调子稍低一些，没有扣罪魁祸首的帽子。
此后不久，在师院院内和附近的大街上，“打倒范正美、宋振业”的大字报和大标语，随处可见。
各个院校炮轰派里，在捍联总的“工作”之下，纷纷出现了“立新功”、“开新宇”、“揭老底”等名目繁多的战斗队，出来杀范正美和其他炮轰派头头的“回马枪”。“打倒范正美”、“把范正美赶出省革委会”的大字块已频频见于街头。
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王效禹在山东省各地市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关于形势问题
一个问题是，当前是不是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或者叫“老保翻天”？从运动发展的情况来看，有的地区、某些单位，确实是存在着保守势力抬头、革命造反派受压的问题，有的发展的还比较厉害一些。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是否认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就要犯错误。但是，这只是在大好形势下的一个支流。要是把它扩大了，看成是“老保翻天”、看成是“资本主义复辟前夜”，看成是主流，也是不对的。
第二个问题，是当前有没有极“左”思潮？对于这个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在反对右倾的时候，作为一种思想来说，脑子一度热一些，偏激一些，提出几个过“左”的口号，产生一点极“左”情绪，是很难避免的。这只是一种思想认识问题，应该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帮助他们纠正过来。我们说的极“左”势力，是指阶级敌人，采用形“左”实右的手法，把矛头指向从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当前形势的新特点很多。我们特别应当看到，经过两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掌权的走资派已经被夺了权，由统治地位变为被统治地位，他们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破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从受压的地位变为当权的地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也是当前形势的一个新特点。
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发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七周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就不能不经历十分剧烈的反复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对复辟的斗争，会经历一个很长时期。革命委员会逐步巩固、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过程。同时，又是向群众学习和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当前，敌人千方百计地企图离间和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群众的联系。他们或者大刮右倾翻案黑风，妄图扰乱阶级阵线，转移斗争大方向；或者施放糖衣炮弹，妄图欺骗或腐蚀我们的同志，使革命委员会某些成员脱离群众。
不论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不论是清理阶级队伍，其阶级内容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打击极少数阶级敌人。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滕海清在内蒙古革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一大批政治案件被发现和破获。乌兰夫集团一明一暗的两套班底和“新内人党”的反革命罪恶活动被揭发。由乌兰夫亲自策划和指挥的反革命翻案集团被砸烂。披着革命领导干部或革命造反派外衣的，伪装革命而实际反革命的两面派有的已被挖出。这就粉碎性地打击了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
特别是牧区，今年一月兴起的划阶级、斗牧主的红色风暴，迅速席卷整个牧区，所到之处，砸烂了乌兰夫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狠狠地打击了牧区残留的封建和宗教势力，横扫了日本帝国主义、苏蒙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等一切残渣余孽。
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第二号通告和五月三日自治区革委会常委会议纪要是正确的。
当前阶级敌人的新动向，集中的表现是：千方百计地妄想从根本上破坏和否定伟大的“挖肃”斗争，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翻案，为以乌兰夫为代表的一切反革命势力翻案。
在新的斗争形势下，阶级敌人要弄的反革命新花招，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①阶级敌人从右的和形“左”实右的两个方面，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同我们迂回斗争。他们常常接过革命的口号，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服务，有时以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名，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实。他们接过反对“整群众”的口号，死捂阶级斗争盖子，保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分子。他们装出比革命还要革命的样子，极力扩大打击面，把矛头引向有一般历史问题的或生活作风上有问题的人，以转移视线，乘机溜掉。他们还会采取揪明保暗的办法，把一些次要的人物推出来，牵制我们的主要力量，“舍车马，保将帅”。他们装出一副革命的面孔，残酷打击了一些知情人，甚至杀人灭口，以保住自己。他们还煽动民族情绪，制造民族矛盾，挑拨民族关系，妄图把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引向民族之间斗争的歧途，等等。这是阶级敌人狗急跳墙，进行垂死挣扎的突出表现，是和我们作合法斗争的主要手段。
