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革命群众群众河北省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执行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张春桥接见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来京同学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新华社报道：天津革命小将和商业职工向剥削阶级“四旧”发动总攻，挥起革命铁扫帚 横扫一切旧习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天津发生“八·二六”流血事件，
1966年8月26日，三轮二社事件，坏人煽动红卫兵上了当，一个支部书记被冤枉打死了，天津市委鼓动几十万人去追悼，责怪红卫兵，实际上是向文化大革命示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张春桥接见北京天津红卫兵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上午赵武成检讨，有几千人参加；
下午万晓塘检讨，只有几百人参加。压力不大，会后，万晓塘自杀。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九日，万哓塘逝世。
天津市委组织五十万人参加追悼会。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经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了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死亡公告。
毛泽东指出：这实际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一九六六年十月，张淮三继续执行反动路线，而且还继续布置搞阴谋，在工交口安插了他的亲信。
中央派解学恭去天津，把张淮三调到山西。他心里有鬼，没等找他谈话就自杀，没有死又调回来了。接着又搞公安局的反革命夺权，有些小将受了骗，承认了错误。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徐立清对天津市荣复转退军人革命委员会代表的讲话
二、取缔“野战兵团”，成立五代会，两派斗争加剧
一九六七年年一月四日，中央宣布天津由河北省辖改为中央直辖，解学恭任市委第一书记。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给天津建筑材料公司造反队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张淮三在公安局“政法公社”夺权
以前，实际上早有布置，万晓塘老婆也参加了。江枫实际上早就没有权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天津驻军按毛主席的指示正式介入天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郑维山到天津搞调查工作，听郑三生、肖思明讲了野战兵团的问题，野战兵团是保守组织。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对天津市公安局实行军管。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警备区司令员郑三生等关于天津市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给北京军区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报告。
报告中说，天津市延安初级中学在部队进校前，到校人数很少，组织多而乱，有武斗现象。经过一个月的军政训练，改变了面貌，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整顿、巩固和发展了红卫兵组织。三月一日复课后，掀起了抓革命促教学的新高潮。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在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及附件
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
现将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毛主席所加批语，对于学校的军训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请你们向所有参加军训的工作干部和全体师生传达，组织大家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周恩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
报告中说，天津市革命学生组织多已趋向联合，五日已开了红代会会议。工人革命组织已按口分系统组织，多已组成，达十七万人。中学生革命组织较差。在本周内，他们拟开各方协商会议，商定革委会及其常委会名单。群众大会预定十二日开，在会上宣布成立天津市临时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宣言等。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周恩来打电话给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解学恭
要他考虑先开大学、中学、工人、农民、机关革命派代表会议，然后再开全市革命组织协商会议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革委会的程序。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天津延安中学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天津延安中学红卫兵团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组织──天津延安中学革命大联合的体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延安中学红卫兵姜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大联合的灵魂》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天津延安中学三年二班 许玉仁《打倒风头主义实现革命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三月，毛泽东关于推迟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批语 以推迟到三月下旬成立，照总理十日意见办理为宜。
一九六七年三月，天津市召开了五个代表大会
贫下中农的代表情况好一些。中学和工代会急了一些，可能保守组织多了一些。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批复取缔野战兵团
李雪峰、解学恭一到天津，就看到了这个问题：野战兵团上面是保守的，下面不见得没有造反的，基层组织不能说一律不好，要同总部区别开来。
对野战兵团总部，他们是主张取缔的。
