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五册（11）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五册（11）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第十一节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一、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加强管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加强市埸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工作情况报告
    省军管会并报国务院：
    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市革命大批判和革命大联合出现了新的高潮，工农业生产大发展，市埸活跃，物价稳定，革命、生产形势和全国一样，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但是，阶级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地、富、反、坏、投机倒把分子，妄图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破坏社会治安，以达到其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以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他们内外勾结，城乡串通，盗卖国家资财，炒买炒卖国家统购统销物资和工业品，盗卖票证，金银，外币，毛主席象章，甚至贩卖枪枝，弹药，毒物，汽车，私设地下工厂，雇工剥削。他们抗拒管理，活动猖獗，甚至围攻殴打市埸管理人员。而在这股妖风的影响下，无牌商贩和无牌手工业纷纷出现，乱摆乱卖，哄抬物价，一些资本主义自发思想较重的生产队和社员，弃农经商，擅拿产品进城，高价出售，扰乱了市埸秩序。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在市埸上尖锐斗争的反映。
    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八月二十日的“十二条规定”中所指示的：“必须向扰乱市埸的行为作斗争，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分子”。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自十月中旬开始，紧密结合当前的大联合、大批判、斗批改，开展了一埸声势浩大的加强市埸管理，打击投机倒把的斗争，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主要是：高举革命批判的大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批深、批透、批臭中国赫鲁晓夫鼓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在市埸方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清除其流毒，促进了当前革命大批判，大联合的深入发展，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加强了阶级斗争的观念，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向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使投机倒把分子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陷于人民群众包围之中。一个多月来，查获非法贩卖物资和票证的有三干五百七十一宗，其中作没收处理的一千零三十二宗，收购处理的一千七百二十七宗，冻结的三百七十二宗，拍卖的四百三十七宗。所查获非法贩卖物资有黄金，银元、粮票、布票、象章，钢材，电线，钨矿，香烟及属于国家统购的农副产品等，还有雷管十一条，炸药九筒。同时，还取缔了无牌商贩和无牌手工业户，加强了农村集市贸易管理，改善了收购、供应关系，促进了农副产品收购计划的完成，巩固和加强了社会主义经济阵地，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由于有力地打击了阶级敌人在市场的进攻，粉碎了他们的破坏阴谋，市埸面貌焕然一新，物价稳定，秩序良好，群众反映很好。
    但是，市埸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非常尖锐复杂的，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有关部门相互配合不紧密，有些措施，制度没完全跟上去、加以有的地方宣传工作做得不够深透，有些隐藏的投机倒把集团还未很好破获。我们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把社会主义市场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通过开展这埸打击投机倒把的斗争，我们有几点初步体会：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用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武装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是取得这项工作胜利的根本保证。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毛主席的威望最高，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最大，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万万句。同扰乱市埸行为作斗争，打击投机倒把是一埸严肃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力宣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大力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毛主席八月二十日批示的“中央十二条规定”，大力宣传打击投机倒把和市埸管理的政策、法令。工作一开始，我们就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在全市设立了上千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阵地，机关、学校、公共埸所，集市，街道、戏院等单位，都运用了各种宣传工具，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作到家喻户晓。实践证明，毛浑东思想的威力最大，只有在毛主席思想的指引下，才能方向明，决心大，措施有力，行动迅速，效果显著。只有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深入人心，才能调动千百万入民大军，在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的斗争中，打一埸人民战争。
    二、以“斗私，批修”为纲，把打击投机倒把工作紧密结合当前的革命大批判进行，是搞好这项工作的重要关键。加强市埸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是一埸严肃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只有紧密结合当前革命大批判来进行，作为大批判内容之一，通过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刘、邓、陶所推行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复僻资本主义的罪行，才能肃清其流毒，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增强阶级斗争观念。如有些农民过去认为自己生产的东西，拿到城里出售，不是违法行为；现在认识到是中了刘、邓、陶的毒，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表示以后坚决不干，并积极把农付产品交售给国家。有些群众过去认为不管什么市埸，只要有东西买就行了，现在也懂得购买“自由市场”的东西，是助长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从而在行动上加以抵制。还有不少革命群众，自动将投机倒把分子扭送公安机关和检举他们的罪行。甚至有的投机倒把分子也开始痛改前非，不仅自己不干，还检举了投机倒把罪犯。实践证明，搞好大批判，提高群众觉悟，有力地推动了打击投机倒把工作的顺利进行；而通过打击投机倒把分子，也进一步促进了革命大批判和革命大联合的深入发展。
    三、依靠革命群众组织，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搞好这项工作的关键。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的工作，也必须依靠群众，发挥各方面的力量，打一埸人民战争，才能打垮资本主义势力在市埸上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依靠群众，首先要相信和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党的方针、政策和我们的要求，做法，告诉各革命群众组织，同他们商量，征求他们的意见，取得他们的支持。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最听毛主席的话，而这项工作又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因此，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拥护和支持。他们主动配合搞宣传，发声明，有的组织队伍协助进行市埸检查。有的还提供线索，协助破案，有的亲自扭送投机倒把罪犯，使投机倒把分子无处藏身，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四，正确掌握政策，严格区分两类矛盾。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在加强市埸管理，打击投机倒把中，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且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严格区分两类矛盾，认真贯撤执行“教育为主，惩处为辅”的方针。对于人民群众一般违法买卖，主要坚持说服教育，把他们集中起来，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用对口语录），去教育和启发他们觉悟，只要他们认识错误，对其商品作适当处理外，不加追究。重点是打击那些搞投机倒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和屡教不改的惯犯。这样，才能有利于教育多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少数，有力地打击一小撮投机倒把的坏分子。
    五，加强领导，建立一个有权威的领导机构，组织一支坚强的队伍，是搞好这项工作的有力保证。加强市埸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在当前的情况下，仅依靠原来的业务部门去抓，显然不行。为了使这项工作顺利进行，市军管会加强了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发布了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的布告，成立了有军代表、政法、工商部门、各区的领导干部和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领导机构，并配备了一部分人民解放军参加这项工作，作为专业队伍的骨干，以加强专业队伍的力量。在工作方法上、实行发动群众与专业队伍相结合，解放军与专业队伍相结合，教育与打击相解合，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与日常巡查相结合，交通要道（车站，码头，港口）设卡把关与市埸整顿相结合等方法进行工作，经过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因此，要组织一个坚强的队伍搞好这项工作。必须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先于一切的地位。以“老三篇”为座右铭，破私立公。以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以毛主席最高最新的指示武装干部思想，克服部分干部轻敌麻痹的右倾思想和畏难情绪，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定决心，是作好这项工作的根本保证。
    以上做法，是否妥当，请指示。
             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国务院批转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加强市埸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工作情况报告
    各省、市、自 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事管制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现将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加强市埸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工作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报告中总结了几条经验，请参考。
    目前市埸上的投机倒把活动很猖獗。各地务必要重视加强市埸管理和打击投机倒把的工作，有关部门要大力配合这个工作。对于投机倒把活动，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狠狠地给予打击，以安定社会秩序，巩固社会主义市埸阵地，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国营农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请示
    中央文革小组：
    最近各地纷纷请示，国营农场的文化大革命是按“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搞，还是按“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搞；农场职工是参加工代会，还是参加农代会，有些农场职工为此事争论不休，影响了运动的开展。我们认为，国营农场是以农为主，而且许多农场是场社合一，因此农场的文化大革命应按“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进行，农场职工以参加农代会为宜，当否，请复示。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文革批转广东革筹小组关于国营农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请示
    1968.01.29；中发［68］20号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并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一月二十五日报告悉。同意你们的意见。各地国营农场的文化大革命应按《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进行，农场职工应参加农代会，不参加工代会。现将广东报告附后，望各地参照执行。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 （第六集）》， 北京：1968年5月)
    
    二、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2.20；中发［68］32号
    中央同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八十名委员组成；由黄永胜、孔石泉、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陈德、林李明、罗天、赵悼云、寇庆延、袁德良、孙正乾、白平、党向民、舒光才、范布贤、王世琳、刘继发、丘学科、莫超海、梁锦棠、刘均益、程定章、田华贵、钟荣欢、黄育英（女）、梁秀珍（女）、高翔、武传斌、林昌文、易作才，和六名待选代表共三十九位同志担任常委；并由黄永胜任主任，孔石泉同志任第一副主任，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刘继发、黄育英（女）七同志和待补一人至二人任副主任。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向广东省四千万革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广东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一年多来，广东省的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揭出了以陶铸、赵紫阳为首的广东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了地方主义小集团企图翻案的阴谋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和驻广东部队，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担负起了“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为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以来，狠抓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大力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积极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创造条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广东是祖国南方的大门，搞好这个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希望，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在成立以后，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依靠和相信人民解放军，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提高革命警惕，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热烈欢呼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全国人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广东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
    广东省地处国防前线，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南大门。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陶铸在广东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给了帝、修、反又一个沉重打击。这对巩固我国国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对支援港澳同胞的爱国正义斗争、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们谨向具有悠久革命斗争光荣传统的广东省人民和驻广东省人民解放军，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
    广东省是我国人民百余年来多次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策源地。四十多年前，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广州举办了著名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毛主席的伟大革命斗争实践，始终鼓舞着广东省四千万革命人民。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关怀广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给予光辉的指示。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广东省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是广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运用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同陶铸和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针锋相对的斗争的过程。陶铸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长期在广东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通过在广东的代理人，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从极“左”方面，破坏广东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在疯狂镇压革命群众破产之后，又玩弄笼络利诱手段，妄图软化革命群众，并且极力散布无政府主义思想，挑拨离间，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阶级敌人的阴险狡猾，给斗争带来了复杂性，但也极大地锻炼了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擦亮眼睛，识破和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种种阴谋诡计。在工人阶级的带头下，经过激烈的斗争，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坚定地忠于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驻广东部队，在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中，以毛主席的指示作为一切行动的最高准则。他们狠抓了支左人员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轮训班，强调在工作之前，首先要学深学透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支左人员的思想和行动。他们坚信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坚决抵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侵袭，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以满腔热情宣传和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以极大耐心做好各派革命群众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们发扬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广东省驻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保卫祖国南方，建立了新的巨大的功勋。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轻视他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肃清他们。”
    在我们欢庆胜利的时候，切切不可忘记敌人绝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地处边防前沿的广东省，阶级斗争非常尖锐。美、蒋、英、日、苏修特务，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必然会不断地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广东军民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百倍加强敌情观念，警惕敌人煽动、利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队伍；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打倒派性，斩断黑手。要坚决维护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筑起钢铁般的南海长城。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目前，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片大好形势。我们坚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广东省革命人民，一定能够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再接再厉，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让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祖国的南大门上永远飘扬！”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社论）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林彪听取丁盛同志汇报后的指示
    林副主席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听取了广州军区丁盛同志的汇报。作了如下指示：
    要大力加强政治工作。抓好政治工作是抓好一切工作的根本环节。不从政治上去领导，就无法领导。抓住这—环，一切都好了。要强调政治挂帅，部队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打仗，就要靠勇敢，勇敢就需要抓好政治。毛主席的书，要天天读，天天用。一切工作都要依靠毛泽东思想，依靠群众的觉悟。
    要抓好连队工作。连队是冲锋陷阵的，连队工作一定要过硬。不突出政治， 不好政治工作，武器、 技术再好，打起仗来也会向后跑。要继续强调抓好“四好”，按四好去安排连队工作。连队工作不过硬，就说明机关不过硬。领导要深入下层，机关要面向连队。
    部队工作要有主次。主是政治，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有主也要有次，少一个方面也不行，作风和军事也要搞好。部队要有好的作风，稀稀拉拉是不行的。要拉出去就能打， 不怕困难，不怕伤亡，平时就要有这种好的战斗作风。安排工作的时候，首先要安排政治，军事也要有一定的比例。毛主席著作“天天读”，军事技术也要“天天练”。打仗要靠政治，靠勇敢，但技术也不能丢。枪要打得准，坦克要开得动，基本战术要熟练。训练要少而精。要从打大仗，打恶仗着想，从最困难的环境着想。打太平仗不行，不能过硬。
    在各项工作中，特别要注意对上多请示报告。凡重要事情，都要向毛主席，党中央， 中央文革请示。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重大的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问题，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要尊重中央，尊重中央文革。要经常不懂就问，不要自作主张。对我这里也可以打电话。
    总之，对上要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加强请示报告。
    对下要搞好政治工作，依靠群众的政治觉悟。
    对同级要团结，要合作得好。
    对地方要靠政治挂帅，靠毛泽东思想，搞好军民团结。
    
