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四册（2）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四册（2）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二节  批判两种反动思潮——“联动”的“血统论”和遇罗克的“出身论”
    
    本节资料
    
    一、“联动”分子从反动血统论走向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联合行动委员会”政治上走向反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
    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正式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实于党，忠实于毛主席，为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剥夺群众自己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的革命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中发秘字 003；1967.01.01
    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付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3.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中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 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3） 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指示。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它的成员，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最后一滴血。……同志们，同胞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使命，肩负着历史赋于我们的共产主义战斗命令，“我们一定要英勇、忠诚、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项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子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党党员团结起来！
    全党全民全军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革命干部子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命干部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命干部部分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公元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原载《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资料选编》一九六七年七月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指出：
    正当我们党按照毛主席的阶级路线，组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队伍的时候，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利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蛊惑一批学生，制造宗派，搅乱阶级阵线。这个口号，开始是一些天真的青年人提出来的，他们由于思想方法上的某些片面性，从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排斥和打击革命干部子女、工农子女这个正确前提出发，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于这些天真的青年，应该循循善诱地引导他们。我们党，当时就是这样做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个口号，欺骗极少数学生（其中有些是没有教育好的干部子女），要把他们引上邪路，来同另一部分学生闹对立。这样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就成了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东西。应当指出，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口号，实质上是宣扬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它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康生致中央文革小组的信
    伯达，江青及文革小组诸同志阅：
    这是北大技术物理系的三个学生来信，他们用“质疑”的手法，来保李洪山、乔兼武、杨勋、杨炳章等反革命分子的。
             康 生六七年一月一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康生对崔子明等人两封信的批语
    当崔子明等人写到十二月十二日给康生公开信错误之一是“在于当时我们对形势作了错误估计”时，康生批语：不对，是反动阶级立场问题。
    崔子明等人认为：“李洪山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跳出来反对中央文革乃蚍蜉撼大树没有什麽了不起的，他们翻不了天。”康生批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小走狗，是“没有什麽了不起的，他们翻不了天”，但是你们给我的信完全不是这种观点，而是同反革命分子李洪山、乔兼武、杨秉章反革命言论相呼应，为这些反革命分子叫屈。
    当崔子明等人谈到错误之二在于：“对于全国陆续发生斗群众，群众斗学生的问题，我们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和主流”时，康生批语：不对，李洪山等人不是群众，是反革命分子，斗争李洪山、乔兼武等人，不是群众斗群众，是革命群众向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北大同学批判你们这封反动的信，是正确的，作得对，作得好。
    当崔子明等人谈到：“当然桥和船的问题在有些时候也会成为主要矛盾。尤其在目前运动正向纵深发展时，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小视。我们不仅要敢于革命，而且要善於革命”时，康生批语：你们不仅是反对革命，而且是破坏革命。
    当崔子明讲到，他们“由于刚刚串联回来没有什麽事可做，（当然我们主观能动性也发挥得不够）”时，康生批语：你们反革命的能动性发挥得很够。在李洪山等反革命分子被镇压后，你们还要垂死挣扎，还写这样的反动信来进行反扑。
    崔子明等人说，他们在信中“发了些牢骚，这是极不严肃的。”康生批语：可耻的狡辩。
    崔子明等人认为公开信在“客观上使亲者痛，仇者快，影响很不好。”康生批语：这正如来信所讲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跳出来反对中央文革，乃蚍蜉撼大树，没有什麽了不起。”
    崔子明等人对同学们的批判感到“我们目前所受压抑很大，几乎抬不起头来。”康生批语：好得很，这对你们是很好的教育，不是“几乎”，而是要将一切反动言论使它永远抬不起头来。
    崔子明等人说：“我系文革的一位副主任则说：现在我认（为）你们是人民内部矛盾，继续下去就是敌……（康生在省略号之处加了“我矛盾”三个字）。谈到这儿，他把敌字咽了下去，改口道，继续下去就是对抗性矛盾……。”康生批语：讲得对，不应该咽下去！应该如实的讲。
    崔子明等人说：“有一些人叫我们‘反革命’、‘跳梁小丑’，或许大多数同学在开玩笑。”康生批语：他们不是开玩笑，而是严肃的阶级斗争。
    崔子明等人要求同学们对他们的态度“能否缓和一下？”康生批语：对错误为什麽要缓和呢？
    当写到一位哲学系五年级的同学批判他们时，“我们还是陪着笑脸听了他的意见，心情您老是可以想见的。”康生批语：我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同你们所说的是相反的。
    崔子明等人说：“我们的信件（经同学建议成了公开信）的观点和认识有错误，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我们感到很痛心。”康生批语：欢迎自我批评，但是要诚恳的，坦白的，革命的，不是玩两面手段的。你们的信原来就是准备公开张贴的。给我的信写明是十二月十二日，公开贴出也是十二日。
    崔子明等人问：“我们的信件究竟是不是反革命信件？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康生批语：是大毒草。
    崔子明等人在信中写道：“我们有了想不通的问题可以不可以反映给你们？对中央文革的同志们有意见可否提出？（当然意见不一定正确），认识上有错误就一定是立场问题吗？”康生批语：对中央文革小组有意见，完全可以提出，也完全可以批评。我们对于任何批评，不管是对的或是不对的，都愿倾听。但是你们的来信，一不是反映情况，二不是提出意见进行同志式的批评，而是伪装成提意见进行商讨的样子来，1、反对对彭、罗、陆、杨进行斗争。2、歪曲两条路线的斗争。3、抗议对李洪山等反革命分子的镇压。4、反对文革小组和陈伯达、江青。5、打击革命左派，包庇反革命分子。6、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7、反对无产阶级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对革命的广大群众实行大民主，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绝对不允许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
    崔子明等人写道：“我们提出的问题看来还有一定的代表性，您的指示对于我们和持有我们同样疑问的人都有好处。”康生批语：大概能代表李洪山、易振亚、万会秦、赖锐锐、伊林、乔兼武、杨炳章及《虎山行》等一小撮人。
    崔子明等人对康生说：“上次给您的公开信就是很不认真地写出来的。”康生批语：不，很认真地写的。不要用谎言去掩盖错误。
    最後崔子明等人要求康生：“我们急切地等待着您的答复。”康生批语：对此信的批语，就是对你们两次来信扼要的回答。
    （二）拿刀子捅人打人的都要把他们抓起来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 康生 江青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座谈纪要
    江青：你出去了没有？
    同学：出去了。（讲了串联情况）我们几个头头每天忙得要死，说不定哪天要下来，大家说我们是小当权派，以后还要斗我们哩！
    （首长笑了）
    康生：领导忙，下面没事干怎么办？
    同学：整风……其实说整风也没整，以后说准备参加兵团，兵团没要，他们自己组织，这组织那组织。
    江青：要哪个组织？要保他们自己。
    同学：希望中央要注意中学情况，中学的问题要抓。
    江青：对，我们的责任很大。
    同学：铁杆红卫兵在中学还是不承认（错误），大学搞了，中学反动路线更深，各个学校组织不多，红五类组织起来……
    江青：什么叫红五类？……（分析干部问题），有些人的父母可能就是黑的。彭小蒙我早就发现她浮躁，她很好，但要批评她。
    同学：他们根本不是辩论，就是压，只要意见不同，反对反动对联，动手就打。
    江青：这些人只要是拿刀子捅人，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镇压。
    同学：我们认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
    康生：对嘛！你们这个观点很好。
    姚文元：（对李峰）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以这为题写一篇吗？
    李峰：（表示遗憾）
    江青：不要怕，不管他是谁的孩子，什么主席、副主席，将军、部长就甭提了，只要是反革命，就不客气，你们讲嘛，随便讲。
    同学：红卫兵也应该有自我革命精神，以前只革别人的命，文化革命也要触及自己的灵魂，要造自己灵魂的反。
    江青：老子革命儿子不一定革命，更何况老子也不一定革命。
    同学：（谈到“西纠”镇压革命的活动问题）他们也是红卫兵，对他们不好办。
    江青：他们不叫红卫兵，叫纠察队！
    同学：他们要解散我们。
    江青：我们还要解散他们哩！
    同学：他们的黑电话随便打，还准备砸我们哩！
    江青：打人的都要把他们抓起来。
    同学：一辩论他们就要看观点，观点不同就是“混蛋”，就打。
    江青：这是流寇！
    同学：他们只允许同意自己意见，不同意就打、骂。
    江青：法西斯罗！希特勒！
    同学：“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影响极坏。
    江青：完全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还是四旧呢！提出对联的人，父亲职位高一点，是个大官，应该搞掉。那天（八月六日）很对立罗！（那对联）我一开始就反对。
    同学：我们要看你的讲话，他们就保密，我们贴了三次，他们撕了三次。
    江青：什么？撕的什么？就不对嘛，有的人有有利条件，有幕后操纵者。
    （这时李峰给康生同志写了一个条子，问谢清泉是不是谢镗忠的儿子？说他干的两件事。康老递给江青，江青对谢镗忠说：“回去让你的儿子去派出所自首。”）
    康生：那就是老子革命儿混蛋嘛！
    同学：最近确实有一种反扑形势，他们砸其他地方都是坐汽车去的，我们的纠察队也得准备，比较紧张。
    江青：你们不要把形势估计得那么高，他们只是一小撮，有幕后人，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不要怕，其实他们那么几个人，从东城跑到西城，从西城跑到东城，就那么几辆车。
    同学：现在红卫兵打人都合法了。
    江青：不合法，你们帮我们辟谣。说我的什么秘书是张久舜，有人还说李润贵是林彪同志的秘书，我也要造他的反。
    同学：（讲述红卫兵抢东西等恶劣作风。）
    江青：这是流寇作风。
    同学：他们为什么这么硬，敢于炮打中央文革？
    江青：主要是背后有人。
    陈伯达：不要叫纠察队，（指李峰说）你们的学校，他们真正的秘密的地方，我还没找到。（指六中杀人的红卫兵及西纠队员。）
    同学：我们又发现了一些，其实在校外。
    江青：他们在学校呆不住嘛！
    同学：我们认为市联络站没有立场，把严肃的阶级斗争看成哄小孩，对谁都一样。（不分多数派，少数派。）
    康生：这个意见对。
    江青：我看这个联络站应该解散，就怕打仗，实际支持打。廖承志就是这样，把阶级斗争看成哄小孩，罗青长的孩子现在也打人，现在一个秘书长就了不起了。（面对同学）你们明白，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对他们酌情处理。
    同学：西城分局的拘留所，西纠的人可以随便出入。……
    江青：我昨天解决了，他们帮了资产阶级专政。
    同学：我认为应该给无缘无故死去的同学平反，平反应该包括这些人，死得要有价值，要死得其所。（首长们连连点头。）
    同学：王光华昏死几次，一醒就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坚持党的政策，最后五分钟，给做人工呼吸后，还在喊。
    江青：他是你们应该学习的英雄。
    戚本禹：他喊“毛主席万岁”了没有？
    同学：我记不清了，反正“要文斗，不要武斗”我记得清清楚楚。
    戚本禹：他贴第一张反党委的大字报，可以算左派学生。
    江青：对！左派，左派！
    同学：他出身算什么？（讲了他出身情况。）
    戚本禹：不算资本家，小业主。
    江青：不管什么，看他表现嘛！（对同学）救活了吗？
    同学：说实在的，打人的还有董必武的儿子。
    江青：董福三在哪儿？
    同学：在广州，听说要办个农场。
    江青：（对姚）要广州军区注意，把他们（董及同伙）叫回来。
    姚文元：那是陶铸抓的。
    江青：那……管他陶铸呢！
    同学：联合行动委员会耍弄中央文革。
    陈伯达：六中的红卫兵还要同我们辩论呢？
    江青：不要理他们，该抓的抓起来，该平反的平反。
    康生：你就说，我不同杀人凶手辩论！（气愤）
    江青：你们就是要辩论，象谭力夫臭哄哄，你们不要理他，不要同他们辩论，提高他们的身价干什么？你们要正正派派地搞政治，不要学他们搞特务，你们要揭发他们，要有胆量斗争，保证你们的安全，专政。我们帮助你们。我们接见你们晚了，应作自我批评。
    同学：我们特别想见首长。
    陈伯达：我们都是老百姓。
    江青：不要看职位高低，只不过革命工作分工不同。
    同学：六中教员几十人到国务院要见负责同志，周不让……
    江青：碰到鬼了，你们可以质问周荣鑫：“你究竟支持不支持我们？”你们贴他的大字报，在国务院许明（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处工作，孔原之妻）贴我的大字报，你们可以贴她的。（对康老）康老，她还是你的学生呢？
    康生：是啊！你们都是我的学生，“一分为二”嘛！
    江青：许明是我的同学，在外办，她们对你们什么态度？她可能有里通外国的问题呢！你们可以揭发她，没有群众压力，她才不交代呢！
    同学：（编辑部的同学向首长讲印报困难，把三份战报给陈伯达同志，其中谈到《光明日报》印了一次）。
    江青：穆欣同志可以帮助，解放军应该帮助。（穆欣站起来答应）
    康生：你们《光明日报》印了一下，值得表扬。
    同学：我们第三期、第四期出版，隔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地方印呢！
    江青：穆欣同志有责任，（穆欣解释。）穆欣你虚心点，作自我批评吧！
    同学：（又谈到谭力夫的事）
    江青：哎呀！谭力夫那套该上厕所的东西。
    同学：（谈一二·九以前的大反扑形势，又说了打人和暗害事件。）大庆工人代表恨他们，说他们再这样干就……
    同学：什么是阶级路线？
    康生：什么是阶级路线，毛主席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就是阶级路线，哪一条也不能少，他们就是不要第四条嘛，专横跋扈，不讲道理嘛！
    同学：他们干了这么多坏事，公安局也不处理，我认为公安局有问题。
    江青：要把幕后人揪出来就好了，昨天我们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公安局是有问题，它起了帮助资产阶级的作用。最近我还听说有一封控告新的公安局的信，……背景是多方面的，多数是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康生关切地把手帕递给李峰擦眼。）
    江青：这些孩子都睡眠不足。
    同学：我们每天十二点，两点睡觉，有时不睡，外面砸得很厉害，还搞暗害。
    江青：他们给你们制造压力了。
    同学：最近，成立那个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我校的王昌明说中央文革犯了错误，毛主席不在北京，就象上次派工作组一样。
    江青：谣言。王昌明是谁的孩子？
    同学：全总王稼祥的孩子。
    江青：是个造谣专家吗？
    同学：（又提到对联）。
    江青：这个对联我看是有人故意提出来的。
    同学：有人说中央首长肯定了。
    江青：哪个中央？
    同学：他们说是您。
    江青：那次（八·六）他们就很反对我嘛！
    同学：我认为个对联是由来已久的。一年前，干部子弟传出一句话，说是主席说的，大意是现在有些干部子弟表现不好，而一些剥削阶级子弟表现积极，但政权不交给他们。好多干部子弟把它写在本子上。一年前，从石油附中传来一个材料，平时干部子弟就要联合起来。后来康生在北大表示不同意，说党的阶级政策，在学校不是这样，阶级队伍就是共产党、共青团。我认为阶级路线就是十六条中第五条，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阶级政策是为它服务的。刚才同志提到红卫兵内部有修正主义作风，我认为就是有修正主义红卫兵。
    江青：对一组织恐怕要慎重。
    同学：他们说他们在学校受压。
    江青：干部子弟受什么压。
    同学：真正受压的是工农子弟。
    江青：对，是工农子弟。以后不要叫首长，这是四旧，可叫负责同志。（同学反映方立功式的人物的情况。）
    江青：比较起来是少数，但这些少数要注意。
    陈伯达：方立功是盗窃犯。
    江青：方立功怎么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就要实行专政，（向阎长贵问方立功父母的情况）抓方立功幕后人，他是董必武加流寇的作法。
    同学：谭力夫回来了吗？
    康生：回来了。谭力夫、方立功都是些小人物。
    江青：谭力夫决不要提，算小人物嘛！谭、方都是小人物。你们要批判王任重，他拖着我们犯错误，王任重给你们搞了，王这个人糟得要死，背着毛主席、背着中央、背着我们小组另搞一套，他得停职反省了。
    同学：（谈到几个纵队）。
    江青：八一纵队负责人是谁？
    同学：赖锐锐。
    江青：可以抓了。
    同学：学校的同学至今不敢组织起来，压得厉害。
    江青：压力，无形的压力。
    同学：对，无形的压力。关于军训我不同意，我希望中学要大干一场，乱，好多问题还没办嘛？路线斗争要搞（延长两天）。
    江青：刚反一个军训，集训，又来一个军训。
    同学：看来最近还要暗害呢！如六中九月末还打死一个同学，我比较了解。（叙述惨害经过。）
    江青：救活了吗？
    同学：活了。
    康生：被杀就因为他“变节”？
    戚本禹：怀疑他揭发了西纠。
    江青：都是革干子弟，他们无法无天了。
    同学：没办法。
    江青：不怕，不怕，我们帮助你们。西纠大头目叫孔丹，他父母都有问题。
    同学：六中的教员要求中央接见，因周荣鑫不让。
    江青：这可能。
    同学：（谈到纠察队）
    江青：不要叫纠察队，这个名字好象凌驾一切，我们不要这样一批人，你们可以叫另外的，多做宣传工作。
    同学：他们不光是唯成份论，也是唯观点论，观点不同也打也骂。
    康生：唯观点论，我们倒是要唯观点论。唯毛泽东思想观点论。
    同学：红卫兵是否是阶级队伍，他们总说红卫兵是阶级队伍。
    江青：不是，它那能高于党，他是青年学生的一种革命组织，你不能说修正主义分子，作为一个组织不是这样。有分子是修正主义分子，说修正主义红卫兵不好，这个组织在国际影响很大。（同学谈到阶级路线。）
    江青：阶级社会要讲成份，这是本质，但要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有背叛其本阶级的人，这就是不要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
    同学：其他劳动人民子弟，可不可以组织红卫兵？
    江青：可以。怎么不可以？！只要是干革命就好嘛！
    同学：我们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的，随时都准备着死！
    江青：干么要死，要活嘛，干革命！
    同学：我们希望解放军帮助我们搞军训。
    另一同学：我不同意，中学运动必须大乱，刚刚搞起来，又要搞军训，等于阻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同学：军训有战备意义。
    另一同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备。
    江青：现在一切服从文化大革命，这最重要，我的意见不派，派不是好办法。
    同学：总理讲过。
    江青：什么时候？
    同学：十一月九日。
    江青：那天他还生气，西纠打了解放军记者，可能就讲了，我们不是这样。
    同学：十五期社论讲到一个特点，就是工人起来闹革命，学生和工人，我们要不要到工厂去？
    江青：暂时不去工厂，可以先到住宅区嘛！要一步一步嘛！
             北医长征红卫兵总部、红教工总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王力戚本禹接见清华附中革命学生的讲话
    〖王力、戚本禹同志在清华附中接见了部分革命师生（包括革委会，红卫兵、井岗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革命组织），进行了热烈的座谈，并展开了热烈的辩论，现将王力、戚本禹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整理如下。〗
    （有的同学谈到被公安部扣留的一些人的检查有逼供信的现象。）
    戚：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应当爱护，不应当说是逼供信。我们的公安机关是没有逼供信的。
    王：什么叫逼、供、信，就是他根本没有这种事的，被逼的写出来的，叫做逼、供、信。
    戚：这件事就谈到这里，说逼供信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对的，无产阶级专政当然有压力了。
    王：现在看来，大家对这一段时期什么叫无产阶级大民主，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看来大家认识不够。回去还应好好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
    戚：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专政问题。问题是说公安部不是左倾而是右倾了。
    王：前一段公安机关软弱无力，不分别站在毛主席还是刘少奇一边，不分别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这是我们公安机关的基本弱点，这是站在毛主席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的重要问题。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因为我们有一段的革命的友谊（对革委会），你们是第一批红卫兵，是受压制的造反者，希望你们不要玷污了红卫兵的荣誉。（这时大家谈起了8月24日事件）前一段事情不能全赖他们。（大家说：对，我们不追究责任）
    同学：毛主席的第二张大字报有没有。
    王、戚：没有。
    （这时两方面就革委会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王力和戚小声交谈说：我们都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就是个大学校，这些青年人受到很大锻炼。）
    最后王力说：这样很好，这样清华附中就有希望了。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用毛泽东思想做武器，抓住两条路线这个纲，从运动开始到现在的都可以摆。当前这一段是最重要最艰巨的时候，当前两条路线斗争最激烈，我们怎样站到毛主席这一边。
    戚：过去错了就交代，就检讨。这个责任不能让个人来负担，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希望你们保持这个荣誉。你们要继承你们的老传统。
    （有一部分同学在辩论时总说：老红卫兵……）
    王、戚：不要把老红卫兵新红卫兵区分开，才几个月怎么就老了？
    戚：不要叫老红卫兵，一老就不好了。过去有错误就交代就改正，最后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两条道路的斗争由你们自己辩论，自己辩明（有同学反映没事办，没意思）。
    戚：照现在的精神状态是不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大有搞头，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们现在某些人的水平落后于三百年前《水浒传》里的英雄的水平（举李逵负荆请罪的例子）李逵不是共产党员，不是革命者，连当红卫兵的资格都没有，难道你们红卫兵连他们都不如吗？
    王：有错改错，希望你们早日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戚：立足清华附中，关心国家大事。路线斗争，搞头大得很，抓住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指革委会）你们是错误的，应该承认、认识。不要躺在成绩上。任何人躺在成绩都不成的。你说刘少奇没有成绩吗？有这么一点吧。但是搞成修正主义了，我们就要一笔抹杀。成绩是群众、老百姓、毛泽东思想做的。你们躺在成绩上，成绩就没有了。我们就承认你们的成绩了，你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成绩应当归功于党、归功于毛主席，归功于群众。
    （接着提到王任重的“指示”问题）
    王：“转入斗批改”，普遍的就是用这个口号来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最大的斗批改，清华附中在反对刘邓路线应当起先锋作用，辩论是为了作战。统一思想，向刘邓反动路线开火。为辩论而辩论的不行的，国家都变颜色了，还辩论什么？辩论就是为统一思想，统一部队的思想，向修正主义作战，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你们现在的状况是不行的，你们的任务是艰巨的，光荣伟大的。一部分人下厂下乡。大多数还是要斗、批、改。
    （有的同学说我们在学校没事干）
    戚：怎么没事干呢？我们整天都干不过来，刘少奇那几部大毒草影片你们都批了吗？人的阶级性你们批了吗？我们看你们学校没有几张大字报。（有同学说：学校没有人）
    戚：这不都是人吗？
    王：还是要热闹起来，热闹起来人就回来了。
    戚：只要认错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就是阶级兄弟。团结一起作战。你们既要能当司令、统帅，又要能当小兵。只能当官不能当兵还不能接班的，接毛主席的班。你们要有这种气魄。不要有私心杂念，要提倡“公”字，破私字。林彪同志就是提倡破私立公，有私心的改了也可以当左派。清华附中几百人组织起来，统一起来，还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很有威望，是生力军。刘邓路线就是怕批判，你们就要抓住批判，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王：要作战必须分清敌我，只有分清敌我才能作战。
    戚：毛主席解放了你们（指革委会）你们还为刘少奇撕大字报，特别是你们嘛，你们是有成绩的，但是不要站在功绩之上。
    一同学：什么人算革命群众？
    戚：你就是革命群众。
    问：不是反革命的一般群众，但表现不太好，给不给平反。
    戚：不是反革命就应该给平反，都是群众嘛。
    （说完王力、戚本禹离开）

    一九六七年三月某日，江青谢富治与北京中学生代表座谈纪要
    谢：今天把大家召集来，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大联合，听听中学生大联合的意见。
    一○一中毛泽东主义公社：现在中学形势是这样，四期社论出来，保皇势力抬头，用四期社论来抵制我们的揭发，他们要翻案，一种逆流起来。
    同学：他们说中央说话了，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谢：根本没那回事，胡说八道！社论讲的是革命小将，没讲是反革命小将。
    同学：四中前几天有人挨打，要翻案。
    谢：（念四期社论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中的一段话）这个革命小将是指所有的年轻的革命造反派。现在实行三结合的政策，这是毛主席的政策。怀疑一切，排斥一切，否认一切是一种错误思潮。这从来不是毛主席的思想，不是中央文革的思想。这里讲革命小将犯了些错误，不是讲的“联动”犯的那个错误，和那个相差九万八千里。这里讲的错误是指的小的毛病。比如戴高帽子呀！这根本连不上呀！不是那个意思（指一小撮顽固分子利令智昏的判断：他们要翻身了），完全错了！我们都可以犯错误嘛，你们怎么不能犯错误？但是不是指的“联动”，根本不是那回事。你们可以写一篇文章，不是那回事嘛！
    江青同志很关心中学。她说，你们去大学，就是听中学的少，开座谈会是她说的。
    江青：同学们，战友们，我代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看看你们！我们衷心祝贺你们革命大联合！希望你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实行大联合。我说过好几次了。这是建议和希望，对的就接受，不对的就批评。希望你们的是革命的联合，不是无原则的联合，去争取夺权的胜利。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做到。
    对于“联动”这个反动组织要分化瓦解，孤立一小撮，对大多数进行工作。你们要提高警惕。他们组织严密，是有后台的。他们是对你们的，也是对我们的。中央文革小组是和同志们站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不讲原则，不讲策略，不按十六条办事；就会犯错误。同学们，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是和你们同生死，共患难的。祝贺大联合进行。胜利是属于你们的，也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够关心，相信大家会谅解的。我们忙，不能从头到尾参加你们的会。希望你们谅解。
    道路是不平坦的，是曲折的。一方面要有精神准备，有反扑；一方面不排斥犯过错误想革命的人。要做这个工作，不然就会孤立自己，对不对？（众：对！）
    谢：江青同志最关心我们，今天带病还来讲话。所以说最关心我们中学生造反派，你们还说不关心呀！（众：关心！）
    我们这个会开得很好，提了大联合、“联动”的材料。江青同志带病参加会，作了重要指示，非常重要。
    把“联动”挖掉。提高警惕。他们是一小撮。他们为什么顽抗？有新的情况它就反扑，就是因为它有它的后台老板。它代表了一个反动思潮。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代表。造反派必须坚决和它斗争。必须跟他们大干。要警惕他们，把他们击败。但要记住江青同志的指示，对少数头头儿专政，作艰苦斗争，从政治、组织、思想把他们彻底批透批倒。在斗争中要执行毛主席政策，分化、瓦解、争取，批判这个思潮，对多数采取瓦解争取政策。对四期社论他们歪曲，他们反对革命组织，尤其是反中央文革，要进行坚决斗争。谁反对中央文革就坚决同谁斗争。反中央文革就是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反毛主席！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江青同志讲我们革命造反派和中央文革要共同战斗，共同胜利，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
    要关心大联合，在共同思想基础上，共同任务上大联合。这个共同思想基础是毛泽东思想。反对小团体主义等等。大联合要有酝酿过程，但只要每个革命组织、革命派都有愿望，在中央文革的领导下，又去掉“私”字，就可以。即使是这样，也要有过程。大学开了红代会，相当重要，也是经过酝酿斗争的。工人正在实行大联合。中学比较多，比较分散，还要做很多工作。经过很多努力慢慢才能达到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现在都造反派，有真有假。这是新问题。值得注意、警惕。大联合非常重要，可以逐步，不要一下子。由下而上还是由上而下自己去讨论。
    中学里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不够。我赞成这个意见。甚至有的没批判，它还有市场。
    反动谣言也出来不少。都是那些“联动”。为什么它那么猖狂呢？就是批判不够，斗争不够。你们是造反派，有这个志气吗？（众：有！）非把他们这种思想打败不可。我们支持你们，中央文革支持你们。刚才江青同志病了还来看你们，支持你们的大联合，支持你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
    （根据记录整理，仅供参考）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中央文革参观八一学校“联动罪行展览”时的讲话
    〖中央文革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王力、关锋同志于3月8日凌晨来到八一学校参观了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总部举办的联动罪行展览，上述同志与造反派谈话整理如下：
    我们首先向康生同志汇报了三月五日一小撮家长破坏我总部举办的家长座谈会情况，首长非常气愤。〗
    康生同志说：“你们根据军委八条写一篇文章。”
    谢富治同志说：“登人民日报。”
    我们说：“我们要求家长按照军委命令八条认真教育子女，有人说这是我们压家长。”康生同志连连点头。
    在展览室内，我们汇报，我校不能开学的原因以及有人说我们不开学是对抗中央的情况。康生同志说：“个别情况应严格区别。”
    在参观场路上，又问到开学问题。
    康生同志说：“这个学校要彻底解散，重新招生。”“这儿那能没有军队？这儿是老窝？”
    谢富治同志说：“要解决一下问题，这个学校要住军队。”
    康生同志说：“下通知，让他们都来吗！”
    康生同志又气愤地说：“都来，都来，用兵围起来，把大门关起来，一个一个地整，一个一个地检讨，一个一个地审查，整完统统滚蛋！”
    康生同志在参观路上看到一个大门上写着过去的当权派的题词：“培养新的一代”。康生同志不满地说：“培养那个阶级的新一代呀！”
    在参观完被联动破坏的不象样子的标本教室后康生同志气愤地说：“土匪、匪，完全是土匪！”康生同志气愤地问：“谁是校长？！”
    我们汇报了情况并说：“学生说校长是二百五干部（即傻瓜）？”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同志哈哈大笑。
    我们向中央文革反映我们的展览，家长等都不看，
    康生说：“要看！”
    去参观“大观园”时，康生说：“这里比颐和园还好嘛！”
    我们向康生同志建议：“红代会举办联动展览会址应该设在八一学校。”康生同志说：“这里挺好嘛，一看就知道联动，修正主义是怎么分裂出来的！”
    这时关锋同志说：“高干子女再也不能集中在一起了”。“干部子弟学校不能办了。”康生、伯达同志连连点头。
    参观路上，总部同志向首长汇报说：“我们要解散这样的学校，让学生到工农子女中去，参加一段劳动。”康生、伯达同志连连点头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走到水塔附近，伯达同志讲：“这个地方当个疗养院还不错。”我们反映说：“参观展览的工农兵群众也说这里可以做疗养院。”
    我们汇报了联动分子现在还在活动，还在展览会门前点火，伯达同志讲：“还这样啊？！”谢富治同志问：“查出来没有？”他还说：“这里就是培养联动的社会基础。”
    最后康生同志说：“明天让干部（指红旗杂志社干部）统统都来，把会调开，座谈会不开了，明天参观时可以谈更详细一些。”
    康生、伯达、谢富治等首长离校时大家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周恩来参观八一学校“联动罪行展览”时的谈话
    〖另一版本说是1967.03.18〗
    总理详细认真地参观了联动罪行展览十分气愤，参观展览完后造反派向总理汇报了学校情况。我们首先十分气愤地向总理汇报了我们三月五日为砸烂高干子弟集中住宿制而召开的家长座谈会的情况。
    当我们谈到有的家长说：“不给我的孩子安排好吃住，我一年不转学，两年不转学……”的时候，总理连连摇头说：“这就是当官做老爷嘛！”
    当谈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家长挑动其它家长反对造反派时，总理问：“是穿军衣还是穿便衣的？叫什么名字？”（我们汇报了情况，总理秘书宋刚同志记下了他们的名字）总理说：“我倒想和她谈谈，看看她是怎么想的。”
    有的同志讲这次家长会象苏联开会一样，乱叫乱嚷，最后一哄而散，这时总理笑着点头，总理问：“参加家长会的家长多少人？有女同志吗？你们有多少人？有学生吗？”我们如实地汇报了情况，总理说：“你们和他们辩论嘛？”我们说：“我们思想上没有做充分准备，把家长的政治觉悟估计太高了。”总理频频点点。
    我总部郑玉富同志向总理谈到自己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及摧残挨学生打的情况，总理亲切地和他握手，郑玉富说：“学生说他们是革命小将主力军”，总理摇头说：“这算什么主力军呢？”
    我们又汇报了联动高干子弟破坏我校学生宿舍的情况，总理点头说：“我已经知道了，并且问到底谁是联动的头目，我们说“田耕、刘历运”，总理问：“他们的家长是谁？”
    我们向总理汇报了育英学校的情况，说一派主张开学，一派反对开学。主张开学派给谢富治同志写了报告，谢富治把报告给师大复课闹革命联络站处理，师大同志进行了调查研究说：“我们不是实用主义，不能只是复课就支持。”总理频频点头。
    在参观的路上我们向总理汇报了我们办学的打算，第一（原稿漏）的学校不能开学，第二，要办主席提倡的亦工亦农的学校，总理点头表示同意，有的同志向总理说：“有人说我们不开学是对抗党中央，”总理摇头说：“不能那样笼统地讲。”
    总理从卫生所回来的路上向革命造反派的一些同志说：“你们是教师吗？”这些同志回答：“是”。总理说：“这样的学生那能教好？”我们说：“有人要我们开学！”总理说：“这怎么能开学？！”
    总理参观了将近两个小时，在离开八一学校之前和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的同志们一一握手说：“感谢你们使我受到教育，使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上车之前总理亲切鼓励大家说“你们继续努力！”革命造反派总部的同志激动地与总理握手，纷纷要求转达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问候，转达对林副主席的问候，对江青同志的问候，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最后总理和革命造反的同志一起高呼：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谢富治参观八一学校“联动罪行展览”时的谈话
    〖谢副总理于三月九日凌晨五时到“八一”学校参观了“联动”罪行展览。〗
    参观一开始，讲解员给谢富治副总理介绍“联动”罪行，
    谢副总理关怀地问：“你是哪个学校的？
    讲解员说：“我就是这个学校的”。
    谢副总理说“是学生”？“老师”，谢副总理笑了。
    当讲解员说他们用炮竹打造反派时，谢副总理说：“冲公安部时放的可多呢？”
    当有人给谢富治副总理介绍有的联动分子有几个证件时问道：“有没有坐班房？”当我们介绍到联动分子改头换面成立新组织时，谢副总理说：“反毛泽东思想嘛！”
    当谢富治副总理看到被破坏的乐器时气愤的说：“小法西斯”。并说：“这个展览非常好，有的人不想听（也不知道）“联动”是反动组织让他们看一看”。接着问：“展览谁主办的？”，“是八一学校毛泽东思想联合造反总部”，“你们办的对！这件事情办得好啊！你们能不能把各单位的集中到一块办一个？”我们回答：“红代会”“联动”展览准备在这儿办，谢副总理频频点头说：“那好，那好，那好，这儿的实物多啊”。
    我们向谢副总理谈到昨天周总理来时，谢副总理说：“总理昨天约我来，我因为忙没有来，总理回去和我说你管“联动”，你不去看看”。
    谢副总理多次关心地问：“你们学校多少学生？多少中学生？多少“联动”？回家的有多少？“联动”的总部在这儿吗？”我们都一一做了回答。当谢副总理看到展出的摩托车、自行车说：“那么多摩托车啊？这些东西是不是集中起来？”我们向谢副总理说：“这个学校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学校”。谢副总理斩钉截铁说：“培养修正主义一定要砸烂！”谢副总理看见那些剩食，猫皮时说：“还吃猫啊！”我们向谢副总理说到那天抄“联动”的情况，谢副总理说：“那天不是抄了吗？抓了多少？”我们回答：“三十三个，有二十二个是本校的”谢副总理说：“二十二个那么多啊！”我们介绍说：“他们满不在乎。”，谢副总理说：“现在不怕，杀他个脑袋就怕了！”
    在去卫生所的路上，我们向他说有人要砸我总部。他说：“砸？有多少抓多少，统统抓起来”。我们又介绍昨天冲解放军，要见中央首长的情况。谢副总理说：“冲，为什么不抓起来？”在标本室参观时，谢副总理又生气地说：“土匪，土匪，完全是土匪，国民党”。
    （参观后，谢副总理又看了他们写的标语，做了指示：今后不要提高干子弟，要提整一小撮有反动思想的……或者是高干子弟，干部子弟或叫什么子弟。）
    这时，首都红卫兵的同学介绍了人大附中一个“联动”分子的话，他说：“真卑鄙，真恶毒”。
    谢副总理快走到门口时说：“你们要做思想工作，分化瓦解他们，把他们中可以争取的争取过来，死顽固的要孤立起来，孤立最少数的一小撮”。
    我们想约谢副总理谈谈，他说：“以后我还来，还来！”“我跟红代会讲一讲在这儿办！”又问“这儿方便吗？”“我给红代会打个招呼！”
    （我们向李震同志汇报开家长会时情况，李震同志说：“让本人和家长都暴露暴露好嘛！现在家长不是跳出来了吗？”我们又说：“家长说学生参加“联动”由教师负责”。他说：“倒打一耙啊”）。
    谢副总理、傅崇碧、李震同志于晨零时才离开我校。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谢富治接见部分中学生代表时的讲话
    对于学生中的各派政治力量主要看他们现在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跟不跟中央文革，符合不符合十六条，你们应该向解放军学习。
    以后不要（笼统）提老红卫兵，不然就会上敌人的当，对“老”红卫兵要做阶级分析，也不要笼统地称高干子弟，高干子弟中坏的应该叫做有反动思想的高干子弟，以示区别。如果我们的孩子是联动，也要抓起来，联动是红卫兵的叛徒。
    不要把老红卫兵搞起来，不要再搞那一套（指过去的组织形式）有联动思想的人，他们用老红卫兵的名誉搞起来统统是反动的，要解散它的组织，他们丢开造反派，丢开革命派，拣老红卫兵是一种错误的行动。不能恢复他们的组织，这样做是违犯毛主席的，违犯中央文革，统一开个会，统统不能恢复，只能解散，解放军帮助一家伙。
    真正承认错误的就争取，让他们参加造反派，所有斗争方法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孤立他们中的一小撮顽固分子。要孤立先要瓦解，争取他们中的大多数。
    解放军要把联动统统搞垮。要区别对待，不要把中间派赶到那一小撮一边去。所有的解放军要支持造反派，要帮助造反派掌握斗争的策略教育造反派孤立一小撮。
    不能成立和造反派对立的组织。老红卫兵要改正错误，造反派应批评他们，老红卫兵拉起来再另搞一摊是错误的，不要上敌人的当。
    将来召开工代会，农代会，要以左派为主的联合才能有力的斗争。
    解放军搞个把月大联合，在毛泽东思想、在革命路线、在对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批改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主要矛头应对准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批改。矛头对准反动路线。在毛泽东思想伟大革命基础上联合起来，在这个前提下搞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大联合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毛主席提倡的。决不是搞和稀泥，搞合二而一的联合，必须经过斗争。
    解放军军训后要留下几个，一直帮助搞完大联合再走，好吧！（好！解放军同志答应了）一定要支持解放军，这是立场问题。
    工人，农民二十日内可以联合召开会议，你们看看什么时候召开？！
    解放军一个月要把联动思想瓦解，行不行？不能发展什么老红卫兵组织，要发动支持造反派，瓦解有联动思想的人。（解放军插话说：凡是原来干过坏事的老红卫兵检讨后要拉起队伍的我们没承认）对！！！
    原来的教员，干部统统成了黑帮，这是工作组搞的，小朋友受影响，教师不大好。这不难为你们，是刘、邓路线。要好好起来批判。对他们要一个考验，哪个能用、哪个留用，哪个监督留用，哪个留职留用……要从他们目前的检讨“亮相”和过去犯过错误的情况来识别和挑选他们，不能急，一下子都拉过来，要考验考验。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老师。（读主席的“三·七”指示）马克思的话在这引用你们明白了什么意思么？我说是对下一段话讲的，是对犯错误的老师讲的，要帮助改造他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这引用马克思的话。学校里不搞联合，就不能整顿，思想上，组织上的整顿就是把所有联动的思潮，及其在今天联动以新形式出现的组织统统整垮。
    （有人谈到“三·七”在六中许多联动分子想搞坏一事，这些联动分子打着红卫兵旗号）。
    谢副总理讲：有多少人？（解放军答：有四百，如果解放军不在，可能发生武斗，解放军要捉他们，他们翻墙逃跑了。后来捉了几个人）把他们名字都记下来了，要一个一个审查他们是哪个学校的，每个学校去了多少人？把头头要逮捕起来还要坐班房。
    陈士渠是个将军，这个人很好，大义灭亲，最近抓了他自己的四儿子陈仁康和三个小头目。陈仁康最近在海军大院被逮捕。他和几个写“打倒北航红旗”“打倒三司”“王八蛋”“联动万岁”等，被陈士渠将军看到了，他回去查了儿子的抽屉，有几个“文件”，他们搞了个平津纵队和红旗纵队，又有一支最强的太平路纵队。还有什么夜晚活动纵队。设宣传部、政治部、人事部，在一年内将拉起五百人，目前争取一百人。这是他们的计划。现在联动分子狡猾。他们以为十八岁以上的才能抓，所以四个人三个人都是十二、三岁、还是小学生。我们才不管年龄大小，只要干反革命活动就要逮捕，坐班房。
    让那些要革命的老红卫兵的人退出，解散、让他们加入造反派，不要排斥他们。（有人讲：到今天还有联动的打人）。
    谢副总理气愤地说：谁再打人统统地抓起来，解放军给这些人点颜色看看，要树立真正造反派，粉碎敌人的反扑。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陈永贵参观“联动罪行展览”谈话纪要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于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参观了我《摧毁“联动”展览会》。〗
    参观中间，陈永贵同志和展览会工作人员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他热情地关怀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并愤怒地谴责了“联动”分子破坏国家财物和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的罪行。他说：“我们那儿也有‘联动’逮捕了四个，我们送到了太原。你们（指展览会工作人员）还没有了解农村基层干部被‘联动’迫害得啥样！他们下去的名义也叫红卫兵，反正红袖章很多，可是不干正事。他们（指联动）说四、五月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包围北京，砸北京。我们贫下中农哪里让？他们和坏分子结合，和地富反坏右勾勾搭搭，借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权，搞武斗。把权夺在他们手里怎么成！”
    当工作人员向陈永贵同志谈了干部子弟集中寄宿制学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联动”的一些情况时，陈永贵同志说：“青年人要好好受教育，现在可要好好教育他们。他们不知财富怎么来的，不知艰苦奋斗。东西破坏容易，来的可不容易。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再提倡，青年人要到工农中去劳动锻炼，而他们不象话，生活腐化堕落成啥样！他们接什么班？”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资产阶级的学校里培养的人，接资产阶级的班。我们工农子弟受的是无产阶级的教育，受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工农子弟是一代胜一代，过资产阶级生活的只能是一代败一代！”
    参观时，陈永贵同志仔细地听取了解说员的讲解并参观了现场。工作人员请他对展览会提提意见，陈永贵同志表示，展览会办得不错，教育意义很大。整个参观历时三小时，最后在全体工作人员和各地观众的热烈掌声中，陈永贵同志和大家告别。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刘格平同志，趁参加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之际，参观《摧毁联动展览会》。
    在工作人员陪同下，详细地参观了各展览室和现场。下面整理的是刘格平同志的谈话纪要。
    工作人员：“我们的‘展览’，办得仓促，准备还要大改。”
    刘：“办得很好，受的教育很大。”
    工作人员：（参观完大观园）“这部分两条路线不够突出”。
    刘：“很好了，可以看出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要把毛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突出出来”。
    当工作人员汇报“联动”放出来后的猖獗情况时，刘格平同志说：“现在给他们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他们实在不改，就是自取灭亡。”
    看到“联动”分子的破坏罪行，刘格平同志非常激愤地说：“这是刘邓路线造成的，简直是法西斯匪徒，他们不是人，是鬼！”
    在回去的路上，刘格平同志建议：“把‘八一’长期保存下来，是很好的现场教育。你们能不能复制一套，到我们山西去展出。”
    
    （三）毛泽东下令把抓的联动分子全部释放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大学生中学生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现在我们来请教一下，联动怎么处理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向你们请教的。
    江青：你们集中地考虑考虑联动问题，其他问题慢慢可以说，对于联动的小头目怎么办啊？
    同学：汇报了斗联动的情况。
    陈伯达：你们是怎么斗的啊？你们参加了没有？（开大会，参加了）。
    戚本禹：你们怎么斗的？是文斗还是武斗的？（文斗）有没有架着？（同学：没有）
    陈伯达：坐喷气式飞机没有？（没有）
    同学：讨论、争论、内部问题。
    江青：（联动）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是受害者又是工作者，因此请你们来了，请你们直接提出一些方法来研究，当然要注意政策。今天我们特别来征求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对待联动？对那被抓的联动的小头目怎么处理？大家知道吗？
    同学：汇报了一些做联动工作情况，谈到造反派处于劣势……。
    陈伯达：同志们的批评我们接受，我们对中学运动关心的不够。
    江青：我还想提一个问题，联动成了一个秘密组织了，是不是能让他们公开如何？他们见不得人，只能在晚上干，白天不能干，你们能不能让他们公开？你们可以讨论。
    陈伯达：是不是可以公开，给一个房子，给个电话呀？
    江青：我们4月3日接见了一次，4月4日接见了一次，就分成二派对立，那不好。
    （同学；抢着发言，比较乱）
    陈伯达：守秩序守秩序，还没有说完呢？
    江青：我们是来研究问题的，不是吵架的，中学造反派怎么没解放啊？现在是开会不要吵架，要文明一些，不要二人讲话，二人讲话就听不清了。
    （同学谈到了乱扣帽子，扣反革命，反解放军帽子等）
    江青：把这些帽子全部摘掉，这些帽子不要戴，都是自己戴的，一律平反，不要吵，一律平反。
    陈伯达：我讲几句吧，不要鼓掌了，我们不同意分4·3派、4·4派，从今晚上起我们要取消这个名字，我直到今晚上以前根本不知道4·3、4·4派，我不赞成分两派，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一家。红代会有缺点错误可以提出来，可以补充，不能拆台，你们双方各作自我批评，你们双方都有所不正确吧！要作自我批评嘛，像这样就不能解决大联合与三大结合的问题了。你们就会走上邪路，双方作自我批评是不太容易的，你们大家相互批评。双方都相当够了，要作自我批评。现在回到我们原来开的会议中心上来，现在来讨论。如何对待联动的政策问题。现在大家脑子要冷静一下来讨论对联动政策问题。
    （同学说要把后台公开出来。）
    陈伯达：你们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不是把后台揪出来就解决问题了。联动代表一种反动思潮，要解决思潮问题，不是揪出后台就解决了。现在我建议江青同志给大家讲话。
    江青：我听了小将们的意见，我同意陈伯达同志意见，不要打内战了，打内战不解决问题，你们之间可能有是非问题，有些原则的问题不能打内战了，要相互多作自我批评，检查自己，比方我和陈伯达同志吧，多作自我批评，我批评我，陈伯达批评他，这样我们就团结好了嘛，有时我们也要吵了几句，但自我批评就好了嘛，就解决问题了。陈伯达同志提出的自我批评是个好方法，很好，不要打内战，这样，联动可高兴了，敌人可高兴了。刚才你们提出了老红卫兵，什么联动分子又是亲联分子，这样就把联动说得那么多，本来不多，给你们这么一说就多了。不要叫老红卫兵，才几个月就老了。也不要说亲联分子，这样就扩大它们的队伍。我过去说过西纠还是做过好事，是有所功勋的，后来做了坏事，打了你们，我们就帮助你们，对他们一小撮实行专政，他们后来就骂我，我不怕，骂我，怕骂我还是一个革命派，我现在精神不是很好吗？对联动我提个建议让他们公开吧，给他们一个房子，承认他们。他们没有多少，不要去冲他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气魄吗？（众：有！）他们不敢公开活动，夜里活动白天不敢出来，喝酒，吃猫肉，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戴上个大口罩进行活动，干见不得人的事情，你们造反派要不要拉他们一把呀！（要！）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造反派不是劣势，只要你们不要打内战团结起来，你们不是劣势，他们没有几个人，让他们出来，要拉他们一把，不要让他们颓废堕落。要让他们公开化，要多做思想工作。他们过去还装备挺强，摩托车、军大衣，这没有什么，什么纲领那是吓人的，脱离群众的，没有什么用的，清华的老红卫兵，对老红卫兵我们还想接见他们，我们还想接见联动，他们是青年人吗？还是给他们出路的吗！青年人我就不相信，他们不能改正。我没有接见过他们，陈伯达同志比我强，陈伯达同志还接见了西纠，比我强嘛。我没有你们批准我不敢去接见嘛，你们可能要说江青去接见联动了，和我们不亲了啦！联动不但北京有，其他地方也有，这不但和父母有关，有些父母不是黑帮照样还是联动，这主要是等级，级别关系。我爸爸多少级我妈妈是多少级，这是主要的、反动的。我建议你们把他们（指被抓的联动小头目）放出来，现在他们很可怜，上坟去了，学封建主义一套，在天安门前集合到八宝山上坟，然后到颐和院去打人，八宝山那里不一定全是烈士，有的是叛徒。我建议你们让他们公开化，把那些小头目放出来，给他们房子，给他们电话，让他们把牌子挂出来，什么联合行动委员会。
    陈伯达：这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第一个措施，这是补台的第一个措施。对于你们被扣反革命、反解放军的帽子都摘掉要平反。
    江青：对解放军有意见可提出来批评嘛，正确的解放军是会接受的。
    康生：同志们、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我每次接见你们时我总在想，我什么时候能长到你们这么大啊，（陈伯达：过去了回不来了。）（江青：老少年）（张春桥：老红卫兵了）。我不管你们，你们说得对，说错了，你们文斗也好，武斗也好，我从你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前途，我总是十分羡慕你们啊，在你们这么年轻的时候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多么幸福啊，我们在你们那么年轻的时候没有你们那样幸福嘛，我们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希望了。你们有雄心壮志，甚至在打架时也有雄心壮志。我同意江青同志的讲话，我听了同志们的讲话，有个毛病，一方面说联动是反动组织，另一方面又说联动那么多，我说不可能，坏人只是一小撮，好人是大多数的，广州说联动有一万多人，不可能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人。他们的政治宣传可多了，但我们造反派不能信他那一套，你们要象林彪同志讲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不要怕联动，让他们公开以后我们可以看得更清，这一个方面不要错误估计形势，第二个不要替他们扩大队伍，不要把老红卫兵和联动联合起来，这是对红卫兵侮辱，不要讲老红卫兵，那有老红卫兵，我是比你们老，上海红卫兵送给我们许多袖章我才是老红卫兵。就算去年八月成立吧，怎么就老了啦！长胡子啦。不要说亲联派，帮他们扩大队伍，帮他们的忙了，对那些青年讲了错话，话讲不对不要说亲联分子，就策略来讲那是很不策略。你们有雄心壮志，为什么不能做思想工作，他们说我老子打下了天下，我老子解放了你的老子，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完全否定了劳动人民的；第二把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否定了，天下是他老子打下的，那么，毛主席和党的领导到那儿去了，劳动人民到那儿去了，我想，你们可以去做一些思想工作，讲清这些道理，不是一次就能解决了的，你说了一次就过来那是不是真的，要加强政治工作。你们要揪出后台，不是揪出后台就行了。陈伯达同志讲了，联动是种反动思潮，报纸上不是提出了刘邓了吗？你们不是讲到刘邓了吗？揪出后台不能解决问题，这是阶级斗争，这是政治斗争。上面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方面陈伯达同志和江青同志都讲了不要分4·3派、4·4派，同志们要好好地把毛主席接班人五个条件学习一下，第一点第二点要努力学好毛泽东思想，第三条，就是要团结人，只要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也要注意民主，青年人火气大，一听不同意见就吵起来，这好象是赌气，实际上是没有力气的，你有理，让别人讲完了吗，你批判嘛。五条中讲了民主十分重要，没有民主不能团结广大群众。我们中央文革不是和你们商量了嘛，我们在和你们说话，没跟你们吵嘛。当然我们可能民主的不够，在五条中还有一条最重要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在思想上解决问题，团结不同的意见的人，要有民主，这样内战就打不起来了，你们在这儿打内战，说了以后不打了，可是出去以后就又打起来了，这就不好嘛，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谢富治：我完全同意、支持江青同志讲话和康生同志讲话。听听你们小将们的讲话以后如康生同志说的，我们很高兴，吵吵闹闹，我们变年轻了（江青：我就是变年轻了，我思想上就是年轻，和你们在一起，欢迎不欢迎？（众：欢迎！）刚才江青讲了我们是年轻了，我们要按中央精神办事，我没有其他什么话可讲，主要是按照江青同志昨天讲话，十条八条的关系如何处理，要批评与自我批评，好好地学习一下，坐下来学习一下，然后结合本单位怎么办，该批评就批评，该自我批评就自我批评。联动的问题是个大问题，我和你们一样是和联动干的。要对反动的家伙专政，专政什么时候都可以专政，要做分化瓦解工作，孤立少数。有多种方法，专政是一种方法，更主要的是大家做思想工作，分化瓦解，团结争取多数，打击少数，这次江青同志找小将们商量，今天这么多人没有好好地商量，你们回去，要结合江青讲话，要研究研究怎么办。你们造反派内部的问题，要解决嘛，退出联动的回去要欢迎嘛，要补台嘛。（江青同志：补台，补台。）没有参加的，应该参加进去，应该有一份，主要的一份。
    康生：我插一句话，不要口号上补台，行动拆台。
    陈伯达：我来讲几句，第一对于联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要接见联动，你们不要大吃一惊（江青：他们反对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接见他们，我们有责任嘛，尤其我有责任）。你们不要说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向他们投降了，我们是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对于联动的头头要放出来，不要怕联动，联动是个软弱组织，是一个要死亡的组织，长不了，让他们公开出来不是活得更长了，而是活得更短了。你们批判，你们要批判，批判血统论把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领会提高一步，要把思想批判提高一步，你们说得对，我们相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能胜利。你们要作思想工作，你们怕不怕做思想工作啊？（不怕）（江青：西城区把4·3派开除了，真有这事嘛，不对嘛那就错了，这样吧，开除的，退出的，统统地回去，好不好啊？（众：好！）把头头放出来还有许多事情做的，好吧，讲完了，散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接见获释的“联动”分子时的讲话，
    被关押（扣留）的140多名“联动”分子出席。
    伯达：请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众答：没有。）有点不好，就是见你们太少了，对你们帮助太少了。前一个时期我有病，没有见你们，我有责任。委曲了你们。主席说立刻释放你们（众呼：毛主席万岁！很多学生哭了），所以今天把一个会都打断了，请来了总理、陈伯达、康生、杨成武、谢富治、王力等同志都来了。和你们见一见。（众：拍手）你们也不要写自我检查就可以出去。出去以后如果你们还要“联动”还可以把牌子挂出去，如果不要，再恢复你们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如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回去恢复你们的组织搞革命。搞革命犯点错误不要紧，这个错误我们的责任大，有个同学叫彭小蒙写了两次信给我，说刘万平的问题，我也不清楚这个人，派了一个记者去了解一下。
    还是我责任大，对你们帮助少，你们去八宝山上坟，搞颓废主义。八宝山也不都是烈士，还有瞿秋白嘛！你们还半夜里出来喝酒，吃猫肉。你们关了多久了？（答：100多天了，有的答两个月），允许你们学习主席著作吗？（答：允许）虐待你们没有呀？（答：没有）责任我们负得多，教育的不够！你们写过一副对联“为革命召之即来”，有点才气。你们回去以后，再恢复你们的组织。如北大附中的“红旗”，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我不知道我把主席的意思传达的怎么样，总之，主席很关心你们。你们犯了一些错误，希望你们和刘邓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伯达：江青同志讲的很清楚了。毛主席下命令把你们放出来。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没做好。
    （江青同志插话：昨天和其他同学讲时未讲主席的命令，我们的意思是怕强加给你们）
    大家出去绝不能用主席的命令去压他们。你们犯的错误是很大的。在座的我和你们打过交道，也有西纠的。
    （江青插话：我们对西纠的评价开始是有贡献的，后来犯了错误，你们不要灰溜溜的，要振作起来，有错误改了就好了嘛。）
    犯了错误会使今后谨慎些，避免犯错误了。你们“联动”是有思想基础的，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血统论”，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时你们说有三万人，有的说有十万人要我辩论，我去了又没有辩论，你们有没有这种说法？（未答）你们当时这种说法是反动的社会思潮，这就是反动的思潮，是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有联系的，是从那里发出的？党内有部分干部长期在机关脱离群众，没有看到群众，有相当的人不了解群众。传说你们看见别人衣服破了，扣子未扣好就当流氓打，因为你们也未扣好。老百姓的扣子未扣的多得很。你们的父母在游击战争中，经常穿破衣服，没有鞋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表了特权阶层，薪水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不是马列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马列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反无产阶级思潮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了。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随便地把人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毛主席回来很快就纠正了。不能包办代替嘛！毛主席从来提倡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提倡包办代替，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他们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了。国民党的“训政”就是教训群众，结果使中国快亡了，这就是结果。中国共产党救了中国，其中有你们的父母做了一些工作，这主要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不能记在你的，他的父母帐上，要看到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看到阶级，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武装起来了，打下了江山。江山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江山，不是个人的。老子革命儿子不一定革命，这点要充分警惕。刘少奇就是压制群众，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把群众打成“假左派真右派。”你们提倡高干子弟要掌权，这是从刘少奇那里来的，还有邓小平的女儿也说要高干子弟掌权。你们抄了刘邓的口号。江青说过这是封建的世袭制度。掌不掌权是看老百姓是否授给你权，看你能不能做工作，不能自己封的，所以这是一种思潮，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害了你们。我们见面少，对你们帮助少。听说你们搞了颓废的生活，养了毛驴，养了狗，八一学校搞得乱七八糟，学校破坏的厉害，破坏得多的是干部子弟学校。你们不知道老百姓怎么劳动的，你们不知道桌椅板凳，穿的衣服，吃的窝窝头是那里来的。你们接近群众太少，只在干部子弟中来来往往，要吃亏的。说了你们服气不服气（答：服气）不服气可以辩论。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给你们带来损害。现在有剥削阶级，同时有高薪阶层。很多特殊的生活，特别是“八一”，“十一”等学校给你们很大害处，使你们脱离了群众，现在回过头来好，中国有句古话：“浪子回头，金不换”，你们并不是浪子，将来可能成为宝贵的财富。现在回过头来很宝贵的，能不能成为宝贵的财富，要看你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对劳动人民的态度，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态度。将来没犯错误的人不一定如你们，看你们的态度，但不是你们就对了。
    对劳动人民的子弟不能用那样残暴的手段，你们是从旧的最坏的小说里学来的吧？我们过去没用过什么揪砸，你们不是走一条正路。毛主席讲科学，讲实事求是。你们靠打砸抢怎样能搞好我们的事业，搞好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是科学。在座的有些是上当的，有些同学你们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成了“联动”。
    要好好的领会毛泽东思想，重新做人，这样是不是妥当，有没有污辱你们，（答：没有）你们的愿望是好的，但客观上起了不好的作用，“联动”的名词不反动，但纲领是反动的，代表反动的思潮。
    （江青同志插话，如果你们还要挂“联动”的牌子的话，我给你们交通，汽车，印刷等。父母革命儿女不一定革命，父母不革命儿女可以革命，因为有毛泽东思想。我相信你们能够革命。）
    父母有问题不要紧，国家可以培养你们，他们不革命，你们可以革命嘛！什么“老子反动儿混蛋”要给人家一个出路嘛！祖父母可能是大官僚、大军阀，父母可能就革命了嘛！要看实际行动，不能看父母的出身。不要把父母的功绩吃一辈子，他们做好事、做坏事是一回事，你们做好事、做坏事又是一回事。反动血统论是封建的思潮，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长期的。
    （江青同志插话：你们过去犯的错误，应该我们负，不要搞请罪，写悔过书，主席最反对请罪，今后好好干革命就是了。）
    大家都在搞整风，你们可以回到学校去搞整风，灌输毛泽东思想，进行自我批评，对你们来说，要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你们过去犯的错误一笔勾销。
    （江青同志插话：什么手续都不要，今天晚上就出去，今天你们就可以回家去。）（众：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
    康生同志讲话：我没有更多的话讲，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同意。毛主席的宽大政策，使我想到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实在是幸福的。我经常这样想，年青要象你们这样，是真够幸福的，大家要珍惜爱惜这个幸福。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要有雄心壮志。今天毛主席的决定，可以看出领袖是多么的伟大。（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你们有没有革命的雄心壮志。（众答：有！）我也相信你们有，既然有，那么有没有勇气，敢不敢承认在过去短短的时间犯的错误。（答：敢）看一个人有没有勇气，其中有一条就是勇于承认错误。过去我看医生，看他是否承认三个字，承认就是好医生。看了病不懂就说不懂；看懂了，没有把握搞好，就说不能，治错了敢不敢说不对。敢于说三个不字是好医生，不敢说三个不字，就不是好医生。我们要敢于承认错误，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要敢于承认。第二，就是要敢改正错误，回去以后，有的人会说句把闲话，你们回去别人不会放鞭炮欢迎你们的。这个说闲话，那个说闲话，有的人不敢沾你们的边，怕说亲“联动”。有的时候还要打一打架。这些都阻碍你们改正错误，你们要做好准备，有勇敢精神。主席的政策是一看二帮。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说：有本领的人，不是不犯错误的，犯了就改正。犯了错误也是一个锻炼，只要你们改正，相信你们会革命的，可以成为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
    周总理讲话：江青、伯达、康生同志讲得很好。的确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是很幸福的。毛主席很宽大，犯了错误，给你改正的机会。错误的原因有家庭的关系、社会的关系、学校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有责任，你们又没有政治斗争经验。清华附中是红卫兵发原地，写了三论“造反有理”，毛主席都说是好文章，可是三个同学后来都有联动思想。可以说，你们落伍了。除了家庭、社会的原因以外，我们见你们少了，对你们帮助不够。
    （江青同志插话：我们对西纠的评价是：西纠初期还是有功绩的，但后来就不象话了。）
    后来对你们管得就少了。过去责任尽得不够，今后我们帮助你们，不但是你们还有你们的家庭，还有社会，今后加强我们的责任。我是没有儿女的，我到八一学校参观后，才知道你们这样特殊。我有个侄女在八一学校，虽然不是“联动”，但有“联动”思想，在中南海北门骂解放军说：“就是你们把我们同学抓起来的”。解放军打电话告诉了我，我们全家批评了她，让她学习了一个星期毛主席著作，后来让她回八一学校，她参加了反“联动”，成了造反派。你们一定要改，我们已经是老头子了，有了错误还要改！
    家庭这关要过好。家庭有两种，一种是有的父母不赞成你们，骂你们甚至打你们，当然我们不赞成打罗！但生起气来打几下也是有的，你们要受得住，做错了自己承担责任；另一种是疼爱你们，溺爱你们，你们回去后，大哭一场不见得好，不要一回家温暖了，就旧病复发。将来准备把你们的父母一起找来见一见，谈一谈。家庭这关要过好。
    我到广州去了一趟，广州有个上万人的“主义兵”有“联动”思想，我不主张抓、捕，主要是教育，把几个头头抓起来就行了。回来以后和主席谈了谈，主席说：“根本不用抓”。我们的思想跟不上主席的思想。
    还有一类家庭，父母犯了错误，被斗。那不要紧，你们是国家的财富，可以到公安部说一下，国家管你们，总会让你们学习的。
    到学校那就更困难了，他们知道你们被捕过、拘留过，甚至有的同学把你们扭送到公安部。当然我们要做工作，你们也要做工作。不要因为过去他们扭送你们，回去后就报复；但也不要气馁。见了他们，既不自卑，也不要觉得了不起，好象我坐过监狱。要平心静气，叫别人感到诚恳，使同学们生不起气来。
    不要请罪。请罪是封建主义的产物。错了改正就行了。要有自我批评，还要能听别人的批评。回去以后劝说有联动思想的孩子改过。这也是将功补过。你们受过拘留，自己改好了，还要说服他们改好。你们在学校里参加战斗组织，要成为表率，成为革命造反派。我和江青同志在二十日讲过“红卫兵”万岁！你们要把“红卫兵”光荣的旗帜再举起来！要真正举得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红卫兵”。把自己过去的过失补上。
    （有的同学递条子，提到破四旧的问题）
    周总理接着说：现在不忙破四旧。好好读点书，谈一谈，做一点批评自我批评，把家庭，学校关系搞好。再过十天半个月后把你们的父母一起找来谈谈。过去谈得少，今后多谈一点把经验总结一下。我们相信你们的大多数是会改好的，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跌了跤是有代价的，最后希望你们听我们全党全国的副统帅林副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江青同志插话：已发给红卫兵战士的文件，统统发给你们。你们不要把自己划成一个小团体，会引起误会。你们自己考虑。
    康生同志插话；不要自封自己是老红卫兵，也不要有自卑感。才十个月，有什么老啊！
    康生同志见一个学生留有小胡子便说：把小胡子去掉。你们同意的话，我也把小胡子去掉。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一些高干子弟参与抄家一事的批语
    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北京新四中 赤 潮《“四·三”，“四·四”派斗争的意义》
    编者按：这是中学里策略派即四·三点五派的文章，我们选用了其中对矛盾分析的两段。经调查，其中内幕事例基本是事实，可供同志们参考。题目为编者所加。
    分歧的由来和现况
    四三、四四斗争关系到军训，军训中的四三讲话是矛盾表面化的导火线，但它的实质不在军训，四三派认为这是要不要革命到底的分歧，四四派认为是对犯错误的同志抱什么态度的分歧，（当然有些趁火打劫的论调是不应包括其中的）。双方的想法可以从下面对矛盾的全面考察而看其规律：
    四三与四四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可以从其成员看出：四三派大部分是老造反派，即八月份反对对联，反对血统论，十月份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二月猛烈地与“联动”战斗，一月份群起夺权，可以说，是革命造反精神很强的小将（以下简称造反小将）。四四派有两部分主要成员，（一）在很长的时间里与造反小将一起战斗的，也曾经有一二次站在先头，但总的来说，不很得力，比较含糊，在当时就不是主力而是同路人，但也不愧为造反派（以下简称造反同志）。（二）受蒙蔽、犯过错误但基本上有所认识的人，如一部分老红卫兵。（以下简称曾保的人）。
    在谈到现状之前，必须插叙一下文化革命转折前后的特点。
    当造反派刚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前后，他们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是有着强烈的政治性的，它关系到中央以至政治局的斗争。造反小将在中央文革的带领下为了矛刺后台而向保守派所作的猛烈进攻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冲不垮十七年来刘少奇的桎梏。同时，他们对造反同志的右倾倾向的批评也是正确的。如果没有他们的这些行动，文化革命不会有今天的局面。所以，由于私字作怪，造反同志当权之后不肯过多地容纳造反小将，因为后者更有当权的可能，在造反派中声望更高，这为后来的分裂埋下伏笔。值得提一句的是：造反同志曾出面办报、召开大会，造反小将在几个关键时刻供稿（12·16大会，那时他们的配合是好的），受到了中央的重视。而当时一心向前冲的造反小将就把“通天”的机会让给了造反同志。后者以首都兵团为基础逐渐在红代会里掌权。
    当刘少奇被揪出，并在全国揪出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后，曾保的人逐渐认识到自己后边的坏人，不愿再上当，也想杀回马枪，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这时，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就渐渐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而成为一种历史遗留的较盲目的斗争。固然，曾保的人由于原先的地位，已经被造反派甩了很远，而且会有很多问题转不过来，但这已属于“允许保留”的不同意见了。
    应该指出，大部分青年同志都没有很自觉地认识这个转变。然而由于原先的地位，造反同志在客观上对曾保的人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态度并逐步从理性上认识它。但他们在思想批判从严这一点上依然做的不够，造反小将这时对他们的批评依然是正确的。
    造反小将（当然不是全部）程度不同地对曾保的人采取不太正确的态度，没有充分认识这时团结大多数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而是对对方的能量估计过大，不敢放心地容纳他们，强调斗争中求团结而缺少团结的愿望。总认为只有对方跟自己完全一个心眼了才算改错，而这在大多数曾保的人中是不可能的，思想差距不但有而且很大。于是造反小将有些同志采取排斥的态度，甚至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孤家寡人的政策，个别的还起到了压制别人革命的作用。当然，曾保的人有些只在认识后台方面有了进步，对血统论及对造反派都没有很好的认识，不愿认错服输，所以看不到造反派的大方向，抓住枝子加以攻击。但由于他们处于较被动的地位，所以在双方关系紧张的责任上要承担得少一些。
    于是，当条件成熟的时候，矛盾就爆发了。造反同志扩大它的原因是如前所述要大权独揽，曾保的人受了某些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如左派分化论、新阶段论的影响加上原先的隔阂，就投靠在造反小将的对方，有人甚至企图通过批判所谓反动的四三思潮来否定造反派。这时，造反同志的错误是排斥大部分革命造反派，曾保的人的错误是不承认十个月考验出来的革命左派，造反小将一些人的错误是对犯错误人的态度不正确，对团结大多数领会不深。
    以上就是当前矛盾的由来及现状。
    对症下药
    解决以上矛盾的途径有二：（1）我们一致支持四三派，由于有十个月斗争的舆论准备，就能使革命造反派占压倒优势，很快以其为核心统一全局。同时帮助其领会团结大多数的思想，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2）四四派中的实权人物破私立公，大灭无政府主义、分裂主义、小团体主义，与造反派的战友共享无产阶级大权；同时要加强对联动思潮的批判，使毛主席革命路线深入人心。这样，四三派的同志就应该不咎既往，以革命大局为重，团结更多的同志一起干革命。
    如果能够正确处理四三、四四的矛盾，那么就能够促成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教育犯错误的同志，批判反动思潮，打击顽固势力。这样也就能促进三结合。建立革命的权威和纪律，克服无政府主义，掌握大方向。否则，如果任四三、四四的矛盾继续下去而抓其他矛盾，则决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
             原载北京《四三战报》第一期（1966年6月11号）
    
