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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不黑的毛泽东 涂不红的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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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17 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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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不黑的毛泽东 涂不红的邓**
发布: 2011-8-13 21:26 | 作者: 肖衍庆 | 来源: 解放区的天 | 查看: 1722次
——读《我亲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今年7月下旬的几天,我一连看了4天书,一口气读完恽仁祥同志写的《我亲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书(以下简称《亲历》),深感这本书是目前反映文革的一本好书,值得我们大家认真讨论一番。
好在什么地方呢?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谈一谈我的感受。
(一) 它全方位描绘和捍卫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作者是在写亲历,所以他能把他亲历的单位文革过程同整个文革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
既反映出文革的全貌,又能看出文革在一个单位的展现。这就使人们对文革的认识有了一个立体感。
有人说,这本书攻击了聂荣臻这样的元帅、张爱萍这样的将军。我不这么看。聂荣臻这样的元帅,张爱萍这样的将军,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说明他们是文革的反对派。他们的这种态度,连毛主席、周总理都看出来了,批示要彻查他们的问题。如果联系到他们在邓**翻案复辟中的表现,那他们都是货真价实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诚然,他们各自都曾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也和邓**有过一些矛盾。但是,走资派这个总定性决定了他们和人民的根本对立。
在文革期间,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要从路线上看人看事。他在病重时曾对华国锋说:“叶剑英也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的分子,再不要让他插手军队的工作了。这两年军队的情绪不稳定是和他有关系呢。许多政治谣言,和他有很大关系呢。”我从本书第一次看到这段话,立马感到华国锋是地道的叛徒。毛主席把这话都向你交了底,你竟然和叶剑英勾结起来抓捕“四人帮”,这绝非一般私心所致,是明显的背叛行为。
从路线上看人,就是要看他对文革的态度。对叶剑英,毛主席是这么看的,对周总理,毛主席也是这么看的。他说:“总理组织上是紧跟我的,思想上是跟刘邓等的,他并不真正理解文革。”我想,总理对文革认识的局限性,恐怕就是对邓**的认识上。在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他把党和国家的危险性放在“四人帮”身上,而把希望寄托在邓**的复出上。当然,当毛主席部署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以后,他就停止了一切保邓的活动。即使叶剑英派了两个人,拿着两张纸,日夜守候在总理身边,想记录下总理说出对他们有用的话。结果,一个字也没有等出来。总理没有违背“组织上紧跟毛主席”的原则。
毛主席这样看人看错了吗?没有。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毛主席这样看人是极富有远见的。我常想,连总理都不能真正理解文革,我们自己呢?难道没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吗?所以,有的同志提出:重新认识毛泽东。我认为这是当今革命的首要问题。而重新认识毛泽东的要害,就是重新认识文革。
作者正是根据这一点,向我们描绘了聂荣臻这样的元帅、张爱萍这样的将军,在文革中的真实表现,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相信,反而认为这是“攻击”呢?这说明至今我们有些人就是不愿从路线上看人,特别是不愿从对文革的态度上看人。如果是这样,那他们的“革命”,又从何谈起?
毛主席为什么把对文革的态度作为识别人的标准呢?这是他老人家对自己所办的第二件大事意义的深信不疑。全世界一百多个共产党不信马列,社会主义阵营诸多国家变修。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形势,毛主席以开天辟地的气概,把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原则运用到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掀起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的伟大实践。从此以后,凡是站在这个实践的红线上,就是革命派;凡是不迈这个门槛的,就是不革命派,甚或反革命派。这个标准将持续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实现。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本书对聂荣臻、张爱萍的揭露,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它让没有参加过文革的人,可以看透这些昔日的功臣是怎样变成革命的罪人,从而看到文革的必要性。正是耀眼的“元帅”、“将军”这些头衔,增加了人们识别他们的困难。他们从政治上的反动,到生活上的腐化,就使他们必然要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而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
《亲历》在捍卫文革方面几乎是全方位的。凡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给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编造的谣言和事件,它都给以拨乱反正。这反映出作者巨大的政治勇气。
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革,是几亿人民参与的伟大革命运动,又是长达十年的革命运动。反革命修正主义者要翻案复辟,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这一点,他们利用了他们在党内那点骗人的威望,不顾一切廉耻地编造谎言和事件,企图欺骗人民跟着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文革,全面否定文革自然就成为他们起家的基石。他们急急忙忙给天安门事件平反,急急忙忙给刘少奇平反,急急忙忙做“决议”,彻底否定文革,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但是,谣言和诡辩,不但逐渐被他们的翻案复辟活动所击破,而且使文革的光芒重现在人们的心头,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成为人民在黑夜中的灯塔。刘少奇、邓**成为人民最痛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就说刘少奇。他们原本以为给他平了反,文革就站不住了。谁知邓**的翻案复辟,把刘少奇那条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路线“克隆”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刘邓原是一条藤上的瓜,这在老百姓心里是明镜似的清楚。
