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九节 南京镇压“倒许乱军”分子
壹、本节概述
一、南京军区下属各部开展“四大”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以及南京地区所属军队院校如南京军事学院、南京步兵学校、南京工程兵学院，南京炮兵学校，南京军区“三团二队”（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军乐队、体工队）全面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露天电影院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许世友司令员亲自动员号召写大字报，给军区党委提意见。并规定每天每人要写若干张大字报，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暂不开展“四大”的部门有组织有领导地专辟一室，允许写小字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小字报涉及的都是鸡毛蒜皮和小人物。
军区机关干部的思想：一是对地方造反派冲击省市委机关，搞夺权斗争不予支持，认为它是错误行为。二是，对军区党委和二级首长“怕群众”“不让机关干部鸣放揭发批判问题”感到怀疑和不满。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感到迷惘不解。
在地方工作的家属，带回机关的大字报内容和“小道消息”，严重地影响机关干部的思想稳定，部分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正在逐渐变化。
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直属队，被告知：“聂元梓和蒯大富借‘12.9’运动要南下南京，煽风点火，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搞夺权”。机关党组织暗中做了严密布署。防止突发事件发生。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八日，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宣传部的全体人员，按照“志同道合，自愿结合”的原则，分别成立了两个“战斗队”（造反派组织），一个叫“只争朝夕”，一个叫“捍卫东”。“人民前线报”社成立了一个“风雷激”战斗队，其他各部门也纷纷组成了自己的“战斗队”。
军区政治部“四大”一开场，短短几天之内，贴出了空前规模的大字报。向军区领导“开炮”的大字报，直呼“尊姓大名”，特别是有些人，“点”许世友的名，向许世友“开炮”！还有不少部长出面写的大字报，例如：秘书处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青年部副部长孟祥海等人，都给军区领导写了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日左右，宣传部的摄影干事陈时秋写了一张大字报
陈时秋认为：写大字报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不能落后。他想来想去没有事情好写的，后来把在“好八连”采访时，周立顺说的吴淞口游泳的事写成大字报《神仙避暑会》。
这张大字报的大致内容是：陈时秋和上海警备区摄影干事周立顺同志住在“好八连”招待所，闲谈中周干事说：“前不久，南京军区军以上干部带着老婆孩子，在延安饭店开避暑会，和我们采访的主题思想《‘好八连’艰苦朴素作风代代传》相违背的。”他说：“上午开会下午到吴淞口游泳，让工兵连搭建休息、更衣室，要我给他们各家各户拍照片，还说我拍得不好，真气人。在回延安饭店的路上，由于‘红卫兵’游行造成堵车，引起车上一片骂声，他们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态度？”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四日，南京军区政治部以宣传部、文化部和“人民前线报”社几个战斗队为主体，召开了第一次批判大会。
这次大会在军区政治部二楼小礼堂举行。主持人是文化部干事方泽浦和“人民前线报”社编辑高丕忠。
出席大会的军区领导人有：副司令员王必成、副政委鲍先志，政治部主任王六生，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符确坚。这些领导人在主席台上站成一排，接受群众批判。
大会前二十分钟，气氛严肃但秩序井然。
会议中间从外面闯进了几十人，自称军区“三团两队”（前线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军乐队、体工队）的造反派，还有北京南下的军内造反派。他们的头头冲上主席台，抢过话筒，大喊大叫：“你们这叫什么批判大会呀！太温和了，一点火药味都没有。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是请客吃饭，不是逛马路”。接着，他们强令领导人“低头”、“弯腰”、“请罪”，并强令领导人“跪下”接受批判，并动手迫使老将们“跪下”。政治部的人很快撤离会场，并让军区领导人也离开了会场。他们又把文化部的方泽浦揪住不放，也要方泽浦“下跪认错、请罪”。
有人把这件事描绘成“轰动性”的新闻，说成是“军区政治部发生了反革命叛乱”。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六日，南京军区后勤部一部分人，召开批判大会。
南京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分同志串联了后勤司令部、政治部、运输部、油料部、物资部等，自行决定召开群众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后勤首长澄清问题。
大会由军械部王家恩主持，被请到会场的后勤首长有郭金林政委、钟贤文副部长等。
赵玉祥被王家恩临时推到台前讲话。
大会设在后勤部办公大楼前面广场上，广场上人群密集，气氛热烈，声势很大，“打倒刘邓陶”之类的口号此起彼伏。干部家属们也参加了。
会上，群众要求郭金林政委，钟贤文副部长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两位首长，没有满足群众的要求，对大会召开也没有表态支持，引起与会人员愤慨和不满。在一片喧闹声中，部分群众要求给郭钟两位首长戴高帽子并要求他俩下跪。王家恩应台下群众要求，令首长下跪，旋即起立，接受群众批斗。各业务部部长都被勒令到会，站立两旁陪斗。
大会群众要求到会首长戴高帽子游街，运输部周乃馨出来打圆场，劝说群众改为游办公大楼。钟贤文副部长被迫游了办公大楼。
许世友当时在北京开会，当他听到军区政治部大楼的大厅里糊满了大字报，有些大字报指名道姓，“向许世友开炮”；听到“一、二四”大会的情况，他气得暴跳如雷：“这还得了，这些乌龟王八蛋造反造到我头上来了，真是要翻天啦！”他一再给在南京主持工作的王必成副司令打电话，要求王必成“立即把那些造反的人抓起来，首先把政治部那几个造反头头抓起来”。但是王必成感到“抓人”这样的大事要慎重，不敢下手。杜平政委，鲍先志付政委，林维先付司令员都不赞成。
二、许世友下令抓人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八日，京西宾馆小会议室，有30多位。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张才千、刘锦平等都在座。各大军区、军兵种司令员、政治委员也在座。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王平，政治学院政治委员莫文骅，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廖汉生也在座。
“老叶，这八条命令一定要坚决贯彻，抓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杀他妈的两个也不碍事！”许世友向叶剑英发话。
“群众运动你要正确对待，党纪、军纪要执行，但不能乱抓人，更不能给人家吃‘米子’，你要干你负责，我有话在先。”叶剑英严肃地回答。
“徐老总你表个态，你是军委文革组长，八条命令我双手拥护，不能放空炮，南京乱得一团糟，不抓人不行。我这个司令员讲话还算数不算数？打起仗来，你指挥还是我指挥？”许世友向徐向前问话。
“许军长，你的脾气还是在四军那个样子。总理有指示，不准在军队里抓人！你火气小点嘛！”徐向前同样严肃地批评了许世友。
“你是老右倾，老豆腐渣。红四方面军的账，我们还没有算清！”许世友激动了，冲着徐帅发脾气，右手的拳头几乎把茶几上的茶杯捶翻。
“杜平同志，你是政治委员，你要帮助他（指许世友）掌舵，不要把车开到山沟里去！”叶剑英对杜平说。
“请叶帅、徐帅放心，我们不会越轨，我保证，我保证。”杜平用清脆而松软的湖南口音，规规矩矩地回答叶剑英元帅的嘱咐。
正当许世友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要求批准抓人，大批逮捕军队“造反”军官的时，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都一致赞同抓人。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八日，南京军区司令部首长办公室，林维先副司令员养病去了，鲍先志副政委因事外出，只有王必成副司令员留守主持军区日常工作。党委常委只有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一个人在家。许世友、杜平都在北京开会。
王必成将军自言自语地说：“这么个天大的问题，不经过常委讨论怎么能行？”又说：“真他妈的难办，要我在家里主持抓人！还叫我拿出虎劲来！”一句话才讲完，他霍地站起来，快步走向办公桌拿起内线电话直通北京。
“接京西，6楼18间！你是肖海吗？许司令在不在？”
“许、杜首长在小会议室，正在开会。”
“把电话给我转过去！”
“是！”党委办公室中校秘书科长肖海诚惶诚恐。
“许司令员，你的电话，南京来的。”一位年轻的女军官轻轻地报告。
“田崽子，你给我去接一下，又是老虎来讲情！他妈的，他手软怕死！”南京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徐玉田上校立即站起来，快步走出小会议室。
“王副司令，他正在发脾气，要我来接，你看行吗？”徐玉田回话。
“不行，非要他来不可！”王必成不耐烦了。
“是！”徐玉田毕恭毕敬，他同样怕王必成。
“许司令，王副司令电话，……有要紧事请示你，非要你接不可。”徐玉田抖声抖气地说。
许世友听说“有要紧事情请示”，这才忽地站起来走进电话间，徐玉田也跟着进去。
“你给我抓，通通抓起来！政治部那些乌龟王八秀才知识分子，不老实的一起抓起来。什么政治工作，见他妈的鬼。叫司令部来接管政治部。”
最后，他又加了一句，“王六生（政治部主任）也是草包！”“叫王蕴瑞（司令部参谋长），蒋科（司令部军训科长）大胆干，一切我承担。”
又说，“部队不够用，从60军调。179师不能动，从181师调。你不要手软，你手软，你就给滚蛋！不要请示，也不要报告。”
“什么？孙海云（政治部副秘书长）造反了？逮捕法办！一起抓！”“知识分子最坏，又尖又滑，不可靠。尾巴翘上天了，他们想戴乌纱帽，老子连草帽也不给他们戴，政治部瘫痪了，那就干脆取消政治部。什么政治部，是造反部。通通抓，一个不留。”
徐玉田告诉肖海，叫他马上起草一份电报，发给军区所属师以上单位。用密码，等级核心机密，用党委的名义。要求师以上部队，接到电文后再以原电文发给军区党委，声援军区党委，保卫军区党委，保卫军区首长！声讨造反派，镇压反革命！要大造舆论，明白了没有？
“是！马上就办。”肖海回答。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八日，许世友认为“八条命令”就是对付造反派的“尚方宝剑”，事情就好办了，可以放手大胆干了。他很快提出了一套类似“镇反运动”的行动方案。
——对跳得高，闹得凶的造反派头头，抓一批，关一批，隔离审查，而后定罪判刑；
——“抓人”的标准和对象：谁写大字报，谁造反，谁就是反革命，就把谁抓起来；
——动用部队：六十军181师；
——指定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付部长李树和等人具体负责“抓人”行动，指定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王蕴瑞，军训部长蒋科等人参加这次行动，并要求司令部接管政治部；
——军区党委“第一线指挥”：付司令员王必成坐阵指挥，直接负责组织实施。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所有大字报不复存在，写大字报的人主动把大字报揭了下来。
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1967年2月9日，南京发生了八一医院事件。当晚，林彪就这事件作了完全违背事实真相的结论：“南京军区派出一个小分队到八一医院维持秩序是正确的。” 陈荣安作为南京军区报社的新闻工作者，在和其他同志联合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草拟了一份致党中央的《关于南京八一医院事件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明确指出：派到八一医院去的，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步兵团（缺炮营和三个迫击炮连），根本不是“一个小分队”；这个步兵团，由60军181师某团魏团长带领，来到八一医院后，团团包围了八一医院，步枪装上刺刀，……如临大敌，这算什么“维持秩序”？……由于南京军区某领导同志采取了不谨慎的措施，使矛盾激化，甚至发展到驻宁军事院校群众组织同军区派出的步兵团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引起了军内外群众的强烈不满。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下午，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在二楼小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就贯彻军委八条命令的问题，王主任亲自听取造反派的意见。
与会人员有：宣传部艾汉美，文化部方泽浦，“人民前线报”社洪期钧，高丕忠及各战斗队的头头们全到场了。
还有两位军区付司令员也参加了会议。
座谈会开到下午三点半左右，王六生主任从座位上“唰”地一下站立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讲稿，提高嗓门大声宣布，“现在，我传达军区党委决定：”
“鉴于军区政治部的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艾汉美等人，不听招呼，不守纪律，同社会上不法分子，串通一气，里外勾结，冲击军区领导机关，破坏部队稳定，破坏正常工作秩序，破坏文化大革命，妄图搞乱部队，乘机夺权。为执行‘军委八条命令’，加强部队纪律，现决定对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艾汉美四人，采取断然措施，进行行政看管”。
当天下午，以军区党委的名义，用军内电文形式，给各野战军，各省军区的师以上党委，发出逮捕“洪、高、方、艾”四人的“通知”、“通报”，正式宣布：“洪、高、方、艾”这几个“造反派头头”，就是“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必将严惩不怠”。
南京军区司令部的“舆论班子”，大量炮制各种各样的“公告”、“通告”、“公开信”、“揭发信”、“控告信”，对军区政治部以“洪、高、方、艾”为首的“造反派”猛烈开火；把政治部的“一·二四”大会，说成是“疯狂迫害军区首长，与地方上反动势力相勾结，冲击军区领导机关，制造混乱，是一起严重地反革命叛乱事件”。
二月十八日以后的日子里，南京军区天天抓人。
施关彬、陈时秋，于第二批、第三批被抓走了。
新闻科李少白副科长，因为说过“想不通”，不服气的话，也被抓走了，许世友说：“谁不服气，就把谁抓起来”。
宣传部战士教育科副科长杨炳仁，因为过去犯过某种错误，这次也被抓起来了！
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青年部副部长孟祥海,秘书处副秘书长孙海云……等等统统都被抓起来了。杜平政委的行政秘书杜荣上尉，张才千副司令的秘书刘东敏中校，王必成的机要秘书尹中元少校，军区党委常委保密员徐英杰中尉，全部进了监狱。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上午8时，运输部被通知集合干部到后勤礼堂听传达文件，听报告，军官家属们也去了。
会场拉起一长条横幅上书“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后勤机关和直属队都来了。机关幼儿院、工程队、小卖部、食堂、浴室、理发店等员工都到场了。
九时正，南京军区后勤部各位首长登上主席台，各业务部首长也登上了主席台第二排就坐。大会由副部长钟贤文少将主持，张祥副部长宣读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讲话。
他说，“机关有少数人员，不听招呼，不守纪律，同社会上不法分子，串通一气，里外配合，冲击后勤机关，破坏部队稳定，破坏战备，破坏正常工作。企图把部队搞乱，乘机夺权。他们做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他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
张祥继续讲到，“为了给文化大革命护航，必须保证军队稳定。根据军区党委的决定，对一小撮违反纪律的人员采取断然措施，对以下人员实行行政看管”。被看管人员的名单，由直工处处长宣布。
后勤司令部被看管的有傅跃宗、张德隆，
军械部被看管的有王家恩、薛桦、朱祖祚、陈登泉。
运输部油料部被看管的有田从洵、于国城、周乃馨、赵玉祥。
物资部被看管的有沈文琛、王树雨。
除财务部、军需部没有人被看管外，各部、下属直属队都有人被看管，军区总医院、八一医院被看管的人更多。
军区总医院的邵马龙、李居柯，胸外科著名医生（专家）沈威廉、龙启明（唐亮政委保健医生）均被看管。
所谓行政看管，实际上就是逮捕关押。赵玉祥和龙启明被关在一个房间里。许世友司令员没有请示报告总参谋部，擅自动用野战部队，调60集团军181师某部，来南京军区机关执行看管任务。181师某团指战员被告知，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开始被关押在南京军区后勤部警卫连，战士们对发生的事情都很明白，他们同情被关押的人，在执行看管任务中，为被关押的人通风报信，买香烟、买食品等。被察觉后，许世友调来了181师野战部队，取代了机关警卫连。
后勤部师以上干部有南京军区总医院政治委员后勤干部部长刘万祥、人民解放军916油料仓库政治委员邓启樵。
军区司令部、后勤部及“三团两队”，部队医院、军事院校，同时大批抓人。
短短几天之内，按“官方统计”，总共逮捕的有505人。实际上究竟抓了多少人？
实例一：许世友原安排六十军181师师部所在地，作为被抓的“反革命”关押地（临时牢房），以为宽宽有余。可是几天后，这里“囚犯”爆满，装不下了，不得已又到镇江附近的小移庄营房另开辟一处关押“囚犯”的牢房。仅一个师部营区关押的人数也大大超过数百人。
实例二：军区后勤部被抓的“反革命”，集中关在南京上新河的军队速成中学里。仅在这里被关押的人数，就达到700多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后勤部在大礼堂后召开批斗大会，勤首长谭友夫部长郭金林政委参加，“专职人员”，高喊口号：“坚决镇压反革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究，立功受奖”。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赵玉祥、田从洵、于国城、周乃馨被押解到南京军区后勤运输部批斗。
田从洵任运输部组织计划处副处长，指控他是机关动乱的幕后策划者和指挥者，说他是地主阶级“本性”，是“阶级报复”等等。
于国城任营职，指控他是富农分子长期对党不满，终于“跳出来”了。
赵玉祥任营职，指控他骄傲自满。
周乃馨任连职，指控不详。
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许世友在南京军区宣布：这一个月以来，我们把那些闹得凶，跳得高的造反派人物，抓了一批，关了一批，判了一批，还清洗下去了一批。整个行动进展神速，战果辉煌。
按照许世友原计划，除了第一批四人（孙海云、杨炳仁、洪期钧、方泽浦）经军事法庭宣判，关进大牢之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关进大牢的人，就是高丕忠、艾汉美等人。其他的人，有的要“戴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遣送回乡；有的要去农场“劳改”。
许世友在南京的抓人行动及全国其他地方的类似情况，引起了北京的注意。
