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五册（6）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五册（6）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第六节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一、批判江西省委挑动群众斗群众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江西和新疆革命师生代表时的讲话
    ……（对新疆的同学说）等不及了，先解决江西的。你们放假闹革命，还早嘛，你们的问题，自己回去解决。只要你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只要你们做得对，就一定会解决。因为你们的矛头已指向江西省委，你们是十三个院校参加，问题要解决，要检查错误。各省、市委在北京开中央全会，江西省委是要很好地进行检查，革命是长期的，江西省委回去是要检查的，当面对你们回答。对江西我没有多过问，有些是新的，有的我知道了，你们不要担心，留一、两个人就可以。全国大学有七、八十万人，中学有一千四百万人，设联络站有困难，你们留一、两个人通通消息，不够，大学留一个，中学留一个，工人留一个。中央工作会议要宣布、传达。八月十八号接见，二十号就冲出去了。中学比你们早，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大学还没有红卫兵，一下子就传到全国各地。你们南昌少，你们的事情出在九月三日，比较迟，南下的同学去了，起了一个推动作用。当然主要靠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江西省市委确实没有精神准备，我看确实可能是符合实际的。开个大会，单传达就要不少天，一定要给地、县级干部传达，只要他们是革命的，就欢迎。你们还继续串联，斗批改。允许他们开会，向当地工农传达。当然开会允许他们把会开好，认识不一致就不好，帮助他们革命，要与人为善嘛！总不能一棍子打死嘛！你们要求他们承认错误，你们回去要有能耐，允许他们把会开好……。
    你们红卫兵是清华附中先搞起来的，三张大字报说明造反有理。十八日主席接见，十九日就闯，中学生比大学生更会闯。他们说大学生是策略派，中学生是敢闯派。红卫兵一成立，就搞社会上的斗批改。
    红卫兵，毛主席抓住了，革命串联，毛主席也抓住了。炮打司令部也是中学生搞出来的。打有好几种，看你怎样打。总有点怀疑，允许不允许？当然允许，是黑帮，总是要暴露。打错了没关系，只是打了两门空炮。就是放两门空炮也不要紧，但非要打成黑帮，就未免主观了。在问题没有了解以前，保了上级，保了工作组，错了要允许人家改。怀疑是对的，一般来说，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可以批判，可以怀疑，炮打是正确的，而扣帽子（指给革命同学）是错误的，但是要辩论。放两门空炮也不要紧，老革命可以冲冲他们的暮气，但一冲他们就怕，就乱了阵脚。
    有些南下归来的红卫兵说：以前那些老革命，不怕枪林弹雨，却怕学生，真是不可理解。因此你们江西同学回去，第一建议你们要调查研究，可以进行调查，如果错了就承认。老革命、共产党员要忠诚老实，实事求是。青年人可以加点语言上的夸张是允许的。但你们要好好进行调查研究，核实材料，这样能发现一些更多的事情，也许能发现更多事实，这对你们是一个提高，将来你们面对面的辩论好，我们希望你们比我们更好。你们在这里学了很多，十月一日已经提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自己可以提高，而且可以提高省委。
    串联会不会妨碍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会。但如果还坐火车，这样会停止生产。比如，你们江西出粮食，也要车运。一天要来十八万，十天一个国家就搬到北京来了。中央美术学院，长征式出去串联很好，火车到一定的时候要停止。你们和省委的一场辩论，总不会老搞，他们错了就要作检查。如果你们是真正革命，那么还要到社会上去，如到上饶。景德镇市委压制、打击学生，你们就去帮助，推动一下，就好象北京南下串联同学一样。你们会碰到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军队。性质不同，你们要参加他们的斗争，要和他们联系。你们都是放假革命。至于工厂、城镇居民各种企业单位，他们要抓革命、促生产，我们闹革命不能不搞科学试验。核试验，现在是导弹加弹头，两弹结合，有火箭。抓革命，促生产。因此他们不能停止生产，要一边革命，一边生产。他们串联的性质、范围、内容和学生不同，与学校不一样，我们还要研究一套办法，以后去搞。当然有的同学已去搞了，我们不去干涉，有分工，不可能全国都去搞串联。我们设想，放假至少放到明年暑假，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你们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得还不够，还要宣传，把毛泽东思想扎下根子。“老三篇”、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两论、十六条都要学习。解放军又在选编主席著作，打基本功。所以理论要和实践结合，徒步串联，能接触社会，主席的基本功就是社会调查研究、阶级分析。所以搞大串联不会妨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放假就是为了闹革命，为什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如此害怕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就是害怕我们七亿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不怕他们，有了这精神原子弹，把你们的眼界提高了。不要老想着受到的压制，在北京停留一个月，你们是革命左派，不受压制怎么能成为革命左派泥？不然就是中间派或保守派了。你们要经得住锻炼，革命要千锤百炼，你们才锤了几下子。当然要允许老革命犯错误，就向你们学习，在这一点上，你们眼界要放宽些，要继续闹革命，不断前进。
    红卫兵从八月初发起，已三个月了。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红卫兵有些组织要起分化，受到打击还不怕，这就是左派。就青年来说，思想是分左、中、右的，在先进思想中，开始总是少数，中间状态是多数，坚持错误的也是少数。思想是分左、中、右，争取中间多数之后，孤立右派，革命还要继续深入，又要有一个少数。先进思想要争取中间，不断前进。这就是毛主席讲的辩证法，发展了列宁的一元论，不是斯大林的多元论。阶级消灭了，到了共产主义还有先进与落后，新与旧之分。如果一致。铁板一块，那人就消亡了。
    青年人的思想经常不定，有时与行动不一致，思想起伏变化很大。比如红卫兵，北航要求工作组回来批判的是坚定的左派，支持工作组的是保守派，还不能说是右派，否则，必然又是学生斗学生，“保”字号应不说，说保皇派就闹得更凶。哈尔滨的“八·八”团犯了保守思想，保工作组和省委，保错了。现在闹得更凶，搞国防科委，这就是过“左”，再过“左”，就是形“左”实右。现在不能把同学们的思想统得过死。所以说保守派更容易接受些。多数派同意我的意见，他们开门整风，北医有的红卫兵原来不承认错误，现在承认了，开门整风主动了，红卫兵开始是少数派，变成多数派，在同学中是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大好形势。我们那时候只有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还谈不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由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左派，要团结中间派，分化保守派，打击右派。这里应指出，你们要前进，要不要变成中间派，就落后了。你们实行大民主是对的，是主席提倡的。但要有集中，专政的一面。你们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右派还会捣乱。因此这个问题应该谈谈。你们所得到的民主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作梦都没想到过，只有毛主席做到。也许你们青年人敏感，想到了。作梦想到了。但是这是现实，幻想变成现实。你们有四大自由，你们贴大字报的范围，连我也贴了几张，有错误就可以贴。“炮打司令部”不是大鸣吗？不管是不是修正主义，先打几炮，“飞鸣镝”。大放，放手发动群众，六大权利，出版、集会（万人大会）、结社（红卫兵）、游行示威、言论，宪法的六大权利，外加两条吃饭，坐车不要钱。不仅如此，还放假闹革命。我们那时改良主义被关，你们还放假闹革命，坐火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这个不是在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哪里有如此幸福！
    毛主席为了锻炼你们，在这个最大限度民主的基础上，要有集中和专政。三个界限，专政的工具武装部队要保护，送大字报要贴在里面，不要贴在大街上，影响不好。专政依靠武装，没有武装就没有一切。总参不革命，不是搞了罗瑞卿？不需要你们搞。解放军要保护你们，女十五中的红卫兵，八月廿五日被资本家老婆砍了几刀，解放军就赶来保护你们。我们提出解放军不准动气，不吵嘴，被打不还手，打伤不开枪。专政的第二个工具是法院、监狱。送大字报可以，但不能闯。第三、宣传工具应掌握在党的机关里。因为这是党和毛主席的喉舌，你们的意见，可以在你们的广播上搞。这三条是不能侵犯的。有人打到广播电台，那不行，我们要有统一的声音，要把革命的声音发出来。解放军打武仗，后面打文仗。在最大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最高集中下的民主，放手发动群众。政法学院打进法院，上了当。因为付院长是坏的，所以停职反省。
    要档案材料，可以谈判商量，有个通知嘛，问题有一个界限，超过这个，是形“左”实右。你们犯了错误，我不责备你们。我告诉你们，景德镇可以串联，而且还可以大串联。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坚强后备军，设立机关应给一些经费，也应当给中间，保守派一点。真理不怕辩。要经过锻炼，才能做将来的红色接班人。扣工资当然是错误，要解决这一问题。真正的半工半读应该放假。新党委，红卫兵根本不听他的。要看具体问题。
    工人和学生相结合，本来学生闹革命，不要到工农中去，但是如果是志同道合，也不是绝对的。一般说，不合。（指工人和革命学生联合行动──整理者注）。南昌的情况是一个新问题，你们还是胆小，他不执行，叫他执行！（指叫领导执行军委指示──整理者注。）
    （来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中央负责同志讲话选集》（中央教育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编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大字报选 第二集》（北京：一院大字报选编小组，1966.12）。）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汪东兴陶铸接见江西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出席会议的有陶铸、汪东兴、王遂印等，刘瑞森，白栋材两人陪同。〗
    陶铸：我们初次认识了，现在我们讲一讲这个会议怎么开法，让同志们先讲。看了一些材料，大的情况知道了，但具体情况还不如汪东兴同志知道得多。汪东兴同志是江西的，情况很熟悉。汪东兴同志开会去了。我和刘瑞森、白栋材谈过四、五次了，现在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四点钟总理召开一个会，要讲要点，一个钟头可以吗？
    （代表们答：可以先汇报情况，后提要求，然后请陶铸作指示。汇报完了，代表们提出八点要求。略）
    陶铸同志：请由刘瑞森、白栋材讲讲，中央决定了，还要他们去执行，开了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问题没有解决，你执行无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可以炮打，还是先让他们（指刘、白）回答你们的八条（代表提出的八条要求）。
    白栋材：南昌的情况确实是严重的，这情况是发生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比中央工作会议以前发生的更严重，群众斗群众，大规模的打人是江西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果，这种（现象）形势不能让他继续发展下去，到中央以后，我和陶铸同志谈了几次，得到了些启示，怎么扭转这个形势，我们两个人（刘、白）商量了一下。头一条认真地、彻底地向群众公开作检讨。省委的第一次检讨，几个主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方式也不好，没有和群众见面，在无线电广播中检讨的。为什么不能在八一广场开一个十五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检讨呢？几个主要问题没有谈到，张永红的大字报只承认了印发的错误，张永红的大字报（问题没有提到张永红的大字报）本身对不对还是应表示态度；还有赵志坚的传单“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口号江西还没有得到解决。第二条：省委要明确表示坚决支持革命造反对派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一起革命，首先革我们的命，坚决支持革命左派。
    陶铸：以前表示过吗？（代表们答：没有，一直站在镇压学生的立场上）
    陶铸：到现在还没有表示！？
    白栋材：第三条，认真给在运动初期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进行平反，彻底改组各厂矿企业。平反小组，应以革命造反派受害者为主体，吸收少量的有关人员参加，如果靠原来的党委负责人和筹委会是不能彻底平反的。立即制止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学生，不能殴打工人、学生。第四条：不准多数压少数要保护少数。第五条：立即恢复生产……
    陶铸：我现在先讲个人的意见作参考，你们没有带来录音吧？（代表答：没有！）…对江西省委的错误的看法，这是个大问题。很多问题是从省委产生的，因为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千条万条是江西省委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问题就不能解决，他们背道而驰。江西省委的情况是严重的，在全国来讲是一个最严重的省，错误也是最严重的一个省，各项没有排，反正是最严重的一个。（重复多次这句话）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前，全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由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以中央的名义公布出来，有刘、邓思想当然就执行了。全国执行的程度有不同，江西省当然张永红自己可以贴，适合他们（省委）的口号，就决然支持，宣传他（张）的大字报，原来还打算印300万份，由于他们两个（刘、白）反对，结果印了40万份用于镇压革命。赵志坚的“坚决和坏蛋作斗争”也印了48万份，（汪东兴插话：就是这封公开信）这个问题是由刘瑞森，白栋材反映的，他们的思想看来是比较通了。赵志坚人我不认识，他们不能怪赵志坚，底稿是省委起草，是要他来签名，强加名义，这种行为很恶劣，这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刘俊秀是要求“大辩论”的，结果组织了三次“大辩论”，而白栋材还是反对的，“九·七”调动工人保卫省委，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在全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贯彻）刘邓思想中，江西是严重的，特别是不能容忍的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委”……的口号，江西省委是一直反对的。白栋材开始是同意的，由于省委没有通过，白栋材一直没有喊；刘瑞森觉悟比较早，所以喊了。但是省委批评了他，你们不知内幕，我今天不是保白栋材。（接着陶铸站起来生气地说）既然是革命的口号，你为什么不喊呢？（并指着白说）说明你不坚决，这次我批评了，他喊了。杨尚奎同志回去了，主持两天的三级干部会，“炮打司令部”的口号都没通过，省委还拒绝这一革命口号。你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不可以轰？为什么不可以烧？烧了就是烧出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不革命的就要轰，就是革命的也有缺点，错误，把缺点错误轰了，烧了有什么不好呢？我看很好，没有什么不好。三级干部会议你们冲进宾馆，你们当然可以进去，他们（省委）可以向你们讲清楚，中央有指示，学生不要参加三级干部会，省委应该采取解释的方法，对你们说明：我们在讨论中如何作检讨的问题。但省委没有这样做，而是出“紧急通知”挑动群众斗学生。
    关于“八一战斗兵团”，肯定是省委有组织，有领导搞出来的，究竟是谁，可能是谢象，（陶铸拍了下桌子）要追查！为什么早不组织晚不组织，一组织起来就打学生，打到现在，省委要负责任。他们（八一战斗兵团）打革命学生，这当然不是革命组织，他们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是反革命组织，你们考虑，我们需要讲究策略，里面多数是好的，要革命的，里面有坏人，是否不是革命的组织。工人赤卫队和省委有很大的关系，是省委调工人保省委之后成立，工会主席是政委，赵志坚是司令员（总指挥）。这样一层一层的压制革命，省委要负主要责任。
    从以上事实看来省委是有责任的，有些完全是省委挑动的。如张永红的大字报、通告完全是省委挑动的。省委的错误是严重的，江西的问题是严重的。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你们提出的改组江西省委，把官罢掉，这是一个办法，不能一下子解决的，工人赤卫队有十九万，干部抵触情绪还很大，现在是不是他们干，你们自己来选或者中央派人去。组织新的省委是不是能解决问题，江西省委是否到了改组的时候，不管他过去如何，还是看他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根据过去的情况是否还有点希望，是不是给他一个机会，可以再看一看。你们提出的改组，罢官是有理的，合理的，可以这样提，我可以反映给中央，这还要中央决定，你们提是有道理，省委改组罢官还要毛主席决定，林彪同志决定这是一个方法。还有另一个方法，就是让他们彻底革命，马上改。马上站起来和你们闹革命，痛改前非，革命不容易，我个人趋向于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自我革命，站到毛主席一边来。如果他们还不革命，那就没办法，就改组，这次我向中央汇报，我对省委的批评很严肃，我认为江西省委的错误是严重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不能说不是自觉的，江西省委要负责任，我希望江西省委站起来，彻底革命。
    第二个问题：
    1．他们两个回去，你们要帮助，一看二帮，一斗二批，彻底批判江西省委，到现在为止，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要求他们改正错误，回过来，还是欢迎的，回去省委马上开会检讨，脱裤子割尾巴。前一阶段杨尚奎不在，由刘俊秀代理书记作检讨，张永红的大字报，大辩论是他（刘俊秀）支持的。（白栋材插话：不能说杨尚奎没有责任）后一阶段由杨尚奎作检讨，他参加工作会议以后，他回去后应该支持革命派么，可是他不这样做。他要向全市作检讨，不是半导体，而是面对面，赶快把责任承担起来，支持革命派，彻底改正错误能扭转过来。方志纯，黄知真，白栋材各有各的账，要登门，面对面作检讨，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
    2．必须马上解开群众斗群众的局面，“八一战斗兵团”这个组织没有必要！坐在省委干什么？还给肉吃，你是工人就参加工人的组织，你是学生就参加学生的组织，为什么还要组织这样一个东西呢？省委不承担责任还行！省委应该站出来，我看不要搞，你们搞你们自己负责任。凶手要查，如果是民政厅长搞的，我看要罢官，不是下面而是上面，你们要抓头头，抓幕后指挥，严肃处理，向全市人民宣布，撤职，才能平民愤。工人马上要恢复生产，一方面闹革命，一方面促生产。学生可以到工厂去，省委如果支持你们，江西形势就可以改变，有利于发展革命队伍，有利于贯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有利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派，有利于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3．平反要彻底搞，省委要负责。
    4．（对十二大队）你们要在南昌搞革命，我个人赞成，当然革命要依靠本地，你们留多少要商量，全国各地都要留第三司令部的。
    华东局到江西来检讨，华东局没有什么人，就是魏文伯和他的秘书，我今天是了解情况来谈话，不是不了解情况。
    总理接见我可以反映，是否赞成，来还是都来（指两派观点）以你们为主，但我们不能象你们所提的那样河水不犯井水，总理是七亿人民的总理，你们可要做好工人赤卫队的工作，十万人啦，要研究策略，我们不是从个人意见出发，而是从策略出发，团结他们，也使他们受教育，讲话都是对你们有利，主要是支持你们的，让他们听一听有什么不好？让他们受教育，我放的都是大道理。
    汪东兴同志的讲话：
    差不多了，你们要求周总理和陶铸同志接见，我们一定向总理反映。你们要毛主席接见，不可能，明年四月来！公安厅和文工团的同志到北京来，你们一起来（接见），你们赞成不赞成？（大家回答：赞成）（大声地说）我赞成！…
    （代表提：现在打死人，公安厅不管，省委也不管。）打人应该管，如果真正发现他们打死人还不管，没人过问，这还了得？！公安厅，应该过问，省委也应该过问。打人要拘留，要改造。拿打人杀人的主犯开刀，对他们实行专政。不管什么人，什么出身，多大的干部高干子弟也好，都应该管。要不，革命派的人身安全无法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搞不彻底。现在北京开始实行了，今天北京召开了十万人的声讨大会…
    关于你们提出的在南昌设立联络站的问题，不但你们江西提出了，上海、新疆、广东、沈阳等地都提出了，一个不留（首都红卫兵）可能不行，这个涉及全国，要由中央统一安排。
    你们要吃透两头，一头是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一头是吃透下面具体情况，才能搞好革命。不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誓不罢休，中央决心很大，毛主席决心很大，中央文革小组决心很大，同志们的决心也很大。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搞彻底让修正主义的根子留在工厂，继续留在机关，继续留在学校是不行的。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是坚决支持你们造反的。
    你们担心（指白栋材、刘瑞森二人说）他们耍花招逃掉，这次逃不掉，中央责成他们作检讨，还是在房子里怕得要死，来一个学生，也不敢出来。现在看来有些单位确实不认真检讨错误。学生、工人、文艺工作者，有什么可怕呢？凡是违背主席指示和十六条的都是错误的就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江西来的电报，信件不少，到现在还没有停止打人。打人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同志们回去要多看党的政策和毛主席的书，要到工厂去了解情况，工厂工人应该欢迎学生来登门拜访。
    你们造反派还要团结那些反对过你们的人，那些人要教育、帮助，到运动后期达到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真正的坏人，修正主义分子，是少数，对这些人要把他打倒。中间派，保守派还是要革命的，要允许他们犯错误，也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是不是真革命，要看他们是不是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不能讲少数是革命的，多数是不革命的。你们江西革命派学生就是多数，工厂就是少数嘛！多数和少数应该按照江青同志在11月28号在全国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去理解。就是要用阶级分析看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在谁的手里，应该是掌握十六条和党的政策。凡是违背十六条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就是不革命的。十六条说了，有些意见是两种思潮的反映，林总提出要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
    前天有×××两派来找我，互相争论起来，多数派说少数派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少数派说多数派都是“保皇派”，我说双方这些说法都不对，经过我说服，后来他们双方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双方越谈越近，会后大家都说这个会开得好。
    毛主席说，遇到问题首先一听听，看一看，想一想，这就是思索，我们不允许看了不思索，听了不去想。说错了就改，哪个人不会说错话呢？说错了就改嘛！要允许人家改，不要说人家都不革命，这就不对了。林彪同志说朝错夕改。你们南昌“八一”兵团的大多数是要革命的，中央要求你们团结他们。孤立一小撮坏蛋，把那些中间派、动摇派争取过来。
    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你们是从江西老区根据地来的同志们、同学们，我们离开你们三十二年了。一九三四年离开你们的，现在又见到你们。我们想念着江西，想念着富有革命传统的老根据地的人民！（鼓掌，呼口号）
    正是我们离开你们这么久，虽然我们到过江西南昌、庐山，但是很少有这个机会和南昌的、景德镇的、乐平的，以及其它地方的，以及杭州的，和这些同志见面。另外，借这个机会我想回忆一下，我们都应该回忆这个三十二年。如果讲到一九二七年南昌“八·一”起义和建立井岗山根据地算起的话，就快四十年了，仅仅差一年。
    这四十年的革命道路是难忘的，是曲折的，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正如毛主席说的，中国革命是一条曲折的道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从胜利，经过一些挫折，经过一些失败，又走向胜利；然后经过一些挫折，取得经验，又取得新的胜利！这样子经过武装斗争二十二年，取得全国的胜利，进入北京。如果没有毛主席和毛主席武装斗争的火炬，在井岗山高高举起第一根火炬，就没有今天。所以，我们感谢毛主席，也感谢江西人民！
    （鼓掌，呼口号，众喊：总理请坐下。总理说：我喜欢站着讲，谢谢你们。）从我们四十年艰苦的日子，先经过了二十二年，后又十七年，共三十九个年头，差一年就四十年。我们回忆这个光荣的历史，在座的有的是四十年前出生的，也可能大多数是在这四十年当中出生的。不管是在四十年前或四十年当中出生的，我们都是江西劳动人民的血汗抚育大的。我们现在享受革命果实，我们应该饮水不忘本！我们想想，正好我们面对着毛主席这两句话，毛主席亲笔写的刻在江西厅上的，就是"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正好用这句话来勉励江西的同志、江西的同学、江西的工友。你们想想，你们要无愧于我们跟着毛主席，无愧于江西的劳动人民，无愧于江西的革命学生，无愧于江西的革命干部。你们都应该想想应该怎样无愧于这些。“八·一”南昌起义，人数开始很少，但是由于领导，其中我就是一个，没有负到责任，在领导战争中犯了错误，没有能在江西站住脚，到广东去，到海口就失败了。就在那个时候，朱德同志、陈毅同志、林彪同志等人留在一起，会师到江西，跟着毛主席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在井岗山，由毛主席高举这个革命的火炬，今天成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这四十年的经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这段斗争中，毛主席总结了三个法宝：一个法宝，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领导我们革命，就是主席语录的第一段的第一句话；第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第三，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有这三个法宝，就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引向了胜利！所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总结了三条经验。我们相信，你们懂得领导革命，信任群众，信任党的道理。要有党的领导，当然，咱们是相信，尤其是毛主席领导的。
    今天，你们把江西问题摆在党中央的面前，就是江西省委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究竟是谁引起的？这条错误路线是深还是浅，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是多还是少，这当然要由你们决定。你们在江西，在南昌，了解情况，你们要检查他们的错误。他们自己要自我批评，然后由你们决定，得出恰当的结论。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激进的分子提出“炮轰江西省委，火烧江西省委！”（欢呼口号）我想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炮轰江西省委，火烧江西省委！”这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由于省委同志有思想问题，想不通，公开进行挑动。这样，我们的革命学生、革命的工友，觉得党委犯了错误，执行了错误路线，炮轰一轰，火烧一烧，这是形象化的语言。难道真拿大炮轰吗？难道真用火来烧吗？没有这回事嘛！我没有看见哪个拿大炮轰的。同志们，那是个形象化的词。炮轰也可以允许炮轰，省委长期拒绝这两个口号，这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完全可以接受！省委不接受是错误的，接受这两个口号，不等于是黑帮。材料不够就是空炮，材料够就是实炮，不管是什么实炮还是空炮，放了以后，考验他，看他受得了还是受不了。（鼓掌欢呼）省委同志应该挺身而出，要敢于承担错误。勇于承担错误的省委，彻底检查错误的省委，如果站在正确方面，不是黑帮也不会乱讲成黑帮嘛！所以，这个问题主要在于领导敢不敢于挺身而出，赞成革命，欢迎批评，站在群众当中交代政策、检查错误，这是毛主席一贯教导的，我们要用这样方法来严于责己。所以，这次我们江西省委（指向白栋材、刘瑞森）来到北京……。
    第一点是各级党的领导要在群众面前经受考验。犯过错误要检查错误，犯了错误，能不能改正，要真改，允许你改，要革命，允许你革命，这就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和组织路线。（大意）上面讲了，我们南昌起义就是犯了错误嘛！我没有把战争领导好嘛！不配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嘛！但是长期革命也学到了一点，觉悟过来了，主席还让我革命嘛！还团结我，教育我嘛！……
    所以，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我们任何负责同志应该挺身而出，承担错误，为革命修正错误。既不能少说，也不能乱说，我看应该是实事求是，要作出实事求是的检讨。我想，不管哪一派，都是不应该指责的，这是第一点我要说的。
    第二点，确实在南昌和其它地方，我完全清楚了，我大致清楚了，确实有些省委引起群众斗群众。责任在谁呢？不在于群众互相之间，主要的根本的在于省委。所以，这一点江西省委应该勇于负责，负起责任主要的根本在于省委。所以，这一点江西省委应该勇于负责，负起责任，不应当把这个责任推到群众身上去！（鼓掌，高呼口号）我想呀！省委应当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不仅革命左派同意这样做，就是当时受省委蒙蔽的，受省委欺骗影响的，暂时跟省委走的那些同志，他们也会赶上来，应该教育他们嘛！因为当时他们受蒙蔽了，受欺骗了，以为这样是保护党嘛！所以保卫党，保卫省委，这是可以理解的。受省委欺骗的这部分群众，也是革命的群众，你们还应该相信他们是革命的呀！你们不能责怪他们嘛！所以大字报（攻击学生的），省委决定的《紧急通告》（省委三级干部会时发的），这是引起群众斗群众，这是错误的！第二点，希望转告杨尚奎同志、刘俊秀同志、方志纯同志、黄知真同志、还有其他同志，好好开一个省委的会议，检查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才能团结江西省的劳动人民、革命学生和革命工友。
    第三点，希望在座的同志们，你们都是江西省劳动人民、江西省人民的子弟，经过解放后党领导下的教育，十多年或者十年左右，都是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哺育下的青年嘛！党对你们希望很大。正如毛主席说的，搞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把这样的希望，把主要的希望，放在革命青年的身上，因为你们是可靠的骨干。四十年后，三十年后是你们做事了！你们如何来保证祖国不变颜色呢？你们的立场、观点，你们的世界观，是真正符合无产阶级的，那么，我们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就减少了嘛！就能保证国家不变颜色，保证党不变颜色了嘛！所以你们要想想，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工人是领导阶级，不管你是大厂、小厂，还是景德镇来的，你们都是负有生产重任的。拿我们南昌，还有军事工厂，这是我晓得的嘛！是负有这样大的责任的。我想同志们、工友们，你们应该想想，不管是哪一方面，都不能反对，你们能不接受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吗？不能！你们能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现在的十条，工厂十条，农村十条办事吗？一定要按照这些办事。所以，你们领导方向、纲领都是一致的，不管是哪一派，你们都不能脱离这些打交道，你们不能够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既然大方向、大前提想通了，相同了，就承认是革命的组织嘛！就不应该分革命的，不革命的，不应该把对方说成不是革命的。当然应该承认有激进的、有后进的、有左派的、有保守的。在某一个问题上、某一个事情上，认识是有差别的。因为我们的运动是向前发展的，开始他站在革命立场上，是少数，通过斗争，会转变为多数，又碰到新的问题，又会出现少数，经过斗争，又转变为多数。所以要不断革命，不断前进。
    在革命的大前提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并肩作战，共同革命。有共同领导，共同领导就是党的领导，领导、方向、纲领都相同，就不应有两种行为。在联合行动中，只要大方向同了，那么观点差异是允许的。不仅你们，就是我们党中央，我们中央政治局和我们中央常委也有观点不同的，也必定有……作为人的思想，永远不会是铁板一块，一个人的头脑里也有几种思想，有斗争。有进步思想，也有落后思想。不断进步的思想把落后的思想挤出去，这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断占领资产阶级思想的阵地，无产阶级思想不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就钻进去。一个人都如此，何况一个团体？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嘛！不要认为有不同的思想就不能够共同生活、共同工作。这就是我们从井岗山以来，毛主席不断地把这个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党的领导下，联合在大方向相同下的各方面的人，统一在一个战斗单位里面。军队里也有不同的思想嘛！党内也有不同的思想嘛！又比如，我们党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才能领导革命，才能走向革命的胜利。这是我跟随毛主席四十年，逐步认识到的，有时跟上了，有时跟不上，就得赶快赶上。不能说这个完全对，那个完全错，有了共同点，为什么不能联合？江西产生打人的事情，甚至打死人，这个责任要由省委负。如果不能完全解决，我们可派几个人，到那里把问题解决清楚。我们要为真理而斗争，真理要搞清楚，是非要搞清楚，不能违反大前提。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你们要无愧于老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省委要团结大多数，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省委若是革命的，真金不怕火来烧，敢到火里烧一烧。希望你们帮助省委。刚才你们写的标语很紧张（指景德镇同志写的），你们在政协礼堂谈了。希望你们推动江西省委和你们站在一起，和你们真正亲切地谈话，真正撇开思想谈。不然前进不得，后退不得，生产也停了，就不能为人民服务了。