××军是三月五日报上来的，军委三月二十二日批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选举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
江青讲话：
对张淮三操纵的野战兵团的处理，不是他们故意搞晚的，因为涉及到十多万人的群众组织采取慎重态度是对的。向中央报告了，他们的报告送来好多，给军委又给总理，又给中央文革。
另外本来应该选进委员会的没有选上，他们认为是错误的，他们今晚还说是有错误的，我觉得应向没参加进来的左派组织说明这个情况，我有这个责任。支左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我们一下子接近群众也会出现错误的，但是知错必改，犯错误的左派组织要帮助他。把我了解的情况讲出来，是不是没有参加进来的左派组织，心里应该平一些。
天津驻军是好的，军队不多全市下去一万四千人做工作，抓人少，没开枪。天津由一个反革命大乱局面，到建立革命的新秩序，时间并不算太长，这和军队做工作分不开的。有的人可能说，江青同志今天和稀泥了，不是这样，我不是和稀泥，我觉得我应该这样说。
康生讲话：
有几个学校受高级党校个别的少数的人，彭真、林枫影响下，有些时间收集我的材料贴我的大字报，成立全国委员会，调查我，其中有的受了蒙蔽，这里面北京的也有，清华的也有，体院的也有，人大的也有，天大八·一三也有（八·一三也受蒙蔽），以后问题揭穿了，是高级党校红战团个别头头搞的，其他是受蒙蔽。我屡次声明受蒙蔽的，觉悟了，改正了就完了，不要争论这个问题，我在清华讲过，戚本禹同志在人大也讲过，对其他几个单位不要把这件事作为攻击他们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向我们请罪，我不赞成这样作，一时受蒙蔽的常有。
周总理讲话：
“天津冲击警备区的抓人了吗？没有抓这不就很好吗？天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冲击中南海我们都没有责备他们嘛。”
“北京80%参加了红代会，也有一部分保守的，你们是58%（指天津），有一部分保守组织是必要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讲话：
从市委讲，今天你们清楚了，知道有个万张反党集团。开始很迷惑了一些人。我们发现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万晓塘死了以后，几十万人悼念，搞什么名堂？我们很奇怪。当时仅仅是怀疑。万晓塘的死，那么多人悼念，我有怀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问赵武成、李颉伯，越问越觉得离奇。追出了八月底就有个三轮二社事件，坏人煽动红卫兵上了当，一个支部书记被冤枉打死了，也是市委鼓动几十万人去追悼，责怪红卫兵，实际上不是向坏人示威。当时正是中学红卫兵冲击全国的时候，使中学红卫兵在那一次受了很大压制。万哓塘死又是一次。九月十八日上午，赵武成检讨有几千人；下午万哓塘检讨只有几百人。万哓塘的检讨根本没有压力，算不上检讨，不象样子，象谈话一样。这样的检讨怎么会逼得万哓塘死呢？这个问题还要再追查。两次受到压制，中学红卫兵受到很大压制，工厂、机关也受压制。这跟上海、北京不同。全国也少有这样的事。对当时天津的红卫兵运动，对天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用群众示威施加压力，直接把刘邓的反动路线扩大，加深了。
万哓塘死了，跟着出来个张淮三，不仅继续执行反动路线，而且还继续布置搞阴谋，在工交口安插了他的亲信。刚才江枫同志的揭发就说明了问题。首先揭露万张反党集团的是江枫同志。伯达同志看了他的信，注意了这件事，派解学恭同志去天津，把张淮三调到山西。他心里有鬼，没等找他谈话就自杀，没有死又调回来了。接着又搞公安局的反革命夺权，有些小将受了骗，承认了错误。
在天津，万张集团控制达七、八个月之久，执行和发展了刘邓路线。这是主要的。
第一、反对五个代表会，反对李雪峰，不要说是反革命逆流，叫反革命逆流不好；反过来，说五个代表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互相对骂也不好。这样不能达到大联合、大团结。
第二、不要随便宣布是反革命组织。互相宣布也无效。军委十条命令说过了，反革命组织要经过中央批准。我们要进行严肃的政治斗争。
第三、我们欢迎你们开门整风，但也不要过头，形成请罪风。
第四、谭力夫思想、联动的思想和行动、反动的血统论，要追究。但一定要把头头和受蒙蔽的一般群众分清楚。
第五、野战兵团，上层和基层要区别对待。已经有了公告，要按这个办事。以野战兵团的名义游行是不许可的。塘沽没有重视，支持错了改过来，不要揪住不放。
第六、革命组织不要勒令什么解散。如五个代表会议，已经开了，就是结合得不够，除了很保守的，一般的要教育，不要勒令解散，结果无效，反而不好。
第七、人民武装、保卫系统，由警备区和公安局很好地摸一下，负责清理。清理是必要的，要更深刻地揭发。
第八、有些传单，有许多措词很不恰当，也有的有错误，要改正过来，象这样的传单以后最好不发。
第九、现有的组织，如工厂、机关、学校，常常有两种或多种组织。有造反，有保守，也有双方都造反，也都有些保守性的，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开门整风。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陈伯达谈“天津工学院八·二五”的问题
你们过去虽然做得对，一系列的错误可以把过去正确的东西一笔勾销，掉到泥坑中去。你们过去正确过，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随便干了。商量都不能商量了，过错也不让弥补了，非打倒不可。但打倒的不是我们。走错了路不回头，要变成被打倒的对象。想想嘛，把天津闹乱了，有什么好处。
天津的部署是中央决定的。
没进红代会，这是缺点，可以弥补嘛。无非有缺点，解放军再三说要弥补。你们这样搞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就你们少数人正确？你们的行动是得不到社会的同情的。你们这样跟解放军对抗是严重错误，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的错误。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毛泽东关于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的文化革命运动搞好的一段话
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搞地下斗争，而是武装斗争。
就是全世界都黑了，只要中国是光明的，那世界就有希望，没什么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这几个地方搞好。上海就是工人这个队伍比较好，所以上海的局势中央也比较放心。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解学恭传达陈伯达对天津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陈伯达对天津武斗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天津市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中央首长对天津市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戚本禹说：今天达成制止武斗协议以后，如果再发生杀人、放火、打人，就把这个组织宣布为法西斯组织。对干这种事的人，内部要造反，把这种人揭露出来，认真处理！你们可以学北京的办法，回去以后要搞游行示威，发动群众制止武斗。杀了人就没有事了？那不行！要处理的！达成协议以后，马上打电话停止武斗，制止武斗的协议要在全市张贴。一个工厂、一个单位的问题只能靠内部解决，禁止任何人带人到外单位参加武斗或冲击。今后规定一个简单的标准：谁去冲击谁负责，谁抓人、扣人谁负责。武斗到一定程度就要发生质变。质变了，不管你这个组织过去怎么样，都不行。以后就用实际行动证明是什么组织，是革命组织还是法西斯组织。
