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五册（10）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五册（10）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第十节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共武汉军区临时委员会《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非常非常关心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永远同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心连心。一年多来，湖北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湖北的代理人王任重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了反复较量和英勇斗争，给了阶级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在斗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都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为我们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去年七月，正当湖北地区处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生死决战的关头，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派中央领导同志来处理武汉问题。阶级敌人走投无路，疯狂地制造了“七·二○”严重政治事件，毛主席及时作了一系列极其英明的决策，使阶级敌人的阴谋彻底破产。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伯达、康生、富春、江青等同志出席首都百万革命群众大会，全国亿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给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巨大支持。八月九日，林副主席召见军区负责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中央负责同志多次接见武汉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给予了亲切教育和鼓励。特别是去年九月，毛主席亲临湖北视察，为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作了极其英明伟大的指示，又两次亲切接见在京学习的湖北武装干部，这是对湖北全省军民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给了广大军民无穷无尽的力量。十月，毛主席专门邀请以谢胡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武汉，又为我们送来强劲的东风。“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事事为我们操心，处处为我们撑腰，步步为我们领路，红太阳照亮了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的心。紧跟毛主席，无往而不胜，全省军民满怀革命激情，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最衷心地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英明决策，迅速调整了部队部署，成立了武汉警备区，调配了湖北省军区各级领导干部，稳定了机关，加强了“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狠抓了部队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用毛泽东思想支持左派，进行艰苦、细致、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了“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教育争取了“百万雄师”受蒙蔽的群众，发展壮大了左派队伍；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广泛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大大增加了军民团结。毛主席最新指示发布后，军民一起，立即掀起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大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热潮，出现了一个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学毛主席著作，大抓斗私批修，大破派性、大搞联合，大胆解放干部的大好局面。毛主席这一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纲领，把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在一年多来剧烈、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经受了严峻考验和锻炼，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当前，湖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基本成熟。
    一、毛泽东思想大普及，人民群众觉悟大提高。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遍及城乡各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规模空前，气势磅礴。据去年十二月份粗略统计，全省已办学习班一万多个，学习人数百万以上。到处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到处是“斗私，批修”的广阔战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受到严肃批判，无产阶级党性大大增强，有力地促进了思想革命化。在全省范围内展现了一个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极其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毛泽东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大普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高涨，军民关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密切。广大人民群众，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
    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被揪出，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一年多的英勇奋战，彻底摧垮了中国赫鲁晓夫盘据在湖北的反动堡垒──以王任重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百万雄师”彻底瓦解，受蒙蔽的群众迅速觉悟，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断壮大，在组织上、政治上都占了绝对优势。
    三、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发展迅速，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比较扎实、牢固。在毛主席最新指示指引下，从工厂到学校，从武汉到专县，掀起了一个抓基层、打基础，扎根群众，上筹下联，下促上带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的高潮。武汉市八百零四个大、中型国营工厂，百分之九十以上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部份建立了革委会；二十三所大专院校，十九所建立了革委会，三百零九所中等学校，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实现了大联合，多数建立了革委会，在此基础上，一月中旬召开了工代会、红代会，一月二十日成立了武汉市革委会。八个专区已有宜昌、襄阳、恩施、郧阳、东风、黄冈六个专区建立了革委会；七十五个县（市）已有四十七个建立了革委会，三个建立了革筹小组。荆州、咸宁两个专区、黄石市和其余二十五个县（市）正在积极筹备建立革委会。
    四、领导干部大批解放，上下关系大大改善。由于湖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经反复，大多数领导干部站错了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干群关系一直紧张。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校班，各级领导干部在革命小将的诚恳帮助下，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在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纷纷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得到群众谅解。目前省、地、县机关中层干部大多数已站出来工作，省直的三百四十四名部、委、厅、局以上领导干部，也有一百三十四人站了出来。还有一批干部，正在军区学习班学习。
    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抓革命，促生产也有了新的发展。广大革命群众在狠抓革命的同时，猛促生产，猛促工作，猛促战备，取得了很大成绩。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情况良好，农业生产全面丰收，市场供应正常，社会秩序稳定。
    湖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决定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在大好形势鼓舞下，广大群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正以战斗的姿态决心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誓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全省人民迫切要求早日建立省革委会，经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份协商，已经基本筹备就绪。
    革委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革命群众一百名，占百分之五十七（工人三十五名，贫下中农三十名，学生二十五名，机关干部和其他群众组织十名）；地方革命领导干部三十名，占百分之十七；解放军二十五，占百分之十四；留作动机二十名，占百分之十一。
    常委会由三十七人组成。革命群众十七名（工人九名，贫下中农二名，学生五名，其他一名），地方革命领导干部十一名，解放军九名。常委名单：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原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梁仁魁（拟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树成（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姜一（原省委候补书记）、赵文华（原恩施地委书记）、李镜如（原粮食厅副厅长）、丁力（原省经委副主任）、李周仕（原省气象局局长）、王海山（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舜（女，原地质局处长）、孙德枢（原黄石市委第一书记）、赵兰田（武汉空军副司令员）、王步青（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吴永光（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方铭（武汉市革委会主任、警备区司令员）、张纯青（警备区政委）、朱业奎（湖北省军区副政委）、朱洪霞（钢工总负责人）、胡厚民（钢工总负责人）、夏邦银（钢工总负责人）、邓锦福（钢九·一三负责人）、钟锡钢（钢九·一三负责人）、潘洪斌（工造负责人）、顾建堂（长办联司负责人）、王屏（女，工人，国棉一厂革委会主任）、杨玉珍（女，武钢工人）、饶兴礼（劳模，原省贫协副主席）、杨道远（钢二司负责人）、方保林（钢二司负责人）、张立国（新华工负责人）、龙铭鑫（新湖大负责人）、谢华之（三司革联负责人）、郑军（省直红司负责人）、暂空一名贫下中农。
    建议由曾思玉同志担任革委会主任，由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等八同志担任副主任。
    遵照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教导，革委会的机构力求精简，初步意见，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工作人员二百人左右，从原直机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中抽调，并从工人、学生和解放军中选配一部份。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中央批示。
             中共武汉军区临时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2.01；中发［68］22号
    中央同意武汉军区临时党委会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其中，以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王树成、姜一、赵文华、李镜如、丁力、李周仕、王海山、王舜、孙德枢、赵兰田、王步青、吴永光、方铭、张纯青、朱业奎、朱洪霞、胡厚民、夏邦银、邓锦福、钟锡钢、潘洪斌、顾建堂、王屏（女）、杨玉诊（女）、饶兴礼、杨道远、方保林、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郑军和留下贫下中农代表一名共三十七人为常务委员，并由曾思玉同志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八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湖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极大关怀和及时指导，在斗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明了方向，都是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前进的道路，特别是去年毛主席亲临湖北视察，对湖北省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胜利起到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湖北省广大革命群众和驻湖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一年多来的剧烈、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战胜了以王任重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各方面的干扰，经受了严峻考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中央希望，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大同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一道，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湖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长江万里起宏图──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的锻炼，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武汉，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
    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一个胜利！这是无产阶级走向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途径中又一个喜讯！我们向湖北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驻湖北部队广大指战员，致以最热烈的无产阶级的战斗敬礼！
    英雄的武汉和湖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一直是在毛主席亲切哺育、亲自统率下，沿着毛主席亲手开辟的革命航道破浪前进的。“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毛主席多次畅游长江，驾驭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伟大气魄，极大地鼓舞着湖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他们在全国亿万军民的强大支持下，迎着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彻底揭露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湖北的代理人王任重一伙，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打得落花流水。斗争是剧烈的，以王任重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曾经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然而，蚍蜉撼树谈何易，一小撮走资派的任何绝望的挣扎，都挽救不了他们覆灭的命运。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紧要关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以英明的决策，果敢的措施，领导着湖北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终于夺得了湖北省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巨大功绩的人民解放军驻武汉及湖北各地部队的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坚决支持和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派，满腔热情地帮助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贯彻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坚持“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作了深入的艰苦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广大革命群众热爱解放军，学习解放军，出现了军爱民、民拥军的亲密无间的生动局面。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首要的任务是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全面落实。要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树立毛主席亲自倡导的革命好学风，以毛泽东思想为统帅，搞好思想革命化。在这里，关键在于领导班子的革命化。我们希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要认真实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保持和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心全意为广大革命人民服务，同种种脱离群众的旧的习惯势力彻底决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节约闹革命，勤俭办事业，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从思想上、政治上不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推动各单位的革命三结合和斗批改，把湖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现在，全湖北、全中国东风浩荡，红旗如画。我们深信，在湖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鼓舞下，长江两岸、中南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必将继续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奔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社论）


    八、中央解决湖北军队内部问题
    
    （二）制止武斗，反对三个分裂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黄永胜接见曾思玉刘丰时的讲话
    参加接见的中央首长：总理、伯达、康生、春桥、文元、富治、永胜、法宪、东兴
    武汉军区被接见的负责人：曾思玉、刘丰、方铭、肖前、闵学胜，还有毕占云、张广才、孔庆德、姚喆、叶明、韩东山
    会议开始。总理要康老主持开会，康老对曾、刘说：你们先谈谈吧。
    曾思玉、刘丰同志汇报了武汉地区军内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当曾、刘首长汇报时，中央首长不时插话
    当汇报到李迎希问题时，总理问：“李迎希是什么时候到武汉来的？”永胜回答：“是从工程兵调去的。”
    总理问：“李迎希到北京来学习过没有？那几个人来学习过没有？(指跟李迎希跑腿的家伙——编者)你们应该把他调来学习，比摆在那里好。
    当汇报到李的错误。汪东兴同志说：“他表演得还不够吗？”
    当汇报到王盛荣的问题时，黄永胜同志说：“他是二十八个半当中的吗？”
    总理答：“是二十八个半当中的！”
    黄永胜：这个人从苏联回国以后，就没有做过一件好事。
    总理：对！
    谈到武汉黑手问题时。康老说：杨光华这个人现在是干什么的？(杨系湖北省政协常委，已被钢工总逮捕。)
    总理说：“王任重的党羽还没有死心。”谈到群众组织跨行业问题时，总理说：“跨行业的组织，中南五省都没有解块。”永胜同志说：“跨行业问题不仅武汉，广州也没解决。”
    谈到大批判搞不起来时，永胜又说：“与广州一样！
    当谈到揪出杨、余、付后。有人说杨、余、付在武汉安了钉子，要抓武老杨时，
    总理生气地说：“抓武老杨，抓谁啊！”曾司令员笑着指指刘政委，
    总理说：“我在那里嘛，谢副总理在那里嘛，汪东兴在那里嘛，毛主席在那里嘛！都在那里，我们是大多数嘛！
    当谈到李迎希问题。康老说：“注意一点啰，警惕秘书帮倒忙啊！”永胜说：“××军区也有秘书帮倒忙的。
    当张广才讲话时，康老问他：“李迎希问题你看怎样解决呢？”
    张广才吱吱唔唔。
    永胜质问他：“你说这个录音是真的还是假的？(录音指去年二月六日在李迎希家一次密谋夺权的黑会录音——编者)录音上有这句话吧？‘我敢拿下来，拿得下来。我过去指挥过七个军，不过这话要出在你们的口，不能出在我的口’。”(黄永胜同志非常气愤。)
    下面是首长发言：
    黄永胜：我和吴副总长主持开了两个半天大会，后来曾思玉．刘丰同志又主持开了七次会。对武汉情况清楚了。武汉问题我看首先要解决军队本身问题，要稳定军队。要更好地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大家一起进行工作，才能把工作搞好。我参加了两个半天会，我清楚。两个半天会李迎希不承认错误。不能因为出了七·二○事件，李迎希就没有错误了，各有各的账。不要因为陈再道。钟汉华犯了错误，李迎希的账就没有了，不能这样说，各有各的账。去年二月份，还没有发生七·二○事件嘛！两次会议李迎希态度很不老实，狡辩。许多事实摆在那里，就是不承认。他以胜利者自居，正确者自居，造反派自居。因为思想上有这个自大，所以他不认为自己有错误。军队的权怎么能夺呢？怎么能夺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权呢？夺权本身就是错误。上次会议主要是批判李迎希，没有批判你张广才，你也是有严重错误的，你自己年令已这样大了，自己要很好地接受教训，要很好地保持晚节，不要以胜利者自居，你们夺权难道是正确的吗？他们回去以后(指孔、韩、姚、叶等)，你们不是照顾大局，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你们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采取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还要搞平反？！与社会上搞在一起，影响军队稳定，军队不稳定，反映到社会上。我认为李迎希有什么反可平呢？夺权还有什么平头呢？夺权是错的，还有什么反可平呢？陈再道有错误，但不能夺权。我们参加了两个半天的会，我与吴法宪同志作了一些工作，要他们团结。批评了李迎希以后，他搞了四十几个问题。他写了一个东西，要我转，我不给他转，李不但不检查错误，还想捞一点东西，他是猪八戒倒打一耙。他没有老干部样子，没有共产党员的风度，他不能回武汉去，要留在北京学习。如果回去他还要搞平反，要到社会上去，要捣你们的蛋。我看，李迎希这个人，过去我不认识他，他去军委工程兵工作时，我才认识他。我看这个人是典型的兵痞子。张广才，你六十九岁了，要保持晚节，你今天晚上，对李迎希的一段话，说得是不好的，你自己没有一点自我批评，你这样搞法，没有党性，不照顾大局。我开了两个半天会，就有这么一点印象，这几个同志(指孔庆德、韩东山、叶明、姚喆等人，以下同—编者)态度是好的。他们会上都检讨了。我看叶明同志就检讨得很好吗！都上了纲吗！思想提高了嘛！不是降低了嘛！(总理插话：叶明、孔庆德在七·二○做了些事，还有功嘛，我们可以作证。)除没有说自己是现行反革命以外，都说了。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老是说人家压你，压你什么，反对你夺军权是对的，否则什么人都可以夺权啦！要平反，你要陈再道、钟汉华去平吧，有什么反可平，让人家出来工作嘛！这样搞不行嘛！其它几个同志要挺起腰杆来，大胆工作，不能让曾、刘唱独角戏。休息的同志要老老实实休息，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斗私批修，要保持晚节。要照周总理讲的学到老，做到老，跟到老、改到老。你是老干部，老革命嘛！李迎希留下，不能回去。如果回去，不会老实，还要搞活动。
    吴法宪：情况我了解一些，去年二月份就知道李迎希、张广才的夺权，徐向前那时是全军文革小组长，把李迎希、张广才叫来，李迎希他们是坐飞机来的。下飞机后，李说这架飞机是我的，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能动，简直是笑话！那有你的飞机呢？只能给你派飞机，调动飞机是空军的职责，那时谈话时，徐向前、王新亭、徐立清开会，李迎希态度很坏，徐向前当时态度很粗暴，是不对的，但处理李不能夺权是对的，尽管那个时候是对陈再道、钟汉华，这个问题要搞清楚，那时陈、钟还没有犯七·二○这样大的错误嘛。这时姚喆、叶明、孔庆德、韩东山、等与陈再道、钟汉华有区别的，不能看成与陈、钟一样。要他们出来平反，是错误的，当时没有做结论嘛。没有什么反可平嘛，你好好休息嘛。你的错误，一要夺权，二是揪住几个同志不放，是错误的，夺权确有此事嘛。另外，机关里有坏人，抓住了李、张，互相利用。冲击军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你们本来可以向他们做些工作，你们不去做工作，反而支持他们，破坏军队稳定，破坏文化大革命。军内外挂上勾是错误的，起了很坏的作用。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好好学习，不要搞私心杂念。武汉军区曾、刘都是新去的吧，那些副司令不出来工作是不行的。他们的错误与陈、钟是有区别的。他们在北京学习过。几个人的检讨是高姿态的，挨了许多的斗，没有怨言。七·二○以后很快转变过来了，支持曾、刘是好的，你们看不到。李迎希是主要的，其次是你张广才，毕占云也沾了边，毕也要注意，不要搞私心杂念。文化大革命搞私心杂念就要犯错误。主要是李迎希，对你们两个同志我就不多讲了。今天是中央碰头会，我就不多讲了。
    总理：现在还在活动的有哪一些人？还有跑腿的吧？(曾思玉同志回答：机关里有部分跑腿的)
    康生：杨光华是贺龙的人，在满洲当省委书记时，叛变了，跑到苏联。我参加第三国际审查过他。斯大林肃反时把他关了起来，赫鲁晓夫上台又把他释放了。他老婆是××人的女儿。回国后他找到贺龙，后来贺龙又通过安子文把他安到湖北。宋侃夫、刘惠农把他弄到武汉。
    (当曾、刘提出王、宋、刘要揪回武汉批斗时)
    总理：宋侃夫、刘惠农可以搞到武汉斗，要先解决军内问题。
    东兴：谢滋群这个人是不好的，是五大干将之一。吃喝玩乐都是这些家伙搞起来的。
    总理：李迎希不能回去，其它几个同志什么时候回去啊？军区问题解决后再解决地方问题，王任重、宋侃夫、刘惠农都在这里，还有那些黑手，都搞来，进行批判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过大批判之后，才能实现真正的革命大联合，才能解决跨行业问题，黑手才能抓出来。如果不解决跨行业问题的话，坏人就会互相包庇起来，就揪不出来。军队的问题，李迎希要批判，张广才还要作自我批评，其它几个同志已经作了检讨。叶明、孔庆德在七·二○作了些事嘛，有功嘛。黑手要抓出来，李迎希就是黑手嘛！干部有问题的，可以来，解放的干部也可以来，在这里做工作嘛！坏家伙也可以到这里来批判。跨行业的问题也可以到这里来解决。解决得好对广东、广西、湖南、河南都有影响，可以解决一些。
    康老：跨行业不解决呀，就不能真正联合起来。
    (谈到揪武老杨和抢枪时)
    康老：不能因为军队出了杨、余、傅，就到处揪小杨成武，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对我们军队这样搞是错误的，对我们军队这样看，把我们军队看成什么样的军队呢？
    总理：把北方的套到南方了，把南方的套到北方。(即南方出了个陈再道，北方到处揪陈再道，北方揪出杨成武，南方揪武老杨、广老杨——编者)
    伯达：把这批坏家伙拿来斗，还是摆事实，讲道理，分批来斗，要深刻批判。先在这里批判，以后再到武汉批判。孟夫唐是怎么搞来的？是王任重弄到湖北去的，是典型的两面派。跨行业的问题要解决好，先开会，稳定内部。军队内部的观点和方法取得一致，才好办，不然要反映到社会上去。社会上搞分裂活动，往往是军队观点不一致反映到社会上。
    富治：要向中央文革学习，接见群众组织时都要到，都讲一样的话。江青同志很称赞这个嘛。
    文元：清理阶级队伍从报告上来看，你们那里没有搞吧！(曾司令员：我们正在开会研究)
    总理：清理阶级队伍可以揪出坏人。比如孟夫唐，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嘛。军队内部，意见要取得一致，问题就好办了。
    (曾、刘说：武汉有人在“临时党委”的“临”字上做文章)
    伯达：要写个报告，成立个正式党委。
    总理：对于李迎希问题，还有意见没有？(众答：没有)军队问题同意军委办事组的意见。(总理对永胜讲)党委不要搞临时的，要搞正式的，你们在这里研究一下，向中央写个报告，批示一下。
    康老：革委会成立以前，大家对阶级斗争还重视。革委会成立后，就不够重视。我们想开一个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会议。有些同志思想没有准备，革委会成立以后，认为没有事了，太平无事了。成立前有阶级斗争，成立后还有阶级斗争。李迎希就是代表嘛！也不要认为李迎希的问题解决了就没事了，还会有张迎希、王迎希，要充分认识，思想要有充分准备。因此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要巩固、加强也是一个斗争。当前问题是处理部队问题，部队思想上不统一，会影响到社会，首先是部队思想统一的问题。据我看，李迎希这个问题，不仅是这一个人的问题，还有机关什么坏人的问题。武汉还不是那样尖锐，军队的问题是关键问题。部队来人是有好处的，(指上京谈判—编者)，革委会成立后看来还是要来人的。
    总理：来了后要按毛主席教导办事，群众组织头头也来学习，来了就可以学习，就可以批判大杂烩。
    康生：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重要支柱。有些人口头讲革命……(未记下来——编者)跨行业是思想问题，实际上是小山头、小团体的。对军队，对革命委员会，对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教育。现在的革委会与以前的领导不能一样看待，不能把刘少奇的专政同毛主席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群众专政一样看待。
    春桥：去年一月湖南提彻底改造专政机构，毛主席说不能提彻底改造，提这是错误的，只能部分改造。
    文元：对古田会议决议要深刻领会，毛主席几十年前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法宪：部队只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但是要讲清楚，还是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总理：军队还是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康老：思想上有个问题，对待群众的问题。两派群众斗争，把对方说成是国民党，这是歪曲毛泽东思想，歪曲三个根本区别。军队不能亲一派，疏一派，要特别注意。另一个问题，军队出了笑话，王、关、戚抓军内一小撮，后来揪出了杨、余、傅。有一些群众受蒙蔽，有人就利用这一点把矛盾指向军队。武汉揪武老杨，广州揪广老杨，把军队看成什么，军队不能夺权。
    总理：革命委员会也不能夺权。
    康生：你夺权是造谁的反，这不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军队问题，思想问题，跨行业问题、小团体、宗派主义，中心问题是稳定军队，稳定巩固革命委员会。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不能口头上拥护而实际上反对，这是错误的，不能离开毛泽东思想。说“军政府”，这是国民党的话，要学习、执行江青同志九月三日讲话。李迎希的错误，不仅是过去夺权错误，而且现在有问题，他分裂军队，分裂群众组织，分裂革命委员会。三个分裂主义，李迎希就是一个代表。张广才，毕占云，你们要与他划清界线，他是反党夺权，要着重批判这一点。他们错误有现在的问题，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反对的。
    总理：要强调调查研究。
    伯达：经过讨论决定才能表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要强调，抢枪，放枪都是不允许的。
    总理：你们在这里研究一下，再回去布置，以后再来这里办学习班解决问题。军队、地方、群众组织都要来人。但军队、革委会、群众组织都要留人坚持工作。
    富治：当前军队统一是很重要的，要帮助、巩固革命委员会，但是不能反过来压群众。有坏人，要他们自己抓，作自我批评。
    康老：部队千万要注意，不能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
    总理：军队要团结一致，集中统一，不能搞分裂。你们在这里研究一下，把党委组织建立起来，统一军队内部思想问题。军队纪律一刻也不能涣散，不能夺权，不能一说就是黑指示，不能瘫痪。军队要服从命令。军队是久经考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深入人心的。要广泛宣传。军队是毛主席缔造的，听毛主席的话的。有人想搞坏事，想把军队带走，这是带不走的。张国焘不是要把部队带走，也没走成，他的老婆、孩子还是我们以后送出去的。青海发现了赵永夫是个坏家伙，叫他到北京，他就来了。陈再道、钟汉华这样坏，要他们来，他还是来了。武汉独立师要调，还不是调出武汉了。部队是经过考验的，是有传统的。
    春桥：对独立师当时很担心，怕调不动，后来还是调出去了。
    总理：李迎希搞夺权是反党、反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是反党行为，他是黑司令，要把这个问题看得严重一点。这对军队有现实教育意义，要把军队威信树立起来，军队威信树立了，革委会威信也就树立了。
    (曾思玉：是不是把李迎希问题搞个批示，我们回去好传达)
    总理：不要什么批示，就按今天讲的，你们回去传达好了。
    康生：你们要理直气壮地讲。要把军队威信建立起来。
    伯达：说话要把话说得响亮一点。
    法宪：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原则，不坚持毛泽东思想原则，怎么行呢。
    文元：根据古田会议决定，军队不能搞小团体，你们要搞革命的团结。学习毛主席思想，反复学习古田会议决议。
    总理：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在学校、家庭都有四旧思想。毛主席在命令中，第八条就讲了教育子女问题。现在有些干部对子女教育不严。对这些也一定要进行阶级分析。
    康老：要注意大专学校的教员队伍，武汉的教员队伍是很复杂的。
    总理：好，今天就开到这里。
    (根据首长传达，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来源：湖北钢工保卫组《江城前哨》编辑部主编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9期）
    
    
    
    一九六八年六月，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曾思玉在湖北省市革委会委员三代会常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最高指示：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刚才刘丰政委传达了林副主席，周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极为重要指示，这不仅是对军队，而且是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强大武器。这又一次说明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首长对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希望。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坚决执行，勇敢捍卫，步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口号），巩固和发展按单位、按系统、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持续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把矛头始终指向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一小撮阶级敌人。把它们统统挖出来，把他们批倒，批臭，乘胜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根据中央首长指示要我们理直气壮地讲，要响亮的讲，我讲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形势问题
    国际、国内都是大好。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不好过，修正主义日子不好过。美国不断发生经济危机，内外交困，战线拉得太长。人民的革命运动席卷了美洲，欧洲，美国黑人在美国心脏里搞起了武装斗争。约翰逊在电视中宣布了停止自由买卖武器的办法。乞求上帝保佑不搞武装斗争。六月五日，民主党的罗伯特·肯尼迪被刺，六日身死。美帝在越南进退两难，在法国谈判也没有什么结果，美国在越南战场有十七万四千九百死亡，这是历史上比较高的数字。美国也开始出现利用大字报来打击美国统治集团。青年开展用暴力进行斗争。美帝到处伸手，到处搞侵略。到处碰壁。美国国内货价上涨，比六五年物价上涨了一倍。一个鸭蛋价格折合币一元多。美帝兵力不足，拆东墙补西墙，想从欧洲调兵到亚洲，又怕丢了欧洲，内部征兵困难，青年不想当炮灰。他们的日子不好过，现在的国际形势仍然如毛主席所讲东风继续压倒西风。法国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戴高乐用两面派手段欺骗群众但办不到，群众是要革命的。苏修内部四分五裂，指挥棒失灵，帝修垮台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在国内，二十四个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等着中央批的还有几个省。
    我省除黄石市之外，十五个县之外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黄石市的同志来了，看，能不能达成协议，时候不早了吧。
    武汉市还在打内战，我这个主任有责任，在座的同志也有点责任。
    农业生产很好。比起去年好。
    形势的本质、主流是好的，认不清形势，就要采取错误的作法，就要走到斜路上去。当然，也有些支流。特别是武汉地区是阶级斗争最尖锐、最复杂的地方，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成立省革委会时，总理讲过，不要以为成立了革委会就太平无事了，出现反复，曲折这是很自然的，敌人一定要作垂死的挣扎，这一点也不奇怪，问题是我们要认清这种形势。
    有些单位还没有联合起来，落后于辽宁省，辽宁省只有两个县没有成立革委会。我们为什么老是搞不起来呢？人家后来居上，那里乱透了，乱透了就治，不能长期搞无政府主义嘛！乱更加暴露了敌人，过去没有找到原因，找不出来，只看到些现象，不敢作结论。这次黑司令李迎希出来了，就知道了。他的手很长啊，刘政委讲了我们早就发觉了他，但没有精力搞，这次中央把他端出来了。他分裂军队，是黑司令吧！到会的同志就不警惕这一点嘛，老是搞对方，打内战，老是这样搞下去，就上了坏人的当。反复一次有好处，更暴露了坏人，对我们是一次教育。
    毛主席不是要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吗？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两年了，进入第三个年头啰，一定要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在观察和分析问题时要有阶级分析，要看本质，看主流，不要老是只看表面现象。不能越搞越对立，发展下去是危险的。
    第二、讲李迎希的问题
    中央负责同志讲了这个问题，刘政委传达了。现在标语口号已经出来了，说中央首长来了（中央首长没有来），曾、刘回来了。写拥护曾、刘，不要写，我们很渺小，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把武汉搞好就可以了，写口号起什么作用啊！行不行啊？要提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副主席，拥护周总理，拥护中央文革，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就打倒谁。
    我们要向中央负责同志学习，他们很谦虚。做事情不要自己讲，不要怕人家不知道。总理就很谦虚，电报中他不让提总理，他说“你提国务院就够了，国务院就包括了我嘛”。看到“拥护曾、刘、方、张”的标语啊，我就头痛。
    湖北、武汉的工作我们没做好，很惭愧，大家齐力搞好。这次中央开会解决军内问题，揪出了李迎希这个反党夺权的野心家，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口号）李迎希是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典型的两面派，分裂主义、机会主义的代表。李迎希旧账未还，新账又来了，旧账是去年一、二月份的夺军权，陈、钟去年一、二月份未犯“7·20”的错误嘛！新账又来了。我们主持军区工作以来，他就搞阴谋活动，在那里搞分裂。军队要稳定，他要搞分裂。
    革委会是个新生事物，要巩固嘛！他就要搞垮，挑拨群众组织的关系。这里要解决他的问题。这个人拒绝教育和挽救，这是他个人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来找他谈，他谈曾、刘三支两军如何如何，很好听，象唱歌一样，但背后搞鬼。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他两句话就搞垮了，原来觉得有鬼，后来知道是李迎希。打个比方吧，这次要他到北京去，八个人有姚喆、韩东山、孔庆德、李迎希、叶明、张广才等，在飞机上他写了个条子，上面写有“三反一粉碎”几个字给了叶明。到北京我就知道了这个事情。他的意思是说：不要翻案。警告别人，揪住不放。他到我房子里洋洋得意啊，象《白毛女》里的穆仁智一样。我给一个同志讲，老兄要注意啊，有人死也要找个垫背的。下而讲李迎希的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反党夺权。解放军的权是不能夺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权在毛主席手里，要夺军权就是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口号）这个人早就该打倒了，我们没时间处理他的问题，这个家伙利令智昏。去年他借军区机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搞了大量阴谋活动。
    去年在北京开了五十多天会，陈、钟也去了，我原来不认识他，听说武汉在夺权，把他叫去，这时才认识了他，在大会上开会夺权，有些跑腿的人跟着出谋划策，没成功，群众反对。我昨天听了录音（指夺权大会的录音），吵得一场糊涂，群众反对嘛。他怎么说？他说：同志们的意见（指让他下台）我赞成，我同意，我欢迎嘛。当晚几个人跑到他家里，密谋策划，订了夺权计划。李说：这个兵权我敢拿，但要有个合法手续，我也拿得下来，能力不够，夺了再说，我指挥过七个军，夺这个兵权要出自你们的口，不能出自我的口。这次去北京，我问许司令（指许世友同志），许说他可以指挥七个兵。这个人不会打仗，别吹牛皮，过去当师长没当好就撤了职。后来把他搞到机关。他指挥七个军，那是开玩笑啊！开了这个黑会，就按这个计划搞开了，但群众反对没有实现。他夺权也是象抽鸦片一样，上了瘾。
    第二明知故犯，违抗中央。同志们知道，军队要稳定，主席要我们搞三支两军，组织宣传队，这个就是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又是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嘛。中央三令五申要稳定军队，稳定机关。李迎希当面给我们说得多好啊，要如何如何，背后又在搞鬼，要把军队搞乱。他公然对抗毛主席批发的八条命令，搞了个三条指示责令正面教育的单位搞四大。
    军队和地方不要挂钩。中央三令五申。有个六所，逮捕了一个闹事派（×××），我听到闹事就生气，闹无产阶级的事嘛。地方不要干涉，我几次打过招呼了，我们有些同志不听话，最后可能推到你们的头上去哟，你们有责任，不得不负，我过去打过招呼，还有人要干涉。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冲了，幕后指挥就是李迎希，有人还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这是反革命行动。我知道要出问题，看到了苗头。我是7月23日到军区大院的，说了搞错了的，搞了黑材料的一根火柴化为灰烬，不负责任，该平反的坚决平反。他得意洋洋，说路线斗争，就是要给他平反，我走了后，底下提了五百多个条子，这个家伙唯恐天下不乱，很毒辣。不准搞四大，他硬要搞四大。
    你们是不是气愤啊？
    第三、搞翻案活动。“7·20”以后把陈、钟打倒了，李以胜利者自君，以一贯正确自居，以造反派自居，以革命干部自居，洋洋得意，那个小丑样子，就象穆仁智。总以为他正确，人家都错了，总是搞翻案。特别对回来这些人。旧账没有清，又欠新账。在北京看他那个神气不是作检查，而是想整别人的，那个神气不对头。第二天召集这八个同志谈话，要作自我批评，说各有各的账，他紧张了。军区几个常委同志叶明、孔庆德、姚喆，我们作了大量工作，群众组织也作了工作，他们作了高姿态检查，我们到机场欢迎他们嘛。我找李迎希谈，你们是老同志嘛，你们能不能谈谈心啊，作工作嘛，取得群众谅解嘛，他笑笑，说好，好，好。可是就是揪住不放，他一进门就对他们提了三点：①要叶明等请罪；②要别人承认他自己一贯正确；③要给他这个革命领导干部平反。孔庆德一听就火了：要我承认你一贯正确，我当老百姓也不干。这就是原则性。牛皮不要自己吹，吹牛皮干什么呢？他就是这样吹，说自己一贯正确。我来了十个月也不能保证都正确，我今天讲的话就可能有走火的地方，那能一贯正确？对人家怎么能揪住不放，当时我们很着急呀。你们那个口号要叶明低头认罪。
    （来源：《新华工》 武汉 新华工革命委员会 红代会红司（新华工） 《新华工》编辑部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 第九十八期）
    
    
    
    
    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军区党委组成问题的通知
    《68》政字第119号
    中国共产党武汉军区委员会通知
    最高指示
    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
    关于军区党委的组成问题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批准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由曾思玉、刘丰、刘建勋、张体学、张玉华、姚喆、孔庆德、徐国夫、李化民、韩东山、叶明、闵学胜、肖前、傅传作、徐文礼、杨力勇、方铭、张纯青、王新、张树芝、张竞、唐皎、钟文法、胡尚礼、金振中、吴忠泰等二十六名同志组成，并由曾思玉、刘丰、刘建勋、张体学、张玉华、姚喆、孔庆德、徐国夫、李化民、韩东山、叶明、闵学胜、肖前等十三名同志组成常委会，曾思玉第一书记，刘丰同志为第二书记、张玉华同志为副书记。
    特此通知
    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
    1968年6月30日
    
    一九六八年七月某日，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张体学的三点意见
    1．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武汉军区新党委是对武汉、河南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的信任，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也是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措施，也是对武汉部队进一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支持左派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有力措施。
    2．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武汉军区党委要积极的维护他们的领导，要积极地支持他的领导，要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拥军爱民活动，希望革命的三代会，能发布一个号召，掀起一个拥军爱民的热潮。
    希望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积极大力维护军队的稳定。毛主席、林副主席是非常关心部队的稳定，要积极贯彻，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稳定军队的指示。
    3．要相信曾、刘首长的领导，相信武汉军区的领导。
    曾、刘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选的将，我们信得过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考验的，是经过部队广大指战员的考验的。
    有的人揪武老杨是不恰当的。
    我们要在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的武汉军区党委，曾、刘和省革委会的正确领导下把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来源：《学习资料》（第七期） [内部参考，注意保存]河南省工代会政宣组编 1968年7月15）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曾思玉刘丰说要按照行业、系统和班级实现大联合，要彻底地铲除山头，于是钢二司就要进行倒旗。
    集中在武测的大操场聚会，用环行照相机照了合影留念。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
    
    （三）武汉“北、决、扬”问题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武汉新华工敢死队：《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装夺取政权（摘要）》
    “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
    政治发展到一定时候，必然是流血的政治。战争解决问题，枪杆子夺取政权。这就是结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极其严重的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战争，不抓枪杆子，不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永远不能翻身。
    全国性保守组织的顽固分子已经集结，八二○一中的混蛋们到处流窜，意味着一场较武汉事件更为严重的全国性反革命政变的到来。在强大政治攻势的配合下，对于被党内，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的军权，必须用武装夺过来。
    反对“文攻武卫”，反对“枪杆子里出政权”，反对“武装夺取政权”就是和老牌修正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穿一条裤子，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多列士、陶里亚蒂、丹吉和尚布迪、巴德之流唱一个腔调。
    “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些已被人讽为“极左”的理论，必将被未来的历史所证明，事实上已经在开始被证实了，而且继续证实下去！
             1967年8月10日原载《扬子江评论》创刊号，1967年9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武汉地区 决派联络站《北斗星学会宣言》
    我们试看矿岩的分布，铁矿、煤矿和云母各自云集在一起，这是千百年自然界运动的结果，是大自然的威力。但是我们的队伍，也时时有人退隐，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更有人结集在一起，奋勇地前进，这是一年多来运动的结果，是大革命的威力，这种威力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
    学者们写史，十有八九无血无肉，不是历史创造者的呼声，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是名家，是黄鹤楼的秀才，不象长江水里的弄潮儿，懂得波涛是如何汹涌，浪潮是怎样澎湃，回流是何等险恶。一个普通的工人，巴黎公社社员笔下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就远远胜过了好多历史学家关于公社的论述，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何总结它，如何承受它，难道还需要等着那些黄鹤楼上看帆船的大人先生去进行，而不是由我们这些多少在运动的泥巴里滚了半天的毛小子和工人同志一道来完成吗？
    要当官的就让它争席位去罢，要保命的就让他搞什么鸡血疗养法罢，自有一大批自强不息的革命小人物永远联系在一起，为未来的斗争准备弹药和武器，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们从来都把这场空前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更为空前伟大的世界革命风暴的引子和序幕，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而又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爷也好，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决少不了他一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那些善于思考问题的人。”历史证明了，未来不是属于陈独秀、瞿秋白这些五四时期曾经大喊大叫一时的风云人物，历史还将证明下去。只有那些永远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方是将来历史舞台上的主将。
    至于北斗，乃宇宙间七颗排列似的星星，在奴隶的歌中的象征，只有全人类最伟大最天才的舵手毛主席诞生在世上，人们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北斗才被赋予最新最美的时代内容。我们的学会取名于此，就是要求永远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把紧航向，北斗北斗，未来的几十年的中国，世界将是谁主沉浮！
    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倘离开了五亿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在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将严格区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最彻底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洗中国农村几千年堆起来的垃圾赃物，在我国农村大树特树起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伟大的农民运动，已经有狂风在为他开道了，决派将在这暴风骤雨中受到农民运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的力量。巴黎公社社员喊得多么好啊：“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炉火，你燃烧吧，铁锤，举起来吧，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高唱起国际歌，决然地抛掉派性、私心的束缚，到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集合，向旧世界发动狂飙般的进攻。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原转载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决派宣言（摘要）》
    毛主席最近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它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决派，这是革命派通过“斗私批修”，从造反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产物，
    决派，这是一个牢记着毛主席所说的：“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它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的教导的勇敢的大军。在这个的最后分界线上，一切犹豫的，徘徊的，被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拖累得精疲力竭了的人决不能与决派同伍而分道扬镳。
    决派，这是要同剥削阶级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一代新人。
    决派，以最大的热忱准备迎接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
    中国最大的战争，无不是农民的战争，中国最大的运动，无不是农民的运动。
    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倘离开了五亿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在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将区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最彻底地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洗中国农村几千年堆起来的垃圾赃物，在我国农村大树特树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伟大的中国农民运动，已经有狂风在为他开道了。决派将在这暴风骤雨中受到农民运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农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的活力。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０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鲁礼安《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概要）
    过去时期的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说都是对农民运动的一个发动。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是农民运动。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运动，正以无限的生命力磅礴于全中国。不仅在浠水，而且在麻城、广济、当阳，更远一点，湖南、江西、福建、延边、广西等具有革命传统的地区，据我们所知农民运动都在蓬蓬勃勃地开展。《人民日报》社论说：群众运动的动向，决定事物的本质，各地农民运动的兴起，决定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狂风暴雨不可避免地到来。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最后走向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我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的这一般规律，毕竟全部地在我们面前展开了。
    ［巴河一司进城占驻红旗大楼，封了《湖北日报》，因为革联会《湖北日报》九·六社论压巴河一司，革联进攻巴河死亡六人，抬尸游行］
    是仍然依照第三个五年计划那样按“调整政策”在慢慢推动农业的发展，还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造成一个五八年似的大的革命热潮向二级甚至一级所有制进军。贫下中农迫切地希望着后者……在巴河五州地区，伎匠集中，办合作社，搞综合厂，是群众早有的愿望。历来因为公社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阻挠而不能成功。五州总部成立后，立即拨款八百多元，加上匠人自动筹款共一千多元，建成了一栋房子，匠人集中管理，深受当地贫下中农欢迎。
    巴河组织了“文攻武卫团”。巴河一司五州总部的一张布告说：“当此决战紧张阶段，凡是在巴河五州境内从事阴谋破坏，肆意捣乱，勾引煽动，武斗暗杀等破坏中共中央六六通令的行为，经当地人民告发，就地查处，一经证实，严惩不贷。”
    随着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步步的深入，“文攻武卫”应该作为一条重要的原则提出来。历史将证明离开了“文攻武卫”，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一句空话，离开了“文攻武卫”农村运动决无彻底胜利的可能。
    “新农村”拆除了原有的房屋，集中地盖起了平房便于管理，便于生产，而且首先照顾了最困难的贫下中农，深受贫下中农欢迎。那么富农呢？我见到这一个富农，他无可奈何地说：“我原先的房子又大又宽，如今搬到这里，好，好个屁。”公社的一个干部的家属则向我们诉苦，“我们去年才建的新砖瓦房子，就保不住了，他们折合再多钱我也不走”，我们看了这家既得利益者的瓦房，实在阔气得与众不同，如今坛坛罐罐就要打破了，他们怎么会不痛心呢？当地的贫下中农则高兴地对我们说：“社会主义道路人人都要走的，不过我们先走了一步。”
    “先走了一步”。五州总部成立之后搞起耕牛集中，牲猪集中，匠人集中等强化集体经济的工作便是一个明证。牲猪集中时，社员利用农闲时间，捡石头，买少量水泥，大修猪栏。贫下中农交猪生产队集中喂养，立即付钱，而对地富则分批付给。少数比较宽裕的落后群众和干部害怕家庭负担受影响而反对。后来的保守组织“雄鹰”总部和五州总部的分裂，最后就是在三集中这个问题上开始的。
    “新农村”，小队并大队实行三集中等，农民们的反映是不一样的。他们说：“贫下中农拥护，中农跟着跑，富裕农民反对，干部都跑光了”。何等分明的阶级阵线。
    ［武汉十七个革命群众组织发表（联合声明）指责巴河一司。12月24日又围攻进驻红旗大楼的巴河一司。］
             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 67年12月30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决派宣言（第二稿草稿摘要）》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没有消灭两大派的对立，它只不过是用新的两大派别压完全不同于过去钢新斗争的崭新的矛盾，用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取(革命群众组织)而代之的是革命委员会。
    但是，与其说是这种革命委员会，不如说取而代之的是以革命委员会中某些人为代表的强势力，与另一支崛起的新军的斗争。
    革命委员会又不过是一个各派派性大力被压的一个暂时同一体，更何况是这样一个暂时同一体也是极不巩固的，……这样的各派政治势力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决不可能长期地维持下去，而必须由一派通过斗争取得统治地位，……。
    革命委员会这种由革命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必将由革命群众自己来把它消灭掉。
    这个任务，毫无疑问地被放到了“决派”肩上。
    直至今天仍在袭用的资产阶级国家体系，将在这场斗争中被决派所摧毁。
    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从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过渡到正式的国家机器，将采取什麽样的道路。
    一种人的主张是“和平过渡”，这就是说，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巩固和完善之时，便是革命委员会过渡成为正式权力机构之日，在这时期至多只会发生革命委员会中个别领导人的成员的变动或撤换。
    我们的看法完全和上述相反，而认为崭新的国家机器诞生之日，是临时权力机构被群众运动推翻之时。我们公开地宣布，真正的权力机器只有通过对临时权力机构的严重斗争才能堕到地上。
    “决派”则将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得到锻炼，上升为统治集团。
    无论是哈尔滨的“炮轰派”，还是贵州的“四一一”，他们对临时权力机构的斗争，不管是否意识到了，都是在为完成“决派”的历史使命在进行英勇的尝试。
    我们分析工人中造反最早的也多是其中的知识分子，现在他们多半掌了权。在他们面前也有一个改造自己，使自己真正取得工人阶级的代表的资格的过程。否则一定会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而那些曾经一时受过蒙蔽的工农群众，一经改正，可以很快地成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也许有人会指责我们说我们在宣扬“左派转化论”，我们承认这条罪状。
    以“赤总工二司”、“民办工人”等为代表的临时工，合同工，他们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英勇斗争，很大程度是从他们的社会地位出发，为维护并且巩固他们的经济地位而奋斗，这一大阶层被空前浩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卷进了运动。他们最希望革命越彻底越好，因此留念他们在运动中结成的团体……这中间有相当一批人会参加决派的队伍。
             1968年1月25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武汉新华工决战决胜战斗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为捍卫516通知的原则性与纯洁性而作（摘要）》
    我们把那些在文革初期，以中派的面目出现，而终于在革命进入了第五个回合时沦为右派的先生们，称为考茨基派……如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余秋里。
    他们无视从中央到地方所存在的右倾分裂的严重实质，而荒唐地提出什么观点不同，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嘛，他们还将右倾投降主义笼统地解释为“只保不批”，而首先给人一个对走资派立足于保的概念，他们当中有一员大将，4月4日跳出来说“批判极‘左’思潮不力，也是右倾保守主义”
    ［考茨基派的］大棒之一曰：论派性的反动性。……上海有家“权威报纸”则在这场反派性的比赛中成为了伟哉一世的英雄。……根本否认各个派别，各种派性，其实都是代表着不同结集，不同阶层的利益、观点和要求，它们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表现。相反，它们都极力鼓吹派性均是超越阶级性，无原则性的。
    大棒之二曰：无条件实现大联合。毛主席指出“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应该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可是上海有家报纸却公然删去了“在革命的原则下”这个极其根本的前提，而代之以“无条件”三字……什么无条件联合，就是向资产阶级保皇派投降，就是要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条件倒旗散伙。
    大棒之三曰：“现在的斗争只有公与私的斗争，没有什么革与保的斗争了”……最近这么一个要为刘邓翻案，要为二月逆流申辩的不大不小的反党集团跳了出来，不是给“革和保不存在了”论者一记响亮的耳光了吗？
    毛主席说“派别是阶级的一翼”
    ［考茨基］的几种奇谈怪论：
    “批右可以，批极左也可以。”
    “批右时，如果‘左’的又跑出来了，‘左’的也一齐除。”
    “批右时，不要忘记了反左。”
    “批右要大胆谨慎，要对症，要系统批判，允许核实，领导批判。”
    有人说（张春桥）为了避免在某地引起误会，《北京日报》一篇“打倒右倾保守主义”的社论万万不能在当地报纸上转载，有人转载了，便是典型的“右倾分裂主义”……原来社论中指出了“有些人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跳出来为二月反革命逆流翻案。”而此地正是批判极“左”在全国首屈一指的。仅仅在一所大学里就抓出了具有极“左”思潮的“右派学生”两千余名。
    我们从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继续引申：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路上的障碍。……”这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主席的战争观。
    毛主席最近又告诉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国内战争的继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血的事实已经，而且正在继续证明着“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这一铁的法则。
    革命人民是从太惨痛的教训中才认识到这个真理的。
    庸夫俗子们不懂得这一点，或者是不愿意懂得这一点。它们只知道喊叫：文斗，文斗，而不知道“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是指我们大权在手时批判和斗争党内走资派时应取的方法，一旦资产阶级首先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这时候就是革命的暴力来对付反革命的暴力，革命的战争来对付反革命的战争。
    这时候宣扬“放下武器”就是对革命人民犯罪。否定国内战争并不能欺骗资产阶级，只能麻痹无产阶级，使它们遭受突如其来的牺牲。
    彭勋5月9日在新华工作了一个内部报告，提出：一曰武汉批极左不力，留下了后遗症，现在应该补补火了。二曰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斗争王任重、陈再道、钟汉华的高潮。
    王任重是要批判的，我们同时也不会忘记批判那些和王任重勾勾搭搭的“左派”例如赵文成先生（新华工）；陈再道是要批判的，我们同时也不会忘记批判那些在革命低潮时和“陈司令员”拉拉扯扯的“左派”精华；刘少奇我们是要批判的，我们同时也不会忘记批判工人运动内部的维护资产阶级的派别活动家。无论他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也无论他的职位多高，权力多大。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潮流，冲破了小资产阶级热心散布的一种革命收场了的幻想。去年九月至十月的联合高潮，在我们看来，不是革命运动的终点，而是这个运动的起点……运动中的一些政治派别也会急剧而尖锐地分化开来“直至它们跟各个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完全相吻合，而无产阶级会在一系列搏斗中相继博得各个阵地为止。”（马克思语）在这中间保守派们将迅速地倒向机会主义派别或者带有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的政治派别里面，来向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作战，我们几乎用不着担心它们会愚蠢地独自树旗。
             原载《扬子江评论》总第八期1968年5月16日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武汉《扬子江评论》编辑部：《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
    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个阶级。
    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战斗的，朝气蓬勃的革命的党。
    要革命么，必须要有革命党。
    从共产党宣言至今的一百多年斗争中，有过许多革命党。
    随着革命的推移，党也必然要发生变化。第二国际在大战中变成了社会民主党，列宁同第二国际决裂了。列宁缔造了新的党──布尔什维克。
    苏联出现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又使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共产党变成了社会民主党。
    中国的这一场空前的阶级斗争中，同样也暴露了许多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没有一个单位不分裂。有的站过来了，有的变成社会民主党，有的则更成为法西斯党。
    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面临着重新改造，重新建设，重新组织党的队伍的严重任务。
    从第五个回合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左翼队伍，将是整顿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队伍。随着这样一支队伍的形成，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才有可能获得最后胜利。
    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这样的一批“中派”。经过批判，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可以站过来，另一部人，必定会最后走上向党闹分裂而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革命阵营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中央内部“宗派”的社会基础。
    在向党内中派先生作斗争的同时，总要批判革命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
    只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取得绝对胜利，只有最後撕下那些顽固至死的中派先生的画皮，第五个回合斗争才可能获得胜利。
    政治革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
    毛主席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写到：“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
    要生存，就反抗。当革命者也拿起武器的时候，战争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爆发了。谁敢否认67年出现了国内战争的事实呢？谁敢断言一旦中派里的顽固分子与党最后分裂时，他们不会挑起战争呢？
    希望和和平平取得全面胜利的思想，实在是有点靠不住的。不应当否认一切战争。要从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手上把权夺过来并巩固下去，没有武力和武力作后盾是不可能的。
    政治革命必然伴随以社会革命，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通过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过渡，会有这一天到来的。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向世界和历史宣布的一个划时代的社会产物──北京人民公社。
             原载《扬子江评论》第十期 1968年6月12日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武汉《扬子江评论》编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派别的分析》
    极右势力：
    北京的“联动”，武汉的“特动”，广州的“主义兵”等，他们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在社会上的反映。是他们父母的畸形的病态的再现。
    保守派：
    人们曾简单的用“受蒙蔽”来解释保守派的出现，其实……保守派的存在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许多（当然不是一切）共产党员，劳动模范，积极分子都一次再次地落进保守行动。他们不可能都是党内走资派招降纳叛拉进革命阵营的异己分子，不可能都是走资派盗名窃誉树起来的假标兵。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对我们党的组织建设的影响是他们站错队的根本原因。一旦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模范劳动的奖励变成了不同于普通劳动者的特殊政治待遇，一旦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是增加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一切的义务，而是取得了从入学，提级，升任领导到安排小家庭的机会，则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和几千年的私有观念必然会腐蚀这批同志，使他们与劳动群众日渐疏远，日渐脱离。难怪毛主席在1959年就语重心长地指出“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党内走资派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他们不闻不问；两者之间的尖锐的阶级对立，他们毫无切肤之感，怎么会无缘无故地生出对党内走资派的憎恨和反抗呢？他们政治上的保守情绪正迎合走资派的需要，他们不那么正当的入党，进步等要求，非常容易被走资派利用来镇压革命群众。
    保守派中的工人以年龄论，老工人居多；以行业论，铁道、金融、重工业、军事工业工人居多；以企业论，大型厂矿工人居多，……他们安于现在的地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满现状，继续造反的举动非常不满，总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打乱现有秩序的目的是想复辟以前那种劳动人民陷于饥寒交迫的旧秩序，而不是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新秩序。
    毛主席说过“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会有某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
    保守组织的表征是保党内走资派。实质上，它保的不单是个别人物，更重要的是保旧秩序，更确切些说，是保旧秩序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是保一条可以由不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推行的反动路线。保守派是历史发展的阻力，是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它进行反革命政变时可以调动的力量，是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的统治的武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取得全面胜利，必须彻底瓦解，压垮，吃掉保守组织。保守组织维持原来形态也能扭转大方向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这种事例。……保守组织成员大部分仍然是工人，是劳动人民，这一点，并不影响保守组织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实质。列宁写过“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可能有哪一种阶级斗争是先进阶级的一部分不站在反动派方面的……部分落后工人必然会在比较不长的时间内帮助资产阶级。”
    革命造反派：
    相当一段时期，革命造反派的斗争还停留在自发阶段，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逼上梁山的。党内走资派的镇压，不啻是为渊驱鱼。
    ……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等待每一个战士全认清了革命的终极目的和全部进程后再爆发，更何况文革所要完成的任务，自马克思诞生以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未曾提供过成功的经验，毛主席近几年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又被走资派严加封锁。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革命造反派一开始就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无异于要求无产阶级在无所作为中束手待毙。
    有两个现象使革命造反派成员复杂化：一批民主革命时期仅仅是团结对象的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解放后政治经济地位，思想意识和政治态度逐渐与工人阶级一致，他们投入了革命造反派的行列在自发阶段上聚集，组织和发展起来的革命造反派，虽然按其实质来说，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一翼，但它的组织与其说是单纯的阶级组织，毋宁说是以工人阶级左派为领导的各革命阶级、阶层、个人的联盟。另方面任何一个造反派都很难杜绝狡猾的阶级敌人、变色龙及小爬虫混进来。
    革命造反派没有自觉地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铁的纪律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的标准建立、发展自己的队伍，这给后来的整党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同时，旧的党组织瘫痪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导，政策，方针只能具体地由在组织的严密、步伐的整齐等方面都较革命政党相形见拙的群众组织来贯彻实施，这就大大延缓了革命群众提高觉悟的过程，而且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出现的革命队伍的分化，落伍者的被抛弃，与机会主义派别的决裂等现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来得更加频繁和明显。
    ［湘江风雷、首都三司、武汉三钢是造反派代表］
    中派──考茨基派：
    武汉的新派，北京以聂元梓为首的“天派”右翼，湖南“学司”，河南“河造总”，四川“红成”“八一五”。
    中派──考茨基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就是那个不大不小的集团。它惯用的手法是，借口在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过程中有过火行动，就来取消这条唯一正确的路线，并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代替之。……目前他们成了革命事业最重要的危险，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和他们的斗争成了革命的中心任务。
    形左实右派：
    鼓吹“揪军内一小撮”“三个司令部”的516。
    受极“左”思潮影响和俘虏过的造反派，多是劣根性远未涤尽，要革命而不会革命的青年。他们不能象工人阶级那样忍受住“二月逆流”带来的暂时挫折，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激起了他们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急躁情绪和报复心理。事实上，他们发烧的头脑已经失去了对工人阶级的信任，对人民群众的信任，将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一场丧失理智的赌博。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大字报把革命隐藏着的各种矛盾清晰地暴露出来了：从走资派的腐化淫逸到旧公检法的黑材料，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到扼杀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奴隶主义……所有这些，不可辩驳地证明了这场巨大的革命震动是有强烈的社会要求为其背景的。矛盾没有解决之前，革命绝不可能人为地煞车。
    如果说他们开始还不完全理解毛主席把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誉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的重大意义，那么在付出巨大代价积累了无数经验后，他们开始懂得了“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的这一部分国家机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林彪）的真理。因此如同《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些系统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这些单位，“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
    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必然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它必然经过一级级的阶梯。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来了政权，迎来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但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而是意味着革命的真正开始。这个“必须的，非常重要的”临时权力机构，还必须“经过一个过渡，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创造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红旗67年第三期社论）这是时代的任务。
    最近毛主席精辟地总结了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指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这就为由临时权力机构──革委会──过渡到公社指明了具体途径。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展现了革命人民将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的崭新的国家机器的宏伟蓝图，公社必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的最最惊人而又合乎规律的奇迹。
             原载《扬子江评论》第十一、十二期合刊1968年6月20日

