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节 武汉“七·二0事件”
壹、本节概述：
一、毛泽东到武汉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七、九日，周恩来连续到毛泽东处开会
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 实际上他与毛泽东已经商议、统一了行止取向。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中央通知陈再道
可以不到北京汇报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武汉军区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
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
独立师领导详细传达了军区会议精神，并讨论了三天，指示各团根据所统一的口径，组织讨论、统一认识。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最近一个时期，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宁夏、山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挑动一些不明真象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围攻厂矿、机关、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有的地区还提出什么“以农村包围城市”等的反动口号，组织他们进城镇压革命造反派。中央认为，这种作法是十分错误的，广大革命群众应该识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一阴谋，同他们进行斗争。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 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成员开会。
会议一开始，毛主席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运动。
毛泽东说：要给山西六十九军和陈永贵等打招呼，他要闹就让他去闹，我毫无办法的，让红卫兵搞，靠群众，我们治不了，我们不要去整他，让红卫兵去治……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
他指指林彪，说：你说的这次运动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
毛主席环视到会的军队干部说：你们都是将军。不能只看军令，还要看政治水平。吵两次也可以，你这个老爷吵不得？但没有张日清（按：原山西省军区司令，很早起来造反的）也不行，要罢刘格平等人的官，不要中央罢，让红卫兵去罢。再闹几个月不要紧。
他说：张达志、冼恒汉从几个地方看出来比较好的。张是西北的人。不管哪个地方的人，只要政治路线正确都要用。
毛泽东说：现在江苏、安徽天下大乱，我看到后很高兴！他主张，只有大乱，才能达到大治。
毛泽东说，南京居民反对武斗，现在又出现了第三派，南京越压越火，徐州也一样。刘邦没有庙，楚霸王到处有庙，所以造反。
“内蒙训练的军队都回去了吗？”毛主席说：军队还是听话。军队和农民有什么不同呢？农民有工分，军队发津贴，每年吃穿除外发72元（按：那时战士每月发6 元津贴），寄一半回家，哪有这样好的。
提到湖南，毛主席对当时控制湖南的人不让“湘江风雪”、“六号门”等群众组织成员当民兵想不通，他问：这是为什么？并说：要四十七军军长、副军长、政委、副政委等多来几个人到长沙，湘潭、株洲两派都来人，两派群众来后很容易达成初步协议。
谈到干部，毛主席说，胡继宗、华国锋都是好人，军区要收拢这些人嘛！武汉的“百万雄师”不能不要，“红暴会”讲通了。
毛主席说：你们太天真了，你们说外国人不拥护我，中国人也有不拥护我的，北京就有人不拥护我。毛泽东同意公开点罗瑞卿的名，并说：彭（德怀）罗（瑞卿）黄（克诚）谭（政）都要拿出来斗，要见报。
对于我们党的状况，毛主席一方面指出：很多的党员受了驯服工具论的影响，丧失了斗争性，另一方面也不同意重新建党，说：现在我们的党还没有烂到这种程度。
毛泽东分析了各地的形势，然后得出结论似的说：现在军队首当其冲，是当局了。并提出要“到湖南、长沙、武汉去看看”，还说：陈再道书生气，要帮忙，并准备在武汉游泳。
毛主席讲了以后，与会者大多数不赞成他去武汉，周恩来表示：武汉几派群众组织矛盾斗争激烈，考虑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是否暂不去，或者不去武汉到别处看看，游泳可以到十三陵、官厅、密云水库。
毛主席坚持说：天下的水要算武汉最好，我哪里也不去，就到武汉去。
林彪也劝说：“主席啊，你的身体是没有问题的。到武汉去游水也是很好的，但大家都关心你的安全问题。”
“没有关系的。”毛主席自信地说。
“武汉比较乱。”不知谁冒了一句。
他微笑着把烟按灭，说：“没有关系的。我不怕乱，三个小时后出发。让杨成武跟我去。成武，你跟我去，就这样定了。”
周总理说：“成武，你出去有两个任务：一是给主席当联络员；二是保证主席的安全，直接同我联系。”周总理还指示飞机和舰艇都要到武汉，以备主席使用。
会后，周总理将杨成武和汪东兴叫到怀仁堂，专门研究毛主席外出视察的安全问题。周总理反复交代：“武汉东湖很乱，上述两条任务，你一定要做好。”
会议结束后，当晚周恩来先飞往武汉，为毛主席安排住处。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凌晨3 时毛泽东的专列驶离北京站，开始了视察大江南北之行。
毛泽东的专列沿着京广线飞驰，沿途经过石家庄等地，路边的建筑物上贴满了完全对立的大标语。“打倒闫同茂！”“闫同茂是个好同志！”……到了郑州，大标语刷进了车站：“大局已定，二七公社必胜！”“二七公社必定灭亡。”
毛泽东吸着烟，看着大标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呢？”并要随行的杨成武报告周总理，转告大家。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凌晨，周恩来、李作鹏飞抵汉口王家墩机场
武汉空军刘丰副司令员、萧前政委前往机场。周抵武空司令部，叫刘丰通知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去空司。陈再道事先不知道消息，由空军先行接了总理，心里十分纳闷，很不高兴。周恩来一见到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就向他们告知对于武汉情况的态度；钟政委后来检查说：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武汉的一个群众组织）一边。陈再道也证实过这一事实。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中午，谢富治、王力、余力金等自重庆、成都抵汉口，
海军政委李作鹏接机，一行人到东湖客舍，周恩来立即接见了他们。
二、毛泽东周恩来着手解决武汉问题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下午，周恩来召集会议
东湖警卫队队长、招待处处长和两派群众负责人开会，周恩来提出：1，东湖宾馆两派群众组织要求同存异，要联合；2，一律不得与外界来往，遵守纪律，保守秘密；3，东湖招待处从现在起不准增加一个人，如果增加人，需经周批准。同时，也把宾馆的工作人员做了调整，原来工作人员主要是“百万雄师”的，换成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钢工总”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晚上，周与三军领导，谢、王一行开会
此时，随毛泽东同行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来到百花一号；周恩来听说毛泽东已经到达，立即赶赴毛的住处梅岭。
随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到达武汉的三军领导，带来了三军作战部长和其他工作人员，为毛泽东的微行南巡，架设了电台，建立了“前指”。
深夜，王力、谢富治一行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接触到造反派学生。见了北京来人，在场群众眼泪哗哗直下，消息迅速传开，湖北中医学院群众组织“红三司”也刷出标语表示欢迎。各学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来》。周总理听说消息业已传出，当机立断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就说谢、王、余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并布置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谢、王也公开打出中央代表团的旗号。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上午，毛泽东开始听取关于华北、中南、西南问题的汇报，
说他要坐镇武汉，以解决武汉问题；并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
下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楼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情况汇报。有军队干部汇报了造反派“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百万雄师”的“十大好处”。中央首长插话希望部队同志要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抓住事物的本质，提高路线觉悟。
从七月十五日开始，周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参加了武汉军区召开的多个会议，听取了军区负责人和各支左部队负责人的汇报，好话坏话都让讲完。会议从十五日一直开到十八日。
周恩来和谢、王等都是上午在毛泽东处汇报，下午，听取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汇报。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等和军区领导曾反复去江边踏勘，策划游泳事宜。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武汉造反派以“粉碎刘少奇新反扑”名义组织大游行
队伍里也打出了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王、余的标语。各高等院校的喇叭，播放了《毛主席派人来》高亢激越的歌曲。
12时，武胜路电车公司的“百万雄师”冲击游行队伍，发生武装冲突；区站指挥专业武斗队“雷达兵”、“闪电兵”、“霸王鞭”、“翻江龙”、“铁臂摇”等几十车“百万雄师”发起进攻，致伤工人学生多人，“新华工” 工人李长亮等伤重致死。双方冲突到下午终止。
此外，郊区农民造反派在水利学院举行控诉残酷镇压群众运动大会，造反派数万人在青山游行，抗议“百万雄师”迫害一冶革代会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晚，谢富治、王力到华中工学院看“新华工”大字报，和学生、工人座谈
要求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回本单位，不许武斗，要求收缴武器。
谢富治说：“王力同志向你们领导人提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第二个建议，我们坐下来学习，学习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最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阶段一系列政策，首先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在十年前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篇伟大的光辉著作……要运用这部光辉著作中提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方式，尤其是自我批评。我们今天把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问候和关心带给你们，同时带来了两点要求……”。
王力接着讲话，强调：“我们时时刻刻不能忘掉主流是什么，不能够抓不住主流，不能让支流牵着我们鼻子走。这就希望武汉地区现在的三派，同志们统统能够接受我们的建议。第一条立即停止武斗。根据中央的六条能够达成一个协议，武汉地区人民解放军应该保证执行这个六条。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应该达成这个六条的协议，停止武斗，停止煽动人心的宣传，撤除所有的工事，消除所有的武器，保证四大民主能够正常地进行！使得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明确“工人总部”要平反，先把几个被军区抓捕的头头释放。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武汉造反派组织了大型的渡江活动
为纪念毛泽东横渡长江一周年。
是日，没有发生两派的冲突，汉口“百万雄师”广播站，甚至还对游行的学生，发出“向革命小将学习”的友好呼声。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深夜，谢富治、王力前往 “百万雄师”联络总站
“百万雄师”在场人员态度十分冷淡。
谢劝诫他们要好好学习文化革命的基本知识，弄清文革是怎么一回事；要求收缴武斗器械，立即停止武斗；停止煽动性宣传，撤销所有的工事，保证不同观点的人有“四大”的权利。谢富治要“百万雄师”负责人开个头头的名单；
王力批评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向他解释道：“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回去，‘百万雄师’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谈，订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回去……”。到 王力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
“百万雄师”头头顶嘴道：“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
王力说：“现在，首先要制止武斗，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做到几点：1.立即停止武斗；2.停止煽动性的宣传；3.撤除所有的工事；4.不准用交通生产工具；5.不准挑动农民进城；6.不准拦车，所有岗哨必须撤除；7.保证不同观点有四大权利。”
说完不欢而散，在场的“百万雄师”头头和骨干，对谢、王的态度与话语十分不满，情况次日即传到“百万雄师”基层。
对于中央来人，“百万雄师”高层，在内部存在两种意见，一是按原来准备的材料汇报，希望扭转中央对于武汉形势的看法，另一个是“鹰派”——包括盲目主张武斗解决问题的人，和认真冷静分析了全国形势的人，他们对于中央是否会倾向于“百万雄师”，已经毫不乐观，失去信心（他们在中央来人之前就有报告分析了前途，警告了高层）。他们倾向于公开的反抗和斗争。
“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俞文斌回忆：“我们本来是想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谢、王到3506厂‘百万雄师’总站，谢富治不吭气，王力言语横蛮得很，我们讲不上话，那一次没有得到沟通。……谢富治是副总理，我们都希望他说话，他不说话，只是说‘老俞呵，写个头头的名单’，我写后他就不说话了。接着王力说我们怎样怎样。这个人很糟糕，带了派性观点来的。如果王力不是这个态度，那天的事不会那样”。尽管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周恩来15、16日批评军区的讲话精神，但已经十分清楚：由谢、王等中央文革要员代表中央处理问题，决不会倾向保守派的。
武汉三镇大街上就开始出现“百万雄师”署名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强烈要求王力、谢富治到工农群众中去”、“强烈要求王、谢首长下连当兵”。
省劳改局军管会代表翁某散布说“王力是知识分子，是相信知识分子的，是执行臭知识分子路线”；又说“这次王力这样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问题，‘百万雄师’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时候部队才不管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汇报，研究武汉问题
毛泽东说：湖北的问题，我看也不难。比湖南、江西好一些，河南也不容易转哟。安徽闹得一塌糊涂。湖北有可能要早些。
“三新”、“二司”（湖北两个群众组织）你压吗？越压越成钢了。
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 .整工人革命派，是有意识搞的。
“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最好今天明天就放了，刑事犯罪另案处理。
毛泽东对军队在支左时抓了一些造反派的头头是不满意的。他明确主张政府和当权者应当少抓甚至不抓，由群众自己去抓。他批评武汉军区的司令说：陈再道不高明，不动脑子。这下动脑筋了。但又说：不管大错小错，只要检讨了，就没事了。
毛泽东并不把干部的所谓错误看得那么严重，他多次声称：我们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毛泽东以征询的口气问大家：要陈再道检讨，能转得过来吗？他的资格比谢富治老，能说得通吗？他能动脑筋想问题就好，我们保驾。
说完，他又重复一句：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
对军区如何处理好两派之间的事，采取什么方式，毛主席想得很周到，他说：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农支工。军训怎么样？毛主席问到会的人。有人回答：军训反过去了。毛主席并不相信这种回答：反过去，还是反过来？
“百万雄师”是个什么组织？毛主席问汇报情况的同志。
“他们提出，全线反击。”汇报组的人回答。
“那是中央苏区的口号，是全线撤退，万里长征，不要相信。”但是考虑到群众的心情，毛泽东还是指出：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做工作，进行教育，可以转过来搞入正轨。它不像军队搞一个命令就行。三派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
毛主席对群众提出“打倒陈再道，打倒刘培善”的口号，提出：“不要太看重。”“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还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是来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 “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
“武汉三派都有报纸，‘百万雄师’的报纸没人看，广播没人听，一广播，老太婆、小孩子进了屋，‘三新’、‘二司’的报纸抢着看，一广播，老太婆、小孩子都搬凳子出来了。”毛泽东的话里，是有倾向性的。
毛主席对谢富治、王力说，对湖北，省市委的干部，也要找一些谈谈。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晚，周恩来又与陈、钟二人单独谈话，