《亲历》抓住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案中的《反共启示》的反动实质,就把刘少奇这个叛徒的嘴脸揭露无遗。1935年11月,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他们以“全国救亡工作紧张,北方局干部缺乏”为由,策划了一个要关押在北京军人反省院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的计划;在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张闻天背着毛主席,以中央的名义批准了北方局的这个决定。这个决定传到监狱,反省院的党员不相信,没有执行。后来组织催促,他们才发表《反共启示》出狱。文革中,红卫兵把当年发表在报上的《反共启示》寄给中央文革小组,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
1967年2月3日,毛主席会见阿尔巴尼亚外宾时说过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打倒的人中,有些过去是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在报上登反共的启示。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这些方面,红卫兵小将是有功劳的。”
从毛主席这段话里可以看出,这个《反共启示》要害的两句话,就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在这样的书上签字,不是叛徒是什么!所以狱中的共产党员凭着起码的觉悟也会拒绝签字。但是,一作为“组织决定”,很多人就糊涂了。那么现在看来,这个“组织决定”是背着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毛泽东同志做出的,是地地道道的盗用组织名义组织的一次集体背叛活动。从解放后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看,他策划的这次活动不仅是他叛徒哲学的使然,也是他这条组织路线的早期反映。像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这些叛徒自然就成为刘邓司令部的骨干。鼓动狱中党员叛卖党,然后再混入党内,那些不坚定分子,能为党好好工作吗?具有叛卖思想的分子,不是内奸是什么?因此、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是谁也摘不掉的。毛泽东把《反共启示》事件看做刘少奇问题性质变化的分水岭,是十分有道理的。
有没有对“组织决定”也不服从的共产党人?有,这就是唯一的一位刘格平。对这样一位敢于保持共产党人气节到底的人,刘少奇竟然恬不知耻地用叛徒哲学说服人家。解放后,刘少奇给他解释说:“你不了解形势,当时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投入抗日战线,发挥很大的作用,你不出来对党的事业有影响,你自己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做不了多少工作。”刘格平说:“我不是不了解形势,我了解形势,也相信中央对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可是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看了《反共启示》,于心不忍,我不能在上面签字。既然是中央指示,别人出去我并没有反对,只是我不能签字。”这段对话,把革命者和叛徒的人格、心境对比的多么鲜明。
在这叛卖成风的时代,我们耳边不禁响起魏巍同志生命最后的遗言:继续革命,不当叛徒!我们同样喊出:捍卫文革,不当叛徒!
(二) 它全方位揭露和批判了“改革开放”
作者像是给“改革开放”安放了全方位的摄像头,在《亲历》里,几乎可以看到“改革
开放”30多年间全部的罪恶和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种揭露,往往是同捍卫文革相联系的。有时是为了捍卫文革而揭露“改开”,有时为了揭露“改开”而对比毛泽东时代。这种巧妙的对比方式,使人们读起来很有感染力和说服力。作者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是要有很强的鸟瞰式的观察力。
比如关于文革中武斗和死人问题。这是我国走资派企图抹黑毛泽东的一个惯用手法。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千万人,右派制造的这个谣言,竟然成了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通过的党史二卷的官方数字。最近有文章揭露,最早的1700万数字的研究者也声明这个数字没有经过核实。这个数字在80年代能作为国家研究课题提出来,就是一种挑衅性的问题。据说1985年6月,我国有关官员参加一次国际人口科学研究会,便产生了“研究中国大饥荒期间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愿望”,这个愿望很快就变成了“国家研究课题”。很显然,这是有意配合当时抹黑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潮流。最早的研究专家竟然在“因我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许多计算结果都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要待我有机会再来整理”的不准确的境况中,就公布出1700万非正常死亡人数。对于这样一个演绎过程,知情人应该彻底揭露。
《亲历》就是根据右派们这样不顾事实的捏造,在揭露他们诬蔑文革武斗和死人问题时,巧妙地提出“看看究竟是谁在屠杀人民?”这个对比太重要了。人们清楚地看出,文革是保护绝大多数人民的。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质。从党中央、毛主席那儿早就明令要文斗,不要武斗。凡是发生武斗的地方,都有走资派和阶级敌人挑拨的身影;甚至武斗的枪支就是他们发的。相反,走资派搞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直接镇压人民,枪杀无辜爱国学生和市民,暗杀知情的公安干部,逼死敢与反抗他们的仁人斗士。所谓三次严打,更是不知错杀了多少冤魂。至于黑监狱、黑砖窑、黑煤窑、黑矿难,连同铁路、公路不该发生的事故,死难的同胞更是不计其数。还有因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或生活所迫而走上绝路的人,更是遍布全国各地。
在这一条里,我建议再加一个内容。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鬼变成人,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则把人变成鬼。你看“改开”以来,有多少人倒在金钱和美色之下。前几年,网络有文说,倒下的人超过了淮海战役的伤亡人数;现在,这个数字恐怕要翻几番哩!