    
    
    
    
    
    
    
    
    
    （四）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以革命的方法进行的空前规模的开门整党运动。这次整党运动，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在思想批判的深刻性和组织整顿的彻底性上，都大大超过了解放以来任何一次整党。这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党内修正主义派别的伟大斗争。这是全国最广大的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行动起来，揭露和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等钻进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伟大斗争。这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妄图资本主义复辟的两条路线的一场决战。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加强了党的领导，并正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广大群众，确立无产阶级对少数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统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成为全党唯一的领导中心。现在，我们的党，是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团结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宝贵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整顿和发展，是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分不开的。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可能有党的建设问题上的正确路线。苏修叛徒集团正是从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所谓“全民国家”的谬论出发，抹杀阶级斗争，镇压劳动群众，改变党的性质，使列宁缔造的党变质成为所谓“全民党”即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的党。中国赫鲁晓夫黑《修养》的核心，也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背叛科学社会主义。他所鼓吹的一套什么“自我修养”，其目的是保护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扼杀共产党员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准备“驯服工具”。
    毛泽东同志坚持了、捍卫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毛主席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毛主席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长期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指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出了必须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实现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以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首先是工农兵的绝大多数为出发点，亲自发动和领导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让共产党员同广大革命群众在一起，在极其剧烈、极其复杂的革命群众运动的伟大风暴中“经风雨，见世面”，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反革命分子，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正确对待群众，并且经历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学习正确地识别和处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就大大促进了广大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打掉了腐蚀革命意志的官气，密切了党和劳动群众的联系。这样，就发现了和锻炼了左派即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教育了动摇的中间派，孤立了和揭露了右派即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服务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只有执行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群众性的而不是关门的整党运动，才能保证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共产党员手里，党才能始终保持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特性，领导广大群众前进，完成无产阶级专政所赋予的彻底消灭资产阶级（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消灭阶级差别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光荣历史任务。　
    当前整党工作中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是吸收无产阶级新鲜血液的问题。
    毛主席在谈到整党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毛主席这个生动的比喻，包含着极深刻的辩证法。毛主席教育我们：要把无产阶级革命党看成在革命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发展着的组织，不要看成凝固的、一成不变的组织。
    “清除废料”，就是必须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死气沉沉、革命意志衰退的人，则应劝其退党。
    “吸收新鲜血液”，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任务：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首先是产业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选拔优秀的共产党员参加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在广大革命群众中，首先在工农兵劳动群众中，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造反派战士。他们有这样一个特点：两条路线斗争觉悟高，阶级斗争观念强，站在斗争第一线，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敢于挺身而出，特别反对修正主义很坚决。这是很可宝贵的革命品质。他们也有缺点，这是可以教育和克服的。
    上海阀门一厂一位要求入党的工人同志说：“党组织应当吸收那些无限忠于毛主席，坚决贯彻无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号令，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造反派战士入党。要求入党的造反派的同志，要有正确的入党动机和目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为了达到任何个人目的）；夺权之后，要为无产阶级掌好权（不是为“私”掌权）；要始终如一地认真学习、坚决执行、积极宣传、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斗私，批修，发扬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不能以“老造反”居功自傲，不能革命革到一半就中途而废）；要紧密联系群众，甘当群众小学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
    这段话说得多么好啊！它反映了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对自己先锋队的要求。应当积极地吸收符合这样要求的有无产阶级革命朝气的新鲜血液入党。要求入党的同志应当这样要求自己，已经入党的同志也应当这样要求自己，经得起今后任何大风大浪的考验。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重视工人队伍中党的建设，重视发扬革命朝气，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主席就提出城市工作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一九五○年六月，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又明确提出“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一九五七年七月，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又指出：“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一九六七年，在文化大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又提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中国赫鲁晓夫等钻进党的领导机关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完全同毛主席这条无产阶级建党路线相对抗。他们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不是注意吸收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入党，而是包庇无产阶级的叛徒、工贼、特务、反革命分子，千方百计帮助这些人混入党内攫取领导职位。他们不是提高工人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的无产阶级觉悟，而是向他们灌输最腐朽最黑暗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中国赫鲁晓夫推行所谓“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就是用修正主义去腐蚀工人群众，腐蚀党。“六论”的中心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驯服工具论”。前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妄想扼杀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无产阶级革命党蜕化变质。后者否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必须继续革命，妄想扼杀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党员蜕化变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批党员所以一度站错了队，就是受了中国赫鲁晓夫“六论”的毒害。我们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党的性质和任务的理论，彻底清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毒害，把上述这些反动观点批透，并且在包括工厂、商店、人民公社、机关、学校、街道等各个方面的群众中认真清理好阶级队伍，把混在群众中的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使吸收新党员有一个可靠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为了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好吸收新党员的工作，还必须有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经过更新的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要选拔那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较好的、真正搞无产阶级革命的、有朝气的同志到党组织的领导岗位上来，逐步形成统一的一元化的领导。
    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或者只有形式上三结合而不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的领导班子，不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原则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这种地方工作往往死气沉沉，华而不实，滞而不进，“独立王国”气味甚浓。在这些地方，应当通过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充分走群众路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有一些犯过错误而又认真改正了错误、积极工作的同志，他们与那些坚持错误或躺倒不干的人不同。他们去掉了错误的思想和作风，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们灵魂中增加了来自革命群众的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应当支持和团结这样的干部共同工作。应当把他们犯过的错误成为人们共同记取的教训。
    反对保守主义。有这样一种人，对于从革命群众运动中产生的新事物，总是百般挑剔，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他们总要用某种成规旧习来阻碍革命新秩序的建立。
    有的地方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存在保守思想。有这样的情况：成份、思想都不错的好同志，等了五、六年，打了多次报告，仍然不得入党。这种现象应当改变。
    迷信选举，这也是一种保守思想。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毛主席这个极端重要的指示，深刻地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威力的群众基础，深刻地批判了迷信选举的形式主义，指出了党的建设和革命委员会建设的根本方向。
    革命委员会是解放以来最具有革命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但革命委员会就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产生的。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的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中，有四千名左右的委员，其中大约半数左右是革命群众的代表，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工农兵的代表。这四千左右的同志，是经过了革命风暴的考验和锤炼，再经历了反复的争论、酝酿、协商、审查，才推选出来的。干部要经过革命群众的讨论、审查和领导的批准，而且经常进行着局部的撤换和调整。一个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要开十几万人以至几十万人隆重的群众大会，万众欢腾，家喻户晓。请问各地历届的党、政委员会和人民代表，哪一届有这样广泛的群众性呢？有哪一届这样广泛地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了解，又这样广泛地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呢？决定领导机构本质的是执行什么路线，反映什么阶级的利益，而不是采取什么形式。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这种在革命运动中经过彻底的群众路线产生的革命权力机构，包括在其中工作的各方面的新、老革命干部，比以前单纯用选举产生的更合于无产阶级民主，更合于民主集中制，更能深刻得多地反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党的生活中，也应当吸取这个经验。
    恩格斯说过：“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的过程就是吐故纳新的过程。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的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就是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所窃取的一切权力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就是宣告了他们失去了党、政、财、文的一切职位，这是不言而喻的早已客观存在的事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早已把中国赫鲁晓夫这个叛徒、内奸、工贼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去了。他早已被革命剥夺了党内外的一切权力和职位了。
    革命干部队伍的吐故纳新，是一种随着革命不断发展经常发生的过程。一个干部是否始终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要经过长期阶级斗争的考验。现在参加工作的广大的干部也是这样。新干部参加工作，千万注意不要脱离劳动群众。但我们不要因为怕干部犯错误而不敢大胆使用。劳动群众把他们提上领导岗位，同样地会不断地教育和帮助他们，以至在必要时撤换他们。
    清除反革命分子和剥削阶级分子出党，吸收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把忠实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朝气蓬勃的共产党员挑选到各级党的领导机构中去工作，紧紧依靠革命群众，干部定期下放参加劳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并且形成经常制度，这样，我们就能全面地执行毛主席“吐故纳新”的指示，就能有力地粉碎修正主义任何形式的反扑和挣扎。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将更加生龙活虎地领导无产阶级和全国革命人民战胜国内外的一切反动派，逐步挖掉修正主义根子，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历史使命。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遵照中央指示，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部份常委和“九大”代表在京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在“九大”所作的多次极其重要的讲话和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五月十九日又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中央负责同志多次接见并提了很多重要意见。这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我们的最大教育，最大鞭策。在中央负责同志亲切教育下，开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湖北省、武汉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英明领导下，形势一片大好。斗、批、改运动不断出现新的高潮，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很大胜利。运动的发展和主流是好的，但是省、市革委会在具体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问题是：对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没有很好抓典型，总结经验，因而落实得不够好。“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准字上狠下功夫不够，个别单位甚至有逼、供、信和扩大化现象。在工作态度和作风上不够深入、细致和谨慎。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关心、爱护、帮助和培养不够，致使他们常常受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
    在“九大”开幕以后，全省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的最新指示鼓舞下，进一步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向“九大”献礼的高潮。正当这时，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他们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歪曲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在实际上就背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一错误已经波及到一些专、县，对革命和生产有了一些不良后果。但这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了认真接受教训，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按照中央负责同志的提议，反复进行了研究，拟采取以下措施：
    （一）在全省迅速掀起一个持久的学习、落实“九大”精神的群众运动。各级革委会要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一步在全省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新高潮，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刘少奇和他在湖北、武汉的代理人王任重、宋侃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进一步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实现“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二）搞好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加强革委会一元化领导。各级革委会成员，都要用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既要把自己做为一份革命的力量，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对象”，联系实际，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认真改造世界观。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公，一切为革命的共产主义精神。
    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各级革委会成员，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自己置身于革委会之中，不能置身于革委会之上，也不能置身于革委会之外，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加强集体领导，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革委会内部有不同意见，应摆在桌面上来当面讲，允许保留，也可以向上级报告，但不要搞“小动作”；要提倡言行一致，表里一致，坚决反对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作风。
    （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对大联合和三结合不够巩固的单位，上级革委会和支左部队、工人宣传队，要帮助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的原则下，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彻底解决跨行业的组织，不许重拉队伍，另立山头；本单位的人员不要到外边去串连、插手、干涉其他单位。广大群众要尊重、信任、帮助、支持、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自觉地维护革委会的革命权威，不要以任何借口冲击、进驻和夺革委会的权，已经非法夺权的，一律无效。“三代会”是群众组织，必须在革委会领导之下，不得凌驾于革委会之上，与下边的“三代会”不发生垂直领导关系，不要插手外单位、外地区的文化大革命。
    （四）切实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认真搞好斗、批、改。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要抓典型，推广试点，不断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当前要继续抓紧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谨慎细心，不要粗枝大叶。“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要严格防止和克服扩大化的倾向。对于查出的坏人或可疑分子，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依法处理外，都应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要充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
    （五）要正确对待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要允许他们犯错误，允许他们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对参加三结合的干部要信任、支持，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
    （六）要正确对待群众。要坚信广大革命群众是忠于毛主席的。参加这次“反复旧”的群众是属于认识问题，要历史地看，全面地看，要肯定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成绩和贡献。要说服，不要压服，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不要歧视他们、排斥他们。对参加“反复旧”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也不要歧视他们，认识了错误，接受教训，改了就好。要加强广大群众的革命团结，严防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不团结不得了，团结了就了不得。要革命就得要团结，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夺取更大的胜利。
    （七）要拥军爱民，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解放军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认真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认真学习八三四一部队的“三条原则”和“九个一样”的先进经验，不要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
    广大革命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等光荣传统，积极支持、热情帮助解放军做好“三支”“两军”工作。百倍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挑拨军民关系，破坏军民团结。
    （八）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以革命带生产，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新飞跃。遵照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教导，从各方面做好打仗的准备。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继续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返回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必须说服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返回农村。
    在贯彻“九大”精神的过程中，我们一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中央负责同志的建议，以“九大”精神为红线，按照团结的方针和政策，正确处理“反复旧”这一问题。引导广大群众顾大局，向前看。坚决做到在纠正极“左”思潮的同时，防止出现右的倾向。努力做好广大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夺取更大胜利。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1969.05.27；中发［69］28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地区三代会和广大革命群众：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望你们根据“九大”精神，认真讨论，坚决执行。
    湖北省、武汉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自从批评刘少奇和他在湖北、武汉的代理人王任重、宋侃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来，特别从一九六七年“七·二○”事件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在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武汉市、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一、二月相继成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对斗、批、改说，也有一定成绩。这是运动的主流。但由于缺乏经验，他们没有很好地试点，抓典型，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以点带面，在工作作风上又不够细致谨慎。这些缺点、错误应该纠正，但不能因此并在社会上错误思潮和无政府倾向的影响下，提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
    中央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广泛宣传和学习“九大”文献，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特别是省、市革委会的主要成员要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做加强革命团结的模范。你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搞好斗、批、改，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争取各条路线上的更大胜利。
             中共中央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五）湖北省的“两批一清”运动
    
    一九六九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
    1969.09.27；中发 ［69］ 67号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一）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央的“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必须在湖北全省、武汉全市坚决地、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逍遥法外，扰乱革命秩序，破坏“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的落实，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二）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三）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四）对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
    （五）必须号召广大工人群众、贫下中农、革命干部，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国家主人翁的姿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和劳动制度，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积极同破坏生产和消极怠工的现象作斗争。
    （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分子，都必须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反对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派性组织。特别是共产党员更必须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办事，成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模范，成为加强、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模范。
    （七）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具体的人数，名单，由省革命委员会讨论提出，报请中央批准。
    （八）希望湖北省各级革命委员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落实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进一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调动绝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一九七○年五月十四日，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给毛泽东、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报告
    报告说，遵照毛主席“一定要抓好典型”的教导，我们从去年六月开始抓了武重、武锅、武船、武钢机总厂、国棉一厂、二汽、武大等六厂一校。除二汽外，这几个单位都是武汉地区有名的“老大难”单位。抓点前，其中五个工厂斗、批、改搞不下去，生产处于瘫痪状态。军宣队进驻各点后，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持政治建厂、建校的道路，宣传、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党中央各项号召，团结、教育了广大革命群众，孤立、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群众觉悟空前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改变了这些单位过去“老大难”的面貌。
    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一、常委亲自抓；二、学习、落实北京六厂二校经验；三、总结经验，以点带面；四、建设军宣队。
    
    一九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恩来送审的中央转发武汉军区党委经验指示稿的批语。
    指示稿要求各省、市、区党的核心小组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党委在阅读武汉军区党委的报告后，把各自的试点经验也写一份总结报告给中央。如未试点，可以参照北京六厂二校和湖北六厂一校的经验，进行试点和点面结合，以利推广。
    
    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一九七0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武汉军区党委抓点情况的报告
    毛泽东批示：照发

    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一些人为杨道远翻案
    我们还在学习班被迫交代问题的时候，就组织材料，给敬爱的周总理和江青同志等写过信，希望他们过问杨道远的冤案。杨道远最开始是在北京学习班里被陈伯达点名，说他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刘丰等人又给他加上北决扬反革命组织总后台的罪名，这些都是莫须有的。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
    
    一九七二年，又一次办付廉的学习班
    1972年，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召集我们去开会，在会上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人，说这是武汉市公安局长王杰，我说介绍这个人干什么，曹承义对我说这个蛮明显，我们是在公安局挂上号的。我心里想我们这些人将来不好下地，当时我们每人跟一个动力，我的动力名字还是侯善生。这个人是个上海人，是海军上校转业的，因为家住上海的关系，觉得武汉这样整造反派不对，1974年批林批孔的时候还曾经反戈一击，把笔记本交出来了，因此这个人后来也没有得到当权派的提拔和重用。
    这个学习班在省委第二招待所进行，到后来会议伙食也没有了，就散伙了。我回去之后，胆结石就发了，当时以为是胃病，住在医院里准备做钡餐。这个时候侯善生找来了，说省委找你去谈话，我说那就叫省委来。果然韩宁夫的秘书带着省委的车子来接，说韩省长和信司令员请你去谈点事情。我到达会议室的时候，看见交通厅的秦钟和军区三办的徐剑都在那里，室内烟气呛人，我对他们说我是要动手术的人，有什么话就快说。他们有人就问你这些时跟聂年生接触没有。韩宁夫火了说：上级党委很看重你，要挽救你。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要挽救的，你们还是挽救自己吧。信俊杰一看说僵，就转弯说：以后在个别找你谈，做工作。张德咬站起来说：这样的人还跟他谈什么，干脆抓起来算了。我说除非共产党垮台了，才有人抓我。我们是一个斗争，有什么活动，有活动也不会告诉你们，向你们投降。
    反潮流酝酿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彭勋在开会的时候问我，付主任有没有权，我说不谈这个。彭勋说权是毛主席给的，不能不要。我说从结合那一天起，哪个是掌了权的？确实没有政治权力，经济地位乃至人身安全都失去了保障。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一九七二年，张体学说湖北整‘五一六’﹑‘北﹑決﹑揚’﹐全省搞了六十幾萬，確實搞錯了
    省革委會副主任的張體學在洪山賓館对劉漢武说﹕“湖北整‘五一六’﹑‘北﹑決﹑揚’﹐全省搞了六十幾萬。確實搞錯了﹐要給省委一點時間來糾正錯誤。
    
    一九七四年初，曾思玉说這個事情搞錯了﹐向被整的人賠禮道歉
    ”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曾思玉臨走前在洪山賓館召開軍隊師級以上干部﹑地方省革委會常委以上干部會議﹐說﹕“湖北清查‘北﹑決﹑揚’﹑‘五一六’搞了幾十萬﹐不該斗的斗了﹐不該批的批了﹐不該抓的抓了。我心裡也很難受。很對不起﹐這個事情搞錯了﹐向被整的人賠禮道歉。”
    
    八、政变后镇压造反派
    
    一九七六年十月，谢保安挨整的经过
    回来之后，武汉铁路分局百万雄师的头头陈文彩带了铁路的人来捉我，因为赵修曾经带领我到处吹，说要给我补台当武铁分局革委会副主任，他把我当了一条大鱼。当时听说流传一个造反派的联络图，在这个图上我的级别蛮高。这次被抓实际上不是组织行为，而是百万雄师的人看到势头有利冲出来行动的，
    很久之后，武铁分局的党委经湖北省委批准，才作出对我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这个时候我已经被关在地下室很长时间了。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我成天被他们许多前呼后拥，
    曾经被他们押到武汉体育馆参加铁路系统主持的夏朱胡批判大会，这是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见到他们。因为没有什么过硬的材料，刘国栋枪走火打死人的事情，就被他们说得复杂无比。
    到了春节的时候，他们看实在也没有什么问题，就说谢先生也没有蛮大的问题，放叁天假回家去。回家之后也是凄凄惨惨。
    等到叁四月份的时候，个性的东西找不到，共性的东西也没有多少。他们就日夜擂，要我承认说过华主席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这个东西可以定性成现行反革命，我就拒不承认。后来四面八方的证据都汇集来了，以前在家里谈天的那些朋友，现在都落在项目组手上，在车轮战和逼供信之下许多人承认了，而且说是在我家里说的。我没有办法就说，我无所谓了，也记不清楚了，文革中间王张江姚都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没有深入认识到他们竟然是“形左实右”，可能当时是有这个认识，到底说了这个话没有，记不清楚。有了我这样一个口气，他们就说我是破坏清查，就把我押到铁路上到处批斗，东起黄石，西迄十堰，北至广水，南到蒲蕲，到处批斗。
    最后在一个批斗大会上，宣布我的十大罪状，要对我实施拘留，用手铐把我反铐起来押走。到了看守所，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先要自己念一遍监规，把我丢进京汉街的一个土号子里。隔了些时，项目组就把我的行李送过来，铁山那边也把我的工资送来登记寄存，以后买肥皂什么的，就在这个钱里面开支。先是把我关在一个12人的大号子里，那个时候已经是夏天了，非常炎热，身上的汗就没有干过，用毛巾擦完汗，又没有水透，毛巾就总是滑腻腻的。进号子之后，预审科来核实过一次，再也没有提审。这个时候精神上轻松了，逼供信和车轮战没有了，希望早点判。
    比较多的事情就是轮番外调，经常有许多人的项目组来找我，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共有287次外调记录，后来监狱管理人员不耐烦了，就说谢先生级别蛮高，一点小事情就不要来找他。这个时候的待遇是一天9两米，早上九点半和下午四点半各吃一顿，就是觉得饿得慌，饭出来就闻到特别香。那个时候在墙上刻了一道印子，下午太阳到达那个地方就是开饭时间，天天就熬着等那个时候。此外就是感到精神食粮非常匮乏，有时候有过期的长江日报可以看，我就从第一版的第一个字读到第四版的最后一个字，一字不漏，当时国务院下设什么部门，各部门的头是谁记得清清楚楚。还有就是有外调的人跟我谈话，我就跟他们讲条件，要他们下次来带些书报杂志给我，或者拿些香烟和火柴给我的难友们。因为抽烟有气味，一次被监狱管理人员发现了，就铐住难友们进行逼供，问是谁把烟弄进来，我看他们把难友们整治得不象样，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为难他们，烟是我带进来的。他们对我说，我们也不想惹你，不过你下次最好遵守监规。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
    
    
    一九七六年十月，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付廉被关了三年整，编号是224。
    毛主席逝世之后，局里面就闹起来了，姚中义在灵堂大哭一场，说周恩来的灵堂办得那样好，怎么毛主席的灵堂办的这样草率，张蓉吓的筛。当权派拿了几串红辣椒在那里做花，被我踢开了。周恩来死的时候，灵堂是办得很象样的，干部带孝什么的都是很虔诚的，庄严肃穆，因为时间才隔了9个月，很容易有个比较。对毛主席和周恩来，干部和群众的态度比较，有很明显的差别。
    一粉碎四人帮，就有感觉，邓小平肯定要上台，我说华国锋是个华大苕，说他将来的下场还抵不上我们。这是开始宣布逮捕我的一大罪状，说这是反革命言论。
    10月27日党委找我谈话，说要办我的学习班，还不能回家去拿东西要家里人送，张德咬说相当于逮捕。先把我弄到地质厅招待所，宋忠庭是组长，方善利是副组长，后来转到马厂湖，没过几天，就正式在体育馆开全省交通系统的大会，由秦钟主持，在会上宣布我是现行反革命，予以逮捕。接管我的是公安局七处的胡大海，在上汽车的时候，他问要不要戴手铐，我说随便，他说还是戴着好吧，我问是戴在前面还是后面，他说前面。我们对话的时候，司机在一边笑。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我被关了三年整，编号是224。
    在看守所里，我们都是单独监禁，我们就发明了对着窗户外面的高墙回声，进行打电话，后来他们就把窗户钉死，我们就没有办法撬开了。我们那个时候连裤带都收走了，什么工具也没有，放风的时候就用手提着裤子。那些监狱的管教过几个月就换，因为总是受我们的影响被我们盘服了。后来公安局的人对田学群说，你们造反派有什么板眼，我们的管教干部都总是服了你们，田学群回答说你们不是造反派理解不了。
    我在学习班里关了一年五不准，后来又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因此判刑就判四年。法院来与我对了两次案，就开庭审理，我把法官驳的哑口无言，我说我们参加文革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没有干过什么坏事，省市清办的材料都是整群众的黑材料，怎么是省委机要档案呢？要是有问题，那赵修、王克文不是都有问题？他们宣布判决之前，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要求还我清白，不能判刑，审判长名字叫王健，说这个不行，你有没有另外的要求？他们的意思是要我要求回原单位，在宣判那一天单位的组织处长和保卫处长都在那里，他们以前都是铁杆老保，我宁愿出来之后在社会上流浪，也决不在老保面前低头，我说没有什么要求。在判决下来之后，王健对我说很对不起，我们无权判你，这都是执行上面的精神。
    我坚决不肯在判决书上签字，我的罪名就是批斗赖振华再有就是抢材料的事情，当初抓我的时候议论华国锋的现行反革命罪行现在取消了，这些情况都够不上什么罪责。在判决的当天，就把我转移到汉阳扁担山的新看守所，这里的陈所长和几个管教都蛮好，还问我想要吃什么东西。我要他们通知我老伴和孩子过去见一面，按照刑期我要在那里住一个多月。结果过了几天陈所长就要我出来，我出来之后去派出所，说要上户口，户籍警说你的户口从来就没有下。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通知
    要求各级党委认真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联系湖北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骨干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清查其帮派体系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全省批斗“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大会在武昌洪山礼堂召开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武汉市召开大会，批斗“四人帮”在武汉的骨干分子董明会、李想玉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准，将夏邦银、胡厚民、张立国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撤销朱鸿霞的一切职务。司法机关依法将夏、朱、胡、张4人逮捕。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
    华主席，党中央：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湖北省和武汉部队的广大干部群众、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澄清一九六七年在武汉发生的“七·二○事件”的性质，要求对由此而造成的冤案、错案、假案予以平反、昭雪。我们认为，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分清路线是非，正本清源，必将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有极大的作用。经过长期调查，证明“七·二○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他们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叶群亲自打电话给其死党刘丰说：“武汉形势在变”，“有事找王力，听王力的话”。林彪在一次讲话中说，对武汉军区不放心，“拿他们没有办法”，要打倒陈再道同志。江青还说，“要冲一冲武汉军区”。这就说明林彪、“四人帮”制造“七·二○事件”，完全是有预谋的。
    一九六七年春，在林彪、“四人帮”的直接支持和指使下，武汉地区的一些坏头头朱鸿霞、夏邦银、胡厚民、吴炎金、杨道远、李湘玉等人（现已查明他们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帮派骨干分子），反动气焰嚣张，打倒一切，大搞武斗，大搞打砸抢。武汉军区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介入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支持了革命群众，保护了大批干部，抓革命，促生产，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赞扬和拥护。这些正确的做法，却触犯了林彪、“四人帮”，引起了他们的仇视。四五月间，林彪、“四人帮”悍然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提出什么挖“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于是在武汉掀起了一股“揪出军内武老潭”、“打倒陈再道”的黑风恶浪。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坚决反对。他们拥护解放军，团结大多数，反对打砸抢，抓革命，促生产，同混进有些群众组织里的少数坏头头，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少数坏人的挑动下，发生了大型武斗。七月十四日，谢富治、王力、李作鹏等人来武汉，他们秉承林彪、“四人帮”的旨意，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煽动反军乱军，破坏军民关系，支一派，压一派，支持武斗，支持打砸抢，加剧武斗升级，造成机关瘫痪，工厂停产，交通中断，干部、群众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广大群众、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对王力等人的这些罪恶活动十分愤慨，七月二十日纷纷上街游行，反对王力，有些解放军指战员和群众，把王力拉到军区大院进行说理斗争。这就是所谓“揪斗、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的“七·二○事件”的真相。
    事件发生后，林彪、“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把“七·二○事件”说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利用所控制的一切宣传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对武汉地区广大军民实行反革命围剿。他们栽诬王任重、陈再道同志是“七·二○事件”的“后台”，把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八二○一部队诬蔑为“叛军”，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同志被打成“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许多部队同志的家属也被诬蔑为“叛军家属”；把“百万雄师”诬蔑为“百匪”，“反革命组织”，这个群众的领导人被打成“一小撮坏头头”，不少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家属被诬蔑为“百匪家属”；甚至连同情八二○一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惨遭迫害。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有的被长期关押，还有的被打伤、打死。广大军民一提到“七·二○事件”，莫不义愤填膺，情绪激昂。
    长期以来，广大群众纷纷向省、市委反映，要求澄清“七·二○事件”的性质。省、市委和军区，都作了大量的善后工作，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工农群众、解放军指战员和干部，要求为“七·二○事件”彻底平反，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
    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对“七·二○事件”作了多次研究，一致认为这个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制造的阴谋事件，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应公开宣布彻底平反。凡因“七·二○事件”强加于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遭受迫害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昭雪；被打伤、打死的人员，应按照党的政策，继续处理好抚恤等遗留问题。我们在落实有关“七·二○事件”政策时，一定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根据毛主席“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教导，引导大家顾大局，向前看，加强革命团结，不要纠缠历史旧帐，不能再搞资产阶级派性，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黑干将身上，进一步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全力以赴，把湖北省和武汉部队的各项工作搞上去，为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而努力奋斗。
    以上报告当否，请中央批示。
    中共湖北省委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
    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同意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现转发给你们。“七·二○事件”应予平反、昭雪，但平反昭雪的决定和“七·二○事件”经过，不要登报和广播。在处理这一问题时，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广大解放军指战员，顾大局，向前看，加强革命团结，不要纠缠历史旧帐，把广大干部群众更紧密的团结起来，同心同德，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九七九年初，连老父病重竟然也不让谢某回去看最后一眼
    1979年初的时候，我妹妹来探监，送给一条白手绢给我，我的感觉就有些不妥。果然我的父亲是3月8日去世的，市里面主持追悼会，我哥哥提出一个要求说要弟弟出来跟父亲做遗体告别，铁路上不同意，因为时间很短，就拖过去了。隔了一个星期，监狱的王干部递了一张长江日报给我，说要安得一点。我在报上看到父亲去世的消息，顿时五内俱焚，一拳打到铁窗上，把外面的栓子也震断了，手上鲜血淋漓至今留有疤痕。破口大骂这些当权派连国民党都不如，封建王朝的官儿也比他们好，连老父病重竟然也不让我回去看最后一眼，更不通知。他们说我疯了。我大闹了一场之后，案子又报到检察院，他们又来提审了一次，我什么都不怕，就对他们说：如果说谢先生该判刑，毛泽东、周恩来应该枪毙，我们的后台和黑手就是他们，我们就是按照两报一刊的口径来搞运动的。他们说你不要乱说话，你的案子蛮简单，你不要自己把它搞复杂了。
    我在1979年7月4日被放出来，以前日复一日地总是希望听到开铁门的声响，总是没有等到，已经到了接近绝望的地步。从1978年底的时候起，他们就把我从大号子里，转移到一个小号子里单独监禁，这个小号子不到5平方米，散步走两步就到头了，这么小的空间却有一盏100瓦的电灯泡，日夜照着，睡觉的时候要用被单包住头。号子的高墙外面是京汉街，街边有一棵白杨树，在号子里只看得见一个枝桠，春天来的时候，我看到含苞欲放的小芽，看到它到长出嫩叶，叶子由浅绿到深绿，秋风起叶子枯黄，冬天又变成光秃秃的枝桠。想起当初说为革命不怕把牢底坐穿的豪言壮语，那是多么的幼稚。
    后来邓小平和胡耀帮给五类分子摘掉帽子，我非常赞成，认为平反和脱帽都是应该的，他们本来就是弱势人群，不应该成为打击的对象，这在文革初期就是我们跟叁字兵进行血统论大辩论时候的基本立场，也是毛泽东的文革主张与刘邓不同的地方。不过这一次的大平反有明确的政治意味，邓小平非常聪明，让牛鬼蛇神都出来，收买人心以扫除毛泽东的残渣余孽。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愿意去回顾，曾经到底是谁要打击他们并推行极左做法的，历史事实好象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实利益。好象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当权派说毛泽东和造反派是极左，一些昧心的知识分子就跟着宣传这个观点。看起来历史已经没有了是非黑白，只剩下利害关系和以利害关系划分的阵线，历史是不是就因为这样而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呢？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九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
    中共湖北省委：
    关于“北、决、扬”一案，１９７４年３月省委决定交我院审理后，我们曾多次向省委汇报，一直未最后定案。去年５月省委常委再次讨论决定分别判处首犯鲁礼安、冯天艾无期徒刑，骨干分子蔡万宝、甘勇等有期徒刑。定于同年９月２０日在武汉市召开公判大会，并向中央报送了备案报告。后来省委领导同志又指示，公判大会停开，此案暂不处理。最近，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中对反革命罪的规定，我们对此案又进行了复查，现报告如下：
    一、立案与审查过程
    此案发生于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当时毛主席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发表了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指示。以华中工学院学生鲁礼安、冯天艾等为首，对抗毛主席指示，在社会上纠合成立“北斗星学会”，分裂群众，破坏联合，妄图搞乱武汉。在这种情况下，点名批判了他们。但是，他们改头换面，以鲁礼安为首成立了“武汉地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即决派），并出版《扬子江评论》，发表有反动内容的文章，故１９６８年由省革委会政法组立案审查，经调查后作出审查报告。１９６９年８月以武汉军区党委的名义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中共中央于１９６９年９月２７日发了《对武汉问题的指示》的文件，指出：“‘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作的大杂烩”，《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并指出：“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对“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对“《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省革委会根据中央指示，逮捕了王盛荣、鲁礼安等１３人，组织专案审查。经过审查，于１９７３年释放了周岳森。１９７４年３月此案交我院后，经批准又释放了田国汉、干毅、张志扬、王盛荣。周凝淳因患精神分裂症已保外就医，现尚有７人未处理。
    二、审理情况
    我院受理此案后，经过反复审理和核实，并多次研究，我们认为此案在事实上有重大的变化。
    １、幕后操纵问题不存在
    原认定“北、决、扬”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
    现查明：周岳森是华中工学院附属中学的党支部书记，根本不是特务，只与鲁礼安有过一般接触，不是幕后操纵者。干毅系华中工学院教师，原系国民党将领，与鲁礼安等人没有接触过，仅因其子干小雄曾参加鲁礼安在华工组织的敢死队而怀疑干毅通过其子操纵“北、决、扬”。经查，所列线索纯属分析，不是事实。王盛荣仅与鲁礼安见过一次面，没有谈及“北、决、扬”的问题，不是幕后操纵者。上列三人均早已释放，故幕后操纵问题已不存在。
    ２、反动纲领认定的根据不足
    经再次审查认为，从他们公开发表的“北斗星学会”宣言，还看不出有反动的内容。“决派”宣言，属于煽动极左思潮，鼓吹所谓“农运”，还不能认定为反革命纲领。原认定其有明显反动内容的（也就是有“三反对三重建”内容的）“决派”的宣言（草案），是鲁礼安起草的（现仅收集到打印件，没有原稿），未经“决
派”开会通过，也未公开发表，故不能认定为该组织的反动纲领。
    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
    但是，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
极力推行他们的极左路线，纠合一伙人，成立“北斗星学会”，“决派”，出版《
扬子江评论》，分裂群众，属于煽动极左思潮，做了一些危害党、国家和人民的坏事，主要是：
    (1)支持、煽动农民进城，破坏工农业生产，破坏城乡社会秩序。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下来后，鲁礼安等人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后要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农民运动已经成为当前湖北地区的主要矛盾。北京是学生运动的中心，上海是工人运动的中心，武汉将要成为农民运动的中心，因此，大肆进行活动，写什么《农民运动与知识分子道路》的文章，到农村去搞所谓农民运动的调查，炮制《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决派成立大会上宣读，宣扬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仁舟搞的所谓“巴河一司新农村”的经验，支持王仁舟带领受蒙蔽的农民来武汉寻衅闹事，破坏社会秩序，破坏农村的大好形势，在湖北、武汉地区影响很坏。
    (2)煽动所谓“反考”斗争，影射诽谤攻击周总理。
    他们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想的影响下，采用不指名的形式把周总理说成是什么“机会主义的中派”、“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
、“二月逆流的总后台”。鲁礼安在《扬评》上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
考茨基》的反动文章，影射诽谤周总理，……妄图打倒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3)鼓吹极左思潮，破坏团结，制造分裂。
    鲁礼安、冯天艾等人从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８年７月，编印《扬子江》及《扬
    子江评论》１２期，大部分文章是打派仗，也发表了一些有反动内容的文章，大肆鼓吹极左思潮，煽动派性，制造分裂，对搞乱武汉起到了破坏作用。
    三、处理意见
    我们认为：鲁礼安、冯天艾等人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打着造反的旗号，干了一些坏事，犯有罪行，尽管他们的活动，偶尔也有过公开反对和批判张春桥的问题，但不能因此改变他们犯罪的主要事实，而在当时对他们进行拘留审查是正确的，必要的，对于安定湖北形势，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现审查结果，“北、决、扬”不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反革命组织。因此，此案不作反革命组织处理，按各人的具体罪行分别处理。鉴于这些被捕前大都是青年学生或工人（临时工），入狱十多年来，经过教育，大部分对自己的问题尚能认识，故予以从宽处理。对鲁礼安、冯天艾、蔡万宝、严琳免予刑事处分，对甘勇、童丹、马业成不以反革命论处，予以释放。有所在地法院和公安部门分别办理法律和释放手续。并本着“给出路”的政策精神，由其所在地劳动部门安排，在集体企事业工作。
    以上报告妥否，请审批。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９日
    （有删节）
    