    三、广东省的批林整风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广州军区召开的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
    根据讨论精神写成的纪要：
    《纪要》指出：军区现有2万多名干部战士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其中担任省（区）、县和相当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工作的有3744人，有78％的县以上党委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军队干部。
    《纪要》指出：军队三支两军人员对地方党委组织也应当尊重和支持。为了保证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的领导，维护地方党委的威信，
    《纪要》规定：凡参加地方党组织生活的三支两军人员，必须接受地方党委（支部）的统一领导；在地方各级党委中担任领导职务的，特别是担任一、二把手的军队干部，必须正确理解党的一元化方针，对三支两军人员实行军队和地方共同管理，以地方为主的办法。
    《纪要》反映：三支两军人员中存在骄傲跋扈、好大喜功、任人唯亲、打击报复、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等错误的思想作风；有些人存在着特权思想，不尊重、不支持已经成立的地方党委。这些现象必须加以改正。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发《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
    毛泽东批准并在中央批语上增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要求引起重视。
    毛泽东在南方巡视途中与各地负责人谈话时，再次就这个《纪要》所提出的问题说：
    “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的谈话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我不怎么熟悉。
    毛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呀？
    韦说：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
    毛说：不能说他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
    毛又说：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有一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有人问他去不去参加，他说去参加。这样做是对的。他参加朝拜后，就对农民说，观音菩萨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才行。于是，就拿起了棍棍棒棒闹革命。他这个人善于鼓动，不善于搞组织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怎么扎实，搞得不怎么好，后来牺牲了。他发动群众时，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农民来搞群众运动。
    （毛把话题转到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毛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毛谈起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说：当时，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撤了。不知道怎么传到了井冈山，说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于是，有人就不服气，要向中央写报告。我说不要写，开除有么事要紧。我既然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代表了。但他们说可以当师长。到后来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那时，我们只有两个团，一个是秋收起义军编成的三十一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以后，成立四军了，朱德同志当军长，陈毅同志当政治部主任，我当党代表。在闽西开会，叫我下台。后来有人又叫我上台，我就上台了。再有就是李立三搞了那么一阵子。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了权，搞了四年。中央五中全会，我是政治局委员，说是不让我参加会。1935年1月，开政治局扩大会，张闻天、王稼祥和我主持的，这就是遵义会议，张闻天作报告。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这次会议以后，我管事了。前面讲的这五次，我都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
    毛接着说：以后出了个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哪里还有根据地，后来怎么能搞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又逃跑了。他是很害怕胡宗南的，后来又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去了。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
    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强调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毛问刘兴元、丁盛、韦国清：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
    又说：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坑。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毛转向韦国清，说：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奠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
    韦说：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办的。
    毛问韦说：你们那个民族（指壮族），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指汪东兴）那个省（即江西）算第四。
    （刘兴元做工作汇报）毛听完后说：陈独秀那个人是不讲民主的。今天我听你讲了十分钟，陈独秀办不到，他不听。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说同意啦。我说，那就请你通知招生吧。我开始招生的名额当中，他说农民比例太大，工人比例太小，不行。其实那时农民四万万人口，工人只有二百万，应该多培养农运干部。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就是不爱财。他穿的衣服倒是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讲到延安整风时）毛说：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后来叫王首道负责编书，编出来后，不行。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
    （讲到打锦州，毛兴奋地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
    毛又说：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
    毛强调：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毛沉思一会，把谈话转向“天才论”，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毛接着说：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三十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说这样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
    你们（指广州军区）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进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
    毛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和汪东兴的谈话
    （当谈到林彪一伙人的问题时）毛说：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在谈到党的状况时）毛说：我们党有二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因为现在不打仗，没有陈独秀。那个时候是天天打仗，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很快就表现出来了。陈独秀他们81个人跑出去了，发表了声明。八七会议前，采取南昌暴动的政策是对的，南昌暴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来是路线上犯了错误，但是取得了经验也是好的。城市不那么搞了，靠外援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没有兵怎么样办？靠发动群众，还有俘虏兵嘛，他们也是群众，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
    毛又说：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
    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三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刮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
    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毛说：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三十八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打石头。
    我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1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
    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我看《参考资料》可以多印一点，看的人多一点。如果有的人不看，由他们去。
    （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时）毛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
    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以后，又赶快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谈到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毛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了井冈山。
    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
    毛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毛看了看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
    （韦国清说：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
    毛：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九十九个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
    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他们要瓜分世界，把中国的蒙古划出去，把新疆、东北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别国不能去；把日本划给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知道不知道呀？
    （毛接着谈起中苏关系）在朝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是两种不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怎么办？他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说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如果说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嘛，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也不讲夺取政权。
    毛又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
    （在座的有人问毛：对高岗、饶漱石，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拉是拉了他们一下。
    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
    毛最后说：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汪东兴在广州的讲话
    同志们：
    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和杂志最近都发表了不少批判古典小说水浒传的文章，批判水浒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亲自领导下，一次极其深入、广泛的政治运动，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严肃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全国人民开始走向新的生活。同时也说明了用暴风骤雨的方式，用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的阶段告一段落。中国已经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建设时期。但是阶级斗争并不因此而结束，只是斗争的形式改变，斗争性质仍然是政权的斗争。这种斗争的表现，有时激烈，有时和缓。激烈时充满着曲折、尖锐和复杂，有时则呈波浪型，特别激烈表现在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部的路线斗争，这种围绕着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会继续相当长的时间。每一个人都要有进行这种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混进党内、军队内、政府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代理人，他们之所以能同革命力量相对抗，一次又一次顽抗正确路线的执行，甚至于阻挠、抵制和破坏。是因为他们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它们或明或暗的受到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支持，直到目前它们人还在，心不死，而且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显得更疯狂、更阴险。彭德怀的“万言书”，刘少奇的假四清、二月提纲，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到最近“放下鞭、落下帆”、“射人不射马，斩尾不革头”都是同一货色，它们不断的变换手法，用一个倾向掩盖着一个倾向，接过革命口号，拉起革命大旗，用合法的手段施阴谋、放暗箭。一方面高喊团结，一方面却在暗地里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有计划有步骤的准备叛党叛国，投降社会帝国主义。我们过去说有些干部“一打就倒，一轰就跑”现在慢慢我们才发现他们是怂恿人来打，鼓吹人来轰，一打一轰，把一个个炮口最后轰上中央，轰上主席。
    从四届人大以来这局势的变化看得很清楚，一小撮自命为共产党员的人，竟然暗中鼓吹两个议会制，党派轮流执政论，甚至于提出司法、立法、行政相立又相持，军队脱离党的领导，离开政治路线独立存在的观点。这种步步向党篡夺权力的阴谋和右派反动谬论不能得逞后，便迫不及待利用“反修正主义思潮，反封建主义意识，反资本主义倾向，批倒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全面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把矛头对下不对上，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提出“在政看廉洁，在党讲纯洁”、“不问根源，不看罪行大小”，它们抛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目的：在于对一小撮阶级的镇压和对广大干部群众，包括对犯有不同的程度缺点错误，而又不是坚持不改的教育。钦差大臣满天下，包青天到处是，三句话没说就拿起中央这个上方宝剑革人家的命，却偏革不了自己的命。在中央弄一弄，在地方搞一搞，搞了什么名堂？真正修正主义根子还是没有拔掉。相反地损伤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人人自危，革命、生产抓不起来，这一小撮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六月份主席发现了这个问题，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上下内外都有，根子在中央、在国外，这里就是有黑司令部，红黑分明。黑线断不了，有人搞鬼。”并坚决指示各省在处理基层干部的问题上“半年一次，十年二十次检讨……”。在对上海和西安市的问题，主席一再指示：“敌我问题易处理，人民内部问题难处理，人民内部中混入敌我问题处理更宜慎重”。“抓住阎王，放掉小鬼，不要钟馗抓鬼，要孙悟空打玉帝”。当在社会主义每个关键的时刻，阶级敌人都利用任何可以利用的空隙，有时抓住我们的困难，有时利用我们工作上的缺点或错误，在上拆台发难，在下挑拨煽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恢复旧制度，推翻新政权，要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不要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很明显，它们正在利用广大革命群众对修正主义、对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憎恶，打着反修防修的旗号，把地方上一些犯有严重错误，以致个别蜕化变质分子的问题，扩大为党内整个已受资产阶级分子腐蚀的问题，并提出“严重的问题不在被腐蚀的程度和贪污的个别罪行，而在于这是普遍性的存在。党的任务应该是毫不留情的清洗，事情的大和小，上和下的关系，应该不时去重视。性质是一样，在于处理要坚决”的论调，混淆视听，藉此又拉又打，把广大群众和干部对错误领导的善意批评和斗争，引向邪路上去反党和党中央。他们阴谋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思想挑动事端，制造分裂，破坏生产，利用“打击一大片”的错误路线制造混乱，孤立中央一些坚持正确原则路线的同志，实际这样做法，并不是打击一小撮，而是保护一小撮。但是一切反动阶级都时常把自己估计的高，往往打错算盘。这样做不单无损于党和毛主席的崇高声誉，相反更加暴露了自己的丑恶面目。目前所出现的地区性事件，都有关联性，绝不是偶然的事件。要联系的看，不要孤立看而认为是局部而无关连的事。敌人不糊涂，我们的同志也绝不能糊涂。什么才是修正主义，用简单一句话，修正马列主义的原则来解释是太笼统。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在内复辟资本主义，屈服于资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刘少奇、林彪以及目前还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准备投降社会帝国主义，并在国内站在地、富、反、坏分子一边复辟资本主义。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使社会主义的国家变色，使我们的党变成为法西斯党，这是一套反马列主义的投降路线和政变计划。针对着当前阶级斗争新形势下的新特点，毛主席发出“批判水浒传”号召，是要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上去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粉碎它们的投降路线和政变的阴谋，挖掉这一小撮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
    主席说：“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一句话直接打中了混在中央和地方中大大小小的宋江式人物。主席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主席用宋江的叛徒面目比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投降，揭穿他们的投降本质。就希望同志们看清反革命投降派的面目，“往往就是那些高喊最力的人，才是机会主义者”。我们在今后的运动中必须：
    一、把批判“水浒传”同学习形势认清苏修反动本质，揭穿新沙皇侵略阴谋强盗行径和其在国内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实质联系起来，才能看清社会帝国主义就是与封建皇朝一样，才能更好领会主席的指示，在反修防修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二、要用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的基本观点和学习方法去分析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我们不是希望大家都成为历史小说的评论家，而是大家通过历史上这本反面教材做为借鉴，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过去看现在，不要为批判而批判，要警惕阶级敌人诱使我们陷入纯学术批判的圈套，放弃路线斗争，让他们混水摸鱼，蒙混过关。
    三、要理论联系实际，用路线斗争的高度去对照当前阶级斗争的实际，抓住几个关键性东西，进行深入批判。宋江的问题主要有几点：
    执行投降主义路线出卖农民起义，在革命起义节节胜利时，暴露他的地主阶级的本性，变节投降，卖官求荣，无耻屈膝甘当奴才，看周围，往上追，追这种人今天有没有。
    宋江与高俅的斗争性质要弄清，进一步看看十次路线斗争，是刘少奇也好，林彪也好，他们之间有斗争，这性质又是什么？全国最近刮起一股翻案风，这是什么风向？不就是打倒刘少奇，“大为地方主义喊冤，打倒林彪又为刘少奇一夥叫屈”，把同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之间的派别斗争，说成是正确与错误路线的斗争。这事有没有呢？全国有，广东也有，广州也有。
    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这事刚才谈过了，的确如主席说的有人搞鬼，不要大团结，搞小集团，施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封官许愿，招降纳叛，阴谋阳谋一起来，他们架空“谁”，宋江的衣钵，共产党里头也有人接班，这不是很奇怪吗？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里头这样搞的大有人在，表现不反修不革自己的命，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他们对地、富、反、坏、资本家、阶级异己分子，叛徒特务、托派修正主义分子、国民党分子施仁慈，但对我们广大群众干部，对党内正直敢于同一切错误倾向的同志却恨之入骨，竭力排斥打击，造谣中伤，残酷斗争，无情围攻，何其毒也！这那里是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维护修正主义利益，地主阶级的利益……。我们要同这一切做斗争，对照、批判、深挖，要打活老虎，别死抓死老虎，要稳、要准、要狠、阶级斗争就讲雷厉风行。
    四、要从文学、艺术、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各个领域去批判，要有妥善的安排，有统一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战斗作用，充分的发动群众，要群策群力打人民战争，集中火力打歼灭战，步步深入，各个击破，防止一片散沙，独断专行，搞寡人哲学。相信这样一来，局面很快就会打开。
    广东省来说，情况还是好的，还是跟得上、抓得紧，“批林批孔”也有成绩，“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也很好，这是同志们努力的结果，也是全省人民紧跟党中央，按主席指示办事的表现。最后谈一些事，这次我和中央一些同志到南方几个省走了一下，一些地区确确实实领导上有些问题，工作搞不好，加上水灾，生产任务没有完成，农业收成不太理想，具体方面有困难，中央是理解的。主席很关心广东的情况，让我代他向你们问好，希望我们每一个同志不辜负主席和党中央的期望，搞好运动，学好马列理论，武装思想，提高路线觉悟，化精神为物质力量，领导全省人民与部队把生产推向前，超额完成今年生产任务。这里接近香港、澳门，又是国防前线，情况比较复杂，还不能松懈，要做好备战工作。黄永胜在这里搞了自己的一套，增加同志们一些困难，我看大家努力总是行，让我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李一哲文章事件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人们都在关心着四届人大的召开，尤其关心着与每个中国人命运密切相关的国家法制。
    人们为甚么这样关心呢？二十多年来的革命动荡，发生了一些甚么新的问题使得人们必须关心新的国家法制这个四届人大的产儿呢？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进行了两次大斗争：一次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与刘少奇集团的斗争，一次是与林彪集团的斗争。
    斗争的实质是要解决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过去的反右和社教运动也进行了这样的斗争，所要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那么新的问题又是甚么呢？
    新的问题就是刘少奇集团特别是林彪集团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要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
    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在现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他们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而不可能与被打倒的老地主、老买办们平分既得利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的反革命演变的得逞不能使白俄恢复他们的贵族世袭就是证明。早在流失年代初期，毛主席就向全党全国人民警告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的国家发生复辟，那就不只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他说：“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民整整想了十年，难道不是林彪路线给人民带来的祸害才帮助人们真正开始理解毛主席的警告了吗？
    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到今天的特点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企图是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那么革命人民应当拿起武器去反对他们呢？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在对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研究中，毛主席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式上说，实际是一个最广泛的人民的革命大民主，它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是防止和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武器。
    从战略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是揭露和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如说是为了锻炼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还有甚么能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意气风发的议论国家大事，批评错误路线更能成为生产力解放的标志呢？
    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实行起来，并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这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没有过的，生气勃勃的，这是革命的奇勋。
    但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
    一九六八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治“突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了起来。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冤狱。社会主义法制跑到那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开，现在是无法无天了！
    这是在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演习，演习的总指挥是林彪。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毛主席愤慨地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林彪为甚么要镇压人民的民主呢？他们不是还鼓吹过“天然合理”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么？
    把林彪体系当作正统的毛泽东思想来崇拜，这是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错误。
    林彪及其党徒把人民的革命运动当作他实行篡权复辟的“借用力量”，于是对待“天才”的态度这个准则代替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准则。“共诛之”，“共讨之”和“谁反对就打倒谁”的原则向法制挑战，成了保卫对“天才”绝对崇拜的上方宝剑。当他的地位一经确立并由党刊宣布以他的地位的确定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标志时，他便要建立“新秩序”了，就要“正名”了。在这方面，他还有他的董仲舒哩！
    甚么“新秩序”？就是“最后胜利论”、“四大过时论”、“政权即镇压论”、“军党论”，总之，就是把我党我军搞成“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关系的社会法西斯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的大民主不能离开正确的路线；否则，革命非但不能完成其自身的任务，相反将会为资产阶级野心家所利用，而人民群众获得的只是新的枷锁。
    （三）关于林彪体系
    甚么是林彪体系？这是指林彪已成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的时期，他在党内推行了那一整套对抗毛主席，流毒全党、全国的东西。这就是哲学领域的唯意志论，历史领域的天才史观，政治领域的政权即镇压论，经济领域的“公产”论和对外关系的大国沙文主义等等，天才史观则是其纲领。
    毛主席一开始就和林彪体系发生了矛盾，当林彪体系尚未确立时，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便是这一矛盾的表现，而林彪体系一旦确立，并使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面临着巨大危险时，这个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尖锐起来。
    如果我们不去懂得毛主席对林彪法西斯主义镇压人民民主的深恶痛绝，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毛主席为甚么在庐山提出了“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庐山的大斗争所反映的整个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庐山的大笑话所应当给予我们的教训呢？
    “路线斗争不可知”的说法和“路线斗争不过是中央内部的权力之争”的说法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站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否认了一切错误路线，无论是“左”还是右的，给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带来的直接损害。人民群众为了维护和争取自身的利益，总是要以各种形式（甚至包括消极或“反动”的形式）去进行抵制和反抗。中央的斗争无非是社会斗争的集中表现罢了。
    （四）关于批林批孔以来的形势
    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它自己的反动，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是在这场大革命中，在毛主席的启发下逐步地懂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们。林彪垮台以来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涨，更形成了他们的群众基础，他们大多数是林彪体系的受害者，他们对林彪体系有着切齿之恨，他们要求继续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
    这一次，人民的要求又披着历史的外衣出场了，哲学家作了新的政治变革的前导，这个人是杨荣国。
    当“反革命黑手”的牌子勒在脖颈上的深痕尚未消愈，杨荣国和它的助手们甚至是在“牛队”里就开始了他们批孔和批新孔的研究。这位白发苍苍的教授是一个真正的造反派，他首先揭破了“礼治”秘密，“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杨荣国同志控诉说：“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压迫和剥削奴隶，甚至加以屠杀，奴隶们只能绝对服从，不许反抗，这就是所谓‘礼治’”。
    杨荣国反复地控诉“礼治”，反复地控诉孔子杀少正卯，少正卯有甚么罪？他无非是“联络人民自由集会结社，乱批评当局”罢了，这样就该杀了么？！
    毛主席支持了杨荣国派要革命要民主的呼声，给李庆霖那封到处谓之“反动告状书”的复信，是多么大的鼓舞了人民群众啊！真的，一九六八年以来，没有见过人民群众“这样的兴高采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把多少人民群众压抑在心里头的对林彪法西斯主义的仇恨的呼声喊出来啊！
    但是，兴奋很快就过去了，伴随而来的是对李庆霖式的信件大肆的封锁、恐吓和镇压，李庆霖的遭遇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耽心。他们在说：“幸亏信让毛主席收到了”，他们在想，是甚么压制着他们的民主权利呢？
    林彪的垮台，并不等于他的体系的完结。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造成了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他们害怕汹涌起来的人民群众。清算林彪体系的浪潮摧毁了他们既得利益的基础，他们耍了一个诡辩，歪曲主席的思想，把林彪体系实质的极右说成是甚么“右倾”，或者回避林彪在成为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他所推行的那一套对抗毛主席流毒全国的东西，用林彪那些见不得人的反动言论来掩盖林彪见不得人的蛊惑言论。他们站在要求批判林彪体系的人民的反面，把一派热气腾腾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他们骂人民群众是“复辟派”“回潮派”，他们打的旗号是“反复辟”“反回潮”，好像他们就是革命，动他们不得。
    可笑的是他们也来批孔，他们千方百计地掩盖被杨荣国揭发出来的“礼治”的秘密，把血淋淋的“礼治”说成是一种假仁假义。肯定焚书坑儒的革命作用使他们自以为有了可乘之机，他们无原则地吹捧秦王朝的封建专制，非历史主义地鼓吹要从肉体上消灭一切反动派，这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作舆论，以完成林彪未竟的事业。他们不敢触及秦王朝面临的两个否定：即来自六国旧贵族的反动否定和来自大泽乡农民的革命的否定。农民为甚么要反对秦王朝？秦灭六国时，农民“莫不虚心而仰上”，不都是拥护它的么？因为秦王朝终于损害了农民。人民群众为甚么要反对林彪体系？当年横扫一切的红卫兵运动不是高喊着林彪“谁反对就打倒谁”的口号去作英勇的战斗的么？也因为林彪体系终于损害了人民群众。几千年来凡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的人，终究是要被人民打倒的，这就叫做奴隶们创造历史。
    那些“既得利益者”骂所谓“复辟派”“回潮派”要复旧，是的，人民群众中也许有不少人在林彪体系面前产生了一种怀旧情绪，但这只是因为当前林彪体系直接损害了他们，他们客观上要求进步，主观上却不懂得进步而已。这几乎是一个历史规律。被毛主席称为天才的陈胜。吴广，不都是自命扶苏，自号楚王，在反革命复辟的旗号下，举行了他们的革命起义么？既然我们无产者对这样打着反革命旗号的农民起义都要给予他们以历史上崇高的地位，为甚么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在批林斗争中有了一些错误的怀旧情绪，就非大兴问罪之师不可呢？更何况否定之否定，“仿佛是向旧的事物的回复”，不也是列宁的辩证法么？革命的道路要笔直而笔直是王明的形而上学，对革命作辩证的否定不是历史的退步而是历史的前进。
    当然，如果真正的反革命复辟派孔鲋之流可以混进从大泽乡出发的革命队伍，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的反攻倒算和辩证否定，便更可鱼龙混杂。我们必须反对反攻倒算派，以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然而，当前批林的主要危险，是在“反复旧”的旗号下维护林彪体系的错误潮流。
    总之，批林以来的形势，纵横观之，斗争是激烈的，批林整风仍是首要任务。第十次路线斗争尚在继续深入。也许在这种深入之中，它还孕育著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哩！
    （五）谈反潮流
    “十大”废除了林彪塞进“九大”的“共诛之”“共讨之”的原则，而代之以反潮流的原则。这是“十大”的一个大功绩。
    然而，现在情况是一个口号响亮了，人人都来喊：反潮流！
    今年（七三）年八月，不是有个张铁生的也出来“反潮流”了么？结果一没有杀头，二没有坐牢，三也好像没有老婆要离婚，反倒是扶摇直上，据说到甚么学府深造“反潮流”的奥秘去了。可是，那些为反对林彪体系作了真正战斗的革命者，不少的情况是杀了头的，头还是杀了，坐了牢的，仍旧坐着，罢了官的，照样罢着，他们那有那么优哉游哉？“你们是为被打倒的牛鬼蛇神翻案”、“你们是‘571’”，不对。林彪的“571”不过是企图把受他的体系损害的人民群众，当作一种“借用力量”去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罢了。“借B52打B52”本身何罪之有？甚至“571”自己也明白那些被损害的人民群众是毛主席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力量呢！
    人民群众不是阿斗，他们深知所受的根源，它们攻击的锋芒是向着林彪体系，他们谁也没有表现出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憎恨，相反，他们憎恨那些歪曲和阻挠这个路线和政策的林彪及其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甚么？你们要民主？你们是反动派！因为你们是反动派，所以不能给你们民主。”他们振振有词，喜欢引用毛主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一段话。
    但是反动派的头上是没有“反动派”三个字的。“只给人民以民主”，很对。可是，你们还为林彪体系大喊大叫时，又给了反对这个体系的人民群众那怕一点民主没有呢？给他们的只是残酷的斗争和拘押呢！“不给反动派以民主”，应该这样。但不要忘了林彪体系风靡一时，甚至庐山成百个中央委员跟着跑，不就是为反动派服务的民主么？这个民主不用你给他也有，一他有权，二他有革命的旗号；你不给人民群众，他就没有，一他没权，二他有时也打不出革命的旗号。
    历史教训我们，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派有时会被认为是反动派而没有民主，反动派有时会被认为是革命派而有民主，甚至出现了革命派遭到镇压，反动派青云直上的反常局面。我们必须对谁是革命派，谁是假革命派，谁是反动派，谁是被打成“反动派”作认真的分析。分析的标准只能是看谁的社会实践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对待所谓“天才”的态度。
    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民主。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们对阶级的民主作过许多论述，他们是把整个的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来加以对立的考察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人民内部的派别斗争所反映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把派别的民主突出地推到了愿意研究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前，因为反映这个阶级斗争的双方都应当有民主的权利。一派压一派是不灵的。这种后遗症至今难道还少么？于是，它使我们懂得，若不把革命队伍内部现在可称之为“潮流派”和“反潮流派”之间，过去那种压制与被压制，甚至镇压与被镇压的关系，改变成基于团结的批评与反批评的关系，阶级的民主是不会存在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变成派别专政，这个专政派别若是“正确”，它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它若是错误的，便将是社会法西斯的开始。
    王洪文同志报告号召人们发扬“五不怕”去反潮流。但是，现在的情况，没有“大人物”或中央报刊的认可和宣传，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是不能形成涌来之势的潮流。古今往来，中国总会有人为了说话而不怕杀头的。鲁迅自然是不怕杀头的一个。但是鲁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里去发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们又能到那里发表他们的文章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时常在他们的身边徘徊，他们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恢复革命大字报的权威。但是，林彪体系压迫着他们，“忠”字化的森严礼仪在束缚着他们，镣铐、铁窗、皮鞭和子弹在等待着他们。
    一九六八年以来的中国现实就这样严酷地向人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死”了么？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曾经使全世界在它的面前目瞪口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所给予中国的社会深刻震动和它的深远意义，必将影响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
    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它将怎样反映被人们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呢？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那么，它所要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新宪法里，它将怎样表现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呢？
    现在人民群众在想些甚么？要求甚么呢？他们对“全国人民”的代表大会抱着怎样的希望？
    一、要法制，不要“礼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以“造资反线的反”“夺走资派的权”为其基本内容的。但是可以说，镇压（人民民主）与反（资反线）镇压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而且，一九六八年以后的多次运动，也总是要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人们，简直把他们非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正是把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之后，林彪体系才得以确立，他们才能把封建宗法性的字句塞进一九七○年的“新宪法”（草案）中。
    这个基本事实说明了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
    我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社会主义的，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所形成的传统，顽强地盘踞在思想、文化、教育以及法律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
    刘少奇，特别是林彪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封建性和宗法性，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吗？
    还有甚么能比“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更能成为维护林彪体系“礼治”的神圣支柱呢？名为树人，实为树己。如果林彪能够名正言顺地上台的话，岂不是谁反对林彪就打倒谁了（实际上他是已经实行了）吗？而且任何一个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他便从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严的革命群众，便决不能成为法律的保护的对象了！
    如果我们不去反对这种封建性的“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礼治原则，我们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敌人，保护人民”的法治真正实行起来吗？
    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决不可动摇，一方面“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这些走资派恰恰是他们把持的地方和部门的一元化领导的具体体现者。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应当怎样保护人民群众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对党内走资派和错误路线斗争的权利呢？这是摆在“四届人大”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不用说党的领导应当细心倾听群众意见，也不用说人民群众对党的各级领导实行革命监督的权利，更不用说对走资派造反有理了，即使群众的意见是错误的，过火的，或者对党的政策某些方面不理解而发生不满，难道就可以“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么？而且，香花与毒草、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革命，又常常是不那么容易鉴别的，要有一个过程，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因此，我们不应当怕光明正大的反对派，界限是服从纪律不要搞阴谋诡计。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
    二、限制特权
    承认不承认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刘少奇、林彪等不过是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罢了），这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
    必须首先指出，我们的党员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这个特权阶层是客观存在的，是我国社会经济条件下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
    “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的现实从那里来？对社会的产品肆意挥霍，高级的惊人享受，是从那里来的？相当的部分高干子弟理所当然有财产权力的变相世袭从那里来的？新资产阶级占有方式和维护这种占有方式的政治手段凭籍的又是甚么呢？文艺、教育、“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个被人们称之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难道我们不可以说苏联的演变是从苏联的高级干部实行了高薪制而向资产阶级专家看齐的么？在我们中国，对据说为革命流了很多血汗的老干部实行某种特殊的照顾，即使是传统所允许的，老百姓也没有表示多大的异议的话，但是我们能够轻视对政权的腐化作用和对新的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么？我们能够对正在产生和形成的新贵族、新的资产阶级熟视无睹吗？
    我们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承认我们社会现阶段存在着种种差别，它并不是一个法令所能完全消灭的。但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自身发展的规律，不是要扩大这些差别而是要消灭这些差别，更不允许这些差别扩大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特权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为甚么我们要那么回避对于特权的批判呢？为甚么要用所谓“好人”“坏人”的问题去偷换“走后门”反映在路线上的大是大非呢？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限制特权的条文。
    三、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
    一九六九年的“新党章”、一九七○年的“新宪法”（草案），把林彪这样一个法西斯魔王法定为接班人的事实，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阴影。同时，也给人民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呢？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应当怎样才能“千千万万”地涌现出来呢？
    使“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年成了勇敢的闯将”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反感的是那些充满宗教情绪的“活学活用”（即投机取巧）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毛主席提出了接班人的五条，但林彪也提出了他的三条。在林彪体系得到了确定的那几个年头，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主要地是用了林彪的三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从天才家族的根苗中挑选的；还是在大风大浪成长，在阶级斗争中涌现的呢？这个问题直到如今理论和实际还是多么矛盾啊？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人民给的。我们的干部不应是做官当老爷，而是人民的勤务员。但是权力是最能腐蚀人的。一个人的地位变了，是最能考验他为大多数人谋利呢，还是为少数人谋利？能否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除了他自己努力之外，最主要的是人民群众的革命监督。而群众运动是一个革命者保持革命精神的最丰富的源泉。
    应当怎样规定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权利呢？并且应当怎样明白规定，当某些干部（特别是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时候，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呢？
    “四届人大”应当回答这些问题。
    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
    我们的宪法、党章以及中央文件不是写上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么？是的，写了，不但写了，而且还规定了“保障人民民主”，“不准打击报复”，“严禁逼、供、信”。可是事实上都是经常不能保障，却是经常“准”对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制，关的关、杀的杀，制造假案，甚至大兴野蛮的肉刑就是“严禁”不了！
    中国人民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革命纲领，在反动派的手里就变成为对群众的革命意图的讽刺，从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最利害的杀人武器。
    不惩办一些坚持反革命路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法西斯专政、血腥镇压和屠杀革命群众的民愤极大的蒋匪帮，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是确立不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巩固的。必须对镇压人民者实行镇压。“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制造假案，公报私仇，私立专案，私设监狱，大兴肉刑，草菅人命，罪恶极大的“大夫”们的条例。
    五、落实政策
    一九六九年“九大”就已经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落实（政策）”，至今五年了，林彪垮台也已经三年了，为甚么许多重要的党的无产阶级政策落实不了？
    同时近年来，政策的多变，甚至“朝令夕改”（有认识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反映了路线斗争的激烈）加上土政策层出不穷，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甚至对党怀疑。我们认为“四届人大”应重申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那些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应长期实行的政策，并应通过法的适当形式体现出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对于那些严重破坏党的政策的人应当严肃处理。
    六、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一九六八年夏季以后，由于政治上的民主权利的压制，特别是林彪的法西斯的组织路线，他们任人唯亲和对逆己势力采取惩罚主义的人事调动，搞大换班，使得“各尽所能”、“任人唯贤”的原则受到了破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摧残。
    我们在看到特权膨胀的同时，同样清楚地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在所谓“公产主义”的口号下，他们许多合理的经济利益遭到了剥夺。工人多年没有提高工资了，而且还取消了曾作为他们工资一部分的合理奖金；而农民群众在无偿的“忠”字粮，高征购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运动中，遭到了更大的损害。这个林彪的极“左”路线所带来的危险性，现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了。
    列宁不是欢呼“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为“伟大的创举”吗？中国的劳动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也涌现了无数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的革命英雄么？这正是极为宝贵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但是，能不能由此而绝对化，认为精神可以代替一切了，可以代替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了？显然这是极其荒谬的，它必然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它也已经遭到了惩罚。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反对了高工资、高奖金、高报酬，但是我们应当绝对地否定奖金的作用么？一个比较积极、认真负责、超额完成任务或者有所发明创造的工人，为甚么不可以比他的同级工资多得些适当的奖励？一个业余从事写作或者对某一专业有所发现、新发明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为甚么不可以得到适当的物质鼓励呢？空头政治的原则是奖懒罚勤的原则。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调动和保护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原则，而且认真实行这个原则，也是对特权的最有效的限制措施呢！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条文。我们对“四届人大”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们希望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开成一个反映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广大群众统一意志和愿望的大会。但是，毛主席在与林彪反党集团激战的关头引吭高唱悲壮的国际歌，已经深深地震动了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知道，新宪法的规定只是再次给了我们一个武器，要真正实行还必须靠广大人民自己的斗争。
    一九五四年的宪法不是也规定过人民的民主权利么？毛主席不是还多次说道：“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么？但是，一方面存在着林彪为代表的镇压人民的反民主势力；另一方面也由于人民群众自己对这个民主权利运用得太少了（这是由于中国封建传统的根深蒂固，也由于我国生产还比较落后，人民的文化水平还不高，因而比较缺乏民主精神的缘故），毛主席提出多年的“造成一个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
    正如一个南方水乡的客人来到沙漠中才觉得水的可惜一样，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也是在遭到剥夺的时候，才更感到民主权利的珍贵。尽管一九六八年把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革命造反派群众）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现在的世界潮流，反民主的反动派只是一股逆流。”一个彻底摧垮林彪体系的群众运动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到来，他们必将重新恢复和发展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精神。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初稿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二稿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定稿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李一哲《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张贴序言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三）关于林彪体系
    （四）关于批林以来的形势
    （五）谈反潮流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张贴序言
    去年八月以后，人们以为很快就会召开的四届人大至今终于还没有召开，但是我们献给它的这篇文章，却被认为是我们的“体系”了。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初步批判了林彪体系，后来的文章继续了批判，殊不料，我们的一些朋友却把“体系”作为一种吓人的东西赠给了我们，也许我们在这一批判中涉及领域之广阔，自我暴露之全面，真的够得上一个“体系”了。但是，这种体系──即使我们也可承认我们具有某种体系的话，也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影响、祸害所及的范围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实际上我们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林彪体系的新暴露与我们一年前对它的评论没有发生多少矛盾，相反，使我们惊奇的倒是在许多方面得到了证实。这次街头张贴的（第三稿）前五部分只作了少量修改，对于第六部分──即关于对人大的希望和对法制的建议，随着一年来形势发展，我们不满意原来的写法了，认为有必要作深入一些的阐述，所以重新写了，而更多的是去年只简略提及，有待发挥和新牵连进来的问题，我们想在这篇序言里说一说。
    * * * * * *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使某些人感到吓人，首先是我们讨论的这个题目本身。
    据说，稍微有一点马列主义常识的人是不会讨论甚么“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我们算是连一点马列主义常识也没有的，但是，我们却知道六十年代以来世界上的几件事情：一是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了，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了；二是在我们中国出现了曾经并且至今还为许多人很不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们必须全文抄录在这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于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改善的，它并非尽善尽美，它在那么多国家打不过新资产阶级，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和在中国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的事实就是明证。无产阶级必须在今后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制度日臻完善。
    以上几点，不算马列主义常识。然而，我们却可以据此断言，社会主义各方面的问题，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问题，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讨论的。“异端邪说”有甚么可怕？真理是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列宁说得好：“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相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该在各个方面把这个科学向前推进。”（引自列宁全集第四卷一八七页）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某些人感到害怕，第二是因为我们在一年以前的这篇文章里根据严酷的阶级斗争事实和基本路线的启示，提出了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以及同他们作斗争的问题。
    正当我们的文章对于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的阐述遭到一些朋友的批评的时候，一个处于享有各种特权的阶层中的青年以贾宝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气叛逆了出来。虽然钟志民学生退伍的行动不过是李庆霖愤怒的呼喊，在特权阶层中引起的微弱的回声，但是在人民群众中这个回声却引起了连锁般的震动了。这一叛逆行动吓坏了一些人，鼓舞了一些人，有人切齿痛恨，有人衷心欢迎。这些互不相同的反响，不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新的阶级矛盾状况吗？
    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本质就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化公为私”，当国家或事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再分配的时候，他便在实际上对这部分财产和权力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
    这种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常见的是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地荫及到家族、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上实际的世袭地位，并且围绕着他们的私利，改变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扶植起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来。
    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了维护已得的特权和争取更多的特权，他们必然要打击坚持原则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镇压起来反对他们特权的人民群众，非法地剥夺这些同志和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
    这样他们便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成为我们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们了。我们在本文里提的“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基础是从特权中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就是这个意思。
    按照基本路线所警告我们的，在今后几百年内，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一代一代地产生，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承认不承认这个新生资产阶级（以党内走资派为代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这点，乃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水岭，是肯定或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你今天不承认，可以，因为有钱守维、黄国忠们帮忙，还有蒋匪帮经常派人来。廿年不承认，也许可以，勉强维持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又怎么办呢？总归还是要承认的。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三，是我们断言：“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这岂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断言有什么根据呢？
    当我们再次面对这篇文章的时候，广东的革命群众运动又一次兴起半年之久了，很有意思的是，作为它的序幕和武汉几乎一样，撕大字报和贴大字报的斗争。
    在外国人眼里看来，中国是完全不应该有这样的斗争的。当埃塞俄比亚皇宫前出现贴在墙上用大字报写成的传单时，西方通讯社毫不犹豫地把它称之为“中国式的大字报”。