可是陈再道并不知周恩来的讲话原则正是毛泽东指示的精神，而且毛泽东正在东湖亲自指导处理武汉问题，他十分抵触，不满周的讲话，对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气。周恩来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依然不满，将支左办公室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说让他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他是想不通的；他还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陈再道直接冲撞周恩来，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甚至指着周在18日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谢富治王力接见武汉三钢代表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谢富治在武汉“二司”司令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凌晨，谢、王前往位于武汉测绘学院的钢二司司令部，与学生座谈
要求收缴武斗器械，制造和平气氛，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要坐下来学习，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军区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这是军区连续几天会议的总结讲话，也是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正式、基本态度；讲话稿由周恩来在东湖亲自拟订，且由毛泽东在17日看过。
周恩来说：“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问题）中央要承担（责任）。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
会后，周恩来带陈、钟去见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晚八时。毛泽东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住地召集重要会议。
参加的有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杨成武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会议的中心是研究如何解决湖北和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两派斗争问题。
毛主席一见到陈再道、钟汉华就和他们热烈握手，亲切地招呼他们坐在主席的身旁，然后问道：你们怎么样？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随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文化大革命运动，自从我1 月21日批的文件要军队介入，军队就下水了。就集中到军队的身上来了。”毛主席看看坐在身旁的军区领导说：你们没有那么厉害，黄新廷（成都军区司令）的错误严重。湖北与河南、江西比，没有那么严重。军队支左，有的支错了，有的人就冲，冲军区，军事机关。1 月28日，八条命令出来了，军队就有劲了，有尚方宝剑了，抓人抓多了，取缔了一些群众组织；4 月6 日十条命令出来了，你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造反派又得劲了。这些还不是中央下的命令！你们这里是中等的动武，江西可了不得了，双方都有枪，现在看到了筹委会的小报，他们约束了，下了命令了，不要乱开枪。河南还在打。
谢富治汇报他们到了武汉那些革命群众组织总部时，毛泽东当即批评说：“你们到‘百万雄师’少，你们偏于一边。”
“我们都平衡了。”王力说。
毛主席问陈再道：“武汉形势不错嘛，你们打算怎么解决？”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回答。
毛主席一听乐呵呵地说：“方向路线错误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谁都是方向路线错误。”
“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陈再道听了毛主席讲的这番话之后心情平静了许多。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去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毛主席不同意陈再道提出的处理方法，并指示说：“要做好工作，首先做好部队的工作，光你们两个人（指陈、钟）不行，有的人不听，要用开会的办法解决，要有一点时间，军政的人要来，好好教育这些人。不要那么忙，一方面说形势很好，一方面呢又那么急躁。要同‘百万雄师’做工作，不然将来他要冲你的。市委的干部、人武部的干部要说通，犯错误不要紧。痛痛快快地改，不痛痛快快也不要紧，要求几天转过来，你们太急了。”
毛主席给陈司令出了个好点子：“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在“发表之前，三方面（三新二司，三司，百万雄师）先要开好会，军区也要开好会，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
陈再道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出面讲话。”
王力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
毛泽东对于这种情况甚是明白，指出“要同工人总部做工作，要拥护军区。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指中央文革的人）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讲到这里，毛主席要谢富治、王力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来访的群众组织，做好思想工作。
会上有人谈到“百万雄师”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似乎有点冷淡，也有点慌的样子。
毛主席说：“‘百万雄师’对中央文革的人去开会不那么的，告诉他，不要慌，你是群众组织吧！不能说他都是坏的吧。”
毛主席又说：“我来之前说得那么厉害，我来后太平无事。”
说到“百万雄师”内部很大部分是工人时，
毛主席说：“武汉的形势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派工人这么左，那派工人就那么右吗？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招待所（指主席住的东湖宾馆）两派，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打倒陈再道？我看道理也不那么多。是否能够合进来？总要合起来吧。你们不要忙，忙不得，北京市成立革委会，原先就是急。”
周恩来立即插了一句：“后来推迟三个月。”
毛泽东说：不必忙，世界上的事情，不忙可能好一些。这里（指招待所）加入工总的也只是说陈再道有错，不是打倒的问题。“三新”就那么厉害？什么“打倒”、“解放”、“油炸”、“全线出击”哟等等，不能全信。
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别组织。”
会上谈到湖北省的干部，说江毅影响好、赵修问题多、徐道齐可以、杨锐可以时，
毛主席明确指示：“都打倒，我不同意。过去湖北提的口号不太好，说什么‘张体学就是好’，王任重有什么罪？王任重申辩说他不是坏人，还有成绩，这些话不要自己讲，让别人讲。他在北京搞的一些事，总是不好的，都是保字号的，这个人恐怕扶不起来了，最后结果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去批。”
这时，有人插话：主席说的万万不能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自己承认了，谁给你平反呢？王任重死抱着自己不承认。
毛主席说：“王任重、张平化、赵紫阳三个同陶铸关系很密切，有些人等打起仗来就可以看出怎么样了。”
会上有人说到新华工学生都是戒备森严、全副武装时，毛主席感到有点惊奇，说：新华工还这么森严？江西为什么基干民兵可以有枪，为什么红卫兵不可以有枪。毛主席有点为红卫兵鸣不平，他说，如果刘培善有气魄，就把民兵的枪支收回来发给红卫兵。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和湖南。
会议最后又集中到如何解决武汉的问题。
毛泽东指示：你们主要还是要做军队的工作，做“百万雄师”的工作，责任在上面，在军区，下边当然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军队就是有这个好处，讲直话，讲出来有好处，转过来，总有一个过程嘛！不能要求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群众问题，军队也是群众问题，广大的干部战士。“百万雄师”广大群众基本上是好的。我问了招待所的小胡、小黄，他们说军区第一有功绩，第二有错误，不是打倒。
毛主席明确指出，抓朱鸿霞不得人心。叶冬初有点水平，受一点压迫好。毛泽东说：世界上的人受一点压迫好，蒋介石压迫我们，就压出来几十万红军。一绝食就紧张起来，才不要呢！到现在绝食没有一个死的。有人问我，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还有绝食的，我说因为社会主义不完全，还要革命，要部分推翻，不要全部推翻。1 月21日军队支左介入，以后搞了八条，对这个八条如获至宝。军队抓人多了，以后呢？搞了十条，正是夺权介入，八条的时候军队锻炼一下好！
毛主席当着陈再道司令员和钟汉华政委的面，指着谢富治、王力等人说：“要使他们能出去。不仅保证人身安全，还要保证拥护陈司令、钟政委。一个‘百万雄师’，军队机关，怕他们造反。告诉‘三新’‘二司’注意翘尾巴。他们内部也可能发生内战。”谢、王表示按主席的指示办。
这时周恩来插话说：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有错误，甚至错误是很严重的。但是责任在军区领导，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周总理说，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估计“工总”起来之后，可能要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周总理在讲话时肯定了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并主动为武汉军区承担责任。他说军区决定解散“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
毛主席还说：要宽恕“百万雄师”，正确对待“百万雄师”和军区，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声明发表后，问他们拥军是真还是假？先开万把人的干部会检讨。世界上的事情，这几个月来，一年来什么怪事都有了。章伯森、刘瑞林有些什么问题不要怕，只要群众拥护就结合他，看群众的面子，将来呢？由群众去识别他。不这样，那我就瞎了眼。
会上毛主席得到报告，说北京有人要揪刘少奇到群众大会上去斗。
毛主席说：不能这样搞法。二百人斗也不行。这样捞不到什么油水，没有水平，仓促上阵，搞不好成为武斗。要刘少奇承认反党，他死也不会承认的。
毛主席说：我不是给刘少奇说话，是怕群众下不了台。
毛泽东最后对军区领导同志说：冲军区，冲了就算了，国防部、中南海、空军、兵种都冲过。这回有点像辛亥革命，发动群众，但群众没有得到利益，士兵就抢。那时各派有新军，袁世凯先占领了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所以有二次革命，搞调和复国论。
这个会议，开到晚上十点半结束。杨成武当时认为开得很好。毛主席把解决武汉问题，从方针、原则到具体步骤、方法都安排妥了。只要认真落实，问题并不难解决。参加会议的人，对毛主席这样安排，都表示赞同。
陈再道、钟汉华尽管对要他们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但看到毛主席并没有要打倒他们的意思，因而心情也轻松了许多。散会后，他们向毛泽东敬礼告别时，毛主席还很客气地送他们到走廊。
在走廊上，遇到几位招待所的服务员，毛主席立刻把他们招呼过来，笑着向他们说：“认得陈司令吗？再不要打倒你们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毛主席并要他们和陈再道一一握手。大家听了毛主席的话，在互相握手的同时，都忍不住笑起来了。
陈、钟在主席亲自指示和安抚下，接受了批评，表示要释放被抓捕的造反派工人，做部队的转弯工作。
周恩来在毛泽东接见之后，连夜就回北京了。
陈、钟亲自去释放了被拘禁的工人造反派头头朱鸿霞和胡厚民；并让军区按中央指示精神修改、印刷检查的公告。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晚，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在就被泄露了
总理刚走不久，钟汉华政委即同意在独立师传达，后又迅速传到社会上。
（对于这点，钟汉华后来检查这样说：“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由于我们长期的毒化群众，当时已是处于干柴浇汽油的景况，见火就要爆发”）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晚独立师常委研究决定
19日上午向各团级干部传达周总理对武汉运动的指示。实际上，当夜会议精神就由蔡政委传达到独立师机关团级干部。
蔡政委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是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大家的汇报。钟汉华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
传达会议上议论纷纷，不满情绪上扬。
牛师长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也是不通的，杨代总长还因此给我谈话，我表示思想不通，组织服从，个人意见保留……我们不是不代表大家的意见，而是中央政策已定，首长们根本听不进去了”！
面对干部的不满，蔡、牛要求“你们对外不要提周总理”。“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 “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插话“王力是国民党员，还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
18日深夜会后，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到蔡炳臣家。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周忠叫管理员阎某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部分支左人员参加了会议，突然扩大了原定传达范围。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上午，独立师部分单位已经将精神传达到战士，再由战士、军代表散布给“百万雄师”的群众。
19日上午，军代表张某在汉口对“百万雄师”头头讲话：“中央最近有个别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中央某同志说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现在成都物资紧张，生活困难……关于成都问题，中央做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8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凌晨，谢富治、王力及刘丰、萧前到武汉水利学院，向在场的五千群众表达了对武汉造反派的支持和希望。
王力强调：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并激情地表示“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一定会解决得最好！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
武汉空军的刘丰与萧前（政委）也在大会上诚恳表态，要正确对待文化革命，支持革命左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上午，武汉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通过陈再道和钟汉华的检讨；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下午，杨成武找驻武汉的海、空军负责人开会，传达了18日晚的会议精神。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下午三点多钟，武汉军区在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请谢富治和王力出面做工作
会议开了八个多小时：
谢讲了二个多小时，
王讲了三个多小时，
余立金讲了半个小时，
陈再道检查了二个多小时，
钟汉华检查了一个半小时。
会上决定放朱鸿霞。
蔡政委气冲冲离开军区会场，牛师长继而也回到师作战部，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
散会后，陈再道和钟汉华送走谢富治和王力，赶到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释放朱鸿霞、胡厚民等人。
三、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一些人冲击武昌东湖宾馆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起来“造反了”，
下午四时左右，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拉着警报的消防车一起涌进军区大院。他们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凭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军区机关干部的家属子女纷纷端茶送水，慰问他们，支持他们的行动。
独立师的战士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四点指示，但是机关同志都不知道王力有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
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又派人找牛、蔡，要他们去作战士的工作。独立师的副师长、副政委去到军区大院，却对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
19时，又有8201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机关人员：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
22时，各团宣传车集中到师部，周和蔡在师部食堂对宣传人员进行了动员，又到四楼动员。蔡还未讲完，院里就起哄了，要去冲军区。
23时半，8201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此时，已经有200多独立师的指战员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
六台独立师的宣传车大喊大叫，指责所谓“四点指示”，半个晚上跑遍了武汉三镇……对此异常行径，独立师的干部当时就提出质疑和意见：19日24时许，六团翟团长当面向蔡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蔡气冲冲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