    
    一九七九年十月﹐中共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黨組經省委批復同意的《關于處理“北﹑決﹑揚”一案的請示報告》
    报告指出﹕作為認定“北﹑決﹑揚”反革命組織的主要依據即幕後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縱的事實已不存在﹐而且公開發表的“決派宣言”不能認定為反動綱領﹐因此﹐“北﹑決﹑揚”不能定為反革命組織。魯禮安﹑馮天艾等人免于起訴﹐先後釋放。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日，武汉市检察院对夏、朱、胡、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向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六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市中级法院分别向被告人夏、朱、胡、张送达起诉书副本。除被告人胡厚民拒不接受外，其余三名被告人均已接受，并办理了法律手续。朱、张委托律师为自己辩护；夏不要律师；胡厚民表示不请律师，他说：要请，我请联合国的律师。
    七月一日律师去见胡厚民时，他说“我不能让他们演双簧，对不起，谢谢律师先生！”
    五日上午，市中级法院再次将起诉书副本和开庭通知单送给胡厚民。胡当即用卫生纸做了一个封面，将两件法律文书包好丢出监号。他在封面上写着：“尊敬的法官先生，人家不愿意接受起诉书副本和开庭通知单，却硬要塞进人家的‘铁屋’，且声称这是依法办事。试问，这是依据什么法律办事？ 怪哉！先将原物奉还， 谢谢！”落款“铁屋居士”
    七月九日至二十一日，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夏、朱、胡、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共进行法庭调查十九次，其中有关夏的四次，有关朱胡张的各五次。
    在法庭调查中，被告人朱夏态度比较好，基本上承认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
    朱在第一次开庭审理结束后，在回监所途中看到新华路北湖一带建了很多新房子。他说，这两年发展真快，我几乎认不出来了，不知道还要不要我参加建设。朱对管教干部说：不错，法庭很文明，我原以为要拷上去、拷下来的。生活也不错，吃了两个面包。
    夏第一次受审后说：“开庭的方法很文明，起诉书上写的都是事实，我应该认罪。”“刚接到起诉书的时候有抵触情绪，看守所干部跟我谈话以后，感到主要事实是对的，枝节也没有什么必要辩了。人总是在变的，经过这段时间一想，就想通了。”夏还对管教干部提出：“我在法庭上有哪些不对的地方，你可以指出来，我好注意。
    被告张立国在第一次受审前，律师同他谈话，要他遵守法庭秩序，张当即作了保证。但在出庭受审时，态度却反复无常，对被指控的十九条罪行中的十条进行辩解，对法庭的审问，时而回答“这不是事实”，时而称证人是“有意作伪证”。回监后，张竟说：“法庭出示的证据不公正，只出示公诉人的证据，这个证据都是由公诉人任意取舍的”，“把我和夏朱胡一起审判，于法于理都不合”。
    七月十二日凌晨三时，张先后两次用毛巾勒自己的脖子企图自杀，被值勤民警及时发现制止。法庭调查后期，张的态度有所转变，能承认部分犯罪事实。
    被告胡厚民对法庭调查的问题拒不回答。他回到监所后说：“嗨！还不是那么回事，都是些老掉牙的问题，我听了心里好笑。一月夺权是毛主席肯定的，这算反革命夺权，那全国有多少反革命？”胡还说：“我对法庭没有信任感，我们的案子法院作不了主，他们也没有那个板眼作主。有人会为我们说话的。这不是我看不起他们，今天开庭有那么多小车，还不是头头们在看电视。对我们的处理，态度好坏无关紧要。王洪文的态度还不好？ 结果判了无期，比姚文元还重。态度越好越有鬼。”胡回到监所之后怒气冲冲地说：“人生能有几回搏，再不说，以后没有听众了。”“不管朱、夏、张判几年，我不管那些，我反正跟他们拼了。”因此，他藐视法庭，破坏法庭规则，故意称公诉人为“原告先生”，称审判员为“法官先生”，称书记员为“书记员小姐”。当法庭调查他策划一九六七年“一·二六”反革命夺权的犯罪事实时，胡只说了一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当审判长宣布休庭时，胡又说了一句：“法官先生不让我发言，法庭要讲道理嘛！”胡还在法庭上叫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进行法庭辩论，对被告胡厚民连续开庭两次进行辩论，被告人夏、朱、张均一庭辩论完毕。
    被告张立国、朱鸿霞既自己辩护，也委托了律师辩护。
    张立国在替自己辩护时，只承认自己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而不承认犯有颠覆政府罪，并对被指控的八条犯罪事实进行了辩解。律师在为张立国辩护时提出，第一，张立国阴谋颠覆政府案件发生在十年内乱期间，这一历史背景法庭应予以考虑。第二，起诉书指控张立国的犯罪事实中，有三条不能由张负主要责任：一是一九六七年五月指使编造武汉军区陈再道的材料问题；二是一九七四年三月抢走武汉市委机要档案材料问题；三是一九六九年三至五月的“反复旧”问题。第三，被告张立国归案后，认罪态度有反复，但在法庭调查后期基本上能老实认罪。以上三条，提请合议庭评议时予以考虑。被告张立国在最后陈述时说：十年内乱中我犯了罪，但我也是受害者。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应把我和夏朱胡区别开，恳求法庭在量刑时考虑我的一贯表现，考虑我还年青，考虑我上有老下有小，给予我从轻判处。
    胡厚民在辩护时全盘否定了起诉书所指控的罪行。他说自古以来，打官司两方面都可以说。但在整个法庭调查中，法庭只听原告的，不听被告的，很显然，是法官先生偏袒原告，压制被告，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严格地说是违法的。第一，把一·二六夺权说成是反革命夺权是站不住脚的。第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规定要搞“四大”，既然要“四大”，我们搞的那些何罪之有？ 第三，还有什么诬陷迫害干部，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把赵辛初、韩宁夫等搞到武胜路街头，不是阴谋。喻文斌等把省里几个领导人藏了几天，为什么不起诉喻文斌，不外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公诉人有理有据有力地批驳了胡厚民为自己进行的辩护，并提请法庭对胡厚民从重判处。
    七月二十四日，胡厚民的法庭陈述
    尊敬的法官先生：
    我认为我的问题决非个人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不为个人陈述，我要为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的工农兵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包括他（它）们的子女及亲友]在这里讲几句，为他（她）们鸣冤叫屈。
    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尽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仍然遭到歧视和排斥）。人民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人民法院不应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作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而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大公无私，亲疏一视同仁，不是说在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罢。
    也许有人说我这是为民请命，对此我将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是责无旁贷的。为此，我将代表这些受害者及其亲友特此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希望人民法院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秉公执法，严肃审理，为全体受害者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合理的结论。我起诉的内容如下：
    第一、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小邓拓等等罪名的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确负上述罪状，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应该给这些人员作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 1967年3月17日，全省上下一个晚上以反革命名义抓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如果上述人员确系反革命，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人家作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 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据曾思玉在总理面前汇报时说：湖北全省清理出几多万阶级敌人（我当时在场，曾有讲话稿）。如果这几多万确系阶级敌人，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这些人作一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一九六九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证据，这个文件是康生搞的），曾思玉、刘丰在湖北大抓北决扬、516，全省上下被打成北决扬分子，516分子的人，数以万计，被批被斗被抓致伤致残致死的人数是空前的，我个人就被打成516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幕后总指挥，北决扬反动组织的总头目总后台，幕后主要操纵者。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到底谁是北决扬？到底湖北有没有516？应向全省人民讲清楚，好象天津市委就宣布天津没有一个516分子，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五、 一九七○年曾思玉、刘丰在大抓北决扬516的高潮中，每次批斗我时，都要提出一部电台来，并称这部电台是我私设并使用过的。然而，我活了四十多岁，还不知电台是何许物也。请法庭审查，假如确认我私设电台并使用过，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请对这个轰动全省的奇案，应该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韭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六、 一九七六年底以后，全省上下许多人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抓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致死者无法统计。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但是我深信我伟大的党，必定会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至于我是判死刑还是只判无期，那就随你们的便罢。但是为了向党向人民表明我的心迹，特写了二首小诗，题为法庭吟：
    第一首：
    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
    身首异处分，魂尤信马列。
    第二首
    行至地狱入口处，当象游子返故居
    入党当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
    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
    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环宇
    我的陈述完了，谢谢法官先生
    胡厚民
    一九八二年八月（七月）二十四日上午于武汉中级人民法院法庭上
    
    七月二十八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阴谋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案件公开审判
    判处张立国、夏邦银有期徒刑各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各三年；判处朱鸿霞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处胡厚民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四被告回到看守所后，对法院的判决反应各不相同。
    夏邦银说，我原来以为会判我十五年以上，但没有，这是政府对我的宽大，我很感谢。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是指挥者，组织者、决策者，但判的比他们轻，这是干部教育的结果。犯罪要认罪，否则人民群众就不会谅解。说良心话，我一九七六年拍板太多了，主要是私心，想当官，想当大官。判我的刑是罪有应得，我不上诉。今后重新改造，好好做人。
    朱鸿霞说：没有想到对张立国判这么重。夏是中央委员，做的坏事不多。胡厚民主要是思想问题没有解决。我应该判最重，但不是最重的。我到劳改单位之后好好干，争取减刑，希望干部发挥我的长处。判我多少年我不在乎，但说我是反革命，我不能接受。我要上诉。刑是要判的，但在执行过程中，我想会有政策的，党不会嫌弃我们的，说不定将来还会有具体政策。
    胡厚民回到监所之后只说了三句话：判我二十年，我六年前（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隔离之时）就知道；把我和姚文元判一样重，从何说起呢？ 判我二十年是上面定的，有何上诉的必要？ 胡在看守所还写了两首诗“示女”、“示子”。
    张立国说：法院对我的判决是宽大的，体现了党的政策。我已被关了六年，还有七年，我要好好学习专业，刑满后四十三岁，还可以为人民做二十年事。我感激政府的宽大。这是从内心讲的。张还说，从今天的判决看，态度是重要的，夏邦银态度好，胡厚民态度坏，判的轻重就不一样。但我觉得对夏判轻了，他是湖北武汉地区的拍板人物，我们当时是“跟着夏委员干革命”的，对胡判重了。
    
    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对夏、朱、胡、张宣判后，枣阳、黄冈、荆州、孝感、长阳、沙市市、十堰市、阳新、恩施、襄阳、黄梅、宜昌、应城、巴东的代表集聚一堂，表示坚决拥护人民法院对夏、朱、胡、张的严正判决。他们称这次审判，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大灭了四人帮骨干分子的威风，大快人心，大得人心。
    对夏、朱、胡、张宣判后，省委常委李俊主持召开大会，省委第二书记、省长韩宁夫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人民法院对在湖北武汉地区为非作歹，作恶多端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进行宣判，是这伙反革命分子应得的下场，也是全省人民的一个重大胜利。这次审判是人民的审判，历史的审判，正义的审判，整个审判活动是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目的，收到了较好效果，省委对此是肯定的，满意的。
    韩宁夫同志说：我们在胜利目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势力不能放松警惕。各级党委要继续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一系列有关审理“两案”的方针、政策，打击少数，团结多数，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同那些在政治上捣乱，在经济上犯罪的帮派残余势力作斗争，要警惕那些跟随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钻进各级领导班子。一经察觉这“三种人”，就应迅速查明情况，坚决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
    韩宁夫同志说：省委相信，通过这次对夏、朱、胡、张的审判，必将达到揭露、打击敌人，团结、教育人民，促进安定团结和四化建设的目的。全省人民要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去争取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的更大胜利，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本报记者 良夏  原载1982年8月24日湖北日报社编《内部参考》第31期，总第81期）
    
    二、研究资料
    
    尋找胡厚民──兼談“文革”中造反派的悲劇命運
    钟逸专稿
    
    （1）
    胡厚民是“文革”中武汉工人造反派领袖中最有智谋﹑也最有影响的一位﹐曾被“三结合”进了湖北省革委会中担任常委﹐省总工会副主任﹐但“文革”中他多次被关押﹐1982年被当局以谓“四人帮余党”罪名起诉﹐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据传在刑满之前死在劳改农场。然而﹐2006年﹐有人却说﹕他还活着﹐以修电视机为生。
    近几年来﹐在武汉部分市民中频频出现关于“文革”中群众组织领导人的传言﹕谁在修电视机﹐谁在摆地摊卖皮鞋……听到传言的半信半疑﹐有人千方百计地去寻找﹐想判定真伪﹔也有人得知其身份后﹐请他们吃饭﹐给钱给物。
    2006年元月中旬﹐我偶遇“文革”中武汉最大造反组织“工人总部”成员李某﹐他与该组织勤务组（当年群众组织领导层通用“勤务组”的名称﹐领导人的职务为“勤务员”﹐这得名于毛泽东有关语录）成员胡厚民有过交往。李某告诉我﹕“你知道吗﹖胡厚民还活着哩。有人说他在修电视机﹐告诉我电话号码﹐我是以修电视机为名将他请来的。不久前我不仅和他见了面﹐还在一起吃过饭。”
    我大为惊疑。人死复生修电视机﹖
    “文革”爆发迄今已经40个春秋﹐中国社会改观惊人﹐使任何个人的命运发生极大变化﹐而造反派领袖既然从事了政治这一在中国属于高风险的行当﹐比别人多经历若干风云沧桑﹐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并不让人意外。不过﹐那个年代的过来人﹐目睹过他们在“文革”舞台上短暂数年叱咤风云﹐再耳闻他们修电视机﹑摆地摊的凄凉老境﹐总难免对他们人生中段数十个春秋的遭际浮想联翩﹐不胜唏嘘。
    算年龄﹐“文革”风云人物都过了花甲﹑古稀﹐不少已相继去世﹐幸存的当事人﹑知情人也来日无多。他们除了当年受审查时写的“请罪”交代材料﹐并没有留下多少能供后人公开研究的回忆史料﹐并没有能加入到反思这场规模﹑影响均“史无前例”的运动的行列中去﹐殊为可惜。当前﹐执政者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那么﹐寻找“文革”幸存的当事人﹑知情人﹐发掘他们所知晓的史实﹐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采取多种手段纾解民怨以防止大规模社会动荡再次爆发﹐应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吧。
    胡厚民是当年武汉工人造反派领袖中最有智谋﹑也最有影响的一位﹐在“文革”中被“三结合”进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中担任常委﹐省总工会副主任。他在1982年被当局以所谓“四人帮余党”的罪名起诉﹐在所有受审者中态度最强硬﹐一时名噪江城﹐他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刑期也是最重的。
    武汉工人造反派几个最出名的领袖﹐像夏邦银（汉阳轧钢厂工人﹐工人总部勤务组成员﹑湖北省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本文中“文革”人物简介﹐由三部分组成﹕“文革”初身份﹑群众组织中职务﹑“三结合”被安排的职务）﹑朱鸿霞（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李想玉（武汉钢铁公司工人﹐钢九一三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等均已去世﹐我们早先得知胡厚民也在刑满之前死在劳改农场﹐其姐胡秀娟为他办了丧事﹐许多人去吊唁。此事早在武汉流传多年﹐如今人死复生﹐怎不令人惊疑﹖
    李某将“胡厚民”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当知青的插队伙伴晏大姐﹐当年曾和胡秀娟交往颇深﹐后来断了音讯﹔还有一位朋友鲁先生当年见过胡﹐我们不由得都很想“验明正身”。
    2006年元月25日下午﹐晏大姐如法炮制﹐打电话以“修电视机”的名义将“胡厚民”请到家中。我和晏的女儿均到场﹐事前我们反复看了胡厚民30年前的照片﹐对他壮年时的相貌特征烂熟于心。“胡厚民”到晏大姐家后﹐我们又立即打电话给鲁先生﹐请他尽快赶来辨认。
     “胡厚民”来后检查电视机说是好的。晏大姐看到他装工具的塑料文件盒上插着名片﹐赫然印着“胡厚民”三个字﹐便说﹕您家（武汉方言﹐即“您”）这个名字我蛮熟悉﹐您家认不认识胡秀娟﹖“胡厚民”说﹕“她是我姐姐﹐原在汉正街做生意。”
    晏大姐说﹕“我们原来在一起做生意﹐打交道很多﹐她现在住在哪里﹖”“胡厚民”说﹕“她住在居仁门﹐有个抱养的姑娘。”
    我在旁边观察﹐觉得此人与三十年前照片中胡厚民的身材﹑相貌差距太大﹐就拿出一张胡的照片﹐问他认不认识。“胡厚民”反问我﹐你和他是什么关系﹖我说他就是胡秀娟的弟弟。“胡厚民”愣了一下说﹐这是胡厚雄﹐已经死了。他神色惊恐不安﹐说自己“学习”了十几年﹐不愿意说过去的往事﹐很心酸。还说他改过名﹐现在才改回来。
    我问他多大年龄﹖“胡厚民”答﹕68岁。我又问原来在哪里工作﹖他说在武船搞翻砂。“胡厚民”还说﹐我姐姐知道我的情况。晏大姐忙问胡秀娟的地址﹐“胡厚民”说﹕“你到居仁门一问就找得到她。”
    鲁先生还未赶来﹐“胡厚民”起身欲走﹐我将朱鸿霞的照片递给他看﹐朱﹑胡在“文革”中生死相依﹐两人再熟悉不过。但他看了一眼未作反应﹐就走出房门。晏大姐赶快抓了20元钱追上去要付他的上门费﹐他坚决不收。
    他走后﹐我认为此“胡”不像照片中的胡﹐也没有领袖气质﹐多半不是真胡厚民。晏大姐说﹐这个年头他冒充胡厚民对他有什么好处﹖我觉得像。他说的年龄﹑原工作单位都对﹐家里的事情像胡秀娟抱养女儿也说得那么真切。是否受打击太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们对他的“突然袭击”﹐他接受不了﹖晏的女儿是位教师﹐也说有点像照片上的人。
    鲁先生十分钟后才赶来。听了讲述﹐他说他百分之百不信﹐一个人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很容易了解到﹐不能据此判断为真。
    当天晚上﹐执着的晏大姐冒着严寒去了居仁门。当地人说﹐居仁门是个老地名﹐原为城墙﹐早已拆毁﹐这一带现只有崇仁路这个地名。晏大姐当即打电话问“胡厚民”﹐回答说是崇仁路146号﹐晏大姐找去﹐没有此人。再打电话﹐“胡厚民”又说在集贤村3号。晏大姐再找去﹐仍找不到。她找当地居委会主任﹑书记及不少老人调查﹐均说无此人。此时已是晚上9点35分﹐再拨打“胡厚民”的电话已无人接。第二天﹐晏大姐用不同座机和手机多次打“胡厚民”的电话﹐均未答话即被挂断。
    柳暗花明﹐找到胡的姐姐
    2月上旬一天﹐晏大姐来电话说她费尽周折联系上了胡秀娟﹐约我到她家去见。我和鲁先生走进晏家﹐未经介绍﹐我一眼即认出了酷似照片中胡厚民的胡秀娟﹐虽然已七十多岁﹐她仍显得很精神。
    我向胡秀娟问起那位修电视机的“胡厚民”﹐胡秀娟说﹐几年前就有人向她说起过﹐此人原来在汉阳一带活动﹐有一次替人修表未修好﹐被汉阳一些退休老工人识破﹐认为此人“败坏胡厚民的英名”﹐将其痛打了一顿。
    我问胡厚雄是谁﹐胡秀娟回应﹕“他是二弟。”我说﹕“上次那个假‘胡厚民’说照片上的人是胡厚雄﹐看来他对你们家的情况非常了解。”我又问﹕“胡厚民如在世该有多大年纪﹖”她答﹕“69岁。”考虑到中国人报年龄往往虚报一两岁的习惯﹐假“胡厚民”报的年龄倒也相仿。
    我纳闷此人冒充胡厚民动机何在﹖胡秀娟说﹐可能是想得到人们同情﹐多给点修理费吧。胡秀娟大度地说﹐此人也许在文革运动中被当作“胡厚民”审查过﹐当时全省到处抓男“胡厚民”﹑女“胡厚民”﹐抓了不少人﹐他现在这样做也是为了生计……此时﹐我分明看见胡秀娟的眼睛已经潮湿发红。
    “文革”结束已经30年﹐揭批“四人帮”﹑清查“三种人”的运动进行了多少年﹐人们始料不及﹕当年“十恶不赦”的造反派领袖的名字﹐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居然有“市场价值”﹖
    胡厚民之死
    我问她胡厚民的死期和死因﹐胡秀娟说﹕“开亚运会那年（1990年）10月31日。监狱通知我说是这一天﹐死于脑溢血。我就怀疑﹕他整天在牢里吃萝卜白菜﹐以前从未听说有高血压﹐怎么会得脑溢血﹖就请了湖北印刷厂的医生杜丽娟和胡厚民的四个弟弟﹐买了一台照像机﹐买了新衣服﹐一起到他劳改的襄樊去。我们拍了不少死者照片﹐请杜医生写了一个死亡鉴定报告。杜丽娟说﹐从尸斑看﹐是脑溢血死亡的典型症状。”胡秀娟还说﹐管教干部介绍﹐胡厚民发病之前﹐省劳改局去了一个人到监狱找胡厚明谈话﹐胡厚民突然说脑壳疼﹐眼睛突然发黑﹐送往医院抢救时﹐还开了颅。“死者头上有个洞﹐医生说在抢救时揭了‘盖子’。”
    1990年9月﹐胡厚民时年76岁的母亲陈爱娣以“原判执行刑期计算有误”向武汉中级人民法院申诉﹐经法庭审理裁定﹐确实应该扣除“文革”中多次羁押期4年零9个月﹐“胡厚民的刑期起止日期应从1976年12月10日起至1992年3月9日止”。也就是说﹐他被囚禁14年﹐还有16个月就可恢复自由时去世了。顾建棠(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书记﹑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的回忆更为准确﹕2001年1月﹐我拿到省劳动厅一份文件﹐文件里讲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华中工学院学生﹑红司新华工头头﹑省革委会副主任）出狱都要回原单位安排工作﹐工资按逮捕前的级别套现在的标准。我问曾负责湖北“两案”工作的省政法委秘书长谢杰民﹐为什么没有胡厚民呢﹖谢杰民回答说胡厚民死了。根据中共中央82年9号文件精神﹐判重了的可以减刑或提前释放。胡厚民属于提前释放人员﹐省里下通知到劳改农场﹐劳改农场领导找胡厚民谈话﹐把省里的精神告诉他﹐准备第二天就释放他。农场办了一桌酒席﹐农场领导﹑监狱工作人员和胡厚民一起吃饭﹐胡厚民在喝酒时倒下﹐抢救无效死亡。
    胡秀娟告诉我们﹐胡厚民的骨灰盒一直存放在归元寺里﹐没有安葬。
    2006年6月27日﹐我和胡秀娟﹑她的两位弟媳及胡厚民生前好友十余人来到汉阳归元禅寺对过不远的僻静小巷。这是一幢两层砖混结构的典型江南民居﹐门楣上挂着“平田南村54号”蓝底白字标牌﹐大门右边挂着“汉阳净业火葬骨灰坛寄放处”的木牌﹐厅堂正对大门依墙摆放着香案﹑神龛﹑方桌﹐东墙贴着两张署名归元禅寺﹑盖有公章的通告。胡厚民的骨灰盒存放在二楼拥挤的骨灰存放架上﹐骨灰盒上嵌着死者的5寸遗照﹐一张红纸上用毛笔写着“胡厚民”三字﹐上面搭盖一小块红绸﹐显得寂寞而冷落。
    我们这群凭吊者在厅堂里摆上胡厚民的遗像和鲜花﹐点燃香烛﹐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悼念仪式。
    （2）
    武汉造反派领袖胡厚民在法庭陈述上说﹕既然“文革”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公正合理的评价﹐得到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仍然背着各种罪名。人民法院不应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作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
    胡厚民法庭陈述的追记
    1976年12月﹐经中央批准﹐湖北省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实行专案审查﹐1977年11月28日宣布对其逮捕﹐一直关押到1982年7月才进行审判。
    胡厚民在法庭上的陈述记录稿在当局手中。下面是胡厚民在狱中的追记﹐1983年由家属探监时带出。
    尊敬的法官先生﹕
    我认为我的问题决非个人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不为个人陈述﹐我要为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工农兵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他（她）们的子女及亲友在这里讲几句﹐为他（她）们鸣冤叫屈。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长期遭到歧视和排斥）。人民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人民法院不应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作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而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大公无私﹐亲疏一视同仁﹐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文革”中湖北最大的保守组织──钟注）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罢﹖﹗
    也许有人说我这是为民请命﹐对此我将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是责无旁贷的。为此﹐我将代表这些受害者及其亲友特此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希望人民法院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秉公执法﹐严肃审理﹐为全体受害者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合理的结论。我起诉的内容如下﹕
    第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小邓拓”等等罪名的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确负上述罪状﹐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应该给这些人员作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1967年3月17日﹐全省上下一个晚上以“反革命”名义抓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如果上述人员确系反革命﹐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人家作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据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钟注）在总理面前汇报时说﹕湖北全省清理出几多万阶级敌人（我当时在场﹐曾有讲话稿可查）。如果这几多万确系阶级敌人﹐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这些人作一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1969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证据﹐这个文件是康生搞的）﹐曾思玉﹑刘丰（武汉军区政委──钟注）在湖北大抓“北﹑决﹑扬”﹑“五一六”﹐全省上下被打成“北﹑决﹑扬”分子﹑“五一六”分子的人﹐数以万计﹐被批﹑被斗﹑被抓﹑致伤﹑致残﹑致死的人数是空前的﹐我个人就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幕后总指挥﹐“北﹑决﹑扬”反动组织的总头目﹑总后台﹑幕后主要操纵者。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到底谁是“北﹑决﹑扬”﹖到底湖北有没有“五一六”﹖应向全省人民讲清楚﹐好象天津市委就宣布天津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五﹑1970年曾思玉﹑刘丰在大抓“北﹑决﹑扬”﹑“五一六”的高潮中﹐每次批斗我时﹐都要提出一部电台来﹐并称这部电台是我私设并使用过的。然而﹐我活了四十多岁﹐还不知电台是何许物也。请法庭审查﹐假如确认我私设电台并使用过﹐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请对这个轰动全省的奇案﹐应该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六﹑1976年底以后﹐全省上下许多人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抓﹑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致死者无法统计。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但是我深信我们伟大的党﹐必定会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至于我是判死刑还是判无期﹐那就随你们的便罢。但是为了向党向人民表明我的心迹﹐特写了二首小诗﹐题为法庭吟。
    第一首：
    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身首异处分﹐魂犹信马列。
    第二首：
    行至地狱入口处﹐当像游子返故居。入党曾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寰宇。
    我的陈述完了﹐谢谢法官先生。
    胡厚民
    1982年7月24日上午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
    湖北日报记者在《内参》中这样描述胡厚民﹕“他利用合法机会﹐在被告席上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这两首诗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从中不仅可以看出胡厚民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还可以看出他拒不认罪的反革命骨气。”
    （3）
    
    胡厚民的刑期和“四人帮”中的姚文元相同﹐超过林彪反党集团中被判刑的所有人。他被重判是因为拒不认罪。“文革”十年﹐武汉造反派除1967年“七二○”事件后风光过一年多时间﹐其它时间几乎都在挨整。胡厚民的遭遇是湖北﹑武汉所有造反派遭遇的缩影﹐他三次坐牢﹐“文革”期间竟有将近一半时间被监禁﹐“四人帮”垮台后胡厚民又被关了5年零8个月﹐才被法庭宣判。
    胡厚民﹐湖北汉阳人﹐1954年由技校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当工人。1961年入党﹐延至1964年转正。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966年底﹐胡厚民与朱鸿霞等人成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的帮派头目。12月﹐胡厚民到北京﹐在戚本禹的操纵下冲击中南海。1967年1月26日﹐胡厚民与夏邦银﹑朱鸿霞等人策划联合夺取湖北省﹑武汉市党政大权。2月22日﹐胡厚民同杨道远﹑朱鸿霞等人在《长江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夺权与资产阶级夺权的生死决战》的长篇文章﹐加剧了武汉各群众组织的分裂和派性斗争﹐使武汉内乱加深。“七二○”事件后胡厚民与朱鸿霞一伙掀起了武汉地区反军乱军恶浪﹐并在北京组建成立了“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返汉后﹐组织策划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弹药和大量军事机密文件﹐召开万人大会﹐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胡厚民等策划成立了“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指挥部”﹐欲以此充当省革委会的过渡权力机构﹐继而夺取省﹑市大权。当王力在“七二○”事件中被中央揪出之后﹐胡厚民伙同朱鸿霞等人竟要求王力担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随后﹐胡厚民参与组织“北﹑决﹑扬”反动活动。
    1968年1月﹐胡厚民参与策划了武汉地区的“三反一粉碎”运动﹐致使武汉地区的生产遭到损失﹐群众遭受不幸。为了篡夺各厅﹑局大权﹐胡厚民与朱鸿霞等人指使姜诗存组织成立“28个厅局夺权指挥部”﹐企图架空省革委会﹐夺取厅局领导权。在此期间﹐胡厚民还参与指挥中原机械厂武斗﹐造成打死2人﹑打伤57人﹑工厂停产3个月﹑经济损失数百万元的结果。胡厚民还插手浠水县的武斗﹐造成死15人﹑伤8人的惨剧。1969年﹐胡厚民在武汉参与﹑组织﹑策划“反复旧运动”﹐召开“反复旧﹑反逆流﹑反复辟动员大会”﹐在中央下达了《关于处理武汉地区“反复旧”问题的指示》后﹐胡厚民一伙仍提出在武汉要进行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运动﹐同中央指示对着干。1970年6月胡厚民被监护审查﹐1974年3月解除监禁后﹐其反党反军活动更加猖狂﹐多次召开黑会﹐制造内乱舆论﹐并多次有组织地围攻军区﹑省市革委会﹐为了加强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联系﹐胡厚民伙同朱鸿霞等人组织专门写作班子﹐给江青﹑王洪文送黑材料﹐以示效忠﹐提出“批林批孔就是批周总理”。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胡厚民一伙更极力鼓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攻击老干部是“民主派”﹑“走资派”。
    为篡党夺权﹐胡厚民与朱鸿霞一伙成立了核心领导班子﹐于3月21日强占省招待所13号楼作为指挥部﹐并设立了所谓材料组﹑宣传组等七大组﹐并按战线分工﹐公开向省革委会要官要权。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经中央批准﹐胡厚民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被依法逮捕。1982年7月2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胡厚民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上面全文照录的﹐是1996年至2000年参加编辑《武汉大典》的人员根据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武汉市档案馆提供材料写成的“胡厚民”条目（注1）。该条目虽未最后入选《武汉大典》﹐但它是笔者得到的官方关于胡厚民的最完整叙述﹐弥足珍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继北京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成员”的审判之后﹐各省也审判“文革”结束后即被拘押的所谓“‘四人帮’爪牙”。湖北省造反派的一批头头被判刑﹐其中判得最重的是胡厚民﹕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一同受审的张立国（华中工学院学生﹐红司新华工头头﹐省革委会副主任）和夏邦银（汉阳轧钢厂工人﹐工人总部勤务组成员﹐省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各判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朱鸿霞（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本文中人物简介由三部分组成﹕“文革”初身份﹑群众组织职务﹑“三结合”被安排职务）被判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胡厚民的刑期和“四人帮”中的姚文元相同﹐超过林彪反党集团中被判刑的所有人。他被重判是因为拒不认罪。
    “文革”十年﹐武汉造反派除1967年“七二○”事件后风光过一年多时间﹐其它时间几乎都在挨整。胡厚民的遭遇是湖北﹑武汉所有造反派遭遇的缩影﹐他三次坐牢﹐“文革”期间竟有将近一半时间被监禁﹐“四人帮”垮台后胡厚民又被关了5年零8个月﹐才被法庭宣判﹐此前未经法律程序他被关押了十年半。
    官方上述“胡厚民”条目﹐颇具“盖棺论定”的权威性口吻。然而﹐所述果真是事实么﹖果真是历史结论么﹖“文革”后话语权被官方垄断﹐“文革”真相长期被封锁﹐官方媒体妖魔化造反派﹐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向造反派。值此“文革”爆发四十周年﹐笔者探访胡厚民的亲友和知情人﹐包括当时与他属于对立派别的人士﹐深深感到﹕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坚定勇敢﹑诚信﹑有爱心的人格﹐承受艰难而勇于负责﹐心系国家命运和弱势群体疾苦﹐拒绝功利﹑利己和机会主义……这是人类精神天宇中永不磨灭的星光。在这星光普照之下我来说胡厚民﹐不由想起人们提起他时常说的一句话﹕是一条汉子。    船工出身的工人造反派領袖    1937年6月15日（注2）胡厚民出生在武汉市一个船工世家。父亲胡仁德是一位老船工﹐在长江﹑汉江靠撑船摆渡运输养家糊口﹐育有五男二女﹐胡厚民是大儿子。10岁开始﹐胡厚民就跟父亲学撑船﹐后来又跟父亲在大船上学司舵。
    1949年﹐胡厚民告别三年艄童生活﹐插班进入汉口第六小学四年级。1954年初中毕业后考进武昌造船厂技校﹐1955年元月加入共青团﹐毕业后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工作。1958年大办钢铁时﹐胡厚民是转炉工﹐工作环境很恶劣﹐胡厚民索性搬到武船铸钢分厂去住﹐晚上就睡在余温燎人的炉子里。由于表现积极﹐他当上电炉长。
    胡厚民1960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函授班﹐1961年7月1日加入中共（注3）。1965年武昌造船厂组织工人业余文艺宣传队﹐让胡厚民负责。宣传队不仅在本厂演出﹐还走出厂门﹐到肉联厂﹑国棉一厂﹑六厂﹑市技术工人学校等单位演出﹐受到热烈欢迎。胡厚民搞过一些业余创作﹐还写过一些报道在《湖北日报》上发表。他还曾任车间党支部组织委员。按当时说法﹐胡厚民可谓“根正苗红”的培养﹑依靠对象。
    1966年夏天﹐胡厚民被派到北京钢丝绳厂学技术﹐亲身感受到北京如火如荼的“文革”热浪。回到厂里﹐他和李承弘﹑喻尊启三人成立“红尖刀战斗小组”。李承弘与胡同寝室﹐当时年仅23岁﹐后为工人总部发起人之一﹐先后担任过工总组织部长﹑联络部长﹔喻尊启是工人工程师﹑厂劳模﹐当时厂里提出过“外学马学礼（湖北着名劳模）﹐内学喻尊启”的口号。这个小组写过几篇大字报﹐有一篇质问是谁“扼杀了我厂第一个工人毛主席着作学习小组”﹔另一篇是揭批铸钢厂当时的上级武汉市冶金局党委（武船铸钢分厂1965─1969年一度划归武汉市冶金局管辖﹐改名“武昌铸钢厂”）对运动领导不力﹐不支持工人“革命行动”﹐未同意工人要求派车送工人到武汉大学去看大字报。“红尖刀战斗小组”的大字报也遭到大字报的回击﹐有大字报说厂长吴方贤﹑喻尊启和胡厚民三人关系密切﹐是“三家村”﹐拉帮结派﹐不搞政治挂帅﹐搞“唯生产力论”。
    真正让胡厚民加入造反派的﹐是8月下旬北京南下来武汉串联的部分大学生﹐提出“炮轰湖北省委”口号﹐指责湖北省委前一段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文革”初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任重和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张体学等﹐操纵多数派红卫兵及工农群众“保卫省委”﹐大抓“南下一小撮”。王任重公开威胁“枪打出头鸟”﹑“秋后算帐”﹐张体学仿效毛泽东﹐穿军装﹑坐敞篷吉普车在武昌体育场检阅红卫兵﹐省﹑市委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到各大中学校和工厂﹑农村演出《湖北省委就是好》的歌舞。张说﹕“南下学生傅军胜是一个右派﹐将来不把他划成右派﹐老子去告他的状﹗……送到湖北劳改﹐我省长不当了﹐去当劳改队长”﹔还声泪俱下控诉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赵桂林﹐宣称﹕“我就是湖北佬﹐我不是好惹的﹗”
    当局始料未及的是﹐发动“湖北省委就是好”的大辩论﹐却发动了群众。
    李承弘在湖北大学贴出大字报﹐支持“炮轰湖北省委”的首都学生﹐胡厚民也支持李。当时中央尚未批准工矿企业开展“文革”﹐10月初《红旗》杂志13期社论发表后﹐在聂年生（华中工学院学生﹐红司新华工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常委）等人支持下﹐胡和李加入新湖大“红八月”战斗队﹐两人还找到武汉市委工交政治部主任刘振邦﹑湖北省总工会主席张天林谈判﹐要求成立工人群众组织。
    1966年11月10日﹐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中﹐几乎与上海“安亭事件”同时﹐武汉的造反派工人成立了工人总部。胡厚民是发起者之一。【注释】　　1﹐笔者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朋友提供。　　2﹐此系武汉市公安局《安葬许可证》上出生日期。其姐胡秀娟的记忆是1936年农历六月初二﹐查万年历为公历1936年7月19日　　    （4）
    
    胡厚民在“文革”中干了什么﹖因胡厚民在受审时拒收起诉书和判决书﹐其家属无法向作者提供决定他命运的这两份文件﹔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档案馆又不开放让公众查询有关“文革”的档案﹐只能通过大量采访当事人﹐结合不同时期当权者给胡厚民罗列的主要“罪状”﹐挑选其中武汉地区有影响的事件﹐将胡厚民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叙述如下：
    胡厚民的“文革”角色与“罪名”
    胡厚民在“文革”中干了什么﹖
    因胡厚民在受审时拒收起诉书和判决书﹐其家属无法向作者提供决定他命运的这两份文件﹔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档案馆又不开放让公众查询有关“文革”的档案﹐省﹑市图书馆竟规定﹕查阅“文革”期间报刊者须出示省﹑市委办公厅的介绍信。作者只找到本文开头的“胡厚民”条目﹐并对照夏邦银﹑朱鸿霞﹑吴焱金（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人﹐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一号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等人的判决书﹐和1977年4月湖北省“夏朱胡专案组”公布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相信当局对胡厚民的指控﹐应该与《夏邦银刑事判决书》（市法〔82〕刑初字第29号）所述大致相同﹐一曰“颠覆政府罪”﹐二曰“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三曰“诬告陷害罪”﹐“即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以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当然﹐在“文革”中不同时期和“文革”后1982年审判中﹐罪状说法各有不同。
    通过大量采访当事人﹐结合不同时期当权者给胡厚民罗列的主要“罪状”﹐挑选其中武汉地区有影响的事件﹐将胡厚民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叙述如下。
    
    一﹐关于“冲击中南海”
    
    据亲历者李承弘﹑王光照（武汉锅炉厂工人﹐工人总部成员﹐武汉锅炉厂革委会委员）等人回忆﹕在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和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学生的牵线串联下﹐工人总部在湖北大学31号楼形成雏形﹐大约在10月底成立的工人总部勤务组有李承宏﹑李洪荣﹑余福生﹑彭国华﹑胡国基﹑朱鸿霞﹑丁?秅C人。1966年11月10日﹐工人总部在省委洪山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张体学和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修到会﹐张体学讲话﹐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祝贺工人总部成立﹔他提前离开﹐说细节由赵修继续讲。张走后﹐赵修就一问三不知﹐连成立总部都不同意﹐只同意设联络站﹐结果谈崩了。不能“树旗”﹐组织又得不到省委承认﹐工人们于是决定拦火车到北京﹐希望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几百人到北京后住在国务院白石桥接待站﹐向中央反映情况﹐也到北京各高校与机关串联﹐ 了解形势。
    几乎同时﹐上海发生“安亭事件”﹐大批工人在安亭拦火车要求进京﹐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给上海工人的电报中﹐要求他们返回原单位﹐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上海工总司则批判陈的电报是“大毒草”。全国各地在京“造反”的工人﹐在首都工人体育馆举行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大会得到首都红卫兵三司帮助﹐武汉工总到京人员负责整个会务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王光照回忆﹕会后﹐我们打着“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旗帜﹐步行来到中南海西门﹐在墙壁上贴了两条标语﹐说我们要找陈伯达同志辩论﹕到底革命是“大道理”还是生产是“大道理”﹖我们认为陈伯达把“大”“小”颠倒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共去了三百多人﹐为了避免给人以口实﹐我们把身上凡是金属制品哪怕是指甲剪也都集中交给其他人带回去。朱鸿霞﹑胡厚民﹑王光照和李承弘等人排队走到中南海西门﹐与一个穿四个口袋军装的干部交涉要见陈伯达。大家都安静地坐在警戒线外﹐只有一两个人站起来﹐要求转达“一定要把陈伯达同志请出来”。晚上绝大多数人撤走后﹐胡厚民和李承弘等人一直坚持到深夜12点。
    这就是次年3月武汉军区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的主要罪状之一──“冲击中南海”。
    造反工人的崛起给中南海出了难题。周恩来﹑陶铸等希望运动按照原来中央文件的部署进行﹐不要延及工交战线﹐但激进的造反工人强烈抵制。张春桥表态支持上海工总司﹐得到毛泽东支持。武汉造反派工人一部分参加了11月26日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返汉﹐还有一部分参加了周恩来及陶铸﹑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人两次分别接见后返汉。省﹑市委态度大变﹐给钱给物给汽车﹐还安排工人总部到阅马场红楼（原省政协办公楼﹐今辛亥革命纪念馆）办公。胡厚民则留在北京﹐主持驻京联络站。
    
    二﹐参加“一二六反革命夺权”
    
    工总领袖非常重视在大型企业的产业工人队伍里发展组织。工总初期﹐七人勤务组中来自大型企业的只有朱鸿霞和武汉锅炉厂李洪荣﹐1967年元月﹐朱鸿霞主导调整工总勤务组﹐换掉几名来自中小企业的头头﹐新的九名常委几乎全部来自大型企业﹐工总“四大金刚”（成员最多的四个单位）分别是武重﹑武锅﹑武船和电信局﹐以及有十几万产业工人的长江航运管理局和纺织系统。造反派普遍也受“出身论”影响﹐怕被外界抓辫子说“政治不纯”﹑“组织不纯”﹐推选领袖时很注意其家庭成份和政治表现﹐胡厚民是党员﹐是产业工人﹐有较强的组织号召能力﹐很快被推选为“工总”勤务组二号勤务员﹐从此﹐工总实际上是他掌握实权。
    武汉钢铁公司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成立于1966年12月12日﹐张体学亲自授旗。“九一三”名称来自毛泽东1958年9月13日视察武钢。九一三原是工总武钢分部﹐其头头李想玉﹑杨玉珍(女﹐武钢工人﹐九一三勤务组成员﹐后为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等全是工总上京告状的人﹐后来从工总脱离﹐双方达成划分地盘协议﹕九一三只在青山区发展﹐工总不到青山区发展。青山区当时除武钢外最大的企业是拥有三万多职工的第一冶金建设公司﹐该公司技术干部曹承义（后为武汉市革委会委员）本要参加工总﹐因工总﹑九一三两家有上述协议﹐未能如愿﹐索性另创造反组织“新一冶”。胡厚民后多次责怪工总组织部长李承弘﹐说他犯有两大错误﹕一是不该让九一三独立出去﹐二是组织上实行“血统论”（必须是红五类出身）和关门主义。
    