    可是，“中国式的大字报”在中国却遭到了灾难，前几年不说，今年五月，广州市委组织的“政治市容清扫队”已经准备好水龙头和扫把，随时可以把任何大街小巷出现的大字报清除干净。如果说他们终于没有清除干净，这只是因为前仆后继的大字报的不断涌现罢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还在继续吗？谁曾经宣布过大字报使命的完结呢？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里关于大字报“应当永远使用下去”的那段论述不也是“最高指示”，应当“坚决执行”“坚决照办”的吗？可是当被镇压下去的革命群众从地下爬起来，企图继续运用这个武器去批判林彪路线，并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时候，他们却首先要为自己本来已有的民主权利本身作一番苦战哩！正当广州街头贴──撕──贴大字报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十八号文件下来了，毛主席又一次地为大字报表了态。在林彪路线淫威下，万马齐喑几年之后，大字报重新被宣布为合法，十八号文件的深远意义，至今还没有完全向人们展示出来，但人们要是看不到这一点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权利最根本的是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而十八号文件正是为这种人民的管理权和批评权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即使人们对这场革命群众运动再次兴起原来所抱的期望绝大部分没有达到，他们获得了十八号文件本身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如果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七年的下半年得出它“没有完成任务”的结论为时过早，我们是乐于承认的，因为现在在大革命第八个年头结束的时候，人民群众绝对的无条件的使用大字报这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权利，毕竟由历史性的十八号文件确立了。但是一年以前，有多少人承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八年呢？即使在今天，如果不是毛主席说了话，也是没有人承认的，这其中不是包含了复杂的内容吗？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四是因为我们提出了“林彪体系”，并指出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确立的事实。什么是“体系”？就是事物有联属关系的全体──全部系统。林彪体系就是林彪那一套包括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办法、党风、学风、文风、作风，在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祸害人民、流毒全国的东西。六年前，林彪那一整套“体系”的确立，无疑破坏了甚至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套。到“九·一三”事件（它是林彪那一套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激化到绝对不可调和的表现）以后，才开始显著地逐步破坏、抛弃林彪那一套，历史事实难道不是这样么？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林彪体系“鼎盛”时期的情景吧！
    我们没有忘记代替一切，奖懒罚勤的突出（空头）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励政治投机的“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烦琐的忠孝礼仪──早祈祷、晚赎罪、集会、集队、上下交接班、买卖东西、写信、打电话，甚至吃饭等等，都涂上、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总之，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空间，而这个“好”那个“好”的运动，则是“左！左！左！”的比赛，“……最……最……最”的竞争，不计其数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实际上假、恶、丑行径的博览，“一本万利”的赌场。
    我们也没有忘记那损害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公产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党风，鼓吹“有用就是真理”“立竿见影”的学风，提倡讲假话的“新八股文风”，“小节无害”论所鼓励的腐败恶棍的作风，以及“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
    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三·一八” “四·一二”、“五·卅”、“六·二三”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然而，有人却闭眼不承认林彪体系曾经确立的这个有八亿人见证的事实，厚着面皮硬说“时时处处”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这岂不等于说，血腥的屠杀，长期不能翻的案都是“革命路线”决定的么？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落实政策的号召发出五年多，经过三十次申、五十次令，才落实到贺龙同志那里呢？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会发生“庐山大笑话”呢？
    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发誓不让被他们打下去的共产党人再从地上爬起来。为此，他们找到诀窍，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对他们危害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坏头头”、“五·一六” “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等等，长期监禁、肆意虐待。到甚么也打不成的时候，就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得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楚，以此籍口，长期挂着，等待时机，卷土重来，难道大量的事实不正是这样么？
    林彪体系的产生，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我们中国是直接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它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不仅在旧民主主义时期，而且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都没有给予摧毁性的打击。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深中于群众乃至于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难道不是这种情况才提供了林彪体系以风靡一时的条件，以至把毛主席“逼上梁山”的么？难道不是这种情况，使得林彪党徒在其势力所及之处，以镇压人民民主来宣告“全面胜利”的么？
    我们说林彪体系，我们同时还指出“天才史观则是其理论纲领”即思想上的纲领。为什么呢？几百、几千年出现了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这不是一条极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线么？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了，他们从天才史观出发，搞了那么一套“体系”，这是一套现代的“礼”。他们就是拿了这一套“礼”来“治”党、“治”国、“治”军的，这就必然把我们的党“治”成君臣父子党，把我们的国家“治”成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把我们军队“治”成袁世凯北洋军那样的军队。可不是么？林彪在北京有他的冯、段，在地方也有他的督军，那些“大将”、“督军”除了没有来得及带兵打到北京以外，别的几乎样样他们都干出来了。
    人们会问：既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其自身任务反而曾经确立了林彪体系而且至今未被清算”，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甚么积极成果可言呢？
    我们回答说：不！我们说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得到了确立，但这并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绝对地被它所取代。我们说那时候似乎是出现了一种暂时的二元状态（这是两个司令部的存在决定的），就好像董仲舒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并没有马上停止了汉武帝的法家路线一样。而且，在我们断言林彪体系曾经确立了的同时，已经指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它造成了它的反面，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在这里，我们想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悲剧式的胜利反而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和坚强的大革命，由于它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有在和这个敌人斗争中，来发展成了真正的革命党”。（“1848──1850法兰西阶级斗争”）
    这就不用我们罗嗦了。
    在林彪体系统治十分严密，显得似乎会永世长存的那些日子里，忠于马克思的共产党人就是根据马克思指示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历史现象，知道它是暂时的，他们满怀着必胜的信念进行着不屈的斗争。
    现在我们看到了，从1968年以来，我们党和林彪体系这个新式的敌人之间进行的这场空前激烈、复杂的斗争，对于党内的今后的发展何等重要呵！没有空前强大的敌人，就没有空前的激烈斗争，就不会造成空前强大的革命力量，也就不会完成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空前艰巨的革命任务。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人害怕，第五是我们涉及了林彪路线是右还是“左”的问题。
    “九·一三”事件后，全党、全国人民根据他们的切身经验和毛主席批判林彪一伙的一系列指示，批了林彪这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左”派朋友。他们批了林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路线，批了“政治冲击一切”，批了“公产主义”，批了“顶峰论”和“绝对论”，这一批，批到了林彪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头上了。于是有人出来说，不许批了，“批了群众了”。
    群众整整挨了三年批，挨了三年斗，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保护一下。现在突然有人说，不许批极“左”了，群众一下子有了保护了，真是受宠若惊！这里，我们倒确是很想和这些保护群众不挨批的理论家们讨论讨论。
    理论家们问，“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呢？”这一问真是荒唐得郑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无论其表现形式是“左”是右，其实质都是右，因为它们结果都必然导致革命的损失甚至失败。这里是没有“左”和右的区别的，难道我们的理论家们真的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可是，历史上那个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没有表现过时“左”时右呢？
    理论家们，林彪不是宣扬孔孟之道么？怎么说极“左”呢？可是从1960年到1971年的报纸和文件上，我们怎样才能查到“最高、最高”的林付主席号召我们学习孔孟之道的指示呢？他们要使人们学董仲舒，也要人们将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礼拜哩！我们认识林彪的封建性，难道不正是以新的礼教原则──谁反对毛主席思 想就打倒谁来表现的么？作为刘少奇、周扬一类非常仇恨毛泽东思想的人的对立面，林彪不是“左”得很么？
    这是把“延安”和“西安”放在一锅煮，越煮越糊涂。“五七一工程纪要”只能说明林彪集团是反革命匪帮，怎么说明他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
    必须把反革命两面派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与他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区别开来，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作过这样的区别（参考毛选一五三页注（三○）），毛主席对张国焘作过这样的区别（参考毛选二五八页注（一○）），为甚么对林彪却可以不作这样的区别呢？
    这是明目张胆的偷换概念，混淆两类矛盾，这本身就体现了林彪在党内的形“左”实右路线。
    现在我们看到了那些参与了“五七一”计划阴谋，响应政变的死党，以所谓的“路线错误”逍遥法外，而不少仅仅在某些方面执行了刘少奇、林彪在党内贯彻的错误路线的好干部却继续被当作敌人加以无情打击。这样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发人深省么？
    马克思说：“如果说现象形态和事物的实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资本论）
    我们的理论家们，你们为甚么对林彪成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1966 - 1971）推行的实右而形极左路线那个形左的问题讳莫如深呢？我们能举出一百个、一千个现象形态来说明林彪的“左”，而你们能举出多少林彪作为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在党内表现的现象形态的右呢？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第一回太虚幻境挂这幅对联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哩！
    “黑格尔在一处说过：一切巨大的世界历史事实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笑剧出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
    如果王明反对李立三的“左倾”是第一次的话，现在谁又高兴来扮演第二次出现的王明呢？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令人望而生畏，第六是我们对“反复辟”、“反回潮”口号的评论。但是，我们去年在评论中所作的判断已经被证实了。
    甚么时候发生了“复辟”，甚么时候发生了“回潮”呢？今年以来某些大人物和权威性的文章（例如“评湘剧园丁之歌”告诉我们，“复辟”和“回潮”发生在一九七二年，今年三月，“广州日报”头版头条大吹特吹的市一医院的那张所谓“反潮流”大字报里甚至把一九七一年说成是“热血沸腾”，“火红的年代”，而一九七二年后便几乎是进入了“复辟的年代”了。
    林彪垮台是在那一年？一九七一年秋。可是，为甚么林彪不垮台到处都是好好的“一片红”了，“全面胜利”了，林彪一垮台就是“复辟”了，那里也是“回潮”了，年代也不火红了，热血也不沸腾了。这倒是咄咄怪事！
    难道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一九七一年秋的伟大胜利导致的直接结果，不是人民的进一步解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相反的倒是为“复辟”和“回潮”开辟了道路吗？这是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嘲弄。
    毫无疑问，人民群众是反复辟的，但是他们亲眼看到的鲜血淋淋的杀气腾腾的复辟行动是开始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并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到高潮。（这便是某些人“热血沸腾”的东西）经过一九七○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八至九月的决战，随着林彪垮台，这种复辟行动恰恰是到一九七二年才大致上全面停止下来，从而开始人民群众的反攻。某些人正是把这种人民的反抗说成是“复辟”，因此，他们“反复辟”，实际上是反反复辟。显然，高呼“反复辟”的口号有两种人，也是截然相反的内容。但是，“反复辟”这个口号的实际效果比我们原来预料要好，因为人民的革命不会对革命的口号容易发生怀疑的，他们一般没有对一九七二年开始“复辟”、“回潮”这种提法发生大多数的敏感，于是，尽管鱼龙混杂，纠缠不清，但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反复辟”毕竟还是成了人民群众向林彪及其党人作斗争的旗帜了。
    现在需要研究一下的是，为甚么那些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在林彪垮台后，在“礼崩乐坏”的形势下要高喊“反复辟”“反回潮”呢？
    很清楚，他们现在的地位，是随着林彪的体系的确立而确立的，动摇了林彪的体系无疑是动摇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叫喊“反复辟”，乃是他们对一九六九年“全面胜利”的规定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现实矛盾尖锐化的反映。
    他们十分留恋林彪体系达到顶点时的那些“光荣的日子──成千上万的人民人头落地的日子”，他们在 “全面胜利”中得到的一切──地位、特权……乃至驱打奴隶的鞭子，全都是闪着圣光的宝贝，不容许奴隶有一点亵渎，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是他们的“天堂”，天堂里的社会关系丝毫不可改变，如果林彪不允许“右派势力抬头”，那么他们也不允许。
    因此，一九七二年后，当宝贝的圣光越来越暗淡，奴隶们的态度越来越放肆，“天堂”里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不稳，念“紧箍咒”也越来越不灵（“金箍”在“全面胜利”时套在奴隶们头上）的时候，他们急了。于是，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祭起了非常革命的法宝，叫做“反复辟”！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九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九·一三”后，是一年不如一年。正是他们开历史倒车，先是想开回七○年八月以前，后来想开到七一年九月以前，现在无可奈何开到七四年三月以前。当然，他们是绝不甘心放弃倒退四年的目的的。可笑的是他们却指斥人民为“复辟派”、“回潮派”。这里，我们倒要问问他们：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了的党的、军队的、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不要恢复吗？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抛弃了的“三大作风”，我军的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恢复吗？被林彪一伙歪曲得面目全非的党史、军史要不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呢？被林彪一伙用压、抓、打、杀代替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不要恢复？被林彪一伙“从客观到主观”的模式篡改了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政治冲击一切”代替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破坏践踏了党的一系列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山下乡政策、华侨政策、各项经济政策……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天才观压抑下去了的“五敢精神”要不要恢复呢？难道林彪一伙炮制的从中央到地方成千上万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吗？难道大批虽然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但经过长期考验证明是对党忠诚的老干部就不应该再使用了？邓小平、赵紫阳这些同志根本就不应进入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呢？即使给他们出路也要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准备给他们再戴上是不是呢？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我们在这里以老大不敬的态度提出一连串“挑衅性”问题本身就是“复辟”、“翻案”的证据，更不用说这整篇序言和本文以及“广东怎么办？”、“星火燎原馆的始末”……，还有甚么“革命死了，革命万岁！”篇篇都是“大毒草”，都够得上“反革命宣言”的资格了。如果是在三年前，早就打成“反革命”了，于是他们哀叹：回到三年前有多好呵！
    三年以来，中国人民确确实实看到了一些“仿佛是向陈旧东西的回答”（列宁）的东西，可是，那又有甚么办法呢？事物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包括否定之否定规律）向前发展的，历史车轮不可抗拒，它是不会照顾甚么人的面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奉劝那些狂热追随林彪而至今还保有“高官厚禄”的大人物，不妨把这对联徘徊吟咏，深入领略其中的意味吧！
    那么，是不是一九七二年就没有任何“回潮”呢？我们说存在着各种修正主义路线的各种表现，但决不能说是“回潮”。因为“回潮”这种提法本身就是美化林彪体系确立的时期，把它说成是没有修正主义的“无差别境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当然也决定教育路线和文艺路线。林彪一伙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反动的，他们的教育路线、文艺路线也不会是革命的。如果说张玉勤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表现，不如说是林彪路线在教育战线的反映。难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以死人为基本特征的吗？被林彪路线整死的人何止万千，年过半百，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干部尚且被逼死，何况十五岁的女孩子？黄帅的老师整黄帅的那一套，是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里继承来的，还是更多的从林彪路线那里来的？后来，“黄帅”对革命同志王亚卓的不同意见那样无限上纲，气势汹汹，把他骂成“复辟势力”，又是从那里来的呢？难道谁反对我就给人家扣个帽子然后加以“打倒”的霸王作风是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身上固有的吗？
    谈到教育路线“反潮流”的问题，我们提到过张铁生，张铁生反的是甚么潮流呢？据说是所谓“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回潮的潮流。说实话我们从他的答卷除了能够找到他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妥协的证据外，是找不出挑战的证据的。而且他的白卷本身就迎合了一股“空头政治冲击一切”在教育战线的表现的潮流，虽然这个潮流走向反面也出现了一些“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但它还远远没有形成潮流呢！于是张铁生之所以成了幸运儿，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可以利用来作为一九七二年后“复辟”“回潮”的活证据罢了。
    我们的“体系”颇吓住了一些人，第七还因为我们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但现在看来这没有甚么可怕了。儒法斗争史的批判正在深入展开，对秦王朝封建的肯定已经开始变得有原则了起来。“文汇报”刚刚开展着很有意义的讨论。毫无疑问，法家先驱者们对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所引起的历史作用是伟大的。然而，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又何尝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欧洲近代革命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不是也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吗？既然我们那样无情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从克伦威尔到罗伯伦斯庇尔，从“百 科全书派”到别、车，从贝多芬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甚么对地主阶级的秦皇朝却要看得那样光明呢？恢复被儒家歪曲了的历史本来面目，肯定秦始皇和他建立的一统天下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种肯定必须遵守严格的界限，以便以后对他进行无情的批判──这是我们这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脱胎出来的社会 主义社会仍然面临着的反封建任务所决定的。
    很可以让人感兴趣的是，我们发现一九六五年末到一九六六年初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现在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着多么巨大的矛盾呵！“一切反动派和机会主义头子都是尊儒反法的”，可是无论是吴晗笔下的海瑞还是田汉笔下的武则天那个不是法家呢？然而对他们的批判确确实实变成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
    我们认为，今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确实有了更多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这是革命深入的结果。但是，既然吴晗说海瑞是“爱护人民的”，曾经遭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文章的批判，那么，现在又有人说，“法家是爱护人民的”，这岂不真是一个吓死人的“回潮”吗？海瑞无疑是个法家，而且是一个历史上难得的少数民族出身的法家。现在有人从秦始皇到孙中山，罗列了一大堆“落实政策”的名单，可是为甚么对海瑞却要刻薄妒恨，拒不“落实政策”，最近还要在报上臭骂几句呢？这说明骂法家的人还是有的。何况我们对秦始皇还没有骂哩！
    我们不明白的是研究儒法斗争，为甚么有人总要在“爱国”还是“卖国”这些历史上很不严密的概念圈子里打主意呢？他们到底想把火往那里烧？为甚么不可以联系一下林彪一伙多年来无法无天，横行杀人，强男霸女，根本不要法制的实际呢？古代的革新派──法家尚且反对世卿世禄，反对任人唯亲，反对枉法徇私，反对走后门，反对刑不上大夫，我们现代的革新派怎么就不可以拿来联系一下这些实际呢？难道今天这等事还少么？联系一下这些，对于获得人民的拥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很有实际利益么？不联系林彪祸害的实际，侈谈儒法斗争史，于民何益？
    在我们看来，既然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批林批孔问题除了应当研究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社会大变动时期的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斗争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外，应当着重地批判经过董仲舒改造了的封建专制的思想体系。如果“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是提出了彻底的反封建口号，那么我们今天的批孔运动就应该是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彻底的实现反封建的任务了。我们不应当如某些人那样，在批判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同时，却极力讴歌地主阶级的所谓革新派，他们根本忘记了秦、汉以后的所谓儒法两家都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的斗争实质都是维护封建专制这一基本事实。而忘记了这一点，他们不也就忘记了我们今天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孔的根本任务了么？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最后还因为据说它拾起了一九五七年右派的余唾。
    是的，“民主”、“法制”的口号是右派分子高呼过的。可是自从一九六六年以来，革命造反派和人民群众所呼喊的右派呼喊过的口号难道还少么？“炮轰黑省委”、“反迫害、反镇压”不是至今还使那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视为“右派翻天”么？李庆霖信件的“右派言论”比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是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的一些朋友完全不去想一想，为甚么“民主”“自由”的口号在一九五六年的布达佩斯曾经集合起来了反革命，而同样的口号在一九七○年的波罗的海南岸却成了波兰工人阶级战斗的旗帜了呢？为甚么一九五五年苏联出兵匈牙利曾遭到了我国右派分子的反对，而一九六八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却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抗议了呢！
    批评我们的朋友完全没有根据基本路线对六十年代以来国际和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作一番分析，他们不明白五十年代后期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从旧社会包下来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这个主要危险则是党内走资派了。似乎同样的口号，反对的却是不同的内容。一九五七年右派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而一九六六年以后人民群众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则是党内走资派的资反线，特别是反对林彪所推行的那种面目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封建专制的社会法西斯路线，他们的目的则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道理应当是不难懂得的。
    关于重写的第六部分，我们不打算多讲了，留给人们评判吧。作为对“四届人大”的希望，无论它们能否得到充分的实现，重要的是，林彪体系的冰山正在溶化，思想开始解放，问题已经提出在愿意研究社会主义的人们面前了。可以补充的一点是：我们希望参加“四届人大”的代表（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代表是怎样选出来的），不要忘记了一九七一年庐山大笑话的沉痛教训。
    对我们这篇冗长的序言，如果读者们竟能够看得下去，不觉得索然无味，我们只能感到高兴，现在再写几句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住，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抓痕，不是漂亮人物。
    显然，我们读马列很少，主要是受了严酷现实的教育，懂得一点，说几句坦率的话。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为了对“全国人民──我们还总算其中一分子──的代表大会”及其以后的革命发展表示我们的希望和信心， 也是试一试违了报上的“禁”，犯了刊上的“忌”，冒犯了大人物，究竟会怎么样？也算是以身试“礼”吧！如果我们因此而得到某些理论权威的特别关照，我们只能认为是好事，必定会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效益，虽然我们并不怎样期望他们。
    然而，我们把受教益的期望更多地寄托在街头读者身上，衷心希望同志们给我们提出批评指正意见，特别希望街头理论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学家、批评家、观察家们不吝赐教。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同志公开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深信：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士的鲜血浇灌的土地上，应该是生长鲜花的时候。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 稿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李一哲《吓人战术──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为了打击李一哲，全市上下都大张旗鼓地“动员”起来了！
    在那些人那里，批林批黄他们完全没有发挥的积极性也一下子迸发出来，他们把全部的怒气都倾泻到了李一哲身上，他们把全部的积怨都算到了李一哲身上 ── 李一哲有罪！李一哲有罪！李一哲有罪！
    李一哲是什么人？一个工人，一个青年学生。他们有什么罪？他们写了一篇文章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那些盘踞在广东土地上，为林彪的南逃搞反革命割据，长期进行着准备的毒蛇们，罪是不大的。他们策划反革命军事演习，他们阴谋夺取报纸和电台，他们为了反革命目的制造大量军火……总之，他们为了发动反革命内战所干的这一切都可以算作是“同志”犯错误。而李一哲只是写了一篇为相当大部分工人和群众所同情、所支持，为某些人认为是“反动”的文章就有罪了，而且是罪大恶极，罪该万死！
    为了压制李一哲进而压制广大人民群众，为了掩盖他们的毫无原则和理论上的软弱无力，他们搬出了为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和鲁迅所不齿的吓人战术。
    什么是“吓人战术”？为了把他们的面目勾画出来，我们不妨引用两段毛主席对这种“战术”的评论：
    “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可以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
    毛主席又说：
    “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
    毛主席指出：
    “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广大的革命同志们，请拿毛主席的这些评论和那些现在正在施行着吓人战术的人对比一下，看看像不像？在我们看来真是维妙维肖，像极了。他们也自称马克思主义，可是为什么他们吃的却不是真理、实事求是和科学这三碗饭呢？
    他们现在在“动员”群众的时候，对人民群众说：“我们对李一哲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政治斗争，不要跟他在学术上兜圈子，不要跟他在理论上、现象上兜圈子，而是要在政治上压倒他们。”
    是的，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斗争性质是一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这是说得对的。但我们什么时候要求过他们作“学术”上的斗争呢？我们的文章从来也没有以“学术”的姿态出现过。
    “不要和他们在理论上、现象上兜圈子，而是要在政治上压倒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知道自己在理论上是抵抗不住的，在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于是他们就企图回避理论上的辩论，回避摆事实、讲道理。他们只有一个法宝，就是“压”或“压不服就抓”。压服了自然是胜利，压不服就抓也是胜利，都可以雄纠纠气昂昂地“得胜回朝”了。
    在思想领域里搞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当然也是“压”。但是，为什么“不要和他们在理论上、现象上兜圈子”呢？难道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时候是不能讲理论，不能通过现象去揭露实质，也就是说，不能摆明道理，讲清事实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最无赖歪曲。
    我们再来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毛主席又说：
    “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
    有人会跳出来说，不对，这种充分说理的、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判，只运用于人民内部，李一哲是“阶级敌人”，李一哲的文章是“反动文章”，当然不能和他讲理。
    可是，难道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便可以是不讲道理的了么？毛主席在上面提到的需要批判的“牛鬼蛇神”难道也是人民内部吗？但在毛主席看来，对敌斗争也同样适用讲理的原则。在上面，我们也看到毛主席说过，吓人战术，对敌人也是“毫无用处”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针对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写的“九评”便完全不是多余的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们究竟有什么理由把我们──一个工人，一个青年学生从人民划到“阶级敌人”那边去呢？你们有什么法律根据呢？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哪一条告诉你们可以这样随便地把人民群众划成“阶级敌人”？如果你们可以这样随便把我们划成“阶级敌人”，那么，广大支持、同情我们的工人群众是否也可以划为阶级敌人或阶级敌人的同情者呢？为什么你们这样敌我不分？联系到你们对刘、丁之流那样心慈手软，对人民群众却如此心狠手辣，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你们说，划我们是“阶级敌人”有根据，根据的是毛主席的“六条标准”。
    不对！毛主席的六条标准是划分我们人民内部言论行动是非和香花毒草的政治标准。而且毛主席也多次说过，衡量言论行动是非需要时间的检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经验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何况在我们看来，在相当部分同情、支持我们的工人群众看来，我们的文章也完全没有违反这六条标准。为什么你们那样热衷于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
    敌我不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穿了都是为了一个──吓人！
    以下就是他们吓人战术的逻辑：
    李一哲的文章──“反革命的大字报”──不进行理论辩论──压倒（甚至可能抓）──于是就胜利了。
    是不是这样呢？一切有革命正义感的人民群众可以再看一看，议论一下。
             1974年12月11日
    （附注：“批林批黄”，黄指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刘、丁之流”，刘指曾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的刘兴元，丁指曾先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的丁盛。）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李一哲《请君入瓮──二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我们的一评（《吓人战术》）刚贴出，某些权威立即打上门来，毫不羞耻地反问道：“怎么能说我们是吓人战术呢？怎么能说是煽动群众围攻呢？”他们炫耀着一篇“宣集文”的文章，（这篇文章像文件一样发到各个单位，组织学习，供人在批判时参照），并吹嘘说，这是一篇“像样的文章”了，已经把李一哲批得“体无完肤”了！
    好一个“没有吓人”！好一个“没有煽动群众围攻”！你们在许多单位强迫干部和群众对李一哲大字报表态，这难道是假的？你们从上到下，层层动员，层层加码，这也不是事实？就在你们这篇“像样”的文章里，在这几万字的“批判”中，你们几次、几十次返来复去地重复下面这些字眼：“恶毒”、“极其恶毒”、“极尽诬蔑之能事”、“疯狂”、“丧心病狂”、“极端狂妄”、“别有用心”、“蓄意破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动理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诬蔑文化大革命”、“诬蔑批林批孔运动”、“鼓吹资产阶级民主”、“煽动匈牙利事件”等等，“简直无以复加”！──这些东西是不是吓人？用这些东西来吓唬工农群众，吓唬天真烂漫的 青年学生，妄图煽动他们来压制不同意见，围攻革命同志，围剿李一哲，白纸黑字，难道不是赤裸裸的吓人战术又是什么？
    好一篇“像样”的东西！一篇文章，颠来倒去，几顶帽子，几根棍子，总是那么几个名词、形容词，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么？你们用这些东西就可以吓住人民群众，就可以把李一哲驳得“体无完肤”了么？好吧，在这里，我们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首先剥掉“宣集文”的革命权威的外衣，让广大革命群众看一看，他们在顽固地坚持林彪体系的狰狞面目，而且以后我们还将陆续予以评论。
    “宣集文”恶毒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
    “宣集文”说李一哲“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使他们感到“特别令人不能容忍”，这岂不是说，在这些威心目中从来就认为毛主席就是秦始皇了么？右派分子恶毒攻击毛主席是秦始皇，林彪恶毒咒骂毛主席是秦始皇，现在“宣集文”公然把毛主席看成是秦始皇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是的，毛主席在右派和林彪的攻击面前，是承认过“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但是，毛主席在这里完全是从镇压反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说的，是有条件的，怎么能把右派和林彪咒骂我们的东西神圣起来呢？怎么能够说毛主席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秦始皇呢？
    我们在文章里“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难道不对么？我们要搞评法反儒，“宣集文”他们要搞尊法反儒，一个评法，一个尊法，一字之差，正是反映了两种立场。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尊法呢？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评法呢？
    无论怎样，作为广东理论权威的“宣集文”把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伟大领袖和封建专制的皇帝合二为一，等同起来，这难道是我们能容忍的么？
    “宣集文”对毛主席的咒骂，比他的前辈又有了一个发明 ── 叫做指桑骂槐，他们借打击李一哲之名， 行反对毛主席之实。请看两段话：
    “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么？这是李一哲的无耻捏造，这是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恶毒的诽谤。”
    注意！“宣集文”用了“无耻的捏造”和“最恶毒的诽谤”来破口大骂。他骂谁呢？骂李一哲么？不是，他在代表他那个特权阶层骂毛主席。因为这个“无耻的捏造”全部都是毛主席的意思，我们几乎是逐字照抄的。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把这个意思传达了出来。他写道：
    “毛（主席）的信念所指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党正沿着（苏联）修正主义的道路走向资本主义，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一个掌权的官僚阶层，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吏阶层。”（见《斯诺访华文集》第6页，新华书店发行）
    “宣集文”，我们不能不愤怒地质问你：
    难道中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是毛主席“无耻的捏造”吗？
    难道中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是毛主席“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最恶毒的诽谤”吗？
    “宣集文”，你决不能滑过去，你必须正面回答以上的两个问题！因为你的又长又臭的文章的整整四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在向毛主席的这个诊断开火，都是在代表着混进党内的那些资产阶级分子向毛主席发泄最刻骨的、咬牙切齿的仇恨。如果你们不敢回答这个问题了，从此哑口无言了，那么我们就只能认为你们是被毛主席打败了，你们是被我们打败了，你们是被中国人民所切身感受到的事实打败了！
    “宣集文”另一个反毛主席的真凭实据是：
    “宣集文”说“李一哲说封建独裁专制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因此，“宣集文”说这是“强加”，是“诬蔑”广大群众、党员。
    其实，这句话也不是李一哲创造的，而是毛主席说的（见毛选《井冈山的斗争》）。也是我们逐字逐句抄下来的。那么，按照你们的说法，岂不是毛主席在“强加”，在“诬蔑”广大群众和广大党员了么？你们该当何罪？你们该不该打板子？
    出一身冷汗吧，“宣集文”！
    “宣集文”疯狂反毛泽东思想
    “宣集文”写道：“李一哲大肆攻击毛泽东思想，胡说什么‘不准思考，不准研究，不准探索，……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注意！这里有个省略号──六个点，我们的原文是“天才史观”，“宣集文”把它代表了“毛泽东思想”，这岂不是明明告诉人们“毛泽东思想就是天才史观”么？这岂不是承认你们从来就是把林彪的“天才史观”作为正统的毛泽东思想么？
    “宣集文”还写道：“党章上明确规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李一哲却诬蔑为‘封建性的新礼教原则’，并且别有用心地把它诬蔑为维护林彪体系的神圣支柱。”
    无赖+流氓的卑鄙歪曲！我们明明讲的是林彪提出的“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这个礼教原则，“宣集文”却说成是“党章上明确规定的指导思想”，这不是明明告诉人们，他们还要把林彪这个被“十大”废除掉的原则塞进我们的党章，而且还要把它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么？
    “宣集文”猖狂反对党的基本路线
    “宣集文”说，找遍李一哲的全文，都找不到一个镇压地富反坏右的字句，于是得出一个结论：李一哲主张保护地富反坏右。
    他们还当面责问道：“你们‘对四届人大的希望’里不是写得很清楚么？”
    我们当场反驳了他们。我们说，我们写的是：“除了放火杀人……等实行专政外，应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民主权利。”这里说的明明是人民的范畴，难道你们认为人民应当包括地富反坏右么？他们当场哑了口。
    其实，“宣集文”的这个指责本身，不仅暴露了他们在理论上的满脑子浆糊，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敌我不分，总是喜欢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也许他们还会说，你们没有一字一句提到对地富反坏右的专政！先生们，“抓鸡脚”不要抓得太离谱了，我们文章里完整地引用了党的基本路线，你们是不是说，党的基本路线里也没有一字一句提到镇压地富反坏右呢？而且党中央在许多文件里，例如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里不也没有一字一句提到镇压地富反坏么？那是不是说《十六条》这个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是保护地富反坏了么？这个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的罪名，你们担当得起么？
    “宣集文”蓄意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宣集文口口声声提到镇压地富反坏右，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不要被那些“万岁不离口”的东西迷惑了。一个解放军战士写得好：“难道高喊‘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的人们，都真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了么？”
    “宣集文”不惜造了一个大谣，胡说李一哲主张“一切为了民主，民主就是一切。”根本不敢提及李一哲主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特别是那些小蒋介石的观点。不言而喻，这恰恰是“宣集文”最反动的东西。
    即使是在镇压地富反坏右的问题上，“宣集文”也歪曲了毛主席的专政思想。毛主席主张的是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强迫他们改造成为新人，而镇压的是那些抗拒改造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
    一九六八年教训了我们。林彪一伙曾在“镇压阶级敌人”的口号下镇压了成千成万的革命群众。现在“宣集文”又大肆鼓吹李一哲是阶级敌人，是不是又要镇压李一哲及同情支持李一哲的干部和群众了呢？说穿了，他们高喊“专政”时就是要镇压人民的民主权利。
    “宣集文”真的要无产阶级专政么？如果真要，当然很好。但是他们根本否认我国出现了一批新资产阶级分子，根本否认有镇压人民群众的“小蒋介石”的存在，举个例子吧，广东就有一县委领导班子非但抗拒中央“不准私建楼堂馆所”的指令，反而变本加厉地动用国家资财，为几个人营造别墅，甚至变县木器厂为私人家具厂，而且在上级发现后又一直拒不退赔。这是不是喝人民血的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一类事实，即使仅仅是前一段的运动揭发出来的还少吗？你们为什么不去主张严厉惩办这些大贪污犯、大盗窃犯、新资产阶级分子呢？
    “宣集文”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
    “宣集文”说，文化大革命的焦点和实质，是解决两个司令部的问题，是解决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的问题。
    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这是一个如同毛主席批驳过的社教运动中“四清四不清”、“两类矛盾交叉”的理论，这是一个用杜林的模式印出来的绝对的终极真理，因而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谬论！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的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实质只能是毛主席指出的“一反两继续”，只能是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党内的路线斗争，则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
    “宣集文”说了“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但是他对“走资派”、“特权阶层”、“新资产阶级分子”、“新贵集团”的提法那么恼火，否认它的存在。那么何来的两个司令部呢？难道刘少奇、林彪真的是光杆司令或者仅仅是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的代表？究竟中央的路线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抑或相反？
    按“宣集文”的说法，岂不是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纯粹的中央内部的权力斗争了么？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放肆污蔑！
    “宣集文”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权威，请问，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联想到你们在批林以来拿不出一篇像样的东西来，却反而对人民群众的批林运动咬牙切齿，你们的面目不是很暴露了么？
    “宣集文”顽固地坚持林彪体系
    “宣集文”以上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是他们多年来不读马列，甚至不读毛主席著作么？不仅仅是。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们顽固地坚持林彪体系，即坚持林彪那一套东西。
    他们以为对李一哲的批判，只要扣上“反动”、“反革命”的帽子，就可以任他们极尽歪曲污蔑之能事，就可以把李一哲压下去，就可以“得胜回朝”了。
    工人同志们，一切正直的同志们，现在在你们面前有两篇东西，一篇是李一哲的，一篇是“宣集文”的。有对立面就好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究竟哪一篇是反动文章，究竟李一哲反动，还是“宣集文”反动？而且，究竟什么是批林批孔的大方向？现在这么大张旗鼓地要“批判李一哲”，究竟是为了什么？
    结束这篇评论之前，我们再说两句话。
    自告奋勇充当“批李”马前卒，耀武扬威杀进北京路的赵真哲同志，你不是说“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这个口号本身没有错么？你不是说要坚持这个口号么？现在“宣集文”在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党的基本路线、反无产阶级专政、反文化大革命──请你在北京路上带头高喊一句“打倒宣集文！”吧。
    对于“宣集文”，我们这里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随便抓了他几个“鸡脚”，把他送给我们的帽子回敬给他。让他尝尝戴上他自己制造的帽子的滋味罢了。我们并没有对他“打倒”或“专政”的意思，但是，我们一定还要继续揭露他，批判他。
    帽子是要你自己戴才合适的，“宣集文”同志：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以势压人的新“党阀”，“新学阀”──这顶帽子，你戴一戴，看合适不合适？
             1974年12月16日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李一哲《杜岗的把戏──四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一）
    列宁在揭露杜岗时说，先歪曲社会主义，把一大堆谬论说成是社会主义，然后成功地推翻这些谬论，就以为把社会主义驳倒了。
    现在“宣集文”和其他“权威”以及街头那几条不三不四的汉子耍的就是这一套把戏。
    一切正直的工人同志和广大群众都看得很清楚，我们论述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可是这群无赖却喋喋不休地大骂我们，说李一哲要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与法制，李一哲鼓吹“绝对的民主”、“纯粹的民主”，于是他们便煞有介事地长篇论述为什么没有绝对的民主，为什么没有纯粹的民主。
    还有什么比公然的歪曲更可恶呢？难道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吗？难道社会主义的法制是资产阶级的法制吗？
    （二）
    我们从来就认为，民主是有着强烈的阶级性的，因此我们说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人民的民主，这种人民的民主本身就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个专政。反过来，党内走资派、野心家剥夺人民的民主本身也就是对人民的专政。那种把民主与专政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难道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八年，我们亲眼看到了，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里，有了刘少奇镇压人民的民主就没有了无产阶级揭露他们的民主；一九六八年夏季在广东省有了林彪、黄永胜镇压人民的民主就没有了无产阶级反抗他们的民主；“九一三”事件以后，有了林、黄的一伙在广东捂盖子的民主就没有了人民群众揭盖子的民主……难道这一切不是事实吗？
    因此，我们从来也没有主张过什么超阶级的绝对民主，也从来没有主张过超阶级的绝对自由。那些对我们作了诬蔑的人完全是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的捏造。
    那么，我们主张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呢？我们主张的是人民群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作斗争并对他们及他们所代表的地富反坏右实行革命专政的民主。
    难道这个民主不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吗？难道这个民主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吗？
    为了使那些无赖开开眼界，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把我们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整个基本意思表达出来，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应该保护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民主权利，并镇压或制裁那些剥夺人民这个斗争权利的“小蒋介石”，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于是，他们会质问我们，难道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这样一种向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民主权利吗？
    我们说，这种民主权利，路线正确时就有，路线不正确或受严重干扰时就没有。
    他们说，这种民主权利，从来都有，什么时候都有。
    其实，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在于要资产阶级民主还是要无产阶级民主，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分歧恰恰在于，他们不承认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权利，曾经有过被剥夺的事实，他们不承认在保护还是剥夺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民主权利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到底是他们的看法有根据呢？还是我们的看法有根据？让我们来看看事实。
    我们现在知道，刘少奇之后，林彪便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野心家，但是“九一三”前，人民群众有没有揭露和批评林彪，并向之作斗争的民主权利呢？
    大家都记得很清楚，甚至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也不能否认，那时候是不能揭露和批评林彪的（甚至对林彪的党羽也不能揭露和批评，广东1968年对革命人民的镇压就是证明），因为林彪已经把谁反对他就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专政条文塞进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之中，（见“公安六条”），难道这不足以证明革命人民群众向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民主权利──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曾经遭到过剥夺吗？
    现在从“宣集文”到赵真哲之流却在那里吵吵嚷嚷说，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民主权利从来都有，从来也没有被剥夺过。在他们看来，昨天喊“林×××永远健康”是“无产阶级民主”，今天喊“打倒林彪”也是无产阶级民主。但在我们看来，人民群众喊“永远健康”的时候，恰恰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完全被剥夺了向林彪修正主义作斗争的民主权利的时候。
    他们现在大吹大擂说，他们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粉碎了刘少奇和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好吧，让我们来问问他们：
    “九一三”之前，你们究竟采取了哪些具体行动去揭露、去批评、去反对林彪及其资产阶级司令部呢？
    你们采取这些具体行动的时候，又去一些什么样的“最好的大厦”开会，又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最好的纸张”乃至笔墨呢？（见赵真哲“三批”）
    就是说，在“九一三”以前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首先是林彪）作斗争的无产阶级民主权利，你们究竟是如何“最广泛地”具体享受到了呢？
    你们能够回答出来吗？如果你们回答不出来，那么，就请你们不要在那里吹牛皮，唱高调吧，就请你们靠边站吧！
    （三）
    他们又会跳出来说，好吧，就算人民群众向林彪一伙作斗争的民主权利曾经被剥夺过，但现在不是又有了吗？
    好一付无赖的嘴脸。
    是的，向林彪一伙作斗争的民主权利，人民群众基本上有了，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反潮流的结果，也是人民群众付出了大量鲜血和生命的结果，好了，有了结果了，在林彪路线淫威之下，连屁都没有放一个，甚至可能还在那里为虎作伥的“宣集文”、“赵真哲”之流便出来摘桃子了，充英雄了，吹嘘他们粉碎了林彪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了。
    也许，他们会抱怨说，在人民群众向林彪作斗争的民主权利遭到剥夺的时候，要他们出来反潮流是对他们的要求太高了，那么，在前一段的运动中，在基本上有了这个民主权利的时候，你们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你们那时为什么不出来“集文”一下，“真哲”一下呢？你们打人民群众的屁股那样积极，那样卖力，打林彪、黄永胜一伙的屁股却是那么消极，那么不得力，人们不得不问，你们这些像瘟疫一样，像臭虫一样，像狗屎一样的文章，它的策划者，它的炮制者，它的执笔者，“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呢？
    （四）
    对于“宣集文”的批判，我们发现了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每当我们明确地指出人民的民主权利的时候，他总要把“人民”砍掉，然后再来问一句：哪个阶级的民主？似乎是“左”得很，似乎是“马列”得很，但是这一切仍然掩盖不住他顽固地企图对人民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面目。
    我们说：“人民群众绝对地、无条件地使用大字报这一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权利，毕竟由历史性的十八号文件确立了。”他们却把这种人民民主说成是“纯粹民主”、“一般民主”，那么，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要求的“不纯粹的民主”和“不一般的民主”究竟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是林彪、黄永胜使用刺刀和子弹的民主，是私立专案，私设公堂，私设监狱，草菅人命的民主，是“政治市容清扫队”使用水龙和扫把的民主，难道不是这样吗？
    对于人民群众使用大字报这个“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毛主席曾经热情洋溢地说：“已经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矛盾绝对地、无条件地存在，人民内部矛盾绝对地、无条件地存在，因此，作为人民群众（整个意义上来说的人民群众）揭露和解决这两类矛盾的武器的大字报，也应当绝对地、无条件地“永远使用下去”。这个道理，和由于阶级敌人的存在，无产阶级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掌握枪杆子的道理一样，是不难理解的。
    最近，《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第一版连续发表了几篇署名文章，他们在教训人民群众“怎样看大字报”，“怎样对待反潮流”，“怎样辨别香花与毒草”等等。
    但是，非常奇怪，这样教训人民的先生们，就是闭口不谈毛主席是“怎样看大字报”的，闭口不谈毛主席亲自圈阅的十八号文件的内容。
    他们把我们的大字报说成是“反动大字报”和“反动潮流”，可是他们绝对不提倡广大干部和群众运用大字报去反潮流，据说，大字报会破坏“安定”，会上李一哲的当。
    于是，毛主席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标志”应当取消了，应当换标志了，马列主义的“标志”（大字报）应当收起了，修正主义的标志（水龙和扫把）要准备了。
    先生们，你们是大字报的取消派！你们是中央十八号文件的顽固抵制派！你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包括批林批孔运动）的拼命反对派！面对着这些反对派，我们必须再次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警句：“人民得到的权利决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五）
    为了对人民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宣集文”公然炮制了一个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理论。他说：
    行使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就是必须遵循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规定的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
    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公然歪曲。
    所谓“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的条件”，就是说，什么人能够享受、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呢？
    毛主席说：人民。
    “宣集文”说，不管什么人，“符合六条标准”的就有资格行使民主权利，不符合六条标准的就没有资格行使民主权利。
    究竟是毛主席正确，还是“宣集文”正确？
    对于六条标准，毛主席自己是怎么说的呢？就在提出六条标准后，毛主席紧跟着说：
    “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讨论，而不是妨碍这种讨论。”
    毛主席还说：
    “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
    认真学习一下毛主席的这番话就可以看出：
    毛主席的六条标准是在人民群众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的基础上检验是非和香花毒草的标准。
    “宣集文”的理论对毛主席所作的“修正”就在于企图在六条标准的幌子下去剥夺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就在于企图用毛主席鉴别是非的标准去代替划分敌我的标准。
    两者之间难道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吗？没有，完全没有！
    “宣集文”这种反动理论在实践上所必然带来的危害，和事实上已经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呢？
    就是由人民的一部分去压迫人民的另一部分，就是由一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专政。
    我们知道，人民内部，甚至在工人阶级内部，都始终存在着左、中、右的派别（“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矛盾，解决它的办法，“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只许一种观点讲话不许另一种观点讲话是有害的。一派压一派的“派别专政”是不行的。“一派掌权（是）不灵”的（毛主席）。难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吗？
    必须揭穿的是，“宣集文”鼓吹和炮制这样一种由一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专政的反动理论，他的真正祸心，决不是要搞什么“派别专政”，他炮制这个反动理论，是为了使他们可以随便剥夺被他们自己认为不符合“六条标准”的人民群众行使民主的权利。所以，尽管“宣集文”“无产阶级专政”不离口，但他们主张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
    （附注：这四份大字报原文张贴在广州中山路到北京路口的墙上。后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即“宣集文”大量印发全省各基层单位供群众批判参考。奇怪的是，在印发的这份批判材料中，前边是“宣集文”批判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文章，后边是李一哲反驳“宣集文”的这“四评”。因此给人的感觉是：李一哲批倒了“宣集文”。批判李一哲的主持者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安排？令人不解。）
    