戚本禹说：我再讲两点意见：
一是塘沽的问题很重要，你们用武斗的精神去支援一下，两派考虑一下，要派人去参加劳动。这要与驻军研究商量，安排好再去，安排不好不要去，去了绝不能发生武斗。那是个特殊地方。如果在那里发生武斗，军管会有权按“六·六通令”处理。如果有人包庇，我们就要过问。这一点你们要向上海造反派学习。上海港运发生困难时，上海造反派去支援，参加劳动，做出很大贡献。武斗停止生产就是犯罪。今后要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项规定，坚持八小时工作，白天搞生产，晚上搞革命，任何人不得随意离开生产岗位。
另一点意见是，建议你们不管哪一派，今后不要随意说“军内一小撮”。你们没有根据不能随便说。毛主席指示我们要“三依靠”：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干部大多数。解放军有缺点错误是可能的，但与地方不同，如与天津的万张反党集团就根本不同。他们是有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的，他们长时间来形成了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军队不是这样的。军队中也有坏人，但是极少数，如彭德怀就是坏人。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好的，是经过考验的。要不，为什么毛主席号召我们向解放军学习呢？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同志可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性质是不同的。不是坏人，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说是“一小撮”，不要哪里都抓陈再道，哪有那么多陈再道？就那么一个嘛！犯了错误可以炮轰，可以检讨。有坏人你可以提出材料，我们研究，不能随便提“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天津市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说：昨天我提出搞一个塘沽港的协议，一个油田的协议，一个全市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大家都没心搞了吧？搞了制止武斗的协议以后就又去搞武斗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谢富治接见天津双方代表时的讲话
港口封锁要解除，护港大队解散。对国计民生的事你们要有责任感，几十条船停在那里，每天要付出多少英镑，合人民币四百万元，相当50－60万农民一年的生活。重要的是妨碍工厂设备的进口，更重要的是政治影响。
不管哪一派，都是这样，不能说我是造反派，就任何事情都可以干，可以吗？（双方代表：不可以。）那就要走向自己的反面。上海的造反派，港口堵塞几十万吨都一下子解决了，这值得你们天津学习。如果对港口不负责任，都还不是一个完全的造反派。
我对港口哪一派都没意见，不是责备哪一派，要很快的把港口疏通。天津的革命派，你们两派要帮革命之忙，帮国家之忙，帮人民之忙。我和伯达同志很关心港口、铁路运输，任何人不能封锁港口、天津港口关系到北京，关系到全国。
天津军队要帮助港口，中学生不要去港口，大学生也不要去。他们写大字报还厉害。要让搬运工人去，要把港口迅速疏通，这是最大的革命利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大家要顾全这个大局。这几句话是不是毒草啊？可以当面批评。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谈话纪要
戚本禹讲话：
最近，中央同志的讲话，批判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左”倾盲动主义，从极“左”的方面来干扰文化大革命；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从右的方面来干扰文化大革命。要批评这两种倾向。中央对形势的正确分析是正确解决天津问题的指导方针。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特别着重批评了目前干扰大方向的一些错误倾向：
一、不是把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解放军。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抓什么“广老谭”、“湖老谭”，到处抓陈再道。中央认为这是错误的，这样估计我们的军队，完全是错误的。而某些人想利用军队在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军队，企图把军队冲垮、打倒，这是极其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中央负责同志都严厉地批评了这个问题，希望引起天津同志的严重注意，否则就要犯错误。
二、不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而是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北京、湖南，就出现了反革命阴谋集团。象“五一六”，直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指向中央文革，挑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系，企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一小撮阴谋集团。还有的象上海的革命委员会，刚建立，他们就企图把它搞垮。
三、不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而是把矛头指向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也是值得天津市的同志严重注意的。
中央负责同志从九月一日开始的重要讲话，就是要端正大方向，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现在有的人想让船儿一会儿向左转，一会儿向右转，这是搞破坏。
江青讲话：
同志们好！谢富治同志要我来看看同志们，我还有别的事。天津市夜里有人出去抢东西，奸淫妇女，对这种东西要专政！（热烈鼓掌）我为什么说是“东西”呢，因为他们是反动的。人民是愤怒极啦！我们有责任。我们的军队宽大无边，对不对？（众：对！）但你们要支持军队，要发动群众，把坏人孤立起来。强奸妇女的这些人十分可恶，我都不好说出口，这些人要抓起来枪毙！（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好！我看同志们是赞成的，因为这是广大人民的利益。要协助军队、军管会办好这件事。不要把军管会搞垮，把无产阶级的权威搞得威信扫地。军队的同志们腰杆要挺起来，不要怕他们。好，我还有事，现在退席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石家庄天津张家口唐山代表的讲话
陈伯达讲话：