    （5）
    
    1967年7月18日晚﹐毛泽东在东湖亲自交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要他释放朱鸿霞和胡厚民。第二天﹐阶下囚一下变成了座上客﹐陈再道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接到军区招待所吃了一顿饭﹐送了每人一套《毛泽选集》。
    1967年元月初﹐工总﹑九一三和学生组织二司属下数十万成员在新华路体育场连续批斗王任重﹑张体学等人﹐酝酿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据时任工造总司负责人吴焱金讲﹕“一二六”夺权时﹐武汉造反派各组织在湖北大学开会﹐我就与胡厚民发生了争执。胡厚民说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仅仅是三个（大学）学生造反组织﹐与二司这个全市性的学生组织没法比﹐“三新”不是坚定的造反派﹐红三司是“康老三”（“康”指康有为﹐讥红三司是“改良派”）﹐大联合要以工总﹑九一三﹑二司为核心。工造总司是全市性组织﹐夺权还不会排斥我们﹐我为小组织出面讲话﹐我说﹕革命不分先后﹐组织不分大小﹐只要是革命造反组织﹐都应该参加夺权﹐都应该考虑它的代表。你们工总是最大的组织﹐不要一搞就是打﹑砸﹑抢。我的发言遭到工总﹑九一三代表的围攻﹐发言中说我是“托派”﹑“投机分子”﹐并表示只有他们几个组织才是最革命的。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但没有联合夺权。工造总司的王锦铭（武汉市低压锅炉厂工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后为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很幼稚﹐跑到市政府抢了武汉市人民委员会的铜章子﹐我知道后认为他是瞎搞﹐我说章子有屁的用﹐叫他立即还回去。工总﹑九一三﹑二司知道了这件事﹐把这件事估计得太严重了﹐于是1967年2月8日在已经被内部造反派夺了权的《长江日报》上﹐以多个造反组织联名的方式发表声明（俗称“二八声明”）﹐把造反派的矛盾公开化了。
    杨道远（武汉测绘学院学生﹐钢二司一号勤务员﹐后为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对两派分裂经过的说法不同。他说当时成立了联合指挥部﹐预备夺权﹐打算成立七个人的常委班子﹐但工造总司的人说﹐二司参加我们就不参加了。外面传出工总﹑二司不可靠﹐二司的头头“修了”（即修正主义）这些舆论。工造在汉口还联合一些组织成立了一个夺权办公室。他声称﹕“这一次分裂﹐真正是他们挑起来的。”
    杨道远还回忆﹕于是二司总部决定坚决不让他们夺权。“布置了几个学校﹐在他们夺权之前﹐提前下手把印章都拿走。要他们知道﹐你们人没人﹐枪没枪﹐夺权﹐夺个什么权﹖”二司连夜去人到省委﹑省人委把印章都取走。但造反派中的另一派还是搞了夺权大会﹐起草了声明﹑公告和致敬电﹐要在第二天《湖北日报》上刊登。“张体学给各专﹑县打电话﹐要他们承认夺权﹐我们坚决不承认﹐坚决不让《湖北日报》发布公告。”
    双方矛盾催生的那篇“二八声明”﹐是由二司笔杆子雷志茂根据2月4日工总﹑二司﹑九一三等七个组织开会的精神执笔的。二司宣传部长吴恒春后来回忆﹕“这篇声明﹐矛头所向很明显是对新派组织（即上述“三新”学生组织和工造总司等）的。是说他们在侵占文化革命的胜利成果”﹐充当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策划了形“左”实右的假夺权。
    “声明”颇有“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的文风﹐以舍我其谁的口气痛骂﹕“王任重﹑张体学利用爪牙走狗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伙同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他一切牛鬼蛇神﹐相互呼应打入革命造反派内部﹐配合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利用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及一些忘记阶级斗争﹑忘记为党夺权的糊涂虫﹑马大哈﹐还骗取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纠集了一个围剿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大杂烩”。
     “二八声明”激化了造反派内部矛盾﹐赞成的一方称为“香花派”﹐反对的一方称为“毒草派”──这也就是后来造反派分裂成为“钢派”与“新派”的滥觞。使局面更加对立的﹐是武汉军区十天后介入辩论﹐于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认定“二八声明”大方向错误﹐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声称部队将对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该声明用宣传车﹑直升机在全市和造反派集中的大单位散发。
    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造反派并不示弱﹐杨道远回忆﹕我们又组织了一个“二二二文章”《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与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明”针锋相对﹐署名为杨道远﹑朱鸿霞﹑胡厚民。
    但3月17日晚﹐形势急转直下﹕武汉军区在全武汉市实行大逮捕﹐拘捕工总分部以上头头共485人。3月21日﹐武汉军区发布公告﹐宣布工总是“反革命组织”﹐“立即予以解散”。二司头头不得不列队去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请罪”。
    胡秀娟回忆﹕3月17日晚﹐建乐街派出所户籍警三﹑四个人到家里来抓胡厚民﹐胡的妹妹胡茜（24女中68届高中生﹑班团支部书记﹐钢二司红卫兵）反应激烈﹐说你们没有逮捕证﹐不许带人走﹔说深更半夜抓人﹐又没有带铐子﹐用绳子五花大绑地捆着﹐抓人是非法的﹔你们镇压革命造反派﹐我要到毛主席那里去告你们。她追着警察一直骂到派出所。
    王光照回忆﹕从3月17日到6月中旬﹐我被关在宝丰路监狱的二楼﹐二楼是个长方形的环形楼房﹐斜对面就关着胡厚民。对面送饭牢门打开时﹐我从监视孔中可以看到胡厚民﹐和胡关在一起的是一位60多岁的国民党将军。我和胡厚民是每天上午10点﹑下午4点半共两餐﹐是用桶装的菜。遇到蔬菜的淡季﹐上午的菜是一块臭腐乳﹐下午的菜是一块辣罗卜条﹐吃不饱饭……我看到胡厚民在牢房里锻炼身体﹐我也学着锻炼身体。后来他和我分别被转走。
    1968年夏﹐政治上一度翻身的工总负责人在船上开江心会议﹐胡厚民让开会的人去参观他坐过的湖北“天字第一号牢房”。李承弘说﹐估计是在长江边的军山砖瓦厂﹐当时胡已当上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旧地重游﹐监狱的军代表还让部队一个班出来列队欢迎。这个监狱很特别﹐是个长方形的建筑﹐有3个单间﹐每个牢房4-5个平方米﹐房间的四周没有窗子﹐外形像机场里的油库﹐门有1尺厚﹐外面是铁门﹐内面是橡皮的﹐防止犯人自杀。房间顶上有个台球那么大的小孔﹐里面没有床﹐只有一堆草。这次胡厚民被拘押﹐罪名是“阴谋颠覆政府”﹐“非法组织工人总部﹐成为帮派头目﹔冲击中南海﹔参与了一月夺权”。此罪名被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推翻。1967年7月17日毛泽东说﹕“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注4）毛泽东还说﹕“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嘛。整工人造反派﹐是有意识搞的。”（注5）1967年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提出﹕“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胡秀娟告诉笔者﹐1967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在东湖梅岭（疑为梅园──作者）亲自交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要他释放朱鸿霞和胡厚民。第二天﹐阶下囚一下变成了座上客﹐陈再道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接到军区招待所吃了一顿饭﹐送了每人一套《毛泽东选集》﹐用吉普车将两人送到造反派的大本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释放。胡厚民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出来﹐身上穿的是父亲旧社会穿的蓝布衫﹐上面到处是洞。
    4﹐《毛泽东传》14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5﹐《杨成武将军访谈录》﹐173－174页。    （6）
    
    三﹐“反军乱军”和“抢枪武斗”
    
    反军乱军是造反派的一条主要罪名﹐其实﹐“揪军内一小撮”和“武装左派”最先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早在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毛就加上“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提法。1967年7月18日晚上﹐毛泽东讲﹕“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8月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信中说﹕“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武装左派。”（注6）经毛泽东审定的196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也用了“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周恩来步步紧跟毛泽东﹐在1967年8月11日接见首都红代会学生代表说﹕“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
    但是﹐仅仅只过了一天﹐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注7）
    “七二○”事件中央表态支持武汉造反派以后﹐武汉造反派确有头脑发热﹑派出人员到全国去支左﹑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但中央制止后很快就停止了。
    1968年3月24日﹐中央揪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称他们是“变色龙”﹐武汉造反派两大派中的“新派”提出“揪武老杨”的口号﹐矛头主要是对着林彪在湖北的死党刘丰（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活党”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死党”“活党”的说法﹐是批林批孔时毛泽东对刘﹑曾定性）。但胡厚民并不同意这一口号。据柳英发（湖北省实验中学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后为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回忆﹕作为钢派智囊人物﹐胡厚民认为历来反军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出于“钢﹑新之争”﹐胡厚民想出一个“拥军”口号与“新派”对着干﹐即“拥护曾﹑刘﹑方﹑张﹗（“方”是方铭﹐武汉警备司令区司令员﹑15军军长﹑武汉市革委会主任﹔“张”是张昭剑﹐15军副政委兼武汉警备区副政委﹑1968年7月任17军政委﹐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揪出薛﹑李﹑孙﹑姜﹗”（薛朴若﹑李长庚﹑孙德枢﹑姜一﹐均为“新派”同意结合的老干部）谁知曾﹑刘等人并不领情﹐曾思玉在1968年6月传达中央精神的大会上说﹕“我一听到‘拥护曾﹑刘﹑方﹑张’的口号就头疼。”胡厚民心灰意冷﹐再也不提这个口号。    关于武装左派和抢枪﹐根据目前看到的材料﹐与胡厚民并无牵连。杨道远回忆﹕1967年《红旗》杂志八一社论出来后﹐还发来文件﹐有“武装左派”的精神。我和方保林（武汉机械学院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后为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等几个人去找时任15军政治部主任康星火﹐要求发枪。第二天他们就答复﹐说武装你们肯定是应该的﹐但是群众组织很多﹐单给你们发枪其他组织找上门来不好办﹔最好是你们自己去仓库里搞﹐我们支持你们。杨道远马上召集会议﹐决定由武大﹑武测和武工三校学生去﹐“守卫排看到钢二司的人来了﹐就派了几个人开门热烈欢迎﹐后面的车子就开进去了﹐我也亲自进了仓库。先是拿枪和子弹﹐后来连擦枪布都搬回来了﹐还有几尊迫击炮也运回来了。”他还说﹐武汉警备区“部队派了很多校枪的﹑修配的技术军官过来”﹐“训练也是部队的干部搞的”﹐还打过靶﹐此事还在《解放军报》上登过。后来中央下达“九五命令”﹐要求群众组织缴枪或封存﹐“我们坚决执行了﹐仓库的枪先行封存了﹐造册都是部队的人搞的﹐都交给了军政训练办公室”。
    造反派抢枪与某些人别有用心地怂恿有关。王光照回忆﹕1968年5月中旬一个深夜﹐张昭剑（时任武汉警备区副政委）突然轻车简从来访﹐对我说﹕“老王﹐现在形势有变﹐左派不武装不行。”还说新华工如何如何﹐搞了多少枪﹐要我们尽快行动起来。他还吐露省公安厅里有这么一批“货物”。后来﹐武锅去3303工厂（兵工厂）和省公安厅抢了枪。
    至于胡厚民“参与指挥中原机械厂武斗”的罪名﹐实际上是胡厚民的姐姐胡秀娟等人有责任﹐她被控“组织指挥打砸抢”﹐1977年10月被当局逮捕入狱﹐1980年4月被判刑5年。从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对胡秀娟的起诉事实看﹐此事与胡厚民毫无关系﹐但是在批判胡厚民时这笔帐还是算在他头上。
    
    四﹐不得不说的“钢新之争”
    
    武汉军区取缔工总﹐被工总﹑二司等组织“二八声明”说成是“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造反奸贼”﹑“托派”的新派并没有幸灾乐祸﹐而是认为﹕这是否定整个“文革”﹐并不是仅仅对着哪一派造反组织。脣亡齿寒﹐新派早在3月4日就伸出援手﹐在他们控制的《湖北日报》上发表社论《粉碎秋后算帐的反攻倒算》﹔随后新华工借庆祝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40周年﹐游行到二司组织为主的院校串联﹐高呼毛40年前的语录“一切权力归农会”﹑“痞子要掌权”﹐支持受压的二司。4月5日﹐武汉市一中造反派大联合组织新一中革司成立﹐立即公开驱赶军区支左办公室派来的工作组﹐并发动了两次声势浩大的﹑矛头针对武汉军区和市人武部的绝食行动。
    6月17日﹑6月24日﹑7月15日﹐武汉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几次对造反派大围攻的“白色恐怖”中﹐钢﹑新两派工人﹑学生的血流在一起。
    但大敌当前﹐造反派内部并未消弭矛盾。杨道远回忆﹕“我们组织班子写上北京的汇报材料﹐新派和钢派都参加﹐主要分歧就是为工总翻案上﹐意见不一样。”钢派要求彻底翻案﹐释放被抓的头头﹔新派则只要求给工总广大成员平反。【注释】
    6﹐《王力反思录》1010-1002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7﹐据《王力反思录》1014页。
    
    （7）
    
    “七二○”事件后﹐8月8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造反派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主要负责人﹐竭力协调钢﹑新之争。但胡厚民对武汉的大联合﹐有自己一套想法
    “七二○”事件后﹐8月8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造反派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主要负责人﹐竭力协调钢﹑新之争﹐指出﹕“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对的﹐一二六夺权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一个夺权的革命演习﹐大方向是对的﹐要支持。”“三新同志的错误”是“客观支持了”武汉军区二一八严正声明﹐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事实上﹐三新的同志很快就发觉不对头了﹐在大风大浪中站在了革命方面”﹐“三钢的同志应当谅解”。“三钢﹑三新一定要加强团结。大家都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过去并肩战斗﹐共过患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千万不可打内战”。讲话纪要最后说﹕“革命派一定要实行大联合﹐至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研究一下﹐不是上海道路﹐也不是北京道路﹐应当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武汉有自己的特点嘛”。
    对武汉的大联合﹐胡厚民有自己一套想法。据柳英发说﹐胡认为武汉大联合应该像上海那样﹐实现“三个一”﹕一个领导﹔一张报纸（当时武汉地区《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分别被新派和钢派控制）﹔一个组织。为此﹐胡厚民动员吴焱金的工造总司加入工总﹐但胡又瞧不起工造总司﹐认为他们都是“卖烧饼油条的”﹐不是真正的产业工人﹐只在总部常委中给他们几个席位﹐这下把吴焱金搞毛了。
    林子忠（武昌造船厂工人﹐新武船联司一号头头﹑武船厂革委会副主任）回忆﹐1967年9﹑10月份﹐胡厚民找我说﹐把武船的权交给你﹐你们新武船联司参加钢工总﹐不要再搞什么“新派”。我当时笑了一下﹐说此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要跟兄弟们商量一下﹐实际上婉拒了胡的要求。……胡厚民还动员谢华之（武汉大学学生﹑三司革联一号勤务员﹑后为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的三司革联参加钢二司。
    1967年10月8日周恩来陪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到武汉访问﹐问钢二司勤务组成员柳英发﹐武汉的大联合怎么搞比较好﹐柳英发说﹐学生都加入钢二司﹐工人都加入钢工总。周批评柳英发年纪小派性大。他说﹐武汉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要走武汉的路﹐尊重山头﹐承认山头﹐最后消灭山头﹐成立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实现大联合。中央在10月17日发出通知﹐要求各革命群众组织按行业﹑按系统﹑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这个通知是毛主席同意的。胡厚民当时私下认为周总理的指示与中央10月17日通知是不大一致的。因钢派人数多﹐按行业﹑按系统实行大联合钢派就占优势﹐而按山头实现大联合则要让出不少席位。因此他大力鼓动要按中央10月17日通知精神实行大联合。
    “钢新之争”的焦点是以谁为核心来掌权﹖钢派头头特别是胡厚民认为新派不是坚定的造反派﹐有投机性。他们唯我独“左”的思想也与当权派蓄意挑拨离间有关。柳英发说﹐刘丰曾经对钢派头头煽动说﹐你们钢派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新派是小资产阶级﹑投机商﹑统战对象﹔你们钢﹑新两派还在打内战﹐百万雄师还在闹翻案。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朱鸿霞﹑胡厚民在批判林彪死党刘丰时都揭发过此事。1972年张体学患癌症临终前﹐则把新派头头召集起来开会﹐挑拨说一定不能让钢派头头掌权。

    五﹐领导武汉的“反复旧”运动。
    
    “反复旧”不是武汉造反派的发明﹐全国最先搞“反复旧”的是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济南军区政委王效禹﹐是《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最早提出“反复旧”口号（见1968年10月出版的《红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和1969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的对北京化工三厂的整党调查）。“两报一刊”字里行间传达的信息决不会逃过受压的造反派敏锐的眼睛。　　造反派认为武汉就是《红旗》社论所指的“只有形式上的三结合而不是革命三结合”。柳英发回忆﹕1968年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初期﹐“在革委会里﹐基本上是军代表说了算﹐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不起作用。群众代表只是个花瓶和陪衬。当时有一种说法﹐说群众代表是‘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电话一打小车来。’”
    1968年底﹐大﹑中学生大批毕业离开学校到军垦农场﹑上山下乡﹐随着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单位纷纷举办“五不准学习班”（当局认可其隔离审查期可折算刑期﹐相当于牢房）﹐把大批造反派代表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军代表支持和依靠保守派利用“清队”来整造反派。同时各单位还发起“捅马蜂窝”运动﹐以夺取造反派在各级革委会中的政治地位。“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名存实亡﹐造成“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的局面。
    1969年初﹐胡厚民看到了报刊上有关“反复旧”提法和王效禹在《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击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此时单位的保守派来家里抓他﹐胡厚民及时跑掉﹐到了青岛﹐见到了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葆华。几件事促成胡厚民下决心回武汉发动“反复旧”。此时造反的大﹑中学生都已离开城市﹐工人造反派自“文革”以来首次独立面对强大的当权者﹐胡厚民意识到﹐必须团结新派同志一起“反复旧”﹐才能造成强大声势。
    “七二○”后﹐钢派搞“钢化江城”﹐新派搞“新武汉”﹐1968年春钢﹑新两派还发生过一些武斗﹐两派积怨很深﹐胡厚民与新派工造总司的头头从无私下来往。吴焱金回忆﹕此时胡厚民在协和医院住院﹐他请朱鸿霞﹑夏邦银﹑郭洪斌（Z口区房地局工人﹑工总组织部长）﹑田国汉（湖北印刷厂工人﹑工总宣传部长）等巨头先后上门找我承认钢﹑新之争中的错误。“胡厚民出院后﹐邀我到他家去了一次。讲了抓他的经过和青岛之行﹐还反省说﹐当年你们揪‘武老杨’时﹐我们共同对敌就好了。他还说‘反复旧’不搞不行﹐最好是由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三个人出面挂帅牵头。其情感十分真挚。”
    “反复旧”打头炮的是武锅的王光照。王特地选了对工总大逮捕的两周年纪念日──1969年3月17日﹐在厂门口贴出大字报﹐标题是《列宁选集》中的一句话“我们决不半途而废”﹐这与朱﹑李﹑吴署名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大字报﹐拉开了武汉“反复旧”大幕。胡厚民又叫朱鸿霞﹑吴焱金﹑王光照等人上街演讲﹐讲保守派怎么回潮﹐造反派为什么受压﹐为什么要“反复旧”。王光照说﹕我在“反复旧”中﹐在全市各单位一共讲了60场大型报告会﹐与我同台演讲的有丁家显（武汉测绘学院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吴焱金﹑朱鸿霞和李想玉等人。我概括的是军宣队拿“三条扁担”﹑“三根绳子”压造反派﹐“三条扁担”是指“派性﹑打砸抢﹑抢枪乱军”三条罪名﹔“三根绳子”是指造反派“想当官﹑想入党﹑造反动机不纯”三条罪名。
    吴焱金说﹕4月27日﹐我们在汉口工艺大楼街头召开“反复旧誓师大会”。大会由胡厚民主持﹐朱鸿霞和我分别讲话﹐有数万人参加大会﹐把中山大道堵塞得水泄不通﹐“造反派感到扬眉吐气”。
    4月底﹐中央通知将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常委以上群众组织代表接到北京京西宾馆。胡厚民敏感到中央某些人打算隔离造反派头头与群众联系﹐要压制造反派捍卫“文革”成果的努力﹐临走前指派郭洪斌﹑方斌（工总武汉客车制配厂头头）当“反复旧”负责人﹐交代说﹕我们去北京以后﹐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写信﹐你们在武汉闹得越欢﹐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8）
    
    1969年春天﹐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叶群﹑黄永胜等中央领导与湖北﹑武汉造反派会谈﹐共有四个通宵。第一次接见﹐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哪个叫胡厚民﹖胡厚民站起来回答了。周恩来说﹕“你坐过来﹐我今天要领教领教你。”
    5月份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接见湖北﹑武汉造反派﹐共有四个通宵。
    吴焱金回忆﹐第一次接见﹐进场后每个人发了一份铅印的有关“反复旧”的资料。其中第一篇就是朱﹑李﹑吴三人署名的大字报。
    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哪个叫胡厚民﹖胡厚民坐在较远的地方﹐站起来回答了。“你坐过来﹐我今天要领教领教你。”周恩来问﹐“‘反复旧’是你发动的吗﹖”胡厚民说﹕是我们大家一起搞的。周恩来又问﹕“你是根据谁的指示﹖你‘反复旧’的依据是什么﹖”胡厚民回答﹕“我是领会中央的意图。”周恩来问﹕“中央什么时候说要‘反复旧’﹖”胡厚民说﹕“中央两报一刊中提到的﹕反对复旧。”胡厚民举了很多例子。周恩来问康生﹕“康老﹐你有什么看法﹖”
    康生把“‘反复旧’的资料翻了一下﹐问了署名的三个人是谁﹐康生说﹕“你们现在都还年轻嘛﹐‘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你们的雄心壮志还不小。你们对马克思主义了解有多少﹖从文章中看不出来。现在形势大好﹐复什么旧﹖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嘛﹐你们是反哪个的复旧﹖”康生谈到周恩来在上海搞工人运动﹐出生入死﹐那才是洒尽热血为人民。听说武汉市还在搞“反复旧”﹐根子就在你们﹐你们要做工作。
    陈伯达也讲了话﹐大概意思也是你们不能再搞了。
    叶群讲话说﹕“我也算你们半个老乡。你们年轻气盛﹐看问题不全面﹐有盲目性。也许你们受了委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你们应该按正常的组织渠道反映情况。你们不是普通群众﹐你们不应该搞这么大的动作﹐你们在全中国全世界都造成了影响。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这个情况﹐派我们来就是做你们的工作的。你们今天谈的情况﹐我回去以后会向林副主席报告的。你们可以写信回去说服他们不要搞了。”
    接见后﹐胡厚民对吴焱金说﹕机会来了﹐你把接见的情况写下来。胡厚民要他写信对武汉方面说﹕方针不变。说中央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只有继续搞﹐才能反映群众的呼声﹐促使中央解决问题。吴焱金回忆﹕“信是由胡厚民口述﹐由我执笔﹐落款仍是朱鸿霞﹑李想玉和我。”
    吴焱金回忆说﹕
    第二次中央首长接见﹐
    周恩来问我们是怎么回事。他说﹐要你们给武汉做工作﹐武汉的火怎么越烧越旺了呢﹖胡厚民说﹕我们做工作群众也不一定听﹐他们有切身的问题未解决﹐你把问题解决了﹐就是不做群众工作﹐群众自然就不闹了。
    康生声色俱厉地说﹕群众的工作做不了﹐头头的工作你们也做不了﹖﹗你们的部下﹐你们怎么不能做工作﹖康生对胡厚民说﹕你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不是工作做不了﹐是你们没有做工作﹐甚至做相反的工作。你们不要搞两面派﹐不是做不做工作的问题﹐而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你们不要以为不做工作中央拿你们没办法了。
    陈伯达﹑叶群﹑黄永胜讲得比较缓和﹐意思大同小异﹕你们不能再搞了。周总理身体这么不好﹐工作这么忙﹐为了解决你们的问题﹐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陪你们谈﹐姑且不谈大道理﹐不知能不能感动你们。
    5月19日上午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参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对各界人士的接见。
    第二天晚上﹐又把我们召到了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责成我们拿出一个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方案。周恩来拿出“五二七指示”草稿的打印件发给我们每个人看了﹐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意见提得最多的还是朱鸿霞和胡厚民﹐周恩来在现场用铅笔对文件进行修改﹐修改后又给朱鸿霞和胡厚民两人看﹐并解释有些意见不能采纳。还说如果没有大的意见﹐就这样定了。吃完夜宵后﹐放映《南京长江大桥》纪录片﹐周恩来坐在我和朱鸿霞中间﹐周恩来对我们说﹐这一次﹐不能再反复了﹐除了做下面的工作﹐你们这次来的人中还要统一思想（暗指胡厚民）﹐周恩来握着我和朱鸿霞的手说﹕我相信你们。
    5月27日晚上﹐我们第四次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接见﹐
    周恩来等正式向我们传达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中发（69）28号〕文件﹐即“五二七指示”。
    “五二七指示”转发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说﹐“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在实际上就背离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一运动性质被定性为“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武汉的“文革”研究者老田在《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弈的七个回合》一文中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从‘五二七指示’所隐含的处置方式看﹐当权派的一切作为都免于追究﹐实现‘团结’的唯一的调整方式是压制造反派的不满和反抗。”“‘五二七指示’下达后﹐造反派不再进行公开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间﹐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却无法消除。一些造反派由此对周恩来颇有微词。非常奇怪的是参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领导人中﹐除周恩来﹑康生外﹐其他参与者构成整个儿的‘林彪反党集团’。这个不利于造反派的调整过程﹐没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参加。”
    
    （9）
    
    中共后来承认﹕“五一六”和“北﹑决﹑扬”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竟然全是子虚乌有﹗诬陷胡厚民在北京组建“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和胡厚民参与组织“北﹑决﹑扬”反动组织﹐完全是别有用心地打击造反派的伎俩。但祸及全国一千多万人﹑许多人被整死﹑致残的特大冤假错案﹐到“四人帮”被粉碎时不了了之﹐没有任何人得到平反﹑道歉。
    
    六﹐被打成湖北“北﹑决﹑扬”和“五一六”的总头子。
    
    对胡厚民及湖北造反派给以致命打击的﹐是1969年下半年开始的清查“北﹑决﹑扬”﹑“五一六”和批判极“左”思潮﹐简称为“两清一批”﹐时间长达5年。胡厚民被诬陷在北京组建“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是湖北地区“北﹑决﹑扬”的总头目﹐他为此在“文革”中第二次被关押达4年5个月之久。
    “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的简称﹐是1967年11月至1968年下半年造反派中具有异端思潮的同一松散群体演变的三个名称。据冯天艾（华中工学院学生﹐“北﹑决﹑扬”主要撰稿人之一）回忆说﹕“北﹑决﹑扬”人员极盛时不过25人﹐由于认识上的差异﹐造反派钢﹑新两派中绝大多数人对其都是反对的﹐在其被中央定性之前﹐多次强烈批驳其观点。鲁礼安（华中工学院学生﹐“北﹑决﹑扬”主要撰稿人之一）就是被黄石铁山的新派抓获押送新华工﹐再送武汉警备区关押的。由于鲁在“七二○”事件前冒着白色恐怖为工总翻案﹐被抓后﹐钢工总许多基层单位自发组织了营救活动﹐但并非出自对其观点的赞同。柳英发说﹐钢工总领导人和胡厚民本人都不支持“营鲁”。
    军区三办（支左办公室）的负责人徐键等人成天穿梭于钢﹑新两派之间搜集“北﹑决﹑扬”的罪证﹐对造反派普遍反对“北﹑决﹑扬”一清二楚。可是曾思玉﹑刘丰等人却指使军区三办以湖北省革委会的名义向中央写报告﹐捏造罪名﹐认定“北﹑决﹑扬”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反革命组织﹐利用中共中央1969年9月27日对武汉问题的指示（简称“九二七”指示）﹐借批“北﹑决﹑扬”为名﹐把全省造反派统统打成“北﹑决﹑扬”和“五一六”分子。
    柳英发说﹐从10月3日到10月28日﹐曾思玉﹑刘丰在洪山礼堂召开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九二七”指示。我是从10月16日开始参加会议的。这次会议﹐批“北﹑决﹑扬”只是名义﹐实际是批武汉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批胡厚民﹑朱鸿霞﹑任爱生﹑杨道远等﹐特别是集中批判胡厚民。大会发言中﹐凡是造反派的发言﹐无论钢新﹐多是先把自己批评一番后﹐再集中批胡。朱鸿霞就揭发过胡厚民的“三个长期斗争论”﹐即所谓“革与保的斗争是长期的﹔革委会中新老干部的斗争是长期的﹔钢新两派的斗争是长期的”论点。
    1969年10月3日﹐刘丰在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上关于“北﹑决﹑扬”问题的讲话﹐表明了曾﹑刘等炮制惊天冤案的来龙去脉及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他讲到“决派”及《扬评》的反革命罪行共10条﹐从第5条开始就全是张冠李戴﹐把部分造反派做的事说成是“决派”罪行。例如﹕“五﹑煽动抢枪﹐挑动群众组织打内战”﹐“八﹑鼓吹‘反复旧’运动﹐狂热地煽动向无产阶级反夺权”﹐“九﹑鼓吹反动的‘工团主义’﹐破坏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等等。
    被曾﹑刘钦定为“北﹑决﹑扬”一号头头的鲁礼安听了十大罪状﹐莫名其妙﹐他在几十年后写道﹕“这后面几条以前我都没听说过﹐大概是社会上一些群众组织鼓吹的﹐也一股脑栽到我们头上”（注8）。实际上﹐此时曾﹑刘首长“醉翁之意”早已不在几个“空议论”的书生了﹐而是想用“北﹑决﹑扬”这个箩筐﹐将所有造反派都装进去。
    1969年11月上旬﹐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造反派组织的骨干和头头10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空军学院。
    平毅（武汉液压件厂技术员﹐工造总司宣传部长,湖北省总工会副主任）回忆﹕学习班是中央党校性质的﹐名誉校长是林彪﹐陈伯达亲自主持﹐学习班的主要负责人是张昭剑﹐说学习班的目的是要斗私批修﹐解决湖北派性问题﹐弄清湖北文革中几次大的事件﹐如抢枪﹑武斗﹑派性会议和大的争论﹐实际上是专揪“北﹑决﹑扬”﹑“五一六”。张昭剑在学习班里把主要矛头指向三钢三新。因为工总组织大﹐在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的影响都很大﹐而胡厚民的点子比较多﹐张昭剑就把朱鸿霞﹑胡厚民并列为重要对象。在学习班里﹐反复地调动感情﹐把是否认识自己有问题﹑是否揭发别人﹐提高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高度﹐逼迫承认参加了“北﹑决﹑扬”﹑“五一六”。要求大家画出各种反动组织表格的式样﹐一直画到上面满意为止。
    王光照也说﹐当权派对胡厚民特别“重视”。电信局的汤玉莲作为武汉造反派的女代表﹐参加过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因为当权派要整胡厚民﹐没找到过硬罪证﹐就想要汤玉莲承认她与胡厚民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学习班搞“车轮战”﹐日夜不让休息﹐点着大灯泡照她的眼睛﹐最后她被逼跳楼自杀。
    因为新派从“北﹑决﹑扬”诞生之日起就与之针锋相对﹐把新派说成是“北﹑决﹑扬”确实让天下人不服。陈伯达不愧是大秀才﹐他把学习班的方向从消除派性扭转到揪“五一六”分子﹐找到了致所有造反派于死地的共性问题。
    刘汉武（武汉机械学院学生﹑钢二司司令部工作人员）回忆﹐1970年元月﹐陈伯达到学习班讲话﹐说造反派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派性膨胀﹐打倒了一批走资派就忘乎所以了﹐又跟走资派搞到一起。北京出了“五一六”﹐中央抓了他们﹐他们就分散到各地发展组织。陈伯达问武汉有没有“五一六”﹐朱鸿霞回答说﹐武汉造反派在观点上与“五一六”针锋相对﹐在内部进行过清查﹐没有发现“五一六”。陈伯达出门后﹐又转身回来说﹐不是你说的那样﹐“五一六”在武汉大大地发展了组织。陈伯达越说越气﹐说你们不争气﹐我们中央文革很伤心。
    学习班后期﹐他们抓了工总的刘万泰﹑九一三的张鹏程﹑工造总司的王锦铭﹐打成“现行反革命”。
    1970年5月30日﹐胡厚民﹑杨道远﹑李想玉等人从学习班被逮捕单独押解回汉。胡厚民﹑杨道远被定性为湖北省“五一六”的总头目。1970年6月11日至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湖北省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批斗胡厚民﹑李想玉等。
    顾建棠(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书记﹑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回忆﹐刘丰1970年10月1日在汉阳的大桥工程局平台上看焰火时对人讲﹕“‘北﹑决﹑扬’就是土‘五一六’”。
    胡厚民拒不认账﹐一点也不妨碍他成为双料的反革命分子。曾思玉1971年1月17日在湖北省“两代会”上﹐公然诬陷胡厚民是“五一六”和“北﹑决﹑扬”。曾思玉说﹕“要把‘北﹑决﹑扬’的总头目胡厚民的‘三个反对’﹑‘三个重建’﹑‘三个长期斗争’的反革命黑纲领批倒批臭”。“胡厚民就是（工总）驻北京联络站的站长﹐干了许多反革命勾当。他与‘五一六’合伙”。
    杨道远回忆﹐一直整到1972年﹐最后只剩下我和胡厚民﹑任爱生三个人关在省公安厅。那是个单独的院子﹐有伙房﹐但是吃饭不在一起﹐偶然开锁可以听见﹐说话也可以听见﹐生活上还不算虐待。1973年3月转移出武汉﹐到了招待所看床上的被子印着“咸宁地区招待所”的字样﹐才知道到了咸宁。
    1967年9月起至1972年底﹐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联手﹐多次作出指示﹐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清查“五一六”分子。打击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整人手段之卑劣﹐在“文革”中都属少见。
    被当局说成是全国“五一六”总头目的王力,1981年7月17日在秦城监狱给党中央写信时说﹕“中纪委告诉我全国整了一千万‘五一六’分子。”（注9）被点名的“五一六”头头除王力﹑关锋﹑戚本禹外﹐还点过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些人后来都被证实不是“五一六”。建了账﹐就应该销帐。“五一六”这个祸及全国一千多万人﹑许多人被整死﹑致残的特大冤假错案﹐到“四人帮”被粉碎时不了了之﹐没有任何人得到平反﹑道歉。
    1972年﹐已经复出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告诉刘汉武﹕“湖北整‘五一六’﹑‘北﹑决﹑扬’﹐全省搞了六十几万。确实搞错了﹐要给省委一点时间来纠正错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曾思玉临走前在洪山宾馆召开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地方省革委会常委以上干部会议﹐说﹕“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批的批了﹐不该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1979年10月﹐中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经省委批复同意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指出﹕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已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免于起诉﹐先后释放。此案才大白于天下。
    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竟然全是子虚乌有﹗诬陷胡厚民在北京组建“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和胡厚民参与组织“北﹑决﹑扬”反动组织﹐完全是别有用心地打击造反派的伎俩。【注释】
    8﹐鲁礼安《仰天长啸》432﹑433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
    9﹐《王力反思录》380页。
    
    （10）
    
    造反派偶然发现毛泽东关于湖北省清查“五一六”搞过了一点﹐要剎车﹑纠正﹐并注意政策的讲话。林彪死党﹑军区政委刘丰竟对之封锁﹐批示“暂不传达”。曾思玉亲笔签字批示﹐说是“在必要的时候﹐对造反派一些人要处以极刑”。新调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领着政委王六生接见造反派代表﹐杨拍案追问副政委张玉华﹐张哭了承认有这件事。
    
    七﹐批林批孔时提出“放﹑平﹑补﹑提﹑纳”五字方针
    
    从1968年下半年清理阶级队伍至1973年中共十大这五年中﹐在湖北武汉掌权整造反派的﹐主要是军队干部。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等人把许多地方干部也作为打击对象。刘丰常常说﹕“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湖北地方干部以新四军五师干部为班底）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真正“架空革委会”的﹐实际上是这批人。
    批林批孔运动初期﹐1974年3月2日﹐胡厚民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他身体被折磨得非常不好﹐经常得去协和医院看病。
    此时﹐武锅的造反派偶然在厂党委档案室发现毛泽东关于湖北省清查“五一六”搞过了一点﹐要剎车﹑纠正﹐并注意政策的讲话。林彪死党刘丰竟对之封锁﹐在文件上批示“暂不传达”。此时刘丰早已垮台被监禁﹐曾思玉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去了济南军区﹐钢工总的四大柱头武重﹑武船﹑武锅﹑电信局﹐马上召集一些人到武汉军区门口静坐要求接见。新调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领着政委王六生﹑副政委张玉华在武昌炮校接见了造反派代表。王光照说﹕“我们将刘丰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对抗中央精神﹐长期整群众的事当面向杨司令员作了汇报。杨得志就转头去问张玉华有没有这件事情﹐张玉华当时内心极为惊恐不安﹐他把眼镜取下来﹐又戴上去﹐又取下来。杨得志拍案追问﹐最后张玉华哭了﹐承认有这件事。”
    据顾建棠说﹕军队整了许多造反派和地方干部的黑材料﹐有一份列有18人的名单﹐上面有曾思玉的亲笔签字批示﹐说是在必要的时候﹐对造反派的一些人要处以极刑﹐当中就有我的名字。
    林子忠回忆﹐1974年3月30日﹐钢派的人已经把军区围着要“两清一批”的黑材料。新派头头张立国发话要我牵头去找市委查封军区搞的黑材料。当时钢新两派关系并不融洽﹐但都意识到不联合不行。胡厚民赶到市委﹐对我们查封黑材料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市委书记王克文在市委党校一号楼小会议室接见我们说﹕“曾思玉不是解放军﹐是军阀”。据柳英发讲﹐王克文还专门对胡厚民的所谓罪状进行了驳斥﹐说是“栽赃”。林子忠说﹐根据一定的组织程序﹐我们留了借条﹐将3万多份“两清”材料运回﹐是经王克文书记同意的。过了一周﹐市委秘书长栗栖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运走和抢走的材料要全部送回来。”我们将材料一份不差地运回了市委。凡是1974年到军区去抢了“两清”档案材料的人后来都判了4年徒刑﹐我当时办了手续﹐留了借条﹐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胡厚民放出来后﹐主持制定了湖北武汉批林批孔运动的“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五字方针。胡厚民被补台到省总工会任副主任。
    5月底﹐随着中央口径的变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偃旗息鼓了。
    1975年初至1975年底邓小平搞整顿时﹐胡厚民﹑张立国﹑朱鸿霞﹑夏邦银被省委分别安排到罗田﹑麻城﹑大悟和通城县挂职锻炼。任县委副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朱不是党员﹐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和公社革委会主任）。
    顾建棠说﹐当时结合到省市革委会常委的造反派头头绝大部分都派了下去﹐对外讲是根据邓小平指示﹐新干部要下去锻炼﹐将来好工作﹐省委﹑省革委会对下面的内部指示是﹐这些派头头在武汉会闹事﹐放下来监督。实际是和贫下中农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用这种方式把“三结合”中群众组织的代表赶走。这几个人在基层工作是很积极的﹐与基层干部关系处理得较好。1976年2月﹐省委通知我们回汉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八﹐反击右倾翻案风　　据吴焱金﹑林子忠﹑曹承义等众多造反派头头讲﹐1976年湖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胡厚民领导的﹐没有胡带头搞不起来。
    吴焱金说﹕胡厚民先来找我﹐通过我影响原新派的潘红斌（武汉市三轮摩托车厂工人﹐工造总司二号头头﹑湖北省革委会常委）﹑顾建棠﹑谢望春（国棉三厂工人﹐“文革”中参加工造总司﹐中共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武汉市纺织局党委副书记）等人﹐当时钢新两派很团结。胡厚民确有号召能力和组织能力。
    据林子忠﹑顾建棠等人回忆﹐1976年胡厚民甚至两次找了“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文革”前为武汉市机械局武装部副部长﹐1967年“七二○”事件后被关押4年﹐1977年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经委副主任﹑湖北省暨武汉市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我们和胡厚民都主张和“百万雄师”的人合作对付当权派﹐但是造反派中多数人反对﹐说我们是“投降派”。
    在胡厚民召集下﹐1976年3月成立了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顾建棠等七人核心领导小组﹐要到省委去﹐促进省委转弯子。参谋班子有胡厚民﹑顾建棠﹑彭勛(湖北大学教师﹑新湖大造反派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委员)﹑沈复礼﹑聂年生﹑曹承义。胡厚民开玩笑说﹕“彭勛是摇鹅毛扇的。”彭勛谦虚地说﹕“我是鹅毛﹐胡厚民是鹅头。”“鹅头”之称从此不胫而走。胡厚民对到省委的行动进行了具体分工﹕曹承义为前线总指挥﹐林子忠为现场总指挥﹐还对材料﹑宣传﹑后勤﹑安全﹐宣传车﹑简报组﹑刻写组﹑标语队﹑水塔版写作组进行了具体分工落实。因为干事的人多是新派的﹐林子忠戏称这个班子是“钢头新兵”。在胡主导下﹐湖北造反派1976年做了几件大事﹕
    1﹑召集在汉的中共中央委员﹑部分省市革委会常委集体签名在水塔下贴出给全省人民的《公开信》和一系列大批判文章﹑口号报。号召全省人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紧密联系湖北武汉的实际﹐做好领导干部“转弯子”工作﹐其中的口号大多数为胡厚民等参谋班子所拟订﹐用以统一思想﹐明确主攻方向。1976年5月2日郑军亲笔记录的参谋班子提出的口号﹑斗争策略﹕“内紧外松﹐上促下攻﹐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四不变﹐一变﹕目标不变﹐湖北路线搞正﹐组织上要体现出来﹔决心不变﹔基调不变﹐也可以说是原则不变﹐去年七﹑八﹑九（月）﹐是林（彪）﹑刘（丰）路线的继续﹔突破口不变﹐（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赵辛初1975年）“六四”报告。活动上灵活机动﹐重点在基层以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为我们的活动手段。五月份争取有1/3的单位搞起来。抓点﹕武重﹑武钢﹑一冶﹑交通局﹑体委。“滚”下去（的）﹐要请回来﹕（1）去年﹐从党内滚到党外﹐从上面滚到下面﹐从要害部门到其他部门﹐坚持要省委下文件。（2）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为代表的要请回来。十年来﹐斗争坚决的。克服速胜论和悲观论的思想。（注10）类似这样的口号﹑策略﹐几乎每周都出现新的。【注释】10﹐《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67页。
    
    （11)
    
    华国锋向全党传达中共中央4号文件﹐即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胡厚民据此提出要在省委和各委﹑办﹑局实行真正的老中青三结合﹐这就是后来被指控的“篡党夺权”罪行
    2﹑所谓“里应外合﹐几次冲击省委常委扩大会和省广播大会”。夏邦银的起诉书指控﹐1976年3月9日﹑11日﹐由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夏邦银﹑谢望春提供信息﹐胡厚民﹑朱鸿霞组织人员和车辆﹐先后两次冲击省委常委扩大会﹐围攻省委领导。3月19日冲进省委﹑省革委会机构﹐围攻﹑控诉省委负责人。
    顾建棠说﹐实际情况是﹐省委扩大会议期间﹐在汉中共中央委员夏邦银﹑董明会（武钢工人﹑九一三成员﹐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武汉市委书记兼市总工会主席）﹑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谢望春可以列席会议﹐省委书记赵辛初﹑副书记姜一﹑赵修﹑韩宁夫对夏邦银等人讲﹐你们要把会议的精神向造反派吹吹风﹐让造反派和我们步调一致。比如关于各级党委补台﹑关于各级革委会要恢复﹐省委要介绍朱鸿霞﹑张立国入党等问题﹐都是省委要夏邦银等人向外吹风的。不存在什么“里应外合”。　　关于冲击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根据朱鸿霞1977年元月6日写的交代材料记述﹐主要是夏邦银﹑谢望春在东湖召开的省委常委研究转弯子的会议上﹐打电话出来“要发动群众去促一促”﹐胡厚民等人按其要求﹐部署调度群众和省市革委会部分成员前往﹐省委负责人出面接见﹐谈妥三五天后再回答。
    1976年4月8日的武胜路街头批邓大会﹐算是当年一个比较大的事件﹐后来起诉多名造反派时也作为一条主要罪状。“四五”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4月8日﹐造反派群众在汉口武胜路街头召开盛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群众大会﹐人山人海﹐群情激昂﹐顾建棠回忆﹕“胡厚民说﹐群众开会﹐为什么不能请省委书记们来参加﹖当时省委书记们正在开全省广播会议﹐被胡厚民知道了﹐派武重的工人去省委中断了电话会议﹐将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人请到大交通车上﹐要他们去参加会场设在武胜路街头的群众大会﹐要他们明确表态批判邓小平﹑实际上也是要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明确的表态﹐促进他们转弯子。”据谢保安（武汉三中学生﹐钢二司常委﹐武汉三中革委会副主任）﹑吴焱金回忆﹐赵辛初他们几位省委书记一个个沿着长长的梯子爬上新华书店的屋顶﹐都明确表了态。会议由吴焱金主持﹐朱鸿霞﹑胡厚民都讲了话。会议结束后﹐省委的车队就来了﹐为了保护省委书记的安全﹐夏邦银亲自将他们一一护送到家。此事主要策划者是胡厚民﹐他是从武汉电信局的监听系统得到省委开广播大会消息的。
    3﹐要求纠正错误的组织路线﹐实行真正的老中青结合。
    1976年2月﹐华国锋向全党传达了中共中央4号文件──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元月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其中提到﹕“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胡厚民发展了他1974年提出的“放﹑平﹑补﹑提﹑纳”的观点﹐提出要在省委和各委﹑办﹑局实行真正的老中青三结合﹐造反派要真正进入核心﹐掌握实权。这就是被当权者指控的“篡党夺权”罪行。
    据王志良揭发﹐在1976年10月省革委会全会前夕﹐胡厚民说﹕“省革委会两年都没有开过会了﹐这次开会机会难得﹐不能轻易放过。”又说﹕“赵辛初是省革委会主任﹐韩宁夫是主管省革委会的﹐乘这个机会抓住他们两人来一个攻韩促赵﹐大家都在会议上放炮。”张立国揭发﹕“朱鸿霞召集了部分安排工作的省革委会常委开会﹐狂妄地说‘你们要提出来﹐是党员要进党委班子﹐不是党员的要求解决党籍﹐还要兼各部﹑委﹑办的主要负责人’。夏邦银讲﹕‘我现在不光考虑省委核心问题﹐我还考虑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厅﹑公安局要进造反派。’夏﹑朱﹑胡也大叫﹕‘组织部就是专搞修正主义﹐不改组不得了。’”夏邦银交代﹕“省委对朱鸿霞﹑张立国等人脱产分工后﹐胡厚民也要求开一个会议﹐胡厚民对我和谢望春说﹐现在省委着手解决组织上的问题了﹐我们要有一个意见﹐向省委提出来﹐具体意见﹕一﹑省委班子中﹐四个中委（中共中央委员）要进核心。二﹑部﹑办﹐朱鸿霞说胡厚民到组织部当副部长﹐顾建棠到办公厅当副主任﹐彭勛到宣传部当副部长。”
    据顾建棠介绍﹐其实在当时形势下﹐省委也在主动转弯子。1976年9月25日﹐水利部长钱正英到湖北﹐跟省委商量﹐调他到水利部去当副部长。省革委会副主任饶兴礼把他找到东湖客舍﹐赵辛初﹑姜一当面告诉他﹐省委不同意﹐因为准备安排他当省委副秘书长。后来才对钱松口。
    顾建棠还说﹐省委按照毛的指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已经准备安排夏邦银当省委书记﹐革委会成员中造反派是党员的都进同级党委领导班子﹐不是党员的都发展入党。胡厚民对林子忠说﹐赵修态度较好﹐书记们（指两赵一王﹐不包括韩宁夫）对我们不错了。
    