三月底，“军委十条命令”尚未正式下达之前，许世友已经从北京上层领导得到指示：“不准随便抓人，更不准大批抓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许世友开始释放被他抓捕的军内造反派艾汉美等人。
艾汉美释放后，军区政治部直工科领导给他传达上级指示：“艾汉美属于敌我矛盾，听候处理。先去浙江执行支农任务，在支农中接受改造，将功赎罪”。
一九六七年四月，南京军区后勤部第一批被释放的“反革命”“倒许乱军”分子，被下放到安徽和县，后勤部某工程团劳动改造，其中赵玉祥、于国城、陈登泉，朱祖祚等人。南京军区总医院刘万祥政委也去了。
集中营并未撤消解散，仍关押着一大批人。这批人所以迟迟没有被释放，因为他们成份不好，大都为地主富农出身，有的有复杂社会关系。
一九六七年四月下旬，艾汉美奉命赶赴浙江省的龙泉县人武部报到。军区政治部在他的档案里，塞进了“艾汉美造反罪行材料”，还特别醒目地记录下列文字：“艾汉美系重要的造反派头头，犯有严重错误，要严加看管，不能重用，不能支左，不能支工，要放到山区去直接参加农业劳动，在劳动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接受改造”。根据“档案”的这一指令，龙泉县人武部领导，当即把他再下放到远离县城的位于大山里的梅岭公社。
1967年5月初，政治部调陈时秋、陈荣安（《人民前线》通联干事）到浙江义乌县人武部参加“支左”工作，负责文教卫系统。
南京军区政治部二百多名干部，被许世友“清洗出门”，流放到浙江各地。南京干部部长杨映雪传达许世友的指示说，“这二百多人，军区统统不要了，把他们放到第一线去，其中问题严重的人要放到边远山区去”。
三、南京军区受压的干部要求平反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几日，毛主席在上海召见许世友，叫张春桥去接他。
在电话上许世友对张春桥说：“我有错误，在两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上，都作过检查。”又说：“我是司令员，我都作过检查，如果中央认为不行，我可以继续检查。”“审查可以，谁对我进行人格污辱，不行，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的人格，这个矛盾就要转化！”“谁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
许世友当天被接到上海。推开客厅门，许刚见到毛的身影，抢上两步，扑通跪地，一头磕下，嚎啕大哭。毛主席说：“莫哭，莫要哭。干革命么，好好干！”
毛主席说：“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并同意许世友在大别山“养病”。
许从客厅出来，对杨成武说：“我要打只豹子送给成武同志！谢谢你，老杨。”
许世友对别人说：你们告状团告我的状，你们捞了一把屎。我许世友却捞了三把。江青同志派专机把我接到北京，林副主席接见我并和我合影，我还要当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六七年七月，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在南京海军学院成立了赴京告状团。
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顾少杰（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付科长）等人经过多方联络，取得二十军领导的同情与支持，通知南京军区政治部下放浙江的部分人员举行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人：有被许世友“抓捕”、“关压”的造反派头头，有一部分科长、部长，有不同部门的代表，共计40—50人。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组织起来，成立“批资总部”（全称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部”），向许世友公开宣战！向许世友讨还公道！
经过与会人员投票选举，选出了“批资总部”领导小组九人。即：
高琏章（群工部“民兵专刊”编辑）
王元仁（干部部科长）
孟祥海（青年部付部长）
陈永安（“人民前线报”社记者）
夏继诚（“人民前线报”社记者）
顾少杰（宣传部付科长）
陈培光（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文化干事）
陈时秋（宣传部新闻科摄影记者）
艾汉美（宣传部新闻科干事）
这个领导小组的召集人，开始大家推选陈时秋，过了两天，陈时秋提议把这付担子转交给艾汉美。
一九六七年八月，南京军区后勤运输部任曾部长找赵玉祥谈话，组织上决定，让他到南京军区工程兵某团任后勤处长。这个团在皖北山区施工，承担南京军区后方大型工程任务。赵拒绝了这个任命，参加了南京后勤机关的平反组工作。不久，赵接受了后勤党委的“指定”，负责平反小组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给二十军发“急电”。
电文内容是：奉军区首长指示，为加强军区政治机关力量，决定从下放到浙江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二百多名干部中，紧急抽调一批精英回南京工作。
并列出抽调的40人名单。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海军党委给南京海军学院革命造反总部的电话指示
南京海军学院革命造反总部、军械学校红联总部和革联：
据我们所知，南京军区许世友同志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他与武汉陈再道比较有根本区别。因此，对许世友同志不能采取打倒的方针。同时，南京八·二七组织是一个革命组织，对他们不能采取压倒，压垮的方针。建议你们冷静考虑我们的意见，并希望你们纠正不符合这个方针的一切做法。你们可能一时不理解，我们相信你们将来会逐渐理解的。
在走访王、林、鲍首长中，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告状团提出，南京军区政治部四位被逮捕的孙海云，赵树湘，方泽浦、洪期钧的平反问题。王必成等三位首长明确表示，逮捕他们四位是错误的，欢迎他们随时回来，恢复工作。后来，这四个人被南京海军学院造反派冲击机关抢出来。
一九六七年九月上旬，在杭州召开了南京军区“司、政、后”三方代表联系会。
会议主题：就是筹划“赴京告状”的有关事宜。
参加的人员有：司令部参谋张波涛、高国涛；后勤部助理员赵玉祥、王树雨；政治部新闻干事艾汉美，摄影记者陈时秋，人民前线报记者陈荣安，还有秘书处的李永宽，宣传部的施关彬等人。
一九六七年九月中旬，浙江的南京军区干部“批资总部”派出一部分代表回到南京军区机关。经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同意，从浙江回来的人与原在南京的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等人联合一起，成立了群众性的“平反小组”。
在此期间，军区司令部被赶到江苏各地的人、后勤部被赶到安徽各地的人，也纷纷“杀”回南京，各自成立了本部门的“平反小组”，开展“平反”活动。
一九六七年九月，南京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主任共产党员中校沈威廉教授的妻子朱顺潭（嘉兴野战医院医护人员），揭发控诉迫害她丈夫致死的罪行：
1967年3月，南京军区总医院政治处办公室，通知朱顺潭到这里谈话。
政治处主任张恭通知她，沈威廉死了。要她去看一下，把一些遗物领回来。
“我当时听到这个噩耗，如同晴天霹雳，几乎昏死过去，半晌说不出话来。顺不过气来”。
“自从二月他被逮捕，我就一直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关押在什么地方。我带着二个孩子，提心吊胆守在家里。我胆子很小，他到底犯了什么大罪，我感到十分突然。白天上班生怕出事故，出了事故我怕也被抓起来，因为孩子都小”。
“他被逮捕不到一个月就死了。我问政治处领导人，沈威廉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这才告诉我在八一医院。我什么话也没有说，站起来就往八一医院跑，他们怕我出事，赶忙派二个人追我。我那时也不知道从那里来的劲，也不知道什么叫伤心和悲哀，只是像天昏地暗一样，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到了八一医院，追赶我的那二个人也到了，他们拦住我，要我等一等，要把我带进八一医院政治处，他们怕我看到真相。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一秒钟也不能等待，只有一股炽烈的火焰，就是要马上见到沈威廉的尸体。我对他们大声喊叫，要他们把沈威廉的尸体立刻还给我。我当时确像一个疯子。我的脑子倒是格外清醒，别的什么都不想，就是一个，我丈夫沈威廉的模样，一丝不动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好像他就在我眼前，一切都像是昨天……”。
“不知是那个护士还是医生，在旁边插了一句‘在手术室你快去’！我听说在手术室，满以为人没有死，是他们哄骗我的。沈威廉还活着的剧烈愿望夺取了我整个心脏和思维。我几步就冲到手术室。到了那里，门口围着一堆的人，他们不知道我是亲属，不在意我，我进了手术室没有遭到阻拦。我三步二步扑近病床，他没有活着，真的死了。我见到了他，我也不知道是那里来的那股自我克制的力量。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我把自己的眼睛闭了一下，不自禁地牙齿咬得紧紧的。很快睁开眼睛仔细察看一切。尸体安详地平卧着，一看便知是死在手术台上，死后尸体还没有护理过。因为他既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死了是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进行尸体护理的。也就是说，死了还不如一条狗！”
“尸体上盖着一床白色的被单子，两只手放在腹部，双脚直挺挺。我把被单掀开，准备观察一下刀口情况，可是，使我吃惊的是，他的双手竟然还带着手铐。我见到这般情景明白了一切。我用手轻轻地抚摸一下他冰冷的双手，把手铐轻轻地挪动一下，心想最好不要压在他切开的腹腔上，免得他的尸体再承受压力。我观察半响之后，又把被单盖好。他的面孔已经浮肿而且蜡黄，脚也肿得像冬瓜一样，蜡黄发亮……。”
“我在尸体旁呆痴了很长时间，我的脑子里还是很单调，并且没有什么复杂的想法，只是想：什么都完了，一切都结束了。我走吧！回去吧！回家去吧！这里不能再呆下去了。”
“回到南京军区总医院，他们对我讲，沈威廉是胃溃疡穿孔，八一医院采取保守疗法，结果引起黄疸，最后导致肝病变坏死，抢救无效死亡。并且说，他们是尽力抢救的，无奈沈威廉身体过于虚弱，医院已尽了全力”。
“沈威廉身体不好他们都知道。两个医院（指军区总医院和八一医院）都知道他肝硬化并有胃溃疡病。逮捕之前，本来就要住院治疗，他希望避免胃切除，只要没有穿孔就不要动手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既然已经穿孔那就该立即手术，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医疗常识。那有明知穿孔还不手术，搞什么保守疗法，那有明知他肝硬化，轻度腹水，又在胃穿孔的情况下，还引出胃液，引起腹腔脓化，导致大量黄疸，促使肝坏死，逼着生命死亡。”
“所谓保守疗法，实际上是阴险凶狠的谋杀。在医学上，为医之辈善者善为，恶者恶为，利用疾病和医术杀人的并非无人！”
“我离开八一医院手术室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尸体怎么处理的我也不清楚，我也不过问。不久，他们把我调离了总医院，到嘉兴野战医院工作，直到现在。”\
没有多久，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同志同意成立沈威廉死亡讨论会。
讨论会由告状团发起，邀请军队和地方医院有关专家：吴公良教授、陈肖凯教授、李鸿书教授、王子沂教授、陈伟达教授及胸外科高元普副主任医师、周才彰主治军医、林从吾主治军医、秦力军医，汪宝琴护士、沈晓凤护士等。他们分别为泌尿科、消化科、胸外科、神经科和传染病教研室的主任医师。周才彰是胸外科军医，林从吾、秦力是内科军医。专家们讨论的一致结论，认为：保守治疗是错误的措施。根据沈威廉当时的病情，应在出现黄疸之前立即手术抢救。所谓“保守治疗”实际上是驱使胃液大量外溢，感染腹腔，引起腹腔化脓，导致肝坏死，造成死亡。专家们还认为沈威廉身体虚弱不是死亡直接原因，造成死亡直接原因，是医疗措施上的有意失误。
后来经过调查证实：八一医院医生们都提出立即手术抢救方案，可是没有得到军区总医院院长耿希晨和政治委员某某某的同意，他们批评八一医院军医“过分紧张”“小题大做”。他们指示，只要“保守疗法”可以控制病情，就可以对沈威廉继续进行政治审查。
沈威廉之死是一个大悲剧。实际上沈威廉并没有“造反”，他只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替“造反派”抄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几句“你们去革命我来顶替你们的工作”之类的话。南京军区总医院是合法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写大字报，搞“四大”是完全合法的。
龙启明在关押期间，向赵玉祥透露：
“说沈威廉是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我不能接受。我对总医院的行政和医务人员的政治历史情况，十分清楚，当年我参与了对这些人的政历审查工作”。
“沈威廉在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按国民党政府的规定，必须接受民团训练，他被迫参加了民团。国民党政府规定，训练结束要当一段时间的伪乡长。他确实当过半年左右的伪副乡长。在他接受民团训练和任伪副乡长期间，没有任何活动和罪行，例行公事而已。这些政治历史情况，在他入党时，都做了严格审查，并且都有结论。结论和他自己在自传中向党组织交代的完全一致。各级党委在批准他入党时，十分慎重，对他这些历史问题都经过认真核实和讨论，认为是属于一般性的政治历史问题，并且是被迫的，不予追究，同意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至于在大会上批斗他的时候，说他取名‘威廉’，是向往美帝国主义，梦想变天，那更是十足的唯心主义。沈威廉就读湘雅医学院，为了纪念外籍老师，更名‘威廉’这完全可以理解的”。
“沈威廉是旧知识分子这不错，他酷爱书画和花鸟也是事实。他喜欢同旧知识分子谈今论古是常事，而他对待工作却十分严肃认真，对我军胸外科医学有贡献，他那把手术刀打开了人体的禁区，挽救了不知多少生命垂危的心脏病人。他是军内外公认的胸外科专家，像这样的知识分子，怎么能说是资产阶级呢？为什么这样的人就不能革命呢？何况他还没有参与“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帮助青年军医抄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些‘你们去革命，我多承担一些工作’的话。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并且是历史加现行双料‘反革命’，加以逮捕法办，这能说得上是公平合理吗?”。
“他有胃溃疡病，肝硬化，还有其他疾病，能带病工作，一贯不为自己的疾病叫苦，这一点每年都有公论，都给他立了功评了奖。他出席过我南京军区先进工作者大会，军区后勤党委授予他红色专家的光荣称号。一夜之间这些红色的东西都变成‘黑色’的了，说他是南京军区总医院反革命篡权黑手，是‘邵马龙李居柯’的黑后台，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现在他被逮捕了，这本身就是非法的，对他搞逼供信也是非法的”。
1967年2月军区总医院有六个人“造反”很积极：政治处宣传干事邵炳泉上尉，组织干事马永来上尉，首长保健医生龙启明大尉，李克昭军医，居秀萍军医，柯如仙军医。这六个人中，5人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龙启明因成分好被拘留。人们称之为南京军区总医院的“邵马龙李居柯”。逮捕他们的根据为：
邵炳泉父亲当过国民党伪县长，是共产党的敌人。（邵炳泉的父亲是我党老地下工作者，为了党的利益，遵照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党指派他出任敌伪县长。通过这个职务，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营救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
马永来当过伪警察，入党手续不全，属混进党内的假党员。（马永来在农村入党，战争年代手续不全是正常的。在审干中，证明人都查到了，都有证明，他根本不是什么假党员。当伪警察，那是因为生活无着，去冒名顶替当了二天警察。这种事还是他自己交待的。）
龙启明有野心企图夺权当院长。
李克昭父亲是国民党中将，傅作义将军的亲信，跟共产党打过仗，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李克昭父亲国民党中将，是我党的统战对象，是进步人士，傅作义将军起义，他起了很大作用。北平解放他是有贡献的，他的家由解放军站岗放哨，列为保护对象。）
居秀萍的舅父在台湾属海外复杂关系分子。（居秀萍的舅父不是亲舅父是“隔墙舅父”，居秀萍从没有见到过这位舅父，解放前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都不来往。这样的海外关系不能被视为复杂的社会关系。）
柯如仙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国民党海军下级军官，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舰撤离黄浦江时，跳江留在上海，是从黄浦江里冒出来的敌特分子。（柯如仙出身资产阶级，那是祖父外祖父的事，与她无关。她生身父亲早年亡故，没有什么剥削行为。她的继父柯蔚林，上海解放前夕没有逃往台湾，跳江留在上海，同柯如仙守寡母亲结婚，十几年安分守己，没有任何政治活动，四邻皆知。审干中做一般性政治历史问题处理。）
一九六七年十月初，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南京军区司政后平反小组，联合走访南京军区党委，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委三位中将出面接待。
走访者要求：南京军区党委借“八条命令”在军内外大批抓人作出解释。
三位中将一致表示：大批抓人“行政看管”是错误的，受害人要求平反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等许司令、杜政委回来后才能确定。
一九六七年十月，赵玉祥等平反小组走访后勤党委书记郭金林，副书记谭友夫。
走访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平反，消除影响，彻底销毁二月武装关押、批斗、下放劳动改造的黑材料。
后勤党委的态度，仅限于承认“行政看管”是错误的（认为行政看管（不承认武装关押），是工作错误，不是政治错误），答应销毁黑材料，承诺凡被看管的人员一律不加以歧视。
一九六七年十月上旬，中央调查组在南京等地，广泛听取了南京军区受压同志的意见，单独同政治部付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付部长赵树湘，军区党委秘书尤亮，保卫队队长史书清等同志作了个别交谈。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晚上，中央调查组在南京空军招待所，专门召开了南京驻军受压人员座谈会。艾汉美和陈时秋作为军区政治部赴浙江200多干部的代表，赵玉祥做为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平反小组负责人之一参加了座谈会。
会上，刘锦平说“你们的委屈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而且知道得很详细，很具体”。他说，“你们的问题一定能得到圆满解决的。你们要耐心”。他说，“你们受到了极为宝贵的锻炼，是黄金买不到的锻炼。你们将来都是建军骨干，而且不是一般的骨干。希望你们有什么意见都讲出来，我保证把你们的意见和要求带到北京，带到党中央，带到毛主席、林副主席那里。我保证要亲自把你们的意见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汇报。你们今天讲不完，或不便讲，可以写成材料，文字不要长，明天我就坐飞机回北京。我保证把你们的材料带到党中央去，带到毛主席、林副主席那里”。