19日晚上，（师）370医院听说军区表态，要为工总翻案，连打三次电话问师部，师部回电承认。于是医院大批工作人员便冲向军区，要揪出王力和谢富治，湖北军区后勤部政委于某在夜12点带领3个人到医院传达军区的指示，竟遭到一些病员和工作人员围攻和毒打。许多人叫嚷：老子死也和“百万雄师”死在一起，把“三新二司”杀光，上山打游击等等。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 “省直联司”派小车将“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俞文斌接去武昌洪山宾馆
告之：毛主席就在东湖，有什么问题，可将自己的意见向中央反映。他们与独立师人员在军区食堂共同商议，具体行动是找王力、谢富治理论；随后，军、民行动人员就闯进了东湖宾馆。
（“百万雄师”的领导骨干回忆问题究竟如何爆发的，章迪杰说：“‘四点指示’是从部队传出来的，‘百万雄师’的各个分站都是军代表传达的。而且都说是王力讲的”。王少荣说：“上街武装游行是抵制中央文革的错误路线。因为‘百万雄师’当时在党内、党外都是大多数，承担着‘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中央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转弯；这么做既是反弹，也是叛逆。当时如果知道（‘四点指示’）是毛主席说的，‘百万雄师’是会绝对服从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凌晨，在军区三号楼二楼会议室，由8201作战科长孙某召集会议，成立“专揪王力指挥部”，商议和组织了揪斗王力事宜
“百万雄师”当事人回忆：19日晚上10点左右，“百万雄师”总站二号头头杨道安叫硚口区分站的宣传部副部长汪洋，赶到联络总站：“快上来，去军区”；到达军区大院，在食堂召开会议，杨和另一头头孙德洲主持，杨说：“今晚中央来汉首长接见，我们与王力谈判。……谈判时要做好记录”。汪次日在批斗现场录下了全过程。
“百万雄师”的主要头头章迪杰（其常委、联络部长）说：“7月19日晚，我们在3506工厂吃过晚饭，我参加了常委会，当时决定派杨道安、孙德洲（常委、作战部长）、余均才（总站工作人员）三人去武汉军区大院落实‘四点指示”。因为军代表向各分站传达‘四点指示’后，各单位的人自发地涌到军区大院。他们三人到达武汉军区时，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据当时统计，各分站到军区的车辆有273辆，1万3千余人。他们是去落实究竟有无‘四点指示’的，不是去揪王力的。当时知道消息的只能是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和军区的人，揪王力肯定不是‘百万雄师’去揪的”。“‘专揪王力指挥部’指挥长是谢敏华（政委、作战部长），副指挥长是‘省直联司’的杨以才，指挥部地点就设在武汉军区对面的武汉铁路局大楼的七楼。封锁机场、码头、火车站，当时总站有这个提法，但没有行动，行动主要在军区。‘七·二零’事件的发生，我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上街游行是8201部队先搞起来的，‘百万雄师’是跟进的”。
俞文斌（“百万雄师”的一号头头）说：“原来周总理准备接见我们，我主要想亲自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关于‘“七·二零’揪王力，8201部队的人很坏，不听招呼，跳到桌子上，打人，都是他们干的。有人打了王力，并把他架走，把事情搞复杂了。但‘七·二零’事件的责任主要怪毛泽东”。“我们反对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毛泽东，武汉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李良应该很清楚这些事情“。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零点三十分，武昌公安局14人，冲击东湖客舍北门（靠近毛泽东下榻的梅岭院落）
高喊“我们要谢富治、王力接见”！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等赶到北门阻拦。他们拿出武昌区公安局军代表（独立师干部）开的介绍信，说“今天晚上来了14个人；来，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天明还不接见，就要来几千人”！“谢富治副总理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要找他。告诉你们，谢副总理住哪个房子，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我们熟得很，你不传达，我们就冲”！在大门内 100米处，双方对峙下来。
王振英立刻报告中央警卫团，汪东兴通知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赶到北门。王科长又电告钟汉华，钟已入睡，王强烈要求钟立即采取措施，秘书才去传达，但始终未有回音。王又急忙给军区值班的首长报告，要他电告军区领导，立即调8199部队来。
张根成向“武汉公安”来人解释，说明天下午就准备接见你们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你们先回去。但来人硬往里面冲。凌晨3点左右，8199的张昭剑政委奉军区之命带了一个排战士和秘书科长、侦察参谋赶到，手挽手拦住来人。“武汉公安”领头的说，“你们不是8201部队，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们这是武装镇压我们。是谁派的？交出幕后指挥”！并向8201卫兵说，“他们不相信你们，派另外的部队来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凌晨，8201、8199军人及百万雄师人员殴打、架走王力
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卡车和8辆消防车，来到武汉军区大院，和军区机关、部队部分干部、战士、家属一起，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现场指挥者对中央文革小组派驻武汉的记者说：我们要当面向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质问‘百万雄师是不是革命组织？’‘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四个问题，如不答复上述问题，有可能明天全市罢工，我们要在军区呆一个月”。
“百万雄师”属下的“园艺军”按“专揪”统一策划，受命控制南山宾馆水路、码头，首先冲击宾馆西门（前门）和后门（北门）。在统一调度下，“园艺军”东湖分部雷某带一车人，从北门冲击宾馆，众人直穿大路奔跑南下，在乙所没有找到谢富治，雷就带领宾馆内的的彭、唐、毕、王等十余人，向西越过第二道岗位，率先冲入百花院落。随后，集结在武重一带的“百万雄师”手持长矛、腰插匕首、头戴安全帽，分乘五辆汽车，一辆同武昌公安分局的结合，封锁北门，其余四辆冲进西大门，他们不听哨兵的警告，反而包围了哨兵，控制了电话机，然后冲入百花二号，包围了谢、王的住房，要见谢、王。
这时，谢富治已经休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正在听王力传达主席的讲话内容，突然发现“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独立师的许多人拿着枪支、长矛、大刀，乘坐吉普车和三辆大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百万雄师”的头头朱兆强、班尔杰、罗得胜、夏菊花等人指挥着这些人包围了“百花二号”楼，并冲了进来，点名要谢富治、王力出来。这时住在一楼的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井岗山、吴介之、尹聚平、胡慧娟等人堵住了楼道，并指责来者的行为，双方发生了冲突。几个工作人员们哪里是“雄师”们的对手。在混乱中，朱兆强、班尔杰带人冲上了二楼。（注：当时工作人员都挨了打，但并没有“一个个被打倒在地”，井岗山也没有“被打得口鼻流血”。）
住在二楼的谢富治发现有人冲进宾馆后，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也住在东湖宾馆二所值班的陈再道、钟汉华，让他们立即过来解围。
听见外面震耳欲聋的“谢富治、王力滚出来！”的口号声和吵闹声，谢富治让王力待在屋里，自己先走了出来，面对冲上楼来人群，大声呵斥道：“我就是谢富治，你们要干什么？”又对工作人员说：“让他们上来！派代表上来！有什么意见可以谈。”
“百万雄师”的头头们被谢富治这几句话震住了，他们迟疑了一下，停止了吵闹和喊叫。
谢富治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一个个握了手，并问了他们的名字。当谢富治同年轻漂亮的“百万雄师”头头夏菊花握手时，吃惊地问：“你怎么也来了？”夏菊花昂着漂亮而坚硬的脑袋说：“我怎么不能来？”
谢富治同他们寒暄了一阵，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下来。谢富治请他们进会议室说话，人群一下子挤满了会议室。
“请问谢副总理，王力的‘四点指示’根据何在？凭什么说我们是‘保守组织’？凭什么说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一个头头说。
不等谢富治说话，人群中又喊叫了起来。
“你把王力交出来！”
“王力是破坏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要批斗他！”
“对！把王力交出来！打倒王力！绞死王力！”
现场一下子又乱了起来。
这时，王力突然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说：“我就是王力。既然大家想解决问题，那就请大家冷静一点。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
一见王力自己走了出来，谢富治吃了一惊。人们一下子把王力围了起来，7嘴八舌地纷纷指责他，说什么话的都有。井岗山等人看事不好，挤过来护住了王力。
这时陈再道、钟汉华闻讯赶过来了。陈再道一看这场面，大声说：“大家不要吵，有话好好说，你们一个一个问题地问，让王力同志慢慢地回答嘛！”
王力对众人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在军区礼堂接见你们的代表。四点指示不是我王力的，是中央的决定，我们是代表中央讲的。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但不准这样胡闹。”
“什么他妈的中央决定？纯粹是你王力和‘中央文革’放的屁！你少吓唬人。今天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说不清问题不能回来！”
“对！把他拉到军区去，批斗这个‘小爬虫’，让他尝尝革命群众的厉害！”说着有人要动手。
井岗山等人看事不好，大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同志们要警惕一小撮坏人乘机捣乱！”
有人挥舞着拳头，要上前抓人。井岗山等人头上、身上挨了许多拳头。
这时，突然涌进来一些手持武器的军人，端起枪，“哗、哗”地拉动了枪栓，对准了王力，要王力回答问题。
面对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王力严肃地说：“我希望我们的解放军同志把枪拿开，因为它是对付敌人的，它可能会走火，那样事情就会起变化，我们不愿意看到那样的局面。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明天在军区接见你们的代表，那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不行！今天必须谈，你不要耍滑头！”
“对！让他马上回答问题，否则我们决不答应。”人们又乱了起来。
这时在场的陈再道司令员一直一言不发。
谢富治气坏了，指着陈再道大声呵道：“我叫你来是看热闹的吗？我命令你下令让他们立即撤出去，马上撤，听见了没有？”
陈再道看到谢富治那气得发抖的样子，又望望王力、余立金、张根成和北航红旗的几个红卫兵那着急的样子，不冷不热地说：“事情是你们引起来的，我管不了。这些人又不是我让他们来的，我管不了他们。这回要靠你们做工作了，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不中用了，无能为力了！”
在场的“百万雄师”和军区的人们哄堂大笑。
人们继续围攻王力 、谢富治、余立金和中央代表团的人。
陈再道提出到外面去谈。谢穿好军装，主动提出接见这些人，独立师张守本带领警卫将冲进的群众组织好坐在草坪上，谢出大厅后门在草坪上谈话，谢出来和群众交谈解答问题后，气氛变得较为融洽。王力也换上军装向草坪走去，坐在谢身边。
大家正在谈话，五点四十分，从西门又冲进一群“百万雄师”，径直向二号楼谢、王住房冲去。他们手持长矛、匕首、梭镖，上身赤膊，下身短裤，有人居然戴个大口罩。接着，又冲进来8车8201、8199军人和军事院校学员；端着冲锋枪的8201军人，枪口直对谢、王。有人直冲进王力房间翻箱倒柜抢材料，又窜到草坪，
陈再道这时和谢富治、王力等人站得很近，他正在得意地摇摆着手讲着什么，一个人高马大的家伙突然冲了过来。陈再道只感到头“轰”的一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又是几拳头对着他的后背和前胸砸来，边打边骂道：“打死你这个小爬虫！”陈再道大叫一声，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这时有人喊：“别打别打，这是陈司令员。”四脚朝天倒在地上的陈再道大喊：“混蛋！乱弹琴！我是陈再道。哎呀，打死我了！”这个“百万雄师”的“拳王”赶紧把陈再道抱在怀里，不停地问：“陈司令员，对不起！打在哪儿了？疼不疼？”
陈再道被扶起来后，骂骂咧咧地说：“谁他妈的再搞武斗，我就枪毙了他！”说完，一头扎进了谢富治的房间躲了起来，撒手不管了。后来才知道，这个“拳王”是“百万雄师”的头头罗得胜，他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
谢富治见陈再道被打，站出来说：“我是谢富治，是中央代表团的团长，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我们来处理武汉问题的。大家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搞武斗！谁搞武斗谁就是对抗毛主席！”
王力也接着说：“我是王力。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讲话和‘四点指示’，不单是代表我们个人的意见，也不单单是‘中央文革’的意见 ，而是党中央讨论决定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总理批准的。我已经把话说清楚了，有什么问题明天派代表谈。今天这么晚了，我们不能跟你们到军区去，你们不能强迫我们。”
这时，因打错了人恼羞成怒的罗得胜一把揪住了王力，拳脚并用把王力打倒在地，许多人也吵吵嚷嚷地围了上来乱打一气，现场又乱了起来。
这时，“百万雄师”的总指挥朱兆强喊：“大家别跟他噜苏了，拉到军区大院再说。”
于是，一伙身强力壮的人们不顾王力的抗议、挣扎和代表团人员的阻拦，架起王力，把他推到了一辆大卡车上，在谢富治、余立金等人的众目睽睽下，拉走了。
混乱中，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尹聚平也被分别推上了两辆卡车拉走了。
王力回忆说：“他们把我从东湖宾馆揪到了武汉军区大院。揪我的人有部队的，也有群众。他们把我揪到卡车上，车上的人都戴着“百万雄师”的袖标，说是要到一个地方去辩论。我直接的感觉是车上的人特别是主要负责人都是讲理的，我跟他们讲一些道理，他们都还听，并没有象后来流传的那样严重。他们给我戴上了“百万雄师”的袖标。（注：事实上早已撕掉了他的帽徽、领章，连衬衣的口子都撕开了。）到了军区，每人都戴着柳条帽子，拿着长矛，坐得整整齐齐，让我从人行道中穿过去，群众很文明。等进了楼，到了一个房子里以后，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他们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了，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的一塌糊涂。这件事，军区没有责任，他们是保护我的，要没有军区警卫营，我很可能被个别别有用心的打死了。有一个人要向我开枪，警卫营长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枪口……”
牛怀龙师长当时就在西门，王科长忙叫来了牛阻止事态发展，牛到绑架王力的车前说：“不要搞得这么凶嘛！搞这么凶干什么？把机枪收起来”！ 自己也随部队驱车赶到军区大院。
王力被抓走后，谢富治不顾别人阻拦，由吴介之陪同乘车去了武汉军区大院找王力。到达门口时警卫不让进。这时有几个军人认出了他，故意喝道：“你是什么人？”谢说：“我是谢富治！让我进去！”对方回答：“你是谢富治？进来就把你宰了！”这时有几个人大喊：“快拿刀子来！宰了这老东西！”有的军人故意拉动着枪栓。吴介之看事不好，急忙把谢拖上汽车。
军区大院早已失去控制，军人、群众、车辆随意进进出出。在军区大门，一卫兵对旁人说“……我们的人打电话给‘百万雄师’，‘百万雄师’派了一千多人到东湖疗养院，包围了，捉到了王力，送到军区，现在在四栋三楼”。有人与军人在军区大门外激愤议论：“谢富治算老几？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吗”？“揪出谢富治”！在口腔医院门口，两个军队干部说“谢富治想跑，老子海陆空都控制了，你跑得脱”。
武汉测绘学院竟有署名三司的标语写“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九时，王力被汉阳区的“百万雄师”围在军区二号楼3楼46房，
军人和群众围攻王力，“要他回答‘四点指示’有没有”？一个人拿起话筒和纸条，照着纸条问：“王力，你到武汉也没有几天吧！你也没有到群众中去调查，就发出四点指示……我们提几个问题要你回答！第一，你们‘四点指示’到底有没有？要没有，就当面辟谣！第二，你到武汉这几天，到‘三新二司’里干了些什么？要回答！第三……”众乱。牛怀龙师长忙喊“静一下，好录音”！
此时，军区大院内人山人海，打倒王力的口号喊声震天。“百万雄师”的作战部长刘敬胜陪同王力，众人反剪着王力双手到四楼楼梯边的阳台示众；8201的战士和“百万雄师”逼迫王力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王力再次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向群众问好，说明到武汉来，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向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学习，是来当小学生的。解决武汉问题要靠武汉的革命派和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共同努力。就群众要求回答“百万雄师”是什么组织，王力说：“‘百万雄师’组织很大，是个什么组织，我们还要看一看”。当问及：“你们为什么要为黑工总翻案”？王力说：“如果是革命派受了压制，那就是要翻案”！并面对愤怒的军民表态：“武汉‘百万雄师’是庞大的群众组织，湖北武汉的问题没有‘百万雄师’参加是办不成的。武汉军区有错误、有缺点需要改进”等等……
钟汉华在宾馆销毁军区业已印刷好的检查公告后，赶到军区大院，和叶明、孔庆德等军区领导一起做“百万雄师”和部队的工作，要他们放掉王力。叶明、孔庆德让8199部队将王力从“百万雄师”手中解脱出来。
面对事态，钟汉华、叶明急得哭啼制止，然而无效。钟甚至向群众作揖、磕头劝阻，叫“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呀……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绑我好了”，但乱中无人理睬他，有“百万雄师”指责他磕头作揖，说“你也太不象话了”。
在这个过程里，钟汉华抱头坐在角落里，捶着自己身子，叫“你们不能这样干哪，你们不能啊”！心脏病发作，被军人将他背走。在军区其他领导指挥下， 8199张昭剑政委、赵奋副师长带部队与军区警卫营、保卫科人员赶到，与群众相持，保护王力，并控制了所有楼道、大门侧门通道。警卫营、8199侦察连、六连、四连战士将“百万雄师“群众、8201军人与王力隔开。”百万雄师“一次次向四号楼冲击，谩骂解放军战士是“保皇狗”“保皇兵”。战士用身体阻挡拳头棍棒、长矛和冲锋枪。军区警卫营营长栾庆祥用胸膛顶住独立师战士的冲锋枪，卡住扣扳机的手喝道：“不准开枪，你要开枪，性质就变了”。
张政委奉军区之命，劝说群众不要纠缠王力，总理让他们派代表去北京谈判；在场一个头头拍桌子大喝一声：“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把这个不知情的师政委吓了一跳，专去问躺在办公室的钟汉华，钟得闻此情，急的说不出话来，流下了眼泪。