    随后发生10月6日的巨变。顾建棠说﹐会议开到10月7号晚上﹐中央通知赵辛初﹑赵修﹑杨得志8号到北京开会。他们次日回武汉后﹐省革委会会议仓促结束。
    1976年10月7日晚﹐胡厚民对张立国﹑朱鸿霞等人讲﹕“实践证明﹐我的‘三个长期斗争’的理论是正确的﹐现在还不是新老﹑革保的斗争吗﹖这类斗争还得长期斗下去。”
    10月12日﹐省委向省直机关除造反派以外干部传达“四人帮”被抓﹐胡厚民私下说﹕“我作好了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断定这是一次右派政变。”“同志们准备迎接最艰苦的风浪﹐已经是考验同志们的时候了。”“你们以后不要乱跑了﹐特别是不要到上面头头这里来﹐把毛主席给江青的那封信好好回忆一下﹐自己领会就行了。”
    “四人帮”被粉碎仅一个月﹐胡厚民等人就被由“百万雄师”极少数骨干分子组成﹑受到省﹑市委支持的群众组织“工农兵”非法关押一个多月。
    这是一次不为世人所知的秘密审讯。据汪扬（长江仪表厂工人﹐百万雄师Z口区宣传部副部长﹐1977年提拔为武汉复印机总厂副厂长﹐后调市经委并提为正处级）披露﹕约1976年11月上旬﹐“我们‘工农兵’头头研究决定﹐对造反派的主要头头要抓起来办学习班”﹐“交代问题”。“武昌（汉阳）以武重﹑武锅﹑武船﹑汉轧的同志为主”﹐将“夏邦银﹑朱洪（鸿）霞﹑胡厚民﹑李湘（想）玉﹑彭勛等人抓起来”。“其目的有三点﹕1.掌握‘四人帮’插手湖北﹑武汉的情况和(有)牵联(连)的人和事﹔2.三钢头头打﹑砸﹑抢﹑抓﹑抄的罪恶行为﹔3.湖北﹑武汉个别领导干部与‘四人帮’的牵联（连）和支造的事实真相”。（《波澜岁月》179页至183页﹐自费印刷﹐2003年）
    汪扬写道﹕我们办的一个多月的学习班结束前﹐对夏邦银﹑朱洪（鸿）霞﹑胡厚民﹑董明会﹑李湘（想）玉等在全市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游斗﹐每人一辆车﹐大长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志气﹐大灭了造反派的威风﹐他们如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游斗后（我们）把他们移交专政机关。
    1976年12月直至1982年7月被法庭宣判﹐胡厚民被关押在位于武昌民主路45号看守所。一同关押的杨道远说﹐这里以前是监狱﹐里头有一栋楼上关人﹐夏邦银﹑朱鸿霞和胡厚民都关在这里﹐原来因“北决扬”案件被抓的人都还关在这里……看守所订有一份《人民日报》﹐一份《红旗》杂志﹐先送到我那里﹐然后轮流转﹐到了最后上面的字迹就看不清了﹐有人拿着它打蚊子。
    
    （12）
    
    胡厚民在法庭陈述中不为个人申诉﹐而是为千千万万在“文革”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受害者及其亲友“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撤职﹑开除党籍﹑坐牢三件事﹐都落到了胡厚民头上﹐他做到了三不怕﹐判刑后胡厚民考虑实践第四件事﹕离婚
    “五不怕”的实践者
    在1973年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传达了一段毛泽东“五不怕”名言﹕“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1976年12月﹐胡厚民被隔离审查。12月12日﹐湖北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骨干分子”胡厚民等人的反革命罪行。两天后﹐12月14日﹐全省批斗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大会在洪山礼堂召开。1977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将夏邦银﹑胡厚民﹑张立国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司法机关“依法”将其逮捕﹐近五年后的1982年7月2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
    胡厚民1982年7月24日在法庭上的陈述记录稿在当局手中。胡厚民在狱中的追记﹐1983年由家属探监时带出（全文请见连载2）。他在法庭陈述中说﹕
    我认为我的问题决非个人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不为个人陈述﹐我要为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工农兵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他（她）们的子女及亲友在这里讲几句﹐为他（她）们鸣冤叫屈。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长期遭到歧视和排斥）。人民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人民法院不应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作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而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大公无私﹐亲疏一视同仁﹐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罢﹖﹗
    他还“代表这些受害者及其亲友特此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
    第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小邓拓”等等罪名的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确负上述罪状﹐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应该给这些人员作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1967年3月17日﹐全省上下一个晚上以“反革命”名义抓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如果上述人员确系反革命﹐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人家作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据曾思玉在总理面前汇报时说﹕湖北全省清理出几多万阶级敌人（我当时在场﹐曾有讲话稿可查）。如果这几多万确系阶级敌人﹐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这些人作一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1969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证据﹐这个文件是康生搞的）﹐曾思玉﹑刘丰在湖北大抓“北﹑决﹑扬”﹑“五一六”﹐全省上下被打成“北﹑决﹑扬”分子﹑“五一六”分子的人﹐数以万计﹐被批﹑被斗﹑被抓﹑致伤﹑致残﹑致死的人数是空前的﹐我个人就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幕后总指挥﹐“北﹑决﹑扬”反动组织的总头目﹑总后台﹑幕后主要操纵者。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到底谁是“北﹑决﹑扬”﹖到底湖北有没有“五一六”﹖应向全省人民讲清楚﹐好象天津市委就宣布天津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五﹑1970年曾思玉﹑刘丰在大抓“北﹑决﹑扬”﹑“五一六”的高潮中﹐每次批斗我时﹐都要提出一部电台来﹐并称这部电台是我私设并使用过的。然而﹐我活了四十多岁﹐还不知电台是何许物也。请法庭审查﹐假如确认我私设电台并使用过﹐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请对这个轰动全省的奇案﹐应该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六﹑1976年底以后﹐全省上下许多人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抓﹑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致死者无法统计。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撤职﹑开除党籍﹑坐牢三件事﹐都落到了胡厚民头上﹐他做到了三不怕﹐判刑后胡厚民考虑实践第四件事﹕离婚。
    胡厚民1964年结婚﹐妻子是华中农学院园艺系“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在武汉市青山良种场任技术员﹐育有一子一女。胡厚民对妻子感情非常深厚﹐1980年﹐胡厚民写下了《狱赠妻》诗二首﹐其中写道﹕“但疚堂上孝久失﹐亦憾膝下养中断﹐恋窝虽损鸿鹄志﹐无情亦非男子汉。”
    但他从判刑之日起就要求与妻子离婚﹐准备独自将牢底坐穿。胡妻开始不同意﹐在胡坚持下只得从命。1983年元月20日﹐胡厚民在被囚禁六年多后﹐第一次接到四弟胡世明试投给襄北劳改农场的来信﹐他在复信中说﹕“下午接到洪山区法院复函﹐内容尽抄如下﹕我院已收到你诉讼离婚的来信。案件正在着手审理。如需找你﹐到时通知。洪山区法院。1983年1月17日。”当年胡厚民与妻子解除了婚约。
    1984年﹐胡厚民在狱中获悉他最疼爱的妹妹﹐到武昌县插队的胡茜在劳动时被雷击身亡﹐而自己即将参加高考的爱女胡颖又竟患白血病去世﹐这对他不啻是晴天霹雳。他饱蘸泪水写下了长长的《挽爱女胡颖》悼文。闻知前妻的单位武汉市青山良种场为女儿治病承担了大额医疗费﹐胡厚民将家人送到狱中的菲薄生活费寄去20元﹐在汇款单附言栏中写道﹕“巨款还清十二载﹐唯因只此绵薄力。倘若他日能活归﹐再趋尊处谢救妮。”（胡当时认为还要坐牢12年。──钟逸注）
    胡厚民不服判决。他的姐姐胡秀娟和朱鸿霞的妻子朱爱华1983年去关押胡的襄北机械厂探监﹐遇到他正在绝食﹐将牢饭让给其他囚犯吃﹐差点饿死﹐被狱医注射葡萄糖救活。回汉后﹐胡秀娟给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武汉市长吴官正写信﹐要求让胡厚民保外就医﹐被拒。襄北农场在梁坡砖瓦厂为胡盖了一排平房﹐周围是高墙﹐哨兵在屋顶上站岗﹐安排几名刑事犯与胡厚民关押在一起﹐以便监视。胡厚民戏称关押处为“胡家大院”。
    1986年夏天﹐胡秀娟和母亲陈爱娣去襄樊看望胡厚民﹐正巧又遇上胡厚民不肯穿囚服﹑不肯在胸前挂囚犯牌子﹐上级来监狱检查﹐狱方就将胡厚民关押到禁闭室﹐胡厚民绝食抗议。绝食第五天﹐已是奄奄一息﹐监狱领导接见家属说﹕“他跟我们唱反调﹐不遵守狱规。想死还不容易﹖我们打个报告就可以要他死。”他们将胡厚民抬出来﹐胡的老母亲将其抱在怀里喂糖水﹐4个多小时后他才苏醒﹐埋怨母亲和姐姐﹐“你们不该将我救活过来”。
    1990年9月﹐76岁的陈爱娣以“原判执行刑期计算有误”向法院申诉﹐经法庭审理裁定﹐确实应该扣除“文革”中多次羁押期4年零9个月﹐“胡厚民的刑期起止日期应从1976年12月10日起至1992年3月9日止”。
    据说当局正考虑提前释放他﹐1990年10月31日﹐胡厚民病故于襄北劳改农场﹐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享年53岁。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胡厚民事前不怕﹐事后不悔﹐言行一致地实践了一个追求真理者的誓言。
    
    （13）
    
    胡厚民极少以诗示人﹐第一次公开发表诗歌竟是在法庭上。在狱中﹐他将平生诗词整理抄录在自己用练习本内页装订的厚本上﹐竟然有几大本。这些诗作不同程度地打下时代烙印﹐也表现了胡厚民本人的思想局限和认识偏差﹔远非完美的艺术品。然而﹐这些诗词﹐从折射一个造反派领袖内心深处真实思想感情的意义上﹐反而更珍贵
    折射造反派领袖内心的诗词
    胡厚民一生写了上千首诗词。然而﹐本文作者在采访中却惊异地发现几乎没有人了解他有这一爱好。杨道远大概是例外﹐他回忆﹐自己因“文革”造反被当权派死整很多年﹐小孩出世都是姐姐抛家不顾来照料﹐姐姐一家也因此长期不得安宁。“姐姐去世时胡厚民在狱中写了一首《哭杨姐》﹐写在纸条上传给我﹐这个纸条我从监狱里带出来保存至今”。杨还说﹐两个女儿出世﹐我都为她们写一首诗﹐胡厚民都有和诗﹐现在都找不到了。
    他诗歌的题材广泛﹐思想内涵丰富﹐渗透着洞察力和思辨力。冷嘲热讽﹐切中时弊﹐发别人未发之言﹐见别人未见之处。这些诗作当然不同程度地打下时代烙印﹐也表现了胡厚民本人的思想局限和认识偏差﹔由于其绝大部分都是对现实遭遇的即时反应﹑心情变化的当下记录﹐它们都带上某种急就章﹑半成品的痕迹﹐远非完美的艺术品。然而﹐这些诗词﹐具备了诗歌最基本﹑最首要的特征﹕真诚。从折射一个造反派领袖内心深处真实思想感情的意义上﹐反而更珍贵。
    他的诗词﹐有游记﹐有赠答亲友﹐有对自然和社会万物的感叹﹐有讴歌精神情操和赞美劳动者﹐很多是记录人生大事﹐如进厂﹐入团﹐入党﹐恋爱﹐新婚﹐下乡务农﹐中央学习班﹐悼念领袖等﹔更有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如自戒﹑自督﹑自勉﹑自恼﹑自讥﹑自策﹑自省等。
    他在扉页上写下序歌﹕“血写的诗﹐泪谱的歌。献给亲爱的党﹐狱子丹心一颗。”武汉方言将“狱”读作“游”﹐“狱子”是作者一语双关以对“慈母”赋诗明志的“游子”自寓。
    鲁迅自称笔下文字为匕首与投枪﹐胡厚民的诗歌正是这样。他在“文革”中“怒向刀丛觅小诗”﹐鼓舞自己的斗志。
    1969年底﹐在中央学习班集中火力揪“北﹑决﹑扬”﹑“五一六”﹐猛批胡厚民等人时﹐胡写下《自叹──中央学习班感叹》多首记录心境﹐认为当权派逼迫自己承认反毛是“生平”“最心痛”的事﹕“虽经九曲十八弯﹐一知偏离速返中。”“人非圣贤谁无过﹐焉能一错推下河。……死马竟当活人医﹐病株岂当朽木割。如此违教背民意﹐怎不叫人疑心恶。”
    1970年6月﹐湖北省革委会召开广播大会批斗胡厚民。胡厚民写下了两首《告世诗──全省广播大会感赋》﹐嬉笑怒骂驳斥当权派的栽赃陷害﹕“堂堂工总名中外﹐何苦又去组‘决派’﹖谁知‘北会’起东湖﹖更斥‘扬评’充长街﹗今世不识鲁礼安﹐前生未见冯天艾。斯般主操兼总头﹐栽赃问罪意何在﹖”
    1982年7月开庭后﹐胡厚民一口气写下《法庭杂咏》等30多首诗词﹐有的描绘法庭情景﹕“手无寸纸慷慨辩﹐汗流满面照本宣。真理谬误谁当是﹐法庭内外有明鉴。”
    有的鼓舞自己斗志﹕“遗臭不由今日定﹐留芳更待未来评。”“人生能有几回搏﹐是非功罪任评说。”
    有的驳斥官方起诉的荒唐蛮横﹕“听罢辩词驳原告﹐通篇谎言加大帽。若将语录摘几句﹐活像当年批判稿。”
    有的辛辣讽剌法官虚伪﹕“原告发言从无阻﹐被告请讲举酸手。法官不坐天平中﹐竟与原告站一头。”“千对何怕人开口﹐万错尽出官洋相。”
    1982年4月1日囚车路过家门﹐胡厚民作诗一首﹕“车过家门情激荡﹐恨不插翅飞出窗。泪眼怅望锁身铁﹐寄语街柳问老娘。”判刑之后的胡厚民七年未见过家人﹐他在《答慈母》一诗中写道﹕“阳光虽好择晴昼﹐无宵母爱暗更浓。”
    胡在看守所还写了两首诗抒发对儿女的期望﹕“犹记尺婴怀中笑﹐一恍身齐父眉梢。惊叹风雨肥效奇﹐盛赞懮愁能量高。安乐抑思晚发蒙﹐危难催人早开窍。莫怨生平无佳遇﹐逆境好将人材造。”（《示女》）
    在铁窗中﹐胡厚民吟诗﹑读书﹑看报﹑写信﹐精神生活十分丰富。他在给四弟的信中写道﹕“请给我邮些精神与物质粮食来。由于您们想象得到的原因﹐我颇为需要﹐我以后开些书名来。物质者猪油为急﹐每月最好二斤﹐因这里除一顿或二顿荤菜外﹐余皆萝卜白菜﹐而且水煮盐拌﹐不吃又饿﹐吃又难吃进﹐唯望有点油炒而食之﹐聊以度日。”但他的《铁窗戏占》将坐牢生活写得乐观﹑浪漫﹕“隐居一洞天﹐快活象神仙。踱步代耕地﹐遐思当纺棉。三餐来伸手﹐九桩不掏钱（自注﹕“九桩”指柴﹑米﹑油﹑盐﹑酱﹑醋﹑茶﹑房﹑电）。诸君急何往﹐此处胜桃源。”
    他在1985年──第三次锒铛入狱的第九个年头──春节所写的《闲吟诗》中﹐对他的诗歌进行了总结﹕乐岂烟生﹐懮非酒亡。苦海乐天﹐唯因信仰。
    
    （14）
    
    胡厚民虔信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造反派领袖认为﹕毛泽东在“文革”中建立“三结合”政权体制﹐实际上是为党内官僚阶层设置反对派﹐实行互相监督。造反派的主观意志不是颠覆体制﹐他们的造反行为不是为了个人权力﹐也没有任何人从中发财。他们也没有触犯当时的刑律﹐定他们为“反革命罪”﹐即使是按照当时的法律﹐也是没有根据的
    “文革”已经远逝到可供人们仔细观察的恰当距离。胡厚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妄图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恶不赦的罪人﹐还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追随者﹑武汉工人造反派领袖的代表﹖
    众说纷纭胡厚民
    林子忠和李承弘与胡厚民同为武船技校毕业生﹑后来又同为武昌造船厂工人﹑多年同寝室并一起造反﹐林子忠后来成了新武船联司一号头头﹑武船厂革委会副主任﹐李承弘则为工人总部发起人之一﹐先后担任过工总组织部长﹑联络部长﹐他俩说﹕胡厚民的特点是爱动脑筋﹐善于学习。胡秀娟说﹐在1983年当局允许家属探监后﹐到1990年胡厚民死亡﹐不到八年里﹐他读过的书刊报纸有几大箱子。
    林子忠回忆﹐胡厚民在“文革”期间被安排当官后作风清廉﹐家徒四壁。1976年﹐他在省总工会任副主任﹐单位派车他不坐﹐每天搭电车上下班。在厂里工人中口碑很好﹐生活上没有什么缺点。
    笔者征询当年对胡厚民知情者﹕他在掌权前后的思想有没有变化﹖柳英发（湖北省实验中学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后为武汉市革委会常委）说﹐胡厚民对工总某些头头结婚讲排场是很厌恶的。王光照（武汉锅炉厂工人﹐工人总部成员﹐武汉锅炉厂革委会委员）介绍﹐胡厚民认为要防止“走资派”利用小恩小惠收买革命造反派。工总武汉客车制配厂头头方斌当时找当权派要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胡厚民知道后﹐狠狠批评了方﹐说他是“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王光照说﹐我结婚后﹐仍然和父母兄弟八人住在35平方米的房子里。我工作的单位武汉锅炉厂两次给我分房﹐我都让给了1956年进厂﹑祖孙三代住14平方米住房的老工人。1975年﹐邓小平搞企业整顿﹐武汉市委书记文祥和市科委副主任吴官正担任正副队长的工作队进厂﹐上门看到了我家拥挤的住房﹐答应解决﹐但迟迟没有动静。我的夫人找了辆汽车﹐将简单的家具放进厂办公室用文件柜隔开的空间住下。胡厚民批评我﹕“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不值得﹗”
    胡厚民另一个特点是观点比较激进。在“文革”中﹐武汉的造反派逐步分裂成“钢派”与“新派”两大派﹐“钢派”（主要是工人组织“钢工总”“钢九一三”和学生组织“钢二司”）比较激进﹐对当权派的冲击比“新派”（主要是工人组织“工造总司”和学生组织“新华工”“新湖大”等）剧烈。由于胡厚民的能量和在“钢派”中的地位﹐在挑起武汉造反派内部“钢﹑新之争”上﹐他要负很大责任。他很重视大企业中产业工人队伍﹐对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小厂职工较多的“新派”工人组织工造总司印象不好。1967年“钢派”发表“二八声明”﹐引起造反派内部大分裂﹐以及“七二○事件”后的钢﹑新内讧﹐显示了胡厚民的偏颇和不成熟。不过从1969年“反复旧”到1974年“批林批孔”﹐再到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胡厚民逐步成熟起来﹐反省“钢﹑新之争”﹐主动抛开成见﹐团结新派。
    林子忠认为胡厚民有能力﹐但不会用人﹐也不能容人﹐心胸不够豁达。钢工总中凡是反对自己的人他都不用。钢工总的组织体系都是他搞的﹐各个基层的头头他都能抓得住﹐凡事都听他的。
    柳英发也说﹐胡厚民政治上很敏感﹐但看问题爱走极端﹐知人用人有问题。对于他非常相信的人﹐看不到其问题。他爱用钢二司的学生﹐与其中方保林﹑庞道铭﹑雷志茂等人关系非常密切﹐1969年“反复旧”文章都是雷志茂帮助写的﹔1976年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和运动的计划﹑安排等﹐都是请庞道铭写的。而对“钢工总”常委中有些人则不信任。
    李承弘回忆﹐胡厚民原对沈复礼（清华大学研究生﹑武汉锅炉厂技术干部﹑钢工总常委﹐后为武汉市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大代表）印象不好﹐认为他是“小资产阶级”。九大召开时﹐沈复礼串联了许多九大代表向中央反映﹐力推造反派夏邦银当选了中央委员。胡对沈复礼印象便好多了。
    尽管胡厚民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武汉造反派从“文革”一开始就不断受压﹐不断反抗﹐胡厚民是公认的代表人物。胡厚民去世时﹐一位本来与他对立的新派工人领袖写诗悼念他﹕尔才可封将相侯﹐屡遭打压不回头。果真修得来世在﹐甘为吾友马前卒。
    曹承义（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技术干部﹐新一冶头头﹐后为武汉市革委会委员）说﹐胡厚民认为﹐在运动初期﹐要挑起一个事件来﹐让大家议论这件事﹐才能发动群众﹐没有一个爆发点是难以形成影响的。吴焱金（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人﹑工造总司勤务员﹐后为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说﹐“七二○事件”以后的历次群众运动﹐主要是胡厚民影响和推动的。造反派群众觉得跟毛主席干了一场革命之后﹐反而受到压制﹐不理解﹑不接受这样一种政治待遇。这是历次起来抗争的群众基础。当局之所以死死抓住胡厚民﹐主要是认为他有政治野心﹐有号召力。
    这些“文革”知情人在谈到胡厚民时﹐举出当时另一个造反派代表人物张立国作为对比。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汉中共中央委员﹑省﹑市革委会成员中的造反派联合起草了声明﹐曹承义﹑林子忠找张立国不下五次﹐要求他签名﹐以显示钢﹑新两派团结一致。他勉强同意了﹐但大字报在汉口最热闹地带的水塔下贴出后﹐张叫人晚上搬个梯子﹐偷偷将自己名字涂掉。张立国在1976年12月被隔离审查前﹐将日记本等辗转托人藏在一位并无来往的造反派中学生家中。后来为证明自己某些行为是受周恩来等人指使﹑同意的﹐张写亲笔信要省专案组找当时也被关押审查的这位中学生要。这位中学生被迫交出张和自己的日记本﹐牵连了不少人﹐中学生被判劳教三年。在1982年的审判中﹐张立国辩解说﹕“把我和夏﹑朱﹑胡一起审判﹐于法于理都不合。”最后陈述时又说﹕“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应把我和夏﹑朱﹑胡区别开。”法庭判决后﹐张立国说﹕我觉得对夏判轻了﹐他是湖北武汉地区的拍板人物﹐我们当时是“跟着夏委员干革命的”﹐但胡厚民判重了（见湖北日报社编《内部参考》总第81期﹐1982年8月24日）。
    许多造反派头头和群众被迫揭发胡厚民﹐有的人被迫出庭作证。对普通群众出庭作证﹐胡厚民对家属说﹕“我原谅他们。”在判决后赋诗﹕“诸公轻判我高兴﹐我虽独重友莫惊。若能一死换全归﹐我愿乐将一弹吞。”柳英发说﹐但是﹐对朱鸿霞﹑李想玉﹑彭勛(湖北大学教师﹑“新湖大”负责人﹑武汉市革委会委员)等头头出庭揭发﹐胡厚民则毫不留情﹐以牙还牙。
    胡厚民对“文革”的认识是一贯的。柳英发说﹐“文革”中﹐胡厚民多次对人讲﹐造反派是“文革”生的伢（武汉方言﹐孩子的意思）﹐“文革”完了﹐我们也完了。否定造反派就是否定“文革”﹔否定了“文革”也就否定了造反派。毛泽东去世以后﹐胡厚民对朱鸿霞﹑柳英发等人讲﹐目前形势很危险﹐“文革”很可能会夭折﹐“文革”是不能否定的﹐我们就象“文革”的孩子﹐和“文革”血肉相连。
    但是武汉造反派与“四人帮”并没有组织联系。柳英发说﹐胡厚民常说﹕“武汉造反派是没娘的伢（意思是没有后台和黑手）。”顾建棠回忆﹕“四人帮”垮台以后﹐（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有一次也承认﹐“武汉造反派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在思想上受‘四人帮’的影响比我们深一些”。把武汉造反派都作为“四人帮的黑干将”逮捕法办﹐没有任何证据可言。吴焱金说﹐武汉造反派中只有董明会（武钢工人﹑“九一三”成员﹐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总工会主席）1974年参加中央学习班﹐与王洪文见过几次面﹐谈过几次话﹐回武汉后传达过王洪文的讲话精神。然而董明会恰恰是反对夏﹑朱﹑胡的做法﹐被造反派称为“投降派”的。“文革”后当局为了将武汉造反派与“四人帮”硬扯到一起﹐把董明会也抓去坐了几年牢。
    湖北省“夏朱胡专案组”所罗列的造反派与“四人帮”联系的罪证之一﹐是朱鸿霞﹑夏邦银与河南的唐歧山（铁路工人﹐河南二七公社头头﹐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有过几次接触﹐但这恰恰反证湖北造反派与“四人帮”没有直接瓜葛。所谓给“四人帮”寄黑材料﹐正如夏邦银在法庭答辩和最后陈述中说﹕“党章﹑宪法都规定﹐可以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1969年‘反复旧’运动中﹐周总理向朱鸿霞等人说﹕‘以后﹐你们有什么意见和情况要向我们打招呼﹐你们都是革委会的新生力量﹐你们反映的情况﹐谈谈你们的意见﹐难道我们不看吗﹖’我认为我是中央委员﹐向毛主席﹑党中央书面汇报﹐反映省委领导人的情况﹐是合法的﹐说不上是‘诬陷’。材料也并非仅送‘四人帮’﹐而且‘呈送毛主席﹑华国锋﹑陈锡联’等”。
    打击造反派经不起历史检验
    胡厚民虔信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949年以后﹐当局一直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文革”中﹐工人阶级的地位提得更高﹐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些造反派领袖认为﹕毛泽东在“文革”中建立“三结合”政权体制﹐实际上是为党内官僚阶层设置反对派﹐实行互相监督。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仍然在全世界高歌猛进﹐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毛泽东看到了执政党正在无可挽回地腐败﹐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如此﹐毛泽东的“三结合”﹐实在是天才的思想与实践。
    胡厚民的“文革”经历﹐是民众反官僚﹑反党内资产阶级﹑反政治迫害﹑维护应有权益的奋斗历程。造反派尽管有过缺点﹑错误﹐但是﹐他们并无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理念和行动﹐他们的主观意志不是颠覆体制﹐他们的造反行为不是为了个人权力﹐也没有任何人从中发财──造当权派的反毕竟要有献身精神﹐要冒风险付出代价。他们也没有触犯当时的刑律﹐“文革”问题再严重也只是路线斗争的性质﹐定他们为“反革命罪”﹐即使是按照当时的法律﹐也是没有根据的。
    胡厚民的法庭陈述还论及司法公正。既然全盘否定“文革”﹐那么﹐不仅仅造反派“文革”中触犯刑律应该受到追究﹐“文革”中湖北省委抛出李达（中共一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朱劭天（武汉大学原党委书记）何定华（武汉大学副校长）“三家村”﹐将李达等人迫害致死﹔武汉市委抛出程云（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武克仁（武汉市文联副主席）等黑帮﹔“破四旧”中老红卫兵打伤﹑打死人﹔“百万雄师”在武斗中打伤﹑打死人（据顾建棠不完全统计﹐“七二○”前“百万雄师”在军队和人武部操纵下挑起大规模武斗17次﹐杀死工人﹑学生137人﹑重伤1000多人）﹔当权派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制造的冤案﹑逼死的人命﹐数量远远超过造反派群众对“百万雄师”的反击和报复﹐他们的罪行令人发指﹐为什么不予追究﹖在提倡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当局对1976年10月以后华国锋等“凡是派”为掩饰自己“文革”表现以撇清与“四人帮”牵连﹐对造反派大开杀戒所制造的无数冤假错案却很少平反纠正。把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动“文革”的错误统统算在造反派群众身上﹐把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提倡的“四大”说成是“颠覆政府”﹐“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用“文革”后通过的刑法处罚以前特定时期发生的事情﹐这种审判﹐怎么经得起历史检验﹐又怎么能正确总结“文革”的教训﹖
    中央高级领导人﹐包括以为人正派着称的陈云﹐包括被认为平反冤假错案立有大功的胡耀邦﹐都强调当年老红卫兵头面人物及保守派头头不属于“三种人”﹐该提拔进第三梯队的就要提拔。“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文革”后的待遇就和胡厚民是两重天﹐他们的暴行从来未得到哪怕是象征性的清算。两相比较﹐清查“三种人”有什么公正可言﹖
    胡厚民不为自己辩护﹐而敢于在法庭上为千千万万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广大群众代言﹐表现了他的领袖气质。
    胡厚民在牢里对看望他的亲人说﹐“希望历史的摄影师还历史的真面目。”这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的遗言。
    
    与曾思玉将军书（节选）

                            ·鲁礼安·

    ……就像你现在嗜好书法绘画一样，信口开河，说假话、不负责的话、没有根据的话，也曾经是你的一大嗜好——我绝不是随便这样说的，因为近４０年前，我，还有一大批人，正是因了你的假话、不负责任的话、没有根据的话，而遭受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你既然“思维敏捷”，连７０年前的长征往事都“记忆犹新”，那么对于４０年前你主政湖北时的往事，就更应该“记忆犹新”，无所遗漏了。你还记得当年那个华中工学院的一年级学生吗？你还记得你是怎样亲自下令将他投入单人牢房，将他推进那长达１１年另７个月的绝境之中的吗？你在沉湎于丹青之余，还有兴趣和我一起回顾一遍你当年是怎样制造那桩惊天冤案的吗？好吧，“芝麻，开门！”，让我们一道来唤开那扇沉重的历史之门吧！
    事情是从“北斗星学会”开始的。１９６７年的秋天，我和我的几位同学，打算脱离派性斗争，坐下来研读马列，对文革进行一番理论的梳理和思考。我在《北斗星学会宣言》中，阐述了我们的上述意图。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你在看到这篇宣言时，勃然大怒，竟指责说《宣言》及其反动，反动透顶，“每一个字都是反动的！”由于你当时身任武汉地区的党政军一把手，可谓“一言九鼎”，你的这番无厘头的话，给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带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我们的宣言哪一点反动了？而且是“反动透顶”、“每一个字都反动”。在汉语语系中，怎么可能出现“一个字”的反动呢？我至今仍然莫名其妙！如果一定要说“一个字”也可以“反动”
的话，我大概只能引清朝雍正年间的一个著名的“文字狱”为例了。当时一位江西乡试的主考官名叫查嗣庭的，因为引用《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考题，被人诬告为影射“雍正去头”，。竟至丢了脑袋。这个“维”和“止”，就正是“一个字”而够称“反动”的典范。可是我起草的《北斗星学会宣言》中找不到这样的字眼呀！宣言中既没有出现“日”字来影射“曾”去了头，也没有出现“王”字来影射“玉”净过身。找来找去，就是在“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句话里出现了个“心”字，有影射将“思”去头之嫌。可那是一句到处都在传唱的”红军歌曲“，我怎么会想到当中有一个字会犯了将军阁下的忌呢？如果你说并非如此，那么虽然过去４０年了，我还是要请求你给我一个说法——我那篇不到千字的《宣言》，究竟哪个字，或哪句话，或哪段文字称得上“反动”或“反动透顶”呢？
    １９７９年我出狱之前中共湖北省委下发的“鄂文（１９７９）７０号文件”说：“经再次审查认为，从他们公开发表的‘北斗星学会’宣言，还看不出有反动的内容。”那么究竟是该相信你说的，还是相信湖北省委的“复查”结论呢？所以我请你一定要对你当年的说法有一个解释，否则我只能认为，你当年对那篇宣言的定性，是极其轻率、极其不负责的，是拿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的政治生命当儿戏。
    如果仅仅如此倒也罢了，虽然背上“反动透顶”的罪名厄运难逃，但也许还不至于有牢狱之灾，更严重的罪名还在后头呢。１９６８年３月，你听信当时“新华工”头头张立国、郭保安的一面之词，说我在被学校“隔离反省”时，画了一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反动漫画”（一说是“反动标语”）。这个“反图”或“反标”据说涉及到一个字，那罪名就非常可怕了，放在那个年头一旦坐实的话是可以“立即执行，杀无赦”的。可问题是我本人都不知道我究竟画了一张什么，闹得从上到下的“老权贵”“新权贵”们全都欢喜若狂，如获至宝。我只相信一点，尽
管我早已经不信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神话了，但对毛主席仍然是热爱和崇拜的。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去画什么“反图”写什么“反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所以尽管风生水起，我一直泰然处之。
    后来，也就是１９６８年５月，我在铁山遭到绑架。针对这个非法绑架，武汉方面的造反派群众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行动”。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形势十分险恶。当时中央早已三令五申，严禁群众组织私设公堂。你作为武汉地区的最高军政领导，理应按照中央精神下令铁山放人。但是你却只是阻拦群众对我进行营救，而任凭铁山将我非法关押了整整两个月。你究竟为什么竟然无视中央的申令，纵容群众组织的绑架行动呢？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你是要假“铁山联防”这个武斗团体之手，用私刑拷打的手段敲开我的嘴，坐实那张所谓的“反图”“反标”，以将我定为犯有“恶攻罪”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但是我在铁山的矿井下识破了你们的用心，无论怎样严刑拷打，坚持证据见面（而铁山和“新华工”生怕我会回忆出事情的真相，只是严刑逼供，就是不让“证据”与我见面），使得你们的意图终于未能得逞。
    然而，在“反图”“反标”未能坐实的情况下，我还是被秘密解送进了监狱。在随后的审讯中，“证据”总算与我见了面。通过仔细的辨认和艰苦的回忆，我终于澄清了所谓“反图”、“反标”的真相，以无可辩驳的理由，推翻了这个能将我置于死地的可怕罪名。这一切，“专案人员”不会不向你汇报吧？
    但是，由于我已经身陷牢狱，被剥夺了一切的话语权，你居然不顾问题已经得到澄清这一事实，向不明真相的群众甚至在中央首长面前，继续散布作为逮捕我的“根据”的这一严重罪名。如果说在“证据”未有澄清之前，你指我犯有“恶毒攻击罪”还情有可原的话，在“证据”已经澄清之后，你仍然坚持我画了“反画”、写了“反标”，我就无法理解了。你这不是在蓄意陷害我吗？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３日，当你和你的同伙“刘丰同志”在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煞有介事地宣布，“一号头头鲁礼安”是一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时，你真的一点都不觉得心虚理亏吗？你一个堂堂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怎么能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来对付我一个２０岁刚刚出头的学生？！
    正如今年第一期《中国焦点》杂志评论部的一篇文章“有错就改与知错不改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试金石”中的一句话所说：“错误虽人人难免，但区分良莠、忠奸、贤恶的重要标志却在于其对待错误的态度。”
    你当年明明知道在定我“恶攻”的问题上是搞错了，却一意孤行，死死地抓住那个并不存在的“反图”、“反标”不放，一定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虽然快４０年了，我的宝贵的青春年华，也早已经被毁灭在那间黑暗的单人牢房里，永远也索不回了，我还是要问你一声：你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然，也许你认为像我这样蝼蚁一样卑贱的学生娃娃，可以任你这样位高权重者随意拿捏践踏。那下面几位并不卑微，甚至可以说德高望重的老人呢？——我指的是王盛荣、周岳森和干毅，他们都是被你指为“暗中操纵控制我的”北决扬的“黑后台”。干毅且不说了，这位被你指为“国民党反动将领”的国民党起义将军，在你这位“共和国开国将军”面前自然是毫无地位，可以任你肆意糟塌；就是周岳森，不也就是个微不足道的中学校长吗，随便加他个“老国民党特务”又有何难？反正都是由你说了算。那么王盛荣呢？若论起革命资格，他可是比你还老。你参加红军时，王老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军委委员。长征路上，他和你一起爬雪山、过草地，一颗树下遮雨、一口锅里吃饭，是你的生死战友啊。你怎么竟然在
那次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公然骂他“是个小丑”，挖苦他“一条腿，到处乱窜”。这倒也罢了，你还伙同刘丰，诬指他“暗中操纵、控制北决扬”，并以此罪名将你长征中同生共死的战友投进监狱。你这样做真的有什么根据吗？你心里非常明白，其实什么根据也没有。之所以做这种昧良心的事，无非是因为要将“北决扬”定为“反革命地下组织”，又苦于找不到这些学生的“后台”，于是只好指鹿为马，拿资格虽老，但无权无势的老同志开刀。这就是你虔诚信奉并身体力行的“党内斗争”吗？真的太可怕了！
    如果说在“党内斗争”的祭台上，必须拿这些失势的老干部开刀的话，那么将“北决扬”定为“反革命地下组织”后，你怎么还不满足，还要在清查“北决扬”“五一六”的幌子下，将数十万无辜群众打成“北决扬分子”而对他们进行残酷迫害无情打击呢？你是不是觉得“一家哭”、“几家哭”还不够，非得“一路哭”、“满地哭”才能让你心满意足呢？由你一手制造的“北决扬”大冤案，制造了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间悲剧。这就是你这样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对国家、对人民所做的贡献吗？
    你从江西一个贫穷的小山村走出来，参加了革命队伍，戎马倥偬几十年，成长为共和国的高级将领。难道党和军队培养你，就是要你大权在握时，肆无忌惮地大兴冤狱，将生你养你的父老乡亲打进痛苦的深渊吗？
    仅仅拿你和刘丰当年点名批捕的１３名“北决扬骨干”和“后台”来说，就有４人在狱中被关疯（其中２人至今未能治愈），有３人（不包括王老）因身心受到摧残出狱后英年早逝。还有几位获释后一直贫病缠身，穷愁潦倒。至于这１３人之外，成千上万遭受迫害的无辜群众所受的苦难，真个是“新鬼烦冤旧鬼哭”，更是让上天也要为之动颜。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中共湖北省委在《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批复》中指出：“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并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
    历史终于还了我们一个清白。面对历史的终审裁判，你作为冤案的始作俑者，是否感到过羞愧？
    今年九月，就在你舒适地坐在疗养院里接受各路记者的采访，神采飞扬地大谈自己长征中的“传奇经历”“英雄事迹”时，王盛荣老人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对于这位因你的诬告而有１０年牢狱之灾的长征时期的老战友，你曾经有过丝毫的内疚吗？对于那几十万惨遭过你的迫害，有的至今还在痛苦冤屈中挣扎的无辜老百姓，你心生过哪怕稍微一点点的不安和惶愧吗？如果还有，证明你良心未泯，我仍然敬重你；如果没有，我就无话可说了。我只想将《新约》上的一句话送给你：天国近了，你悔改吧！
    我知道将军你是彻底的唯物论者，不会相信上帝的“天国”。
    但是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人是相信马克思的。你们不是有一句口头禅：“死了去见马克思”，以能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为无上的荣耀吗？
    只是，一个有负于人民、有负于战友而又从未对自己的罪孽有所忏悔的人，即使头上罩了一圈“无产阶级忠诚战士”的光环，马克思会接受他的报到吗？他能够进入马克思的“天国”吗？
    如果既不能进入上帝的天国，又不能进入马克思的天国，这样一个未经救赎的罪恶灵魂，将在何处孤独地游荡？
    致以崇高的敬意！
    
