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 福州打击“一·二六事件”的参与者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七年一月，福州部队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有人冲击大会、妄图夺积极分子大会的领导权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冲击军事指挥机关，
要韩先楚承认冲司令部，夺积极分子大会的领导权是革命行动，弄了韩先楚两天两夜。
“一·二六”几十名革命造反派学生要求首长接见，大方向是正确的，姜观、王（全）泉金绝不是现行反革命，
福州军区把“一·二六”事件看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日，有人抓军队干部进行斗争，实行体罚等等。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我们遵照最高统帅的命令，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者，坚决实行纪律制裁！
为着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违法分子，实行了纪律处理。外部如有借此进行造谣诬蔑，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冲击军事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者，我们一定按照最高统帅命令，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厦门取消了十六个组织，
泉州、厦门、福州的表态
一些地方出现“拥护解放军，炮打韩先楚”的标语口号。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陈伯达给韩先楚的电报，电报说：“刚才我们得知：二月九日福州出现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两张传单。传单捏造说：‘一·二六’是革命行动，‘韩先楚可以炮打’等等，这些纯粹是无耻的恶意造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全体同志是支持韩先楚同志和福州军区的，根本没有也不会发出这样的电话或者电报。请警惕敌人的造谣中伤和挑拨离间。”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召开大会宣布二十多个组织为黑组织，不许打旗号参加大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
福建省、福州市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经过尖锐激烈的搏斗，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英勇地捍卫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新贡献。
这个反扑的特点是：拚命反对“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福州军区党委开会，搞了《纪要》
康生说“这个好吧。你们纠正了错误”，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福州召开声讨大会，
大会上取缔了革命职工造反团……，
会上宣布以前造反派掌握权是篡政。
联合总部仅参加2·7大会也被解散。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福州军区作出决议：把“一·二六”事件看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三、中央着手处理福建问题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与福建省赴京代表团的谈话
廖海光：对1·26问题处理上，现在看来1·26冲击军区当然不好，不应该冲，当时毛著积极分子会时，当时部队未开展四大，冲是不对的，当时冲了以后，特别是陈伯达同志指示以后，很多群众团体表示要请罪。
伯达：那个电报不可能关系到请罪的问题，为什么请罪呢？1·26找你们谈话，不要把群众找你们谈话都看作坏事，是件好事嘛！
廖海光：当时还消毒……
伯达：消什么毒哪？
廖海光：这样问题就大了，就发生了批判斗争。
总理：有勒令解散的吗？那几个？
廖海光：我们勒令解散12个红卫军，交通系统革命造反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没有解散。
伯达：有没有提黑组织、传单中有说过这话，为什么要提黑组织？不能叫黑组织，领导上要表示态度嘛。
廖海光：领导上没提过黑组织，也表示过不行，随便把一个组织打成黑组织，当时还有师院“红联师”，他们群众提出了解散这个组织，福建军区表示支持。这样就出了毛病，打击面过宽，下面再谈，当时，地富反坏右出来活动要打击，但掌握不好，在下两面……
伯达：不是开了很多声讨会，当场抓人示众？
廖海光：姜观问题开了一次会。
伯达：不要开这样的大会。
王力：福建从1·26以后抓了多少人？
同学：“17·8”抓了300多人，泉州有逮捕证的是74人，福建中医学院400多人抓了11个，扣留了14个，3月26日召开声讨大会，大会上取缔了革命职工造反团……，会上宣布以前造反派掌握权是篡政。联合总部仅参加2·7大会也被解散。当时2·11大会宣布二十多个组织为黑组织，不许打旗号参加，我们2·11请罪了，要求参加大会。
仙游：“南下同学说军区扣留了12个同学，2.13─2.22开三次全县大会，到3月5日已捆起来游街武斗、挂牌子。“你们三司是右派组织”，“三司红旗永远不倒！”在福州是反动口号，还揪到农村去斗，在庙里每天关有一百多人，六点左右，抓了12人出去打，他们要我们受“阶级教育‘，部队发通令，部队执行任务抓右派时，任何人不得阻碍，要让群众来收拾右派。”
总理：按那四点：（1）取缔通缉令，（2）取消取缔黑组织，（3）停止抓人，抓了要释放，（4）写了检查的要全部交还本人。马上打电报给全省所有的县。（扬成武：还有江西的）1·26被打成右派的统统放出来，写检查书的停止，检查一律交还本人烧掉，这一些都是工作组搞的，我们不要搞。
（福州七个代表谈到：东海兵战要武战斗队，回家坐车过年，平常常不参加文化大革命，睡懒觉，打扑克，划船等）。
周总理笑问：那是东海兵吧！
答：全是！而这些人现在是左派，因为他们没有喊1·26好得很！
总理：“哦”！
谈到有的干部不愿到造反派中亮相，而只到东海兵那儿时，