第一个发言是后勤部锋锐，他说：“今年二月，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批判军区首长许世友的错误，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关押七个月。仅司政后机关直属队被逮捕关押340人。师以上干部被逮捕、批斗、停职的20人。其中有孙海云、赵树湘、等人。83医院临产孕妇也要弯腰接受请罪批斗。总医院胸外科专家沈威廉被迫害致死，死的时候还带着手铐。总医院院长刘万祥和上海916油库政委邓启樵被打成后勤的‘刘、邓’。邓启樵在集中营里被几个武装战士捆绑起来往水泥地上摔。总医院护校入伍不到一年的学员，十八、九岁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开除军籍押送回家……。”
刘锦平说：“同志们讲得很好，很深刻，很生动。你们在座的都会写文章，很多是秘书。把这些情况分门别类写成专题材料，文字不要太多，要简明。我们保证把这些材料带到北京，送到毛主席那里，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我们天天都有飞机很方便嘛！我们明天就要走了，一定把同志们受到的委屈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又说：“许世友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他现在在养病，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创造一些条件，……。我们希望他能取得群众的谅解。”
汇报进行到凌晨2时15分。
会后，“批资总部”的夏继诚、张炳奎二同志专门负责整理告状材料，迅速完成了许世友镇压群众的三大本备忘录，名为“大逮捕”、“大迫害”、“大清洗”。军区司令部参谋于定提供了一份许世友二、三月间亲自下令大批抓人的原始记录。
政治部秘书处李永宽在舟山要塞区搞到了一本许世友指挥黄朝天（要塞区司令）抓人的电话录音资料。其中重要的核心机密，是南京军区党委在“文革”期间多次党委会议记录，这个党委会议记录，翔实记录了南京军区党委常委二位主要领导同志许世友、杜平，对“文革”的态度和发言。包括对党中央的态度及抓人等重大决定和布署。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南京地区的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军区司政后等部门，联合成立的“告状团”联合司政后机关受迫害人员的代表，要求王必成副司令员批准成立“平反小组”，在党委领导下，监督和帮助进行平反工作。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军区付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及付政委鲍先志，在南京AB楼接见要求平反的群众代表。
“同志们！我们开会好不好？王副司令工作很忙，担子很重，今天应同志们要求，同大家见见面，同志们有什么意见请讲吧！”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主持会议。王必成把宽边老花眼镜戴上，认真地看着那张事先给他的走访提纲。
“我们军区司政后机关和驻宁院校、文体单位的同志都来了。我们来走访军区党委和王副司令，要提出来的问题，事先都通知了，现在我们就按题目一个一个来吧！”李英武（海军学院学员）讲的一口东北普通话。
“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了解。军区党委犯了错误，你们受了委屈。现在同志们要求平反，要求军区党委改正错误，这是合理的要求。我本人在今年二、三月份也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在家主持工作，抓人是我抓的。我愿意承担责任，向同志们作检讨，赔礼道歉。希望同志们多多批评。你们提的问题，有的我能答复，有的我不能答复，有的要经过军区党委研究之后才能答复，请同志们谅解”。
王必成以少有的温和语调讲话，使在座的军官们以及他的秘书感到惊讶和好笑。坐在我后面的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编辑高丕忠，轻轻地对我说：“王老虎今天成了美娇娘了！”
“我们欢迎王副司令的态度，那怕有一点点进步和转变我们也欢迎。您是军区首长，现在是我们的首长，将来打起来仗来还是我们的首长。正因为如此，我们衷心地希望您和军区其它负责同志能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能站到群众一边来。不要站到群众运动的对立面。转变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方泽甫（政治部文化部干事）用标准的四川话，说得十分诚恳。
“王副司令刚才说，有些问题能答复，有些问题不能答复，有些问题要经过党委研究之后才能答复。试问，今天的走访，党委没有研究讨论就同意召开了吗？”王树雨（后勤物质部助理员）发问。
王必成摘下眼镜，用眼睛斜视了一下发问者，沉默不语。王六生见机不妙，立即插话解脱：“今天的会议很重要，党委怎么会不作研究，在家的党委常委只有王必成同志、鲍先志同志、林维先同志和我。我们碰过头研究过。至于一些问题，因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不在家，不便作出决定，请同志们谅解”。
“党委对走访做了专门研究，对走访表示重视。如果党委只研究开会不开会，对会议内容不做研究，比如对我们提的问题不研究，岂不是舍本求末吗？这种做法岂不是又在哄骗我们吗？党中央三令五申，犯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改的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如果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吞吞吐吐，不愿意改正，到头来还得改正，那时候损失就大了，威信就扫地了。这是毛主席对第27集团军在江苏无锡三支两军犯错误检讨报告的批示。王副司令不会不知道吧！党委同意接见我们，对实质性问题不研究不回答，岂不是等于还在坚持错误，起码说是态度不积极。”王必成和王六生听了赵玉祥的发言。都沉着脸一言不发。
“我们知道首长有难处，过去的一些事不能全由军区党委来承担，因为那是个人决定的。比如抓人，抓得那么多，抓得眼红，那就不是党委的决定，是个人决定的，这件事现在说由党委来负责不妥当。个人闯的乱子为什么要集体来挨板子呢？王副司令您当时在家里主持工作，抓人的主意不是您出的，我们认为您不必负责任。可是您现在主持党委工作，可以对这件事进行讨论研究，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这就是您应该负的责任”。王必成和王六生以及工作人员都低着头，对赵玉祥的发言认真做记录。
赵玉祥知道王必成的心思，所以，在发言中很注意分寸。这个分寸就是要分清是非界线，分清责任界线，给王必成吃定心丸，给他搭梯子让他下楼，争取王必成“屁股坐过来”。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和军区其它领导人转变了态度，平反才能顺利进行。赵玉祥的发言机关三大部的同志一致认同，但军队院校和直属队的同志不认同。他们批评机关平反组是“只会吹气的策略派”，缺乏“造反派的脾气”。因此，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的平反组同南京地区军事院校告状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同志们今天来走访军区党委，对我本人教育很大，我欢迎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二月抓人肯定错了，毛主席党中央批评了我们，并督促我们尽快改正错误。我们的检讨已经送到北京去了，杜平同志看了之后，再送×××政委看看。他们都同意了再呈送毛主席党中央批示，党中央批了，我们就好说话了，现在，有一些问题我们不好表态”。
“同志们不必心急，很多问题总能慢慢解决的，要给我们一点时间，要允许我们做工作。很多干部的思想一时还转不过来，要有一个过程。同志们，你们要耐心。我保证军区党委一定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合情合理的彻底解决你们的问题”。王必成的态度和语气是郑重的温和的。
“王副司令今天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们，还有王六生主任也来了，我们感到非常光荣。因为，我们原来都是“反革命”。今天王副司令同“反革命”坐在一起谈谈心，说说心里话，我们的确感到光荣”。方泽甫的四川话才开了个头、王必成将军就笑上眉梢了。他连忙摆手表示歉意。“什么反革命，不要再这样讲了，我们冤屈了同志们，我们有错误，严重错误！”
“王副司令到军区来工作快十年了，我们平时也不大看得见首长，只听说首长很厉害，爱骂人。在九兵团工作的时候，消灭过国民党王牌军74师，蒋介石的干儿子张灵甫不可一世，也是在王副司令手下见阎王的。孟良崮一战威名天下扬。党中央毛主席很看重王副司令的，还发表了文章和谈话。电影《红日》就是描写您的。”方泽甫继续吹他。
“那是过去的事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嘛，讲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干什么。过去的功劳和历史不能代替现在的错误和现实。我老了，糊涂了，下半辈子做了一件蠢事。同志们年轻力壮，有见识有本事，毛主席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王必成不愧为王老虎，老虎能如此谦逊达理明白，是共产党的伟大，老将新春太可爱了。
“人家都说王副司令是王老虎，这是形容首长在同反革命武装斗争时勇猛如虎。今天虽然不打仗了，在和平环境中，王副司令也勇如当年，勇挑重担。刚才王副司令讲的话，我们认为是积极的、进步的。所以，我们表示欢迎。不过，有一些重大问题，王副司令还缺乏勇气，拐弯抹角，不敢直言。我们同意王副司令的看法，要有一个过程，要给一点时间，要创造一些条件。为此，我建议今天暂时休会，有些问题可以在下次走访会上解决。”
王必成一听方泽甫讲了这么一段话，如释重负，脸上浮出轻松的笑容，不住的点头表示同意。王六生也不断点头。
林维先、鲍先志也一致表态：二月抓人肯定是错的，把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肯定也是错的，应该平反。
由军区政委杜平，副司令员王必成等人，以军区党委名义，起草了一份向党中央所作的书面检讨报告。因许世友一直在大别山上，不下山、不发话、不表态，前后写了好几遍，一稿、二稿、三稿，每次都是无果而终。
这时，98%的团、师、军干部站到受迫害军官一边，积极参加批许活动。
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军区总医院、八一医院、一二五医院，前线歌舞团、前线话剧团、前线歌剧团，体育工作队、军乐队都贴满了大字报，内容局限于揭发许世友在二月份大逮捕、大批斗、大清洗、大提拔的“四大”错误。
南京军区后勤部9位将军全部上台揭发和表态，30多名上校大校全部倒戈向平反组靠拢，有的主动把二月抓人的内幕机密向平反组提供。比如，许世友要枪决86医院护校教员李明，就是一位上校副部长透露的。
南京军区政治部师以上干部更为活跃，文化部部长何秋征、群工部长丁华国都写大字报质问许世友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到浙江去？秘书长卞庸中、副秘书长李干，青年部长季遐年都参与了平反组的具体工作。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南京军区第二招待所小客厅里，林维先副司令员召见了艾汉美和赵玉祥。
林副司令说：“今天晚上请同志们来谈谈心，我们（指王林鲍三位首长）前天找王六生主任谈过了，很多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同志们不要急，要一步一步地解决。他们（指许世友）思想不转过来，反是平不好的。我们希望把反平好，不留尾巴，尽可能满足同志们的要求。昨天，中央又给我们打电话，说南京军区现在还有压制，要求我们正确对待群众。中央对军区党委的检讨不满意，羞羞答答，不敢揭短。现在我们真正感到压力很大。王副司令已经好几天没有睡好觉了。许世友同志有病，杜平同志在北京，很多重大问题我们不了解，党委会上也有争论。是谁的板子就是谁的板子，板子不能瞎打。我们也感到有苦衷。这是和同志们谈心，说说心里话，你们都是好同志”。
“最近我们看了一些材料，听了同志们的申诉，对我们震动很大，教育很深。很多情况我们不了解，对同志们的迫害竟然会搞到如此地步。那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我们也怀疑。孙海云同志、赵树湘同志跟我们在一起工作多年了，是可以信赖的好同志嘛！怎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集团！逮捕关押，还要划清界线，还要批斗，株连家属子女，真是打击一大片啊！”
“林秘书在我身边工作几年了，表现很好嘛，他也被抓起来了，事先也不跟我打招呼，就把人抓起来了，我事后才知道。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个副司令嘛！军区领导机关的干部都是经过历次运动锻炼过的，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才可在机关工作的。都是可以信赖的嘛。现在问题成堆，怎么办？只有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坚决改正错误。今天，我把同志们请来，就是谈谈心或者说是向你们交交心，你们看看有什么意见和想法随便谈谈，希望你们帮助军区党委改正错误，我相信同志们是通情达理的，是顾全大局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某日，鲍先志中将接见军区后勤部走访人员时说：“1934年长征途中，由于张国涛的叛变，株连了一大批干部。我是四方面军的，也受到牵连，被关了起来。一直到1942年才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组织上给我平反，向我道歉。时间持续了八年之久。那个时候全国尚未解放，又处在战争年代，拖了八年是可以理解的。同志们现在很幸福，全国统一，党中央一元化领导，用不着等八年。毛主席党中央就在北京，同志们受了冤屈，中央立即纠正，你们都幸福啊！你们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会给你们落实政策的，军区党委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
（五个多月后，鲍副政委的这番话成了“倒许乱军”的罪证。）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告状团组织23人赴京告状。
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机关平反组各派2—3位代表参加。
司令部张破涛，高国涛，
政治部艾汉美、陈时秋，陈荣安，
后勤部赵玉祥，沈文琛。
南京军区总医院8个小护士，都不满18岁，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学习，她们出于革命热情，成立了战斗队，起来造了反。《军委八条》发布后，全部被逮捕关押。她们中张阿凤，童静芬、蒋黎黎、夏蓓蓓四人（来自上海工人家庭）参加了告状团。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总理说：“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来了二十一名代表，我们决定你们留在北京，参加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学习班，你们对军区领导有意见，可以在学习班上提出来。无论是哪方面的意见，有什么话都可以说。”“你们是解放军，要保持军队的优良作风。中央要求你们，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不要把军内的问题扩散到地方上去，不要同地方造反派搞在一起”。
你们有意见可以到军队会议上提，但不能到地方去串联，不能把它带到地方上去扩散。军事院校的同志应该回去搞斗批改，你们到处扩散就不好。军区，军事院校不干涉地方，地方也不介入军队，这是军队的事情。中央早有指示了。（军区同志：我们要求参加京西宾馆的会议。）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参加军区的会议，有意见在那个会议上提，你们要守纪律。你们遵守不遵守呀？（答：遵守，坚决执行总理指示。）希望你们不要到西苑旅社去扩散。（曾邦元插话：也不能参加地方武斗。）对罗，更不要参加地方武斗。（军区同志有人讲：我们司，政，后的代表也都到了。）你们都参加军队会议，不能挑动武斗，你们要守纪律。联络组同志要注意监督。
他们立即高声回答：“请总理放心！我们保证执行总理指示，遵守纪律，保持军队优良传统。”
随后，总理又说：“让你们到西苑大旅社去住，那里条件不错，有什么问题同联络员联系。要注意搞好军民关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总理秘书孙岳通知：“南京军区21名代表作为特许代表留京”。同时告知：“双方代表不经中央同意不得增加任何一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联络员田同志说：“你们这两天都在干什么？其他军区都下来见群众，杜平就不下来，你们到京西宾馆，他也不会来见你们，我们也不满意他”。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至午夜12时50分，告状团到京西宾馆走访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他不承认告状团21位代表参加中央为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京西会议的合法权利。代表向他提问题，他一言不发，趴在桌上假装睡觉。
走访之后，总理秘书孙岳对代表们说，“你们平时最好不要到京西宾馆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下旬，周总理亲自筹划、布置“解决南京军区问题学习班”的有关事宜，由军委办事组具体组织落实。
南京军区在家主持工作的付司令员王必成、付政委鲍先志，接到军委办事组通知：上北京参加学习班。
南京军区政治部付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付部长赵树湘，也被军委办事组“点名”；上北京参加学习班。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晚，周恩来会见南京军区的领导和群众，亲自布置解决军区内部问题的学习班。
这次参加会见的人员还有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付司令员王必成，付政委鲍先志及军区政治部的孙海云，赵树湘、徐玉田等同志；还有江苏军管会的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及蒋科等人。
晚8时左右，周总理及军委办事组成员：总参谋部代总长杨成武、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海军司令员李作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空军付政委刘锦平走进会议室。参加会见的人员，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迎总理到来。总理满面笑容，和谒可亲，挥手示意大家坐下。
总理把到会人员扫视一番后，问了一声：“同志们都来了吧！”“报告总理，全部到齐”。总理顺手拿起“二十一名代表”的花名册，开口就念第一名：“张波涛”！
张波涛突然听到总理点他的名字，声色有点紧张“唰”地一下站起来，答应：“到”！
“你老家是哪里？”
“报告总理，我是山东人（营）”，他以十足的胶东口音回答。
“你叫张波涛，可不是张国涛，这一字之差，就是天地之别啊！”
总理这句俏皮话，引起会上一阵笑声。
“报告总理”：从江苏军管会的一位官员座位处“崩”出来的声音：“这里有一张南京军区另一部分群众递进来的条子，要求交给总理”
总理接过“条子”一看，反应灵敏的总理，立刻明白了“条子”的“内含”，便与坐在他旁边的杨成武磋商两句后，表态说：“我同意这部分群众派代表来”
“来多少人呢？”
“也来二十一人”，那位递条子的官员提出。
总理略加思考，说：“派七名代表来好了”。
总理说，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办好这个学习班。群众对领导有意见，要让大家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在学习班上把意见都谈出来。军队的问题要在军内解决，不要扩散到地方上去，不要同地方上搅在一起。要顾全大局，保持部队稳定。