　　一九六七年七月，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摘录
    一、狂犬吠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思想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前进的指路明灯。“联动”罪行累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它在刘邓的幕前幕后操纵下，狂犬吠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疯狂抵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联动”在它们的（003号）通告中就疯狂地叫嚣什么说“要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十分恶毒地说什么要“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清华附中联动分子卜ＸＸ公开叫嚣：“我要学会全部马、恩、列、斯著作，来驳倒毛泽东思想。”
　　▲马甸中学联动分子公然写出反动标语：“★★★打倒！万万岁刘ＸＸ。”
　　▲翠薇中学联动分子公然写出反动标语：“打倒党内最大的当权派。”
　　▲定福庄联动分子在小说《风雷》中公开写上“打倒★★★。”
　　▲最近清华附中联动分子写给《井岗山》的信中，竟然把林彪同志的名子上打“Ｘ”。
　　▲清华附中联动分子卜ＸＸ说：“我现在怀疑有一个人，非常残暴，想把所有的老干部都踩下去”。“我担心会出现史达林时代的大疯狂”。
　　▲北大附中联动分子ＸＸ恶毒攻击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我们的付统帅林彪同志。他说：“★★象赫鲁雪夫吹捧史达林一样吹捧毛主席。”还说什么“人说林彪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典型，有什么材料可证明呢？”并且做贼心虚地说：“千万别传出去。”这就充分暴露他们的反革命嘴脸。
　　▲北大附中联动顽固分子宫ＸＸ在石油附中地下室说过：“这世道没有一个公道人替我们说话。”（按：这是对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极大诬蔑！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极大诬蔑！）
　　▲北航附中一联动分子说：“毛主席受了江青的骗，也要作检查。”
    ▲北大附中联动分子ＸＸＸ说：“我不敢学习毛选，越学越反动。”他甚至还说：“老子不学毛选，照样当左派。”
    ▲北大附中联动小头目牛ＸＸ说过：“不是文化大革命方向错了，就是毛主席领导不得力。”
    ▲北大附中联动分子苏ＸＸ含沙射影地攻击毛主席和江青同志。他说：“列宁夫人反列宁；史达林死后，史达林夫人反史达林你就往下想吧……”
    ▲联动分子六冲公安部时，群众在广播中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时，联动分子则狂叫“刘ＸＸ万岁！”当场被捕获。
　　▲三月二十六日，育才中学联动分子竟说：“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看。”
　　▲一月六日晚，数百名联动暴徒打着“联合行动委员会”破旗闯入市委接待站。狂呼“打倒中央文革”，“刘ＸＸ万岁！”等极端反革命口号。革命群众当场把他们抓住。
　　同日晚，又一批联动分子飞车过西单狂呼“打倒★★★，保卫刘ＸＸ”反动口号。并散发同一内容反动传单。充分说明联动就是刘邓豢养的一群走狗。
　　▲农机学生李英华一贯反动。去年九月十七日他恶毒地说：“林Ｘ是最大的坏蛋，ＸＸＸ次之”农机东方红抓住了他押往公安部。途中一联动分子拦劫车辆，对反动学生李英华说：“你没有罪，你要坚持斗争。”继而将他抢去。
　　▲今年三月份，农大附中联动分子贴出了“拥护刘ＸＸ当国家主席”的反动标语。
　　▲定福庄中学联动分子把毛主席的巨幅照片撕成碎条扔满一地。从一个联动分子中发现一堆撕坏的主席象和林彪同志的象。
　　▲在石油附中地下室（联动老巢）中发现三个被砸烂的主席石膏象。
　　▲Ｘ校一联动分子一次就撕毁主席象三十二张，另一个联动分子竟然用毛主席象当手纸。
　　▲“八?一”学校联动分子ＸＸＸ，为了剪取一妇女头象，竟把背面的毛主席象破坏。
　　▲反革命分子彭ＸＸ极尽造谣能事，说“毛主席树北大附中《红旗》（注：该组织集体加入联动）为一面红旗，不能倒。”妄图为反动组织招魂。她还说过：“我不参加联动，并不是我不反中央文革，因为联动反的不是点儿，只知道乱冲，把老子逼急了，老子比联动还反动。”一语道破其反动本质。
　　够了！够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小撮联动顽固分子的言语行动竟如此露骨，反动气焰竟如此嚣张！他们以最卑鄙的手段，最恶毒的语言疯狂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付主席，攻击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白底黑字，铁证如山，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正如几个跳梁小丑，几只嗡嗡乱叫的苍蝇，它们的一声一泣，却赤裸裸地活画出这小撮顽固分子的反革命嘴脸！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命根子！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千个不签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就要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二、狼子野心，疯狂攻击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是毛主席的最高参谋部，是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挥部，她最忠实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坚决地支持了无产阶级造反派，深刻无情地批判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遭到了联动刻骨的仇恨，他们歇斯底里大发作，疯狂地漫骂，恶毒地攻击中央文革。下面记录了联动疯狂反对中央文革的罪行。
　　▲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以“破私立公”为名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大会。由联动顽固分子李单绸、项东平（京工附中），周春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马小军（石油附中）等人筹备召开，反动分子彭小蒙临场指挥，并扇动其他联动“老百姓”反中央文革。她对清华附中联动分子张新月说：“你们反不反？你们不反我反”。宫小吉也高叫“反了！反了！”在彭，宫扇动下，首都《红后代》七个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是北大附中的李铁兵）跳上台声撕力竭地狂叫：“坚决批判以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文革某些领导人不要太狂了”……
　　随着他们的狂吼，“红绸子们”发狂似的蹦起来，跳上椅子，跳上桌子，狠命鼓掌，哇哇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满天飞舞，嚎叫声，炮竹声，震耳欲聋。是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彭小蒙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奔上台来，对刚刚念完反动口号的马ＸＸ说：“念的好！我支援你，你们在学校干，我在家里给你们搜集材料。”还鼓励大会主席周春英说：“你一定要顶住。大家情绪起来了，你要不支持就是右倾。”会后演了两部电影。一部是毛主席8.18接见红卫兵。目的是回忆一下自己的“黄金时代”，当看到他们自己的镜头时，简直得意忘形！当镜头照到贺龙时，也使劲鼓掌。当出现中央文革首长时，他们就发出一阵叫?。
　　这个大会就是一个反中央文革的乌七八糟的反革命大杂会。请看他们在这次大会上狂呼的反革命口号：
　　1．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
　　2．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4．谁敢乱捕革干革军子弟小心狗头！
　　5．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6．活着干，死了算！
　　▲联动分子千方百计离间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的关系，中央文革和毛主席的关系，以达其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他们造谣说什么“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都是背着毛主席干的，是企图搞政变”等。
　　▲江青同志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联动分子用十分卑鄙的手段十分恶毒的语言攻击江青同志。反革命分子彭小蒙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觉得江青同志有些冲动，不爱听反面意见。”“我要是把她的材料抛出来就够她受的。”联动分子苏秋滨说：“江青就会感情用事，江青太狂了！”另一个联动分子恶狠狠地说：“我恨江青！”还有一个联动分子（都是北大附中的）说：“江青、戚本禹净想把人家打下去自己好上来。”
　　▲联动分子攻击江青同志黑诗一首：
　　遥忆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且看今日送果人，戴上手铐把牢坐。
　　▲联动分子还恶毒攻击关锋、戚本禹同志。农大附中联动分子在大字报中大骂关锋，戚本禹是狗崽子的代言人。
　　▲北大附中联动分子轻蔑地说：“戚本禹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十七级干部。”
　　▲清华附中联动分子说：“戚本禹来了，咱们装作不认识把揍一顿。”反动气焰何等嚣张。
　　▲清华附中联动分子养了二只狗，一个名叫“戚ＸＸ”一个名叫“蒯ＸＸ”。这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极大侮辱！
　　▲去年十一月底牛皖平等联动分子在大街上贴出反动标语：“关锋、戚本禹逼我们上梁山，我们不得不造你的反。”
　　▲北大附中联动分子ＸＸ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谈到：“明起来我们跟三司干，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是跟中央文革干。”一句话道破了他们反三司的最终目的。
　　▲彭小蒙在一封黑信中写道：“我翻毛选，又拜读了十六条，认为中央文革所做所为都不符合。”
　　▲联动分子攻击中央文革的反动言论：
　　1．要揪出三司后台，揪出中央文革是中央文革，揪出谢富治是谢富治。
　　2．江青就会感情用事，江青太狂了！
　　3．对中央文革要调查，要整戚本禹！
　　4．中央文革破坏大民主。随便动用国家机器，逮捕红卫兵，这是方向路线的错误。
　　5．我们认为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林副主席，更不是党中央，为什么反不得？
　　6．谁要是对中央文革不满，谁要是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就给谁打成反革命……这是什么作风，显然是国民党的作风。
　　7．谁也没有中央文革权力大，他们一呼百应，现在又拼命挤入军委，ＸＸＸ已被软禁了，政变的条件成熟了。
　　8．中央文革从来不搞人的思想革命化。
　　9．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
　　▲一封恶毒攻击中央文革、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黑信。这是北大附中联动分子ＸＸ的一封家信。这是他们炮打中央文革的自供状。全文是：
　　爸爸、妈妈，你们好！
　　北京市内白色恐怖，三司乱抓人，许多无辜同学因和三司观点不一致而入狱，公安局也拘留人，我们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主要成员是八?一八前老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被群众认为是反革命组织，在马路上凡戴联合行动委员会袖章的，随时都有被抓的可能。28号若不去天津，可能也只得被公安局拘留。
　　联合行动委员会明起来是跟三司干，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是跟中央文革干。我很怀疑江青，她干了些令人不理解的事。现陶铸被江青陈伯达等人点了名，北京开始炮轰陶铸，要知陶是4号人物，而现在一点陶的事都指不出来。
　　……
　　江青水平太低，她现在的错误往轻点说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改造好，对无产阶级东西还不理解；往严重了点说，就是怀疑她有野心。在信上不便于一一细说。
　　……
　　现在大街上炮轰陈老总又轰叶剑英，文革现又把陶铸、王任重、刘志坚、周荣鑫抛了出来，我怀疑文革把责任错误都摊在一个人身上，保住自己。北京现文化大革命方向不对，文革很不胜任。
　　……
　　我是个有抱负的人，愿干出点东西来，不过现在形势所迫，走为上策。
　　女儿1.7晚
　　同志们，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毛主席的最高参谋部。谁恨中央文革？只有阶级敌人，只有刘邓陶，只有帝修反。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衡量一个人一个组织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志。谁胆敢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要他的狗命！

    三、顽固不化，死保刘邓黑司令部
    
　　毛主席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联动一小撮反动分子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但却对刘邓黑司令部一保再保。下面揭露出的许多事实，充分说明，联动就是刘邓黑司令部豢养的一群走狗。
　　▲联动黑诗一首，道破问题本质。下面是从一联动分子手中抄出的黑诗一首。
　　失败何心甘，
　　誓要把案翻。
　　重整旗和鼓，
　　死保刘和邓，
　　此仇须早报，
　　四时待鸡鸣。
　　▲清华大学八‧二四事件
　　六六年八月清华大学的革命造反派，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鼓舞下，高举造反有理的革命旗帜，彻底清算刘邓工作组迫害无产阶级革命的滔天罪恶。他们发扬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拿起笔作刀枪，矛头直指刘少奇为首的黑司令部。在八月二十日以后的几天里，清华园内贴满了揭露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王光美之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行的大字报。
　　清华大学革命派的这一行动，在革命群众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二十二，二十三日到清华看大字报的，每天都十万人左右。
　　但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为之心惊胆战，他们指挥他们的保皇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八?二四白色恐怖事件，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八月二十四日，以刘涛、贺鹏飞为首的清华大学红卫兵，调集了十二个学校的保字型大小红卫兵，撕去了矛头指向刘邓一伙狐群狗党的一切革命大字报。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刘涛、贺鹏飞同清华附中红卫兵一些人讨论了“行动”计画。叫嚷连什么水源，电源、广播台……都要“武装占领”。中午十二点赶制了专用的红卫兵符号，下午2:00十二个学校的保皇军集结在清华附中操场，贺鹏飞做了一番恶意的煽动，竟然污蔑揭露批判刘少奇这一革命行动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时，他们派人“占领”校广播台，控制了宣传机构。
　　下午4:00，所谓十二学校红卫兵一开进清华园，就立刻包围了大字报区，接着四处派人声撕力竭地宣读了一份所谓“最后通谍”，什么“狗崽子放老实点”呀，什么“你们想把党的领导人一个一个搞臭”呀，陈词满书，不一而足。他们企图用武力驱散看大字报的群众，扬言这些大字报不许看、不许抄、强行抢走革命群众的抄录本。有一个同学因抗议了他们这一暴行竟被他们拳打脚踢。
　　他们为了“秋后算帐”，对大字报进行了详尽的拍照，特别认真拍下了大字报的作者，以便对之进行迫害。拍照结束后下午六时许，撕去了揭露、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王光美之流的全部革命大字报。盖之以“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狗崽子不许翻天”、“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之类的叫?口号。
　　事后，他们还在校园游行一周，向“狗崽子”示威。
　　晚上，他们非法抄了“第一红岩”等战斗组的家，理由即是因为他们揭露批判了刘少奇。
　　八‧二四事件是在王任重一手策划下搞的，事先，刘涛向王任重打过电话，汇报了“情况”，事后，直到九月末，王任重还说，八?二四没有什么问题。
　　▲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12.25大行动。
　　66年12月为了彻底摧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司令部，清华井岗山兵团举行了声势洁大的12.25大行动。
　　66年12月25日五千余名井岗山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员工怀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刻骨仇恨，怀着对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刻骨仇恨，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顶着刺入肌骨的冷风，步行到城里，分别在天安门前，王府井、西单、北京站和菜市口等地进行了大宣传、大游行、大示威。他们不怕天寒地冻、困难重重，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捣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不向毛主席投降，就让他灭亡！”、“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等巨幅标语贴在天安门城墙上，贴在大街两侧商店的橱窗上了，把深刻地揭露刘少奇二十余年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的大字报，以宣传栏的形式，张贴在大街小巷。
　　在各个宣传点，广播车不停地向群众宣传刘、邓的罪恶活动，宏亮有力的声音在大风中回旋，合成一股巨流，“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这声音响彻了天安门广场，震撼北京城！
　　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井岗山兵团的这次革命行动，激起了那些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混蛋们的无比恐慌和仇恨，一个歹徒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趁着散发传单时秩序混乱，用匕首刺伤井山兵团战士方雁生同志，殷红的血浸透了棉衣。另一批暴徒，趁着兵团大队进城宣传之空，偷袭了几个战斗小组，抢走各种宣传工具以及衣裳等物。
　　这一小撮暴徒混蛋们，他们倡狂之日正是灭亡之时，他们的后台老板已经完蛋了，他们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他们怎样的垂死挣扎，都终究逃不脱党的阳光，逃不脱毛泽东思想的阳光！
　　▲地质部事件简介
　　八、九月间，地院东方红战士高举革命造反大旗，三进地质部大造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以何长工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调来“西纠”宪兵队前来镇压。
　　九月六日早上，西纠队员云集地质部，封锁了主楼，利用何长工提供的广播室大骂造反派，把地院东方红战士层层包围，连上厕所都受到限制。
　　西纠一到，何长工等就一见如救，老混蛋说：“没有你们（西纠），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西纠分子则大骂“东方红”战士：“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们纠察队爷爷有权保卫国家机密，有权保卫‘老首长’，‘你们这些混蛋，狗崽子为什么无视‘红卫兵’，无视‘老首长’”。他们拳打脚踢，大打出手，气势汹汹，分兵把关，连何长工，邹家尤出入都有西纠分子“随驾”。
　　西纠后台许明（孔原老婆）怕露出马脚，急忙于第二天电告西纠撤退，第三天西纠灰溜溜遛走。
　　▲政法学院《政治公社》宣传车因白天到街上宣传毛泽东思想，揭露刘邓的罪行。联动分子也把它列为一条罪状，晚上纠集数十人，把宣传车砸坏。

    四、蚍蜉撼树，疯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垂死挣扎的产物----“联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组织，自出笼以来，作恶多端，坏事做绝，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去年十二月，他们公然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公安部，反动气焰甚嚣尘上。毛主席说：“捣乱，失败，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一小撮联动分子，正是按照这个逻辑一步步走向死亡。他们冲一次公安部，就把一条新的绞索套进了他们及其刘邓黑后台的脖子上。
　　“联动”暴徒六冲公安部
　　一冲
　　去年12月16日晚上，“北航红旗”将两个企图偷摩托车并行凶打人的“联动”分子押送公安部。正在公安部接待室与公安人员接洽时，一伙“联动”暴徒冲进了接待室，劫走凶手并打伤红旗战士。公安部的同志出面制止，这些暴徒非但不听，反而破口大骂，冲撞公安部的工作人员，甚至动手打了一个前来解决问题的副部长。接着对其他工作人员围攻、殴打，嚣张至极。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公安人员除将其中打人最凶的几个拘留起来外，继续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拘留期间，工作人员帮助他们学毛主席著作，没带语录本的还发了语录。这样，他们“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可是，释放出来后，一反既往，一口咬定，说公安部乱抓人。
　　二冲
　　12月28日上午，“联动”调来了二、三百名暴徒、强占了接待站的八个办公室，无理殴打在里面办公的同志，迫使这些同志离开办公室。他们还大肆破坏、砸烂玻璃、电话机、把痰盂、茶杯、墨水瓶等向公安部院里扔。工作人员在院内向他们喊话，请他们派代表来谈，却被这些暴徒用弹弓打伤一个同志的眼睛，用石头打伤另一个同志的头部。中午，又有十几个暴徒从窗户跳进院内动手打人，当即被公安人员扣下，让他们吃了饭，又对他们作了仁至义尽的说服，他们都先后承认了错误。到下午四、五点钟，在接待室的暴徒，又都从视窗跳到院里，将工作人员团团围住，连骂带打。另一部分暴徒围攻一位患心脏病的女同志，该女同志当场昏倒，而暴徒不让抢救，经过两小时的努力才把病人营救出来。这帮暴徒又撞入大礼堂，把里面的设备砸个乱七八糟。他们在礼堂里野驴般地尖吼：“高干子弟要掌权！”“打倒第三司令部”！“打倒公安部！”“枪毙三司后台！”“中央文革支持三司乱抓人”“公安部权力下放”等反动口号，并撕下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把一些反动口号涂在墙上，这天半夜，一个副部长要找他们谈，他们拒不理会，反而大骂什么“兔崽子”、“混蛋”等，把副部长赶出礼堂。第二天，即29日早上，他们把被扣留的二个打人凶手抢走，并将三个公安人员用绳子绑架到礼堂。进行围攻、谩?。有一个同志被他们用绳子勒住脖子，差点儿咽气。他们还把装大便纸的箱子扣在工作人员头上。第二天，30日，革命的工人、学生要求支援公安部，他们才蹒跚而退。
　　三冲
　　12月31日，“联动”又纠集了近一百名暴徒，再次冲进公安部接待站，强占了两个办公室。工作人员请他们派代表来解决问题，他们置之不理，并动手打人，当场推倒一个女同志，踢伤一个男同志，经公安部同志耐心说服，他们到一月一日下半夜才灰溜溜地逃掉了。
　　四冲
　　1月6日晚上十一时左右，“联动”又纠集了百余名暴徒第四次冲公安部。这次他们公然从公安部的大门冲了进去。在里面大撒反动传单，写着什么“活着干，死了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等反动口号。以后又冲入礼堂，再次捣毁礼堂的设备，包括电话机、配电室等，并在礼堂内点放鞭炮，涂写反动标语。第二天早上，公安部广播室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广播出去，他们着慌了，企图捣毁广播室，但没找着，便到处割电线，砸喇叭，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得逞，又转而进食堂，把食堂的四、五十斤粉肠和五、六十斤猪头肉抢吞一空。他们一边吃，一边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革命行动”，“@!#$，公安部的猪肉真好吃”。真他妈是一群下三赖！以后，革命群众闻讯赶来，这伙暴徒谎称总部来电话要他们回去，一溜烟夹着尾巴仓徨而逃。其实电话早让他们砸坏了。
　　五冲
　　一月九日，他们又一次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企图冲入公安部，他们疯狂大喊“打倒三司”甚至喊“打倒江Ｘ”。由于不少革命群众闻讯自动赶来保卫公安部。“联动”的企图没有得逞。但他们竟将“二踢脚”装上铁钉向负责守卫公安部的解放军同志脸上扔去，使好几个战士受伤。
　　六冲
　　可是他们的贼心不死，隔一天即1月11日，他们于二十八中集结，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企图第6次冲公安部。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革命群众更多了，“联动”一到，立即就陷入了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冲成。在广大革命群众的严词驳斥下，他们一小撮人理屈词穷。但居然还无耻地向公安部提出所谓“最后通谍”，临走时还喊出“油煎江Ｘ”，“打倒周ＸＸ”，“打倒陈ＸＸ”、“刘ＸＸ万岁”等极端反动的口号。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行为决不施仁政。”公安部依法逮捕了一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家伙，好得很！打倒联动一小撮！枪毙联动后台！解放联动老百姓！坚决支持联动造反派！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
　　联动攻击公安部的各种反动口号：
　　1．强烈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
　　2．公安部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
　　3．公安部执行了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4．强烈抗议公安公然对抗十六条！
　　5．公安部挑动群众是一个恶毒的政治阴谋！
　　6．炮轰公安部！火烧谢ＸＸ！
　　7．公安部打人凶手必须严办！
　　8．不许公安部乱抓革干革军子弟！
　　9．强烈要求给被抓的“红卫兵”平反！
　　10．三司一部分受蒙蔽的同志起来揭发公安部的罪行。
　　11．抗议公安部乱抓人。
　　12．乱抓老“红卫兵”绝没有好下场！
    13．联动骨干宫小吉说：“公安部没干一件好事！”“压而不服越压越硬！老子就是不服！你逮吧！”
    
    五、丧心病狂，围剿革命左派组织
    
    　　文化大革命以来，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勇敢的闯将，他们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造反精神最强，他们是一支向着刘邓黑司令部冲锋的先锋队。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屡建功勋的首都三司和其他造反派就是这样的“闯将”和“先锋队”。正因为如此，“联动”这个反革命组织对他们恨之入骨，怕得要命，他们使用了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抄砸暗杀，恐吓谩?，无所不用其极，千方百计要把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大旗的“三司”革命造反派打下去。
    　　请看联动分子围剿革命左派组织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政治上的恶毒攻击和谩?。
    　　▲一月四日，联动分子在辩论会上大骂三司：“三司是牛鬼蛇神的大本营”。
    　　“各种扒手的旅店”
    　　“是反革命组织”
    　　“破坏党的阶级路线”
    　　“执行了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三司是镇压中学红卫兵运动的罪魁祸首”
    　　“三司臭名远扬”
    　　▲在一月十日联动的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他们向公安部提出所谓“最强烈的抗议”，扬言要“严惩三司、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
    　　▲联动狂呼：“三司是江Ｘ的干儿子”、“中央文革就是三司的后台”、“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等反革命口号。
    　　▲他们到处张贴“打倒三司”、“油煎蒯大富！”“谁说青山不老，谁说三司不倒，我们就是愚公，定把三司挖掉！”“谁说公鸡下蛋，谁说三司好汉，三司决非好汉，全是混蛋王八蛋”等黑诗、黑话、反动标语。
    　　▲12?26大会上，联动干将李蜀龙抛出了大毒草《年终话三司》污蔑三司是“捕打”、“随意抓人”，是“压迫有理，抓人有理。”狂叫：“有道是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三司，三司，于若惹得天怒，人怒，兔子尾巴，秋后蚂蚱。”
    　　▲中央文革责成北京市委发出重要通告（十一月十八日）后，联动根本不理睬，进行打、砸、抢，大搞白色恐怖……钢院附中联动分子把贴在校内的《通告》全部撕毁，并在上面横加指示。北大联动分子指着《通告》说：“这他妈没用，对三司就得砸！”
    　　▲北大附中联动分子对三司恨之入骨，狂吼：
    　　“吃三司的肉，啃三司的骨头”
    　　“三司小人一个，放屁何其多，妄图推翻联委会，老天对我无奈何。”
    　　“看联动奋起镇妖，可喜可敬”
    　　“藐三司横行一时，可憎可气。”“天壤之别”
    　　▲各种反动口号：
    　　坚决砸烂三司的狗头，三司是挑动群众斗争的罪魁祸首；
    　　三司上保中央文革的错误，下保自己的错误；
    　　谁说公鸡下蛋，谁说三司不完蛋，三司并非好汉，全靠抓人吃饭；
    　　坚决反三司，反到底就是胜利，踏平三司！
    　　西纠精神不死，血洗北京城！联Ｘ万岁！
    　　全市的革干革军抬起头来，革干革军子弟不是好惹的！
    　　活着干，死了算！
    　　大抄大砸：
    　　▲联动曾三次砸三司，每次都毒打三司的红卫兵战士，把东西抢劫一空。
    　　▲从一月六日到九日，全市中等学校的批资联络站普遍被联动砸。
    　　▲一月六日，农大附中“八?一八”井岗山红卫兵被砸，九日，北大附中井岗山被砸。
    　　▲六六年十二月七日，联动闯进了民族饭店，乱抄乱砸，并殴打了坚持斗争的北航红旗战士。
    　　▲《新北大》校刊编辑部被砸；
    　　去年十一月，北大附中联动分子以宫小吉为首的一伙，砸了毛主席亲笔题词诞生刚刚两个多月的新北大校刊编辑部。他们在墙上毛主席象旁写上“造反有理”，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贴在椅背上，把毛主席题字“新北大”扔得满地都是，甚至扔到厕所里，并砸碎玻璃窗往外面扔。他们抢走了两捆材料，从毛选学习宣传组偷走50多本语录。并顺手抢走九十多元卖校刊的钱。
    　　各种恐吓信
    　　按：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联动分子的各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都遭到了可耻的破产，于是他们采用各种恐吓的办法企图吓倒革命造反派，真是蚂蚁缘槐，蚍蜉撼树，可笑之极，无耻之至！镇压何所惧，恐吓奈我何。让联动这伙可怜虫抬着刘邓的僵尸，尽情哭泣吧！
    　　▲北大附中井岗山的混蛋王八蛋们：
    　　别看你们今天闹得欢，将来小心你们的驴头，崽子别狂，等着瞧！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你们靠边站！你们今天斗了我们的人，这血恨一定要报，小王八蛋们别高兴得太早了。
    　　不管你们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反正革命的重担不能落在你们身上，崽子们，考虑考虑你们的后路吧！
    　　彭小蒙、宫小吉、牛皖平是很好的干部子弟，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如果你们下次再开4?13类似会议，我们老红卫兵就不客气了！
    　　打倒“红色”地主！
    　　打倒“革命”资本家！
    　　不许崽子翻天！
    　　坚决击退崽子的倡狂进攻！
    　　干部子弟要掌权！
    　　天下是我们的！
    　　北京一○一中
    　　你们的爷爷---老红卫兵
    　　▲给清华井岗山的一封恐吓信。
    　　可“尊敬”的蒯“司令”：
    　　自总理给您平反以后，您“青云直上”沾沾自喜、不可一世、真可谓“老子天下第三”也！
    　　殴打解放军、冲击天安门……诸如此事举不胜举、您----“司令”脸上好不光彩！即日登门“拜访”，奉送“清凉剂”一付、望“司令”接受。
    　　最后予祝第三司令部“岿然不动”！！！
    　　北京女八中
    　　《忍无可忍》战斗小组
    　　于1966年11月15日
    　　▲一月二十日，从“八?一”学校联动分子身上搜出一封恐吓信，全文如下：
    　　八一纵队的儿子们：
    　　你们小心点！三天之内爷爷们抄你们，你们小心点，尤其是康小会，兰州小流氓李东京，北京小回子颜小光、北京大胖子邓国庆、天津小病包裴小红、新疆小四眼以及你们的狐群狗党们，等着挨刀吧！下面将“八?一”纵队小子们形容如下：
    　　颜小光：大肥猪；康小会：小狐狸；
    　　韩北宁：大狗熊  李旦生：白面蛋白质
    　　李乃民：日本人  丘志全：日本良人。
    　　哈！哈！哈！哈！
    　　山本太郎特务队（手印）
    　　爷爷队（手印）
    　　爸爸队（手印）
    　　杀康小会战斗队（手印）
    　　杀李旦生战斗队（手印）
    　　杀李乃民战斗队（手印）
    　　17／1
    　　联动黑诗选
    　　按：联动代表了一种最腐朽、最反动、最没落的社会思潮。他们心灵空虚，精神颓废，走投无路。他们在大抄大砸大偷大抢之余，写出大量反动黑诗攻击谩?革命左派组织，发泄他们对中央文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现先登几首，供大家批判。
    　　****
    　　相当初小将可爱造反有理，看今朝血统高贵什么东西
    　　横批：一落千丈。署名：想不通。
    　　****
    　　满天风雨满天仇，热血染战衣，
    　　革命何须怕断头；刑场不回头，
    　　留得志士豪气在，横眉冷对还乡团，（指“三司”）
    　　三年归报楚王仇！老天知情是沧桑。
    　　****
    　　遥忆当年送沙果，滚滚鬼火照天烧，
    　　江青阿姨真爱我，倒走横行尽魔妖，
    　　且看今日送果人，乱世方显男儿志，
    　　戴上手铐把牢坐。抛却书箱近山坳。
    　　深仇大恨记心头，小丑跳梁，
    　　不雪耻辱誓不休，又把老病犯。
    　　今我决心高于天，暴风雨里直打颤，
    　　不报此仇不丈夫，神智早已昏乱。
    　　张牙午爪剿，雨过天晴心暖，
    　　欺我联动如新仇，永读雄文四卷。
    　　莫看三司狂一时，投入阶级斗争。
    　　乃巳是群拉物猴，昆虫休想翻天！
    　　三司本是纸老虎，**
    　　跳梁小丑不知羞，谁说青松不老
    　　泥佛过江命难保，谁说三司不倒，
    　　下场不如赫秃头。我们就是愚公，
    　　**定把三司挖掉。
    　　崽子狂吠奈我何，**
    　　苍芒大地主沉浮，恨不卫旗者，
    　　兵家胜败乃常事，难临逃之夭，
    　　劝君何须自寻烦。残旗尚如此，
    　　**我何惧贼捕。
    　　浪迹京城忆西纠，**
    　　故人生死各千秋。
    　　散伙已在数日后，
    　　二爷忍做三司囚。
    　　**
    　　秋风一吹稻谷香，崽子们，
    　　会计跑遍打谷场，现在你们狂，
    　　帐本算盘带的齐，我们会算帐，
    　　一死有何难，一天不行两天，
    　　到处是青山，一年不行两年，
    　　四不清者，十年不行二十年。
    　　“红旗”飘处送公粮。你们等着。
    　　**
    　　《红旗》战士们，昂起你不屈的头颅，喊出你心中的愤怒。
    　　红卫兵天不怕，鬼不怕，神不怕，还怕逮捕坐牢房？
    　　****
    　　看联动，奋起锁妖，可喜可敬，
    　　藐三司，横行一时，可憎可气，天壤之别
    　　**
    　　三司小人一个，放屁何其多，妄想推翻联委会（即联动），老天对我无奈何，
    　　**
    　　吃三司的肉，啃三司的骨头。
    　　**
    　　野火烧不尽，革命不怕抓，
    　　春风吹又生，誓死闹革命。
    　　失败何心甘，独坐床前思潮湃，
    　　誓要把案翻。亲人雍容友（？）在，
    　　重整旗和鼓，昔日战友人何去？
    　　此仇须早报。亲人一去不复返。
    　　死保刘和邓，**
    　　四时待鸡鸡。
    　　**
    　　风雷间，甘地慕，慈禧嫉，
    　　鏖战急，金声盖旨，欲可愚。
    　　陈宫溃，那些嫩手抽筋，
    　　骚人溢，老文畏主信密计。
    　　四十余年廉颇将，无奈“神塔”压顶头中立，
    　　今日拜倒茶花女。昂首待鸡啼。
    　　****
    　　度三十
    　　雪花飘飘夜风寒，
    　　孤单一人坐房间，
    　　无被难度漫长夜，
    　　燃把木柴来取暖。
    　　又烦又困又寒冷，
    　　敲门两次未成功，
    　　只好独白来《铁血》。
    　　**
    　　七绝
    　　夜半更深雪花飘，春夏秋冬
    　　无衣无被难睡觉，一江春水泛东舟，
    　　忽见炉中有余烬，满山秋风送谷熟，
    　　燃柴取暖待明天（天明）。春去秋归人心暖，
    　　**瑟瑟寒霜冻死猴。
    　　**
    　　对联
    　　是驴是马战场上见，
    　　是真是假风浪中看，
    　　走着瞧。
    　　**
    　　这话一点也不假这就是：
    　　某君曰：臭鱼找烂虾，臭鱼找烂虾，
    　　乌龟专找大王八。乌龟专找大王八，
    　　嘻嘻嘻！这话一点也不假。嘻嘻嘻！这话一点也不假，
    　　只有我们几个呆在一起才融洽！嘻嘻嘻！真是一点也不假。
    　　要问这是啥道理，嘻嘻嘻。
    　　****
    　　你娘是个大地主，我爹才入过两次国民党，
    　　他爹是个资本家，王五的老K不过是个小稽查，
    　　张三妈是个“烂菜花”咱们几个朋在一起，
    　　李四的爸是个伪员警，结成狗党。
    　　----干脆就叫“ＸＸＸ”。
    　　****
    　　战风才添春色，今又输，赢将至，
    　　造反方显钢强，枪上膛，大乱宇宙多惬意，
    　　先输后赢反复有常，坏蛋一扫光。
    　　****
    　　如来赞
    　　石猴本英豪，大圣赌输赢，
    　　初生猴性刁。佛手留猴臊。
    　　只道会攀山，一掌翻过去，
    　　谁晓天更高，休想将尾摇。
    　　大言当皇帝，只缘收歹心，
    　　欲把天庭搅。西天方得到。
    　　其知玉帝蠢，若把顽心保。
    　　如来是佛老。山压至今遭。
    　　****
    　　清平乐
    　　红梅俏艳，革命熔炉争雄，
    　　气煞墙草颤。越炼红心更红。
    　　红梅心红经百炼，千秋挺胸昂者。
    　　墙草随风摇撼！万戴小丑狗熊！
    　　《无题》
    　　身在曹营心在汉，下决心，坚宏图，
    　　昔别几日胜几年，誓与崽子不戴天，
    　　见信心里好生烦，有朝一日我归还。
    　　崽子竟敢来翻天。杀他个片甲不留马仰人翻！
    
    　　六、鼓吹血统论搅乱阶级阵线灭绝人性实行法西斯专政
    
    　　联动狂热地鼓吹“自来红”谬论，以反动血统论代替党的阶级路线，以此来抬高自己，为自己掌权做舆论准备；以此来打击群众，压制革命，搅乱阶级阵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联动七月份就抛出反动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
    　　基本如此（鬼见愁）
    　　老子反动儿混蛋
    　　“基本如此”以后有各种变种，如“代代相传”，“完全如此”，“永远如此”，“绝对如此”等。
    　　江青同志建议将对联改为：
    　　父母革命儿接班
    　　理应如此
    　　父母反动儿背叛
    　　联动不听，却改为：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
    　　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
    　　专政到底
    　　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
    　　代代相传
    　　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
    　　老子革命打江山
    　　代代红
    　　儿子造反为江山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
    　　谁敢翻天
    　　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真是乌七八槽无奇不有。诸如此类，数不胜数。联动之所以如此卖力地鼓吹反动血统论目的就是要“世世代代掌大印”，就是为着“高干子弟要掌权”。
    　　请看几个调查材料：
    　　▲师大一附中干部子弟掌权情况：
    　　刘少奇把出身好例为“左派”的必备条件。狂热鼓吹反动血统论。刘少奇亲自控制的师大一附中工作组进校后就急急忙忙地秘密召开部分高干子弟会。肉麻地吹捧他们“最可靠”，“阶级感情最深”，“是立场坚定的‘左派’。”不久，工作组就宣布五名高干子女为工作组组员，并一手抛制了全是干部子女的革委会。不用说其他出身的革命师生，就连工农子女和工人都一律排除在革委会之外。当时各班掌权的核心组也都由干部子女组成。而革委会成员权力大小，地位高低，则完全按父母官职大小来确定。高一学生刘平平就是工作组组员，又是革委会主任，并不是革命群众选举，而仅仅因为她是刘少奇女儿，她爸爸官最大。师大女附中初一学生刘婷婷任革委会委员，更没有别的道理，唯一的条件她爸爸是刘少奇。
    　　刘少奇的阶级路线就是“高干子女要掌权”。就是“自己子女要掌权”。
    　　再请看清华大学的有关材料：
    　　▲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在清华大学向贺鹏飞调查材料整理如下：
    　　一、6．24日辩论会后，叶林讲：“我们看着你们不行了，顶不住了，如果你们完了，我们也完了。但是你们不要怕，即使我们被赶走了，我们还要回来。”
    　　二、6．14－6．15，叶林把一大群干部子弟叫到强斋去开会。说：“干部子弟要掌权。”凭印象任命各系革命委员会主任，指名ＸＸＸ讲：“你当ＸＸ系革命委员会主任。”又指着ＸＸＸ讲：“你当ＸＸＸ系主任。”又问自控系主任谁当，刘涛自告奋勇地说：“我当。”叶林表扬了刘涛说：“在这个问题上要当仁不让。”
    　　三、工作组临撤之前，工作组决定成立各系文革主任联席会。工作组付组长扬壬放任命贺鹏飞为组长，刘涛、李黎凤当付组长。叶林说：“权一定要交给你们，交给别人我们不放心。”“工作组有错误，这我们的，要全承担下来，与你们无关，我们要保你们，把权交给你们。”
    　　清华大学高干子弟掌权的概况：
    　　一、简介：
    　　刘涛----刘少奇之女，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付主任、校临时主席团和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负责人之一，自控系“文革主任。”
    　　贺鹏飞----贺龙之子，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主任，校临时主席团主任委员，机械系“文革”主任。
    　　李黎凤----李井泉之子，校“文革”筹委会、临时主席团及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负责人之一，工物系“文革”主任。
    　　刘菊芬----刘宁一之女，清华大学红卫兵总头目。
    　　乔宗淮----付外长乔冠华之子，伪“三临”（校“文革”临时敌委会、临时主席团、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数力系“文革”主任。
    　　胡劲波----胡克实之子，机械系“文革”负责人。
    　　王新民----王维舟之子，伪“三临”的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
    　　王苏民----四机部部长王铮之子，伪“三临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之一。”
    　　再请看一个下面的调查：
    　　北京的大中学校，特别是高干子弟集中的或刘邓直接插手的几个学校清华、北航、师大一附中、师大女附中、景山中学、女一中、北大附中、二十六中、十一、八一、一○一中……几乎或大部都是高干子弟掌权。
    　　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在七机部原是工作组红人。刘允真在丰台农业学校被安排为临时团委书记，参加了工作组；刘平平在师大一附中被安排为革委会主任，参加了工作组；刘婷婷在师大女附中被安排为革委会委员。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师大女附中，原来连班代表也不是，也被安排为革委会委员。女儿邓林在中央美术学院被安排为革委会付主任；邓的儿子邓朴方在北大技术物理系学习，原候补党员，也被王任重内定为北大校党委委员。
    　　此外象贺龙的几个孩子，贺鹏飞在清华、贺捷生在北航、贺迎明在景山中学。赵如璋的儿子赵丹平在京工附中，邹家尤的儿子邹建平在京工附中，孔原儿子孔丹在男四中、张鼎承之女张梅妹在女一中，张文舟的女儿张兰兰在女三中，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在男八中，安子文的儿子安国在石油附中……一个个都当上了“红卫兵”或革委会的头头。
    　　以上材料不难看出刘、邓拼命鼓吹反动血统论的险恶用心。工作组在时，刘邓就实行高干子弟路线，企图为复辟资本主义作干部准备。工作组撤了，刘邓又通过反动血统论，为高干子弟掌权做舆论准备；组织起自己的阶级队伍，企图通过高干子弟继续左右运动方向，执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压制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对抗毛主席的阶级路线，搅乱阶级阵线、混水摸鱼。随运动的深入，反动血统论又有新的用途，这就是压制群众，实行白色恐怖。
    　　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精神摧残
    　　联动分子（东、西、海纠）为了扼杀文化大革命，挖空心思对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进行政治迫害和精神摧残。下面几个方面的调查：
    　　一、不准学毛着。运动初期，他们把大批非“红五类”出身的、不同意反动对联的、反工作组的师生员工一概打成“右派”“反革命”“狗崽子”，强行编入劳动队，不准他们学毛着，请看下面几个材料：
    　　▲定福庄中学的“五条禁令”。
    　　五条禁令
    　　1．不许学毛着和毛主席语录。（他们解释说“右派”“狗崽子”学毛着只会越学越反动）
    　　2．交出自行车和手表；
    　　3．降低工资到最低生活水平（十二元以下）能活命就行；
    　　4．只许吃窝窝头不许吃菜；
    　　5．禁闭劳改。
    　　▲8．26农大附中《红旗》一小撮人，强行抢去了131名“狗崽子”所带的所有毛着和毛主席语录。
    　　▲清华附中《齐向东》把大批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同学和非“红五类”出身者一概骂为“狗崽子”，搜去了他们所有的毛着，他们的借口是“狗崽子没有资格学毛着，沾污了毛着”等等。
    　　▲一中和六中竟然把毛主席语录当作一种对“犯人”的惩罚手段。
    　　按：联动（东西海纠）一小撮混蛋自己不学毛选，也不准别人学毛选，他们仇视毛泽东思想，害怕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充分说明了他们就是一伙刘邓豢养下的反革命。
    　　二、不许带主席象章。
    　　▲清华附中郑光昭同学因出身非“红五类”，把他打成“狗崽子”“反革命”，胸前的主席象章多次被联动分子抢走，借口是“反革命带了主席像是对主席的侮辱”等，最后，这位同学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忍着剧痛，用锥子在胸前穿了一个洞，把主席象章别在肉上，鲜血一下子涌出来。他流着热泪对着毛主席象说：“毛主席呀毛主席，这下主席象章再也不会被他们抢走了”。
    　　三、不准参加政治活动。
    　　▲农大附中“八?二六”事件的受害者几乎全被剥夺了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力。剥夺了选举权。不准参加“七?一”庆祝活动，不准参加在天安门举行的“抗美援越”大会。不准参加“八月十八日的毛主席接见。”
    　　▲清华附中全校一千多人，除二百多名“血统高贵”的“红卫兵”外，其他八、九百人全部剥夺了“八?一八受主席接见的权利。”
    　　四、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
    　　反动血统论盛行时，许多学校就规定：学校的笔墨纸张“狗崽子”一律不准用。他们还规定：“红五类”可以全天在校外串连；职员及其他一般出身的下午五－七点可以串连；“黑七类”不准出校门。
    　　此外，他们还滥发各种“通谍”“勒令”剥夺了广大革命师生的各种政治权力。稍有违犯就拳打脚踢鞭子抽。动不动就无限上纲随时把你打成反革命。出身工农的接近了出身非“红五类”的，工农出身的被骂为“划不清界限”。出身非“红五类”的被扣上“企图拉工农子弟下水”的罪名。非“红五类”的同学接触多了，他们又说是搞“密谋”活动。饭吃少了说是“抗拒改造”，吃多了又说成是“对粮食政策不满”；写检查说成是“蒙混过关”，不写检查又说成是“消极对抗”，念语录声小了被说成是“没有感情”，声音高了又说成是“出风头”，高兴了被说成是“不作思想斗争”，苦恼了又被说成是“抗拒同学批评”……总之一句话，不准革命。在他们的皮带下，简直没有广大革命同学生存的余地，第三师范十几个同学被逼得无法存身，含愤离开学校。有许多革命的小将被逼得精神失常被迫自杀呵！据安定医院门诊部统计，仅在一天之间就送来了八个因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神经失常者。
    　　下面请看几个典型事例的材料：
    　　▲女二中革命小将更改“扬威路”的事件：
    　　八月二十日上午十点，女二中李源、张岚等几个革命小将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贴出把“扬威路”改为“反修路”的宣言。宣言贴出不到二小时，就遭到伪文革张ＸＸ及伪红卫兵的一些人的迫害。他们气势凶凶地大叫：“苏修都照象了，这是国际影响问题，快撕了去，不然国际影响更大了。‘大骂’狗崽子企图制造国际影响”。
    　　高二（4）班的革命小将首先以红卫兵的名义将“扬威路”的路牌贴上“反修路”的名字。结果遭到一顿臭?：“狗崽子冒充红卫兵”。
    　　中午，校门贴出了“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非红五类不许出门”的通令。下午就不许他们出门，他们要到王府井贴大字报支持男二中破四旧。于是发生一段对话：
    　　你什么出身？
    　　职员。
    　　不行！叫你们班红五类贴去。
    　　下午“外办”（市委）来了一个人，说什么“以我个人的意见，还是撕了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红卫兵”的一些人就是这样挥舞起反动血统论的大棒，企图把这个震惊中外的革命行动扼杀在摇篮里。
    　　这一革命行动得到工人同志的坚决支持，8．20下午六点多钟工人敲锣打鼓来送喜报。小将喜在心里笑在脸上；他们却大骂小将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想出风头等等。
    　　8月21日，党中央毛主席知道这个消息，立即给予坚决支援。那些人一看有利可图，便厚脸皮说，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劳。新华社记者来采访，他们装模做样去照象。原来贪天之功据为已有，把真正的革命小将抛在一边，主持反修路命名大会，拍电影，受周总理接见……他们的灵魂就是这样肮脏。
    　　随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被颠倒了的历史恢复了原样，事实说明，压制群众的干将绝不是什么破四旧的英雄，绝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真正的毛主席的红卫兵是我们革命造反派。
    　　▲农大附中“八?二六”事件
    　　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农大附中召开大会，该校为“红旗”“红卫队纠察队”一小撮暴徒控制会场，把一百三十一个出身非“红五类”的无辜同学（有许多同学是最早站出来的造反派）拉出会场，残施毒打（挨打者占全楼人数三分之一），皮鞭抽、棍子打，皮鞋踩，雷管炸，剪阴阳头，侮辱女同学……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同学衣服被打成碎片，有的脊骨被打断，有的眼睛被炸失明，有的被打得皮开肉烂血流如注……更加可卑的是他们打过人之后，还不准带着血出去，全部得洗去。后来，盆盆的清水竟然都变成了发黑的血水！更加不能容忍的是他们把被打者的主席象章全部抢去，把他们的毛选、语录扔在地上踩来踩去！他们一边打还一边无耻地说什么“叫你们这帮狗崽子尝尝无产阶级的火药味！”“毛主席给我们说的‘要武吗！’”这真是卑鄙之极无耻之至！决不允许联动分子（东西海纠分子）篡改歪曲最高指示！
    　　农大附中“八‧二六”事件是刘邓路线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血债要用血来还！
    　　▲六中劳改所简介
    　　六中劳改所是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用来残酷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人间魔窟。劳改所设在六中后院东北角。由看守室、刑讯室、男牢、女牢几部分组成。上设值班岗楼（由该校四不清干部武继广、李雁书设计），安有警铃、自动控制门、探照灯、夜间稍有风吹草动，便警铃四起，强光环射，西纠分子发出阵阵怪叫，一片阴森恐怖。墙上写着“红色恐怖万岁！”六个血淋淋的大字（由红漆和被害者流出的鲜血写成）。所内常放长短刀、木枪、皮鞭、弹簧鞭等种种刑具。正门用砖砌死，一律由后边窗口跳进跳出。除“犯人”及看守人员外，其他人一律严禁入内。为怕泄露劳改所内幕，曾打算挖地下室，因土质不好中途停工。大批革命群众就在这里惨遭迫害。左派学生王光华、老工人徐沛田就是被西纠分子活活打死、勒死在这里。人们称六中劳改所是新式“白公馆”和“渣滓洞”。
    　　▲徐沛田事件
    　　徐沛田是六中的退休老工人，今年八十六岁，对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他常说：“要是在旧社会，我早就死了，我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就这一个无辜的老人也惨遭西纠一小撮人的杀害。
    　　九月初，以朱支前为首的暴徒以“老吸血鬼”莫须有的罪名，对徐沛田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他们强迫徐跪在地上，嘴叨着破鞋爬行，把老人推进小便池，用水管喷射，用尿浇头，逼着让他吃屎、喝尿，真是恶毒之极，一伙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暴徒！
    　　他们将徐拉到淋浴室，用冷水浇身，然后又用滚开的热水泼至徐的身上，把老人的皮都烫掉了，浑身通红，面部庞肿。
    　　暴徒们并不就此罢手，他们把徐沛田带进厕所，活活地把老人用绳子吊死。事后还将他的尸体放在院内曝尸三日，并将面部全部打烂。
    　　▲王光华事件
    　　王光华是六中高三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积极，六月三日他就和同学们贴出了全校第一张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但是推行刘邓反动路线的西纠一小撮却对他恨之入骨，竟然下毒手将他杀害了。
    　　九月二十七日，他们乘王华串联回校之机，非法将他劫持到“劳改所”。暴徒们兽性大发，蜂涌而上，拳打脚踢，用木枪向王身上乱戳乱剌，并用枪托劈头盖脸地疯狂乱打，直使王光无法忍受，躺倒在地，暴徒们一面用脚猛踢王的头部，一面恶狠狠地说：“触及你的灵魂。”
    　　第二天早上王光华便尿了血并且昏到在地上。但是，那些创子手（粟胜利、陈小伦等暴徒）还不甘休，又将王殴打。到中午王光华便支持不下去了，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十几分钟后便死去了。
    　　到了深夜，这一小撮人为了封锁消息，掩盖罪行，趁夜深人静将尸体送火葬场火化了。
    　　王光华同志的死是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滔天罪行的深刻揭露，王光华同志同刘邓反路线的英勇斗争表现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小将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死不怕的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在谈到王光华同志的时候，江青同志说：“他是你们应该学习的英雄……”戚本禹同志说：“他贴第一张反党支部的小字报，可以算左派学生。”江青同志说：“对，应该算左派。”
    　　▲耿小西被刺事件
    十二月二日，继“劳改所”之后，六中“红卫兵”中的那一小撮人又成立了什么“砍变节”战斗组。他们企图利用这一恐怖组织来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以保住他们的统治。
    “砍变节”声称：“要除掉叛变者”。当天黄昏就由他们的一个打手，六中“红卫兵”骨干鲍陕安（现已被公安局逮捕）动手，对正要揭发西纠的革命学生耿小西进行公开行剌，耿身中八刀，其中一刀刺伤肺叶；他们本来是想一刀致死的，但因杀人者缺乏经验，连剌脖子两刀都未中要害，以后便乱扎起来，这样，耿小西才又拾得一条性命。
    　　反动血统论就是这样把鲍陕安这样一个烈士子弟推向犯罪的道路。
    　　▲王明瑚事件
    　　王明瑚是六中俄语教师，平时工作认真负责，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投入运动。对于“红卫兵”一小撮人执行的刘邓反动路线，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因而触怒了西纠一小撮“血统高贵”的人，他们于十一月七日，乘王明瑚值班的机会将王非法绑架到“劳改所”。
    　　他们抢走了王明瑚的手表，将他打倒在墙角，用脚猛踢，抓着头发往墙上撞来撞去，发狂地向王的头上、身上抛唱片。王明瑚小腿被踢肿，倒在地上，昏迷不醒，他们动用了“坐飞机”的酷刑，几个暴徒揪住王的四肢向上抛，使之重重地摔在地上，这样抛了三、四次之多。然后将王上衣剥光，用钢丝鞭猛抽一百余下，使其昏过去。他们恶狠狠地说：“这就是你小子和我们干部子弟做对的下场。”暴徒朱支前手还拿大姆指粗的钢筋抽打王明瑚，甚至用刀吹伤王的前额，鲜血喷出老远。
    　　经过这几番非人的折磨以后，王明瑚已经是气息奄奄了。但是那群歹徒们还让他劳动，叫他围着炉子跑，逼他举大砖头。
    　　直到十一月十九日陈伯达同志和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首长来到六中、才使王明瑚出了虎口。
    　　六中一小撮人疯狂进行武斗，制造白色恐怖。顽固推行刘邓反动路线。革命群众的遍体伤痕向我们无情地控诉了刘邓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一定要向刘邓讨还这笔血债！
    