    四十年后看“十年”——鲁礼安的文革史

                            ·高伐林·

    面前穿着一身黑白粗格子外套的鲁礼安，不仅一头乌发，红光满面，而且走路大步流星，开言慷慨激昂，在街上若碰见，要说他三十出头也有人信，然而实际上他却年近花甲，而且，他还蹲了１１年半大狱，绝大多数日子被单独监禁。
    他的一位老友告诉我，前几个月女作家方方见到鲁礼安第一句话，竟也是一模一样的大出意外：“你这么年轻！”
    方方写了一篇文章《一个人的文革史》，就是眼前鲁礼安的“文革”回忆专着的序。他将这本５０万字的沉甸甸的书递给我——《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　“请给我以火”
    书名“仰天长啸”，出自岳飞的《满江红》。鲁礼安回忆说，母亲教的歌中自己最爱引吭高歌的就是这首《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那份壮士情怀，让少年鲁礼安热血沸腾，憧憬着长大后也要为国赴汤蹈火，建功立业。
    春去秋来，多少次他重新咀嚼这四个字、这一首词：“三十功名尘与土”在哪里？“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哪里？难道真只能落得“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鲁礼安在入狱第八年的除夕深夜，跪在铁窗内发下誓言：今生今世，只要能活着走出这口活棺材，就要说出这桩大冤案的真相。虽然漫长的狱中岁月毁灭了把自己造就为国家栋梁之材的梦想，“但活埋在地底多年，经受了巨大苦难的煎熬与磨练，我可以成为一块煤、一块能燃烧的煤。用煤的火焰去洞照那一段暗无天日的历史，让后人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遭受过怎样惨烈的苦难”！
    “成为一块煤”——这让我们记起艾青、郭沫若、叶文福那些自比为煤，渴望燃烧的诗。鲁礼安在第一章中，引用的正是艾青的问答名句：“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不、不，我还活着；请给我以火，请给我以火。”
    发誓要说，是一回事，怎么说，则又是一回事。他在“文革”中有“武汉第一笔杆子”之誉，铺开了纸，却无法落笔。鲁礼安告诉多维记者，过去的岁月一闭上眼睛就万象纷呈，但从哪里说起却茫无头绪，“最后我想到捷克作家《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开头，这就一下子抽出了线头，千言万语如同开了闸般喷薄而出，一泻千里，写得畅快极了！”
    “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是七步”，捷克作家伏契克描写庞格拉茨盖世太保监狱牢房的这句话，我十岁时就从姐姐学的初中《文学》课本中读到过。
    后来，命运安排我自已来阅读监狱这部“大书”，在这本书里我又读到了这句话——我所在的囚室，从门到窗子，不多不少也恰好是七步。
    七步，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实在是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人还需要经过多少世纪才能洞察一切呢？”伏契克在他写的那本名叫《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书中问道：“在人类走向进步的路上已经经历了几千座牢房，还要再经历几千座牢房呢？”……
    这间铺着木头地板七步来回的斗室，足够我思考各种问题。何况思想是不受空间限制的，思想可以冲破牢笼……（摘自《仰天长啸》）
    ◇　两种“文革”，三个阶段
    鲁礼安在“文革”中是一个“造反派”。《仰天长啸》的上卷１２章，主要回忆两年“造反”的经历；下卷１２章，主要记叙１１年为“造反”所受的惩罚和对“造反”的反省。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在《造反派与三种人》一文中说过：对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恐怕‘造反派’已经成了文革罪孽的两个最重要的集体记忆之一：上层是‘四人帮’，下层则是‘造反派’。在某种程度上，造反派成了诬陷、阴谋和暴力的抽象代名词，承担着文革中所有罪恶的大半责任”。
    人们习惯了说“十年浩劫”，其实，“十年”并非一以贯之，也不是“浩劫”两字就能一言以蔽之，而有多条线索复杂交织、回转起伏。不少学者、作家不断深化扩展“两个文革”的看法，即将毛泽东的“文革”和民众的“文革”分开来判断是非功罪，毛泽东鼓动民众造反夺权的目的，与民众自身诉求，语言虽相同或相似，内涵并不一致——在高层，是夺领导权，在底层，是夺生存权。
    有学者（例如姜弘）这么划分“文革”的阶段：
    一开始近半年时间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有特权的“红五类”制造“红色恐怖”时期；中间不到两年，是多年来受压的弱势群体起来为不受迫害，争取权利的时期——这就是“造反派”时期，他们崭露头角是在１９６６年９月底毛泽东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主要“业绩”不是“破四旧”“抄家”，而是“炮打司令部”，造省市委的反；１９６８年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是上层继续进行权力斗争并联手镇压“造反派”的时期。到１９６９年初中共“九大”前后，“造反派”群体退出社会舞台。
    “文革”中最骇人听闻的暴行血案，恰恰主要发生在前后两段，而并非中间“造反派”红火的这一段。当然，“造反派”也并非清白无瑕，某些组织、某些个人参与迫害，对打人甚至打死人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　不安分的基因被毛泽东激活
    鲁礼安的故事正是“造反派”命运的缩影。这支“笔杆子”名不虚传，在七千字的第一章中，就信手拈来古希腊犬儒学派、布利丹笔下驴子、“能思想的苇草”、但丁、雪莱、曹植、泰戈尔的诗等十多个典故，与自己的记事抒情浑然一体，充分展现他厚实的修养和敏捷的才思。但他就像一颗一纵即逝的彗星，光华眩目仅仅一年半。
    鲁礼安出生于１９４６年初冬。内战烽烟乍起，中国希望的曙光忽然暗淡，还在襁褓里的他，却听熟了母亲自弹自唱对主耶稣的赞美：“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父母给他姐姐取名，用了“平安夜”的“平”，给他则用了个“安”字，寄托了这一对虔诚基督徒在天翻地覆的年代，祈求上帝保佑小姐弟一生平安的心愿。
    １９６５年，鲁礼安从中学毕业，受影片《甲午风云》影响，考进华中工学院水下舰艇专业。进大学还不到一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既然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大革命，是“反修防修”、“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触及人的灵魂”的大革命，他和千百万青少年一起义无反顾、全心投入。
    １９６６年从夏天到秋天，伴随着一句句“造反有理”、“炮打司令部”的最高指示，这些年轻学生宛如坐上了过山车，忽一下直冲云霄，忽一下又飞跌深渊。工作组来了；工作组撤走了；“红卫兵”造反了；华工党委书记朱九思与各系领导都被“揪”出来监督劳动、挨斗请罪；又一批学生成立“造反派”组织，造红卫兵要保的“走资派”的反……
    鲁礼安身上不安分的基因激活了，第一次是跳上辩论台向取代校党委的工作组放了一炮：运动大方向没把准，在普通群众中大抓坏人；工作组长还要学生用三天学习毛主席“老三篇”，改造好世界观再投入运动——三天改造好世界观，“那不是活见鬼吗？”这最后一句话，引起全场好一阵喧嚣。
    真正让他一夜成名的，是一张批判代理省委书记兼省长张体学的大字报。工作组撤走了，对工作组功罪的辩论方兴未艾。张体学来到各校巡回演讲：省委派工作组犯了压制群众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的两派师生之间的冲突嘛，则是场误会。这种说法让誓不两立的对立群众皆大欢喜，但被工作组划为“中间偏右”的鲁礼安，却从中嗅出违反中央关于“文革”决定《十六条》的气味：《十六条》说，“一个要革，一个要保，这是关系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原则分歧”，怎么能说成友军“误会战”呢？他连夜写出大字报《省委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大暴露》，同窗好友谁也没胆量共同署名，鲁礼安只好只署自己的名字，拂晓前贴到学院最显眼位置。天亮时，这张大字报前观众里三层外三层，都在谈论这个署名船舶系一年级６５５６班学生鲁礼安的“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互相在打听谁是鲁礼安？“老实说我那会儿得意极了，飘飘然不知道自己的骨头的份量”。
    随后他声援陷于孤立的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造省委反的一张大字报，更使他的名气越出校园，扩展到社会上。
    王任重当年有句对付不安分学生的话：“枪打出头鸟。”鲁礼安尝到了当“出头鸟”的滋味：领到的“红卫兵”袖章被收回；被查三代档案，大字报和传单无中生有地诽谤其父在抗日战争时期“跟随汪精卫，投降日寇，当了汉奸，于１９４２年加入汪记国民党”，其母“成了基督教徒，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反华的应声虫”，与他父亲是“同样的货色，同时加入汪记国民党”。鲁礼安本人自然也就是“汪伪汉奸的孝子贤孙”，“妄图在武汉一哄而起，推翻湖北省委，追至中南局，直指党中央，达到复辟国民党统治的罪恶目的”。
    鲁礼安的造反害得父母家被抄了三次。第一次是他所在的华中“红卫兵”干的，他回家见满地都是书籍、纸片和横七竖八的衣物、踩碎的镜框、打破的玻璃杯，一片狼藉，惨不忍睹；次日他母亲学校的老师也戴着红袖章来抄家，这些半老女同胞只对首饰感兴趣，抄走金项链一条、父母结婚戒指一枚；第三天他家所在的街道的“积极分子”也来清“四旧”，将凡值钱一点的衣物搜刮一空……
    红卫兵组织被“红五类”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后，武汉地区学校的“少数派”红卫兵组织逐渐形成共同名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区别于被其蔑称为“三字兵”的“保皇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兴起，伴随着一系列“造反事件”：在各院校抢夺“黑材料”（工作组为对学生“秋后算帐”而整理的秘密材料、将学生划为左右的“黑名单”）、抢占学校广播站……而充满造反精神的鲁礼安，因出身不硬，竟不得其门而入；连他要参加步行串联“长征队”，都是在他破指写下血书之后，才被开恩批准。
    ◇　“敢死队”先锋到太岁头上动土
    鲁礼安在“文革”初期的“造反”行动都是小试牛刀。他成为“造反派”一翼的领军人物，或说一种思潮的代表，还是在１９６７年所谓“一月革命”风暴之后。
    当时“造反派”群众组织如雨后蘑菇一样冒了出来，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中“兄弟阋于墙”，争功争名，不可开交。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等十来个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声明，攻击其它造反组织是“托派”和“湖北黑省委第五纵队”，引发了“造反派”内部一场空前大混战。对“造反派”早已忍无可忍的武汉军区宣布工总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抓了分部以上头目近５００人。
    塞满犯人的军车在江城夜空呼啸奔驰，震惊了好不容易才被批准加入“造反派”组织、在《新华工报》当编辑的鲁礼安。他奋笔疾书一篇篇文章，借巴黎公社的启示，要求“正确看待造反派的功过”。不仅如此，“我素有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再次发作。太岁头上也敢动土”，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也敢怀疑。当时中共中央转发了毛“三七指示”，肯定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做法。鲁礼安质疑说：延安中学上报的材料称学生“仅用一天就实现了全校大联合”，可能吗？短短一天能消弭由于政见不同而导致的思想分歧、精神隔膜和相互仇视的情绪？他断定这是假的，是有人炮制了“抽掉两条路线斗争实质的大毒草”欺骗伟大领袖。大字报贴了出去，立即遭到攻击——矛头指向红太阳！他辩解说自己是指有人编造假材料“欺骗”毛主席——那也不行，伟大领袖从来都明察秋毫！
    一波末平、一波又起，他又捅了一个更大的乱子。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派出几十个小分队，到各地从档案中挖出成千上万“叛徒”，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批转的《薄一波、刘澜涛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材料》，称他们接受刘少奇、张闻天的“中央指示”自首出狱，窃据要职，是“党内一大隐患”。而鲁礼安研究了这份材料后，断定实属一大冤案，写了篇文章，称“抓叛徒”背后有大阴谋——这又犯了大忌！他被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开除。
    到底是时代不同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自己拉队伍。他与冯天艾一块拉起了大、中学生二十多人的“新华工敢死队”。鲁礼安解释：“敢死队”不是鼓吹武斗不怕死，是取为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之意，是用文字向“反动路线”宣战，打砸抢与我们无缘。鲁礼安本人在“文革”中更自始至终“君子动口不动手”，一直沉浸在逻辑和激情的乐趣之中。他们以一篇《敢死队向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一小撮混蛋挑战》的大字报亮相，历数武汉部队如何“支保不支左”，“镇压革命造反派”，情绪激昂，语言尖锐：“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今日雄文四卷在手，何日缚住武汉谭震林游街示众？！”鲁礼安对多维记者自嘲：“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癞蛤蟆打哈欠的文风”。
    大字报激怒了武汉军区首长，“敢死队”还参与支援黄石市造反派逼迫武汉部队韩东山副司令员检讨的行动，军区签发了对他的“逮捕令”，不知为何却没有动手。
    “敢死队”更重大的行动，是为被军区镇压的“工总”翻案。鲁礼安认为：造反派头头中或许有不良分子，但个人品质对整个组织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这个组织在革命中所处地位如何。拥有数十万产业工人的工总，在武汉地区“文革”中举足轻重。他写下《从阿基米德的一句话谈起》等三篇翻案文章。
    鲁礼安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们真正以为我们投身的，是一场反修防修，保证中国永不变色的史无前例的“圣战”。“苍天在上，在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小者说话这一点上，我敢说我问心无愧。”
    ◇　从狂热呐喊转向冷静思考
    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营垒，终于从“批判的武器”转向了“武器的批判”，互相诉诸武力。保守派组织联盟“百万雄师”在部队支持下，控制了多数工厂，将这些工厂的造反派驱赶到市中心几个据点，不断对这些据点进行武力攻击，所幸当时的武斗还只是用冷兵器——长矛、棍棒。鲁礼安也鼓吹“文攻武卫有理”。他在大会上演说：“当反革命对革命人民无情杀戮的时候，难道我们竟愚蠢到递过脖子去任人砍杀，而不是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去武装自卫，坚决抗暴吗？”但当台下响起暴风雨般掌声，有人喊“文攻武卫万岁”时，他话锋一转：“我并不赞成文攻武卫万岁。这个口号，也只能说是在当前这样一种特定形势下，一个不得已的应变口号。”他鼓吹应当“发扬优势”，优势就是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去唤起群众……“几乎我的每一句话都被狂热的掌声和欢呼声打断……使我产生出一种幻觉”，“仿佛自己正站在硝烟弥漫的街垒中，对浴血奋战的武装群众进行动员演说”。
    在保守派“百万雄师”酝酿向所有造反派据点发起总攻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谢富治及王力等人相继来到武汉处理危机。谢、王在公开场合露面，认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被捕的骨干陆续放了出来。“百万雄师”并不知道毛、周就在武汉，眼看政治风向要变，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以批谢、王“下车伊始偏听偏信”为名，发起超大规模示威，逼迫中央改口。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日，骇人的政治风暴拔地而起：几百、上千辆卡车满载“百万雄师”、“公检法”和解放军８２０１部队战士，在三镇武装游行，其声势之浩大为建国以来所罕见。他们不仅在多处暴打“造反派”，还冲击、包围军区抓王力，形同一场“叛乱”。
    鲁礼安在这场事件中差点丧命。他带上一部照像机，上街抓拍“百万雄师”成百上千武斗队员头戴柳藤帽、手持长矛冲击湖北大学等血腥场景。但他被对方发现了，鲁礼安拔腿就跑，身后几名“柳藤帽”挥舞长矛紧追不舍，他慌不择路，跑到长江大桥引桥旁陡崖上，一咬牙闭上眼睛抱紧相机，滚下几丈高的陡崖，相机摔得四分五裂，他也摔成重伤，幸亏逃过了武斗队员的毒手！
    毛泽东、谢富治及王力都脱险了，中央公开表态，武汉形势急转直下，“百万雄师”垮台，“造反派”群众上街载歌载舞狂欢。鲁礼安为工总翻案有功，被“工人运动领袖”奉为座上客。但他有一种预感，“造反派”同室操戈将再现。一个事实也使他特别不安：重新掌权的“造反派”对前“保守派”群众残酷报复，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他在回忆录中说“据不完全统计，单武汉一地保守派方面被打伤打残的，就多达六万多人，被打死的有六百多”。
    北京有人点名他去人民日报社“任立新写作小组”。据说这个写作班子由北京一些红卫兵笔杆子组成，直接听命于“中央文革小组”，但商调函被卡在华工造反组织一号头头张立国的口袋里，他没去成。幸亏没去成——听说“任立新写作小组”和不久就因发表乱军讲话而垮台的王力很有关系。
    “‘文革’将把中国、世界引至何处”的这类大课题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他和同伴感到实在太欠缺知识，便空前勤奋地读书：马列着作，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的着作，还有《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史》和约翰．里德关于十月革命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后来又增添了《第三帝国的兴亡》，戴高乐《战争回忆录》、托落茨基《第四国际》……鲁礼安说：说来脸红，书都是从我们借住的省委干校图书馆、长江日报社图书室偷的。
    鲁礼安在这段时间也写了大量后来为之惭愧不已的文章。他写了《论武汉工运道路》，文中关于“以钢工总为核心，实现武汉地区的革命大联合”的提法，带有明显派性。后来他反省说：不少“大权在握的造反派头头，其实并不具备担当‘核心’的素质”。
    他支持一支农民队伍——浠水“巴河一司”进城造反。这支队伍的负责人王仁舟，是北京外语学院因政治言论“文革”前被开除、“文革”中又被平反的学生。王宣称贫下中农“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因为他们“经济地位最低、生活最苦”“所以最迫切要求改变现状”。鲁礼安并不相信他这一套怪论，他懂得判断一个阶级进步与否，主要是看是否与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但他去考察他们比人民公社更“一大二公”的“新农村”，撰写《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加称赞这些所谓创举乃“共产主义的萌芽”，认为“巴河一司”的崛起是中国农民运动高潮将要来临的预兆。他在回忆录中承认：我不懂得王仁舟这些“革命创举”其实早在“大跃进”时期，就被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过，曾经将中国农村推向深渊。
    ◇　“我一生的根本任务是制造真理的旗舰”
    鲁礼安从运动一开始就对山呼万岁、万寿无疆之类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或许是出于天性的缘故吧”。他不仅对“忠字歌”难以适应，也从来不戴毛泽东像章。特立独行的鲁礼安通读《毛泽东选集》，将毛在一些问题上的论述与后来的实际情况相对照，认为即便是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常有认识超出了实践或落后于实践的问题，用毛自己的话说，就是也会犯“左”或“右”的错误。他在毛着上一些地方作眉批说，现在看来这里“左”了，现在看来这里“右”了。这在旁人眼里实属大逆不道，但他自己却浑然不觉。
    “文革”激烈动荡了一年多，武斗不断，内乱不止。有个朋友建议鲁解散“敢死队”，另行组织一个学习马列主义团体，聚集起真正有头脑、有思想、能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战友，学习毛主席着作——不但要学习已经公开出版发行的，而且要研究未公开出版的，包括毛的早期着作，独立思考这场革命的来龙去脉。鲁礼安万分感谢北京一些学生组织编印上下两册《毛泽东思想万岁》，收入一大批毛的早期文稿，给他展示了大量以前从未知晓过的思想和信息。毛泽东这位从韶山冲走出来，曾想当警察、当法官、当肥皂制造商的青年学子，原来并非生来就一贯正确的“完人”啊！
    他们决定成立“北斗星学会”。名称由当时一句著名歌词“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而来，推选冯天艾为会长，冯提出学会须有一份自己的刊物，不是有过《湘江评论》吗？我们的就叫《扬子江评论》好了。
    鲁几乎未作任何修改，一气呵成了《北斗星学会创立宣言》的草稿。劈头就说：“我们试看矿岩的分布，铁矿煤矿和云母，各自云集在一起。这是自然界千百万年变化的结果，是大自然的威力；且看我们的队伍，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废、有人叛变，但更有人集结在一起，奋勇地前行。这是一年多来运动的结果，是大革命的威力，这种威力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最后一句是：“北斗，北斗，未来几十年的中国、世界，将谁主沉浮！”
    或许有人会感到这些文字狂气十足？那个年代的青年学生都时兴这种带狂气的文风。鲁礼安在一本“文革”日记的“序言”中还声称“真理的军舰是我的旗舰，我一生的根本任务是制造这艘旗舰。人们都在匆匆忙忙地制造自己的划子……我和我的同伴们则要制造真理的军舰去征服思想的海洋”呢！
    ◇　“北斗星学会”运交华盖
     “北斗星学会”特意选在十月革命六十周年——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７日成立。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作家、十多年后写出《苦恋》的白桦和剧作家所云平，中学代课教师、后来成为着名哲学家张志扬与童丹等人都来了。诞生之日却似乎运交华盖，当场有位工人代表尖锐批判鲁的宣言草稿，更有一个武汉警备区的人不请自来，默不作声，一个劲地记录每个人发言，弄得人心里发毛。不少与会者打退堂鼓，只剩下六七个人算是成员。“那天散会后与我们一道合影留念的人倒不少，而这张照片从照相馆洗印出来后，不知怎的竟也有张落到了警备区的手里，成了长官们按图索骥、追查‘危险份子’的好证据。”
    后来工总一个基层头头告诉鲁：武汉军区首长接到警备区的密报后，立即命令对参加学会成立仪式的所有人进行秘密调查，这位头头就被要求调查其中一名工人。鲁礼安纳闷：“文革”各种群众组织何止成千上万，各个群众组织之间打破了头，都不觉有什么稀罕，为什么偏偏我们几个阅历不深的学生想组织起来学习理论研究“文革”，就犯了大忌？
    近一个月后，在省革委会１２月４日常委会上，武汉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一把手曾思玉点了“北斗星学会”的名，称之为“稀奇古怪的组织”，“老右派分子”白桦也出席他们成立仪式。曾思玉一边抖动手中的一张纸一边说：这就是这个北斗星学会的宣言。这个宣言非常反动，每一个字都是反动的！
    首长的表态如此横蛮、如此不负责任，是鲁礼安始料不及的。学会几个成员也都惴惴不安。不久有消息说，北京、上海的类似学会的日子都很不好过。看来无论用什么名义，只要企图在思想理论上作自主研究，你就是心怀不轨。他感到憋气：为什么偏偏生活在这个把人当做“神”来供奉的环境里？我们从造旧世界、旧观念的反起家，为什么又沦为新的精神奴隶？
    怎么办？一位叫周凝淳的朋友向不甘寂寞的鲁礼安说，毛泽东不久前发出“最高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何不就以此“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命名？名称太长，就简称“决派”——搞个“决派联络站”，联络一批志同道合者完成学会未竟之事，出版《扬子江评论》。
    周凝淳转述张志扬、童丹的看法说：这是一个不容许有自由思想存在的时代，但是“大民主”又确实给了某种言论自由的契机，而言论是思想的外壳，就看你怎么表达。
    已经十分娴熟于起草宣言的鲁礼安，便又起草《决派宣言》。第一稿所谓“以最大的热忱准备迎接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因“巴河一司”这时彻底失败而成了废话，年轻学生希望他重写，对夺权后“文革”运动的走向作出分析、预测：既然“革命委员会”仅仅只是“临时权力机构”，那么由什么样的正式权力机构取而代之呢？
    鲁礼安在《决派宣言》新稿中指出：“革委会”最终会被“革命群众”淘汰出历史舞台，但还没有明确提出将被一种什么样的新国家形式来取代。
    就在鲁礼安苦思苦想“文革”前景的同时，天南海北都有一批人正在探索同样的问题。有一天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李正天登门造访，鲁礼安与他一见如故，相识恨晚。六年之后，李与另两位广州青年化名“李一哲”合写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思考》，闻名全国。而在浩浩洞庭湖的那一边，湖南“省无联”中的一些独立思考者，在一篇《我们的纲领》文章中，也提出湖南“省革筹”实际上是旧政权的翻版，对之必须实行“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一位名叫杨曦光的中学生（后来他改名杨小凯），则在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中认定，“现在９０％以上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他们与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
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
    当年知识青年比起他们的前辈来，拥有的精神资源是十分可怜的。１９５７年那一批“右派”多半经受过“五四”的洗礼，拥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思想等人类精神资源，而鲁礼安这个年龄的青年是在中共的思想专制环境下成长，“文革”前夕他们手中只有“毛主席语录”和《雷锋日记》。鲁礼安与“省无联”以及其它地方独立思考的青年，拥有高度相似的思想演进轨迹：从官方的毛泽东思想，到非官方版的毛泽东思想，到列宁、马克思，到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和理论，然后反过来质疑现存制度，去探索新的道路。他们不约而同地高度关注１８７１年的巴黎公社。鲁礼安就反复鼓吹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公社国家，他的观点的支柱，就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所主张的：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选举，把他们的薪金降到普通工人收入的水平。公职人员都要对选民负责，不享有任何的特权，选民随时监督、随时撤换。
    鲁礼安和战友尽管造反夺权有功，但是由于他们勤于学习、思考，思想逐渐超前，与“造反派”的主流日益分道扬镳，成为边缘化的偏师。鲁礼安回忆那时他的处境说，华工“造反派”内部争权夺利日益激烈化和表面化，但在坚决不让原院党委书记朱九思重新上台这一点上又结成同盟。而他不单主张解放朱九思，而且认为中央邓小平、省里张体学，也都应当重新启用，这使造反派头头们对他甚为疑忌。
    风声越来越紧：康生等人指湖南“省无联”为“反革命组织”，组织被取缔、思潮被批判、成员被逮捕。当局杀鸡吓猴，让鲁礼安他们感到险象环生。在有经验的朋友劝告下，鲁礼安决定不以鸡蛋碰石头，紧急召集骨干分子开会，提出解散“决派联络站”。没想到他那些观点比他更激进的部下坚决不肯。鲁礼安只好以“七二○事件”中自己跳桥受伤复发须治疗为由，退出决派活动。
    对他的围猎在逐渐收网了。省革委会和军区无端怀疑是鲁礼安在幕后操纵各地武斗，指示华工革委会要从他这里挖罪证。有天半夜，他突然被拘押、隔离反省，给他纸笔，要他交待。他根本不理会他们，只在纸上信笔写写画画。但他的笔记和日记都被抄查，他在毛选上的眉批令他们如获至宝——白纸黑字啊！他们整出了一份分门别类列举他反对毛主席等罪行的材料。
    这次被鲁礼安侥幸逃脱，还一口气写下三篇总题为《我回答你们》的文章，逐一驳斥对他的指控。他鄙视那些喋喋不休地指责他离经叛道的人，他讥笑他们困在围墙之内坐井观天，只知道头上有个“红太阳”，忘记了无边无际的天空中还有数不清的恒星。鲁礼安却没有料到，这“围墙”不是别的，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铜墙铁壁”！
    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６日，《扬子江评论》的创刊号印出来了。刊出了鲁礼安起草的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派》。他模仿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派》，抓住毛泽东“对派性要作分析”一语，抨击上海对革命造反派学生的反攻倒算——他对镇压过上海“红革委”的张春桥特别不满，也非议周恩来“一贯采取调和路线”，但是他尊敬周鞠躬尽瘁，坚持不点周的名。鲁礼安后来承认这篇文章本身就是站在“极左路线”立场，“流毒甚广”。
    鲁礼安在文中还宣称“一旦资产阶级首先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就必须用暴力对付暴力，用革命的战争来反对反革命的战争”。在这个问题上，鲁礼安的感性与理性是分裂的。当他目睹“七二○”前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七二○”后造反派内部所谓“钢派”与“新派”之间一场场血腥武斗，曾经和正在夺去多少无辜群众的生命，不由得心情沉重，想到那些“为捍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而横尸街头的同学，那些被流弹或走火误杀的同胞，他们死得“比泰山还重”么？九泉之下真的能安详合眼么？“我写的那些鼓吹武斗的文章，究竟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摇旗呐喊，还是在为一种骨肉相残的罪恶推波助澜？”
    他在监狱中无数次扪心自问，对自己的文字认真反省。他对多维记者说：我长期认为“两条路线的斗争”最终战争不可避免，“七二○”后甚至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装夺取政权”，流毒之剧，影响之坏，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分。我写这种文章，等于是唯恐天下不乱！还有鼓吹派性，宣传“农民领袖”王仁舟的极左蓝图……我那些尖锐刻薄极富煽动性的文字，也不可能不对某些人造成相当的伤害。
    这篇文章是鲁礼安“文革”中的“绝笔”。两天之后，他在赴黄石途中于铁山被劫，从此从人间消失。
    鲁礼安说：如果我不是在１９６８年的夏天失去人身自由，以我狂热激进的思想方式，在以后的年代里是会沦为“四人帮”的爪牙，还是像杨小凯、李正天那样，从狂热走向冷静、从幼稚走向成熟、从狭隘的派性走向为整个民族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而斗争？我想我一定会走向后者。无它，只是因为我从来嫉恶如仇，崇尚正义，我不但有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头脑，且不乏探索真理，为真理献身的勇气。但是历史没有给予我走向真正觉醒的时间。
    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７日深夜，武汉地区“文革”造反派的“一枝笔”鲁礼安，在前往黄石的途中在铁山被劫，从此开始了他长达１１年多的单监生涯。被劫是偶然的——误闯了对立派系的哨卡；被囚却是必然的——毛泽东发动“文革”放妖容易收妖难，桀骜难驯的鲁礼安这时赶上了毛泽东从“大乱”达到“大治”的转捩点，正好用来杀一儆百。
    鲁礼安被抓在武汉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数百个群众组织参加“营救鲁礼安”行动，数万人乘坐三百多辆卡车示威游行，甚至还有人企图“劫法场”。但最后都被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强行镇压下去。
    ◇　入狱
    鲁礼安对多维记者没有多谈自己在监禁中的遭遇，但是他的《仰天长啸》中却记录了他亲身遭遇的暴行。仅举几段：
    四五个大汉凶神恶煞地围紧了我。我身手全被绑着，躲无可躲、防不胜防，只能给打手们充练习拳头的“沙包”……那家伙霍地从屁股后摸出把雪亮的匕首，“老子今天非把你这小子一块一块零剐了，”他边说边揪住我的左耳，朝耳根上就是一下。我只感到耳根剧痛，鲜血汨汨地顺着脖子朝下流——这是他被劫时给他的下马威。
    我被押到地下约２００米深处的矿井工棚，两个中学生一人抓起一根用钢丝绞成的鞭子，朝我狠狠地抽下来。一道鞭子一道血印，我痛得蜷缩在地下，一边用戴着铐子的手护头，一边大声惨叫……每天都免不了这样一顿毒打。我被打翻在地上，他们就用脚上的靴子踢我——这是在受审讯的日子。
    他被当兵的铐成“苏秦背剑”——将一条胳膊从肩上扭到背后，另一条胳膊从腰下扭到背后，然后用带铜扣的皮带朝头上猛抽，逼他承认“组织越狱”；他被看守班长用半自动步枪上的三棱刺刀朝胸口猛捅，痛得在地下打滚……
    当局开始想给他定“恶攻罪”，但这条罪名实在莫须有；后又捏造出“北决扬反革命地下组织案”，１９６９年９月２７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发（６９）６７号文件”“对武汉问题的指示”说：
    （二）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歪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三）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的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审讯人员说，因为他经人介绍曾去拜访过一次老红军王盛荣，所以王就算成他的幕后黑手；王盛荣又是中共党史上王明那一伙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王明跑到苏联，还炮制文章恶毒攻击毛泽东和“文革”，所以当局就把鲁礼安与王明挂上了钩——令鲁礼安叹服：“真不愧是惊天动地的大手笔”！
    据三十年后官方《武汉大典》记载，当时“全市被定性为五一六、北决扬的多达数万人”，为此受到清查的更是不计其数，据估计达数十万之众。
    被关在单人囚室中，他曾经狂暴抗争，激烈申辩，用头撞囚室的围墙，想拉断囚笼的铁槛，想用铁片切开血管，还用一根旧裤带上吊，裤带却崩断……他的同案犯中先后关疯了四个。
    支撑他好好活下去的力量之一，是他渐渐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我无罪，他们才有罪。鲁礼安争取到读书的权利，通读《辞源》，苦念英语，钻研《史记》……还背着看守断断续续用极小字体，写下五六万字的纪实小说《狂飙曲——红卫兵之歌》。“本来想写成正剧，写着写着就不像了，写成了搞笑的荒诞剧”。
    就在“文革”结束之后两三年了，他还差点被判死刑，后来又改为无期徒刑。原定是要开公判大会，主会场就设在武汉剧院。省里把判决情况上报中央备案，以为铁板钉钉，遂印刷判决通告。岂料中央管政法的一位负责人调阅案卷，认为当年对“北决扬”一案的处理有问题，遂报中央政治局讨论，终于否定了１９６９年中央“九二七”指示，传达到湖北省委。而当时公判大会已一切就绪，正准备到监狱提鲁礼安一行人犯押往主会场……
    ◇　出狱
    大墙之外，天地翻覆，真理标准讨论的劲风终于吹开了思想专制的堡垒。１９７９年１０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向湖北省委呈送《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说：“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已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１２月，省委批覆同意这个报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给了他一纸刑事判决书：“免予鲁礼安刑事处分。”
    他说：我既然能够咬着牙挺过来，我就是胜利者，身后的监狱之门，便是我的凯旋门！
    走出了牢狱的监禁，走不出社会的禁锢，连大批知青都难找工作呢，何况他这个已经３３岁的“文革”造反派头头、释放犯！他打短工、拖板车、踩三轮、代课……一度还动了考研的念头，但他怎么过得了“政审”这一关？
    幸亏当时还有“顶职”这一政策。他父亲从阳逻船厂退休，鲁礼安顶替进了厂当仓库保管员，后来调厂人事科搞职工教育，对青年工人进行文化补习，工人们称他是“鲁老师”。
    他的母校华中工学院给他补发了本科毕业文凭，他又完成了电大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业，撰写了一批论文，创造了一套历史网络教学模型，编写了一套地理形象趣味教材……他讲课很受欢迎，武汉市有所大学想调他，让他试讲过几堂汉语文学课，但是最终没有能调成，原因之一，还是“文革”问题留的尾巴。加上当时还遇到一些别的不公正的事儿，让鲁礼安心里凉了半截，索性停薪留职，返回武汉。满怀抱负的鲁礼安，被自己的沉重过去拖曳着，总觉得自己的才华和精力没能施展。
    当鲁礼安是“文革”造反闯将名震江城之际，颇引动一些姑娘的芳心，他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余，也对心仪的女孩萌生过情愫。被关进黑牢，自然就什么都谈不上了。出狱之后“释放犯”的帽子又吓退了多少姑娘！据说有个女孩看上了他的才华，一到公安部门去打听，吓得花容失色：公安局的人说，这个鲁礼安是个“大反革命”，坐了十几年牢，差点给枪毙！
    然而，终究有能慧眼识珠而不信邪的姑娘。一个在供电局工作、比他年轻十来岁的重庆女知青，得知了他的传奇故事。她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大不了——“文革”中为几篇文章坐牢，又不是杀人放火！她与他见面，终于结成良缘，生了一个儿子。
    １９８９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鲁礼安认识了一位英籍犹太商人，应聘成了这位商人驻汉办事处雇员。当地工商部门说：鲁有“历史问题”，这位商人却不在乎，对鲁说：“I  know  your  story."执意要雇他。他感谢这位老板的知遇之恩，便尽心尽力地工作。后来他与妻子都调到这家公司在浙江的部门，一直干到多维记者见到他的三天之前，他辞职回家来。
    有人曾经劝他自立门户，鲁礼安却不愿考虑，他觉得自己在老板手下干得还算舒畅，更重要的，他总想着用更多时间和精力来读书、思考，反思那段刻骨铭心的“文革”岁月。他用近十年时间写出一本回忆录。正如江汉大学退休教授姜弘所说：“原来曾想，文化大革命是无法如实描述的，因为那一切太离谱，太不正常了，真实的不正常有可能成为漫画，使人感到荒诞。然而，读了鲁礼安的这本书，我改变了看法。……他不加矫饰地把当年那种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照原样再现出来了。”“鲁礼安给了我们一块‘文革’的活化石。”
    鲁礼安现在是虔诚的基督徒——与他母亲一样。他为教会作词、谱曲、写文章，多维记者还读到了他写的一个儿童剧本《耶稣已经来过了！》。


                      对于文革，真相比结论更重要

                              ·方　方·

    应该说，鲁礼安是文革中的特殊人物之一，因为他在这场浩荡的大革命中，不
仅是追随，还有制造。他畅快淋漓的文章、唇枪舌剑的辩才、挥斥方遒的意气、侠
肝义胆的豪情，曾经成为武汉三镇的传奇。正因为此，当传出他被抓获的消息，竟
引发一场规模不小的“营救”运动。无论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当年，无论事情的发生
发展是对是错，对于鲁礼安而言，那都是他个人最轰轰烈烈也最风光无限的年月。

    只是好景不长，鲁礼安最终被投入了牢房。虽然关他入狱的理由现在说起来像
个笑话，但他却因为这个笑话，在不时转换但全部黑暗的小屋中度过了近十二年的
时光。２１岁到３３岁，一个人几乎全部的青春都被永远尘封在此并且永远也索取
不回。曾经与鲁礼安一起“革命”并也坐牢的诸多战友或死亡或崩溃，但鲁礼安却
没有。这应该是个奇迹，连鲁礼安自己也认为是个奇迹。或许是他的充满自信的性
格帮助了他。他在狱中一遍遍回忆自己的往事，以致那些事情烂熟于心，睁眼闭眼
都清晰可见。那时候，他就下决心要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

    这是一本重要的书，重要的不仅是内容本身，而是鲁礼安所做的这件事。十年
的文革时间，实在是太漫长了，漫长得我们无法看清它的真相。随着二十八年时间
的推移，越来越是非难分，越来越错综复杂。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中国产生如此之大
的浩劫？是什么理由使中国精英们一夜之间以排山倒海的姿态崩溃？是什么力量让
阳光一般的红卫兵突然成为人们眼里的恶魔？——这样的问题可以提出成百上千，
但答案却总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

    当然，这样的问题，鲁礼安一个人的回忆录不可能解答，就算有其他更重要人
的回忆录也无法解答，它需要千千万万过来人最真实的记忆。文革若是暗夜里的一
块巨石，浑然不见它的真实面目，而鲁礼安的回忆录便是一只射向它的手电筒。虽
然它只能让我们看到巨石的一个点，但如果有无数无数的鲁礼安将自己的文革经历
写出来，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身份地位相对特殊的人写出自己的文革历程，那么，
这就如同手电筒从各个角度向这块看不清的巨石投射去光照。聚光之下，就算最本
质的东西无法触及，但它的轮廓却已然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或许这样，我们方能
以最快捷的方式接近真相。

    其实，对于文革，我个人以为，真相比结论更重要。这就是三年前我非常希望
看到回忆文革的原始文本的原因。

□　摘自《一个人的文革史——〈仰天长啸〉序》

                       历史是宗教　写作是拯救
      ——读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胡　平·

    这是一本十分厚重的书：绝不仅仅是篇幅，六百多页，五十多万字，够厚重的
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坐了十一年监狱——其间大部分时间还是单身监禁——
的人，用了整整十年功夫写成的回忆录。这是用一生的心血，写下心血的一生。这
个人就是这本书，这本书就是这个人。

    鲁礼安是武汉人，原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初期是武汉地区大名鼎鼎的革命小
将，异端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１９６８年７月因莫须有的“恶毒攻击罪”被捕入
狱，后来又因为涉及“反革命地下组织”案，差点被判死刑，被投入单人牢房长期
关押，直到１９７９年才出狱。出狱后，作者用了整整十年功夫，写成了这本回忆
录。这本书记载了作者的成长和经历，记载了作者在文革初期短短两年时间内的热
情投入，指点江山，然后就是漫长的监狱生活，痛苦的思考与回忆，极度的空虚与
绝望。通过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文化大革命，了解到一代造反
派红卫兵的思想与心态，更可以了解到作者本人，了解到作者非凡的毅力、才华与
品格。

◇　单身监禁——难以描述的恐怖

    读鲁礼安的书，最令人震撼的一点莫过于他十一年的单身监禁生活。这种痛苦
远非笔墨可以描述，因为这种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没有生活。人是天生的群居动
物，人必须生活在人群之间。人群之间就叫人间，在各种语言里，死亡都被委婉地
叫做离别人间。可见人们都知道，离开了人群的生活就不再是人的生活。离开了人
群，生有如死。作者引用恩格斯的话，单身监禁是“野蛮得无以复加的刑罚”。单
身监禁不仅对人的肉体造成极大的伤害，它更严重地摧残了人的精神和心智。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写过一部小说《象棋的故事》，其中的主人公Ｂ博士被纳粹
单独拘押，在牢房里他面对的是一片虚无的空间与时间，生活成了空白，围绕他的
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空虚。为了对抗孤独，Ｂ博士朗诵诗、背儿歌、背法典条文、演
算算术……但问题是，就像他后来所说的，“在空虚中，我的记忆力什么也抓不住
。我已不能把思想集中在任何事情上。”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狱卒那里偷来
一本象棋棋谱，就像捞到一根救命稻草，拼命地读和背，不断地自己和自己下棋，
一盘接一盘地发疯似地互相挑战，结果他的棋艺竟然高明到可以下赢世界冠军，但
同时也陷入了精神错乱。

    《象棋的故事》的中译本是在“四人帮”垮台后不久发表的，那时候，我们都
刚从没有文化，没有书读的时代走出来，对极度的精神饥渴有很深的体验，所以对
这部小说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小说有它的戏剧性和夸张性。真实
的单人监禁要远比小说描绘得更恐怖。和鲁礼安同案的十几个人，最后有四个精神
失常。

    不止一位坐过牢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本来是一天能读一本大部头的书，下笔能
写洋洋万言的长篇大论的，可是在长期的监狱生活、尤其是在长期的单身监禁之后
，从此再也读不进大部头的书，写不了长篇大论。注意力很难集中在任何一件事上
，平时总是心慌意乱，神思恍惚，心不在焉。由此我们也理解到，鲁礼安能够挺过
十一年单人监禁而保持精神健全，又用十年的功夫写下这部五十余万字的回忆录，
这是何等顽强的意志，何等卓越的才华，何等坚挺的自信！

    为什么鲁礼安能挺过十一年单身监禁而保持精神健全，因为他给自己找到了一
种自我拯救的方式：在被监禁的第八年的除夕之夜，鲁礼安向苍天和大地发下一个
誓言：“我这辈子只要有一天能够走出这座人间地狱，我一定要把我狱中这段悲惨
的经历写出来，我一定要揭露这桩钦定大案的真相。当然，我既不可能象《基督山
恩仇记》里的基督山伯爵那样，去残酷地报复陷害我的仇人，也不会像《双城记》
里的马奈特老人那样，去诅咒对我进行迫害的那些权贵们的子孙和他们家属中的所
有人。我只将如实地揭露迫害者本人的罪恶，用笔将他们这些自由和民主的敌人、
扼杀人类道德和良知的刽子手，永远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果说对于我们中
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那么，写作则是一种拯救。

◇　文革活化石

    鲁礼安是造反派。现在一提起造反派，许多人就以为他们都是些“头上长角，
身上长刺”的家伙，其实不然。例如鲁礼安，从小就是好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在运动初期，他对批判“三家村”和揪斗校长朱九思都是不
以为然的。鲁礼安是从批评工作组而开始其造反生涯的，而他批评工作组也主要是
出于对工作组整学生，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右派的不满，可见他的造反带有反对政
治迫害的成分。鲁礼安后来成为红卫兵的理论家，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宣言固然
充斥着极左的词句，但其中仍然包含有反对官僚体制和向往民主的因素——尽管还
是朦胧的、混乱的。

    说来很有趣，鲁礼安的思想应该归为极左，但是它却引起了一批５７年的右派
的同情与共鸣。武汉地区不少５７年的右派（如白桦、徐迟、姚雪垠等）利用批判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机会介入造反有理的活动，他们对鲁礼安和他的《扬子江评论
》与《北斗星学会宣言》尤其赞赏。江汉大学教授姜弘（５７年右派）在给鲁礼安
这本回忆录写的序言里指出，他和他的右派朋友们之所以赞赏鲁礼安，是因为“从
他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那种青春的理想主义，洋溢的才华和初生之
犊的勇气。

    姜弘写道：鲁礼安们与众不同、难能可贵之处是，他们“因受压而反抗，而独
立思考，从而冲破思想禁锢，从毛泽东走向马克思，反过来质疑现存制度，而且不
顾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自己组织起来去探索新的革命之路——走向民主之路”。
当然，姜弘也指出５７年右派和文革造反派之间的重大区别：“一是性质不同，二
是思想资源不同”。“右派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主张而为毛泽东所不容，才‘因
势利导，聚而歼之’的。造反派则不同，他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是被愚弄
、利用之后又被抛起的牺牲品”。思想资源的不同，“主要是历史环境的不同造成
的。右派的思想里不仅有社会民主主义，而且有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观
念，这与他们早年所受的教育、所受五四精神的熏陶有关。造反派就没有这种精神
资源，他们生长在严格封闭的单一思想文化环境中，所能接受的只有一种意识形态
，就是‘毛主席的教导’”。需要提醒的是，鲁礼安们只是造反派中的少数。这是
我们评价文革造反活动时不应该忘记的。

    鲁礼安回忆录《仰天长啸》写得很真实。这大约也和作者长期与世隔绝有关。
无怪乎有人要把这本书比作文革的活化石。认真研读这本书，对于我们了解文革，
了解文革红卫兵一代，了解文革造反运动，了解文革异端思潮的来龙去脉，都有很
大的价值。

□　原载《北京之春》２００６年５月号



我也有过这样的青春
          ——读《仰天长啸：一个被单监十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姜　弘·

    〔编者按：鲁礼安著《仰天长啸：一个被单监十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一书将由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关于鲁礼安在文革中的活动，请参看宋永毅等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一书第七章“武汉‘北、决、扬’：马克思主义不同政见的深化”，载本刊ｚｋ９９０８ａ。〕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我才读到第一本完整的个人回忆录，而且这样真实生动，把人带到了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的那个疯狂的年代。我原来曾想，文化大革命是无法如实描述的，因为那一切太离谱，太不正常了，真实的不正常有可能成为漫画，使人感到荒诞。然而，读了鲁礼安的这本书，我改变了看法。也许因为我是过来人，而且曾参与过有关活动，所以读时如同回到了当年，一切都重现眼前，感到真实而亲切。这种真实感来自作者的真诚，他不加矫饰地把当年那种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照原样再现出来了。说幼稚也好，说愚昧也好，或者干脆说奴性也好，当年确实就是那样——鲁礼安给了我们一块“文革”的活化石。
    “十年文革”并不是一段统一完整的历史，其间有许多矛盾和反复。总的说来，那是一场夺权斗争，但上层与下层并不一致：上层是争夺领导权，即特权；下层则是争取生存权，即人权。一开始的近半年时间里，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有特权的“红五类”制造“红色恐怖”的时期。中间不到两年时间，是多年来受压的广大弱势群体为保护自己不受迫害，并进而起来争取生存权的时期，也就是造反派起来造反的时期。这中间，毛泽东鼓动人们造反的目的与人们自身的诉求并不一致。１９６９年以后，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是上层继续进行权力斗争并联手镇压造反派的时期。
    说来可怜，造反派活动的时间不过两年，而他们的头头和主要骨干都受到了严厉惩处，且被后人说成是“文革”中所有暴行的制造者。这实在是冤枉，因为那些暴行和血案，主要发生在前后两个阶段，即一开始的“红色恐怖”中和后来的“清队”等有组织、有领导的镇压行动中。造反派当然也有暴行，但他们远没有保守派那样有恃无恐，在军队和各级政权的支持下大胆地“采取革命行动”。鲁礼安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自始至终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号称“敢死队”，实际上他一直沉浸在逻辑和激情之中，所进行的是思想理论上的战斗。他那种理想主义倾向，他的辩才和勇气，吸引了许多右派。我和我的右派朋友常在私下里议论他，称赞他，因为我们从他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
    在“文革”中，１９５７年的右派同情并支持造反派，这是普遍现象。我和我周围的几乎所有右派，全都站在造发派一边，其中知名人物有老作家姚雪垠、李蕤，诗人白桦、王采、秦敢，翻译家章其，著名法学家韩德培，还有此间的著名记者赵Ｆ、刘若等等。这些人大都在运动一开始就受到了猛烈冲击，是造反派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才得以解脱，成为游离于斗争旋涡边缘的“死老虎”。造反派对待我们这些人的态度也远比保守派温和。当时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成员的有些讲话，如批判血统论，说十七年也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右派摘掉帽子也是群众等等，这些说法都在我们心里引起了一丝希望，以为中央可能会重新审视以往的运动。当然很快就发现，这是错觉，是一厢情愿。
    事实上，当时我们都已成为俎上之肉，随时随地任人侮辱摧残，是争取生存权和对民主的渴望，使得一些右派介入了造反派的活动。最突出的是公开站出来造反的诗人白桦，因为他是现役军人，保守派奈何他不得。１９６７年夏天，白桦常常出现在大字报栏前和一些群众活动场所。在“百万雄师”围攻造反派的武斗现场，他一个人面对大批暴徒，与之辩论，营救被围困的造反派学生。他的组诗《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充分反映了造反派群众那种追求民主、反抗暴政的的意愿和激情。这些诗被抄成大字报贴遍武汉三镇，传颂一时，脍炙人口。这些诗印成小册子以后，他亲自在街上散发。一次我遇见他，向他索取，他答应过几天给我。几天以后，他到文联大院来，把诗集送给我和徐迟、姚雪垠。徐迟对这些诗评价很高，他伸出拇指说：“全国文艺界头一份！”
    连老作家姚雪垠也并未完全置身事外，而是以曲折隐蔽的方式表示对造反派的支持。１９６７年春天，造反派被镇压，军区发布《三二一通告》，取缔工人造反~组织，把学生从《长江日报》的红旗大楼赶走。一时间，武汉三镇一片沉寂。对此，姚雪垠怀着悲愤的心情，一连写下了二三十首七言律诗，并加了一个小序，油印成小册子，偷偷散发出去。小序称：“三二一”以后，红旗大楼前人迹寥寥，大字报全被撕毁，纸屑飞扬，一片凄凉。他于无意间发现海关大楼旁有一组小字报，直行书写，虽已残破，尚可辨认，竟是一组七言律诗，而且格律谨严，对仗工稳，因而不忍任其湮没，择可识者抄下云云。记得第一首里有一联是“武汉关前月色冷，钟声寂奏东方红”。中间有一首把这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称为“新马日”，就是把军区镇压造反派比做１９２７年湖南长沙的“马日事变”——军阀何键镇压革命的工农群众。于此可以看出我们这些人当时的思想感情倾向。
    像这样暗地里支持和帮助造反派的人很多，鲁礼安提到的造反派小报《五千里狂澜》，他称赞的报头五个气势磅礴的大字，也是右派写的，此人就是武汉歌舞剧院的音乐家王同善。我自己也参加过一些活动，帮助他们办过小报，还参加过“钢工总文艺分团”的活动，这个组织的头头王振武和鲁礼安有交往，思想观点接近“北斗星学会”和“决派”。
    当年有一种说法，说右派“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资本主义复辟。不知道这话是毛泽东还是康生说的，反正一样，他们二人至死都是一致的。这话并没有错，他们所说的“资本主义复辟”无非是讲民主、自由、人权，而这正是五七年的右派和“文革”中的造反派所追求所梦想的。我和我的朋友们注意并赞赏鲁礼安和他的《扬子江评论》、《北斗星学会宣言》等，是发现他们抓住了当代中国的两个最重要也最敏感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正是１９５７年“鸣放”中的关键问题，这就是实行民主和解放农民。当年在武汉大学的大字报栏上就有这样的醒目大标题：“争民主，争人权！”、“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鲁礼安他们呼唤巴黎公社原则，关心农民的现实处境，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了。巴黎公社原则就是彻底改变政权性质，实行直接民主；在中国，最需要这种变革的，就是压在最底层的最广大的弱势群体农民。当时对于他们的这些思想和主张，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赞赏和佩服的。但同时又为他们担心，感到他们已闯入了禁区。他们不知道，我们当年就是在这些问题上犯禁而罹难的。因为这个问题是毛泽东所最忌讳的，作为几亿农民的皇帝，他不允许任何人代表农民说话，更不允许给农民以自由。就像马克思所说，他要保持农民那种“一袋马玲薯”式的生存状态；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过是把麻袋变大些罢了。他不许“走资派”在农村搞“三自一包”，是担心农民冲破麻袋在地上生根发展，变成社会公民，危及他的皇权。鲁礼安不知道，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是只可以说说而不可以去做的，他的主张不但触犯了皇帝，也为各级官员所不容。当时，姚雪垠就看出了这一点，说他的思想很危险，会吃大亏的，要我千万不要介入他们的活动。当时，我们这些人既同情、赞赏鲁礼安，又为他的命运担心，如前所述，因为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我们当年的影子。
    白桦的那本《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里有一首诗，就是表现这种心情的，里面有这样的诗句：“我也有过这样的青春／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下面他描绘了在战场上与国民党军队拼杀的场景，但在我心里、在我眼前，出现的却是１９５７年“大鸣大放”中的情景。和别的右派说到这一点，都有同感。我没有问过白桦，但确信他也会同我一样，心里想到的是１９５７年为民主而进行的斗争，笔下却只能这样写。１９５７年的我们和１９６７年的鲁礼安们，不是都像毛泽东所描绘的那样，“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谁又曾料到后来的“风云突变”呢？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以前，我对毛泽东有怀疑、有不满，但还没有看清楚，是《５７１工程纪要》起到了启蒙作用，好像对我猛击一掌，使我突然清醒过来，开始认识毛泽东的真面目。
    十几年以后，当我再见到鲁礼安的时候，，我已年过半百，他的青春也已逝去，成了中年人。那是在一次美学讲座课的中途休息时间，他来听课，并向我提出圣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回来后，我向朋友们谈到他的情况，都不胜感慨也非常同情。——可谁又想得到，历史好像在兜圈子，几年以后，我们和他们，鲁礼安们，又同时在心里产生了“我们也有过这样的青春”的感喟！
    那是１９８９年５月，在武汉召开全国首届胡风思想学术讨论会，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传来了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绝食的消息。于是大家的注意力全都转向了北京，听广播、看电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大家兴奋激动，议论纷纷，有人担心，有人怀疑，绝大多数人是欢欣鼓舞的，因为这是专制制度之下不可能发生而民主社会里常见的正常社会现象——也许，中国社会从此将走上健康的民主发展的大道。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愿，我和许多人都在文化界支持北京学生的声明上签了字。其中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胡风分子，有像我这样参加过四十年代末的学生运动的右派，也有“文革”中造过反的的中年人。面对电视画面上那滚滚的民主浪潮，燃烧的青春火焰，那热情激荡而又秩序井然的动人景象，自然都会在内心里产生感应，联想起过往的岁月——“我也有过这样的青春”……
    我不知道当时鲁礼安在哪里，处境如何，但我相信他也会有同感。因为发生在上世纪下半期的这三次重大历史事件——１９５７年的“鸣放”、１９６７年的“造反”、１９８９年的“风波”，其间尽管有许多不同，但在反专制、反特权，争民主、争人权这一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是前后呼应的，或者说，这是三次被切断了的民主运动。
    １９５７年的“鸣放”，是一次夭折了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五四精神的一次回光反照。当时提出的问题既深且广，远超过以后的两次。特别是储安平的“党天下”，真是一针见血，一语道破了中国现实的本质，揭示出中国社会各种痼疾的真正症结所在。三十年后的８９民运，所提出的基本诉求虽然并未超过当年的“鸣放”，但目标明确集中，都是有可操作性的现实问题，更富有实践意义，而且声势浩大，影响深远。时至今日，这两次民主运动的性质和意义已经为历史所肯定，稍有良知的人也都明白了事实真相，“扩大化”、“动乱”之说也早已无人理会了。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夹在这中间的“文革”中的造反运动，对于参加那场运动的鲁礼安们，今天究竟应该怎么看？我认为，“文革”中那场造反运动与前后两次民主运动的不同是很明显的，一是性质不同，二是思想资源不同。表面看来，“鸣放”与“造反”都是“响应号召”，都是中了毛泽东的“阳谋”。但二者有重要区别：右派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主张而为毛所不容，才“因势利导，聚而歼之”的。造反派则不同，他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是被愚弄、利用之后又被抛弃的牺牲品。１９５７年的那场斗争确实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野的知识阶级与掌了权的阿Ｑ之间、五四新文化传统与游民造反传统之间的斗争。１９６７－－６８年的造反运动则比较复杂，即是那次内讧中的一次反复，又是受压群众的一次自发抗争。
    说到思想资源的不同，主要是历史环境的不同造成的。右派的思想里不仅有社会民主主义，而且有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观念，这与他们早年所受的教育、所受五四精神的熏陶有关。造反派就没有这种精神资源，他们生长在严格封闭的单一思想文化环境中，所能接受的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就是“毛主席的教导”。不应该忘记那场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那是一场造神运动，愚民运动。雷锋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林彪为《毛主席语录》题词时所书写的那几句雷锋日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是听话，效忠！而那本由空洞的豪言壮语拼凑而成的《雷锋日记》，则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郭小川精心修改加工出来的宣传品。就这样，一本语录，一本日记，如同两个轮子，人们就是踏着它们滑进那个疯狂年代的。
    鲁礼安们的不幸和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因受压而反抗，而独立思考，从而冲破思想禁锢，从毛泽东走向马克思，反过来质疑现存制度，而且不顾伟大领袖的战略布署，自己组织起来去探索新的革命之路——走向民主之路。他们当然没有想到，这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然而，正是在这里，他们遇上了１９５７年的右派，他们之间的思想观点相近，精神上相通，而且这种相近、相通的东西一直延续到１９８９年。上面谈到的右派对这两次历史事件的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可惜的是，这种相近、相通之处未能相互传承，积累发展，并上溯到五四源头，进行认真的研究总结。
    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成为历史了，但是有关造反派的真假是非问题并未弄清楚，人们还没有把“文革”中的施暴者与受害者（牺牲）区分开来，鲁礼安的这本书有助于解决这一历史公案。书里有一个附录，注明了有关人物的基本情况，那些曾经为武汉人所熟悉所关注的活跃人物，那些造反派头头，不是悲惨的死去，就是沦落到了底层。——前两年我曾在街头遇见当年和我一起办报的那个“中学红联”的小刘，那个精明活泼的中学生，如今已是个形容憔悴的中年人，正在为下岗后的生活而奔忙。是他认出了我，我却认不出他了。当时，我不由得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闰土，心里戚戚然无言以对……
    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八九点钟的太阳”，火样的青春，被愚弄、被利用、被毁灭了，反转来又要承担沉重的历史罪责，这也未免太不公平了。当然，问题不仅仅在于此，历史的发展总是要有人付出代价，作出牺牲的；问题在于，是用这沉重的代价掩盖历史真相，还是用以换取真正的历史教训？鲁礼安的这本书既是不平之鸣，更是揭示历史真相，提供第一手可靠资料。至于反思、忏悔、评判，那是以后的事。
    以上是我读这本书时的一些想法。我已经年过古稀，鲁礼安也已经年近花甲，我们都老了。人老了，去日无多而往昔的记忆甚多，回忆是老年人的特长和专利，所以常常向后看。由此，我又想到了那个养老经，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健康为中心，潇洒一点，糊涂一点”以及“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等等。对此，我不敢非议，只想修改一下，是为“潇洒一点，清醒一点，老有所思，老有所为”——独立自主，无所顾忌，回忆我们曾经有过的青春，像鲁礼安这样，如实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二００四年中秋之夜于武昌东湖
    □　原载“新世纪”网站
    