    在江西厅看到毛主席亲笔写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希望你们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来源：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4）》。）
    
    二、批评江西省军区支持保守派打击革命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周恩来关于《江西日报》问题的第一次电报指示
    江西省军区党委转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
    五月二日十七时二十分中央文革小组给你们的指示是确实的，希望你们立即执行。
    根据中央三月十六日关于报纸问题的几项规定，《江西日报》已实行军管，它不是哪一派革命群众的报纸，不能只反映哪一派的观点和意见。暂时可只刊登新华社电讯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文章等，以便使江西全省人民能够保证听到最高统帅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你们进了《江西日报》的同志，望能立即退出，以利报纸立即出版。至于《江西日报》的报头问题，因这四个字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以不改为宜。
     周恩来1967年5月7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周恩来关于《江西日报》问题的第二次电报指示
    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并告江西省军区党委：
    关于《江西日报》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日的电话和我五月七日的电报，军区党委均已向你们传达。据悉，进驻报社的红卫兵同志尚未完全撤出，报纸至今还没有启封出版，对此中央十分关心。为了使江西全省人民能够及时听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务望还留在报社的红卫兵同志立即撤出，以便《江西日报》启封出版。在目前，报纸可以出版新华社电讯和中央报刊上的文章。关于对《江西日报》前一时期的报道有不同意见，可以协商解决。
     周恩来1967年5月12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有关江西省军区报告的批示及他自己的指示
    〖时间：1967年5月30凌晨2：10〗
    五月三十日凌晨二时十分周总理来电话，转告了毛主席在一个文件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小组同志：
    江西军区与革命群众的对立情绪为什么愈演愈烈？江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此外，还有××、××、××三个省军区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否对，也值得研究。
     刘培善（签字）6.1
    同时总理指示：
    1．江西军区在“三支”、“两军”中犯了一些缺点错误，革命群众认为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你们应该很好解决。
    2．江西日报问题不要争论下去了，“江西日报”四个字可以暂时去掉，改出一个时期的新华电讯。
    3．不要把刘瑞森的问题看得太严重了。
    4．刘培善先作检查，军区那个检查，你们（指军区）自己研究。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江西大联筹的电报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的革命同志们：
    据报，你们二十九日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这是违反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十条命令，违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六·六”通令和中央六月二十四日通知的。不管你们有任何理由，这样做都是错误的，我们希望你们珍惜和保持你们的革命称号，立即停止夺枪的错误行动，退出军事机关，并将枪支弹药退还军区，返回原驻地，听候中央派人员处理。我们命令江西军区不许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如果双方任何一方不这样做，不听中央的话，就要犯极严重错误，我们等待筹委会同志的回答。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毛泽东关于派部队制止赣州武斗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县，调一个师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
    　　毛　泽　东　　七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编印的《群众来信摘抄》第五十五号上。这期摘抄登载了江西赴京控告团、江西赣州赴京控告分团七月四日的电话汇报，反映赣州武斗情况严重，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要求中央立即派部队前往制止武斗。　　〔２〕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周恩来接见江西军区和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北京来电
    时间：七月十一日凌晨
    来电人：南昌三中井冈山兵团赴京控告团陈××
    接电人：南昌三中井冈山兵团谢××
    内容：总理、伯达、张春桥等中央首长昨晚十一时四十五分至今天二点零八分接见了我方代表和联络总站代表共五十人，军区、军分区负责同志，刘瑞森、黄先、郭光洲、黄霖、李杰庸等同志也参加了接见。
    （一）总理、伯达亲自修改协议说：“停止武斗是大方向”。
    （二）总理传达主席指示：江西问题终于炸开了，江西造反派不是弱，而是强……是要流血的，为有牺牲多壮志……七月份把局势稳定下来，迎接“八·一”，要把斗，批，改搞好……（电话中断）
    （三）总理传达主席指示：从广州、福州调一部分部队来江西，稳定局势，维护社会治安，树立无产阶级权威。
    （四）总理、伯达亲自修改协议说：“除军事机关以外的武器弹药，在十天之内全部集中，在本单位封存好，不准转移，不准埋藏，不准调换。”
    （五）总理激动地拍桌子说：“农民进城不只是他们的责任（指联络总站），挑动农民进城是军分区、武装部，我在这里直说了，不是军分区、武装部哪能挑动武斗？！” 总理又说：“农民大批进城，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现象不好，这是错误形势，军事领导机关责任要大些，他们的确是下了命令的，我们了解。” 又说：“军区、军分区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坏人，也有犯错误的，有些地方要派小股部队去处理，如波阳、景德镇，要不，就不好办了，要有权威的人去处理。”还说：“江西军区要作一个好的检查，要比六月七日检查要深刻要坚决。”
             （南昌三中井冈山兵团1967年7月11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江西省双方赴京汇报团关于贯彻执行“六·二四”通知及总理指示的协议书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赴京控告团和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赴京汇报团，在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期间，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双方派出了同等数量的代表，就关于在全省范围内立即停止武斗问题进行协商。双方代表一致认为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保证“四大”，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六·六”通令和“六·二四”通知。
    现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结合我省具体情况，达成如下协议：
    一、双方必须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在达成协议后，立即停止武斗。
    二、不得动员农民进城。已经进城的农民，必须立即撤回，回到原乡村；同时，撤销沿公路、铁路的岗哨，以利工农团结和农业生产。
    三、双方必须在签字后尽可能快地不超过十天内将所有夺取的武器弹药全部集中封存在各自单位，准备交回原所有单位，由驻军及武装部门散发的所有武器弹药及自制的杀人凶器（包括土枪、土炮、土手榴弹、炸药等），必须立即就地封存，听候中央派员协同军区，分别情况处理。并积极协助当地驻军和公安部门把流散在社会上的武器弹药缴回，立即停止自制各种凶器。不许转移、埋藏和破坏所有武器和各种凶器。撤除一切用于武斗的组织机构和进攻与防御设施以及哨卡，恢复正常交通运输和邮电的畅通。不许抢夺交通运输工具。
    四、坚决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参加武斗的人员必须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包围其他单位的人员应首先撤走，立刻返回原单位。并动员离开生产、工作、学习岗位的人员在十五天内返回原地区、原单位（不包括正常上访人员），对于被迫外走人员在外期间，不许克扣工资，不许彼此歧视，切实保证返回人员的人身安全。
    五、双方在协议达成后，必须立即登记释放全部扣留的对方人员，并在三天内负责安全送回原单位，在释放前和释放期间不得加以任何迫害和污辱。立即撤销双方设立的集中营、劳改所和刑讯室。双方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类事件。
    六、双方保证：对双方负伤人员要认真予以治疗，不得因观点不同而进行任何刁难和歧视。对死亡人员要通知其家属或原单位妥善安葬，对死者家属予以适当抚恤。
    七、各组织的宣传广播车，十日内全部拆除，用于生产。
    八、要求中央迅速派出代表团并由双方派同等数量的代表参加，对江西问题进行调查处理，监督上述各项实施，并严惩流血事件的幕前幕后的策划者和指挥者。
    以上八条双方必须保证在全省范围内坚决贯彻执行，并积极宣传动员所有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南昌地区工交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复辟联络站 李永仁国营洪都机械厂井岗山兵团 周锦红南昌铁路保卫毛泽东思想战士“二·七”总指挥部 郭人定南昌钢铁厂“五·一六”兵团 赵玉梁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大专院校革命师生总指挥部 蔡方根南昌五中“一小撮”战斗团井岗山兵团 胡敬辉南昌三中井岗山兵团 张兰发中共江西省委机关革命造反团 魏厚庆江西省直机关保卫毛泽东思想联合战斗团 曾凡珩南昌地区政法战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 赵予尧宜春专区萍乡矿务局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 彭锡顺赣州专区江西冶金学院《东方红》战斗团 罗仁彤抚州大中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革命师生总指挥部 张达连上饶江西上饶波阳“三七"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 韩烽九江星子温泉工人疗养院革命造反统一指挥部 陈公明吉安井岗山报社《捍卫毛泽东思想》司令部 刘清友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江西省红卫兵东方红司令部 李佑民《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组》红卫兵江西总部（红江总） 钟舜生南昌柴油机厂铁扫帚红色造反团 汪明远国营洪都机械厂《红旗兵团》　　　陈耀辉南昌市公安红旗公社 张憬九江车站“二七”革命造反指挥部 田根才中共江西省委机关《红旗》联合战斗团《长缨》《燎原》革命造反队 甘炳元宜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 郑卫庐山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曾智宏吉安专、市、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 曾宪行铁路向圹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 龚水波江西赣南专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筹委会 吴继元抚州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 高仰文上饶无产阶级革命派毛泽东思想宣传联络站 陈品贤江西波阳红五月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 余浩章景德镇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 秦和清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通知稿〔１〕的批语　　一　　照办。　　二　　不宜称为坏人。〔２〕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送审的这个通知稿，是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戚本禹起草的，主要内容是：一、任何人和任何组织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凶器，发给枪支弹药。二、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拦阻车船，破坏交通运输。三、已经进城参加武斗和破坏交通运输的社员，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所发武器一律收回。四、对参加武斗的社员所作的各种“优待”，例如工分补贴等，一律无效，不准实行。因进城参加武斗而造成的伤亡事故、生产损失、误工补贴，一律由挑动者负责。五、从本通知下达之日起，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立功补过；如坚持不改，一再违犯上述各条，要严肃处理，其首恶应依法惩办。　　当日，中共中央即下发了这个指示。　　〔２〕　中共中央指示稿的开头有一段话，说到最近一个时期，江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的坏人，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毛泽东审阅时，将文中的“坏人”一词改为“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并写了这个批语。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戚本禹给新华社江西分社的一封信
    王广宇、王道明、徐学增、杨松友并记者站同志：
    南昌记者站（新华社）的同志（刘光辉、赵永安、李醒民、詹文良、孙璞方）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在六月二十九日晨，非常及时而准确地报导了江西保守派开枪镇压造反派的严重事件。这个报导对中央了解和处理江西的问题起了作用。建议党委和记者站通报表扬。我们全体同志都要学习南昌记者这种坚决维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对人民革命事业认真负责的精神。
    革命敬礼！
             戚本禹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总支委员会通报
    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新华社江西分社和记者站南昌记者组的记者以及通讯员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及时地向中央提供了南昌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六月二十九日晨，记者刘光辉、赵永安、李醒民、詹文良、孙璞方（总社注：《红旗》驻江西记者，下同）等同志，有的不顾个人安危，深入武斗现场采访，有的废寝忘食，认真研究、整理材料，及时、准确地报导了南昌军分区大发枪弹给保守派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由于他们想革命派之所想，急革命派所急，做革命派之所需，同革命派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报导对中央了解和处理江西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材料。
    根据戚本禹同志的建议，总支委员会研究，决定给予刘光辉、赵永安、李醒民、詹文良、孙璞方等五名同志通报表扬，以资鼓励。
    希望刘光辉等五同志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党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要虚心地向他们学习。
    学习他们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坚定不移地维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学习他们“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艰苦奋斗，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把革命派的需要当成无声的命令，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勇敢地站在阶级斗争的最前线。
    学习他们的对人民革命事业认真负责的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总支委员会希望全体同志通过这一学习，更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破私立公，搞好思想革命化，人人争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红色勤务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立新功。
             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总支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
    （来源：首都新闻批判联络站主编《新闻战报》第11期 1967年8月12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姚文元接见江西省四方代表讲话记录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一时六分至四时七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代表：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赴京控告团五十人，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赴京汇报团五十人，刘培善、吴瑞山、倪南山、徐鹏、李胜、陈昌奉、刘瑞森、黄先、郭光洲、黄霖、李杰庸，首都红代会四人，济南部队首长杨栋梁同志。〗
    内容：江西大联筹代表汇报联络总站片面撕毁八条协议，继续制造流血事件，并与武汉“百万雄师”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企图掀起新的更大反扑的事实。
    总理：包围火车（指十五日机枪扫射五十八次快车一事）是我亲自处理的，知道这件事，这是预谋的，上海铁路局不知道，军区也承认是联络总站搞的，派了温圳的张勇布置的，动员农民，用机枪，火车本来往东走，上饶通知他后退，车轨上有枕木，停下来就被打，死伤──（大联筹代表：死五人，伤七人。）
    总理：煤校的事十三号，打列车十五号，这两事都是协议以后的事，（生气地对联络总站代表）你们联络站在地方力量大，你们既达成了协议，就应该遵守这个协议，就不能动员农民进城，县武装部和你们配合烧房子，攻打，有没有这回事？！听说你们还走三人，五个核心走了三个，不想谈了？（联络总站汇报团核心人物汪明远，甘炳文、钟舜生预感到失败之日已到，偷偷溜回南昌──笔者）
    总理：是不是有新的负责人推选了？
    联络总站代表师院东方红李有民答：我们宣布退出联络总站，在京听候总理指示。
    陈耀辉（联络总站代表）：我们也宣布退出联络总站。
    （大联筹代表发言，揭露联络总站借此解散之机撕毁协议）
    总理：现在问题的关键在军区，军区必须通知军分区、武装部，把民兵的枪收起来，武斗才能停止。
    总理：（对联络总站）你们这边偏保，保守一些，还是群众组织，只要你们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还可以存在，还可以发展。就是被个别坏头头掌握了，也可以离开他。
    你们偏保，造反精神不旺，对我的话就不满意，其实过去你们就是受军区的影响嘛！就是偏保嘛！你们要改过来，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欢迎，支持你们，但可不要起来打砸抢，如果搞打砸抢就更错。过去军区错误，就是对军分区武装部发枪给农民，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我的看法（大声地）刘培善同志，就是策划，放纵！军区要负这个责任。你们说对不对？
    大联筹代表：对！
    总理：军区要下决心，把发的枪收回，但是否有效我怀疑，刘培善同志说四十二个县收回了。
    刘培善：三十二个县。
    倪南山插话：收了六十五个县。
    总理：你是谁？
    倪：倪南山。
    刘：军区副司令员。
    总理：你就那么相信你的军分区、武装部呀？我就不相信。我就是怀疑你派的独立营到抚州去，能不能把那里的武斗制止？刚才说的都是抚州的事情，军分区，武装部确是不象话，放纵了几个月，已经成了习惯。（对造反派）你们要站在革命路线一边，就要有伟大气魄，与另一派联合。已往革命的要更革命，彻底革命，保守的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走错了路的也要革命。他们能改变还是要欢迎。你们既然是造反派，希望人家跟着你们造反，这好嘛！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不是绝对对立的敌我矛盾，何况我们本来就是人民内部的事，认识上错了，站过来，改过来就行，联络总站回去三个人，不知为什么？协议是你们达成的，我们是对你们组织的客观表现加以评论，对中央评论不满，那是不对的，如果回去气不过，越搞越凶，那就要走到人民内部矛盾的边缘了，走向绝路的是少数。对解决江西问题我们正设想一个方案，最好能促成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不要再搞军管。（对造反派）以你们造反派为核心，有群众组织代表参加，跟亮相的领导干部商量，现在军区威信不够，你们信不过，所以夺枪，这是在南昌等地。另一些地方联络总站力量大，联络总站相信军区，那样搞联络总站又要反对，我们希望联络总站能够觉悟，马上转过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现在革命好嘛！（对造反派）革命不分先后，你们要欢迎他们革命。通过大批判，批判刘、邓、陶，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们那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谁？可以不点名。要点只能点一个方志纯，你们首先把矛头指向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名字暂时不点，方志纯总是一个，单独点一个太少，保留将来再点更好，点了再换不好。江西形势，几乎每个军分区都闹了，应该打出一条路来，把无政府状态变成有政府状态。你们赞成不赞成？
    大联筹：赞成！
    总理：我对联络总站还要讲几句，无论如何，你们要保证再不动员农民进城，萍乡烧房子，打火车，就是你们搞出来的。
    （安源老工人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向总理愤怒控诉宜春军分区和萍乡武装部一小撮人策划火烧萍乡煤校的滔天罪行。）
    总理：（气愤地）萍乡有没有人在这里？
    （联络总站萍乡一老保站起：有！）
    总理：（翻名册）萍乡市武装部张锦才在不在？
    （张答：在！）
    总理：（严厉地）你到前面来听！
    （老工人继续控诉。说到红卫兵小将被活活烧死时，泪涕俱下，全场无声。总理难过地低下了头，一连问：多少人包围？老保有多少人？学生有多少人？）
    总理：（愤怒地对张锦才）你们武装部干这样的事情，你听一听！
    总理：（大声地）吴瑞山，吴瑞山，你们军分区武装部就干这些事情，你听嘛！
    吴站起：我们查清楚要严肃处理。
    总理：处理？就是你们策划，放松这些问题，你们的检讨到现在扭扭捏捏，还说客观的，思想影响的，军分区、武装部都一样，抚州、宜春、莲塘、萍乡、赣州、吉安，没有一个不这样的。
    肖华：要把策划的祸首抓出来，严肃处理！
    总理：（对张锦才）你知道吗？王世清，他亲自策划的。（对吴瑞山）吴瑞山，要不是你们亲自策划指挥，他们怎么敢这样做呀？
    总理：两面的情况晓得了，东面火车上的事也已经查清了，这件案子破了以后，一定要捉拿凶手，抚州来人了吗？七十六师派去侦察，肖华同志，你把电报给他们。这两个案子查一查，军分区、武装部怎么动员农民进城破坏八条协议，根子就找到了。
    （南钢6·29事件牺牲的烈士家属向总理汇报其爱人牺牲经过，控诉刘培善、林忠照、吴瑞山之流屠杀革命造反派的罪行。总理十分关心地倾听。）
    总理：徐春青同志（首都红代会），你们和江西造反派不是很有感情吗？你们在北京组织一个联络站，设在西苑吧，把这些材料调查一下，由国家来抚恤，主谋和凶手群众会揭发的，主谋要严办，调查完后，可交给联络员。
    总理：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你们有组织么，你们没有发展到全省，在政治处于优势，因为你们造反是对的，但要谦虚谨慎，要防止骄傲。一大发展有两条，一许多原来偏保觉得势孤的钻进来了，另一是坏人也可能钻进来了，要注意，要有政治上的高姿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发挥毛泽东思想的威力，要逐步地稳步地发展，因为你们在政治上占优势，发展慢一点，不要紧。你们要成为江西省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核心，否则人家就会跑到你们前面去。刚才三个老同志和那位女同志讲的，应该激动，不激动没有阶级感情，但处理问题要冷静一点，这点要向年长的人们学习，要有政治上的高姿态。才能促进中央把江西的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你们说对不对？
    大联筹：对！
    总理：（对老保）你们犯了错误，你们受军区、军分区、武装部的错误影响，也有自己的错误思想。你们一部分是从造反派中来的，一部分是受蒙蔽的。你们到处笼统喊：打倒刘瑞森！也不分析具体情况，还拿这个口号作为发工资的标准，这象什么话？
    联络总站马上散掉不好，当然有杀出来的也不能阻止，但你们来会谈，代表一部分群众，将来成立筹备小组，要宣传中央的主张，那就表现你们革命了。
    姚文元：以前干了坏事，现在做点好事，也好嘛！
             （本文系根据江西大联筹赴京控告团记录稿整理）《火线战报》驻京记者组1967.7.29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西四方面代表谈话摘要
    周总理说：
    今天我把济南部队司令员杨得志同志请来了，济南部队是从第一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去的，是毛主席亲自派出的部队。我再给你们介绍这个部队的军政委程世清同志、副军长杨栋梁同志。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派出的队伍，谁要说是刘少奇派出的，是污蔑，谁说的，我们要把他揪出来。
    为了使江西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我们从首先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调了支左有成绩的部队去，要听最高统帅的话，要相信解放军。不仅北方调了，南方广州也调了，也是调了支左有成绩的部队。这说明重视你们江西问题。江西是前线的近后方。我说过你们是三个后方嘛。福建是对台湾，广东是既对港九，又对美帝，所以调部队做你们的支柱，是为了使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有几件事，大家要注意：第一，不能再随便发枪，凡是会议期间发的枪，一律收回，要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方向路线在上边，不要过分责任下面。
    现在军区自己承认在支左工作中某些问题上犯了路线错误。指出来了，军区就应该严格执行，
    不能乱发枪。
    双方群众组织打电话回去，停止武斗，停止夺枪，停止动员农民进城。
    〖补充〗
    周总理说：我给你们供给一个材料，刘少奇近二年一直在主席跟前吹嘘他在安源的历史，主席不吭声，叫他暴露，主席就是容量大。其实，主席一直在领导安源斗争的。萍乡的煤、大冶的铁、汉冶萍公司，当时安源运动是湖南省委去领导的，主席全部历史都清楚。主席说，刘少奇是第三代，李立三是第二代，第一代是什么人？跑了。刘少奇总是吹嘘，跟我说过几次，（对姚文元）跟你也谈过几次吧。所以我觉得有问题。中国科学院革命历史研究所从二十年代入手批判是有道理的。刘少奇跑到苏联去不到一年，回来就到安源搞了一下。二十年代还不仅是安源，还有上海，还有广东，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广东省港大罢工他也插了手，其他的我就不讲了。（姚文元同志插话：这就是他捞的政治资本，这点要揭露。）
    我听到不下五次，很奇怪，以为有什么名堂，总是程咬金那么三斧头，当时还不会想到八月以后的情况。批判刘的根子要从二十年代搞起。真正批判刘的话，二十年代很多可批。
    （姚文元同志插话：反动历史要彻底搞清楚。）
    （摘自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总理、姚文元接见江西四方代表谈话记录》）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周恩来第六次接见江西四方代表座谈记录
    〖时间：八月五日二十二时五十分至六日四时十五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大联筹代表汇报济南6013部队一股长到萍乡武装部接洽事情，被“萍总”老保毒打，当时武装部长在场不管，现在伤很重。）
    总理：萍乡武装部长是哪一位？人武部政委张锦才同志在吗？济南6013部队一个股长郑洪斌同志到人武部接洽事情，被“萍总”毒打了一顿，你在这儿听清楚一下：你们那位部长在场，视而不见。这样的事情都出在你们萍乡，而且在武装部！我说了，你们就是策划放纵的嘛！
    （大联筹代表继续汇报：“萍总”造谣说济南部队写反动标语，并以此为借口冲6013部队驻地，抓走济南部队四人。）
    总理：抓了四个吧？（向杨副军长）根本济南部队不会写这样的反动标语。若有也是栽赃！武装部长视而不见，这样的武装部长！（非常气愤地）还把部队的四个同志一个副营长，一个副指导员，一个副连长和一个战士都抓走了，还打伤了一个妇女……这也叫拥护解放军吗？！
    （杨副军长去接电话。）
    总理：（对杨副军长）去了解一下萍乡问题，顺便问问南昌的事。
    （南昌橡胶厂保守派汇报6·25南橡事件，诬蔑造反派搞武斗，老保乘机呼“打倒刘瑞森”。）
    总理：（对老保）你们不要这样叫！这样叫，我就不好谈了。“联络总站”把人家打死了一大批人，你们知道吗？怎么是刘瑞森呢？你们不知道大联筹被打死了很多人？（联总又抢着讲，总理很生气）我还有没有权力主持这个会场！既然谈南橡的，那就一边一个讲嘛！
    （南橡造反派汇报，被老保打断。）
    总理：（对老保）你们讲话他们不打断，为什么他们讲话你们要这样？上次也是如此，让你们讲了两，三个小时，你们在中央开会也这个态度，那在地方更不用说了。
    （大联筹代表汇报总理第四次接见后江西全省动态，讲了进驻吉安的广州6182部队战士到军分区参加会议，军分区头头指使二十多名战士毒打野战军战士等情况。接着大联筹赣州代表，烈士家属控诉李胜之流操纵保守派“反复辟大军”残杀造反派的滔天罪行。）
    总理：李胜来了吗？（李胜：来了。总理站了起来）你几时来的？（李胜：七月十四号来的。赣州造反派继续汇报。总理很激动，站起来踱来踱去。当谈到赣州军分区开了许多会，证明李胜之流是赣州6·29大屠杀的策划者时，总理，姚文元走到李胜前面，严肃地详细地查问了李胜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李支支吾吾，吞吞吐吐，十分狼狈。当李谈到在“皖南事变”中被俘时，总理问得特别仔细，要李交代证明人，并追问以后如何回部队，恢复组织关系以及工作情况。李回答得很含糊。总理查问了30多分钟。此时，李胜的上司刘培善站起来，呆呆望着李胜，神色慌乱。）
    （大联筹赣州代表继续汇报，说到赣州老保在军分区策划操纵下残杀造反派的惨案时，老保哄动。）
    总理：“联络总站”的同志要好好听一听，赣州的事件是最典型的，有阶级感情的话，应该听一听。
    （大联筹代表继续汇报赣州问题。谈到老保准备上翠微峰打游击。）
    总理：这是吓人的，不会的，现在毛主席领导下，还要上山打游击？李胜，你发给城里的枪有多少枝？
    （李胜：我不清楚。）
    姚文元：怎么不清楚？
    （李胜：是市武装部发的。）
    （大联筹代表：七月十三日还在发枪）
    总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知道赣州事件后，亲自派广州部队去的，要不然，你们（指大联筹）的生命还保得住吗？（大联筹代表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老保无动于衷）
    总理：现在活了，就要坚强地战斗下去！（大联筹代表汇报到伤亡数字时）
    总理：我们查过了，确实有223具尸体，两方面（指广州部队和大联筹）数字一样。
    （联络总站许多人站起来：报告总理，要把南昌问题作个麻雀来解剖。）
    总理：（生气地）开了这么多会难道不是在解剖麻雀吗？！你们还相不相信中央？你们就是无视中央！
    姚文元：（大声）毛主席对江西问题这样关心，你们想了没有？！你们要相信中央文革的决心！
    总理：上次你们双方都鼓了掌，欢迎济南，广州去的部队，呼了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我们中央把你们（指 “联总”）看成群众组织的代表，既然是群众的代表，应该听最高统帅的话。全国人民都依靠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是全国人民的支柱，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柱。这两军队（指济南部队和广州部队）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派去的。
    江西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所以要有一个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我有一个要求，军区、军分区、独立师、独立营、人武部，其他地方部队，应当采取这个态度，对野战军应该抱欢迎的态度，搞好工作。对新去的解放军的态度是个考验，给你们一次最好的机会，也是最大的考验。关键在于实际。军区、军分区、县武装部，到底是欢迎还是不欢迎新去的部队，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是最高统帅派的部队，另外，群众组织，到底对待解放军的态度，是支持他们还是包围他们，甚至夺枪，抓人。要真正地学习解放军。你们晓得军队是支左的，对造反精神旺的，敢于对党、政、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当然要支持。军队一不还口，二不动手，也不开枪，大家知道的。不要认为这是可欺，就欺负他们，包围他们，打人，捉人，夺他们的枪，那就犯严重错误。造反派夺军区的枪是受了迫害，我们已指示，交掉的算了，没有交的暂时封存不交。如果夺新去的解放军的枪，打人，捉人，那就犯严重错误，大错特错。（此时杨副军长向总理汇报，刚才接到萍乡来的电话，济南部队被打伤五十七名指战员，重伤七人。）
    总理：（对联总）你们听听！……人武部长看新去的解放军挨打不管，视而不见，反过来，“萍总”的人冲到部队捉了四个人，又打伤了几十个，这样的情况怎么许可呐？如果夺新去的解放军的枪，打新去解放军的人，那么可以判断你们（指联总）是反对解放军的。现在赣州、萍乡、宜春、南昌、波阳、抚州、九江、上饶、景德镇都派了部队去，（大联筹代表：抚州还没有去。）也要去的，有军区的独立营在，以后还是要去解放军的，每一个地方都要去人，都要受考验，首先是对解放军的态度。如果把矛头指向新去的解放军，就是直接指向最高统帅，林副统帅，如果妨碍新去的解放军执行任务，就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
    姚文元：（意味深长地，高声地）这一点总理讲得很清楚了，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派去的嘛！