    　　七、打砸抢抄，搅乱社会治安
    
    　　▲北京几个重点学校的统计：
    　　校名：八一学校定福庄中学北京小学育英学校
    　　损失数字：一百万元五万元五十万元一万四千三百元
    　　校名：实小康乐里中学丰台三中
    　　损失数字：八千元五千元五千元
    　　▲定福庄中学联动破坏统计：
    　　损失物品：图书乐器实验室医务室仓库
    　　数量：一万册全套二千块以上
    　　价值：三千元七千元七千元以上五百元以上七千元以上
    　　玻璃电线被剪楼房破坏
    　　二千块以上电灯被摘破坏
    　　六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上
    　　▲仅仅一个“八一”学校：
    　　损失物品：电视机消防设备各种车辆电影机图书、幻灯机、照像机、答录机
    　　数量：5部225件9辆28000册
    　　价值：二千五百元六万七千元二万三千元二千元四万五千元
    　　音乐器材体育器材教具349件、四个仓库673件抢劫一空
    　　一万元四万五千元三万四千元
    　　损失总值一百万元之多。
    　　用这些钱可买：铁轨四万公尺；肥田粉四千五百吨；解放牌汽车七十辆；大米五千吨，够二万五千人吃一年；够一所普通中学十四年的经费。
    　　▲联动分子在大串连期间以破四旧为名，大偷大抢大饱私囊。十一学校联动分子王毛点一个人就偷了以下各种东西：
    　　1．偷汽车：四次（有一次竟开着偷来的汽车准备逃亡香港，困遇上检查站，未成）
    　　2．摩托车：一辆
    　　3．自行车：三辆
    　　4．手表：二块
    　　5．半导体：一个
    　　6．望远镜：一个
    　　7．军大衣：二件
    　　8．棉衣：一件
    　　9．呢子服：二件
    　　10．细腿裤：一条
    　　11．白补衣：一件
    　　12：女式毛衣：一件
    　　13：尼龙衣：二套
    　　14．尼龙袜：三双
    　　15．大提包：一个
    　　16．纱巾：一条
    　　17．香蕉：一筐数十斤
    　　18．甘蔗：一捆数十斤
    　　19．现款：四百元以上
    　　20．粮票：一百斤以上。
    　　▲定福庄中学联动分子叶ＸＸ一人偷了以下几种东西：
    　　1．华沙牌小轿车一辆。（该车是经委的，停在北京站等客，转眼功夫就被偷跑，开回学校。后被公安局查获，该犯拘留十五天）
    　　2．探照灯一个（该探照灯是Ｘ生产队打谷场上所用，晚上悄悄偷走留一条子，名曰：“借走了”）
    　　3．自行车三辆以上。（有一次叶偷车回来，对他的同伙说：“我把车子弄走后，那个老头---失主回来一看车子不见，急得哭起来了”（何等可耻！）
    　　4．手表一块
    　　5．扩音器一个（北京机械学院的）
    　　6．各种电讯器材一堆
    　　通过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联动分子腐化堕落道德败坏已达到了何等地步！他们口口声声说什么破四旧，其实他们是四旧最大的继承者维护者，他们还口口声声叫喊什么“镇压流氓”，其实联动才是彻头彻尾货真价实的大流氓！
    
    　　八、流窜全国，镇压各地文化大革命
    
    　　联动中一小撮坚持反动立场的顽固分子，打着“革命串连”的旗号，到处镇压群众革命运动。他们自封“老子天下第一”，呼唤着“自来红”“红到底”的口号，打着所谓“阶级感情深的”幌子，流窜全国各地，大保特保，破坏各地的文化大革命。
    　　▲在新疆：勾结反动组织“红造部”（性同“联动”）大保王恩茂。
    　　人大附中联动分子刘丹利、赵文峰、何延立、乔昕、张春、徐建等七名于去年十一月冒充乌市八一学生去乌市，于二月初被清华井岗山、乌市八一学校造反派围歼，押送回京。罪行如下：
    　　1．同乌市“八?一”学校反动组织“红造部”（由本地革干革军子弟组成）勾结，搞地下联络站，写反动标语，散反动传单，写反动日记，并大搞打砸抢等法西斯恐怖活动。专与“红二司”等造反派作对，乌市人民无不切齿痛恨。
    　　2．刘通过其父老战友乌市后勤部马部长的关系下到7324军密工厂，打制匕首破坏生产。
    　　3．刘等还准备去喀什去买匕首，然后再由兰州去内蒙买刀子。未成。
    　　4．新疆党、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他们视为珍宝，称他们和“红造部”为“左派”革命组织。
    　　▲在江西勾结保守组织工人赤卫队，大保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杨尚奎、方志纯等。罪行如下：
    　　1．攻击首都三司，骂“三司”是“反革命组织”“参加三司的都是狗崽子”、“蒯大富、聂元梓都是狗崽子”。
    　　2．在江西省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江西宾馆）门前，自称“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的家伙多次挑起武斗。据反映，在九江、井岗山等地多次发生他们行凶打人的事件。
    　　3．甘霖（杨勇之子，代名）、杨小霞等四人拿着据说是省委给的四、五百元大吃大喝，砸坏南昌市招待所的门窗，抢走江西日报的高级照相机，偷走公安机关摩托车二辆。
    　　陈伯达同志的二个月总结公布后，还大肆鼓吹反动对联，声称：“谭力夫、刘涛的观点就是正确，阶级感情就是深。”甘还说：“陈伯达算老儿？等运动后期看。”
    　　▲在上海：
    　　1．以西纠名义先后派出几批人去上海，周荣鑫（或许明）事先电告上海市委说：“这二十几个孩子很懂政策，请接待”。曹荻秋如鱼得水，在一次大会上得知他们的下落，立即召见。精心安排吃住，调拨物资，大量印发西纠“通令”。后曾写一份“调查报告”上交周荣鑫。
    　　2．彭小蒙在上海生活糜烂大肆挥霍，在政治上死保陈丕显、曹荻秋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3．无理打死父子二人，引起上海人民的极大愤恨。
    　　▲在福建：
    　　1．西纠政宣组曾组织3个“宣传队”，大读“通令”，很得叶飞赏识，叶曾四次召见，并让他们住省委干部第一招待所。
    　　2．与“东海兵”勾结，大搞法西斯恐怖活动。
    　　▲在广州：勾结反动组织“肃反委员会”和“主义兵”大保赵紫阳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罪行如下：
    　　1．去年十二月联动分子刘微宾（女三中学生）、李复明（八一学校学生）、何汉生（北京八中学生）等数人来到广州勾结“主义兵”“肃反委员会”驻在一被抄的资本家家中，扬言要“大干一场”。多次召开黑会，计画潜逃某小岛开办军垦农场，逃往海南湛江等地。
    　　2．刘多次攻击中央文革。说“江Ｘ与陈ＸＸ关系非常密切，互相吹捧”“我公开反江Ｘ反三司”。并同李复明一道多次对江青同志进行人身攻击。
    　　3．刘还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我真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当权派都被揪出来了，我们国家都不知十五年在谁的统治下”。
    　　4．“十一”学校王ＸＸ等曾在广州偷来汽车一辆开往湛江准备逃往香港。
    　　▲在内蒙。大保党、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王锋、王一伦，专与呼三司等作对。四月内蒙紧张，联动分子大批涌入，充当打手。
    　　▲在沈阳。勾结反动组织“红后代”至今仍来往密切。
    　　▲在山西。据陈永贵同志谈，联动分子在山西农村到处活动，勾结保皇势力、地富反坏、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和社会治安。
    　　▲在陕西西安。勾结“红恐队”（该组织与联动性同）大搞抄砸暗杀等法西斯恐怖活动，死保大叛徒刘澜涛破坏当地文化大革命。
    　　▲在广西。剌探军事情报，绘制军事地图，有的竟偷越国境跑到ＸＸ国去。
    　　▲在西藏。买刀子和匕首。
    　　▲在天津。勾结反动组织“特别行动委员会”（该组织与联动性同）进行种种反革命活动。破坏天津文化大革命。
    　　▲在四川。勾结反动组织“产业军”，死保李进泉。最近四川发生多起大规模流血事件，联动分子与产匪一起参加了对革命派的大屠杀。
    　　▲红鹰纵队在昆明（该纵队属联动一部分）
    　　（一）严重的政治问题
    　　1．假借周总理批准，国务院通过去云南办军校：《抗美军政大学》
    　　2．要军用地图、枪枝（未成，便自已制）、并探查当地公安局和解放军驻扎情况。
    　　3．散发反动传单，如六七年一月十日散发了反三司、保联动的反动传单，署名为：联合行动委员会驻昆明联络站。
    　　4．勾结当地保皇组织“红卫兵总部”他们手里有很多这个组织的介绍信。
    　　5．招谣撞骗，骗云南省委，声称有中央介绍信，骗取省委帮助，刻校章，伪造学生证，骗取介绍信。
    　　（二）反动言论
    　　1．“江Ｘ讲话漏洞百出、前后矛盾。”
    　　2．“江Ｘ讲话下面无人听，起哄”。
    　　3．“陈ＸＸ、江Ｘ搞臭西纠是不对的。不合理的”。
    　　（三）特务活动
    　　1．联络站、联络点用代号。联络站有：民盟、民革、翠湖滨馆、九三学社、民族学院。
    　　2．每人用代号联络：如葛卫东05，张成江06，白殿芬07。
    　　（四）联动成员：
    　　1．66年12月份葛卫东回北京找到联动的组织部长，整个组织加入联动（以中央警卫师的名义参加），在外仍用红鹰纵队名义活动。
    　　2．今年2月份杨毅由北京寄信给葛（葛等2月初被捕，故信落到造反派手中），内容有：“北京联动不行了，我还未暴露，你们千万不要暴露，咱们红鹰纵队是联动的十大纵队之一，是中坚骨干，你们要以别的名义活动，听说北京揪出了许光达，看来你这个人不会用脑子，对人没有分析，以后一定要注意这方面。……”
    　　（五）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展壮大。
    　　大量吸收高干、革干、革军子弟。
    　　（六）流氓作风、打骂成性，砸、抄、抢样样都干。
    　　（七）生活腐化，糜烂。
    　　去云南后，向省委要证明信、钱、车等一切需要的东西，住高级房子，成天吃、喝、玩、乐。
    　　（八）建校地址：
    　　国际边境：元江、红河、到当地找县人委要房子、军用地图、枪枝等物。他们虽在那里搭了两个棚子，其实是住在县人委高级房子里，吃喝玩乐。
    　　（九）捕后发现：
    　　1．联动袖章20个；
    　　2．各式各样匕首、大小刀子若干；
    　　3．图章几个、汽枪两枝、铅字、扩音器、大洋刀、摩托车、汽油、钱……
    　　4．汽车轮胎5个（可做救生圈），许多很长的橡皮管（可用於潜水）；
    　　5．据同伙反映，葛有手枪一支（未抄出）；
    　　6．被捕后向外发信，说：我们被抓住了，你们要和三司搞好关系、越亲密越好、要利用三司……
    　　（十）说明：
    　　1．他们得到周荣鑫的有力支持。
    　　2．周对他们曾说过：你们到那里去打游击很方便（同伙几个交待）。
    　　3．葛说：咱们到越南很方便，到越南假投降，投降后到台湾、蒋介石很想接见红卫兵，我们就把他砸掉就立了一大功。
    
    　　九、腐化堕落、生活糜烂透顶
    
    　　▲北大附中《红旗》生活糜烂的有关材料：
    　　《红旗》中的一小撮人，思想反动，灵魂肮脏，生活腐化。他们借破四旧为名，行满足自己私欲之实。把抄家来的现款、金表、金笔、半导体收音机等归为已有。在“红旗”头目牛、宫、彭的带领下，“红旗”分子争先恐后地贪污盗窃、敲诈勒索。手持匕首对准老师心窝“借”钱的场面屡见不鲜。为了给自己的强盗行径开脱、竟恬不知耻造谣说：“总理说过，可以把抄家来的钱当串联费。”
    　　这一小撮人嫌学校饭菜不够味，就偷来医务室的电锅，在宿舍里熬咖啡，炒鸡蛋。他们带着脏款下酒饭，吃烧鸡、烤鸭。有时在海淀小酒馆里一喝就是半夜，有人甚至酒精中毒，送至医院。“海顺居”是海淀一个酒饭馆，一个“红旗”分子竟狂叫：“海顺居万岁”！他们精神颓废、听黄色音乐，看黄色小说，酗酒发疯，变成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苗子。
    　　仅彭小蒙一个人，就贪污四千元以上，这还是有帐可查的。买了五辆自行车、2辆摩托车、手表、球鞋等物。
    　　一次彭小蒙和她妹妹外出串联，带走45元，可是她妹妹就丢了二百元。这次串联中，就买了四辆自行车和很多东西。钱从何而来？原来彭小蒙在外地随抄随花，无钱用就抄。有一段时间，彭每天换一块表，甚至一次就带过三块表。破四旧后，她狗爹彭炎说：“小蒙这下子可有钱花了！”一句话泄了天机！
    　　为了拉笼本班的ＸＸ，彭小蒙很大方地给她一块手表，十元钱和许多高级药材。彭小蒙之流外出串联要坐飞机，要坐“红旗”牌轿车，要住高级旅馆，在井岗山，她住在茨萍招待外宾的高级旅馆里，吃的是最高级的食品。
    　　十月初彭小蒙等一小撮人到上海，找到一个上海大资本家家里住下，住的是非常豪华的西式洋楼，用的是各种贵重家俱，还在“吃”字下功夫，苦心钻研，怎样把菜做得更好吃。一天到晚，大吃大喝，醉生梦死，道德败坏。
    　　▲八一学校联动分子生活糜烂的有关材料：
    　　一小撮“联动”分子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追求低级趣味，成天吃喝玩乐，在宿舍用偷来的电炉、铁锅架起小灶，将盗窃来的食物，滥肆挥霍，吃炸鸡蛋饼，炸麻雀，甚至吃猫吃狗，将猫头砍下，肚里塞一条蛇，烧什么“龙虎斗”高级菜。酒足饭饱就睡大觉、打拳、聊天、下棋，甚至看黄色小说，听黄色音乐。欣赏的是什么美人、明星。他们象夜猫子，每天夜里两三点不睡，听爱情歌曲、跳舞、吸烟、酗酒、喝得酪酊大醉，拿着刀一边乱骂，一边乱砍。他们借破四旧为名，大肆贪污盗窃，把抄来的手表、相机、金笔、半导体、现金吞为已有。有的竟示出皮鞭、匕首敲诈勒索。他们头目的宿舍里，摆着各种抄、偷来的高级陈设，大理石桌子，沙发，大衣柜、屏风、电视机、电唱机、半导体收音机、字画、花瓶、双人床、雪白的双人蚊帐。有的还带着金戒指、金表、骑摩托、坐小轿车。
    　　他们强令司机开小轿车到城里专程给狗配种。他们让狗趴在钢丝床上，垫上近百元的体操垫子，穿大衣，给狗吃香肠。他们还玩“狗骡斗”，将狗和骡子拉到广场中央斗，他们骑摩托绕场转。他们还将棉花绑在猫尾巴上，浇上汽油点着火，看猫打转。将炮竹塞入猫的肛门，点着炸裂猫的肛门取乐。
    
    十、垂死挣扎，破坏革命大联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迅猛异常地向前发展，随着伟大的“一月风暴”，革命开始进入大联合大夺权的阶段。大联合，是革命的需要，战斗的需要，是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召。
    为了促进革命派的大联合大夺权，派解放军“支左”“军训”是毛主席的又一伟大的战略决策。
    革命派在乘胜前进，联动一小撮丧家狗也在作着最后的挣扎。
    （一）破坏军训。
    ▲请看北大附中一个学校的调查：
    解放军进校后，迫于革命群众的压力，联动分子曾参加了一个短时期训练。以后解放军通过调查研究亮明了观点，表示坚决支援该校造派组织----“井岗山”。在解放军的支持下，“井岗山”联合其他革命派夺了学校党政财文大权并且有步骤地开展对刘邓路线、联动思潮的大批判。这时联动分子便显了原形，由一开始的形式上的参加军训变为全面抵制军训，由抵制军训发展到攻击军训辱?解放军。从“井岗山”夺权至今，他们中大多数人不参加军训，说走就走，说来就来，谁也过问不得。
    他们攻击辱骂解放军的言论有：
    1．解放军是变相工作组；
    2．军训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军训是个大阴谋；
    4．解放军是“土匪”，有“军阀残余”；
    5．解放军随便把一个组织打成反革命；
    6．解放军迫害革命小将；
    7．解放军早就该滚，走了我们好大干；
    另外联动分子还多次围攻军训战士。有一次，某排长走到门口，一群联动分子就如狼似虎地扑了过来，大叫大骂，并无理责问解放军为什么支持“井岗山”等。还有一次，一个联动分子竟然在二楼视窗用汽枪打一个解放军战士。用弹弓打解放军，在解放军的被子上涂写反动口号，盗窃解放军衣物等事也多次发生。
    ▲育英学校联动分子为了破坏军训，曾经在一个晚上把解放军的鞋子全部偷去。
    ▲十?一学校联动分子王毛点根本不参加军训，多次偷解放军的大衣并多次指责解放军大骂：“要不是因为带着领章和帽徽，我早就砸烂你的狗头了！”（何等倡狂！）
    ▲二十八中发生大规模武斗时，Ｘ军训战士前去制止，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联动分子用砖头瓦块把该同志打得头破血流。
    ▲人大附中联动分子的活动调查：
    人大附中“红卫兵”是联动的骨干。一直对抗军训妄图翻案。他们拒绝军训不学毛选，并大骂“解放军是变相工作组”、“人大附中文化大革命搞不下去就是你们解放军压的”，扬言要“赶走解放军”。严重的是，一个联动分子竟用砖砸解放军。
    他们对革命派组织“井岗山”恨之入骨。他们大骂“右派休想翻天”“狗崽子不要太狂”“打倒井岗山”等。一次他们捉来三只麻雀放在桌上砸的血肉横飞，写一纸条：“这就是井岗山的下场”，以示恐吓。
    三月十八日，他们连出三篇反动大字报。在大字报中他们把社会主义比作“黑暗的旧社会”还责问什么“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
    三月二十二日，一个联动分子竟骂“红代会”是“黑会”。
    三月十八日以后，他们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纷纷要求入“井岗山”，准备打入革命组织内部，伺机夺权。
    （二）转移斗争大方向：
    当前的斗争大方向是什么，中央文革早已给我们作出了明确回答：在大批判中实现革命大联合。联动分子为了转移斗争方向继续为刘邓路线效劳，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口号，他们的行动口号就是：“镇压流氓！”（其实是以“镇压流氓”之名挑起武斗，残酷围剿革命派。）
    到底什么是流氓？他们说：“帽子歪戴的，扣子没扣的，头发留得大的梳得光的都是流氓，都该镇压”。
    四月五日清明节，联动分子成群结伙去八宝山，在墓前大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散发反动传单：“红卫兵，革命汉，活着干，死了算，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老子英雄儿好汉；不破不立反！反！反！”高喊“打倒党内最大的当权派”的反革命口号。
    十点左右他们来到颐和园，三百多人买十几张票往里冲，挤坏服务员、游人、票箱、并动手打前来劝阻的解放军。
    在园里，他们以打流氓为名，大打出手，共打十七人，重伤六人，一人脑震荡。
    凡是穿白球鞋没系带的，头发长的，穿翻领大衣的都被称为“流氓”残遭毒打。
    有四个职工在大民餐厅吃饭，无缘无故被他们拖出，剥去鞋子扔进湖里，一顿毒打，当他们知道这几位工人抄过联动后，他们便打得更凶，可见他们打流氓是名，行阶级报复是实。
    联动分子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反对。
    钢院钢铁公社当场抓住了正在行凶的两个暴徒。红代会作战部、体院、新北大、钢院、矿院、农大等战士纷纷闻讯赶来。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围歼战，经过二小时战斗，抓住首恶分子一百二十名，搜出匕首十把，带勾钢鞭一把，打人的宽皮带数十根，步枪子弹二发、大批反动传单。
    ▲天安门武斗行凶事件
    四月二十八日深夜，联动十六纵数十人围住了在天安门前贴标语的钢院附中同学，发生争吵，二十八中“八·一八”红卫兵数人赶来解围，也被分割包围。他们用皮带、剌刀、匕首、垒球棒、长剑朝被围的同学猛抽乱砍。有的头被打破，有的脸被打肿，有的肚子被剌伤。（有血衣作证）。
    ▲写恐吓信。
    女八中东方红，三十一中东方红，三十五中，三十九中井岗山（五封）、新四中公社（八封）八中、六中红旗等中学造反派都收到各种恐吓信。内容大都是下流的谩骂，有一部分是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给三十一中《东方红》的恐吓信：
    7434代号  发1008号
    致北京三十一中东方红公社的：
    狗崽子、臭流氓、王八蛋们，听你们爷爷发话：
    你们八月份躲在家里，不参加文化大革命，等我们犯错误时，你们却大打出手，抓住错误猛攻猛打，妄想整垮你们的祖师爷（老红卫兵）你们口称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却妄想翻天，还想当造反派，夺红五类的大权，放你妈的个屁吧！
    凭着你们这些狗王八蛋掌权，中国好不了。总有一天你红卫兵爷爷要掌权的！混蛋们，老实听着，你们口说造反派心想翻天，想为你地主老子翻案！真是臭不要脸，你们对老红卫兵你的爷爷你的祖宗如此无理放肆，还是回家造你老子的反去吧！今后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以你们老子的下场为戒，你们炮轰李钟奇转移斗争大方向，否认红卫兵大方向，真是混帐之极！
    如果你们胆敢继续与红大爷作对，小心狗头！
    坚决镇压三十一中东方红公社的狗崽子！
    首都红卫兵统一行动委员会万岁！
    首都红卫兵统一行动委员会岿然不动！
    砸碎狗崽子的狗头！
    狗崽子休狂！
    红五类万岁！
    钢气节，英雄胆，酒热血，捍江山
    老子革命儿好汉！不破不立，反！反！反！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文化大革命第一批老红卫兵
    
    首都红卫兵统一行动委员会　abc
    中发
    7434  密字3452
    最紧急通告
    下发各校纵队，校支队：
    最近狗崽子活动很猖狂，我们行动很不便，红五类的威风起不来，望各校革干、革军子弟坚持战斗，打击造反派，准备于4月24日联合行动，各校革干、革军子弟加强团结、准备“五一”前夕大干一场，大打出手，杀下造反派的威风，打下臭流氓，臊阿飞的威风，竖立起我们革干、革军子弟的绝对权威、砸烂一切有关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罪行展览，这一行动成功后，会大长革干、革军子弟的威风、大灭狗崽子，臭流氓，臊阿飞的志气。
    打倒狗崽子！革干革军子弟就是要掌权！
    老红卫兵万岁！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首都红卫兵镇流纵1967．4月Ｘ日
    
    三十一中东方红公社狗崽子们休想翻天，你们“五一”之前有好瞧的，只不定哪天将要砸烂你们的老窝。哈哈………
    　　　　　　　　　　　　　　　　　　　　你的爷爷
    
    给女八中《东方红》的恐吓信：
    “东方红”的崽子们！你们听着！
    你们妄想借批联动之名提高自己，打击别人，换得解放军的信任，爬上左派的宝座，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他们的立场最坚定，绝不会支持崽子，崽子就是崽子，永远不会全心全意保卫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红五类永远向着党，绝不和反革命的崽子同流合污！崽子们休狂。女八中的天下永远居于女八中真正的革命派！你们自成立以来，排斥异已打击不同意见，不联合群众，反对伟大的解放军……，你们的罪责已经不少了，总有一天革命的人们会讨还血债红色的八月快来了，去年的威风又要重抖，无情的鞭子又要在令人作呕的僵尸上挥舞，你们的末日要就要到来，现在你们快改邪归正，将来还可以少给你几鞭子！红卫兵爷爷在此大喝一声，狗崽了们老实点。

    红卫兵爷爷上
    
    联动最近动态：
    　　▲四月二十二日，被联动歪曲的首长讲话传出后，女八中联动分子流着泪说：“压了我们三个多月，今天可算出头了”。并高喊：“拥护中央文革的第一次正确领导。”
    　　▲师大女附中联动分子狂叫：“我们解放了！前一阶段对‘老红卫兵’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形‘左’实右”。
    　　▲四月二十四日，联动分子在打给“八·一”学校革命造反派的电话中狂叫：“中央文革有什么了起！”“打倒江Ｘ”“刘ＸＸ你们拉下得下马吗？”
    　　▲一些革命造反组织连续接到恐吓信，上面写道：“我们要把你们这群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让你们黑血流成河，尸体堆成山。”
    　　▲四月二十六日，一个过路工人在人民大会堂附近被联动分子殴打，借口是该工人衣领翻出。四月二十七日，一百多名联动分子在天安门前将一个十二岁的小孩打得鲜血淋淋。同晚安定门外又有三个学生被联动打伤后投入“青年湖”。
    　　▲五月六日，红旗杂志社一同志在京工附中《红旗》调查情况，在一个小时里亲耳听到三次联动分子打来的恐吓电话。
    　　▲“八·一”学校联动分子近来经常是白天睡觉，晚上到处流窜，并在校内多次向展览会工作人员无理挑衅、殴打该校革命造反派。撕毁大字报等。
    　　▲五月二十九日，中学革命造反派在午门前召开《将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联动分子在天安门前残酷殴打前去开会的Ｘ中学一学生。大会期间曾收到联动分子传来的数封恐吓信。
    
    一个值得警惕的动向！
    
    按：最近“联动”总部又向它下属的残兵败将下达了一个“联合通告”，这个“通告”是它们垂死挣扎的信号。它又一次向我们敲了警钟：联动人还在心不死，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破坏和捣乱，每时每刻都在妄图给刘邓翻案！我们的同志一定要保持旺盛的斗志，不断地研究他们的“那一套”，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现将通告转抄于后。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首都红八月革命造反司令部
    紧急联合通告
    中发7431　　密字3452（注意此为暗号！）
    （下发各纵队各校支队）
    继本联合行动委员会十日发出密件后，各纵队、校支队立即行动起来，战斗成果辉煌，大长红五类威风，但近日狗崽子活动更为猖狂尤其是四中王八蛋的“红四月”运动流传全市，企图煽动全市的狗崽子对我们革干革军子弟进行专政。
    希各纵队、校支队配合当前形势立即行动起来，再次打击狗崽子的进攻，显一显我们红五类的威风，每个战士召集革干革军子弟借四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和四月十四日戚本禹讲话之名把狗崽子给压下去！搞坏这些“左派”和解放军的关系，狠打狗崽子的威风，把他们整下去。
    各纵队、校支队、每个战士见此通告后，立刻照此精神紧急行动起来，给“左派”们加上“反解放军”、“反军训”的罪名，直至搞臭，搞到红五类上台。
    打倒狗崽子！镇压流氓！
    革干革军子弟就是要掌权！
    特急火速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首都红八月革命造反司令部
    
    结束语
    
    联动，这个刘邓黑司令部一手豢养起来的反革命组织，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对于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组织，必须坚决消灭彻底摧垮！经过各革命造反派几个月的坚决斗争，联动已经是四面楚歌，妄图在某一个早上猛扑过来！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奋起千钧棒，痛打联动落水狗。
    （一九六七年七月，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摘录）
    （四）特色社会中批判血统论、联动组织的余波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谭力夫的文章：《谈谈我这个老红卫兵的遭遇》
    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政治上幼稚和"自来红"的优越感，一些中学红卫兵错误地提出了"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个形而上学的对联。在一次辩论会上，我引用了这副对联。这是错误的。此事被林彪、"四人帮"抓住，歪曲、扩大和利用，造成了极恶劣的后果。
    "对联"一出现，江青、陈伯达首先煽动和"支持"，把事态引入歧途，后来更歪曲、发展到荒谬的地步。并把我们整顿红卫兵纪律，纠正、制止某些过头行为，指责为"右倾保守"、"消防灭火"。当毛主席、周总理批评这种倾向时，他们又把责任转嫁给无辜的青少年，借题发挥，无限上纲。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首先发难，装扮成正确路线代表，把我从未听过的一句地主资产阶级的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强加到我头上。把青少年对革命传统的珍重和自豪，诬蔑为对"血统"的迷信和崇拜。他给反对"阶级关系新变动论"但又有"自来红"错误思想的人，扣上一顶"反动血统论"的帽子，并借此由头一脚把大批干部子女踢出文化大革命的队伍，大肆围剿，甚至兜捕监押。
    林彪、"四人帮"当真是在批我这个无名小卒吗？不，他们是用"血统论"这根棒子，一头打孩子，一头打老子。一人受害，九族连坐，赶尽杀绝，斩草除根。
    多少干部子女，被诬为"血统论的发明者和推行者"，身受迫害。我不过是受害者之一。不但母亲受我连累，进了八宝山的父亲和未婚妻的父母也受我连累。弟弟、妹妹因我入不了党，参不了军。江青、陈伯达亲自指挥，关锋、戚本禹出马"审问"我时，千方百计逼我交代"后台"。他们听说我的对象是个姓刘的干部子女，就硬要"找"出我同刘少奇女儿的"关系"，硬把刘少奇说成是我的"后台"，并妄图诬陷邓小平副主席、贺龙同志、林枫同志、张平化同志等。由于我父亲是湖南人，他们异想天开地把湖南省委和省委领导同志打成我的"后台"。此时，我才明白这场闹剧掩盖着怎样一个大阴谋啊！当毛主席发现林彪、"四人帮"非法捕押大批干部子女时，立即派周总理去解救这些孩子。是敬爱的周总理尖锐地指出我这种"自来红"思想应当批判；是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制止对我的万人批斗大会，不许转移斗争大方向；是敬爱的周总理几次指示恢复我的自由，让我回到群众运动中去认识错误。
    现在，林彪、"四人帮"垮台了，真正推行反动"血统论"的罪魁祸首揪出来了。比我们年纪小的一代人，再不会重复我们那样的遭遇了。这是多么值得欣慰的事啊！我们确实犯过错误，遭过挫折，但是，从中提高了我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人民的热爱，对党的忠诚，为真理献身的气节，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始终鼓舞我们克服逆境，奋勇向前。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章云的文章：《斥"血统论"》
    最近看到一个材料：一位知识青年报考大学，考试成绩优良，身体检查合格，只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淘汰了。理由是："在你的血管里流着的是你反动老子的血液！"
    这是什么？这是地地道道的"血统论"！
    令人吃惊的是，这种反动的"血统论"，至今仍然被我们一些同志当做处理问题的准则。
    宣扬"血统论"，是林彪、"四人帮"搞假左真右的一个重要内容。说它是假左真右，因为这种谬论听起来革命得很，似乎阶级觉悟高得很，其实，它在理论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存在决定意识。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出身对人的思想是有很大影响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是有成份论者。
    矛盾是可以转化的，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的。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可以改造自己的思想，走上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道路。相反地，出身很好，如果不注意学习、改造，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蜕化变质，甚至陷入反革命的泥坑。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是唯成份论，而是重在政治表现。
    "血统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既不懂得人们的思想如何受到阶级出身的影响，也不承认思想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变化。根据这种理论，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就象梅毒病毒一样，要从血液里遗传给下一代、第三代、第四代……，而且永远不会改变。无论是社会制度、经济条件的变化，无论是党的政策、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都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按照这种理论推论，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我们党内一些出身于剥削阶级的负责同志，也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相反地，象王洪文这类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倒是命里注定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显然，这种谬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血统论"是反动的，因为它破坏和削弱了革命队伍，起了帮助敌人的作用。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剥削阶级的子女不是几千几万，而是数以千万计。是团结和教育他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看到自己的前途和希望，心情愉快地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还是歧视和打击他们，把他们排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队伍之外？如果按照"血统论"的主张和做法，只要家庭出身不好，就一律不准升学、就业、入团、入党，在政治上低人一等，甚至动不动就被扣上一顶"要翻天"的帽子，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同样对待，那就只能使这些人跟党和人民离心离德，悲观消极，甚至会把他们推到敌人方面去。这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政策对谁有利呢？显然只会对敌人有利，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则毫无益处。
    全国解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已经消灭了阶级剥削的经济制度，对剥削阶级分子进行了长期的思想改造。剥削阶级的子女，特别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大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长期接受党的培养和社会主义教育。对许多人来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社会给予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思想影响，已经大大地超过了他那个剥削阶级家庭。除了少数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的反动分子，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是愿意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的。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断发展，这种人会越来越多。这种变化，说明了我们党和毛主席制定的政策无比正确，表现了无产阶级改造社会、改造人的伟大力量。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然而，有的人好象生怕剥削阶级绝了种。他们不仅不肯承认剥削阶级的子女会有进步，连革命干部、共产党员的子女，也要搞什么"查三代"，也要按照祖父、曾祖父一辈去填写家庭出身，甚至胡说什么如果剥削阶级的第三代、第四代改变了出身，剥削阶级就越来越少，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对象了。这真是荒唐得可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阶级越来越少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剥削阶级越来越多才好吗？
    为什么在一些同志身上，"血统论"的流毒和影响这样深？除了认识上的原因，还有一个宁"左"勿右的思想作怪。一些同志认为：在对待阶级出身这类问题上，"左"了，不会有什么危险，甚至还可以博得个"立场坚定"的好评；右了，就不得了，至少也是"阶级观念模糊"。如果自己的出身不好，那就更严重。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党的政策落实不了，该解决的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林彪、"四人帮"搞假左真右，拿"血统论"的大棒打人、整人；我们一些同志宁"左"勿右，置党的政策、党的事业于不顾。这就使得"血统论"这个反动的谬论，至今还有一定的市场。
    现在是彻底批判"血统论"，认真肃清其流毒的时候了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胡思升的文章：《围绕血统论问题的一次谈话》
    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来访，促膝谈心。他谈到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因父母受审查，或出身不好，或者平白无故地被扣上某种帽子而牵连其子女亲属的情况颇多。话匣子一打开，你一言，我一语，互相探讨，联想不少。现把谈话略加整理，供关心和负责处理这类问题的同志参考。
    客人：父母有问题、有错误，是不是等于他们的子女有问题、有错误，从而要牵连子女？这个问题你怎样看法？
    主人：我们是共产党，是靠科学吃饭的。我们不能搞封建统治阶级那套"一人有罪，株连九族"的作法。你刚才提到的这类问题，总的题目都是如何正确地看待血统和血缘关系的问题。
    客：为什么我们的一部分同志会沾染上这种反动的血统论或血统论变种的观点呢？
    主：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并不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从历史上看，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遗毒不会在短短的三十年里烟消云散；从现实生活看，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刮起血统论的阴风，也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做人事工作的同志。
    客：林彪有一句"名言"："我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有什么办法呢？爹妈给的么！"林彪把"爹妈给的"提到决定一切的高度，否认社会实践的主导作用，就是在鼓吹血统论。林彪为了篡党夺权，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王朝，不仅把自己树为"天才"，还把自己的儿子树为"超天才"，这就非乞灵于反动的血统论不可。
    主：我不懂遗传学。不过，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个人的生理属性，如体型、体质等，是可以遗传的。譬如说，记忆力的强弱，听觉的灵敏度，就有先天的、即遗传的条件。但是一个人的社会属性，如思想觉悟，知识才干，是不能由父母遗传给子女的。说通俗一点，娘胎里带来的只是父母生理属性方面的某些特性；父母的阶级意识、知识才能是不能在婴儿呱呱坠地时就由爹妈赋予的。
    客：你这样讲会不会给人一种印象：家庭出身对一个人没有什么影响。
    主：我先讲的是：一个人的社会属性，不是娘肚子里的产物。这是为了批驳血统论观点。而一个人的品质、觉悟、知识和才能，是由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家庭在内，通过长期的灌输、培养和熏陶，由他本人在社会实践中去选择、消化吸收的结果。父母、家庭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在有些子女身上还有相当深的烙印；它往往是少数人在革命征途上发生动摇、堕落、甚至叛变的一个重要根源。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否认人们通过社会实践来选择革命道路，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革命一辈子的事实。因此，我们党历来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本人表现。
    客：剥削阶级出身的人，父母或亲属中有敌我矛盾性质问题的人，能不能为无产阶级服务？这本来不成为问题，但前些年也被搞混乱了。
    主：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这是至理名言，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我们党的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父子不同道，兄弟不同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客：我们共产党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我记得就不是无产阶级出身。
    主：是啊！列宁在《卡尔o马克思》一文中介绍这位现代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的出身时写道："（马克思的）家庭是富裕的文明的，但不是革命的"。说得具体一点，卡尔o马克思父亲的亨利奇o马克思是个律师和犹太法律学家，接受过基督教洗礼，"受过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教育"。如果按照某些特有血统论观点的同志看来，马克思的这个"不是革命的"家庭是不可能出现象马克思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的。
    客：马克思的夫人燕妮，为马克思从事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活动，给予马克思以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协助，并曾为此忍受物质生活上的艰辛困苦，有时"家里一文钱都没有"。她也是一个背叛了她的贵族家庭出身的杰出女子。
    主：可见，出身非革命家庭或剥削阶级家庭，并不一定能决定本人的政治态度和生活道路。这是一个需要对具体人作具体分析的问题，因为社会现象是错综复杂的。在阶级斗争（包括民族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往往可以看到，反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中会分化出一部分，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客：这少数人当中，也有为无产阶级立下丰功伟绩的杰出人才。
    主：周总理一九七○年有一次批判血统论的谈话，使人难忘。那一次，周总理讲了"出身不能选择，但革命的道路可以选择"的道理，并举了陕北的刘志丹、赣东北的方志敏、海陆丰的彭湃、广西的韦拔群以及叶挺，说他们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但他们投降了无产阶级，投身革命，成为群众的领袖。周总理当时怀着深情缅怀刘志丹同志，说："刘志丹在陕北人民中很得人心，确实是群众的领袖。我和他东征到清涧时，群众听说刘志丹来了，都来看望他，有两个瞎子看不见，就跑到窑洞，摸他的手。这一点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刘志丹后来攻打三交牺牲了。"一九四三年，周总理亲笔为刘志丹陵题诗："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由此可见，在为人民革命献身的同志中间，有无数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苦大仇深的同志，也有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但在革命斗争烈火中锤炼成钢的同志。今天，我们也应该为一切真诚地愿意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出力的人敞开大门，而不应该因为他们的出身或他们亲属的某种错误或问题，而歧视他们、排斥他们。
    客：我还有这样一个看法：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被消灭的，但绝大多数成员是可以争取改造的，有的人还可以作出杰出的贡献。当然，也必定有顽固不化、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进坟墓的人，但这只是极少数。
    主：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先进、最有气魄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毛泽东同志曾说过："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就包括把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客：革命总是多一点人好。从革命的利益出发，我们不应当把出身于剥削阶级或父母有问题的子女推到敌人方面去，相反，要尽可能地争取、团结他们，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政策。何况，现在二十几岁的青年人，都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出生的，即使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是地主和资本家，他们本人并没有参加剥削，就不应该歧视他们。最近，党中央决定，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其出身一律为社员，这实际上是反对血统论的一项重大政策规定，是大得人心的。
    主：还可以指出一点，血统论总是受到古今中外反动派的膜拜，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封建帝王宣扬"生而知之者，上也"，是为了要人们服从帝王世世代代的统治。江青一再鼓吹什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要有女皇，是为"四人帮"建立法西斯封建王朝服务的。希特勒推崇种族优秀论，目的是为了在欧洲建立大日耳曼帝国。
    客："四人帮"推行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这条反革命政治纲领时，也祭起"血统论"的法宝。反革命小丑迟群就公开嚎叫：不仅要把眼睛盯住台上的走资派，而且要把眼睛盯住台下的走资派子女，即未来的走资派。按照这一逻辑，他们所谓的"走资派"也是会通过血统遗传的途径传宗接代的。他们这样叫嚷，不仅要打倒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蓄谋打击坚持走父辈革命道路的年青一代。
    主：林彪、"四人帮"不仅发明了"走资派子女"，还有"黑帮子女"、"黑线人物子女"、"复辟派子女"、"还乡团子女"、"特务子女"、"叛徒子女"，等等，名目繁多。他们给很多革命同志扣上诬蔑不实之词，还要殃及他们的子女。永远去掉此类帽子，此其时矣。
    客：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就有关子女的问题批判了"血统论"。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同志更加明确地指出：父母的"严重历史问题及政治问题对其子女不应牵涉"。前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捣乱，党的政策不能落实。粉碎"四人帮"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有关子女的问题上，要使党的政策在全国各地都得到贯彻执行，还需要作许多工作，甚至进行必要的斗争。
    主：按照党的政策认真解决有关这些子女的政治待遇、就业升学、入党入团、生活安排等问题，是实现安定团结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在我们的国家里，一切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尽力的人，其中包括出身、家庭不好而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都应该有光明的前程。

    宋永毅：《血统论：从对联的风行到联动的觉醒》
    １９６６年６月，文化大革命尚处于发动阶段。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一批中共干部子女传出了一副上联为“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为“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为“基本如此”的对联。这副对联的亮相，宣告了“血统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文革中的诞生。１９６６年７月至８月初是血统论的流传期。这副对联从北航附中、清华附中等北京中学迅速地流传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主要高校。它非但成为刚诞生的中学红卫兵（后被称为老红卫兵）的组织原则（以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红五类子弟”为核心），而且成为中学红卫兵以“游行”等方式狂呼对联冲击各高校及社会的思想基础。因为这副对联带着过于粗陋和荒谬的封建世袭的思想色彩，并力图把中国社会当时就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公开化与永久化，它一出笼便遭到了大多数学生与人民群众的反对，在中学与高校处处引发了极为广泛而对立的大辩论。尽管它一开始也遭到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人温和的劝阻，但经过辩论它却反而迅速地走向社会，走向全国，成为风靡一时的主导性的社会思潮。原因并不复杂：一是发动文革的毛泽东与江青等人，此时正要利用以“血统论”为组织基础的老红卫兵作他们政治斗争的“革命先锋”。如中央文革成员关锋便公开赞同血统论，他曾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在国务院接待室的讲话中说：“有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我看基本精神是为了贯彻阶级路线，是要工作组依靠工农子女，干部子女”①。二是红卫兵的“血统论”作为一种封建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来自古籍古人，而是直接来自中共长期以来执行的“唯成份论”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阶级路线与阶级政策。说穿了，“血统论”不过是一群不懂策略的激进的高干子女，公开地撕下了“重在表现”等等貌似公平的幌子，把同样是浸透了封建权力世袭意识的“党的阶级政策”出了一个水落石出的公开版而已。
    １９６６年６月至７月间，在一篇由红卫兵的创始者之一，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署名的《自来红们站起来了》的文章公开揭示：“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②换句话说，血统论的中心点是政权，即由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女夺权—掌权。不管老红卫兵的发起者中是否不乏品学兼优的学生，作为它的组织路线的血统论则只强调先天的血统高贵。也就是说社会某一部分人的子女可以不通过艰苦的知识与经验的积累，公平的社会竞争，即制度化地攫取社会权力和财富，成为高踞于广大人民头上的贵族老爷。至今为止，中国国内流传着把“血统论”的推行作为今日“太子党”在当年文革中一次流产了的掌权尝试，看来是不无道理的。当时，风靡一时的鼓吹血统论的重要文献还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做顶天立地的人》，北大附中红旗的《烈火捂不住盖子》③，和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十号通令。
    １９６６年８月中旬至１０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是血统论的推广期。由于血统论的传播不仅导致了学生之间的公开分歧与对立，而且势必要转移毛泽东及文革派的既定目标——打倒一大批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这些人则是无法用“血统论”加以区别的。这样，“血统论”成了党中央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保卫自己以及他们派到大、中学的工作组的政治斗争的工具。一方面，他们纷纷组织保卫自己的红卫兵，另一方面，他们挑动一部分群众（红五类子女）去斗争另一部分群众（黑五类及其子女），以转移毛泽东对他们斗争的政治方向。８月１２日，高干子弟、北京工业大学文革会副主任谭力夫贴出一张题名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④，企图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来阐释血统论的合理性，以弥补“对联”的粗陋。同时，又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作为“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实行，要使之“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２０日，谭力夫在北京工大的一个辩论工作组与阶级路线的会上作了一个发言。这一发言的重点一是刻意宣扬血统论，鼓吹学生斗学生，甚至主张对黑七类子女“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二是竭力主张保工作组，把工作组及刘邓派的中共干部受到的批判说成是非红五类子女企图利用文革翻天的证明。由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０月中旬的文革运动已冲击了一大批“血统论”鼓吹者的父母——中共老干部，因而当谭力夫激动地质问反工作组的学生“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的讲话正在重复与阐释着刘邓“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自我保护论，同时在一大批老红卫兵中激起极大的思想共鸣。于是，一个普通大学生的在一次普通辩论会上的发言被官方或半官方地翻印张贴成成千上万张传单、大字报，一时贴遍中国大街小巷。谭力夫几乎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
    与其同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刘邓派干部，为了保护自己在与毛泽东的上层政治斗争中不至于被打倒，便利用“血统论”把红卫兵的祸水引向广大无辜的学生、教师与群众。正是在“血统论”的指引下，是红卫兵在北京第一次开了残酷的“红色恐怖”——暴力斗争的先河。仅８月下旬至９月底的４０天内，据官方材料统计，仅北京市就有１，７００人被打死，３３，６００多户被抄家，８４，０００多名所谓“黑五类及其子女”被赶出北京。８月２７日至９月１日，大兴县的１３个公社、４８个大队，先后有３２５个“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被“血统论”的倡导者们残杀，２２户人家被灭门，其中年龄最大的８０岁，最小的仅出生３８天——“血统论”暴露了它封建法西斯主义的狰狞面目。
    当“血统论”的拥护者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残杀无辜时，毛泽东及文革派的中共领导人始终无动于衷，只有当他们看到“血统论”已成为刘邓派干部用以与他们抗争的一种政治斗争手段和工具时，在１０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们才声色俱厉地批判了“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⑤（陈伯达）。
    至此，“血统论”才从一种占主导性的，为官方默认的社会思潮成为一种为中共文革派批判的异端思潮。
    随着“血统论”被批判和群众造反派在“批判资反路线”中的崛起，尤其是随着“血统论”鼓吹者们的父母被一一打倒，血统论进入了它的挣扎期，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５日，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八一学校等红卫兵中的一批高干子弟，酝酿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并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颁发了著名的００３通告。在这一通告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他们对文革“左倾机会主义”的有益思考，又仍可以看到它组织路线的浓重“血统论”色彩，如这一通告署名的次序——从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的干部子弟等级制地排列到“十六省市”的革干子弟。又如同一时期“联动”对其他学生——黑七类子女的恐吓信。《紧急联合通告》，表现出了对文革的严重不满与一些宝贵的思考。例如提出“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以及“忠于马列主义和１９６０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即毛泽东还未形成斗“走资派”理论前的思想）⑥。
    但由于他们所倡导的“血统论”以及耀武扬威的贵族子弟的言行正是最为广大人民所憎恶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的突出表现，他们的这些言论只能被人们视为是一种保卫自己父母及自己优越的政治特权的一种本能挣扎。
    １９６７年１月，联动成为中共文革派决意打击的对象，公安部不久逮捕了他们的骨干分子。这使一批“根正苗红”的、决意要革别人命的青年学生第一次尝到了被革命的滋味。然而，一开始他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是来自毛泽东的始乱终弃，相反怪罪于反对血统论的其他家庭出身的中学同学。所谓《紧急联合通告》便是最典型一例。通告中讲要借“四月十四日戚本禹讲话之名把狗崽子们给压下去！”⑥所指，正是戚本禹把《出身论》（遇罗克著）骂成“反动文章”的讲话，在不遗余力执行血统论上，联动又一次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同流合污。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十年文革中也被抓进监狱，下放到工厂、农村，成为原来被他们迫害专政的“黑七类及其子女”的一员，迫害使他们成熟，只是在这时，他们中的某些人才真正开始跳出个人血统的狭隘背景，思索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并成为民主运动的一员。

    余樵：历史可以这样改写吗？ --评所谓"陈伯达抛出'血统论
    第一次看到"陈伯达抛出'血统论'"这个说法，是在《中华儿女》（国内版）２００２年第２期发表的刘西尧的回忆文章《"文革"中我给周恩来当联络员》里，刘西尧回忆说：他刚被派到中国科学院作周恩来的联络员时，碰上两派群众在吵闹，有人扭住一个"出身不好"的造反派揪打起来。他接着写道："这也和陈伯达的'德政'有关。因为他抛出了'血统论'的名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一段回忆的小标题也就十分突出地用了这样一句话："陈伯达抛出'血统论'"。最初看到这个说法，笔者没怎么在意，只觉得是刘老先生年纪太大了，记忆上出了问题。不然，明明是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为了毛泽东"战略部署"的需要，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先批判了"血统论"，包括"血统论"提倡者宣扬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之类说法，怎么现在会写成了"陈伯达抛出'血统论'"呢？然而，无独有偶，过了没多久，笔者又在另一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纪实著作里读到了类似的说法。那是范硕先生写的《叶剑英在非常时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６》，上、下两集，华文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６月第一版。作者在书中写到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的报告时，列举了报告中的一系列"谬论"，其中写道："他蓄意破坏青年团结，制造'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等谬论"。作者把"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统统说成是陈伯达"制造"的"谬论"了。如果说刘西尧的回忆是记忆错误，那么范硕的书就不应有这样的问题了，因为作者在书中许多地方都强调了对某一事情调查了多少人，查阅了多少资料，应该是很严肃的记载。怎么也会出现与刘西尧回忆同样的错误呢？
    对那段历史的真相，许多人应该都还留有记忆。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９日至２８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文化大革命"扫清障碍。１６日，陈伯达在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又名《两个月运动总结》）的长篇报告。１０月２４日，毛泽东对陈伯达这个报告批示："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１０５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版）此后，陈伯达这个报告便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开来，不仅官方大量翻印，各地群众组织也竞相翻印，铅印本、油印本随处可见，许多地方还将报告全文抄成大字报张贴公布，因此，其中的内容可谓家喻户晓，特别是其中对"血统论"的批判。更是让广大因"家庭出身"问题长期遭受压制的青少年以及持有"血统论"观点的干部子女们铭心难忘。
    陈伯达报告中对"血统论"说了些什么呢？他说：最近一个时期，有人"用血统论来代替阶级论，企图混淆阶级阵线，孤立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他们利用工农出身青少年的阶级感情，利用一部份年轻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重读一下这些文字，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知道，到底是陈伯达抛出了"血统论"，"制造"了那些"谬论"，还是批判了"血统论"和那些谬论。不久，陈伯达批判"血统论"的这些内容，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１９６７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得到了转述，社论中说："正当我们按照毛主席的阶级路线，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队伍的时候，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利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蛊惑一批学生，制造宗派，搅乱阶级阵线。这个口号，开始是一些天真的青年人提出来的，他们由于思想方法上的某些片面性，从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排斥和打击革命干部子女、工农子女这个正确前提出发，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个口号，欺骗极少数学生（其中有些是没有教育好的干部子女），要把他们引上邪路，来同另一部份学生闹对立。这样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就成了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东西。应当指出，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口号，实际上是宣扬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它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这个元旦社论，在当时也是各大报甚至红卫兵、造反派小报都争相刊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因而家喻户晓的。如果说，是陈伯达"抛出"了"血统论"，"制造"了那些"谬论"，那么，岂不是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１９６７年元旦，就在中央文革小组控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中，对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提出公开批判了？这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历史就是历史，不论陈伯达当年那个报告有些什么问题，也不论他批判"血统论"的目的何在，他当年的的确确是率先提出了批判"血统论"。这是数亿人都清楚的史实。刚刚过去不久的，还有亿万亲历者、见证人活着并保存着自己鲜活记忆的历史，能够被人白纸黑字地改写成另一个样子吗？若按正常的思维，这似乎不太可能。然而这样的事居然就发生了。这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吗？
    （网文）
    