总理说，这个学习班由军委办事组负责组织实施。学习班成立领导小组。有什么问题可以同中央联络员联系。
“小杨！”（周总理这样称呼杨成武）“我先走一步，你们继续开会。”
大家起立，鼓掌欢送总理离开会议室。
杨代总长接着进一步安排了学习班的有关事项。
根据总理指示，十二月八日，学习班的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由十人组成，杜平政委任组长，参加人员有：南京军区付司令员王必成、付政委鲍先志、江苏省军区司令员赵俊、政委梁辑卿、军区后勤付部长吴大胜、军需部部长王挺，“二十一名代表”有两人：艾汉美和李英武，“七名代表”有一人。
学习班的主角——许世友，始终没有出现。据说，许世友正在中南海里“养病”。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中央首长对南京军区和驻江苏部队赴京人员的指示
总理：
你们明知许世友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们一月以来多次……许世友同志讲话。同志们知道，主席、林付主席讲了，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哪一个没有一点缺点！一个共产党员总是有缺点嘛！但他是忠于毛主席的，这是大节嘛！当然，你们21个人年青，我们不怪你们，但是你们有些老同志嘛！
康老：不要听信谣言。
杨代总长：主席讲：许世友在延安没有反对过我嘛！
总理：四方面军的事情，那是张国焘指挥他们东杀西打，下面不负责任嘛！罗瑞卿为了制造分裂，把张国焘问题扩大化，利用这个制造派性，把许世友同志关起来了，是毛主席放出来的。他性子暴，说几句错话，好训人，但是他不是江苏刘邓的代理人，江苏的走资派是江渭清、彭冲、陈光嘛，还有其他的，不是他嘛。
康老：许世友同志是拥护毛主席、林付主席的，这是一个大节嘛！你们的“决定”，实际上是针对他的嘛！他是拥护毛主席、林付主席的，拥护毛主席的路线的。从毛主席的干部路线看，对干部要全面看，从历史看，看大节嘛，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总理：大节好嘛！我们敢于出来保他，就是看到他的大节好嘛。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解决南京军区问题学习班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听取二十一名代表的意见。
主席台依次就座的为军区司令部军训科长蒋科，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徐玉田，秘书科长肖海，军区后勤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钱永清，军训部参谋袁刚。另有周总理特请的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长赵树湘。“告状团”21人也在主席台就座。
邱会作说：“南京军区问题，毛主席早有指示，现在我们就是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
会议自12月13日至12月26日历时14天，充分发扬民主，双方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实事求是。
在大会上，分别由军区司、政、后的代表和军事院校及部队医院的代表，以亲身经历的大量事实，揭发南京军区在二、三月“抓人事件”中打击迫害造反派的情况。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检讨报告》
毛主席、中央、中央军委：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辜负了毛主席的教导，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期望。我们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作如下检讨。
一、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缔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镇压了革命群众。十条命令下达后，又迟迟不检查、不平反。……把群众的某些革命行动，看成是“坏人暴动，右派翻天”。……
八条命令下来后，我们错误地认为“时机到了，有权抓人了”，于是就带着“镇反”的情绪，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在南京，在军区内部，我们怕把军区领导机关搞乱了，把部队搞乱了，没法保卫文化大革命，有了情况，没法打仗了；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失掉尊严，丢了面子。对群众给我们的指责和体罚，又思想不通，情绪对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给革命群众加上“一小撮”，“政治扒手”，“阶级报复”，“反革命”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帽子和罪名，进行了压制和镇压。二、三月间，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所属部队，共逮捕22人，开除8人，看管、隔离反省的四百七十五人。对逮捕、看管的同志进行种种迫害和虐待，使他们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同时，以整顿机关、整顿纪律为名，指名检查，重点批判，搞“请罪”活动，大整革命群众，一度造成恐怖气氛。
更严重的是，我们采取强制手段，把军区三个文工团、军乐队、体工队，分给部队。对军区步校革命群众组织“红联”，看成反动组织，强行解散，并拆散步校，借“三支”“两军”之机，下放到各军，使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遭到夭折。我们错误地把《人民前线》报社革命群众组织“风雷激”，说成是反动组织，停刊了《人民前线》报。同时，我们还把军区机关和下属单位中，一些出于革命热情自发起来搞“四大”的同志，随着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干部，调到军分区和人武部工作，并错误地介绍了情况，使这些同志遭到了种种歧视……。
十条命令下达之后，我们却错误地认为，错误不大，迟迟不作检查，以致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没有为那些被我们打成反革命的同志，以及这些同志的家属子女，设身处地想一想。因而，平反工作进行得很慢，很不彻底。
我们所以犯错误，……我们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功臣自居，靠老本吃饭，既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架子很大，官气很重，往往以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听不得群众的意见和批评，甚至动不动就发脾气，引起群众的很大反感……。
我们的检讨还很不深刻，请求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处分。
南京军区党委常委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中共中央［68］18号文件
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自从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在有的地区（如无锡、南京），已见到显著的成效。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中央希望，南京军区能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得更好。希望你们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首先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大力促进、巩固和发展南京和江苏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搞好革命大批判和各单位的斗、批、改，提高革命警惕，坚决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光荣任务中，为人民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总理：首先应该提到的，南京军区“三支”“两军”进行一年了，这次他们作了一个书面检讨，经过中央批准，今天发给你们了。这是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的。有些问题要解释一下，现在宣读一下。
总理在宣读了中央对军区党委“检讨报告”批示的第一段后说：请同志们注意，头一句话肯定了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在许世友同志，杜平同志领导下的部队，过去是跟着毛主席、林副主席走的，这一点必须肯定。你们大家也听说了，我们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讲的有些话在群众组织也传达了。南京军区是长江的门户，江、浙、皖、上海三省一市，地处重要地位。最高统帅毛主席委任许世友同志担任军区司令员，他是久经战争考验的好同志，在这一点上必须肯定。当然，部队进行四大的一些单位和地方进行革命运动的小将们不了解历史，有一个时期觉得军区犯了一些错误，提出一些意见，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对军队同志必须有全面的认识。许世友同志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在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有很大功劳。我们康老跟他一起战斗过的，作过他的政治委员。这个同志是忠于毛主席的，忠于林副主席的，忠于党的，忠于党的事业的，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这是肯定的。他领导的部队在“三支”“两军”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你们看十二军在安徽。二十军在浙江，六十军、二十七军在江苏，工作不是做得很好吗？当然也有错误，听到主席一声号令，有错就改了嘛！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多说几句。
在军管，军训方面成绩是主要的，只是在去年一个时期，由于缺乏经验，群众工作生疏了，不象过去又打仗，又做群众工作，又宣传。对群众工作生疏了，就不免站错了队，有一段时间过早表了态，支持了一派，压制了一派，犯了错误。同时，在部队内部，总是要求有个稳定的局面，部队领导同志总是要考虑海防，边防，舟山还接近台湾，有美蒋敌人，所以总想部队稳定。部队四大单位造反精神旺盛的时候，不顾军区的要求，造成对立，一对立，军区在处理上做了一些错误的措施。这只是讲对待军内开展四大的单位的处理上，不开展四大的单位就应按军委指示办事，不搞四大。这一点，我上次在京西宾馆都讲了，二十一位同志都表示了态度，很好。大军区犯的错误已经做了检讨了，中央认为态度是诚恳的，他们的错误已经或正在改正，有的地方已经做出显著成绩。
南京军区的检讨报告是经过许世友同志，张春桥同志看过的，都同意这个检讨。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好的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我们同意这个检讨，你们应该欢迎这个检讨。（群众热烈鼓掌。）但这不是说军队就没有个别犯错误严重的，军队有派性，首先在军内自己检讨，犯了错误自己检讨好了，再与群众见面，不然要把自己的派性带到群众中去。
康老：
我同意总理这个讲话，完全同意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我提醒同志们注意，这个批示，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大家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批示，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中央在批示中讲，南京军区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军区犯了一些错误，影响到对革命群众组织的看法，因此派性发展了，军队内部一个时候也不一致了。因为有这些错误，一个时候南京地区“打倒许世友”的大字报很多。但是，尽管他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但是党中央毛主席还是批示说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我对许世友同志说好话，今天是第三次了。
我曾讲过，南京有人讲，许世友反对毛主席，这恰恰相反，许世友同志在历次重大斗争的关键时刻，都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他无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有很多功绩的。这一方面，我同他一道工作过，有责任向同志们介绍。许世友同志我觉得应该向他学习。他在延安遭受罗瑞卿的严重迫害打击，在华东受到饶漱石歧视排斥，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极起来，动摇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忠诚。他照顾大局，讲求团结，不闹分裂，那个时候只有团结才能打仗。他虽然受了坏人的打击，挑拨，但是，他是很坚定的。当然我不是说他没有一点错误，他自己也承认的。
中央的批示中说是信任这个军区，这是很重要的。军区在座的王必成同志犯了错误，只要检讨就好了。他的检讨还是诚恳的，他也是在解放战争中有功劳的。南京有些好同志，我认识的很多，如周冠五同志、钱钧同志、廖容标同志、杜平同志，都应该从全面的来看，不要从一时一事来看。
江青：
有一个问题，我有几次没有说，今天我也想说一下，就是许世友同志的问题。康老也讲，读了毛主席的语录，全面地，历史地看干部，这个我就不说了。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年春季，他就有揭发。他揭发上海陈丕显他们如何在主席，林副主席，总理，我住的地方装窃听器。他的揭发你们不知道。另外他还揭发江苏李××，洪××，为了保护反革命，叛徒，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受命于北京的反革命分子，烧掉××卷档案，邮检，你们知道不知道？不要只看到他说过一些错话，犯了一些错误，而要看到他是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他是热爱党，热爱我们军队的。去年，有一个时期忽然又揪许世友同志，一个同敌人作战那样勇敢有人，被揪的钻工事，我知道了，打了两次电话要他来，他在国庆节来到了北京。有人抄了他的家，他说，抄了家日子更好过，这个态度很好。当然，抄家是不对的。
总理：许世友同志一开始就支持“八·二七”，他给我打过电话，他是支持“八·二七”的，在当时是不容易的。
江青：他的揭发，革命群众，革命小将都不知道。这应该记人家的功，不要光记人家的过。有些人就是趁火打劫，这是很恶劣的，不允许的。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是不允许这样的人，是不允许趁火打劫的人的。当然，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要取得经验，不要搞武斗，搞喷气式。我觉得应该很好地讲道理，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摆事实，讲道理。
总理：
最后一点，还有军队的问题，搞四大的单位的两派也要联合起来，再不要继续派斗下去了。二十一位代表在京西表现很好，继续保持下去。在军队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三团两队等搞四大单位，能不能联合？（众答：能！）不要再搞什么平反团，平反组织了，王必成同志已作了检讨，搞那五条是错误的，改了就好了，不要搞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了，什么一级级平反，什么戴红花，一个个的赔礼道歉！
江青：那是资产阶级的，庸俗的！
总理：我们代表中央文革，对过去受压制的，搞错了的，宣布一律平反。你们回去都传达一下，平反组织不要再进行了。（有人答：我们坚决遵照总理的指示办事。）这样才象解放军战士嘛！你们不要把派性搞到地方革命群众组织里去。什么“高参团”，“心中司令部”，“地下司令部”，这是国民党那一套，统统取消，打倒派性。
四、许世友擅自决定批判“倒许乱军”分子
一九六八年二月某日，南京军区召开军区机关干部大会。
在这个会上，许世友发表讲话，他说：“这几个月，我不在南京，军区某些领导人不怀好心，跟造反派站在一起，妄想乱军夺权。今天我要公开点名了，就是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他们未经军区党委讨论，也未向中央报告，私自抢先表态，同那些乱军分子穿一条裤子，唱一个调子，说我们去年二月抓人错了。我说，没有错。部队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头一条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不听指挥，我还不能执行纪律吗？我要抓的那些乱军分子是坏人，抓起来有什么错？”
许世友不报告中央，竟擅自决定点名批判“王、林、鲍”，要求军区机关，部队开会、办学习班，把“王、林、鲍”同“乱军分子”一起作为批斗目标。南京大街上，贴出大标语：“王、林、鲍是倒许、乱军、夺权的黑后台”。一时间，在许世友的指挥下，南京城掀起了一股大批“王、林、鲍”的风潮。
一九六八年三月，南京的大街小巷、大会小会，出现了大量的大标语，大字报：“打倒杨、余、付”，“打倒王、林、鲍”，“彻底揭发批判倒许乱军的罪行”。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是浙江省革委会诞生的日子。许世友身为南京军区司令员，这一天特赴杭州祝贺。第二天，在浙江省军区礼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到会的干部有二十军、浙江省军区及军区政治部的干部，南萍，熊应堂等负责人坐在第一排位置上。
由许世友训话，他说：“今天我讲的话，有的人可能不大喜欢听。南京出了‘王、林、鲍’北京出了‘杨、余、付’，这条黑线又粗又长，已经伸到我们部队里来了，去年以来，我们部队为什么跳出来那么多乱军分子，就是因为这条黑线捣乱”“他们的黑手伸出来了，就别想再缩回去啦！我们要捉住它！斩断它！”“还有一些小爬虫爬出来了，也别想溜走了，统统要揪出来！”
一九六八年三月，许世友从杭州回到南京不久，召开了全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代会”。
他亲自领导，亲自决定这次“积代会”，以揭批“杨、余、付”、“王、林、鲍”这条黑线为主题，揭批的“活靶子”就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及参加江苏军管会的“支左”干部杜方平；联系实际就是揭批本单位的“倒许乱军分子”。
在“积代会”上，军区政治部直工科干部许某人作了一次活学活用的典型报告。他把军区政治部的所谓“倒许乱军分子”，列出了一长串的黑名单，并在这个会上，一个一个点名，亮相，低头，罚站，“认罪”：从史景班，杜方平，孙海云，赵树湘，到“批资总部”及其他造反派头头艾汉美、陈时秋、陈荣安等等，好几十人，一个不漏、给每个人头上扣上一顶黑帽子：什么“黑后台”，“黑干将”，“黑头目”，“黑抓牙”等等。
许某人在台上点到某个人的名字时，台下就有一伙“助威的啦啦队”，立即发出吼叫声：“站起来！”“低下狗头”，旁边还有一群“附和，加油的预备队”，临场吆喝一阵。