我们工人阶级就是一个派，毛泽东思想派；就是一个党性，无产阶级的党性；是一个阶级，不是什么派别。我们总是讲工人阶级嘛，没有讲工人派别嘛！你们现在搞了两大派，势不两立，我同一个地方的两大派讲过，你们都抱住一块大石头，把这块石头当作宝贝不放。抱着这块大石头就走不动路，怕丢掉了这块大石头，就低着头走，就迷失方向，这怎么走呢？就是被人牵着鼻子走。可是有些人还得意得很，把这块大石头当宝贝，被人牵着鼻子走觉得很高兴，可以不要看路，可以闭着眼睛。
你们打砸抢搞的太没味道了。太没有意思了。你们干得津津有味，也害了你们，害得你们不能好好学习毛主席思想，害得你们不能很好的掌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害得你们不能很好的掌握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谢副总理说：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完全赞成，我就没有什么话可讲了。最近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同志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讲了很多话。特别是江青同志在九月五日接见安徽省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大家听了没有？（众：听了）那是代表我们毛主席司令部讲的话，对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大家要好好学习这个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第八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谈话纪要
周总理：你是按主席的指示办事，还是以我为核心？（赵健敏：我们主张“五代会”内外造反派联合起来，我们不主张以“大联筹”为核心，以“大联筹”为核心，这个提法是错误的。）大家都听到啦！（赵健敏：五代会加强扩大了，我们“大联筹”就解散。）你是天工的吧？天工一派是革命派，但你们不能否定“五代会”的革命派。“大联筹”是跨行业的，应该归口嘛，应该加强扩大五代会嘛。加强扩大也好，充实也好，你“大联筹”和“五代会”不能成立两个政权对立。凡是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吸收到“五代会”里来，共同团结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前进，才有方向。资产阶级路线是反动的，要打倒。不能自己创一个方向，以“我”这一派为核心，不管你造反多早，这样作都是错误的。《文汇报》已经批判了这个问题。
工厂本身就是要抓革命，促生产，好联合，也好巩固。学校就差一些。各学校要规定一个时间，都要回学校来，如果不回来，就开除学籍，不让毕业。你们有没有诚意接受这个协议？（众：有）去外地串连的，中央已决定不招待，不开支。这一点，要靠你们自觉的执行，回到本校搞斗批改。客观条件已成熟，就是考验革命小将的时候，看你们听不听毛主席的话。
谢富治：石家庄还在揪“军内一小撮”。
周总理：我们学生到处抓“军内一小撮”，错了。当然现在不抓了。学生要想一想拥军做的怎么样？军队要想一想爱民做的怎么样？
武汉“百万雄师”的问题，把情况和群众一说清楚，就不成其为百万雄师了。
天津的学校联合，还有些困难，他们不讲用毛泽东思想去指挥全国。学校就去包办一切，总想支配天下。包打天下的思想是错误的。
老保翻天有两种：一是走资派在后面操纵，坏人可以搞起来。二是社会思潮，思想里有“私”字，个人主义影响，组织小团体，派性高于党性。联合的关键在那里？主席说了四个字，“斗私批修”。这是主席指给我们的斗争方向。大联合要建立在“斗私批修”的思想基础上，一定要多作自我批评，把“私”字去掉，才能联合。学生现在要赶上来，不要还是学生领导一切，跨行业不行。现在学生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劳动人民学习，向解放军学习。不要以“我”为主，唯我独左。（众：鼓掌呼口号。）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大联筹”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讲话：
现在协议的文字上写的怎么好，怎么漂亮也不行，就是有个别的野心家想垄断天津，就是这么一个问题。要揭穿这个盖子。我老实说，我是好意的，“大联筹”的同志不要怪我，我是这样说，我是不赞成你们“大联筹”这个组织的。你们是跨行业的组织，混杂了不少不好的人，被坏人利用。你们赞成不赞成我的意见？（一部分人答：赞成）还是应该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所有的工人，都按照工厂、行业，所有学生，按照学校班级联合起来，不要搞跨行业的组织。这个问题解决了，对你们天津的大联合就起实际的作用。现在搞这个“大联筹”，是跨行业的组织，要归口，回到本单位去。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大联筹”的同志？
（“大联筹”工矿企业造反总部程国富同志表示同意协议，但他们的这种行为被诬工贼、学贼。）
说赞成这个协议的“大联筹”的同志是工贼、学贼，是完全错误的。赵健敏这话是完全错误的。
（赵健敏和程国富吵了起来。谢副总理说：你学生不能和人家工人对立。）
劝你们工人不要被那些学生拉着鼻子走，工人应该左右天津的局势。
（谢副总理说：赵健敏，你们有不同意见，应首先在代表团里面斗争，不应当回到天津串连群众，开会向群众讲这就把事情搞坏了。以后有意见可以发表，但只能在代表团里吵，今后这样的事情要注意。
大专院校一代表说主要是五代会不执行协议，人家联合去备案，他不给备案。
谢副总理说：那就不对了。关键是两代会，一个是工代会，一个是大学红代会，你们先把工代会、红代会怎么加强、扩大，达成个协议不好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都是抽象的，你们争权还不是争工代会、红代会，然后是革命委员会。关键是工代会，大学红代会，对不对？
众答：对。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陈伯达接见天津赴京汇报代表团时的讲话摘要
三、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一）中央认为天津驻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是满意的。在天津某些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缺点、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已经改正。肖思明、郑三生、杨银声三同志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天津支左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的检查”态度是好的，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九个多月中，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推进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批判，作了很多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四月以后已经有了纠正。中央同意郑维山、解学恭、肖思明三同志的报告。