午后，孔庆德副司令指挥，军区警卫营将钟汉华从人群里救出。三点左右，孔与揪斗王力的头头达成临时协议，让王力吃饭，休息了再说；8201一位军官拿起话筒说：“‘百万雄师’的战友们，现在让王力休息一下，他已经很累了。大家放心，他跑不掉的！”“我们已经决定了把王力交给8201部队首长处理，勒令王力明天上午八点以前重新表态，否则我们就造他的反”！命令两个战士将王力架进屋去。
孔庆德命29师政委，调87团四连、六连和师侦察连、军区警卫营相互配合，巧将王力转移出军区大院，转移到二十九师师部的六号楼。
四号楼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战士发现王力脱身，气的大叫：“王力跑了！打倒孔庆德”！呼啸去追。
六号楼位于小洪山北侧，紧挨着军区指挥所。周围是部队的营区，比较安全。当晚，叶明、韩东山准备再次把王力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却发现王力“失踪”了。
原来，7 月20日下午，叶明担心再次把王力抓走，不好交差，便命令二十九师政委张昭剑（当时在军区大院）回去，万一情况紧急，先把王力带进指挥所藏起来。
张昭剑对力说，公检法、百万雄师、独立师（隐瞒了他所在的二十九师参加揪王力的事实）是搞“暴乱”，现在已经包围了二十九师师部，外面的喊声就是抓王力的。
王力对张昭剑说：“冲东湖有组织，陆海空三军都有，东湖客舍的警卫队长就是‘百万雄师’。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
四、独立师的一些人及“百万雄师”搞武装示威游行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上午，独立师及部分其他单位干部战士、“百万雄师”组织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
10点后，除少数人仍在军区围攻王力外，大游行开始。有各种车辆396，其中消防车27辆，空军军车15辆，打8201、8216旗帜的车83辆，用载重卡车改焊的装甲车上十辆。“百万雄师”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嘴衔匕首；军人荷枪实弹、刺刀寒光逼人，军人有的不戴帽子、不戴领章，拉开风纪扣，车头架着轻重机枪，子弹带搭拉在车上，就站在车门边和坐在车顶上。车子开到湖北大学前，一军官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冲进学校，毒打群众，重伤三人，打死一人。
车上的高音嗽叭狂呼“王力的四点指示是大毒草”、“王力滚出中央文革小组”、“打倒王力”、“王力滚出武汉” “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
“三司”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陈伯达”说陈是王力的后台；甚至有人说“不管周XX资格有多老，职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马”。支左办公室门前守卫对旁人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是不好使唤的”，有人讲“揪出谢富治的后台”！一群众对一个“百万雄师”群众说“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以8201部队名义印制散发的“特急呼吁”宣称：“黑工总是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要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绑绑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谁敢妄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杀他个片甲不留”。《呼吁》顶头用的是毛泽东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百万雄师”发出“紧急声明”：“我百万雄师全体战士坚决与8201全体指战员同生死、共存亡。我百万雄师对黑工总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 ‘三新’‘二司’大小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能有我广大工农兵来鉴别决定，不能由‘钦差大臣’来封。我们已经作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死不瞑目”。
上午，“园艺军”头头雷荣从军区大院回到东湖的集结地，得意地宣称：“总说‘百万雄师’没有‘造劲’，这次就要在王力身上造反”。
一些谣言迅速散布全武汉：
毛主席的四大天才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的一月风暴；四、百万雄师。
毛主席对百万雄师的批示：“大、好、纯，要爱护它”。
中央文革来电：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表态，中央不知道；中央将派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来武汉解决问题；三、谢副总理和王力是来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来处理武汉问题的。
中央军委来电：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二、为了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可以造反；三、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
（章迪杰承认：“‘百万雄师’的标语口号都是政参部蔡俊善等人草拟的，由各个基层组织照此去刷标语。编造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的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汪士奇，他是某科室的干部。当时‘6.26’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指责‘百万雄师’对若干院校的围攻，编造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在独立师里，参谋长郝文德又奉命在部队继续传达这些谣传，甚至翻印一些传单。）
20日当晚，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纪辉召集“百万雄师”的会议，拟出一个十分具体的行动纲领：1、“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他们不能怎么样”。2、“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每天有20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不能对武汉问题表态。与此同时，要封锁机场、车站、码头和长江航线，决不能让王力跑出武汉”。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百万雄师”从凌晨2时开始对武钢围攻
由百余辆卡车、十多辆消防车，包围了33街坊的新一冶、业余大学、一冶一中和工人村，闯进工人宿舍和造反派办公室，见人就捆，抓捕100多人。
在震耳欲聋的消防车警报声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巨大声浪下，部分游行的“百万雄师”围攻和冲击、扫荡武钢、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华师一附中等十余单位，抓捕留守的湖大造反派学生、教师200余人。在游行的街道和其他地方，马路边和单位里的普通群众，一旦被人指认为造反派，即被怒气冲冲的“百万雄师”蛮横毒打、抓走，怕事的人纷纷躲避。
大批持造反派观点的人，乘车船疏散离开武汉，人们同车同船，竟面面相觑，不敢言谈！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得知消息，从东湖宾馆转移到专列上
杨成武立即用保密电话向北京的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说：你们可视情况，将主席随时转移到安全的地点。
（下面的情节摘自师东兵的记实文学，仅供读者参考：
这时天还未亮，毛泽东被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惊醒，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毛泽东抓起电话，耳机里传来惶恐不安的声音：“报告主席，陈再道发动暴乱了，‘百万雄师’和部分军队已经冲进了东湖宾馆，抓走了王力。请你赶快离开险地！请你赶快离开险地！”
电话不知谁打的，毛泽东“啪”地一下摔下了电话，拉开窗帘向外望去，只见许多人已经冲进了宾馆。这时，他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西安事变”的镜头，难道陈再道今天想效仿当年张、杨二将军，让我当蒋介石第二不成？
门被“咣”地一声推开，毛泽东一惊，警卫员小高上气不接下气地闯了进来，“主席，局势危机，我们赶快离开吧！”
毛泽东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详细情况还不清楚。全部警卫部队已将我们这座楼保护了起来。外面有几十辆武装卡车冲进了宾馆，到处都是‘百万雄师’的人马，还有不少军人。”小高着急地说，“汪主任正在紧急调动部队。”
“现在调兵还有何用？”毛泽东气愤地说，“没想到我们住进贼窝里来了。他陈再道想搞兵谏，让我就范，休想！我可不是蒋介石，我决不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退让半寸。要搞反革命事变，倒要看看全国人民答应不答应！”
“主席，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我们还是马上离开此地吧！”小高的脸涨得通红，上前来搀住毛泽东的臂膀。
“我不走！”毛泽东使劲推开了他，一挥手说，“你把大门统统打开，我毛泽东就坐在这里，看他陈再道敢把我怎么样？我就不信人民解放军和广大人民群众会听他的调遣！小高，你别怕，跟着我你死不了，即使死了，也是光荣的。”
“主席！”小高“扑通”一下跪在毛泽东面前，抱着他的腿哽咽着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誓死保卫您老人家，但是您不能死，我们还是出去躲躲吧！等事态平息了再回来游泳！”
毛泽东爱怜地抚摩着小高的头，给他正了正军帽，泪水盈眶地说：“傻孩子，到哪里躲呀！陈再道要发动暴乱，我还能逃得出去吗？”
小高突然想起总理曾交代由武空副司令刘丰负责主席的安全，便要通了刘丰的电话，把话筒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接过话筒说：“你是刘丰同志吗？我是毛泽东。我要出去走走，请你马上安排车辆，接我出去！”
“主席，东湖宾馆已发生反革命暴乱，‘百万雄师’一小撮坏人和武汉军区的一些部队已经包围了宾馆正门，情况十分危急。我们正在研究营救您的计划，请主席等待。”刘丰在电话里说。
毛泽东火了：“什么等待！他们包围了正门，我们从后门出去。你马上开上小车，到宾馆后门外的沙滩上等我！”
这时杨成武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件军装，满头大汗。他气愤地说：“真没想到，‘百万雄师’竟敢冲进宾馆来抓人！”
“他们要抓谁？”毛泽东已经平静下来，点上一支烟，问道。
“他们喊的口号是‘活捉王力！’和‘中央文革滚出武汉！’来的人很多。我怕有坏人乘机捣乱，所以请你马上向专列转移。”
“莫慌！”毛泽东恨恨地吸了一口烟，“我撤离延安的时候还给胡宗南留了点纪念品。现在，我离开武汉，这里的东西都不要了，统统留给陈再道，看他敢要不敢要。”说完，简单扫视了一下屋子，转身就走，连拖鞋也未换。
“要不要通知一下汪东兴同志？”杨成武问。
毛泽东摆摆手：“不要了。陈再道要抓的是我，不会抓汪东兴的。把他留在这里当人质吧！三十六计，走为上。这笔帐，留着慢慢算吧！”
杨成武和小高每人搀着毛泽东一根胳膊，紧紧地护卫着他，走下楼梯，来到院内，只见汪东兴正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指挥着警卫战士们不准任何人靠近这座楼。毛泽东冲汪东兴感激地点点头，向后院走去。
走了一段路，毛泽东感到脚下一阵发疼，低头一看，原来因没换鞋子，只穿着一双拖鞋，被草丛中的荆棘扎着了。杨成武急忙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毛泽东勉强穿上，自己穿了毛泽东的拖鞋。毛泽东拍了一下杨成武的肩头，笑着说：“难为你了。”
三人继续向前急走。
“站住！什么人？”树丛里传来一声压低声音地猛喝，并拉了两下枪栓。毛泽东、杨成武、小高三人立即停住。突然几束强烈的手电光照了过来。杨成武和小高立即本能地护住了毛泽东。光束在杨成武的脸上照了一阵，只听“哎呀”一声，电筒光熄灭了，几个军人从树丛里跑了过来。
“对不起，原来是杨代总长！我们是武空警卫连的，在这里负责警戒。今天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我们奉命来保卫这里。”一个军官向杨成武举手敬礼、报告。
杨成武和小高松了一口气。杨成武命令他们继续执行任务，同小高搀扶着低着头的毛泽东匆匆地离开了。
穿过了树丛和花丛中间的小道，翻过了一个斜坡，三个人来到了一个挂着将军锁的小门旁，周围寂静无人。小高把锁端详了一会儿，用力一拧，那锁竟然被拧开了。毛泽东笑道：“你可真是名副其实的‘高力士’，力大无穷呀！今天我们是真正地走后门呀！看来前门走不通走后门也是个好办法嘛！”
穿过小门，三人来到了东湖西岸。老远就看见沙滩上停着一辆小轿车，车旁站着一个人。双方互相凝视了一会儿，那人迎了过来，小高上前轻声问道：“是刘司令吗？”
“是我。”刘丰迟疑了一下，用手背揉了几下眼睛，当他确认前方站着的就是全国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和代总长杨成武时，立即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过来，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带着哭腔说：“毛主席，我来晚了，让您老人家受惊了。”
“没事，没事。”毛泽东摇着头说，“大不了坐坐陈司令员的班房，尝尝滋味，可你们不让我尝。算了，让别人尝去吧！”
毛泽东这哀伤中的幽默，没有引起任何笑声。
“主席，上车吧！”刘丰说。
毛泽东似乎没有听见刘丰的话，他双手叉腰，回过身去，久久地凝视着前方的东湖宾馆和他住过的那座米黄色的小楼，一言未发。半天，他突然转过身来，笑着说道：“陈再道真是一头蠢驴。他要是派一支兵马把守住后门，我还能逃得出来吗？看来，这真是天助我也！”
随后，毛泽东在杨成武、刘丰等人的护卫下，赶到了戒备森严的“专列”上。）
群众在宾馆闹事，把中央警卫团紧张坏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解放军战士也上街闹事，而且荷枪实弹，全副武装；他们与“百万雄师”群众处在一种心态失衡状况下，谁的话也不相信，也听不进去。中队长把仅能组织起来的数十名8341战士进行战斗部署，重新编组，实施有效的火器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谢富治要“北航红旗”的井岗山同学给各造反派组织打电话，嘱咐大家保持冷静沉着，不要向军区冲击，不要上街和受蒙蔽的“百万雄师”群众发生冲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妥善安排处理事情的。
一些院校造反派总部传达此精神，要求坚信党中央，命令不得启动已在17号封存的长矛、匕首。在声势浩大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武装示威和扫荡下，武汉造反派没有招架之力，集聚东湖一带学校区的造反派，在总指挥部、夏帮银等领导下，纷纷商议落实指示和最后的防守抵抗，其他地方零散的工人、学生，就走为上策了。
五、中央处理武汉七·二0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中央文革召开紧急会议
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后来还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商议武汉事态。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带上两飞机“八三四一”部队飞赴武汉。
坐镇北京的林彪、江青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全国调动海、陆、空三军包围武汉。会上确定海军在汉舰只水兵上岸行动，空15军随即进城维持局势。
同时命戚本禹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的秘信，劝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去上海。信以江青的名义签发。由陈伯达、戚本禹、关锋等修改后，江青也签了名，再由邱会作亲自带着飞抵武汉，交毛泽东。临行前，江青给他交代说：“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百余8201战士和“百万雄师”卡车冲进王家墩机场
来人带着武器，大叫“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
机场空军同志讲 “总理不在这里”。
8201的人说：“我们知道，周总理下午要来，中央文革来电说，三点钟从北京起飞”。
空军问“我们没有接到总理要来的预报……谁要你们来的”？
回答是“我们蔡政委要我们来的，政委还在电话旁边等我们的情况呢”。
陈再道得知周总理要来，居然还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与王力一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下午3 点54分，总理乘飞机从北京起飞
飞行途中，吴法宪对总理说，王家墩机场不能降落，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机场，要劫总理，同时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说：“武汉有几十辆汽车冲进机场，要劫总理。武汉军区有鬼，研究时军区有人参加，要不消息怎么传出去的！请向一零一（即林彪）报告一下。”
40多分钟后，机长报告王家墩机场跑道停有满载人群的卡车，无法着陆，只好改降条件较差的山坡机场。
这一情况由周恩来的随身保健医生张佐良证实。张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周恩来的座机在武汉王家墩低空盘旋时，见到机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见机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飞去。大约十多分钟后，我们便降落在一个军用机场，后来才知道叫“山坡”机场。飞机着陆时大约（下午）近5点钟，打开仓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乘坐两架运输机的8341部队的）解放军战士们好象比我们先到达几分钟。他们一个个浑身衣服都湿透了，但仍队列整齐，荷枪实弹地站立着作好战斗准备，只要指挥员一旦下达战斗命令，这些8341部队战士为了保卫毛主席，他们会不避枪林弹雨向前冲去。形势是相当紧张的，晚霞笼罩着寂静的山坡机场。”
到达山坡后，周恩来首先要通刘丰电话问讯情况，联系已在汉口机场的邱会作（离北京前，周命令邱带上电台和医生，做了最坏的准备）。刘从王家墩赶来。
“周恩来下飞机后便被引进一个临时支起的帐篷里处理紧急事务去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全体人员再次登机，又返回了王家墩机场。”这时，占领王家墩机场的“百万雄师”们已经散去了。
周恩来最担心的是伟大领袖的安危。他立即赶到毛泽东的专列上看望毛泽东，两人一见面，可谓百感交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周恩来一面命令陈再道、钟汉华寻找被抓走的王力和张根成等人，一面劝毛泽东主席“36计，走为上，”赶紧离开武汉这是非之地。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说“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