总理大笑：那也好嘛！混在一起了，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
此时三司同学递上了1·26福建日报上刊登福建军区政治部写的八篇文章。
周总理看了看很生气，敲着报对朱说 ：这是你们政治部写的，把1·26做为标准，人家说你是有证据的。（总理念了一段报）讲：你们28日来的，26日还写这样的文章。
柯纠耿：1·26以来两个月心里很痛苦。一方面坚信毛主席亲手缔造的解放军，另一方面看到原造反派不能和我们一起战斗，被打下去了。我们一再把这些意见反映给军区，军区一直站在保守派一边，军区处理1·26问题粗暴，简单化。军区屁股没有坐在造反派一边。对事态没有制止。只剩下一个光秃秃8·29有什么用？发现的问题跟军区提都没有得到支持，晋江专区问题特别严重。希望引起注意。我们在福州有很高的威信，我们群众基础很单薄，造反派不起来，我们就没有群众基础。例如师院联合应以“追穷寇”为核心力量，却以《红联师》为依靠来组织联合。当时我把责任全归罪三司，认为他们害的。
如何对待农民运动是当前一个大问题，现在对老臣态度是不对头的，老臣被搞进城犯了缺点错误，但应看到他们支持了革命的红卫兵暴露了这次运动是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产物。可是军区做的是简单粗暴，解散回家，甚至打击他们，这种做法不妥当。军区对老臣问题有原则性的错误的。
三司：念语录（接班人五条最后一条）
科大：柯的发言文过饰非，把一切罪过都推给军区身上，新北大干到底也是怎样，屁股坐在东海兵一边。柯苏，张莉莉，都是这样热衷于组织革委会，听不进去我们的意见，在福州文化大革命中很多问题，柯处理不对的。
总理：刚才四点再加二点。
（1）在1·26事件及2·7事件上被停止工作，受歧视的要把他们统统立即取消，如周振祥，刚才（递条）有两次提到周振祥，不同意见允许嘛。
（2）彼此之间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抄，俘虏还不搜腰包呢？何况同志。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听取首都三司福州联络站等汇报谈福建问题
首都三司福州联络站、新北大校文革福州联络站、哈军工鬼见愁战斗队代表联合发言：坚决要求为所谓“一·二六”反革命事件平反。重申“一·二六”几十名革命造反派学生要求首长接见，大方向是正确的。提出姜观、王（全）泉金绝不是现行反革命，如果摆不出证据，必须立即释放。目前福建根本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总理的六点指示。
科技大一同学发表了反对意见，坚持认为“一·二六”是逆流。
总理说“说‘一·二六’是反革命逆流这是错误的”。我不是已经发了六点指示吗？给革命组织平反，那就是下结论。就是定性了嘛！
罗源、诏安、惠安、东山岛、永春、吾江、仙游等地区的代表都以血泪的遭遇控诉了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的迫害。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决定
一，这次会议，听取了福建革命群众代表的许多宝贵意见，对于解决福建问题，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上，我们一面在北京开会，一面就根据同志们所提的正确意见，及时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
二，福建处在美蒋敌人的最前线。人民解放军在边防执行保卫祖国的任务中，有很大贡献。在粉碎美蒋特务的工作方面，成绩也是显著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福建前线的军民，必须更好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团结起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产，一致对敌。
三，福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揭露，批判了以叶飞为代表的福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福建的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中，实现自己的大联合，实现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大联合。要民拥军，军爱民，为革命的三结合，创造必要的，良好的条件。
四，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也不能作为革命和保守的分水岭。把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看得太严重了，是不对的。一切因此而被逮捕的人，都应当立即释放，其中确有个别现行反革命分子需待查明处理除外。一切因此而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都应当立即平反。福州军区党委和韩先楚同志最近表示，用"一·二六事件"作为划分左派和右派，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是不妥当的。这个态度，是正确的。最近，他还向驻福建部队发出指示：除证据确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尽速放出被押人员，从速为被取缔的革命组织平反"。中央认为，韩先楚同志采取这个措施是好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欢迎韩先楚同志的这些表示和措施。
五，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有些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中央认为，遇到这种场合，应该通过协商或联席会议的途径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暂且搁下，先解决那些能够很快解决的问题。决不能采取粗暴的作法，强加于人，或者对不同意见的革命组织和个人，进行围攻。只许文斗，不许武斗。
六，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不要只看到对方的短处，只强调自己的长处。要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用自我批评的方法，克服"私"字，克服"无政府主义"和"唯我独尊"的错误倾向，实现各革命派的大联合。