    
    研究资料

    《广州的夺权模式被中央否定--市公安局的夺权和反夺权》（叶曙明）
    （原载：wehoo-威虎网www.wehoo.net）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规定指出，公安部门的任务是"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但后来在运动过程中，只要给对方扣上一顶"四类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就可以把任何人列入公安六条的打击范围了。因此，公安六条在军管以后镇压造反派，以及1968年彻底瓦解造反派组织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省委被夺权时，省公安厅、市公安局也被接管了。1月21日上午，负责接管公安厅权的几个群众组织，包括暨大东方红、誓死保卫毛主席工人造反团等，把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长寇庆延抓来，勒令他通知厅、局长晚上开会，然后通过政法系统内部的造反派组织"北京政法公社驻穗联络站"，于当晚宣布接管，成立13人监督小组，其中本单位10人。
    市公安局的接管大致相仿，1月21日下午，由武汉三司抓到副局长王丰业，令其将所有当权派集中到省联站，晚上12　时以省联站名义口头宣布接管。局本部的造反派并未参与其事，后经政法公社说明，成立监督小组时，才吸收了四个本单位的组织代表参加。
    林李明曾经说过，对省委、省委办公厅、文革办公室的三个印是夺权，在监督下使用；对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是接管。刘田夫在回忆录中，也把夺权和接管区分开来，但不同的是，他把省人委的夺权也称为接管："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广东省部分'群众组织'组成省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省革联'），并于1月22日，宣布夺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权'，省人民政府、省公安厅也先后被'造反派'接管。"　这一细微的区别，也许不为人们所留意。
    按照一般的理解，被外单位人员夺权的，称之为"夺权"；被系统内人员夺权的，则称之为"接管"。接管和夺权，其实并无实质的区别，人们也把接管视作事实上的夺权。在林李明的同一次谈话中，他对省公安厅、市公安局也使用了"夺权"这个词。
    问：中央对这次夺权（指省委夺权--笔者注）有没有表态？
    （林李明）答：对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夺权我们告诉军区，军区打电话给中央，周总理打了电话说：革命行动支持，必要时派军队维持秩序。
    公安局的问题，对广州地区的形势，有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弄清当时公安系统内部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
    省公安厅有四个群众组织：一、革命造反总部（简称一总部）；二、革命火炬造反联络总部（简称二总部）；三、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三总部，　因内部意见分歧，于2月16日宣告解散）；四、劳改局红色造反总部（简称四总部）。前三个总部，在北京政法公社等组织支持下，参加了1月22日的夺权，四总部因成立较迟，没有参加。
    广州市公安局内，也有四个群众组织：一、毛泽东思想一二五造反联合总部（简称一总部），1966年12月30日成立，人数约2000至3000，属反对省革联的组织；二、毛泽东思想红色战斗兵团（简称二总部），1967年1月3日成立，人数约1000，属支持省革联的组织；三、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红旗联合总部（简称三总部），1967年1月9日成立，人数约800至900，参加了省革联，但军管后宣布退出；四、广州公安战斗兵团总部（简称四总部），1967年1月27日成立，支持省革联；另外还有一个广州公安公社（五总部），2月间成立，支持省革联；广州起义公社（六总部），2月23日成立，反对省革联。但五、六总部人数很少，不起什么作用。
    市公安局被接管后，由九个单位（外单位有北航红旗、哈军工、武汉三司、北京政治公社、中大红旗、广医红旗、珠影东方红等）派出了13人，成立监督小组，其中一总部派了四名代表参加。监督小组选举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邹力志为组长。然而，当小组一开始运作时，马上就遇到问题了。由于公安局内部的大多数文件，对外都是保密的，不能让外单位的人看，而监督小组大部分是外单位的人。矛盾就出现了。
    （省军管会的调查材料称）由于盖公安局大印的一些文件，都是关于对敌斗争、国家机密的，没有让外单位的监督小组成员看，外单位的某些监督小组成员就认为这是邹力志"独断专行"，从中操纵的结果。于是，在监督小组内部，以邹力志和"一总部"的四名委员为一方，以其他组织的八名成员为一方，发生了矛盾。
    1月23日，一些监督小组成员提出，把一总部代表逐出监督小组，要他们交出大印。1月25日，省革联驻市公安局的监督小组开会时，要求一总部和北京政法公社成员退场，并交出大印。双方正式决裂。据黄意坚说，军代表授意一总部实行反夺权。
    下午，一总部派人到省公安厅与政法系统各群众组织开会研究，决定成立"省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布由这个组织接管广州市公安局的一切权力。下午4时，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全体代表，齐赴市公安局，宣读了《夺权通令》，要求监督小组离开公安局。这就是震动一时的市公安局"二次夺权"。
    "省革联"代表便认为是"反革命政变"，随即调集了数千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向市公安局冲击，铸成了"一？二五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有18名干警和群众被殴打、踩挤成重伤送医院。"政法革委会"被"省革联"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命令立即解散，几千名革命干警被打成"反革命"，北京政法学院学生邹力志（共产党员，贫农出身，复员军人）被挂上黑牌、戴上高帽斗争，斗争后又在市公安局院内"游院"，还扣押了邹力志和"一总部"负责人黄××、陈××、梁××等人。
    这是引自广州军区的一份关于省革联的材料。当时市内各大造反派组织都闻风而动了。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造反总部（简称中造总）--这是1月16日由中科院中南分院下属单位的10个战斗队共400多人组成的造反组织--打电话给下属各单位："北航红旗被围了！北航红旗是江青同志肯定的，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要求各单位立即派人增援。25日凌晨，包围公安局的群众组织愈聚愈多，包括中造总、省重工业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省水产厅系统驻穗单位革命造反联络站、中南林学院红卫军等等，共有上万人之多，殴斗之激烈，是广州地区文革以来，在群众组织的冲突中，前所未见的。
    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迟泽厚在现场，他是最早介入广州地方文革的军队干部之一。后来他绘声绘色地描述："我去给他们调解，调解不行，两派打起来了。我估计里里外外有万把人吧。一二五总部很多人在里面顶住，关起铁门。外面的就上去攻，人海战术，使劲往里挤、挤、挤。顶到最后像决堤一样，'哗'的就冲开了，一下子冲进去了。就把一二五总部砸垮了。"
    从那以后，一二五总部成了造反派里面的一个"修正组织"。既不是保守派，保守派也不承认它，它自己也不甘成为保守派；可是造反派又不承认它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迟泽厚说，"它变成游离于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这么一个组织了。"
    广州军区联合办公室的观察认为：
    1月25日，广州市公安局发生了由"监督小组"内部分裂而引起的二次夺权斗争。"监督小组"中的多数派（包括北航红旗、哈尔滨军工、武汉三司、中大红旗公社、广州医学院红旗大队、珠影东方红等单位），取得这场斗争的表面胜利；少数派（北京政法公社的几名学生和公安局的"革命造反第一总部"）被赶出"监督小组"，并被宣布为"反革命"。
    这次夺权斗争，非但未使双方的矛盾得到缓和，反而发展得更加复杂和尖锐，而且把"监督小组"以外的许多组织也卷入这一斗争中来。
    在这次事件中，双方都对军队表示不满。两派互相指责对方犯了"路线错误"，是"现行反革命"，要求军队镇压。对我们力主协商调解的态度，认为是"合稀泥"、"搞折中"，甚至说军区是"制造"这次事件的"幕后人"、"凶手"。