邱到达汉口后，过不了江，信件于日晨才在汉口机场支线的专列上，面交毛泽东。在周总理、杨成武、汪东兴、谢富治等人的反复劝说下，毛泽东极不情愿地同意离开了武汉。
“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
杨成武问：“是准备专机，还是坐空军的飞机？”
“都准备。”
一切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做了。
毛泽东所坐的汽车在中央警卫部队的护卫下，风驰电掣般地直奔机场。这时毛泽东才告诉杨成武：“坐空军的飞机。”
此时的空军机场，气氛十分紧张。有十几个干部战士笔挺地站在飞机前。
杨成武走下了汽车，直奔飞机，对他们说：“马上把舷梯推过来。”
一个干部口气强硬地说：“没有武空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谁也不准动这架飞机！”
当时毛泽东就在车上，总不能让老人家在车上等着吧！杨成武也急了，他说“我是代总长杨成武，给你们司令政委的命令是我下达的！”
无奈，那些战士根本不听，他们也不认识杨成武。
这时毛泽东已经从汽车上走了下来，他是不等的，他就朝飞机走来了。
杨成武说：“你们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坐这架飞机！”
那些战士这才放行。
毛泽东刚刚坐上飞机，机长过来问：“首长，往哪个方向飞？”
杨成武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听毛主席操着他那湖南口音说：“先飞起来！”
飞机轰鸣着离开了大地，在武汉上空盘旋。
毛泽东问杨成武：“我们现在往哪个方向飞？”
杨成武说：“还在武汉上空。”
毛泽东示意告诉机长：“往东飞，去上海。”
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安全到达了上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亲自组织平息事端
周恩来安排毛泽东离开武汉以后，周与陈再道谈话，要求他配合处理问题，找到王力，陈再道怨气不消，仍然表示无能为力；鉴于陈再道严重失职的言论和行径，临时对他采取了措施，指定孔庆德、叶明临时负责军区工作，并要求军区找回王力。孔表示已经救出王力，但天黑后却不见了踪影，周气愤说：“不行！你们设法把他找回来”。又对孔说“你立即通知‘百万雄师’派100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也派出代表和他们乘飞机前往，具体时间，明天再定。让他们先作好准备”。
由李作鹏、余立金出面分别与海军、空军单位做工作，稳定局势；
二十一日上午，叶明派人找到二十九师，师参谋长根据张昭剑的交代，只说王力在安全的地方，不告诉他们具体位置。武汉军区只得向总理汇报，说二十九师这样做十分反常。
这时，武汉空军的刘丰得到王力在二十九师的消息，立即赶到二十九师。对张昭剑说：“武汉军区这窝子是些什么人？你张昭剑不要奴隶主义！你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陈、钟的？”
张昭剑说：“我听空军的。”
刘丰把王力转移到武空司令部。
于是，29师七连在张绪师长和解参谋长率领下，全副武装掩护，刘丰、王力等坐司机郭景元的小车，穿科学院、武汉大学间，经街道口，转移到武汉空军司令部。
周和三军领导调动部队，空15军一支支在武汉周围的部队，开始迅速调派入城。当晚，支左的空15军部队迅速抵达几个预定位置，开始控制市内制高点。
刘丰去东湖向周、谢汇报。周当即决定，东湖宾馆和武汉空司的北京来人，深夜分两个车队，在山坡机场汇合。
周恩来高兴地同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一块吃了晚饭，点名让井岗山陪着他出去散散步。井岗山把同伴吴介之拉着，两个人陪着总理一边散步，一连聊天。
“武汉发生的事，是我们的家丑，回去要保密，不要乱说，一切听中央的口径。”总理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
当天晚上，周总理决定带领全体人员到机场看望负伤的王力并返京，并通知刘丰护送王力去机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东海舰队过境部队奉命发表《严正声明》
指出“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从中央军委到每一个战斗单位全体指战员组成的人民武装力量，一个军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队决不是全军，只有中央军委国防部才能代表全军。二、8201部队是不开展四大的单位，昨天参与‘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违反纪律的行为，特此提出强烈谴责和严正警告。三、谢副总理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王力、余立金同志是中央负责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许任何人制造借口攻击和威胁他们。四、8201部队的所谓‘特急呼吁’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公开宣扬高、饶反党集团的军党论……必须彻底识破和揭露并展开斗争。五、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武汉市民眼见舰队海军指战员上街用摄象机拍下市内武装游行与混乱场面。
造反派在街头贴出大标语“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蔡炳臣稳定军心
上午，蔡向机关干部探问对事件的看法，当大家就指出其性质是兵变，很可能造成部队到指定地点集中的后果，蔡当即回答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根据我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和我对党的干部政策的理解，党中央、毛主席不会那样处理”。
当晚，蔡又说：“这次我带了头，创造了谈判条件，以‘百万雄师’和军队为一方，以‘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到北京去谈判”。
深夜，独立师党委下发了六个决定，强调“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正确处理武汉问题，要求部队有意见可用口头和书面逐级向上反映”。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午，“百万雄师”在3506工厂召开夺权动员会议
一号头头俞文斌说“今天请大家来商量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很秘密，在‘百万雄师 ’的勤务员中，也只有四个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讲，使我们很被动。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我们酝酿了一下，打算夺省市委的权……”。
下午，“百万雄师”开会，订出计划：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王力问题由“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负责批斗；坚决不准为工总翻案，谁翻案谁负责；关于揪王力问题要通告、通电全国，争取外援。
晚上，“百万雄师”头头纪登清还进入蔡炳臣办公室关了灯轻轻商量夺权问题。独立师干部揭发：次日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和蔡政委到六团某连，有的战士问周开枪可不可以？周说，少打几枪可以，不要多打。周对六团副政委张枫说：这次起了带头作用，现在急刹车也要起带头作用，这样三结合还是一我们 8201为核心。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戚本禹给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的电话
（下午三时）
从现在开始，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马上开始游行，声援（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打倒‘百万雄师’！”，“打倒陈再道！”自己编些类似的口号。大会、小会、声讨会，从今天开始马上搞。今天下午，通知各院校，通知工代会到天安门活动，搞二至三天。
（引自1967.7.24清华大学《井冈山通讯》）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凌晨3 点多钟，王力在李作鹏、刘丰的护送下到达山坡机场。
清早，刘丰打电话给吴法宪，说他亲自把王力接出来，转移到山坡。武汉情况紧张，电话里不敢讲。与此同时，武空也向吴法宪报告，说武汉游行队伍还很多，独立师全副武装，坐着卡车、摩托车，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等等。
吴法宪接到这些电话后，都迅即报告了林彪。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凌晨3 点多钟，周恩来等到达山坡机场。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向前经过周密部署后，由刘丰亲自率领全副武装的四辆军车护送王力到达了空军王家墩机场。路上差点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马拦截，幸亏司机小郭驾驶技术高超，临危不惧，事后受到了部队首长和周总理的表扬。
东胡宾馆这边，为安全起见，周总理让大家经过简单地“化妆”，一律穿上空军军装，戴上“百万雄师”的袖标，由武空司令部派出的官兵和军区7212部队的两个连护送，分乘六辆吉普车和几辆大卡车，直奔机场。一路上，卡车上的战士们打着“百万雄师”的大旗，不停地喊着“百万雄师必胜！”的口号，车身上贴着大标语：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一路上，“百万雄师”的人见到车队，欢呼声、掌声不断，一路“绿灯”。车队顺利到达了王家墩机场，此时已是7月22日凌晨3点多。
周总理一下车，立即问：“王力同志在哪里？王力同志在哪里？”人们扶着70 多岁的总理来到王力的床前，被打断了腿脚不能下床的王力和总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个人都热泪盈眶，周围的人们也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周总理决定尽快返京。
凌晨5时，周总理率领中央代表团成员乘飞机从山坡机场又回到了汉口机场。飞机一落地，周总理立即召集武汉军区、空军和8199部队的负责人开会，研究稳定武汉局势和其它重大问题。会上，针对“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某些人可能采取的更加过激行动--包括纷传的对造反派实行大屠杀阴谋，周总理亲自决定马上派空军进驻武汉各高校和武钢厂，保护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
8点多，周通知在上海的杨成武“我们都到了”；说他正在同林彪商量部署，商定后再请示毛泽东。并说，武汉发生的事对外报道，要含蓄点，不点名，还建议，他回北京后把陈再道等四人保护起来，以免受到伤害。
安排好紧迫的工作后，大家稍事休息。当天下午两点，周总理决定立即返京。他和随从人员乘一架飞机，中央代表团乘一驾飞机。周总理还要求中央代表团的飞机先起飞，后降落，在空中多停留一会儿，等他先到北京西郊机场后，再出来迎接。
后来才知，武汉“720”事件已被外电炒得沸沸扬扬。不少外电说王力已被杀害，毛泽东、周恩来已被叛军扣押，中国已大乱…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关于武汉问题的谈话
杨成武马上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向他报告了周恩来的电话内容。
毛泽东作了许多考虑，主张周恩来等人“还是早点离开（武汉）好”。
毛泽东没有让杨成武马上离开，而是和他讲了两个多小时武汉的问题。
怎么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设想了好几个方案。他对杨成武说：“是宜快还是宜慢？各有利弊。快的好处是趁热打铁，都说陈再道不好，错了。快，总要准备一下，要进行动员。计划一个礼拜的时间。慢一点就是暂时先不动。”
毛泽东说：如果这件事就是所说的那样，会不会在决策时有哪个老帅参加？
毛泽东说：这类事情搞了几个军区——青海、内蒙、四川；同时还有许多军区处于湖北的状态——江西、湖南、河南。
毛泽东说，如果能在内部解决武汉问题是最好的了。
毛泽东说，如果先把湖南、河南、江西的问题解决好一点，再来解决湖北的问题，军队来一个分化，“百万雄师”也来一个分化。不然他们会调动农民，占领三个学校。
他说，解决武汉问题，牵扯的问题相当大，影响到南京军区、福州军区。
毛泽东说：“派兵问题要慎重。”
毛泽东问杨成武，有什么办法做“百万雄师”的工作？北京有两万多“百万雄师”的人，要做好工作，让他们回去。它是个群众组织，数量很大，又同军区在一起，有没有办法搞个武汉的方针？陈再道、钟汉华认错就算了……
毛泽东说：“打政治仗，思想仗，不好办呢。”
在谈到周恩来提出的武汉问题处理意见时，毛泽东说，武汉的问题，我看当做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指陈再道），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他并没有下死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出，可见陈再道没有下这个死命令。因此毛泽东同意把陈再道等四个人保护起来。
武汉和北京的消息不断传来。到了中午12点半，毛泽东又把杨成武、余立金、张春桥、汪东兴找来谈武汉和北京的情况。
毛泽东说：“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等人在武汉没有什么谈头了，要谈去北京谈。”
毛泽东的看法是：三方面一起谈，谈不成可能被包围，这是一。其次，现在看来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的头头，还未最后下决心。他主张，周恩来等人还是早点离开好。并且指示把孔庆德、叶明同志带去北京，以免受害。
毛泽东说，三方面一起谈可能谈不成，如何谈法，谈不拢，会提什么条件？强迫签字，承认他是革命组织……
毛泽东又说，如不去北京，是否可以转移，到军舰上。
又说，不必了，还是早点离开好，这事，现在不仅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
他最后说，叫总理根据具体情况处理吧。
杨成武离开梅岭一号，马上给周总理挂通了电话，并把毛主席上午两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作了传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蔡炳臣和周忠召集约50余人到师部开会
蔡作了新布置，讲：“1、这两天他们做了一个大好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火已经点起来了，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中央已经通知，军队和“百万雄师”为一方，“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去北京谈判；2、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要求大家稳定下来，准备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来整理材料。到北京谈判没有材料是不行的……3、你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处处都要起好作用，今后大家搞什么事，最好先告诉我一下，我不会领着同志们去犯错误的，你们应当相信我的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全市“百万雄师”出动车辆约1500辆，继续在全市游行。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回北京
下午两点多，周、谢、王、李（作鹏）等分头登机回京。周恩来临行前，还专门督促军区，落实释放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抓走的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高天堂等三人。
下午，周恩来先行降落北京，于机场主持欢迎中央代表胜利回到北京的仪式。谢富治和王力回北京。
北京组织数万人在西郊机场欢迎他们。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出席了欢迎仪式。
夜，周恩来与林彪商议，下半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并代中央起草电报，召武汉部队和市人武部领导到京。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晚上，林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
听取谢富治的汇报。
会议决定，把“七·二Ｏ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处理“七·二O 事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的名义调陈、钟进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不敢来，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且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会后，林彪又给戚本禹打电话说：“处理武汉问题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之后，先经中央文革研究，然后再报请主席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之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应当报告主席。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需要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主席。”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并武汉军区空司党委的电报
武汉军区党委并武汉军区空司党委：
周、谢、王、李四同志回京后面报一切。中央考虑到“百万雄师”派代表来京事，一时不易谈成，而武汉局面又急需稳定，拟先约军区和有关方面同志来京一商，请陈再道、钟汉华、傅传作、刘丰、吴世安、周志刚、赵兰田、温锡、张绪、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12位同志于二十三或二十四日来京。中央已令空军派机往接，何时动身，望告。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深夜，百余空降兵战士进驻红水院
另有部队进驻武汉大学、测绘学院等院校，宣称是接受中央命令前来支持造反派、保护造反派。留守这些学校的学生、工人潸然泪下，热情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中央文革对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武装游行），声讨“七·二○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凌晨3 点钟，陈再道、钟汉华收到了以中央名义调他们进京“开会”的电报
此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连续播放谢富治和王力“胜利回京”的消息。