    永远战士：“联动”覆灭记 　　我们先从一份誓言看起：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看看，够革命吧，够红色吧！他们是文革中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到过天安门，参加过破四旧，进行过大串联，至于抄家打人更是家常便饭。他们鼓吹红色恐怖，私设公堂，私设监狱，严刑拷打文化界名人甚至自已的同学老师，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其实大多出自于他们的疯狂，他们的正式名称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讲到这里，相信不少人开始认为他们是文革的宠儿，是文革的依靠对象，甚至以为文革自始至终始终是他们在主导。错！他们非但不是什么宠儿，更不是什么依靠对象，他们是一股反文革的力量，从一开始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清除的对象。
    一、都是对联惹的祸　　“拿起纸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扫黑帮”，文革初期，许多高干子弟连谁是黑帮都搞不清楚就跟着起来瞎折腾，就如同今天很多年青人连什么是“牛棚”都搞不明白就妄加评论文革一样。但时间会告诉人们一切。　　根据文革发动前“全国有三分之二以上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判断，到了1966年7月下旬，各单位的第一、二把手以“黑帮”论处已成定论。同时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反工作组的斗争也使相当数量高职老干部受到冲击。残酷的斗争不仅使大人们不寒而粟，他们的子女也觉得这一切令人窒息。孩子们聚在一起不免各自吹嘘家长的光荣史，与如今的残酷现实相比，不觉气愤难平。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冲动的驱使下，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部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我敢说，自中国有对联史以来，没有任何一幅对联的影响力能与此联相比。他不但将当时的社会搞得血雨腥风，甚至穿越历史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也许还会穿越时空影响未来。对于喜欢民主的朋友们来说，什么时候能把这幅对联的影响彻底消除掉，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到来。
    二、一石激起千层浪　　对联一出现，就像滚烫的油锅里撒进了生水，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它发表不同看法。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辩论围绕对联展开了。　　1966年8月1日，创作对联的北航附属中学学生把对联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到北京主要高校，于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血统论”对联在北京迅速传播开来。凡是对联出现过的地方，无不发生激烈的辩论，这种辩论往往通宵达旦，有些人甚至累晕过去。但即使这样，学生们的热情丝毫不减，青春的燥动与传统封建礼念的浸润促使着他们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8月6日，受对联影响的北京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正式将对联推向了社会。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对联：从因果关系来看，对联是对子女高低贵贱的比较，但彰显的是英雄子女。在当时，谁自诩为英雄？自然是共和国的功臣，昔日的老革命，今日的当权派。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被打倒或即将被打倒。这些人的子女，眼看着世袭罔替的殊荣脱手而去，又不甘心像工农子弟一样做个普通红卫兵，于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们替他们境遇悲惨的老爹老妈喊出了压抑已久的声音：共和国应对功臣们封妻荫子！这声音如此强大，以至于社会上引起普遍共鸣，从中央到地方，从孩子到大人，牛棚里的和牛棚外的，拿枪的、拿刀的、拿笔的、拿暗器的无不跃跃欲试，都想从这幅对联中争取到自已的未来。普通学生们管这幅对联叫“鬼见愁”，确实是鬼见愁，因为对方的辩论根本不是严肃认真的讨论问题，只是要你表明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对反对者的处理也很简单，一个字-----打！　　当年黄炎培曾在延安对毛主席谈过中国历史周期律的问题，他说：“大凡一党一国乃至一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乎焉。”意思是说要兴旺就蓬勃而起，要灭亡也很快，一会儿的事，问主席中共如何能逃出这个周期律。毛主席当年说：“我们找到办法了，就是让群众监督政府。”建国后，主席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实践当年的诺言，无论是“三反五反”还是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主席一直在努力，直到最后找到文革这种模式。姑且不论文革的成败，仅这种不懈的探索精神就足以让毛泽东光照千秋！他老人家始终在为中国人民探索奋斗，不像现在有些人，除了乐于探索女人的周期外，再也拿不出半点有价值的东西。
    三、中央文革试图将争论纳入正轨　　由于文革的即定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鬼见愁”对联宣扬的血统论无疑是干扰了这一目标的继续执行，它自然受到中央文革的坚决反对。　　1966年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我们没有必要再打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他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但经过运动洗礼的高干子女此时已不比当初，他们已经有了点政治头脑。刚开始揪“三家村”、“彭罗陆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路线斗争哪次不损耗几个人，跟他们划清界线就是。直到斗争不断升级，威胁到他们自已老爹老妈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闹了半天自已又打又闹把火点起来是为了烧烤自已老爹呀！事到临头悔不及，怎么办？再次造反。　　陈伯达讲话不久，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学生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高呼“鬼见愁”对联，从而引起更大躁乱。他们还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后改称“贫协”，清华、北大等校立即响应，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派别。这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自来红，黑五类自来黑，但请注意，两者也并不是绝对对立，以后我们会提到。　　陈伯达不管用，中央文革又请出两尊更大的神。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8月6日，江青、康生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时，江青一再重复“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的新改对联，结果却催生出更多如下对联：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　　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　　横批：理应如此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
    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　　横批：专政到底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　　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　　横批：代代相传　　老子革命打江山；　　儿子造反为江山。　　横批：代代红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　　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横批：谁敢翻天？
    四、八旗子弟很疯狂　　温和的劝导压制不住极端的热情，经过天桥剧场大辩论后，对联思想在社会上泛滥成灾，很多红卫兵组织甚至将对联思想做为一种指导思想。在这种大背景下，将老爹的旧军装与红卫兵的红袖章配在一起招摇过市蔚然成风，这不仅是一种服饰特征，更是一种能彰显红色贵族高贵血统的标志。这些稚气未退的娃娃们穿着并不合体的大人衣服，腰束宽皮带，脚登大皮靴，高挽袖口，满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秽语，一时间，竟成为青年们竟相模仿的偶像。　　可红色贵族并不好当，他们选择成员的唯一标准就是“纯”。什么意思？当时中国行政级别共有24级，父母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下的统统不要。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显赫的出身才能做到“自来红”。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他们组织内部也是按各自老爹的官职大小来安排职务，他们成了一群名符其实的“八旗子弟”。如此森严的等级不仅把大批工农子弟排除在外，甚至连一般基层干部的子女都高攀不上。一方面是高不可攀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是社会青年的盲目崇拜，再加上青年人特有的冲动与幼稚，于是悲剧发生了：一个14岁小女孩要求参加红卫兵，结果红五类们不要她，理由是以她的出身必定“革命不够坚决。”小女孩听后一言不发，抄起刀走进关押老师的“牛棚”，连续数刀将老师捅死，然后趾高气扬地对红五类们说：“我革命怎么不坚决？现在该让我参加红卫兵了吧！”　　我觉得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牛棚”以正视听。文革时所谓的“牛棚”并不是牛住的棚子，而是单位里关押走资派的地方，它有可能是一座仓库，一个教室，也有可能就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因为在陈伯达主笔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将走资派称为“牛鬼蛇神”，所以群众将关押走资派的地方称为“牛棚”，它实际上是群众专政的产物。被关押者并不是被判刑，而是根据所犯错误大小采取不同的强制措施。交待完问题，有的几天就可回家。有的可天天回家，但要定期来交待问题，就像上班一样。一般不许搞打骂，还有必要的生活费。周恩来总理更是在文革后期一再警告各单位严禁搞逼供信，同时允许被专政者有上诉控告权利。但文革初期持血统论的八旗子弟们可不管这套，他们自认为天生就是专政者，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是自娘胎里带出来的，老爹被整又将他们的仇恨更加猛烈地灼烧起来。于是，我们看到6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复活：　　他们将几间教室打通，将抓来的俘虏关进去，用活人来练习摔跤、格斗、擒拿、拳击等，美其名曰集训。这就是他们私设的监狱。再看看他们的公堂：像县太爷一样高高坐在老师的讲台上，将昔日的同学老师挨个拷打。手段包括：跪玻璃、油漆洗脸、开水洗澡、上吊练习……手段之残忍直追日本的731部队，真是骇人听闻！
    五、一个并不可笑的笑话　　小时候看过一部香港古装戏，是描述清军攻克扬州的。当大批清军蜂拥着攻入城门时，旁边一个孩子忽然提出一个令人捧腹不已的问题：“他们（守城者）为什么不在城门口架几挺机关枪？”　　有些人，总以为自已比前人聪明，好像只要通过时空隧道把他们送入古代他们就一定能功成名就一样。对于三十年前的文革，他们也是带着这种有色眼镜看的。一提起佩戴毛主席像章，他们就同愚昧、无知、高压、个人崇拜联系起来。仿佛毛泽东是个封建暴君，“毛主席万岁”等同于“皇帝万岁”一样。其实，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崇拜者还是被崇拜者，双方都清醒得很，谁的头脑都没有发昏。　　早在文革初期，毛主席就对林彪的过分吹捧不满，多次提出批评意见。但林彪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非但没有住手，反倒把个人崇拜这股风越刮越猛。对于人们普遍佩戴主席像章问题，毛主席不止一次提出这是“讨嫌”的，甚至对于后期铝制像章过多的现象发出“还我飞机”的呼吁。他的头脑哪里有一点发热迹象！　　对于佩戴像章的人，他们的头脑更没发热，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不仅仅是一种饰物，更是表明信仰的标志，佩戴像章就拥有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所以，佩戴像章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权利。这才是当时主席像风行天下，人们都趋之若鹜的真正原因。　　红五类们对佩戴主席像章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既然能够在第一时间从老爹老妈及掌握大权的叔叔阿姨那里获得大批像章，自然也就有了特殊的“资源”，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竟然用这种资源去行贿。别以这是危言耸听，真有人凭借这些东西疏通各处关节，甚至混入党内。他们还高喊着“自来红万岁”的口号，大肆剥夺对立面的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这在当时，是一种严厉的打击和折磨，比杀了对方还难受。普通红卫兵多次被剥夺后，我们看到了今天常提起来的笑话：他们将毛主席像别在胸口的肉上，称之为“一针（真）见血”。有的还哽咽着说：“毛主席，这下他们再不会抢走你了。”　　这个笑话让我怎么也笑不起来。　　与此相对应的是，许多出身“黑五类”的学生明明被骂为“混蛋、狗崽子”却并没有失去像章的佩戴权。即使被红五类们刚刚暴打后，他们仍然腆着脸去和人家套近乎。仗着心狠手辣，在讨得红五类的欢心后，他们都夹在红卫兵中间作为专政非红五类出身的人的打手。当年，北京第二医学院曾有人贴出过一张题为《飞出一只白乌鸦》的大字报，对这类不伦不类的红卫兵进行了绝妙的讽刺。
    六、出了个领军人物　　“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迫使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把自已打扮成马克思义者来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恩格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举国一片”万岁”声，右派先生们绝望了，他们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这又高估毛泽东的能力了，他的敌人依然存在，只不过戴着红帽子罢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做为马列主义新阶段的毛泽东思想在也未能摆脱这一历史宿命。这不，一个自称“只承认毛泽东思想”的人出现了。　　
    天桥剧场的一场大辩论，带来了“血统论”在社会上的大传播，引起一个小人物的强烈共鸣。相似的出身，共同的遭遇，无论是出于封妻荫子的潜意识，还是即将由红变黑的残酷现实，他和同类们都不得不拼死一博。请记住这个名字，当时全国有很多人被他的讲话迷了心窍，纷纷改成他的名字，以至于开放改革后他不得不改头换面，用另一个名字驰骋政坛。他就是当时北京工业大学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　　1966年8月12日，谭力夫与别人联名贴出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对联当做“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把他“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条条本本。”大字报一贴出，如同今天网上突然出现一个酷贴，立即有人响应。当日，北京各高校纷纷出现了只字不差的大字报，传播的速度是相当地快，新一轮大辩论又开始了。是日，仅到北京大学观看大字报的人就达17.9万人。当然他们也借了一股东风，那就是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在把红卫兵运动推向全国的同时，对联的思潮也迅速泛滥起来。　　中央文革感觉到势头不对，他们组织力量到各高校张贴《江青在天桥剧场对红卫兵的讲话》，希望把势头压下去。但刚刚在破四旧中取得辉煌战果的红五类们此时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北工大连续两天发生了强撕江青大字报事件，并引致了校园内宣传“血统论”的又一次高潮。8月20日，能言善辩的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口若悬河，一气呵成了闻名全国的讲话。这篇讲话在大力宣扬“血统论”的同时，尖锐指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情。”　　谭力夫的讲话一出笼，不但很快风靡北京，同时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这并不庄严的宣告，这并不雄伟的声音，通过各种现代化工具，一样传遍白山黑水，黄河长江。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好得很，应大力宣扬。个别省份在省委指使下，很快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以新华书店等主渠道迅速发行到工厂村庄。有些单位还规定每天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但他们对同时期下发的、中央一再要求严格执行的“十六条”却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大力推广谭力夫讲话的直接效果是：谭力夫在群众中获得巨大声望，仅在福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就有5人更名为“力夫”。这还不算，在当时全国各大城市，先后刮起了一股“报出身”风。比方说你要上公共汽车，售票员就会让你报一下出身：红五类，您上座；黑五类，站着，有座也不许坐。　　在特定的瞬间，历史往往是由小人物创造的。如同今天有人将讲《论语》的于丹视为“文化奶妈”一样，当时的走资派也是将谭力夫视为救世主的。他们渴望“血统论”救他们一命，当然会不遗余力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帮他一把，他们明白：帮这个小人物也就是帮自已。
    元帅的愤怒　　一天，一封四川省红卫兵串连接待站的公函寄到了一位共和国元帅家中。　　公函上端写着一行“最高指示”：“要节约闹革命。”正文中这般写道：“陈毅同志，今有您的儿子陈小虎，某月某日在我处借款人民币二百元整，望尽快归还。”信的末尾，盖有一枚大红的公章。　　展读此信，陈毅勃然大怒：“啥子陈小虎？我家根本没有陈小虎嘛！二百元？二分钱我也不给他！”　　陈毅元帅有四个孩子。老大陈昊苏，老二陈丹维，老三陈晓鲁，老四陈姗姗。　　
    被讹传为“陈小虎”的陈晓鲁的确是他的宝贝儿子，当时是北京市八中高中学生。只是被文化大革命搞得焦头烂额的元帅此时根本想像不到他家老三在社会上有多大能量。　　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举动极大地刺激了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大批普通工农子弟参加红卫兵，这样一来让老红卫兵心里不舒服起来，用今天的话讲，他们感觉自已的知识产权产被侵犯了。为了显示红色贵族的与众不同，在谭力夫讲话的影响下，他们相继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后来的“联动”就是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笔者很想把这些组织的创始人一一列出，可惜惭愧得很，费了很大劲只能找到西纠的一些材料，除了那个陈晓鲁外，还有个孔丹，原国务院外事办主任。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他的成立和活动，受到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的支持，就连周恩来都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许明指导他们的活动。“西纠”成立后，陆续发布了13道通令，内容庞杂，涉及中央党政机关、革命干部、国家机密、首都秩序、以至对资产阶级政策和外宾接待政策等许多方面，但核心只有一条-----保护老爹。8月27日，“西引”发出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
    八、揭发的真相　　回首文革，我们会发现许多难以理解的事情，比如说儿女揭发父母，这一奇怪现象常被改革者用来论证文革对人性的扭曲。在这方面，他们似乎很同意孔夫子的观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笔者最近听到一个当年在批斗会上主动揭发母亲的人坦露心声：“那都是我妈让我干的，我们是黑五类，不这样能把自已洗干净吗？讲几句话，我参军、找工作、以至将来提干就不会受影响了。”　　原来是苦肉计！这怎么会是文革对人性的扭曲，翻开史书看看，类似的办法数不胜数。这不但不是反封建的文革对人性的扭曲，恰恰相反，是它的敌人----封建主义遗毒在作怪。　　那个全国最大走资派对这一手玩的更是得心应手。在工作组受到主席的批评后，原来强烈支持工作组的儿子不但迅速改变立场，还有声有色地揭发起老爹来。大义灭亲的立场得到大多数人的欣赏，他不但未受到清算，反倒成了学生领袖，组织起一伙人来反攻倒算。　　1966年8月24日，就是西纠正式成立的前一天，刘涛、贺鹏飞（贺龙子）同清华附中一些人制订行动计划，赶制了西纠专用符号，组织北京12个学校保皇军企图武装占领清华园。真不愧是将门虎子，他们的行动还是像模像样的：先在清华附中操场集结队伍，贺鹏飞作战前动员，指责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时派人占领校广播台，控制了宣传机构。下午4:00,这两位当然的领袖带领12校联军冲进清华园，立刻包围了大字报区，先是宣读最后通谍，然后殴打看大字报的群众，不但撕去揭批刘、邓、薄等的人大字报，还特别认真地用相机拍下了大字报的作者，准备进行秋后算帐。最后，他们捣毁了以批判刘邓为已任的“第一红岩”战斗组的家，并在校园游行一周示威。　　据悉，刘涛事后向王任重打电话汇报了情况，王任重表示：“‘八.二四’没什么问题。”
    九、令人费解的死因　　老舍之死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悲剧。文革结束后，一直以来的相关作品总是沿着毛泽东---文革---老舍----迫害这样的简单逻辑推理下去，潜台词就是：是毛泽东间接害死了老舍。果真如此吗？　　若果真如此，本着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那就应该先把直接责任人揪出来示众，然后深挖幕后黑手，甭管涉及到什么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批判的批判，总要给死者一个公道，给人民一个交代。这样做很难吗？毛泽东不在了，可当时老舍挨打的见证人都在；文革已遭到官方的彻底否定，开放了、自由了、可以畅所欲言了；红卫兵已退出历史舞台，再也不用怕什么皮带铁拳了。这种时候，正是为死者申冤的最佳时机，怎么知情人都缄口不言，好像在怕得罪什么人呢？　　“老舍（1899～1966）现、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满族，北京人。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这是达成共识的老舍简历，看看，人家老舍可是根红苗正，正宗的无产阶级出身。他不但跟文革的斗争对象-----走资派沾不上什么边，甚至连黑五类都算不上。而且，老舍自归国后各方面一直紧跟形势，一直宣扬是“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60年代初，毛主席在同老舍的一次谈话中特别提到清朝的几个有作为皇帝，对清朝的历史贡献给予肯定。这在当时相当于一次政治摘帽。因为自辛亥革命以来人们对清王朝的印象就是腐败透顶、丧权辱国，这使得相当多的满族人抬不起头来，他们不敢承认自已是满族人，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老舍。他在1950年前是不敢承认是满族人的，但有了这次谈话后，他不但勇敢承认，还根据自已的生活经历创造了《正红旗下》这部优秀作品。能够得到领袖的如此垂青，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口含天宪的人物，一般人谁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呢？令人费解！　　老舍是个文人不假，可并不是所有文人都反文革。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对文革他是以一种积极心态参加的，其思想的进步程度绝不在郭沫若之下，怎么老郭没事他却一命呜呼呢？令人费解！　　在老舍出事前的1966年8月23日，他“像往常一样，从容自若地坐在会议室沙发上。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运动来了，怀着对党的信赖来了。他对同志们说：‘我昨天刚刚出院，身体不成喽，老爱闹病。康生同志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这是目前流行的老舍投湖前发言，如果仅凭这点点回忆就认定是中央文革指使红卫兵干的，那就太小儿科了。人家老康打年青时起就搞中央特科，如果整人就这水平，那他早就甭混了。现在有些死因揭密总是含沙射影地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动机何在？令人费解！　　在特殊时期，有些人对死人总比对活人的兴趣大，因为一个死人是不会说出真相的，所以我们只能采取排除法窥视一点真相。可以断言，中央文革不会干这类傻事。当时刘、邓都没正式倒台呢，光走资派就斗不过来，哪有功夫捅这娄子。除了这股势力外，敢对老舍动手、能对老舍动手的就只有那些持血统论的红色贵族们。据批斗老舍的主力军------北京女八中部分红卫兵回忆，他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请注意这个“校文革领导小组”，在1966年“八.一八”前后，这些公开组织基本被红色贵族控制，否则刘涛、贺鹏飞也不可能短时间组织起12校联军。再有，从老舍后来在国子监挨打的惨烈程度看，手段与东西海纠极像。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文革后大都黄袍加身，掌管着各各要害部门，其威力足以让任何人三缄其口。
    十、“红八月”大事记　　我们刚刚经历了文革中赫赫有名的“红八月”，毛泽东、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打人、愚昧狂热，这就是我们过去的全部印象！给我们这些印象的人是肤浅还是狡诈？其实，真相只需看一下流水帐即可：　　1、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指责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随后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　　当晚，“鬼见愁”对联贴到北京各大高校。　　2、8月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部分中央领导做检讨；　　同时，对联在北京引发大辩论，陈伯达改联灭火。　　3、8月3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分组讨论“十六条”，部分中央领导到北京建工学院做学生工作。　　4、8月4日，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做检讨，毛泽东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江青反对成立“贫协”。　　5、8月5日，毛泽东发表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责“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6、8月6日，天桥剧场辩论，江青、康生劝止不住持“血统论”的学生；林彪回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云致信毛泽东并中央，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和中央采取的方针。”　　7、8月8日，新华社播发“十六条”；　　血统论在社会上大传播，高校陆续成立学生组织。　　8、8月9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贺鹏飞、刘涛等人成立清华大学“八九派”串连会，只批“黑帮”，不批工作组。　　9、8月12日，刘少奇职务不再被提起，叶群组织人员整理刘少奇材料；　　社会上,谭力夫主张将“血统论”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引发更大辩论。　　10、8月18日，毛泽东大规模接见红卫兵；　　王震等老干部遭受批判，社会上打砸打日渐增多。　　11、8月19日，新华社播发18日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城楼上领导人的排名顺序，引起震动。　　红卫兵开始大规模抄家，殴打“有问题”的人员。　　12、8月20日，谭力夫发表演讲，认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同时北京30万红卫兵上街破四旧。　　13、8月23日，红卫兵运动进入狂热化程度，达到最高潮。　　毛泽东及时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　　14、8月24日，“西、东、海纠”成立，老舍投太平湖自尽。　　15、8月28日，中央正组织红卫兵大串联,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　　16、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林彪提出“四个伟大”。　　分析:中央存在两种声音,社会上存在两股势力.毛泽东凭借高超的政治才干把中央的反对派压了下去,但社会上的反抗势力却日趋壮大起来。
    十一、探讨文革的派性问题　　一问起文革中派别，有些人总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造反派、保皇派”。每次听到这样的回答，心里总会生出一种疑问：他们当初真这么叫吗？要知道，自称“造反派”倒也罢了，因为毕竟有“造反有理”的理论支撑，可“保皇”一词明明是带有贬义的，就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也不例外，这代表的是封建、落后，谁会用这样的词来标榜自已呢？　　还有一些人一提起这两派就联想到红卫兵，联想到造反派的破四旧、毁文物、批斗老干部，可就是不肯想一想保皇派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当时怎样保皇？　　事实上，造反派和保皇派绝不是红卫兵的专有名词，这两顶帽子自始至终出现在文革史上，开始是学生们戴，后来是普通干部群众戴。他们的正式名称是：一派自称革命造反派，另一派自称革命促进派。保皇派在名称问题上有点像金庸小说中的明教，一听有人管他们叫魔教就抄家伙动手，因为对当时争斗的双方来说，“保皇”是一个污辱性的称谓。　　之所以会出现保皇派，是因为文革前的官员们大多贪欲还不太重，老百姓出于传统的惯性，还对他们保持着相当的尊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个口号，实际上当时真正支持的并不多，因为中国人除非被逼得走投无路，一般不愿意造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即是残酷的现实，更是中国人处世哲学的写照。这是个勤劳善良的民族，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国歌中的这一句，其实写出了国民的阿Q精神，难道不应对其发出含泪的鞭笞吗？从这个意义上讲，“造反有理”不但是在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更是埋下了一粒民主的种子。　　文革初起，大批造反组织应运而生冲击各级党委，其实这些毫无政治经验的年青娃娃哪斗得过那些久经战阵的老油条。他们一方面丢下手头工作，指责红卫兵们破坏生产，即“用生产压革命、狂刮经济主义妖风”，另一方面他们也组织自已的红卫兵，即“拉一派打一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对立的双方都戴红兵标志，都自称造反派，指责对方是保皇派。比较典型的是江苏的红卫兵，他们被老百姓戏称为“好派”和“屁派”，原因是在造省委的反时，一派表态说：“好得很！”，另一派说：“好个屁！”　　保皇派由于有官方背景，自然势力大些。文革从开始到结束，很多省份其实一直是保皇派在把持，只有上海是造反派完全夺取了政权，所以才受到毛主席的特别青睐。
    十二、“红色恐怖万岁”　　探照灯、岗楼、哨兵、瞭望孔、射击孔，尖锐的警铃，惨无人道的酷刑……，这阴森恐怖的地方既不是日本人的炮楼，也不是国民党的渣滓洞集中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居然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的一所学校-----北京六中。　　当时这是全北京红五类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后来“联动”最重要的据点。借着文革初期的混乱，他们将日常学习读书的地方改造为关押“黑五类”的“劳改所”。十五、六岁正是青春期萌动的时刻，如果这萌动一旦被名、利误导，立刻会滋生出可怕的魔鬼。“保爹”的愿望促使着红五类们不断探讨先辈的战绩，在他们灵魂深处，或许真的有“沿着前辈的足迹走”的良好愿望，可一到具体问题上，他们不自觉地沿着敌人的足迹走起来。六中的大门早就被封死，要想进去只能从他们规定的窗口跳进。一进门，这几个血淋淋的大字就扑面而来----红色恐怖万岁！-----这真的是用人血写成的。　　在这里，专政对象被无限扩大了，先是“黑五类”，后是“黑七类”，东、西、海纠的成立使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专政对象逐渐扩大到一切不同意“对联”观点的人。他们轻辄打骂同学老师，强索钱财，重则草菅人命，而且手段极其残忍。老工人徐沛田、高二学生王光华先后被西纠成员活活打死，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东西海纠一下子臭遍了街。　　今天，我们应该回过头来思索这段历史：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未成年的孩子犯下如此滔天大罪？法律精英会脱口而出“目无法纪”，右派精英会大声呼吁“缺乏民主”，他们会各自掉几滴鄂鱼的眼泪表示同情，然后兜售自已的私货。我们已经被他们骗了几十年，不能再上当了。用阶级分析的办法来看，我们会发现事情的真相----阶级斗争！　　“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新的资产阶级，正在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产生出来。”----列宁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就在共产党党内！”　　---毛泽东　　“孩子们未满十八岁，就是枪毙都不够格”，中国的走资派们就是看中了毛泽东这一软肋，所以毫无顾虑地推出了自已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的无耻精神，让今天借孩子扮乞丐骗钱者望尘莫及。
    十三、文革五大学生领袖　　话说到1966年9月，我们似乎忘记了几个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他们就是后来被称做五大学生领袖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尽管他们只是昙花一现,但却是研究文革史绕不过去的人物。　　让我们回到1966年5月25日，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把北大哲学系党总书记聂元梓推上了历史舞台。大字报一贴出，立刻在北大师生中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当天就有上万张大字报贴出，其中大部分表示反对意见，甚至还有人围攻她。后来刘少奇派工作组来了，她一下子成了专政对象，被整得很惨，一度以绝食做为主要斗争方式。可即便这样也轰隆不出太大动静来，素来温顺敦厚的中国人一向对犯上者的下场都有共识。可惜这次大多数人看走了眼，随着毛主席对大字报的支持，聂元梓一下子成了造反英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威名不径而走。消息传到广东，几个学生在辩论中达成共识，借着大串联的机会去趟北京会会这位反潮流的革命小将，可到了北京却大跌眼镜：原来他们心目中的革命小将竟然是位半老徐娘，时年45岁。　　在聂元梓的事件的影响下，各高校都掀起反工作组的浪潮。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公开鼓动赶走工作组，引起一个人的强烈不安，因为这个人当年会同工作组将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被打成反革命跟枪毙也差不多。现在蒯大富翻过身来了，会不会对他和他们一伙进行报复？自已“自来红”的高贵血统怎么能受蒯大富这种人的气！带着这种不良心态，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西纠和后来的“联动”组织中，我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叫贺鹏飞，共和国开国元帅之子。　　在整个红卫兵运动中，聂元梓和蒯大富不是最先起跑的，但毫无疑问是跑得最快的一批。在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时，他们受邀上天安门接受检阅，此举不但使他们在红卫兵中名声大振，也引起中央文革的高度重视。随着中央文革权力的逐渐扩大，他们也水涨船高，逐渐成为领军人物。此时血统论骁将谭力夫等领导的老红卫兵组织“红一司”“红二司”已日渐成为文革的阻力。为了“斗走资派”这个大方向不动摇，中央文革支持蒯大富于9月9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三司”的造反组织。在这个组织的推动下，地质学院的王大宾，首都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也日渐壮大起来，这些人被后来的“联动”称为“中央文革的宪兵队”，我猜想，“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拳头”一定是这些人喊得最起劲。　　后浪推前浪，新人赶旧人，总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在他们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同时，“西纠”等组织也日渐将他们视为眼中钉。这一时期发生了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带头冲击地质部揪斗前工作组组长邹家尤事件，“西纠”前往干涉，弄了个灰头土脸，威信扫地。此外，北航的韩爱晶带头冲击军事机关国防科委并一举成名也使他们感到不安起来，他们觉得自已是红卫兵的老祖宗，应该采取措施压压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晚辈。于是，一个新的计划产生了。
    十四、秘密成立“联动”　　据小说家言，清朝乾隆皇帝继位之初，有几个王室成员不服气，想把他搞下台或者架空，于是他们精心谋划了一场政变：先联络一些平日合得来的宗室子弟，凭着这些人天大的“面子”先向兵部借兵器，然后占领大内，继而控制京城九门，最后掌控全国……　　每当我读到这里，总禁不住哑然失笑：这些只会提笼架鸟的公子哥搞这杀头的玩意也这么浪漫！不过话说回来了，在现实生活中，有面子确实很重要。比方说让我花钱联系个小剧场搞个演出什么的或许能搞定，可要搞到中南海政治局礼堂简值是天方夜谭，非得有天大“面子”不可。　　1966年10月1日，手眼通天的老红卫兵们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联动”组织，这个组织当时并不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它戴的是一顶更大的帽：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　　他实际上是以“东、西、海纠”为核心，联合北京各高校干部子弟组织的一个联合体，其核心任务是“保爹”，路线是各省市干部子弟大联合。有了谭力夫讲话的理论支持，有了各级干部挨整挨批斗的政治需求，还真别说，几个毛娃娃过家家似的组织居然在全国有了大批支持者。　　需要澄清的是，“联动”成员实际上是以中学生为主，如谭力夫等大学生在里面更多地是起到理论指导作用。不过，青春期燥动的少年更可怕，我们叙述过的北京六中就是一例。青春期萌动是生理现象，但让青春萌动到犯罪状态却是社会现象。是什么社会现象造成的呢？相信不少人想脱口而出是文革，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事实上，文革只是提供了一个社会机会，也并不是所有处于青春期的人在文革中都疯狂，真相被掩盖在迷雾中。在弄清真相前，先讲一个小故事：　　出生于70年代的人不知是否还记得小学课本里有一篇题为《秘密学习》的文章，讲的是几个小学生在日伪不断扫荡的战争环境中坚持学习的事，敌人来了将课本埋起来，敌人走后在露天教室里坚持上课。这是一个真实的学校，当时叫“荣臻小学”，原本是收留战争中烈士子弟的，后来进城后改为“八一学校”，60年代，这里成了一所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各级干部对自已孩子的爱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不惜血本对这里进行投入：统一的校服，漂亮的教学楼，校园内到处绿树成荫，鲜花遍地，的确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投入就是盖校舍，这路子好像有点熟）可教育方针却沿袭过去的老一套，孩子们好一点的学会了温文尔雅，追求名利。差一点的就不消说了，这里后来成为“联动”的一个重要据点。请看看这里旧教育体制教出的高徒：　　一个小学生在描述未来理想时写到：“职务：坦克兵元帅，工资：每月700（当时超高）”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长大后的八旗子弟们就是怀着这样的理念冲向社会的，当他们优越感忽然被剥夺后，犯罪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养不教，父之过；徒不严，师之惰。”连私熟先生们都懂的道理却有人装做不懂。
    十五、逮捕谭力夫　　“联动”成立后，更加疯狂地抄家打人制造混乱，甚至有人昼伏夜出杀害对立面的人，引起了社会治安的严重动荡。本来抄家这一行径是有严格组织程序的，一般说只抄书籍日记等文字性东西，而且还要打借条。这是基于“四清”运动中从地主家抄出“子孙万代要报仇”等反动诗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检查措施。后来检查扩展到“四旧”等生活实物，抄家者也还算守规矩，文革结束后有人从堆积如山的仓库中拣出自家物品就是实例。可这些好的做法到了“联动”这里就统统废除了，他们不但把抄家当成赤裸裸的抢劫，还中饱私囊，尽一切可能搜集自已需要的东西。他们在向“黑五类”们勒索钱财的同时，发现这些人家里有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书籍，不由分说拿了回去，可他们当时没有时间看----都忙着夺权呢！　　“联动”的异常活动引起中央高层的密切关注，此时文革已全面展开的，运动的重点也已明确，几个小屁孩“保爹”的举动自然难逃他们法眼。擒贼先擒王，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集中到血统论骁将谭力夫身上。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谭力夫的观点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主席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犹如三记重拳，一次比一次狠，红五类们顶不住了。　　1966年11月的一天晚上，一个电话打到谭力夫家，中央文革的关锋、戚本禹约他中南海谈一谈。谭力夫又惊又喜：终于有了一个为血统论辩解的机会了。他要在中央领导面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系统阐述血统论的正确性。可当他那滔滔不绝的辩解没进行几分钟，戚本禹就厉声喝问他同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子女有无瓜葛，关锋则在一旁敲边鼓，不断地追问他们家同林枫、李雪峰的关系。自已的老爹干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能同这些人无关吗！谭力夫终于明白，对方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谈话当然是不欢而散。事隔不久，谭力夫被逮捕投入监狱，中央文革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不断追问谭力夫的后台问题，想以此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借以除掉政治对手。可谭力夫毕竟不是普通人，他在狱中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打孩子是为了整老子”的企图，学着革命先辈的样，咬紧牙关硬是一句不话，非常投入地表演了一翻。为了证明“血统论”的正确，他还在狱中写下了一首《铁窗歌》：“铁窗孤影对，深夜寒风吹。生当共产党，死作革命鬼。纵死亦含笑，问心无大愧。敬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诗有好坏之分，写诗人的境遇却各不相同。“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让作者“咔嚓”一声人头落地，可这首歌不像歌诗不像诗的东西却为作者日后飞黄腾达埋下了伏笔。
    十六、“联动”郁闷极了　　自从被中央文革盯上后，“联动”的日子一直过得很郁闷。先是“中日青年大联欢”筹备工作的领导权被剥夺，继而平民红卫兵崛起，处处抢他们风头。1966年夏季，老对头北航红旗战斗队发出了制造“红海洋”号召，就是以美化市容为名，用红油漆将街道、单位大幅墙体涂成红色，以彰显“革命化”的环境赤风潮。这让“联动”成员们心里很失落：这本应该是他们提出来的才对！可人家先走一步，已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没办法，只好跟在后面吃点浮食。除了到处泼油漆刷街道外，他们还将自已的红袖章进行了精心改良设计：双层绸面，外面红色，里面白色，寓意是：红色恐怖压倒白色恐怖。可惜这个顺风屁还没接热乎，人家北航忽然改口，大加挞伐起“红海洋”来。原因是制造“红海洋”浪费了大量红油漆，引起了毛主席的反感。真是：人要倒楣，连喝口凉水都塞牙！　　随着“联动”重要据点北京六中劳教所等陆续被爆光，他们在北京市民心目中一下子臭起来，老百姓都拿他们当小流氓，各校新崛起的平民红卫兵也渐渐不买他们的帐。“联动”正式成立后，他们组织了几次对“红三司”的冲击。可人家蒯大富一个电话就召来几千人，吓得哥几个面如土色。不过，此时“红三司”对“联动”还基本处于防御状态，基本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毕竟人家头顶上戴着红帽子呢！　　谭力夫被逮捕后，整个形势对“联动”越来越不利了，可个别脑子不大灵光的还不知死活，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表现自已，比较典型的是：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一手拉住军车窗，另一手挥舞军刺招摇过市。行人侧目，避之唯恐不及，警察可睁大眼看着呢，带着闹事的不容分说被关了进去。　　这下“联动”没招了。讲理吧，理论权威正在监狱里待着呢；讲打吧，人家蒯大富的“红三司”可是以大学生为主，个个膀大腰圆，还真不是个。“反了，反了，这年头流行儿子打老子”，同阿Q一样，他们也急需一场“精神胜利法”。
    十七、“十二月党人”　　1825年12月，一群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俄国贵族军官悍然发动政变，目的是反对沙皇的农奴统治。可惜活没干利索，指挥官临阵脱逃，三千多人还在广场上傻等呢，沙皇的大炮轰来了。围观的百姓和士兵们顿时血流成河，政变就此破产。可贵族毕竟是贵族，碍着朝中老臣的面子，参加政变的军官们除首犯被杀外，大部分只是被罚去西伯利亚做苦力。沙皇本想借西伯利亚的狗熊之口除掉政敌，可万没想到这帮公子哥生命力还挺顽强，愣是在那冰天雪地里活了下来。他们美丽的妻子也拒绝了沙皇要她们改嫁的要求，宁可放弃贵族生活而去西伯利亚与丈夫厮守，真是浪漫的刑期啊！这个故事一向为“联动”的红色贵族成员们所熟悉，同样是贵族，同样是十二月，同样是挑战当局的危险活计，他们很自然地将二者联合起来，自称为“十二月党人”。　　面对蒯大富、聂元梓代表的平民红卫兵的挑战，红色贵族们出奇地愤怒了。从1966年11月27日起，他们就在北大附中教学楼的一间会议室秘密集会，商讨对付“红三司”的办法，12月5日发表宣言，正式出现了我们在开篇中提出的那份誓词。这篇宣言以诗歌般语调强烈指责当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在保卫“十六条”、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下号召“拉起队伍自已干！”干什么呢？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发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信号弹。　　仅仅贴标语、发传单当然满足不了“联动”的愿望，他们发动了对“红三司”一系列的攻势。12月6日，十几个“联动”成员在首领牛皖平的带领下，主动到蒯大富控制的“红三司”司令部，点名要求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结果还没进大门口就遭到围攻，只得落荒而逃。12月7日，“联动”再次从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等处调集大批红卫兵来到“红三司”所在地寻衅，结果被团团围住，最后是周恩来派秘书周荣鑫来解围才把他们救走。的确，无论从人数还是从体能上比，他们和人家蒯大富都不是一个等级的，更不用说蒯大富后面还有个中央文革呢。　　12月16日，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对“联动”的理论和路线进行了严厉批判，并决定解散各种红卫兵纠察队。这等于斩断了“联动”的各种触角，形势已经将红色贵族们逼到了墙角。　　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在这次大会里，他们不但高呼“打倒‘红三司’、“反对乱揪老前辈”等口号，还有人胆大包天地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刚喊出这句时，台下一片寂静，几千人同时愣住了，继而掌声大作，“联动”红卫兵们发疯似的蹦起来，跳到桌子上、椅子上，拼命鼓掌，大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等物件抛向空中，在圆形屋顶下飘舞着。不知谁弄来了鞭炮，噼哩啪拉，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剧场中炸开了。此时他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才是“红三司”的总后台。　　“联动”老红卫兵的血液像火一样燃烧着。会后放映苏联电影《区委书记》，当游击队员们举枪宣誓“以血还血、以命抵命”时，全场的联动立即响应，齐声高呼：‘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帽子乱飞，口哨乱响，一片疯狂。电影放完已是凌晨四点，大群的联动趁着热血还没凉，一队队蹬着自行车前往公安部去解救落难弟兄。这就是有名的‘联动六冲公安部’的第一冲。
    十八、灭顶之灾　　在文革期间，各级党政组织包括军警等暴力专政机构，对红卫兵都是相当地忌惮。这当然同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但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绝不仅是以新代旧那么简单。要知道，几千年来，国家暴力机构同民众的关系一直是尖锐对立的，它几乎就是群众头顶的一层天。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改天换地的大事，这层天当然也在改革的范畴内，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毛泽东改革的办法就是把对立关系倒过来，暴力机构的活动要始终置于群众的监督下，为此他不惜让“群众运动具在天然合理性”的思潮泛滥。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错误，但毛泽东相信群众会在运动中“自已解放自已，自已教育自已。”比较起历史上暴力机构对民众的压迫来，他们在群众运动中所受的委屈其实算不了什么，当时中国社会出现的“老猫怕鼠”现象，其实正是我们曾经拥有的大民主。不过，对“联动”这样的组织来说，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可没他们的份。“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　　12月26日，就是“联动”开大会的当天，两名“联动”分子在偷摩托车时被老对头“北航红旗”的人逮个正着，他们不但不认错，还动手打人。可这时“联动”成员都在开会呢，寡不敌众下，被扭送公安部，这就是“联动”一冲公安部所要解救的“落难兄弟”。当晚，他们不但打伤了公安部的工作人员，连一位赶来调解的副部长都挨了打。无奈，公安部只好把闹得最凶的几个人抓起来，但学习过几段语录后立即就放了。可这几个人出来后却反咬一口，大骂公安部乱抓人----一冲。　　12月28日到29日，“联动”调来几百名暴徒，强占公安部接待室，不断殴打工作人员，并高呼“打倒公安部！”“公安部权力下放”，不但成功地将两名“落难兄弟”抢走，而且将三名公安人员绑到礼堂围攻谩骂，直到周围有群众赶来声援才撤退---二冲；　　12月31日到1月1日，调集百人再次冲击公安部，打伤二人-----三冲；　　1967年1月6日到7日，纠集100人公然从公安部大门冲入，撒传单、贴标语，砸烂礼堂，闹腾饿了，就跑进公安部食堂，将那里的四五十斤粉肠和熟猪肉一扫而光，还恬不知耻地到处宣扬“公安部的猪肉真他妈好吃！”。但公安部此次将他们的暴行广播了出去，大批群众前来声援，“联动”一看形势不好，夺路而逃---四冲；，　　一天以后，他们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一路高呼“打倒‘红三司’！”“打倒江青！”再冲公安部，用装上铁钉的“二踢脚”攻击负责守卫的解放军，造成多人受伤----五冲；　　1967年1月11日，“联动”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冲击公安部。由于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群众达十万之众，他们没有冲成，只好气势汹汹地向公安部提出了所谓权力下放的“最后通牒”，并高喊“油煎江青！”、“打倒陈伯达！“打倒谢富治！”，最后甚至喊出“打倒周恩来！”的口号。别人倒也罢了，周恩来可是一直在护着他们，只不过不满意他们胡乱打人杀人最近没有明确表示支持而已。“上帝要使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联动”越疯狂也就越接近死亡。　　“六冲公安部”非但没有改变他们即将灭亡的命运，反倒火上浇油，惹恼了文革中一位重量级人物-----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并由起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1月17日，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同时，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给“三司”红卫兵负责人打电话：“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连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　　铰杀令一下，“联动”的未日也就到了。　　先是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号召广大中学生同“联动”划清界线，从内部瓦解“联动”组织。接着，由公安局的人领队，“红三司”的人动手，几万人在全市进行了犁庭扫穴式的大围剿。在中学里，新的平民红卫兵组织不断涌现，对他们发动了“中心开花”式的进攻；在大学里，“联动”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社会上，浪迹街头的“联动”小流氓更是无处藏身。一天之内，“联动”各个据点纷纷被摧毁，大部分头头被抓。“联动”心里这个憋屈呀！想当年在大兴县灭“四类分子”时是警察给他们带队，怎么一转眼全变过来了！他们想骂、想打、想闹，可人家“红三司”跟他们耍的根本就不是一路拳，三四个对一个，像拎小鸡仔一样抓过来丢进囚车。此时他们倒真有几分“十二月党人”的血性：在冰凉的囚车里，稀稀落落地响起了《国际歌》声。
    十九、将军们“绑子上殿”　　当大多数监牢里的“联动”还在做“十二月党人”的美梦时，他们并不知道，此时在他们曾经的老巢里正在举行着揭发他们罪行的展览。展览地点虽各不相同，但主题却是一样的，都把“联动”罪行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系在一起，主题是“让我们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砸烂！”　　之所以这样联系，是因为从种种揭发材料来看，这些人之所以在文革初期带头造反，同他们老爹的特殊身份是分不开的，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依靠近水楼台的优势，较早摸清了中央高层的意图，于是这些毫无造反动机的人率先造起反来，他们是希望尽早获得“左派”头衔，以便从中渔利。他们成功了。他们中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几乎是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组织前后脚成立的，巨大的历史惯性迅速把他们推向风口浪尖，着实风光了一把，但渣滓终究是渣滓，还不到一年，一个个就原形毕露了。　　北京六中森严恐怖的“劳教所”；　　惨无人道的各种法西斯刑法；　　杀人灭迹，血债累累的暴行；　　敲诈勒索，无所不为的流氓行径；　　……　　这一桩桩一件件，让参观者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黑暗的旧社会。人们很难理解，怎么解放翻身这么多年，在中国的土地上还会出现这种罪恶。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取得了政权，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阶级斗争不存在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变了，按说该太平了吧，可怎么一转眼旧中国的东西又回潮了？看来他们的生命力还很顽强，顽强到超乎我们的想象。　　展览获得空前的成功，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参观，这中间包括共和国的一些开国功臣们。当他们看到自已家宝贝在外面干的这些事后，从心底生出阵阵凉气：这不就是国民党吗！这不就是法西斯吗！自已把脑袋别在裤脚带上干了大半辈子革命，不就是为了推翻这些吗？怎么这些东西又从自已儿子身上出现了？大半辈子的辛苦，无数战友流血牺牲换来的红色江山，难道要由这群小兔崽子来执掌？过去是国民党祸害老百姓，难道以后要换成他们来祸害？那自已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并不是每个功臣都没有觉悟，更不是谁都护犊子。“爱孩子，是老母鸡都会做的事，可要懂得教育他们，那就是国家大事了。”经过深思熟虑，他们终于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在陈士榘将军的带动下，一些将军们纷纷带着自已孩子去自首。　　毛主席听说这件事后，当即下令：把被抓的“联动”全放了。
    二十、政治上彻底清醒了　　1967年4月22日，关押“联动“的红卫兵监狱中涌动起一阵小小的骚动。几辆大轿车开过来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队上车，在车上，他们仍在心里猜测未卜的前程。“不会拉出去枪毙吧？”“不会，最多是开批判会！”他们这样互相打着气。　　没想到汽车却直开人民大会堂，在东大厅的会议室里，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鱼贯走出。“联动”们一下子愣住了，悔恨、愤怒、恐慌、内疚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他们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曾经天天盼望同中央首长见面，可万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形下，更没想到一下子见这么多。“你们受委屈了”，江青一语出口，下面立起波澜。先是小声抽泣，接着是放声大哭，会场乱做一团。接下来的谈话就不那么顺利了。只要江青一开口，他们就齐声高诵“我失骄杨君失柳……”　　五十年代，毛主席前妻杨开慧闺中密友李淑一来信索取主席年青时赠送杨开慧的一首词，毛主席说当年那首写得不好，提笔挥就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宵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服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里的“骄杨”指杨开慧，“柳”指李淑一爱人柳直荀，革命烈士。在这首词里，毛主席对前妻的怀念是无疑的，可并没有对江青否定的内容。有些人总拿这个说事，用意纯在诗词之外，否则的话，为什么他们不编排贺子珍呢？还不是因为当时贺子珍健在，有些谎话容易被戳穿。事实上，毛主席也给江青写过一道：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题为“为李进同志题庐山仙人洞”，“李进”是江青曾用名，“李”指江青原名李云鹤，“进”是进步的意思，加起来表示“李云鹤进步了”）　　“联动”们人小鬼大，当众这么做无疑是在指着江青鼻子骂：“你是小老婆！”这简直就是面对面的人身攻击。　　当中央文革其他人讲话时，他们就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毛泽东干吗？直到此时，他们每个人还在做着这样的政治梦：自已遭受的种种“迫害”都是中央文革背着毛主席干的，毛主席早晚有一天会翻然醒悟，将他们和他们老爹的罪行一起赦免……　　被放出来的“联动”非但没有丝毫悔改，反倒变本加厉起来。毛主席对上海“一月风暴”的支持彻底砸碎了他们的“救爹”梦，此时他们在政治上彻底清醒了。他们成群结队地骑着自行车在天安门狂奔，并高呼“油煎江青！”“刘少奇万岁！”“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后再见！”鉴于没有枪杆就没有一切的教训，他们不但四处搜罗枪枝弹药，还利用大串联时在全国各地撒下的“火种”号召成立“铁血队”“红旗队”“红旗军”等武装力量做他们的保皇派。他们尚未被打倒的叔叔阿姨们更是别有用心地提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口号。　　可历史规律决定了，这一切不过是螳臂当车。经过新一轮的抓、关、放后，他们残存的力量也被消灭殚尽，“联动”做为一个组织正式灭亡了。
    二十一、照片的秘密　　这是网上流行的一幅控诉文革血泪的照片，它给我们的直观印象是什么？愚昧、狂热、武斗？可是又有谁真正看懂了它。　　请大家注意看墙上的标语：“欢呼毛主席关于派军队支持革命左派的伟大号召！”“‘红旗’《铁血队》死保‘联动’反动透顶！”　　“联动”做为一个组织已经被消灭了，但他的指导思想还在，在党内、军内仍有大批支持者。在“二月逆流”时就有某位党内大佬叫嚣：“‘联动’怎么会是反动组织，十五、六的孩子，能惹什么事！”与此相呼应，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各式各样的保皇组织，名称五花八门，以“铁血队”“红旗军”等最为著名，这当然不是完全响应“联动”的号召，更多的是受冲击的各级党政负责人组织的宪兵队。于是，1967年成为文革史上最为混乱的一年，全国武斗成风。我们今天见到的“红卫兵公墓群”大半形成于那个时期。然而当我细细考证这些公墓群时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数是当年的保皇派。怀着对党的忠诚，他们把青春奉献给了他们心目中的“党代表”。可这些人有朝一日翻过身后，却异口同声地指责起两派的无知与狂热，躺在冰凉墓穴中的逝者哟，倘使有来生，你们还是否愿意为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　　一颗嫩芽破土而出，只有雄才大略的人才能及早分清它是鲜花还是毒草，大多数人还只是盲从。毛泽东----文革----动乱，用武断的木桩将似是而非的逻辑串联在一起，把毛泽东敌人的罪恶硬安在他头上，多年来，中国人民就这样被诱骗着一步步走上资本主义这条贼船。
    后记　顽主天下　　进入1968年以后，文革越来越是大人们的事了，“联动”的老红卫兵们一下子由“革命小将”又变成了半大孩子。这时期他们自称“顽主”，意思是顽劣之主，我们后来熟悉的那句“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公安，难死法院”就是从这时开始流行。其实让我看，他们更像“玩儿主”，玩乐之主。　　首先是他们学会了“玩情调”。政治上的受压，使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过起了“逍遥派”“颓废派”的生活。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游山玩水、聚餐、交流书籍、传唱外国歌曲，并且学写新旧体诗，这就成了文艺沙龙的雏形。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他们钱从哪来？实事求是地讲，还真不都是非法所得。当时国家有一项救济制度，什么意思？简单说，当时小青年刚上班一般是从18元工资拿起，以后逐步提高。假如有一老工人月工资40元，这在当时算相当高了。可他家里养六口人，一平均，他又成了困难户。这时他就可以享受国家的救济：从他年龄最大的子女中选一人，根据具体情况不同从15、16、17三个工资档中选一，当子女成年参加工作后再按24级工资制走。“联动”老红卫兵的父母此时大部分被打倒，家里是指望不上了，但国家对他们也按救济制度走。每月15元的工资吃饭倒没问题，可这些少爷们没事爱去趟“老莫”（莫斯科餐厅），这区区救济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不过好在有以前抄家的存货，倒也勉强过日子。他们当年抄家还抄来了不少“资产阶级腐朽的、没落的精神垃圾”，此时倒成了他们宝贵的精神食粮。看黄书、听黄色歌曲成了他们的主要娱乐活动，80年代开放初期国内就黄书泛滥，那主要不是外来的精神污染，更多的是老红卫兵手里“存货”的传播。　　其次他们学会了“玩浪漫”。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后有美丽娇妻陪着，这让中国的“十二月党人”心里多少有些酸楚的感觉，尽管他们的“流放”环境比对方不知强多少倍。没人跟，自已主动出击总成了吧！于是北京城大街小巷总能见到不三不四的人围着年轻姑娘们转，警察问就说学雷锋做好事，送姑娘回家。可人家雷锋同志是帮助老大娘，可他们却只爱帮助大姑娘。不过那时年轻姑娘们的防御手段要比现在强，逼急了骂一句“臭流氓”对方一般会落荒而逃，否则就会被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接受警察叔叔的问话。　　但他们最主要的社会活动是打群架。“联动”的组织机构没了，但老红卫兵们的架子可没放下。此时他们的扮相更进一步，和“红八月”时大不相同：一身将校呢军装，脚蹬将官靴，头戴呢子军帽，只是臂上没有了“联动”的红袖章。（参见《血色浪漫》钟跃民的扮相）这些都是老爹当年的军礼服，穿在身上仍能显示血统的高贵。可他们这身绿军装再也镇唬不住“黑五类”的狗崽子们了。最让他们郁闷的是，连一直贴在身边的“白乌鸦”们也造反，纷纷飞回自已的阵营中去了。他们想不明白：想当年“红八月”时，自已一顿大嘴巴抽过去，对方连眼都不敢瞪，怎么现如今就敢菜刀、板砖地跟自已干！挨了几顿暴打后，他们终于明白：当年自已之所以能横扫街头，完全是借了毛主席的威风，原来是狐假虎威！离开毛主席，自已连同自已老爹妈一块算上，在老百姓眼里连条宠物狗都算不上。　　“上山下乡”运动开展以后，他们被历史的洪流挟裹着，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令人奇怪的是，这些自诩为“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人大多数并没有接老爹的班走从政之路。80年代，当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完文革的“血腥”与“罪恶”后，这些当年打、砸、抢的闯将几乎清一色地投身商海。从此，“官倒”成为中国政治辞海里特有的名词。