    《1967年军队是如何介入广州地方文革的》（一听）
    （原载：wehoo-威虎网www.wehoo.net）
    随着军队介入地方文革和省革联的衰落，以八一中学、七中、铁路中学、省实验中学、华师附中、十三中、十六中、十七中和二十七中学生为主的主义兵，在广州再度活跃起来。华师附中出现了两张令人瞩目的大字报，一张题为《我们就是好汉》，另一张题为《满天怨恨满天仇》。两张大字报，都重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并大放厥词：“我们红五类就是靠对联翻身的。对联就是好得很！好得很！我们是顶天立地的自来红，我们里里外外都红透了，崽子们，叫你们尝尝我们自来红的厉害！”大字报又呼吁：“革干、革军子弟，狗崽子骑在你们头上，你还沉默吗？抬起头干下去，干下去才有活路，砍头如同风吹帽，坐牢算得什么！”
    2月26至28日，主义兵四处出动，一口气砸了七中红旗、十六中红旗、二十四中井冈山、二十中井冈山、三十八中井冈山、五中东方红、华师附中红旗、广雅八三一、中学红卫兵广州兵团、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等组织总部。大街小巷，到处响彻了他们的怒叫声，令人心胆俱寒。在广州兵团门口，他们贴了一副大大的对联："老子英雄儿滚蛋，老子反动儿好汉"，横批是："狗仔子翻天"。
    3月2日下午，华南实验学校、铁中、广雅、三中、七中、四十四中、五中、十七中、六中、二十一中、十五中、十三中、四十中、二中、八中、红一中、外语学校、人民一中、华师附中的主义兵，在八一中学开会，决定先砸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然后再砸五中、六中的对立组织。他们宣布了行动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私人财物；讲文斗不讲武斗；作好打的准备。他们对前来劝阻的空军联络员说："我们决心都下了，谁说也不能改变。我们已开过会了，人都通知啦。珠影太坏了，我们抄这一次珠影就垮台了，以后就不抄了。"
    军区指示，想尽一切办法不要他们去。要现场劝解，要他们按十六条和军委八条办事。不能砸，要破私立公，搞大联合。万一去了，也只能是辩论，谁违犯纪律就制裁谁。
    在3月3日广州军区的值班日记中，有如下记录：
    询问警备司令部（"主义兵"砸中大红旗和珠影东方红的情况）。
    答："主义兵"在六中集中时（九百余人），警司已去人劝告。"主义兵"说：不砸可以，要去示威游行。已去。未在六中集中的一伙去砸了。
    去珠影东方红一百多人，抄了家，未抄出什么东西（已转移），抓了三个人已放回。收（搜）出的两个铁锤，一条钢鞭已交。
    去中大红旗五百人左右，进院内一百多人，四百多人堵在外面，女学生手挽手，筑了几道人墙，未冲进去。已进去的，砸了中大红旗的牌子，并烧掉了。至中午已散。全部散后部队才撤回。
    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在在堪忧。就在会议举行的同时，警司毅然决然，宣布对广州市公安局实行军管。这是恢复社会秩序的第一步，军管布告宣称：
    一、军事管制之后，必须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支持、保护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
    二、军事管制小组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支持公安厅、公安局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贯彻"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实行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建立以毛泽东思想统帅的非常革命化的无产阶级公安机关。
    三、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的全体革命干、警和革命的领导干部，都必须在军事管制小组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坚守各自战斗岗位，认真履行职责。对于抗拒军事管制，消极怠工、擅离职守、自由行动、违抗命令以及进行阴谋破坏活动者，则一律依法惩处。
    四、从军事管制开始之日起，外部群众组织派驻公安厅、公安局及其所属机构的代表应立即撤离。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冲击和扰乱军事管制的公安机关。外部群众，一律不要到公安部门进行串联。
    五、全市革命人民，各革命群众组织，应积极协助军管小组和公安机关维持社会秩序。革命群众对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有意见，可向军管小组反映处理。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擅自抓走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
    市公安局宣布军管一小时后，省革联驻公安局监督小组，即交出了小组的印章。3月3日下午，几名小组成员不得不向驻公安局军代表低头认错。军代表提出四点意见：一、你们自己来，我们抱着欢迎的态度；二、你们在公安局所作所为，要很好交代，要承认错误；三、在公安局拿走的东西要送回；四、军管小组随叫随到，不得违抗。
    3月3日至6日，陆续对市电信局、航运局、黄埔港务局、中国远洋公司广州分公司、广州发电厂实行军事管制。3月4日，警司在中山纪念堂、省人委礼堂、省科学馆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万人誓师大会。军队似乎有决心扭转目前的混乱局面。
    3月2日、3日两天，警司主持召开有150个群众组织、市、局、公司及部分工厂企业领导干部共四百多人参加的广州市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正式成立广州市生产临时指挥部。指挥部由警司代表、群众组织代表和部分领导干部组成。这是领导全市生产的权力机构。
    当时广州市的经济情况相当严峻，市库存粮食只有1.64亿斤，2月份要销售0.7亿至0.75亿斤，库存粮食至多可供应到3月底。1月至6月，粮食缺口达2.5亿斤，需要省粮食厅调拨。第一季度市粮食局向省粮食厅请调二亿斤，只批给一亿斤。而广州市居民手中的粮票，多达0.6亿斤，一旦发生抢购，后果不堪设想。煤也是一个大问题，目前市民用煤存量只有25万吨，月用量四万吨，只能供应到7月底。去年每个月进煤三万吨，现在每月只能进煤一万吨，煤的来源和运输都成问题。由于缺煤，广钢第一道工序、广东轧钢厂、红旗轧钢厂均已停止生产。
    省革联垮台以后，军区开始大规模扫荡与省革联关系密切的组织。3月1日凌晨4时，警司部队在公安机关和民兵配合下，以突然的行动，按预定计划，一举捣毁了八一战斗兵团广州地区总部及下属各分部，并宣布八一战斗兵团为反革命组织。原计划拘捕130名首要分子，实际拘捕243名，其中有些是其他组织抓来，或自动投案的。该组织七名常委中，有五人被捕。
    取缔八一战斗兵团，除了因为它参与了一系列冲击军区的行动外，主要是依据去年12月3日军委转发毛泽东、林彪同意"南京军区党委12月1日紧急请示中的三条意见"，其中第一条指出："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而八一战斗兵团既犯了不准成立跨行业组织的天条，也犯不准转业、复员军人成立组织的天条，两罪并罚，歼厥渠魁。
    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的方式，与建国初期的镇反运动相类似，按广州铁路公安处广州分处的一份文件规定：
    凡大队正副队长、正副教导员、联络员以上骨干，罪恶民愤较大的，中央关于加强公安工作六条第四条里所列的各种分子，参加后又有破坏活动虽不是大队长以上骨干，但有严重罪恶的，都些都要依法惩办。
    凡中队正副队长、正副指导员、联络员及独立单位骨干，虽非骨干，但有一般罪恶行为的，中央关于加强公安工作六条第四条里所列各种人。这些人要向当地公安所或本单位保卫科履行登记手续，并公开检讨，声明退出反动组织，接受群众批判。
    一般成员不履行登记手续，但要向所属单位或街道以大字报等形式，公开声明退出反动组织，即不予追究。
    在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的同时，军区出动了大量的宣传车，沿街广播，并派直升飞机在广州市上空散发印有八一战斗兵团"十大罪状"的传单。
    在主义兵砸珠影东方红的翌日，军队也采取行动了。3月4日清晨4时，警司出动了一个排，公安派了15个人，重型机器厂、麻袋厂、橡胶等几个厂的民兵八百多人，包围了珠影东方红。据警司的报告："行动迅速，没有发生事故，民兵动作好，天冷衣服少，也坚持二、三步一岗。"三名头头当场被捕。上午6时开全厂大会，宣读布告，解散珠影东方红及其下属组织。散会后把被捕的人带走，民兵、部队撤回，行动在7时30分结束。
    警司宣告："一、勒令'珠影东方红'及其所属组织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不得改头换面，名亡实存。二、对一小撮首恶分子，逮捕法办。三、所抢劫的国家机密文件、档案材料，必须立即全部交给本司令部处理，不得销毁或转移。所劫的一切财物，必须立即如数退还原单位。违者，从严处理。四、对受蒙蔽的一般成员，概不追究。"
    3月5日上午9时，中大武装部召开中大师生员工群众两千多人大会。会上宣读警司对中大红旗、八.三一实行打击的命令，警司派出两个连全副武装的部队，进驻中大，驻扎在教学大楼。
    警司颁布命令，指中大红旗"一再违抗中共中央的指示，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袭击革命群众组织，围攻革命群众，任意打人抄家，大搞非法武斗，实行白色恐怖；多次冲击军事机关和已经实行军事管制的广东、广州人民广播电台，恶毒地攻击人民解放军，狂妄地叫嚣'要夺军权'……"罪名不一而足。同时勒令中大红旗的五名头头，"自命令宣布之日起，限五天内，将本人和'八.三一战斗团'所窃取、窝藏的国家机密文件、档案材料和烈性毒药全部交还，不得抵赖拖延、转移、销毁。并全部退还所抢劫、占用的一切公共财物，不得有任何损坏，对所进行的非法活动，必须彻底坦白交代，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争取将功赎罪。违者，从严处理。"
    被取缔的组织还包括：电台东方红、红色广播兵、石井小坪红农友，以及军内造反组织战士歌舞团的千钧棒等，一批头头被抓。据千钧棒自称："自3月16日警备司令部宣布'千钧棒'为反革命组织，逮捕了五个'首恶分子'后，我们剩下的六个同志，在全国群众中成了唯一的'劳改犯'，每天上午劳动一小时，其他时间是写检查，交代'首恶分子与自己的罪行'。劳改的内容是：打扫院子、厕所，有的是团内派公差与团内的黑帮到外面扛木头。"
    与此同时，军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纷纷奔赴各单位，演说、宣讲、做报告，批判省革联是"右派夺权"、"假夺权，真保皇"。
    解放军开进了省委大院。造反派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也不得不拱手相让。广医思想兵、继红军等组织，派出汽车上街报喜；华师一月风暴等组织，也派宣传车上街广播；中医三○一打电话给军区祝贺说："解放军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声音，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由解放军接管广东。"广州三司表示："通要执行，不通也要执行。"听起来颇有点无可奈何的味道。
    3月初，广州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的部分重点单位包括：
    单位名称军管时间军管小组人数
    省、市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市1月19日12
    市粮食局2月3日2
    市第一商业局2月3日2
    广州日报社2月28日12
    省公安厅3月2日11
    市公安局3月2日49
    市电信局3月3日15
    市航运局3月3日10
    黄埔港务局3月3日39
    3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要求下厂下乡和在外地串连（包括参加外单位夺权的和设在外地的联络站）的师生，必须在3月20日前返回本校，参加本校的文化大革命。各大专院校师生，立即开展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的工作，按统一安排，分期分批进行短期军政训练：
    各大专院校，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以外，对各级领导干部、教授、讲师、助教、职工，都应当采取团结、教育的方法，吸收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安排他们的工作。对犯错误的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大专院校必须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权力。已经由革命左派学生组织掌握领导权的，应着手吸收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参加。在条件成熟时，实行全面选举制，正式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作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权力机构。
    规定中关于权力机构组成的一段，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为文革的最终目的："改"--改革政权体制，勾画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大专院校率先试行，可视作一场实战演习。如果行得通，很可能就会在全国铺开。
    为了贯彻中央这一规定，3月7日，警司发出关于在广州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应立即回原地的通告。各外地大专院校驻穗联络站，陆续撤离广州。
    至3月12日之前，全部撤离广州的有：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三司）驻穗联络站、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公社驻穗联络站、北京工业大学驻穗联络站、北京医学院"八一八"战斗团驻穗联络站、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驻穗联络站、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井冈山之声"、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兵团赴穗点火队、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等33个组织。
    撤离后尚留部分人员的有：新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驻穗联络站，留下八人办报纸；清华井冈山驻穗联络站，留下四人办报纸；哈军工被警司留下三人交代问题；武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被警司留下16人交代问题；武汉三司被警司留下三人交代问题。这类组织共12个。
    还没有撤离广州的，只剩下一个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穗联络站，共三十多人。
    广州地区各大专院校群众组织，均奉命整风。截止至3月4日，广州一司、三司、华农东方红公社、外语学院东方红红卫兵总部、中山医东方红公社、华工红旗公社、中医学院三○一大队、广东艺专学校东方红公社、中南林学院东方红公社、广医红旗、广工红卫兵、广州体院革命造反总部，先后开始整风。而尚未有动作的单位有暨大、华师、行政教育学院和美院。
    整风的办法，通常是先用一周或半月时间，进行动员和学习文件，然后大鸣大放，揭发问题，检查整改步骤，进行整风。
    而中学则开展军训，准备开学。3月10日，在省体育场召开有几万师生员工参加的"中学复课闹革命的誓师大会"。市十二中、二十二中、三十四中、省实验学校、铁中等校的学生，纷纷回校报到，参加军训。后来康生在接见广州军区负责人时说："军训有四大成绩。第一是把学生集合起来了。军训以前，一个学校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军训以后，学生回校达到95％。第二是组织学生学习了毛主席著作。第三是左派发展了。第四是在有的学校促成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所以，军训的成绩是主要的。"
    但困难仍然很大，经过近一年的动乱，许多创伤，不是马上能够愈合的。据军区中学联络员称，当前中学开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教员与学生关系紧张，被斗过的教师不愿在原学校工作，要求调动；武斗过教师的学生怕报复，不敢回校；二、组织涣散，领导班子难以形成，夺权组织管不了事，学生生活散漫，不接受管理，下厂学生，工厂不放；三、思想兵对主义兵矛盾很深，对主义兵势不两立，到处打击；四、公物损坏严重，桌椅缺损相当多。
    整风运动一来，一些以前和军队关系比较紧张的组织，昨天还是轰轰烈烈，八面威风，今天的日子就黯淡下来了。3月5日，广医红旗召开全体队员会议，负责人公开检讨，承认反对军区的错误，"向毛主席请罪"。解放军联络员在会上发言。广医红旗无话可说，随即派代表到军区请罪。
    中南林学院东方红公社，也从3月1日开始整风，大鸣大放。据军区文教组反映，"各群众组织对东方红公社意见很多，主要是：不抓毛主席著作学习，没有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群众要求解散监督小组，彻底闹革命。"对中南林东方红参与了冲击电台、冲击工程兵司令部等活动，要求公开向群众检讨。3月6日，东方红派代表到电台检讨，暴动纵队也派人到工程兵司令部承认错误。
    3月7日，广州一司、三司中学部等单位发起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有五千人参加的大会，表示支持解放军。会上有12个群众组织代表发言，七中红旗等四个单位代表则"向毛主席请罪"，并声明过去他们所攻击军队的传单、漫画、标语等，一律作废。大会通过对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信，会后群众上街游行，队伍高呼口号：支持解放军的一切革命行动。
    3月11日，广州一司发表公开表明，对他们曾在电台围攻军管小组，表示认错，声明称："对于受我们攻击过的电台新领导黄业同志及其他解放军同志，我们诚恳地表示向他们赔礼道歉。其外，驻电台小组在撤离电台时，为了掩饰我们一司参加电台'一.二二'夺权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而印发的《一.二二电台的夺权是革命行动》的传单，观点同样是不正确的，在此，也一并声明作废。"
    作为广州地区最大的工人组织，地总也于3月10日发出"当务之急--开门整风"的号召。总部以及所属分区、分部，开展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的全面整风运动，"整掉队伍内不自觉地滋长出来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主观主义等不良思想作风，（根据）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对总部进行精简机构，调整人员，纯洁组织"。地总是和军区关系较好的群众组织之一。他们兴高采烈地把3月称作"东风浩荡的3月，成绩辉煌的3月"。
    由地总、红总发起的筹委会，从1月底就开始酝酿串连了，2月4日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发出"实现广州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倡议书。2月13日发表大联合筹委会宣言，参加发起的单位有14个总部，所属成员约27万。广州便有两个大联合筹委会了。"这个问题，直到2月21日晚上，经部队同志耐心说服才统一了思想，一致通过吸收'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参加了'省联总筹委会'。"
    省联总核心小组成员包括：王云亭（红旗工人）、吴开东（三司）、李广（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总部）、何登培（省直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陈保伟（红旗农民总司令部）、黄秀琨（地总）、冯春青（市工交战线红旗造反总部）、赵树安（一司）、张礼敬（省政法革命委员会）。由地总的黄秀琨担任核心小组组长，办公地点在原省委大院内。
    地总负责人之一的莫超海和黄秀琨曾向笔者详细讲述省联总的情况。莫超海说，广州"首先叫做大联合的就是这个（省联总），这是最早的大联合，但这个大联合非常短命，3月军管以后就没了。"黄秀琨也说："这是一个松散的联合。军管以后就自然消失了，名存实亡，各个山头的人都不回去上班，各走各的，搞自己的。它也没有说消失，也没有说存在。"
    但2月份，在军区看来，观点对立的两派群众，现在统一在一个组织之下了，广州的大联合似乎露出了曙光。省军区政委陈德在2月18日，高兴地指示部队支左人员："广州最近成立夺权指挥部，这是一个进步，给他们密切搞好关系，其中可能有个别的组织不好，暂时没什么关系，要好好研究一下，了解他们的政治态度，进行必要的帮助。"陈德所说的"夺权指挥部"，就是指"省联总"。据广州市工交系统武装部的支左人员摸查研究结果如下：
    这些单位初步掌握的情况看，其中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等六个单位是比较好的左派组织，约23万人，是大联合的骨干力量，团结协作也比较好。有毛泽东思想机电工人广州造反联合总部等四个单位，大方向基本对头，但领导班子和基层组织都存在一些问题，可算是中间偏左的组织，人数不足一万。另有毛泽东思想工人造反团广州总部、广东红旗工人誓死保卫毛主席总司令部、红旗工人赤卫队、秋收起义工人广州革命造反总部等四个单位，约三、四万人，对大是大非问题还摇摆不定，领导班子或基层组织也有问题，系中间偏右的组织，对大联合敷衍应付，实则在酝酿小联合，筹划出版广州工人小报，和大联合相对抗。
    这种对群众组织作左、中、右划分的做法，在今天看来，可圈可点。因为从来没有人正式对左、中、右的划分标准，在法律上（或者政策上）作出界定。以往的标准，无非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就是左派，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就是右派，但什么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言人人殊。为什么说这个组织左，为什么说那个组织右，也从来没有作过清晰准确的依据解释，有时全凭联络员一句话，让人觉得带有很大的个人主观性和随意性。
    同样是市工交系统武装部，可能是另外一些支左人员，在2月初一份对工人组织左、中、右的调查报告，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从政治态度方面来看，较好的有红旗工人赤卫队广州总部、誓死保卫毛主席造反团广州工人联合总部、广州工交战线红旗造反总司令部，较差的有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最差的是八一战斗队。"此一时，彼一时，实在不知何所据而云。
    对于大专院校，军区也是照样划分左右派："左派势力日益联合壮大，右派势力正在分化瓦解，这是近一个月来来大专院校派别斗争的总的发展趋势。广东实行军事管制，特别是坚决打击、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等反革命组织后，更加速了这一发展趋向。据对若干较有影响的大组织的二万七千人的初步划类，左派占一万四千，中间偏向左的占一万一千，右派占二千多。"
    若按左中右派别占据优劣势的现状来排队，则其情况是：
    左派占优势的有华农、中医、广工、师院、体院、中大等单位。这些左派组织中有的组织和成员，在运动初期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扣上过"老保"的帽子。
    右派占优势的有暨大，但正处于瓦解中。
    左、右派势均力敌的有广医，但左派正趋于壮大中。
    中间派占据优势，左派力量还比较弱小的有华工、中山医、中南林、外语、美术学院、教育学院等，其中有些中间偏左的组织经过整风之后，可以跻进左派行列，有的则要靠左派力量的生长壮大，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力量的对比。
    因此，军区认为，现在还不具备马上实行大联合的条件，院校中的阻力还很大。这些阻力主要来源于：
    第一，阶级敌人挑拨，派系斗争激烈。左派力量还要经过一番艰苦斗争，团结争取广大中间层，彻底孤立右派，才能最后形成巩固的大联合。
    第二，各院校普遍存在的造反派与原"保"字号组织的矛盾很多，裂痕较大，一时尚难解决。造反派多为运动初期受压制，被整黑材料的同学，以后他们的组织发展壮大乃至掌权了，却又反过来采取砸、压等办法压制所谓"保"字号的组织和同学。而原"保"字号的一些组织多为党团员、学生干部，出身成份都很好，他们被砸后，纷纷长征串连，最近陆续返回院校。他们怨气大，对立情绪大。要彻底消除老大（造反派）和不服气（原"保"字号）的思想，须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认识自己，客观评价别人，并就本学院的若干重大问题取得统一认识之后才能从思想上、组织上真正联合起来。
    第三，采取什么形式联合分歧也很大，其中主要是以谁为主的问题，是以现在已夺权的造反派组织为主联合，还是全部取消，重新建立红卫兵组织。这个问题，立场地位不同，看法也不同。需要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破私立公中加以逐步解决。
    军区没有公布划分左中右的标准，但基本上以省革联问题为线。在造反派中间，则把所谓"四大事件"--冲击电台、市公安局"一.二五反夺权"、"二.八冲击军区"和省革联问题--作为标准，"当时社会上把四大问题看得极其严重，看成区分革命与否的分界线"。因此，各派群众组织，在联合之中，又酝酿着分裂。3月6日，广州一司忽然开除广医红旗，并在社会上散发传单。这件事又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担心会触发各组织之间新的冲突。
    据广州一司公布的开除原因是：广医红旗在四大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一、2月7日广医红旗自己带队伍冲电台；二、因为广医红旗本身是省革联主要成员，公安局就是省革联在1月22日夺的权，而1月25日反夺权就与他们对立了。1月25日因反夺权问题，引起武斗，广医红旗等把一总部几千名民警打成反革命，把反夺权定为反革命暴动。三、2月8日广医红旗自己带队伍与省革联其他组织冲军区。四、省革联的夺权没有实行三结合、大联合，只有几个学生组织参加，把广大革命群众排挤在外，同时夺权后把矛头向广大革命群众，广医红旗参与了这些行动，仍不承认错误。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解放军联络员把他们所犯错误看得过于严重，故其看法影响了我们（广州一司）"。一司召开下属各单位头头会议，有23个组织参加，"其中中南林学院东方红、中山医学院东方红要求开除最积极"，会议结果，21个组织同意开除，两个组织反对（艺专东方红和市一卫校）。最后决定开除。这成了广州一司分裂的先兆。
    在军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后，内乱似乎出现了结束的迹象。3月25日，广州铁路分局革命委员会成立。《广州日报》在翌日发表社论《广州的第一声春雷》祝贺，因为这是广东省第一个实行了三结合、联合夺权的单位。解放军对此表示支持。而那些曾经闹得最欢的组织，现在落马的落马，摔跤的摔跤，在解放军巨灵之掌打击下，化作野马尘埃。即使幸存的组织，对军队以雷霆万钧之势，介入文革，也感淡惶惶然不知所措。除了个别与军区关系较好的群众组织，还在那儿欢呼雀跃，摇旗呐喊之外，其他组织普遍陷于迷茫之中。大家心中的疑惑表现在：
    一、搞不清"接管"（指军队接管一些单位--笔者注）的含义，如首都三司有的人问接管是什么意思？夺权怎么办？广州三司中学部李××认为"接管"就是"包下来"，因此感到自己今后"无事可干了！"
    二、对军事接管后，广东省大联合、大夺权的发展趋势感到心中无底，普遍要求军队加强宣传，及时指导。三、少数人感到军队这也接管，那也接管，手伸得太长，形成了包办代替。
    广州一司开除广医红旗，其实反映了这种迷茫情绪。他们纷纷向军区提出疑问，而军队也莫衷一是，以至不得不由广州军区统一拟定一份回答群众组织提问的标准答案，以供支左人员采用。这份标准答案在解答"军事管制之后夺权斗争还搞不搞"时说：
    一定要搞，而且要搞得更好。由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参加，1、可以更好地了解各方面情况，帮助无产阶级革命派弄清谁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可以更有力地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大长左派志气，大灭右派威风，大有利于左派队伍的巩固、发展，实现大联合。3、可以更好地在与革命左派一起战斗中，互相学习，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加强团结，迅速发展和壮大左派力量。4、可以使真正的革命领导干部迅速地站出来，同广大革命群众结合一起，开展夺权斗争；可以帮助犯错误的干部改正错误，使他们积极工作。
    对于军区来说，其实它自己连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也弄不清，遑论帮助无产阶级革命派弄清谁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对于造反派来说，吃不到的葡萄，说它是酸的无所谓，但已经煮熟的鸭子，从碟子里飞走，就决不善罢甘休了。因此，他们更关心的，不是军管后还夺不夺权，而是军管以前的夺权还算不算数？军队的回答是：
    这要区别对待。
    一、经过调查研究，凡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按照"三结合"的正确方针，联合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应予承认，并热情地帮助他们掌好权、用好权。
    二、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但没有实行"三结合"的，应民主协商，依靠革命群众，按照"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核心。
    三、中央规定不准夺权的单位（如外事部门），领导成员个别人问题严重的可以撤换，多数人有问题可以改组。
    四、右派夺了权或"假夺权"的单位，必须实行"三结合"，重新把权夺过来。对右派组织，经过一定手续，予以解散。
    由于弄不清军队以什么形式介入文革，介入到什么程度，大部分群众组织都采取观望的态度。1月底2月初那种风横雨骤的局面，似乎归于平静。
    3月15日，星期三。广州军区正式宣布对广东全省实行军事管制。当天下午3时，广州市隆重召开有部队、群众组织、干部代表五千多人参加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大会。黄永胜在大会上讲话，他说："今天这个会议，是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正式宣布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从今天起，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全省，对全市实行军事管制和统一领导。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舞。我们表示最热烈地拥护！最坚决地贯彻执行！"
    黄永胜在阐述军管理由时，公开批评了省革联："省、市人委的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广东地区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得较晚，革命左派还需要在斗争中成长和联合起来；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没有真正站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就把一个省的大权轻率地让给了'省革联'的一小撮人，而'省革联'在接权以后，又唯我独'左'排斥革命左派和人民解放军，抵制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这不仅妨碍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而且也对生产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黄永胜宣布军管的任务是："一、坚决贯彻执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广大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的作用，积极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早日实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地方和单位，建立起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胜利地实现夺权斗争，彻底地完成斗、批、改的任务。
    "二、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充分调动人的积极因素，掀起轰轰烈烈的生产高潮。建立和健全各级领导生产的班子，狠抓工农业生产的关键性措施，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工农业生产计划，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坚决反对和彻底肃清反革命经济主义。
    "三、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坚决反对右派，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彻底粉碎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逆流，保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正常进行，维护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
    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黄永胜、刘兴元、詹才芳、温玉成、陈发洪、邱国光、江燮元、阎仲川、任思忠、吴富善、吴瑞林、陈德、黄荣海、王道全、邓秀芳。主任黄永胜，副主任刘兴元、陈德。
    军管会下设革命委员会和生产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组织小组、宣传小组、无产阶级专政小组、文化革命小组、文教小组、统战小组。生产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计划小组、农林水小组、工交小组、财贸小组、卫生小组。
    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黄荣海、江贤玉、阳震、罗兴洲、张鸣夫、鱼鉴、高宋卿、汤林、徐良、江田。主任黄荣海，副主任江贤玉、阳震、罗兴洲。
    省军管会部队干部总人数为1519人，军职以上八人，师职44人，团职253人，营职315人，连职以下899人。市军管会部队干部总人数132人，师职以上14人，团职27人，营职52人，连以下39人（不包括在省军管会内）。
    全广州一片沸腾，"毛主席万岁！""向解放军学习、致敬！""热烈祝贺省、市军管会成立！"的口号声，响彻全城。拥护和支持省、市军管会成立的大幅标语，铺天盖地，贴满街头。各群众组织举行五花八门的庆祝活动，到军事机关、省、市军管会报喜的队伍，络绎不绝，仅当天晚上，就有21万人到省军管会报喜。刚好在广州访问的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居然也兴致勃勃地跑出来接见报喜的群众，一尝接受群众欢呼的滋味。
    当天，省军管会布露全省：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自1967年3月15日起，实行军事管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全省实行统一领导。
    广东省地处东南沿海前线，面临港澳，情况非常复杂，为了适应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需要，保卫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广东省实行军事管制，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的。
    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是全省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它的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和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各项方针政策，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广州市的三街六市，贴满了市军管会第1号布告。这是一份历史性文献，全文照录如下：
    布告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广州市自1967年3月15日起，实行军事管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广东省军事管破委员会的领导下，对全市实行统一领导。为了贯彻执行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第1号布告的要求，必须：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依靠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在需要夺权的地方和单位，建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把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踞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彻底完成斗、批、改的任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二、坚决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领导生产的班子，组织和领导好生产。当前首先动员一切力量，大力支援春耕生产，多、快、好、省地完成工业生产计划，积极搞好财经管理、交通运输和市场供应工作，保障生产和群众生活的需要。
    三、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做好治安保卫工作，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对过去清理回乡而又窜回城市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应坚决清理回农村，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之下，进行生产劳动。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治安，破坏生产、交通和扰乱市场者，依法惩办。
    四、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决不允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翻案，违者，必予制裁。
    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专院校和中、小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把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更彻底。
    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以及回乡生产的干部，都应当遵照中央指示，迅速离开广州市，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搞好春耕生产。
    七、当前，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希望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提高警惕，坚决支持和维护军事管制。对那些抗拒与破坏军事管制者，依法惩办。
    八、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要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把广州市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努力奋斗！
    此布
    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
    军管以后，解放军继续打击那些被定性为反革命的组织。3月19日凌晨1时，省公安厅和警司派人到广州远洋分公司，逮捕了"五湖四海红色造反兵团总司令部"的三名负责人。清晨5时，警司在市公安局配合下，按计划行动，突袭"老红军总部"，拘捕了九名负责人。
    据造反派的材料说，军区准备在3月22日大规模扫荡造反派组织，预计该战役将持续到3月25日，被军区列入了"反革命组织"、"右派组织"和"非法组织"名单的，共计147个（未包括公安厅二办的名单）。
    公安厅二办也制定了一份打击名单，重点是省直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按照部署，要在4月15日交易会开幕前，有组织、有计划，分期分批，把反动组织取缔完。口号是："奋战一个月，摧毁一切反动组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公安厅二办从3月12日起至3月27日，对省直站下属102个群众组织（其中重点组织27个）展开了全面调查。同时结合调查的有暨大东方红、暨大工人大队、中南林学院教工红卫队、省中医学院反迫害大队、中南科学院等，另抽调七八名干部负责调查中大红旗、八.三一等组织。调查任务：一、调查反动组织和非法组织；二、处理有关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案件，如写"反动标语"等；三、追查秘密文件档案和物资；四、保卫生产。为了迅速达到取缔的目的，各单位的组织要进行排队，参加省革联的不能依靠，坚决依靠反省革联派。
    初步调查结论，把27个重点组织分了类，定为一类的（条件是"三冲一抢"，搞白色恐怖，干坏事多的）群众组织十个，1670人；定为二类的（参加"三冲一抢"，但问题一般）群众组织八个，1693人；定为三类的（有一般活动，但问题不大）群众组织九个，801人。所谓"三冲一抢"，即冲公安局、冲军区、冲电台，抢文件。对一类组织的头头，无论是幕后指挥的、为首的，还是转入地下的，都要严厉打击。
    据原公安厅副厅长、二办领导小组组长杨步尧披露讨论取缔省联站的情况：
    3月20日或21日，二办领导小组开会（专政小组寇庆延、马芳、鲁少泉等人参加）研究"省直站"（不包括其下属组织）的性质问题，初步认为"省直站"（不包括其下属组织）属于反动性质。但又觉得定为反动组织太重，故初步货币于定为非法组织，准备进一步的调查，充实材料后，再研究定性定案，然后向省军区汇报请示，予以取缔。
    省军区较为慎重，指示二办必须进一步调查和核实材料后，才研究定性、定案。最后省直站被划为"内定反动组织"，不戴帽子，列其罪谴，宣布取缔。所属基层组织内定为反革命组织和反动组织，进行取缔，或不定性质勒令解散的有17个。其中省政协分站、粤剧院在险峰战斗队为反革命组织；文化局东方红、广州海关革命造反总部、粤剧院东方红、省话剧团东方红、省科委革命造反兵团、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分站、南海水产研究所1110兵团、省化工机械进出口公司革命造反大队、省政协东风战斗兵团等被划为反动组织；中南公路工程处修配厂联合兵团被划为右派夺权单位，勒令解散。除此之外，还有六七个被列为重点组织，"接近反动组织边缘"。人员方面被列为打击的重点对象15名，其中准备拘留五名。
    3月28日，广州市军管会就"镇反"问题召开会议。江贤玉在会上作了指示，他说，"目前，对敌人打击不力，反革命气焰未打下去，与广州军区首长要求还差得很远。"他提出目前必须解决以下问题：第一，"解决干警的思想认识问题……要使广大干警认识镇压反革命的意义，对敌人要坚决镇压，否则内外反革命复辟，我们就要人头落地。"第二，"改进工作方法问题。为了适应当前要求，打破关门主义办案，各级领导要深入第一线，不要在机关批案，要在那里抓人，就在那里批判斗争。"第三，"加强宣传工作，教育群众，分化瓦解敌人。"第四，"下次战役行动主要是解决打击敌人不力的问题。"初定4月2日为第二战役的日期。
    30日下午2时，中大武装部以召集红旗工人赤卫队骨干会议为名，2时30分宣读命令，在驻中大部队和公安部门的配合下，拘捕九名负责人。
    军管小组陆续进驻各重要地区和单位。
    单位名称军管时间军管小组人数
    省委办公厅机要局3月15日5
    花县3月15日30
    从化县3月15日16
    文冲造船厂3月25日15
    省航运厅3月29日34
    中科院中南分院3月23日10
    广州海关3月26日13
    南方日报社3月30日7
    省水产厅3月30日17
    第二轻工业厅4月2日7
    从此，广州地区的文革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迟泽厚访谈》(叶曙明)
    叶：您认为文革分几个阶段？
    迟：我认为文革分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从１９６６年五一六通知，到１９６７年上海一月风暴以前，大致上可以称为破四旧阶段，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段。这一阶段的主力军是红五类，也就是保守派的社会基础。全国有两个有名的代表人物，一个是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一个是谭力夫，这两人提出了血统论。这时打击的是地富反坏右这一批人，抄家啊，杀人啊，干得很来劲。社会乱起来了，学校停课了，红卫兵组织起来了，党政机关也开始不那么灵验了，文化大革命被提到日程上，全国人民都卷进去了。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开始形成一个气候了。
    到了上海夺权以后，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以造反派为主体的。批判反动血统了。血统论就是要保护旧的官僚体制，维护旧秩序。毛泽东说１７年形成了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要把这条黑线彻底搞掉，就要冲击各级党委。结果贺龙被关起来整死了，刘少奇也关起来了，大部分高级干部都被打倒了。红五类以前骂别人是狗崽子，现在自己变狗崽子了，马上偃旗息鼓，灰溜溜了。
    这时造反派起来了。造反派是不讲出身的，当然也有干部家庭的，但大部分不是。我记得１９６７年５月，黄永胜、温玉成在军区接见华工红旗的头头高翔，当时就有人揭发，说高翔的父亲是１３级干部，在当时算是高级干部了，是一个进出口公司的副总经理，相当于厅局级干部，所以他（高翔）不能当（群众组织）一把手。后来连周恩来都过问此事，可见当时大家对高干子弟是很忌讳的。高翔的父亲算是最大的干部了，当时一般市民家庭、工农家庭可以（参加造反组织），高干不行，臭了。高干子弟差不多百分之百参加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们是打砸抢的能手，可以说杀人不眨眼，抄家啊、打啊、破四旧啊、砸啊、烧啊，干的是这些。抄地富反坏右、抄民主人士、抄国民党漏网分子、抄资本家，他们有积极性，你叫他打省委、抓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他不干。１９６７年１月造反派起来后，他们就成对立面了。
    叶：广州主义兵和军区的关系一直不错吧？
    迟：主义兵都是军区领导的子弟嘛，像七中、铁中、八一中学都是军区领导的小孩在上中学。那时军区领导的孩子都在上中学这个档次，上大学是个别的。主义兵（和军区）有这样一个天然的联系嘛。后来都偃旗息鼓，躲到家里了。
    叶：广州主义兵杀人与外地相比，不算多吧？
    迟：广州总体来说，比较注意政策。广州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死人最少的一个城市。社会上很多人胡说八道，上次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ＸＸＸ写了一篇关于广东文化大革命情况的东西，千把字，拿给我审稿。列举了一二十条，说军区和林彪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啦。我看了以后不客气地说：这些事情一件都没有，完全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甚至是颠倒黑白的。这是第一。第二，你写地方志，就写地方的问题嘛，军队支左做了什么错事，你可以写，但你写军队的事情干吗？又是军队印了多少万本林立果的小册子啦；又是林立果到哪个工地搞什么活动啦；又是军队给林彪修了什么房子啦；又是９月１３日那天出动演习，形迹可疑啦。我说这些事由军队查去，和你有什么关系？全都是牵强附会！军队天天训练，９月１２日训练没事情，９月１３日就不行了？９月１３日不训练，军队干什么去？都关在营房里？躲在营房里不是更成问题了？你躲在营房里干什么？是不是在等候命令？这是胡闹嘛。说９月１３日有一趟军列进入广州，这军列天天在运，军火天天在消耗，当然要不断补充了。兵工厂在北方，在三线，当然要往广州运，不是广州往北运。那都是胡说八道嘛。
    我是广州市志军事志的主编之一，最后定稿也是我定的。写到文革那一段，我就坚持这个原则。广州文化大革命的损失在全国是最小的。全市死亡在全国更是微乎其微。武斗发生最晚，清理最早，死伤最少。湖南（１９６７年）６月份就死人了，广西更早，广州到７月下旬（才死人）。总说广州是面临港澳，情况复杂。这么一个大城市，二三百万人，才死了２００多人，在全国算什么呀？湖南死多少人？江西死多少人？广西南宁一次死几百人，广州一共才死两百人，连那些被当成监狱逃跑人员（劳改犯——叶注）打死的吊死鬼也算了，也就两百人左右。而且大部分都属于两派武斗中死的，真正抓到后凌迟刀剐的，基本上没有。如果不是广州军区在这里，管住这个局面，那还不乱套了？
    叶：１９６７年二·八冲军区的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迟：这文革第二阶段是造反派当家，冲冲杀杀。开始对着党政机关，后来不过瘾了，就转向军队。为什么要冲军区呢？就是因为军队支左，不支持造反派，支持了保守派，所以就到军区造反，把军区包围起来。既有地方的，也有军队的，地方的就是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都是些知识分子。这知识分子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珠影有些演员、编导，要保自己过关，为了活命，就不惜踩着别人。他们包围着军区，用半导体喇叭——那时还是一种新科技——开着宣传车大声叫：希望解放军掉转枪口，对准你们的指挥员。这是我亲耳听见的。
    军队里的也有，主要是文艺团体，歌舞团的、文工团的、体工队的，小知识分子，都是过去不受重用的，这些人也容易煽动起来。２月８日把军区包围起来了。后来中央军委下了命令，这才撤离了。
    叶：那时军队的文艺兵已经搞起群众组织了吧？像千钧棒。
    迟：搞起来了。千钧棒人不多，只有十几个人。
    叶：军区机关有没有搞？
    迟：广州军区的机关是全军最稳定的，军区的党政机关没有群众组织，一直比较团结。个别人有看法，有活动，但整个机关是团结的。司令部的重大决策基本上都没有泄露出去，如果分成两派，那还有什么重大机密？都荡然无存，没有机密啦！
    这是造反派最风光的时期，持续到１９６８年７月。这时刘、邓、陶司令部已经被彻底打倒了，造反派的使命就完成了，他们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可这些人的头脑继续发热，据说蒯大富还拉了个班子，准备筹备九大呢。这件事是康生讲的，康生这个人虽然经常撒谎，可这件事蒯大富是做得出来的。他们觉得自己在共产党内占个一席之地，是理直气壮的。
    到１９６８年对广西的七·三布告为标志，造反派从此以后就一蹶不振了。一个七·三布告，一个七·二四布告。七·二四布告是对陕西的。从１９６７年１月开始，军队一直不敢行动的，包括军区站岗哨兵的枪，都没有撞针，没有子弹，是用来装样子吓唬人的。军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死不开枪。军队是不得不干这工作，勉为其难，夹在当中很难受。部队不断有伤亡，被造反打死的也就打死了。
    ８月２３日那次冲军区最严重了，连军区作战大楼都占领了，就是作战室没敢进，趴在窗户看看，里面确实挂满地图，门口写着“机要重地，闲人免进”，关着门。就这里没进去。温玉成还真躲在里面，躲在作战室的电话楼里。其余大楼都进去了，连红旗都插到楼顶了，造反派确实嚣张。警卫员徒手挡住他们，不让他们上，他们五六人抓住一个战士，一拖就拖出去了，他们的人源源不绝，几千人上万人都进来了，你一个警卫连堵住楼梯口，拖一个少一个，拖一个少一个，最后毫无办法。如果军队可以开枪，一个排可以打一万人，但不行嘛。七·三、七·二四布告以后就不客气了，真开枪了，造反派马上就老实了。
    ７月２６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五大司令，蒯大富、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狠狠地批评了他们，说他们既不斗，也不批，也不改。他们五人联合发表了一个认错声明，然后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以那为标志，造反派从此完成历史使命了，以后陆陆续续被抓起来了。这就是第二阶段。
    叶：文革中有很多事情至今仍讲不清。
    迟：能讲得清，怎么讲不清？是不想讲清。现在有档案在，有人在，怎么会弄不清呢？有很多禁区不想弄清。九·一三事件搞不清？林彪事件那么多活口都在，那么多材料都在，怎么搞不清？搞得清，就是不想搞清。我举个例子来讲。１９７５年由《南方日报》发起，批判前省委主要领导人，实际是指刘兴元，说他反对江青同志，反对由江青倡导的样板戏创作路线，提出要走自己的路。谁打头呢？把红线女推到了第一线。
    有这事情吗？根本没有。刘政委在省委会议上讲过要走自己的路？刘兴元是非常谨慎的，他能这么说吗？哪有这个事情啊？有没有在军队讲过？军队也没有！军区文化部长都很熟啊，哪有这事？可当时铺天盖地，《南方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批前省委的主要领导，就是配合四人帮的政治需要，要整广州军区的某些领导。半年以后，四人帮垮台了，江青的三突出也受了批判了。如果刘兴元当年有这个发明创造的话，刘兴元不就成反江青的英雄了吗？可刘兴元照样臭。你说想不想搞清？肯定是不想搞清，需要就给你扣上去。江青倒了，刘兴元还是无声无息的，也没说他反对过江青，倒是说刘兴元他们在林彪垮台以后，又一头扎进了江青的怀抱。
    叶：周恩来１９６７年４月在广州的讲话，对广州文革有什么影响？
    迟：１９７２年基辛格访华前夕，中央集中了一些人在北京钓鱼台，整天准备材料，军事方面的、外交方面的。总理的顾问班子、外交部的老领导干部都在。周恩来的秘书钱家栋——就是１９６７年跟总理来（广州）的那个秘书，他的名字叫家栋，“家庭的栋梁”，有四旧意识，文革后期到外交部当大使时改了个名字叫嘉冬——钱家栋见到了阎仲川，就凑上来对阎仲川讲：“唉呀，总理叫我向你说个话，总理讲，６７年４月那次啊，他在珠江宾馆讲话，那时候啊，他要不表那个态就好啦。”
    叶：这话是１９７２年讲的吗？
    迟：是１９７２年大概１月吧，因为２月份尼克松就来了嘛。这就说明总理当时在珠江宾馆的那个讲话，很多是违心的。调子是中央文革定的。那时很多材料是中央文革广州记者站的记者给总理提供的，其中的记者五花八门，既有新华社的，也有军队调来的，那些记者都是极左分子，其中有一个政治学院姓姜的，浙江人，他是主要的。好像还有一个女同胞韩舞燕，驻香港特派记者，写了长篇文章。他们在广州采访广东文化大革命，这些人我不具体评论，但谎报军情、煽风点火的事情干了不少。
    比如七·二○事件以后，８月１３日我到了北京。杨成武和黄永胜关系很好，都是原来红一军团的嘛。杨成武那时是军委办事组组长，跟毛泽东到南方巡视。中央文件他都看了，他悄悄地把他的情况简报给黄永胜看——黄永胜经常往杨成武那儿跑——黄永胜拿回来看，我就看到其中一份，是反映广州军区对七·二○事件的反应。七·二○事件是个测温表啊，你什么态度？对武汉事件你拥护谁？是拥护三钢造反派，还是拥护百万雄师？是同情陈再道，还是拥护谢富治、王力？这是不能含糊的。这个驻广州记者写得很厉害，说七·二○事件传到广州后，广州革命群众组织——就是说旗派了——怎么样同仇敌忾啦、义愤填膺啦，对百万雄师反革命保守组织怎么样愤慨啦，怎么样对谢富治、王力同志表示敬佩啦，什么慰问啦等等。“我们也到了广州军区大院，令人不解的是，广州军区营房的墙上，却见不到一张拥护中央对七·二○事件指示的大标语。”
    这家伙没有直接说你广州军区怎么样坏，就像说廉颇一饭三矢，一顿饭拉三泡屎，还能上阵吗？这廉颇的前途就被葬送了。我很纳闷，广州军区表了态了呀，不对呀。我回来一看，（军区）墙上还写着“向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致敬”、“拥护中央对七·二○事件的英明指示”呢，敢不表态吗？
    叶：是新华社记者写的？
    迟：就是中央文革的记者，刚才说了，来自四面八方，有新华社的，也有从一些大学调来的，也有从军队调来的，都打着中央文革记者站的名义，其实什么人都有。哪个人写的我不知道，但像这样的简报报上去，让上面的人看了作何感想？这不是害了你吗？记者就干这种事。
    所以，总理（在珠江宾馆）那个座谈会，总理就是听他们的，他们提供的材料，一叠一叠，一口袋一口袋的。当然总理不会完全被他们蒙蔽，有时晚上听他们的，白天总理就在留园听军区常委们的汇报。他是兼听的，但最后的表态是中央文革定的调子，哪个保，哪个革，总理是不能讲的。
    叶：总理回到北京以后，还打电话到广州，对一些提法作了更正。
    迟：是的。原来讲的更激，就是保守组织，后来更正了，就是思想上偏于保，而且他们有那么多的人，还是要以教育为主。就没有用原来那个话了，原来那个话让造反派抓住更不得了，用这个来压东风派，东风派就更艰难了。就在他（周恩来）回到北京的当晚，又叫他的秘书周家鼎给广州军区打了电话，对他离开广州前的讲话作了补充和修改。来电特别指出，东风派的两个最大的工人组织，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这就定了个性。
    那时的造反派分几个等次，叫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群众组织，也叫造反派组织，是响当当的；革命群众组织是中间派，不死不活的，可以不打倒；再就是保守组织。后来总理发明创造出“思想上偏于保守”。所以后来就叫东风派“偏于保”。偏于保还是保，也还是要打倒。七·二○事件以后就压军区，一定要把它打倒。保守派是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的社会基础，从理论上讲是敌我矛盾，是要镇压的。
    对总理在广州的表态，应该说，广大群众组织是不满意的，军区领导是表示遗憾的，但也有它的好处。他没有把这些组织说成是保守组织，军区以后就守住这条线，总理已经讲了，他们只是思想上偏于保守，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就反对把他们瓦解。这就比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强多了，那些地方对保守组织是格杀勿论的，打得家破人亡，因为他们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基础”啊。广州就紧紧守住总理的这条线，对这些人还要教育、争取、团结、改造，他们（造反派）就没话可讲了。从这点上讲，总理还是留有余地的。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他没有完全按四人帮定的口径做结论，这是不幸中之大幸。
    叶：军区支左的指导思想是怎么样的？
    迟：（文革）第三阶段就是从七·三、七·二四布告到九大前后。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就是尾声了。以后说文化大革命是７６年结束，那也是一种算法了，但基本上没有暴风骤雨式的大运动了。
    这时右倾保守派抬头了，造反派倒了，保守派自然就扬眉吐气了。革委会在此之前已经陆续建立了，广州的革委会是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１日建立的。当然，建立起来以后没有权威，他们（造反派）要冲就冲进来了。从七·三、七·二四布告以后，造反派就老老实实了，你不听话的，真抓；你要敢动武的，真打。造反派都非常现实，过去放纵他们，他们当然厉害了，你只要不放纵他们，他们最老实了。
    文革分这三个阶段，两头是保守派为主，中间是造反派为主。闹得最凶的是造反派，时间也比较长，一年多吧。广州市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这个总的格局下发展的。
    军队介入文革以后，第二阶段开始，就不断地受到冲击。那真是疲于应付，可以说是狼狈不堪。军队的政策、纪律观念是很强的，你上面要支左，我当然就要去支左了，介入群众运动中去。但支持谁？为什么支持保守派？主要还是根据上面。几十年所受的教育、实践经验，什么叫群众？不就是劳动人民吗？到这些组织一查，他是工人，他是农民，他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个体劳动者，这个组织不错，都是正经人；他们拥护共产党，感谢共产党，政治态度好；拥护解放军，支持解放军，那（解放军）当然支持他了。造反派不是，他们来了以后咄咄逼人：你们对赵紫阳什么态度？你们对旧省委什么态度？你们对镇压群众的反动路线什么态度？对军队怀有很大的敌意，训斥、责难，军队能有好感吗？像黄永胜接见造反派头头，武传斌在黄永胜跟前，叼着个烟卷，有点称兄道弟的味道，根本不放在眼里，很自傲，军队对你能有好感吗？所以军队必然支保，开始都支保。
    后来中央文革一再指示：你们错了。毛泽东讲得更形象，你们不要“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尽管这么说，但很难改，思想上还是倾向保守派。你不是说群众嘛？群众就是多数人嘛！可后来毛泽东讲了，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大家就不理解了。不是说要和多数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吗？群众总有个量吧？这就拧不过来了。
    军队在支左问题上，１９６７年武汉七·二○事件以前，广东一直是坚定地、非常明确地支持保守派。七·二○事件以后，理论上讲，要改变态度、端正态度了，要支持左派群众了。但是，形势稍微一变，广州军区马上又提出来，要一碗水端平。而且这个很快《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承认了。一碗水端平总不能说错吧？用一碗水端平来抗拒支持左派这个上面的指示。
    应该说，自始至终，广州的支左，对两派一直没有采取有的地方支持一派，镇压一派，像湖南最后出现的那个情况，像四川出现的情况，更不用说像上海了。没有出现这情况。开始支持保守派，后来上面讲要支持左派，不支持不行。特别出现武汉七·二○事件，表示要支持，但并没有完全支持，对保守派也没有把它压垮、解散。七·三布告以后，造反派倒霉了，被整下去了。这时，广州军区以刘兴元为代表的领导班子提出来，只要他们（指结合进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头头——叶注）自己不坏事做绝，就叫他自生自灭。也就是保留他的位置，没借这个机会把造反派整下去，你当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还继续当；你当省革委会常委的，还继续当，让他慢慢地自然地消亡，也没采取组织措施。所以广东两派比较稳定，没有大量死人，１９６９年以后再没出现群众对立场面。这应该归功于当时的军区领导，在对待群众这个问题上比较谨慎。
    叶：广州空军的支左是不是也由广州军区领导的？
    迟：广州空军、海军——海军机构不在这里，它有基地。后来怕口径不一致，在七·三、七·二四布告以后，在宣传的时候，三军联合组织宣传车。军区有权威，空军、海军基本上按照军区的指示办。
    叶：省革联时对军区冲得比较厉害，到１９６７年８月份以后炮轰军区，也搞得比较厉害。
    迟：炮轰就早啦。我记得１９６７年６月６日，中山大学八三一战斗队就登了小报，“炮轰黄永胜动员令”。那时批二月逆流，全国以谭震林为代表，各地都有谭震林式的人物嘛。广东的谭震林是谁呢？就是黄永胜嘛，“抓广谭”。有一次在北京汇报，戚本禹当着周恩来的面问黄永胜：黄司令，现在抓广谭啦，谁是广谭啊？是不是讲你啊？戚本禹也是得意忘形。抓广谭实际上就是抓黄永胜、刘兴元。有人说广谭是代数的Ｘ，Ｘ就是任何值，你反对中央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政策，你就是广谭。这是胡说八道嘛，广谭还是要有对象的，第一个对象就是黄永胜。
    叶：当时军区是怎么应付这种炮轰军区的局面的？
    迟：由你轰，你轰吧，没办法。小报到处出，我们也买小报回来看，也找一点给黄永胜看看。“炮轰黄永胜动员令”就给他看了嘛。
    我就说这一条，广州不但生产没停顿，生产形势在全国是最好的，广东历来是从外地买粮食吃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还支援了粮食部（？），一次支援几亿斤粮食。粮食、油料都上调的。拿交易会来讲，只有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份那次推迟了一个月，应该１０月１５日开，推迟到１１月１５日。其他每一次都是照样开，那么多外国人，没有出一个伤害外国人的事故。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了。你不能拿今天改革开放的情况来对比，那时候人身没有保证，动不动就拿枪，广州抢枪抢了一万多支，随便杀个人还不容易吗？杀个外国人制造点事端还不容易吗？可交易会照开，生意照做，外国人没有伤害一个，没有点工作基础，没有点力量，没有点政策，行吗？文化大革命既然整个是在错误路线领导之下，当然无功绩可言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但辩证地讲，成绩还是有的，损失少就是成绩。打仗谁都失败了，但你全军覆没，我只损失１０％，我就比你全军覆没的强嘛。你要提拔应该提拔我这个１０％的嘛，不能说打了败仗，都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能这么说的。为什么你全军覆没，我还保存了９０％呢？为什么你６月就大批死人，我拖到７月底才死人呢？就是工作不一样嘛。还是有差别的，差别还是很大的。要说政治局面哪都没广东复杂，人头也是，中南哪个城市也没有广州人多，但广州出现的问题相比较少。
    叶：军区对八一战斗兵团的处理，从开始取缔，到后来平反，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
    迟：对八一战斗兵团，是抓住它成分不纯这一点，取缔了它。军区（因此）犯了路线错误。八一战斗兵团造反太强了，它是造反派里的骨干组织。对学生组织军区不好抓，八一战斗兵团是社会组织，第一它跨行业，第二它有假复员退伍军人。当然也有真的复员军人，莫竞伟（八一战斗兵团的头头——叶注）确实是复员军人，但这人行为不端。（军区）抓住他，调查这个组织有多少社会闲杂人员，有多少在部队犯过错误的，调查回来一汇报，就决定趁着军管这个东风取缔它。
    后来这些人不服，旗派抓住这个事情反复地攻。到底给攻下来了，给平了反。当然这个组织到最后也没成气候。因为这些人都是在社会上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不太高，没受过好教育，跟在学生后面冲冲杀杀的。军队一介入文化大革命就取缔它了。中山大学的一个工人组织，叫什么工人赤卫队的，也是抓住它这个，牌子也砸了，门封了。我亲自去了嘛。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革造会）的工人当然鼓掌欢迎了，广播站高声广播，赞扬军管会的行动。
    在谈到军队介入地方文革时，迟说：军队真正介入文化大革命应该是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毛泽东对安徽造反派的批示：“人民解放军应当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因为安徽要批斗省委书记李葆华，南京军区（似应为安徽省军区——叶注）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要求军队组织警戒。南京军区接到安徽省军区报告，不敢怠慢，马上请示中央军委，毛批了：“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军队接到命令了，要介入文化大革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回避了。军队过去是很谨慎的，不能干预地方党委的事情。但这时地方党委实际上已经基本瘫痪了，政令不通，赵紫阳这帮人已经是躲躲藏藏的了。
    在这之前已经感到一点苗头了。除了电台工作组外，应该说，我是军区最早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我是秘书科副科长，是首长的参谋、助手，当时文革席卷全国，对军队的冲击很大。首长也很关心，我要向首长提供一些情况。１月２３日的指示下达前，阎仲川叫我去了解地方文革的情况。我就代表军区去找北京三司驻广州联络站了解。北京三司是清华井冈山蒯大富那一派的，联络站在广东工学院。
    １月２３日的指示下达后，就不需要再遮遮掩掩了，我们到处去调查。广州名气比较大的造反组织都去了，像地总——就是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后来周恩来说，名字这么长，就叫地总吧。莫超海是名义上的总理（管），他是广东人，比较斯文一点；孙亦武是江苏人，复员兵，广州氮肥厂的，他是武斗司令。这些组织我们都去了。
    军队介入文革，广东应该说是没有思想准备，是奉命行事的。到了１９６７年１月一月风暴以后，军队就坐不住了，特别是１月２３日的指示下来后，军队就要介入了。紧接着２月北京开生产会议，要军队出面抓生产，因为省委、政府都瘫痪了。广东省就由陈德出面了，他是省委常委，又是省军区政委，当然责无旁贷了。
    陈德去北京开会。赵紫阳也去了。他们回来还议论，赵紫阳虽然是走资派挨斗了，但到北京还照住京西宾馆的套间，陈德是实际负责的，却只住单间。上面对赵紫阳还是以礼相待的。会上要军队抓生产，成立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那时还没有实行军管。到３月初，内部就下通知了，广东要实行军管。３月１５日就全省实行军管了。广东省、广州市同一天挂牌成立军管会。
    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全国几乎没有例外，军队只要一介入，支持的一定是保守派。什么叫保守派？就是以工农为主体的，比较拥护、支持、接近党政机关的，主张小修小补的，也就是过去说改良的这么一些群众组织。他们拥护文化大革命，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参加文革，但你说要打倒广东省委、打倒广州市委，他们就感到过头了。撤换某个领导可以，但如果说整个都是黑线，他们就接受不了。