（二）天津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和中国赫鲁晓夫最大走资派和他的代理人，万晓塘、张淮三反党集团的影响。他们结合美、蒋、日、苏修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妄图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活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对此，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提高警惕性。
要坚决同上述敌人作斗争，加强革命群众之间团结，加强军民团结，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希望天津市的人民解放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三）中央同意天津市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是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精神的。当地驻军和革命群众组织，都应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
（四）中央同意天津市广大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筹备小组的意见，立即成立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以九十七名委员组成，并由解学恭同志任主任，肖思明、郑三生、江枫同志任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海河两岸尽朝晖──热烈欢呼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诞生》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批转吉林省军区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小学放寒假的请示报告
四、中央文革判定天津市出现了一个黑会一个黑戏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及驻京部队文艺系统代表时的讲话
江青讲话；
在你们天津，去年“全国工农文艺战士座谈会”，有这么一个黑会，知道吧？（众答：知道。）黑的！还有一个黑的戏，叫《新时代的狂人》，有没有？（众答：有。）黑的！今天就和同志们谈一谈，这是个什么原因，讲一讲道理。
姚文元同志讲话
被中央文革去年十一月份就揭露的所谓“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是一个什么会呢？只要看一看这个会的后面有黑手，是什么人，就可以弄清楚，据说有两员大将，一员叫方纪，一员叫孙振。方纪，何许人也？是胡风分子，周扬的死党，刘邓在文艺战线上的代理人，周扬安排在天津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振，何许人也？过去不知道，现在知道就是雪克，就是大毒草《战斗的青春》的炮制者，疯狂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象这样一些人召开的一些会，同志们，是不是黑的，（众答：是）该不该揭露？（众答：该。）
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他们召开这个会，准备成立“工农兵文艺革命委员会”，要夺权，取而代之，这些胡风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他们要夺谁的权？他们就是要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
方纪，我到现在还没有跟这个人见过面。但一九五八年，他写了一篇《来访者》，我是批评过的。《来访者》是控诉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的一篇彻头彻尾的大毒草。当年，六月十八日他给周而复──大毒草《上海的早晨》作者的一封信，这封信经过林默涵发出的，他把他的《来访者》说是构思不成熟的问题。六月十九日他又写了一封信，他是和刘白羽商量写的，在这以后，他又说《来访者》思想上是积极的，只是艺术上没有达到，而且说，只要帮他的忙掩盖过去，下次到上海面谢。从这里看来，陆定一、周扬他们的一条黑线，在全国有一个网，一个方纪受批判的问题，四面八方都动起来，在北京、上海等等一大群人，都在为他奔走。《来访者》这篇作品发表以后，马上被香港反动报纸转载，并且加了按语，说是大陆的揭露，揭露了社会主义的阴暗面，而且把方纪封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功臣”。当时，香港反革命报纸说方纪这篇小说是“良心的发现”，就是这样“赞扬”的，可见他的反动本质。后来我又看到英国有一个特务机关出的一个刊物叫《苦果》（译音），内部发行的，专门搜集社会主义国家内最修、最修的作品，收集中国两篇半，其中就有方纪的《来访者》，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
还有一员孙振，一九五九年的《战斗的青春》，是在上海出版的，上海一些坏书是在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的。天津有些大毒草好多是在上海出版的。这是有联系的，他们是一丘之貉，组织这本书的人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叫刘金，这个人跟雪克转了很久，他也写了很多，后来被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包庇。这本书一出版，广大工农兵纷纷反对，在一篇文章中点了，说它是坏作品，是美化、歌颂叛徒，诬蔑我们军队，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的大毒草，刚刚开了一次座谈会，要进行批判，这个时候，上海的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得到了刘邓的黑指示，慌张已极，马上下令禁止批判这本书，而且说：谁批判这本书，就要检讨。陈丕显这个家伙，是根本不看书不看报的家伙，但他三天就看完了这本书，看完就下令不准对这本书进行批判，他们究竟是什么黑关系！这还看不出问题吗？（江青同志插话：陈丕显是个不学无术的人，还居然看了这本小说。）就是这些东西引起了他们的共鸣。
你们天津还有一个人，叫吴雁，又名王昌定，是周扬很欣赏的，为他翻案，写了一本《创作需要才能》，周扬看了以后，为他捧场。这篇东西是经过方纪修改后，才在《新港》登出的。
江青同志讲话
有一个电影，叫《探亲记》你们看过吗？（众答：看过。）这个作者叫杨润身，这个人也在你们天津，也是黑会的积极分子，他这个《探亲记》，算是修到家了，我建议同志们看一看。我看了以后，心情非常沉重。歪曲伟大的解放战争、卫国战争。在他的电影里，写整个战争，只剩下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头子，无亲可探，但非要探亲。他的第一稿说，儿子当了高官，不承认贫农的父亲，恶毒透顶，歪曲工农兵。但象这样一些家伙，一个月拿着国家的高薪还不说，还要拿着非常非常高的稿费，不义之财，是剥削，我有证据。拿着这些稿费，作为他们黑会活动的经费。这里（江青同志念单据），方纪一百五十六元，杨润身三千元，孙振一千元，多啦！王昌八百元，袁静八千元。举一点例子，同志们听一听，拿着劳动人民的血汗，来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他们，赤裸裸地说明他们要夺权。孙振给一个董阳，不知道是什么人物，大概是伙伴吧，还有邵文宝、滑富强、王静、张贺明写信，指使他们夺权，务请注意，这是他的亲笔信：“为工农兵文艺工作者夺权的观点制造舆论。”说：“为了扩大影响，是否考虑与全国各省市已经占优势的或者还在坚持斗争的工农兵业余文艺工作者联合发表呼吁和宣言。互相支持，造成优势。这一切搞好，夺权才能得到广泛支持。”