    二、遇罗克的《出身论》从反对阶级划分走向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一）遇罗克的《出身论》是打着批判《血统论》的幌子反对阶级论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８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
    〖《中学文革报》编者按：目前，北京市的中学运动普遍呈现出一派奄奄待毙的气象，造反派虽然十分努力，群众却总是发动不起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依然猖獗如故。这种现象，不由得使许多同志疑惑起来：究竟是什么东西至今还这样有力地阻碍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呢？
    我们认为，不是别的，正是在社会上广有市场的唯出身论。
    过去各中学所普遍执行过的那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子不是别的，也正是反动的唯出身论。
    反动的唯出身论，从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哲学垃圾堆里寻得理论上的根据，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妄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伪装的特权阶层，以至反动的种性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是反动的唯出身论，使一部份青年学生背上了“自来红”的大包袱，自以为老子是天生的革命者，其结果正成了修正主义苗子。是反动的唯出身论，迫使另一部份青年学生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使他们甘居中游，使他们放弃对国家的前途、世界的前途应尽的责任。还是它，使许许多多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同志至今坚持其错误。还是罪恶的它，使多少同志至今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前面畏缩恐惧！
    同志们，这样可恶的东西，不打倒它，如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打倒它，哪里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不打倒它，中国的颜色就必将发生改变！
    全市的革命造反派们，你们不是要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吗？你们不是要发动起千千万万群众共同战斗吗？那么，你们就掀起一个狂涛巨浪，彻底冲垮反动的唯出身论的堤岸吧！到了那一日，千百万群众就会冲决束缚他们的一切，和你们汇成一股不可抗御的力量。也只有到了那一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会彻底被葬入坟墓，中国的颜色才永远永远是鲜红的。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发表的〈出身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说，它的出现好得很！它宣告了反动的唯出身论的破产，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出身论〉敢于冲破社会上旧的观念的束缚，勇敢地向尚有强大社会势力的反动唯出身论宣战，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
    〈出身论〉的出现，不免要被一些人认为是株大毒草，但这算得了什么？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也曾被认为是毒草，然而今天却成了世界人民的指导思想。真理只有在同谬误的斗争中才能发展，才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我们深信：反动的唯出身论虽然貌似强大，但它的反动本质决定了它只是一只腐朽的纸老虎，革命的〈出身论〉今日虽是星星之火，明日必成燎原之势。
    同时，我们认为，由于作者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有限，由于对社会进行的调查研究不够全面，〈出身论〉必定存在著不少的缺点和不完美的地方。我们热切希望广大的革命同志用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武器来衡量它，并真挚地欢迎同志们对〈出身论〉提出批评。〗
    《出身论》之一：《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５％，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级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
    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我们不能不予以揭露、批判，起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面我们就从毛主席著作和社会实践中寻找答案，分三个问题来阐述我们的观点。
    一．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
    先从一幅流毒极广的对联谈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辩论这幅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初期敢于正面反驳它的很少见。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这幅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还有人说这幅对联起过好作用。是吗？
    毛主席说，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它起没起过好作用，要看它是否是真理，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
    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从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党的雨露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滋润著这棵新生的幼芽，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朋友的琢磨、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以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即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会影响的一部份。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动的妈妈，影响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流于放任，有时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简单生硬，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同样，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好，列宁就是例证。总之，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总的来说，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我们的党是一贯突出政治的，是最重视年轻一代成长的；我们绝大多数人民是热~}爱新社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不能忽视我们还处在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之中。我们的文化教育制度正待彻底改革。有时社会影响又不全是好的。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接受社会上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只要引导得法，他很快就会抛掉旧东西，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所以，故意让青年背上历史包袱，故意让青年背上家庭包袱，同属于一种错误路线，二者都是残酷的。由于社会影响是无比强大的，但又不见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
    家庭影响也罢，社会影响也罢，这都是外因。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号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甚么都强大。否则，只能表明你的思想混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二．重在表现问题
    如果你没有理由驳倒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也驳不倒现在社会的好影响是主流，也不得不赞同出身和家庭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重在表现”的几个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很多人都说“重在表现”是修正主义观点。后来听说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才慌忙改口。可见他们对这项政策根本不理解。让他们来解释这项政策，就必然会任意歪曲。限于篇幅，这里只检查三种提法，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⒈，出身和成份完全不同
    貌似公允的同志常对出身不好的青年这样讲：“一我们有成份论，二不唯成份论，三重在政治表现……”
    〖１〗这是不看对象。
    江青同志解释过这句话。她说：这是对背叛本阶级的个别份子讲的。江青同志的解释是甚么意思呢？举例说，恩格斯本人是资本家，但他背叛了本阶级，成了共产主义的第一代公民，成了工人阶级杰出的领袖。巴黎公社中也有一些本人是资产阶级份子的委员，但他们是工人阶级公社的代表。我国革命时期也有这样的例证。我们能不能因为他们成份不好而抹煞他们的历史功绩呢？不能！我们要重在政治表现。这就叫“不唯成份论。”我们认为相反的情况也使用于这个公式。对成份是矿工，但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革命的份子，也要重在表现，也没有一点可以轻恕他的罪恶的理由。小而言之，李鼎铭是地主份子，但他向边区政府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建议，毛主席赞扬说：“不管甚么人……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就是不以人害言，亦即不唯成份论的具体表现。
    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如果说，在封建家庭是社会的分子，子承父业还是实在情况，那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说法就不完全正确了。家庭的纽带已经松驰了，年轻的一代已经属于社会所有了。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无产阶级教育，准备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了，再把儿子、老子看作一码事，那也太不“适乎潮流”了。
    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这里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归为哪一范畴。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说：“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这又是一个例证。
    由此可知，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不见得就是同一个阶级的成员，这一点连阶级敌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例如，运动期间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书上写道，一个反革命富农分子，因为三个儿子检举了他，夜间持凶器砍死、砍伤了他们。又据一份传单，市内某公社工厂书记{一个蜕化的变质分子，临自杀前，亲手溺毙了自己的孩子。他在遗嘱中说，孩子长大也不会为自己报仇的。
    出身和成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有一段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
    甲（是个学生）：“你甚么出身？”
    乙：“你呢？”
    甲：“我红五类，我爸爸是工人。”
    乙：“那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如果说唯成份论都没有道理，那么为出身论又怎么能够存在？
    有些人会引用毛主席的话反驳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地主、资本家他们长期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他们的思想无不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因此，他们要想重新做人，就必须脱胎换骨地改造，这也就是我们“有成份论”的根据。但是对他们的子女，就不能这样看了。特别是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能说他们是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没有这样的东西。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烙印的，不只是家庭，更重要的是社会。今天的社会是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青年人的阶级地位，要么是准备做劳动者，要么是已经成了劳动者。这时对他们还强调“成份”，那就是要把他们赶到敌对阶级中去。
    我们必须要划清出身和成份这二者之间不容混淆的界限。谁抹煞了这两条界限，虽然样子很“左”，但实际上就是抹煞了阶级界限。
    ⒉，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
    于是，公允派的同志不谈成份了。他们说：“我们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即政治表现）……”
    这是“出身即成份论”的翻版。两相比较，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没多大差别。
    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我们在本文第一个问题已经分析过：出身是家庭影响的一个因素，家庭影响是表现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次要的因素，社会影响才是表现的主要因素。因此，出身和表现根本没有同一性。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连。
    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出身多么容易看，一翻档案，就完事大吉了。或者在街上一见面问对方：你是什么出身？”便了解了一切。真是又简单又省事。要看表现是何等麻烦，特别是对那些莫名其妙的怀疑派来说，绝不相信你平时的表现，也不相信你大风大浪中的表现，既怀疑你过去的表现，也怀疑你现在的表现，并准备怀疑你将来的表现，直怀疑你个死而后已，才给你盖棺论定。终于连他们也怀疑腻了。如果看出身，两秒钟能解决大问题。再说，表现这种东西，对于某些人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准绳。爱奉承的人，认为拍马屁是最好的表现；爱虚伪的人，认为客套是最好的表现；爱错误路线的人，认为出身不好的青年终日超经验的忏悔是最好的表现。哪里比得上出身？只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平常儿骑墙”三句话就解决问题了。
    看一看毛主席怎样教导我们吧，毛主席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们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这唯一的标准是出身吗？
    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有出身这一条吗？
    十六条中的第五条是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谈到要依靠什么人，团结什么人，反对什么人，有出身这个根据吗？
    革命左派的三个标准，有出身这个标准吗？没有！完全没有！出身好坏与本人革命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即使出身不好，一样可以是革命左派，可以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可以是革命的依靠对象。
    〖２〗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
    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革命最坚决的人，就是那些表现最优秀的人。谁也不能说王杰的光辉程度就不及雷锋。
    谈到怎样看表现，想到古代思想家的一则寓言。他说千里马常有，但认识千里马的伯乐不常有。一般人相马，总是根据母马、外形、产地、价钱来判断马的好坏，偏忘记了让马跑一跑，试一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这样就分不出哪一匹马是千里马。今天有的人不正是这样吗？他们只是著眼于出身啦，社会关系啦，这些死材料，恰恰忘了真正可以做为根据的表现。久而久之，不但糟踏了千里马，就连普通马也要变成“狗崽子”了。
    我们必须要摆对出身和表现的位置。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你们真的认为出身好表现就好，尽可以表现上超过出身不好的同志？只有表现糟糕的人才扯起出身这面大旗当虎皮，拿老子当商标，要人买账。我们说，你表现不好，比如：顽固坚持反动路线，不学不用毛主席著作等等，就是出身于红五类中的前三类（革干、革军、革烈），也一点没有用处。
    出身、社会关系这些东西只能算是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⒊，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
    公允派的同志这回换了口气：“黑五类子女同他们的家长当然不完全一样子……”言外之意，和红五类子女当然也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回功利主义这块法宝来了），因为：“他们不保险！”
    可是，为什么不保险呢？“无论如何，他们受过坏影响！”外因决定论者这样说。且不谈家庭出身不好影响未必不好，且不谈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那么，是不是家庭影响坏一些，社会影响再好，表现也要坏一些呢？这绝不是代数和的关系，而是辩证的关系。毛主席说：“不破不立”，又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如果不和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又如何树立得起来？我们常常形容一些只受过红色教育而没有经过刻苦的思想改造的青年为温室里的花朵。他们经不起风浪，容易为坏人利用。不是这样吗？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出身颇为令人羡慕的好汉们，后来不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吗？他们保险吗？而领导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出身都不好，这个事实也绝不是偶然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身，在于思想改造。
    “革干子弟不想复辟，不会革老子的命。”家庭观念极重的人这样说。往往，复辟是在不自觉中进行的。运动中揭出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凡是近几年提拔的，出身一般都很好，他们保险吗？后来形“左”实右的工作队或明文规定、或暗中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那时，选入革委会的大都是出身好的，结果大多当了工作队的反动路线的推销员，他们保险了吗？北京市中学红卫兵某负责人，他竟有男女秘书各二人、司机一人，此外还有小汽车、摩托车、手表、照相机、录音机等等，陈伯达同志还称之为假红卫兵。可见，只依靠出身好的人同样不能取消复辟的危险。古代有个女皇名叫武则天，她把大臣上官仪杀了，却把上官仪的女儿留做贴身秘书。有人为她担心。她说：“只要政治修明，自然使人心悦诚服，这有什么关系？”看看那些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他们惧怕毛泽东思想，不贯彻党的政策，又怎么能相信革命的青年？可笑！他们连封建帝王的这点远见也没有，还自称为“无产阶级战士”呢！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绝不会在接班人的条件中写上出身这一条的，因为他的政策最正确，路线最鲜明。在他领导下，青年也就最保险。否则，纵然如革命胜利后驱逐剥削阶级的苏联，所有青年出身都不错，也是不保险的。
    提倡保险论的人并不少，象样的理由却没有。难道这就是“阶级观点”吗？不像！这是“阶级偏见”，它和无产阶级无缘，和小资产阶级倒挺亲近。这些人头脑里没有树立公字，私有意识浓厚，所以度己度人，没有不变样走形的，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一个人只要爸爸妈妈好，这个人的思想就一定好，不用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思想斗争，所以他们不是革命者。他们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出身不好的人革命。他们称自己是“自来红”，殊不知，“自来红”是一种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3〗
    我们必须相信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广大青年，应该首先相信那些表现好的青年。不能用遗传学说来贬低一部份人抬高一部份人。那样做，无非是一种拙劣的政治手段，绝没有任何道理。我们不允许用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当然，任何一个有出息的青年都应该下定决心改造自己。这样即使影响不好，也能变坏事为好事，变阻力为鞭策。如果没有这种决心，那也就无所谓有好的政治表现，也就不堪设想了。
    三．受害问题
    有一位首长在一九六一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不应该存在，可是偏偏存在着，这是怎么造成的？
    记得运动初期，受害问题首先由一些时髦人物提出来了。随着，大家都说自己受了修正主义集团的迫害。修正主义集团那么反动，要是自己不但没受迫害，反而受到宠爱，那还算是革命者吗？于是谭立夫也说他受害了。经济上受害吗？困难时期他大吃荷兰炼乳；政治上受害吗？思想那么反动还入了党，哪一点象受过委屈的公子哥儿？新改组的《北京日报》也大登特登红五类出身的青年诉苦文章，说他们是前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应该说，所有的青年都是受害者，为什么单是出身好的青年是受害者呢？我们看一看他们受了哪些害。
    “我们被拒于大学之外，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㈡“大学里出身好的青年功课不好，大受教授白眼”；㈢“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当干部”；㈣“……”。假使这就算是受害，那么，受害的正是出身不好的青年，堂堂首都一份大报竟然这么颠倒黑白，那也无怪乎它寿终正寝了，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回想修正主义集团当政时，每年大学招生完毕，前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难道这就是“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了吗？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人受优待。不少大学成立“贫协”一类的组织，与团组织并立。这次运动开展以来，有禁止黑七类子女串联的，有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至于说红五类出身的青年学不好功课，那纯粹是对出身好的青年的诬蔑。何以见得出身和学习一定成反比呢？中学也如是，据前北京市教育局的调查乱班的材料，其中有“捣乱”学生出身调查一项（注意，这里的“捣乱”和造反没有关系，材料中指的是大谈男女关系，有偷窃行为的），大多出身很好，有在乱班中别人都闹他不闹的，出身反而挺糟，问其原因，答曰：“我出身不好，人家闹没事，我一闹就有事了。”这话不假，不用说中学，连小学也是如此。有位校长对青年教师说：“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话，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前团市委的指示，有一度某些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队干部全改选了。近几年中学的团干部、班干部也都是从出身这个角度考虑的。一般教师也许是为舆论左右，也许是发自肺腑，没有不对出身好的青年（特别是革干子弟）另眼看待的，相反的情况纯然是例外。否则，早就扣你个“没有阶级观点”的大帽子了。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运动初期还有规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的。在总结各厂当权派罪状的时候，所谓招降纳叛（即曾经提拔过某个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术干部），是十分要紧的一条。可想而知，以后的当权派要再敢这么办才怪呢。工厂里也组织了红卫兵。出身限制很严。翻遍中央文件，只有依靠工人一说，从未见依靠出身好的工人一说。是谁把工人分成两派了呢？
    农村中这样的例子更多。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搞过“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份，表现不好的，出身就是成份；表现一般的，是农业劳动者；表现好的，是中农。为什么表现好的就是中农呢？不能算贫下中农吗？那么贫下中农子弟表现坏的是不是也要划成地主富农呢？表现是出身的结果呢？还是出身是表现的结果呢？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工作，也不能外调。没有普及中学教育的农村，能够上初中的，要教师、贫协、大队长三结合推荐。当然，他们谁肯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锅呢？大队长介绍：“这个娃出身好，又听话，肯干活，就是他吧！”这样的，就上初中。
    社会上其他部分也如是。北京的街道近两年改选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个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业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求业表上主要就有两项，除去出身，还有一项是本人简历。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积年沉淀下来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会有被分配的把握。
    “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的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象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
    “这正是对他们的考验呀！”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过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样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够多么不道德！
    “他们的爸爸压迫过我们的爸爸，所以我们现在对他们不客气！”何等狭隘的血统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父亲破了产，儿子只要宣布放弃继承权，就可以脱离关系，想不到今天父子关系竟紧密到这个地步了，“左”得多么可爱啊！
    算了！我们不再浪费笔墨于这种毫无见地的谬论了。让我们研究一下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吧！
    这正是修正主义分子一手造成的。那么资产阶级分子为什么要压迫资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呢？这不奇怪吗？我们说这一点也不奇怪。正因为这些青年和他们不属于同一阶级，所以他们才这样做。而对于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或许，那些温室里的花朵，那些不谙世面而又躺在“自来红”包袱上的青年对他们更有利一些。特别是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以后，这些阴谋家便慌了手脚。当前的阶级斗争，矛头指向谁呢？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他们所包庇的牛鬼蛇神。为了转移斗争的方向，他们便偷换了概念。本来父亲的成份应该是儿子的出身，现在，他们却把父亲的成份当成了儿子的成份。这样就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不顾中央指示，一场大规模的迫害，通过有形无形的手段，便紧锣密鼓地开场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他们的挡箭牌，而压迫这些天生的“罪人”，则成了他们挂羊头、卖狗肉，扰乱视听的金字招牌。党中央正确地指出了他们推行形“左”实右路线，这便是其中一个渊源。
    他们干这种罪恶勾当，利用的是社会上的旧习惯势力，利用的是青少年的天真幼稚，特别利用一些高干子女的盲目自豪感（例如把自己划在一二三类，因为革军、革烈实际也就是革干，而工农子女便只好是第四、第五两类了）。他们还利用部分中下层干部的缺点和错误。有些干部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他们不会做政治工作，以致把出身当工具，打击一些人，鼓励一些人，以推进工作；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于是这些东西一起推波助澜，形成了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在我们党的身边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现象。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都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反动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这套做法，也正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前奏。我们不能不指出，即使如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主要还是从右边抹杀了阶级路线，因为他们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包庇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老爷拉入党内，给某些五类分子厚禄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这不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
    工作队当政时期，又以极“左”的面目抹杀了阶级路线。在对待出身问题上，与修正主义集团可以称得上是一丘之貉。因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以及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破坏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措施，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迫使这么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无罪的罪人，低人一头，很见不得人。他们不能以全部力量投入运动。想革命而又没有革命的本钱，想造反而又没有造反的条件，窒杀了多少革命青年的热情！革命队伍缩小了，这正中了反动路线的下怀。客观上起到了包庇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作用，起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决不会取得彻底胜利！
    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在反动势力当政时期，受压抑的青年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抗的工农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我们呼吁：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在批判他们的时候，你们最有发言权。那些冒牌受害实际上得宠的谭式人物没有发言权。依靠他们批判，必然不深不透。所以你们决不是局外人，你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恩赐，而革命者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你们应该责无旁贷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阶级路线。既不容许修正主义集团从右面歪曲它，也不容许反动路线从“左”面攻击它。你们应该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一光荣任务！你们也不应该排斥那些没有受压抑也没有偏见的青年。你们可以团结他们，共同战斗，共同提高。同志们，我们要相信党，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一切受压迫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１９６６年７月初稿，９月定稿，１１月修改。
    ~{转载自《中学文革报》创刊号，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８日　
    注释：
    〖１〗〈出身论〉刚发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这样写。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在团中央九中全会上讲这个话的李雪峰及其一流人物，现在都成了怎样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
    〖２〗〈出身论〉刚刚张贴时，在这句话的旁边，写满了“大毒草”、“胡说八道”之类的话，发泄够了谭力夫之流的廉价的愤慨。他们有眼光，因为这正是〈出身论〉的主题。可是历史毕竟是无情的。今天不少红卫兵组织已经引用这句话做为自己的组织纲领了。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宣言写道：“过去的红卫兵组织只能由所谓‘红五类’子女组织和参加，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是要造它的反。”谨向这些组织的大无畏的行动，致以革命的敬意。
    〖３〗“自来红”是北京的一种月饼的名称。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创刊号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８日