    《广州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一听）
    在经历了翻天覆地的乱动之后，已经无从考证，广州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诞生于何时何地。但至少在８月１１日发生“中医学院事件”时，各大专院校的学生，还没有公开亮出红卫兵的旗号，进行集体行动的。然而，这一事件，是各校学生出现分化的一个明显信号。随之而来的，将是急风骤雨般的大串连、大辩论。省委对掌握运动的进程，渐渐显得力不从心了。
    其实，学生队伍的分化，早在工作队时期，已经彰彰甚明，但发展成大规模校际之间的公开冲突和对抗，则是自“中医学院事件”始。对这一事件的始末，省委曾经有一份很详细的报告给中南局：
    ８月１１日中午，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的喜讯传来，广州中医学院３０１名学生离开该校在校内游行的队伍，汇同其他一些院校队伍，游行到省委报喜和表决心。当晚中医学院的３０１名同学要求支援他们，由广东工学院发起，得到广州地区６所高校近七八千人（后来到一万人）的响应。事前未通知中医学院，就于１２日凌晨２时集中到中医学院，开声援大会。一进院，他们就和中医学院不同意外出游行集会的多数同学发生争论。他们指中医学院多数同学是“保皇派”，喊出“打倒保皇派”口号，要解散中医学院的文化革命筹委会。
    中医学院一部份学生指责这些人是“非法集会”，双方展开辩论，气氛颇为紧张。到早晨５时许，省委林李明、刘田夫、张云、王阑西匆匆赶到中医学院。由于听说情况紧张，林李明到校时情绪也很紧张，群众喊欢迎口号时未一齐喊，也没有举手，学生顿时出现不满的骚动。
    又由于一时对情况不了解，林李明以询问的口吻问大会主持人开什么会，询问时间稍长，于是广工学生对全体同学广播说：“林李明态度很不好。”会场便哄了起来，立即有人喊“把林李明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广东工学院一学生还写了一张很大的标语：“把林李明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挂在大楼上，甚至有人要林李明下命令解散中医学院文化革命筹委会。这时，中医学院多数同学也马上广播：“保卫林李明同志！”并自动召集了几十名纠察队员，站在主席台后面。接着他们把“把林李明揪出来”的标语撕下来，贴上“保卫林李明同志”的标语。斗争较紧张，会场一度混乱。
    林李明等人再三要求大家保持冷静，双方摆出事实，把自己的道理讲清楚，然后学习“十六条”，大会随即转入辩论。辩论的主要问题是，一方认为，中医学院阻挠革命师生游行，文筹会不是民主产生的，以及错误地提出保卫校党委，保卫省委，和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连在一起，因而要求解散文筹会。另一方则认为，３０１名同学（包括外校学生）别有用心地把矛头指向省委负责人，不经调查研究，就对中医学院运动横加干涉。
    争了半天，最后林李明讲话，表示省委一定坚决支持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十六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时表示，省委工作人员一定向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学习、学习、再学习。希望大家对尚未解决的问题，继续采取各种方式开展辩论，并对自己初到时的不恰当的态度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表示欢迎、接受大家提意见，贴大字报。
    林李明在事隔一年多以后，对这一事件的追述是：“‘八·一二’中医学院事件是压制群众运动的行为。去年８月１２日，也就是‘十六条’公布第三天的深夜，广州中医学院３０１名同学，因受该校压制，即到外面串连其他学校的革命师生几千人去到该校进行大串连大辩论，这是我省大串连大辩论的序幕。”
    林李明接着说：“我带着‘怕字当头’、调解纠纷的心情去处理这一事件，当时表现态度不好，想劝阻外校革命师生回去，说了错话，引起革命小将的尖锐批判，使我冷静下来参加他们的大会，听了双方的辩论，更明白了谁是谁非，知道了‘三○一’和外校革命师生这一行动是革命的，我不但对情况有错误的了解，而且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小将们估计过低。当场我就起来表明态度，支持他们这一革命的行动，作了简单检讨，承认错误！”林李明讲这一番话时，广州地区的学生，已经分成尖锐对立的两派，因此，他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无疑是受到当时环境条件的压迫和限制。
    这一事件，在广州地区文革史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标志着，第一个洪峰，已经冲垮了堤围，洪水越出了省委所安排的河道，四处滔滔泛滥。
    分化的趋势，迅速蔓延到中学。学生们整天陷于互相辩论，互相攻击，互相斗争之中。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十分普遍和严重。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接待组的一份材料，反映了当时学校里的混乱情况：
    一些学校和单位仍有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情况，广州市红女中曾斗争一初三（３）班女同学，斗争时，剪掉她的头发，撕破了衣服，斗得她当场拉尿。学生张××由于被斗，怕打和怕送去劳改，曾串连张××企图自杀，后给她哥哥劝止。
    广州实验学校学生陈××遭同学皮带抽和脚踢，头部和腿都被打破流血……粤剧学校有的人迫人事干部（党员）交档案锁匙，人事干部坚持不交，结果加以“反革命”罪名，又打又骂，游街戴高帽持续一晚，还罚她在高桌上站至天亮，后昏倒在地。
    在“中医学院事件”中，省委的电报和林李明的材料，自始至终，均未出现“红卫兵”这一名称，但到８月底，红卫兵这一名称，已经铺天盖地充斥于各种文件、报导、材料之中了。也有一部份学生组织起“赤卫军”。他们一诞生，就以一种急先锋的姿态，杀向社会。８月２３日，《南方日报》报导广州市中学红卫兵连日来走上街头，到处张贴传单和大字报，宣传破“四旧”，立“四新”。
    广州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总部设在中山医学院，成为各大学学生组织的联络枢纽。尽管省委一再强调，不准大字报上街，不准红卫兵到工厂串连，不准工人参加大辩论，工厂不要组织红卫兵，但学生们一上街，社会就动荡起来，工人就无法置身事外了。最早动起来的工人是学校里的校工，包括司机、电工和实验工厂的师傅。他们组织起大专院校工人赤卫队，并积极和产业工人联系。
    ８月２５日，陶铸在接见中南地区学生时，作出了某些让步，其中一项，就是允许大字报上街，他说：“贴大字报可不可以贴在街上？我看，你们觉得有必要，可以贴。”其实这时大字报早已上街了。８月２７日，陶铸再作一个让步，允许学生到党政机关看大字报，他以电话通知中南局：“党政机关的大字报，学生要看，可以经过正式手续介绍，派代表来看。学生不能看机关的档案文件。”“广播电台等，还是不要让学生进去看。”“一般工厂，学生经过正式手续介绍，可以派代表去看大字报，但不要去生产车间。”８月２９日，赵紫阳托中南局秘书长薛光军打电话转告陶铸：“广州运动已起来，轰轰烈烈，到处冒烟，街上到处是大字报，辩论人山人海，有反面意见起来，省委亲自下去。”这到底是报喜呢，还是报忧呢？
    ８月１８日、８月３１日、９月１５日、１０月１日、１０月１８日、１１月３日、１１月１０日、１１月２６日，在短短３个多月内，毛泽东先后８次接见来自全国的１１００万红卫兵。　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姿态。毛泽东每接见一次红卫兵，广州街头就充斥着游行欢呼的红卫兵队伍。９月１日，《羊城晚报》宣布“接受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意见，经上级批准”，改名为《红卫报》，听起来就像是红卫兵的机关报。
    ９月３日上午９时许，广州地区４０００多名红卫兵代表，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第一次大会，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部队和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体到场，红卫兵为他们戴上了红袖章。大会通过了广州红卫兵宣言，红卫兵们庄严宣誓：“谁敢反对毛主席，谁敢反对毛泽东思想，谁敢反对党中央，谁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要革他的命，专他的政，夺他的权，造他的反，就要和他刺刀见红。”海军战斗英雄麦贤得在会上发言。陈郁、赵紫阳、焦林义等省市领导，也分别致词，赞扬和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赵紫阳在讲话中说：“我们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要注意斗争方法，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我们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向解放军学习，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人民利益，保卫国家财产。把红卫兵建设成为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
    《广州日报》当天发表社论《英雄的红卫兵万岁！》。但就在会场上，已经出现学生互相攻击的场面了。其中一些是从北京或其他地方来的外地红卫兵。省委文革办的材料，记载了当时会场内的情况：
    ９月３日，广州开红卫兵第一次大会，正当战斗英雄麦贤得在台上会见红卫兵前后，北京一○一中学８人，串联广州市二十一中部份红卫兵２０多（人），不听劝阻，直闯上讲台，声称：“我们要造大会的反。”李尔重（中南局农委主任，当时在广州市委担任顾问——引者注）劝他们到后台商量，他们说：“你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硬冲上台，秩序大乱。麦贤得离开后，他们又抢扩音器，迫大会主持人请参加大会的中南局、省委、市委负责人先退场，红卫兵留下来和他们辩论，称“大会是失败的”，“是一次修正主义的大会”。
    台下的红卫兵，有人在叫喊，有人在跺脚，一片沸反盈天。９月４日，首都东方红大学（即原科技大学）“南下革命造反队”，油印散发了一份题为《揭穿一个大骗局》的材料，指广东省委利用红卫兵大会，“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想利用毛主席的莫大威望，利用红卫兵在这场文化革命中建立的伟大功勋，施放烟幕，迷惑群众，转移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掩护省委过关”。他们质问，为什么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大会，且接受红卫兵的袖章呢？“广东省委想把自己与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相提并论，以此说明自己是代表党中央，代表党的领导”。他们发出震撼人心的号召：“广州的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应该走出学校的大门、机关的大门，炮轰司令部，火烧广东省委，火烧广州市委，这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
    ９月３日至９月１７日期间，陶铸一再以电话指示，要说服红卫兵不要随便抄家和没收财产；不要挖回墓和朱执信墓；把工厂、农村稳住，大、中城市放手革命，没有什么可怕；外地学生搞串连只到大、中城市，不要到县城，县城中学生也不要到工厂、农村串连；干部处理要慎重，领导不要随便罢官；上层民主人士还要照顾等等。但省委在红卫兵心目中，还有多大的权威，他们说的话还有多少人肯听，实在不敢作乐观估计。
    由于全国大串连开始，北方红卫兵汹涌南下，进入广州。他们把北方的各种小道消息带来了，把激烈的斗争方式也带来了。北方学生南下，成了加速广州学生分化的催化剂。
    各大学都在进行大辩论，但这种辩论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只会加深学生之间的裂罅。
    华南农学院对如何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意见分歧。有些人提出要从批判原来的党委入手，有些人则要从批判筹委主席团入手，有些人提出要从批判学生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入手。大家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聚讼盈室，永无了期。
    暨南大学的情况是，学生对如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茫然无知。甚至对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说不清楚。“抓不到问题的本质，辩论不起来，批判得很不得力，有的变成一个组织整另一个组织，在学生间争论不休，批判不下去。”
    中山大学一位学生向省委反映：“自从清华大学学生到该校点火后，该校红卫兵总部（有９００多人，还有相当部份学生拥护他们）和红卫兵兵团矛盾很大。近日来，红卫兵总部不断开会，决定暂不外出，并准备把学校搞乱之后，带领学生来造省委的反。”
    中山医学院一部份学生与筹委的关系十分紧张，学生中两个红卫兵组织的关系，也剑拔弩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它的外围组织‘东方红公社’已抢走了筹委会的公章，宣布解散筹委，封了学校的武装部、资料室、四年级筹委会办公室和部份同学的宿舍。有的同学半夜被拉起床，把人叫出去后就封门。目前，搜查、封门成风，造成同学间的关系比过去更为紧张了。”
    省委希望把学生的注意力转移到辩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上，但现在的情况是，愈辩论，学生间的矛盾就愈大，对立情绪就愈严重。处于少数派的学生，往往成为攻击围剿的目标。省委在１０月１４日，专门就学生的少数派问题，发了一个通知：
    在运动过程中，学校学生中出现多数派和少数派以至更多的不同意见的革命派别，他们对于工作队和筹委会，对于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于炮打司令部，对于贯彻阶级路线，对于扫“四旧”，对于文斗和武斗，以至对于革命串连和运动部署等一系列问题，往往持有不同的看法，这本来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而是正常的现象；不是什么坏事情，而是好事情……
    省委认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于团结少数派学生的问题，各地党委首先必须从思想上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这是我们是否真正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路线的问题。应该看到，学生中的多数派是要革命的，少数派也是要革命的；绝不能把依靠左派仅仅理解为依靠多数派。
    这些措辞听起来是多么软弱无力，对于烈火狂风般的红卫兵运动，毫无约束力，就像一块石头丢进了泥潭，一下子就沉没无踪了。省委不敢对任何一派的学生表态，甚至不敢作出任何喜恶的表示。华工一派红卫兵在大会发言时，张云鼓了掌，马上被另一派学生批评为“一边倒”。华工“心向党红卫兵”埋怨，省委在“十六条”公布前是怕字当头，现在更怕。一些原来的核心小组成员，纷纷向省委哭诉：“以前为了搞好运动，整天整夜不睡觉，毫无怨言，怎知到现在却受到‘上逼下逼’的处境，落得这个下场。”
    学生分化的一个原因，是“血统论”大行其道。家庭出身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关乎一生的特殊意义。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个排队的程序，按一定比例划分左、中、右，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先按家庭出身排队。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资本家、甚至小商小贩这类非无产阶级家庭的人，往往会首先成为运动的牺牲品。不同家庭出身的人，际遇截然不同，有些人“根正苗红”，天生是无产阶级的坯子，是为革别人的命而生的；有些人一生下来就低人一等，每次运动都在劫难逃，天生是被人革命的料。
    ９月３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广州成立。省军管会文革资料组一份材料披露了主义兵成立的经过：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建立，早在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首都红卫兵后，就开始酝酿了。８月２０日，首都第一批来广州串连的二十六中红卫兵５人，住在八一中学，帮助他们发起和筹备成立全市性的总部，很快得到各中学的支持和响应。总部初期设在八一中学，后来迁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立，得到原市委的支持。
    去年（１９６６年——引者注）１０月以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均为军干、革干子弟，而且都是高干子弟。陈伯达同志提出高干子弟最好不要担任领导工作后，他们先后离开了总部。
    当主义兵成立时，家庭出身好坏，已经成为能否参加红卫兵的重要条件了。一个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张根生对主义兵曾经有这么一段评论：“主义兵问题，这个组织在去年８月底，９月初由旧市委搞起来的。得到中南局、旧省、市委的支持，中南局李尔重在市委当顾问支持‘主义兵’，当时的头子都是高干子弟……‘主义兵’在破四旧时起了作用，旧省、市委有问题，依靠他们去解决，受反动血统论影响很深。”
    青年学生打着“自来红”的招牌，俨然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华南师院有一个叫“毛泽东主义自来红红卫兵”的组织，一听名字就知道，参加者都是清一色红色革命家庭的子女，在娘胎里就是红的。这种家庭包括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即红五类）。这并不仅仅是学生自发制定的标准，１０月１１日，陶铸在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中，提出参加红卫兵的条件包括：“一、出身成份好（劳动者家庭出身）；二、政治思想好；三、纪律好；四、关于红卫兵条件，应当通过红卫兵代表会自行讨论会通过。”他也是把家庭出身摆在第一位。事实上，“家庭出身“这一观念，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已经根深蒂固，成为支撑现存社会结构的支柱之一。
    １９６６年８月以后，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开始出现。仅一个华南工学院里，便有３个不同的红卫兵组织，现在又冒出了诸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五红卫兵、红色工人战斗队、赤卫队（主要是教工）之类的组织，而且还不断有新的组织冒出来，有些所谓的组织，其实只有三五个人。组织之间，温和的，大逞词锋，互相谩骂；暴烈的，啸聚围攻，大打出手。省委文革小组接待组有这样一份记录：
    中山医、华工、广工等校已开展两条路线问题的大辩论。他们来访，多是反映辩论中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要求给予解答。一、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表现不好或有错误的同学，被点名批判对不对？二、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不让他们参加战斗组，不让他们上京，不给或减少助学金对不对？三、出身非红五类的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学生，组织“红外围”对不对？中山医内，思想兵（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引者注）和主义兵斗争激烈，思想兵（即筹委一派）说非红五类子弟是狗崽子，并责成他们２００多人写检讨，要解散“红色娘子军”组织（一个女学生组织——引者注），说她们是反革命组织，并要她们公开反省承认错误，现在主义兵要求给写过检讨的２００多人平反。
    ９月２５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说，“各方面稳住，让学生闹一下怕什么？”但学生们不是闹一下，而是愈闹愈凶。尤其是那些红五类学生，愈来愈无法无天了。各方面也无法稳住。省委接待组一些关于广州市六中的情况反映，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该校一些红卫兵打人情况很严重。从８月下旬开始到昨天晚上（９月６日——引者注）止，全校７０多位教师，被打的约有４０多人，被打得严重的有２０多人。个别的被打到吐血，有的还要被打者互相殴打，把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其成年家属排成队来打。昨晚有１２位黑五类同学也被打了，两人被打伤，还不让护士包伤。有些同学躲在床底，也挨脚踢。打人都用军用皮带、胶轮带、竹子。
    广州市六中，对入牛栏的人不分青红皂白，经常鞭打，一时叫他们笑，一时叫他哭，或者叫他们在地上打滚，或者罚他们跪在地上。１０月２８日晚，以石榴岗海军高级首长之子吴××为首的一小撮人，在晚上通知牛鬼蛇神集中到六中最偏僻之处，勒令他们弯腰，把附近电灯熄灭，用木枪、木棍等武器、工具，刺杀、毒打、鞭打牛鬼蛇神，不少人胸部、骨骼受伤。
    小学的情形也不遑多让。荔湾区立新小学（即原洞神坊小学）的教师，不堪其扰，向省委诉苦：“现在的学生根本不听老师的话，上课时，在桌上、凳上嬉笑吵闹，无法上课。老师随时都会被围困斗争或关起来，甚至被罚站晒太阳。学生叫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是狗崽子，成份不好的是龟老师。有些学生还要到老师家贴大字报，有的红小兵（一种模仿红卫兵的小学生组织——引者注）向牛鬼蛇神要钱，将广播器搞坏，把图书拿走，甚至搞坏抽屉，拿走校章。把老师的会议室要去做红小兵总部，现在又要老师宿舍，学生还成立夜老虎队，晚上不睡觉，到外面跑，集体到学校睡觉。”
    省委文革办接待组称，综合来访来信的反映，有两个问题，值得引起省委的注意：
    一、戴高帽、游街甚至打人的现象较为普遍（有的是牛鬼蛇神，有的不是），
学校有，机关单位和街坊居民也有。广州市有一中学，２５％的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被捉去戴高帽、游街、辱骂和鞭打；有的还被搜家，没收东西和罚款，其中有一个教师被打致满背是伤痕；佛山市委书记张力耕和副书记方兰，据说因压制民主，打击报复等错误，给学生先后两次捉去戴高帽游街，后被工人制止……
    二、机关单位不断出现压制民主，打击报复，围攻群众的现象……
    许多教授被红卫兵搜家，封闭卧室，掳走财物，有些还被剃去须发，满脸涂墨，挂上“反动分子”、“三反分子”的纸牌，在校内游行批斗。各级当权派、教授、地主、右派统统关在一起。机关也组织起红卫兵。虽然赵紫阳曾指示处以上干部，尽可能退居二线，但大风暴一来，无论一线、二线，任何明暗角落，均无可幸免。搜家、戴高帽游街之风甚炽，许多局长、处长、科长和科员，都被叫上台戴过高帽。
    和全国一样，从８月中旬开始，一个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旋风，横扫广州。市文化局宣布撤销古海遗迹、南海神庙、九曜石、大司成牌坊、海瑞牌坊、南朝砖墓、绍武群臣冢、黄兴将军墓等文物保护单位；对名胜古迹、寺观庵堂“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文字、绘画，一律进行清除。在８月１９日的省委常委２０２次扩大会议上，赵紫阳提出，“陈家祠尽力说服学生不要砸掉，先锁起来不开放，展览会搬家。保护文物嘛。古物有价值的还是要保护。”
    但省委很快连自己也保护不了，遑论古物？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啸聚街头，到处张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８月２５日、２６日，红卫兵和部份群众一声呐喊，捣毁了大佛寺等１４个教堂和寺庙，烧毁了各种神品。全市的“封建迷信场所”统统销声匿迹，宗教活动全部停止，神职人员也不能避过尘世的浊浪，一时间，揪斗的揪斗，关押和关押，还俗的还俗，落得个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的收场。８月２８日，一阵杂沓急遽的脚步声，打破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公园的寂静，一伙红卫兵呼号着冲了进来，挥动铁锤，把自由神像砸毁了。
    红卫兵还在大街小巷设立哨卡，拦截路人，检查他们的裤子是否太窄，头发是否卷曲，妇女是否涂脂抹粉。凡是被他们认定属于资产阶级的衣服，一律当众用剪刀绞烂，或泼上墨水；抹了发油的头发，或扎了长辫子，也成为攻击目标，红卫兵们一哄而上，七手八脚，把他们的头发剪成一窝乱草，再当众训斥一番，方可放行；皮鞋不能太窄，也不能太尖，窄和尖都是生活糜烂和颓废的标志。人们除了军用皮鞋之外，什么皮鞋都不敢穿了，满街都是胶底布面的解放鞋（即假军鞋）；“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人民日报》号召。于是，衣服的式样和颜色、帽子、鞋子、发型，以至书包，都得向军队看齐。所有自行车的车把上，都得安装毛主席语录牌，否则就会被红卫兵罚背毛主席语录。
    红卫兵热衷于为街道、医院、公园、酒家和工厂、商店换上新名字。广州的路牌，纷纷换上“延安路”、“红书路”、“朝阳路”、“曙光路”；　改称“北京路”的原永汉路上，触目皆是“东方红”、“太阳升”、“新文化”一类商店招牌。美利权冰室的牌子被拆除，一乐也理发店改为“新风理发店”，并取消电发、落香水、发油、发蜡等项目，不理怪异发型；服装店不做奇装异服。名闻省港澳的酒家陶陶居改为东风楼，蛇王满改为卫红饭店，泮溪酒家改为友谊饭店，华侨大厦改为东风大厦，平安大戏院改为前进剧院，保滋堂、陈李济药厂改为广州中药一厂、
二厂。中学也纷纷改名，广雅中学改为红旗中学，华师附中改为东方红中学。有人甚至标新立异地提议把白云山改为红云山。饭店不再有服务员，顾客统统要实行“自我服务”，自端饭菜。