    《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节选）      柳英发    1963年秋到1968年底这五年多的时间，我是在武昌实验中学度过的。前三年是我的高中生活，后两年是我文革经历中的一段。武昌实验中学是很有名的学校，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是中南地区、湖北省的重点中学，校名是毛主席亲笔所书。1966年夏，文革开始，改名红旗中学。文革中，红旗中学在武汉三镇也颇有名气。先是当时中央文革副组长王××的儿子为领袖的老红卫兵，后是群众组织的“红十月造反公社”，在江城都很有影响。我自己是红十月发起人之一。1966年11月红十月加入武汉二司（1966年10月26日成立，后称“武汉钢二司”）。1967年2月起，我参与武汉二司勤务组的工作，是其中唯一中学生代表。1968年1月15日武汉市红代会成立，我是副主任。接着（1月20日）三结合的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我以群众代表身份任常委。1968年12月初，我离开红旗中学，和战友们一起到湖北省潜江县插队务农。
    这五年多的岁月中，我经历的许多事情一直都难以忘怀。其中就包括发生在1967年的“12.5事件”。下面我就集中说说这方面的事情。
    1967年12有4日，我们学校在实现大联合的基础上，革委会成立了。那段时间，我活动的重点在校外。作为武汉钢二司的代表之一，我参入武汉军区新领导曾思玉，刘丰（曾、刘在武汉“7.20事件”之后，取代了武汉军区前任领导陈再道，钟汉华）以及武汉警备区（1967年8月成立）首长方铭、张昭剑等主持下的大联合，三结合工作，很少回校。学校革委会成立了，这是大事，是我们的盛大节日，我就被通知回学校了。第二天晚上在学校礼堂举行文艺晚会庆祝革委会诞生。当时我在礼堂所有观众后面，站在一张凳子上看节目，李乾（时校革委会委员，负责保卫工作的1966届初中生）在礼堂找到我，可能是碍于周围有人，他具体没说什么事，只是说有事要我出去商量一下，并告诉了地点，我答应了，但没有立即去，我以为没什么大事。在演出的节目看完后，我才到开会的地方，就是学校原女生宿舍楼一楼的一间寝室，时为红十月的一间办公室，当时屋里已是济济一堂了。何儒非（时校革委会副主任，红十月一号头头，66届高中生）、李乾等均在场。这时我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学校准备开文艺晚会的消息传开后，当晚22中（该校与我校仅一墙之隔）二司学生祁援朝跑过来向李乾报告，说丁洪宝（时22中学生，不时骚扰我校的学生之一）一伙，还有积玉桥的流氓头子韩转运等，在黄××（时22中一教师）的家里集中，准备过来冲击。于是李乾就通知集合些人商量怎么对付。我到时李乾正在布置去22中怎么个打法，说过去把他们抓过来。说谁要反抗就狠狠敲他，打死了也没关系。正在这时，祁援朝跑来，说丁洪宝一伙人都走了。会场顿时乱哄哄。其中不知是谁提出（我至今也记不清是谁）说：他们晚上总是要回家的，到他们家里去打，此法大家都赞成。李乾说，要打，干脆就打死。我说，不要打死，打断他一条腿一只手就行了。钟立民（1966届高中生）反对打死。说打死不好，顿时遭到激烈反对。大家七嘴八舌，说他们是一伙流氓，偷自行车，抢银行，奸污女生，打伤我红十月战友，纵火烧毁我校办公大楼，几番洗劫我们学校等，是三字兵特动分子，罪大恶极。你不打死他，待他伤一好，流氓的报复性是很强的，那我们学校一千多人的生命财产就不得安宁了，还搞个什么复课闹革命！打死流氓有什么关系？上海就是这样的，打死流氓根本没事。现在警司镇压流氓不力，公检法更是前门抓进后门放出，我们搞群众专政嘛。当时是群情激愤，同仇敌忾，被这样一哄，我就同意了。我说：好，那就打死。接着讨论打谁。大家提出来打丁洪宝、庄洪运（22中学生）二人，认为他们是老打出手的。何儒非就叫同学去叫符军（22中二司总部头头，学生，当时在礼堂看节目），是要他作向导的。符军来后听说要打死丁洪宝、庄洪运，他对大家拍着胸说：你们只管打，到时候我们负责抛材料。并说，丁洪宝还不是头头，头头是孔威、傅强，他们俩是流氓头子韩转运的左右手。经他这一说，就决定打死四人，即孔威、傅强、丁洪宝、庄洪运。并决定由李乾带队，由符军、祁援朝引路。夜12点行动。散会之前，李乾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说法律是保护我们的。若流氓打死我们，那就要对他们实行专政。他还说，我们现在成立了革委会嘛，完全可以学巴黎公社，可以把他们的罪行张榜公布等等。
    会散之后，我和何儒非回到隔壁房间，当时是何儒非的寝室。我们都没有说什么话，两个人的心情都显得沉重，完全没有以前作了什么决定之后显出的那种自信。这里我插说两件事：1966年10月，红十月成立不久，文革正处于批资反路线阶段，红十月下属的几个战斗队在学校三楼会议室开会，要开除叶××老师的党藉，准备把他的入党志愿书烧掉。有同学告诉了我。我立即跑去，一进会场我就大喝一声：停下！这时反对的人也不少。七嘴八舌地说非要烧不可。我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文化革命是干什么的？16条是怎么说的？斗党内走资派，批反动权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你们这样做算什么？最终多数人听我的了，志愿书未烧掉。事后有同学告诉我，有人说你这是老保的作为，我没理睬。1967年初夏，我校的三字兵贺××在学校后操场旁用垒球棒猛击索立平（时1966届高中学生，红十月战士）的头部，同学们义愤填膺，要求严惩凶手。我们几个，何儒非，李乾，我等十分冷静，妥善处理了此事。多年之后我的战友们在说及这些事时还说：夫子（我的绰号）平时办事蛮冷静稳重的，怎么在“12.5事件”上那样冲动？是呀，是太冲动。当时，说实在的，话一出口，就有些后悔了，但没有反悔的决心，内心还有不能当群众尾巴的私念，还有侥幸心理，但愿说说而已，不会成为行动，毕竟是群众组织哪能做到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我和何儒非都心神不安，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入睡了。
    凌晨时分，我们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李乾，祁援朝等人进来了，李乾脸色嘎白，浑身发抖，平时说话都有点不太联贯的他，现在向我们汇报行动经过时，紧张得话都难以说清。从他的汇报中我们得知孔威，傅强已被打死了。讲完后，我们叫他回去休息，祁援朝留在我们寝室，当时他才十五、六岁，睡在被窝里，浑身都还在发抖。此时的我，我料定还有何儒非，都觉得问题严重了。
    天刚刚亮时，肖××（我校1967届高中生）推门进来，把我拉到门外，向我要长裤。我问为什么？他说打孔威时，岳中杰，高胜祖（均为1966届初中生，红十月战士）大腿负伤了，被送到中医学院。谁知傅强被其家人也送来救治。为防万一，他转回学校了，现需要裤子。我叫他等着，只身来到耿其华（时校革委会主任、原校党总支委员、政治处主任）房间，与耿其华同住一室的还有陈××老师，他们还未起床。我问耿其华有没有长裤，他问我要裤子干什么，我没告诉他，只向他要裤子。他要我自己拿。我就在他床下的一个箱子里拿了出来交给肖××，并和他一起去看了受伤的同学（岳中杰）。
    吃早饭时，在食堂里同学们就悄悄议论开了，我没理会他们。怎么办？中午耿其华主持召开了革委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我记得他先发了一通脾气，说这大的事情（指跑到别人家里打死人），连我这个主任也不告诉一声。会上大家议论了一通，最后决定了几点：不要声张，相关人员主要是李乾要避避风头。要向上级报告，同时要加强学校的保卫工作。
    会后我到水运工程学院借枪，水运在新河街长江边，去来都要经过孔威的家。我在汽车上看到门口拥着许多人。枪支由水运的车子送回学校，到校我即将枪支交给肖××等人。随后用车把李乾等人送出学校，说是暂避几日，谁知一去就是二十多年，90年代初（1992年？）我才又一次见到李乾。他判刑二十年，青春年华都耗在监狱了。好在他没有自弃，在里面读了许多书，还刻苦学技术，练就了一手好的钳工活。出来后先是开了个汽车修理厂，后来又搞教育事业，目前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还不错。
    随后我向杨道远（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方保林（钢二司二号勤务员）等人汇报了此事。在他们支持下，在适当场合我也向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方铭等领导人报告了此事。当时曾、方等领导没有异样反应。在事后约十多天的日子里，我几乎天天晚上都在学校值班，手握一把五四手枪和肖××等人在学校内四处巡逻。我看见武昌区支左办公室的巡逻车接连几个晚上都在学校四周开来开去。我心稍安些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松懈，担心对方来个鱼死网破。
    1967年12月15号晚，几辆吉普车开到学校大门附近，来了一大帮人，说要拘捕凶手。有同学赶紧来报告，我随即赶到校门口，门口已有许多同学，堵着不让来者进校。我走上前问他们是哪里的？此时不知是谁指着我问对方：你们晓不晓得他是哪个？估计对方知道我，口气和缓地告诉我，说他们是公安联司的，受警司之命来执行任务。我说毛主席有指示，你们知道吧。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抓人，就是一个组织里的坏人，也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处理。你们回去吧。对方无奈，撒走了。我是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把他挡走了，但内心已很是不安，此时耿其华、何儒非等已来到校门口了。耿见状很着急，这是拒捕呀！怎么办？于是我们几个人商定，按毛主席说的办，我们自己先把冯栋（时1967届高中学生，红十月战士）、俞国新（时1966届初中学生，红十月战士）送到警司去，要从长计议。当晚我们一行数十人，陪着冯、俞二人，一路步行，过长江大桥、汉水桥，一直走到万松园路，当时警司所在地，把冯、俞二人送进去了。从此一别，冯栋我在1998年才见到，他在牢里关得一身病差点死去，1973年保外就医。之后在一家汽车出租公司干，后来开了个复印店维持生计。俞国新却一直没有消息，我们一直还在找他。
    第二天有同学来报告，说昨天晚上李乾在他的一位同学家里被抓走了。三人被抓，不少战友和同学们一时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学校一下就乱套了，复课闹革命无从搞起。而且，从此红十月内部分裂了。
    我们一些人，特别是何儒非和我，受到昔日战友们的指责，说我们背叛、出卖了李乾他们。他们打出了“营救革命闯将李乾”的旗帜，宣布被打死的孔威、傅强是“十恶不赦的流氓，死有余辜”。一时间在武汉三镇造成很大的声势。我们不同意这样干，在校内一时有点孤立。当时在学校我的处境好像比何儒非好一点，对方战友好像还能和我“对话”，我委婉多次向他们表示：救李乾，我们都是一样的，但不能这样大张旗鼓的，这样会适得其反。我们造反派的地位现在同以前不同了，我们能直接见到曾、刘、方、张这些领导人，只要把材料准备好，是会有好的结果的，等等。但收效甚微。
    “12.5事件”后，我找过符军，他不是在会上拍过胸吗？我要他赶紧把材料整出来，但就是拿不出来。会上罗列的那些都难以准确地落实在孔、傅头上。例如焚烧我们学校的办公大楼，这是和“7。20事件”同时发生的事，这很典型呀，如果能落实，那孔、傅岂不是罪责难逃？但就是落实不到孔、傅二人的头上（后来纵火者也被抓了，但据说不是孔、傅所为，是22中另外的学生）。我追符军很紧，后来他干脆躲着我，再后来，他也被抓走了。没有过硬的材料，我见到曾、刘都难以开口。但我没放弃努力，只要有机会，我就向曾、刘以下的一些人如张绪（时警司副司令员）、刘海江（时武汉军区的一个部长，支左人员）“吹风”孔、傅不是好人。我们对他是“罚不当罪”，李乾是革命小将，我们是小将犯错误。等等。他们告诉我：这事不能急，往后处理好，越往后越好。这些话，我向耿其华，何儒非，向我的战友们都说过。
    因“12.5事件”造成的“红十月”内部分裂，我心里很不安，感到压力很大。1968年1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我被武汉军区临时党委批准，任市革委会常委。我窃以为是一个好的信号。为什么？因为在革委会筹建期间，其拟任人员都是填了政审表的，学校的“12.5事件”早已不是秘密。我是“12.5事件”的重要当事人，军区领导都是知道的。而我被批准进市革委会了，那事件的相关人员，当然包括李乾等人的处理，可能只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我心安了不少。但我的战友中有的不是这样认为，我已经忘记具体为么事，我和我同班的战友发生了争执，他最后的话深深地刺激了我，而这话与我们争执的问题毫不相干。他极冷峻地对我说：你以为你面前会再有一个李乾吗？那意思是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我是靠着出卖李乾等人，或者是踏着李乾等人这块垫脚石上去的，我当时惊呆了！我昔日的战友怎么会这样看我？我很难过，后面还有难堪的事。1968年3月，二炮来汉征兵，当时来汉征兵的还有铁道兵，准备去越南的。可能因我们学校是重点中学，二炮到我们学校来招兵了。我当时谁也没打招呼就报了名，经过体检，我被录取了，我真高兴。不知是谁告诉的，李乾的妈妈、姐姐突然到学校来了，就在陈××老师的那间寝室里。他们说了许多，意思是李乾还关在牢里，你们是头头呀，你们有责任。你怎么参军屁股一拍就走了呢？李乾没出来，你不能走，等等。面对泪流满面痛苦不已的李乾的亲人，我真是百感交集，禁不住也哭了起来，真不知道该对李乾的妈妈、姐姐说些什么，怎么说。旁边也围着些人，长时间的静场。最后是陈××老师，他也是眼泪涟涟地安慰李乾的妈妈：柳英发虽然参军了，他说了还是要管李乾的，学校也要管的，他目前只能这样了，问题往后拖拖，只会解决得好些。那场面今天回想起来心里也是酸楚楚的。    后来，“三反一粉碎”开始了。这样，我就没走了。当时方铭，张昭剑他们也不让我走，表面上是热情诚恳的，我内心却有疑虑，是不是因为学校的“12.5事件”？这个疑虑当时我对谁都没有说，是因为参军要走之前，我向张绪提出要求：想见见李乾。张绪当时答应了，但一直没有安排，就是留下来之后，张绪也不跟我谈这个了，这叫我不安，因为当时我是把他们对我的态度作为“12.5事件”的晴雨表的。但这个不安，后来还是因几个事的发生而打消了，尽管这个被打消的时间不长。
    1968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在市革委会参与组织领导这个工作。当时在大会小会上我都表态：我带头上山下乡。在一次会上我还对张体学（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原湖北省省长）说：干部子女要带头。我还点了他的子女在华师一附中要带头上山下乡。在省市召开的万人动员大会上，我发言说上山下乡运动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现在我们上山下乡，是红卫兵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只能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并在会上宣布，我本人决心上山下乡，请市革委会方铭主任批准。当时方铭站起来带头鼓掌。在市革委会，方铭特别对我说，我答应过你到我们15军当兵的，你要想去的话，现在还可以去。我当即说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去当兵呢？不过方铭这话，让我认为当初不让我去二炮，与“12.5事件”没关系。1968年12月1日，我们下乡出发时，刘海江（时任市革委会常委，办事组组长）特地到现场送我。下去不到半年，刘海江曾对我说，市革委会准备调你回来，愿不愿意？我说不行，不行，这不成了“下乡镀金”了，后来1969年国庆，二十年大庆，我下去的潜江县有两名知青代表去北京观礼，这是个特例，我是单独被通知，只身回汉到洪山宾馆报到的。梁仁魁（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副司令员，湖北省观礼代表团团长）告诉我，你的名额是武汉市给的。但我编在荆洲地区分团，当晚湖北团就离汉赴京了。这些，使我对“12.5事件”处理的结果看好了，心情十分舒畅。
    10月16日，我随湖北代表团从北京回汉，即参加省革委会贯彻中央9.27指示扩大会议。会议名义批“北、决、扬”，实际上是批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我被人引导去见曾思玉时，他一反从前，脸色冷冰冰的，连和我握手都十分勉强。这是我到汉后第一次见曾思玉，说实话，心里发凉。接着，在荆州地区小组会议上，张体学也借杨道远的事敲打我。我年轻气盛，不懂政治，在会上同张体学争执起来。我的印象是一个下午的小组会，差不多就是我和张体学在讲。这是怎么回事啊？“北、决、扬”在武汉出现时，我们就不赞成、反对。中央指示要批，你批它好了，怎么批起我们来了呢？我问杨道远，他叫我不要吱声，参加会就是了。会议结束，我没随荆州团回去，自己留下来了。遵照中央指示精神，要去北京办学习班，我找到市革委会政工组长张景禄（军代表），要求参加。他说，学习班不要中学生。结果未去成。通过这个会，在北京观礼产生的那种兴奋喜悦的心情全没有了，我感到：厄运开始了。
    在这之前，1969年春节后，学校工宣队为“12.5事件”把我们弄到学校办学习班，我、何儒非等相关人员都参加了。学习班主持人向我们介绍了孔威、傅强及其家人的情况，给我们很大的触动。我、何儒非等人都哭了。当时我们认为打死孔威、傅强，的确是错了，错得厉害。后来，交待事情经过。我们没有隐瞒，我们一直认为，事件的经过，在这次学习班就交待清楚了，并诚心诚意地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情还是好的。况且，刚才说了，在10月我还作为知青代表去北京观礼，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了。但现在，贯彻9.27指示大会之后，我沮丧了，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    的确如此。之后学习班不断，学校工宣队办，下乡所在的区、县办，省、市也办，我不细说了。我粗线条地，主要还是讲与“12.5事件”有关的，当然有时“北、决、扬”、“5.16”问题也要涉及一下。
    1970年新年伊始，就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12.5事件”再次被提出，我们又被从农村弄回到学校办学习班了。这次主办学习班的工宣队人员全换了。据说上次工宣队都是造反派人员组成，这是一个变化。再一个变化，就是学习班除弄清“12.5事件”过程之外，提出要揪“黑手”，好像我们几个学生不可能决定这样的事，这似乎成了规律：一有事就要揪黑手。比如说，1969年春，朱鸿霞（钢工总一号勤务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李想玉（钢“九一三”一号勤务员、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炎金（工造一号勤务员、市革委会副主任）等三人写大字报，全市搞“反复旧”，除批他们外，就要大揪幕后黑手。“12.5事件”黑手是谁？学习班意图很清楚，要我们指认就是耿其华，因为他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他们直接对我说，祁援朝第一次来学校向李乾报信后，耿其华，宁汉文（时革委会副主任，教师），李乾等人开会就商定了，要集合人去22中抓人。耿其华对李乾等人说：你们去，打死了人我负责。我说我不知道这一情节，我参加的不是这个会。我在参加会的期间没有见到耿其华在场。决定“翻门坎”是这次会决定的，我表了态说打死。你们讲的情节就是真的吧，与我们这次会也不同。去22中抓人，冲突起来，场面肯定混乱，互伤死都有可能。耿说那个话也有可能，他是主任。但我们的会转了向，祁援朝第二次来说，他们走了。去22中抓人不可能了，而耿的话是具体对此的。后改为“翻门坎”，不是去22中了，耿不是对此表态。“翻门坎”是我们定的，耿不在场，不能负这个责。可能他说的那个话对李乾会有影响，但我们不知道。我还以第二天清晨去耿寝室拿长裤、中午开会耿发脾气为由拒绝指认耿是“黑手”。我反复说，“翻门坎”这事是我们几个人决定的，我表态先是不同意打死，后同意了。当时我虽不是学校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但以我的身份说同意打死，那份量是重的。他们就说，你们不要把担子往自己身上拉，这担子你们挑不起的，承担了对你们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反正是软硬兼施，要我们指认耿是“黑手”。
    往老师头上引，抓“黑手”不成。后来随着“两清”（清查“5.16”和“北、决、扬”）运动的深入，就把“12.5事件”与任爱生（省革委会副主任、原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挂上。他们先说，任爱生说了“打死几个流氓没关系”，可能觉得这个说法没有份量，不久他们又改说成任爱生说了“打死几个老保没关系”。这个改变就意味深长了。我说不知道，也没听说任爱生说了这话。退一万步说，就是任说了，按语气推论，只能是事件之后，有人向他说了，他表个态而已。事件之前他是不知道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22中的符军在1967年5月营救任爱生之后（当时任爱生被三字兵绑架关押在22中，他跳楼把腿摔断，我们参加把任抢了出来），他与任的来往有一些。尽管如此，打死孔、傅的决策会是在我们学校由我们主持的。符军本人是中途被叫到会场的，我们告诉他才知道。当然他拍胸表态的作用不可小看，但完全不可能事先请示了任爱生，顶多是他事后向任提及了此事，怎么能说任爱生是“黑手”呢？还补充一点，省、市革委会成立之前，任爱生的大名我当然知道。之后，我与任爱生有多次见面（开会时或其它场合），但我对任爱生从未说过“12.5事件”，他也没有向我说过，尽管他清楚知道我是谁。
    黑手抓不着，事情的经过交待过去交待过来，就是那些了，后来就不提它了。他们一门心思在我们中间深挖细找“北、决、扬”、“5.16”了。我只说一件事，1972年4月至1973年1月，我在省里参加学习班，做我的动力有两个人，一个是学校工宣队的工人师傅，一个是我下放的潜江县区银行的干部。学习班名义是“批林整风”，实际上是清查“5.16”骨干分子，具体过程就不说了。后来在1974年春季，批林批孔的时候，我被省委组织部通知从潜江回汉。其间我看到关于这次学习班的三个材料，一是这次学习班“268名‘5.16’重要`骨干分子名单”，其中有我；二是在这次学习班中“关于对柳英发的突破方案”，其中说我是“武汉‘5.16’分团核心班子成员、二司‘5.16’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三是在1972年11月拟定的（当时学习班还未结束）18名特别‘5.16’重要骨干分子名单，其中也有我，上有曾思玉的批示：“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在适当的时机处极刑。”什么叫“惊心动魄”？什么叫“残酷”？我算是有体会了。
    再回头说“12.5事件”学习班。虽然指认黑手问题被我拒绝了，并且态度坚决，但说实话，一提起这事，我的腰杆子就硬不起来。在前段的学习班，一时“12.5”，一时“5.16”，翻过去复过来。“两清”说我在哪里开会、哪些人参加了、发填了什么表，时间、地点、人物，说得活灵活现，我硬是顶了起来，因为那是根本莫须有的，自己心中有数，底气十足，但一提起“12.5事件”，腰杆子就软了。打死两人还伤四人（包括我校误伤的两名同学），人命关天啊，所以老老实实写交待材料，主要责任在我，痛哭流涕地说自己是不沾血的凶手、是主谋，表示认错、认罪，愿意接受任何处罚。但要以此为要挟，要我承认是“北、决、扬”、“5.16”是办不到的。说实话，从1969年春开始办学习班，之后几年，连续不断，我们还是很自觉“斗私批修”，老老实实地交待“12.5事件”。尽管“北、决、扬”、“5.16”分子对我们是莫须有的，但对某些错误思想对自己的影响还是认认真真作自我批判的。但越往后来，越是发现他们对我们不是“治病救人”，而是要往死里整。
    从1973年8月至1976年8月，我多次找军区“三办”有关人员，多次向省市委领导姜一，韩宁夫，王克文写信，也在一些场合与省市委的赵辛初，姜一，王克文等领导当面谈，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几经反复，对“12.5事件”总算有了个结果。1974年和1976年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人员在中法或在我单位讯问“12.5事件”。最后在1976年8月，未经庭审和宣判的程序就直接给了我一张判决书。其中关于我的一段是：“被告人柳英发参加枪杀孔、傅的策划会议，赞同被告李乾等人的犯罪活动，事后又参加纵容被告李乾逃跑的会议。破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对被告柳英发免于刑事处分。”
    1976年10月6日，王、张、江、姚“四人帮”被强力隔离。1977年1月23日至10月19日，经武汉市委批准我在武昌车辆厂被隔离审查，之后在车间边劳动边交待问题，听候处理。1978年3月20日武汉市中级法院到车间以“开枪杀人”案为由逮捕了我。在监狱羁押了18个月又7天后，于1979年9月27日释放，口头要我回原单位。后来又行文，说“关押不当”、“补发工资”云云。
    说来也巧，1969年9月27日，有那个指示后，我的厄运开始，1979年9月27日我走出监狱。所以我说过：“始于‘9.27’，了于‘9.27’。”其实也没有全“了”。1987年武汉市工交政治部对我文革作结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所列有三条。第一条，1974年团省委“补台”是参与张立国（时省革委会副主任，原新华工负责人）的“篡党夺权”。第二条就是为杨道远翻案。第三条就是“12.5事件”。工厂并行文，说柳英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记行政大过一次。行文前工厂有关部门找我谈话，说你今后入党、提干是不行的，但不会影响你技术职称的评定和工资晋级。对三条我当即都作了申诉。对第一条，1974年我“补台”团省委书记，是省委的决定，省委组织部找我谈过话，赵辛初，姜一两书记当面对我谈过。张立国只是把我引到团省委去见了毛菊元（团省委书记）等人。第二条，为杨翻案的文字经过写的是对的，但性质完全不同。我们是翻杨道远“5.16”、“北、决、扬”的案。他们说杨道远是“5.16”、“北、决、扬”，但他不是的”。第三条，“12.5事件”，法院已判，不能又打又罚。
    后来我又看了“历史决议”，决议说文革的发动和领导者毛泽东动机是好的，犯了严重错误。而我们响应他老人家的号召，投身文革，动机却是要“篡党夺权”！当然也跟着犯了错误，错误不仅严重，而且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比他老人家犯的还严重，这叫人怎么想！另外，据说1982年初，中央下发9号文件，其中规定，作结论一般不用“政治错误”和“严重政治错误”的定语。我“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是1987年下的。以此对照，我就不属“一般”之列了。我这样的人物就如此特殊？！
    