    总理：（对联总）你们还是早些打电话回去，萍乡、南昌、赣州、吉安、抚州等都打电话回去说一说，如果再这样，你们就会把自己摆到最不利的地位，那界限分明了，谁拥护解放军，谁反对解放军。解放军又没有动手还口动枪，人被打伤了。以前，方向不定，要看新的，这一步走得更远了。当然，不是怪你们群众（指“联总”），特别是吉安、萍乡、丰城这些地方，这是一个很好的表态嘛，这是一个新的考验。这是第一点。
    第二，无论如何，既然达成协议了，首先在北京要执行，不要互相谩骂，互相打人，捉人，抢东西。
    第三，江西问题快到临近解决了，做代表的不能随便走，要告诉一下，要走要经过了我们同意才行，临近解决，随便走不好。至于这几个事情，赣州的查得很清楚了，查到了二百二十三个尸首，当然还要调查。莲塘事件也是要调查嘛，要派调查团去，但不影响解决江西问题。军区党委要改组。现在有条件成立筹备小组了，现在不说，下次再说。
    （本文系根据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赴京控告团记录稿整理）
             江西《火线战报》驻京记者1967.8.6
    
    
    三、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及江西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四方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晚，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中央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姚文元等接见了江西四方代表及全体来京人员。周总理讲话于下：
    我念决定，然后解释一下：
    江西省军区有几位同志，首先，刘培善同志对江西省军区所犯的错误要负责任，要检讨，他作书面检讨，我们印出来交给你们。明天可以在你们住的地方开会，但必须指出，在人民大会堂，全中国最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也就是在这个全国开各种会议的地方，不要进行武斗，出去以后不要搞这些动作。明天和以后也不要在北京开什么大会，把某些同志揪去进行斗争，因为中央已经作出决定，这是最高指示，希望你们按十六条办事，按照最高指示办事。
    我们已经改组军区，已经采取了措施，回去可以把整个江西，南昌的革命秩序建立起来，你们开群众大会，这些同志去检讨，不要在这个时候大家开大会，搞这些名堂，这样不利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些，大联合筹委会的同志应该了解这些情况，另方面“联络总站”的同志你们受了蒙蔽，广大群众受了害，将来检查检讨嘛！所以，既要有革命性，又要有科学性，组织纪律性，这一点必须说清楚，因为刚才我们刚从湖南会议出来，会议的同志出门口就把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抓走了还搞武斗，这样不好，这不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应该树立高姿态，高风格，当然，你们受害，很激动，我们理解，所以今天让你们都到会场来，这也是开了一个例，一千多人全体参加，还是第一次，四川都没有这样。（姚文元：希望你们作模范）听毛主席的话，要摆事实，讲道理，完全按十六条办事。
    （2）（从略，当宣读到要揭露、制止保守组织中有攻击绑架支左部队时总理解释：）这几天，你们一些人清楚，除了南昌和赣州以外，在吉安出现的事情，在萍乡也出现包围支左部队，最近部队进驻抚州又有这种事情，刚才得到消息，向塘也有这种事情，又出了一点事。所以，我们要号召所有的群众组织，应该坚决支持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和林副统帅亲自决定调动南北两方的支持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部队，应当拥护，不能抢他们的枪，抢他们的服装，抢他们的仓库，抢他们的车辆。（总理继续宣读，读到：军区、军分区指战员要与驻江西的部队紧密合作时解释）这段我们是号召，江西省军区，军分区，独立师，独立营，人武部在场的也有，不是各个军分区都有同志在？独立师也有人在，我们号召你们在这次野战部队进驻江西支持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要有好表现，看你们是不是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因为今天就发生这样一件事，我们派了一个野战营进驻抚州，因为要去的时候，抚州有独立部队，本来两个营，一个福州派的，一个是本地公安部门改编的，原来中央决定把这个独立营调上饶整训，然后调去一个独立营，但是这个独立营拒绝调动，这是已经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不仅如此，今天野战营进驻抚州，派联络员到前面联络，由副团长去联络；但是进驻人被绑架28个人（姚文元：28人）我们新任副司令员直接打电话打到抚州军区，参谋长，姓什么？（有人回答：姓刘。）是参谋长。在这时候，正当联系说，把联络同志都绑架了，他不承认，要他释放，他也不承认，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抚州军分区有同志在这里吗？（下面一人答有，薛利职）回去负责下命令，28个同志今天立即一定要放出（姚文元，把汽车打烂了）你们拿出汽车送到温家训去。第二，传达中央、最高统帅、副统帅的命令，要把独立营全部离开抚州。（营：好）你不管，如果他们违抗命令，那是他们违抗命令，军分区政委都在家，要他们负绝对责任，如果他们对抗中央、中央军委，那他们就要走陈再道的路。抚州部队我相信绝大多数是拥护中央的。我们相信，军分区广大指战员，包括人武部，还是一分为二的，多数还是好的，个别人，比如说，刚才说的参谋长，完全对抗我军进驻，不负责任，这是少数，但是，这件事情要考验各个军分区，今天江西七个军分区都到了，你们要表明坚定的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愿意和野战军关系搞好，愿意改正错误，必须在这次有所表现，我刚才和福州军区政委说了，等一下你们回去要处理，抚州军区、人武部，独立师负责人会传达的。一定要搞好关系，是最高统帅、副统帅的命令，经过改组军区，跟他们程世清、杨栋梁二位传达，要能够负责，落实每个命令。（接着宣读）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检查和改正了就好。（总理解释，这是把主席的话写在上面，因为给你们改正机会，如果再犯错误，你们就错上加错）（接着宣读）要高度警惕一小撮坏人挑动宗派情绪，挑动部队之间的斗争，制造事件的阴谋（总理解释：他们可能煽阴风，点鬼火，这是不好的，但是，只要军队还是相互紧密联系，遵照以前的政治工作规定，整好关系，我们相信，阴谋也会暴露出来。）
    （3）（从略）这是筹备小组的同志，已经中央提议，回去你们协商，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还有干部出来亮相，这一些同志都参加筹备小组也是考验同志的机会，工作好，原来的可以再用他，工作不好，将来会考验出来。
    （4）总理：江西的革命同志，你们的任务重，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你们取得这样的结果，你们就应该负起责任。
    （5）“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双方，应坚决执行制止武斗的协议（鼓掌）（周总理：这件事，从声明反映到，八条协议造反派遵守。7月12日当时的情况你们互相达成协议是很好的，许多你们付之实施了。但是，的确有些地方还在那里武斗，特别是保守组织，有些幕后指挥打击你们造反派，在萍乡，上饶，南昌，赣州，刚才说了吉安，在丰城，在沈阳，现在抚州，还有向塘，都有这样。因此，广大群众都不太理解，好象是你们达成的协议，说这些头头都右倾，都错了，这不对，大家达成的协议，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按：指造反派）过去支持，现在支持，将来还是支持。这是两派达成的协议，“联络总站”也负责，很好嘛。在这一点上，如果“联络总站”真正付诸实施，就不会在地方搞武斗。你们“联络总站”的很多同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我们应该欢迎。应该说，你们到北京来了的代表也是代表这些群众来参加这次会议，你们大家的心是好的，把江西的文化大革命推进了一步，暴露了一些错误事情，一直到现在，抚州还在暴露，向塘还在暴露。还在暴露不要紧，暴露到将来，把这些坏人揪出来，受蒙蔽的改了就好，最近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你们的三句话，（指造反派）既呼的三句口号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胜利归于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话，各革命组织及群众组织应当进行内部整风，大力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批判和克服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思想。总理解释：这是所有群众组织，包括保守派组织，都应该这样做。造反派不能因为过去受压抑，胜利了，因此就不做，还是应该强调，严于责己，因为是人民内部矛盾，有些错误思想应该批判参加保守组织受蒙蔽的群众……（到末尾，略）总理解释，特别是革命造反派要做表率，做模范，这样就更主动。将来受蒙蔽的，看错了的反戈一击，最后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欢迎。（姚文元：要欢迎他们！）要热情欢迎他们，欢迎受蒙蔽的群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对保守组织的群众不要去压他们，压不垮的，摆事实讲道理才能起变化的。
    （6）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群众武装起来。目前先在南昌、赣州两地，准备研究实行。总理解释：因为我们现在证明了，在过去犯错误的军区，特别是军分区、人武部，在某些地方曾因为发枪给保守派，挑动农民进城搞武斗，这个事实例子很多，现在当然在改正错误。另外，革命造反派在被压的不得已的情况下夺了武器，夺来以后，很快达成“7·12”协议，武器可以封存起来，但不忙于交回，因为这一点造反派有了经验，南昌军分区、人武部，还有某一些保守派头头，在南昌城没有敢再来破坏革命事业，南昌城的秩序比较好，南昌城以外还在发生，今天向塘还有发生，这就是说，需要武装一部分革命群众组织，这当然要有计划、有步骤进行，首先应该在工厂进行，当然不排除在学生中进行，当然武装要掌握在人民解放军手中，一定要在统一的领导下进行。革命群众武装，是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制止坏人杀害左派群众的强大力量。（鼓掌）总理：另外，湖南有这种情形，枪很多，不是落在造反派组织手里，而在社会上没有组织的人手中，南昌革命造反派是遵守三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我现要问一句话，昨天请你们打电话回去，把在军区内设的拥军联络站撤出，撤了没有？（大联筹代表答：报告总理，我们已经打了电话，今天上午四点已经撤出，还有清华的几个同志，我们正在做工作。）
    今后，军分区、人武部（总理：这是指地方的，就是江西七个军分区，还有南昌市人武部，连塘、景德镇人武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支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总理：已经发的，如果不是这方面（指造反派）各个军分区、人武部要进行检查，如果发现已经作了犯法的事，不是发到造反派，应该把它收回，由军区收回。我刚才讲的包括人武部，先人武部，各派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枝，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总理：包括汽车在内。）（鼓掌）
    总理：这个决定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确定了，并且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批准的。（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好，这样子，除了这个问题以外，还有江西省军区党委检查报告，刘培善同志的检讨，还有江西省军区司令的，这个决定和你们“7·12”决议，一共是五个文件，明天发给你们，你们自己好好认真讨论一下。但是，你们个别代表可能有意见，首先对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你们深学吧！
    （大联筹代表：报告总理，我们大联筹宣读一个保证。）
    总理：你叫什么？（翻名册）
    大联筹代表：刘美贵。
    总理点头答应。大联筹代表宣读保证。（略）大联筹代表读完后，总理说：很好嘛！抄一份给我。（大联筹：好。）
    总理：你们回去找个地方把今天发给你们的文件和中央决定，不管那一派，首先大联合筹委会，刚才有了表示，你们应该很好地去讨论。表示决心，刚才表示很好。希望你们做模范，你们这个文件（指大联筹的保证）给我一份，现在我已经说了，解释了多次，两个“刘”都不要打倒，让他们改正错误嘛！刘瑞森同志支持你们早，另一派提出打倒我们劝说了；刘培善同志你们应该允许他改正嘛！他们也表示坚决改正，你们如果要提打倒，你们这样对立起来就不利，其他我都支持你们。你们晚上回去睡好觉，明天好好讨论，希望对决定好好贯彻。今天大会开了，希望你们很快回去，没有事情的早点回去，因为家里很多同志看着你们，有的差不多有两个多月了，有的一个多月了。祝你们胜利！
    会后姚文元同志单独找大联筹负责同志刘美贵到大礼堂中厅作了如下指示：
    1．你们保证很好，回去要高姿态，正确对待保守组织，要注意政策策略，要注意团结他们。
    2．你们胜利了。不要象湖北、四川、湖南那样，当中央支持他们了，打内战打得很厉害，这样对革命有阻力，你们要防止这一点，做好工作，团结一致。希望你们江西要做出一个好榜样。
    3．你们以后的任务还很重。八月十四日我们单独接见你们，研究参加筹备小组的问题。
             江西省大联筹赴京控告团赣州分团整理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
    
    三、筹备、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转《江西省南昌市各革命群众组织认真贯彻中央“九·五”命令，纷纷上交武器弹药》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级军管会、各级军区、各革命群众组织：
    现将《江西省南昌市各革命群众组织认真贯彻中央“九·五”命令，纷纷上交武器弹药》的材料转给你们。南昌市各革命群众组织贯彻执行“九·五”命令的作法很好，可供你们参照执行。
    南昌等地的经验证明，要能很好地贯彻执行“九·五”命令，必须注意如下几点：
    （一）突出政治，首先做好思想工作。军队和地方都要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和中央的“九·五”命令，同时，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群众和全体指战员，深刻地全面地领会中央命令的伟大意义。
    （二）在群众思想提高的基础上，通过各派协商，落实执行命令的个体措施，做好武器、军事物资的清点、封存、上交等工作。在收交武器的过程中，要注意树立和宣扬好的典型，使各派群众自觉地把遗漏的枪支、弹药交出来，严防个人私自藏匿。四类分子隐匿武器、弹药不交者，要采取专政措施。
    （三）严格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全体指战员要增强组织性纪律性，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遇到问题，要调查研究，多请示报告。
    （四）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拥军爱民”活动，把贯彻执行“九·五”命令列入“拥军爱民”公约，军民团结一致，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坚决制止武斗，保证“四大”恢复生产。
             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
    （这一通知可在内部传达）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毛主席视察江西的指示
    毛主席在江西视察时，一天上午，毛主席接见了江西革筹小组程世清、杨栋梁、黄光、刘瑞森、郭光州、陈昌奉等同志，作了重要的指示。
    陪同接见的有杨成武同志、张春桥同志、汪东兴同志和余立金同志。程世清等同志向主席汇报了江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他老人家亲切和蔼，谈笑风生，边听汇报，边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首先向毛主席汇报了江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当汇报到收缴武器的情况，到九月十六日止，全省收了×万支枪。
    主席问：“这些枪是谁发的？我看两方面都发了，谁发的多？”
    （答：军分区、人武部发给保守派的多。）
    主席：“啊。”
    接着汇报抚州问题。
    主席教导说：“抚州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大胆？他们总要开会研究形势，认为江西、全国和世界形势也对他们有利才这样干，他们对形势估计不正确，我看是。”
    当汇报到他们有一批人控制了九个县时，
    主席亲自点了这九个县的名字：“临川、金溪、资溪、南丰、南城、黎川、宜黄、崇仁、乐安。”并说：“从这一点上看，他们是想扩大势力，进攻南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是军事叛乱。）
    主席问：“你们定了没有？”
    （答：定了。）
    主席问：“批了吗？”
    （答：总理批了。）
    主席教导：“啊。实际是叛乱，是典型之一，说中国没有内战，我看这就是内战，不是外战，是武斗，不是文斗。在赣州、吉安、宜春等地，凡搞农管，一个生产队抽一个人，一个大队抽十几个人，采取强迫的办法，记工分，一天六角钱，现在农村包围城市，我看不行。”
    当汇报到主席思想、政策已在江西广大人民心中深深扎根，对江西形势起了决定作用时，
    主席教导：“五月底我们几句话给林彪同志，说江西军区同群众为什么这样对立，值得研究，我没有下结论，我指的是江西、湖南、河南、湖北。”
    当汇报到吴瑞山他们封锁主席的指示，不告诉我们时，主席点了点头，笑了笑。
    接着汇报了王景义在中共中央处理江西若干问题决定之后，他知道主席说话了，知道自己错了，在八月二十四日夏绍林开会决定打不打的时候，王景义不同意打，我们请示要保王景义。
    主席教导：“要保，在关键的时候他起了作用，我看还应该从教育入手，坏人总是少数。人武部总是好人多，军分区有很多人是受蒙蔽的，有些人犯了错误，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主席问：“六·二九事件时，支左部队来了没有？”（答：没有来。）
    主席说：“他们估计中央会支持他们吗？他们先拿下南昌，全国不赞成也行。”
    （答：他们想造成事实，逼迫中央承认。）
    主席：啊。
    主席又说：“王景义，造反派骂他，火线战报登了。火线战报总是讲刘培善、吴瑞山罪责难逃，没有周子韬，为什么不提周子韬呢？”
    （答：周子韬是个副参谋长。）
    当汇报到31111基本瓦解时，
    主席问：“听说有些散兵逃到广昌、宁都，结果如何？”
    （答：已经解散了。）
    主席：“啊，已经解散了。”
    当汇报到造反派对受蒙蔽群众有些报复情况时，
    主席教导：“这就不好，你们要注意。你们这些（指刘、郭、黄）造反派的领袖要很好说服，不打击报复。你们是站在造反派一边的，恐怕你们讲话也不会完全听，杀人总是不好，人家杀你不好，你杀他也不好，要说服教育。打击报复，下跪，戴帽子，挂牌子，还有什么喷气式罗，这不好。”
    主席说：“你们这里有个钢铁厂吗？”
    （答：有个南昌钢铁厂。）
    主席说：“火线战报登的南钢失守、庐山失守，已经收复了吗？”
    （答：已经收复了。）
    主席问：“庐山有个姓楼的吗？”
    （答：有，叫楼绍明，原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
    主席问：“这个人是那一派的？”
    （答：保守派的。）
    当汇报前一个时候各地造反派都受到压制、打击，被迫跑到南昌来，群众说南昌是解放区时，
    主席说：“啊，还出现这样一件事，恐怕不止是江西。”
    汇报到夏绍林的问题时，
    主席说：“对夏绍林的处理也要注意，坏是坏，和王景义有区别。”
    汇报李胜的问题时，
    主席说：“李胜变成了李败。”
    接着主席问：“工厂、学校现在还有辩论吗？”
    （答：保守派都瓦解了，造反派里面还有辩论。）
    主席问：“到九江的火车通了吗？”
    （答：通了。）
    问：“公路、铁路都通了？”
    （答：通了。）
    主席问：“江西还有没有区？”
    （答：大县有，小县没有了。）
    主席说：“有人说，公社、区、县、专区已经瘫痪，什么叫瘫痪？总有人在那里吧，不是这一派就是那一派。九江军分区好象好一些。”
    （答：×××比较好。）
    主席说：“还有一个钟××吧？”
    （答：现在改名叫钟光）
    主席说：“他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
    主席问刘、郭、黄：“你们回来多久？”
    （答：一个月了。）
    主席教导：“现在北京还有十来个省在那里，一个一个的解决，现在中央不提什么方案，让他们自己去吵，看吵出一个什么样子来。你们江西也是自己吵出来的嘛。现在那一派有在省里参加工作的吗？”
    （答：联络总站已经瓦解了。）
    这时汇报到汪明远，他自己回来了，写了检讨，现在被造反派拉走了。
    主席：“把汪明远又收回来好了，不要搞得太苦了。”
    主席又问：“白栋材、黄知真怎么样？他们有无希望？”
    我们汇报了白、黄情况。
    主席说：“如果能改，能够争取几个人也好嘛。”
    （张春桥插话：原来省委把知真安在第一线。）
    主席就：“我看他做了许多工作，他在那里顶着。”
    主席问：“过去省委是不是成立了一个什么组织来保护自己？”
    （答：组织了工人赤卫队。）
    主席说：“干部垮了这么多，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们研究了这个问题没有？总要给他们时间来认识和改正错误，要批评打倒一切的思想。”
    （张春桥同志插话：现在还有许多人在南昌串联。）
    当汇报到这些人又在搞反右倾、反复辟时。
    主席教导：“那有这么多复辟呀，他们已经垮了，不能再复辟了，有一种说法索性垮了就垮了，其实天下不会乱了，天也不会塌下来。是教育左派的问题，不是右倾的问题。比如过去多少山头，江西有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粤赣苏区、闽赣苏区，还有鄂豫皖苏区、通南区、陕北，抗战的时候，根据地就更多了，我们用一个纲领团结起来，管他那一派，不能只要一个山头，不要别的山头，只有一派怎么行呢？过去我只认识陈昌奉同志，杨得志在井岗山当兵，后来带了一个旅在陕北才认识的，杨成武同志在长征时当团长，他说长征时在那里见过我，我忘记了，杨成武同志也是后来认识的，在座的过去都不认识，你们当师长的也不一定认识好多人，你们当军长恐怕也认识不多，有的知道姓不知道名，战士只知道××团长， ××师长，××军长，也叫不出名字。我还是倾向于保一些人，能挽救的还是挽救，只要我们争取了多数，很少数人顽固下去也可以吗，我们给他饭吃算了。”
    当汇报支左部队被保守派打了四五百人时，
    主席问：“有没有伤亡？”
    （答：部队驻进抚州时，在路上遇到了夏绍林他们三道伏击，我们的战士都在汽车上，打到的都是头部、胸部、牺牲五人，五十七人受伤。）
    当汇报夏绍林叛乱时，他首先把电台和密码搞走了。
    主席听了很惊讶，“啊”了一声。
    主席说：“过去江西省委说江西没有军队，要我向中央说一说，批一个师。”
    接着问陈昌奉：“你们那个师多少人？”
    （答：×××多个）
    主席说：“是个小师。”
    当汇报到七十六师李文忠排支左爱民事迹时，
    主席说：“我看了火线战报，有他们三个人的照片，他们三个人都很年轻吗，现在这个排还有多少人？”
    （答：还有十七个人。）
    主席说：“江西还站出来一批干部吗？你们是省一级的，省一级要多站出一些人，还有市的，能站出多少干部？”
    这时主席问刘、黄、郭是那里人时，郭回答是吉水人。
    主席说：“有人说文天祥是吉安人，其实是吉水人。”
    主席教导说：“我看过火线战报，什么南昌告急，庐山失守，白色恐怖，宜春农管，什么农村包围城市，六、七、八月间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就看出问题揭开了，事情好解决了，不紧张怎么解决呀？吉安造反派跑出三千人，怎么能够消灭他们呢？总还有人留下吧？”
    （答：有些留在地下活动。）
    主席教导说：“现在有人挑拨战士反对官长，说你们每月六块钱，当官的钱多，还坐汽车。农民是愿意当解放军的，解放军很光荣，他们每月还有六块钱，家里还有优待，农民是愿意当兵的，我看是挑拨不起来的。”
    主席教导说：“江西军区搞四大，不要搞得太苦了。战士一起来，火气就很大，龙潜（浙江）每天都斗，一斗就戴高帽子、挂黑牌子、下跪、搞喷气式，人家受不了，也不雅致吗。据说戴高帽子是从我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来的，现在不好了。不能不教而诛，诛就是杀人。不能不教就处罚人。过去就是吃了这个亏嘛，没有调军区和军分区的干部到北京教育，你们先把武装干部训练一下。”
    （杨成武：“我们在北京开训练班，集中了几个省的干部集训。”）
    主席接着说：“中央应该开，主要是各省开，不仅军队开，地方党政文教也要集训，过去开三级干部会，公社大队没有人来，都来也不行。江西有多少个县？”
    （答：八十二个县。）
    主席说，“可以分三批，训比不训好，时间顶多两个月，久了不行。过去黄埔九个月入伍期，四个月训练。林彪同志只住了五个月的黄埔嘛。有些军事学校，学习的时间越长，学得越糊涂。”
    当汇报到十月间省召开全省造反派政工会议时，
    主席教导：“这个好，造反派也要训，他们坐不下来，心野了，一批不行，可以训练二批、三批，造反派人很多，我看训练的办法好。内蒙一个独立营八百多人，是支保的，反对中央对内蒙的决定，他们到了北京，气可大了，还闹，都不听总理的话，打破家具，会开不下去，向中央提出五条要求。以后到北京新城高碑店训练了四十天，都转了，回去支左不支右，独立营，独立师训一下就转过来了。我对现在右派不那样看死，一训就转过来了，有坏人是极少数，多数是认识问题，有的把认识问题说成是立场问题，一提到立场问题就上纲，一辈子不得翻身，难道立场问题就不能变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立场是能变的，对极少数坏人是不能变的。总而言之，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包括左、中、右（指教育面）。左派不教育变极左，到处抓赵永夫、谭震林，那有这么多赵永夫、谭震林，江西抓什么人？”
    （答：红卫兵抓×××，×××，×××，还有人到福建去抓×××，总理要我们打电话叫回来。）
    主席说：“你们的电话不一定要打。”
    主席教导：“要保护，不要使人下不了台，要使人有机会改正错误，你现在有理，但做得过火不好。”
    这时汪东兴说：“现在十一点多钟了，谈了一个半小时。”
    主席说：“就这样吧。”
    （来源：原转载于江苏《一月风暴》1967年10月29日，第35期，第二，三版）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新指示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接见了江西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程世清、杨栋梁、黄先、刘瑞森、郭光洲、陈昌奉等同志，作了极其重要极为英明的最高指示。
    陪同主席一起参加接见的，有杨成武同志，张春桥同志，汪东兴同志，和余立金等同志。
    当程世清等同志走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满面笑容站了起来，他老人家伸出伟大、温暖的手亲切地和程世清等同志一一握手，并问了每个同志的情况。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穿一身普通的布的便服，穿一双我们解放军战士穿的布鞋。这里我们报告同志们一个最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非常健康！！这是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是全世界人民最大的幸福！！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记忆力非常好，洞悉一切，高瞻远瞩，是世里最伟大的天才。对我们教育最大，感受最深。主席对江西省文化大革命情况非常熟悉，非常关心，在谈话中，当谈到抚州问题时，毛主席亲自指出了抚州九个县的名字，“临川、金溪、资溪、南城、南丰、黎川、宜黄、崇仁、乐安”。在谈话中，主席曾三次谈到大联筹、大中红司办的《火线战报》。对江西过去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比如“六·二九”事件，赣州事件、抚州叛乱事件，以及当前的情况，都很清楚。主席对当前江西文化大革命是满意的。我们向主席汇报当中，主席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主席向我们问了很多问题，都是江西省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问题，给我们作了许多最高最新的指示。
    （一）毛主席对形势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主席的思想、政策已经在江西广大人民的心中深深扎根，对江西形势起了决定的作用时，毛主席教导我们：“五月底，我写了几句话，给林彪同志、总理，说江西军区同群众为什么这样对立，值得研究。我没有下结论。我指的是江西、湖南、湖北、河南。”
    毛主席还说，“六、七、八月间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就看出问题揭开了，事情好解决了，不紧张怎么解决呀！”
    当我们汇报到抚州问题时，主席听了汇报后教导我们：“抚州的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大胆？他们总要开会研究形势，认为江西、全国和世界形势对他们有利，才这样干。他们对形势估计不正确，我看是。”
    “抚州问题实际是叛乱，是典型之一。说中国没有内战，我看这就是内战，不是外战，是武斗，不是文斗。在赣州、吉安、宜春等地，还搞农管，一个生产队抽一个人，一个大队抽十几个人，采取强迫的办法，记工分，一天六毛钱。现在农村包围城市，我看不行。”
    当我们汇报《文汇报》写了一些好文章，影响很大时，张春桥同志插话说：“人家还反我们右倾，说我们变右了。”
    接着，主席教导我们：“那有那么多复辟呀，他们已经垮了，不能再复辟了。有一种说法，索性垮就垮了。其实，天下是不会乱的，天也不会塌下来。”
    （二）毛主席对干部问题的指示
    汇报中间，毛主席指示：“干部垮掉这样多，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们研究了这个问题没有。总要给他们时间，来认识和改正错误，到批评打倒一切的思想。”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有些人犯了错误，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当我们汇报到造反派里有的同志有报复思想时，主席教导我们：“不能不教而诛，诛就是杀，诛就是杀人。不能不教而处罚人，过去就是吃了这个亏嘛！”
    “我看还应该从教育入手，坏人总是少数。”
    “我对现在的右派不那样看死，有坏人是少数，多数是认识问题。有的把认识问题说成是立场问题，一提到立场问题就上了纲，一辈子不得翻身。难道立场问题就不能变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立场是能变的，对极少数坏人是不能变的。总而言之，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教育要包括左、中、右。”
    主席询问了过去省委的一些人的情况，然后指示我们：“我还是倾向于多保一些人，能挽救的还是挽救，只要我们争取了多数，极少数人顽固下去也可以嘛，我们给他饭吃算了。”
    当主席问了过去省委几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时说：“如果能改，能多争取几个人也好嘛！”
    当我们汇报到正在集训军队一些干部时，主席教导我们：“开训练班中央应该开，主要是各省开，不仅军队开，地方党政文教也要集训。训比不训好，时间顶多二个月，久了不行。过去黄埔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训练。林彪同志只住了五个月的黄埔嘛。有些军事学校，学的时间越长，学得越糊涂。”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同志还要到外边抓什么人时，主席教导我们：“要保护，不要使人下不了台，要使人有机会改正错误。”
    主席还教导我们：“江西还站出来一批干部嘛。你们是省一级的，省级要多站出一些人，还有市的，能站出多少干部？”
    （三）毛主席对造反派教育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大联筹准备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时，主席教导我们：“这个好，造反派也要训练。他们坐不下来，心野了。造反派人很多，一批不行可以训练二批三批。”
    主席教导我们：“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人反右倾时，主席教导我们：“是教育左派的问题，不是右倾的问题。比如，过去有多少山头呀，江西有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闽赣苏区，还有鄂豫皖苏区，通南巴、陕北，抗战的时候根据地就更多了。我们用一个纲领团结起来。”
    （四）毛主席对参加保守组织群众政策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因为前一阶段造反派受迫害，压抑，现在有些同志有报复思想时，主席教导说：“要很好说服，不打击报复，下跪子、高帽子、挂牌子，还有什么喷气式啰，这不好。”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杀人总不好，人家杀你不好，你杀人家也不好。”
    当我们汇报到联络总站一个负责人自己回来，写了检讨，现在还在造反派那里检讨时，主席指示：把他“收回来好了，不要搞得太苦了”。
    （五）毛主席对军队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人武部、军分区的情况时，主席很关心地听了汇报后，教导我们说：“人武部总是好人多，军分区有很多人是受蒙蔽的。到处抓赵永夫、谭震林，那有哪么多赵永夫、谭震林？”
    主席还教导我们说：“你们先把武装部干部训练一下。我看训练的办法好，内蒙古一个独立营八百多人，是支保的，反对中央对内蒙问题的决定，他们到了北京，气可大了，大闹，都不听总理的话，打破家俱，会开不下去，向中央提出五条要求。以后到北京新城高碑店训练了四十天，都转了，回去还支左不支右，独立营、独立师训一下就转过来了。”
    主席还特别指出：“现在有人挑拨战士反对官长，说你们每月只有六块钱，当官的钱多，还坐汽车。农民是愿意当解放军的，解放军很光荣，他们每月还有六块钱，家里还有优待，农民是愿意当兵的。我看是挑拨不起来的。”
    对江西军区搞四大，主席教导我们：“江西军区搞四大，不要搞得太苦啦！战士一起来火就很大。浙江现在每天都斗，一斗就是戴高帽、挂黑牌、下跪、搞喷气式，人家受不了，也不雅致嘛。”
    当我们汇报到6011部队四排的事迹时，主席听了很满意，主席说：“李文忠排的事迹，我看了《火线战报》，有他们三个人的照片，他们三个人都很年轻。”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省二千二百万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最高最新指示。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来源：原转载于扬州《东方红战报》1967年10月5日，第93号第一版）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注意工作方法”
    1967.11.17；中发［67］349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四条工作经验很好，现转发给你们作参考。其中第三条说到必须解决毛主席的声音传不下去的问题，此种现象在全国很多地方存在，望各地认真检查解决。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汇编，1966.5-1968.5 [内部参考]》，1968年5月出版，编印者不明）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江西省革筹小组正确对待极“左”派的经验