    ~{红卫兵把养金鱼、雀鸟和猫狗宠物，统统斥之为“封、资、修”。他们闯入民~}
~{居抄家，把名贵的酸枝木家具砸烂；把花鸟鱼虫的国画和线装书投入火中；把金银~}
~{首饰当成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证据，拿去公开展览。~}

    ~{文化大革命以前流行的歌曲，绝大部份，被斥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唱片被红~}
~{卫兵从商店货架和人们的家中取走，用锤子砸烂，用脚踏碎，扫入了垃圾堆。“千~}
~{言万语同一声，千歌万调同一曲，支支颂歌飞北京，歌颂领袖毛主席”（这是报纸~}
~{一篇关于文艺晚会的文章标题）。作曲家劫夫谱写的毛主席语录歌《领导我们事业~}
~{的核心力量》，风行全国，成为群众集会、游行的必备节目。全国有十几个文艺团~}
~{体和近百名作曲家，加入了为毛主席语录谱曲的行列。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荣耀。据~}
~{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人们创作了近４００首毛主席语录歌，还有一些语录谱成~}
~{戏曲唱腔。其中一些著名语录，被谱成不同的曲子，到处传唱，《工人阶级是领导~}
~{阶级》就有４个不同的版本。有一些语录歌，后来成了劳动号子，像《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成了水利工地、伐木工场和仓库、码头最常听见的歌曲。另外一首语~}
~{录歌的歌名，则长得可以列入世界纪录大全，它的标题全文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８月２７日，广州市委文革小组成立机关、中等教育及文化等４个办公室，各~}
~{办公室成立若干联络组，向各学校派出联络员。市人委决定，撤销市、区各行业小~}
~{商小贩联合会。８月３１日，广州市人委发出《关于处理破“四旧”财物和接管教~}
~{堂寺庙房屋的通知》。决定成立市处理破“四旧”财物小组，并要求区街也成立处~}
~{理小组。９月７日，市人委又发出通知，规定破“四旧”没收的物资，一律上缴。~}

    ~{北京一○一中学的１０名南下学生，在破“四旧”总行动日，向省委递交了一~}
~{份“最后通牒”，要求在省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和在《南方日报》刊登。“最后通牒~}
~{”以君临天下的语气敕命：一、一切私营、公私合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在明天~}
~{（５日）上午立即封门，否则后果自负；二、广州市委立即把私营、公私合营国有~}
~{化，同时要马上妥善安排市场，如果影响人民生活，要承担责任；三、一切旧商标~}
~{、旧商品、旧招牌立即毁掉，否则格砸勿论，拿你们问罪；四、一切国营企业必须~}
~{立即断绝与非国营企业的任何关系；五、一切收旧货的国营企业，立即停止收购具~}
~{有封、资、修色彩的东西，如旧书、首饰等，要一律没收，决不允许坏份子投机；~}
~{六、４０岁以下的人，要戒烟、酒，商店出售烟酒要严格控制，烟酒工厂也要有计~}
~{划地少量生产。~}

    ~{鉴于红卫兵强烈要求取缔小商小贩，并发出通牒，９月６日，市委批转市财委~}
~{《关于迅速取缔小商小贩并安排其出路的请示报告》。全市共３。５６６４　万个~}
~{小商小贩，根据不同情况，作出转街道服务站、新组织合作商店或插进合作商店、~}
~{收回牌照和取缔等几种处理。~}

    ~{在这股狂潮之中，各种无稽谣言，也不胫而走，漫天乱飞。虽然事隔多年之后~}
~{反观，觉得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病态谵妄，但在当时却为大破大立之风，注入了更加~}
~{狂热的动力。９月上旬，一个离奇古怪的消息，见诸街头传单。~}

                    ~{最好消息！！！~}

    ~{一、北京城改为“东方红”城！~}
    ~{二、天安门广场改为“东方红”广场！~}
    ~{三、毛泽东思想发展为毛泽东主义！~}
    ~{四、中共中央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五、团中央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头子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
    ~{六、彭真“重在表现”那个报告是株大毒草。~}
    ~{七、现在有条件的红卫兵可以穿绿军装，可以自己做，可以穿着平时出街。~}
    ~{八、现在红卫兵代表可以随便什么时候经过省、市委同意，分批到“东方红”~}
~{城见伟大领袖毛主席。~}
    ~{九、凡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干、革烈、革军子女都可以参加红卫兵，名额不~}
~{限。~}
    ~{十、轮船禁止分舱，火车禁止分座，禁止使用保姆。~}

    ~{上海的中学生向省委反映，广州运动比上海搞得好的方面有４个：一、家家户~}
~{户贴有毛主席语录；二、小学生上街宣读毛主席语录；三、自行车全部有语录牌；~}
~{四、文斗掌握得好。但不如上海的是：一、辩论空气不浓；二、宣传站（台）没有~}
~{建立；三、商店的橱窗没有陈列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著作。~}

    ~{北京、南京来的学生则批评，来到广州，听不到宣传“十六条”的声音，看不~}
~{到一辆宣传车，买不到“十六条”的小册子，广播宣传也很少。他们质疑省委是否~}
~{真正贯彻“十六条”和对运动的态度。武汉的学生说，广州的街道和学校，普遍张~}
~{贴了毛主席语录，处处皆是，但是张贴毛主席像的还不够，尤其是学校张贴的更少~}
~{。~}

    ~{经过破“四旧”运动的荡涤之后，广州市的茶楼和茶市，有些取消或缩短营业~}
~{时间，不接筵席；神香、蜡烛、冥镪等迷信品禁止出售；中秋月饼也成了“四旧”~}
~{，不再生产；９８００多个个体小商贩停止经营；因取消银行利息，存款急剧下降~}
~{，最多时日下降７８万元；香水、口红、扑克、像棋等均停止出售。商店招牌、广~}
~{告被拆除，或改作政治宣传牌。~}

    ~{９月１３日，陶铸电话指示中南局，群众“搜查主要是反革命，政治性的，藏~}
~{有武器和反动证件。此外，便不要搜查，不是一般的不搜，就是不搜。”他认为现~}
~{在“战线太长，同意收缩；宗教，暂不搞；文物不动。”但中南局控制得了红卫兵~}
~{吗？要搜查的已经搜了，宗教已经搞了，文物也已经动了，现在才制止，时间上迟~}
~{了一个月。~}

    ~{进入９月中旬以后，破“四旧”的高潮，渐渐过去。城市表面看起来，热火朝~}
~{天，人人载歌载舞，如登春台，但内里已经满目疮痍，一片劫后余烬的景象。红卫~}
~{兵运动处于巅峰状态，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破“四旧”了，不满足于斗争“黑五类”~}
~{、“黑七类”，不满足于取缔小商小贩，他们的重炮口，开始对准了党政权力机构~}
~{了。~}

    ~{８月１８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被视为大串连的开始。其实，在此之前，红~}
~{卫兵的大串连已经开始了。接受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许多就是从外地到北京串连~}
~{的学生。根据省委的记录，第一批到广州串连的红卫兵，是８月１８日抵达的北师~}
~{大学生，一共１３人。也就是说，他们在８月１８日之前就离开北京了。当火车在~}
~{月台停下，当熙来攘往的旅客匆匆而过，当他们的脚一踏上广州，刹那间，这片土~}
~{地仿佛响起隆隆的回响。~}

    ~{震撼全国的大串连正式爆发了。这是一幕惊心动魄的世界奇观。火车站挤满了~}
~{南来北往的学生，每一辆火车，包括运载牲口的车皮，都被串连的红卫兵挤满了。~}
~{客运列车挤得快要爆炸了，厕所也被人霸占了，行李架上也躺满人，过道上挤得只~}
~{能站着；车厢门根本无法关上，因为门外的梯子上，也坐着好几个人。在火车站上~}
~{不了车的人，就在沿线疯狂地爬火车，不顾生死地坐在车顶，奔赴“世界革命的中~}
~{心”北京。~}

    ~{由于学校推迟开学，没有了学习的负担，而且可以免费旅行，广州学生汹涌北~}
~{上。许多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初，被迫下乡的知识青年，也乘天下大乱之机，纷~}
~{纷回城“革命”，混在串连学生中，赴京上访、请愿，要求把户口迁回城镇。所有~}
~{机关、团体、学校、企业，都设立了接待站、联络站，为串连学生提供食物、住宿~}
~{、医疗、交通工具和宣传工具，没钱吃饭的可以要求补助或记账。大、中学校、党~}
~{校、党政机关的办公室、招待所、礼堂、饭堂，全部腾出来，给学生们安营扎寨。~}
~{连省人委办公大楼，也挤满了红卫兵。~}

    ~{截至９月７日止，省委、省人委安排广州市的上京人数达１．８６５万人，其~}
~{中学生１．６９３５万人，教工２．１７１５万人。北京和外省到广东的学生人数~}
~{，先后共达１．２万多人，其中北京来了７０００多人。省委在８月中旬成立接待~}
~{组，每天都有大批学生涌到接待组，有的是了解运动情况，有的是要求解决生活问~}
~{题，有的是要《毛主席语录》，有的是要国庆节观礼票，有些是了解外出串连的手~}
~{续。最受关注的是北京一○一中的学生，他们似乎是一伙武装到牙齿的好斗分子。~}
~{从８月２８日至９月５日，他们陆续来了５批共６５人，分成１３小队，好像水银~}
~{泻地一样，分散到广州各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进行活动。~}

    ~{８月３０日晚，北京一○一中的学生，对专诚前来取经的广州十七中红卫兵介~}
~{绍了３条经验：一、毛主席已贴了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你们就把党支部砸了，可以~}
~{抓他们游街，游街不算武斗，北京就打死被游街的５０人；二、向小商小贩进攻，~}
~{北京的小商小贩都给铲掉了，你们可以到处都砸，叫他们顾也顾不过来；把公私合~}
~{营也给砸了；三、剪辫子，北京的红卫兵上街带着剪子，看到留长辫子的就剪。~}

    ~{对于这批学生在广州的活动，中南局和省委都密切留意，因为在９月３日的广~}
~{州红卫兵第一次大会上，带头捣乱会场的，是北京一○一中学生；向省委下“最后~}
~{通牒”的，也是北京一○一中学生。后来（１２月１３日）陶铸在北京的一次讲话~}
~{中，也特别提到这间中学的学生在广州的活动。他说：“北京一○一中的革命学生~}
~{革命性不差，但打人也相当厉害，一去就找红线女（著名粤剧演员——引者注）。~}
~{给她剃阴阳头，水门汀地上跪了两个钟头，抄了家，才子佳人剧本拿到造纸厂造纸~}
~{，挂牌子，牛鬼蛇神红线女，扫了一个时期的马路，作了一点体力劳动，香港就说~}
~{她自杀了。她说，她坚决革命。”~}

    ~{张根生在回顾当时的情形时说：“中山医学院批斗陈耀真、毛书文（二人均为~}
~{中山医眼科医院院长——引者注），弄得要全家自尽。中山大学有名的教授都被批~}
~{斗。这时省委还可以勉强维持局势，但是顾得了东顾不了西，已陷于十分被动。”~}

    ~{９月８日，省委、省人委联合发出《关于组织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
~{职工代表上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内容与中央通知基本相同，只是补~}
~{充规定，中等学校师生上京参观日期为９月２４日至１０月２３日，并强调“各地~}
~{一定要按中央规定，坚持原则，严格控制人数，对有些学校学生要求多去京的，决~}
~{不能随便答应。各级领导都要负责进行说服工作，不要把矛盾都往上推，给工作造~}
~{成困难。”~}

    ~{９月１５日，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接待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通知》~}
~{，主要是针对从北京来的红卫兵而发的。通知写道：“首都是革命的中心，是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首都和全国其他各省、市都有着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宝~}
~{贵经验。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来到之后，党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和各校文化革命委~}
~{员会，要主动向他们介绍当地和本校运动的情况，听取他们对省委、市委和本单位~}
~{工作上的批评和意见，虚心学习他们的好经验，并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把他们的~}
~{好经验应用到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

    ~{（通知接着写道）在当前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
~{首都和各省、市大批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怀着旺盛的革命热情和高昂的革命斗志，~}
~{陆续来到广州和省内各个中等城市，进行革命串联，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交~}
~{流革命经验，这是对广州和广东全省红卫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的巨大鼓舞和有~}
~{力支持，这对于推动我省和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尤其起了还将继续起~}
~{着重大的作用。~}

    ~{北方来的学生，果然“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把浓烈的火药味，带到了~}
~{广州。从此不复平静。他们向广州红卫兵介绍了什么样的革命经验呢？~}

    ~{北京大学附中陈××等７人，到广州市委要求把所有政协委员名单、大资本家~}
~{名单交出来，说：“我们在北京每天都打死地、富、反、坏份子几十人，广州打死~}
~{几个有啥问题？打死就算！”~}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３个红卫兵到市十一中召开学生大会，说：“北京斗争时是~}
~{将对象押上高台，要他们跪下，用皮带打，对顽固派就把他打死。搞完校内就搞校~}
~{外，限令四类分子离开北京，不执行就打死他。北京每晚外出打流氓，一晚就打死~}
~{１０个、２０个。我们南下时，在火车上就把四类分子打死了十多个，打死后由窗~}
~{口掉（丢）出去就算。要搞红色恐怖。”~}

    ~{９月５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十五中南下革命造反大队，在广州散发了一份~}
~{《向省委猛烈开火》的传单。宣布要“炮轰省委，把盘踞在省委的一切大毒蛇统统~}
~{揪出来！坚决造他们的反，革他们的命，把他们斗倒、斗臭、斗烂！不反出一个用~}
~{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省委，不反出一个毛泽东主义伟大红旗高高飘扬、处处飘~}
~{扬的新广东、新广州，死不瞑目！”这份传单不仅散发到省委办公大楼，而且张贴~}
~{于街道墙壁，还派人到茶楼饭馆宣读。~}

    ~{９月５日下午，由华南工学院一部份红卫兵发起和主持，１０００多人在省委~}
~{礼堂开揭发和批判王阑西大会。这是高校红卫兵第一次到省委来“炮打司令部”。~}
~{大会开到晚上１０时许，二三十名北方红卫兵，突然从后台冲了上去，按着王阑西~}
~{的头，要他跪下。这时台下的华工红卫兵不断齐声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
~{“非主席团成员请离开主席台！”扰攘了半天，那些北方红卫兵才悻悻退下。大会~}
~{结束后，他们还不肯走，拦住华工红卫兵辩论。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名学生叫喊着：~}
~{“大会是失败的！让王阑西坐在椅子上，和人聊天，记笔记，不向人民低头认罪！~}
~{”“广东的文化革命运动冷冷清清，没有火药味！”~}