    《悲欣交集话文革》
    曹承义初稿，锺逸整理
    
    曹承义是武汉市“文革”风云人物之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他在基地设在武汉的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简称“一冶”）当技术员。在“文革”中，他被推选为新一冶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新一冶”）这个庞大的群众造反派组织的一号头头，经历过很多重大事件。“文革”结束后被捕，1981年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现已年过七旬的曹承义，回顾“文革”经历，写出十多万字的回忆录。后经锺逸整理，在中国大陆自费印行了《悲欣交集话文革》一书，分赠亲友和“文革”研究学者。
    我1937年12月31日出生于武汉市武昌大东门傅家坡“博文中学”（现为武汉市第十五中学）对面一个穷苦的劳动人民家庭。我的祖父是菜农，我家这一带当年是出产闻名天下的武汉特产蔬菜“洪山菜苔”的地方，周边有很多湖塘，还出产武汉人煨排骨汤最好的配料——莲藕。我的祖父1920年因病去世时，祖母才23岁，她带着3岁的我的父亲，依靠种菜和打短工维持生计。
    我1955年毕业于武汉市武昌钢铁工业学校，在校期间加入青年团。毕业分配后，先后在鞍山钢铁建设公司机装公司、酒泉钢铁公司机装公司、洛阳冶金建设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基建处工作，1964年调动到第一冶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一冶”）施工处任技术员。
    一冶是冶金部下属最大的一支建设我国钢铁工业的基建队伍，以建设武汉钢铁公司和马鞍山钢铁公司等大型钢铁企业而名扬一时，当时被称为特别能战斗的“野战兵团”。文革前，一冶和武钢同属省辖厅局级国营企业，一冶当时有正式职工28000多人，下属有18个县团级的单位，有省厅级干部近20名，处级干部100名左右，科级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各1000名左右，加上家属工及附属职工医院、技工学校、子弟中小学职工等共三万多人。当时武钢、一冶合起来职工人数约10万人，武钢约7万多人。
    新一冶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新一冶”。勤务员除原“野战兵团”的5名勤务员外，黄家祥（一冶筑炉公司工人，“红学员”头头）、徐彪（一冶特种公司工人，“红卫军”头头）、谢建生（一冶机装公司工人、“红卫军”头头）等人都成为“新一冶”勤务组成员。勤务组由曹承义、于湛东、桂大庆、杨连洲、徐正全、谢建生、徐彪、黄家祥等人组成，我为一号头头。一冶的大联合形成以后，由于增加了“工人总部”、“九.一三”、“红学员”、“红卫军”、 一冶“红旗”等新鲜血液，造反派实力空前壮大。
    曾经在计划经济年代无比辉煌的一冶，将自己的大名前面冠上“中国”二字，在深圳黄贝岭，“中国一冶”四个大字还赫然耸立在高楼屋顶上。可惜一冶早已今非昔比。一冶现在已改成股份制企业。还留有一个一冶公司的空牌子解决为“内退”的老职工缴纳养老保险、发放内退工资之类的遗留问题。另一个已改制的股份制公司与市场接轨，专门搞建设，负责挣钱。原来的公司党、政领导都成了新公司的股东即老板。一冶这个为新中国冶金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国家队”，几万产业工人买断工龄，绝大部分下岗，顷刻土崩瓦解。多年以来，一冶公司大院一直有人静坐、罢工、闹事，长期不得安宁。曹承义的幽灵始终在一冶上空徘徊。    一冶一中的“六一一反革命事件”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亲自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点燃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继中央开展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反党集团以后，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紧接着点名抛出武汉大学李达、朱邵天、何定华“三家村”黑帮，中共武汉市委也跟着抛出程云、武克仁等黑帮分子。全省从上到下，直到每个基层单位，都在党组织的控制下揪出了“三家村”、“四家店”反党集团，各级党委以积极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姿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牛鬼蛇神”和党外群众。
    6月11日，一冶第一子弟中学的教工团支部书记管典芬老师和辜正年同学在校内召集了一部分学生团支部书记开会，反对阻挠学生写大字报揭发校领导捂盖子、定调子问题，并决定派代表到省委汇报反映学校文化革命运动开展的情况。
    “六一一事件”被学校党支部汇报到一冶党委，被认定为“反革命事件”。第二天，经请示省委同意，一冶党委派出由机关各处室、各公司领导和骨干组成的近100人的庞大的工作组，由一冶处级干部、团委书记满守昌和一冶党办一位姓翁的女处长担任正、副组长，进驻一冶一中，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我当时作为党委的红人、骨干分子，脱离生产岗位，被调入工作组去镇压一冶一中的学生运动。我在工作组的工作，先是被派到教学班上课，不过是保持高压态势，把学生们控制在教室里，叫他们不要乱来。接着是在一冶业余学校将30余名教师集中学习、读报，再发动、引导大家讨论发言，要求我们工作队员和骨干们做好记录，以便发现有攻击言论的人。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摘帽右派、平时对党有不满言论者，都是重点关照的对象。
    我们每天通过查阅老师们的档案，从中分出左、中、右，找出落后分子和有不满言论的人。如有一女教师，档案内记载她有一次将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带进了厕所，就说她是反革命，工作组将这个内容告诉党团员教师，让他们写出大字报贴在操场上，将这位女教师搞臭。还有一位50多岁教语文，教过汉剧、楚剧名角的夏老师，每次学习时总让他发言，想让他讲出点错误来好整他。
    工作组发动大家积极写大字报，相互开展揭发批判，发动全校师生批判管典芬等人，把他们打成现行反革命，把他们自发地反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的行动镇压下去。工作组的任务，就是将文化大革命搞成一场新的反右派斗争，挑起群众斗群众，把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矛头，引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最符合官僚集团利益的。我当时虽然是工作组的成员，是积极分子，但我对工作组的做法是不满的。好像并没有搜集到什么实质性的“反革命”言行，怎么就轻易地把教师、学生打成了反革命。我在翻看这些档案材料时没有找出我认为有问题的东西，也没有向工作组领导汇报出有价值的材料，无法充当工作组的干将。    工人庞玉来被判死刑    我到一冶一中工作组不几天，在一冶的近邻武汉钢铁公司发生了一件事：武钢综合经营厂有个“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黄连生响应厂党委的号召，将自己在“四清”运动中了解到的本车间工人、33岁的二级钳工庞玉来曾被资本家收养过的内幕写成大字报贴了出来。庞玉来认为自己只是个小工人，不是当权派，不应该写自己的大字报，就撕掉了那张揭发自己身世的大字报，并且与黄连生发生了争吵。庞玉来见黄连生人多势众，仗势欺人，就捡起一块砖头去打黄连生，不想打在一位前来劝架的积极分子女工蔡先梅头上。这本来是一起不大的群众纠纷，中共湖北省委却认定为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经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7月5日，在事发15天时间后，在武钢、一冶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将庞玉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一天，本来是烈日高照、晴空万里的天气，当大会宣判庞玉来死刑时，突然狂风大作、惊雷滚滚、暴雨倾盆，老天爷也发怒了。一声声炸雷惊心动魄，敲打着每一个沉默人的心。
    我参加了在武钢四中广场举行的这场宣判大会，我感觉非常奇怪，对当局的用意难以理解，一点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快、这么轻易就枪毙了一个人？这时湖北省委已经开始播下工人起来造反的种子，只是谁也没有意识到，此时以“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的面目出现的以王任重为首的湖北省委，他们的实质是把运动的方向引向镇压无辜的人民，当局对一个小工人大动干戈是想转移文化革命的斗争大方向。正是中共湖北省委在文革初期“五十多天”引发的这一声惊雷，点燃了湖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我们这些本来对政治完全无知的小人物，就这样关心起了文革运动。
    这不是两派武斗，这是屠杀暴行！
    “六一七”胡双全被活活打死
    在1967年“六一七”血案发生以前，百万雄师已经武装攻打过汉口居仁门中学、武汉汽车配件厂、武汉搪瓷厂等革命造反派的广播站和据点。但这些都没有引起造反派头头的警惕。
    武汉的夏天，艳阳高照，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度。驻守在南洋大楼的造反派，大多睡在垫着报纸的地板上，少数人睡在办公桌上，电扇日夜不停地转动，洗澡只能到水池旁用自来水冲洗一下，吃的饭菜质量也很差。大家都是满腔热情地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计条件，不怕艰苦，根本没有想到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我们头上。有一天晚上，我去了红太阳广播站，我爬上没有照明的高高的楼梯，只见到几个中学生在那里坚持，还有两个女学生。我问他们怕不怕，他们都说，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
    有一些人，自称是造反派，被百万雄师赶得无家可归，也被我们收留，我们每天免费发给他们餐票吃饭。他们白天去民众乐园，晚上回到南洋大楼睡觉。每天深夜我都要在南洋大楼逐层检查有无闲杂人员混入大楼。见到不认识的，我一定要当面问清楚，以防止百万雄师的人混入大楼，里应外合偷袭。
    6月17日的上午，天气非常炎热，我这个在武汉土生土长不怕热的人，也感到热浪袭人。9点多钟，中南旅社的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发现百万雄师的武装车队向三民路方向开来，于是广播员大声疾呼：“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钢八师的战友们，百万雄师的武装车队现在向六渡桥方向开进，请尽快用一切办法，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请尽快用一切办法，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不一会儿，六渡桥十字路口就自发聚集了几百名群众，他们在中山大道的五马路、工艺大楼、前进一路口等东、西、北三个方向，用各种石块、木头、废铁等，设置了路障，防止百万雄师的车队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街道两边的商店一听到百万雄师出动，立即关闭商店的大门。街上行人有的逃走，有的加入到抗议的队伍。不久，驻扎在离三民路约一公里的江汉公园开出十来辆满载全副武装百万雄师的车队，来到造反派驻守的三民路老会宾酒楼至六渡桥中山大道十字路口一带，这是一片四层楼的老商业区，一楼全部是商店，二、三、四楼是江汉区一、二商业局的办公楼，当时称为财贸大楼。据一直在现场围观的群众后来讲述，百万雄师武装车队一到，就像日本兵进了南京城，惨案就这样开始了。这时，商店纷纷关门、公共汽车停驶，他们不论男女老少，见人就打，见人就杀。从一楼攻到二楼、三楼、四楼，从南到北，一间间房屋破门而入，再爬上屋顶。他们到达屋顶以后，开始遇到了抵抗。抵抗的一方手无寸铁，揭开屋顶的红瓦，砸向手持长矛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而手持长矛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训练有素的武装基干民兵或复员军人，他们步步进逼，所向披靡。下面围观的群众几乎全是支持造反派的，他们见屋顶上的抵抗者节节败退，就用“打到陈再道！”“打到百万雄师！”来牵制百万雄师，这一招果然奏效。百万雄师的战士们放弃了追赶，从脚下揭起红瓦，进入四楼的百万雄师也将房间里的家具、锅碗瓢勺暴风雨般地砸向街心的群众，满街的群众四散奔逃躲避，跑得慢的就惨遭重创。一时间，三民路上满街的碎砖瓦堆积有几寸厚。为配合百万雄师的扫荡，军区及时派来了用吉普车、大客车各一辆改装的宣传车。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断地高声呼叫：“造反派回工厂抓革命，促生产！”“造反派最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和百万雄师配合默契，一唱一和。群众则围着宣传车起哄，高喊：“打到陈再道！”军车上的男女广播员则叫喊：“人民解放军万岁！”
    我当时在南洋大楼内，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听见中南旅社和红太阳广播站高音喇叭在呼喊：“打倒陈再道！打倒百万雄师！”接着又听到胡双全同学在南洋大楼的广播台大叫：“快！快！快！一冶的同志到下面集合。”我感到有什么异常的情况要发生，就跑过去问胡双全。胡双全没有理我，他两手拿着一面红旗、一面绿旗跑下楼。这两面旗帜，约50公分见方，是前两天搭建天桥时从一冶工地带来的，肖银宝负责用这两面旗在南洋大楼屋顶每天跟北边的新一中用旗语联络，如两面旗帜从两边合在一块就表示平安无事，如发生武斗就用绿旗在下垂直红旗在上平行，指向发生武斗的方向，呈“丁”字形状。胡双全很喜欢它，天天拿在手里，脖子上还套了根绳子，绳子拴着口哨。胡双全的独立性很强，他参加的钢二司也不属于新一冶管辖，我赶快跟着他跑下楼去了解情况。
    我跑到民众乐园门前一看，有一辆解放牌汽车停在马路边，车头朝着六渡桥方向，车上仅有三五个人，还有一个是少年。有一位中年妇女拦在车头前。我去拉她起来，她又躺在地上，连哭带叫，不让汽车开走，不许车上的人去和“百匪”拼命。她知道，这些人只要上了车，就等于白白去送死。在我去拉那位妇女的时候，旁边拥上来很多人抱住我，也拼命地劝我不要上车。
    我知道，很可能是中南旅社方向造反派的据点遭到了百万雄师的武装攻击。但我们不可能去增援他们。我们人数太少，寡不敌众，又手无寸铁，前两天开进民众乐园的新一冶的汽车已陆续开回单位，这辆汽车也不是新一冶的，我指挥不了这辆汽车。拉拉扯扯了十几分钟，大家才冷静下来，已决定不去六渡桥那边。胡双全这时也不在场了。那位妇女慢慢走进了民众乐园。我叫车上的人都回民众乐园去，直到车上的人走光了我才回到南洋大楼。
    离开了那辆空无一人的解放牌汽车，我到了南洋大楼广播站，有一位新一冶的女广播员在坚守岗位，她在播放《红军想念毛泽东》的歌曲。我在大楼内一层一层地找人，大楼内已是一座空城，有的已经到北京告状，有的去家里拿换洗的衣物和钱粮，也有少数人自动离去。当时我们也从来不打考勤，实行来去自由。我那天即使想派人去现场支援也无人可派。这时已经不见了胡双全。
    据当事人肖银宝回忆，吃过中午饭不久，我正准备将门口收集的捐款交给民众乐园指挥部“新中原”的一位女同志，南洋大楼下面有人喊我，我下楼以后，来到一辆解放牌货车前，车上站着几个新一冶的人，有张重阳、陈连生、马三元及一冶一公司的……（此处有一行乱码）路马路上追杀无辜群众，要开车去冲散百万雄师的武斗队伍，将他们赶走。”我不假思索就拿着两面红绿旗帜，站在驾驶室左边的踏板上。这时车上连我一共只有六七个人，而且全是新一冶的。我们一边开动车子，一边叫马路上的钢八司群众快上车。汽车开到六渡桥百货公司门口又调头开了回来，这时上来了一些人，一共才十几个人。当汽车从民众乐园再次开往六渡桥方向时，在中山大道清芬路口毓华茶庄门前，胡双全追了上来，说指挥部找你有事，你赶快下来。我就下车将手上的两面旗帜交给了胡双全，胡双全站在驾驶室左侧的踏板上。我离开汽车时，还有不少人往车厢上爬。
    时隔一个多小时，我才听说，就在我离开那辆解放牌汽车一段时间里，由于百万雄师大兵压境，在三民路光天化日之下追杀无辜的老百姓，他们的暴行，激起现场围观人员的义愤，民众乐园指挥部没有任何人作出决定和进行指挥，完全是无组织的热血青少年，包括在场的“钢八司”⑤群众，自发地扒上这辆汽车。这辆车后来在开往三民路铜人像方向时，在老会宾酒楼附近的街面上，车上的人还来不及下车，遭到了屋顶百万雄师的攻击。长矛、砖瓦如雨而下，后来汽车在靠近铜人像（孙中山先生铜像）的东风绸布商店门口被百万雄师的汽车拦劫，逼汽车熄火，又遭到地面武装的百万雄师杀人凶手的杀戮。这根本就不是两派群众的一次武斗，而是在军队的支持下百万雄师单方面有指挥的武装大屠杀。地面上百万雄师冲杀过来，见人就刺杀，一汽车人多数被杀死杀伤，少数几人跑回了民众乐园。这一整天，百万雄师不断地派出车辆和人员，对三民路和中南旅社反复冲杀，公安局的保守派也派出三四辆消防车助战，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
    刚听到人们传说这场血案，我当时根本就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直到晚上，我才在民众乐园里的大院花坛旁看到9具尸体。所有死者身上的伤口都是铁矛戳的。其中有一具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武钢的龙克发正在动手将一具具尸体清洗干净，盖上白布。其中有一具尸体看不见伤口，我叫龙克发将尸体翻转来看，才在后背看见一个很象嘴唇的小伤口，皮肤向外翻开。我的泪水不停地流淌着，悲愤充满胸膛。
    我们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一辆车上究竟死了多少人，因为当时在民众乐园的造反派上这辆车的人互不认识，还有不少无单位、无组织的支持造反派的钢八司群众。我甚至无法知道究竟是谁开的这辆汽车。有人说开车的是汽运六站的头头张麻子。还有一说是一冶三公司工人谢观德，“六一七”后我看到谢观德裹着满头的纱布，纱布浸透了血迹，他告诉我是“六一七”被百万雄师杀伤的，差一点被杀死。一冶除胡双全死亡外，还有一冶一公司工人余望生被杀死，谢观德、张重阳和马三六3人重伤。张重阳身上竟有9处伤口。这一天，新一冶勤务组成员黄家祥
    在骑摩托车过长江大桥时，被百万雄师一伙暴徒打伤住院，半月后才出院。
    我永远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我不该离开这辆车，我应该始终挡在车头前，我对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完全估计不足。根本就没有想到一个小时以后，会有人再次上车去营救老会宾酒楼一带遭打杀的群众。这些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年轻生命是完全不应该这样悲惨地消失的。
    说来奇怪，我这个新一冶的司令，我这个抗暴的副指挥长，尽管能指挥一冶的所有十多个加工厂，拥有生产成千上万只长矛的材料和设备，我却没有命令我的部下生产过一只长矛，也没有带领指挥我的造反兄弟们去发动武斗。我们只是为当权派镇压下的劳苦大众鸣不平，为被武汉军区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工人总部翻案，行使党和政府赋予人民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民主权利，就成为当权派操纵的武装集团杀戮的对象。我如果是一个想搞武斗的头头，我当时完全可以建立一支强大的队伍，但我根本就没有这样想过。
    “六一七”这一天，在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8201部队的支持下，百万雄师出动了十多辆汽车，他们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拿长矛，身穿统一的蓝色全套工作服，完全军事化地整齐站立在汽车上，他们武装攻击民众乐园、南洋大楼、中南旅社、工艺大楼等造反派的宣传站，强攻下老会宾酒楼旁的江汉区财贸大楼，登上屋顶，赶走当地居民，发动巷战，见人就打，连同情造反派的老百姓也不放过。这完全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暴行。
    武汉成立揪陈抗暴总指挥部
    1967年6月初，随着武汉部队“六·四”公告的出台，武汉造反派和武汉军区陈再道等军队领导人的矛盾日益激化。为克服造反派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情况，应对武汉军区领导人操纵的御用工具——百万雄师对造反派的武力围剿，武汉造反派急需团结起来，形成统一指挥。由“新湖大”头头张维荣、彭勋、龙铭鑫、谢帮柱等人发起，组成了“武汉揪陈抗暴总指挥部”，指挥部就设在交通方便的湖北大学内。参加总指挥部工作的人有工总的夏邦银（后为九届中共中央委员）、沈复礼，“二司”的杨道远，“九一三”是刚当上总团一号头头的李想玉，“工造总司”有吴炎金、龙梅生、蔡大祥等，“新一冶”是我参加，“新华工”有张立国、张汉卿（教师）、吴家丕（教师）等人，“新华农”有小谢和谭志发，此外，以新派组织为主的革司、联司也有很多组织参加，如新武船联司的林子忠、胡必清，新武机八一七的余平，省交通联司的傅廉、余明生，长办联司的郑兆鳌、严常，市安装公司的孙厚智、黄金善，新中原的陈茂祥，新汉纸联司的张智华，省直红司的王志良，公安联司的李正才，武汉财司的梅林生，武汉红工的丁喆生等。还有小教总部的代表参加会议。中学红联则派出新一中的陈德胜等人参加活动。揪陈抗暴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是张维荣，杨道远、我和吴焱金担任副总指挥，夏邦银1967年5月被造反派从监狱里营救出来以后，带了50多人一直住在新湖大，他也担任了副总指挥，一直到7.20事件前才离开新湖大。
    从总指挥部成立开始，就形成了每天上午召开碰头会的传统，各组织头头或亲自或指派专门的联络员参加碰头会。每天开会少则二十多人，多则四五十人，主持会议的多半是新湖大的头头。每次碰头会先是由主持人介绍由驻京联络站打来的长途电话的内容，多介绍一些首都文革动向、中央首长讲话内容等。其次是各个组织头头轮流发言，交流各自单位及武汉市新近发生的情况。
    六月上旬开始，百万雄师（武汉最大的保守派联合组织）已经开始对造反派的广播站和宣传站进行武力围剿行动，如攻打汉口的居仁门中学、武汉市汽车配件厂、武汉搪瓷厂等，都是在开碰头例会时各单位汇报的情况。总指挥部只能将收集的武汉市最新的重大事件通过驻京联络站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总指挥部虽然不可能组织人员去搞武斗，但当时是一个团结一致、共同战斗的集体，起到了相互鼓舞和相互支持的作用。指挥部要求各单位做好防止百万雄师杀人的思想准备，为了避免牺牲和重大损失，不要死守宣传站，随时做好撤退和转移的准备。在碰头会上，大家也建议，多将百万雄师挑起武斗、杀人的情况向武汉军区首长反映。
    在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团结了全市的革命造反派，坚持了“揪陈抗暴”的斗争。总指挥部及时将百万雄师“六·一七”、“六·二四”等大规模围攻、屠杀工厂、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的情况通过三新、二司驻京联络站向中央反映，才有了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六·二六”来电。总指挥部还决定在6月底将孤立无援的汉口民众乐园、汉阳轧钢厂、汉阳商场等宣传站撤离到湖大、华工、水院、武大等地，才避免了造反派遭受更大的伤亡。在总指挥部的领导下，武汉造反派统一整理了向中央汇报的材料，在坚持抗暴斗争中团结了钢、新两派组织，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钢、新两派头头仅在上层少数个别人中思想存在一定的分歧，这丝毫不能替代在血与火的生死考验面前，钢、新两派绝大多数头头和广大群众空前的大团结。
    新一冶遭到百万雄师全副武装围堵
    每次全市造反派大游行，“新一冶”的组织工作都特别出色，各单位成建制统一领导，每次都能组织几十辆甚至上百辆“大红头”载重汽车，整齐出发，游遍武汉三镇，一幅幅迎风招展的造反大旗，铁流滚滚的车队，充分展现了武汉产业工人的强大实力。这是一支压不垮、打不烂的革命工人队伍，所到之处，受到万人空巷的群众欢呼，真是威震江城，令党内走资派闻风丧胆。当权派后来把一冶列为重灾区，反反复复进行清算和打压。
    1967年6月，武汉两条路线斗争进入了空前激烈的阶段。一方是得到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各级人武部、公检法专政机关和所有当权者全力支持的半军事化组织百万雄师，他们头戴安全帽，手执钢铁长矛，利用当权派提供的各种机动车辆、各种物资装备和活动经费，对手无寸铁的造反派工人、学生、市民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的口号是“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他们要从肉体上杀光一切牛鬼蛇神，这当然和造反派始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走资派是根本对立、不可调和的。他们所代表的是走资派的利益，而造反派所代表的是遭受走资派镇压、迫害、打击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为维护自己将要失去的天堂对革命人民无情的杀戮。
    新一冶是这时走在全市造反派最前列的队伍之一。我们参与了1967年5月支持“新公校”（武汉公安学校的造反派组织）的全市大绝食斗争和在汉阳公安局门前静坐绝食营救夏邦银的斗争，是最早提出彻底为工总翻案的实力最强的工人造反派组织。
    位于红钢城武钢业大与位于八大家的一冶公司办公大院之间的三十三街坊的“新一冶”造反总部，是一座五层楼的招待所和单身宿舍，6月11日晚6时起，很多造反派工人聚集到总部周围，还有人举着新一冶的旗帜。我问发生了什么事，有人问我说：“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我当然记得今天是一冶一中“六一一”事件一周年纪念日。几个工人围着我说：汉口的民众乐园现在很危急，百万雄师要攻打民众乐园，我们要去声援民众乐园的造反派，保卫那里的毛泽东思想广播站。我看人越聚越多，就通知一冶总调度室调动了30多辆大红头的“斯柯达”进口载重运输汽车，满载着新一冶的造反派，还有武钢一冶红旗、武钢新焦化等青山地区组织也各上一辆车，开在车队最前面的是一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指挥车，为声援造反派设在汉口市中心的几个主要的毛泽东思想广播站，从青山红钢城向汉口进发。我们30多辆车上除了每辆车有人拿着新一冶或其它几个组织的战旗外，没有一支长矛，也没有任何武器，完全没有一点武斗的思想准备，完全是一支和平的游行队伍。当浩浩荡荡的车队经过和平大道、大东门、长江大桥，来到汉口的闹市区中山大道，受到全市人民群众的热烈欢呼。
    车队晚上7时游行到汉口水塔附近，距江汉路大约200米时，从江汉路方向跑来了许多惊惶失措的群众，我当时站在整个车队前面指挥协调车队行进的速度，我看到一辆接一辆的汽车开着雪亮的车灯，从北向南快速驶过中山大道，百万雄师的车辆大约是8至12辆。车上满载着队列整齐、手握铁矛、戴着藤条帽、身穿清一色蓝色工作服的打手，长矛一律指向天空。将我们游行车队行进的方向完全隔断，我们遭到百万雄师全副武装车队的围堵。有人凄厉地高叫：“百万雄师来了！”给人以突如其来、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根本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不知道百万雄师早已经成为一支准军事化的、训练有素的专业武斗队伍了。我立即叫宣传车调头，叫车队后撤。就在我指挥车队后撤时，百万雄师的车队已经开到离我们几十米的距离，向西边逃跑的群众边跑边骂：“打倒陈再道！打倒黑乌龟（武汉民众对“百万雄师”中的主体“红武兵”带有贬意的称呼）！”
    我亲眼目睹看热闹的5名群众被“百万雄师”（保守派群众组织）杀伤，其中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手臂被铁矛刺伤，一边哭，一边往民众乐园方向跑，找临时医疗点包扎伤口。我们和平游行的车队受到冲击，车队调过头以后，从水塔经过民众乐园返回一冶。车队经过民众乐园时，武冶机修厂九一三一个叫连传庆的工人像交通警一样站在路中间，指挥八九辆汽车开进了民众乐园，另一部分车辆回到一冶。连传庆还对我说：“你们进来了正好，百万雄师已经封锁了长江大桥，你们就不要再回去了。”当他带我登上民众乐园最顶端的时候，民众乐园指挥部的人员已经将进入民众乐园的新一冶大队人马带到了南洋大楼。当时各造反派组织在民众乐园成立了抗暴指挥部，九一三汉口办事处头头张鹏程任指挥长，新华工和二司各有一名学生任副指挥长。张鹏程对我说：“我已将你们新一冶分配驻守南洋大楼。我们这里人太少，你们来了，我们就安全了。”张鹏程还说：“这里有食堂，但一下增加了这么多人，你们可以加派一名炊事员帮厨。”我对这一切既毫不知情，他又根本不跟我商量就自行其是，如果那天我们不在江汉路被百万雄师围堵，我们的和平游行车队会全部返回一冶，是百万雄师逼迫我们进入了民众乐园。
    在张鹏程的带领下，我查看了民众乐园的地形和各个剧场，我在考虑，万一百万雄师打进来，我们的人如何撤退出去，如何保证人员的安全。我进入南洋大楼已是半夜，我看到我们的人就睡在地板和办公桌上，这里条件较好，每个房间都有吊扇，他们已经按单位自己划分了房间，很好管理。我就住在顶层。
    为了便于撤退，一两天后，我安排一冶机装公司及设备处造反派运来跳板、竹竿，在屋顶搭建了天桥，使南洋大楼和民众乐园联成一体，使民众乐园的安全得到了加强。还运来了广播器材，成立了南洋大楼新一冶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我们进驻民众乐园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宣传阵地，根本不是准备来打架的。我多次到民众乐园与南洋大楼之间的文书巷反复查看，万一有紧急情况，我们的人员从哪里可以撤走。我想万一百万雄师打进来，我们就撤到武昌去。    新一冶出现“敢死队”    “六一一”游行时，我看到在一辆大红头汽车顶棚上，有两个工人护住一面红旗，旗帜上部印着较小的“三公司”三个字，旗帜中间有 “敢死队” 三个较大的字。三公司的头头对我说，他们公司的年轻人打出这面旗帜，还把旗帜涂上黑乎乎的机油，好像是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下来一样，完全是为了达到一种威慑敌人的宣传效果。游行时，这辆汽车上的年轻工人大多光着上半身，少数人穿着背心或将工作服搭在脱光上衣的肩膀上。这面旗帜和这辆车果然特别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呼。第二天，新一冶各基层单位都打出了“敢死队”的旗帜，但是，新一冶司令部并没有组织敢死队 （七二○事件后，新一冶为纪念“六一七”抗暴事件，成立了“新一冶敢死队”，黄家祥任队长）。
    大约200人住进南洋大楼以后，我请青山的新一冶司令部尽快送钱和粮票来，还要司令部送广播器材和笔墨纸张，我特别要求多送一些红旗来，以便挂在南洋大楼临街的窗户上。我们从来没有叫新一冶司令部和任何基层单位送长矛、洋镐把和安全帽之类的武斗用品，没有作任何作战的准备。有一天，有几个“敢死队员”从民众乐园指挥部领到了几根洋镐把，供民众乐园大门口站岗的人员壮胆。据新一冶负责宣传工作的肖银宝讲，民众乐园里没有一支铁矛，为了自卫，他们准备了一些砖头石块和石灰，仅此而已。
    我这段时间很久未回到家里，有一天，我夫人抱着两个月大的女儿，在武钢一中造反派同事的陪同下，给我送来换洗的衣物、粮票和零花钱。我们完全忘我地投入了这场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    秋毫无犯——南洋大楼发现黄金饰品    这时，民众乐园、南洋大楼、红太阳大楼（六渡桥百货大楼）、中南旅社（六渡桥路口）四个宣传广播站互相呼应、互相支援，从早到晚，广播里播放的是“打到陈再道，为工总翻案”的口号和革命大批判文章，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央文件、毛主席最新指示和激昂的革命歌曲。中山大道和三民路的马路上成天挤满了热情支持造反派的革命群众。那种万众一心、热血沸腾的场面，使我永生难忘。民众乐园和六渡桥一带成为造反派的革命根据地，但那是一个专搞文斗，非武装的和平根据地。
    第二天，指挥部通过会议研究，指定新一冶曹承义为副指挥长，负责新一冶到民众乐园来的造反派队伍的管理。民众乐园内部的每个房间，包括杂技厅和京剧院，都由指挥部统一分配给各单位使用。吃饭统一由指挥部食堂供应。指挥部每天早上都有碰头例会，研究后勤等方面的问题，只有涉及新一冶的问题才通知我参加。
    南洋大楼的管理秩序很好。我们进驻南洋大楼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一冶机装公司有两人在他们所在的办公室发现一脸盆黄金饰品之类的东西，送到我的办公室里，我让他们立即送回一冶机装公司保卫科封存保管。后来当权派在“清查”时追查过这件事，这些贵重的黄金饰品丝毫无损，说明造反派纪律严明，造反者完全不是为了个人私利。
    我那时要参加两个指挥部的会议，另一个是设在新湖大的武汉造反派揪陈抗暴总指挥部，每天要在民众乐园和新湖大之间来回奔忙。我每次都带一两个随从人员，从汉口三民路坐一路电车来往于这两处。
    “六一七”胡双全被活活打死    在“六一七”血案发生以前，百万雄师已经武装攻打过汉口居仁门中学、武汉汽车配件厂、武汉搪瓷厂等革命造反派的广播站和据点。但这些都没有引起造反派头头的警惕。
    武汉的夏天，艳阳高照，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度。驻守在南洋大楼的造反派，大多睡在垫着报纸的地板上，少数人睡在办公桌上，电扇日夜不停地转动，洗澡只能到水池旁用自来水冲洗一下，吃的饭菜质量也很差。大家都是满腔热情地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计条件，不怕艰苦，根本没有想到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我们头上。有一天晚上，我去了红太阳广播站，我爬上没有照明的高高的楼梯，只见到几个中学生在那里坚持，还有两个女学生。我问他们怕不怕，他们都说，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
    有一些人，自称是造反派，被百万雄师赶得无家可归，也被我们收留，我们每天免费发给他们餐票吃饭。他们白天去民众乐园，晚上回到南洋大楼睡觉。每天深夜我都要在南洋大楼逐层检查有无闲杂人员混入大楼。见到不认识的，我一定要当面问清楚，以防止百万雄师的人混入大楼，里应外合偷袭。
    6月17日的上午，天气非常炎热，我这个在武汉土生土长不怕热的人，也感到热浪袭人。9点多钟，中南旅社的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发现百万雄师的武装车队向三民路方向开来，于是广播员大声疾呼：“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钢八师的战友们，百万雄师的武装车队现在向六渡桥方向开进，请尽快用一切办法，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请尽快用一切办法，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不一会儿，六渡桥十字路口就自发聚集了几百名群众，他们在中山大道的五马路、工艺大楼、前进一路口等东、西、北三个方向，用各种石块、木头、废铁等，设置了路障，防止百万雄师的车队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街道两边的商店一听到百万雄师出动，立即关闭商店的大门。街上行人有的逃走，有的加入到抗议的队伍。不久，驻扎在离三民路约一公里的江汉公园开出十来辆满载全副武装百万雄师的车队，来到造反派驻守的三民路老会宾酒楼至六渡桥中山大道十字路口一带，这是一片四层楼的老商业区，一楼全部是商店，二、三、四楼是江汉区一、二商业局的办公楼，当时称为财贸大楼。据一直在现场围观的群众后来讲述，百万雄师武装车队一到，就像日本兵进了南京城，惨案就这样开始了。这时，商店纷纷关门、公共汽车停驶，他们不论男女老少，见人就打，见人就杀。从一楼攻到二楼、三楼、四楼，从南到北，一间间房屋破门而入，再爬上屋顶。他们到达屋顶以后，开始遇到了抵抗。抵抗的一方手无寸铁，揭开屋顶的红瓦，砸向手持长矛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而手持长矛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训练有素的武装基干民兵或复员军人，他们步步进逼，所向披靡。下面围观的群众几乎全是支持造反派的，他们见屋顶上的抵抗者节节败退，就用“打到陈再道！”“打到百万雄师！”来牵制百万雄师，这一招果然奏效。百万雄师的战士们放弃了追赶，从脚下揭起红瓦，进入四楼的百万雄师也将房间里的家具、锅碗瓢勺暴风雨般地砸向街心的群众，满街的群众四散奔逃躲避，跑得慢的就惨遭重创。一时间，三民路上满街的碎砖瓦堆积有几寸厚。为配合百万雄师的扫荡，军区及时派来了用吉普车、大客车各一辆改装的宣传车。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断地高声呼叫：“造反派回工厂抓革命，促生产！”“造反派最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和百万雄师配合默契，一唱一和。群众则围着宣传车起哄，高喊：“打到陈再道！”军车上的男女广播员则叫喊：“人民解放军万岁！”
    我当时在南洋大楼内，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听见中南旅社和红太阳广播站高音喇叭在呼喊：“打倒陈再道！打倒百万雄师！”接着又听到胡双全同学①在南洋大楼的广播台大叫：“快！快！快！一冶的同志到下面集合。”我感到有什么异常的情况要发生，就跑过去问胡双全。胡双全没有理我，他两手拿着一面红旗、一面绿旗跑下楼。这两面旗帜，约50公分见方，是前两天搭建天桥时从一冶工地带来的，肖银宝负责用这两面旗在南洋大楼屋顶每天跟北边的新一中用旗语联络，如两面旗帜从两边合在一块就表示平安无事，如发生武斗就用绿旗在下垂直红旗在上平行，指向发生武斗的方向，呈“丁”字形状。胡双全很喜欢它，天天拿在手里，脖子上还套了根绳子，绳子拴着口哨。胡双全的独立性很强，他参加的钢二司也不属于新一冶管辖，我赶快跟着他跑下楼去了解情况。
    我跑到民众乐园门前一看，有一辆解放牌汽车停在马路边，车头朝着六渡桥方向，车上仅有三五个人，还有一个是少年。有一位中年妇女拦在车头前。我去拉她起来，她又躺在地上，连哭带叫，不让汽车开走，不许车上的人去和“百匪”拼命。她知道，这些人只要上了车，就等于白白去送死。在我去拉那位妇女的时候，旁边拥上来很多人抱住我，也拼命地劝我不要上车。
    我知道，很可能是中南旅社方向造反派的据点遭到了百万雄师的武装攻击。但我们不可能去增援他们。我们人数太少，寡不敌众，又手无寸铁，前两天开进民众乐园的新一冶的汽车已陆续开回单位，这辆汽车也不是新一冶的，我指挥不了这辆汽车。拉拉扯扯了十几分钟，大家才冷静下来，已决定不去六渡桥那边。胡双全这时也不在场了。那位妇女慢慢走进了民众乐园。我叫车上的人都回民众乐园去，直到车上的人走光了我才回到南洋大楼。
    离开了那辆空无一人的解放牌汽车，我到了南洋大楼广播站，有一位新一冶的女广播员在坚守岗位，她在播放《红军想念毛泽东》的歌曲。我在大楼内一层一层地找人，大楼内已是一座空城，有的已经到北京告状，有的去家里拿换洗的衣物和钱粮，也有少数人自动离去。当时我们也从来不打考勤，实行来去自由。我那天即使想派人去现场支援也无人可派。这时已经不见了胡双全。
    据当事人肖银宝回忆：“吃过中午饭不久，我正准备将门口收集的捐款交给民众乐园指挥部‘新中原’的一位女同志，南洋大楼下面有人喊我，我下楼以后，来到一辆解放牌货车前，车上站着几个新一冶的人，有张重阳①、陈连生②、马三元③及一冶一公司的工人余望生等人，见对方在马路上追杀无辜群众，要开车去冲散百万雄师的武斗队伍，将他们赶走。我不假思索就拿着两面红绿旗帜，站在驾驶室左边的踏板上。这时车上连我一共只有六七个人，而且全是新一冶的。我们一边开动车子，一边叫马路上的钢八司群众快上车。汽车开到六渡桥百货公司门口又调头开了回来，这时上来了一些人，一共才十几个人。当汽车从民众乐园再次开往六渡桥方向时，在中山大道清芬路口毓华茶庄门前，胡双全追了上来，说指挥部找你有事，你赶快下来。我就下车将手上的两面旗帜交给了胡双全，胡双全站在驾驶室左侧的踏板上。我离开汽车时，还有不少人往车厢上爬。”
    时隔一个多小时，我才听说，就在我离开那辆解放牌汽车一段时间里，由于百万雄师大兵压境，在三民路光天化日之下追杀无辜的老百姓，他们的暴行，激起现场围观人员的义愤，民众乐园指挥部没有任何人作出决定和进行指挥，完全是无组织的热血青少年，包括在场的“钢八司”⑤群众，自发地扒上这辆汽车。这辆车后来在开往三民路铜人像方向时，在老会宾酒楼附近的街面上，车上的人还来不及下车，遭到了屋顶百万雄师的攻击。长矛、砖瓦如雨而下，后来汽车在靠近铜人像（孙中山先生铜像）的东风绸布商店门口被百万雄师的汽车拦劫，逼汽车熄火，又遭到地面武装的百万雄师杀人凶手的杀戮。这根本就不是两派群众的一次武斗，而是在军队的支持下百万雄师单方面有指挥的武装大屠杀。地面上百万雄师冲杀过来，见人就刺杀，一汽车人多数被杀死杀伤，少数几人跑回了民众乐园。这一整天，百万雄师不断地派出车辆和人员，对三民路和中南旅社反复冲杀，公安局的保守派也派出三四辆消防车助战，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
    刚听到人们传说这场血案，我当时根本就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直到晚上，我才在民众乐园里的大院花坛旁看到9具尸体。所有死者身上的伤口都是铁矛戳的。其中有一具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武钢的龙克发正在动手将一具具尸体清洗干净，盖上白布。其中有一具尸体看不见伤口，我叫龙克发将尸体翻转来看，才在后背看见一个很象嘴唇的小伤口，皮肤向外翻开。我的泪水不停地流淌着，悲愤充满胸膛。
    我们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一辆车上究竟死了多少人①，因为当时在民众乐园的造反派上这辆车的人互不认识，还有不少无单位、无组织的支持造反派的钢八司群众。我甚至无法知道究竟是谁开的这辆汽车。有人说开车的是汽运六站的头头张麻子。还有一说是一冶三公司工人谢观德，“六一七”后我看到谢观德裹着满头的纱布，纱布浸透了血迹，他告诉我是“六一七”被百万雄师杀伤的，差一点被杀死。一冶除胡双全死亡外，还有一冶一公司工人余望生被杀死，谢观德、张重阳和马三六3人重伤。张重阳身上竟有9处伤口。这一天，新一冶勤务组成员黄家祥在骑摩托车过长江大桥时，被百万雄师一伙暴徒打伤住院，半月后才出院。
    我永远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我不该离开这辆车，我应该始终挡在车头前，我对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完全估计不足。根本就没有想到一个小时以后，会有人再次上车去营救老会宾酒楼一带遭打杀的群众。这些“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年轻生命是完全不应该这样悲惨地消失的。
    说来奇怪，我这个新一冶的司令，我这个抗暴的副指挥长，尽管能指挥一冶的所有十多个加工厂，拥有生产成千上万只长矛的材料和设备，我却没有命令我的部下生产过一只长矛，也没有带领指挥我的造反兄弟们去发动武斗。我们只是为当权派镇压下的劳苦大众鸣不平，为被武汉军区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工人总部翻案，行使党和政府赋予人民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民主权利，就成为当权派操纵的武装集团杀戮的对象。我如果是一个想搞武斗的头头，我当时完全可以建立一支强大的队伍，但我根本就没有这样想过。
    “六一七”这一天，在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8201部队的支持下，百万雄师出动了十多辆汽车，他们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拿长矛，身穿统一的蓝色全套工作服，完全军事化地整齐站立在汽车上，他们武装攻击民众乐园、南洋大楼、中南旅社、工艺大楼等造反派的宣传站，强攻下老会宾酒楼旁的江汉区财贸大楼，登上屋顶，赶走当地居民，发动巷战，见人就打，连同情造反派的老百姓也不放过。这完全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暴行。
    7.20事件发生以后，历史虽然宣判了这一伙人的彻底失败和滔天罪行，但是重新上台的多次信誓旦旦保证“永不翻案”的邓小平，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篡改历史，把这次骇人听闻、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凶手竟然奉为英雄，在报刊上公开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歌功颂德，而被杀害的工人、学生却含冤九泉。更不可思议的是，从1969年文革中“两清一批”开始到文革结束几十年后，历代的当权派不但从不追究真正的凶手，反而将全市人民亲眼目睹、家喻户晓的百万雄师大规模屠杀人民这一铁的事实诬陷到我的头上，无中生有地将不在现场的我说成是武斗总指挥，以此罪名（本文附件一、二、三，略）将我判刑，真是人间奇冤。
    几天以后，我见到了母亲，她对我说：“你们四兄弟①一个也不在家里！有一个在家里也好一点啊！”那天，我家四弟兄全部都在民众乐园，母亲一人在家。当她听到街坊们传说一汽车造反派被杀，母亲的心几近崩溃，一夜苍老了十年。
    6月24日，还是这伙官方豢养的暴徒，在武汉三镇武昌的武汉水运工程学院、铁道部第四设计院，汉阳的汉阳轧钢厂，汉口的工造总司同时大开杀戒，他们调集重兵同时围困攻打这四处造反派的据点，仅在“工造总司”一地就杀死28人，其中包括15岁的女学生、广播员朱庆芳，重伤无数。在汉阳轧钢厂杀死5人，杀伤无数。在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杀死1人，杀伤无数。    撤离、避难和留守    “六一七”以后，特别是“六二四”大屠杀以后，民众乐园里的人员越来越少，南洋大楼的新一冶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人也所剩无几，许多人陆续离开，我没有去阻止，也未再增调人员补充。我当时每天到湖北大学武汉造反派揪陈抗暴总指挥部参加造反派主要头头的会议。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揪陈抗暴总指挥部要求民众乐园等处人员全部撤到新湖大、新华工、新武大（武汉大学）、红水院（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现已合并到武汉大学）、红武测（原武汉测绘学院，现已合并到武汉大学）去避难，另一部分骨干去北京告状。“六二四”以后，我带南洋大楼一部分人员先行撤离到了新华工，由桂大庆接替我留守大楼，直到6月底，我们新一冶人员全部撤出了南洋大楼。
    针对武汉市6月以来愈演愈烈的武装围剿革命造反派的大屠杀现象，中央文革、中央军委6月26日给武汉军区打来电报，电报称：
    武汉军区：
    最近，武汉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中央文革办事组全军文革办公室
    1967年7月上旬，新一冶造反派头头徐彪被百万雄师抓走并被非法关押。我们组织新一冶造反派数千人高举新一冶战旗，上午10时从青山区一冶大院出发，徒步游行20多公里到武汉军区大院门口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我们高呼：“打倒陈大麻子（指陈再道）！还我徐小麻子（指徐彪）！为工总翻案！”的口号，使受“二月逆流”打压的人民群众无比高兴，沿途人民群众自发为我们送茶水、送冰棒、送西瓜、送饭，好像迎接自己的子弟兵。经与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交涉，当晚，徐彪被百万雄师释放回到了一冶。我们的斗争充分显示了新一冶工人阶级的巨大革命威力。
    1967年7月13日，我们还组织突击队，由徐彪、黄家祥、肖银宝等人带队，开着救护车，机智勇敢地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①救出被百万雄师非法关押的长办联司头头顾建棠②。
    到新华工避难的新一冶造反派工人纪律非常好，我们100多人集体住宿，每天早上按方阵集合出操，高唱革命歌曲，显示出昂扬的精神面貌。一冶革命领导干部、红军老干部江勇副经理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主动站出来，给我们送来一部分活动经费和粮票，帮助我们解决吃饭问题。
    留守在一冶大院的新一冶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始终坚持广播，7月初曾被百万雄师偷袭，杀死一名一冶四公司工人。于湛东等人为防止百万雄师再次武装袭击，在新一冶总部的大楼上绑上几个氧气瓶，表示了与大楼共存亡的决心，使百万雄师不敢轻举妄动。参加支持造反派的“革干联”组织的一冶处级干部达20多人、科级干部100多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半数以上参加了造反派组织，而年轻工人大多数是参加我们新一冶的。说明我们新一冶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有广大群众基础的造反派组织，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得到广大工人阶级支持的，而当权派扶植的保守派组织在一冶力量非常微小。
    10月8日至10日，周恩来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贵宾谢胡、阿利雅等，访问刚刚发生七二○反革命事件的武汉市，目的是想通过此事，向全世界宣告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在湖北取得了全面的伟大胜利，武汉还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统天下。周总理通过精心挑选，邀请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以外的未被中央公开点名支持的其他造反派组织的头头，都来参加这次公开的外事接待活动，巧妙地弥补了中央七二○事件后公开点名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等武汉革命造反派时，遗漏了许多重要造反组织的问题。武汉工造总司、新一冶、新中原、中学红联、公安联司等一些“新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参加了10月8日晚在东湖长天楼举行的欢迎阿尔尼亚贵宾的盛大国宴和10月10日在汉口王家墩机场的欢送仪式。我有幸受邀请，代表新一冶参加了在长天楼举办的“国宴”。    周总理妙解未被中央点名组织难题    这一天我不在一冶，警司一位姓车的军官坐一辆吉普车来找我。他将一冶的谢建生带上车，先到新华工去找我，最后找到新华农，通过院广播台广播才将我找到。到了东湖，警卫人员核对身份后不让随行的谢建生进去。我进长天楼宴会厅时天已经黑了，我们要经过一段林阴小道才能进入长天楼。在小路两旁黑暗中，站着一个挨一个的解放军警卫战士。
    这次与我同时被找去的还有新一冶的二号头头于湛东、工造总司的头头吴焱金，还有新中原的头头陈茂祥，说明我们这些迟到者是总理临时点名增加的。10月8日晚上7：30座谈会开始，阿尔巴尼亚同志，中央首长周总理、康生、李富春、刘宁一、刘晓、吴法宪，武汉部队接替陈再道上将的新任司令员曾思玉、接替钟汉华上将的新任政委刘丰，武汉警备区司令部首长，武汉地区造反派组织工总、九一三、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工造总司、中学红联、新一冶、交通联司、湖北电台、湖北日报等共20个组织的代表参加。周总理还当着阿尔巴尼亚贵宾的面，在宴会前召开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会，号召革命造反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吴焱金还代表这些未被中央点名的各革命群众组织，作了重要的发言。我把新一冶袖章献给了谢胡同志和康生同志。    对周总理不肯题词的讲话守口如    周恩来总理在致祝酒词前和我及于湛东同志进行了极为亲切的谈话。在宴会进行中，我大胆走到主宾席的周总理身边，弯着腰，附耳轻声请坐着的周总理在我拿着的《毛主席语录》扉页上题字。周总理身边有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阿利雅，还有钢二司头头杨道远等。我说：“总理，我是新一冶的。”总理用手摸了一下我佩带的袖章，说：“哦，新一冶，我知道。”我接着汇报：“在这一次揪陈抗暴中，我们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总理连连点头，无比关怀地说：“知道，知道。”我拿出毛主席语录，对总理说：“我们全体战士，在最艰苦的日子里，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就是坚定不移地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总理能不能给我们题词，献给光荣牺牲的战友。”总理伸出右手和我又热烈握手，亲切地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的这个精神很好。文化大革命以来，只有毛主席题词。我还没有题过词，不能开这个例，要不，以后就多了。林副主席题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结果引起了两派武斗。”我感到不安，马上说：“那就请总理在《毛主席语录》上签名。”周总理略停了几秒钟，站起来说：“我要敬酒了。”他走到身边不远处摆放的落地麦克风前，没有拿讲稿，作了第二天见报的“祝酒词”。我呆呆地站在主宾席的桌边，周总理作“祝酒词”时，我只好轻轻地从他身边经过，回到自己的席位上。
    周总理对我讲的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话，仅我一个人知道，我既没有记笔记，也没有讲给任何人听。当时，我不敢对任何人讲周总理对我的最后一句谈话。我如果说出去，就会成为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林副主席和周总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人会相信这是周总理说的话，等待我的，将会是灭顶之灾。我吞下了这句话，逃过了当时的这一场劫难。
    讲完“祝酒词”后，周总理还到每张桌子前向到会的每一个人碰杯敬酒。总理双手握住我的手，无比关怀地问：“你们和九一三联合得怎么样了？”我回答说：“我们联合得不好，我们有缺点。”总理点了点头说：“我知道，这个，我们多做九一三的工作，我们多做九一三的工作。”
    第二天，我在武钢接待阿尔巴尼亚贵宾一行参观。我扶着李富春副总理在武钢炼钢厂平炉车间行走。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一直跟在我的身后。刘丰很不高兴地问我，这些跟着照相的是些什么人？我说他（一冶工程师宋瑞玉）是我们《新一冶》报的记者。宋瑞玉后来一直是挨整的对象，被整得死去活来。这一天，刘丰对我和宋瑞玉留下了极其不好的印象。
    中午我陪同李富春副总理乘专车来到洪山宾馆，下午又一起来到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周总理又在万人大会上致词欢迎阿尔巴尼亚贵宾一行。
    10月10日，周总理离汉时，有一张在王家墩机场与武汉造反派头头及曾、刘首长的合影流传至今。当时没人通知我参加，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在那天的宴会上我突然走到周总理身边，是否动作太大胆，使某些人感到不安；也可能由于刘丰政委在武钢陪同外宾参观时，我一直扶着李副总理，把他这位主角晾在了一旁，使有心人对我心生不满。我好像从此渐渐被排除在主要造反派头头的活动以外了。
    周总理离汉后不久，在曾、刘首长和武汉警司一手操纵下，武汉造反派实现了大联合，分别成立了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武汉市工代会由朱鸿霞任主任，胡厚民、李想玉、吴焱金任副主任，我也担任了常委一职。1968年元月25日，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我成为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1968年8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两个“8.15会议”，即国防工作会议和冶金工作会议。武钢、武船等单位分别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造反派开始挨整。我看了那次冶金会议的会议纪要，记得是周总理主持会议，点名要“钢九一三”负责人李想玉发言，汇报武钢的生产情况。李想玉说，造反派在挨整，武钢的“抓革命促生产”现在是军代表在负责，责任不在造反派身上。由于李想玉讲话太快，又是一口地道的武汉方言，中央首长们很难听清他说了些什么。江青插话说：“不知道你说的些什么，像讲外国话。”在这一次会议上，江青也没有为武汉造反派说句什么好话。回武汉以后，警司就将武钢“钢九一三”头头胡启生、张克勤（武钢机械总厂工人）、杨连成抓起来，关进监狱，罪名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坏头头”。这是武汉军区新任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在湖北、武汉抓得最早的造反派头头。从此，整造反派头头就开始了。最先打击的就是跳得高的头头，他们开始排挤一部分不听话的头头，找一些他们认为“听话”的人来“充数”，取代造反派头头。
    他们就是在这时找出了董明会，推荐他去参加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委员，安排到中共武汉市委任书记。他们并不是真正地想用董明会这样的人，而是为了排挤“钢九一三”上层的造反派头头，把斗争中涌现出来最有威信、最有指挥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头头打下去。曾思玉等决不会因为胡厚民是党员而重用他、喜欢他，决不让胡厚民这样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进入中央委员会，而是把胡厚民当成第一个打击的对象，一遇到整人的适当时机，胡厚民就会首当其冲地挨整。
    在湖北武汉文革历史上，造反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人物中，地位最高的是董明会。武汉造反派工人担任九大、十大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共有3人，董明会和夏邦银分别是代表“钢九一三”和“钢工总”的工人代表，被选为九、十届中共中央委员。谢望春（女）是作为造反派工人组织工造总司的代表，被选为九、十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三人都是军代表从造反派中挑选出来，都属于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差的产业工人造反派代表。但三人的各自情况又很不相同。
    夏邦银原是汉阳轧钢厂钢工总头头，1967年3月17日被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下令逮捕入狱，1967年5月底被全市造反派在汉阳公安局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静坐绝食斗争营救出狱，担任过武汉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负责人之一，七二○事件后进入钢工总勤务组，属于造反派头头的类型。
    董明会、谢望春一直是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一般成员，从没有当过头头。夏邦银和谢望春两人在历次运动的反复中都坚定地站在广大工人造反派群众一边，和省、市当权派有合作又有斗争。但董明会自从当选九届中央委员后，从不参加武汉造反派头头的任何派别活动，一直听命于当权派。所以，董明会还有着夏邦银、谢望春所从来没有过的许多省、市其他更高级的职务。
    七二○事件以前，我在青山区认识众多“九一三”和其他造反组织的头头，并不认识董明会。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董明会被推选为党的九大代表并被选进中共中央委员会，成为湖北、武汉及武钢的知名人士。有了解董明会情况的人告诉我，董明会是武钢耐火材料厂窑前工，七二○事件前参加钢九一三，他仅是一个基层的造反派普通成员，是由驻武钢的军代表康星火把他挑选出来，指定为党的九大代表，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其本意是不愿意推荐钢九一三的造反派头头去当中央委员，而是专门挑选一个老实、胆小、听话，在群众中没有影响的一般基层造反派成员来挤掉武钢产业工人造反派头头的名额。这是武汉军区当权派在操纵湖北、武汉地区推荐九大代表、中央委员人选上欺上瞒下搞的小动作，是曾思玉、刘丰为了排挤、打击武汉革命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
    董明会当上中共中央委员后，省、市委就安排他为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民兵总指挥部指挥长和武汉市总工会主任等，这完全是一个挂名的，没有任何实权的，按当时中央要求的产业工人造反派身份设计、挑选的一个政治花瓶。董明会只有小学文化，又没有组织、领导、工作的能力，更无任何当头头的经历和工作经验，完全只能是一个听从军代表任意摆布的傀儡。他们想用安排一个造反派工人出身的董明会说明他们是依靠和重用广大工人阶级的，是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的。董明会在被军代表选中直到1976年底被逮捕，以反革命罪坐牢关押7年，完全是当权派始乱终弃的政治需要。
    他除了挂名当官，参加党中央、省、市委各种会议，常常坐上主席台，名字经常见于中央、省、市报刊以外，根本没干过什么有意义的具体事情。我知道他在文革中仅仅做过两件有意义的事：一是1973年10月他参加党的十大和前湖北省长张体学追悼会从北京回来，找我和曹佩贤传达过张体学要落实我和彭勋政策的遗嘱。第二件事是1976年春节正月初二那天中午，董明会坐着市委派给他的专用小轿车，到徐道基家中，谈了他在北京参加中央读书班学习的情况，传达了毛主席说“马克思是造反派的老祖宗”等一系列重要讲话。这是徐道基事后告诉我的。
    董明会的夫人也是武钢的工人，她曾经向我诉苦，董明会担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职务以后，市委行政处为他分配了解放公园路市委大院对面市委书记院的一套小别墅，院子大门有部队战士站岗，他们全家搬进去以后，出出进进、上班上学、上街买菜都很不自在。由于文革中当官提职不提薪，董明会工资低，住在里面被人瞧不起，他们家也极少去大院里专为高干开设的特供商店买东西。大院内周围那些邻居的主人、小孩甚至保姆都看不起他们一家人。
    董明会被当权派安排当官后，从来也不敢和省、市、武钢的任何造反派头头有过来往。他从来也不是造反派的代表，只是军人政权用来愚弄毛主席、党中央和广大工人群众的一个政治符号。所以，从1969年春天到1976年秋天，所有湖北、武汉造反派为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和当权派进行殊死斗争时他都从来没有参加或表示支持，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或派人去做争取他的工作，也从不去勉强他、邀请他参加我们造反派头头的任何活动及会议。尽管董明会始终和当权派高度地“保持一致”，没有任何有违当权派意旨的言行，但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因为董明会1974年参加过王洪文副主席在北京主持的中央读书班，回湖北公开传达过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的讲话，为了把湖北武汉的造反派和四人帮联系起来，照样被赶出了省、市委，照样被逮捕、批斗、坐牢。因为省、市委再也不需要在政坛上摆放有造反派头衔的政治花瓶了。
    董明会被隔离审查以后，原来分配给他家居住的市委书记别墅被市委收回，他的家属被赶出了书记大院，市委行政处在外面为他家找了一间很小的房子临时居住，直到六七年后董明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家人才重新搬回到原来居住的青山区红钢城武钢职工宿舍。董明会免予起诉出狱后，武钢按中央政策，并未开除他的厂籍，安排他回原厂上班，工龄连续计算，直到正式退休。
    董明会家距我家仅几百米距离，因我们在看守所关押期间是邻居，因参加文革挨整有相同的命运，他退休以后，成为我家经常的客人。董明会请我帮忙为他找一个工作，可以增加一点收入，解决家庭的困难。大约是1995年，我介绍他到广东省东莞市一个外资工厂担任门卫工作。老板为了照顾他，提出允许他带家属，他们夫妇两人包吃包住，每人每月可拿500元钱。因董明会夫人要在武汉照顾孙子，不能同去，老实、善良的董明会就跟我这位介绍人商量，将老板照顾他夫人的工作机会让给同他一样生活困难的一冶一公司工人朱师傅。于是，董明会与朱师傅一道去东莞那家工厂打工。大约一年多以后，由于朱师傅不仅能做门卫工作，还能为老板干木工活、做饭等，适应能力比董明会强，老板于是留下了朱师傅，董明会被裁员回家。
    2000年前后，我以祖父母、父母迁坟为由，请了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吴焱金等20余名湖北、武汉造反派头头聚餐。我这次破例请了董明会，并告诉他几乎所有在世的湖北武汉造反派主要头头都要来我家。文革以来从不参加造反派头头和任何非官方组织活动的董明会兴奋异常，他说，我从牢里出来后还没有见到过夏邦银、谢望春及这些大头头们。当他兴冲冲地来到我家，破天荒地参加我们这伙人的聚会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非常意外、惊讶和高兴，这时的董明会，才恢复了他作为一个造反派老工人的本来面目。
    董明会的个人悲剧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本来是一位朴实、善良的普通工人。当权派先是用心险恶地选中他、利用他，尽管他服服帖帖地听从调遣，竭力配合当局演好双簧，也从未参加所谓的“篡党夺权”活动，但还是遭到当权派无情的抛弃和镇压。
    
    2007年月12月21日初稿
    2011年10月14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