武汉声讨王力的游行队伍还是连绵不断。当二十九师师长率领两卡车战士护送陈再道、钟汉华去机场时，游行队伍见战士们佩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章，振臂高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一路上通行无阻。牛怀龙、蔡炳臣（独立师政委）、巴方廷（武汉市人武政委）和其他进京“开会”的人也陆续到达，一共是15人。
凌晨，陈、钟一行飞抵北京，在京西宾馆受到三军“无革派”冲击。
三军“无革派”在大街刷出反对徐向前元帅的大标语。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谢、王一行回到北京的消息，武汉三镇顿时爆炸了
几天来四下躲避的造反派和普通民众纷纷奔走相告；部分“百万雄师”汽车的游行还在持续，但不少群众已对他们宣扬的舆论产生怀疑，开始退出街头的“造反”行动。
武汉造反派和“百万雄师”各联络分站，分头组织开会，商讨局势和对策。
晚上，“专揪王力指挥部”有人针对中央广播王力等回到北京的消息，秘密制订计划，甚至准备启用人武部掌管的枪支弹药，吹嘘装备60万人抵抗；组织10万人徒步进京告状。“百万雄师”头头还召开会议决定武器不上交，组织不散，如果抓“百万雄师”的人，加倍还击。
8199部队从“百万雄师”手里解救出新湖大临委会负责人张维荣、谢邦柱、彭勋。
测绘学院、武汉大学“钢二司”与“三司革联”学生，分别造反查抄了位于该校的“三司”总部。由于“三司”总部在事件中公开表态支持独立师和“百万雄师”行径，一些学校“三司”单位参加示威游行，该群众组织在中央表态以后顿时自动解散消亡。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欢迎会上的讲话
武汉有一个造反派组织“工总”被军区宣布为非法的。这组织号称四十万人，实际也有二十万人吧！被逮捕了五百多人，被迫解散。这是一个较大的组织。我们到武汉去，要为“工总”平反。
九·一三也是一个造反组织。
钢二司虽没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由于是“工总”的观点，受到压制。这是一个学生组织，是一个造反派组织。
“百万雄师”有三大派力量：
（1）独立师（番号××）带头。这次主要是独立师搞的。它以前是××部队，有×个纵队。
（2）人民武装部。××个大厂子都有人民武装部，有枪杆子的，他们百分之百是“百万雄师”的。“百万雄师”九个头头，其中四个是人民武装部的。
（3）公（公安局）检（检察官）法（法院）已被军管，但是，是独立师军管的，其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是“百万雄师”。
两次来围攻我们的都是独立师和公检法。第一次来围攻我们，开始来两百多“百万雄师”的。我们做了些工作，他们后来就走了，这些人多数还是比较好的。后来来的都是独立师，不讲理，说也不听，就是他们把王力同志拉走的，并制造了许多谣言。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上海与杨成武谈话
“你认识陈再道吗？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以前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
毛泽东也是建国以后才认识这位放牛娃出身的陈再道的。那时，他是河南军区的司令员。后来，毛泽东每次到武汉，都要见到他。他给毛泽东的印象是，文化水平不高，但很能打仗……
“你对武汉的事情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
“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军队里的老同志是跟你干革命的。”
毛泽东说：“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呀。”
事情虽然过去了好几天，看来毛泽东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杨成武说：“他们不会反对你的。”
“对！对！对！”毛泽东连说了三个对。
他转而又问：“陈再道在哪里？还有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
“不清楚。”
“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还有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杨成武带着毛泽东的指示，飞回北京，向有关领导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三句话，也向陈再道传达了这三句最高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
要“找陈再道辩论”。
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派人把陈再道、钟汉华藏进电梯，熄了灯，让电梯悬在半中腰。
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问傅崇碧：“这样保不保险，有没有办法叫造反派退去？”傅崇碧同志说：“造反派不听我的，我没有办法了，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总理找到谢富治，要他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负责保证陈再道、钟汉华的安全。总理对谢富治说：“我不管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代！”
谢富治出面做做以后，造反派很快就撤走了。
总理这天上午还打电话给吴法宪和戚本禹，要他们分别去做三军造反派和文艺口造反派的工作，不要冲击京西宾馆。
文艺口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后，三军造反派就立即包围了京西宾馆。
三军造反派的行动是林彪派叶群到京西宾馆找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串连”布置的，叶群要求三军造反派包围京西宾馆，“插红旗、占位子，静坐游行示威，连续搞它几天”，还要求他们到处张贴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揪“黑后台”徐向前的标语口号。叶群让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参加三军的游行示威，还邀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让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十辆小车到京西宾馆，表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晚上，中央文革开会研究关于“七·二○事件”的报刊宣传口径。
中央文革决定：一、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点出“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
会议还决定7 月25日下午召开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和出席大会的人员名单。会议情况书面报告了林彪。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百万雄师”出动了百余辆卡车全市游行，
呼喊出“打倒陈再道”的口号，算是对“七二零事件”的一种变相、权宜的表态；同时坚持呼喊“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
凌晨5时，“百万雄师”出动38辆卡车、3辆消防车、一辆装甲车攻打体院，并刺伤制止武斗的解放军；一名参加围攻的体院学生头头被小口径步枪击毙。同时数十辆车包围测绘学院，直到25日上午11时周恩来亲自来电制止，车辆才散去。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一支又一支的空15军的队伍开进武汉市，宣布支持革命造反派，谴责8201部队的行为，并接管独立师所控制的战略要地，后者则接受换防，离开市区集中整训。驻守东湖宾馆的8201战士，痛哭失声。
（按命令于8月1日将防务移交15军部队，离开武汉市，留下了枪支。所有部队的交接、换防都井然有序，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谢富治对北京红代会核心组的讲话
现在毛主席、林付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有个方针要解决武汉问题，好人坏人都请来了，小将多，北京的革命派要紧跟中央作工作，这些天大规模游行，明天开大会，表明我们支持，这件事不能只看成谢富治、王力，特别是谢富治，而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把矛头针对武汉一小撮，百万雄师一小撮、军内更是一小撮，不要面很大，要懂政策，明天下午五点要开一百万人的大会，学生、工人、农民、兵，中央首长出席，井冈山也讲话。在天安门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但有一件事告诉同志们，坏人来了很多，再厉害也没关系，但不要抓。将来开了会，需要的话作面对面的斗争。需要的不打就不错，但要有组织的找几个学校，百万不要讲百匪。听说北京有，要集中起来，军队由陆空解决，中学、工人不要去，红代会组织一下。矛头对准陈再道、牛师长、蔡政委、王任重，将来凶手搞出来。军内已经集中了，大学红代会找些人把他们集中。将来还要请一批来，一切都要按中央文革指挥。我们这次出去带红卫兵，是主席当面给我讲了两次，但他说了一句话，这些人挂帅不行，一挂，就压垮。但要带徒弟。因为他们只有一年革命历史。再没有主席那样爱我们工人、学生、工代会。这回想当头，连自己厂都管不了，我这个人别的不行，只这一点慷慨，谁要来顶我，我明天就让。武汉这一次离不开大批判，离不开刘、邓、陶、彭真这个大批判。要搞到明天，促进大联合，大学毛著这个锐利的马列主义武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关锋接见山西代表时的讲话
武汉“百万雄师”，还有独立师的一部份人，他们要打倒谢副总理、绞死王力，反对四点指示。四点指示是周总理的四点指示，他们不敢把矛头直接指向总理，他们反对总理在政治上不利，但实际上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和林付主席。武汉事件不光是“百万雄师”那些人，还有武装部、独立师、军区机关、公检法。武汉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中央派去的代表公然可以绑架、毒打、带手铐、包围。我们相信武汉的广大指战员是好的，是受蒙蔽的。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百万雄师”分化了，有些人不干了。他们扬言“王力犯了错误”，“不能代表中央”，“把王力交给群众斗争”等等。王力他们回来了，我们隆重的在机场迎接。
六、北京及全国各地支持武汉革命派，声讨“七·二0”事件的制造者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党委常委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并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电报和所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
公告说，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毛主席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和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这一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陈再道等人“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这个公告于七月二十六日公开张贴，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中所加的一段话
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代拟中央关于武汉“七·二○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
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彪参加天安门大会
下午3 点钟，离大会开始只剩下两个小时了，林彪打电话通知中央文革，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下午4 点多钟，林彪上了天安门，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又对蒯大富、韩爱晶等造反派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欢迎谢、王回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
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军委成员出席。北航的井岗山同学在会上代表北京学生讲话。
周恩来对河南省的军队干部讲：“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
在天安门城楼，周恩来碰见“湖北日报”的一个在京记者刘某（按：周原来认识）问他武汉局势，周说：你们放心。我们已经从外面调了某某、某某部队，把武汉包围住了，陈再道他们想翻也翻不了浪。武汉是安全的，是万无一失的。
大会进行中，蒯大富问王力：全国老保行动如此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
王力连连点头，回答说：“就是，就是。”
在谈话中，王力表示对叶、徐两个老帅和南京、福州军区很不满意，蒯大富又问王力：原四方面军的将领是不是都听毛主席的话？
王力回答说：“有的听，有的不听！”
蒯大富还留心观察了林彪，看见林彪对“打倒陈再道”和“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都举手赞成。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全天，武汉部队三军指战员佩带造反派袖章，分别乘坐数百辆军车在武汉三镇举行游行
战士高举毛主席语录向热情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高呼“向三钢、三新、三联学习”！“向三钢、三新、三联致敬”！“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打倒陈再道”！
游行群众看见蛇山下孔明灯处有8201战士横枪低头 “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请罪”，也感到这些战士受委屈了。联想起前些日游行的指战员丢解放军脸的举止，都说这些镜头是在电影里演反派才见过的，把解放军糟蹋了。市直造反派“人民勤务员”的头头魏绳武说：“看到8201部队的人在那里请罪，低头弯腰，把枪横着拿在腰下，像是打败仗的兵，我们看了心里也不好过，把解放军弄成这样，其实都是当官的在背后操纵的结果，他们没有什么过错”。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晚上，武汉“三钢”、“三司革联”和外地来汉造反派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3万余人，在武汉测绘学院操场集会，愤怒声讨陈再道和“七二零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复电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中 央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
一、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谢富治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第一副总编辑王力同志的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谢富治副总理遭到推打、围攻，王力同志以及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和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遭到绑架和殴打。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此后，还发生了围攻、殴打、绑架《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以及围攻新湖大、九一三等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政治事件。上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参加这些事件的干部、战士和群众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一切受蒙蔽的干部、战士和群众，一定要迅速猛省，坚决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二、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陈再道对上抵制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对下压制打击群众意见。长期地、顽固地坚持错误，以致发展到造成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中央军委、反中央文革的“七·二○”叛变事件。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对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将迅速作公开检讨，并坚决、彻底改正。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过去受我们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影响的群众和干部，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责任由我们来负。你们应当迅速地觉悟过来，向我们的错误作斗争，坚决地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革命造反派靠拢。
三、立即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平反；向曾被拘押的革命闯将朱洪霞等革命造反派的同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为他们恢复名誉。坚决支持“工人总部”的革命行动，积极帮助其恢复、发展和壮大队伍。
四、坚决支持“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司革联”、“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坚决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我们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谁反对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谁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坚决打倒谁，不管他资格多老，职位多高，我们一定和他拚到底。我们是作好了一切准备的。任何反扑都必将为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所彻底粉碎！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王任重！打倒陈再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召集揭发批判陈再道、钟汉华反党叛变事件会议。