    1967.12.25；中发 ［67］406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现将江西省革筹小组如何正确对待极“左”派的材料一件发给你们。这个材料中总结的经验，在全国一部分存在这类矛盾的地区和单位，是有参考意义的。希望你们自己也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需要我们经常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总结经验教训。目前，当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于许多重大问题已作出指示和规定时，尤其需要具体的经验总结。如有比较好的典型材料，望核实后及时报告中央。
    附：
    江西省革筹小组正确对待极“左”派的经验
    江西省革筹小组用毛泽东思想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极“左”派，获得了显著的成效。江西的极“左”思潮，以南昌地区较为严重。六、七月份在南昌形成了一股近五千人的势力，称为“第三势力”。原来，省大联筹有的同志认为与“第三势力”的内战不可避免。但是，事实上现在却是一派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大好形势。新的权力机构省革命委员会即将成立。江西能够排除来自极“左”方面的干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省革筹小组能正确对待极“左”派是重要原因之一。他们主要掌握了这样五个原则。
    一、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的英明教导。革筹小组成员深入群众，调查了极“左”派的情况。认为，极“左"派中绝大部分群众是老造反派，有的单位（如医学院）在“火烧省市委”时期有较大贡献。他们的主要错误是以“反右倾”为名，一度把矛头指向省大联筹和省革筹小组。他们的幕后操纵者是大叛徒黄霖（原省委常委、副省长）和少数坏头头马成新等，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是可以教育的。省革筹小组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操纵极“左”派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与极“左”派的组织和群众严格区分开来，对极“左”派群众采取帮助、批评、联合的政策。例如九月二十八日，南昌航空工业学校发生武斗以后，省大联筹和极"左"派互相攻击，形势比较紧张。革筹小组及时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这次武斗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挑动起来的，责任不在广大群众，并组织两派群众短期集训，要求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仇恨集中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阶级敌人的身上，揪出幕后策划者和杀人凶手。通过省革筹小组的工作，革命派提高了觉悟，从而稳定了局势。
    二、紧紧依靠工人革命组织，教育他们始终不移地坚持斗争大方向。九月份，正当极“左”派借口为“三大户”平反，对省革筹小组施加压力时，革筹小组依靠省大联筹大张旗鼓地学习和宣传毛主席视察江西时所作的最新指示，掀起大联合高潮。以后，当部分极“左”派在坏人的策划下不断挑起武斗、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时，革筹小组又教育广大革命群众，狠抓大方向，不受极“左”思潮的干扰。
    省革筹小组领导同志，还经常深入工厂向工人宣传正确对待犯有错误的老造反派的政策。九月下旬和十月上旬，正当极“左"派的活动达到高潮时，程世清同志到洪都机械厂，江西拖拉机厂等单位听取工人对形势的看法，教育工人阶级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抵制小资产阶级思潮，坚持斗争大方向。在省革筹的教育帮助下，广大革命工人不参加外单位的武斗，排除了极“左”派的干扰。
    三、以活典型对省大联筹进行政策教育。省革筹小组认为，省大联筹与极“左”派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大联筹。于是，便狠抓对省大联筹所属组织的政策教育。省大联筹所属的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曾经准备摧垮极“左”派，提出了“引蛇出洞，穷追猛打，踩住狼尾，搞臭搞垮”的斗争策略。并且一度用打砸抓对付极“左”派。如九月底“南航”事件中，南航井岗山因该校东方红首先挑起武斗，他们便用武装进攻东方红，要东方红缴械投降。省革筹小组及时抓住这些典型事件，旗帜鲜明地批评了省大联筹所属组织，对他们进行活的政策教育。十二月一日轻化工业学校发生武斗纵火事件后，省革筹小组领导同志亲临现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拘留了武斗纵火事件的策划者。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最新指示下达以后，省革筹小组同志便到师范学院、工学院和江西大学等单位和红卫兵小将们一起学习、讨论。小将表示：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按毛主席提出的“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对待极“左”派的广大群众。
    四、从教育入手，积极地把极“左”派引导到正确的方面来。革筹小组对极“左”派平等对待，热情帮助。早在九月间，革筹小组就多次邀集极“左"派负责人座谈，并多次深入南航、一中、医学院等单位对极“左”派的群众耐心讲道理。长江航空工业学校，是极“左”派的主力之一，革筹小组成员杨栋梁同志到这个学校大讲特讲毛主席关于“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的最新指示，使小将们走上了革命的正轨。他们感动地说：“起初我们认为程世清，杨栋梁等同志是带派性来的，感情对立。现在觉得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我们和杨司令员更亲近了。”这个学校克服极“左”思潮以后，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他们不参加武斗，主动交出武器，百分之九十的师生和工人，实行了革命大联合，掀起了复课闹革命的高潮。附属工厂制造摩托车的任务，十月和十一月就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创造了建厂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学校的转变，在社会上发生了良好的作用。由于革筹小组深入细致的做思想工作，许多有极“左”思潮的组织转变过来。如一中红八团，就敲锣打鼓向革筹小组送检讨书。南航东方红也自觉地作了“肃清我组织中的极‘左’思潮”的检查。
    五、广泛发动群众，大搞“三查”。查走资派的幕后策划，查叛徒、特务的阴谋诡计，查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打击在幕后策划的一小撮阶级敌人。革筹小组遵循毛主席关于“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的最新指示，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这三种人。十一月初，正当省大联筹与极“左”派矛盾激化的时候，为了教育广大革命群众，打击极“左”派的幕后策划者，革筹小组请示中央同意后，把极“左”派的后台黄霖从北京押回南昌，交给群众批判斗争。经过群众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极“左”派组织的大部分群众看清了叛徒黄霖的反革命真面目，纷纷表示，要和黄霖划清界限，彻底肃清极“左”思潮。革筹小组因势利导，十一月初，发动群众，大搞“三查”。一个多月来，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如商业厅系统的商业厅战斗团（属省大联筹）和商系总指挥部（极“左”派所属组织）之间长期对立，不断发生武斗，致使文化大革命处于停顿状态。省革筹小组把两大组织的全部常委集合在一起学习。商业厅战斗团揭发了坏人幕后操纵商系总指挥部的罪恶活动。会后，两派逐步消除了对立，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林彪对程世清等人的讲话
    政治工作是管思想的、灵魂的，管革命化的。是各部门各单位的总管。政治统帅一切。我军历来是靠思想革命化，靠毛泽东思想领导的。离开毛泽东思想，离开思想革命化，解放军就不成为解放军，就成为压迫军，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军队，就不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就不能战胜敌人。
    我军的主要任务是打仗，当然还有生产、施工等任务，但是主要的是打仗。对打仗历来有两种认识，一种认识是艺高人胆大，一种是胆大人艺高。打仗主要是靠勇敢，靠不怕死。当然，技术、武器的好坏也有关系，但是，最主要的是不怕死。不然，其他工作虽好，但到了战场上就打不下来。
    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搞好思想革命化，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党的存亡，政权的存亡的大事情，是人民得到一切还是丧失一切的大事情，这是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没有军队，就没有政权，没有政权就没有一切。军队靠政治挂帅，靠思想革命化，靠先进思想来领导。是要突出政治。我们要坚定走突出政治的路，但军事并不是不要了，军事是在政治统帅下的。事实证明，政治工作作好了，训练也就搞好了，生产、施工，内部团结，纪律，军民关系也就搞好了，仗也打得好。事情是千头万绪，但必须抓住主要的，抓住主要的，一切就迎刃而解，如果只抓住千头万绪，忘记了主要的，就糟了。带人就是要抓住人，人是活的武器，政治工作作的好，其他一切工作都好了。政治工作要摆在第一位，不能摆在第二位，第三位，更不能摆在其他位置上。
    人不能多，三个和尚没水吃。
    向上请示，向下抓活思想。下边的活思想不断地变化，上边的任务也不断地提出，所以要不断地抓两头，否则工作是作不好的。
    一个是要抓毛著学习，一个是要抓群众的活思想。一个是要抓思想问题，一个是要抓组织问题。学毛著一个是在背字上狠下功夫，一个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我看主要的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一个出主意，一个用人， 一个是抓群众思想革命化，一个是抓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那里的政治工作好，那里就会出干部，就出欧阳海、黄继光、雷锋、李文忠这样的人。
    江西当前形势很好，过去乱的很透，群众是好的，讲道理的。我们的任务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所有的人，第一是作好政治思想工作，这是最基本的。现在有坏人在混水摸鱼，要揭露，揭露就好了。
    对干部要边走边看，有些干部要在很长时间才能看出。先进思想不是工农自发产生的，先进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吸取了外国的先进思想，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思想，也吸取了中国古代的先进思想，但是是批判地吸取的。所以毛泽东思想，是典型的无产阶级先进思想。我们的军队、国家、党，之所以有今天，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靠毛泽东思想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世界的面貌，并将继续地改变着中国和世界的面貌。
    我军的两条路线斗争是什么？一个是要突出政治，一个是什么样。选拔的干部要有工农本质，要过好突出政治关，工作作风要迅速，准确，泼辣，还是在工人农民中找骨干，他们懂得阶级斗争，懂得生产，懂得生活，上海就是走工农路线的。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江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7.12.30； 中发 ［68］ 1 号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央同意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的报告。中央同意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四十九名委员组成。其中程世清、杨栋梁、文道宏、鲁鸣、罗元昕、陈昌奉、黄先、刘瑞森、郭光州、丁士来、于厚德、许洪云、李鹏、于德馨、万里浪、蔡松龄、涂烈、汪桂荣、吴才榜、陈全生、周开炬、蔡方根、张行阳、龙标桂、刘剑秋、王萱春二十六人为常务委员，并由程世清同志任主任，杨栋梁、黄先、于厚德、万里浪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祝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希望，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将与江西省的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一道，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井冈山红旗飘万代──热烈欢呼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井冈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响彻云霄的凯歌声中，在光辉灿烂的一九六八年来到的时候，从毛主席亲手创建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了！
    我们谨向英雄的江西革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驻江西部队，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
    四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在井冈山树起了革命的红旗，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革命道路。从那时起，英雄的井冈山儿女，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在百战百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赤胆忠心干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壮丽的诗篇。
    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江西的代理人方志纯之流，长期以来，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极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使江西这块红色老根据地改变颜色。忠于毛主席的江西革命人民，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英勇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冲破重重阻力，战胜狂风恶浪，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千条万条，贯彻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条。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和广大人民群众直接见面，为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掌握，变成千百万群众自觉的革命行动，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
    江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驻江西部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模范地体现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他们始终把学习、执行、宣传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他们组织了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他们用多种多样的形式，把毛主席的伟大声音，最迅速、最广泛、最深入地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去，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受蒙蔽的群众，坚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地处理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这样，他们就以迅速的步伐，实现了全省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了革命的三结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经验。
    “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江西省部队广大指战员，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全力支持和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出了很大成绩。在他们之中涌现出了象英雄四排和李文忠同志那样的支左爱民模范，为全国军民树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光辉榜样。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千条任务，万条任务，最根本的任务，是要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继续发扬毛主席亲自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好学风，学用结合，立竿见影，把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全面落实。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狠抓“斗私，批修”，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各单位的斗批改，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我们坚信，英雄的井冈山儿女一定会遵循毛主席“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伟大教导，戒骄戒躁，乘胜前进，让毛主席亲手树起的井冈山红旗高高飘扬，万代飘扬！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社论）
    
    
    四、批林批陈  批判程世清的错误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韩先楚同志和我们十一个同志，从三月二十七日起，先后到达北京。二十多天来，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重要指示，联系江西的实际，揭发批判了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初步揭开了江西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大家都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毛主席四月十五日的重要指示更进一步给我们指出了解决江西问题的方向，大家表示坚决拥护，并就贯彻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进行了研究。现将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在全省范围内，传达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开展了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全省军民进一步看清了林贼一伙的反革命真面目，进一步加深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进一步提高了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了党、政、军、民的革命团结。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江西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许多成绩。总的说来，形势是好的。
    但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江西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程世清同志。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林贼叛国投敌、自取灭亡以后，程世清同志采取了各种办法，对抗中央，压制群众，不准联系江西的实际，不认真进行揭发批判，竭力捂住盖子。事实上，第十次路线斗争在江西反映得很尖锐、很突出。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程世清同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根据揭发和程世清同志自己交代，早在“九大”以前，程世清同志就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谎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反动言论。一九六九年九月，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人，窜到井冈山，阴谋策划在江西建立反革命“根据地”，林贼还就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内路线斗争等问题，同程世清同志进行了广泛深谈。林贼同苏修一唱一和，胡说什么“在中国，小资产阶级可能把权抢走”，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程世清同志积极执行了林贼的黑“指示”，为林贼的反革命阴谋效劳。一九七○年庐山会议期间，程世清同志与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等多次密谋，向党进攻。庐山会议以后，程世清同志为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制造水陆两用汽车，特别是一九七一年六、七、八、九月间，林贼的死党周宇驰、刘锦平、查全伦、程洪珍、王佐、顾同舟、解耀宗等人，纷纷窜到江西，紧锣密鼓，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程世清同志先后同周宇驰、查全伦、顾同舟、解耀宗见面谈话，相互送礼，行动很不正常。
    几年来，江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受到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根据揭发和程世清同志自己的交代，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程世清同志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例如：在农村中，不区别具体情况，违反多数群众的意愿，全面实行扩社并队；不根据当前农村经济的实际可能，不考虑群众生产、生活的方便，拆掉一批民房盖新村。在城市中，将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店全部解散；不区别一般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反动资本家的界限，均按地、富、反、坏对待；要南昌市拆掉大批房屋，另建新城镇。在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工作中，存在有乱出主意，乱提口号，强迫命令，瞎指挥的错误。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在作风上，骄横跋扈，家长制，一言堂。尤其严重的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许多重要指示，有的严加封锁，有的肆意歪曲，有的弄虚作假，欺骗干部和群众。
    程世清同志的严重错误，阻碍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深入发展，给江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二十多天来，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中央政治局的直接领导下，在韩先楚同志主持和帮助下，通过严肃的揭发、批判和而耐心的教育帮助，程世清同志对自己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逐步有所认识，作了初步检查，并且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回去接受群众揭发批判，继续向党作彻底的检查，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大家表示欢迎。杨栋梁、文道宏、李登云三同志，也初步检查了自己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于德馨同志检查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全体与会同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路线觉悟，增强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这对于推动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深入发展，促进江西各项工作的胜利前进，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
    为了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我们研究了如下几项措施。
    一、继续深入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彻底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是当前的头等大事。全省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抓细、抓好。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有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一系列指示。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联系江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继续深入揭发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要认真总结前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将运动继续推向前进。
    二、进一步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坚决纠正损害党的领导的各种错误倾向。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每个党委成员都应当把自己置于党委之中，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讨论决定，正确处理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的相互关系。要建立和健全请示报告制度，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必须及时请示中央。
    三、人民解放军驻省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保卫国防和三支两军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立下了不朽功勋。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进一步做好拥军爱民工作，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要按照中央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认真总结经验，切实改进三支两军工作。省军区、军分区和各级武装部，都是同级党委的军事部门，应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省军区要尊重福州军区的领导。
    四、有计划、有步骤地传达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在江西的斗争情况。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揭发、批判程世清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要从有利于增强革命团结、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的原则出发，工作要细，步子要稳。
    在传达过程中，必须着重说明：(一)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全省军民，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林贼及其死党的所谓“借用力量”、“固守江西”，正如中央所指出的：“只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在江西，犯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只是个别人。(二)党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包括犯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内，只要他们彻底交代，认真检查，坚决改正错误，并取得群众的谅解，我们就应当欢迎，准许人家革命。
    五、在发动群众，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罪行的同时，在省委常委领导下，组织一个清查小组，彻底清查林陈反党集团的死党分子在江西的阴谋活动的罪行。
    六、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中所存在的问题。对程世清同志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坚决纠正，以利于深入开展斗、批、改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要向干部和群众讲明，产生这些错误的责任在省委，主要在程世清同志，不能责备下面。在纠正错误的时候，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经过调查研究，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目前，春耕大忙已经到来，各级党委切记不违农时，把农村工作安排好。
    七、在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和纠正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时，一小撮阶级敌人必然要乘机捣乱和破坏；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也可能借机制造混乱，甚至为阶级敌人所利用。各级党委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正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防止反复，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八、全省各级干部，全体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各级党委，必须牢记“九大”团结胜利路线，以大局为重，时刻注意党的团结。对于犯过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就应当团结他们，信任他们，帮助他们做好工作。犯了错误的同志，也要放下包袱，积极工作，在新的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
    我们一定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把深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以路线斗争为纲，全面安排各项工作，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三)
    我们打算，第一步，召开省委常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会议，第二步，召开省委全体(扩大)会议，吸收地、师、军分区负责同志参加，第三步，再召开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彻底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有步骤地揭发批判程世清同志的错误，检查总结前段运动的经验教训，部署下一段的工作。会议以后的安排，另行报告中央。可否，请指示。
    
             程世清 杨栋梁 文道宏白栋材 李登云 于德馨黄知真 陈昌奉 熊振武张志勇 邹文泗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对《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1972.04.27；中发 [1972]17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语
    中共江西省委：
    中央同意江西省委和驻赣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一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江西的实际，认真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彻底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有步骤地揭发和批判程世清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
    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在斗争中，要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防止反复，以利于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坚决纠正程世清同志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在纠正错误的时候，要认真调查研究，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
    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军民，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希望你们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文件原题为：中共中央批语）
    
    四、十月政变后对革命造反派的镇压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公审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江西的八名重要案犯侧记（《江西日报》记者  宋天星）
    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江西的重要案犯涂烈、万里浪、蔡方根、陈全生、蔡松林、张羽、魏厚庆、曾凡珩终于被押上了被告席，受到了江西人民的正义审判!