一九六七年的五、六月，天津市话剧团在天津、北京等地演出颂扬陈里宁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
陈里宁案发生在湖南
陈里宁是湖南省湘潭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名办事员。
（1）陈里宁批评刘少奇的问题
根据陈里宁在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１１日写的一份交待：
我害怕刘主席反对毛主席。我疑心刘主席的原因有如下一些：
１．１９５０年刘主席作土地改革报告，说地主三年可以改变成份。这个说法是不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这很明显是一种阶级斗争息灭论。
２．１９５６年他说：地主阶级消灭了，富农快消灭，资产阶级正消灭。这很明显是种修正主义。１９６２年中央农村工作双十条说明地主阶级存在，并没有消灭。经济上改变了，政治思想上没改变，不能算阶级消灭。列宁说：要在政治、经济、思想上消灭阶级社会带来的一切痕迹，才能算消灭阶级。
３．刘主席在１９５９年军委扩大会上说：我过去搞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现在搞林彪、×××人的个人崇拜。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党和毛主席从来就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提高领袖的威信与个人崇拜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我们拥护毛主席，是因为毛主席正确，并不要别人去搞个人崇拜。~}
４．毛主席一贯主张掌握党的政策要反右防“左”，坚持正确的路线政策。可是刘主席１９５９年说：掌握党的政策要左一下，右一下，象开汽车、飞机一样。我认为这是对党的政策开玩笑。
５．刘主席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上修掉了恩格斯、斯大林的名字。１９６２……正当赫鲁晓夫反华之时，这是不是相呼应？如此等等还有许多许多，我在×××看守所交代过了。这些矛盾我提出来，总是遇到批判，我不相信我的眼睛了。我害怕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就会与蒋介石呼应，人头滚滚。
６．１９６０年湘潭市都说刘主席故居要修花明楼。党委书记不通过手续，跑到湘潭市×××厂要马达、电线、木材、水泥。刘主席家是地主，房子本来就比农民好，再修好让别人参观又是什么意思呢？这算不算背叛地主阶级？
一九六二年，陈里宁开始研究刘少奇的的问题，与别人交谈并写日记。
一九六三年初，陈里宁的日记本被人偷去。
一九六三年四月，陈里写了一份材料交给湘潭市人委秘书长，“他诬我精神病，把我送入湖南省精神病院。回机关后，我又琢磨那些问题”。
一九六三年十月，陈里宁写信给毛主席谈到了他的怀疑。“不久我又被送入精神病院，出院后我继续琢磨那些问题，但湘潭人委办公党支部开大会批判我”。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由于陈里宁仍然坚持对刘少奇的看法不改，又被送入湖南精神病医院。经医院鉴定；胸部透视无异常发现，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态清晰……。不久又出院。
一九六四年九、十月，陈里宁写了几十封信给一些部位和个人，谈他对刘少奇问题的看法。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陈里宁又被送入湖南精神病医院。医院作出结论：
结论：(1)此员精神病复发，其所以出现反动言论，乃是原来反动思想在精神病症状上的反映。(2)诊断：仍为精神分裂症。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公安部派人将陈里宁从湖南精神病院“秘密逮捕”押解至北京入狱。
一九六五年八月，陈里宁被送入北京安定医院就诊。医生诊断：伴诊×同志述：目前病人正在京×××受审讯，因病，影响审讯。已和我院联系，先住院治疗，病情好转后，继续审讯。查体：一般情况佳。精神状态：意识清醒，接触良好，对答切题……。但无自知力，不知道自己为何在×××被审。印象：精神分裂症（妄想型）。
（2）陈里宁涂改毛主席著作的问题
档案袋中有一捆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每一本封面上毛的名字都被涂改了，只见这毛泽东三个字都被用墨笔涂掉，并在旁边写上陈剑鸣三个字，还注有日期；翻开封面，里面的文字也有不少被涂改过，多是改为与原文相反的意思，但零乱无序，看不出他的用意。从所注明的日期来看，集中在两三天内，正是他在湖南被捕并被送去作精神病鉴定的那几天。看来是这时由于他被施用药物，出现了短暂的精神错乱，所以作出这些不可理解的涂改。
这捆书的事，在十三局的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审问记录中都有记载，逮捕他的人原不知此事，是陈里宁自己讲出来的，他不承认给中央写信反映自己对刘少奇的意见是有罪，但说在湖南被捕并被送去作精神病检查时，服用药物后，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把毛主席的书涂改了，要说有罪，这倒可以算上。审讯员问他这些书在那里？陈答，我把它捆成一捆，放在家里。十三局立即派人去陈的家中搜出了这捆书；他们看后也认为这是精神病发作时所为，所以没有当作什么罪证，以后审问也没再谈到这件事。
（二）陈里宁案平反在北京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陈里宁第四次被送入北京安定医院。
主管大夫金弘敏从陈里宁的言行及“病历”中看出了“问题”，她否定了以前对“病人”的诊断，冒着风险，帮陈里宁把写给中央文革的信件发出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清华大学井岗山、清华大学红教工和其他院校的革命师生，联合医院的造反派，要求医院负责人把陈里宁的病历交出来，但院方拒不交出，大家就聚在医院里，不断的喊口号，还将大标语贴在医院的墙上。如此相持了一个多小时，突然，金弘敏医生出来说，陈里宁的病历就在我手里，我交出来。造反派立即写了一份向中央文革的紧急汇报材料，报告在安定医院发现陈里宁的情况，递交中央文革接待站。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晚十二时正，北医“八一八”、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清华“红教工”及安定医院等五单位分乘五辆车均到达了公安部十三局门外的停车场上，近三百人在大门前很有声势，各单位负责人先进去交涉，十三局的干部也表示愿意与代表谈判，铁门刚打开一条缝，代表们还没有全进去，学生们已一涌而入。
这时，探照灯把院内照得通明，半山上的机枪正俯视着群众。负责人怕学生们冲过界限，赶忙请安定医院的工人师傅组成十人的人墙，紧紧把住通向监狱的门院以防止群众误入监狱。群众在院内寻找档案室，准备贴上封条，以免陈里宁的档案被转移。但所有的办公室都已黑灯锁门，在外面也看不清那间是档案室。