②施展各种反革命手法，竭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大搞右倾分裂活动，妄图分裂革命委员会和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面临灭顶之灾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和煽动某些同志的小资产阶级派性，施展借刀杀人的毒计。他们捏造领导核心之间的“分歧”，制造革命组织之间“磨擦”，挑拨离间，兴风作浪，抓住小事小非，无限上纲，激化矛盾，造成长期对立，无休止的争论，甚至挑起“内战”，煽动武斗，把革命群众组织搞臭，以转移视线，在混战中求得生存。他们有的披着革命的外衣，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花言巧语，上窜下跳，左右煽风，挑拨军政之间，军民之间，革命委员会和群众之间，部队和部队之间，群众组织和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极力地破坏团结，制造分裂。而我们有一些糊涂人，人妖颠倒，是非不分，正在上当。
③阶级敌人利用我们队伍中的右倾思想，把一些糊涂人推出来替他们说话。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煽阴风，点鬼火，造谣言，放暗箭，散布流言蜚语，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为了破坏“挖肃”斗争，利用我们某些同志对这场斗争的暂时不理解，恶毒的把这场斗争污蔑为“跟中央唱对台戏”，“打击老造反派”，“支持老保翻天”“复辟资本主义”，等等。而我们队伍中的一些糊涂人，由于右倾思想作怪，也跟着敌人瞎说，一小撮阶级敌人，从他们反革命的需要出发，非常注意社会动向，一有风吹草动，立刻狂呼乱叫，蒙蔽和煽动群众，刮起翻案妖风，例如：当揪出反革命两面派杨、余、傅以后，一小撮阶级敌人，就乘机造谣，乱叫，“×××是杨成武线上的”，“搞挖肃斗争就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看不到内蒙革委会的右倾是最大的右倾”。当自治区革委会提出了六条具体政策界限，引导群众打击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时，他们又狂叫，“挖肃斗争大方向错了”，“打击面宽了”，“纠偏了”，“刹车了”，等等，等等。
④施放糖衣炮弹，腐蚀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革命意志。他们有的利用小恩小惠，金钱美女，腐蚀瓦解我们的队伍。有的利用某些同志喜欢奉承的弱点，歌功颂德，肉麻吹捧，设下圈套，使其中计，诱惑他们走上犯错误的道路。还有些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利用他们暂时窃取的权力，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任意挥霍国家的财产，滥发奖金，补助，拉拢部分落后群众为其服务。这种种手段，其目的就是瓦解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进行反革命的翻案活动。
⑤用破坏生产的办法来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有的散布“搞生产就是反动路线”，“全面停产，就是全面胜利”，极力煽动群众离开生产岗位。他们有的赤膊上阵，制造事故，杀人放火，破坏生产设备，造成停工停产。他们有的诱骗落后群众，投机倒把，退社单干，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挖社会主义墙脚。有的制造紧张空气，破坏市场供应，利用封建迷信，腐蚀群众，蛊惑人心，以瓦解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半年来阶级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深深懂得：要胜利进行“挖肃”斗争，就必须狠反右倾。首先在呼市文艺界兴起了“挖肃”斗争，一举揪出了披着革命领导干部外衣、实则反革命的特务分子特古斯，打了一个前哨战。右倾思想还在顽固地抵抗，污蔑革命群众揪出特古斯是“形左实右”，是“黑手揪红人”等等。今年一月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口号，选择公开包庇坏人的公检法为重点，放手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进攻。首先在呼市开展了“群众专政”，同时在牧区提出了划阶级、斗牧主的战斗任务。一开始就揪出了黑司令官苏修特务王再天，在三月底四月初，乘揪出一小撮反革命两面派之机，向我们举行反扑，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妖风，他们恶毒地攻击我们支持“老保翻天”、“压制老造反派”、“执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用一个月的时间，在革命委员会内部办学习班的形式，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提高革命警惕性坚决同反革命谣言作斗争的通知
最近发现流传着一些谣言，有的是口传的，有的印成了小册子，传单，有的是伪造的文件，讲话材料。例如，被说成是一位负责同志关于“五个回合站队问题”的讲话，就完全是伪造的。这个材料流传甚广，有的人根据这个材料的观点搞重新站队，造成革命队伍的分裂。
一九六八年八月，哈尔滨师范学院正式成立了专案组，经院革命委员会认定并由院专案组负责清查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成员有：范正美、穆国兴、任万新、胡云飞 (范正美专案由省文革组负责)
一九六八年八月，湖南省革委会派出由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任团长、“汽电派”工人为主力的“砸烂旧省委兵团”，进驻省委大院，接管省委各部办委的具体权力，并将省委机关干部的“永向东”组织彻底击溃。
梁春阳、尚春仁及“永向东”组织主要骨干被关押、批斗、反省，一般骨干活动分子，则被下到各地市单位和“五·七干校”。
与“湘瓷派”、“永向东”有密切联系的原“湘江风雷”主流稳健派负责人叶卫东，也在这次清洗中被整肃，受到严厉的点名批判，并被临时停止其省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湘瓷派”的头头刘炎生（湖南建湘瓷厂、省革委会委员）、余信谦（湖南新华印刷厂、省革委会委员）、周国强（市总工会机关、市革委会常委）等，也分别受到停职反省惩处。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日，李德生在安徽省革委会紧急会议上关于安庆问题的重要讲话