周总理、中央文革、谢副总理及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周总理、康生同志、谢副总理及其它同志以铁一股的事实揭露了陈、钟之流步张国焘后尘，煽动策划反党叛变的罪行。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
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
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同志同三军负责人出席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北京支持你们！》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武汉造反派连日游行声讨陈再道，8201与“百万雄师”
大幅标语与漫画显示：武汉的天亮了，公鸡下蛋了，工总翻案了！游行人们高唱：“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的谈话和决定
毛泽东在上海说：“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
并决定：
武汉由15军或2个师（指44、45师）抽一个营去接梅岭、百花的任务，原警卫队、部队全部调出来整训。
独立师可以考虑调出整训，过去已有这个计划。
原梅岭、百花的原工作人员态度不好，没有转变的一律调出来（包括园林工等）。
飞机场到梅岭的通道要15军部队或29师担任，通道警卫控制起来。
码头上的人要清理，如果百万雄师的人态度没有转变，态度不好的调出来，调换。
游泳船由海军调，木船由空军调，人员不好的调换”。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8201部队的千多名指战员乘坐40多辆卡车在武汉三镇和大专院校举行游行，
高音喇叭真诚喊出“8201部队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等口号。
武汉军区调查落实参加“七二零事件”的干部战士共计二千余人，当时8201全师共有官兵九千余人，在武汉市驻有师直机关和4个团。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百万雄师”在舆论的高压下最后解体
总部告诫各分部头头及活动分子：一旦造反派得势，他们必定会对保守派进行报复，“百万雄师”成员有必要暂时离开武汉。有许多人跑回老家的亲朋好友家避难。“百万雄师”中的骨干人员和武斗分子害怕造反派报复，撤至郊区、东西湖，再逃避到地县。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晚上，陈伯达和谢富治等接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
“钢二司”一号负责人杨道远、“新华工”的“红色造反团”负责人聂年生讲话，高等院校革命干部联络站的毛远耀（测绘学院第一书记）参加接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全国军民大集会大示威 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解放军报》编辑部《乘胜前进──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上海百万军民集会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粟裕传达中央扩大会议斗争陈再道的情况
这次武汉事件是一个反革命政治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这件事，是很严重的。要把陈再道斗倒、斗臭，会上已定陈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过去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或群众组织，只要他们一旦觉悟，愿意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都要欢迎他们，并肩战斗。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这个革命组织，并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们逮捕很多革命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他们利用“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
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同志谈在武汉的亲身经历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再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康生在河南湖北两省军队干部斗争陈再道大会上的讲话
陈再道、钟汉华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代表了敌对阶级向我们进攻，绑架、殴打谢富治、王力同志这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报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钻进党内，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是极端的仇恨的。
少数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维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公开诬蔑中央文革要搞垮人民解放军，他们狂妄地说你们到底要不要解放军，如果不要解放军，我们就回家去。
某些同志犯错误同某些反革命分子犯错误的性质不同。对于毛主席的指示要很好研究学习，不是一看就懂了的。一方面看到毛主席还给他一个最后出路，另一方面他已经不是站在革命人民行列里，而是站在反革命行列里了。
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
打倒反革命分子钟汉华！
严惩绑架王力同志的凶手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受蒙蔽无罪 反戈一击有功》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全国亿万军民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新的伟大胜利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武汉三军和革命派联合举行誓师大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谢富治陈伯达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我们坚决支持你们！》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同武汉革命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玩火者必自焚》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红司新华工代表聂年生同志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钢二司代表杨道远同志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武汉“百万雄师”基层组织土崩瓦解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武汉五十万军民大集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领导机关，七月二十六日发表一项检查错误的公告。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毛泽东指示：
宣布曾思玉（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刘丰的任命，对陈、钟的宣布（按指免职）可以晚一点；独立师分编到44师、45师、29师，不离湖北，集中整训。陈再道可在武汉报纸点名，王任重可在全国点名。军区的公告，可在全国张贴，但不登大报，中央复电发到县团级。中央办公厅批准武汉军区“公告”。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清晨，周恩来电曾思玉：“我已经派飞机去接你，你立即来北京，3日你去武汉军区工作”；
上午9时，周恩来在钓鱼台5号楼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传达毛泽东关于武汉问题的指示；
旋即接见刚刚赶到北京的曾思玉（和已在北京的刘丰），代表中央宣布了武汉军区新领导的任命。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新的考验》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再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传达中央对武汉军区公告复电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国张贴武汉军区1967.07.26公告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武汉部队空军副司令员 刘丰：《永远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紧急通告》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武汉军民最热烈地开展拥军爱民活动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第十二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坏人只是一小撮。武汉地区的这一严重政治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要把一小撮坏人和广大受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对制造武汉地区这一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必须彻底揭露，坚决打倒，严加追查，依法惩办。对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善于启发，耐心帮助，支持和鼓励他们站出来，大杀回马枪，热情地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要和他们团结起来，并肩战斗，共同对敌，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央文革中南组对武汉干部问题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毛主席为我们撑腰 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毛泽东的谈话
八月四日，中午12时半至下午2 时，毛主席听取了从武汉来到上海的余立金、李静汇报武汉“七·二○事件”后的情况。并让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也参加了旁听。
毛主席听到武汉形势已经平稳，再有个把星期就可以恢复正常，不久长江就可以通航了。这时，他高兴地问：长江轮船为什么不卖票呢？主席对独立师只用了三天时间，进行说服动员工作，就顺利地开拔出去，甚是高兴，赞扬说：“很不错。”并指出：我看部队在一个地方不要驻得太久了。
毛主席说：在我同你们谈话时，王力当时态度好凶嘛！对待一个群众组织不能这样嘛！
还有今年2 月4 日批复取缔“湘江风雷”那个批示，说批复有毛病的。这样说不行，不是有毛病，是错误的。中央要负主要责任。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又不开，我又不晓得，林彪同志也不晓得，但我仍承担责任。既不请示报告，又不调查研究，人家又没有那么紧迫地要求答复，你就匆匆忙忙批了，大笔一挥可了不得！大祸临头，几十万群众组织，要人家解散。说“二四批复”有毛病，人家军区就不服嘛，把军队推到第一线了嘛！若我在军区工作的话，我就不服。总而言之怕乱。
—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
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江青拿出来传阅的。
信头的称呼是“江青”，署名是“润之”。
开头就说：“你所送的材料，我已收阅。”
毛主席说，同意林彪的看法，当前的形势很好。
他说，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
又说，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群众专政，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
他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
（毛主席这句话是针对林彪说的，因为林彪刚给他写了信，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个制止夺枪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解放军各单位批斗陈再道
三军革命造反派共提了以下三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勒令这三个坏蛋回答。
一、“7·20”武汉地区发生了绑架毛主席派去的代表谢富治、王力同志，这是什么性质的条件？
陈答：是反革命事件。
钟答：是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反党反毛主席的。
蔡答：是个军事政变，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派去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同志。
牛答：是反革命暴乱事件。
二、你们这一小撮人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陈答：我是操纵者，我是这个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
蔡答：我是凶手。
牛答：我扮演了陈、钟的帮凶的角色。
三、“7·20”事件，是你们这一小撮坏蛋长期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个暴露，你们武汉军区是一个反革命窝子，是不是这样？
陈等五个反革命分子供认武汉军区是个反革命窝子，并分别报了其它一些反革命分子名单。
这次战斗近十个小时。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高举“拥军爱民”的伟大旗帜》
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任何时候，都要牢记毛主席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一伟大教导。应当加强同人民解放军的紧密合作，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应当满腔热情地帮助和支持军队的同志，帮助他们了解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进一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应当学习人民解放军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在处理军民关系中，也要作认真的自我批评，严防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军队的同志有了错误，“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而不要无根据地无限上纲，不要不许革命。
“拥军爱民”是毛主席一贯的光辉思想。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它具有更新的内容，更伟大的意义。它是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口号，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正确处理军队和革命群众之间关系的总原则，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力对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军委各单位斗争陈再道
钟汉华供认不讳：周总理关于要为工总平反，要他们释放被抓的工总战士等四点指示，是他违反周总理不准向下面传达的规定，擅自叫蔡炳臣传达的。
蔡炳臣也交待了：首先向团以上干部传达，然后又向排以上干部以至全体战士传达了。他们向下传达的目的就是要掀起下面的不满，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在传达时他们还进行了恶毒的煽动，说：当陈再道汇报“百万雄师”的情况时，周总理听不进去，当汇报新华工、新湖大等情况时，王力很反感。说中央代表不愿听他们汇报等等。这就是他们煽动“七．二零”反革命叛乱的一种舆论准备，是他们打出的反革命叛乱的一个信号枪。
这次战斗从八月七日晚七点半开始，到八日晨七点半结束，历时十二小时。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高呼口号，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之后，大会胜利结束。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斗争罗瑞卿大会上的讲话
整个公安系统真正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不能说没有，但是少数，一直到今天为止，支持保守派的是多数，或者在革命派的两大派中，他支持毛病比较多的，革命性弱一点的，压制革命性强的一派。
军队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和我们一样，不大理解，有一些干部不理解，在认识上犯了错误，也有少数坏人，如青海的赵永夫，武汉的陈再道、钟汉华，还有什么牛师长，什么蔡政委，这都是坏人。坏人在军队里是极少数的，是个别的。但是，认识上的错误比较多，我们这个公安机关又当了“驯服工具”。四川抓了三万五千人，川大一个学校就抓了五百多人。这不是公安机关出的点子？湖北大家知道，有三钢（钢二司、钢工总、钢九一三）、三新。钢工总是一个有四十多万人的革命群众组织。独立师、公、检、法少数坏头头出点子，军区下命令，陈再道闭着眼睛不看材料，也不审查，一句话就抓了钢工总五百人，公安机关不仅不加抵制，而且出谋划策，所以公安机关在那里臭得很，成了被打倒对象，成了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我们没有接触武汉的公、检、法，他们都是曾经造了一次反甚至两次反的，可是思想没有转过来，他们的本事就是抓人。最可笑的是，最近我们看到了新派到武汉军区的一个新班子反映了专政方面的一份材料，要在八个方面抓人，从“百万雄师”的什么头头起，通通都抓，污辱谢富治的要抓，污辱王力同志的要抓，一共八个方面的人要抓。我没有注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了这个材料，说不行，要我们研究。这个材料还是军队系统反映的，过了两天，看到了原始材料，是武汉公安机关的一个造反派，叫什么革联的提的，他造了一家伙反，地位变了，同样抓人。
现在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你推翻一层，搞一个勤务组，还是一样。
今天讲两件事：一件是讲把公安部文化革命搞深搞透，接受下边公安机关的经验教训，不要随便抓人，特别是不能抓革命派，要保护革命派。还有一件事，我们除了把自己的革命搞到底以外，还要把中央交给的案子办得好，办得快。