这时，侯虞铿已分别与张家廉、朱起鸣通了电话，朱起鸣说王光宇（中央文革小组办事人员）他们正关注着我们的行动。
又过了一会儿，总机房通知周恩来总理要负责人接电话，负责人赶紧对周总理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守纪律的，我们已派人守住通向监狱的门，我们的战士绝对不会到监狱里去的，请您放心。我们来十三局的目的是要求十三局交出陈里宁的档案，为陈里宁平反。”
周总理说：“我知道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革命的，你们守纪律，很好，我支持你们，你们先撤出来，明天上午，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
负责人说：“这里的运动冷冷清清，我们准备向工作人员及家属作宣传，我们可以先撤到家属区，做完宣传后再撤出吗？”
周总理说：“好的，我答应你们，你们明天早上撤出，然后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你们。”他又对十三局的负责人交代要好好接待我们。
负责人将周总理的电话指示向各单位负责人传达后，地院“东方红”贾继承说，既然周总理叫撤，我们就撤了吧，别做宣传了。因为十三局的负责人已去组织参加座谈的人了，于是决定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安定医院三个组织的人先撤，其余的人留下作完宣传再撤。大约在凌晨三点，我们全部撤离了十三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上午，去十三局的各单位负责人及朱起鸣到了公安部，
谢富治说：总理让我接见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
负责人介绍了陈里宁被秘密逮捕的原因及经过，并说：“在陈里宁的病历中我看到，秘密逮捕陈里宁的命令是您签署的。”
谢说：“是吗？我不记得了，如果当时你处在我的位置上，我想你也会这样做的。”
负责人说：“现在，我们希望您让十三局将陈里宁的档案交给我们；为陈里宁平反；释放陈里宁。”会上还有人提出要在十三局成立联络站，继续清查类似陈里宁的人，
谢说：“联络站就不要搞了，陈里宁的档案可以交给你们，其他的事等你们看了档案后再说吧。”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到红卫医院找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和医院的造反派开座谈会，了解精神病院把政治犯当成精神病人强迫治疗的情况。并宣布陈里宁自由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戚本禹向王广宇介绍了座谈会的简要情况。戚本禹说他们在精神病院发现了一个因为写信、写文章批判刘少奇，而被公安部门抓起来关在精神病院的人，这个人叫陈里宁。据陈里宁的主治医生说，陈里宁没有精神病，因为反对刘少奇而遭到关押迫害。他们见到的陈里宁神志很清楚，谈话也很有条理，根本不像精神病人。戚本禹赞扬说：这个人很了不起，那么早就看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我自愧不如。据清华大学红卫兵说，陈里宁的文笔不错，能写文章。我想把他接出来，找个安静的地方，叫他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这种人可以现身说法，批判一定很有力度。不过，陈里宁被关在监狱好几年，又在精神病院受折磨，身体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出院？出来后能不能写文章？这些由你同造反派和主治医生商量。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在“红卫医院控拆刘邓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
陈里宁发言：
金弘敏大夫的发言：
会后，把陈里宁送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以后又转到历史研究所。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出版了一本署名“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兵团”的宣传陈里宁的小册子，名曰《新时代的狂人日记》，从陈里宁档案中摘编了他在六十年代初写的一些日记和文章，说他是反对刘少奇的先知先觉的英雄。小册子在社会上广为散发，陈里宁由此成为新闻人物。
北京的高校和一些单位的造反派纷纷请陈里宁去作报告，社会上还散发了一些陈里宁讲话的传单。哪派请到陈里宁就表明他是站在哪派一边，这样就引发了对立派的反感。
关于为陈里宁平反问题，红卫医院的内部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反对派认为陈里宁确有精神病，金弘敏说陈里宁没有精神病是政治需要。在京医务界的各派组织中围绕着同不同意为陈里宁平反，形成了两大对立派别。尽管陈里宁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肯定和支持，但反对陈里宁的一派也在加紧活动，他们抓住陈里宁涂改毛主席著作这个要害做文章，说陈里宁也反对毛主席。因为都知道是王力、戚本禹给陈里宁平的反，不少人以给戚本禹写信等方式表达对陈里宁的看法。
戚本禹派人找傅崇兰、陈里宁，专门谈不要陈里宁到社会上活动和作报告。
（三）《新时代的狂人》出现在天津
一九六七年三、四月，有人想以陈里宁的事迹为背景编写一部话剧，叫陈里宁给编者讲讲，以便塑造他这位反刘少奇的“英雄”形象。我中央文革小组办事人员王广宇表示可以向编者提供些素材。（后来中央专案组审查王广宇的问题时，把这件事当成他的罪行之一）。
一九六七年五、六月，清华大学井冈山支持的天津市话剧团来北京演出颂扬陈里宁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
朱起鸣和天津市话剧团造反派负责人不断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请他们去看演出。办事人员告诉了戚本禹，他说，他不去看。
（四）围绕陈里宁问题的两派斗争
一九六七年七月，派陈里宁下乡去调查
戚本禹说，陈里宁还是到处活动作报告，他住在北京安静不了，别人找他，他就出场，也是一个好表现自己的人。想办法让他离开北京躲一躲。中央文革要了解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筹划记者站，借这个机会把陈里宁派到农村搞调查，可以防止他在北京继续被利用，找麻烦。
陈里宁听后稍微犹豫了一下，表示愿意接受。戚本禹交待陈下乡后，不能用陈里宁的名字，不要参加农村的运动和各种活动，不要出去作报告，以调查组记者的身份出现，可以写调查报告。
１９６７年７月末或８月初，陈里宁在保定乡下暴露了身份，各派组织纷纷请他去作报告，碍于东道主的情面，他出去作了几次。
戚本禹说：这个陈里宁，我们把他弄出来，现在却成了一个包袱了，看来他真是有精神病，又好出风头，乡下呆不下去了只好叫他回北京吧！
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陈里宁回到北京，消息不胫而走。反陈派看准这个时机，在北京和其他地区大肆宣传陈里宁有反对毛主席的罪行，以此来抨击为陈里宁翻案的这一派。陈里宁已经成为两派斗争的筹码。一派猛打，一派死保。
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中央文革办事组关于陈里宁问题的电话记录的传单