    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执行全省人民的共同意志，从1982年12月13日开庭分别对这八个案犯连续进行公开审理。
    法庭按照人民的意愿，对八个案犯一一进行审问，出示大量证词、供词和其他书证、物证，无情地揭开了这帮历史的丑类一次次策划篡夺江西党、政大权的内幕：
    1967年1月中旬，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上海进行反革命夺权后，魏厚庆、曾凡珩等人在1月19日、20 日两次秘密集会，密谋夺取江西省党、政领导权。魏厚庆在会上迫不及待地叫嚣“上海夺权有几天了，我们不能再等了”，并由他充当反革命夺权班底的负责人。1月26日，魏厚庆、曾凡珩等人按照密谋，同时在省人委和省委两处举行夺权大会，公然宣布“接管省委、省政府领导权”，强行将几位省委书记抓到台阶上戴高帽子。2月8日，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召开批斗省委、省政府领导人的大会。这股夺权妖风很快刮遍全省各地，数以万计的干部遭到揪斗，各级领导机构陷于瘫痪。
    众所周知，当时省委、省政府被这伙反革命分子搅乱之后，省军区遵照中央指示主持着江西的日常工作。涂烈、万里浪一伙就把省军区视为夺权障碍，猖狂策动反军乱军。法庭调查表明，万里浪、张羽是大闹军区的主犯。1967年5月，万里浪伙同张羽秉承江青反革命集团“揪军内一小撮”的旨意，打着“反逆流”的旗号，炮制了反军乱军的“五项要求”，直接策动在省军区门前“静坐”闹事。他们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大肆进行反革命的宣传煽动。在万里浪、张羽的一手控制之下，“静坐”闹事持续两个多月，肆意冲砸军区机关，劫走绝密文件，抢夺枪支弹药，殴打值勤战士，绑架、劫持福州部队和省军区领导人。在他们的煽动下，全省有四十二处军事机关受到冲击，打伤部队干部、战士四百多人，抢走轻、重武器一千四百多件，各种子弹一万二千余发。
    “千条万条，归根到底自己掌权”，这是八名案犯的一致自供状。1973年底，他们又兴风作浪，再次大乱江西，疯狂叫嚷要把重新出来工作的省委领导干部“再一次打倒”。法庭对起诉书指控涂烈等人1973年12月25日给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写信诬陷省委领导，以及涂烈与王洪文密谋篡夺省委领导权的罪行进行庭审调查。被告涂烈坐在被告席上，当年不可一世的气概没有了，但他强作镇静以掩盖着内心的恐慌。当法庭工作人员根据审判长的要求，把涂烈写的亲笔信稿拿给他辨认时，他不知所措，一会儿说“是”，一会儿又说“不是”，最后装模作样再看一下才供认“是我亲笔”。他在信中咒骂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抵制“四人帮”的正当行为是“反攻倒算”，点名批判省委领导同志。1974年2月20日，王洪文在北京单独召见涂烈，密谈三个多小时，具体授意他夺取江西省委领导权的步骤，声称“斗争从你的信开始”。涂烈受宠若惊，十分卖力，一回到南昌就纠集同伙开始夺权活动。3月10日，涂烈在省“三全会”大组召集人会上，煽动对省委书记余积德、白栋材、黄知真“要一面揭、一面批”。在“四人帮”的支持下，涂烈、万里浪一伙篡夺了对“三全会”的领导权，肆意诬陷、迫害三位省委书记。他们还搞“会内会外结合”，指使同伙到各个地、市去“层层揪孔老二”，致使全省局势相当混乱。案犯万里浪在法庭上供认，1974年2月初，他伙同张羽等人窜到抚州、吉安、赣州、九江等地，大肆进行反革命煽动，诬陷省委领导人“搞右倾复辟”。2月中旬，他又纠集蔡松林等人拼凑“省、地、市上访团”，三次围攻省委领导人，逼迫释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的杀人犯、打砸抢分子二百二十四名。
    法庭调查还进一步证实，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涂烈、万里浪等人也在江西遥相呼应，篡权活动步步升级。1976年3月，涂烈纠集蔡方根等人在南昌市西湖路二十一号秘密集会，传达王洪文的加快夺权步伐的旨意，结成以涂烈为头子的“七人”反革命核心。他又通过蔡方根控制“二十一人”帮派骨干组织和“江卫文”材料班子，一方面建立“武斗小分队”，进行武斗，一方面搜集印发诬陷省委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大造反革命夺权舆论。反革命分子万里浪也步步紧跟江青反革命集团，竭力诬陷、诽谤省委领导人和邓小平同志，把他们一伙煽动停工停产、停水停电造成的恶果嫁祸于省委领导人，妄图一举全面篡夺江西省的党、政领导权。
    1983年元月26日上午，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开庭一审宣判：依法判处涂烈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判处万里浪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处蔡方根、陈全生、蔡松林有期徒刑各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处张羽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处魏厚庆、曾凡珩有期徒刑各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四、李九莲案件始末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李九莲给曾昭银的信
    曾昭银：
    你好！来信收阅。我觉得此信供你作取与舍的参考较为合适。我以前未知你的态度，所以不便直言。今天我把我的思想情况向你说清楚。
    一、对国家前途的看法：
    经过半年多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大革命”发生反感。对批判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二、个人打算：
    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的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
    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是作了最低的估计。我之所以要抓住革命与奋斗两种观点不放，是以此思想作指导。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风险和耻辱而动摇，仍保持生活友谊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这是我写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与动机。你见信后三思而决。
    古人言：“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违背了，把心彻底完全地暴露给你。你是第一个听我说以上思想的人，望无论如何看信后即回信，且一定附回原信，当感激不尽。
    看信后，亦不用吃惊，很多人皆如此，只不过隐瞒了。事物总是变化的，人的思想随客观变化，这不足为奇。我也许是“糊涂”，也许是“幻想”，但不向你说清楚，问心有愧。 祝好！ 此信勿传于他人！
    你明白的人
    1969年2月29日
    
    一九六九年  李九莲日记
    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都不是偶像和倾向的名词，都有具体的内容和实质。他们之所以伟大美好，就是给了人民以幸福，这正是我所追求的。我们歌颂和拥护他们，不是从名词和形式出发，而是从得到了解放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在我国，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名词所代表的意义，和人民的实践体验是符合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情况下，这些名词代表的意义和人民的感受，有时是相反的。
    火热的“三忠于”配合着极左政策，将给人民的思想带来什么？
    一、将割裂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二、将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三、将真正损害领袖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
    我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能够抵制“红海洋”，而不能抵制林彪的“三忠于”......（注：此处被公布此日记的资本主义者故意省略，本书编者无从查考）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后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血淋淋的教训摆在毛主席的面前。我痛惜毛主席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昏昏然陶醉。
    “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政治迫害就是这样产生的，因而它不是无根无据，而是有根有据。问题在于，它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路线和思想来指导，对问题作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结论，而在本质上，它是用腐朽的来扼杀新生的，用错误的来反对正确的。
    红梅报春早。不做百花苦争春。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是一个小小的萤火虫，在无光的黑夜里边，发出自己的光，照亮一片小小的角落。而当太阳出来了，它心甘情愿地消失......（注：此后被公布此日记的资本主义者故意省略，本书编者无从查考）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日，赣州地委书记吴清明在地市直属单位干部会上关于处理调委会问题的讲话
    编者按：从此历史资料可以看到，革命志士、造反派李九莲同志在当时的人民群众眼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者，不仅有“共产主义人生观”，还有“摆脱私有影响”的“恋爱观”，是“最好的革命接班人”、“反林彪的英雄”、“反潮流的坚强战士”，是“当代的法家”。李九莲同志不死！共产主义不死！
    同志们：
    （报告无关的开头部分省略）
    下面着重讲一讲关于处理“调委会”的问题：
    一、前段进展情况
    省委关于处理李九莲案件问题的四点指示和地委的八条决定传达贯彻已经一个月了。一个月来进展情况很好。广大干部群众对省委的指示、地委的决定热烈拥护，坚决支持。他们说，这些措施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普遍要求。并且批评地委过去对这个问题态度不硬，处理不力。认为“早就应该这样做了！”现在这样做了，大家感到大快人心。绝大多数领导同志、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革命职工在这场斗争中立场坚定，态度是积极的。他们坚定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坚决贯彻执行省委、地委对这个问题的指示、决定，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表现在：
    1、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一场深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教育。它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翻案，阶级敌人利用李九莲案件大做文章，兴风作浪，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致，正是他们不甘失败、垂死挣扎的表现。他们的许多反动言论和林彪在“571”反革命政变纲领中的恶毒语言同出一，这正好说明了必须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这件事情的出现也从反面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要干反革命勾当，总是要欺骗一些人，蒙蔽一些人；而我们队伍中某些路线觉悟不高的人，革命意志薄弱的人，个人主义严重的人，有资产阶级派牲的人，过去受过党和群众批评审查而有怨气的人，最容易上敌人的当。许多同志从这里认真总结了教训，提高了觉悟。不明白真相的群众，经过教育绝大多数都已经觉悟过来，早已停止活动，表示和李九莲彻底划清界限，起来揭发、检举坏人。
    2、暴露了一些重要敌情。省委指示中指出：“李九莲案件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一定有阶级敌人破坏。”从现在揭发和暴露的问题看，证实了省委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李九莲案件问题上，在“调委会”问题上，确实是阶级敌人插了手的。这些敌人，有的是在幕后进行操纵，有的是在幕前公开活动。他们利用李九莲案件猖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干扰批林批孔，破坏大好形势。现在广大干部群众正在检举揭发这些幕前幕后的阶级敌人，查清之后，我们将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进行处理。通过揭露和打击这些阶级的敌人，必将进一步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稳定局势，发展大好形势。
    3、挽救了犯错误的干部和调委会的骨干。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和地委的决定，我们对调委会少数骨干成员分散到本单位办了学习班，由本单位党组织、革命干部、群众对他们进行教育，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是团结、教育、挽救。经过一个月来的工作，说明这样的做是完全正确的，效果是好的。已经办学习班的“调委会”骨干，大多数已经开始认识错误，并且揭发了不少问题。有一部分由于转变较快，表现较好，已经结束了学习班，回到生产和工作岗位。现在参加学习班的调委会骨干，大多数认识到，省地委这样做，对他们确实是政治上的关心和挽救，是给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的一个机会；否则就要继续滑下去，走向反面。因此，他们对党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对自己的帮助很感激，结束学习班的调委会骨干回到生产和工作岗位后，广大群众热情欢迎他们，团结他们一道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过去支持过调委会的领导干部，多数认识有提高，态度有转变，能坚决按省委、地委指示办事，大胆开展工作，并且主动向群众检查自己的错误。通过处理调委会问题，通过对犯错误的人进行批评教育，团结了更多的干部和群众。
    4、进一步稳定了局势，推动了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通过调委会问题的处理，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增强了革命团结，促进了革命和生产。大家记得在调委会未解散前，由于阶级敌人利用调委会兴风作浪，干扰了批林批孔和工作、生产的正常开展，也搅乱（了）社会秩序。现在，通过贯彻落实毛主席“安定、团结”的指示，通过（对）调委会的处理，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狠抓阶级斗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这样革命的正气就上升，歪风邪气就下降，机关工作更正常，社会秩序更安定，工厂劳动纪律有了加强，广大职工积极性更高了。有些单位生产成倍增长。有些原来生产不正常、有时停工停产的单位，最近都能正常生产。
    赣州市的街道秩序也大有好转，不少人反映，现在晚上上街都更放心了。事实证明：省、地委对调委会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做，是保证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进行下去的需要，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需要，是增强革命团结、稳定局势、发展大好形势的需要。阶级斗争越抓，局势越稳定；越抓，革命和生产形势越好。
    处理调委会问题目前还在继续进行。现在，各单位进展不平衡。有个别单位对省委的指示决定没有很好贯彻，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对处理调委会的问题没有认真抓，这主要是这些单位的领导对这场阶级斗争认识不足，不敢大胆抓。有的领导干部过去支持过调委会的活动，他们不是主动讲清问题，认识和改正错误，而是消极对抗，或者吹冷风，或者捂盖子，有的还在背后搞名堂。最近我们收到一些群众来信，反映某些领导干部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些领导干部应该迅速觉悟、转变立场；否则，就要继续犯错误。还有的单位，把这场斗争看得很简单，认为上级指示传达了，讨论了，就行了，或把处理调委会问题，看成只是办几个骨干的学习班；不是发动广大干部职工起来开展革命大批判，检举揭发坏人，使群众普遍受到教育。个别单位对调委会骨干学习班抓得不认真，对不明真相的群众也教育不够。还要看到，有的人还在秘密进行串连活动。有那么几个人（钟海源为首，后判12年终被处死—编者）还写小字报，印传单，甚至到剧场去散发，而且明知有外宾在，还要这样做。这是要严肃处理的。我们要警惕有的人无中生有，造谣煽动，企图制造混乱，挑起事端，干扰和破坏我们的大好形势。调委会早就不得人心，越搞越臭，越搞越孤立；现在有的人还想搞名堂，只能越走越远，决没有什么好下场。
    二、关于“调委会”的真相
    “调委会”闹了半年之久，长期不得解决，过去本地和外地同志们都议论：“为什么在赣州出现这样的怪事：有些人不批林不批孔，却搞什么调委会为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翻案？这里面究竟有什么问题？”现在，就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讲讲这个问题。
    首先，关于调委会的性质。这个问题省委四点指示已经讲得很明确：“李九莲反革命案不能翻，调委会是非法的，要立即解散。”“阶级敌人正利用李九莲案件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李九莲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一定有阶级敌人破坏”，现在揭发的情况说明，省委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调委会”决不是一般群众由于对批林批孔运动的特点认识不清而成立的“战斗队一类的组织”，它是由于阶级敌人煽动、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利用李九连案件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非法组织。过去朱毅、方道球（原赣南日报总编辑、九二盐矿党委书记，后判二十年—编者）等人，为李九莲和调委会大肆鼓吹，百般辨护，竭力掩盖李九莲的反动性和调委会的非法性。他们不仅说李九莲无罪，并且还说李九莲有功。把她说成是“反林彪的英雄”（市建严金禄语，后判八年――编者），“反潮流的坚强战士”，“当代的法家”（地区外贸吴文浦语，后判七年――编者），“发展中的马列主义”（林峰语——编者），“最好的革命接班人”（赣州一中工宣队队长孙成章语，后监禁三年――编者），胡说李九莲不仅有“共产主义人生观”，还有“摆脱私有影响”的“恋爱观”（人防办卜小松语――编者），而且她的爱情生活还使他们感到“灼热深情”，真是荒唐得很，肉麻透顶！
     他们为什么要狂热地把一个反革命分子吹捧成为“英雄”呢？无非是要说明李九莲翻案有理，调委会名正言顺；无非是说我们党和政府，我们广大革命群众反对李九莲翻案、反对调委会的非法活动是什么“执行反动路线”，“破坏四大”，“镇压群众”，“压制反潮流”等。好家伙，帽子真大呀！
    尽管朱毅（教师，后判二十年—编者）、方道球等人散布了种种谣言和诡辨，但他们改变不了也掩盖不了李九莲的反动性和调委会的非法性，因为这是铁的事实，事实胜于雄辩。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李九莲案件和调委会的活动。
      李九莲是个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案情公布之后，大家都看到，她的思想是极其反动的，而且有言有行，通过写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等手段，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罪行是严重的，罪证是确凿的，定性是准确的，处理是宽大的。但她不思悔改，反而趁批林批孔之机，窜回赣州市，接过“反潮流”的口号，以“反林彪的英雄”出现，公布反革命匿名信，张贴反革命大字报，大肆进行翻案，气焰十分嚣张。为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保卫批林批孔，我公安机关将她重新拘留，这是及时的、必要的、完全正确的。现已查明其翻案罪证确凿，决定逮捕法办。对这样一个反革命分子，调委会某些人为她鸣冤叫屈，百般辩护，那是别有用心的，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他们说李九莲出身工人家庭，本人是红卫兵、造反派，不可能反革命，即使有错也是“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一时失足（气压机厂谢明语——编者）”。这是机械唯物论，看不到事物是发展的，人是会变的，李九连的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说明，她完全接受了刘少奇、林彪、孔老二的一套反动思想，她的许多话都与“571”一样，这是偶然的吗？她把反革命的思想变成反革命的行动，写反革命匿名信，妄图搞反革命串连，成立反革命组织，这是一般的错误吗？这一切都说明她完全背叛了工人家庭，背叛了红卫兵。
      李九莲和为李九莲翻案的调委会的某些人，特别提到她所谓“反林彪”的问题。其实她是把文化大革命污蔑为“毛林派”与刘少奇的所谓“宗派斗争”，并认为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完全是攻击毛主席，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鸣冤叫屈，怎么能说“反林彪”呢？当然有一两句怀疑林彪的话，其实她是把林彪与毛主席联在一起反的，从根本上看她是攻击毛主席的。她的全部反动言行，正是按林彪的反动观点、反动路线行事的。
      他们还说李九莲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就是“同志”，就有“四大权力”。这些人恰恰忘了她是个现行反革命这个本质，党和政府对她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并不改变她的性质。对这种人，党和政府宽大她是为了改造她，但决不允许她捣乱破坏；如果捣乱破坏就要从严处理：这是我们党的政策，是人所共知的。李九莲跳出来翻案，公布反革命匿名信，张贴反革命大字报，这就是破坏批林批孔！我们决不能给她什么“四大权力”，只能对她专政！
      还有些人说什么“运动期间不能抓人”（教师赵诗镜语，后判十年――编者）这是什么理论？这是哪里的规定？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至于方道球同志说什么“抓了李九莲是杀鸡给猴子看，压制群众反潮流”，这是认敌为友！把李九莲的反革命活动与革命群众反潮流混为一谈。这种论调只能为敌人所欢迎，对反潮流的广大群众是个重大的侮辱。我们倒要问：为什么抓了反革命李九莲广大群众都叫好，而方道球同志却会感到受压呢？这是一种什么立场，什么感情？
      在广大群众对李九连案情越来越明确，调委会为李九莲翻案的理论被人们看穿了之后，方道球又玩弄一个手法，妄图迷惑人，他说“李九莲问题…和一般案件不同，有她的特殊性”，“决不是领导机关一个简单决定或者几个武断的通知所能解决的问题”，还说什么李九莲问题涉及到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各个领域，要大家从各个领域去研究。真是说得玄妙得很！一个已经根据确凿的罪证和按照党的政策定性准确的李九莲反革命案件，竟然要从各个领域甚至包括文学、艺术方面研究之后，再作结论，这是什么用意呢？这是别有用心的！说穿了就是叫人不要听省地委的决定，要再研究下去，直到研究出李九莲不是反革命而是“反林彪的英雄”，才是他所谓的“正确的结论”！方道球同志真是煞费苦心，但是这一套能骗得了谁呢！
      再看调委会的活动。他们不是给调委会挂了许多金字招牌，说它是“群众性的组织”、“具有反潮流精神”、“观点是正确的”、“大方向是对的”吗？其实这些统统是胡说！什么“群众性”，是几个别有用心的人，欺骗一些人不明真相的群众；什么“反潮流”，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逆革命潮流而动；什么“观点正确”，帝修反和林彪咒骂我们的那套反动语言都用上了；什么“方向对”，按他们的意志搞下去，只能是地、富、反、坏、右上台，资本主义复辟！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看，调委会究竟搞的是什么名堂！
      （一）先看调委会的纲领。现在查出，调委会从非法成立那天起，到我们宣布解散为止，前后共发表过十五份像“声明”、“公告”一类的东西（其中由朱毅一手泡制的就有十三份）。朱毅四月份写的《众手掀翻独霸天》是调委会纲领性的宣告，他们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说成是“独霸天”，这和林彪“571”工程纪要中污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为“独裁”是一个腔调。他们叫喊“让我们扭转乾坤的双手，众手掀翻独霸天吧！”调委会叫喊要掀翻“独霸天”，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他们的要害！
      他们在六月二日《联合声明》中又写道：“李九莲的再次被捕是右倾复辟势力新反扑的信号弹”；李九莲问题的争论，“是复辟势力压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捂盖子、保林彪死党的烟幕弹”；他们说：“不调查就无以争论，不放人就无以调查。”这是什么逻辑？反对李九莲翻案，抓了李九莲，就是右倾复辞，转移斗争大方向；岂不是让李九莲翻案，让牛鬼蛇神一齐出笼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反复辟正确的方向？这完全是反动逻辑！值得注意，如果说《众手掀翻独霸天》在是赤裸裸的打着白旗反红旗，那未这个声明是在所谓“反潮流”、“反复辟”的口号下为反革命翻案，这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后来朱毅又露骨地说：“现在要讲就讲翻案，过去讲重新审查是运动的策略，李案现在不翻，更待何时？”他们还说：“翻李九莲的案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而是突破口”，“要把千千万万个李九莲的案翻过来，这才是根本的目的”（林业局邓清华语，后判七年——编者）；并扬言什么“凡是过去被你们搞臭了的，我们今天就要把他们搞香来”，“要翻个底朝天”等等。这就不难看出，调委会的某些人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为一小撮阶级敌人鸣冤叫屈，为地、富、反、坏、右翻案，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他们的活动是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
      （二）从调委会的组织活动看。调委会的幕前幕后是有阶级敌人的。其中有地富反坏右分子，有劳改释放犯，有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久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四处出动，网络社会渣滓，设立接待站，与一小撮牛鬼蛇神串通。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有那么一个人，调委会的骨干都知道他问题严重，他劳过改，释放出来后又为非作歹，这次他积极参加调委会活动，惟恐天下不乱，到处插手，甚至鼓动一些人要把地委领导干掉。许多事实说明，混在调委会的坏人，是什么事可以干得出来的。他们用反革命两手对付我们，不仅有文一套，还有武一套，有的就公开叫喊：“赣州发生武斗，就对我们有利！”事实上他们已经搞了武斗。他们有公开一套，还有秘密一套，组织里面，核心里还有核心，有一线、二线、三线。总而言之，这场斗争是复杂的，尖锐的，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当然，参与支持调委会活动的，坏人是极少数，多数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是受骗上当的。还必须指出，参加和支持调委会活动的还有我们某些领导干部，有的领导干部在这方面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有的给钱给物，甚至在背后出谋划策，支持李九莲翻案，这些同志参加革命几十年了，连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都分不清，竟然支持反革命李九莲翻案，立场站到哪里去了？！这样对得起党和群众吗？这些同志应该猛醒了！
      （三）调委会散布的反动观点。调委会某些人利用大字报、广播、演讲、刊物等形式，为反革命分子李九莲鸣冤叫屈，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有许多言论是极其反动、极其恶毒的。下面仅用部分材料来说一说：
      1、攻击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调委会有一个骨干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救世主”（粮油机械厂罗斌语，后判十五年――编者），“公安六条第二条是形而上学的，是机械唯物论，不能用法律保卫领袖”（气压机厂管佑龙语，后判十五年——编者），“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第一把手要负责”（冶金十三队刘挺荣语，后判十五年――编者）。还狂叫不能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口号，胡说这些口号是唯心主义的，错误的。（纯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编者注）还有的“调委会”骨干多次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说这个是“右倾复辟势力的总代表，”“5.16”的黑后台，那个“对造反派没有感情”，是“马林科夫”，“要下台的”。他们直接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许多中央领导同志，思想十分反动。
      2、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咒骂公安机关是“法西斯”，叫喊要“踏平人间地狱”，还叫嚣“制度要变，法律要改”（管佑龙语――编者）。他们全部否定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和肃反成果，多次叫喊“江西的三查、一打三反大方向错定了”（运输局邱彩云语，后判十年——编者），“凡是过去被你们搞臭了的，今天就要把他搞香来”（接插件厂肖国涵语，拘捕——编者），这是赤裸裸地叫喊要把被我国人民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党内机会主义分子重新扶上台，它和林彪“571”工程纪要中说的要给所谓受迫害的“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自来水厂廖根生语，后判五年——编者），同唱一个腔调！还有的别有用心的歪曲中央25号文件，说“贺龙能平反，李九莲也一样能平反！”（矿机厂朱修仁语，后判五年——编者）
    3、污蔑我国的大好形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调委会的一个重要成员（赣南纸厂工人林锋，后判五年――编者）用毛笔写着：“大局不宁，宁戡乱；人心所向，向九天：以放为好，以放为妥。”这是什么话？林彪污蔑我们“政局不稳”，他们说我们大局不宁；国民党反共叫戡乱，他们也叫戡乱：这不是明显的跟林彪、国民党反动派唱一个调子吗？方道球在他的演讲报告里，把省委关于陈万兆同志停止工作进行检查的决定说成是“转嫁”政治危机，这同林彪“571”工程纪要中的话不是也一模一样吗？朱毅在他的《野草》中更是篇篇充满对我们的大好形势、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和诬蔑。他在《野草：发刊词》中第一句就说“今天，我们的野草在投枪的啸响和匕首的寒光里萌出了第一片嫩叶。”社会主义社会被他看成是一片“投枪”和“匕首”的“寒光”，这和他们骂我“法西斯”、“白色恐怖”是一个意思！在《野草》第十二期里他胡说：“今天，‘无权即无钱’的公式和‘反潮流即反革命’的公式一样流行时髦，这已经是政治常识了。”在《野草》第十三期里，几次引用爱伦堡的话污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是荒淫和无耻！”朱毅等人就是用这样的一些恶毒的语言来污蔑我国无产阶级政下的新中国，可见他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何等仇视啊！
    4、攻击党的领导，辱骂党的干部。朱毅把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污蔑成“争乌纱帽戴”的官僚了：把党培养新生力量，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说成是“争乌纱帽戴的好时机”；胡说“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提出以后，戴乌纱帽的天地就更加广阔起来”；污蔑我们的干部状况是“胆大的造反，胆小的生产，胆子不大不小的偷懒”，“表面信仰共产主义，内心的信仰是十五号万岁（15号领工资）”。有的甚至骂我们的干部是一群“狗”：什么“天狗”、“小狗”、“看门狗”、“哈叭狗”（邱彩云语——编者）等等，真是恶毒至极！
    5、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破坏批林批孔活动。朱毅在他的《野草》中说“运动运动就是要乱要动”，“要大着胆子骚动下去”，污蔑党中央强调批林批孔运动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是“给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官们祭起了一块‘一元化’的禁牌”，“插在群众面前曰：‘不许动！’”还胡说：“李案之辩具有儒法斗争的鲜明特色”，“李九莲的人生态度鼓午年青的当代法家抛弃私利，冒顶风险，献身革命”。
    6、反对稳定，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中央26号文件下达后朱毅说：“地委不解决李案问题，休想安定！”“你们不要高兴太早了，赣州的局势稳定不了！”另一个调委会成员说：“现在以安定为好……我吃饭都有点包袱。”方道球在他的所谓演讲报告中歪曲我们经过八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好形势，叫喊“批林批孔运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还说：“运动越深入，阻力越大”，现在只能“放”。他大讲所谓“收与放”的问题，歪曲毛主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讲“放”；根本不提“放”的内容，是“香花”还是“毒草”，根本不提毛主席提出的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项政治标准：这和当年右派向党进攻鼓吹的那一套又有什么区别？方道球鼓吹的“放”，就是要我们让牛鬼蛇神出笼，允许地、富、反、坏、右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要让李九莲这样的反革命分子继续放毒。