七，对人民解放军的负责人，有意见，可以提。写信，送大字报，派代表，这些方式都可以，但不要组织群众冲军区。冲军区是不宜的，不对的，但对"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予追究。
八，福建有个别干部（例如林白）强调所谓"老区"问题。应该把那里的农民群众同这些个别干部严格区别开来。农民群众没有过错，有一批人进城，是被蒙蔽的。那些用经济主义鼓动农民成批进城的个别干部，必须向农民群众承认这种鼓动是错误的。同时，各县人民武装部因为有的地方农民成批进城而擅自逮捕许多人，这是不能允许的，军队有关同志对此要表示态度，消除自己同群众的对立。
九，建议来京的福建群众组织的代表在这里会议结束之后，立即回去，就地解决各种具体问题。
十，鉴于当前福建成立革命三结合的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宣布，在那里先实行军管，以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并责成军管机构按照中央的精神，处理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事件。待条件成熟时，再成立有广大群众代表性，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三结合的权力机构。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周恩来江青陈伯达接见福建革命群众代表的讲话
总理：根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研究，解释关于福建问题提十点意见。
韩先楚：
总理、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首都南下和福建的革命派战友们：我们军区在前段时期处理支左问题上有缺点，有错误，使福建文化大革命一度受到影响，使一些造反派革命小将受到某些委曲。中央、中央文革的负责同志花了不少时间亲自处理，十分忙还要来作政治思想工作，这使我们十分不安，在这里我表示完全拥护总理的讲话，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十条决定。
我们的主要错误有三点：
1．对“1·26”事件看得过重，要求肃清影响，消除流毒，揪幕后策划者，实际上使“1·26”成了左右派的分界线，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钻了空子，使革命小将受到打击。
2．错抓了一些人和解散了一些组织，我们仓促上阵，有的调研不够，处理不慎，控制不严，有少数人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人事上的关系，这样就错解散了一些组织，错抓了一些人，在这重大的政策上犯了错误。
3．机械地搬用归口大联合，削弱了造反派，使保守派乘机抬头。
以上三个问题，使造反派受到了打击和压制。
三结合问题上，现在看来阶级斗争盖子还未充分揭开，左派还未大联合就搞，是操之过急。
总理：
最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委任韩先楚为福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贰、本节简论
福建军区的问题也是受“二月逆流”的影响。
1，“一·二六”几十名革命造反派学生要求首长接见。行为过激。
2，福州军区把“一·二六”事件看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认友为敌。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福建前线部队公告，要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者，坚决实行纪律制裁！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违法分子，实行了纪律处理。外部如有借此进行造谣诬蔑，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冲击军事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者，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方向错误。
3，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公告。火上加油。
4，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厦门取消了十六个组织。立即响应。
5，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陈伯达给韩先楚的电报，电报说：传单捏造说：‘一·二六’是革命行动等等，这些纯粹是无耻的恶意造谣。慌忙出错。
6，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军区召开大会宣布二十多个组织为黑组织。一错再错。
7，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也是一错再错。
8，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与福建省赴京代表团的谈话中周恩来提出六点意见：（1）取缔通缉令；（2）取消取缔黑组织；（3）停止抓人，抓了要释放；（4）写了检查的要全部交还本人；（5）在1·26事件及2·7事件上被停止工作，受歧视的要把他们统统立即取消；（6）彼此之间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抄。开始扭转。
9，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决定：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也不能作为革命和保守的分水岭。一切因此而被逮捕的人，都应当立即释放，一切因此而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都应当立即平反。正式结论。
10，韩先楚承认主要错误有三点：1．对“1·26”事件看得过重；2．错抓了一些人和解散了一些组织；3．机械地搬用归口大联合。态度较（许世友）好。
2011年9月21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