一九六八年三月，南京军区党委决定：司政后机关；炮兵、工程兵、装甲兵各部；三团二队；驻南京军事院校全体人员。除机关少数人员坚持战备外，其余人员分别隔离在南京东郊百水桥某师营房（机关）、城西湖农场（三团二队）、南京海福巷营房（工程兵学校）、南京岔路口营房（步兵学校），……。举办大规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学习班初期，主持学习班的是南京军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之一杜平。他强调通过学习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但是，杜平的做法，受到许世友批评，许司令对杜平表示不满，批评他思想右倾，迁就了“乱军分子”。甚至批评杜平“立场有问题，屁股坐歪了”。认为杜平主持的学习班办得不合格，不能结束，要从头来。
一九六八年四月，舟嵊要塞区丁锐副政治委员，沈萍副司令员，吴健政治部副主任、营级参谋朱雷等一大批舟嵊要塞区领导干部，被定为“杨、余、傅黑线上的人，家也被抄了，在南京白水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个月经历了残酷斗争。
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旬，南京军区政治部在浙江参加“三支”、“两军”的二百多人，奉命调回南京，重返白水桥，参加学习班。
李书和怂恿前线歌剧团的保许派，章兆琪为头儿的一批男女到政治部宿舍三牌楼大院，对浙江刚回南京的人实行纠斗、抄家。
艾汉美被定为“头头中的头头”，“关键中的关键”，“核心中的核心”。在学习班未开始之前，李树和等人指使“三团两队的造反派”，对他连砍了“三斧头”：
一天晚上，正当艾家临近睡眠之时，突然从外面闯进二十来个凶神恶杀的陌生人。自称“三团两队的造反派”，“找艾汉美清算倒许乱军的罪行”。艾感到莫明其妙，简直“祸从天降”。艾他们说：“我与你们既不相识，又无来往，无冤无仇，有什么问题好清算的？”这帮人气势汹汹，扬言要把他“抓走”。他们又吼又闹，惊动了家属大院，艾家四周围满了群众。有的气愤地说：“这不是搞打、砸、抢吗？”他们得不到群众支持，闹到深更半夜才收场。
第二天中午，艾家正在吃午饭，那帮人又冲过来了。这回，他们真的动手啦！对艾拳打脚踢，把碗筷饭菜、桌椅、家俱，砸的稀巴烂。接着，又把艾和陈时秋两人一起绑架到“军区军人俱乐部”会议室，召开现场批斗会，强迫他们“低头”，“弯腰”，“下跪”，“架飞机”，折磨了半天。
第三天上午，艾汉美等人乘坐卡车，前往白水桥。当汽车到南京中山东门外的卫岗时，又被“三团两队”的造反派拦截下来，声嘶力竭地吼叫着；“艾汉美滚下来”“批资总部的头头滚下来”，他们又一次被揪到“三团两队”的小礼堂里，又是低头、弯腰、架飞机，又是一番批斗。
百水桥营房，“学习班”分“南政班”和“舟嵊班”。“南政班”军师以上学员：政治部副主任史景斑和政治部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长吴健、副部长赵树湘，保卫部长何林兆，青年部长季遐年、副部长孟祥海，群工部长丁华国等人。“舟嵊班”军师以上学员：舟嵊要塞区第二政委铁瑛、第三政委丁锐、副司令员沈萍（原军区炮兵参谋长）等人。
在白水桥政治部学习班营区内，不准回家，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不准通讯、不准接见亲友。进了这个学习班，如同进了一个大铁桶，几百人全捂在这个大铁桶里，这里与外部世界处于隔绝状态。
赴浙江“三支”、“两军”的200多名干部，在这个学习班里受到“特别关注”，尤其是“批资总部”的成员可谓“众矢之的”。他们被精心编排在不同的班组里。每个班组由李树和挑选的“精英强将”担任领导骨干。“重点”人物被分割包围在各个班组中。每个“重点人”都有专案班子负责内查外调。
李树和虽然只是保卫部的副部长，他成为学习班的唯一负责人。无论大会小会、大事小事，总是：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再传达“许司令指示”，然后再说“我们怎么办”。他和许世友之间有“热线电话”，几乎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一切听许司令的”。
这个学习班初期，许世友亲自到学习班讲话：“你们不要抱什么幻想，不要指望谁来保你们，救你们。我说过，杨、余、付的黑手伸出来了，就别想再缩回去了！不管是谁？都要揪出来。这个学习班不把问题搞清楚就不收兵” 。他还说：“反对我个人，没什么，反对毛主席，那就不行，我就不答应”。“我曾对毛主席表过态，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就带兵打到北京去保卫毛主席！”“今天，我在这里把话说明白，谁要想造反变天，我的子弹不是吃素的，我就要开杀戒了！”有一次，他说：“我在毛主席那里备了案的，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谁反对林副主席，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谁反对江青同志，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我到北京，去看望林副主席，你们要打倒我，中央要提高我。”
一九六八年五月某日，一天晚饭后，谈某邀艾汉美在附近散步“转一转”。他俩边“转”边聊。当“转到一片平房时，谈问了艾一句：“老艾，听说你们去年被行政看管的地方，也是在白水桥，就是这一片营区吗”？艾应声答了一句：“对呀！就是这里，我被关在第二排平房里”。这样“一问一答”之后就“转到”别处去了。
第二天，我艾所在的宣传部小组学习会议上，刚刚开始，支部书记肖某大吼一声：“艾汉美！站起来！”
这当头一闷棍，使艾吃了一惊，“这是怎么回事？”
“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啦？”
“同往常一样，准备检查材料”。这样答非所问。
肖某十分不满地说：“你心怀鬼胎，装蒜！”
“我来揭发”！这位“揭发”发言人，正是昨晚同艾“一问一答”的谈某。
他说：“昨天晚饭后，艾汉美别有用心地把我带到他们去年行政看管的地方去，给我指明他被关在哪一间房子里，介绍他们怎么挨整！怎么受罪！对我进行现场说教。我感到他讲话的味道不对，赶快离开了。”
接着，对艾展开了大批判。学习小组组长王某人说：“艾汉美昨晚对谈某的现场说教，是公开地同我们学习班搞对抗，我们在学习班里清算倒许乱军的罪行，而艾汉美却在行政看管现场，控诉我们这个学习班还在继续镇压群众，这不是公开地进行反动宣传又是什么？毛主席说过，反动势力人还在，心不死。艾汉美的这次现场说教，就是一次活生生地两个阶级，两股势力的较量和斗争。现在倒许乱军的黑干将，黑头目野心不死，仍在继续活动。我们的同志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及时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把他们批倒批臭”。
一九六八年五月，陈荣安一九六七年二月写的《关于南京八一医院事件的调查报告》，作为反对林彪的“罪证”，在南京军区政治部百水桥学习班，被宣布为“反对林副主席的反革命”。
…一九六八年六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重新启动。
杜平政委“下岗了”。中将周贯五副政委上任了。
南京军区后勤部“学习班”的领导班子也随之改组了，原学习班党支部书记后勤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张思温因讲了一句：“今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还要加上倒许乱军分子”，被许世友掳掉了。换上了后勤司令部副参谋长上校张蕴茂。
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史景班被锁定为“大鱼”。郭化若被划定为“死老虎”。
重来之后，大批杜方平，大揪“倒许乱军”分子。一星期后，工程兵政治部主任白某某被逼得上吊自杀了。南京军区后勤部训练科吴俊科长，撞墙死了。军马部军马科长李旭东自杀了。副部长苏国勤被逼疯了。
吴俊红小鬼出身，吴死后火化时，穿什么衣服，又引起了一场争论。“稳军派”说，这是叛徒行为，尸体不能穿军装。吴的老婆说，不行，吴俊是被你们逼死的，不但要穿军装，还要开追悼会。最后，郭金林部长说：“让他穿军装走吧，领章帽徽就不要戴了”！
诸多的学习班，唯有军区政治部学习班是“重中之重”，是“领头羊”。许世友一再说“政治部是重灾区”。带头“造反”的，带头“赴京告状”的，带头反许的，都是政治部的“乱军分子”。
重点批判对象有：史景班（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和杜方平（南京军区政治部国防工业部部长）。说杜方平不仅“乱军”而且支一派打一派，破坏革命大联合。说史景班是杜方平的后台。
军区后勤部被点名批斗、检查交待、下放劳动改造的，师以上干部有后勤司令部参谋长王子乔，副参谋长穆增祥、孙章，军械部长宫范九，副部长张友夫，军区总医院政委刘万祥等。团以下干部更多。
一九六八年某月，“学习班”中途，许世友命令20军在浙江省革委会“支左”的军代表，朱后年、孟昭玉速来“南政班”接受批判。又命令20军沈云章副政委速来“南政班”。
一九六八年六月，赵玉祥成为重点对象，调配精兵强将整了120天（6、7、8、9四个月），定了七条纪律：不准回家，不准通信，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除毛主席著作外，不准看其他书报。指定二个人专门“看护”，走到那里跟到那里。每日三餐数百人用餐后，地面卫生由赵包干打扫干净。每天不是小会攻就是大会轰，要交待问题。交待了还不算，还要挖思想根源，还要检举揭发，戴罪立功。批判时，每每拍桌子，吹胡子瞪眼睛，人身攻击侮辱人格。学习班党支部给赵戴上7顶帽子：①小爬虫变色龙②阴谋家野心家③倒许乱军夺权骨干分子④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⑤阶级异己分子⑥黑窝里爬出来的⑦骄傲自满目中无人。
一九六八年八月，李树和召开学习班的骨干分子会议，传达中央电报指示，中央批评南京的‘倒许、乱军、夺权’这个口号，是多中心论的口号，是帮倒忙。
李树和统一规定：“以后把原来六个字的口号，去掉倒许两个字”，保留‘乱军、夺权’四个字。
一九六八年某月某日，学习组长李静波，突然召开全组会议，传看一张废报纸，上面写了“无寿无疆”四个字，是陈时秋的笔迹。宣传部秘书张玉琪记录。小组会上逼陈交代是攻击毛主席。
当时，陈被整得精神恍惚、记忆力衰退，怎么也想不起“四个字”的原由。由于天天逼迫交代，逼得陈快要发疯了。由于心里万分憋屈，陈常常躺在草地上流泪，真想一死了之。想来想去自己死了是解脱了，得到的是“畏罪自杀”，更苦了亲人们，才打消了死的念头。
其实，学习班早知道“四个字”是怎么回事：讲师冯勃从南京回学习班，说他爱人单位有人写大标语时把万寿无疆错写成“无寿无疆”被打成“反革命”。事后，《解放军报》驻军区记者蒋乃修问陈，冯勃说的是怎么回事？因忌讳说出“无寿无疆”，陈就在废报纸上写了“四个字”给他看。
（到北京学习班后，高岳言告诉陈“四个字”的真相，说：“幸亏你想不起来没有承认，蒋乃修给你作证也不行，反而要审查他，学习班还作了要逮捕你的准备哩！”）
一九六八年九月某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束，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开始了。周贯五政委宣布：赵玉祥下放劳动锻炼，不必参加清队学习了。
一九六八年九月，丁锐、沈萍、吴健，钱毅、朱雷等12人又被作为反面教员“留级”再学，接受第二批学习班的批斗。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间，白水桥学习班由宣传部召开对艾汉美的批斗大会，其他各部派少数代表参加，总共约有50—60人。
这次大会持续三天。其中，艾作检查两天，对艾批判一天。
事先学习班支部书记肖某告诉艾作检查不怕内容多，不怕时间长。
艾按照学习班原来的要求，把每一个故事过程讲完之后，归纳小结，“上纲上线”，都是六个字：“倒许、乱军、夺权”。
对艾的批判发言，比较平和，与学习班开头对艾的那几次批斗会，气氛大不相同，没有低头、弯腰、下跪、“驾飞机”等动作。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赵玉祥第二次下放到后勤某工程团劳动。
一九六九年元月，赵玉祥因肝病，经周贯五批准回南京治疗在家养病。
机关党支部派老红军冯福铭部长找赵谈话，冯对赵说，“根据上级指示，你属于推一推过去，拉一拉过来的人”。
五、中央决定南京军区的学习班搬到北京去办
一九六九年元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学习班召开全体人员紧急会议，李树和宣布：“奉上级指示，我们学习班搬到北京去办，全体人员，全部材料，原封不动地搬到北京去。大家收拾行装，今天先回南京，何时上北京，听候通知”。
一九六九年元月中旬，学习班到达北京后，被安排在解放军后勤学院。
此时，学习班除原班人马外，增加了两名新成员，一个是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王蕴瑞，另一个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符确坚。许世友对他们二人说：“这次中央要调你们去北京学习，我又不能不同意。目标还是对着我来的，他们要公开地整我还整不动，只好拿你们开刀。你们放心去好了，只要我不倒，也不能把你们二人怎么样？”符确坚满不在乎，一身轻松。王蕴瑞说：“这次去北京，还能不能回南京，就很难说了”。
中央指定南京军区另一位副司令员廖容标直接领导学习班。
在全体人员大会上，李树和正式宣布：“我们的学习班从白水桥迁到北京来，是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的”。李树和又在会上慎重其事的宣布说：“经学习班研究决定：艾汉美等同志，从今日起正式获得解放”。
廖容标副司令亲自坐镇学习班，根据中央指示提出的学习计划，报经毛主席亲自圈阅。
中央联络员说：“学习班称‘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计划经毛主席圈阅”。联络员传达了毛主席批评许世友搞多中心的指示：“‘倒许乱军夺权’的提法是错误的，是多中心论。多中心就是不要‘中心’。我们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党中央”。毛主席又说：“学习班要办成和棋班。”
联络员说：“你们都是党中央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伙食标准每人每天一块钱。”学习计划的核心，就是彻底批判许世友鼓吹的“倒许、乱军、夺权”的“多中心论”口号，彻底批判人为地制造“稳军派、”“乱军派”的分裂军队的错误言行。
学习班的领导班子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先由各部门的学习小组，分别选出候选人。然后，由学习班全体成员对候选人投票选举。最后，由得票最多的七人，组成新的学习班领导小组。
这七人的名字是：
领导小组组长何宁兆（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领导小组副组长赵树湘（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成员 李广中（文化部科长）
成员 纪国城（政治部军事法院法官）
成员 艾汉美（宣传部新闻干事）
成员 郭群生（青年部干事）
成员 井洪寿（组织部干事）
新选举出来的七人领导小组，有部长、副部长、科长，又有一般干部；有持“造反派”观点的人，也有持“保守派”观点的人，还有持“中立”观点的人。七人领导小组组长何宁兆，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赵树湘作为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是许世友要打击的部长一级的代表人物。纪国城和艾汉美则是“造反派”的头面人物。
学习班请来了南口机车车辆厂两大派代表，讲述消除派性的故事和经验。其中一位女工讲述她两口子不是一派，家里的东西都画上派的记号，对方绝对不能动。学员们听了都哄堂大笑。
五一节在天安门广场观看焰火
5月18日，游览长城。
5月19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办的学习班全体学员。
一九六九年三月三日、十三日、四月三日，在北京学习班上，舟嵊要塞区政治委员曹思明先后三次在舟嵊要塞区700多人的大会上，痛哭流涕作了检讨，一再向在南京白水桥被打击的丁锐、沈萍、吴健、钱毅、朱雷、刘志毅等同志赔礼道歉。
舟嵊班办公室主任整李朝龙一再动员朱雷在大会上作批判发言。并明确对他宣称“这是党交给你的一项政治任务”。朱的发言稿经过李朝龙润色修改后，呈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审查批准，在舟嵊班700多人大会上揭发批判了许世友“倒许乱军”多中心错误口号和对广大干部的迫害。朱的发言一再被热烈掌声打断。
（以后，朱雷这个揭发批判许世友的发言和八个月的支左工作，就成了朱的罪状）
一九六九年四月，赵玉祥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上班，并且派他到上海警备区检查工作。
在出差之前，南京军区后勤部运输部党支部，派一位科长一位代科长找我谈话：
“部长最近不在家，我和阮科长在家负责。领导上决定你到上海警备区去检查工作，出一趟差。周化泽科长带你们去，共4个人，时间一个月，具体任务周科长会传达”。陶春和代理科长说。
“我在农场劳动一个月就病了，没有完成任务，理当再去补课，善始善终”。赵玉祥回答。
“不，不必去了，到农场劳动的同志不久都要撤回来的。你们的劳动任务已经完成了。噢！还有一件事，根据军区首长指示，你写的那些交待材料要送还给你；别人揭发检举的材料，当你的面通通烧掉”。陶春和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赵玉祥迟疑了一会之后，急切地问陶春和。
“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人难免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许司令指示，凡是检查交待彻底的，态度好的就一笔勾销，从今以后还是好同志。”
正当阮克栋在说话的时候，陶春和从保险柜里取出一袋卷宗。卷宗里分别有两叠材料，一叠上写着“赵玉祥交待供词”；另一叠写着“检举揭发赵玉祥材料”。扉页下方括弧里写着1—567页，时间：1967年6月5日。陶春和把“供词”那一叠递给了我，把另一叠放在簸箕里，划一根火柴，慢慢地焚烧着。
“啊那有那么多？”赵玉祥吃惊地脱口而出，“每页以500字计算，那就是25万字。在集中营里关押了45天，平均每天写5600字的交代罪行、检讨错误的材料。如果从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指示开始算起，到《军委八条》下达止，前后“造反”不过5天，却被逼写出了25万字的“罪行”材料。这是我军历史上在历次运动中出现的罕见奇迹！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见许世友对自己的“好同志”，实行打击的力度是何等的强大！“官为本”的影响何等嚣张！”
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北京学习班召开了一次交心大会，团结大会。
这次大会，按照领导小组的预先安排，由各部门的代表介绍本部门前一阶段总结经验，促进团结的心得、体会。
会议开始不久，有一些同志不满足于这种“泛泛而谈”，主动上台，自由发言，各舒已见，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心声，展现大家的真情实感。这样一来，群众情绪高涨，会场气氛骤然活跃起来。领导小组因势利导、“顺水推舟”，使会议迅速掀起了群策群力地“消除分歧、促进团结”的高潮。
艾汉美在这次大会上，也是带头上台“讲团结”的一员。他向军区政治部的全体同志发出誓言：
“从今以后，我们要把同志间的分歧，裂痕甩到太平洋去！”
“从今以后，我们要与群众中的恩恩怨怨一刀两断！”
他在台上的表态和誓言，当场引起许多同志的共鸣，陈时秋，施关彬等坐在台下的同志们当即站起来振臂高呼：
“我们要与过去的恩恩怨怨一刀两断！”
“我们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
此时，坐在台下的另一位同志王某，也是宣传部的。在白水桥学习班，他是学习小组的头头，是批斗艾的积极分子。他在艾发言之际，“唰”的一下站立起来，高声急呼：“听了艾汉美同志的发言，我很受感动，在白水桥的时候，我批判他言词过激，调子过高，他不计较这些，我现在也表个态，今后再不要在群众中分这一派那一派，不要群众斗群众”。
艾与王某在会上的表态，当场又带动其他同志、接二连三纷纷表示“团结一致向前进”的愿望和决心。原来计划这个会开半天，结果开了一整天。
最后，领导小组组长何宁兆同志总结时，非常高兴地说：“今天这个会开的好！大大出乎我们意料的好！确确实实地开成了一个交心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这是近几年来很少能见到的动人场面。”
廖副司令员也非常满意地说：“南京军区政治部学习班的这个大会开的好！体现了团结的新局面！”
中央联络员老王说“军区政治部学习班的这个大会开的成功！说明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们水平不一般”。