    7、污蔑、歪曲和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疯狂叫喊“李九莲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李九莲辩护士康为民语，后判七年――编者），他们对（把）李九莲的反动观点说成是“真理”，把她的反革命活动叫做“追求真理”，把她的反动的人生观，恋爱观，都说成是“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卜小松语——编者），这是对马列主义的歪曲和污蔑。他们还说：“李案之争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争”（知青丁承华语——编者）。还胡说：“中央不同意李九莲翻案就不是马列主义！”（教师龚伟农语，后判二十年——编者）有的公开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还说：“中央批林批孔文件都应批判”（精选厂李昧照语――编者）。真是丧心病狂！
    从上讲的仅是几个主要方面，当然还不止这些。仅就这些言论也足以看出调委会某些人的活动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其中有的人根本就不是什么认识上的问题：他们从思想理论到行动，都是受自己的反动立场，反动世界观所支配的。比如有的骨干分子，他交代他之所以要在调委会积极活动，是因为他们的资产阶级家庭在共产党领导下遭遇“不幸”，特别对“三查”中父母亲、哥哥被揪斗，更加不满。他说：“因此使我对毛泽东思想发生反感，产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他还说：“我的思想和李九莲一样”，“批林批孔开始后，自己认为时机已到，要大干一场：为李九莲翻案，为千千万万的李九莲翻案。”（赣州二中副校长梁义贵语，后判十年——编者）还认为：“中央内部有问题，不稳定，以后还要大乱。”（教师丰修椿语，拘捕——编者）他就想在“乱世”中当“英雄”。可见这些人的反动思想、反动立场是非常顽固的，他们的反动目的也是很明显的。
      （四）调委会进行了一系列的非法活动。他们顽固对抗党中央、对抗省委，严重干扰了我区批林批孔运动，激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对。这里列举他们的几件主要活动：
    1、他们在赣州市街头，一次再次公开张贴和广播李九莲的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进行反革命宣传，并且到处插手，扬言要“为千千万万个李九莲翻案”，“要翻个底朝天”。
    2、一再对抗中央和省委指示，拉队伍，搞串连，分裂革命队伍，破坏革命团结，成立非法组织并拒不解散。
    3、冲击兴国监狱，冲击地区公安机关，殴打公安干警。
    4、干扰党委正常工作，揪斗和绑架地委领导干部，还抓人打人。
    5、搞打砸抢，破坏社会治安和国家财产。他们冲印刷厂，围攻不同观点的群众；抢劫和毁坏地区革命会交通车、吉普车、自行车，还抢走广播器材和其它物资。
    6、擅自离开工作和生产岗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更严重的是直到十月多次派人到南昌等地张贴为李九莲翻案的标语和大学报，十月中旬调委会几个骨干还去北京街头写大标语为李九莲翻案，破坏首都秩序。朱毅还用电话指使他们去冲京西宾馆，妄图给中央施加压力，这是公然反对稳定，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用朱毅自己的话说，调委会是“一赴兴国，两种小报，三请领导，四赴南昌，五次大会，六上北京”。这些活动都是为李九莲翻案，都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妄图干扰和破坏大好形势！
    调委会的这些活动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十分不得人心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说明：“调委会”完全是非法的！
    当我们了解了调委会的性质和他一系列非法活动之后，我们还必须弄清调委会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们广大干部和群众都认为，李九莲问题和调委会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阶级敌人趁批林批孔之机跳出来捣乱破坏的表现。可是，朱毅、方道球等人认为，这不是敌人跳出来搞的，而是地委领导执行反动路线逼出来的。方道球同志的逻辑是李九莲翻案有理，地委批李九莲是“捂盖子、压群众、执行反动路线”，调委会是在斗争中产生的，是地委某些领导高压手段压出来的。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前面说过，方道球同志根本忘了敌我界限，认敌为友，把反革命李九莲的翻案活动与革命群众的反潮流混为一谈，这样只能歪曲事情的真相，充当李九莲和调委会的辩护士。我们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如实地反映和具体地分析实际情况。只要我们回顾一下半年来的斗争过程，这个问题也就清楚了。
    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我们广大群众干部都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林彪、程世清和他们鼓吹的孔孟之道，同时也揭发批判省委佘、白、黄同志所犯的“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和成果”的严重错误；对地委所犯的错误，当时广大群众也通过大字报和一定的会议进行揭发批判。我们认为，群众对我们的错误揭发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过去我们表示欢迎，今后还欢迎同志们批评监督。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革命群众反对错误潮流的时候，阶级敌人也会接过反潮流的革命口号，乘机捣乱。因此，对反潮流必须作阶级分析：革命群众的反潮流，完全是为了批林批孔，反修防修，帮助领导端正思想和政治路线，以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敌人跳出来，不管他打的什么旗号，其目的是要破坏批林批孔，转移斗争大方向，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辞资本主义。反革命分子李九莲就是当时跳出来，打着反潮流的旗号，进行捣乱和破坏的一个十分嚣张的人。李九莲窜回赣州市先是秘密活动，暗地串连；后来公开活动，大肆翻案，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这无疑是对运动的干扰。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敌我界限是分明的，他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对省地委领导人所犯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的同时，对李九莲这个反革命分子跳出来进行翻案活动，立即警惕起来，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加以公开揭露。但李九莲进行反扑，气焰嚣张，在这种情况下，地委为保卫批林批孔运动，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就决定由公安机关将反革命分子李九莲重新拘留。这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及时的，也是得到广大干部群众支持的。
    朱毅、方道球同志说什么地委抓李九莲，反对调委会为李九莲翻案是害怕群众，压制群众，转移斗争目标，这是有意把水搅乱！事实是，无论在拘留李九莲之前，还是拘留李九莲之后，我们地委都认真听取群众对我们所犯错误的揭发批判，尽管我们对自己所犯错误还认识不足，改得不够，但根本不存在借李九莲问题去压制群众对我们的批判。至于对李九莲，那不仅仅是压，而且是抓，因为她是进行捣乱的敌人，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就要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只有把李九莲看成群众、同志、战友的人才会把这看作“压制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我们各级党组织，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党的干部和革命群众，都应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都应该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我们在批林批孔中检查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就是为了端正思想，搞正路线，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团结群众，去攻击真正的敌人，夺取革命的新胜利。身为共产党员的方道球，而且据说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革命领导干部”，不仅不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还竟然竭力为反革命分子李九莲和调委会的非法活动大喊大叫，这不是咄咄怪事吗？！按照方道球同志的观点，就是我们各级党组织不能领导批林批孔，不要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要让李九莲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大鸣大放，让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兴风作浪，这是痴心妄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方道球同志还说什么我们不准李九莲翻案，不同意成立调委会是“怕打开缺口，对许多冤案、假案、错案不纠，保林彪路线”。这是故意歪曲！过去由于程世清路线的干扰，在“三查”、“一打三反”中发生过某些扩大化的错误，这些问题必须根据毛主席“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加以解决；但是，三查、一打三反的大方向是对的，成绩是基本的，许多案件包括李九莲这个反革命案就完全没有搞错，这是必须肯定的。我们发现了一些错案，这几年在落实政策上也做了大量工作，这也是必须肯定的；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今后还要继续落实政策，彻底纠正扩大化的错误。这个工作只能在党委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决不能像朱、方等提出的成立这个那个“调查委员会”来搞，这是原则问题。
    必须指出，调委会是在中央12号文件下达后搞起来的，这是公然对抗中央指示的。以后他们又一再对抗省地委关于解散调委会的指示，而且妄想扩大事态，激化矛盾，但没有得逞。在形势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也曾想变换策略，以退为进。比如在七、八月间，他们看到多次派人上访都碰壁而回，跟他们跑的人越来越少，他们惊慌地说：“公安部的一个电话吓跑了一大批”，“省委的几条指示惊走了一大群”（朱毅语——编者），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真是廖廖无几呀！怎么办呢？他们感到原来公开讲为李九莲翻案太露骨了，想换掉调委会这块招牌。他们召开了一系列的秘密会议研究招牌问题，但争议不休。为这还开了少数人参加的核心会议，方道球亲临指导。方道球现在还说没有参加调委会的活动，这是欺骗。已经查明，方不仅参与了，而且是参与到调委会的核心进里面去了，是参与决策的人物。就在那次核心会上朱、方等人主张换换“招牌”，主张把“调委会”改为“反潮流战士之家”。这个意见通不过，又说改为“反潮流战士俱乐部”，当即就有人说：“这个名字怪里怪气，人家会叫‘裴多菲俱乐部’。”朱、方一再讲改了“调委会”这个招牌，目的并不变，不叫“调委会”，却有利于斗争形势的发展，换上“反潮流”之类的招牌，可以联络更多的人。可是，另一些人坚决不同意，说改名是“换汤不换药”，反而弄得旗帜不鲜明，要干就还打“调委会”的旗号干，翻案要翻到底！这是一策之争，并无根本分歧，虽然表面上闹了几天别扭，到后来，他们还是一直扛着“调委会”这面破旗照样地干，直到被我们解散。
    回顾这段过程，说明调委会的产生，决不是什么地委压出来的；它恰恰是一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树欲静风不止”，阶级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时刻都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我们宽大处理了李九莲，李九莲还是要跳；对调委会，我们一再做工作，多数不明真相的群众觉悟了，但幕前幕后的阶级敌人拼命挣扎，耍了种种手段蒙蔽不明真相的群众跟他们干下去；现在解散了调委会，阶级敌人也决不会甘心，还会继续捣乱。这一切都说明：只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才能正确认识调委会的问题，也只有狠抓阶级斗争才能真正解决好调委会的问题。
    现在，在解散调委会这个问题上，阶级敌人造谣破坏，散布种种流言蜚语，这是不奇怪的，我们要提高警惕，要发动群众和加以揭露和批判。同时，在我们干部群众中，包括某些领干部，由于对这场斗争的性质认识不清，也对处理调委会的问题还有怀疑和顾虑，这里有必要再把这个问题进清楚。
    有些人怀疑强制解散调委会，办调委会骨干学习班这种做法，说这样会不会是执行资产阶级路线？大方向对不对？是不是压制或镇压群众？这是一种糊涂观观念！首先要问调委会合法不合法？要不要解散？调委会幕前幕后的坏人要不要检举揭发、给予打击？一些调委会的骨干是不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不要教育、挽救？这应该是肯定的吧？！省委有指示，群众有要求，解散调委会，办骨干学习班，检举揭发坏人，这是贯彻安定、团结方针的需要。但你要解散，他不散；你要他认识错误，他还要活动；你要揭发坏人，他要掩护敌人：怎么办？是放任不管，还是大胆地发动群众来管？应该说管是对的，不管是错的。我们现在发动各单位的同志分别把本单位在调委会的骨干找回去，给他办学习班，在一段时间内不让他外出乱跑，而让他集中精力学习文件，交代问题，检举坏人，对他进行批评教育，这有什么不好？不这（样）不足以挽救一些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上海民兵工作的经验之一，是对于那些有这样那样严重错误的人采取办劳动学习班的办法，效果很好。我们学习上海民兵工作（的）经验，对调委会的一些骨干办学习班，效果也是好的。有些调委会有骨干开始可能对我们有意见，但当他认识到错误的时候，他会感到我们是挽救他。有些骨干，开始对办学习班反感，还想外出活动，但厂里把他留住，让他集中学习和考虑问题，经过反复教育，现在态度转变，感谢组织和同志们的教育。
    有人说，我们搞“扩大化”了，这是不对的。首先我们不是乱批乱斗，明知问题很大的人也作内部问题教育，根本不存在所谓“扩大化”的问题。如果是说学习班的人多了，其实我们只对二十几个调委会的骨干和主要成员办学习班（后共判刑六十人，处死二人---编者），都是经过地委反复研究决定的，这些人办学习班是必要的，而且问题弄清了就结束。多少问题，（多长时间）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要从实际出发。需要办学习班的人一定要办。还有的人把领导找不明真相的群众谈谈话，也说是“扩大化”，其实省委指示就说了要教育不明真相的群众，使他们觉悟过来，检举坏人。领导给不明真相的人进行教育，使其了解李九莲案件和调委会的真相，动员他检举揭发坏人，这有什么不对？相反不教育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动员他们揭发坏人，那才（是）不对的，当然要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也有些人认为：调委会解散了就行了，就这么回事，不要小题大做，不要再搞了。这是“小题”吗？这是阶级斗争！说“小题大做”的同志是对这场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固然，调委会解散了；但它闹了半年之久，影响不小，流毒很广，现在有的人还在背后搞名堂。问题是：我们不仅（要）在组织上解散调委会，把坏人挖出来，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解散它，肃清它的影响。一句话，要把问题搞清，要使群众受到教育，要使坏事变成好事。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抓下去，一定要抓到底。
    三、关于下一步的要求：
    1、要继续抓好学习和大批判，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讲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在学习中和大批判中，要联系处理调委会问题，对李九莲反动观点，对阶级敌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还有朱毅、方道球等人放的毒，必须进行批判、消毒。这个问题，不能认为只是朱毅、方道球等人所在单位的事，也不能认为是负责办调委会骨干学习班几个人的事，要发动群众参加革命大批判，普遍受到教育。
    2、要继续办好调委会骨干学习班：调委会问题是严重的，但对参加和支持调委会的人要作具体分析。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调委会的主要成员和骨干，要区别是坏人干坏事还是好人犯错误，还要看他的错误程度和态度好坏区别对待。经查明确实是阶级敌人（的），要坚决打击。对敌人也要分化瓦解，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凡是好人犯错误包括犯严重错误的，应该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办学习班是为了教育挽救他们。只要他们认真检查错误，彻底交待问题，起来检举坏人，就应当欢迎和团结他们。有骨干成员的单位，领导要下决心把这个学习班办好。要组织他们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学习省地委有关指示、决定，向他们讲形势、讲路线、讲李九莲案情。要开展必要的思想斗争，要针对性的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广大干部群众、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协助党组织做好这些人的工作。大家伸出手来把犯错误的拉过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击阶级敌人。
    3、对在李九莲案件和调委会问题上犯有错误的干部，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干部要严于群众，领导干部更要严格要求。要严肃指出他们的错误，要教育他们主动作出检查，以实际行动挽回影响，积极协助党组织做好群众工作。过去错了，改了就好；仍坚持不改，要严肃处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大多数干部立场是坚定的，是反对为李九莲翻案的。犯错误的是极少数。这极少数同志中，有的是属于认识模糊，过去支持过李九莲和调委会活动；但在省委几次指示下达后，早已不支持了。这些同志改了就好，要努力学习，自己总结经验教训。有的虽然支持调委会的时间较长，但属于一般性问题，现在已经认识（到）错误。这些同志可以在党组织内作必要的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改正错误。有的在这个问题上陷得比较深，错误严重，但现在表示要认识和改正错误。这些同志有必要在适当场合，在群众中检查自己的错误，应当欢迎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帮助，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挽回影响。广大群众应当热情帮助和欢迎他们改正错误，支持他们工作。个别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现在又坚持错误，拒不检查。对这样的人，我们还要尽力教育、挽救，如果屡教不改，那就要给予必要的处分。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同志，能够迅速觉悟，转变立场，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4、要继续做好不明真相群众的工作。对已经觉悟的不明真相的群众要热情欢迎他们，团结他们；少数还没有完全觉悟的要耐心教育使其了解真相，提高觉悟，分清敌我，自觉起来检举坏人。各级党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要从关心爱护这些同志出发，启发他们的觉悟，教育群众对他们不要另眼看待，更不要讽刺挖苦，要团结他们一道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要发动群众对幕前幕后的阶级敌人，对于本单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有参与支持调委活动和对处理调委会问题进行造谣破坏的，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证据确凿的要进行批斗。广大干部群众要提高警惕，不要给阶级敌人可乘之机。
    5、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处理调委会问题要和整个批林批孔和抓革命促生产结合起来，要通过处理调委会问题，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教育，进一步提高觉悟，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
    
    
    一九七五年五月，李九莲："投降书"
    不知何人，劝我投降，似真似假，为此写出“投降书”。是的，我有“罪”。我的“罪”就是为党出过力，效过劳，动过太多的脑筋。真理是个美丽的字眼，吸引了无数的年轻人，我为她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原则，我做到了不怕开除厂籍，不怕解除婚约，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凡真理，都有三种遭遇：用得着时，便奉为至宝；用不着时，便贬为粪土；非但用不着而且有“害”时，就象狗一样关进笼子里——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真理的遭遇。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装饰自己，谁就得同时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
    注：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日（李九莲第二次被判刑前），李九莲开始绝食，从兴国、赣州直到波阳珠湖，断断续续绝食７３天。绝食之后，在一次例行的大检查中，干部在李九莲布鞋的面壳里发现了一张皱皱巴巴的纸，上面写着这样的文字。
    
    
    叁、本节研究资料
    
    
    李九莲年谱
    李九莲，女，1946年生，江西赣州人。文革时为赣州第三中学学生，校团委宣传股长，学生会学生部长。文革中任第三中学革命造反派”卫东彪“造反兵团负责人。1968年分配到工厂当学徒工。1969年4月3日，年轻的李九莲因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太理解（当时对刘少奇的政治面目有些误判），主要是因为怀疑野心家林彪的若干观点被友人告发而被捕。1972年7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获释。1974年春写出大字报《反林彪无罪》，要求平反。赣州地区数万人组织了“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给予声援。4月再次被捕。1975年5月兴国县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李九莲断断续续绝食73天进行抗议。1976年底，李九莲在狱中宣读“我的政治态度”一文，反对华叶等走资派发动反革命右派军事政变、逮捕江青，认为“华国锋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是“资产阶级野心家”，“寄希望于江青”……，同文中对铁杆走资派邓小平亦颇有不敬，由此触怒了军事政变集团，1977年12月14日被判处死刑。直到1980年1月新华社《内参》上报后才得以重新审查此案，1980年9月江西省委研究认为李九莲“属轻罪重判，错杀“，但此后为革命造反派李九莲案奔走的“李调会”成员仍持续受到政治迫害。直到今日，革命造反派李九莲案仍未完全平反。
    1946年 9月9日
    李九莲出生于江西赣州市。祖籍江西丰城。父李忠华，老共产党员，赣州通用机械厂工人（大革命时期赣州总工会秘书长陈赞贤麾下的工人赤卫队员）。母卢菊英，家庭妇女，略识字。她共生育过十一个孩子，九莲是第九个。这些孩子们死的死了，送人的找不回来，只剩下一男四女。上有兄姐下有两妹，李九莲排行居中。
    1947年 李九莲因病休克被父母装入提篮扔出去，听见哭声又提了回来。
    1948年 因家境贫困李九莲被送人做童养媳。
    1949年 赣州解放，父亲把李九莲背回家。
    1953年9月 李九莲入学赣州市文清路小学。
    1955年 因体弱多病李九莲休学一年。
    1956年9月 李九莲回到文清路小学继续读书。
    1960年9月 李九莲进入赣州市第六中学读初中，初二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团干。
    1963年9月 李九莲入赣州市第三中学63（一）班就读高中，任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学习部长。
    1966年8月
    李九莲参加原空军司令刘亚楼侄女邹军领头组织的赣州市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八一战斗队”，为三头之一，任组织委员。（赣州一中学生舒北斗任宣传委员。）
    1966年10月1日 李九莲作为红卫兵小将在北京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
    1966年10月底 李九莲参与组织赣三中“卫东彪战斗兵团”，任副团长。（曾昭银任团长。）
    1967年4月22日
    李九莲率团参加朱毅任总指挥的为营救因“反军”陷狱的舒北斗的红卫兵五千五百三十五人绝食。李九莲堂兄李全瑞代表江西冶金学院参与指挥。绝食“斗争”持续了七天七夜。
    1967年4月27日 周恩来联络员与绝食指挥部通电话，询问赣州红卫兵绝食情况，商谈解决方案。
    1967年6月6日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六．六”通令。同日中央文革严令当即释放舒北斗，李九莲为此而欢欣鼓舞。
    1967年6月29日 至7月14日
    李九莲姐妹三人分两派，经历了赣州发生的全国最早、规模最大的武斗。武斗丧生者达168人。李九莲震惊不已，陷入深深的忧患。
    1967年8至9月　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在接见江西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时说“江西有个舒北斗，李胜（原赣州军分区政委）变成了李败”。举城欢呼之际，李九莲却陷入协查赣南医专陈耀庭“现行反革命”案的犹疑和痛思之中。
    1967年秋 李九莲作为代表出席“江西省第一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提名为省革委会委员候选人。
    1967年12月18日　赣州军分区发布《关于为舒北斗革命小将平反的声明》，军分区政委李胜停职检查。
    1967年12月， 赣州市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八大成员之一的学生代表舒北斗、曾昭银同时参军入伍。当时舒北斗任市冶安保卫办主任（佩发手枪）兼赣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副政委。曾昭银是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副司令。李九莲一一为他们送行、留念。
    1968年2月 李九莲被分配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学徒工，为厂民兵团武装基干连民兵，建党对象。
    1968年夏　李九莲姐李兰香赴军垦，妹李青莲插队崇义，小妹李玉莲远赴深山“共大”，哥哥李东林则在西宁基地有“科”难“研”。
    1968年秋　看到纯洁的青年熊辉被以现反判刑的布告，李九莲同情不已。
    1968年秋　“清队”（“三查”）开始，李九莲的父亲、老赤卫队员、共产党员李忠华因黄埔军校同姓同名者被“揪出”，常跪地求李九莲代写认罪书，屡遭李九莲拒绝。
    1969年3月21日
    李九莲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家庭只是整个社会的缩影。由幸福走向痛苦，这样的家庭有多少？巴金的《家》、《春》、《秋》作于旧时代，反映了时代的去向。今天的《家》、《春》、《秋》也似乎如此吧！我决不在革命的路上倒下去，只不过想试图开辟一条新的路罢了。”
    1969年2月28日 李九莲给已经参军入伍的曾昭银写未署名的恋爱信。
    曾昭银：
    你好！来信收阅。我觉得此信供你作取与舍的参考较为合适。我以前未知你的态度，所以不便直言。今天我把我的思想情况向你说清楚。
     一、对国家前途的看法：
    经过半年多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大革命”发生反感。对批判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二、个人打算：
    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的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是作了最低的估计。我之所以要抓住革命与奋斗两种观点不放，是以此思想作指导。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风险和耻辱而动摇，仍保持生活友谊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这是我写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与动机。你见信后三思而决。
    古人言：“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违背了，把心彻底完全地暴露给你。你是第一个听我说以上思想的人，望无论如何看信后即回信，且一定附回原信，当感激不尽。看信后，亦不用吃惊，很多人皆如此，只不过隐瞒了。事物总是变化的，人的思想随客观变化，这不足为奇。我也许是“糊涂”，也许是“幻想”，但不向你说清楚，问心有愧。 祝好！此信勿传于他人！
    你明白的人
    1969年2月29日
    1969年3月5日　曾昭银在不知信的作者的情况下，接信后上交团政治处。信很快被转往赣州地区保卫部。
    1969年4月　曾昭银被当作“有嫌疑的人”提前退伍。部队和赣州军管小组保卫部让他协查“反革命匿名信”。
    1969年4月30日　曾昭银与李九莲见面时，李九莲说破实情。当夜曾昭银向军管小组保卫部报告。
    1969年5月1日凌晨三点
    由冶机厂保卫科长宋德恒带领一个班武装民兵，以五一“民兵检阅”为由敲开李九莲家的门。李九莲被赣州市军管小组保卫部以反林彪现行反革命罪拘捕，信的底稿和九大前后的日记被抄。
    1969年5月1日徬晚，曾昭银约见朱毅骗造“恶攻”林副统帅信是左手写，他说他原来并不知道信是李九莲写的。
    1970年1月29日 冶金机械厂向地区军管小组保卫部提出李九莲交厂群众处理的意见。保卫部同意。支左部队赵副师长一人认为处理太轻，怒而携卷往省革委会要求重判。
    1970年2月 林彪死党、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说“像李九莲这样全面系统反林付主席的，全国罕有”。批示：“性质是敌我矛盾，要从严处理”。
    1970年6月21日　李九莲父亲李忠华在对女儿的极度思念中含冤饮恨郁郁而死。
    1971年1月5日 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作出（71）赣刑字第3号判决书，以恶攻林付主席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李九莲有期徒刑五年。
    1972年6月20日
    鉴于林彪折戟沉沙，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遮掩对李九莲作过的判决，批复赣州冶金修造厂革委会，对李九莲免于刑事处分，不戴现行反革命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2年6月20日上午八时 李九莲被释放出狱。
    1972年7月 李九莲被安排去远离赣州城的兴国县画眉坳钨矿陈也矿区当电焊工，但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
    1973年5月 李九莲向市、地、省投诉无效，进京上访最高法院、公安部。上访的困窘中节食资助一位带着孩子的新四军干部的妻子――也是冤屈上访申诉者。
    1974年3月初 赣州开始批林批孔运动，李九莲听从朱毅意见给曾昭银写信，要求曾昭银帮其辩冤。李九莲同学丁承华为其送信给曾昭银。
    1974年3月18日 李九莲往见曾昭银。曾昭银拒绝帮她翻案。
    1974年4月4日
    李九莲在赣州公园女墙贴出第一张公开申辩大字报――《反林彪无罪》，引发社会极大关注。随后陆续贴出《一评反林彪有罪――斥反林彪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二评反林彪有罪――谁是反林彪的英雄》、《关于我的日记》、《血泪控诉》、《乱讲一通》……
    1974年4月13日
    赣州地区中级法院、公安局、工代会张贴《联合声明》称“李九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大革命，确确实实构成了反革命犯罪，”“当前批林批孔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捣乱破坏、翻案活动，必须坚决打击。”
    1974年4月14日 冶金十三队工人刘庭荣张贴《评三家“联合声明”的反动性》大字报，代表义愤的赣州人民，公开支持李九莲翻案。
    1974年4月14日 地区公安局、地区工代会印发《李九莲有关罪行材料》，公布了影印的李九莲的“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供批判用。
    1974年4月16日下乡知青康为民张贴署名“李九莲辩护士”大字报《掀翻现行反革命李九莲一案》。气压机厂工人管佑龙张贴声援李九莲大字报《路遇不平，拔笔相助》；……群众不平之鸣越趋强烈。
    1974年4月17　应地区工代会强烈要求，赣州地委常委会议决议重新逮捕李九莲。
    1974年4月18　李九莲去舒北斗家恳请他鼎力相助。
    1974年4月19　在最后一篇公开申辩《我的人生态度》中李九莲写道：“为了真理，我不惜再度失去自由而入铁窗！”“人民起来了，一切妖魔鬼怪统统都会被消灭！”“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1974年4月20日傍晚 朱毅由全南回到赣州，直趋地区公安局见领导询李案。
    1974年4月20日晚十点 在地区工代会人员参与下，九莲再次被赣州市公安局拘捕，当晚押往兴国。
    1974年4月22日
    朱毅、舒北斗、曾传华等三十余众署名张贴《众手掀翻独霸天》大字报，称“李九莲精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充满献身真理的精神。李九莲以对林彪的及时洞察表明了她是立志献身革命、酷爱真理、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敢想敢为、无私无畏的好青年！”抗议地委和公安局重新逮捕李九莲。
    1974年4月25日 晚 朱毅在市委党校礼堂演讲李九莲问题真相，赣州地市二百五十九个单位签署要求立即释放李九莲的《联合声明》。
    1974年的4月25日 赣州三百民众乘车前往兴国县营救李九莲。最初曾得到兴国县革委会和公安局的支持和理解。