文革期间,毛主席有段话说:“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三个“根本区别”把两条路线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区分得清清楚楚。看看7.23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那些官员的表现,从总理到部长,从处理事故的官员到现场指挥的人员,对死伤群众冷漠、欺骗、威逼到难以置信的程度。这和当年《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是多么天壤之别。
《亲历》的揭露是准确而又辛辣的,批判也是击其要害的。作者抓住“决议”反复批判,指出它是“邓**的自供状”。“决议”的出笼,就充分暴露了邓**的两面派嘴脸。他曾一再讲:“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还是要肯定。”“不能轻率地否定”,“不想匆匆忙忙地总结”,甚至说:“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邓**文选》第2卷 第149页)
可是,他这话说了一年多点时间,就组织人起草“决议”。他研究了吗,他理解了吗,统统没有,完全是按照他预谋的全盘否定的结论,强加给全党。连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看了这个“决议”,都说邓**要食言了,毛主席说:“‘永不翻案’靠不住。”果真如此;毛主席没有看错人。
“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内乱。这个结论现在连修正主义集团中的骨干分子都难相信了。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七一”讲话就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虽然他也是否定文革的。
“决议”不仅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复辟的绝路,也给修正主义集团手里塞进一个定时炸弹。“七一”前夕,所谓中共第五代智囊张木生(《中国税务》杂志社长或总编)接受共识网主管的采访时说,“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危险到了什么程度呢?他说:“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中国走在错误道路上,要拉回一点。”虽然张木生的话隐含了主语,但不难猜测他所指的便是中共的现任领导。而他的这番话,外界认为是第五代接班人对胡锦涛的不满公开了。这个定时炸弹不论传到谁的手里,都有爆炸的那一天。
现在,海内外都在议论中国天天发生奇闻奇事,说:“中国怎么啦?”一位网友形象地回答说:“据说是棋盘让二奶吃醋打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满地找棋子呢!”
(三)要正确认识文革,首先要正确认识自己
毛主席在文革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这段话是毛主席关于文革最精彩的论述。
我花了两天时间,读了项观奇同志《重新认识毛泽东 重新认识邓**》,又花了四天时间,读完恽仁祥同志《我亲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都能深刻地阐述文化大革命,阐述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因为他们都是以毛泽东的战士身份投身文化大革命的,并且把把这种身份坚持到现在。这就启发我们,只有以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才能观察文革的真正意义。其他的思想,只能在文革门槛外徘徊。
最近,一家红色杂志刊登一位老干部对文革的反思。作者说他也是从文革开始“很不理解”,到文革结束时“彻底否定”,直至后来在事实面前的变化过程。他说:“文革之初,我不相信在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当中会有一批蓄意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存心反对毛主席更不可能,看他们的讲话、文章和著作,无反对之意,言谈之中也都是信誓旦旦的。于是有人‘造反有理’,我则‘保守有理’。加上我作品最早上省报批判,在单位里最早靠边,不服冲击外逃时,造反派发出的《通缉令》贴遍了全国的车站、码头┅┅粉碎‘四人帮’,我也‘人心大快’,头几年无异议地接受‘彻底否定’的结论,还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而自负,偶尔听到个别人谈及‘文革’的别样观点,便认为此公的思想太离谱了!”现实的教育,终于使作者“深切地懂得了主席发动文革的良苦用心”。
作者在总结了正确的认识以后,却在“对于‘文革’言错,还不如言败”的题目下,讲了六条既是错、也是败的反思。而且条条都算到毛主席的头上。他毫无道理地说:文革“毛实质上处于孤军作战的状态”。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干扰和破坏,“是造就‘文革’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显然,这是极其谎谬的。谁能想象几亿人民参加的、长达十年的一场世界罕见的大革命,竟是一个“孤军作战”的领导人发动和领导的。明明是走资派相对力量过大,利用毛主席逝世和投降派的配合,使文革陷于失败的境地,把这样一个主因归罪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干扰和破坏”,那是颠倒了敌我。他指责毛主席发动文革“一哄而起”,“犯了战略性的错误”、“‘急性病’错误”。说什么“毛泽东如果事前像以往一样做深做细调查研究”,“上上下下的准备工作(包括统一思想)做充分,运动的范围由点到面,由浅入深,逐步总结经验,步子慢一点”,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这真是庸人之见!