    １９６７年２月２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之二：《谈“纯”》
    联动是声名狼藉了，但联动的原则还被某些人奉若神明。不是常常听得到这样的怪论吗？“你们组织的成员都是什么出身？”如果对方回答：“什么出身的都有。于是乎他们就会大摇其头，说：“不纯，不纯！”
    “不纯”？这个词多么耳熟！
    窃据了中央文革副组长、全军文革组长的刘志坚不是大讲红卫兵的出身要纯、纯、纯吗？谭力夫不是也要他们那一伙纯、纯、纯吗？联动更纯得可以。要是谁的老子没有福气当上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就连边也不要沾。可惜！提倡唯出身论的纯字号的人物，大都没落到好下场。不论他们是因为犯了什么错误下台的，我们推测，和唯出身论的思想基础总是沟通著的。这个推测有没有根据？假使有功夫，同志们可以研究研究。
    这且不提。有趣的是：今天大力提倡“纯”的，已经不再是联动诸公了。他们的老子是英雄还是反动，实在大有讨论的必要。假使老子反动了，还偏要喊“老子反动儿混蛋”，混蛋的口号还能算数吗？所以除非是毫无羞耻之心的，多半不挂老子这块金字招牌了。实际上，今天继承联动衣钵的，往往是被联动排斥过的，直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激烈反对联动的那样一伙人。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深思了。
    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危害大众的东西，大公无私的人要造它的反，私心杂念颇重的人有时也要造它的反。前者提出的口号是“造反有理”，后者的口号是“造反有利”；前者要粉碎的是它赖以存在的基础，他们说：“我们要取消一切特权阶层”，后者要取消的只是它的表面的一部份，他们说：“为什么你是特权阶层，而我不是”；前者要扩大革命队伍，并把表现杰出的同志吸收进来做中坚，后者则采取关门主义，唯恐人多手杂碰掉他们自封的乌纱帽。一个坦荡荡，一个长戚戚，同是造反，本质不一样，不可同日而语也。
    那么，你们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不是反对纯洁阶级队伍吗？非也！我们是坚决提倡纯洁阶级队伍的。在我们的队伍里决不允许一个剥削阶级份子混入，但是我们的标准和你们是不一样的。
    你们的标准，唯一的就是出身；我们的标准，唯一的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根本的分歧。
    你们认为出身相同的人都是一个阶级的，出身不同的人都不是一个阶级的，我们坚决反对。我们认为：是不是一个阶级的，要看他们有没有一致的目的、纲领、方向、行动，而不是看他们的出身。出身相同的人，以上这些不见得相同；出身不同的人，以上这些不见得不同。出身于高干家庭的就都是同一个阶级的吗？谭力夫也跟你一个阶级吗？出身于贫民家庭的，就都是一个阶级吗？时传祥也跟你一个阶级吗？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就都是同一个阶级的吗？赫鲁晓夫也跟你一个阶级吗？出身不好的人就跟你不是一个阶级了吗？王光华烈士也不跟你一个阶级吗？马、恩、列、斯、毛这些伟大的导师也不跟你一个阶级吗？按照你们的标准去纯洁你们的“阶级队伍”，势必把谭力夫、时传祥、赫鲁晓夫都拉进去了，势必把王光华这样优秀的战士都排斥走了。下过这么一番去粗取精的功夫，你们的队伍将会纯洁到何种程度，等你们冷静下来自己做结论去吧！
    依照我们的标准纯洁阶级队伍，就不会发生你们的弊病。我们的标准就是一个，这就是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拥护它的，我们吸收；反对它的，我们不要；执行它的，我们吸收；抵制它的，我们不要；特别是在运动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吸收，不高举的我们不要。这样，我们的队伍就会是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坚硬如金刚，纯洁似水晶，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这就会是一支非常战斗化的革命队伍。
    的确，我们的成员出身是不同的，不同的岂止是出身？性格、年龄、经历、性别等等不同之点还多的是。但是，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好象是一种元素，在这毛泽东思想的大熔炉中，经过一番冶炼，就会变成一块再也分不开的化合物。这个化合物比起以前单个的元素来，真不知要强硬几万倍。
    的确，你们的成员都是相同的，但共同的思想基础却不见得相同。你们不能熔炼成化合物，而只是一堆貌合神离的混合物。你们当然可以夸口说：“我们的颗粒都是圆的。”但也只是圆的而已。雨一淋就会流掉，风一吹就会扬开，实在成不了事业。
    目前，正当左派大联合，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全面夺权的时候，还有人企图形“左”实“右”地混进阶级队伍，大讲唯出身论的“纯”，我们对他们的最好的回答就是：要做化合物，不做混合物！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二期  １９６７年２月２日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０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之三：《“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兼驳清华附中红卫兵“评〈出身论〉”》
    去年十二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舞台上，出现了几个跳梁小丑，这些小丑是西城、东城、海淀三个纠察队阴魂的化身，他们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诽谤中央文革小组，辱骂亲爱的江青同志，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挑动武斗，制造混乱，查抄革命组织，散发反动宣言，种种罪状，举不胜举。这些小丑，就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他们以自己的滔天罪行，招致了革命组织的共同征讨，招致了西纠、东纠、海纠等反革命组织相同的命运。如今他们虽然还在负隅顽抗，但是在群众之中，“联动”已经成了反动集团的代名词。各种小报，无不罗列他们的丑事。唯有知音，也远在大洋彼岸，实在爱莫能助。用一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子的话来讲，算是咎由自取。
    从联动表演的乌烟瘴气的场面里能让我们得出什么结论来呢？在我们与之几个搏斗的回合之中，能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呢？我们不由得想起列宁的一段话。他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示了一个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找出规律来。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换句话说：我们能不能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剖析一下联动的本质呢？
    迄今为止，正因为没有以阶级斗争学说为武器，从思想上击溃联动，所以他们还不服气，还在没落中挣扎，还在失败中狂吠，还在梦境中描绘凯旋的场面。正因为我们没有从本质上揭露他们，没有触动他们的灵魂，所以至今还有一批年幼无知的小家伙，心甘情愿地充当殉葬的金童玉女，并且还准备继纠察队和联动之后，成立其它换汤不换药的组织。从理论上击溃联动，显然是一个急需解决的任务。
    用阶级观点分析联动，对于那些只善于贴阶级标签而不会做阶级分析的同志是个难题。假使联动分子都是些黑七类狗崽子，那也就另当别论；可是，他们偏偏是出身在光辉耀眼的家庭里，他们的老子都是十三级以上的大干部。说他们要复辟，要阶级报复？说他们的家庭影响太坏，打上了资产阶级烙印？很不容易为这些同志所接受，于是只好存而不论了。
    联动成员不但以自己的出身迷惑了别人，也迷惑了自己。他们坚持自己的本质是玉洁冰清的，他们犯错误是纯属偶然的。按照最近替联动的幽灵大唱挽歌，抛出“论〈出身论〉”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话来说：“虽然干了许多错事（即使现在仍在发生），但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好同志。”没有疑问，这种不要脸的腔调“表明幼稚比表明恶意更多些”（马克思）。我们批判联动的同时，也不能不对阐明联动思想基础的“评〈出身论〉”进行严肃的批驳。
    毛主席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我们就根据这一教导，尝试一下，怎样应用阶级斗争学说来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课题。
    联动的骚乱告诉我们：没有改造好的高干子女是资产阶级复辟力量的最理想的继承人。
    “革干子弟是修正主义的宠儿？”清华附中红卫兵受不住这样尖锐的论点，忍不住用谩骂代替了论证：“这些混蛋！”（显然这句话不象是骂自己）。但是谩骂摧不垮铁的事实。请看！
    一．物质上的特权阶层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治著教育部门的时候，给高干子弟安排了养尊处优的社会地位，造成了一个新型的少爷阶层。
    最近被革命群众查抄的联动老窝——八一学校，就是典型的“贵族”学校，其陈设之豪华，其生活之优越，完全是培养资产阶级幼苗的理想的温床。“他们住在花园式的校园里，校内有动物园、游泳池、假山、大观园等等。一般教职员工成了某些贵族少爷小姐的集体保姆，动辄遭到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辱骂。”（据八一学校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传单）每逢周末，小轿车排成一条长龙，迎来送去，川流不断。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也是一个小姐少爷的安乐窝。据云：每个学生除去国家负担吃、穿、住及生活用品之外，还要发给十八——二十五元零用钱。我们可以和下面几个数字做一比较。国营农场的一个壮劳动力，每天工资八角；一个社员的收入比它还要低。一个工人，能够维持生活的费用是每口人每月十二元。但是军工大读书的一个普通学生，只零用钱一项，就达二十几元！这样的青年那里懂得艰苦朴素？怎么不大肆挥霍？只要看看联动开会时，十几岁的青少年就叼著烟卷，穿著呢子衣服，乱放花炮，大嚼特嚼酱肉、点心、水果糖，便很令人痛心了。此外，高干子女可以任意挑选“理想”的大学，上腻了，还可以任意调校。一些培养国家特殊人才的地方，不仅剥削阶级子女无权问津，就是广大工农子女也只占极少数。一个青年人，长时期在这样脱离劳动人民的环境里生活，就必然会象毛主席所说的：“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其中的一部份，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
    我们奉劝那些主张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经常接受社会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
    联动的成员之一——清华附中红卫兵不得不承认这一论断。但他们想用“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不可分割”的论点来分庭抗礼。他们说：张地主的儿子接触的必然是王地主、李地主。这个狗崽子看见自己的爸爸剥削贫农，“想来”是不会感动的。这实在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大家都知道：〈出身论〉的读者群主要是今天的青年人。迄今为止，还真没有看到修正主义分子开办过“地主子弟专类学校”。所以张地主的儿子从上小学起，经常接触的必然不是一些地主。而且“想来”也没有“福气”见过自己的老子剥削贫农。但是，这群联动分子的论点对他们自己倒很合适。只有他们才有权力囿于自己的集团之中，连十三级干部以下的子女都耻于交往。只有他们才有权力依靠父母的功勋，享受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因而也就很少接触到劳动人民，也就根本不能领会毛泽东思想。
    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
    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控制宣传和文化部门的时候，也拼命造就这些青年的贵族心理。
    翻开以前的杂志、报刊，回顾以前的戏剧、电影，以教子为题材的故事多得惊人。情节大致是这样的：某甲，一个出身好的青年被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拉拢坏了。某甲的朋友（是个出身相同，而且一点缺点也没有的青年）和某甲的父亲（是个当权派）就开始帮助他了。怎么帮助呢？不是要他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是要他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而是在一个倾盆大雨的晚上，带他到烈士陵园前，宣读一份血书，于是霹雳一声，这个青年就翻然醒悟了。前中宣部网罗成群的末流作家，大搞这类作品，难道不是别有企图吗？他们歪曲阶级斗争的规律，要人们相信：老一代死光了，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是敌对阶级了。而高干子弟是最理想的青年，即使暂时有个别人落后一些（那时无数事实迫使这群阿谀成性的作家也不得不客观一点），但只要等到打雷的时候一念血书，便可以臻于完美了。假若事情真这么理想，今天的联动问题也就用不著伤脑筋了。可能是血书丢了的缘故吧？旧中宣部如今是批臭了，可是由他们制造出来的盲目优越感却被接受下来。正如造谣者被抓住了，谣言却被相信了一样，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不少高级干部的生活作风，是不够艰苦朴素的，个别的甚至到了腐化糜烂的程度，当然也有很值得敬仰的律己极严的首长，但是因为他们终日为国事操劳，对子女的教育未必是深入细致的，至于一般当权派，大家都深有体会，他们过去对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都是不够的，何况对子女？所以，一个青年人，长期在这种经济地位中生活，很容易养成奢侈、放纵的毛病。正如列宁在阐述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特点时所说的那样：“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著的腐化活动制造著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我们奉劝那些大讲出身好家庭影响就一定好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联动的喉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是只承认别人的家庭影响不好，不承认自己的不好。要是他们不把家庭影响神秘化，那么，他们成为特权阶层的“理论基础”不就动摇了吗？所以，他们就用上级的口吻教训说：“我们诚心诚意地告诫那些剥削阶级出身但是要革命的青年……和家庭彻底决裂是不容易的，千万不可粗心大意。”真正应该告诫的不是他们，而是你们！出身不好的青年几年以来承蒙帮闲文人讥讽嘲骂，承蒙好心的同志无休止的提醒，对自己的家庭总是存在戒心的。大多数青年是要和家庭划清界线的。往往老子说什么，他们就下意识地反对什么。我们应该相信这些青年人，是能够在他们的老子磨刀霍霍的时候，把老子揪出来的。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我们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他们和你们一样，也接受了党十七年的培养；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主动地抄了自己的家，向毛主席表示了自己的决心。但是，对于相同的家庭影响，对于那些“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著的腐化活动”，谁的抵抗力更强呢？你们盲目崇拜自己的家庭，正象一个娇滴滴的姑娘所说的：“我的红爸爸、红妈妈，用通红通红的烙铁，给我打上了鲜红鲜红的烙印！”这样，当你们的爸爸妈妈没有红烙铁的时候，出身不好的青年可以用反感去抵制的东西，你们就用同感去接受。你们就容易饮鸩如蜜，夜郎自大，放松思想改造。你们根本不了解他们。在你们中间已经形成一道深沟，筑起一道高墙。你们的危险，不在哪一个莫须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拉拢你们，而就在你们的家庭生活之中，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此之谓也！
    三．丑恶的灵魂
    长期受修正主义的毒害，长期以贵族自居，长期放松思想改造，势必使一部份革干子弟的灵魂，变得十分丑恶了，其中的一小撮，简直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特务一样的心灵，乃至达到了灭绝天良的地步！请看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吧：
    北京六中红卫兵，西纠一小撮，在武斗当中，制造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和刑具，例如：
    浇、烫、烧——浇：被打的人昏死过去之后，用凉水猛浇其身，使其清醒，然后继续逼供拷打。烫：用滚开的水向被打的人头部猛浇，受此刑法后，人的头皮脱落，脸色红肿，胸前背后都是烫伤，惨不忍睹。烧：凶手最初是用一根火柴烧被打人的头发，后来竟发展到用整盒的火柴烧，另一做法是把火柴燃著后，向被打的人脸上按，或向嘴里塞。
    吊、踩、刺——吊：凶手有时拿人命开玩笑，将活人做上吊的试验，用绳套套在被打人的脖子上，猛力踢倒他脚下的凳子，使其悬空，吊到半死，又猛一松绳子，使其重摔于地，再找人做人工呼吸使其苏醒继续受刑。踩：被打者躺在地下，几个人轮流踩之，受此害者往往内脏严重受伤，上吐下泄，大便不能自控。刺：凶手用木枪猛刺受害者，直至刺得对方躺下为止。
    跪、剁——跪：凶手将凳子翻过来，令受害者跪在凳子上，长时间不得起来。有时令受害者跪煤渣，使跪者两膝疼痛难忍，鲜血直流。剁：凶手用刀剁受害者背部，直剁得血清渗出，方肯罢休。
    磕响头：凶手令受害者给他磕响头，如果磕得不响，就用脚向他头上猛踩，受此刑后，受害者大都脑震荡，记忆力衰退。
    诸如此类的刑罚，名目甚多，举不胜举。
    再看一看他们是怎样杀死十九岁的学生王光华的，而他的全部罪过，只因为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
    王光华被带到六中“劳改所”，刚一进屋门，西纠头目之一姜××马上抽了他一巴掌，随后又被带入里屋，令王脱去上衣，解下皮带。这时屋里屋外都有看守，戒备森严，屋里的暴徒均为西纠队员，他们兽性大发，蜂拥而上，拳打脚踢，对王使用惨无人道的暴行。用木枪向王猛刺，并用枪托劈头盖脸向王打去，使之无法忍受，倒翻在地。十来个暴徒手持各种凶器进行为时三十分钟的毒打。王肋骨被打断三根，昏迷过去。这时，一个西纠队员一面踢王头部和颈部，一面恶狠狠地说：触及触及你的灵魂”。有的一边打一边大声怪叫：“要馒头不要窝头”。（即要武斗不要文斗）。就这样王光华被打死过去几回，后经“劳改所”中“黑帮”给予做人工呼吸，才免除一死。
    九月二十八日上午，王光华已经面部青肿，浑身重伤，危在旦夕。去厕所时还不由自主地摔倒在地上，小便出血。事态已这样严重，可是一小撮人还不死心，而后，粟××和陈××等又曾殴打王光华，逼他写材料。写不出来仍是一顿毒打。恶毒的看守也为虎作伥。在残酷的法西斯暴行下，就在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左右，王光华被这群暴徒活活打死了。夜晚，十二点多钟，趁夜深人静，就把王光华的尸体送到东郊火葬场焚尸灭迹。
    还可以看一看，一个在旧社会颠沛流离的老工人是怎样被活活地害死的。
    退休老工友徐霈田（七十六岁）于十月三日下午，被六中红卫兵领导，西纠队员王××和陈××带到淋浴室。他们说：“给你洗澡”于是这群暴徒们开始惨无人道的折磨这个老工人。先是用冷水泼身，只听老人惨叫：“冷啊！冷啊！”然后又用滚开的水向老人头上猛浇。王××，陈××　等人一面浇一面狞笑著说：“老头子，今天让你洗个痛快！”老人被折磨的死去活来，连声惨叫“热啊！热啊！饶了我吧，老祖宗！”这伙暴徒兽性更是大发，反而浇的更厉害了。老人的头皮被烫去一层。当老人勉强爬向宿舍时，已经奄奄一息了，不省人事了。四日早晨，徐要求医治，但他们不许出屋，不给医治。当天十点四十分徐又被王××，陈××　等人拉到后院，进行种种毒打和戏弄。他们强迫七十六岁的老工人学哭，学笑，令其吃屎，喝尿，过够瘾后，又把徐嘴堵上，带到后院厕所中，将徐吊死。这群暴徒真是置人于死地而后快。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竟扬言徐上吊自杀了。  
    老工人徐霈田在旧社会里，没有死在国民党侦缉处的手里，侥幸死里逃生。今天，这位有三、四十年工龄的老工人却死在西纠一小撮法西斯暴徒手里（以上均摘自北京六中红旗公社公布的材料）
    无独有偶，一中的刑罚和刑具也足可以说明与六中比美。而且打死了人，还得让“劳改犯”（大都是出身不好的同学）去和死人亲嘴。握手，说：“亲兄弟，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见一中传单）这就是联动的前身，这就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称之为“好同志”的那些人！
    我们奉劝那些认为出身好，表现就好的同志，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中的这个论点：“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少。……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
    为联动招魂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摆出一副让贤受禅的高姿态，说什么“随著运动越来越触及到党政军的领导机关，有一部份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已经不能充当革命的主力军了”。触及党政军的领导机关，碍高干子弟何事？说穿了，就是这些高干子弟的老子已经成了黑帮人物，再靠“老子反动儿混蛋”吃饭就该打自己的嘴巴了，只得忍痛把他们割爱。实际上，以前谁又承认你们这些“好同志”是主力军呢？这样一些嗜血成性的人配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吗？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清华附中红卫兵装腔作势地说什么：“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想到的不是今天，而是二十年以后的今天。”算了吧！设想，二十年以后的今天，如果没有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不正是你们这些——西纠、东纠、海纠、联动这一伙人当政了吗？不正是今天没有暴露出自己是杀人凶手但具备了那样心灵的人当政了吗？你们和你们的这些“好同志”不是在不久以前以当然左派的面孔担任了一切领导职务了吗？那么，二十年以后的今天，这将是多么可怕的局面！不仅中国的局面要葬送在你们的手里，世界的命运也要葬送在你们这群败类的手里！
    “我们打人，动机是好的！”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你们打人，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定的“反革命”的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去打所谓的“反革命”的。不管你们打谁，在客观上就起到箝制了革命群众之口的作用。你们威胁著左派，吓唬住中间派，这是多么为大众所唾弃的效果！你们为了逃脱罪责，妄想求助于别人看不见的动机，那是站不住脚的。你们真的有为无产阶级事业贡献终身的动机吗？那么你们的联动就不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了，就不会大冲公安部，就不会高呼：“刘××万岁”了！今天都没有好的动机，难道当初就会有吗？很明显，你们的动机就是要做刘邓路线的宪兵队。就是要扑灭革命烈火的刽子手！
    我们要郑重地指出：“评〈出身论〉”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不了整个革干子弟，更代表不了整个红卫兵。我们敬佩那些进行过刻苦的思想改造，不以出身当作包袱的革干子弟。这样的同志，总是革命子弟的多数。因为我们从来就承认社会的好影响是主流，承认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的方向的，我们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我们是承认内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此，我们是反对以出身来分界的，我们没有忘记，运动初期，一些优秀的红卫兵发表过“致爸爸妈妈的公开信”他们勇敢的承认自己的家庭影响不是鲜红的。我们也怀著十分的感激心情，铭记著一个来访者——某校高三年级同学的话，她对接待人员说：“我是革军的女儿。我完全同意〈出身论〉。”接待人员问说：“有人说〈出身论〉对出身好的有压力，那么，你不感到有压力吗？”“不，我不觉得。我只觉得十分高兴，因为有更多的青年又可以和我一起闹革命了！”听著！自以为血统高贵的小丑们！这是多么伟大，宽阔的胸怀啊！你们是不配替革干子弟说话的。让你们的大作和联动的在天之灵一起见上帝去吧！
    {四．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不容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小撮处于贵族地位，具有卑鄙污浊的灵魂的高干子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宠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标准选民。
    正是这一小撮人，在“评〈出身论〉”中散布流言蜚语，杜撰最高指示，造成一片假象，好象复辟力量的继承人不是他们，而是出身不好的青年。故说什么“反动剥削家庭出身的人既使非常积极，也要拼命看他们的实质。”“不管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革命的重担反正不能落在他们身上。”言外之意，重担他们是挑定了。这显然是违抗毛主席提出的五项接班人条件的。我们不能不指出，哪些人会变成资产阶级最可靠的金童玉女，也是随著阶级斗争的发展不断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固定是一些人的。
    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是贯穿著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矛盾。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事物发展的各个发展阶段，情形往往互相区别。这时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期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那么，具体到文化大革命阶段，激化了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像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吗？是像土改时期，地主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吗？是像反右斗争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矛盾吗？是象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吗？不是，都不是。固然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但是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自有它特定的主要矛盾。十六条中的第一条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五条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条也指出：运动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此可见，在目前主要矛盾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群众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间的矛盾。正在开展的广泛夺权斗争，说明了这个矛盾达到了何等尖锐的程度！
    在阶级斗争的新阶段，资产阶级必然会寻找新的机会，新的舞台，新的代理人又必然寻找新的御用工具，必然会使用新奇的、巧妙的、隐蔽的手段，去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唆使他们，挑动他们，利用他们和自己一起演出复辟的丑剧。而不幸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利用，正是没有改造好的高干子女。这样，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达到顶峰，开始走向没落的时候，西纠、东纠、海纠、联动等反革命组织就应运而生了。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我们奉劝那些顽固地坚持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保险，出身越好越保险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对于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复辟力量）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或许，那些温室里的花朵，那些不谙世面又躺在‘自来红’包袱上的青年对他们更有利一些。
    “这真是奇谈怪论！”在联动的安魂术上，清华附中红卫兵这样喊道。他们或许会反问：“谁敢说我们要复辟？难道我们希望蒋介石回来吗？希望原来的资本家重新做经理吗？”替你们说句公道话吧，你们的确不希望蒋介石回来，的确不希望原来的资本家重新做经理。但是，复辟不等于扶持所有的政治僵尸。赫鲁晓夫复辟，沙皇尼古拉并没有上台；铁托复辟了，贝尔格莱德有限股份公司股东并没有被找回来当经理。同样的刘邓陶彭罗陆杨等等篡权分子，也并不打算请蒋介石回来实行独裁，也并不让原来的剥削分子发号施令。难道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还不够用吗？他们不是早已建筑了八一学校，哈尔滨军工大这样的复辟温床了吗？西纠，东纠，海纠，联动不就是修正主义合格的苗子吗？你们在“评〈出身论〉”中，一口一个资产阶级屠刀，殊不知和平演变并不希望刀光剑影。而到了关键时刻，敌人的屠刀也绝不会落在你们的绿军衣上，正是你们用双手接过去，挥舞著它，砍死了王光华，砍死了徐霈田！这不是复辟吗？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利益，或为了执行反动路线的工作队的利益，最后为了你们个人和你们反动小集团的利益，行凶、抢掠、捣乱、破坏，这种种行为，就是复辟！你们决不能因为自己不希望蒋介石回来，就不承认自己搞复辟活动。
    联动就是自觉地搞复辟活动！当然，这是指他们整个组织而言。至于个别成员，总是有自觉和盲从的区别，自觉和受蒙蔽的区别，改正错误和坚持错误的区别。而清华附中红卫兵，过去是联动瘟神的膜拜者，不知闭门思过，却等待秋后算帐，不知痛改前非，却到厂矿农村捣乱，拒不承认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平等的革命权力，拒不放弃自己得天独厚的贵族地位，今天又妄想借批判〈出身论〉捞取发言的机会，当作一根救命的稻草，这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告诉你们；如若“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你们“抛到茅厕去”，那就悔之莫及了！
    我们诚心诚意地劝告那些受反动的唯出身论蒙蔽的小家伙们，你们读了我们的文章，不要以为这是侮辱你们。实在说，我们对你们的怜悯胜过对你们的愤恨和厌恶。当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某些部门占优势的时候，我们怜悯你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是一种怎样的脱离实际的教育，在家庭里过著怎样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读的是怎样胡说八道的文艺作品，形成了怎样一种愚不可及的思想，并成了怎样一种荒唐的观点，办了怎样一些遗恨终身的傻事！多么危险！多么危险！从泥坑中伸出你们的双手来吧！革命的同志是不会见死不救的！让我们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共同战斗，共同革命，共同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吧！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三期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０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之四：《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
    《中学文革报》嘱咐我们写一篇悼念郑兆南烈士的文章，这个题目出得好。郑兆南同志的一生是一首壮烈的诗。她把自己年青的生命献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她的英雄业绩不朽！
    一．记真正的大无畏精神
    郑兆南同志生前是北京五十二中语文教员。运动初期，她不顾修正主义校领导的重重围攻，贴出了第一张炮轰党委的大字报，点燃了本校熊熊的革命烈火。于是她受到了更多的攻击。正当敌我双方斗争激化的时刻，工作队进校了。从此，刘邓反动路线的混血儿--工作队、黑党委、保皇派联合在一起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耍尽阴谋诡计，分化、瓦解、利诱、威胁革命群众，孤立、诬陷、打击、斗争革命性最坚决的左派力量。文斗不行，又来武斗。他们殴打、折磨郑兆南同志，让她在非人的境地里渡过了四十七天。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候，才将她“释放”。但他们万也没有想到，就在这生命垂危的最后四天里，勇敢的郑兆南同志仍然坚持战斗。她给党写了两封信，控诉了反动路线的罪行，对革命运动提出了不少好建议，信中没有掺杂一点个人的怨艾。就这样，她以卓越的政治表现，写完自己历史上光辉灿烂的最后一页。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毛主席早就为革命烈士做出过这样崇高的评价。郑兆南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这样的一段历史，应该说是一个英雄的历史。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都能写得出来的。而郑兆南同志要达到这一步，需要比一般的同志多花费一倍的勇气。她每向前一步，都更容易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都更不容易为习惯势力承认与谅解，其本人也就很容易产生自卑、沮丧、失望乃至麻木的情绪而不能自拔。因为，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无论是传单、是标语、是发言、是议论，我们不是听熟了这样的观点吗？“黑五类狗崽子，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彭真集团一贯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这股阴魂还大有可依附的躯壳。当时灸手可热的刘少奇、李雪峰也大讲革干子弟的优越性，秉承他们“圣旨”的团中央甚至把出身好当做革命左派的一个标准。可是多么奇怪！一个地主狗崽子，竟然敢于冲破层层网罗，挺身而出，给黑司令部贴了第一张大字报，这真是想翻天了！无怪乎工作队的负责人，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淑铮有持无恐地说：“可以整郑兆南。她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有小辫子在手，就是整错了，也没有妨碍！”象她出身这么糟糕的人，不积极，是真右派；积极，是假左派。何况还不“老实”？
    是的，是要老实。不过要看对谁老实。革命的青年要对毛泽东思想老实。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无穷无尽的热和光。请问唯出身论的同志们，你们何必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如此偏爱？为什么只让他们独享毛泽东思想的光和热？你们可有这样的好心肠吗？没有！那么，你们就是要他们和你们一样，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忠实的工具、打手。这就是你们的“老实”！郑兆南同志不做这样的老实人，她就是要说，要动，就是要向你们的主子投以长矛和匕首。
    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历来就有两种不知畏惧的人。一种人，他们事事遂心，除去他们浪漫主义的幻想，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他们的畏惧。这种人的不畏惧，不见得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大有可能是一时冲动，甚至撒娇、骄横、耍无赖。因此很难讲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另一种人则不然。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敢于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进行殊死的斗争，敢于甩掉包袱，轻装前进。这种人的不畏惧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只有这种人才称得上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宁可相信后一种人而不可轻信前一种人。假如不具备炽热的无产阶级感情，假如不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假如没有高度的政治远见，假如没有巨大的斗争魄力，就一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郑兆南同志正是一个真正无所畏惧的人。她十分清楚前途的崎岖。她在第二封遗书中分析过当时的思想动态：“拿我来说，家庭出身是地主，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在运动中又是一个领头的‘假左派’；把这些问题‘综合’在一起，一造声势，自然要多严重有多严重，即使将来检查起来，也有小辫子在手。”但是，郑兆南同志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她没有被这些制人于死命的包袱所压倒，她“听了动员报告，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当天夜里就写了一张题为《质问李静同志为首的党支部》的大字报。……它的确起了点火作用。一天之内，大字报如雨后春笋，形成一个炮打司令部的局面。”郑兆南同志就这样毅然决然地敲响了战鼓。
    二．论重在表面和重在表现
    面对这样大无畏的宣战，牛鬼蛇神颤栗了。郑兆南同志在遗书中如实地描叙了这一时期修正主义当权派的活动：“这下吓坏了学校领导人和‘保卫党支部就是保卫党’的人。当时的形势，正如十六条所指出的：‘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他们紧急活动，控制个别班，散布关于我们的流言蜚语。李静还亲自威胁我：‘你是参加过反右斗争的！’为了转移目标，学校领导正式宣布：‘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差不多了，从明天起转入揭老师的问题，’他们还组织了揭露老师的专刊……我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也是从学习十六条开始的：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
    怎样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当权派从自己乌七八糟的武库里，为工作队和保皇的赳赳武夫们寻找弹药了。那便是他们过去从小汇报中汇集起来的材料。这些材料无一不贯穿修正主义决策人所倾心的“重在表现”这样一条黑线。
    先谈谈小汇报制度。单有一群“积极分子”，这是最受反动主子青睐的“大有可为”的人物。他们以搜寻小是小非、琐琐碎碎的新闻为能事。动辄运用他们的“天才”，加以夸大、渲染，以便于他们的上级随时利用，务使人人变成不敢造反的谨小慎微的君子而后快。小汇报制度首当其冲的牺牲者，除去反对修正主义分子坚持正确立场的革命左派外，就是无论是否是左派的出身不好的同志。汇报他们的情况，是很容易被认为有“阶级感情”的。郑兆南同志二者兼而得之，问题也就更严重”
    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她曾用苏联画报包过毛泽东选集的书皮；再比如：她指导学生批判某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油印时没有加按语。又比如：她曾在几年前的一堂课上说过一句错话（天晓得他们的记忆力怎么这样惊人？）有了诸如此类的第一手材料，再加上独特的分析，巧妙的总结，聪明的臆测，精心的杜撰，无耻的捏造，就不难做出尖锐的结论了：“反党”
    这就是修正主义集团最得意的“重在表面”政策。这条政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上面所谈的只着眼一个人生活中的枝节问题。另一个方面是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例如他们把教员和学生的矛盾，干部和工人的矛盾，低级干部和高级干部的矛盾，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矛盾，等等，这些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到对抗性矛盾的地步，“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挑动一部分人斗争另一部分人。我们在《出身论》中谈到过，一些中下层干部和群众“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他们就是这样菽麦不分，把无限热爱党。无限忠于党的郑兆南同志打成“反党”分子！
    《中学文革报》记者为我们走访了郑兆南同志的各届学生。其中有党团员，有革命造反派。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回忆烈士的吧！
    一位同学说：“郑兆南同志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在我入团的时候，是我思想斗争最激烈最痛苦的时候。我到底在她的帮助下，检举了贪污的父亲！
    又一位同学一往情深地说：“有一幕情景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有一次我们去过队日，给烈士墓献花圈。在出发前下起雨来。同学们犹豫了。可是郑老师脱下雨衣来盖在花圈上，淋着雨，领我们走了。这次队日活动给了我最深刻的教育。”
    “班上发生过一次丢钱的事，”一位同学陷入沉思中。“大家猜疑起来。郑老师知道了，便在晨会上给我们宣读几则毛主席语录。她说：‘请拿钱的同学再好好学习学习这几段语录。如果想通了，我劝你把花剩下来的钱不要再花了。如果彻底想通了，可以把钱交给我，我负责保守秘密，不损害你的名誉。因为这证明你提高了觉悟，还钱的勇气是大于拿钱的勇气的。’不到中午，钱就还到郑老师手里了。
    “郑老师在五年前就用主席语录批改作文了！”许多同学都这样说。这就是郑兆南！这是她多年以前刻苦改造自己的结果！这是她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结果！
    这也许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例子。但是比较起五十二中黑支部所提供的“弹药”来，哪一个更能代表郑兆南同志的本质呢？哪一个应该算做“表面”，而哪一个又应该算做堪称本质的“政治表现”呢？天下竟也有这么一帮糊涂虫，会认为政治表现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或者因为郑兆南同志是个“狗崽子”吧？难道因此她就不可能有好的表现吗？当然，我们没有忘记毛主席教导的：要在大风大浪中，要在群众斗争中识别干部。我们认为郑兆南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和两封充满革命豪情的遗书，就已经雄辩地说明了她在大风大浪中的表现了，她完全够得上一个革命者的称号。最令人感动的是：郑兆南同志对于那些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对于那些令人难堪的造谣诬蔑，并不想申辩澄清。在她交给党的遗书中，通篇只用了三句话高度概括了那把她打成“反革命”的种种流言蜚语：“这些材料帮助我证明了两点：一是证明了我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再是证明了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有个别人为了自己脱身，把他自己的言行强加在我的头上，这无损于我，只是暴露了他自己）”，还用得着逐条驳斥那些谰言吗？用得着涕泪横流地诉说自己的委屈隐衷吗？用不着，用不着！胸怀坦荡的郑兆南同志不肖于和制造谎言的无耻之徒打官司。她充分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相信他们一定会根据她的政治表现，做出正确结论的。其实，她在与死亡搏斗的四天里，完全没有注意到个人的历史结论下得正确或不正确。那有什么关系呢？她所念念不忘的，是仍旧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学校，是整个中学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她在遗书中大谈特谈的就是这些。至于她个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她认为没有什么谈的必要，这就是郑兆南烈士的气魄！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家所必须具备的气魄！这也就是她的表现，是麇集在反动路线麾下的苍蝇们所无法理解的政治表现！
    三．论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
    郑兆南同志象挺拔屹立的青松，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阴风吹不倒她，工作队的暗箭也射不垮她。于是保皇势力伙同流氓和暴徒，带着皮鞭粉墨登场了。举凡控制了群众的“多数”，还采取武斗的，都是虚弱垂死的表现。五十二中也决不例外。
    郑兆南的爱人唐锡阳同志沉痛地对记者说：“这一小撮人对郑兆南同志施加了各种惨不忍闻的刑罚：让她在脖子上挂着垃圾箱，天天游街，让她载很重的高帽子，一面敲着盆，一面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后面跟着一个暴徒，打着鞭子，象对牲口一样的不停地抽打，有时后让她跪在地上爬，有时让她自己打自己，还要喊着：‘我自作自受’，在最热的日子里，架着三堆大火，把她放在中间，熏她、烤她。要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桶里的脏水，这样她得了痢疾，夜里为了允许她在盆里拉痢疾，要勒索两元钱！……同志们，我没法把这些罪行全部对你们说，特别是在抄毁我们的家，一连三天，不分白天黑夜的重打，更严重的是，在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当着她的面打死一个地主婆给她看，说：‘你只要有一点不老实就这样。’肉体上的折磨还不够，又施加精神上的折磨，对她扯谎说：‘你女儿唐桦已经跳河死了。’同志们，郑兆南同志到底受了多少折磨，特别是深更半夜，她到底经历了多少刑罚，她自己没有说，我到现在也不十分清楚，我也不敢去打听。”为了证实这些话，《中学文革报》的记者访问过亲眼目睹郑兆南同志受害的学生家长，其中有老工人，有干部，所谈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莫不唏嘘感叹！听了这些触目惊心的叙述，再想一想毛主席的话：“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执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任何一个革命同志都会对罪恶的刘邓路线引起愤恨，这是一条多么残酷的路线啊！
    然而，在当时，那些挥舞着皮鞭耀武扬威的流氓，那些在一旁煽风点火的篡夺革委会大权的保皇分子，那些默许行凶、遥控大局的工作队，却一口一个“朕即是党”！这一群张牙舞爪的活疯子用了这么多凌辱人格的酷刑要把政治头脑如此清醒的郑兆南同志逼到和他们一样疯狂的地步！你当真以为他们是在打“地主狗崽子？你以为他们当真要让她“背叛家庭”！那才是梦呓！他们打她，是因为她紧紧跟着毛主席，打她，是因为她听了毛主席的话，起来闹革命了！而什么家庭出身黑七类八类的，那才是招摇撞骗的幌子！
    但是，这些人却一口一个“朕即是党”！在这种情况下，象郑兆南同志这样的处境，很容易迷惑，张惶或者误解。但是，她非但没有为个人的安危所忧虑，反而为纯洁红卫兵的组织而担心。遗书中是这样写的：“我爱红卫兵，我恨流氓。在大量可爱的红卫兵和革命同学中间，也混杂了少数个别的流氓。我建议在运动后期，应当清理这样的流氓分子，不能允许他们沾污了光荣的红卫兵组织。不过话又说回来，运动中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流氓能如此得逞，这和革委会的无心真正革命，其中有人借机发泄私愤见死不救，因此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也是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阴魂不散的必然反映”。
    再让我们回想一下，郑兆南同志一个人，关在阴暗腐臭的牢房之中。她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忍受着刑后的创痛，忍受着精神上的刺激，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眠的长夜，整整四十七天！也许她真的疯狂了？失望了？怀疑了？消沉了，不！她一直琢磨着怎样把这里的情况汇报给真正能代表党的人。她坚信：“也许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革命势力正躁动于母腹之中，革命的光芒开始喷薄欲出。不管情况怎样，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谁也阻挡不住的，革命的群众终究是要起来的。”这就是她对待阶级敌人的最好的回答！
    我们再强调一遍，有这种思想的同志是一个地主出身的人！你可以不解释事实，但无权篡改事实。事实就如此。郑兆南同志的这种感情究竟算不算得无产阶级感情？你看她对毛主席、对党、对真正的红卫兵，是多么爱戴，多么关心。不管处境多么恶劣，不管反动的东西把红旗打得多么高，伪装的多么好，而英雄的郑兆南同志总是最能听到党发出来的真正声音！同属于无产阶级的同志，不论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他们的思想总是沟通的。这就是：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在起作用。我们简直不愿意再提起“联动”那一小撮败类。他们的出身倒不错，可是同郑兆南同志比较一下吧！一个是侏儒，一个是巨人；一个是粪土，一个是金石！在这里，又一次证明了，出身并没有起作用。起作用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决心！
    四．论致死不渝的战斗精神
    按照革委会里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想法，郑兆南是被他们整个制服了。由于内脏损伤，她已经浑身浮肿，遍体疮痍，白血球接近到最低点，看来没有几天活头，更不会有什么斗志了。为了减轻罪责，他们就把郑兆南“释放”了。
    到医院去治疗吧？第一句话就是“病人什么出身？”听了答复，便被拒之门外了。郑兆南同志感到胸口闷，想喘又喘不出来。特别是在晚上，坐也不是，睡也不是，就在一个椅背上，放一个枕头躺在枕头上。她的面前放上纸笔，因为她“有许多许多的话（不只是我个人安危的问题）要向党说。”她要继续战斗！她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尽管那时候外间还不知道刘邓受批判）进行浴血的战斗！但是白天她不能写，怕引起还不十分懂事的女儿的思想混乱，只有在晚上，她才向党倾吐自己的心曲。这时，她还对唐锡阳同志说：“即是市委不处理我这封信，将来轮到我~发言的时候，用大字报贴到学校去，也表明我对革命的态度。”她就是这样满怀胜利的信心，克服了难以形容的困难，把这封长信写下去了。
    到了第四天头上，信还没有写完，郑兆南同志的病情恶化了。她咳嗽、吐血、坐不住了。锡阳同志把她送到第六医院，大夫先是不收。几经周旋，再和五十二中交涉，最后才勉强收下了。郑兆南同志躺在候诊室里，最后和死亡搏斗。她第一次喊叫起来。她是想把死神吓走？还是想倾吐她向党还没有说完的话？这就不得而知了。她的女儿唐桦劝她说：“妈妈，你学学麦贤得、刘英俊吧！”“妈妈，大夫答应给你看病了！”大夫走来了，开始听她的心胸。需要安静。郑兆南的眼睛已失去光泽，她的嘴唇发乌了，可是她还是咬紧嘴唇，有一刻没有出声。不过，这时候她已经不行了。一个年轻的、勇敢的无产阶级战士，就这样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折磨死了！
    人死了，还没有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要她永世不得翻身！还要败坏她的光辉的名字！受蒙蔽的群众中，包括她的女儿，十三岁的小唐桦。她对父亲说：“你不应该哭！妈妈死得轻如鸿毛！”在她的眼睛里看来，妈妈是被“群众”打死的，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唐桦呀，你今天所以有这样的好品质、好思想，其中不是也有你妈妈的一份功劳吗？你不是也清楚地记得，她在灯下和你一起读毛主席语录，用毛主席思想要求你，给你讲英雄人物的事迹吗？难道你从母亲那里受到过一丁点地主阶级的教育？锡阳同志为了不给女儿加重思想负担，几乎含着眼泪回答她：你要和妈妈划清界线，紧跟毛主席，永远闹革命！”这就是在反动路线的统治下，革命同志的“永世不得翻身”！不仅郑兆南本人要戴着“假左派”的帽子被“群众打死，连知情的爱人也要嘱咐女儿和她革命的母亲划清界线！
    直到亲爱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号召以后，锡阳同志才把这两封遗书给女儿读了。这天晚上唐桦哭了，第一次哭了，伤心地哭了。是党和毛主席给了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哭悼自己妈妈的权利！
    可以想象，郑兆南同志是在怎样一种逆境里战斗的。但是是什么东西支持着她致死不渝地为党的事业战斗的呢？不是别的，正是毛泽东思想，正是她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正是她对党无限的忠贞！联系起她平时行动刻苦要求自己的精神来看，这决非偶然了。郑兆南同志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党的好女儿。革命的同志不应该再套上修正主义集团制造的死框框，因为她的出身而贬低她。更不应该象马克思所讽刺的那样：“如庸人看历史底伟人，拿破仑是一个伟人，他做了许多好事，也做了许多坏事。”我们只能根据郑兆南同志的阶级立场，根据她的政治表现和她的功绩来给她的一生做一个正确的评价。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谈到的：“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得到同志的纪念。”“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今天，五十二中的革命群众起来了，全市的革命群众起来了，郑兆南同志得到了昭雪了。其他单位受过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同志也得到了或将要得到昭雪。这种令人鼓舞的情景，使我们有理由设想，当革命群众真正夺权以后，那些出身啦、职位啦、级别啦等等死框框是再也不会害人了。那些小汇报啦、只重表面不重表现啦等等修正主义统治手段，是再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你的表现是革命的，群众自然会认可；你的表现是反动的，无论你的嘴巴多么伶俐、血统多么高贵、手腕多么圆滑，群众也会把你扔到垃圾箱里去。因为那时的天下，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天下。那时的人们，是敢想敢说敢干的真正大无畏的人们。那时的思想，是真正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的思想！
    我们悼念烈士，是为了鼓舞踏着她的足迹继续战斗的勇士，我们悼念烈士，
是为了从血的事件中吸取血的教训！
    让我们把一首战歌献给郑兆南的忠魂吧：
    春雷天降起东风，浩荡污浊横扫空。
    恨黯苏修一片土，喜瞻马列最高峰。
    千年大业奇勋建，九域熊焰异彩虹。
    神鬼“何其毒”计破，雄兵誓死捣黄龙。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四期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７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之五：《谈鸿沟》
    编者按：在学校里，罪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长期造成了两派学生的对立，以家庭出身为基础的对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种对立变得特别明显起来，并且延续到现在，阻碍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一步批判，阻碍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谈鸿沟〉一文是着重针对血统论进行探讨和分析的。现选登出供大家研究，希望同志们读后能提出自己的见解，进行辩论。
    〈出身论〉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位首长在一九六一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热心的读者便写信来问，这位首长是谁？是不是黑帮分子？可以请同志们放心，这位首长是个“心直口快”的好同志，不是黑帮分子，你们查一查一九六一年的《中国青年》，就可以找到这段话。
    引用这位首长的话，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想说明存在鸿沟这种现象不合理；第二是想说明存在鸿沟这种事实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存在。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一九六一年就已经存在了。不但存在，而且已经“不可逾越”了。这对于今天多忘事的贵人，是一个最好的答复。他们不承认彭真集团歧视过出身不好的青年，勉强承认一点，也只承认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些青年才受歧视。大概如果今天再没有人谈这个问题，过不了一年半载，他们就连这一点也不承认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即使不说这些贵人过去曾经为虎作伥吧，不说他们今天用不承认来逃脱罪责吧，起码也可以说他们本人体会不深，不懂得在反革命集团压制底下是什么味道。
    有不少同志不理解毛主席所教导的：“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而这些同志往往在现象面前停住了。实质是什么？他们并不懂得。比如产生鸿沟的渊源是什么？反映在哪些方面？有什么危害作用？说明了什么问题？他们都不知道，自然也找不到填平鸿沟的方法了。的确，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蕴藏已久的矛盾激化了，爆发了。“对联”出来了，谭力夫出来了，红卫兵纠察队和联动也都出来了。面对无数丰富的事实，这些同志迷惑了。他们本来最善于责备别人没有阶级观点，但他们自己却不会用阶级观点来分析这些事实。他们认为，谭力夫就是谭力夫，好象这么一个上了三年大学的蠢学生有本事一手扭转乾坤似的。他们既闹不清谭力夫怎么会成为谭力夫的，也不想知道为数颇多的群众在当时接受它的思想基础。直到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发表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这是“血统论”在作祟。但也就到此为止。不少人还以为自己既不是联动的一员，也不是谭氏麾下的战将，大概血统论和自己毫无关系吧？于是，当那篇与血统论宣战的〈出身论〉出来的时侯，这些同志便跳了起来。他们一方面高喊“打倒血统论！”（因为人民日报社这样写的，他们虽然还迷迷糊糊，但也是要喊几声避避嫌疑的），一方面又高喊“打倒出身论！”（这一回他们清醒了，因为这和他们头脑里的混蛋东西大相径庭了）。于是他们也继承了联动的衣钵，在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的大会上，乱撒传单，大放二踢脚，大有联动少爷还魂之势。因此，如果说只是谭力夫和联动一小撮人有“血统论”观念，大部分人没有，那实在该为那一小撮人抱委屈了。血统论这种东西历时已经很久了，大约有四五千年了吧？“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自己头脑里有没有血统论的烙印，倒是值得深思的。
    下面我们就系统的谈一谈血统论和有关鸿沟的几个问题。
    一．血统论的历史渊源~}
    在奴隶制社会，血统论这种东西就挺时髦了。比如在古希腊，那里的人起名字，先要把老子的名字冠在前面。比方老子叫贺拉斯，儿子就叫贺拉斯的×××。这和联动张口老子闭口老子是很相象的。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雅典城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家都知道，希腊人对于体育运动是十分重视的，举行一次运动会就好像过一个最隆重的节日。在这次运动会上有兄弟二人得到两项冠军，哥俩就把老子抬起来，绕雅典城走一周。于是成千上万看热闹的人便对这个老头子喊：“喂，你得到这样的幸福，还不死吗？你还想得到更大的幸福吗？还想做天神吗？”于是乎老头子一高兴就呜呼哀哉了。这样的事情今天的人看来，实在荒唐。你儿子是冠军，碍得着你的事吗？但那时候的人就是这么个思想感情。
    中国的奴隶制社会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相传那时有个叫做舜的皇帝，他的爸爸是个十分可恶的瞎老头子，几次要害死他，但他还是替自己的老子隐瞒这些事，直到他做了皇帝，也还是没有再提起。多半他怕别人知道自己的老子反动，他便是混蛋了。因此还是不说的好。
    到了封建社会，封建的伦理关系发展到了极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封建社会的常纲，是定而不可移的伦理道德。据说有一个牧羊的人，看到自己父亲偷了羊，便揭发检举去了，这件事让圣人知道了，他便大摇其头说：不大对头。汉朝有个皇帝叫做刘邦的，他在当皇帝以前就是个大流氓，时常到他哥哥家去骗饭吃。有一天他哥哥家的饭熟了，但偏对他说没熟，好不给他吃。等到刘邦做了皇帝，应该分封诸侯了。照理说，姓刘的都得是诸侯。可是他的哥哥分封不分封呢？刘邦一想，自己的长兄表现可不好，要是按重在表现的原则，那是不够资格的。不过后来到底是血统观念占了上风，他的哥哥还是被列为藩镇，只是叫做“剩饭侯”，多少还不能忘记表现。读过《红楼梦》的人都记得，贾府有位凤姐。凤姐为了修缮大观园，得找个监工的。她明明知道贾府里的人没一个不贪污，可也偏得找姓贾的。找姓甄的不行吗？不行。因为封建的伦理观念不允许她这样做。明朝有一个叫做方孝儒的犯了罪，依我们的想法，他犯罪把他杀了就完了。但是没那么容易，得“灭门十族”，连他的老子、老娘、再加上其他的亲戚，再加上亲戚的亲戚，都得杀掉。这下子可真是斩草除根了。封建统治阶级把他们的这一套伦常关系编进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二十四孝”，内容主要就是谈儿子、老子不可分割的关系的。归根到底一句话，便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不是英雄怎么办？儿子也偏得说他是英雄，即便老子反动透了顶，儿子也得象尊敬英雄那样尊敬他，其目的无非还是自己是个好汉。今天不是还有“共产党员”给自己反动的老子树碑立传吗？多半是读“二十四孝”读得太熟的缘故吧？现在似乎有一种风气，谁只要讲历史，谁就是别有用心。干脆告诉你们，省得你们猜测。我们讲这些，就是给明着暗着推崇血统论的人一面镜子，也照照你们的尊容，看和历史上的那些古董是不是有一二分相似？封建社会有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有怎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怎样的上层建筑；有怎样的上层建筑，就会有怎样的法律、习惯、道德和伦理观念。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比较简单，阶级关系也不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样复杂。加之交通的闭塞，物物交换（而不是商品交换）所造成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就造成了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因此，血统论变成了统治阶级赖以维持统治的理论基础了。那时候出身和成份差不多是分不开的。老子打铁，儿子拉风箱。例外的情况很少。所以直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习惯说法。比如，：“这位是工人出身的工程师”，“我是学生出身”等等，那并不是说我的爸爸就是学生。封建社会不象今天这样大分化、大变革、大动荡、大改组的时代，今天资本家的儿子已经不再做资本家，而出身挺好的联动诸位反倒变成了地富反坏右的一丘之貉，出身和成份完全不一样了。
    这种封建时代的家庭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下面摘录《共产党宣言》的一大段，供大家参考。“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诚、义侠的血性、庸人的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个人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把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都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来代替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蔽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就把这些算作资产阶级的“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毛主席告诉我们，我国的资产阶级是十分软弱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几乎是超越了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发展阶段。因此，几千年来维持封建社会生存的血统观念带到了今天，是不足为奇的，特别是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种剥削阶级传统观念都要破产的关键性时刻，它们更要进行垂死挣扎。变换各种面目（甚至是极“左”的面目）束缚革命、阻碍革命、破坏革命，那实在是必不可免的事。谭力夫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做为封建血统论的代表人物，他的命运必定是被革命的车轮辗碎！至于那时候为什么他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神通。如果我们掌握了起码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应该由此证明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封建的东西还有广大的市场，还顽固地盘踞在一些人们的头脑之中。诚如主席所说：“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他老人家又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正是这种剥削阶级的血统论，发展到了今天便是唯出身论，给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制造了一道鸿沟，有时达到了不可逾越的程度！它在运动中自己蹦出来，让我们将消灭它的战斗部署提到议事日程上，因此，打破它的束缚，消除它的阻碍，防止它的破坏，填平它所制造的鸿沟，也就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迫待解决的任务之一，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都是责无旁贷的。
    二．从三个方面看鸿沟
    其一、家庭影响神秘化
    一个人受不受家庭影响？肯定是受的。但是究竟什么家庭给予一个人什么影响？在一个人的表现中起到什么作用？答案是有原则性分歧的。由于家庭出身好的青年不理解家庭出身不好的，家庭出身不好的也不理解家庭出身好的，往往将对方的家庭影响神秘化了。
    不少同志忘记了今天特定的历史环境，而把家庭蒙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比如一提到剥削阶级家庭，立刻就想到刀光剑影，以为这些家长每天就是教儿子怎样杀人。一提到高干家庭，立刻就想起有一份血书，每天都要给儿子讲怎样高深的道理。这些同志从修正主义分子一手炮制的小说、电影、戏剧、刊物上面承受了这个概念，信以为真。其实这些东西恶毒就恶毒在让青年人不理解今天的阶级斗争的特点，不懂得和平演变是什么。假若出身不好的青年每天只提防磨刀霍霍，而忘记了糖衣炮弹；假若高干子弟只对自己的家庭一味迷信，而忘记了高等生活的侵蚀，那么，或者使他们放松警惕，或者走到极端，造成了疑神疑鬼的精神状态，这都是对革命不利的。又有一些同志忘记了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以为家庭给了你什么影响，你就接受什么影响，似乎一个人没有一点可以选择的自由。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对于一种影响，有乐于接受的，有勉强接受的，有引起反感拒不接受的，也有无动于衷的。对于家庭影响也如此。今天的青年人接受了党十七年的教育，对于拿枪的敌人是能够认识清楚的。如果还有哪一个不识时务的老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在家里磨刀，那个结果是不算太妙的。特别是出身于剥削阶级的青年，对于家庭一般说来是憎恨的，因此，对于家长的言论，他们就有了免疫的能力。他们时时将自己放在与家长对立的一方，这样，他们在克服坏的影响方面便有了一定的优越性。但是，那些出身高贵的少爷们，那些自认为最懂得阶级斗争，以为阶级斗争无所不在~就是不在自己的家庭之中的少爷们，却很容易忽视自己家庭的坏影响。一旦他们自己的家庭真的有坏影响，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划清界限，他们甚至也会当作富有营养的东西接受下来。殊不知，我们的社会还处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都有市场。对自己的家庭丧失警惕无疑是危险的。
    更有一些同志把家庭影响夸大到了无可形容的地步。他们以为除去家庭影响就没有其他影响了，即使有，也得受家庭影响制约。毛主席有一段话，证明了这些同志的荒谬。他说：“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见，教育（社会影响）是大于家庭影响，并且能克服家庭影响的。毛主席说的还是解放以前的情况，解放以后，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情况会怎样呢？恩格斯在解答“共产主义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时说：“两性间的关系将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勿需干涉的私事。这一点之所以能实现，是由于废除私有制和社会负责教育儿童的结果。因此，由私有制所产生的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妻子依赖丈夫和孩子依赖父母，也会消失。”
    正象马克思早在１８４８年就驳斥过的政治庸人那样，今天摇头晃脑的血统论者们念念不忘家庭，念念不忘老子，活脱脱是个封建社会的遗少。革命的导师是这样批判他们的：“你们却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难道你们（资产阶级）的教育不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是由你们借以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臆造什么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教育的性质。”马克思在另一篇文章里还谈到：把东方的家族形态看成绝对的，是不合理的。这种家族形态只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系列。~
    我们所以要引用这样多的经典著作，无非是想证明今天大喊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大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人们是群什么东西！他们的水平比起那些用资产阶级偏颇观念灌昏了脑袋的政客还不如！看到他们对家庭这样神秘化，简直让人想起宽袖方巾的时代，十足是一群蠢货！~
    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革命群众应该有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我们说，这一不是将家庭当作社会上的细胞的那种关系，也不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目前我们国家的革命人民正处在一种无产阶级同志式的关系，这就象毛主席所说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反动的唯出身论妄图改变这种局面，分化革命队伍，以达到其复辟目的。
    其二、政治表现神秘化
    把家庭影响神秘化了，自然要把本人表现也神秘化。因为这样一来才符合封建时代的种种格言。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什么“有其父必有其子”，什么“将门出虎子”，这些陈词滥调都被血统论者奉为至宝。
    他们首先认为血统高贵的人处处都了不起，行堪观止，字字珠玑，一举一动都值得记在将来的回忆录上。
    这么一来，就造成这些青年盲目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又贬低出身不好的青年。怀疑他们，轻视他们，处处以狭隘的偏见观察他们，把他们万分平凡的举动也看得大有申陈。搞得他们紧张、麻木、自卑、甚至心理变了态。女十二中有几位出身不好的同学，长期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中，竟以为自己顺心的事都是错的，自己不满的事都是对的。他们看了某一篇文章，先是觉得挺高兴，可是立刻就责备自己，回去写了篇批判文章贴出来，不过后来听说这篇文章让某位领导人肯定了，他们可大大慌了手脚！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这还有什么朝气蓬勃可言！他们的心灵简直是经受了无可救药的残害！而残害者不是别的，正是封建的血统论，正是目前大大流行的唯出身论！何其毒也！手头还有一张铅印的传单，是四个学校在运动初期联合组织的红外围。红外围的组织当然都不是出身好的。他们写道：只有革命的左派才能加入自己的组织，可接下去便说，“这个组织要绝对地服从红卫兵的领导”，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格打勿论”！多么典型的奴才性格！你已经是革命的左派了，还要绝对服从一个既非党团，又非无产阶级先锋队，只不过出身好的红卫兵领导之下。大概领导你们的都是超左派了吧？以上这两个例子，说明了青年之间的这道鸿沟已经多么深，多么宽，多么不可逾越了！在学校里，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气氛，一派是专门汇报思想的，一派是专门听汇报的，前一派必然产生阿谀奉承，阳奉阴违的能手，后一派必然出现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的老爷。真要问他们是怎样成了混蛋的？不是别的，还是万恶的唯出身论把他们逼出来的！
    其三、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任何一种腐朽的思想，都会被剥削阶级所利用。过去修正主义集团大大利用了血统论，运动初期刘邓路线也在出身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把这道鸿沟越挖越深，务使我们新中国也形成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想把革命队伍缩小，以利于消灭之，二是想分而治之，三是想拉拢、利用一部分青年做他们顺从的复辟工具。有一段时期，他们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真是达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中学文革报》和其他中学生主办的报纸常常有这方面的报道，大家都看到了。这里有一张铅印的表格，是一位司机同志托人转交给我们的。他说：“请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人看一看，给他们做个参考。”不负盛意，我们把它抄在下面，以飨同好。
    学习驾驶员的条件
    （一）驾驶员的培养对象：
    ⒈，驾驶员的培养对象要贯彻阶级路线，以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烈军属子弟为主；对家庭出身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的原则上不培养。
    ⒉，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看其政治表现，如果能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经过有关部门审查确属没问题的，可以适当吸收培养一些。
    ⒊，所培养的机动车驾驶员，必须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好同志。
    （其余两条从略）
    这仅仅是培养一个驾驶员所需要的条件！这张表很能说明问题。在第１款中，是两个不问表现，一不问“红五类”出身的表现，哪怕这些人是联动的刽子手，也要被“贯彻”进去；二不问“黑六类”出身的表现，哪怕是聂元梓、郑兆南、王光华、陈里宁，也都拒之于门外，第２款似乎是重在表现了。这一款是针对除去黑六类以外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那不用说，就是小业主出身的了。这回重在表现了~。可是，一要划清（划清了还不相信），二要审查（审查到了没有问题），才能培养“一些”！根据出身这么一鉴别，于是乎再也用不着进一步审查了，便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好同志”了！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想一想：这种现象究竟能不能容忍！这不过是千万个例子中的很小的一个。凡是克服了偏见的革命同志都可以为我们证明这一点，举出你亲身经历的更多事例来。
    社会地位是这样悬殊，还谈的上什么团结，什么了解？更谈不上共同战斗了。有的只是隔阂，是生疏，是淡漠，出身真是压死人啊！
    以上我们就从家庭影响神秘化这个方面，从政治表现神秘化这个方面，从社会地位的平等这个方面，分析了在青年之中存在不存在的一道鸿沟。我们说，是存在的。它的存在是由血统论，唯出身论一手造成的。它严重地阻碍着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阻碍着我们的前进，到了彻底填平它的时候了！
    三．填平鸿沟的办法
    我们必须用阶级论代替血统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干革命。阶级论就是“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这里所说的成份不是出身。比如你成份是个工人，是个学生，这都可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当然也不能唯成份，不是说是个工人都是革命的，还得看表现。象江青同志所说的，要时时处处看一个人的观点、立场。这和出身都毫无关系。让那些死抱着家庭粗腿不放的人见鬼去吧，这个鸿沟我们是填定了。
    革命的同志要在斗争中填平这道鸿沟。过去开始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这道鸿沟把革命青年分开了，使他们站在天河的两岸，遥遥相望，几乎使运动夭折。现在，我们应该在彼岸此岸共同填土，让它变成一道通途。这道鸿沟只能在大联合中填平，在夺权斗争中填平，在斗批改中填平。只有共同斗争才能彼此了解，才能克服神秘化的倾向，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识别一个人表现的好坏，才能验证一个人所受影响如何。那些受过一些委屈躲在家里不愿出来的同志，应该鼓起勇气，重新投入战斗了！那些压制过别人，无形之中帮了修正主义分子的忙的同志，也应该扪心自问，努力改正了。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涤荡我们脑海中的剥削阶级观念，才能使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改造成一代新人。而要使这些都不至于变成空话，要使中学革命运动不至于冷冷清清，要使今后的革命能顺利开展，我们首先应该强调：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
    我们讲革命同志之间的平等，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不是要你委屈求全，恩赐给人家平等，而脑子里还认为比别人高出一头。那是假平等！我们认为一个人是不是比另一个人优越，不在于他的出身，不在于他的性格，不在于他的年龄，而在于他的表现，在于他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举得高不高？思想改造得好不好？通过大量的事实可以看出，决不是出身好的人一定比出身不好的人表现更好。联动的骚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的党历来是主张革命青年应该平等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他亲手拟定的接班人五项条件中，并不曾提到“出身”二字。他的那篇足以鼓舞我们青年无限勇气的讲话中所说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你们”也是对所有革命青年说的，不是对某一阶层的青年说的。我们的导师早已为我们指明了航程，谁要想扭转它，想阻碍它，那是万万办不到的！
    鸿沟等待着我们填平，血统论、唯出身论等待我们消灭。革命的年青人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在斗争中相互了解，这样才能向一切腐朽的东西开战！胜利必将属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原载《中学论坛》创刊号  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７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之六：《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驳“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的《旭日战报》，不惜以六版篇幅，对《出身论》大肆攻击，发表了一篇又长又臭的文章，“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用他们的话说，他们这篇文章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大联合大夺权的阶段出现，是必然的。~
    大家总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当火势燎原的时候，是反动的血统论配合着刘邓路线将这场大火窒熄的。随着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反动的血统论又找到了旧同志。它配合着保皇派别、联动分子、刘邓路线的忠实信徒，配合着社会上的习惯势力，再一次进行新反扑，这当然是“必然”的！
    该文的作者实在没有时间概念。《出身论》出现在去年秋天，当时大联合，大夺权还不是高潮！有的却是西纠的猖獗，联动的骚乱。《出身论》敢于面向这些嗜血成性的反动组织下战表，敢于动摇他们的特权地位，即使缺点再多，也足以使庸人惭愧。而那时候你们这些好汉却连屁也不敢放一个。谁人不知你们轻院东方红承认过谭力夫的讲话，承认过反动对联！你们可曾触动过你们的错误思想，哪怕是一丝一毫！即使是现在，指导今年运动的元旦社论明确地批判了反动的血统论，又有哪个人看过你们的表态！如今你们在批判《出身论》——这个向反动的血统论的宣战书上充当英雄好汉了。你们和轻院“红爆队”大联合了。就连你们的编辑也不否认他们是保皇势力和执行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大杂烩，你们为了装门面，竟和血统论的崇拜者，联合在一起“批判”血统论了，岂非咄咄怪事？而发表于贵报的“红爆队”们的大作中，不知道从《出身论》的哪一节找出“男女关系”这一条罪状，这大概就是他们要批判的血统论吧？
    该文（指“大毒草……”，下同），首先从理论上，继而从政治上否定《出身论》，我们有必要逐一批驳，我们要通过这样的批驳，指出他们趁此机会攻击毛泽东思想，颠倒历史之真实目的，我们就是要暴露这些跳梁小丑们肮脏的灵魂。
    一．《出身论》从理论上“铲除”不动
    该文反驳《出身论》的第一个论点：“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并能克服家庭影响”。按照辩论的原则，他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然要提出“社会影响不大于家庭影响，社会影响不能克服家庭影响”。
    他们正是这样做了。该文说：“尤其（注意尤其这个词——笔者）是家庭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对于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将起很重要的作用。”又说：“家庭给予一个人的阶级烙印，对他的立场、观点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为他给人以认识问题的基础。”请看，家庭影响又起“很”重要的作用，又是“基础”，又不容“忽视”，显然家庭影响是远远大于社会影响的，是社会影响所无法克服的。
    这是放屁！
    该文的作者不会不知道江青同志去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讲话。她说：“尤其（注意尤其这个词，这决不是偶合）你们都还年青……大多数是在红旗下、新社会，受了党多年教育，所以出身对你们影响不大。”在这一篇讲话中，江青同志又说：“阶级出身是给人打烙印的，但是它不起决定作用，决定作用是人的努力，是人的思想革命化。
    以该文作者之矛，攻该文作者之盾，请问你们的“矛头对准了谁”？
    江青同志的这个讲话，也雄辩地说明了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内因是什么呢？就是“个人的努力”，就是“人的思想革命化”，也就是《出身论》中所说的“人的主观能动性”。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当然不否认内因也是由外因形成的；但我们必须同时指出，内因和外因有着质上的不同。我们处在阶级社会中，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作为外因，是同时存在的。尽管从总的方面来说，一个是强大的，一个是相对弱小的。但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情形又有异样。他总有自己的选择性。对于同一种影响，往往有的人起同感，有的人起反感；有的人爱好，有的厌恶，有的人强烈，有的人淡漠，有的人接受，有的人抗拒。这就是内因在起作用。即如你们，为什么和血统论的倡导者红爆队大搞联合，而不和反血统论的人搞联合，也是内因起了作用。
    对于家庭影响也是这样。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上的好影响是强大的，这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是强大的。因此，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他从小受的社会教育，就是剥削可耻，劳动光荣的教育。长大以后又知道阶级斗争，知道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灭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再强调一遍，从小（照该文作者唯一清醒的时刻所说的话，即刚刚脱离“本能”，刚刚有了“思想”的年纪，亦即从７岁）起开始长期接受这种思想，这就形成了内因。这时对于自己的家庭影响就会是反感而不是同感，是厌恶而不是爱好，是抗拒而不是接受。当然这也是指一般情况，例外也是有的。不过不管诡辩论者怎样曲解例外，真正了解了内因的决定性作用，就不会把家庭影响看得神乎其神了。
    江青同志的讲话当真是给了“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内因，什么叫外因”的“先生们”一记“耳光”！当真是给了只承认老子而不承认毛泽东思想的“先生们”一记“耳光”。不但给了耳光，而且很响亮。
    返回来再看社会影响是不是能够克服家庭影响，就很容易得出结论了。为了证明该文作者对于毛主席著作是怎样的不学无术，我们摘录一段毛主席的话就足够了。毛主席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教育，是社会影响吧？可见，形成一个人世界观的，不是家庭影响，而是社会影响。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是社会教育儿童的结果。
    但是“铲除”《出身论》的英雄们却立论：家庭影响是形成一个人世界观的基础！
    在发难的开头，他们本来说，《出身论》的这一段是“不值一驳”却驳了三千字。不幸的是那驳的结果，原来是他们自己违背了最高指示。
    该文在做了这样的“文字游戏”之后，又反驳《出身论》的第二个论点：“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按照辩论的原则，他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然要提出“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大”。
    他们正是这样做了。该文说：“出身既然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阶级的烙印，它就必然会对这个人的行动（即表现）发生作用……有着紧密联系的。”
    发生作用，固然是对的。我们说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并没有说一点没有。但是“有着紧密的联系”，则大错而特错了。
    上文，江青同志已经批驳过你们了，出身是不起决定作用的。但为了使你们再多享受一次耳光，把教训记得牢固一些起见，还可以就这个问题再多讲一讲。
    出身和表现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有个中间物，那就是“影响”。
    正如一位老工人所讲的，出身、影响（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表现是一个索链的几个环节，那边烧热了，这边不见得热。
    表现和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特别是和社会影响。因为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而思想是表现的根据。所以，表现是受社会影响制约的。
    对于一个人的表现，家庭影响自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不过不是主要作用。毛主席和江青同志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而只有家庭影响和一个青年的出身才是有关系的。特别是新社会，社会影响和出身是没有多大关系。今天的学校都是无产阶级开办的学校，并没有地主子弟学校或资本家子弟学校，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所受的教育同样是社会教育。当然，对于高干子女，出身和社会影响常常是有关系的。例如寄宿制高级学校，即那些只供高干子女享受的修正主义温床，就是和出身有关系的。不过，举出这个例子，对你们的结论实在太不利了。因为这只能证明出身好的有时社会影响并不好。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提的好。
    出身只和家庭影响有关系，家庭影响又在表现中占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那么，结论是不难得出来的：出身与表现关系甚小。
    光是论证到这一点，已经足以动摇血统论的基础。但是，我们还要证明出身即使和家庭影响，也没有必然的同一性。——尽管这个论点会使“炮制”该文的“混蛋”们暴跳如雷。
    “当然在部份工人贫下中农中也有着一些落后的思想意识，甚至有极个别反动的。”——谢谢，这是该文作者神志不清时提供给我们的论据。
    联动成员的出身都是最上乘的，但是陈伯达同志说，他们的家庭影响并不好，因为这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
    相反的，列宁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但他从哥哥姐姐那里受到了很好的革命影响。毛主席在他的回忆中，也说，尽管他的父亲是个富农，但是他从母亲和家里的雇工那里，受到了许多好影响。无论血统论者多么一厢情愿，一个老子总是组成不了一个家庭的。
    这就是《出身论》中所说的：“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
    “这是少数！这是例外！这不是主流！”血统论者振振有词地念咒了。不过，既然已经承认是“少数”、是“例外”、是“支流”，那么，就是承认，这是客观存在的。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有它存在的道理，就无法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阶级敌人还是少数呢，但并不等于没有。那么，说明这些例子的道理是什么呢？该文作者说不出。别人说出来，他又跳脚！
    这个道理，《出身论》说得很清楚：“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
    如此说来，出身和构成表现的次要因素——家庭影响也没有必然联系了，结论是不难得出来的：“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
    小到什么程度？小到出身只能作为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这几条气势汹汹的好汉，在两次碰壁之余，开始反驳《出身论》的第三个论点了：“出身不是成分”。按照辩论的原则，它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然要提出“出身就是成分”。
    它们正是这样做了。该文说：“我们必须坚持第一有成分论，第二不唯成分论，第三重在政治表现，也即既要重视出身，但又不光看出身……”显然，作者是把成分当作出身了。
    把成分当作出身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就是，老子是老地主，儿子是小地主；老子是老高干，儿子是小高干。“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生儿打地洞”是也。~
    我们在论证“出身不是成分”这个论点时，有这样一个论据：“毛主席在１９３９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这里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为哪一个范畴。”蒙作者费心，找到了原话。原话说：“从它们的家庭出身看，从它们的生活条件看，从它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于是它们便手舞足蹈起来：“殊不知毛主席在讲这一段话时首先就讲到了家庭出身。”按照他们“混蛋”（对不起，这是借用）的头脑所得到的“混蛋”的结论，便是“哪一个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就应划归哪一个阶级范畴。”真要给他们讲点初级历史了，可怜的大学生！请问，当时能上得起学的知识分子，什么家庭出身的居多呢？显然，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居多。可是，他们的大多数偏偏不属于剥削阶级，而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前面援引过的毛主席的话：“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都雄辩地证明了：“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为哪一个范畴。
    出身不是成分，儿子的职业不是老子的职业，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浅显的道理吗？“出身不由己”，所以是死框框；成分可选择，比如，从前有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放弃了继承权而参加革命的，如今也有成分不好的人改造好了摘帽子的，所以是活框框。既看成分，也看表现，是对的；既看出身，也看表现是不对的。因为成分和表现是密不可分的。地主的表现和贫农的表现就是不一样。而出身和表现是没有多少关系的，有的，甚至是一点也没有关系（例如列宁）。所以，用一个死框框，同时又用一个活框框衡量一个人，是为《出身论》反对的。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们愿意对“出身”这个词做做正名的工作。“出身”有两个含义。今天普遍的用法是指父亲的职业，亦即家庭出身。我们文章里的“出身”，都是指家庭出身。出身还有传统用法，是指阶级出身，即本人过去的职业，亦即本人出身。例如：第一个发明电器的爱迪生是报童出身，不是说他父亲是报童，而是说他本人过去曾做过报童，在我们的文章里一般是用“成分”代替了。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常常有着不同阶级的属性。所以，在我们看到一些材料的时候，有必要分清哪个是出身的时兴用法，哪个是传统用法。
    既然出身不是成分，请问铲除《出身论》的劳动能手们，你们何曾见过：“一、有出身论，二、不唯出身论，三、要重在政治表现”这样的阶级路线？你们是明目张胆地篡改党的阶级路线！
    由于你们连这样起码的常识都不具备，所以就写出了那样狗屁不通的文章。的确，《出身论》是提倡“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这对于过去长期受压抑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是会起一定积极作用的。但你们抗议了。你们说，这就是“他们还梦想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出身不好的青年骑在人民头上来着？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何谈重新二字？显然，出身和成分又被你们混淆了，你们又说：剥削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正当权利，“这就是我们党的阶级政策，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制度。”你们多么恶毒地挑拨出身不好的青年与党的关系啊！请问，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专政吗？对地富反坏专政，难道对地富反坏家庭出身的人也专政吗？出身和成分又被你们混淆了！一个堂堂大学生，把影响也看成老子，把儿子也看成老子，横竖都是，老子，念念不忘的也只有这个老子，简直高举老子这面大旗死耍赖皮了。倘不是犯了偏热狂，就是中了修正主义流毒太深，大概快不可救药了。
    你们想驳倒《出身论》这三个主要论点吗？遗憾的是你们只停留在谩骂的水平上，一个也驳不倒。你们在理论上“铲除”不动《出身论》，因为《出身论》是以毛主席著作为依据的，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你们这几个神志昏溃，头脑混沌，思路紊乱，词不达意的家伙们妄想及锋而试，实在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到了极点。
    二．《出身论》从政治上“铲除”不动~
    有一些人信奉这样的原则：用理论打不垮人家，就希望能用帽子把人压垮。看来，北京轻工业学院就很有几个这一流人物。
    帽子之一是：“挑拨各种不同出身的青年之间的关系，蓄意制造宗派对立。”这个帽子要是给反动对联戴上倒是合适。但我们何尝提出过“老子英雄儿混蛋，老子反动儿好汉”这样的“鬼见喜”来过？并没有。我们只是提倡“出身不同的青年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而且我们深信这是党一贯所主张的政策。难道提倡平等，就是“制造对立”吗？你们真是到了发昏章第十一的地步了。~
    挑拨关系的恰是你们。正是你们恶狠狠地说：“老实告诉你们”，（那些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就是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和工农子女相同的待遇。”这是根据毛主席著作的哪一章哪一节？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哪一条哪一款？你们还煽惑说，“这是党的阶级政策”，用你们的话说：“作者用心之极，何其毒也！”
    你们也许会诡辩说：我们是在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前面加了定语的啊！我们指的是“甘当资产阶级的殉葬者的金童玉女（原文如此不通，非笔者引错）之~云云的青年啊！
    参照上下文意，那么不甘当“殉葬者的金童玉女”的剥削家庭阶级出身的青年，就可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了吗？显然，这也是要被你们否定的。所以加上了那一大长串的定语，足以证明了你们逻辑上的混乱，思想上的空虚。这样你们就越来越糊涂。比如对于没有定语的，而又不是工农家庭出身的青年怎么办呢？对于这个问题，你们是没有答案的。
    退一步说，你们加上了定语，我们暂且认可吧。那么，试问：“甘当资产阶级的殉葬者的金童玉女”的出身好的青年——例如联动分子——能不能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呢？无论现在你们和这帮家伙怎样联合组织“批判《出身论》联络站”，在那里暗递秋波，恐怕你们口头上也不敢承认这一点。用中国人的话，简洁地说：坚持反动立场的（哪怕是出身好的）青年，也不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可见，这里只是坚持反动立场的问题，而不是家庭问题。只是表现问题，而不是出身问题。只是定语问题，而不是主语问题。是你们把本质的东西变成了定语，把非本质的东西当成了主语。因为自己的谎谬，而在那里“怒不可遏”，这个脾气可真发得没道理。
    你们或者会大叫：出身好的人坚持反动立场的几乎没有呀，出身不好的人坚持反动立场的几乎全部呀！应该说今天坚持反动立场的青年无论什么出身的都是少数。这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谈过了。现在再退让一步，就说即使如此吧，也只要提出“凡是不坚持反动立场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这一个口号就可以了。因为照你们的结论，只要这样一提，自然而然就把出身不好的人排除了，把出身好的人留下了。你们既然认为出身是表现的唯一的原因，表现是出身的必然的结果，那么，表现之中已经包括出身了。用不着把这二者相提并论了。可是你们偏偏要齐头并进。其实，文化革命以来的表现，用不着问老子，自己最清楚。不过你们怕谈表现。因为一谈表现，你们就吃亏。对你们这一小撮人，不拉出身这面大旗做虎皮，岂不露出庐山真面目？特别是对于你们的联动“小将”，这就更不利。
    那么，是谁“为害人虫混进革命阵线进行活动提供了组织路线”呢？不是别人，正是你们。
    是谁在挑拨关系呢？不是别人，也正是你们。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请听你们自己的歇斯底里大发作吧：“我们就是要考验你们！”“你们”——根据下文，是指出身不好的青年，那么，“我们”是谁呢？是“铲除”《出身论》的英雄们吗？这些英雄哪里比得上郑兆南、王光华、陈里宁这样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你们还要考验人家，配吗？如果，这里的“我们”是泛指出身好的青年，则又大错特错了。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青年，都应该接受党的考验。可是，他们中间，不存在什么特权，不存在一个是考验别人的阶层，你们分出了这样的阶层，不是挑拨关系又是什么呢？
    帽子之二是“为彭氏路线喊冤叫屈”。什么是“彭氏路线”呢？照你们的说法是“抽掉了重在表现的政策中的阶级内容，而把‘重在表现’变成了‘重在表面’。”或者说，是“剥削阶级子女受修正主义宠爱”，是“不讲出身”。这是最疯狂地颠倒了历史！如果说什么是“重在表面”，那么，只问出身，不问表现就是最严重的“重在表面”。因为出身是非本质的东西，出身和阶级内容实在没有什么关系。只有成分才是和阶级内容有关系的。即如你们，对于出身好的联动分子那样客气，而对于出身不好的不问其表现如何都那样霸道，实在就是典型的“重在表面”。
    血统论既然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的那样顺手，那么，这个古已有之的东西，也不会不为修正主义集团所利用。血统论的作用，就是缩小革命队伍，扼杀革命热情，制造人为的对立，产生不可逾越的鸿沟，哪一个反革命分子不欢迎这种东西！
    我们在《出身论》中“受害问题”里举出了大量的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事例，这都发生在彭真集团统治时期。今天本报发表的这一篇调查材料，也发生在文化革命之前。有无数事实证明了旧团市委推行的是“唯出身论”的反动路线。这都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修正主义集团和血统论结下了怎样的不解之缘。
    我们控诉彭真集团形“左”实右地推行血统论，你们则说没有那么一回事。请问，这到底是谁“为彭氏路线喊冤叫屈”呢？是我们还是你们呢？
    你们颠倒了历史，但历史是忘得了的吗？问题不在于历史，而在于现实。你们为彭真集团翻案，把他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罪行，美化为实行了一概平等；把他不讲党的阶级路线，美化为执行了党的阶级路线，其目的不是别的，正是为了让反动路线推行“血统论”，继续歧视、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并使它合法化，同时也为了减轻你们过去迫害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的罪责！总之，你们是想推行比彭氏形更“左”实更右的修正主义路线！你们最恶毒的是，竟把修正主义集团欠下的这一笔血债记在党的帐上！
    是谁告诉你们，彭真集团优待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呢？是现实吗？非也！是中央文件吗，中央确实发表过一篇社论，谈到彭真的招降纳叛。可是，这里指的降和叛，不是出身，而是成分。指的是彭真招降了一些无耻叛徒，反动权威，蜕化分子，奴才走狗，哪里说的是出身？于是，头脑简单的除花勇士们又迷惘了，既然彭真招降的是一些资产阶级份子，又怎么可能迫害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呢？如果，你连这也迷惘，那么，你可以回答一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推行“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情景。这总没忘记吧？那是千真万确地迫害了剥削阶级子女了吧？告诉你们，这恰好证明了修正主义集团和广大的剥削阶级子女不是一个阶级范畴的，正和广大的出身好的青年与修正主义集团不是一个阶级范畴的一样。那么，是谁告诉你们，彭真集团优待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呢？
    不是别人，是刘邓路线。是刘邓路线指使他们的喉舌，所谓新改组的《北京日报》告诉你们的。翻开那时候的报纸一看，北大的孔繁不是大喊陆平优待“狗崽子”们吗？从此开了先声。至于孔繁是什么东西，现在大家都了解了。随着《北京日报》歪曲事实的报道，大规模地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丑剧就演出了。“对联”问世了。血统论变本加厉了。回顾历史，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今天以《旭日战报》为首，召集了三十个学校，大为彭真翻案，莫须有地大讲出身不好的青年“趁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纷纷出笼，他们自称‘左派’，打着‘造反’的旗号借批判形‘左’实右为名，行攻击党的阶级路线，打击工农子女之实。”好一幅不~准人家革命的赵太爷的劲头！今天有哪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专门打击工农子女了？工农子女也有左、中、右之分，工农子女和非工农子女一样，既不是一个阶级，也不是一个集团，假使有个别的工农子女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理应所有的子女（当然是要革命的子女）共同打击之，其实这并不是打击工农子女，而是打击反动路线。你们把打击反动路线当成打击工农子女，这是对工农子女最大的诬蔑；你们又以工农子女为幌子，不许人家打击反动路线，实际上是肆无忌惮地包庇与袒护。你们颠倒历史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此。你们和修正主义集团，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一丘之貉！
    历史是绝对不容许颠倒的！小心你们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帽子之三是“拼命地鼓吹反动的‘阶级熄灭论’（疑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过，对于这帮不学无术的家伙们，错了一个术语也算不得什么怪事），鼓吹谎谬的‘阶级调和论’。”
    在我们的《出身论》中，一直是强调阶级斗争的。我们强调无产阶级与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斗争，强调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强调了与反动路线的斗争。我们所没有强调的，所不赞成的，所激烈反对的，是“出身好的青年与出身不好的青年之间的斗争”。我们说，这是人为的鸿沟，理应填平。
    但是，“聪明”的该文作者，说我们这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这就是“阶级调和论”！在他们看来出身好与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两个对立着的阶级。
    这个帽子，提出了一个很发人深省的问题：将来的阶级斗争规律是什么？~
    毛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斗争将要贯串整个社会主义的始终，阶级斗争要持续五代到十代。
    今天的阶级敌人诚然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剥削阶级分子。那么，下一代的阶级敌人是谁呢？解放快十八年了，上一代已经遵照自然法则而将近老迈了，下一代却成长起来，逐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部门唱主要角色了。对于下一代，阶级斗争的对象是什么人呢？这个问题确实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反动对联告诉我们：“老子反动儿混蛋”。于是阶级敌人有了。老一辈一死光，他们的儿子就会是阶级敌人的替死鬼！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一点也不甘示弱，他们追随反动对联之后，继续把剥削阶级子女当作新的阶级敌人看待，谁替剥削阶级子女说话，谁就是“摇旗呐喊，为那些牛鬼蛇神，反革命夺权制造舆论准备。
    阶级斗争的规律当真是这样吗？
    毛主席亲手拟定的十六条告诉我们，革命的依靠对象是“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看来，主力军并不只是出身好的人。
    那么，革命的对象，即阶级敌人是谁呢？过去揭出来的敌人姑且不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来，这个新登台的阶级敌人，也还不是出身不好的人。
    特别是通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泛滥时期，特别是通过西赳、联动骚乱时期，我们更进一步看到以出身来划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够多么荒唐！
    歧视、排挤、打击出身不好的青年，绝不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接班人）的阶级斗争。将来的阶级斗争规律是什么？经验告诉我们，否定式的回答要比肯定式的回答容易一百倍，我们择易而行，可以这样回答，绝不能把唯出身论当作下一代阶级斗争的规律。而以轻院为首的这一小撮人却以“血统论”代替了阶级斗争的学说，以血统论代替了阶级观点。从而搅乱了阶级队伍，放跑了阶级敌人。这才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才是典型的“阶级调和论”。
    我们记得林彪同志的教导：“没有阶级观点，没有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右倾思想的根源，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最根本的根源。”不难得出结论，所谓的“批判《出身论》联络站”正是一群满脑袋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蠢人。形“左”实右，是严重的立场问题，而不是认识问题。
    《旭日战报》发表的这篇“臭文章”（这都是借用原话），通篇没有提血统论的一条罪状，没有列举血统论的一条表现。但为了遮掩他们色厉内茬的本质，在文末居然也喊出了“打倒反动的血统论！打倒反动的《出身论》！”足以使不明真相的人迷惑，以为《出身论》就是血统论。实际上，什么是血统论的活化身呢？这篇洋洋大观的铲花文章，就是血统论的活化身。它反血统论是假，反《出身论》是真。因为《出身论》嗅出了他们思想深处血腥的血统论的秽气。《出身论》当初可以作为进攻西赳、联动的武器，当然更不惧怕你们这群蟹将虾兵。我们既不怕你们的大帽子，也不怕你们的人身攻击，不怕你们沿街卑鄙的造谣！让你们在真理面前颤抖吧！
    轻院东方红公社的“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不只是妄想消灭一篇《出身论》，它是要广大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继续受血统论的迫害，它是在挑拨广大的出身好的革命青年与广大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的关系，它是在颠倒历史，替彭真翻案，它是在抹杀阶级斗争的规律。我们没有忘记，前一阶段中央文革率领着革命小将，费了多么大的心血，才扭转了血统论猖獗一时，独霸一面的局面！可是，现在轻院东方红公社及红爆队这一小撮人却含沙射影炮打江青同志，竭力把已经前进的历史拖回来。我们说，他们完全不只是妄想消灭一篇《出身论》，而是怀着狼子野心，企图实现上述一系列丑恶目的。
    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反动的血统论正在反扑，同志们千万要提高警惕！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五期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北京家庭出身研究小组《出身论》之七：《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再评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反动立场》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一小撮人（即《旭日战报派》）摆出一副狗气杀的架式，与该院的另一种小报联合起来，又拾起血统论的大刀，要和《出身论》血战到底了。
    他们纠集了三十个学校不多的几个糊涂虫，其中包括他们的联动“小将”，要开“批判《出身论》誓师大会”了。遗憾的是响应者寥寥无几，终于没有告成。他们并不甘于失败，上窜下跳，妄想“以数量压倒质量”，大造声势。在他们特刊号上，用了六个版的篇幅，非要铲除《出身论》不可。
    我们在《中学文革报》第五期上给了他们致命的批判。我们说：《出身论》在理论上是铲除不动的。
    聪明编辑们果然不再在理论上碰壁了，他们开始反击《出身论》的第二部分：“受害问题”，我们还记得，是他们说“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这个理论是贯穿整个《出身论》的第一线。这次回避了理论，“受害问题”（这是实际问题）又成了“精髓之所在”了。
    对于他们的朝令夕改有什么办法呢？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顽固专门学校毕业的人总是顽而不会固的。
    好，你们要辩论“受害问题”，我们就辩论“受害问题”。不过，事先告诉你们，稻草是捞不到的，这正好会暴露出你们的“精髓”。
    “受害问题”这一节，举出了工厂、农村、学校、街道等各方面大量的事例，证明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仅不象刘、邓路线控制的《北京日报》所说的，是受修正主义集团的宠爱，相反的，他们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你们承认不承认这些都是事实呢？这是根本没有办法否认的。但你们说这是“特例”，“特例就是诡辩”，于是你们就以阿Ｑ精神得胜还朝了。
    不过，要反驳我们，总得举出相反的例子呀！说起来令人寒心，你们有关社会方面的例子只有两个，我们原封抄在下面。
    其一，“在控诉彭真集团时，京郊的贫下中农愤怒揭发道：彭真之流，在四清运动中大喊大叫什么以后地富子女叫什么名字，需要研究，总不能叫他们地富子女吧？他们还别有用心的起了‘新式农民’之称。贫下中农还揭发了彭真之流在一个生产队以搞《青年联合会》为名，不仅吸收了百分之三、四十地富子女，而且还让一些地富子女掌握了《青年联合会》的各个环节。复查时，还改划了一批地富子女为‘劳动者’，企图使青年一代混淆阶级界限。”
    其二，“有的贫下中农这样说：以前他们（指地主）的孩子上洋学，咱们上不起，现在还是他们的孩子能上学，咱们还是不能上……，这也许是个特例，但是值得深思！”
    第三个例子呢？没有了。但他们的结论是得出来了：“出身反动的青年历来是修正主义集团所宠爱的。”这可不是因为他们草率，而是因为人家“不必多费笔墨的缘故。”
    无论是从我们长时期的社会调查的结果中，还是从全国各地广大农村青年的成千封来信中，本来很容易挑出大量事例证明你们在说谎。不过，因为我们的“特例”都是诡辩，不如你们的“特例”那样“值得深思”，看起来，这样作的结果，对你们的花岗岩脑袋不会有什么好处。
    那么，请听我们问几个问题，看你们能不能回答？
    去年夏天，当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写出《出身论》，进攻猖獗一时的血统论的时候，你们还在沉睡，或者说正在帮凶。无论那时还是现在你们都没放过一个屁。谁都知道，你们轻工业学院在“辩论”对联的时候，是完完全全的一边倒。在白色恐怖下，几乎没有一个“黑五类”子女不承认或不默认自己是“混蛋”，也没有一个“红五类”子女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好汉”的。当然了，你们东方红公社诸公也“绝对如此”。按理说，血统论统治得这样结实的地方，在今天大家都批判血统论的时候，应当有所作为，那怕写一篇文章，装装门面也好。但你们却连这一点表示也没有。这是为什么？
    或许如你们所说：“谭氏路线要反，彭氏路线也不能放过呀！”先说说你们思路的糊涂。谭力夫不过和你们一样，是从蠢人堆里挑出来的区区大学生，他算得了“什么氏路线”？就说有个“谭氏路线”吧，它和“彭氏路线”究竟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可以告诉你们，“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围绕着我们党的每一次政策，都进行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里还有什么第三条路线呢？~再退一步，就如你们所说吧！“谭氏路线是形‘左’实右路线，彭氏路线是形右实右的产物。我们总得杀退两边进攻的敌人啊！”为了给批判谭力夫讲话及其所代表的反动血统论的人加上一个罪名，你们不惜把彭真算作谭力夫的对立面，从而把他的“形”也变“右”了。你们真正觉得谭力夫形“左”实右吗？未必。不过事情相隔不远，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刚刚将“谭氏路线”置于死地。大家对谭力夫讲话的流毒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事件也还记忆犹新，这时候，你们不得不咬着牙根说，这是从“左”边杀来的“敌人”。但彭真迫害这些青年的事件就数这一些了，大家的印象可能淡漠了，这时你们便指鹿为马，把彭真说成是形右的，以为搞了这样的把戏，就可以作为你们打击反对血统论的同志的借口了。不过，我们要问：彭氏路线真的形右实右吗？
    党中央通过它的刊物告诉我们：彭真集团推行的是形“左”实右的路线。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也说：“联系到……１９６４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请问，你们是和谁唱对台戏？
    你们的那两个特例，是想说明彭氏路线不仅是本质上的右，也是外形的右。请问，这个形“左”又“左”在何处呢？
    你们回答得了这几个问题吗？
    颠倒历史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让我们回顾一下１９６４年以来的历史吧！
    １９６４年５月，党中央和毛主席又一次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毛主席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
    那么，当时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毛主席分析了几个大的方面。综合起来看，第一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的复辟活动、恢复封建的宗族活动和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的活动；第二是被腐蚀的干部篡夺领导权的活动；第三是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活动；第四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的活动；第五是贪污盗窃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有没有单单把地、富子女提出来呢？
    没有，一条也没有。到了１９６４年９月，为了对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由彭真亲手炮制，刘少奇亲自批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出笼了。在这株毒草里，就把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修正”得面目全非了。修正主义分子首先否认被腐蚀的干部篡夺领导权的活动。该文件说，即使是那蜕化变质的５％，“他们同阶级敌人还有区别，对他们应当采取教育、改造、团结的方针。”只因为他们“原来都是劳动人民”。其次是否认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投机倒把的活动，并且不准许向雇工剥削等现象做斗争。该文件说，不应该给当时猖狂地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富裕中农戴上资产阶级份子的帽子，甚至不应该和他们进行必要的斗争，并百般包庇这些人，还让其中“公认能干”的，继续担任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接着又混乱无产阶级先锋队和阶级队伍。对于那些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可以不讲“成份”（注意，是本人成份，而不是家庭出身），而只能根据抽象的“德”、“才”标准来衡量他们。同时，那些贪污盗窃、蜕化变质的“贫下中农”，也还可以是“依靠对象”。把修正主义分子提出来的政纲和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的几大表现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他们把本质上的许多东西抽去了！那么，阶级斗争还剩下了什么呢？只剩下他们不敢更改的“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复辟活动”这一方面了。
    但是依照宇宙的自然法则，到了１９６４年，这群地富分子很多已经是垂暮之年了。他们一死，别的剥削分子又都被否认了，岂不是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吗？这和毛主席的教导“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公开顶牛了吗？为了掩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掩护他们自己），为了掩护真正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打着红旗反红旗，为了迷惑视听，这群修正主义老爷便人为地造成了一个阶级，那就是“出身反动的青年”！该文件分析约占农村人口１０％（其实远不只此）的地主、富农子女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状态时说：少数人受家庭影响很深，或者有杀父之仇，对党和人民有刻骨的仇恨，进行阶级报复。这就是新的阶级敌人。多数呢？“同自己的家庭划不清界限，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还站在十字路口”。这就是新的特殊“阶级”。当然也可能有极少数，“政治上要求进步，向劳动人民靠拢，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即便是他们，也“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也不宜负责会计员、记分员、保管员等重要职务。”不用说地富子女本人，就是和他们通婚的干部，也要“抓紧教育”。以上这些，就是修正主义集团对阶级斗争的“创造”。可见，最先提倡“血统论”的，最先提倡“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也正是修正主义分子。
    《旭日战报》派说：“出身反动的青年历来是修正主义集团所宠爱的”，是不是指的以上这些规定呢？你们还要“左”到什么地步呢？非得把地富子女全部搞成敌对阶级不可吗？
    那么我们要问，究竟怎样划分阶级？毛主席告诉我们，划分阶级有两个标准。一是经济地位，二是对于革命的态度。难道在解放后长大的出身不好的青年，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地位吗？没有。那些真正具有特殊经济地位的，比如投机倒把分子、雇主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反而被修正主义集团包庇、掩护了。那么，是根据“对于革命的态度”才视出身反动的青年为敌人的吗？也不象。假使真的以此做标准，首先那些蜕化变质的干部，那些贪污盗窃分子，那些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人就应该算做敌人了。但这些人又被修正主义集团包庇掩护了，何况，把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大部分算做“站在十字路口”、“划不清界限”的集团，也是完全违背毛主席的教导的。他老人家和他的战友们多次告诉我们：大部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这样看来，把“出身反动的青年”算做下一代阶级斗争的对象便毫无道理了。其实，这也只是出自真正的阶级敌人的政治上的需要而没有一点无产阶级政治原则的。
    把敌人拉进来，谓之“实右”，把自己人打出去，谓之形“左”，这就是我们在《出身论》中所分析的：“他们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包庇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老爷拉进党内，给某些五类份子厚禄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这不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旭日战报》及其同伙清华附中的联动分子，两次为这一段“笑掉大牙”，但是我们偏偏把这一段再写出来，直到你们的大牙一个也不剩为止。
    我们也觉得可笑。但我们笑的是：所谓谭氏与彭氏，所谓的彭氏与你们，是何其神似！更可笑的是，谭力夫和你们这群小丑，一起在那里拾彭真的余唾，却还把自己打扮成反彭的英雄！怪不得在最近一次辩论会上，你们还公开为谭力夫讲话辩护呢！
    修正主义分子的好梦是不长的。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亲手拟定了“二十三条”，及时扭转了这个局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的矛头不再指向出身不好的青年了，却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决策人和他们大大小小的喽罗！在这一纲领性文件中，只字没有提出身不好的青年是怎样的走在十字路口，相反的，即使对于他们的老子，还规定：“要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帮助他们重新做人。”又说，“十多年来，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已经戴上帽子的，可否摘掉帽子？没有戴帽子的，可否不再给戴？”请看，二十三条中对待地富分子态度，恰好就是修正主义集团对待地富分子子女的态度！同样的文件，还有}1964年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标准，这里也丝毫没有提出身。这就是说，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只要你按照五项标准去作，就可以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
    回顾这一时期的历史，我们不禁高呼：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你是多么英明啊！
    但是阶级敌人并不死心，他们还在煽阴风，点鬼火，他们的影响也远没有肃清。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殊死的搏斗，血统论、唯出身论这些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货色，就赤膊上阵了。请看：
    刘少奇一九六六年八月的讲话吧：“他们（指地、富、反、坏、资）的儿女要报仇呀！有杀父之仇儿子不报孙子还得报。”又说，“对他们的子女……要提高警惕。”还说，“有些家庭出身不好，他们有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对在场谈话的多年革命的老干部，还这样讲：“你们情绪不对，有几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你们的思想感情不对，值得警惕。”（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八一战斗团》的材料）我们都还记得刘涛的检举吧？她说：当她向刘少奇汇报“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被同学奉若神明的时候，“刘少奇微笑地听着。”按理说，出身地主家庭的刘少奇，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他的老婆，本来应该不爱听“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不过，他们听了还是很高兴。因为具体到自己，那是“值得人深思”的“特例”。当然，对于大多数人，可就“基本如此”了。要举出郑兆南、王光华这样的例子呢？那可又成了“诡辩”的特例了。
    这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这都说明家庭出身是非本质的东西。强调家庭出身，并不等于强调阶级斗争。再重复一遍，本人出身，即阶级出身，即过去的成份，当不在此例。我们反对血统论，就是反对修正主义，血统论和修正主义决不是毫不相关的东西。
    可敬的《旭日战报》一小撮先生们，却张牙舞爪地大喊大叫：“把出身放在第一位，这是党的政策！这是阶级观点！”请问这是谁家的党？什么阶级的观点？当修正主义集团在出身问题上和毛主席对抗的时候，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围绕着阶级政策决战的时候，你们究竟是站在那一边？你们是为谁唱颂歌？
    也许你们会不服气。“我们是为修正主义路线唱颂歌吗？我们不是把修正主义的头子彭真（的名字）排成了头朝下吗？”的确，你们是这样做了。我们早也没有把你们看得多高明。你们纵然很反动，但真的到了“抚哭叛徒的尸体”的时候，你们却还没有那样一分狗胆。你们有的只是“狼性”。据说阿拉斯加有成群奔驰的饿狼。当它们的头目因为多消耗了体力而精疲力尽的时候，它们就把它吃掉，再往前奔跑。你们正是这样做的。你们可以毁坏修正主义分子的外壳，但你们却拼命保存他的精神。你们的愿望就是，彭真可倒，刘少奇可倒，但他们印在你们头脑里的思想，他们为你们制定的反动路线，却要永远传下去。而你们竟说：这是“党”的声音！这难道不是为反动路线唱颂歌吗？
    当我们的《出身论》到了农村的时候，革命的贫下中农子弟写信热情地支持我们，地富子弟也是十分赞同的。他们说：“读了《出身论》，知道党和毛主席是爱护我们的！迫害我们的是修正主义分子！我们要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饱含热泪读着这些信件，但你们这一帮无耻的小丑，却嚎叫：“就是不给出身反动的青年以平等，就是要无限期地‘考验’他们！”而你们竟说，这就是党的政策！
    你们的嚎叫根本不是党的声音，这是彭真１９６４年９月已经喊过的，是刘少奇１９６６年８月还在喊的，你们是为他们唱颂歌！可惜“时兮时兮不再来”，如今你们的颂歌已经是回光返照，已是无限空虚，无比忧郁的垂危着的挽歌了。不过你们也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你们在同党的政策对抗的时候，尽量把自己摆在“左”的位置上，认为失败以后，还可以落一个“认识问题”，而并非立场问题。你们错了！形“左”实右，本质上是右，还是立场问题。谭力夫不是立场问题吗？他何尝不如你们聪明！你们的立场是十分反动的。
    历史早就给了我们沉痛的教训。１９３０年，当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判~“立三路线”的“左”倾路线时，王明等假革命派却批判“立三路线”的“右”，从而庇护并发展了“立三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今天，毛主席又发起批判彭真集团执行的形“左”实右的路线，而刘少奇却利用他的宣传工具，说彭真执行的是形也没有什么“左”，倒是实右形也右的东西，接着便有《旭日{战报》、《教工战报》……一群英雄好汉，跟在刘善人屁股后面跑。请问，这究竟是为哪一条路线捧场呢？
    若不彻底清算历史上的错误，就会有重演历史丑剧的可能。我们是不怕你们的各种卑鄙的攻击的。“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曙光即在前头。”
    让暴风雨来得猛烈些吧！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六期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日~
    