砸烂公、检、法，毛主席当我的面讲过没有十次也有八次，这完全证明毛主席英明的预见性。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继续奋勇前进》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
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
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
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二）坏人斗坏人，这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了好人。（四）好人斗好人。只有第三种情况，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要不垮，办法有三条：
第一、 紧紧掌握底下的情况，对左派、右派和各群众组织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毛主席说：调查研究是基本功。只有掌握了真实情况，才能提出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第二、 紧跟中央。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就不报告中央，不要以为是小事就自己处理，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就不请示报告，也不要怕麻烦中央。这是我反复要讲的，是三条当中最重要的一条。
第三、 现在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左派右派阵线分明，你们绝不能以是否冲军区来划分左派右派，要以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要以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来作为划分左右派的根据。
一再告诉你们：三个条件，特别是第二条。怕你们犯错误，事情宁可慢些，凡事要多考虑，不要急，拖几天，天塌不下来。总理、伯达、江青同志日夜干，希望上上下下都要注意请示报告。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
一、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武汉的右派势力还很大，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
三、“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中央非常关心武汉的生产问题。
四、革命派一定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高举拥军的旗帜。
五、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民武装部，都是彻底解决的方针。
六、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始终把矛头对准刘、邓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
七、现在武汉问题还未彻底解决，现在仍然要以搞好武汉为主，有些地方需要下去的话，也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去，下去的各革命组织要团结，要互相配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 朱鸿霞夏邦银等《永远忠于毛主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王力接见新华社各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谈话
武汉是反革命暴乱。
原来毛主席指示，只要陈再道、钟汉华改正错误，发一个文件，把抓的人放了，保证革命派的人身安全，我们还是要保他们的，要革命组织不揪他（指陈再道），拥护陈司令员。
对“百万雄师”，中央原来的方针还是保留他们的名称。他们没有百万，也有十万嘛。参加“百万雄师”的群众大多数是好人，是受蒙蔽的阶级兄弟。希望他们转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本来协商时要他们作为谈判的一方，征求他们的意见，等待群众觉悟。
三司是中间偏保的组织。我们原想争取它站到革命派这边来。
独立师（即8201部队）要打倒王力，抓王力，说“中央把王力交给武汉斗争，明天要开斗争大会”，三司也广播了一夜，甚至说，“王力就是王力，不是中央文革”，“要把王力同中央文革区别开来”。
“百万雄师”说“谢富治、王力是下车伊始，乱表态”。其实我们是经过长期调查的，如工人领袖朱洪霞，我们就有一万字的调查材料。
“一·二六”夺权没有成功，但它是上海经验的继续。毛主席总结的“一月革命风暴”的产物是新生事物，是初生的犊儿，开头不那么漂亮，慢慢就会长得漂亮。新生事物不可能一出来就那么完善。而陈再道把革命的事物定为反革命复辟，这就不对。二月八日，工总等二十多个组织发表“二·八声明”。这个声明大方向是对的，有缺点，有错误，如反托派，大乱特乱，大分化等这些口号，但也不是武汉的特产，清华大学井冈山的报纸上就有过。“二·八声明”是一月夺权的继续，它的大方向就是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革命派内部有批评，革命派对“二·八声明”的批评是对的。人家是革命派，你说他是托派是不对的。而陈再道却把“二·八声明”定为“反革命复辟总纲领”，分什么“香花派”、“毒草派”。在陈再道的支持下，对“三新”进行了人人“洗澡”，搞了两个月的批判，人人过关，写认罪书。陈再道在两个月当中镇压了革命群众，把矛头指向了革命群众。九十万人要人人写检讨……。
三月二十一日，军区发公告，宣布工总为反革命组织，从总部到分部全都解放。工总当时有四十万人，掌握了一些工厂的大权。三月十七日，军区就把工总的头头抓了五百一十六人。我们问陈再道抓的是什么人，陈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别人请示他要抓三百五十人，他说抓三百就够了。这说明陈再道是“百万雄师”的头头。
陈再道的错误是很严重的，在武汉抓了五百多人，在全省抓了几千人，方向完全错了，路线完全错了。四月六日，中央发了十条，那时他转过来就好了。陈来中央文革谈，他竟然伪造江青同志四点指示，继续坚持错误，还认为不能为工总翻案。“百万雄师”是他的错误思想的产物。陈再道没有什么文化，但他有一批秀才，给他搞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为他的错误辩护，说什么武汉特殊，牛鬼蛇神最多，民主改革不彻底，社会渣滓都沉淀在这里，所以陈再道要搞镇压反革命。他们说，不走北京道路，不走上海道路，要搞个武汉方法，把所有的人都收留起来，组成联络站，干部集体“亮相”。
“百万雄师”有四个支柱：独立师（8201部队）原是公安部队，共有九千多名战士，只有两千人支持陈再道闹事；人民武装部，是党委的一个部门；“公检法”，是司法系统；“百万雄师”。
对形势作悲观的估计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北京有的学生分析目前全国形势认为是“反革命复辟的前夕”；现在各地都在抓“陈再道”，这是错误的。军区坏的司令员，全国只有四个：杨勇、陈再道、乌兰夫、黄新亭。而搞反革命暴乱的，只有一个陈再道。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中央军委关于成立武汉警备区的命令
为了解决贯彻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指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维持社会革命秩序，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现决定：成立武汉警备区，警备区机构由七二五○部队兼任。任命方铭同志兼任警备区司令员，张纯青同志兼任警备区政治委员，张绪同志兼任警备区副司令员，张昭剑同志兼任警备区副政治委员，并从八月十八日正式办公。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做革命大联合的模范》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武汉各革命组织负责人带头推进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8201部队干部揭发《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一九六七年九月某日，8201部队干部揭发：《“七·二○”冲击东湖客舍反革命事件的真相》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王宏坤接见武汉钢二司赴京展览团全体战士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曾思玉刘丰传达毛泽东视察湖北时的指示
曾司令员：
1）主席对湖北文化大革命，他认为形势大好，空前大好，出了一个七·二○事件，问题就是不破不立，坏事变好事，烂透了就会好，当权派搞的一些鬼看得很清楚。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彻底打倒了。无人权，无文权，无财权，主席看是一个好事情。文化大革命在湖北的情况主席说好得很，很乐观。主席要到市面上去看一看，我们要晚上走，他一定要第二天早上走。主席看了之后，说湖北问题基本解决了。主席的战略部署是一步一步地解决，第一批解决了七个省市，第二批，我们就是第二批，我们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今冬明春搞什么，主席是走群众路线的。主席认为大势已定。主席问我们：“美国人会不会打起来？”主席就很乐观：“我看不成，它打不起来。”“南越原来只有九条步枪，后来越南搞得美国骑虎难下，”主席说：“美国没有什么了不起。”主席总是看大问题，今年又风调雨顺，主席是很高兴的。乱透了就好，好解决问题。所以讲基本解决了。“三结合”问题基本解决了，七大组织是造反派，造反派组织是现成的，军队是现成的，地方干部如何，我们心里也没有把握，形势好得很。主席考虑到战略布暑，考虑到大问题，如果我们错过了机会就不行了。主席讲：“这个机会错过了，那以后超不上。”国庆前后应联合起来，再搞臭走资派，搞斗批改。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座谈
十月八日晚上7·30座谈会开始，阿尔巴尼亚同志，中央首长周总理、康生、李富春、刘宁一、刘晓、吴法宪，武汉部队曾、刘首长，警备司令部首长，武汉地区革命派工总、九·一三、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工造、中学红联、新一冶、湖北电台、湖北日报等共二十个组织参加。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周恩来谢胡在武汉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康生在武汉东湖长天大楼座谈会上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在武汉市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
现在，摆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面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臭，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方面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特别是各单位的斗批改，可以说基本上还没有开始。而要胜利地完成这些任务，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是很重要的关键。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在“新华工”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谈话
你们要作斗批改的模范，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在外同学都要回来，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你们要复课闹革命，也要结合大批判。
现在主要是在本单位斗批改，可以说你们本单位的斗批改都没有很好的搞。你们要搞好本单位的事。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周恩来接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各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主席说，现在是大好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原来建立革命委员会有七个省，包括青海。六、七、八月一下子就解决了八个省，有湖北、河南、四川、江西、浙江、内蒙、甘肃，这说明速度快了。过去一到五月解决了七个省，成立了革委会，但还有些反复，如黑龙江。
我们正在解决十一个省的问题。广东、广西、福建、江苏、安徽、辽宁、吉林（黑龙江算是补课的）河北、天津、陕西、宁夏共十一个。如果在十月、十一月解决的话，就共解决了廿六个，剩下来的就只有新疆和西藏、云南了。估计十二月份可能解决。
还剩一个年头，明年六月份到后年，就是扫尾，准备三年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阶段的胜利。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刘丰接见湖北三司革联代表谈话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钢新之间的斗争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公安联司谈《百万雄师——“庞然大物”原形现 纸船明烛照天烧》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陈再道的口头检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陈再道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张玉华关于湖北形势问题的报告
北京“五·一六”是个反动组织，对武汉肯定有影响，武汉肯定有几个人，但不能夸大大。扩大化不行，要犯错误。运动的重点要抓住，重点是整那些党内的走资派。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关于武汉红代会问题的电话指示
13日晨4：50，总理秘书周家鼎同志给武汉军区曾思玉司令员打来电话，由曾司令的沈秘书接，并传达此电话：
目前各学校尚未联合起来，还是搞红代会。上面联合起来，促进和推动各校大联合，不要急于开红代会，看来不能超越红代会这一步。至于常委的问题，还是由大家（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中学红联）出，上次都讲了嘛。二司提出的学校出常委的意见是不适当，是不行的。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
报告中说：“经过长期调查，证明‘七·二○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他们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后，林彪、‘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把‘七·二○事件’说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利用所控制的一切宣传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对武汉地区广大军民实行反革命围剿。他们栽诬王任重、陈再道同志是‘七·二○事件’的‘后台’，把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八二○一部队诬蔑为‘叛军’，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同志被打成‘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许多部队同志的家属也被诬蔑为‘叛军家属’；把‘百万雄师’诬蔑为‘百匪’、‘反革命组织’，这个群众组织的领导人被打成‘一小撮坏头头’，不少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家属被诬蔑为‘百匪家属’；甚至连同情八二○一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惨遭迫害。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有的被长期关押，还有的被打伤、打死。”“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对‘七·二○事件’作了多次研究，一致认为这个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制造的阴谋事件，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应公开宣布彻底平反。凡因‘七·二○事件’强加于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遭受迫害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昭雪；被打伤、打死的人员，应按照党的政策，继续处理好抚恤等遗留问题。”
贰、本节简论
关于“七·二0“事件
1，一九六七年湖北“一·二六”夺权没有成功，但它是上海经验的继续。
二月八日，工总等二十多个组织发表“二·八声明”。这个声明大方向是对的，它的大方向就是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但它有缺点，有错误，如反托派，大乱特乱，大分化等这些口号。革命派对“二·八声明”的批评是对的。
陈再道却把“二·八声明”定为“反革命复辟总纲领”，分什么“香花派”、“毒草派”。在陈再道的支持下，对“三新”进行了人人“洗澡”，搞了两个月的批判，人人过关，写认罪书。陈再道在两个月当中镇压了革命群众，把矛头指向了革命群众。九十万人要人人写检讨……。
三月十七日，军区就把工总的头头抓了五百一十六人。
三月二十一日，军区发公告，宣布工总为反革命组织，从总部到分部全都解散。
在全省抓了几千人，方向完全错了，路线完全错了。
陈再道有一批秀才，给他搞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为他的错误辩护，说什么武汉特殊，牛鬼蛇神最多，民主改革不彻底，社会渣滓都沉淀在这里，所以陈再道要搞镇压反革命。他们说，不走北京道路，不走上海道路，要搞个武汉方法，把所有的人都收留起来，组成联络站，干部集体“亮相”。
2，经毛泽东同意、由周恩提出的中央关于处理湖北文革问题的四点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亲自坐镇武汉，说明中央对湖北问题的关心和重视。
3，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思想始终没有转过弯来，表面检讨，实际放弃领导，消极对抗；独立师政委蔡某某、师长牛某某对抗中央指示，在官兵中煽风点火，实际上起到了幕后操纵的作用。
4，独立师、百万雄师的一小撮坏头头，操纵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中央代表团驻地及武汉军区大院，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实属叛逆行为。
5，中央对“武汉七二0”事件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6，十月政变后中央批准湖北省委为“七二0”事件平反，是完全错误的。
2011年9月24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