    1974年的4月25日下午　赣州地区公安局、工代会、红代会紧急汇报赣州、兴国情况，江西省委书记陈昌奉下达“五点指示”：
    一、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跳出来翻案。
    二、赣州某些人争论李案，实际上是为现行反革命翻案。
    三、冲击兴国监狱是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必须立即制止。
    四、某些领导干部和公安干警在李九莲问题上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实际上是向反革命投降。
    五、对于在李案问题上立场坚定、坚持原则的同志，应予表彰。
    1974年4月26日　省军区政委、省革委会主任陈昌奉派秘书召见舒北斗，同日赣州地委工交办主任杜昭约见舒北斗，“苦口婆心”深入反复地动员他和“现行反革命”李九莲划清界限。
    1974年4月26日
    顶着巨大压力，“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成立”。庄严宣告：“还李九莲以本来面目之日，就是调委会自行解散之时。或者走向真理的光明，或者走向牢狱的黑暗。”
    1974年4月27日 李调会建立广播站、宣传组、材料组、动态组。
    1974年4月28日 李调会创刊《战旗》、印行《动态》。
    1974年4月29日 在地区工交办主任杜昭和家庭的压力下，舒北斗退出李调会。
    1974年4月30日 江西省委书记陈昌奉在省委三届八次全委会上斥责赣州有人为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翻案。
    1974年4月30日　李调会在市体育馆召开第一次万人大会宣讲李九莲案真相。李玉莲交出姐姐未被搜走的思想提纲和文字草稿。
    1974年4月30日　景凤山小学教师钟海源参加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成为李调会广播站主播人员。
    1974年5月2日
    李调会在赣州公园门外设立讲坛，让民众自由发表对李九莲问题的看法。这一自由民主讲坛持续数月之久。严金禄、刘挺荣、管佑龙、林锋、吴文甫等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实事求是发表入情入理、动人心魄的讲演。
    1974年5月9日 江西省委下达有关李九莲问题的“三点指示”：
    一、赣州地委常委陈万兆同志支持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场、省委责成其停止工作，反省交待问题。
    二、兴国县委、兴国县公安局主要负责同志支持不明真相的群众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场，责成作出深刻检查。
    三、赣州市公安局批林办4月24日的声明是向阶级敌人投降，责令立即收回，挽回影响，并作出深刻检查。
    1974年5月10日 李调会发表《关于不准利用李九莲问题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的严正声明》。
    1974年5月11日 李调会林锋写《西安还是延安》。
    1974年5月11日 管佑龙在大字报中提出“我们的法律，甚至宪法中对当前不适应的问题也要修改”。
    1974年5月12日
    省委电话指示省领导决定召见赣州李调会负责人。指名朱毅、刘庭荣、曾传华、黄智荣和赣州地区农林系统代表五人前往南昌解决问题。朱毅拒绝前往。省委书记陈昌奉接见了刘庭荣、曾传华、黄智荣和赣州地区农林系统代表，调委会代表始终坚持李九莲的革命本质。
    1974年5月18日 李调会大字报提出：“取消公安六条，不能用法律保卫领袖！”“阶级斗争扩大化，百扩不灵！”
    1974年6月1日 省委秘书组给赣州地委打电话，传达省委“关于李九莲问题”四点意见。
    1974年6月2日
    李调会由一百八十四个单位签名的《联合声明》：省委的五点指示和两次三点指示，不仅是地委某些人片面汇报所骗取的，而且是省委分工负责李九莲问题的涂烈一手泡制的……
    1974年6月1日 生物农药厂李冰姜写大字报《赞李调会》。
    1974年6月7日 李调会刘庭荣、李冰姜一行五人驱车前往福建省寻找新华社记者戚休反映赣州李九莲案件情况。未能如愿。
    1974年6月10日夜
    原赣南日报总编辑、九二盐矿党委书记方道球在公园门前发表演讲，支持公开争辩李案。接着，1969年带领武装民兵第一次拘捕李九莲的冶机厂宋德恒公开演讲，揭露事实真相，公开支持李九莲翻案。
    1974年6月11日 国家公安部对李九莲案件作出批示：“按省委意见办理。”
    1974年6月13日 李调会廖树才写《登龙术浅谈》，对趋炎附势的小人进行解剖。
    1974年6月14日 机床厂谢明写大字报《官官相护》。
    1974年6月17日夜　万人空巷：朱毅、方道球、孙成璋邀请地委书记田启松激辩李九莲案性质。
    1974年6月29日 大雨滂沱中，李调会主持纪念“六·二九”死难者七周年大会。钟海源主播《祭文》。
    1974年6月30日　李调会李抹照、黄志荣、郭宗秀、路扬、陈富等十二人就李九莲案赴京上访。
    1974年7月4日 李调会孙成璋、徐声扬等四人再次就李九莲案赴京上访。
    1974年7月10日 李九莲辩护士（康为民）写《坚持革新办李案》、《斩断按着李案的黑手》。
    1974年7月12日 刘庭荣写《法治者专政也》。
    1974年7月23日
    赣州地区工代会、红代会为批判李九莲攻击李调会开办了刊物《投枪和匕首》，于是李调会小报《野草》创刊。以鲁迅杂文《野草》命名的刊物，寓意野火烧不尽。此时更名亦有在“投枪和匕首”的寒光中萌发新叶之意。
    1974年8月 李调委连续三次就李九莲案继续派员赴京上访。上访人员赣南纸厂林锋、地区外贸公司吴文甫和地区土产公司刘文锋。
    1974年8月8日 《野草》七期刊登曾小舟讽刺性杂文《调委会者该杀乎》，为李调会鸣不平。
    1974年8月20日 汇众思写《李案争论的根本和归宿》、《李案争论的实质和要害》等理论探讨文章。
    1974年8月21日　继《静夜扪心录》九篇之后，朱毅开始写《九吐心丝》，全面为李九莲的真理执著、革命理想、人生态度，爱情观及在禁区中勇敢探索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勇气等辩护。
    1974年9月15日　朱毅发表《九吐心丝之九．并非最后的话》动员解散调委会，以避免招致大规模镇压，但遭到李调会大多数人反对。
    1974年9月30日　朱毅、廖树才、康为民、罗汉进行李调会人员就李九莲案的第六次赴京上访。
    1974年10月中旬　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徐承中，对李调会调查其在瑞金“三查”中滥杀数百无辜事件中的责任不满，利用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已经七年，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最新指示，借口李调会人员“无理”强求其解决停发工资事，赖在李调会交际处北院办公区不走。据此，地委以李调会“绑架”地委领导为由密电中央。
    1974年10月22日 江西省委陈昌奉等在京常委终于通过对李九莲问题的“四点决议”：
    一、李九莲反革命案不能翻。
    二、调委会是非法的，要立即解散。
    三、阶级敌人正利用李九莲案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四、李九莲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一定有阶级敌人破坏。希望地委做好工作，发动群众，揭露和批判，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1974年10月23日 赣州地委提出取缔李调会的“八点意见”。
    1974年10月25日　为应对即将而来的大规模镇压，避免一网打尽，朱毅写《告全省人民书》，并将管佑龙、林锋、廖树才、卜谷、谢明、康宏垠等李调会骨干派往南昌。
    1974年10月28日 朱毅将《九吐心丝》底稿和《野草》等李调会文件交钟海源保存，以备不测。
    1974年10月29日
    上午，朱毅贴出的《仍然并非最后的话》，说：“我们和赣州人民及其思想的女儿共同创造和度过了一段这样难忘的岁月……既然需要经过牢狱的黑暗，才能到达真理的光明，人民会相信面对铁窗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坦然的……”。深夜，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主任朱毅被拘捕。一个小时之后，曾传华、孙成璋、李抹照、刘挺荣……纷纷被保卫干部和武装民兵从家押出。
    1974年10月30日凌晨　数百干警和五个武装民兵连查抄捣毁李调会广播站及有关场所。调委会负责人员和骨干被强制办班审查。
    1974年11月1日 赣州李调会的《告全省人民书》和为李九莲辩护的大字报在南昌八一大道旁贴了一里路长。赴昌人员在樟树被捕押回赣州。
    1974年11月 江西省委针对赣州李调会问题下发（74）四十六号文件。
    1974年11月
    李九莲在狱中遭遇审判高潮。面对越愈恐怖的高压，李九莲在狱中无数次的反复吟诵共产主义者臧克家的《弔屈原》宇宙这样宽大/却容不下一条身子/天地如此广阔/思想却无处安放/只好抱着贞节去追踪彭咸/D带一颗眷恋的心跳下了泪罗江/（生命就是这样/不能去碰死僵冷的社会/就只有碰死在它身上！――这三句显然是李九莲自己加上去的）泪罗江的水/为诗人流了二千多年的清泪/到如今/上官令尹/依然在人间充沛……（所有这一切都被视为李九莲的罪证列入起诉。）
    1974年11月29日
    李调会广播员钟海源、刘华英、肖国涵等四人在赣南采茶剧团撒发《强烈抗议》和《紧急告全市人民书》传单，传单如雪花从剧场空中飘落。因遭“线人”邹根保出卖，4人被当场拘捕。
    1974年12月3日
    赣州地委副书记吴清明在地市直属单位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处理李调会问题的报告》，称调委会“一赴兴国、两张小报、三请领导、四赴南昌、五次大会、六上北京”，“这些活动都是为李九莲翻案，都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妄图干扰和破坏大好形势。”
    1975年1月
    江西省委下发关于赣州李调会问题处理的（75）六号文件，以党的正式文件形式重申了在京学习班10月22日讨论通过的四项决议，在全省范围内宣布李九莲的反革命性质和李调会的非法性质，并且强调进一步坚决取缔李调会转入地下的活动。
    1975年5月 以华国锋为部长的公安部党组讨论批准了赣州地区公安局关于李九莲问题的报告。
    1975年5月22日 李九莲开始长达七十三天的绝食，靠强行鼻饲得以存活。
    1975年5月30日 兴国县人民法院对绝食中李九莲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75年5月30日　全南县公安局对朱毅正式逮捕。
    1975年7月3日， 仍在绝食中的李九莲被从赣州的江西二监狱押送到位于赣北鄱阳湖畔的珠湖劳改农场劳动改造。例行检查时发现李九莲写于绝食前的绝命书――《投降书》：“不知何人，劝我投降，似真似假，为此写出‘投降书’。是的，我有‘罪’。
    我的‘罪’就是为党出过力，效过劳，动过太多的脑筋。真理是个美丽的字眼，吸引了无数的年轻人，我为她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原则，我做到了不怕开除厂籍，不怕解除婚约，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凡真理，都有三种遭遇：用得着时，便奉为至宝；用不着时，便贬为粪土；非但用不着而且有。‘害’时，就象狗一样关进笼子里——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真理的遭遇。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装饰自己，谁就得同时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
    1975年9月27日，赣州地委决定对李调会人员第二次大抓捕，刘庭荣（后被判刑15年）、管佑龙（后被判刑15年）、钟海源、康为民（后被判刑7年）、林锋（后被判刑5年）、罗斌（后被判刑15年）、邱彩云（后被判刑10年）等16人被拘捕。
    1975年12月20日　朱毅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76年5月　钟海源坚持为李九莲鸣不平，被加刑五年至十二年，押往南昌新建服刑。其他被捕调委会人员，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中被判五至二十年不等。
    1976年12月28日
    在年终评审鉴定会上宣读“我的政治态度”一文，反对华叶等走资派发动反革命右派军事政变、逮捕江青，认为“华国锋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是“资产阶级野心家”，“寄希望于江青”……，同文中亦对铁杆走资派邓小平亦颇有不敬，由此触怒了军事政变集团，
    1977年初至1977年8月
    李调会被打成“帮派体系”，赣州地委在“揭批查”中对李调会人员进行第三次大拘捕，被拘捕李调会人员41人、同情支持者18人。行政处理600余人。
    1977年2月 曾昭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从重从快被判刑十五年。
    1977年12月8日　李九莲被从珠湖乘船押往赣州。
    1977年12月11日
    李九莲因反对华叶等发动右派军事政变逮捕四人帮、并为江青等鸣冤而被政变集团判处死刑。在赣县看守所，地区公安局向李九莲宣读死刑判决书。李九莲拒绝上诉。李九莲满腔悲愤地在手纸上写道：“我就是像一只杜鹃一样啼出血来，又有何用？我向冰冷的墙壁喊一声，还会得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1977年12月14日
    李九莲在赣州市老体育场万人大会公判后，被拉到西郊青光岭枪杀并暴尸荒野。当晚，李九莲尸体遭变态者的凌割。残害李九莲的变态者当即被捕，被判七年徒刑。
    陪同李九莲公判的有曾传华、宋德恒、马军、管佑龙、吴文甫、严金禄、朱江涛、刘西贞、徐亨其、方向佑、吴景伯、朱修仁、赵诗镜、龚伟农、郭宗琇等李调会人员二十四名。分别被判五至二十年不等。刑期相加达二百一十六年。曾传华、方道球、孙成章（在九江）皆被重判。
    1977年12月17日　处决李九莲的布告贴在朱港十大队一中队墙上。
    1978年1月1日　朱毅在狱中写了《卜算子――咏梅》，祭悼李九莲喋血双周。
    笑看三尺雪，矗立九寒中，百壑千山香一缕，醉了竹和松。
    玉殒魂何在，一梦人天同，应是春山丽日下，天地女儿红！
    1978年7月2日 舒北斗与二十名“帮派”一道，在赣州市老体育场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1978年4月30日，李调会广播员钟海源因坚持批评数度涉入李案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被认定重新犯有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宣判时钟海源慨然签上自己的名字。法官问她道：还有什么话要交待的吗？钟海源站立说：“跟你们讲话费劲，我们的信仰不同！”说罢，一甩头发，仰首大步流星走去。钟海源从容赴死之态令所有目击者震惊不已。当日，钟海源在新建县被枪杀。
    1979年4月10日 赣州地区中级法院拿出对李九莲案件的复查意见：该案事实清楚，量刑适当，被告死不认罪，凡（翻）案。
    1979年4月14日 赣州地委同意中级法院意见，“维持原判不变”。
    1980年5月8日 江西省高级法院认定李九莲确已构成反革命煽动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1980年9月17日 江西省委研究作出批复：“同意法院意见，属轻罪重判，错杀，撤消原判。李有罪，但不另行判刑”。
    1980年11月 全国人大法治委员会主任彭真肯定李九莲，指出李九莲问题是林彪四人帮在江西造成的最大冤狱。
    1980年11月，举世闻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原国家副主席宋庆龄收到寄来的申诉李九莲冤案的信件、材料、即刻转给新华通讯社。新华社和最高法院同时收到其它中央部门和领导转来的内容相同的信件、材料。
    1980年12月 新华社戴煌前往江西调查李九莲案件。
    1981年1月23日 赣州地委书记杜昭在赣州地委扩大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反革命李九莲和非法的李调会案是不能翻、也是翻不了的。”
    1981年1月 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坚持李九莲案不能翻。
    1981年1月25日 戴煌关于李九莲案文章在《国内动态清样》第214期上发表。
    1981年1月25日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读到戴煌文章，当即在文章旁给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法院院长、公安部部长作出如下批示：“彭冲、江华、（赵）苍壁：此事请予以妥善处理（包括对她的家庭亲人），但处理这类事情，应考虑不要声张，以免引起不良后果，而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
    1981年1月25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彭冲接到胡耀邦指示，当即给江西省委负责人作批示“（江）渭清、（白）栋材同志：耀邦同志的批示，请阅《清样》所反映的情况，请予查明，妥善处理。”
    1981年3月24日 赣州地委决定为李九莲平反，对因李案被冤狱株连者进行复查重处
    1981年3月26日 赣州行署专员、地委副书记刘玉瑞代表地委就李九莲案复查处理问题作报告
    1981年4月13日，赣州地区中级法院派员去李九莲家宣读对李九莲的复查改判书（并未作无罪宣判，留有严重政治错误尾巴），李九莲母亲向他们提出六项要求，他们回答：完全给她平反这个她达不到。
    1981年4月17日 江西纪检委根据省委的指示，就对李九莲案复查改正一事，向中纪委写报告并附省高院《复查报告》。《报告》反省错误，用词恳切。
    1981年5月9日 江西省高院审定作出对钟海源（81）刑二监字第13号刑事判决书。宣告被告人钟海源无罪。
    1981年7月　朱毅、方道球、曾传华、宋德恒、康为民等近六十人出狱，但无一被宣告无罪，均结论为犯有严重（帮派）政治错误，尚未构成现行反革命犯罪；刘挺荣、马军、罗斌竟被改判成刑事罪犯，（待）“刑满”释放。
    1981年8月8日 李九莲母亲卢菊英要求原调委会人员帮助他们向上面反映自己的愿望，为李九莲平反昭雪。
    1981年8月底　朱毅赴京上访李九莲案平反中的严重遗留问题，得到戴煌鼎力支持。
    1981年9月5日　中纪委办公厅三一四室正式受理朱毅上访，有关负责人朱立同志盛赞李九莲是“党的优秀女儿”，对钟海源被杀无比震惊。
    1981年9月11日下午两点，朱毅在北京中南海侧中纪委办公厅会议室向中纪委、中法委、人大法制委、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中宣部、全国妇联代表汇报李九莲冤案。
    1981年9月12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刘复之为彻底处理好就李九莲一案受牵连的众多人员的善后事宜，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室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这可以说是一个大冤案……骨子里并不同意中央和省委对李九莲本质的看法，仍然坚持认为李九莲是什么“现行”或“铁杆”的人；还有明知自己错了，但为了保持“永远正确”的面子，不得不强拉硬拽、胡拼乱凑一些理由，继续打肿脸充胖子以伺机报复的人，都还有一些。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1981年9月16日，胡耀邦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五次“两案”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谈李九莲案时一一点出了受株连者的数目：死两人、被判六十人、遭党政纪处分六百余人、株连逾千……强调说“出了这么大的事，现在还没有解决好，应该解决好”。
    1981年11月16日， 中央政法委员会给胡耀邦总书记并中央书记处呈送《关于江西李九莲案件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说：李九莲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有如此的认识和思想觉悟，是难能可贵的。主流、本质是好的，应进行再复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82年7月　鉴于李九莲案及受株连人员近一年来未得到中央有关方面庄重承诺“再复查”，朱毅再度赴京上访，仍无果。
    1983年8月17日下午　坚拒“再复查”的赣州地委书记杜昭，指使地委保密委员会借口朱毅涉入第五次“两案”工作座谈会中央下发的（调整和落实政策）文件起诉，以“泄密罪”逮捕朱毅。
    1983年8月18日　杜昭借口打击刑事犯罪，一举刑拘了李调会骨干和有牵连人员数十人。
    1983年9月2日， 为了为赣州“打击刑事犯罪”造势助威，为了羞辱坚持为李九莲鸣不平者，曾传华、宋德恒、梁义贵等原李调会骨干十余人被权势五花大绑，和真正的刑事犯一道徒步游行示众。
    1984年9月 李调会朱毅、曾传华、宋德恒等七人被“泄密罪”再次判刑。
    1986年春　《血色黄昏》的作者老鬼由于母亲杨沫曾收到朱毅狱中写的《还在流血的爱情》，以《中国法治报》记者身份前往江西赣州进一步采写李九莲案情，赣州公安拒绝了他查阅李九莲案卷的要求。寻找朱毅未果，由卜谷陪同数日后离开。
    1987年2月　国家级刊物《中国作家》发表资深右派胡平（现叛逃美国）、张胜友的《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联二十周年祭》，李九莲被化名“黎莲”，时间被推到1970年，并称“黎莲”被枪杀前被“活体取肾”（而中国第一例肾移植手术成功是在1973年）。
    1987年4月　由于杜昭退休，省委和高院干预，朱毅、曾传华、宋德恒等被宣告无罪出狱。
    1988年秋　唯明在《收获》1988年第4期上发表《寻觅回来的哀痛》，李九莲第一次以真名步入文坛。
    1989年6月20日，《当代》1989年第3期发表胡平根据采访朱毅而著的《中国的眸子》，并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书。文革中两位伟大女性李九莲和钟海源由此震惊海内外。（《中国的眸子》在赣州发行受到有关部门干涉。）
    1997年10月17日　老鬼报告李九莲、钟海源的文学作品《愿你的死能唤醒中华民族》整理成稿。
    1998年5月，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由新华出版社及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第二部分首篇（第八章）即《为“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李九莲）昭雪》。这是历史的推动者书写的李九莲血史，为还李九莲以本来面目起了巨大的作用。
    2002年5月30日 李九莲母亲卢菊英逝世。
    2003年中　曾昭银死。
    2003年，赣州官方编撰《赣州地区大事记》中记“1974年4月26日，一些人乘‘批林批孔’运动之机在赣州市组织‘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揪斗、批判、拉山头、打派仗等活动，历时数月被解散（李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错误处理，文化大革命后遭错杀，1981年平反）”。
    2005年5月　叛逃美国的民运分子胡平的《中国的眸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2006年1月 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由工人出版社再版。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   作者：戴煌
    第二部分首篇（第八章）即《为“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李九莲）昭雪》。
    
    从监狱悄悄传出的挂号信
    1980年秋天，拨乱反正的急鼓仍在冬冬响，江西鄱阳湖畔的监狱中有人托可靠人士，向新华社邮来一封挂号信。信中透露：1977年12月14日，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又两个月零八天，江西的一位反林彪、同情刘少奇的青年女工李九莲的下颚和舌头，被尖锐的竹签穿连在一起，被拉到赣州西郊枪杀，抛尸荒野，并被歹毒之徒奸尸、刈去双乳。十二名曾为李九莲辩护过的干部群众，同时被判以重刑……
    看到了这封信，不禁令人愕然。如果所言属实，这是又一桩张志新式的骇人听闻的大冤案!1980年11月下旬，在飞往南昌的途中，我仍在自我发问：这可能吗?张志新死于粉碎“四人帮”前一年，长春的青年工人史云峰死于粉碎“四人帮”之后两个月，又一位英雄王酉申死于粉碎“四人帮”半年后，而李九莲不但死于粉碎“四人帮”的一年又两个多月之后，而且还在党的新时期召开了“十一大”的五个月之后，中国还会有如此草菅人命的狂徒吗?
    到达南昌后，得知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上海休养治病，主持省委日常事务的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泽民对我说，这不仅是千真万确的事，而且当时在讨论是否批准判处李九莲死刑的省委常委会上，他本人就是坚决反对处死这位女青年的常委之一。但他和持同样观点的常委是少数，未能力挽狂澜。为此他一直心存憾痛。他全力支持我详细查访以期纠正这个大冤案。
    查访开始，先去江西省高级法院，翻阅李九莲案卷。这案卷足有几大包一尺多厚。每天上班时间去，下班回新华社江西分社，夜晚就空过了，实在可惜。我向法院办公室主任邹济生和副主任老崔建议，是否可以让我把这些案卷借到分社去，这样可以加快速度。他们倒也爽快，而且都是同情这起冤案受害者的好心人，说了声“绝对信任”，让我打了张借条，就如愿以偿。这样早早晚晚地只花了半个月，就看完了大约二百多万字的案卷，摘抄了十余万字。然后王泽民派出省委汽车队最得力的司机黄荣水，开辆最新的北京吉普，由省高院郑科长陪同，去了赣南又转到赣北，察看了李九莲求学、工作、拘禁、劳改以及被处死的场所，访问了有关人士，历时共一个多月。所获材料证明，那封狱中来信，所言基本属实。
    勤于独立思考的女青年
    这位被“冤杀”的女青年，1946年出生于赣州一工人家庭。其父是位老共产党员，其母为家庭妇女，哥哥姐姐都是大学毕业的国家科技人员，两个妹妹是中等文化程度的一般工作人员或工人。加上她自己，兄妹五人都是共青团员。
    解放前，由于全家生活难以维持，三岁的李九莲就被送人做童养媳。解放后，其父又把她背了回来。读书时，她十分刻苦，先后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在赣州市第三中学，被选为校团委宣传部长和学生会学习部长。由于善于钻研问题和独立思考，生活也十分简朴，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
    1966年，出于无限信任和崇拜毛泽东，她满腔激情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是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团的惟一女生副团长。她参加过武斗、绝食和静坐示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先后被选为赣州市、赣州地区、江西省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一度对“批判刘少奇”和“打倒走资派”，达到十分狂热的地步。
    1968年，她与同时高中毕业的少数出身较好的同学，被分进赣州市当地的一些工厂当徒工。真正地接触到社会实际，她很快就发现有很多问题和现象，与自己“造反”时想像的不一样。生产衰退，人民困苦，文化艺术凋零，青年一代的痛苦彷徨与颓废等等事例，像潮水般向她涌来，正是在这个时候，林彪在江西的死党程世清，又刮起了一场“三查”风。
    这场“三查”风，就是所谓的“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在“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的口号下，捉拿“叛徒、特务、反革命”的战斗队来去匆匆，私设的公堂和牢门比比皆是。刑讯逼供成了“最最革命”的主要手段。全省各地成千累万的干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一夜之间就被铸成了“反革命”。多少人被打成残废，多少人惨然死去，又多少人妻离子散。这一切，更啮痛着李九莲的心，从而使她与当年举国上下许多关切党和国家命运的人们一样，不时扪心自问：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1969年春天，她为此写了独自珍藏的七千多字的三十篇日记，在这些日记中，她对有着重重困难的青年、干部和家庭的被迫上山下乡，深表同情。对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受害的老帅老将们，深表不平，说这是“宫廷里指鹿为马”，“中央不是按历史来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毛林的态度而定的”。对“红海洋”和“三忠于”的愚昧活动，她也极为反感。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她认为“不见得”。她觉得林彪“越来越像个奸臣”，隐喻毛泽东成了“残冬的太阳”，“余晖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持久的；只有那些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敢大胆地说：‘他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得发抖呢?’”
    她时而悲愤厌世，时而又亢奋探索，“绝不在革命的路上倒下去”。
    1969年2月28日，她给高中同学时的恋爱对象曾昭银写了一封信。其时曾昭银已在福州部队当兵。李九莲在这封信中说：“经过多年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时时好想(像)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
    接着，李九莲还写了这样一些话：“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
    　　在谈到自己的“人生态度”时，李九莲向其恋人写道：“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幸福和完善的理想。’我决心接受马克思所说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
    最后她告诫对方：“此信万勿给予他人”；下款“你明白的人”。
    然而这个应该“明白”的人却装着“不明白”。他陡生“主动”之念，让飞黄腾达的私欲把爱情压得粉碎。他说此信“很反动”，“把矛头直指林副主席”。他立即把这封信交给了上级。这“上级”当然更是如获至宝。经过将近两个月的紧急调查，在1969年4月30日深夜，将李九莲抓进了赣州市公安局。
    林彪叛逃了，反林彪的人仍然有罪
    李九莲无所畏惧。在为她举办的“单人学习班”上，她坦然地复述了自己的许多“活思想”，并交出了信件底稿和日记，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支左”部队的赵副师长(笔者去赣州查访时，这位副师长已调任福建三明军分区副司令员)认定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其矛头是“直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是直指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在刘少奇的罪状公布以后为刘少奇进行辩护的……按毛主席的《公安六条》，她全都够格了”!于是，李九莲被捉进了插翅难飞的监狱。
    1971年9月13日，“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出逃并摔死于温都尔罕了。按说，这不但应该立即开释李九莲，而且应该大大地赞扬李九莲，赞扬她目光深远、高瞻远瞩；当人们扯高嗓门狂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之后，也同样狂呼“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时候，她就看出这个叛逃者不是什么“永远健康”的“亲密战友”和“副统帅”，而是一个十足的奸臣。就凭这，也应该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地把她送出监狱，并向她正式赔礼道歉才是。
    但是，历来干了错事坏事从不认错的当权者们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一旦这样做，他们就觉得这会丢了他们的面子，降低了他们的威信，有失“为人民当家作主”者的身份；而失去了这种身份，就不利于作威作福、发号施令。他们向李九莲严密封锁林彪出逃的消息，继续把她关押了将近一年，直到1972年7月，才把她开释出狱。中共赣州地委给她做的结论是：“性质是构成了现行反革命犯罪，但交待态度好，出身好，年轻……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调外县安排工作，拘留期间不补发工资。”他们并派人告知李九莲：“这样处理，你还是人民队伍中的一员，还可以革命。”
    瘦小孱弱的李九莲信以为真，欣然走出了牢门。然后回家辞别了父母；离开了赣州；到了毛泽东当年搞过农村调查的兴国县，又到了这个县的崇山峻岭中的画眉坳钨矿，山上山下地挑矿砂，每月“工资”十六元。
    很快，严酷的现实又一次使她大失所望：敌伪时代的矿警等人可以参加工会，她这个“年轻、出身好”的却没有资格；三年零八个月的拘禁、拷打、虐待，摧残了她的健康，使她有心而无力从事那种繁重的体力劳动，而附近一所中学因为没有英语教员，孩子们都上不了英语课，她要求去补这个缺，可有关人员回答说：宁可荒废孩子们的外文课，也不能答应她的请求；后经别人介绍，她同意嫁给一个因出身于地主家庭而三十五六还没找到对象的光棍汉，这个光棍汉却在众人之前嘲笑她：宁可讨一个“破鞋”，也不要她这个“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的黄花女……
    诸如此类的刺激与屈辱，使这位姑娘痛感赣州地委和公检法部门欺骗了她、损害了她。她接连向赣州地区、江西省、中央有关部门申诉，并到北京上访，要求改变这个“是非颠倒”的结论。
    1973年11月，公安部和江西省公安厅，把李九莲的申诉状转到了赣州地区公安局，要求对她的问题必须进行复查。地区公安局拖延了三个多月，它的一位负责人对这份申诉状和上级领导机关的批示看也不看，就在上面批了四个字：“此信暂存”，然后束之高阁。
    1974年春天，“批林批孔”。多次通过正当途径申诉均如雪落沧海的李九莲，不得不请一些较好的同学，帮她写出一张《反林彪无罪》的大字报，张贴在赣州公园的围墙外，要求赣州地委和公检法机关为其修改“现行反革命”、“敌对矛盾”的结论，为她的三年冤狱彻底平反。
    这一举动，立即涌起广泛的同情与声援的热浪。赣州市和赣州地区数以万计的工人、干部、学生、市民、知识分子，纷纷集会和张贴大字报支持李九莲。他们还自发组织了“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下或称“李调会”)，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并在群众集会上，与地委书记杜昭等人进行了激烈的唇枪舌战。地委不但断然拒绝了这一情理齐备的要求，反而以“反革命翻案”、“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等新加的罪名，于1974年4月，再次拘捕了李九莲，将其押往兴国县。原由是她既在兴国县画眉坳钨矿劳动，应由兴国县县委及县法院审理处置。
    兴国县，明代“海青天”海瑞在这儿当过知县。四百多年来，海瑞为官清廉、办事公正、屡屡平断冤狱的故事，一直在这一带广泛传颂着。因而这里很多人都明白：李九莲是个大冤案。兴国县委领导拒绝受理。他们推辞说，李九莲在赣州市张贴大字报，她的家又在赣州市，这件事理该由赣州市研究处理。两地互相推诿，“李调会”的众多群众又涌向拘禁李九莲的所在，强烈呼吁释放李九莲。程世清随着林彪倒台之后，有人又一次打电话，请示在江西临时掌权的省军区负责人陈昌奉。毛泽东的这位老资格警卫员再次以省委名义下令：不准释放李九莲!