试想,在当时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跃跃欲试想篡权的紧迫形势下,像你这样搞,不仅不会有一场群众运动,革命派连束手待毙喘吸的时间都没有。作者对批判《海瑞罢官》、批判文艺黑线、批判“二月逆流”、“踢开党委闹革命”等等文革事件,都进行了反批判。指责毛泽东“犯了组织路线的错误”,“出于过分自信的自负,处在这种情况下的毛泽东凭借了在全国享有的崇高威望,个人的领导逐步代替了集体领导”。这种指责,和走资派有何区别?难怪作者借用主流出版的《毛泽东传》,攻击毛主席晚年不了解情况,靠虚假不实的材料决策。“因此,他提出的不少意见往往同客观现实有很大距离。”(《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99页)作者竟然认为当时的中国“好比一个人生了良性肿瘤,虽有癌变的危险,但良性阶段毕竟不能当恶性来治”;指责毛泽东“把‘防修’作为‘已修’,把‘防病’作为‘已病’甚至作为‘重症病人’来对待了!”请问:这样的判断,还要文革干什么?作者完全滑到“彻底否定”文革的立场上了。
作者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一个是作为老干部,民主派的立场很顽固。用民主派的立场怎么能看清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是至今一些老干部对文革说三道四的根本原因。文革中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揭露教育,在邓**翻案复辟下,早就化为乌有。再一个是从作者自述中可以看出,文革初期“保”的立场并没有彻底转变。实践只是教育他接受了文革总体上值得肯定,一到具体问题,又难免回到错误的立场。我们可以说,这份老干部的反思,真实地暴露了目前一些老干部不能摆脱修正主义影响,过不了文革这一关的尴尬局面。
我晚年有幸和毛主席继续革命的伟大战士魏巍同志相处,从他身上我看到了老干部过文革这一关的重大意义。毫无疑问,魏巍在文革中,也是作为一个“反动权威”吃了不少的苦头。但是,他从延安整风建立起的对毛泽东同志的信赖和尊重始终不变,对毛主席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规律的探索正确性坚信不疑。由于这两条,导致他在“改开”时代,始终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最前线。他对邓**自始至终保持警惕。1996年,他亲口告诉我:“邓是一个‘理论的矮子,阴谋的能手’”。在认清了邓的真面目以后,他就认真地研究文革,阅读了大量的有关文革的资料和书籍,还和河南的造反派同志书信来往讨论文革问题。他在《话说毛泽东》一书有关文革论述的初稿里,也说过毛主席“用人不当”的错误。但是,经过几年思考,他很快纠正说:“他不用那几个人用谁呢?”一篇《论毛泽东的晚年》,成为他过文革这一关的代表作。此后,他反修批修的勇气和智谋更上一层楼。他终于成为毛主席继续革命的伟大战士和英勇旗手!
种种事实说明,毛主席留下的这个未竟的事业是极其伟大的,它召唤着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为它在全世界的胜利而斗争。而要从事这个事业,毛主席也给我们提供了途径,这就是“斗私批修”四个大字。从《亲历》里可以看出,作者始终是在走着这条道路。他和项观奇相比较,就要走得好一点。项观奇的唯物论不彻底,把修正主义者邓**看做犯路线错误的同志看待,并且对这个集团的某些人还抱有幻想。《亲历》的作者则不然。邓**尽管把他从聂、张的迫害下解救出来,但他还是把邓作为修正主义头子,痛加揭露和批判。
文革中群众有一句流行语:“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毛主席那段“四个触动”的论述,就是对这个流行语的精彩描绘。敢于把自己灵魂深处的藏东西凉到阳光下,人们的自觉性达到这种境界,共产主义何愁实现!“救党保国”论者,一不斗私,二不批修,把私和修都精心地伪装起来,怎么能获得文革的真谛。他们用资产阶级观点淡化、消解继续革命的理论,离文革十万八千里。对这些在路线上言而无信的人,我们要警惕啊!
萧衍庆 2011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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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17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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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萧衍庆同志对恽仁祥同志这部著作的推介。两位老同志的著作都很值得一读,萧衍庆同志的《毛泽东的珠峰》对于主席的思想阐释也是很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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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76年反革命政变后上台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复辟政权不能存丝毫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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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论朱德的问题。周恩来?。。。。。。他的后代没有特权,没有发财,这是废话,因为他没有后代。而他有个准后代,后来干了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周恩来是无产阶级的叛徒,走资派的总头目,是一坨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遗臭亿万年的人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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