戚本禹为了平息两派为陈里宁问题发生的争吵，用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名义给傅崇兰打电话，叫他向社会上散发一个电话记录的传单，大致内容是：“现在社会上两派组织因为陈里宁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一派认为陈里宁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左派；一派则认为陈里宁不是坚定的左派，他有篡改毛主席著作的错误。两派组织因陈里宁问题进行争论，很不利于毛主席号召的革命大联合。希望各派组织不要为陈里宁问题再争论了，陈里宁的问题由我们来处理”。
散发传单后，对保陈派很不利，反陈派猛烈进攻，要揪斗陈里宁。不久王力、关锋被打倒，反陈派加紧了对保陈派的攻击。戚本禹只好派王道明（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人员）去历史所，宣布对陈里宁重新收监。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谢富治戚本禹接见红卫医院两派组织的讲话
〖时间：3：25至3：55，地点：人大会堂。红卫医院即安定医院。清华井冈山、北医八一八、地院东方红、医大红旗、公安部×局、学部等同志出席。〗
戚本禹同志讲：今天找大家谈谈陈里宁问题，我们作了很多调查，请谢富治同志谈谈。
谢副总理：陈里宁的事我没有好好管，戚本禹管了（戚本禹同志说：开始管了一段）公安部李震管。听说为了陈里宁的事你们医院涉及到你们学校（戚本禹同志：医务界）医务界有很大争论，有的说是响当当的左派，有的说是反革命，攻击伟大领袖，我们过去没好好研究，最近作了些调查，群众组织也作了调查，今天与同志们商量一下，不要因为这么一个人的事情妨碍大联合，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争起来没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这样肯定，这个人当时写了相当多的材料反对刘少奇，反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反对刘少奇这件事是对的，不能因反刘少奇把这个人就怎么样，不要把反对刘少奇这点作为这个人犯罪的罪名，因为全党全国都在批判刘少奇。但是这个人同时也有很大错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著作，作了大量的修改错误的批判、攻击（戚本禹同志说：是歪曲）甚至是攻击、歪曲，这是很大的错误（戚本禹同志说：反动的）反动的，这部分分量是少，研究这些东西是很困难的，混乱（李震：逻辑混乱）不管怎么样是错误的。但是从全部过程看，这个人神经不健康，我们没有学过医。你们在坐的有好多学过医，这个人起码在某些时候神经不清，所以他的东西，就不能作正确的判断，因此不能说他是什么响当当的左派，因为他反刘少奇的同时也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不能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至于这个人有什么其他问题，可以观察，可以了解。有一点可结论，反对刘少奇是没罪的，但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不准许的，这种人不能成为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将来有别的问题审查。如果是精神病要治，有什么问题今后审查，所以争论就没意义，肯定精神不太健康。金大夫，我见你几次（金大夫：两次）揭露这个问题，心是好的，愿望是好的，后来有了派性，是不是？金大夫（金大夫：是，是有派性）有了派性就不是实事求是，这是一个经验。
今天宣布一下，这个事不要再搞了，这个人交有关单位处理。报告不作了，书不出了，剧不演了（戚本禹：报告五月就停止了）两派不要抓住互相搞。他是精神病，今天是不是达成这个协议，搞提乌烟瘴气，这个人的处理交给我们办，停止争论，停止演剧，停止报告，不能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原来讲这件事情是好心，后来有点派性，不要争论这个问题，把这人交国家机关处理。我讲的清楚吗？
戚本禹同志讲：很清楚！很清楚！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戚本禹“请假检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把王力、关锋、戚本禹转送到秦城监狱
贰、本节简论
一、利用群众示威压制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天津的一大特点
毛泽东说；这实际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周恩来在当时也指出：
八月底就有个三轮二社事件，坏人煽动红卫兵上了当，一个支部书记被冤枉打死了，也是市委鼓动几十万人去追悼，责怪红卫兵，实际上不是向坏人示威。当时正是中学红卫兵冲击全国的时候，使中学红卫兵在那一次受了很大压制。
万晓塘死又是一次。九月十八日上午，赵武成检讨有几千人；下午万哓塘检讨只有几百人。万哓塘的检讨根本没有压力，算不上检讨，不象样子，象谈话一样。这样的检讨怎么会逼得万哓塘死呢？这个问题还要再追查。
两次受到压制，中学红卫兵受到很大压制，工厂、机关也受压制。这跟上海、北京不同。全国也少有这样的事。对当时天津的红卫兵运动，对天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用群众示威施加压力，直接把刘邓的反动路线扩大，加深了。
二、群众组织阵线不是十分鲜明
开始天津市委少数人支持的“红卫兵野战兵团”，干了不少坏事。后来这个组织被取缔。
新的天津市委（直属中央）成立以后，推动大联合，筹备“五代会”，又出现了一下子吸收偏右的群众组织过多过快，同时又排斥了一些造反的群众组织。
在造反的跨行业的群众组织中，混进了不少坏人，他们热衷于搞打砸抢，甚至抢劫财物、强奸妇女。
三、中央文革处理天津“两黑”（一个黑会、一个黑戏）问题出现偏差
关于黑戏问题，目前看到的材料不多，就江青、姚文元讲话来看，不能说明这个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农文艺战士座谈会”，准备成立“工农兵文艺革命委员会”，要夺权，究竟错在哪里。
关于黑戏问题，虽然没有看到《新时代的狂人》的演出剧本，但是，它所表现的原型——陈里宁，确实是一件冤案。
一九六二年以后，陈里宁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对刘少奇的一些言行，提出了批评。这本来是党内生活中很正常的事。当然，要注意方式方法以及场合。
一九六三年，湖南省湘潭市在处理陈里宁的问题时，只是认为他神经有问题，把他当作精神病人强迫治疗。
一九六五年，公安部插手陈里宁问题，把他作为政治嫌疑犯逮捕入狱。
一九六七年一月，群众组织为陈里宁造反，中央文革戚本禹等人插手陈里宁案，把陈里宁释放出狱，并在北京安排工作。
北京市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利用陈里宁问题作为筹码，搞派性斗争。
戚本禹为了调和两派矛盾，再次把陈里宁收监。
一九六八年二月，江青把陈里宁问题，与王关戚问题挂钩，断定《新时代的狂人》是黑戏。
此后，中央专案组断定：陈里宁是“假反刘、真反毛”，把陈里宁定为“反革命”。
就这一件事来说，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就太多太多了。
2008年5月25日初稿
2011年10月4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