有一些同志说：“学习班的这个大会，在北京开的确实好！到了南京，那就又不一样啰！”
六、许世友借整顿机关大批赶走批评过他的干部
一九六九年六月的一天，在北京参加学习班的人回到南京，在军人俱乐部召开政治部机关大会。
许世友说：政治部副主任符确坚是个特务；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是个骗子，廖政国说他自己从小放牛，其实是个中学生；政治部新闻科长孙浩月，在中央学习班说什么“金水桥的饭好吃，百水桥的水难喝”。
政治部通知，各人回“四大”前的工作岗位。
一九六九年六月的一天上午，许世友在南京部队体育馆召开机关干部大会，谈“整顿机关”的问题。
他说，最近毛主席签发了一份关于军队干部复员的文件，军区机关要精简，给大家打个招呼。
毛主席签发的这份中央文件规定：复员干部对象是连、排两级，不包括营以上干部。建国前参军的更不属复员之列。复员政策是：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全国将41万军队干部做了复员处理（随同回籍的家属约二、三十万人）。
一九六九年六、七月，赵玉祥被安排住院治疗了。
一九六九年八月一日，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郭金林，副参谋长官宗礼专程看望赵玉祥。
郭政委对赵说：“赵玉祥同志你要好好养病，不要胡思乱想，更不要背上思想包袱，出院后，好好工作”。
赵说：“首长放心，我一定听党的话，不背思想包袱，争取早日康复，继续为党工作”。
1969年国庆节前夕赵玉祥康复出院了，但没有分配工作，要赵在家休养。
一九六九年八月起，部队开始大整编，合并机关，裁减人员，进行大换血，大换班。
总政治部下达通知，编余人员有7条出路：①支左、②去生产兵团、③去人武部、④下放军分区充实基层、⑤连以下干部复员、⑥轮番下放劳动锻炼、⑦营以上转业。
许世友违背党的政策，把一批又一批地把营以上的干部复员回乡了。（当然，复员干部本身就有问题）
新闻科第一批离开部队的是陈时秋、施关彬。
一九六九年八月某日，宣传部副部长吴甲申找陈时秋谈话：“你父亲是‘刘、邓路线’上的人，在‘牛棚’受审查，今后填表不能填‘革命家庭’了”。
此时，陈的姑父郎玉麟（湖州市新四军研究会长）原单位山西省交通厅专案组找陈谈话，说他姑父不是抗日的，是“土匪部队”，要他提供情况。陈说：“海军中将彭林是老红军，是‘郎部队’的党代表，难道他也是土匪？”
根据以上情况，陈时秋补作为复员处理。
陈时秋是建国前参军的干部，复员时，除了保留下一个共产党员外，其他通通都被6000元复员费卖断了。他是浙江安吉县人，老家无家可归，父亲一家七口都在北京市工作。最后，政治部派人把他安置在《杭州日报》社，四级工工资47元（原工资96元），以工代干，任摄影记者。
第二批离开部队的是刚从大学毕业，分到南京军区政治部工作不久的黄灿霞、文传梅，他俩回江西老家去了；
第三批走的是孙皓月科长。他是中校，是年青有为、德才兼备的老资格科长，当然不属于“复员”对象，但许世友又以“精简机关人员”为名，与“复员”对象一起“滚蛋”。孙科长被流放到安徽皖南深山里的一个县人武部去了。李少白付科长稍晚一些时候，也被赶到安徽的县人武部去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南京军区政治部根据陈荣安上述反对林彪所谓“罪行”，强行将陈作复员处理。1969年10月初，陈复员到浙江湖州，分配在吴兴县革委会报道组工作。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前后，组织上正式宣布艾汉美“复员”的决定，是军区政治部复员干部中离开较晚的一批人员。
一九六九年十月，组织上找赵玉祥谈话，“组织决定你到生产建设兵团工作”。赵当场拒绝：“我不去生产建设兵团”。
机关政治协理员又一次找赵谈话，敦促他到生产建设兵团去，赵仍然拒不服从。
南京军区运输部部长任曾对赵说，“你去吧，我也去的。王子乔参谋长也去的，傅东岩处长也去的，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汪运祖少将——也是老同志，参谋长还是王子乔。我们一道去修理地球。”“我放鸭子，也带着你一道放鸭子”。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机关政治协理员对赵玉祥说：“你不去生产兵团，其他的路没有，只有复员一条”。
赵回答很干脆：“那就复员吧！”
协理员说：“你打个报告说清楚，是自愿要求复员的”。
赵同意复员之后，陶春和征求赵意见“你复员到哪里去？回福建老家呢？还是就地安置？按总政规定，那里来那里去，你应该回福州去。但，组织上可以照顾你，如果你愿意可以就地安置。军区支左的干部都在南京，安置在南京那个单位（工厂）任你挑选”。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初，艾汉美一家人乘坐一辆大卡车，毅然决然离开军区家属大院，把家搬到南京远郊的工厂里安顿下来。
他们刚到厂里不久，军区即派人跟踪而来。一天、两个身穿便服的部队干部乘坐一辆黑色小轿车，找到厂里保卫科。他两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的”。该厂保卫科干事陈福庚、何立两同志很客气地接待他们，问：“你们来我厂有何事？”那两个干部说：“最近，我们军区政治部有个复员干部，叫艾汉美，听说把家搬到你们厂来了” 。
“是呀！他是我厂朱德美同志的爱人，刚搬过来” 。
“这不行！他是军区政治部的造反派一号头头，犯有严重错误。军区领导决定他复员，就是要他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好改造。”
“你们有部队介绍信吗？”
“没有”。
“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有正式文件吗？”
“也没有”。
厂保卫科的陈、何二同志，感到万分惊讶，仍然耐心地说：“你们既无介绍信，又无正式文件，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的话？”“再说，你们是军区系统，我们是地方工厂，你们也无权干涉我们厂的事呀！”“你们说老艾犯了严重错误，那是部队的事，现在他复员了，成了老百姓，即使他是地、富、反、坏、右，没有判刑，没有坐牢，也要给他出路，他是我们厂的职工家属，在我厂安家，有什么不合适的吗？”
那两个干部又说：“我们是部队领导派来的，希望你们厂配合一下”，“我们部队领导的意见，你们厂的朱德美也要随同艾汉美一起下农村，他们全家都要下农村”。
这番话把陈、何两同志说得火筋直冒，大声说：“我们厂的朱德美，老家世代贫农，本人共产党员，表现很好，你们的手伸得太长了，竟然要她随同老艾一起下农村，还要他们全家统统下农村，这是哪一家的政策？……”。
越说越生气，干脆把那两个干部轰走了！南京军区政治部的那两名干部碰了一鼻子灰，还不甘心。过了几天，那两个人又来了，仍然是穿着便服、开着黑色小轿车，似乎是不达目的不罢休。这一次，厂保卫科的同志，看到他们还是没有带介绍信，感到迷惑不解地说：“你们是堂堂的大军区领导机关，你们所谈的又是关系一家人命运、前途的大问题，为什么不带介绍信？”
那两人吱吱唔唔，不明说。
“对不起！你们没有介绍信，我们不便接谈”。厂保卫科的同志只好“关门”，免谈。
这时，朱德美听说许世友又派人来了，立马往厂保卫科赶。边走边喊：“许世友要逼我们全家下农村，我们究竟犯了什么法？”
军区政治部的那两个干部，听到朱德美的喊话声，坐不住了，连忙起身往外走。
朱德美看到他们两人离开保卫科了，就说：“别走嘛！你们不是要我们下农村吗？那我来与你们当面谈”。
那两人装聋作哑没听见，一声不吭，一头钻进黑色小轿车，灰溜溜地跑掉了！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赵玉祥（参军20年零四个月，大尉正营）正式办了复员手续，脱了军装，被安排在一个只有100多人的小厂里当刨床工人，每月工资36元（在军队月工资为108元）。复员时，除了保留下一个共产党员外，“其他通通都被5500元的复员费卖掉了”。
七、许世友借清查“五·一六”大批逮捕干部群众
一九七0年四月起，南京军区开展清查“5.16”运动，在许世友的指挥下，历时三年多，比六七年二、三月间实行更大规模的大抓捕、大镇压。
1971年，许世友亲自写信，向毛主席报功：已经挖出5.16”分子1190人，还有嫌疑对象2000人。
被许世友委任为“前线总指挥”的吴大胜上报数字是：隔离审查一万多人，江苏全省清查出“5.16”分子二、三万人。
当许世友调走后，江苏省委的正式调查结果：三年多清查，江苏省共有十三万多人被打成“5.16“分子，死亡两千多人，伤残人数更多。
据江苏省委调查，南京军区被打成“5.16”的军级以上干部达84人之多，仅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11人。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讨论时许世友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十分重要，林副主席是我们的光辉榜样，这一次又给我们树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范例，我们就是要象林副主席那样地来和一切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斗，和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斗。”
陈励耘说：“现在就是有人胆敢反对林副主席，他们就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反对林副主席关于称天才的伟大理论就是反对毛主席。那些反对林副主席的是些什么狗东西！还要反对我们军队的干部。”
这时，许世友也大声地说：“老陈，你讲得对，我坚决支持你！你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军队干部的意见！”
一九七0年四月，原华东军区军械部部长、国防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少将李仲麟，被扣上“516”帽子，逮捕入狱，关押在娃娃桥监狱一个单人牢房里。李仲麟被关押不久，即因高血压引起中风，幸亏发病时他强撑着身体趴到牢房门口，用头撞牢门，看守发现，送到某医院抢救，才得以保全。基本痊愈后，批准他保释回家继续治疗。他还是落得个半身不遂的病症。
李仲麟出狱后，带着病残身体只身上北京告状，据说通过孔从周（炮兵工程学院前院长，毛泽东的亲家）的关系，把申诉信送到毛泽东主席那里，告了许世友一状。
一九七0年七、八月间，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和南京军区清查“5.16”办公室，经浙江省公安机关，多次向陈荣安所在的吴兴县机关，寄送了用逼、供、信等手段搞出来的关于陈荣安的“5.16”假材料，以及陈荣安反对林彪、江青的所谓“罪行”材料，导致“5.16”假案。
陈荣安在全县万人干部大会上遭受诬蔑、攻击，被驱赶出吴兴县机关，被抄家、隔离审查，家属也受株连，妻子被迫害致精神病。
一九七0年九月十五日，朱雷被舟嵊要塞区普陀守备区政治委员宋干等人骗出380医院(因肝病住院)，回到普陀守备区驻地桃花岛。当即在守备区司令部机关党员人数不到三分之一的“支部大会”上，在政治部主任栾经诚、副参谋长刘宪华指挥下，给朱戴上“内奸”、“走狗”、“定时炸弹”、“杨余傅黑爪牙”、“国民党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等多顶黑帽子，宣布开除我党籍，并不准朱申辩。
1970年10月5日。普陀守备区党委作出了开除朱雷党籍的“决定”，并勒令朱限期离开部队和舟山。
1970年11月25日，舟嵊要塞区普陀守备区两位负责人，派遣副连长XXX率2名战士强行押送朱一家回山东老家。
在宁波火车站候车室里，朱和妻子张志敏与押送的执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宁波火车站任孝连站长和全站乘务人员以及全体旅客全站在受迫害的一边，一致谴责这种非法押送。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XXX连长灰溜溜离开现场，十万火急打电话向普陀警备区求援。普陀警备区政治委员宋干接到电话后，立即派保卫科长顾永年率6位战士乘专艇连夜赶来宁波，强化对我的押送措施。
顾永年缓解了押送措施．让朱的家属携二个幼子逃脱。朱被押解到上海后，乘机逃到杭州与妻儿汇合。
朱雷向党的九届中央委员浙江省农业劳模莫显跃求援，向他报告了受迫害的情况，并请他转呈给周恩来总理一封申诉信。接着，朱雷又上访北京状告。
一九七0年十二月，原南京军区前线歌剧团演员，告状团头头之一修蕴被逮捕入狱，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
接着前线歌剧团著名演员江苏政协委员蔡佩莹、歌剧演员李源、小提琴手王建修、歌舞团舞蹈演员陈家骏，歌唱演员李惠兰都被逮捕入狱。
被捕入狱的这些人都是“倒许乱军分子”，不管在什么地方工作，一律逮捕归案，进行审查。
一九七0年十二月五日深夜，赵玉祥在家中被当地派出所秘密逮捕，直接投入南京市娃娃桥监狱。
1970年12月5日晚11时，南京市白下区红花地居委会主任张兰，带领五老村派出所一位警员到赵玉祥家，对赵说：“你岳父有些政治历史问题，要和你谈谈，请你到派出所来一趟”。
赵没有惊动老人，走到二个孩子床前，用手轻轻地抚摸孩子的头发，亲了亲他俩的小脸，顺手给他们掖了掖被子。拿起一件棉大衣，向妻子郭泽俭道别，就跟着他们走了。一走就是三年。1973年11月1日，被无罪释放。
赵玉祥到了派出所，军代表向赵宣布了逮捕令，要赵在逮捕证上签字，被赵拒绝了。接着上来四位狱警给赵反手戴上铐子，把赵架上警车跪按在车上。
娃娃桥监狱是一所正规监狱，到了“柜台”，他们解开了手铐，叫赵跪下读犯人必须遵守的监规，赵拒绝下跪，拒绝读监规，他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
狱警们说，进来的犯人都老老实实的，你赵玉祥胆子大敢闹监狱，态度极其嚣张！军代表指导员说：“赵玉祥你放老实点，这里是什么地方！否则，有你的苦头吃”。有一位看守说：“太嚣张了，他高呼毛主席万岁，岂不是把我们放在国民党特务镇压共产党的位置上了！”。
赵大声对他讲：“我是堂堂正正的人民解放军大尉军官，共产党员。我刚从北京回来，毛主席接见过我，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亲自给我们平反。你们胆大包天，敢把我抓进来，将来一切后果你们必须承担！”
看守们取出一张犯人入狱登记表，叫赵填写，又被赵拒绝了。赵对他们说，“你们去问南京军区后勤部去！那里有我的档案”。看守们无奈，只好自己填写。看守问赵：“你叫什么名字？”赵不回答。又问：“你家地址在什么地方？门牌几号？”赵说：“我家住在红花地24号”。看守：“怎么写？”我回答：“一颗红心向着党的‘红’。花是葵花向太阳的‘花’。地是红旗插遍祖国大地的‘地’。看守们笑了，说了一句“你赵玉祥真会宣传”。
登记表填好，叫赵把鞋带、裤带、手表、钢笔、钥匙、指甲刀、零碎钱留下，看守一一登记，放在一个犯人专用的口袋里。最后，发一块小布块给赵，上面印着“3002”字样，看守说，进了“号子”不准说出自己的姓名，“3002”是你的“犯号”，以后你就叫“3002”。这些“动作”结束之后，一名看守把赵带走了，我提着裤子拖着鞋，拿着军大衣跟他到了牢房（号子）门口，他开了锁，命赵“进去”！
一九七0年底，朱雷到军委总政上访，接待人员说，“我们打电话给南京军区政治部，给你平反落实政策”．并给我写了公函。
朱雷回到南京军区，又被南京军区推给了舟嵊要塞区。
一九七一年初，清查“5.16”开始后，许世友决定短兵相接，亲自审问史景班。
这天，由李树和陪同，许世友与史景班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交锋：
“史景班！你跟‘5.16’组织是什么关系？”许世友开门见山、单刀直通要害。
史景班毫无思想准备，被这一突如其来的发问搞懵了，不知如何回答好？只是慢条斯理地说：“我不明白许司令这话的意思”。
许世友的火爆脾气，一听史景班这吱吱唔唔的答话，很不耐烦了。
“你别装算！‘5.16’是什么货色，你不清楚吗？军区政治部那些跳得高的家伙，不是‘5.16’吗？你跟他们没有联系？现在我不讲明，让你自己坦白交代，早交代早主动。”
许世友这番话，史景班听明白了，回答说：“我与军区政治部造反的那些人，是工作上的关系，他们中间有没有‘5.16’，我不知道。”
接着，许世友问道：“批资总部的头头，上北京告状的那些人，他们参加‘5.16’的活动，你能不知道吗？”
“我确实不知道。”
许世友上前两步，直逼史景班跟前，把桌子一拍，大吼一声：“史景班！你这不知道，那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别人已经供出了你的‘5.16’罪行，现在给你坦白机会，你还嘴硬，我看你是死到临头，还不认罪！”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实事求是嘛！我与‘5.16’毫无关系。”史景班坚定自信，理直气壮地同许世友顶了几句。
许世友怒火冲天，怒不可遏，“啪”地一声！狠狠地朝史景班的脸上，抽了一耳光！史景班脸部被打得通红，眼镜也被打掉在地上，但他没有惊慌，没有失态，仍然平稳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史景斑将军挨整期间，史夫人和三个女儿，都受到牵连和迫害，在化粪池里发现了史夫人的尸体。
（一九七四年，史景班走向新的工作岗位——被中央任命为昆明军区副政委）
江苏省军区司令员赵俊将军被隔离审查，……。
一九七一年初，南京军区政治部两名军官：一名科长，一名干事，来到武汉化工局，找到该局下属的葛店化工厂党委书记张瑛及保卫科干部。他们取出专案袋子的“绝密材料”——“5.16”分子艾汉美的严重问题，以极其神秘的口气，向葛化领导人大谈一通“艾汉美在南京的罪行”。而后，以“上级”的口吻要求：武汉化工局及其葛化工厂的领导，要立即对艾汉美采取断然措施，举办“五不准”学习班，实行“隔离审查”。
他们如此没头没脑、断章取义的介绍情况，使化工局和葛化厂的领导根本听不明白，当场提出种种质疑。
“根据介绍，艾汉美的问题主要在文革初期，已经好几年了，为什么他复员时档案里只字未提，现在又突然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你们所说的，南京军区内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我们搞不清楚；这些情况同‘5.16’问题又是什么关系？”这言下之意，就是怀疑：“反对许世友，就是‘5.16’分子吗？”
对这些问题，南京军区的两位军官吱吱唔唔，含糊其词，不作正面答复。
接着，葛化党委书记张瑛说：“本着对人的处理持慎重、负责的态度，我们认为，艾汉美同志复员到地方上，表现很好，现在是我厂政工部门的重要骨干，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没有作出结论之前，我们不能对他贸然举办‘五不准’学习班，更不能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
南京军区的两位军官，听了这番表态后，大为不满。他们没料到，葛化厂领导人竟敢对南京军区这样的大机关不买帐。于是，他们就合盘托出“许世友”这张“王牌”，说“我们所表达的意见，实际上是我们许司令的意见，艾汉美的问题，是许司令亲自拍板决定的”。
他两原以为，只要抬出“许世友”来，谁敢不屈服？那晓得，张瑛同志回答是：“不管是哪个领导人的意见，都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军内的事情军区内解决；地方上的问题，由地方上负责”。
南京军区的那两位军官，只好“扫兴而归”，葛化党委书记张瑛的态度，得到党委副书记张琦及党委成员吴官正等的一致支持，没有按照许世友的指意去办。在这之后，南京又给葛化寄来了一批又一批所谓群众揭发的“艾汉美‘5.16’材料”。葛化领导仍然坚持不办学习班，听候南京的审查结果。当然，本来打算重用艾的计划也只能“暂停”了。
艾汉美免遭“隔离审查”的劫难。但当年同一起“反许”的几个人，如：南京的赵玉祥，杭州的陈时秋，高丕忠等，由于处于许世友的权力控制下，一个个在劫难逃。
一九七一年五月，朱雷携带军委总政的公函，根据南京军区的指示偕妻携四岁幼子，回到舟山平反落实政策。
普陀守备区政治委员宋干等人严密监视着港口、车站、码头，和朱的一举一动。
1971年5月5日夜，他们派一名干部率领5名战士埋伏在东门里招待所大门口附近的阴暗角落里，8时，将朱雷绑架到普陀守备区沈家门陆军招待所，由二名荷枪实弹上刺刀武装战士监押起来。
深夜11点30分，普陀警备区军管会的吴掌林对朱进行毒打．并责问：“还敢不敢再去中央告状!”
翌日，一艘专艇，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将朱雷从沈家门转移到桃花岛，关押在位于蚂蟥坑有三道门二道岗哨的土牢里。
一九七一年五月七日，朱妻抱着四岁幼子朱浩，向铁瑛要人。铁瑛否认对朱的绑架，借给朱妻五元路费，要她和孩子到桃花岛看朱。朱妻一到桃花岛就与朱一块被非法关押起来。
在35°高温下，依然把朱一家三口人锁在臭气熏天，蒸笼般的土牢里!不给通风，不给放风，每天中下午最热之时，三口人张着嘴大口大口踹气。
尽管土牢门上加了锁，土牢门外设了二道岗，依然24小时不分昼夜搞突然搜抄!搜抄次数一昼夜起码七、八次，多达十七、八次。有多少次，四岁的朱浩被这恐怖气氛吓得浑身发抖!