    《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
    
    常洞瑶：齐声唤同志，你好！现在全市都在争论《出身论》了。上次和你谈过话以后，我简直把《出身论》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我甚至认为《出身论》的一切反对派都是坏蛋。不过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转过脸来，听见相反的意见，就认为《出身论》的作者是个透顶加双料的混蛋了。可是，我想这次我是再也不会动摇了。因为我刚才听见一大群人在议论，他们的论据又是那样有力。我想即使是你听到了，也会改变原来看法的。
    齐声唤：是吗？什么样的论据让你这么信服？能讲给我听听吗？
    常洞瑶：当然可以！这一大群人说：《出身论》在为修正主义集团翻案。
    齐声唤：怎么证明《出身论》是为他们翻案呢？
    常洞瑶：那你还用问我？《出身论》不是明明白白地写着：“修正主义集团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吗？不是写着：“修正主义集团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专政了”吗？
    齐声唤：这就是说，谁主张出身不好的青年从前受迫害，谁就是替修正主义集团翻案了？你的意见是这样吗？
    常洞瑶：你是知道的，我本来没有什么意见。这是那一大群人的意见。不过截至目前为止，也可以说这就是我的意见。
    齐声唤：好的。如果反过来，谁要主张出身不好的青年在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之下没有受迫害，没有被专政，谁就算控诉了修正主义集团的罪状，当然更不能算翻案了？
    常洞瑶：这个推理是符合逻辑的，我想。
    齐声唤：你刚才说的那一大群人，显然主张修正主义集团没有迫害过出身不好的青年，没有对他们实行专政。是这样吗？常洞瑶同志。
    常洞瑶：是的，他们是这样主张的。
    齐声唤：好朋友！如果你认为那些人的观点和你一致，你能不能设身处地的代替他们回答我的几个问题？我不需要你长篇大论的解答，只希望你说同意或者不同意，这样对我们共同提高认识或许是有帮助的。怎么样？
    常洞瑶：试试看吧。我不见得回答得好，不过这是很有趣的。
    齐声唤：请听我的第一个论点：对于地富反坏分子，对于不属于人民范畴，而属于敌人范畴的，也就是说和我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的人，我们的政府必须对他们实行专政，你看，才那一伙人会同意吗？
    常洞瑶：这当然用不着怀疑了。
    齐声唤：如果某甲说修正主义集团没有实行专政，而是对其中的一些人招降纳叛了，那么，我们就认为某甲是控诉了修正主义集团的罪状，并没有替他们翻案，对吗？
    常洞瑶：我想，对你这个说法，别人是没办法反对的。
    齐声唤：再比如，某乙说修正主义集团对所有的地富反坏份子都实行专政了，并没有招降纳叛，那么我们就认为某乙是在为修正主义集团涂脂抹粉了，是替他们翻案了，你看那群人同意这个说法吗？
    常洞瑶：他们会同意的。
    齐声唤：我们说：是地富反坏的子女不等于是地富反坏分子，你该不会反对吧？
    常洞瑶：不反对。
    齐声唤：所以这些青年不属于敌人范畴，而属于人民范畴。
    常洞瑶：不见得吧？比如他们杀了人呢？
    齐声唤：那只能说因为他杀了人，所以成了敌人，不是因为他是剥削阶级份子的子女，而成了敌人的。同样的，出身好的也可以杀人，他们也可以成为敌人。在这里并不是根据出身而是根据表现(或者说是行动)定罪的。对吗？
    常洞瑶：似乎是这样的。
    齐声唤：把话拉回来，出身不好的青年不属于敌人范畴，而属于人民范畴，不属于敌我矛盾，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你的同志们意见如何？
    常洞瑶：他们也只能说同意。
    齐声唤：“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这是最高指示，违反了它，就是犯罪，你们同意吗？
    常洞瑶：当然同意，当然同意！
    齐声唤：不会反对吧？
    常洞瑶：不反对。
    齐声唤：好了，我们马上就会得出结论来了。如果某甲说：修正主义集团对一部分人民实行了专政，那么，我们就认为某甲是控诉了修正主义集团的罪状，并没有替他们翻案，对吗？
    常洞瑶：对。
    齐声唤：如果某乙反对某甲，他偏要说：修正主义集团对这部分人民根本没有实行专政，人民能够享受的权利，修正主义集团都让这部分人享受了。那么，我们就会说某乙是在替修正主义份子涂脂抹粉了……
    常洞瑶：岂止是涂脂抹粉？简直是替修正主义集团翻案，应该把他抓起来！
    齐声唤：且慢！不要忘记，你一开始曾说过：那一大群人是主张修正主义集团没有迫害过出身不好的青年，没有对他们实行过专政的。看来，替修正主义集团翻案的，不是《出身论》的作者，倒是诬蔑他为敌人翻案的那一伙人了？
    常洞瑶：似乎，似乎是这样的。不过，也许修正主义集团并没有那么严重地迫害过出身不好的青年吧？
    齐声唤：就算是这样，就退一步说，修正主义集团没有迫害过他们吧，而作者偏要说迫害了，这只能说是增加了修正主义集团的一项罪名，尽管是不实事求是的。但无论如何不能把增加罪名算作翻案吧？至于修正主义集团是不是真的迫害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不是真的给他们精神以压力，肉体以摧残，是不是剥夺了他们做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享受的许多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许多权利，大家都可以调查。这一点，连《出身论》的最激烈的反对者都是公认不讳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批判文章就是这样，他们承认文章中所举的例子确是事实，确实有理，他们之所以还反对这篇文章，是因他们认为一部分人民受压迫，是合理的，是正确的。谭立夫的讲话也承认，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连同他们的弟弟妹妹是没有政治前途的，但他也认为，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他们的思想固然反动，可是到底还肯于面对现实的。而你所信服的那一伙，就连这一点勇气也没有了。
    常洞瑶：啊呀！这么说，这一伙人是透顶加双料的大混蛋了？我又赞成《出身论》了。再见！
    
    我们有责任捍卫最高指示——反驳步曙明
    大作经×××转交，已经拜读了。我们的头早有好多人预约要砸了，今天才蒙你来砸，实在是晚了一步。老实说，你算不得一条好汉。既然气势凶凶，为什么不署上名字呢？(按：步曙明，不署名的意思)，还是色厉内荏吧？
    实在没有答复你的必要。但你的论点还是流行的，特别是因为你在文章中而且就在标题上引用最高指标，大大地玩弄了捍辩法，竟然从绝对真理中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我们就有责任捍卫最高指示。这比单纯维护《出身论》的观点，有着更深刻的意义。毛主席以他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以他鲜明的无产阶级观点，告诉我们，“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可是，竟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分子，对此做了随心所欲的解释。这样的例子我们见得多了。当北京工业大学的革命左派要夺谭力夫的权的时候，他就喊叫：“我看见牛鬼蛇神笑了！”最近有人攻击××同志，也说：××同志的讲话使阶级敌人高兴了。今天你也继承了他们的伎俩，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右派分子，说他手舞足蹈了。我们实在奇怪，为什么在你们讲不出道理的时候，总有敌人应声而出为你们服务呢？你们默契得这样好，多半是有勾搭的吧？看来我们不得不花费点篇幅，在你们混沌的头脑里加点辩证的东西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对于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存在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和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的解释。后一种解释只从抽象的定义出发，务使最高指示僵死而后快。敌人拥护，我们反对，是指敌人本质上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如果敌人表面上拥护，实际上反对，我们就不仅不能反对，而且要拥护。例如国际修正主义集团也说要援助亚非拉人民，但那是口头的，实质上是压迫亚非拉人民的，我们当然就要援助这些人民。敌人拥护，我们反对，是对同一件事物而言的，切不可为同一名称不同概念的两件事物所迷惑。例如：我们纪念孙中山先生，盛赞他在新三民主义中提出过“联俄”这一口号。我们指的“俄”，是列宁的苏联，绝不是今天变了颜色的苏联。苏修也纪念孙中山先生的“联俄”，他们却把“联俄”之“俄”，代换成今天的苏联。表面上看似乎都是拥护“联俄”，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
    敌人拥护，我们反对，是指目的而言，不是指手段而言的。如果被手段的同一性所迷惑，就会歪曲这一英明论断。例如：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设想被斗的敌人何尝愿意武斗？但我们要文斗，是要触及他们的灵魂，他们要文斗，是想保住狗命，伺机反扑。看来手段都是一个——要文斗，但目的是不同的。
    不了解本质和表面的区别，不了解同一名称不同概念的区别，不了解同一手段不同目的的区别，就不能解释上述这些情形，就不能判定敌人拥护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反对的是什么。就不懂得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在这里如何应用，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思想是怎样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让我们看一看，《出身论》中提倡，“出身不好的青年应该享受和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同等的政治权利”，这一口号，敌人是拥护还是反对？如果，有子女的剥削阶级分子只是从眼前狭隘的家庭观念(资产阶级的所谓父子感情、母子关系)来考虑，他们也许是拥护的。但是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口号，和他们的根本目的绝对不同。我们既不是要光耀他们的门楣，也不是要帮他们复辟。相反的，我们是要把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纳入无产阶级阵营，在政治上，而不是在肉体上，使剥削阶级断子绝孙。不用怀疑，从这个长远的利益考虑，阶级敌人是反对的。他们宁可让自己的子女受歧视，从而扩大他们的阵营；逼上他们的梁山，也决不愿意让这些青年加强我们无产阶级队伍。
    步曙明做不出这样细致深刻的分析，以为拉出一个子虚乌有的右派分子来，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是何等幼稚！我们和步曙明的根本分歧，决不是因为《出身论》有什么缺点，而是对待出身不好的青年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这些青年是属于社会的，还是属于家庭的？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正如出身好的青年之中绝大部分一样)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还是资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按照《出身论》的话说，同一个家庭的成员是否就是同一个阶级的成员？如果你承认出身不好的青年理应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理应是出身好的青年的阶级兄弟，那么，这里就不存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无产阶级夺权的问题。如果真的是夺权，那也是向资产阶级老爷夺权。因这这帮老爷(无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队)都不给真正革命的青年以权利，特别是他们为了装出一副左派面孔，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更不给这些青年以应有的权利。这样，他们就把应该属于最广大群众的权利，最大限度地抓在自己的手里。我们怎么能不向他们夺权？你步曙明非要说人家向你夺权，岂不证明你这帮老爷是一个垃圾箱里的货色吗？
    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们反对的是什么，革命群众应该拥护的是什么，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你可以夸口说：“我比你们‘左’；你甚至可以说；“我左得比你们跨过了真理的界限！”(当然，那就是荒谬绝伦了)，可是你没有理由说：“我比你们讲阶级路线。”我们党的阶级路线，是规定依靠什么人，打击什么人的。如果把应该依靠的全部依靠了，把应该打击的全部打击了，就是讲阶级路线了。如果把应该依靠的打击了，把应该打击的依靠了，那就是破坏党的阶级路线了。既然出身不好的青年是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的，你偏偏不给他们应有的平等的政治待遇，偏偏让他们处在准备投降归顺的地位上，还奢谈什么“阶级路线”，简直胡址！
    阶级斗争也绝不是象你想象得那样，只要人为地杜撰出一个敌对阶级，比如把一部分青年硬性地算做是敌对阶级，然后与之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了，以为这样一来社会就会向前发展了，这真比荒唐还要荒唐！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通过这次文化革命，我们看到，新生的资产阶级不是出身不好的青年这一阶层，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不承认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只承认人为的阶级斗争，这才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还奢谈什么“阶级观点”，更是胡扯！
    黔驴技穷，最后来个“我不懂！”不懂有什么光荣？无知怎么能是理由？不学无术算哪笔资本？好不知羞耻！
    你的大作我们就拜读到这种程度吧，正如列宁说的，上帝是允许青年人在一定时期说这种蠢话的，你的愚蠢正是资产阶级路线给你造成的。假使你读了我们的这个反驳，还受不到启发，依旧执迷不悟，继续对我们挥拳呐喊(只因为我们替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说了话)，那么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不能再容忍，整个无产阶级也是绝对不会饶恕你们的！
    
    2，站在革命阶级立场上对《出身论》的评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评《出身论》
    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出身论》是一株大毒草，是一株散发着修正主义臭味，企图用它腐朽的形而上学的诡辩在我们的阶级队伍中制造分裂，以便取而代之的大毒草。
    这篇精心的创造利用许多在前一阶段受资产阶级形“左”实右的反动血统论的迫害而现在要起来革命，起来肃清其影响的人的正当的情绪，来进行挑拨离间，企图把水弄浑，从中渔利。
    让我们揭开这篇文章披着的用时髦的“革命”词句，动人的“事实”编织的美丽外衣，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一具怎样的骷髅和灵魂吧！
    一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抱怨出身不好“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然后不惜笔墨地用几乎一版的“受害问题”来说明他们怎么在“修正主义集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下，受到“令人发指”的歧视和迫害。学不能上，“工农革干子弟优先”了。好容易上了，又“往往享受到不同等的政治待遇”，受人白眼。干什么事都得填那可恶的“出身”，结果干什么都困难重重。城市如此，乡村更不好过。运动以来红卫兵又对他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在“与美国黑人、印度首陀罗、日本贱民等种姓制度”相近的摧残下，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等等、等等。
    他们说了这许多（有些确是有理）。但是且慢，看其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帮助红卫兵认识、改正以前的错误吗？是为了让大家去同情他吗？不是！那又是为什么呢？让我们来看它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受压抑最深（一定要注意‘最深’二字）的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这就一下子泄出了自己的天机，这些人要造反，要翻天！
    再让我们研究一下这受压抑最深的人是谁吧。从文章中可以看出：工农子弟不是；革干子弟是“修正主义宠儿”，这些混蛋！一般出身的吗？受压迫固然深，但还不配这个“最”字。很明白了，这些人就是指反动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那么这些人怀着这么大的仇恨要造谁的反，翻谁的天，不是很明白了吗？！何其毒也！！！
    更卑鄙的是《出身论》的作者在工农革干子弟中进行了恶毒的、不可饶恕的挑拨离间。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什么革干子弟是一、二、三类，工农子弟只是四、五类，后者也是受前者压迫的云云。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们还不知羞耻地说出自己当这个队伍中坚的理由，“受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受谁的压迫？反抗谁？）并且他要“捍卫党的阶级路线了”。他们应该团结一切受压抑的人。在这里，他们狡猾地说受了和他们相同压抑的还有“工农出身的青年”，并且还可以团结那些虽“没受压抑也没偏见的青年和其他革命青年”。剩下就是没受压抑的（或压迫别人）有偏见的人了。一语道破，就是指革命干部子女，这是多么狡猾多么恶毒的挑拨啊！
    文章的用心很明白了。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为这个黑中心服务的理论根据是什么，也就是裹在这个灵魂外面的皮肉是什么。
    二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一切反动势力总是希望人们忘记阶级的存在，忘记阶级斗争；总是企图混淆阶级界线，扰乱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
    这篇文章毫不掩饰自己对阶级观点和阶级路线的反感，竭力使人相信“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仿佛普天下的人不分什么阶级都列入“人”中，并且就像他们头上共有一个太阳那样共有一个真理了。这是多么荒谬！我想，作者一定很相信苏修的“和平竞赛”可以使帝国主义者放弃剥削了吧！这种典型的修正主义观点早被驳得体无完肤了。在这里，我们只想告诉你们一个简单事实，即：帝国主义的“真理”是掠夺、金钱，修正主义的“真理”是投降、土豆烧牛肉，而马列主义的真理是对这些人“造反有理”！
    《出身论》的作者又想出这样一个理论，即“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于社会影响”。而不分你我，社会影响又都是一样的。我们认为，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是不可分割的，并且都是有它的阶级内容的。每个阶级都是由人和家庭组成的。每个人绝不可能像鱼一样超过阶级界限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一个人所受的家庭影响从属于他家庭所处那个阶级的影响。一个人所受的社会影响也首先并且最多地是受他家庭所在的那个阶级的影响。举个简单的例子，俗话说：富有富客，穷有穷客。张地主的儿子首先接触的是他爸爸的朋友王地主、李地主……及他们的儿子，受的影响当然是地主影响。后来张少爷看见贫农为他家种田交租子，但他并没因此“感动”，因为他爸爸告诉他这是理所当然的。而贫农的儿子首先和最多接触的是组成社会的贫农这一部分。总而言之，社会影响对每个人是有很大差别的，是有其阶级内容的。
    这些人还理直气壮地质问：能说我们“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照此说法，在社会主义国家，剥削阶级就不存在吗？这种胡说八道实在不值一驳。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当然不能算剥削阶级。但是他们和自己的家庭在思想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绝不是一厢情愿的“只要宣布放弃继承权，就可以脱离关系”那么轻松。我们诚心诚意地告诫那些剥削阶级出身但是要革命的青年：越是接近社会主义，剥削阶级自己复辟的可能越小，他们便更加把希望寄托在自己后代身上，千方百计，无孔不入地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他们头脑中。和家庭彻底决裂是不容易的，千万不可粗心大意。
    《出身论》作者毫不例外地用资本家出身的恩格斯成为无产阶级领袖来说明其也可如此。我们要说，如果恩格斯在世，他也绝不会给你们更好的待遇的。理由很简单，恩格斯正是因为认清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才成为无产阶级领袖的。作者又说，马恩列毛出身都不好，“这个事实绝不是偶然的”。我们要问：难道这是必然的吗？！
    至于武则天用上官仪女儿当侍从一事只能说明这样一点：任何阶级内部的纠纷都是服从他们整个阶级的长远利益的。我们告诉《出身论》作者：和你们愿望相反，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恰恰是很重视出身这一条的。无产阶级专政绝不会因为想试试你们这些“千里马”能不能复辟而把大权让给你们的。
    在这里《出身论》作者又搬出这样一个奇怪的逻辑：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包庇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拉入党内，给五类分子厚禄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但是，“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即他们的后代）真是天下之奇谈！风马牛不相及，令人笑破肚皮的逻辑！然而作者却一本正经地说教道：“这不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那么我们也要问：这到底是谁和谁，哪个阶级和哪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呢？？？
    “但是”，作者说，“对于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指反动剥削阶级）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我们说；不对，地主的变天账绝不会交给贫农儿子的，资产阶级的屠刀上却沾满了红卫兵的鲜血。
    我们不必再去驳斥那些七拼八凑的逻辑了。我们大家已经很明白，《出身论》作者的关键在于抽去在人的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阶级斗争这条纲。而我们却要牢牢地记住林彪同志的教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三
    《出身论》观点所代表的那些人是远远不会满足于没有阶级的“人人平等”的，他们应当是“社会中坚”，但理由是什么呢？这时，他便笑吟吟地打出了他们的传统王牌“重在表现”。
    这些人为了给自己壮胆，断章取义地说“重在表现”是毛主席的观点，但是毛主席的“重在表现”和你们的所谓“重在表现”是完全不同的，后面我们要告诉你们毛主席的重在表现是什么，让你们好好高兴高兴。
    《出身论》先在出身和成份上进行了愚不可及然而自以为得意的咬文嚼字后得出结论说：“出身不是标准”“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然后干脆说：“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这真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照此推下去，岂不成了“儿子英雄爹好汉，儿子反动爹混蛋”了吗？让这些更糊涂更反动的人去批判血统论的“对联”，简单是岂有此理！
    这些人还振振有词地为抹杀出身找出理由，因为“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好漂亮！真是谢谢你们的劝告！但是我们更懂得只看表现不看出身，我们就会滑到修正主义泥坑里去，葬身于阶级敌人屠刀之下。
    《出身论》作者之所以要人只看表现不看出身，是因为自以为表现好，而那些讲出身的人是“表现糟糕的人”。这论调并不新鲜。在学校里，有些人总是认为工农革干子弟调皮捣蛋，粗暴骄傲，而反动剥削家庭出身的人却总是“非常积极，非常礼貌”。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他有两本日记，一本上尽是改造思想、毛选心得以及对一些人的无耻吹捧。这是给组织和大家看的。但另一本日记上却尽是名利、女人，充满了剥削阶级霉烂腐臭的味道。这才是他的灵魂！丑死了！丑死了！这些人就像画皮一样，其面极善而其心极伪也！难道我们能相信这种人的“表现”吗？！这些人还好。像那些对党怀有刻骨仇恨，记反动日记，行凶杀人的剥削阶级后代不也是一个个笑容可掬，道貌岸然吗？这些当然是极少数，但他却是在一个总的水平上的产物。这些两面三刀的伎俩要党“应该首先相信那些表现好的青年”，但这我们是看透了的，请听：
    “现在的革命干部子女，在学校里的表现是中等而且偏右的。最积极的往往是那些出身不好的，不管他们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的，反正革命的重担不能落到他们肩上。”真是一针见血，真是人间还有青霜剑呀！
    《出身论》作者在这里抛出了一个新鲜的吓人的东西。即：剥削阶级子女是受“修正主义”压迫最深的。我们说，这有些是对的，因为你们到底过不上解放前你老子那种人上人的生活。现在到底是无产阶级的天下呀。你们所指责的主要罪行：大学“优先录取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正是无产阶级伟大的战略目标，我们的科学再也不能让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继承人统治下去了！但是修正主义分子却给这些人开了方便之门（当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大大破坏和迟缓了这个战略。也正因为如此，你们才可以在这里这样嚣张地挑拨、谩骂、欢欣雀跃、得意忘形。修正主义分子总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在工厂农村中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能得以贯彻也正是两条路线斗争，无产阶级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胜利之处。你们还指责“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我们说谢天谢地，如果这点再作不到，现在中国要成什么样子都难以想象了。你们对无产阶级国家这些正确的东西感到那么压抑那么不可容忍，表现了你们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一种什么样的本性呢？！
    你们说：“运动中揭出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凡是近几年提拔的，出身一般都很好。”这一下道破了你们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真正居心，真是不打自招。
    退一万步说吧，就算黑五类子女在学校受修正主义的打击最深吧！但照此理最初反抗的应该是剥削阶级子女了，但为什么逆风耸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奋勇宣战的是以红五类为主的红卫兵呢？《出身论》作者一定会说，他们（黑五类子女）受压抑太深，太自卑，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面前畏缩恐惧。但是我们要问：那么当时保卫修正主义领导、打击围剿红卫兵时，那些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们怎么那么自信那么挺身而出，而没有一点自卑没有一点畏缩恐惧了呢？《出身论》作者，你们怎么回答呢？怎么为此辩解呢？
    这些人又说：“选入革委会的大都是出身好的，结果大多当了工作队的反动路线的推销员。”我们认为革委会的同志们的确很多受了利用，但是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出身好的缘故。
    我们要指出：随着运动的迅速发展，随着运动越来越触及到党政军的领导机关，有一部分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已经不能充当革命的先锋和生力军了。在高干子弟身上有着不可饶恕的缺点，严重脱离群众就是其一。但我们说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就是它使干部子弟第一次真正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致命的缺点：
    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如果干部子弟还不接受以往的教训改正自己的弱点，发愤图强，那么根本不用谁打击，很快就要完蛋了！
    对于干部子弟的这些缺点，广大革命同学，尤其是工农子弟，这些我们的阶级弟兄，他们不记仇，不报复，尖锐地诚恳地对我们进行了批评。对此，我们深受感动。广大同学是通情达理的，广大同学是了解我们的！
    但是，残酷的现实使我们不能不指出，一小撮怀有反动的阶级情绪的分子现在正乘机刮阴风，放暗箭，到处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带领一些不明真相的组织对红卫兵和革干子弟抄、杀、打、骂。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们这是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名，行阶级报复之实，弃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
    我们一千个相信，一万个相信，广大工农子弟，广大的革命同志们决不能看着红卫兵的鲜血染红绿色的军装（这鲜血曾染红我们共同的红卫兵的袖章），决不容许别有用心的人把脚踏在我们战友的身上！不会的！决不会的！！！他们一定会揪出这些别有用心的异己分子，严厉惩办他们的！
    革干子弟干了许多错事（即使现在仍发生），但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好同志。（少数堕入修正主义泥坑的人当然不在此例）
    “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敌视态度还是采取帮助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也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种人才可以来各自“表现”一番，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革命的同志暴露了缺点，革命的异己分子暴露了他们肮脏的灵魂，这同样是两件大好事，同志们要好好用毛泽东思想鉴别一下各种“表现”，千万不要错过良机。
    《出身论》的作者及它的吹捧者，我们希望你们放弃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如果你们不愿放弃，而且有胆量论战的话，我们决心奉陪到底，而且心甘情愿，我们应当是唯物论者。我们不指望从笔墨中赢得自己的胜利，我们要让历史来作证。结束这篇文章时，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想到的不是今天，而是几十年以后的明天。
    清华附中红卫兵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作战组、宣传组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
    前言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正当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大联合，大夺权的关键时刻，所谓“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在《中学文革报》抛出了《出身论》这株大毒草，绝非偶然！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体现。对此，我们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这些反动的家伙们，怀着对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心情，向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射出一支支毒箭。
    他们拚命地鼓吹反动的“阶级熄灭论”，荒谬的“阶级调合论”，为××路线喊冤叫屈，摇旗呐喊，为那些牛鬼蛇神，反革命夺权制造舆论准备。他们还梦想实现资本主义复辟，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反动的《出身论》借批判“血统论”这个形“左”实右为名，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矛头直接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用心之极，何其毒也！
    目前，这个反动的逆流已经泛滥于全国，流毒甚广，影响极其恶劣。既然他们放了毒，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消毒！这个反动的思潮不肃清，他们的反革命的猖狂反扑不打退，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就不能实现。
    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奋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将大毒草《出身论》砸它个稀巴烂！把它连根铲除！
    一， 我们就是要讲“出身”
    《出身论》的作者为了完全否定家庭出身对一个人的影响，拚命施展其形而上学的诡辩手法，来达到其险恶的目的。他们说什么家庭影响也罢，社会影响也罢，这都是外因，不应该过多地强调外因。而外因中又是“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这样就基本否定了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但是《出身论》的作者还觉得不过瘾，又进一步胡说什么“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出身和家庭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一个人的出身对其世界观的形成的影响。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企图抽掉阶级内容，大谈所谓的“重在表现”，为××路线翻案，我们必须揭穿这个鬼把戏。
    《出身论》作者的诡辩伎俩是不值一驳的，他们虽然提出了所谓内因与外因，但是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内因，什么叫外因。《出身论》的作者企图避开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孤立地来谈“内因”，孤立地谈“主观能动性”，这是很荒谬的。我们说，世界上没有超然的内因，一个人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的思想是由于不断接触社会生活（这里包括家庭生活）中的各种事物逐步形成的，尤其是家庭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对于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将起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孩子一出世，只有本能，而无思想，这时他首先直接地较多地接触的是家庭生活中的各种事物，接受这些事物的影响，所以说，一个人的家庭影响往往是为一个人思想的形成打基础的。因此，想以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来否定家庭的影响，那只能是枉然。
    可笑的是《出身论》的作者刚刚讲了“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以后，又自相矛盾地胡说什么“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经常接触社会上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又说，“只要引导得法，他很快就会抛掉旧东西，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这时作者却只字不提本身的世界观也即内因对接受这些外因的决定作用了。这种片面强调社会影响，把一个青年看作没有思想的物体而可以任意加工的说法同样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论。用这种唯心论同样不能为你们否定家庭影响提供任何理论根据。
    ×××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月的总结中说到：“在我们革命队伍里，毛主席和我们党从来都是特别重视人们的阶级成份，阶级出身的。同时也反对唯成份论。”又说“不重视阶级成份，阶级出身，是很错误的。唯成份论，不重视政治表现，也是很错误的。这些观点，必须批判。”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第一有成份论，第二不唯成份论，第三重在表现，也即既要重视出身，但又不光看其出身，还必须通过主观努力，通过阶级斗争的长期检验，这才能证实自己的世界观是属于哪个阶级的。《出身论》的作者企图否定成份，否定出身，片面地强调“重在表现”那是永远办不到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家庭给予一个人的阶级烙印，对他的立场、观点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为他给人以认识问题的基础。
    父母及亲人的言行是代表着某一阶级意识和作风的，当然他们对孩子的影响也就带有阶级性了。“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剥削阶级所影响给孩子的是剥削有理，是对新社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满，以至于把他们复辟的希望寄托在自己子女的身上，从地主和资本家那里是根本找不到歌颂党和毛主席的影响的。而工人和贫下中农所影响给自己孩子的则是翻身的喜悦，是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当然在部分工人贫下中农中也有着一些落后的思想意识，甚至有极个别反动的。但是这不是主流。两个阶级的家庭给予其子女的影响是完全对立的，这是铁一样的事实。一个反动家庭的思想意识与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水火不相容的，根本不是谁服从谁的问题，而只能是一个灭掉另一个。谁否定这一点，谁就不是马列主义者，谁想反对这一点，谁就是反马列主义。
    《出身论》作者不承认有“家庭影响”却说“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不好。”因此得出结论：“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一个思想反动的地主老子，能给自己的孩子以什么好影响呢？在这个问题上，作者不仅没有与其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反而站在反动的老子立场上，美化了剥削阶级的家庭影响，贬低了工农家庭的影响。企图把所有不同的家庭影响拉到一个水平线上来，求得平衡，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出身论》中还有一个荒谬的地方就是否定阶级烙印，离开阶级分析，而去片面强调“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照此说法，社会上就不会有坏分子了。因为他们早被真理“感召”过来了。真是太令人可笑了！这纯粹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邪说”。我们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掌握。一般地说，那些地、富、反、坏、右是不会受其感召的，那些受剥削阶级家庭影响较深的人，也是不会很轻易地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必须经过一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果离开了阶级分析，去谈什么真理具有“感召力”，那岂非是南其辕而北其辙！
    二、“重在表现”是有阶级内容的
    《出身论》作者花了很大精力，在其臭文章的第一部分中极力企图完全抹杀家庭影响，从而得出了一个荒谬的结论：出身和家庭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在这一前提下提出了所谓“重在表现”的问题。我们说：出身和家庭影响有着必然的联系，我们看出身，就是要看不同阶级对其子女的影响，要看阶级烙印，决不是像作者先生所说“一翻档案，就完事大吉”，“两秒钟能解决大问题。”
    ××的所谓“重在表现”之所以反动，就是因为他歪曲了毛主席提出的“重在表现”政策，他抽掉了这一政策中的阶级内容，而把“重在表现”变成了“重在表面”。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坚决造了这一反革命修正主义政策的反。可是，阶级敌人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企图伺机翻案。今天，正当革命群众奋起批判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时，社会上的一小撮混蛋，以为机会来了。于是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妄想借机排斥打击工农子女取消党的阶级路线，搞反革命修正主义复辟阴谋。
    《出身论》作者为了否定出身对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的影响，在使尽了形而上学的诡辩手法以后，竟公然歪曲主席思想，这是万万不可容忍的。毛主席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内。”可是作者先生说：“毛主席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这里并没有分门别类，把那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为那一个范畴。”炮制《出身论》的混蛋想用此来说明，你也是小资产阶级，我也是小资产阶级，要讲成份嘛，咱们都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谁也不比谁强。即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殊不知毛主席在讲这一段话时首先就讲到了要看家庭出身。这只能是作者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
    《出身论》作者为了反复证明其不讲成份的所谓“重在表现”是正确的，于是就挖空心思地找论据。他胡说什么，只有像地主、资本家那样处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的人才能在思想上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这就是他们所谓“‘有成份论’的根据”，而对于剥削阶级的子女，因为他们没有剥削，他们的阶级地位“要么是准备做劳动者，要么是已经成了劳动者。”因而就不应该给他们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了，这纯粹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难道剥削阶级腐朽的思想意识，不影响其子女吗？如果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不算剥削阶级烙印又算什么呢？作者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出身论》作者用“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为根据，得出出身和表现“毫无干涉”的荒谬结论。这是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出身既然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阶级烙印，它就必然会对这个人的行动（即表现）发生作用，决不是和表现“毫无干涉”而是有着紧密联系的，离开了阶级分析，就无所谓“表现”可谈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有些出身好的青年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对于这些错误一定要彻底批判，但《出身论》作者却以点带面，把少数人的错误夸大成所有工农子弟的错误，拚命贬低工农子弟。妄想在批判形“左”实右时趁火打劫，把工农子弟压下去，非置于死地而后快。与此同时，《出身论》的作者还恶意地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如武则天。把阶级分析说成是“以人害言”，说我们的党“不识千里马”“糟踏了千里马”。这是从《三家村札记》中才能找到的黑话。他们把矛头指向谁不是很清楚了吗？
    三、矛头对准了谁？
    “出身论”假借批判臭名昭著的反动分子谭力夫为名，大肆诬蔑、谩骂工农子女，说工农子女是受修正主义宠爱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借此来丑化工农子女，以便达到他们打倒工农子女的丑恶目的。奇怪得很，像谭立夫这样的人物在工农子女中能占多少？难道你们不承认大多数工农子女是好的吗？是革命的吗？
    “出身论”的炮制者对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恨之入骨。他们反对党的阶级政策，反对学校向工农子女开门的正确方针，反对党的干部路线，反对兵役制……。
    老实告诉你们，现在就是我们工人、贫下中农的天下，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那些还没有真正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那些仍然和他的反动老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甘当资产阶级的殉葬者的金童玉女，就是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和工农子女相同的待遇。我们就是要让出身好、表现好的工农子女去掌握枪杆子，就是要让这些人去掌握国家的机密机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规定：“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在外地工作和学习的地富子女，不要回原籍进行串联。要像土改时那样，采取回避政策。”这就是我们党的阶级政策，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制度。我们若没有党的阶级路线，若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我们的政权就不可能巩固，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改变颜色。
    那些反对无产阶级阶级路线的混蛋们，任何谩骂和狂吠都是枉然的，都是不济于事的。我们就是要有这种“阶级偏见”，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这种“阶级偏见”怎么行呢？想否认阶级的烙印，否认自己受剥削阶级意识的影响，不做痛苦的思想改造，不做脱胎换骨的变化，就想混入革命队伍，把自己打扮成为英雄，这是痴心妄想！
    你们不是大喊：“收起你的考验吧！”告诉你们，我们就是要考验你们，就是要看你们是否真正的背叛了自己的反动家庭，是否真正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这是完全必要的考验。对你们不考验是不行的，你们越是害怕考验，就越是要考验你们，要革命的那还怕什么考验呢？
    “出身论”的作者还恶狠狠地说：“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这正是修正主义一手造成的。”看！他们的用心是何等险恶呀！他们已经气势汹汹地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发起疯狂反扑了。已经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施展了“三家村”黑店老板的鬼把戏，含沙射影地向我们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假借反对形“左”实右、“血统论”，为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为牛鬼蛇神喊冤叫屈。大叫：“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受压抑最深的青年勇敢战斗吧！”
    看这杀气腾腾的叫嚣，不是十分明显地看出，他们要号召那些牛鬼蛇神、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起来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要大干特干了吗？！他们要翻天，要进行资本主义复辟，进行反革命夺权了。看！“出身论”作者用心之极，何其毒也！
    结束语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又说：“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阶级敌人是懂得这一点的，他们总要在政权问题上和无产阶级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企图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出身论》就是一篇公开号召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为反动势力夺权制造舆论准备。
    《出身论》又是一篇杀气腾腾的反革命复仇书。目前在全市、全国不少地方有那么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孝子贤孙趁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纷纷出笼，他们自称“左派”，打着“造反”的旗号借批判“形“左”实右”为名，行攻击党的阶级路线、打击工农子女之实。企图把犯了一些形“左”实右错误的工农子女不管轻重，都一棍子打死，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甚至这些混蛋企图把那些出身好的，从运动开始就一直按毛主席的教导，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执行反动路线的工作组英勇斗争的闯将一脚踢开，把他们排斥在夺权组织之外，进行趁火打劫，混水摸鱼，扰乱我们的阶级队伍达到他们的篡权的目的。《出身论》正是配合这种反革命夺权而出笼的，以制造舆论，使其夺权合法化。《出身论》代表了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我们务必提高革命警惕，揭穿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
    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大联合大夺权的今天出现反动的《出身论》，是必然的，它告诉我们阶级敌人是不甘心于死亡的。毛主席说：“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既然《出身论》自己跳出来了，我们就坚决铲除它。铲除毒草好肥田。对于形形色色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潮必须痛加批判。打倒反动的“血统论”！打倒反动的“出身论”！“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出身论》这株大毒草彻底批判、批臭，把《出身论》的后台揪出来示众！把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的斗争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原载北京《旭日战报》1967年2月25日特刊）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第三研究小组：《唯出身论》和《出身论》都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    一、社会影响、家庭影响，及两者关系
    马列主义告诉我们：“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简短些说，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这一切难道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深奥思想才能了解吗？”
    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阶级还实际存在，阶级斗争规律也就依然起作用，所谓社会影响家庭影响也主要是阶级影响，父母的管教如何也会起到影响，前者形成阶级共性，后者形成个性，居次要从属地位。从家庭影响方面看，比如资本家在公私合营以后，他们还拿着定息，也就是说他们还有剥削，作为其子女，也是享受到的。反对取消定息的不只是资产阶级份子，他们的子女之中也大有人在，否认这种家庭出身的影响是不可能的。
    至于社会影响，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是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思想。另外由于其他非无产阶级的客观存在，资产阶级思想也严重地存在着。前者居于统治地位，成为在社会的主要影响，这种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的关系，也有普遍的方面。即剥削阶级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另外也有阶级差别的主要方面，它与工人，贫下中农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为什么工人和贫下中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好的原因，从这里就可以得到阐明。面对于其他阶级，特别是剥削阶级，他们基于本身阶级的利益，往往对毛泽东思想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一些身在主席周围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虽受主席的教导最多，骨子里依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一事实不正是说明这种所谓社会影响的实在情况吗？从这里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的教导：“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二、关于重在表现的问题
    《出身论》的作者为了极力抹杀阶级出身的影响，在“成份”和“出身”的字眼上也化了不少苦心。除了极力把成份和出身严格地加以区别，还特别作了正名工作，唯恐别人把成份和出身混淆起来。
    的确，成份和出身是有区别的，家庭出身的实质是指阶级出身，因为不同家庭的不同经济政治等情况从属于不同的阶级，并不是指什么职业出身。出身应该只对青少年尚未脱离父母家庭获得独立经济地位这一段时间才适用，因为一个人参加了工作，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成家另过以后，他就在本身所处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形成自己的阶级成份。有的跟出身一样，有的跟出身不同。这时原来的出身才退居于参考从属的地位，因此成份和出身是有区别的。
    但是不能因此就把成份和出身截然分开，人为地割断其中的联系。在阶级社会中，人自出身以后就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青少年就生活在他父母所处的阶级地位中，从这里可以看到，父母的成份和儿子的出身有必然联系，不能截然分开。
    至于《出身论》作者所作的正名，把职业说成了成份，其实是错误的。父亲以鞋匠为职业，其父亲的成份并非鞋匠而是工人，其儿子是工人出身不是鞋匠出身。有的职业也是成份的标帜，如职业是工人，其成份也是工人。有的不是成份的标帜，如鞋匠、其他如教员，职员，不应说成教员，职员成份。虽然现在有人把职员也当成成份的，其实是谬误。因为高级职员和小职员虽同是职员，它们所处的阶级地位并不相同。否则就会混淆阶级成份。这种阶级成份混淆现象，在《唯出身论》者制造的什么“红五类”，“黑七类”中也有同样情况，所谓的“红五类”，其实只有两类，即工人和贫下中农。所谓“黑七类”其实也只有地，富及资本家才是真正的阶级成份，其他反，坏，右，黑都是个人政治问题，它们都另有阶级成份。
    其次关于重在表现，这的确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是毛主席的语言。是对阶级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所体现出来的某些阶级成员有互相转化的事实所作出的理论性概括。它具有极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如恩格斯本人是资本家，但他成了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和革命家。但应指出，这并不能说明所有资产阶级份子都能自觉地转化为无产阶级。如果企图用个别现象蒙蔽其整个阶级的反动本质的认识，就必须揭穿，不能上当。剥削阶级的被消灭过程，就是剥削阶级成员的被改造过程。（这是阶级本质的改造）他们在这一改造过程中的表现不可能一样。重在表现最本质的意思，也就是用来衡量他们这种阶级本质的改造过程的一个极为有用的方法。
    另外，在现社会中，由于其他阶级还同时存在，资产阶级思想仍然严重地存在着。在不同阶级思想并存的情况下，就不可能不互相影响，因而在工人中也会出现资产阶级份子。为了看清他们所受资产阶级影响的程度，也需要重在表现这个方法加以检验。因此对他们也适用。但也必须指出，重在表现是有深刻的阶级内容的。某些想利用重在表现对任何人都适用这一表面现象就企图抹杀阶级分析，进而想否定出身的区别的人，实际上是用重在表现这一武器，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
    至于出身和表现的关系，真是甚小吗？只有表现是活的，出身是死的吗？解放前，地主，资本家因为有钱有势，他们的子女妖里妖气，胡作非为等的表现，难道不是这种出身的直接影响吗？解放以后，直至十七年了的今天，地主，资本家的子女有那么多的上完高中上大学，平时讲究吃穿打扮，难道不是这种出身的影响吗？为什么占人口数亿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上大学的人数还没有只占人口不能以亿计的地主、资本家的子女多呢？难道这不是出身的影响吗？再如今天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老爷们，他们的子女养尊处优，仗势欺人，横行一时，难道不是出身的影响吗？既然是出身的影响，也就是因他有那种出身才有那种表现，这难道出身是死的吗？表现之所以活，不正是出身在他血液里起作用吗？
    作者引用毛主席的话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继又发问道：“这里提到出身了吗？”我们要问《出身论》的作者，一个出身地主、资本家家庭的人，在他没有把出身的严重影响，满脑子的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去掉以前，他可能站在革命人民方面吗？君不见王光美她说她也没有剥削过人，并且在革命队伍里混了多年，还挂上了共产党员的招牌，如今不依然是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份子吗？能否认出身对她的影响不是很大的吗？
    出身和表现有一致性，也有矛盾现象，如果不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就应该做认真的阶级分析。那种看见出身和表现的矛盾现象，就企图抹杀出身对表现的关系，必然要混淆是非。
    《唯出身论》之所以可恶，因为他们并不懂得出身和表现的关系，而把党的阶级路线任意歪曲，非把它变成僵死和生硬的公式，硬往别人头上乱套。
    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基于以上分析，关于出身问题应该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
    《唯出身论》之所以是反动的，这是因为它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阶级分析的。但他却打着阶级路线的旗号混淆阶级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企图孤立革命派保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在现阶段阶级斗争非常复杂尖锐的情况下必然要出现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潮。这种反动思潮之所以能横行一时，是因为它有以这种思潮为代表的阶级力量存在。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可以看到其背后新冒出来的资产阶级力量。问题不是《唯出身论》，《反动对联》，《谭氏讲话》有什么了不起，已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早在他们出笼时就认清它的反动面目。而所以有不少人跟着它跑，是由他们自身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更多的青少年是受蒙蔽的），毛泽东思想是真理，而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反动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往往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什么鼓吹真理的感召力，却并不能感召那些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我们批判反动的《唯出身论》，不仅要在理论上彻底批判它，而且要用阶级斗争，把以这种思潮为代表的反动资产阶级力量彻底打垮。否则理论上的胜利还不等于阶级斗争的胜利。只要代表这种思潮的反动阶级力量还存在，那么即使他们口头认错，明里暗里却仍会那样干。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其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在以《唯出身论》为代表的新的资产阶级力量节节败退的同时，旧的剥削阶级力量又紧跟着蠢蠢欲动了。远在去年六、七月间就露了苗头，以后他们借着大家痛恨《唯出身论》，起来痛加批判的时候，他们认为时机合宜，终于公开抛出系统的所谓《出身论》。
    凡是有一定影响的舆论的出来，它都代表一定阶级的潜在力量。
    反动的资产阶级，为了斗争策略上的需要是会千变万化的，它会以种种迷惑人的形式出现，使人们一时眼花缭乱。事情是很清楚的，《出身论》一抛出来，有些人就迫不及待地手舞足蹈大声喝采，得意之形溢于言表，。他们都是什么人？除了受蒙蔽的以外，是那些出身不好的，其背后还有一切被打翻在地的剥削阶级分子，在暗暗拍手称快。因此《出身论》所代表的是什么阶级思潮，什么样的阶级力量，他向谁挑战，它要干什么，不已经很清楚了吗？他们为了达到他们的阶级目的，竟公然反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前面已经一再说过，在阶级社会里，所谓社会影响，家庭影响，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回事。而《出身论》的作者，虽然谈的是阶级出身，却不做真正的阶级分析，只是写到了一些表面的个别现象，就谎谬地下结论说：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从而否定阶级对一个人的影响。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他们把社会、家庭影响中，最本质的经济，政治的因素一笔抹杀，而大谈什么父母管教，朋友琢磨……等等。
    最后居然否认真理的阶级性，从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性，企图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全民的思想，是任何阶级都能自觉接受的思想。由此可见，《出身论》借批判《唯出身论》之名所贩卖的是“无阶级差别论”，“无阶级矛盾和无阶级斗争论”，公然与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针锋相对。并以此来麻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警惕，从而号召一切出身不好的人，以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为名，猖狂地向无产阶级掀起一场新的进攻。
    《出身论》所代表的乃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剥削阶级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坚决予以回击，痛加批判。
    然而也不应不看到《出身论》还有很迷惑人的一面，他们为了迷惑别人，唤起反动阶级的阶级仇恨，不惜用了大量篇幅谈什么出身不好的子女如何受害的问题。我们不禁要问《出身论》的作者们：难道你们不知道解放前地主，资本家血腥迫害工农群众及其子女罄竹难书的活生生的事实吗？当剥削阶级压迫工人农民的时候，分过什么老子，儿子，成份，出身吗？百分之百的工农及其子女，不要说上大学的绝无仅有，能上小学的又有多少呢？他们在政治上有说话权利，当上什么官的有没有呢？如今解放已经十七年了，地主，资本家的子女有几个上不起小学，中学，大学的？工农子女到如今上小学有困难的又有多少？他们比起工农大众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所受的迫害，算得上什么受害？如果你们承认社会主义仍然是有阶级的话，这不是必然的吗？在阶级还没有消灭的情况下，就要求人人平等，甚至在要求平等的背后，仍然想像解放前那样，骑在工农大众头上作威作福才不算受害，这乃是资产阶级反动本性十足的表现。
    至于《唯出身论》者们，挥舞反动对联胡作非为，乃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另一表现形式，它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必须指出：谁要是借批判《唯出身论》的同时，肆意攻击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路线，企图通过批判《唯出身论》取消阶级差别，取消阶级分析，达到什么人人平等，在目前阶级还客观存在的情况下，那时绝对办不到的。
    毛主席一再唤起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里，阶级敌人每时每刻都一再从“左”方，右方及形“左”实右方面向无产阶级猖狂地进行斗争。
    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在这样一场搏斗中，丧失警惕是危险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第三研究小组1967年2月27日 初稿 （本报有删节）（原载《东风报》1967年3月19日）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戚本禹接见北京中学代表时的讲话
    阶级观点和阶级路线。林彪同志最近有个录音报告，以后再讲。林彪同志说：共产党就是搞阶级斗争的，共产党不搞阶级斗争就不是共产党。古今中外，一直存在着阶级斗争，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阶级烙印，我们要自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事物，指导行动，离开阶级斗争观点，就会犯绝大的错误，我们就容易看不清方向。对每一个问题的评价，对每一个问题的看法，如果离开了阶级观点就是错误的。如对待出身，青年等问题。青年有属于无产阶级的，也有资产阶级的，干部子弟有属于无产阶级的，也有属于资产阶级的，应该用阶级观点来贯穿中学运动，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我们知道，中学运动一直就围绕阶级路线在争论，开始是反动血统论，后来是反动的出身论。大家很关心这个问题，我仔细讲究了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问题，也必须用阶级观点来对待成份。毛选一二七九页说得很清楚：“在整党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忽视成份，又反对唯成份论的宣传……。”这两边的倾向都是错误的。开始是反动对联的出现，唯出身论，伯达同志说，这是封建的。但这不是独创，这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也讲血统论，它认为德国人血统高贵，日尔曼人血统高贵，蓝眼睛的人血统高贵，黄种人血统低贱。古代也有，帝王将相的儿子血统高贵，奴隶的儿子血统就低贱。由于这种宣传长期统治人们的头脑，劳动人民认为自己的命运不好，不敢造反，农民起义领袖认为要请姓刘的作皇帝，因为姓刘的命运好，这是骗人的。现在有些人，接受了这些反动的血统论。有些人长期做官当老爷，影响了自己的子女，使他们自己认为血统高贵。人家不同意他，他就“打、砸、抢”来压人，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他们生活条件优越，忘记了劳动人民，走上了反动血统论的道路，所有的同志，红卫兵，特别是老红卫兵，更要特别注意，但这悲剧还没有结束，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觉悟，还搞“打、砸、抢”，有些人被关到公安部，有些人还没有放出来。
    清华附中红卫兵写过“三论”写得比较好，我对他们有感情，就到他们学校去了。找他们座谈。会后他们散发传单，说我没有汽车，坐王力的汽车，还不知从哪儿听说我是十七级干部，说他们家趁俩。我没有汽车，我很高兴，他们分三、六、九等真可悲！“八一”学校的同学，连玻璃自己都不擦，出来见有人扣子没扣，就说是流氓，把人打一顿。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确实很可悲！还和他老子一块看帝王将相的影戏受影响很深。做了廿世纪的唐吉柯德，他们还想翻案，说什么十年翻案，二十年掌权。我看他是掌不了权了！
    我看《出身论》也不对，有很大错误，是大大错误的！它的错误就是否定阶级观点，否定阶级分析，否定阶级出身对人的影响。他是用客观主义伪装的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结果同血统论走到一起，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在我国产生了种性制度。否定阶级分析，抹煞阶级观点，企图从根本上抹煞阶级出身。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它否定了阶级烙印，它完全否定了一个人家庭出身对他本人的影响，否定阶级地位。我们不少唯成分论者，我们号召不同出身的人都要在大风大浪中改造思想。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要背叛他们本家庭所处的阶级地位。而《出身论》却号召人们不讲这些，它实际上就是彭真反党集团所歪曲的“重在表现”，它煽动不要做外围，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煽动部分青年对党不满，向党进攻。这是大毒草，我希望同志们不要上当！（群众：中学文革报已被取缔。）光取缔不行，要批它的反动思想，（群众：现在有些学校，一提出身就是血统论），说明有些人在反对血统论时想混水摸鱼，进行煽动，我们要注意这些。我们要紧紧抓住主席的两点：既反对唯成分，又反对忽视成分。首先要看出身，但不光看这点，他们出身不好，但欢迎他们造反，但不能否定出身，不能否定阶级分析，不能否定一个人在阶级社会生活中所受的影响。
    3 站在反动阶级立场上对《出身论》的评论
    宋永毅：《遇罗克的《出身论》实质何在？——出身论：黑暗中的人权宣言》
    一九六六年七月至九月，正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伴随著老红卫兵皮带的呼啸声在社会上风行一时，红色恐怖下的人们连乘车、上医院都不得不被迫报上自己的成份（即家庭出身）之际，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北京学徒工却对此既不以为然又忧心忡忡，为了向社会公开他的独立思考和向血统论发起正面挑战，他开始伏案潜心写作一篇名叫《出身论》的文章。他，就是遇罗克。
    《出身论》初稿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开始只是几百份油印的传单。它们产生于遇罗克菲薄的学徒工每月二十元左右的薪水，是他用自己的工资买来钢板、蜡纸刻印而成。并由他弟弟遇罗文等帮忙张贴到北京的大街小巷及电线杆上的。遇罗克为自己起了一个“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在回答别人这一笔名缘起时他说：“我不喜欢什么战斗队之类浮而不实的名字。我希望这笔名能启发亿万个家庭，希望每个家庭都能认真研究一下家庭出身问题。
    在一九六六年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中，北京男四中学生牟志京于极偶然中在一根电线杆上看到最初的《出身论》油印件，署名是‘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读过之后，牟志京觉得文章写得很好，他自己反对‘对联’的血统论，还只是出于天性和直觉，而《出身论》的作者则广征博引，条分缕析，颇具理论性和系统性。牟志京当即便按照油印文章上所附联系人地址，赶到六十五中。在那里他遇到了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参看本刊ｚｋ９６１０ｃ：《从知识者的良心出发——访牟志京博士》一文）。
    经商量后，他们决定把《出身论》变成铅印，广为散发。牟志京便向四中借了五百元钱，去解放军１２０１印刷厂联系印刷。经牟志京、遇罗克修改后的《出身论》共有三万多字，在排版成一个对开四版的传单时竟空出了一大块，于是牟志京灵机一动，干脆取名《中学文革报》，主办单位的名称起了个更响亮的“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中国文革中第一份纯民间背景的报纸便如此诞生了。《出身论》如一声惊雷，炸开了当时中国社会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第一期三万份报纸竟在数天内一售而空。很快又出专刊六万份，正是一纸风行，京城纸贵。人民群众还自发地将它抄成大字报，印成传单，在全国各地，大街小巷广为散发。这一情景，与血统论的代表作《谭力夫讲话》是由中共的各级省市委下令广为印发形成了鲜明对照，也正好从中窥见民心向背。《中学文革报》编辑部每天都要收到近万封全国除台湾和西藏外所有省市的群众来信，坚决支持《出身论》。《中学文革报》自一九六七年一月创刊，至四月因遭到中央文革的批判，共出版了六期。遇罗克在上面共发表了六篇论文：
    ⒈出身论（创刊号，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８日）
    ⒉谈“纯”（第二期，１９６７年２月２日）
    ⒊“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第三期，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０日）
    ⒋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第四期，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１日）
    ⒌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第五期，１９６７年３月６日）~}
    ⒍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第六期，１９６７年４月１日）~}
    此外，他还有一篇《谈鸿沟》，发表在首都《中学论坛》的创刊号（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７日）上。这些论文构成了《出身论》的人权主义体系，又很快形成了一股为人民群众拥护的社会思潮，自然也遭到血统论维护者“联动”等的反对。他们不断冲击辩论会场，抢砸报纸编辑部……毛泽东的追随者们从林彪、陈伯达到戚本禹之流都在他们当时的讲话中或正面或侧面地批判过《出身论》“是一株大毒草”“大方向错了”，“有人利用出身问题挑拨我们党与广大青年群众的关系”。由此可见，《出身论》触动的不仅是十七年中共旧体制的维护者们的利益，它动摇的是包括文革派在内的整个中共的思想体系。它自然而然地成了统治者们要合力绞杀的异端邪说了。
    即便对《出身论》只投去匆匆一瞥，也不难发现它的核心观点是二个字：“平等”——即为专制制度下的贱民们争取政治权利的平等和受教育的平等。《出身论》等一系列论著认为：由于十七年中错误的“阶级路线”，在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没有什么区别的社会性的歧视制度——出身歧视（《出身论》）。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实际上已在十七年中被剥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且即便在工厂农村，也同样在提升、工作分配、经济待遇、乃至选举与被选举权上得不到平等的权利。由此，作者犀利的笔锋还不露声色地进一步揭示了统治者进行出身歧视的真正目的：“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这样，中共当局为了自充“上帝”而制造“魔鬼”的神话；为了牢固地统治人民，进而把人民分裂，并进一步设置集体仇恨倾注对象——成份与出身不好的人的险恶用心便昭示于天下了。由于《出身论》是在与血统论的论战中发展起来的理论，对血统论的鼓吹者——那批狂热的大多为干部子弟的老红卫兵批判，必然使遇罗克的笔锋涉及到反特权这一敏感课题。从而使《出身论》等文章成了最早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反对和批判中共党内特权阶层的文章。在遇罗克看来：十七年的官僚体制使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子女成了“物质上的特权阶层”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遇罗克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在表现面前，所有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遇罗克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对血统论的瓦解作用，并指出血统论完全是中共当局企图使“新中国也形成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谈鸿沟》）。
    这样的思想在文革初期的中国真可谓惊视骇听，而它又非常接近现代民主主义的人权思想。在那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岁月中，遇罗克的《出身论》完全无愧为一份黑暗王国中耀眼的人权宣言书，而年仅二十余岁的遇罗克为此祭上了自己的鲜血与生命。如同后文革时期（１９７６—１９８２）的民主运动的思想家们在评论《出身论》时指出：“按照作者的逻辑，我们可以前进得很远，可是作者当时还不能明确地与官僚势力对立，在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者对于现存制度‘无比优越性’的肯定，对党及其领袖缺乏具体分析。显然《出身论》只能是六十年代的产物，若作者本人今日尚在也不会满意的”。
    这一批评说对了一半，即“作者当时还不能明确地与官僚主义势力对立”。至于说作者“对现存制度‘无比优越性’的肯定”，恐怕更多的是遇罗克行文时的一种策略上的考虑。至于他大量引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的语录，在更切近实际的意义上，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和当时流行的“打著红旗反红旗”的手法而已。遇罗克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先知先觉，他从一开始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决反对者。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制造舆论，遇罗克写了《论“清”官非“官”》（一万六千多字）《人们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一万五千余字）和《从《海瑞罢官》说到历史遗产继承》（一万四千字）等论文投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文汇报》等，对姚文元进行全面反驳。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稿件自然遭到了退稿。遇罗克在收到陈伯达把持的《红旗》杂志退稿后在当天日记中嘲笑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３日，他寄给《文汇报》的《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一文被压缩，排在四版最下角发表，题目被改成《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在这篇文章里，他点名批判了姚文元的谬论。他在日记里为自己感到自豪：“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终于降临，我们整个民族的行为与思想都陷入混乱之际，遇罗克却自始至终保持著清醒。他首先坚决反对现代迷信。早在１９６６年２月６日的日记中，他就批判了陈伯达不该用吹捧封建统治者的语言来吹捧毛泽东。在５月４日的日记中写道：“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遇罗克还一眼看穿所谓文化大革命幕后的权力斗争实质，他在６月６日日记中针对狂热的民众写道：“热情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他尤其反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煽动青少年斗老师、破四旧等反文化的野蛮行为。他在６月１７日日记中写道：“小牌坊小学四年级的一个老师自杀了，小学生行动起来，连校长也给打了。小学生是没有分析能力的，这种盲动，真象新市委所认为：‘是可爱的吗？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儿童也从家里跑出来东征去了。结果呢？被商人卖给萨拉森做奴隶去了。”８月２３日他又写道：“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墙壁，门面牌号全砸了……还有人扬言，要烧北京图书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好一个焚书坑儒”。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人民群众在文革中对十七年官僚体制的冲击，遇罗克持冷静的分析态度。一方面他肯定人民对官僚体制的冲击，另一方面他又批判这种冲击的巨大历史局限性和为毛泽东等人的利用性。在８月３日的日记中他写到：“下班参加一车间声讨宋志鑫的大会……我对他养尊处优，以空头政治来刁难人，为一己私利服务是恨入骨髓，但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是罪过。”
    如同王希哲后来所评论的，遇罗克的目光鞭辟入里地看到了反官僚的群众运动背后的危机：“群众批斗干部，是因为干部的官僚化与群众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官僚化并不完全是干部个人的作风，它正是在毛泽东专制主义体制下人民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结果。但是人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给干部罗列的‘罪状’首要的恰恰是，因为干部们反对了毛泽东（这真是冤枉）！这证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人民反官僚主义的利益还从属于毛泽东发展专制主义的利益，人民群众本能的反官僚制度的要求却被毛泽东披上了为国家更加专制独裁而战的战袍，‘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口号是林彪提出来的，谁高喊了它呢？是人民，但这根棍子最后把谁打痛了呢？还是人民！”
    遇罗克之所以能“举世皆浊我独清”，和他在１９６０年因出身问题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但仍在社会大学里学习，读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有关，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十九世纪的黑格尔，从苏格拉底、希庇何斯的美学到卢梭的人权平等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他都下过苦功夫钻研。这些都培养了他对文革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对已变成现代迷信的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据《中学文革报》的实际主编牟志京回忆：“遇罗克基本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毛泽东虽也有许多赞赏之处，但也同时有许多批评之处”。
    据与遇罗克一起坐过牢的张朗朗回忆，遇罗克在研究了《毛泽东选集》新旧版的修改后，露出他“习惯地嘲讽的笑容”，继而对张说：“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要使人民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他们。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虽然用马克思主义去批判它的变异毛泽东思想不免是历史的嘲讽，但这又是中国年青一代在觉醒途中的一个必由的历史阶梯。
    然而，疯狂的年代容不下一个独立思考的清醒者。如同遇罗克当年的伙伴们在回首当年时所言：“世界在发疯，理智的人是注定要做祭品的。”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公开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为此，《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但遇罗克仍坚强不屈，五次上书反驳毛泽东的追随者们。１９６７年下半年，他又转而研究我国经济体制，准备撰写《工资论》，建议建立新的工资制，由工龄形成工资里最基本的不变部分，其余部分按本人贡献发给。同时遇罗克估计到了自己的危险，他在１９６７年的总结中写道：“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迎著风浪前进……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我想，历史是会把我这一段活动当作注脚的，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
    １９６８年１月５日，遇罗克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并以“企图暗杀毛主席”~的完全莫须有的罪名枪杀于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那一年，他才２７岁。人人都知道他是因为《出身论》揭露了中共所谓“阶级路线”的现代种姓制度的本质而惨遭杀害。三十年岁月并没有尘封住《出身论》的光华，今天重读遇罗克的一系列论著，仍能深切地感受到在温和的言语后对“平等”的竭诚追求与现代人权思想的熠熠光辉。
    宋永毅的另一段话说得更透彻：遇罗克所提出的出身问题，即不同出身的人应该有平等的选择权、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常识。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毛泽东思想、在马列主义的词典里的常识是另外一套，讲穿了就是血统论。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人谁敢说，我和一个出身高干的人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有平等的公民权，有平等的“提干”机会？谁敢讲这个话？阶级斗争本质就是不平等。
    