现在安庆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正在“反右”这个革命口号下，大做反革命的文章。他们煞费心机地编造了一个反动的“主要矛盾转化论”，胡说什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同军内掌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矛盾”， 他们诬蔑革命委员会是“新的旧秩序”“代替老的旧秩序”，疯狂叫嚷：“揪出右倾机会主义者”，“安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滚出省革委会”。他们还恶毒的煽动，要解放军的战士“起来造军内一小撮坏头头的反。”他们还利用“支左不支派”在提法上的不够确切，进行大肆攻击，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从“支左不支派”突破。并且扬言，要用枪杆子来批判，用战争来批判。他们提出所谓“四反” “一粉碎”。
定远、凤阳地区的右倾翻案妖风，我们反了；芜湖的右倾分裂主义，右倾翻案黑风，我们反了；安庆的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翻案黑风我们也是反定了。在安庆，确实存在着右倾翻案和右倾分裂两股反动思潮，前一个时期，反对安庆“十条协议”的右倾翻案妖风，和近一个阶段反对安庆两派革命大联合的右倾分裂主义，都比较突出。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中旬，潘复生借贯彻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在省革委扩大会议上，组织对范正美、宋振业的大会批斗。先是在小组会上，宋振业检讨自己犯了罪，而范正美只是在小组会上检讨自己犯有错误，从而激起潘复生的强烈不满。于是连续出了好几期简报，登载各小组批评范正美认识不高、检讨不深。，潘复生在扩大会上连续两次在晚上召开批斗范正美的大会，由宋振业陪斗，
省革委会全会扩大会议还没有闭会，潘复生不经请示中央批准，就将范正美和宋振业隔离审查，派人轮流看管，直到1969年5月，时间长达半年之久。
这期间，共组织对范正美的大小批斗会近十次。其中有省直机关干部大会、省政治委员会、工代会和贫代会成立大会、哈医大以及哈师院师生大会等。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山东省革委召开第五次全委会，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王效禹在全省发起“反复旧”运动。
一九六九年六月某日，李德生在安徽省三代会常委扩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有的人，不学习中央对总的形势的指示，就是要搞什么“反复旧”。
最近，我们发现有的地区在传达、落实“九大”精神的时候受到了干扰，生产也受到了影响。譬如什么：“反复旧”喽。
当然，有的地方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是有的，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落实政策来解决嘛！但是，有的地方有的人就借这个机会搞“翻案风”，什么一派掌权喽！下放时你少我多喽！这一派那一派喽！这样搞的不好，又可能出现“一风吹”哩！有人说“群众组织没有权”呀，“群众代表是陪衬”呀，有人说，我们还不如一个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力大，机关人员还可以开个条子，我们连开个条子的权都没有。有的说：“我们这里已经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了，不需要落实‘九条’‘五条’了。”说“九条”是偏听偏信的东西。说当时在北京汇报时一派的人多，材料多，另一派的材料少，中央没有很好的深入了解情况，“是压出来的” 有的小道消息说“九条”是康老一个人搞的，所以安徽就出现有人反康老嘛！
现在的整个形势，是不是一个复旧的形势呢？参加“九大”的同志都知道，“九大”结束后，山东的、湖北的，还有贵州的同志都留下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地方的形势并不是复旧的形势，但就是非要搞什么“反复旧”。
我们认为“复旧”问题是支流问题，是小问题。“反复旧”是背离了当前我们斗争的大方向。
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团结问题，领导班子问题，发挥“三代会”作用问题，当好群众代表问题：“反复旧”问题，以及“三代会”和革委会的关系问题。当然，要有个重点喽！这中间重点问题是团结问题。
贰、本节简论
一、一九六八年三、四月提出反三右一风的背景
1，三月，北京出现了为“二月逆流”、为谭震林翻案的风潮，周恩来以及北京市的领导人谢富治、郑维山、傅崇碧、吴德都出来表态反对翻案。
2，三月，出现了杨成武事件，中央发布命令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职务。
3，四月，公安部侦破“中国（马列）共产党”案，嫌疑犯的供词中涉及一些中央领导人，十二月，公安部根据嫌疑犯供词列出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的名单；这些审讯材料肯定有真有假，结果如何？希望这些材料没有被销毁，给后人一个交代。当时肯定是引起了最高当局的警觉和重视。
4，一些省市发生了针对革命委员会的政治事件，如上海复旦大学等校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大字报；河南省有人提出“中央对河南问题要重新表态”、“砸烂派性委员会”；湖南省有人提出一些县市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是“老保翻天”等等。
这其中就包含着右倾分裂、右倾翻案、右倾投降等等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
从三月到十月，中央查处的重大案件，进展不大，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好把它搁置下来。
一些省市发生的问题虽作了相应的处理。其中的情况又各不相同。
对黑龙江省的“炮轰”省革委会一派，中央作了正确处理，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回去后虽然有少数人继续活动，但多数人都能在省革委会统一领导下共同工作。然而，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对炮轰派的人继续进行打击。
湖南省批评省革委负责人的一派不是搞三右一风而是反对三右一风的，他们的意见确有合理之处，但他们的一些作法又违背了中央布署和政策。对他们的处理，似乎过重了。
四、十一月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在山东、湖北、河南等一些省发生的“反复旧”运动，是对反三右一风的延伸，但已经不属于中央发起反三右一风的范畴了。
2011年11月19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