他们指使四名战士，对朱秘密审讯和毒打，边拳打脚踢，边恣意辱骂，把朱打倒后揪起来继续再打，甚至多次用手枪敲朱的头，推上子弹顶着朱的胸口要枪毙朱！
宋干、栾经诚等人，还用饿饭手段摧残他们。有时—天只给他们三口人二餐饭，有时一天只给三口人中的二个人的一餐饭，到后来一连十多天只给一至二小碗饭。就在三口人靠一天一至二小碗饭维持生命十多天后，突然两昼夜不给一点东西吃，三口人躺在土牢里奄奄一息……。可怜年仅四岁的朱浩，用小嘴巴贪婪舔着已无一点饭迹的饭碗，开始还能说“妈妈我饿”，后来连“妈妈我饿”也无力说了。
普陀守备区副政委钱毅同志被折磨而死的第二天，突然牢门打开，送进来一小桶稀饭，和一碟咸菜。这点稀饭和咸菜，将朱雷三口踏入黄泉路的那只脚拉了回来。
一九七一年六月，普陀守备区正式认定朱雷是“反对林副统帅”、“反对江青同志"的"5·16反革命"。
1971年6月30日，宋干等人突然把朱一家三口拆散，把朱雷一个人秘密由桃花岛转移到了普陀山，关押在大乘庵长达九个月之久。逼朱跪在三角木上，狭窄的条凳上，有棱角的石头上，轮翻对朱拳打脚踢，皮带抽、木棍敲，从清晨折磨到黄昏，打得朱脑震荡、口吐鲜血、两便失禁，拉血尿血、遍体麟伤、几度休克、双目模糊、脑袋肿大、嘴张不开、耳听不到、后脑勺一条伤口血流不止……。
“九·一三”以后，又诬陷朱雷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爪牙”，继续关押。
朱雷的六十多岁的老娘得知朱的遭遇后，从山东泰安千里迢迢赶到舟山，找到部队，要求见朱一面。要塞区政治委员铁瑛对朱母亲说：“老嫂子，我们是人民军队，就是对投降了的敌人，我们还优待哩，何况您儿子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您放心，我们不会关他，更不会打他，您可不要听信您儿媳妇的谣言受骗上当”。随即派人把朱母亲送回山东泰安。朱的老母回到了山东老家后，对朱的父亲和弟弟妹妹们说：“俺儿在部队里很好：根本就没有受过打骂，这都是儿媳张志敏不好，她不愿到咱山东来，想留在杭州，就写信来骗俺们”。
一九七二年三月九日，宋、栾等人又派出群工科长刘永莹、营长高继圣，对朱雷进行第二次非法押送。在押送途中对一再扬言“如果你朱雷再去北京控告，定叫你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
朱雷乘车北上申诉冤屈，讨回公道。在绳子胡同2号总政接待室里，朱雷含控诉了南京军区舟嵊要塞区，在许世友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口号和“清查‘5·16’反革命”的指令下，普陀守备区政委宋干；政治部主任栾经诚等人，在舟嵊要塞区政治委员铁瑛等人的支持下，用法西斯手段迫害朱的一家人的罪行。接待站主任赵渭忠、干事卢淑琴等，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站在受迫害的一边。军委总政将朱雷一家所遭受的迫害事实，作为全军一个典型刊登在总政的信访简报上，通告全军引以为戒 。
铁瑛、宋干、栾经诚等人，则在杭州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扩大会议上，认定朱雷是被部队开除党籍，押解回乡管制劳动的坏人，并将其诬陷内容刊登在这次扩大会议的第四和第五期简报上，通告全省。
一九七二年十月下旬，浙江省委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根据南京军区政治部来函，说陈时秋是填了表的“5.16”，被停职审查。
由省军区军代表、宣办副主任田传箴和宣办干部郑汝培为专案组，同时受到派出所的监控。
不久，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给浙江省政工组来函：“查陈时秋同志‘5.16’的材料是假的、错误的，请你们做好善后工作。”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日，以中共普陀守备区委员会的名义，作出了《关于恢复朱雷同志党籍的决定》。
但他们坚持要把朱雷复员遣返到山东泰安原籍进行劳动改造。舟嵊要塞区领导人铁瑛等人，再一次支持了宋、栾等人的错误做法。
朱雷无奈只得再次赴北京上访，要求平反落实政策。
一九七三年三月，有一天突然看守打开号子门在门口高喊：“3002出来！”。看守把赵玉祥带到提审室。
主审台上已坐定了5位解放军。正式审讯开始了：
问：“你的罪行很严重，事实俱在，铁证如山。你认罪吗？监护你为了爱护你教育你。关了你这些日子，你该反省过来了。谈谈你对你所犯下的毁我长城，反党乱军的罪行”。
赵答：“我没有罪。我的问题，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问题，1968年在北京京西宾馆学习班上都解决了，党中央早有定论，毛主席接见过我们，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在接见大会上当众给我们平反。如果你们说我有罪的话，你们把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摆在什么位置上？我建议你们三思，你们不要犯严重错误！”
问：“你狡辩！关了你29个月，你的肝火还这么旺，脾气一点也没有改，看来还要给你服败火的药。今天我们来就是要给你吃败火的药，为了挽救你，希望你转变立场，认罪！”
赵答：“你们秘密诱捕我，关押我长达二年五个月，长期不审讯，这些都是非法的。你们滥用权力，胡作非为，这笔帐一定要清算的！”。
问：“我们对你很清楚，你辜负了党对你的长期培养，个人主义膨胀，走上了犯罪道路，现在还不悔悟，我们为你惋惜，你能说，也能写，有水平，具有一定水平的阶级斗争经验。我们对你是有备而来的，希望你不要存有侥幸心理”。
赵答：“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们有备也好无备也好，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把专政方向搞错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把矛头对准我的吗？这是大前提，大前提错了，你们把我当成敌人看待，当然认定我态度不好”。
问：“今天是我们审讯你，不是你对我们进行说教。这样吧，你回到号子里再好好想想，写份材料给我们，明天就交上来”。
赵答:“可以”
第二天赵就把材料交了上去。
过了几天这5个人又来了，还增加了一个，第二轮审讯又开始了：
问：“你写的材料我们拜读了，那不是交代罪行、低头认罪的材料，那是一份为自己辩护、为自己评功摆好的材料。你的立场根本没有转变。还有一个问题，你要揭发你的同伙，争取立功和宽大处理”。
赵答：“我实事求是，一贯如此。这是一。第二，我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我写的材料，不能同党中央唱反调。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不搞实用主义。你们同党中央毛主席唱反调，这是你们的事。至于检举揭发别人，这一个我不能乱来，共产党员不能在政治上、道德品质上，为了自己“活命”而无中生有去诬陷好人。我至死也不干这种勾当。对不起，不能遵命”。
当天晚上七、八点钟，赵玉祥和犯人发生口角，这是常事，被值班看守发现了，以“大声喧哗违反号规”为借口把赵喊出去，训斥一番之后，给赵反手戴上了铐子（双手腕铐在腰背后面），一铐就是七天。七天不能睡觉，洗漱饮食，大小便均不能自理，都由犯友帮助。看守对赵说：“你太顽固，有必要对你施行刑具教育”。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看守突然呼叫赵玉祥的犯号：“3002出来，把东西全部带出来！”
又进了提审室，6位“同志”端坐在那里，他们请赵坐下。
主审对赵说：“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犯了错误，改了就好，你属于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你属于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对你宽大处理。出狱后，要继续交代问题，监狱里的情况不准外传，要严格保密。有问题我们还会找你，还看你的表现”。
赵回敬了他们一句：“谢谢你们的关照！”。
1975年1月18日，中共南京市委给赵玉祥平反了，平反通知书如下：
赵玉祥同志作为“五.一六”于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五日至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拘留审查，是错误的，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七三年十月三十日“对赵玉祥的处理决定”。其材料由组织统一销毁，如有遗漏，一律作废。
中共南京市委
一九七五年元月十八日
并按每月36元补发了三年工资。娃娃桥监狱得知赵补发工资，寄来一张发票，要求工厂财务，在补发的工资内，把三年关押的伙食费扣下来。工厂财务没有征得赵的同意，把三年非法关押的伙食费给了他们。
八、许世友离开南京，遗留问题不了了之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主席发出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对调，许世友离开南京。
一九七四年五月中旬，南京军区复员到湖北的艾汉美、湖南的洪期钩，南京的赵玉祥，浙江的陈时秋、高丕忠、陈永安等从各地汇集南京军区政治部，提出我们的冤假错案谁来了断？
政治部派了两个干事对付他们。
他们提出：“军区清查我们的‘5.16’问题，已有好几年啦，总该有个结果吧！”
“究竟有什么事实证据，说我们是‘5.16’呢？”
“军区不是早就要对我们隔离审查，现在我们送上门来，要抓要杀请便吧！”
那两个小干事“无可奉告”，只能是“向上汇报”。
“磨”了几天，终究给了一个“巧妙”的答复：“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艾汉美的‘5.16’问题予以排除，有关‘5.16’的材料由各单位自行销毁”。
洪期钩等也得到同样口径的答复。
一九七四年，由于“支左”军代表大批调走，浙江省革委政工组党委决定宣办增加五名临时负责人，陈时秋为其中之一，陈的任务是：继续搞好摄影报道，抓好全省摄影工作；经支部大会陈被选为委员、副书记；负责《宣传通讯》审阅；参加政工组“批林批孔小组”；协助严永洁（省委书记谭启龙夫人）从中央文化部领受的文艺批判等工作。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六日，朱雷向浙江省委写了信，揭发了铁瑛迫害他一家的事实，浙江省委全会秘书处印发了这份材料。朱妻张志敏也向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书记写了信，要求落实粮油政策，信中也揭发批判了铁瑛。
谭启龙书记于5月13（？）日作了批示：“这是对铁瑛同志的最好批判，请政工组确定予以解决”。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张连生和干事蒋慎帮，在军区第二招待所向朱雷传达了南京军区党委的三条决定：
①舟嵊要塞区和普陀区二级党委对朱雷同志的处理有严重错误，由南京军区搞个平反决定；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销毁一切黑材料。
②给朱雷同志恢复军籍，计算军龄，补发薪金物资，包括家属子女的粮油布棉证票。
③动员朱雷同志不要再坚持回部队工作，按正常情况办理复员，由军区负责去浙江杭州朱雷同志家属所在地妥为安置，妥善做好受株连的家属子女的善后工作。
张连生副部长口头传达完这三条后，朱雷当即要求将这三条给本人一份文本。张连生明确告知：“军区党委的这‘三条’是军区党委的决定，只能装入你的档案，不能给你本人，向你传达过就行了”。当朱雷将上述三条记录念给他听后，他讲：“你记得没错”。朱雷由于没经验，当时没有请他在记录上签字确认。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日，军委总政工作组在南京军区第三招待所13号楼，210室；当面向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张连生副部长和纪委办公室陈绪论主任明确表示：军委总政同意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朱雷问题处理的三条决定，第三条由军区组织部负责具体落实。
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日，南京军区政治部出台了一个“对朱雷同志申诉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
这个复查处理意见未同本人见面，就逼朱雷接受。
这个“部门意见”，首先，不平反，不恢复名誉，不消除影响，也不销毁黑材料。其次，在复员安置问题上，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暗地通知浙江省民政厅，拆散朱雷的家庭。把家属放在杭州，把朱雷发配到浙江镇海，相隔六百里。当国务院民政部指示浙江民政厅，按政策把朱雷安置在杭州时，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向朱雷发出“如不服从一切后果由你本人负责”!的无理警告。
一九七五年四月，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致函浙江省吴兴县委，承认寄了关于陈荣安的“5.16”假材料，并表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向你们并请转告受审查的同志表示歉意。”然而，没有宣布平反这一假案，没有恢复陈荣安在“5.16”假案前的工作。
一九七五年七月下旬，浙江省委调陈时秋到舟山定海本岛马目“学习班”学习。
中央［75］16号文件的规定，“办原两派群众组织头头拆墙、填沟、解疙瘩的学习班”。
“学习班”设在马目公社北岙大队。学员中年龄最大的是省广电局领导周林同志。其他有广电局记者徐运灼、宗伯南，省委《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陶汇章，《浙江日报》编辑杜勇进，省法院审判员余荣夫，火车司机谢志明，杭钢工人张小定，汽车厂工人孔汉茂，杭大学生李显通等约二十多人。后来派来一位“省红暴”派的农民张来根。
经过三个多月的无人管理的所谓“学习班”，只有靠自觉，自己学习、自己劳动。
11月初，“学习班”集中到地委党校，集中揭发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永生的问题，要上纲上线到“反党、篡权、复辟”。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浙江省委宣传部对陈时秋执行隔离审查，
关押在浙江展览馆三楼讲解员休息室，多次拉到宣传部批斗。为达到政治陷害的目的，宣传部领导商景才出主意：“要从‘攻击性言论’入手才能搞出问题。”
专案组长谢兰生为头儿的七、八个人，多次在展览馆小会议室开会，采用诱供、指供、逼供等手段，逼陈交代“恶毒攻击华主席”的言论，逼得陈精神恍惚不可终日。谢兰生不甘心，非要逼陈交代攻击华主席。陈恍恍惚惚地说了句：“华国锋是个傀儡！”
谢兰生为头儿的专案组，算是达到了逼供信的目的。
省委宣传部专案组，还从被审查的毛杰、刘士华、周靖、张高星等同志那里，搞到我的所谓“攻击性言论”。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铁瑛接任浙江省委书记职位之后，指使舟嵊要塞区宋干等人，把诬陷朱雷的黑材料送给杭州市公安局，又指使由舟嵊要塞65师保卫科长上任浙江公安厅厅长的李朝龙，对朱雷进行非法拘留，罪名是“思想反动的现行反革命”!他们抄了朱的家，把张志敏定为“反属”，18岁长子被解雇了工作。
在狱中，公安局对朱大搞逼供信，乃至多次以枪毙相恐吓，在狱外搞“张志敏专案组”日以继夜逼迫张志敏揭发“朱雷的反革命罪行!”
朱雷被突然拘留时，就对公安局严重执法犯法，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提出抗议，要他们承担一切后果的责任，并拒绝在拘留证上签字。
张志敏被非法拘禁失去人身自由三个多月，从未屈服。恢复自由后，更是不断抗争，直到向党中央工作组当面多次告诉。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日，经浙江省委批准，以“现行反革命”罪，将陈时秋逮捕打入大牢，羁押在过去关押国民党战犯的米市巷看守所。
省委宣传部专案组张耀洲陪同省公安局，从浙江展览馆隔离室把陈铐走，羁押在米市巷看守所，陈的老伴立即被隔离审查。两个多月以后的8月17日，才发出《对被捕人家属通知书》，不让家属探视。“政治犯”的待遇极差，单身囚禁，无人说话，伙食极差，没有澡洗，且一年多没有放风，见不到阳光。
陈被捕后的当天上午，宣传部、公安局抄了陈的家，拿走私人信件46封、照片10张，没有归还；第三天老伴刘炳春（1950年参军，分在华东军区炮兵司令部工作，华东政法学院本科毕业）被隔离审查，作为厂内的“四人帮”多次批斗，长期在车间劳动；家里三个孩子和近80岁的姑母，从户口所在地被扫地出门；宣传部把三个孩子的医疗卡都拿走，小儿子气喘病经常发作，年逾古稀的老人只好跪地求菩萨保佑；后来女儿、大儿子考取大学、参军，不准许去。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浙江省委宣传部在体育馆召开两千多人的“从严批斗大会”，剃光头、挂大牌，气氛严酷，一片“红色恐怖”。
专案组组长谢兰生代表省委宣传部发言，罗织了陈时秋的“十大罪状”：
（1）“恶毒攻击伟大导师毛主席。”专案组指供告诉我：说我去值班室，周靖一个人在，说我看看墙上毛主席像问周靖：“毛主席洞察一切，为什么连江青也看不出来？”
（2）“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指供告诉我说：有个人到我家问我，为什么华国峰当总理，张春桥没有当上？说我说，“华国峰当总理老帅们通得过，张春桥当总理老帅们通不过，华是中间偏右的人”。
（3）“为右派翻案。”说我为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秘书吕清滨翻案。
实际情况是：“文革”中，吕清滨夫妇上访政治部来信来访接待室，支部要我去接待。吕说：原宣传部长的前妻山东大嫂（离婚不离家），带着孩子来找部长，讨要孩子的抚养费，因部长入城后另有新欢，不接待她（活脱脱一个陈世美）。吕说：我这个秘书不能不管，给她们在招待所住下。事后，向部长提出意见，部长怀恨在心，利用“反右”的机会，将我整成“右派”。我表态说：材料我收下，你说的情况是一面之词，“文革”中不能搞“右派翻案”，“文革”结束后你再来吧。
一九七七年某月某日，陈时秋被提审了一整天，要陈详细交代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和秘书冯仰澄同志的关系。为此，专案组定陈罪中有“浙江通向‘四人帮’的渠道”这一条。
把冯仰澄从北京骗到杭州，秘密关押在米市巷看守所，并召开几千人的批斗大会批斗冯仰澄。宣传部出版的《宣传通讯》1977年第14期，整期刊登省委办公室、《浙江日报》、省广播局、省委宣传部、杭州大学等大批判组，批斗冯仰澄的批判发言。冯仰澄的老伴是北京电信局先进工作者，被弄到绍兴某酱菜店里卖酱菜。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八日，浙江省委宣传部出版的《宣传通讯》第14期，编者按多处点“反革命分子陈时秋”、“反革命分子陈时秋的父亲农林部XXX办公室”成了国民党特务那样的联络点。
一九七七年，在清查运动中，原吴兴县机关的某些领导人，把陈荣安的申诉活动（1973年底至1976年期间，陈荣安通过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写申诉信，去南京军区政治部上访等形式，要求南京军区政治部和原浙江省吴兴县委为他平反假案），说成是“要翻清查‘5.16’的案”，是什么“反党乱军”，是“同‘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对陈荣安采取了一系列违反党章、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措施。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杭州市公安局向朱雷发出“释放证明”，明确告诉他：拘留他二年七个月，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反对过铁瑛书记。
在公安局发出“释放证明”后，朱雷拒绝出狱，在狱中绝食抗争，坚持在狱中讨个公道。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三日，在副局长周衡葆、办公室主任邵其锋，代表杭州市公安局再三向朱雷保证，在朱出狱后即给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中央工作组蓝孝永组长，也向朱雷传达出狱后平反的指示后，朱雷让专案组转交给公安厅厅长李朝龙一封信，以一个革命军人和中共党员应有的姿态，在监狱工作人员的热情欢送之下，堂堂正正的走出了监狱大门。
朱雷出狱后，去杭州市公安局要求其兑现保证，没想到堂堂杭州市公安局竟然赖帐了。他又去找铁瑛要求兑现保证，铁瑛避而不见，写信给他，他置之不理。他再去省公安厅告诉，竟然遭威胁和恫吓：“你朱雷如果还上窜下跳到处告状，当心叫你粉身碎骨”!