    ~{北方学生成了省委最头痛的一群人。~}

    ~{国庆节后，两张由“首都红卫兵”印制的传单，在广州街头，广为散发，一张~}
~{是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部写的《广东省委机关运动向何处去！》，另一张是署名~}
~{“红卫兵爆破组”的《特急倡议》。两张传单内容，大致相同，指责省委存在３大~}
~{问题：一、十六条公布前，省委把运动引向歧途，造成群众斗群众，同时到处为自~}
~{己打保票；二、省委到处渲染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是文而不斗，保护了右派，~}
~{打击了左派；三、十六条公布后，省委迫于形势，写了几张表态的大字报，同时退~}
~{居二线，但通过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筹委会，继续控制运动，　定出了许多条条~}
~{框框，缚住群众手脚。~}

    ~{传单说，省委定下的框框有５种：一、在高潮出现就布置学习任务；二、斗争~}
~{黑帮分子要通过战线；三、斗争黑帮分子定时间、定人员；四、对一些黑帮的保皇~}
~{派、运动绊脚石说要放在运动后期来搞；五、筹委把群众的手脚缚住，今天不知明~}
~{天事，一切活动要他们布置。广东省委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严重，阶级斗争十~}
~{分尖锐复杂。传单要求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在机关内大搞革命串连，互通情报。~}
~{最后，这个爆破组还强烈呼吁：~}

    ~{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都要在这次大革命中重新受到检验，只要他不按照毛泽东~}
~{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对他进行坚决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
~{让我们像陶铸同志说的那样，用２４寸的大炮，对准广东省委，轰！~}

    ~{红卫兵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全市炮轰中共广州市委大会。１０月１９日，华南工~}
~{学院红卫兵向省委下战书，直斥省委犯有严重错误，“你们不是勇敢地站在运动前~}
~{头，而是落后于群众运动”。~}

    ~{中南局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首先成为牺牲品的是宣传部长王匡。据《红卫报~}
~{》报导，６月以前，“中南局和广东省委直属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掀起了第一个鸣放~}
~{高潮，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贴出了几千张大字报，　揭发出王匡大量的严重~}
~{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言行。随后，中南局决定王匡停职反省。从~}
~{６月中旬以来，中南局直属机关和广东省委的有关部门，曾多次召开会议，对王匡~}
~{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但是，王匡一直不肯在真理面前低头认罪，态度极不老~}
~{实。”在１０月１８日的《红卫报》上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王匡感到痛苦的我们~}
~{感到幸福》。《红卫报》的前身《羊城晚报》一直是王匡亲自抓的报纸。~}

    ~{在中南局召开批判王匡的大会之后，广东省委也于９月２８日召开同样的批判~}
~{大会。从造反派后来编印的揭发材料，可以看出，当时省委对批判王匡，确有无可~}
~{奈何的难言苦衷。~}

    (9~{月２５日）广东黑省委开会汇报斗争王匡的准备情况。~}

    ~{赵紫阳说：“首先要按中南局的规格开，中南局开得很顺利，很文明，也很神~}
~{秘，不准学生进去，让王匡坐下。中南局开不出问题，若省委开出了问题，不好交~}
~{代，要作出样子来，省委常委参加会议出武斗是不好的。”~}

    (9~{月２８日）广东省直属机关革命干部开大会斗争王匡。为了怕红卫兵小将知~}
~{道，２８日开会，到２７日才发票，赵紫阳指示，票上不准印“斗争王匡大会”字~}
~{样。~}

    ~{１０月１６日，《红卫报》发表《坚决炮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匡》的~}
~{社论，声称：“王匡是周扬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秉承他的后~}
~{台老板周扬等的旨意，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社论把王匡的“后台老板”，~}
~{说成是周扬，避免提到长期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用心可谓良苦。赵紫阳在~}
~{批判会上说：“王匡是广东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言下之意，除了王~}
~{匡，广东没有更大的走资派了。~}

    ~{如果赵紫阳希望藉着批判王匡，把省委和中南局分开对待的话，他的希望落空~}
~{了。在北方学生的奔走呼号之下，火终于烧到了省委大院。华南工学院红卫兵要求~}
~{斗争张云、林李明，华南师范学院红卫兵要求斗争区梦觉。喧嚷狂嚣之声，不绝于~}
~{耳。~}

    ~{赵紫阳不得不作出公开表态。１１月４日，他代表省委检讨。他说，省委在运~}
~{动中，“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怕冲破旧秩序，定了许多框~}
~{框，在运动中采取了许多消极限制的措施，严重束缚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这类~}
~{陈辞滥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了干部过关的常用语言。但这次运动非同一般。~}

    ~{（赵紫阳继续说）“十六条”公布以后，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汹涌澎~}
~{湃，出现了许多伟大创举和新生事物，省委对于革命大串连、红卫兵、破“四旧”~}
~{、立“四新”等革命行动，是表示欢迎和支持的，对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衷心感~}
~{到高兴的。但是，由于省委对这些伟大创举和新生事物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思想~}
~{准备不足，感到有点突然，对有些事情很不理解，因此不是勇敢地站在运动的前列~}
~{，同革命同学一道，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而是被动应付，处于软弱~}
~{无力的状态。使得省委的领导，仍然远远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但他坚持认为，省委没有把学生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没有挑动学生斗~}
~{学生，没有挑动革命群众斗学生。但检查并没有取得学生的谅解，红卫兵认为这是~}
~{假检查，想蒙混过关。~}

    ~{北方学生继续汹涌而来，本省各地准备外出串连的学生也云集广州，人数愈聚~}
~{愈多，而离开的渠道却十分有限，造成许多想走的学生走不了，不得不滞留广州。~}
~{随着深秋的到来，气温一天天下降，他们御寒的衣物不足，钱也花光了，离家太久~}
~{，归心似箭。１０月下旬，在大串连的学生中，哄传着一份未经证实的陈伯达讲话~}
~{，主要内容是：~}
    ~{长征去——陈伯达同志２５日讲话摘抄~}
    ~{劝你们（指北京师院等红色造反者——抄者），步行走，步行回来……破四旧~}
~{，批判资产阶级是长期的事情，你们走半年回来还不晚。１、人走了，会有另一种~}
~{布置；２、可以走半年、三个月，也可以走一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长期的~}
~{事情，一定要到群众中了解，你们要步行，就是要准备大斗、大批、大改。~}
    ~{一切听从中央文革号令的学生们，其应如响，纷纷要求步行串连。仅１０月２９日一天，就有３８批学生（其中包括中大、暨大、华工、华农、华、广工等高~}
~{等校），响应号召，准备步行出省串连，华师学生劲头十足，一下子批准两千多~}
~{步行串连。华工、华师和华农有一批学生甚至兴冲冲地告诉省委，他们打算一直~}
~{走到新疆家落户，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建设祖国边疆。对于不堪重负的铁路来说~}
~{，这个好消息。
   ~{但也有学生反对。中大、中山医、华师的一部份学生，怒气冲冲地到省委反映~}
~{，这次要求外出远征的，本身就是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思想的影响，“想趁机溜~}
~{走”。这些人走了，要批判就没有对手，怎么批判得起来呢？广东交通学校的学生~}
~{说，步行外出串连一年、半年，其实是逃避运动。他们更质疑陈伯达那个讲话的真~}
~{实性。~}

    ~{省委对学生要求步行，倒是积极支持的。不仅可以减轻铁路压力，更可以减轻~}
~{他们的压力。有一句话他们嘴里不说，心里肯定会这么想的：学校的批判搞不起来~}
~{更好，少了学生斗学生。省委一心只想“尽快把停留在广州的学生送走”。１０月~}
~{２８日，省委、省人委发出通知：“本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
~{难》的社论，在各地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一个徒步行军的新的革命大串连的~}
~{高潮已经开始出现。”~}

    ~{省委表示，只要是步行，来广州也可以。但这只是一种姿态，这时广州市不仅~}
~{对外交通非常紧张，市内交通也已经无法承受。粮食告急，医疗告急，住宿告急，~}
~{全面告急。前景不可预测。~}

    ~{１１月１５日，周恩来、陶铸、陈伯达、李富春、陈毅、谭震林、叶剑英等中~}
~{央领导，在北京接见全程步行到北京串连的红卫兵队伍。周恩来高兴地说：你们的~}
~{长征队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是毛泽东思想的播种机。你们的长征是万里长征的~}
~{第一步，这个头开得好！长征式的全程步行串连，好得很！毛主席支持你们。他振~}
~{臂一呼，“我们希望全国大、中学校的广大革命师生，学习你们的经验，今年冬天~}
~{试行，明年春天推行全程步行的革命大串连。”~}

    ~{１１月２１日，广东省委、省人委再发一个通知，对徒步串连的经费问题，作~}
~{了巨细无遗的规定：
    ~{二、革命师生徒步串连的伙食费应该自备，各地服务站伙食收费标准，原则上~}
~{按每人每天３角计算，对于工人、贫下中农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弟，因生活困难~}
~{，原领有助学金者，可预发原享受的助学金。助学金额过少而自筹伙食费又有困难~}
~{的，或没有助学金，本人只能负担一部份伙食费者，经过学校筹委会研究同意，或~}
~{同学民主评议，每人每天可补助１角到２角。对于少数既没有助学金，而生活又特~}
~{别困难，本人确实完全无法自筹者，可按上述同样手续，每人每天补助３角。各地~}
~{一定要根据实际生活情况进行补助，严防平均分配。~}

    ~{三、徒步串连的革命师生除带足原定粮食标准外，一律由县或省的接待站按３~}
~{６斤大米补足。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学生长征远方，要求发给３个月以上的伙食费~}
~{（指助学金）和粮票的，由院校文革委员会（筹委会）或红卫兵组织研究决定发给~}
~{。补助费则经市、县有关部门批准发给。如果中途改变计划，多领部份应退回原发~}
~{单位。~}
    ~{四、凡参加徒步串连的革命师生，在省内串连每人发给学习、宣传费１元；到~}
~{外省长江以南邻省串连的每人发２元；到长江以北各省串连的每人发３元。~}
    ~{五、医药费。在省内串连的每人每月发５角；到外省串连的每人每月发１元；~}
~{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可按公费医疗标准发给。~}
    ~{但目前滞留在广州的外省学生，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而且愈来愈严峻，成~}
~{为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库。一伙急疯了的哈尔滨学生，闯到省委接待组，跳脚~}
~{大叫，他们来广州已经一个多月了，还不能回去。他们威胁说，１１月１日或１１~}
~{日一定要回去，如果１０日下午６时前不解决回程车票，就采取行动，强行上车，~}
~{到时就不管什么影响不影响，什么纪律不纪律了。这是不祥之兆。１１月９日，省~}
~{委发出通知：~}
    ~{目前，外省和本省各地来广州进行革命大串连的革命师生已达３０万人，由于~}
~{铁路运载能力的限制，入多出少，停留在广州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吃、住、行都发~}
~{生了很大的困难，急需加强对接待工作的领导，把做好接待革命学生的工作作为当~}
~{前最重要的任务。为此，省委决定，除了抽调赵卓云、欧初、郑少康、何文等同志~}
~{全力以赴抓好接待革命学生的工作以外，省人委办公厅的文化大革命要暂时停止一~}
~{段时间，除挑选若干人留下来管日常的行政秘书工作外，其余的力量都应集中来搞~}
~{好接待工作（当然两方面的工作有时还要结合起来搞）。~}
    ~{然而，仅仅几天之后，１１月１４日，据省委办公厅的估计，“现在广州市外~}
~{来进行革命串连的同学已经达４０万人，其中外省市来的约占２０万人……本省各~}
~{市、县来广州进行革命串连的同学也达２０万人。目前正在路上和即将步行来广州~}
~{的还约有二三十万人。”这是令人悚然的数字。省委办公厅频频告急：~}
    ~{广州现已来的４０万革命同学，本地、外来各约一半，每天增加３万至５万人~}
~{，走只１万。人数急速增加，很快就可达六七十万，准备达到１００万。广州市等~}
~{于成年人增加一倍。交通是最大的困难，火车每天只能走五六千人，最多一万人，~}
~{而且很不正常。北京积存２００多万人，要输送出来，把火车控制起来，在毛泽东~}
~{接见红卫兵的当天又停止贻ｄ去，否则会冲击会议，所以很不正常。交通带来一系~}
~{列困难，人越积越多，走不了，没钱，没粮，没衣穿；有的住２０多天一个多月，~}
~{非常着急。天天冲火车站，使旅客无法乘车。吃、住、市内交通都有很多困难。疾~}
~{病——急性脑膜炎、副霍乱流行，１１月１３日已经昏倒七八人。外地蚌埠死１２~}
~{人，北京也挤伤几十人……~}

    ~{文革办公室、接待委员会的工作，极感困难，每天来访二三千人，大楼随时挤~}
~{着几百人、上千人，并且住着一二百人。“困难！困难！困难！”到处都听见人们~}
~{在喊着这个词。省委办公厅提出了４点建议：~}

    ~{一、做好宣传工作，说明情况，使大家明白交通的困难，同时说明生活安排，~}
~{使之耐心等待。按秩序持票乘车，要不断召开代表会，出通报。~}

    ~{二、做好生活安排，吃饭，住宿（衣被），学习（组织老红军介绍，一起学老~}
~{三篇，回忆对比），医疗，交通，安排参观，看看电影。吃饭用具、粮食、菜蔬、~}
~{喝开水，都立即采取措施。每个人都当服务员、炊食员（调５％工人）。~}

    ~{三、交通问题，铁路尽量多安排车辆，分票办法要急需改进，市内公共汽车，~}
~{汽车、船支（只）输送到汕头、湛江。~}

    ~{四、提倡徒步行军，各县都已建立三四百个服务站，要加强领导，政治挂帅，~}
~{两条腿走路，靠腿走是主要的。~}

    ~{据省委接待组反映，由于交通紧张，许多南下串连学生和本省北上串连学生都~}
~{运送不出去，积压在广州的时间太长，有的竟达１０多２０天，所带钱粮已尽，御~}
~{寒衣服又缺乏，他们心情焦急，无心在广州串连和参观了。因此每天前来接待站要~}
~{求解决车票的人数激增，有的到接待站来大吵大闹，说为什么广东省委不让他们出~}
~{去（或回去）？有的哭着求情，要求写证明优先领车票。有的扬言要向广东省委提~}
~{出强烈抗议。~}

    ~{他们对分配车票的办法，非常不满。有些住地住了几百人，一天才分配到几张~}
~{车票，像华南农学院住了两千多外地学生，但每天只有５０多张车票，即使只出不~}
~{进，也要４０多天才能全部走光；暨大全校学生只有２５００人，但学校却开出３~}
~{７００多张外出串连证明；有些学生十几个人集体来，现在却要分散走。他们质问~}
~{为什么每天能把上万名学生运进广州，却只能运少量人出去？他们因为广州积压学~}
~{生太多，希望省委向中央建议，广州暂停开放几天，以便把积压的学生运走。~}

    ~{根据接待组的记录，１１月２日这天，有５２５批群众来访，人数达２２１４~}
~{人。主要因为当前交通紧张，加上１１月３日毛泽东第６次接见红卫兵，开往北京~}
~{的火车，又停开了５天，造成省内的学生出不去，外省的学生也走不了，大部份来~}
~{访者都是要求解决车票和生活困难的。１１月１２日，在３３９批来访者，有２０~}
~{８批是要求解决车票的。１３日有３６０批共１５３３名来访者，其中外省来的有~}
~{２１９批共７３３人，也几乎全是要求解决车票的。一名南下学生写信给赵紫阳说~}
~{，他们于１０月２８日到达广州，至今未得到火车票，不能外出串连，他气急败坏~}
~{地恫吓，要组织暴动，与省委和接待站拼。~}

    ~{悲剧终于发生了。１１月１４日晚１２时，开往北京的火车进站还未停定，站~}
~{台上的学生便蜂拥而上，争先恐后，互相推挤，结果武汉市四十五中４名学生被挤~}
~{下路基，摔到车底去了。其中一人重伤，左腿上骨粉碎，生命垂危。其他３人也不~}
~{同程度地受伤。~}

    ~{１１月１５日，悲剧再度重演。海南劳动大学的一名学生，被火车压伤，不得~}
~{不锯掉右腿。１１月１６日，当火车进入广州站时，一万多学生疯狂扑上去爬车，~}
~{结果又有一名女学生被推至路轨被火车辗死。混乱还在持续，到晚上再有３人受伤~}
~{。~}

    ~{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至１２月中旬，滞留在广州的外地学生，总算大部份送~}
~{走了。但也有不少人自愿留下，并建立起各色各样的联络站，在以后广州地区的文~}
~{革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惊心动魄的一役，凡是亲任其事的人，对那些不眠~}
~{不休的日日夜夜，毕生难忘。１２月２３日的《南方日报》报导，在过去几个月的~}
~{大串连高潮中，广州市共接待了１６０万从各地来广州串连的师生和红卫兵。至１~}
~{２月１日止，广州市接待红卫兵开支１０８０万元，仍感不足，又向省人委要求借~}
~{款１０００万元。~}

    ~{当大串连告一段落时，整个广州地区的形势，确实完全不同了。省委已经成为~}
~{斗争的焦点。赵紫阳在１２月对省委成员们说：“怕也怕不过去，是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怕也不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用不着怕。极而言之，无非是罢~}
~{官。”他们对前景已经不抱任何乐观了。雷霆即将降临他们头上。~}

    ~{作为洪峰的尾声，１２月２４日，省委发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通知，听起来就像~}
~{一个人在喧闹的场合大声说话时，四周突然安静下来，他的声音一下子变得既响亮~}
~{又突出，而且刚好正说着一句蠢话。~}

    ~{中共广东省委对１９６５年大、中专（毕业）实习生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作出如下决定：~}

    ~{一、放假闹革命，工资照发。回母校往返旅费一律由实习单位报销。~}
    ~{二、进行革命大串联，串联的范围由自己选择。~}
    ~{三、春暖以后自由组合去北京见毛主席。~}
    ~{四、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与学生一样，政治待遇与学生相同。~}
    ~{五、愿回母校参加斗、批、改的，由本单位办理手续。~}

    ~{仅仅相隔１７天，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０日，省委又匆匆发了一个劝大家不要外~}
~{出串连的通知：~}
    ~{鉴于目前我省文化大革命正在进入新的高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粉~}
~{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斗争正在深入开展，力量不宜分散。因此，各单位~}
~{革命群众以不外出为好，去年底今年初，省委和一部份省直单位的领导，为了照顾~}
~{这一部份革命群众的要求，曾批准一部份人上京，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
    ~{省委突然改辕易辙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因为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作为广东省委在中央最大的靠山——陶铸，在北京突然倒台了。~}

    
    宋永毅  孙大进：《李一哲：迈向民主最沉实的一步》
    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闻名于世的“李一哲”，其实是三位青年的合名。他们是：李——李正天（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学生）；一——陈一阳（广州十七中高中学生，发表大字报时已下乡务农）；哲——王希哲（广州十七中高中生，发表大字报时已下厂当工人）。在这张大字报的酝酿、写作、修改的过程中，广东省电台中共老干部郭鸿志自始至终参与，也应当是文章的作者之一。这张罕见的长达三万字的大字报，王希哲是主要执笔者。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１０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由六十七张白报纸组成，作为一张大字报贴于广州市最热闹的北京路口。大字报一出：“市民围观，水泄不通，车辆改道。入夜还有用手电筒照着读的。大家争相抄录，四处流传……大字报空白处，写满了“好得很！’”“好！”“说出真正问题！”“表达了人民的声音！’”“向李一哲学习！’”“向李一哲致敬！”的读者批语。而且掀起了一阵拥李和反李的大字报论战热潮。”〖１〗在中共方面，广东省委迅速将大字报呈送中央，据说毛泽东曾手持该文，在某中央会议上询问出席会议的中央要员们能否“批倒李一哲”。尽管“毛泽东对这份大字报的表态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份大字报印发中央委员人手一份，并下发到全国各党、团支部以供批判。这在当时，没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首肯，是不可能的。”〖２〗
    作为一场从根本上藐视任何民主，践踏了所有法制（其中也包括了中共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文化大革命，在其尾声阶段，却由三个这场大革命的产儿——青年红卫兵，贴出了一张以“民主与法制”命名的大字报，不能不说本身就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悖论，更何况大字报提出了一系列既不同于有意无意地维护了十七年旧秩序的保守派，又不同于由派性而投靠到“四人帮”麾下的造反派头头们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政治见解。这些异端见解甚至截然不同于“省无联”、“北、决、扬”等“新思潮”的思想家们，而又是他们对于中国社会一系列独立政治思考的成熟与升华。
    李一哲大字报的主要思想价值，在于它所含有的现代意义上的追求民主、人权与自由的因素。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序言）》里，李一哲们一开头就无所畏惧地自称“异端”。并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各方面的问题，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讨论的。‘异端邪说’有什么可怕？真理是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作为“讨论”的结果，李一哲们首先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允许有“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其次，李一哲们要求“‘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除了对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而决不能对不同政见者“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３〗——换句话说，李一哲们主张取消以言论治罪，主张言论自由；主张取消中共镇压人民群众一贯采用的“反革命言论罪”。再次，李一哲们主张反腐败，限制特权，主张用法律保障工人、农民的物质利益。李一哲们第一次把林彪的“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界定为“维护封建礼治的神圣支柱”，主张破除迷信，鼓励不同政治见解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涌现并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李一哲们看来，文化大革命的首要任务并不是什么“揭露和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是“锻炼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而是“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实行起来……”〖４〗毫无疑问，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是李一哲们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口号。面对文革的残酷现实，作者愤怒地质问：“社会主义法制跑到哪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有开，现实是无法无天了！”这实际上是“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的演变”。〖５〗虽然，李一哲们的思想在当时还只是停留在“演习的总指挥是林彪”这一层面上，但他们要求法治（法制），反对人治（礼制），并进一步探讨了“林彪体系”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提出了反对“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新命题，并明确提出“反封建”是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无疑是切中时弊并直涉体制的。
    如同国内外的文革思想史的研究者指出：“作为公开张贴的文章，‘李一哲’虽然抽象地肯定了‘文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却几乎具体地否定了‘文革’以来的一切做法。‘李一哲’提出必须批判‘林彪体系’，指出林彪体系的纲领是‘天才论’，而‘天才论’的要害在于要‘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于是‘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这实际上提出了思想解放这一重要问题。”〖６〗又如海外研究者一针见血地揭示：“在李一哲笔下有一个林彪体系，实实在在地压在人民身上，作为正确路线的毛泽东体系只是一个理想的存在，却没有实质的内容……没有毛泽东，何来‘林彪体系’？林彪体系就是实际的毛泽东体系，而毛泽东体系则是理想化了的林彪体系。归根结蒂，林彪体系也就是现实的中共体系。”〖７〗因而，李一哲大字报在客观上是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而对毛泽东思想的挑战。当然，如同执笔者王希哲后来反省的那样，在主观上他们当时“并没有突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框架，相反，他们仍然忠于这个框架并竭力企图表明对它的忠诚。他们仍然希望建立一个完美、理想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来。他们相信这个制度会优越于资本主义，关键只是在于说服毛泽东。”〖８〗所以，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副标题是“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这一历史的局限，在今天已为李一哲大字报的执笔者王希哲在上述引言中深刻地认识到了。然而，如同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无法缺少必由的阶梯一样，李一哲的大字报，代表着年轻一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最终觉醒的开始，又启迪着人民群众的更大的觉醒。据说当时李一哲大字报上写满了观看群众的密密麻麻的眉批。在“序言”里，李一哲提出一个观点：“……五十年代后期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从旧社会包下来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这个主要危险则是党内走资派了。”一位读者针对这一观点用“又一哲”的笔名眉批道：“党内走资派却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可追溯到五十年代、四十年代，甚至更远久，其根源深植于作为官僚组织的党的本质之中。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不过加强了党的官僚化；‘党内走资派’从来就是党和国家的主要危险。”〖９〗与李一哲大字报不同，‘又一哲’的眉批非但否定了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而且锐利地揭示了共产党的“官僚本质”。从李一哲大字报出发，中国的民主运动向更成熟的，“以与共产主义理论决裂为时尚，以反共为特征”〖１０〗的方向走去了。
    李一哲大字报贴出后，一方面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被视为“社会的良知未死”，李一哲团体得到迅速地扩张。另一方面，中共当局组织了数百场批斗会，动员了数百万人围剿，斗争李一哲。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还专门组织写作班子“宣集文”写批判该大字报的文章。１９７７年３月，又以“李一哲反革命集团罪”逮捕了这三个年轻人及其支持者。一年以后，他们在中国思想解放的热潮中被平反。
    李一哲大字报分为“序言”和“本文”两个部份。“本文”写于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３日，是“为了表示对林彪垮台日的庆贺”，〖１１〗当时也正是“批林批孔”运动的热潮中。而李一哲们的思想形成得更早，那时，“四人帮”一伙有意将林彪批成极右势力的代表，而李一哲大字报却鞭辟入里地抓住了林彪一伙极“左”的实质。这篇“本文”曾由李正天，王希哲署名作为一封上书寄给毛泽东，而被中共广东省委内部定性为“反动信件”。“序言”写于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７日。因为传闻四届人大就要召开，而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有向“四人帮”靠拢的倾向，所以他们决定增写一个长序，连同“本文”贴上街头，直接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史实是：尽管这三个年轻人都是造反派红卫兵出身，但他们关于“民主与法制”的独立思考却遭到了原广东省众多的造反派头头的抵制，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充当中共的枪手，参加了对李一哲大字报的围剿。但这也正从反面说明，李一哲们的思想，已完全超越了狭隘派性和造反派的利益。他们所依傍的并为之奋斗的，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和整个中国社会的广阔未来。
    李一哲的思想同样也不同于以“省无联”、“北、决、扬”为代表的极左派“新思潮”。不错，李一哲承续了“新思潮”关于摧毁“党内官僚资产阶级”，“限制特权”等闪光的思想，但他们已把它们提高到了民主与法制的层面。在政治上，李一哲们决不主张打倒周恩来及一大批共产党老官僚，相反坚决地反对“四人帮”。王希哲后来解释过这一不同：“对文革中垮台的共产党的大批老干部，李一哲与造反派一样，认为他们是一批理应受到人民冲击的官僚，但他们并不赞成‘四人帮’为取而代之必欲置他们于死地的做法。因为他们感到，与其让一批满嘴胡说八道的暴发户，新特权阶层，新官僚上台使国家继续朝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极左走去，还不如让那些对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官僚重新上台，稳定和发展国民经济，宽松一些政治钳制，对人民略为有利。因此，在文章里，他们毫不掩饰地为老干部直言，为周恩来说话，并公开地向‘四人帮’宣战。”〖１２〗除此之外，李一哲还在经济体制上对社会主义制度作了独特思考，他们主张“物质鼓励”，从物质上通过法律“保护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尽管这一思考并不是系统与深入的，但在文革所有的异端思潮中又是绝无仅有的。
    当年，“宣集文”在李一哲大字报的批判文章中指出：“这张反动大字报在‘批林’的幌子下，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进行了一系列极其恶毒的攻击。它还极力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法制，妄图纠集一切牛鬼蛇神，煽动群众，制造混乱，在中国重演‘匈牙利事件’。”〖１３〗实践证明他们似乎说对了，一年以后这个中国的“匈牙利事件”——四·五运动终于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数万与李一哲有着同样思想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高呼着矛头直指毛泽东的“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的口号，给了以为十亿人民只会喊万岁的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狠狠一击。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尾声中，李一哲们曾把他们的希望寄托于人民——“街头理论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学家、批评家、观察家”〖１４〗们，历史证明了“街头读者”们并没有辜负他们的预言与希望。
    注解
    〖１〗　漆蒙校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香港：和尚打伞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第３—４页。
    〖２〗　王希哲《从李一哲到王希哲》，洛杉矶：《中国之春》，１９９６年６月，第５９页。
    〖３〗　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４〗　同注〖３〗。
    〖５〗　同注〖３〗。
    〖６〗　雷颐，石云《狂热·幻灭·批判——文革十年青年思潮初探》，载北京《青年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２期，第３４页。
    〖７〗　漆蒙《从李一哲大字报到天安门事件》，载《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香港１９７６年版，第８—９页。
    〖８〗　王希哲《关于李一哲思潮》，载《中国之春》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第１８页。
    ~{〖９〗　子川《李一哲和我》，香港：北斗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５５页。
    〖１０〗同注〖８〗。
    〖１１〗同注〖２〗。
    〖１２〗同注〖８〗。
    〖１３〗宣集文《对“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批判》，载玄默编注《李
    一哲大字报论集》，台北：中共研究社，１９７６年，第２４１页。
    
    2008年3月24日初稿
    2011年10月19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