    有了陈昌奉的坚决撑腰，赣州地委的腰板更加强硬了起来。他们指责兴国县委没有党性，犯了原则性错误，随之派人去兴国县，把李九莲押回赣州。但在1975年5月，赣州地区“公检法”仍以兴国县法院名义，判处李九莲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矛盾进一步激化，她成了“恶攻”分子
    李九莲与赣州地委及地区“公检法”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她认为他们已不是共产党，而成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法西斯专政，因为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绝不迫害自己人。她拒绝在所谓的《判决书》上签字，也不上诉，并立即绝食以求一死。从赣州市的第二监狱，到江西北部鄱阳湖畔的珠湖劳改农场，她断断续续地绝食七十三天。
    1977年1月底，劳改农场的犯人们按照一年一度的惯例，进行对上一年度的“年终评审鉴定”。在开评审小组会时，李九莲鉴定中的第一项“我的政治态度”尚未写完，到会“监督指导”的管教人员却对她说：“没有完全写好也不要紧，可以先说说已经写了的。”李九莲拗不过，只好照本宣科。她首先对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在一年中相继辞世表示悲痛，继而对“现在的当政者华国锋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毛主席的一些教导和政策”进行了批评，接着说“在毛主席逝世时我就说过，‘寄希望于江青’……”在场“监督指导”的管教女干部即刻厉声喝道，“不许放毒”，一把夺走了李九莲手中的鉴定草稿。
    　　这位管教女干部和女犯小组中的积极分子，都指责李九莲在进行“反革命煽动”。而李九莲却泰然自若，早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她的未及读完的鉴定草稿上这样写道：
    　　“毛主席历来提倡党的集体领导……华国锋却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华国锋借口反对‘四人帮’，取缔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暴露了他自己就是资产阶级野心家。
    　　“华国锋在毛主席逝世后，身为党中央主席，没有召开过一次党的会议……无视党的领导作用，妄图用暴力和血腥政策来强迫党员和人民的意义，借口批判‘四人帮’把党搞乱了，把军队搞乱了……
    　　“……如华国锋按自己的政策路线走下去，能把党事、国事办好，我是拥护的……”
    　　很显然，李九莲的这份尚未写完的鉴定草稿中所持的观点，与她第一次被捕前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与否定的清醒认识是截然对立的。她为什么会这样，本是不难明辨的。
    　　1977年2月22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7］六号”文件的形式，转发了铁道部于当月中旬下达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纪要》主张：“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
    对这样的“会议纪要”，当时就有人在私下悄悄议论说，这是“非君者诛”、“因言废人”的继续，并是老的个人迷信的继续和树立新的个人迷信。这只能给那些不明真理而只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的人，继续滥杀无辜以根据；同时也给那些乐于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的人增添了廉价阶梯。但是，当时的党中央立即转发，要全党全国遵照贯彻执行，无异于给“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公安六条》又添了一条。
    1977年4月，李九莲被劳改的珠湖农场党委，就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给上级领导单位写了一份《报告》。《报告》历数了李九莲的一切“罪行”，特别强调了李九莲“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攻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誓死保卫华主席，保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捍卫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那些攻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的精神，我们认为劳改犯李九莲已构成犯罪，其罪恶达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要求对李九莲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份报告，依次得到了鄱阳县法院和鄱阳县委、上饶地区中级法院和上饶地委、江西省高级法院和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的认可。在这各级领导机关的讨论和决定或批示中，也都一律强调李九莲犯有“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一罪，一律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立即执行。
    省委常委中的明智之士奋起抗争，但他们屈居少数，未能挽回狂澜
    要求立即判处死刑的报告，被送到了江西省委。省委常委会讨论是否作同样批复时，发生了一场争论。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泽民、省军区政委张力雄等同志认为，对李九莲的本质及其思想言论，应作唯物主义的分析。应该说，这位女青年的本质是很好的，是忧国忧民、勤于思考、要求上进的。这样的青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当然，她很不成熟，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难免有失偏颇，或对同一事物的认识有所反复。这是很自然的，应该予以谅解宽容。我们这些革命几十年的人，在这方面还有过摇摇摆摆，何况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在思想认识上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误，怎能过于苛求呢!再说，1969年她给恋爱对象写的那封信，以及她写的那些日记，根本不算犯罪，可是她受到了拘禁，定性又错了。人家事后要求平反，本不为过，又把人家抓了起来判以重刑，谁能咽下这口气?因此可以说，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是个错案。既然在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之后，“四个指向”的定罪法已不存在了，又是在“年终评审鉴定”小组会上念了尚未写完的材料，怎能叫做“反革命煽动”?至于她对江青和整个“四人帮”的错误认识，只能归罪于我们民主生活中的弊端。如果过去没有人把他们捧得那么高，把江青树为“战友”与“旗手”，把他们的劣迹和野心包得紧紧的不让世人共知，李九莲和类似的年轻人就不会对他们产生那种错误认识和幻想。再进一步说，如果李九莲没有被一捕再捕，长期与世隔绝，促其产生严重自暴自弃的对立情绪，而让她一直生活在人民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吸取新的空气，她必会像迅速识破林彪真面目那样认清“四人帮”本质的，同样也会正确理解邓小平代替周总理主持工作时“九大整顿”内涵的。
    因此，王泽民、张力雄等同志不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
    但是，讨论到最后，到会的常委中的多数人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报告，王泽民、张力雄们只有三票，无力挽狂澜之既倒。
    消息传出，赣州地委为彻底肃清李九莲在赣州地区的影响，并进一步打击“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要求省委将李九莲的死刑改到赣州执行。省委立即批复同意。
    李九莲被押解到赣州得到如此判决，却漠然待之。她既不上诉，也拒不签字。和几度绝食求死时一样，她认为在这个天地里，很难做一个清白正直的人，“活不如死”。她只在一小片粗劣的灰黄色手纸上，草草留下了一首题为“真理的花环”的小诗：“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武装自己，同时也是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她又在另一小片同样的手纸上写道：“我只是像一只杜鹃似地啼出血来，又有何用?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还能得到一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1977年12月14日，浮云蔽日。上午九时，赣州市宽大的体育场举行三万余人的公审宣判大会。主席台下先站了一排都被戴着手铐的“李调会”主要成员。他们此来是“陪绑”，最后押进会场的，是五花大绑的死囚犯李九莲。为避免她在广众之前进行分辩或呼喊口号，她的下颚和舌头早被一根尖锐的竹签刺穿成一体，与沈阳张志新之被割破喉管和长春史云峰之被缝起嘴唇两角，“异曲”同工。对她的“判决书”一念完，就在她的胸前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的大牌子，背后插上打着红××的亡命牌，咽喉紧勒，口塞毛巾，架上死囚车游街示众，使她完全彻底地失去了任何呼喊的能力，游街一周后，她被枪杀于赣州市西郊土红色丘陵地带的一座小松林中。她的亲属不敢前往收尸。
    一个月后，即1978年1月，曾是“李调会”的广播车广播员，已有三岁女孩的年轻女教师钟海源，在南昌郊区被处以极刑。
    1978年6月及10月，又有一批“李调会”人员被当做揭批查“四人帮”余党的重点人物，而先后被抓进牢房。据不完全统计，连同宣判李九莲死罪的公审大会上陪绑的十余人在内，前后被扣以“现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入狱的“李调会”成员达百人左右，其中被判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达六十人。
    在监狱之外，许多机关、学校、厂矿、科研部门声援过李九莲的干部群众，包括原地委常委赣州市市长、原《赣南日报》总编辑、地区或赣州市的一些局长、赣州四周的一些县委负责干部多人在内，被开除党籍或团籍、开除公职或留用察看、党内警告或行政记过、降职降薪或免职停职靠边站的，多达六百多人；挨批挨斗、写检讨、坐“学习班”的，以及受到株连的同学、亲友、熟人等等，则数以千计，其中有的人被迫自杀，终于形成了一个殃及广众的大冤案。
    拨乱反正的鼓声，很难影响到这个角落
    1978年12月23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结束。全会决定全面复查和平反一切冤假错案。12月29日，党中央就以中央文件形式，全文批复了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中央在这份发至县团级、要求传达到全国基层法院干部的文件中说：在复查工作中，对原被认定的反革命案件，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完全合乎规格，货真价实，才是真反革命，不要冤枉好人。”真正做到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要严格法纪，有错必纠。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这份“请示报告”说，粉碎“四人帮”后，陆续复查纠正了一批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副主席遭诬陷鸣不平而被判刑的案件；也复查纠正了一批因受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其他冤假错案件。但是工作进展不平衡。较好或基本完成的法院是少数；多数虽已复查纠正了一些，但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还没有复查纠正，少数法院还没有动。
    据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估计，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一年间，全国各级法院(包括军管期)判处的反革命案犯，约占全部被判处案犯的百分之二十八，其中百分之四十需要改判纠正。在这些需要改判纠正的案犯中，有因为反对林彪、“四人帮”或为邓小平鸣不平而被判的；有因为不了解党内斗争情况，在议论林彪、“四人帮”时，发过某种怨言，说过某些错话而被判为“恶毒攻击”判刑的。据1978年10月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统计，全国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已查出这类案件有一万一千九百多件，已复查平反改判的仅二千二百二十五件。另外，把群众对某些干部不满、对党的某项政策不理解，或由于个人利益未得到满足，向上级写信，或在自己书写的日记、文章、诗词中，写了一些对党、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甚至谩骂言辞的，当做反革命“恶攻”而被判刑的。……还有，由于逼供信，不调查，又不听申辩就草率定案，完全搞错或基本搞错的，也有相当数量。
    《请示报告》认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的法院对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识不足，心有余悸、顾虑重重，怕被戴上“思想右倾”、“包庇坏人”、“否定军管”、“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帽子，怕七八年再来一次运动挨整。因而措施不力，行动迟缓。有的办错或批错了案件，怕承担责任而不予纠正，甚至从中阻挠，妨碍落实党的政策……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认为：对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小平鸣不平而被判刑的，要坚决彻底平反。对那些既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小平鸣不平，同时也说了一些错话，甚至说了些带有谩骂的话，都要历史地全面地进行具体分析，要看主流，看本质，不要揪住说了或写了几句错误言词不放，借口“非纯属”就不予平反纠正。如果这样做，就是不对的。应该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要注意把某些群众由于思想落后或因一时一事不满，而说了或写了一些对党、对领袖和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甚至谩骂的言辞，与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宣传、煽动、破坏加以区别，不要轻易给人戴上“恶毒攻击”帽子。至于那些喊错口号、乱写乱画、无意损坏领袖像、精神病患者的胡言乱语，更不应定为反革命。要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无限上纲而定为“恶毒攻击”、“反革命宣传”、“反革命煽动”、“反革命破坏”的案件，着重进行复查，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纠正。
    中央批转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这份《请示报告》，与李九莲的冤案完全对得上号。可是这份报告提到了复查纠正“反革命”冤错案已取得成绩的许多省市自治区中，没有“江西”二字；然而从《请示报告》列举的阻挠和妨碍落实党的政策的种种表现中，却可以看到“江西”的影子。
    1979年4月，面对这份已经传达到基层法院的中央文件和江西省高级法院的一再催促，赣州中级法院才不得不复查了一下李九莲大案。案件复查人王光法，就是当年判处李九莲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九人审判委员会”成员之一。他在1979年4月10日写下的复查意见是：“该案事实清楚，量刑适当，被告死不认罪，凡(翻)案。”4月16日，地区中级法院检查组的意见是“维持原判”。
    1980年1月29日，在与李九莲案有关而被判处有期徒刑者的不断申诉下，江西省高级法院再次指示赣州地区中级法院进行复查。法院于当年3月15日，写出了《关于李九莲现行反革命一案的复查报告》，坚持认为李九莲犯有一系列反革命罪行，不论是1969年的拘禁、1974年的逮捕和1975年判刑，以及1977年的枪杀，都“符合当时的政策”，“应予维持原判”。隔了一个月，即4月14日，赣州地委常委会“讨论”了地区法院的这个《复查报告》并作了决定：“同意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意见，维持原判不变。”
    这一系列动作说明，1978年年底中央批转的全国最高法院党组的那份《请示报告》和中央的那几句关于如何判断“反革命”案的指示，1979年7月最高法院下达通知说，“文革”十年被判为“反革命”的案件已复查了百分之八十三，已平反的冤假错案已达十三万一千三百余件，还有广东省委、山西省委、承德市委分别在1979年2月和9月在平反“反革命”冤假错案群众大会上公开进行检讨的报道，对赣州地委及地区法院的主要负责人都毫无推动的作用。
    面对赣州方面的这种态度，江西省高级法院调去李九莲案的全部案卷，从1980年5月8日开始直接进行全面复查，于当年9月作出了复查结论，并上报省委和最高人民法院。这个复查结论认为，1969年和1974年、1975年对李九莲的处理是错拘、错捕、错判，1977年的处死是“轻罪重判，错杀，但李确已构成反革命煽动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9月17日，江西省委研究决定：“同意法院意见，属轻罪重判，错杀，撤销原判。李有罪，但不另行判刑。”
    就在江西省高级法院将这个复查报告送最高法院的时候，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在全国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说，“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判处的人中，“有十八万四千人遭到错误判决”。
    然而，这对赣州的某些人来说，仍如耳边风。
    地委书记杜昭说：“记者的屁股坐在什么地方?”
    鉴于这种现实，当我即将离南昌去赣州的时候，在1977年的省委常委会上反对判处李九莲死刑的江西省军区政委张力雄——解放战争中期，我任新华社江淮前线记者时，他是江淮军区政治部主任，是我的老领导——为顾及我的采访顺利和人身安全，叮嘱我一定要住在赣州军分区招待所，并给军分区政委——也是当年江淮新四军的一位老同志打了电话。到了赣州，我才切实地体验到，我的老领导的叮嘱并不是过分的。
    在赣州，李九莲当年学习过的学校、当学徒工和第一次出狱后劳动过的厂矿，以及她被关押过的看守所、监狱的人员，都积极协助我参观并提供我所需要的材料。他们对李九莲不幸均表同情；他们对李九莲问题的分析，与王泽民、张力雄等同志在省委常委会上的阐述几乎完全一致。惟独赣州地委和赣州法院的有关同志，对我的查访采取了抵制或不合作的态度。
    11月21日晚饭后，赣州地委书记杜昭、副书记李侦续等人，驱车来到赣州军分区招待所与我谈话。虽然有时他们谈得也相当委婉，但都坚持认为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即使不是反革命，也是硬骨头造反派”，因为“谁当领导她就反对谁”。对于李九莲在“批林批孔”高潮中，张贴《反林彪无罪》大字报的要求平反活动，以及由此引发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给地委造成的种种不快，他们仍然耿耿于怀。他们甚至说，“如果她想一死了之，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骂毛主席呢?”
    我在采访提纲中，列出了李九莲案卷中出现的几个实情不明的人名，其中有的也死于狱中，我想弄明白这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杜昭和李侦续认为这些人都很坏。由此，转达地区法院对来访提纲有意见的口气说，“法院同志认为记者屁股坐在什么地方，是来干什么的?”
    最后，他们的结语是，李九莲是反革命，只是不该杀而已。说得很轻巧，绝无杀错了人的那种负疚愧痛之情。
    我说我的屁股坐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凳子上，是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而来的。我说在赣州，在江西，很多人都认为李九莲第一次被拘捕时，她自身并没有错。她那时才二十三岁，就能够猛然觉悟到“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谬误，《语录》不离手的林彪是奸臣；而我们一些革命了几十年，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她父辈的人却还执迷不悟，把她当做“反革命”，往死里整，最后终于酿成了她身首异处的悲剧，至今仍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失误辩解，这不论是对党、对人民，还是对自己的良知，都是说不过去的。
    这次谈话，延续了数小时。夜间十一点，我下楼送他们登车而返时，同志式地拍拍杜昭的肩，请他们第二天晚上继续交换意见。杜昭也满口应允，结果第二天让我白候了一个夜晚，后来我要求地委派人带我去走访李九莲的家庭和有关场所，也遭到不明不白的拒绝。
    看来，这个大冤案的彻底平复，非尚方宝剑不行。
    胡耀邦的批示，才掀开了这里的大铁盖儿
    1980年除夕夜晚，我飞返北京。对所得素材经数日整理，写出一篇《内参》，题目是：《在“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主要罪名下，女青年李九莲三年前被枪杀至今未昭雪》。当时，华国锋仍是党中央主席。这样的《内参》能否发得出，也还是个大问题。但是经当时的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新华社党组成员杜导正拍板，被送往印厂发排。
    正在这个关口上，1981年1月23日，杜昭在赣州的一个会议上照旧强调，“李九莲反革命案是翻不了的，反革命的‘李调会’案是翻不了的”。他的这个讲话，立即刊登在《赣南通讯》，向赣州地区各县、各单位迅速而广泛地传达。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也作了基本相似的表态。
    1月25日，那篇《内参》稿一送到党中央，立刻受到了胡耀邦的重视，他当即给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法院院长、公安部部长做了这样的批示：
    彭冲、江华、(赵)苍壁同志：此事请予以妥善处理(包括对她的家庭亲人)，但处理这类事情，应考虑不要声张，以免引起不良后果，而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
    彭冲当天就给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写了两行字：“(江)渭清、(白)栋材同志：耀邦同志的批示，请阅《清样》所反映的情况，请予查明，妥善处理。”
    沉重的铁盖终于被掀开了。
    2月17日开始，江西省法院按照省委的指示，并请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和赣州地区公检法机关派人参加，彻底复查李九莲案，3月9日就做出了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
    3月18日，省委常委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作出了对李九莲案进行平反纠正的决定。
    3月26日，赣州地委召开了所属各县市和地区直属机关、厂矿企业与学校的党委负责人会议。此时地委书记杜昭已去中央党校学习，所以会议比较顺利地作出了贯彻耀邦批示和省委决定的决定。
    接着，由省法院、地区法院和有关单位出面，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正决定。
    4月17日，江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省委的指示，就李九莲的复查改正事，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报告，并附上江西省高级法院《关于李九莲案件的复查报告》等材料。省高级法院的《复查报告》态度相当诚恳，用词也很恳切。它在历数了多年中接受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流毒所造成的危害之后，用检讨的口吻说：“在处理李九莲案件时，不能分清违法与犯罪的界限，甚至模糊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对李九莲给她恋爱对象曾昭银的那封没有署名的信，当时虽然看出她怀疑林彪是对的，但她对文化大革命提出非议，为刘少奇同志鸣不平，我们(就)没有看出她这一言行是正确的。对她1974年的申诉，也没有看出是合理的，相反仍认为她这些言行是犯罪行为。”
    在谈到复核李九莲死刑案件时，省法院检查说，他们没有分析此前兴国县法院对李九莲的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以及赣州地区保卫部认定李九莲有反革命罪等等是否正确，只是孤立地研究了李九莲在劳改期间的表现，和她在《我的政治态度》中一些攻击粉碎“四人帮”、攻击领袖、吹捧江青的言论，“没有对李九莲这个具体人进行认真地具体地分析研究”，片面地认为她犯有“‘反革命’罪”，“判处了她死刑”。
    在检查没能及时纠正这一错误的危害时，省法院的《复查报告》继续写道：“从1979年开始(就)有人为李九莲申诉，中央有关部门也陆续转来为李九莲申诉的信件，省法院和地区中级法院……(也)进行过复查。但由于在我们头脑里‘左’的影响没有肃清，思想不够解放，认为她没有了这条罪还有那条罪，总想抓她一点尾巴；案内没有证明(她)犯罪的材料，还想再调查找些材料来定点罪。在定性上，认为她构不上反革命罪，还想定她诽谤罪，以致使这个案件不能尽快地、实事求是地、正确地得到纠正。”
    这时令人高兴地看到，江西省法院的这份《复查报告》在分析李九莲问题时所运用的逻辑，与中央有关领导部门的观点是这样的和谐一致，真正按照耀邦的批示，着重总结了经验教训。
    然而人们：还得警惕啊
    1981年初夏，在江西省和赣州地区为这偌大的冤案平反昭雪处理善后的时候，笔者与中纪委的一位老同志朱立，驱车到中央党校，见到了正在那里学习马列的杜昭，我们向他说了耀邦的批示，说了南昌和赣州正为这起冤案落实政策的动态，希望他能够扭转原来的态度促进这项政策的圆满落实。他涨红着脸，说他现在只能集中精力完成党所交给的学习任务；关于这件事，在家的同志会按照耀邦同志的批示办的。但我们从他的神态上看，他似乎仍有点悻悻然。
    1981年秋天，为彻底处理好李九莲一案受牵连的众多人员的善后事宜，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刘复之，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室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上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大冤案。李九莲在那样早的时候就开始反对林彪，不简单!后来她批评华国锋，是因为绝对相信毛主席的缘故。她身陷囹圄多年，不了解外面的实际情况。这当中有些错误，完全应该谅解她，……她对小平同志的认识有错误，说了一句不恭的话，这也不算犯法。这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反动思想。她长期接受的是“左”倾思想的熏陶，后来又长期被管制关押，这种思想没有来得及改变，是可以理解的。她没罪。
    刘复之接着说：这个案子大，株连多，牵涉面广，拖得又太久，影响之深广是必然的。当年受到“李调会”人员冲击的一些领导干部仍在台上。这样，同情李九莲等人的人很多，反对他们的人也不少。所以处理善后必须稳妥：既要坚决不留尾巴，又要安定团结。对当年在这个案件的处理中犯了错误而今天仍在台上的人，要多做工作，促使他们自己去彻底改正。对受害的同志，也要多做工作。另外，骨子里并不同意中央和省委对李九莲本质的看法，仍然坚持认为李九莲是什么“现行”或“铁杆”的人；还有明知自己错了，但为了保持“永远正确”的面子，不得不强拉硬拽、胡拼乱凑一些理由，继续打肿脸充胖子以伺机报复的人，都还有一些。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笔者也参加了这个小型座谈会。我认为刘复之的这种分析是相当正确的。要私心重、缺乏正义感的人，能够真诚爽快地承认和纠正错误，是很难很难的。1983年，在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在早结束中央党校的学业、回到了赣州的杜昭的领导下，赣州地区果然把已经恢复工作的原“李调会”的一些成员重新抓了起来，与那些真正的刑事犯混杂在一起，五花大绑地游街示众。这些人被新加的罪名是：不服从妥善处理，上访闹事，谩骂领导，传阅有关“李案”处理和调整工资的“机密”文件，等等。这就像历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古今中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复辟与反复辟、前进与倒退的风风雨雨，总会层出不穷、花样繁多的。一些新旧时代都能左右逢源、很吃得开的人，往往都很擅长于执新鼓槌，敲打他们烂熟的旧鼓点。而我们有许多人，在胜利的欣喜中却往往掉以轻心，麻木不仁。
    不过不管怎么样，最后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李九莲、钟海源的冤魂均得以告慰，“李调会”的案子被翻了过来，受牵连的千百人也总算喘了一大口气。同时据说，全国因“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而被处死的五十多人的冤案，也由此一一得到了平反纠正。
    
    一封江西造反派的求助信
    作者:suozhan99  2008-3-11
    这是一封江西造反派求助信，看了让人心酸流泪。信中原本都是真名实姓，为了不因敏感字而删除，真名实姓都打了‘＊’号．他们的信多次寄出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
    据说他们的信根本就到不了书记的手中,都让‘信访办’给截了，当投诉者追问信访办时,他们答复说‘没有上传的责任’。
    今年的两会特别关注依法治国、民主、民生等问题。听说现在总书记和总理及地方首长都经常上网,听基层民众的呼声,我将这封信贴到网上,有望能通达天庭，也许能被我们的首长看到,并引起重视,从而能使问题得以解决.（江西像＊＊＊这样的情况少说也得有数百人。）
    造反派，不管他们有多大的罪孽，再大也大不过溥义和沈醉。而溥义和沈醉在建国十周年时就特赦了，那些下层的地、富、反、坏份子也于80年代前相续赦免、摘帽，即使还‘代帽’的也是给生活出路的。而文革已过去32年了，而这些文革中造反派至今还背着那个沉重政治包袱,特别是江西坐过牢判了刑的造反派至今连个生活出路都不给,这在全国也少有。
    党中央82年就为解决他们的问题下达过九号文件，同年江西也下达了十号文件,可是有关部门就是给顶着不办.最近终于有所松动,原省革委付主任和常委都领到了生活费,可是有关部门说‘这是特例,不具普遍性.’。这就是说其它人要想解决问题还得‘拉关系走门路’，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还要按文革中的职务‘论资排辈’。这一切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现在官场的腐败和当权者的冷漠无情，也说明有关部门执法和执行政策的随意性，将民生和法制当儿戏。
    这些人员都到了耄耋之年，人也即将就木，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诉求应该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我以为这也是一项依法治国关注民生的重要内容。是否有必要在两会上议一议，能不能在新一届国家主席上任之际发布一个大赦令，将他们的头上的反革命帽子给摘了,并给予生活出路.这对促进社会和谐，对促进人民安定团结，对重树党和政府的形象都是件大好事！
    附：给**书记的一封信
    ＊＊书记:
        我叫＊＊＊。原系南昌＊＊＊＊职工。因参与‘文革’，被南昌中院以‘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12年，附加三年剥夺公民权。于90年刑满释放。原公职、工龄等一撸到底。现年70岁整，已年过古稀，身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肺结核、风湿病等多种疾病，已于九十代年中期因年迈多病而失去从业能力,十几年来,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坐吃山空.就我现在的处境，说不定那一天躺在床上起不来，那就只有等着往火葬场拖的份了。
    然而近日社会上盛传：文革后的两案人员（如涂烈、万里浪等）原省革委主任、常委生活出路问题都已经解决……。这又燃起了我的希望。看来党和政府还没有忘记我们这些人。我在文革中也是省革委委员之一，我有理由相信：主任、常委能解决生存问题，那么与其同案的委员和一般群众也应该能解决，党和政府的政策应该是一视同仁的.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传言:上述两案人员生活出路的解决是走了‘门路’的。不知是真是假？也有人为此走访了有关部门，答复说那是‘特例’，不具普遍性。
    我以为解决两案人员的生活出路是比较严肃的党的政策问题，早在1982年中央有九号文件，江西有十号文件，根据这两个文件的精神，我们这类型人员是不该判刑的，生活出路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可是由于江西的派性严重，使党政策得不到落实，一直拖到现在。据说当时省委书记白栋材同志也认为对我们这些人员的处理过重了,为我们的生活出路问题的解决，他曾有个批示,并得到两任前书记毛致用和***的认同。此后就不知被什么部门给卡住了.现在白栋材同志还健在,你不妨问问他。
    现在党和政府十分关注民生问题,‘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已写进十七大报告,希望党的政策在我的身上能得到落实。
    此致
    敬礼！
                              原南昌＊＊＊＊员工   ＊＊＊  2008/3/4
    
    2008年3月13日初稿
    2011年10月7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