朱雷置公安厅的警告不顾，毅然再次赴京上访。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浙江省委宣传部专案组的一份《陈时秋的主要罪行》材料。列举五条： 罪状一：“投靠‘四人帮’，勾结张永生，猖狂向党进攻。” 事实是：陈时秋和高丕忠、蒋宇鸿在复员干部蔡衍家里遇见张永生（他们是邻居），才知我们因南京军区政治部寄来材料，诬陷我们是“5.16”分子，被停职审查。张永生建议他们向党中央申诉。 罪状二：“依仗王洪文的黑批示，攻击省委，多次窜到南京军区和浙江省军区‘放火烧荒’”。
罪行三：“向‘四人帮’转送过小报告或黑材料，成了我省帮派体系通往‘四人帮’的一条重要渠道。” 事实是：1974年11月在北京，陈时秋和高丕忠去看望周建人老，他的秘书冯仰澄同志先后两次对陈说：周老很关心浙江问题，省委很少给他文件看，几天听不到消息就来问，所以，你们有什么材料和情况就送来好了。后来才知道，冯秘书上送材料，事先都给周老看过，有的是周老亲笔签署意见才送的（包括朱雷的申诉材料），都是通过正常途径，送中央办公厅和邓大姐转周总理的。
罪状四：“1974年2月12日给铁瑛同志写恫吓信，说舟嵊要塞区开除朱雷军籍，‘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如朱雷一家‘发生什么意外，一切后果均由你，铁瑛政委负责’。” 事实是：朱雷，山东泰安人，贫农家庭，工人出身，1948年参军。舟嵊要塞区、普陀守备区作战参谋，学毛著积极分子。参加过淮海、渡江战役。参加抗美援朝。领导上要他复员，因肝病住院，没及时办手续。就这样被开除党、军籍，一家四口（妻子张志敏是舟山人）被押送回山东原籍。朱雷去总政上访，我提供父母在京的住址，有困难的事可以帮帮忙。总政要他回南京军区、舟嵊部队解决。一回去就当“5.16”抓起来，关押在桃花岛。妻子张志敏抱着小儿子去看朱雷，三个人只给一份饭菜。后来，把朱雷转移单独关押在普陀山九个多月，搞刑讯逼供，跪木棍，头也被打破。一家四口人没有粮油票没有钱，日子难过。我在杭州饭店小礼堂开会，遇见铁瑛，给铁瑛写信反映情况朱雷的情况。
后来，总政和张明司令员给朱雷平反，恢复党籍、军籍，收回部队，在杭州某部队干休所团级待遇离休。
罪行五：“利用杭州‘四.四事件’大揪所谓‘反革命’，围攻领导，陷害同志。1976年清明节前夕，陈时秋写信诬蔑杭州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的革命行动是‘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事件，’并把解放街至人民大会堂门前一带的花圈位置，标语内容，画了一张草图附在信里，一起寄给冯仰澄转送王洪文。”
事实是：听中国美术学院杜英信说，解放路百货公司附近全是大标语、花圈、大字报。我下午去看时，已经很多了。当我看到其中最大的标语“沉痛怀念杨开慧烈士”，感到这不是只为了悼念周总理。我就想，这样搞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了？当时我只以为是杭州发生这种事情，感到很不理解。我就给在北京的冯仰澄、章婴可、彭志义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认为，这是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事件。问他们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希望他们来信谈谈看法。为了能说明情况，便于他们分析，信又不至写得太长，我画了个草图，说明现场的情况。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浙江省委宣传部发文，省宣政［1979］120号：“陈时秋定为‘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开除党籍，仍按复员规定当工人，下放基层劳动，保留原五级工工资待遇，行政留用察看一年。”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浙江省检察院发文，浙检一起［79］11号，《免予起诉决定书》。“陈时秋在文化大革命中，投靠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猖狂进行反党乱军活动”，“是‘四人帮’的骨干分子。”
12月25日，赶在《刑法》、《刑事诉讼法》1980年1月1日起生效之前，陈时秋被匆匆释放。
一九八0年一月十五日，浙江省委宣传部专案组郑汝培送我陈时秋去故乡安吉县红旗林场劳动。
林场有陈家的亲戚，知道陈时秋的父亲在这一带打游击的故事，加上陈拼命地干活，职工们待陈如亲人。
一九八0年七月二十一日，陈时秋《劳动、思想小结》（摘要） 第一个问题：在清查运动中，于77年6月10日，以“现行反革命”罪，突然将我逮捕，是不符合清查运动的政策的。……宣传部在省体育馆大会上宣布的几条“现行反革命”罪状，有的是无限上纲，有的是张冠李戴，有的是编造的，是莫须有的，根本不存在现行反革命罪的问题。 我从十二岁（1945年）跟新四军北撤到山东，十四岁参军，父母都是老干部。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周总理，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几十年来一贯立功受奖，工作勤勤恳恳。在我身上渗透的是要革命的血液，没有丝毫反革命的需求。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只认为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号召，反修、防修，才积极参加的。……怎么可以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呢？又作为全省的三个从严典型，在省体育馆挂牌批斗。事实上，批斗会上公布的罪状，一条也不能成立，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由于现行反革命罪不能成立，省检察院的《免予起诉决定书》中，不少内容也就不实事求是了。例如：《免予起诉决定书》中，还把南京军区政治部，以假的、错误的材料，硬要把我打成“5.16”分子的事，作为我的主要罪状开列。我认为，如果能真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办案，就应该认定72年10月下旬，省政工组党委，根据南京军区政治部寄来的清查“5.16”分子的材料，对我进行审查，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对我的诬陷。……如果不割裂历史的话，没有72年对我进行停职审查，查什么“5.16”问题的事，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上书周总理等当时的中央领导和参加批林批孔，到马目学习班等一系列问题。我希望，省委宣传部组织上要考虑到事物的历史原因，前因后果，决不能再把72年按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假材料对我的审查，还认为是正确的了。 第二个问题：释放后，宣传部定我为“四人帮”骨干分子。我认为，定性过高。……希望宣传部组织上能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在我身上体现党的政策。
一九八0年下半年，宣传部周永祥到林场对陈时秋说：“我们研究了一下，你在这里可以不要劳动了。”
陈说：“那我可以回杭州了？”
周说：“那不行，省委规定不能回杭州，林场对你反映很好，以后在技术上帮帮他们。”
陈时秋留下一张草席，回杭州了。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浙江省检察院发文，检刑诉字 [1982] 75号：“陈时秋的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根据从宽政策的精神，决定撤销本院浙检一起 [79] 11号《免予起诉决定书》。”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朱雷和张志敏被召到杭州市公安局，说是给他们平反落实政策。
在坐的除公安局的三位代表外，还有省公安厅的三位代表和下城公安分局的一位代表。
他们公然向朱雷宣布：“朱雷不存在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问题；不存在赔偿损失问题；不存在给受珠连的家属处理善后问题”。理由很简单：“这是在清查运动中搞的，就是搞错了，中央也没有给清查中搞错了的平反指示”。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日，浙江省委宣传部发文，浙宣干 [1984] 11号：《关于陈时秋同志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复议报告的批复》决定撤销省宣政 [1979] 120号文，“党籍问题留待整党后期再复议处理。”
宣传部领导周群对陈说：“你的问题，组织上会一揽子解决的。”
一九八四年四月某日，浙江省委宣传部专案组沈秉钧向陈时秋宣布定性结论：“从‘两案’办公室转清查‘三种人’办公室，你的问题定性为犯严重错误，维持原来开除党籍，行政上不予处理。”
一九八四年五月上旬，浙江省委宣传部专案组周永祥（干部处长）找陈时秋谈工作问题，要陈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上班。
陈说：“‘现行反革命’案引起的开除党籍，冤狱两年半的工资不补发，抄家的东西没归还，这些问题不解决，我绝不能离开宣传部。”
周说：“你可以先去上班，党籍和其它问题，看你在学校的表现，我们会对你负责到底的。”
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陈时秋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现更名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上班。
校领导和同事们待陈时秋很公正。在校工作十年多，先后得到三次处、系级先进奖，一次院级先进奖，照片上了光荣榜。
一九八五年六月七日，浙江省委宣传部发了浙宣干 [85] 38号文件。
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严重错误，维持原来开除党籍。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三日，杭州市公安局致函朱雷：“你到北京公安部上访的材料已转给我局，关于你在信中所提出的问题，本局在1981年11月19日以公群(81)12号文作过复查结论，并找你本人谈过话，如你同意此结论，请来局信访室时面谈，以妥善处理有关善后问题。”
公安局对朱雷非法拘留审查的结论是：“朱雷因涉及现行反革张永生一案和攻击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于1977年3月23日被我局拘留审查。经审查，朱雷的问题未构成犯罪，故于1979年9月29日释放”。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纪委书记张明的关怀下，朱雷的问题有了转机，张明作了如下批示：“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楼部长按政策予以落实。”
南京军区政治部下达了《(1988)政干字318》文件。舟嵊要寒区《(1988)党字第35号》请示报告获得批准。
1989年1月朱雷办理了军内离休手续。
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五日，陈时秋办理离休手续，“杭电”党委 [1993] 24号文件：“该同志离休后享受处级政治、生活待遇，工资照发。”
陈时秋在杭电返聘一年到1994年10月正式离休。
二00五年六月十日，陈时秋向浙江省委宣传部申诉，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和组织部研究认为，维持原来 [85] 38号文件的结论。
贰、本节简论
所谓“南京军区镇压军内倒许乱军分子”的问题，实际上许世友镇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南京军区一些给他和军区其他人贴过大字报的人的问题。
受打击者之一的艾汉美，在他的《石头城的风雷》一书中，最后说了这样一些话，这里介绍给大家：
“南京军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突出特点，就是广大干部、群众对许世友一次又一次地压制和迫害，展开了不屈不挠地反压制、反迫害的抗争。这是一场激烈地短兵相接，反复多次地生死大搏斗。
许世友从始至终，把文化大革命当作“镇压反革命”、“反击右派”那样的政治运动。在许世友的心目中，共产党的天下，在南京军区范围内，就是他许世友的天下，他就是“许家天下”的“皇帝老子”，唯我独尊，至高无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自始至终总是把那些给他写过大字报的人，反对过他的人当作“坏人捣乱”，当作“右派翻天”，当作“反革命暴乱”。肆意动用部队、动用真枪真刀，采取专政手段，把那些人统统抓起来，大批大批的抓人，成千上万的抓人。凡是能够用上的种种罪名，统统套在那些人头上，施行“坐牢”、“判刑”、“劳改”、“开除”、“清洗、滚蛋”、“扫地出门”，株连家庭亲友，制造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在南京军区历史上，造成空前规模的大劫难、大灾难，致使整个南京军区不计其数的干部、群众蒙受深重的冤屈、痛苦和伤害。
在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许世友既是大军区司令员，又是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加上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多项头衔，党政军大权，一人独揽。他疯狂推行“多中心论”，公然标榜“以我为中心”，以“拥许”、“反许”划分敌我，判断是非，凡是拥护许世友的人，就是革命派，就是大左派；凡是反对许世友的人，就是反革命，就是大坏蛋。
在当年的“许家天下”，许世友的指示，就是“最高指示”；许世友的话，就是“王法”，就是“圣旨”。他一再扬言：谁要造他的反，他就把谁抓起来，就专谁的政。我们新闻科的摄影记者陈时秋同志，是一位十三岁起跟着父亲南征北战的红小鬼。从一九六四年起，成为许世友的随身摄影记者。陈时秋以其优秀的思想品质和出色的工作表现，获得许世友的高度信任和欣赏。陈时秋偏胖，许世友喜欢称他“胖子”。那几年，陈时秋成了许世友走到哪、带到哪，形影不离的随员。文化大革命中，陈时秋出于爱护领导的良好愿望，给许世友写了一张希望许司令保持优良作风的大字报。李树和把这张大字报汇报给许世友，他勃然大怒，不问长短，不分青红皂白，冲口而出：“胖子造我的反，我就专他的政”。许世友“金口”一开，陈时秋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倒许乱军分子”，“‘5.16’分子”，被开除党籍，先在南京的白水桥被“行政看管”五十多天，后又在浙江蹲大牢三年多。
南京军区文革期间，不只是广大的基层干部、群众，遭到许世友肆无忌惮的压制迫害，还有众多的高级干部，也是一样在劫难逃。某省军区少将司令员，是一位老红军，许世友仅凭着道听途说，无证无据的“揭发”，亲自出马，多次审问逼供，硬要这位少将承认自己是“‘5.16’分子”。该少将坚强不屈、拒不就范。许世友理屈词穷，气急败坏，大骂一声：“给我滚！滚！”就是这么一个“滚”字，使这位少将回到原单位，大会批，小会斗，被整得死去活来。有人向许世友反映：“这位老红军，从小参加革命，久经考验，一向忠于党，忠于人民，怎么可能是‘5.16分子’呢”？许世友一听，马上改口说：“那好吧！不是就不是”。由于许世友“开恩”，这位少将的命运才算出现了转机。请看：许世友的话多“神”！他一字可以送“死”，一字可以送“生”，他岂不是成了当今的“皇上”吗？
当年，面对许世友的横行霸道，我们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们，尽管深受其害，饱受苦难，但我们没有吓倒，没有畏惧，没有屈服，而是凭着共产党员的赤诚之心，凭着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坚定信念，挺身而出，奋起抗争。在南京贴许世友的大字报，在抗州造许世友的反，到北京告许世友的状。明知征途有风险，迎着风险勇向前，不顾个人安危，不惜身家性命，与许世友的压制迫害作坚决斗争。为保护自身的生存而斗争，为履行党章、宪法赋予我们的正当权利而斗争，为伸张正义、维护真理而斗争。
我们这些无权无势、赤手空拳的无名小卒，在许世友的强权势力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弱势群体。用许世友的话来说：是一群只需他“一脚就能踢死”的“乌龟王八蛋”，哪能经得起他的“少林武功”、“用脚一踢”呢？但是，我们反压制、反迫害的抗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和鼎力相助。我亲身经历就有着特别深切的体会。我每当危难关头，或在关键时刻，总是有人从四面八方向我伸出无私的援助之手，总有许许多多地好心人，和我心连心，手挽手地站在一起、同心协力、并肩战斗。
六八年，在白水桥“围剿批资总部”的学习班里，我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之际，与我素不相识的范传典同志，本来是“奉命”负责“监视”我的动向，他却反而“倒向”我这一边，冒着“投敌”的风险，变成我的“内线”，充当我的“秘密情报员”，给我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帮助。
六九年，当我被复员“扫地出门”，四处安置无门，又被逼着我们全家下农村，面临奔波流浪之时，幸好军区政治部的卞庸中秘书长、文化部的王浩科长、还有我爱人所在工厂的周厂长等人，他们与我非亲非故，既不是领导，又不是同事；就是靠他们对受压群众的同情与仗义、对许世友蓄意整人害人的不满和愤慨，及时给我提供了“避难所”，给我“救命信”，帮我闯过难关，使我全家顺利走向新生活。
我复员到武汉之后，又被许世友诬陷为“5.16”反革命，再次面临“铁窗”之灾。又是幸亏我所在的厂方领导张瑛等同志，这些同志对我在南京的情况并不清楚，然而他们靠着共产党员的正气和良知，识破了南京军区某些人的不良用心，毅然顶住南京军区的“命令”，才使得我免遭一难。
事实充分说明，普天下的人民大众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我们对许世友的抗争，是顺民意、得人心的正义行动。我们赢得人心，“得道多助”。因而我们的抗争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斗，而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群策群力地群体抗争。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风雨，我们经历了十年抗争。许世友的压制、迫害，使我们经受了痛苦与磨难的煎熬，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这场灾难，使我们受了苦，遭了罪，损失了很多、很多；也使我们得到了很多、很多；把我们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增添了更多的智慧和勇敢。这是一部珍贵的“百科全书”，是一笔世代受益的精神财富。当年，许世友一再狂叫：“造反的人，都是坏蛋，都是反革命！”他要“统统杀光！”他恨不得把我们斩尽杀绝。但是，历史的发展同许世友的痴心妄想、诬陷、咒骂，恰恰相反，我们这些人有“上帝”保佑，“苍天”照应，我们并没有被整倒、整死，我们命大、福大、造化大。二00一年以来，我数次去南京、上海、杭州，见到了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许多老战友、老领导；南京的孙海云、赵树湘、季遐年、纪国城、冯玉章、尤亮、夏继诚、孙宅巍、陈培光；上海的赵玉祥、张炳奎、周自求、方源瑾、吴燕京；杭州的陈时秋、高丕忠、施关彬等等。除了因病过逝的洪期钧、陈荣安等同志外，我们相见的这些同志，可以说是南京军区当年造许世友反的主要代表。四十年后，我们亲切相见，欢聚一堂，举杯畅饮，谈笑风生，百感交集，无比兴奋。四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些人变老了，头发变白了，多数人已经是七十多岁了，有些已经八十以上的高龄啦！我们从大难中闯过来，还能活到今天，而且活的很硬朗，一个个容光焕发，心情舒畅，堂堂正正，健健康康。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庆贺的胜利！我们这些人中间，还没有出现一个像许世友所宣判的那种“坏蛋”、“反革命”。历史是一面镜子。四十年的历史事实证明，我们这些同志不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不愧是人民解放军的好战士！”
2011年9月18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