    郑也夫：读《遇罗克》断想
    《出身论》那年我十六岁。从此这个人与这篇文章永远存留在我心底。二十九年前我曾苦苦想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杀死他？准确地说，一半是愤怒而缺席的质问；另一半则是真实的疑问，无法解开。他没有打砸抢，没有反江青和中央文革，没有在日记中攻击权势人物；就为了一篇文章、几个观点和他对出身与成份、社会影响与家庭影响的辨析？毛泽东曾对他的子女说，不要一上来就批判《红楼梦》，要先钻进去。我真的想读懂杀害遇罗克的真实思路，尽管我知道这思路上不了台面。我那时可以读懂《出身论》的全部字面含义，却没有读懂文字背后的社会历史。
    重读遇罗克的文章，我懂了。遇罗克说破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说破了十七年历史中最丑恶的一面：我们的社会公然压迫着它的一部份成员：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们，及守法的地富反坏右们，其数量大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加上有海外关系者和历史反革命的子女，受歧视者接近五分之一。每朝每代都有歧视和压迫。所不同的是我们的压迫披上了神圣的外衣，而使压迫明火直杖，十倍疯狂。遇罗克正是向着那神圣外衣－－血统论的意识形态开战。
    （这个郑也夫也坦白得可爱。他把遇罗克的政治、阶级本质暴露无遗：遇罗克说破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说破了十七年历史中最丑恶的一面：我们的社会公然压迫着它的一部份成员：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们，及守法的地富反坏右们。）
    （二）一个真实的遇罗克
    1，遇罗克的家庭出身和主要经历
    遇罗克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六八年一月被捕；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执行，年仅二十七岁。
    １９５７年，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是私营企业主，在“三反”“五反”中遇崇基是（水利电力部华北电业局的工程师）是贪污嫌疑对象，被关押、逮捕，母亲就要受到隔离审查。在反右派中遇崇基说：“人和人，冷冰冰”等等，被打成右派，母亲王秋琳（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也被划成右派。遇崇基劳改。８０年代中期，他被通知得到“改正”，补发两年工资。但还保留着“汉奸”身份。
    １９６０年夏末发通知那天，班上只有两个人什么也没接到，一个是有盗窃行为的学生，一个是门门功课一直名列前茅的遇罗克。
    １９６１年春节前夕，他自愿报名到京郊人民公社当农民。申请被批准了。接到通知的当天下午，等不及过春节，遇罗克就来到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一个菜园小队报到。
    １９６２年，大学扩大招生，遇罗克积极应考，试后觉得很有把握。不料，又是名落孙山。这时，征兵开始了。遇罗克又立即报名。他连检查身体的资格也得不到。
１９６２年《北京晚报》发表了他写的短篇小说《蘑菇碉堡与菜花老人》，
１９６３年《大众电影》发表了他写的《评电影〈刘三姐〉》。
    １９６４年初，他回城，个月以后，他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翻译资料的合同工，后来又到一所小学代课。
    
    １９６４年秋，他与人合作将小说《播火记》改编成京剧剧本《绿林行》，请京剧院行家看过，认为不错。但因为牵涉路线问题，不能排演。他又写了梅花大鼓词《焦裕禄演戏》，立即被北京曲艺团采用。
    1964年8月，他进入工厂当工人。
    2，从遇罗克的日记中反映出的政治立场
    他这时的思想思部分反映在他的日记中：
    １９６6年１月２日，他写道：完成一篇约三千字的评论：《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主题批判近来赫赫一时的姚文元的“机械主义观点”。他反对吴晗的《海瑞》 认为历史上无所谓清官。
    1966年１月27日，他写到：“今天的学说正在走向神秘之途，有很大的原因是不学无术术的。”。
    1966年1月28日，他写道：“如果赫鲁晓夫真的全然否定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是反对的。但是如果在他的理论面前顶礼膜拜，也同样不正确。”
    1966年1月29日，他写道：“今天，则过份强调主观因素，忽视物质条件与既成事实，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54年尚可公布预决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正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十足的愚民政策。”
    1966年２月６日，他对陈伯达颂扬毛泽东不满，他写道：“但陈亦不可称为高明的理论家，其颂毛为‘智能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成了独裁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大难哉。”
    1966年２月６日，他写道：我为什么要读逻辑著作呢？因为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所以得出谬误的结论，其逻辑错误必为原因之一，故读此以批判之。
    “《谢瑶环》剧本文学性颇强，亦足具艺术魅力，今以左倾教条主义诽之，以过火的政治论之，则几成大恶不赦矣！”
    1966年２月10日，他写道：寄去《红旗》的《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给悄无声息地退回来了，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我擀读一遍，又给日报寄去。
    １９６６年２月１5日，他写道：
    去看《地道战》，以后的电影，一定离不开读毛著的镜头了，越来越滑稽。……
    买来2月13日的《文汇报》，果然有。
    （附录:《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姚文元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给口碑传颂的清官们判了死刑。他认为《海瑞罢官》中的海瑞是个假海瑞。他引证了几页史籍，并加以分析，说海瑞根本没干过好事。无怪乎有的同志读了这篇评论大摇其头，深感有划分清楚历史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必要。
    海瑞可以大歌而特颂
    如果就剧论剧，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其缺点绝不是因为把海瑞写得太高大了，太英雄了，恰恰相反，吴晗同志多少还担心遭受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的攻击，不客气讲，还有点怕，还不敢把海瑞写得更英雄些，更高大些；还拘于史料的限制，还没有把海瑞更理想化。让人莫名其妙的是，竟有人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大块儿文章，作者看到剧中海瑞讲了“何以对慈母、对皇上、对百姓”这么几句话，就认定吴晗同志有意在宣扬封建道德观！那不正是吴晗同志为了暴露海瑞的历史局限性才加上去的吗？
    说假海瑞可以大歌而特颂，真海瑞有没有可以赞扬的地方呢？姚文元同志既然把海瑞认定为地主阶级的一员，认定他每时每地都是地主阶级的自觉的忠实捍卫者，因此就无法解释海瑞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政绩。在史实面前，他就采取了两种手法：一是否认，二是贬低。姚文元同志真武断得可以。他说平冤狱，那是惑人视听；退田，那是为小地主服务；实行一条鞭法，丈田纳税，那是徒有其名；修吴淞江，这总是真的了吧？不，姚同志偏偏盯住史书的“一月竣工”四个字上。说一个月根本不能完工，想必是张冠海戴，记错帐了；那么，或许海瑞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这总不会太虚妄吧？姚同志却说：穷人无钱着白衣，因此大不可信。我看，若说有一种人曾犯过考证癖，姚同志大概就犯了否定癖了。
    海瑞做了叛逆本阶级的事
    封建社会中的道德观、伦理观是错综复杂的。封建正统观念不管是多么肤浅，也会有一点儿本来属于人民的东西，非如此就不能起到欺骗人民的作用。统治阶级的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傻到自缚手足的。正所谓“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但也许这一套会骗住一两个本阶级的“痴子”，真的相信了仁义礼智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甚至连皇帝也看着不顺眼了，上疏骂一骂，我们也不必非得说他是自觉地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因为他的阶级观念还不很明确，我们得原谅，他到底是四百年前的古人了。
    海瑞在当时正是被称为“痴子”的。而这种痴子还是对人民有益的，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的。他虽算不得天下的救星，倒也无愧于一方的护法。不过请姚同志放心：这种人是不会推迟农民起义的。在矛盾尚未激化以前，部分的改良总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在漫漫长夜之中，在统治阶级的泥淖里骤然出现一个有棱角的人物，并且肯为对立阶级做一点事，哪怕只有个别人物吧，不也没有基础吗？这在某些人看来真是不好理解。但不善于理解历史的人却无权擅改历史。阶级斗争是尖锐的，阶级关系也是复杂的。我们不能把某一个人看做是一个阶级或是一个阶级的绝对代表。我们既应该看到反动阶级通过宣传、利诱、欺骗、暴力会给革命阶级出身的个别人物一些不良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人数众多的革命阶级通过反抗、斗争、磨擦、接触会给反动阶级出身的个别人物较好的影响。影响是相互的，尽管不是对等的。像海瑞这样一个出身非豪贵，处世很清廉的官僚，从人民之中接受了一些好影响，做几件叛逆本阶级的事，我看是用不着全盘否定的。这用阶级观点分析满可以说得过去，只不过使滥贴阶级标签的人感到困惑罢了。
    正因为海瑞有功于农民，所以才有怨于统治集团。他几次被贬，一次几乎掉头，始终未成显官，被迫闲居达十六年之久，最后为了利用他在人民中的影响，到古稀高龄才被起用，不久也就呜乎哀哉了。我想：这只能说海瑞在某些方面是站在农民立场说话的，否则也太冤枉了。
    人民和皇帝都纪念海瑞
    姚同志或许会问：你说海瑞是属于人民的，而皇帝却说海瑞是他的，海瑞死后被谥为忠介公，这又如何解释呢？难道人民不应该站在皇帝的反面吗？姚同志在上述那篇文章里就像得了把柄似的，很发挥了一番。不过倒要请问姚同志：我们的标准何苦去以封建阶级的标准为转移呢？他说谁坏，我们就非得说谁好不可；他说谁好，我们就非得说谁坏不可，这不容易上当吗？我们确认自己的分析方法是最科学的，我们的立场是最坚定的，那么我们自己要怎样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就可以怎样评价，何必看皇帝的眼色行事呢？其实，敌我两方面都推崇一个历史人物，这是常见的，并没有什么矛盾。就以海瑞为例，皇帝一看自己的臣属被拉到人民那一边了，海瑞陡然一变，成了一个神话似的人物了。人民的海瑞和自己的官僚唱了对台戏。放在明处一比较，人民的海瑞太高大了，自己的群僚也实在太污浊了。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把死去的海瑞夺回来，算在自己的名下。因为皇帝(也只有皇帝)认得真海瑞，他虽不大喜欢真海瑞，却也没什么太大的仇恨，海瑞生前已被人民神化，因此待其一死，赶紧加封，好乘机把假海瑞夺回来。他这时就忘记了当初排挤海瑞，想杀他的头了。人民和皇帝都纪念海瑞，实际上纪念的是两个海瑞。这两个海瑞都不是真的，不过是皇帝那个比较真一些。
    问题不在于皇帝怎样讲，史书怎样写。倒是我们今人该持何看法。一种是科学分析方法，一种是机械主义的方法。不分优劣，一古脑儿交给了皇帝，说这都是陛下的，我们不要了。我看这是赔本买卖。那样一来，四千年来的历史也就无一可继承了。从未见先进阶级有如此恨遗产者！也从未见不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而成为先进者！海瑞本人接受过人民的影响，史书上又夹杂着来自民间的传说，海瑞的形象就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你偏说曲折的我不继承，非要继承直接的，那么，对不住，这样的史书还不曾有过。我们大家都讲应该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和戏剧问题。姚同志说他是那样做的，我在这篇文章里也试图这样做的。但是我绝不能和姚同志得出同一结论。因为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发表一篇文章真是难得的很！不过，这在家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父亲和母亲以及来和父亲下棋的棋友都害怕起来。他们一见那标题《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就十分不安。文中的小标题也使他们不知所措。整个版面的安排对我也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
    ……生活在今天对我来讲，成了干干净净的零。我有什么可怕的呢？未来只有胜利，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既无胜利也无损失罢了。我要是害怕，那不十分可笑吗？
    平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删的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那些折中的文章，名为否定实为肯定的作者，可有我的态度鲜明，立场坚定？
    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果《北京日报》发表我那篇《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这一边，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１９６６年4月30日，他写道：“今天的文化、哲学的发展不是人类史上进步的继续。” “哲学是只承认扬弃而不承认抛弃的。历史注定了今天的文化需要反复，而反复的过程是痛苦的。”
    １９６６年５月1日，他写道：看芭蕾舞剧《白毛女》，……就其所费的人力和所取的效果相比较，是所得甚微的。
    每逢抒情就缩手缩脚……重事不重情，当今艺术之流弊。
    １９６６年５月2日，他写道：读《波斯人信札》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宗教本身的热爱。而且热爱宗教、遵奉宗教，决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和迫害不遵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
    １９６６年５月3日，他写道：“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１９６６年５月7日，他写道：目前开展美化帝王将相的运动，而毛主席的诗词中就出现了许多帝王将相，毛主席是歌颂他们呢？还是批判他们呢？今天一切都要用毛泽东思想做指南，回避这个问题是不利的，但也没有人敢提，因为这确实需要一定的魄力。
    １９６６年５月10日，他写道：大力批判邓拓，必有更高级的人物倒了霉。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３日，他在日记写道：“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满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子。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身上了。”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4日，他在日记写道：“看了受批判的电影《舞台姐妹》，正如影片中所说的（说的是解放前国民党禁演《祝福》）‘连这样的戏都不让演，还让演什么呢？’”
    １９６６年５月22日，他在日记写道：
    报刊上轰轰烈烈地开展文化革命，我是颇感触的。
    一、工农兵参加论战。谁掌握报刊，谁就掌握了工农兵。工农兵批判的不是言论本身，而是不许破坏社会主义，因此，报刊上所谓工农兵论文，现在看来是批判艰拓的，但不用掉换几个字就可以变成下一次运动批判其他人了。工农兵哲学的时代远没有到来。最大的障碍是幼而失学，现在又没有自修条件，要想在一天十多小时劳动之余，要想在民兵、会议等活动充斥之下，写出一篇文章来，那是十足的谎话。事实上，广大工农兵对这件事是不关心的。
    二、……
    三、争论双方：现在被批判的一方是过去代表党的。例如，邓拓是市委书记。《北京日报》是市委报刊，《前线》是市委杂志，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等等。而开火的一方则是上海文联的姚文元、民主党派的报纸《光明日报》、《文汇报》，即使是《解放军报》吧，也只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摳呔鏀。……这么看来，要说攻击党，大概应该指那些民主党派的报纸。可是这时急急忙忙把工农兵搬出来了，如果不是确定了谁该受批判，是不肯轻易搬出这个法宝的。……内幕真复杂，只把局外人蒙在鼓里。
    １９６６年5月23日
    《解放军报》曰：政治好，业务也可以不好。……很显然，假使政治好的人反而不如私心杂念的人钻研业务时干劲足，不正说明政治的无力吗？事实上，比如说，乒乓球队获胜是因为毛泽东政治思想挂帅，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篮球队不也学习毛主席著作吗？苏联队不是没学吗？为什么中国队败给苏联呢？讲不出来了。这是用政治讲不通的问题。知道走错了路，而又不敢回头的人，必然用歪理来解释真理。
    １９６６年5月31日
    傍晚车间开会批判邓拓，老工人发言，回忆解放前痛苦生活，声泪俱下，但和邓拓毫无关系。
    １９６６年6月3日
    详读《人民日报》发表吴晗、胡适的通信，实在是一般学术问题，且有相当民族感情，可惜谬解。
    １９６６年6月4日
    市委易人……大家当然都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但谁也不知××、刘仁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吴德又是何许人也。看来，要是中央易人，大家也会同样敲锣打鼓的。棗热情带有极大的盲动性……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仿效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大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
    １９６６年6月7日
    这是给初出茅庐的青年第一次“革命”的洗礼，“群众运动”的洗礼！好一个“群众运动”！
    不讲官面文章，谁也不会相信修正主义者会怕这样的大会！更可笑的是，口号里有：誓死保卫毛主席，大家都喊，想过没有，是谁要害毛主席？邓拓的舌剑吗？那还远远不够资格哩！到底是谁，报纸上没有公布，谁也不知道，但喊口号。
    １９６６年6月12日
    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
    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这确实能够蒙骗一部分没有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不正常，即可做为明证。
    １９６６年6月17日
    听弟弟、又听母亲说，小牌坊小学四年级的一个李老师自杀了，小学生冲动起来，连校长也给打了。小学生是没有分析能力的，这种盲动，真的像新市委所云：可爱的吗？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儿童也从家里跑出来东征去了。结果呢？被商人卖给萨拉森做奴隶去了。
    １９６６年6月26日
    读《中国散文选》，是五四诸家选本。……五四是出人才的时代，今天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是没法比拟的。
    １９６６年7月6日
    工作是难耐的寂寞，幻想充满了脑际，对于我，革命的欲望是多么强烈呵！
    １９６６年7月18日
    读完《五四小说选讲》。能够自由地阐述自己思想的作品才是有出息的作品。非如此就不能真实地刻画一个时代的面貌。由此看来，今天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较之五四时代，真是相形见绌了。
    １９６６年7月29日
    开全厂大会，宣布中央两个文告，今后运动方向是直指当权派……所谓当权派云云，亦证明，这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为什么群众行动起来？是积了多年的怨气，这次导而发之。正因为客观上解决了这两个阶层之间的问题，社会才得以进步。才能出现某些大快人心的现象。可是，又因为口号提得不中肯，宫廷政变迅速，致使准备不足，而是呈现混乱状态。总之，这跟文化毫无关系，也跟阶级毫无关系。
    １９６６年8月3日
    下班参加一车间声讨宋玉鑫的大会，宋相当沉着……会上下雨了，群众多一半都找到了伞或是避雨的地方。宋挨淋，我若有伞我就想去给他打一下。鲁迅说：“敢摸着叛徒尸体痛哭的是中国的脊梁”，……我同情他吗？不，我对他养尊处优……以空头政治来刁难人，为一己私利服务，是恨入骨髓的。……但是，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罪过，……把干群拉到敌我矛盾上来，害处多么大呵，既制不服对方，又说不服自己。为此让他淋到大雨里，岂不枉哉？
    １９６６年8月5日
    近来听说“红卫兵”，亦即中学生，身穿军人服，戴领巾……都是革干子弟，今天给我们送来一张大字报，“资产阶级狗崽子”等词出现了好几处。说有人对他们行凶了。……谁敢哪？这都是流氓把戏罢了！……实在太嚣张了。
    １９６６年8月8日
    晚间开会斗宋玉鑫，但宋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黑帮。这种气节是值得学习的。假使他认为是对的，就死也不能说是错。革命，只能信托给有气节的人。
    １９６６年8月31日
    这个星期着力写出身方面的论文，改名为《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这几天所以搁笔，是因为毛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过分攻击红卫兵的话只得不说了。
    １９６６年8月22日
    听说红卫兵把王府井各个铺面全改名字了。现在市内叫东方红的大街不下五条，叫红旗的铺面不下五十个。一切能引起旧的回忆的东西，统统消灭了，但新的东西又是这么贫乏，因此只好有五十多面红旗了！
    １９６６年8月23日
    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了墙壁，门面字号全砸了。荣宝斋遭到最大的浩劫。还有人声言，要烧北京图书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我又看了青年会(基督教)也站满了红卫兵，大改了模样。
    据说红卫兵砸人的家，理由是没有主席像，或在像后面放了别人的像，翻到翻译小说就烧掉，好一个焚书坑儒。
    １９６６年8月26日
    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
始坚强最后还坚强。不说了。
    １９６６年９月×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释放回家。小屋浩劫一空，破破杂杂，收拾乾净，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１－７５页，并记了笔记。壁上鲁迅的笔墨不禁使我扪心自问：难道，人们就此屈服了吗？回答是：不。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８日中午，遇罗克把妹妹喊到自己的小屋，指着床上堆着的东西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想把这些不必保留的日记、文稿、笔记都烧掉。在烧之前，真希望有个人能了解我。想来想去，只有你。”他又拿起一本蓝皮的“北京日记”，接着说：“这本日记，记的是我今年以来的思想，是我一生中最为成熟的一段思想，说什么也舍不得烧。你能帮我藏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过了抄家风就拿回来。”
    妹妹答应了。第二天一早，她把哥哥的日记夹在自己的日记本中，出外寻觅存放的地方，可是，在当时的一片“红色恐怖”之下，哪有个安全处所啊！天快黑时，她才把东西暂且先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前的一个厕所里，不料第二天就被发现了。这些日记，被当做“变天账”出现在“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接着，又成了遇罗克的反革命罪证。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３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点名批判了《出身论》。
    ４、５月间，他五次上书毛主席，表示：戚本禹“在４·１４的会上说我（一个普通的学徒工）写的《出身论》代表了反动的社会思潮，我不同意”。他汇报了《出身论》的主要论点，申明“家庭出身研究小组”就是自己，表示还希望向中央系统汇报写这篇文章的大量依据和情况。
    ５月８日他在给弟弟罗文的信中说：“只恐血统论根除旷日，革命前途受挫，多少青年不能发挥积极性，终成我国隐患！诚可痛矣！
    一次，他与一群人辩论了一下午。他对家人说：“有了今天的锻炼，我以后不会叛变了。”也有好心的朋友劝遇罗克低头认个错，遇罗克回答：“我不能背弃自己的信念。……我的小市民家庭算得了什么，我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即使为此而进了监狱，若干年后也总会有人回忆起。”
    
    他对《中学文革报》的女同学小陶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光明面毕竟是多的。
    他在一份材料中还写道：“我是准备将自己的一生全部投入到最后消灭了剥削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去的，这个志向我是很坚定的。”“我热爱党，是因为她解放了千百万被压迫的人民……我向往党所领导的战争年代。”
    （三）遇罗克涉嫌刑事案件
    当时北京市正发生一个散发传单的“黑旗军”案，遇罗克被列入“嫌疑对象”，但侦破结果，此案与遇罗克无关。接着又把对遇罗克的调查重点转到《出身论》问题上来，怀疑“研究出身问题的小组”是否构成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
    １９６７年的冬天，遇罗克已感到危险临近了。他在给广东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大概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也受到讯问。” “整个一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事，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的。即使将来会大白于天下，目前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损失了。我写给你这些，是想讲清楚我的处境，否则你为我受累我是很对不住你的。在北京因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大学毕业生不予毕业，不分配工作，外地还有打成反革命的。”
    他在给广东另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且不说运动初期，有全村一夜被杀死七八十口的情况，即使是现在，精神压力也是相当可怕的。” “围绕着‘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是失败）。” “我相信这个问题终久是会解决的，把一部份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份人的侮辱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也是维持不住的。”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５日，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局长刘××对遇罗克案就作了两条指示：１．中学红代会批判《出身论》，还是请红代会照旧批判；２．批判后怎么办，要由大的政治利弊上好好研究。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０日，在一份《向刘××局长汇报时的指示》中说，要“发动群众破案”，认为“破案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位局长还说，遇罗克案“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典型的案件”。认为《出身论》是“在破坏瓦解我们的阵营，动摇我们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在争夺青年一代组织他们的反革命队伍”。并说遇罗克案“是一个胡风式的反革命集团，是陶铸式的人物”。对如何整理遇罗克的材料，他说：“把他的反动日记、信件和活动提出来，上纲。可按毛主席编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办法来写。要写出他的影响危害来。”
    １９６７年底，他写道，血统论横行“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奇怪的现象。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大胆的抗议、强烈的控诉，实在是时代的耻辱。我尽了历史必然规律性所负（赋）予我的任务，或者说由于主观的努力，比别的人先走了一步。即使我不做这件事，也会有别的人做的。” “这些文章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翻印的估计有一百万份以上，不知影响了多少人。“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迎着风浪前进。”“假使我不是把生命置之不顾，我就绝不能写出这样的任何一篇来。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我想，历史是会把我的这一段活动当做注脚的，它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历史会看到，在跃进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封建的意识形态还怎样广有市场，和它战斗还会有多少牺牲。” “这就是战斗。任伺惩罚是压不倒那些为正义而斗争的战士的。他相信真理，他就不怕牺牲。战斗的甘与苦全部在这里。
    一天深夜，他对几个年轻伙伴说：“我早就想好了，第一我永远不会背叛祖国；第二我永远不会自杀，什么时候你们听说我自杀了，那准是谣言；第三我绝不会承认我是反革命，我永远说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３０日，公安部李×根据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反革命小集团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即决定“扣留主犯遇罗克”。
    １９６８年１月１日，谢富治批了“同意”两个字。
    １９６８年１月5日，遇罗克被逮捕人狱。
    １月５日对遇罗克进行第一次审讯。当审讯人员问遇罗克“有什么问题”时，遇罗克说：“我不知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当审讯人员说“你早就在我们的视线之内”，要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遇罗克说：“我没有一条够无产阶级专政的。”当追问到《中学文革报》时，遇罗克说：“如毛主席知道我写《出身论》这件事，他老人家会解救我的。”“几年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
    从１月９日到１月１６日，几乎每天都进行审讯。集中追查他的“反动日记”和“反革命小集团”。
    关于日记问题
    遇罗克说：“日记写时有时候有片面性，因为写日记不和写文章一样，没有经过推敲。”当审讯人员说他日记内容反动时，他断然回答：“不反动。”“我这本日记由头到尾看，就知道我热爱不热爱社会主义制度”。
    关于小集团问题
    审讯人员追问“反革命小集团”，遇罗克回答：“说我搞反革命小集团，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根本没有。” “如果有，我负法律责任。”
    关于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
    审讯中，遇罗克回答说：“我认为《海瑞罢官》不是影射某某人。”“我也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预审人员指责他，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遇罗克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是，我希望政府实事求是。”
    我“攻击过陈伯达”，“认为他是左倾教条主义”。
    预审人员指责他，说他攻击戚本禹，实际上是攻击中央文革。遇罗克说：“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戚本禹是代表中央文革。
    审讯人员指控他攻击江青；他称“高炬”（江青化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高炬”。
    遇罗克回答：“我认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不应该只有八个样板戏。”
    关于私藏武器问题
    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1967年夏天，《中学文革报》的大部分成员到东北去看武斗的热闹，遇罗克在长春车站赶上发武器，就带了手榴弹回到北京，后来又害怕被查出来，想到香山埋了，就这样被公安局盯上了。最后死刑判决书上写的也是：阴谋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详情请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徐晓、丁东、徐友渔编）
    另一种说：我开始是因为年龄小，被“群众专政”，后来发现我有两颗上东北串联时带回的手榴弹，那时我是好奇，就没给上交也没扔了，后来有的人顶不住压力把这事说了出来，性质就升级了，怀疑我要有武装行为，一点点给我施加压力：从传讯到拘留一直到逮捕。当时我哥哥也给我说过，这种压力一步步升级，也是一种战术，让你越来越恐怖，这时就看谁能坚持得住了。他们当然很想让我说这手榴弹和我哥哥有关系，但我不能说，我一口咬定我哥哥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因为我清楚：这事搁我身上，最多判三年，但如果牵连到我哥哥，恐怕就要判十年二十年了。（遇罗文）
    关于企图进行暗杀活动问题
    判决书说遇罗克“扬言进行暗杀活动”。
    遇罗克在法庭上拒理力争，他断然否认这件事，说“这是没有的事”，“我始终是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的”。
    苏双碧说：既然是“扬言”，也就没有构成该杀的罪行，这一点，审判人员自然也明白，他们“取证”了几份材料，说法也并不一，不足以为证。
    有人说，遇罗克在文革中被判死刑，原因是私藏手榴弹，预谋暗杀毛主席。有人说遇罗克的言论惹了大祸，这是对的。遇罗克的反革命言论直接改变了手榴弹这个物证的性质。遇罗克公开发表反政府言论，再加上私藏手榴弹也是违法。（网文）
    从六八年十一月到六九年五月，遇罗克一直和当局在审讯上进行较量，一直到进入死刑号，他还是那样。直到六九年的时候还是定不了遇罗克的罪。
    遇罗克材料中的判决书，概括起来有这样三条：一是“散布大量的反动言论，书写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二是“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动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三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十分嚣张”。据此，“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下署“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
    从这个判决书来看，三条罪名是：第一，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第二，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第三，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十分嚣张。其中没有一条是涉及《出身论》有关文章的问题。
    遇罗文说：我就说这事太冤枉了，说他要暗杀毛泽东什么的，这不是无中生有吗！他怎么暗杀？
    宋永毅说：１９６８年１月５日，遇罗克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并以“企图暗杀毛主席”的完全莫须有的罪名枪杀。
    总之，遇罗克是以“企图暗杀毛主席”的罪名，判处死刑的。１９７０年３月４日，遇罗克被执行死刑。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１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反，正式宣告“遇罗克无罪”。
    
    二、研究资料
    
    一九九九年第六月，苏双碧：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
    １９８０年６月《新时期》第四期刊登了我写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一文。随后，《北京日报》又全文登载这篇文章。凭心而论，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自内心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义愤。近２０年了，写文章接触到的那些触目惊心发人深思的材料，至今仍历历在目。
    遇罗克母亲的一封来信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５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个为《海瑞罢官》平反。文中在批驳“四人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冤案”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冤案就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包括你姚文元《评新编》造成的文字狱，都必须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冤案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狱不昭雪就不足以快人心。”没有想到这几句话又引出一桩公案。就在为《海瑞罢官》平反的文章发表后几天的一个晚上，一位老太太冒着呼啸的寒风走到我的家门。在问准我的姓名之后，她说：“你文章中说，凡是和姚文元《评新编》有关的冤案都要平反，那么，吴晗是市长你写文章替他平反，老百姓你管不管，我的儿子就是和这个冤案有关被杀害的，你管不管？”说着，声泪俱下，话音哽咽。她叫王秋林，是遇罗克的母亲。我一下被问住了，和《海瑞罢官》案有关而被杀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况且，遇罗克能不能平反具体应由公安局来做。不过，作为一名记者，我只能伸张正义，替受害者鸣冤，并努力去促成这个冤案的平反。于是，我说：“根据党的政策，有错必纠。如果你儿子被杀果真是个冤案，也应该平反。”我记得很清楚，她听到我的话之后，她经受委屈、迫害到已经有点木然的眼神，突然闪出一缕微微的光芒。看来，她多么希望得到我的帮助啊！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交给我，希望我能替她儿子伸冤。信的内容很简单，记得是写了如下几点：
    １．她儿子遇罗克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因为写了《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点名批驳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谬论，即被当成反革命抓走
    ２．遇罗克写过《出身论》是为反对当时盛极一时的血统论的，绝不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３．她儿子被杀是冤案，要求为她儿子平反，还她儿子和受株连的家人一个清白。
    信不长，只有三四百字，但字迹清秀工整。后来才知道，王秋林原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曾经当选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全国妇代会代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时因替一个“右派”辩护，被划成右派。而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原在水电部任工程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划成“右派”。从此，这个温馨和睦的家庭，来了一个１８０度的大变化，遇罗克兄妹都成了“右派”的子女。
    我送走王秋林老太太之后，重读她留下的这封短信，心情沉重，竟然翻滚了一个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我向领导汇报后，并经领导批准，以记者身份携带《光明日报》介绍信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在他们热情的帮助下，下午四点钟，我来到了保存遇罗克全部档案的北京市中级法院。法院的工作人员把我带进一个存放“文革”中案件材料的办公室，办公桌和地上都铺满厚厚的一层灰尘，看起来已经好久无人接触这些材料了。他指着墙角的一大堆材料说：“这些都是有关遇罗克的档案，够你看的。”说着，他帮我把这些材料搬到一台乒乓球桌旁边，一共２４卷，堆在一起差不多有桌子那么高。
    面对着这么多材料，我有点发怵。这么多材料，从何人手？同时，我又感到这么多材料足可以揭开遇罗克案子的秘密了，我倒显得有点兴奋了。赶在五点下班前，我草草地翻开了一些审讯记录、死者的日记、诗词、口供，以及侦破计划，最后的判决书等等。我认定这是个冤案，材料很典型，必须下工夫弄它个水落石出。第二天，我约请我的同事张义德、赵少平二位，又来到了中级人民法院。从此三人看了整整两天材料，才把材料看完，并对《出身论》以及遇罗克其他文章、日记、诗词、审讯记录作了一些必要的摘录。我们经过认真研究，认为遇罗克是被错杀的冤案，便以《光明日报》名义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说明派记者研究了全部档案材料，要求北京市公安局为遇罗克平反。北京市公安局为遇罗克的平反，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遇罗克是怎样被错杀的呢？
    《出身论》触犯了“无产阶级司令部”
    遇罗克的《出身论》大约写于１９６６年冬季，文革初期曾经流传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这个论调曾经支配着一个时期的红卫兵运动。遇罗克为反对这种血统论，而撰写了《出身论》。这篇文章在《中学文革报》刊登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文章一开始就尖锐地指出：在血统论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惟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着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可知遇罗克的《出身论》是为了批判反动的血统论，是为了纠正当时的一种错误理论而造成的社会混乱。而这种错误理论却是来源于“左”的思潮在用人制度上的惟成份论。“文革”初期，全国青年何止千百万人背着“黑五类”的黑锅，从心灵到肉体遭到摧残。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社会便无法安定。遇罗克是怀着对国家对民族忠诚的愿望来写《出身论》的。
    据遇罗克的弟弟遇罗勉的回忆，《出身论》最早是由遇罗文在广州印刷的，并带回一部份到北京，随后在北京解放军报印刷厂印了三万份。报纸出来后，一抢而空，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加上传抄、复印，《出身论》流传非常广泛。每天都有大量信件从全国各地寄到北京，寄到遇罗克手中。不可一世的“四人帮”一伙，此时被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的一篇文章吓呆了，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于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３日点名批判了《出身论》，诬陷《出身论》是反动的。从此，遇罗克的行动就不自由了，出门时经常有人盯梢。而且这种监视、盯梢越来越严重。当时北京市正发生一个散发传单的“黑旗军”案，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把遇罗克列入“嫌疑对象”，但侦破结果，此案与遇罗克无关。但盯梢并没有放松，而是把对遇罗克迫害的重点又转到《出身论》上来，并把一个研究出身问题的小组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欲把遇罗克致于死地而后快。到１９６７年的冬天，遇罗克已感到“四人帮”一伙对他的迫害正在加紧步伐。他在给广东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大概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也受到讯问。”经过一段磨练，他对有些问题看得更清楚了，他在信中说：“整个一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事，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的。即使将来会大白于天下，目前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损失了。我写给你这些，是想讲清楚我的处境，否则你为我受累我是很对不住你的。在北京因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大学毕业生不予毕业，不分配工作，外地还有打成反革命的。”他在给广东另一位朋友的信中心情非常沉重地写道：“且不说运动初期，有全村一夜被杀死七八十口的情况，即使是现在，精神压力也是相当可怕的。”在“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年代，他已意识到，凭他所坚持的真理是无法抗衡这股恶势力的，他预感到：“围绕着‘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是失败）。”但他认为就社会历史进程来说，他不相信历史就会这样写下去，他信中说：“我相信这个问题终久是会解决的，把一部份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份人的侮辱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也是维持不住的。”
    上面两封信是他被捕之前不久给朋友写的，说明他对当时的处境和形势已有充份认识和思想准备了。
    当然，遇罗克的判断是对的，这时“四人帮”一伙，已经磨刀霍霍，正在制订逮捕和加害遇罗克的计划。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０日，在一份《向刘××局长汇报时的指示》中说，要“发动群众破案”，认为“破案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位局长还说，遇罗克案“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典型的案件”。认为《出身论》是“在破坏瓦解我们的阵营，动摇我们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在争夺青年一代组织他们的反革命队伍”。并说遇罗克案“是一个胡风式的反革命集团，是陶铸式的人物”。对如何整理遇罗克的材料，他说：“把他的反动日记、信件和活动提出来，上纲。可按毛主席编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办法来写。要写出他的影响危害来。”可见，对遇罗克的迫害，一开始就被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所重视，被上层所重视。对遇罗克定罪的调子，是在逮捕遇罗克前就定好的。这样，材料编写时可以上纲，可以捕风捉影，不管搜集到什么材料，都要“写出他的影响危害”。从这个“指示”看，“四人帮”一伙，确实对《出身论》怕得要命，一位善良的青年只不过写了一篇有见解的《出身论》，就被他们当成一个大案来抓。
    在这之前，１０月５日，北京市公安局的另一位局长刘××对遇罗克案就作了两条指示：１．中学红代会批判《出身论》，还是请红代会照旧批判；２．批判后怎么办，要由大的政治利弊上好好研究。可见，当时对遇罗克所注意的仍然是《出身论》，至于如何处理遇罗克，“要由大的政治利弊上”作出决定，并不是由遇罗克本身是否有罪作出判断。在他们看来因为写《出身论》就铸成了他的“罪过”，这已经是不可更改的了。
    １２月３０日，公安部李×根据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反革命小集团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即决定“扣留主犯遇罗克”。谢富治于１９６８年１月１日批了“同意”两个字。就这样，遇罗克被逮捕人狱。
    所谓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姚文元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遇罗克起而迎战，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批驳了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歪曲和诬蔑。接着他又写了《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３日，《文汇报》把它作为反面文章刊出。
    “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遇罗克似乎很早就预感到，他对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的一帮人，大多进行尖锐的批驳。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批驳姚文元，他除在报上写文章公开批判姚文元外，在日记中对姚文元在理论上的错误也进行了无情的鞭挞。１９６６年１月２日，他写了一篇《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目的是为了批判姚文元“认为历史上无清官”的“机械主义观点”。２月１５日的日记中写道，尽管《文汇报》把我的文章当成“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但他认为他是“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他为自己敢“全盘否定姚文元”感到自豪。在这一天日记的最后他写道：“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焚’，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而在５月１３日的日记则写道：“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满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子。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身上了。”这篇日记充满着对姚文元的蔑视，和对“文化大革命”发动者们任意愚弄群众的极度不满。
    遇罗克被捕后，日记落到“四人帮”一伙手中。“四人帮”的审讯人员指责他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并说：“当时就是要宣布《海瑞罢官》死刑，姚文元是革命左派，你不仅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而且攻击姚文元。”遇罗克回答说：“我认为《海瑞罢官》不是影射某某人。”“我也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预审人员指责他，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遇罗克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是，我希望政府实事求是。”
    在“文革”初期中另一个风云人物陈伯达，遇罗克对他也大不以为然。他读了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之后，写了这样一段话，读了此书“始知蒋何以从流氓爬上总统的高阶。蒋用两面手法，杀人行不义而为一己之私，实乃独夫也”。“但陈亦不可称为高明理论家。其颂毛为‘智能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也成了‘独裁者’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当然，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当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难哉！”打着批判资产阶级的旗号，宣扬封建主义，在当时盛极一时，陈伯达的言论显然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而林彪断章取义的语录本，同样是打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行割裂毛泽东思想的行为。由于现代迷信盛行，社会上对领袖人物无原则的颂扬，成了风气，所以，遇罗克认为陈伯达的错误是“最起码的”，比起有些人来，也不过如此。
    遇罗克这段话，本来是批判左倾教条主义的，但在被捕以后，这也成了一条大罪状。当预审员要他交代这个“罪行”时，他毫不隐讳地说：我“攻击过陈伯达”，“认为他是左倾教条主义”。预审人员指责他，说他攻击戚本禹，实际上是攻击中央文革。遇罗克断然拒绝这种指控，他说：“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戚本禹是代表中央文革。”审讯人员指控他攻击江青时，遇罗克毫不掩饰地回答：“我认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不应该只有八个样板戏。”从这些答话，可以看出遇罗克是敢作敢当的，他并不回避事实。而对那些无中生有的陷害，诸如什么遇罗克要仿效张良行凶等等罪名，遇罗克痛斥“四人帮”爪牙：“这是什么时代，怎么不实事求是呢？”
    遇罗克在短暂的一生中，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探索，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他都有宽广的视野，有独到的建树。在“左”的思潮甚嚣尘上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过份强调主观因素，忽视物质条件与既成事实，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他对当时扭曲了的文化现实，指出：“今天的文化、哲学的发展不是人类史上进步的继续。”对当时的文化流弊，他痛苦地写道：“哲学只承认扬弃而不承认抛弃。历史注定了今天的文化需要反复，而反复的过程是痛苦的。”当他看了芭蕾舞剧《白毛女》之后，颇有感慨地写道：“就其所费的人力和所取的效果相比较，是所得甚微的。”其原因是“重事不重情”，这是“当今艺术之流弊”。而对当时报上号召对毛主席要“无限崇拜、无限信仰”，他反对这样的提法，认为这是“把真理当成宗教”。
    综观遇罗克当时对姚文元、陈伯达、戚本禹、江青的某些言论的批评，以及当时他对经济、文化现状的一些批评，都是理智的、有远见的，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并不是什么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他多次拒绝“四人帮”一伙的无端指责。
    为反对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献出短暂的一生~}
    １９７０年３月４日，遇罗克在这一天被“四人帮”一伙杀害，成了因反对“四人帮”一伙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殉难者。遇罗克究竟犯了什么罪，非杀不可？笔者从遇罗克的有关材料中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觉得他的“罪行”都是上纲上上去的，全部记录构成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冤案。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一个善于思考无罪可言的青年，竟成了“四人帮”的刀下鬼。那么，“四人帮”是以什么给遇罗克定罪呢？留在遇罗克材料中的判决书，概括起来有这样三条：一是“散布大量的反动言论，书写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二是“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动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三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十分嚣张”。据此，“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下署“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
    从这个判决书可以清楚地看到，通篇都是大帽子，是上纲上线的言词，并没有半点能构成犯罪的具体内容。至于气焰嚣张，态度的好坏本应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在这一点上，遇罗克的确不愧为一位坚持真理的战士。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怎样给遇罗克罗织罪名的。
    谢富治于１９６８年１月１日批准逮捕遇罗克。１月５日对遇罗克进行第一次审讯。当审讯人员问遇罗克“有什么问题”时，遇罗克说：“我不知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当审讯人员说“你早就在我们的视线之内”，要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遇罗克说：“我没有一条够无产阶级专政的。”当追问到《中学文革报》时，遇罗克说：“如毛主席知道我写《出身论》这件事，他老人家会解救我的。”“几年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这是第一次审讯，遇罗克心地坦然，并没有意识到他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随后从１月９日到１月１６日，几乎每天都进行审讯。集中追查他的“反动日记”和“反革命小集团”。遇罗克有写日记的习惯，当他被跟踪、盯梢，处境危险时，他因为在日记中了许多人和事，怕自己说不清楚，也怕拖累别人，就都烧掉了。他只留下一本，托他妹妹遇罗锦保管。遇罗锦知道这本日记的重要性，曾东移西藏过，总感到不安全。最后转移到中山公园的公厕里，不幸，却被清洁工人发现了，最终落到审讯人员的手里。因为日记中确实攻击过姚文元、陈伯达、戚本禹、江青等中央文革要员，成了他们对遇罗克定罪的绝好证据，所以穷追不舍。遇罗克当然也明白日记已落入他们手中，他作了说明：“日记写时有时候有片面性，因为写日记不和写文章一样，没有经过推敲。”当审讯人员说他日记内容反动时，他断然回答：“不反动。”“我这本日记由头到尾看，就知道我热爱不热爱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遇罗克的争辩是无济于事的，最终还是以“反动日记”当作杀害遇罗克的罪状之一。接着审讯人员穷迫所谓“反革命小集团”。对此，遇罗克针锋相对地回答：“说我搞反革命小集团，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根本没有。”当审讯人员强加于罪时，遇罗克愤怒地指出：“如果有，我负法律责任。”这本来是光明磊落的保证，但“四人帮”一伙既要置遇罗克于死地，黑白可以颠倒，有无也可以更替。“四人帮”一伙气急败坏地说：“只要你不投降，我们是不会放过你的。”“这已经是定论。”
    “四人帮”一伙对遇罗克一案，既不实事求是，也从来不听取遇罗克的任何申诉。他们指责遇罗克说过“如果日本能使中国工业化，有什么不可（指中日邦交）”这样的话，并因破口大骂遇罗克：“是反动，是卖国贼，叛徒！”遇罗克拒绝对他的诬蔑，说“这样的材料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连影子也没有”。“四人帮”一伙竟然凶相毕露地叫嚷：“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都给你定罪。”遇罗克说：“我不承认”，你们“不能把我没有的东西加在我头上”。其实，事实不事实“四人帮”一伙已无所谓，不是事实也照样可以定“罪”。他们声称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看穿了你的罪行”。既然遇罗克的“罪行”是用“思想”看穿的，也就不需要为一条材料是否事实进行争辩了。
    至于判决书说的“扬言进行暗杀活动”，既然是“扬言”，也就没有构成该杀的罪行，这一点，审判人员自然也明白，他们“取证”了几份材料，说法也并不一，不足以为证。遇罗克在法庭上拒理力争，他断然否认这件事，说“这是没有的事”，“我始终是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的”。
    遇罗克确实没有估计到，就凭几条“莫须有”的材料，就会把他杀了。这是他对“四人帮”一伙的凶残估计不足。后来他听到审讯人员骂他是“死反革命”时，他才意识到“四人帮”一伙已对他露出“杀机”。当即给“四人帮”一伙写了一封信，要求“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他说：“我感到问题相当严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是‘死反革命’。”这种最坦诚、最起码的要求，也被拒绝了。遇罗克就这样被判处了死刑。~
    当遇罗克预感到“四人帮”一伙就要对他下毒手时，他并不感到畏惧。他惟一感到遗憾的是，自己还年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读书计划上，还有几部哲学著作没有读完；在写作计划中，长篇《工资论》，还有待于修改；与朋友探讨的社会问题，还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而且，危及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极“左”思潮~}还在泛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一伙还在横行……他只有把未竟的事业，寄托于朋友，寄托于未来。
    至于个人，死何足惜。他喜欢历史，历史上的无数先烈就是用头颅和热血开拓了社会前进的道路。他从容不迫，他潇洒自如，写下了临终的诗篇。他在《纪行》一诗中写到：“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多少英雄逐逝波。”充份反映出他是抱着为真理献身的激昂心情，而在《赠友人》一诗中则写下了“遗业艰难赖众英”，“乾坤持重我头轻”的不朽的诗句，坚信未竟的事业会有“众英”来完成，他所思虑的是社会、是祖国，至于个人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显示出一个思想解放先驱的胆识和英雄气慨。
    {□　原载《炎黄春秋》１９９９年第６期~}

    遇罗文：关于《出身论》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６５中上高一，那时我哥哥已经参加工作，是北京人民机器厂的学徒工，在这之前，他在大兴县的红星农场当农工。小的时候对哥哥的记忆，就是他特别精力旺盛，也特别聪明。在家时，他会搞些恶作剧，编鬼故事吓唬人。我的姥姥很讲迷信，比如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不能吃荤了，但是他反对迷信，他就偷偷往菜里加点猪油。当时我们的家境特别困难，兄弟姐妹四个基本靠母亲的工资维持。他当农工时，工资只有二三十元，自己没有任何额外开销，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讲穿戴，几乎全部拿给家里，母亲说，你总得自己留点钱呀，每月给他留几块钱，而他唯一的花销，就是买书。后来他回到城里上班了，原来他在农村时怎么读书，我不太了解，到那时我才知道，他实在是太用功了。他到首都图书馆办了一个借书证，他和图书馆的关系特别好，办了一个集体阅览证，每次能借１００本书的。我跟他到图书馆一起去借过书，他都借的是那种大部头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的书。当时我看着他借的一摞摞的大部头书，觉得简直是永远也看不完的。
    关于我哥哥写的最有名的文章《出身论》的前后，在这件事上我最有发言权，因为登载《出身论》的那张报纸是我办的，就是《中学文革报》。他是在报纸办起来以前就写出文章了，写的原因，就是看到在文革中因为出身问题造成的大量惨剧。许多人被活活地打死。他写完文章时，我和我弟弟正在广东串联，他当时写信给我说：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文章给我印出来？在当时的条件下，个人印东西是很难的，当时只能油印，但是一套油印机又很贵，我们买不起。我到了广州，发现他们那里搞油印是用一种非常简便的方法，就是把蜡纸刻好蜡版以后，铺在纸上，只用一块木板夹着一条蘸了油墨的橡胶，就这么一刮就印出一张。发现这个方法以后，我马上写信告诉他说我能给你印，这样他就把写好的原稿给我寄了过来。这样我们就印了几百份，印好的一部份给他寄回北京，一部份就在广州街头贴了出来，想看看反映。结果当时就很轰动。
    回到北京以后，我把这种印刷方法介绍给我哥哥，他又用自己的工资买了很多纸，又印了不少，当时我在学校里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叫“北斗星战斗队”，我们又在北京的大街上贴了不少。当时我们就有四中的两个同学牟志京和王建复加入进来。牟志京是在街头的电线杆上看了贴的《出身论》后非常佩服，找上来的。他们俩找到我商量，说能不能办一个铅印的报纸，我当然很赞成。我们是和四中借的５００元钱出的第一期。第一期印了３万份，《出身论》就登在这期上，卖２分钱一份，在街上一抢而光，又加印了６万份。以后我们又接着一共出了六期，每期都是靠上期卖报的钱来运转了。当时我们几个人我负责组稿、卖报；王建复主要是组织和财务工作；牟志京主要是编稿。这六期报纸，每一期的主要文章都是我哥哥写的，一些小文章也是他组的稿，或者他编的，他有时充当正反两方面的角色，在报纸上展开辩论。这份报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极大，读者来的信都是成麻袋成麻袋的，邮局都送不过来，得我们自己去取。有许多人在信中夹了钱要买报纸，我们就得给人家寄，工作非常忙。人手也增加到十来个。这期间，《红旗》杂志社的人也来找我们，慢慢也知道了文章是谁写的了，他们有一天就对我们的人说：这文章我们认为有问题，你们最好还是转转方向。当时我们的压力就很大了。而且那些红卫兵“联动”也捣乱，常常找到印刷厂去抢去砸，有一期报纸我们不得不跑到天津去印的。这种情况下有一部份人就撤了，但我们还是坚定地坚持，一直到第六期出来以后，“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点名说：《出身论》是大毒草，这时我们不得不停刊了。前前后后，从１月１８日到４月１４日，出六期报纸共印了４０万份。我哥哥的主要东西都在这六期上。
    恶运开始
    在《中学文革报》之后，我哥哥还写了一些东西。其中有《工资论》，这是一篇经济学方面的文章，他已经在考虑改革中国的工资制度问题，他还有一个计划，想把文革中那些惨无人道的事情收集起来，论述其中的剥夺人权不讲人性的东西。他还想写过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犯过错误的人，在中国当时是这种情况，如果你犯过一次错误，很可能你终生都会被打入另册，一辈子的前途也就完了，他想写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所涉及到的人可能比血统论涉及的人还要广。  
    但是这个时候风声已经很紧了。第一个征兆是我哥哥发现有人跟踪他。但是他并不怕，他还很乐观，因为他觉得他没做什么坏事。他对我说，有时候他还会迎着跟踪者上去问：你是找谁谁吗？他往哪哪去了！有一次，我们两人去东四人民市场，发现有两个女的跟踪，他就和我忽然就藏在一个柱子后面。那两个人不知道，还在往前走，他突然就出来问：你们找谁呢？那两人赶紧就走掉了。我哥就说：“你看多可笑，就这水平还跟着我！你别看我怎么跟他们逗，他们回去也不敢说，一说不是丢他们自己的脸吗？”那时候我们都没把这事看得多严重，总觉得我们干的事是光明正大的。我们所有的观点都在报纸上，你们都看得到的，没干什么偷偷摸摸的事。
    没想到，到了１９６８年的１月５日，我哥哥被捕了，我是被“群众专政”，是被学校看管起来，到了三月份，也进了监狱。这个案子牵连了很多人。因为我们的报纸读者来信很多，有写得特别长很有水平的信，我哥哥都是亲笔回，也写得非常长，这样，就被怀疑是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在外地的这些人也都被牵连进去，我记得有安徽的丁广武、沈阳的孙刚、广东的杨玉鉴、银川的云杰等，都被判了十几年的刑。我开始是因为年龄小，被“群众专政”，后来发现我有两颗上东北串联时带回的手榴弹，那时我是好奇，就没给上交也没扔了，后来有的人顶不住压力把这事说了出来，性质就升级了，怀疑我要有武装行为，一点点给我施加压力：从传讯到拘留一直到逮捕。当时我哥哥也给我说过，这种压力一步步升级，也是一种战术，让你越来越恐怖，这时就看谁能坚持得住了。他们当然很想让我说这手榴弹和我哥哥有关系，但我不能说，我一口咬定我哥哥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因为我清楚：这事搁我身上，最多判三年，但如果牵连到我哥哥，恐怕就要判十年二十年了。
    在我被捕后，我们家曾经托人打听过，内部定的是给我判三年，我哥哥五年。但是我最后也没被判，转到一个少管所办的“学习班”，跟我在一个“学习班”里的什么人都有：有写反动标语的、当红卫兵“联动”打死人的、投敌叛国的、“五·一六分子”等等。三个月后，我就放出来了。可是我哥哥却没能出来。
    在我和哥哥被抓起来不久，我母亲和我弟弟也被“群众专政”。这种“群众专政”就是不关进公安局，而是由本单位来看管，同样没有人身自由，每天要劳动、交待问题。我被群众专政时，还没有受太大的罪，但是与我们一起办报的唯一一个大学生，名叫郝治，他受的罪就大了。他被关了一年，其中前半年每天只能吃到６两窝头和一点咸菜，关在一个不见天日的屋里，每天都要被毒打一顿。到了半年的时候，他１米８的个子只剩下９０斤的重量了，他到了这个时候，他觉得他已经不能有活的可能了，就宣布绝食。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就几乎要死了，这样关他的人才同意不打他，也允许他可以出屋子了。这时他才发现，他的棉袄已经被凝成了一个血壳。半年里他一直睡在水泥地的草帘子上，等到半年后出来时，一甩草帘子，是一层的臭虫。他的胡子有半尺多长，也被血凝在一起。他又被关了半年才放，他放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我家去慰问我妈。
    我的弟弟是被“群众专政”了两个月后放回家的。那时我父亲在外地找了一份临时工，母亲还在被群众专政，我们都在监狱，我的姐姐遇罗锦在茶淀被劳动教养。我弟弟进了家门，看到屋里一片狼籍，所有的东西都蒙着厚厚一层土，米面已经长了虫。我弟弟先去看我母亲，我母亲被剃了阴阳头，正在监督劳动，见到我弟弟悲喜交加，说：我不要紧，这里能在食堂吃饭，饿不着，还是先去想法给你哥哥姐姐送点东西吧！我弟弟想给我们送东西，但那时我们都没被判刑，不让见面，也不能送吃的。他又去茶淀看我姐姐。临走在家里翻了很久，只找到了两元钱，也买不了什么吃的，只能把家里的面粉挑去虫子，炒了些炒面带去。到了茶淀，又费了很多口舌才被允许见到遇罗锦，一见面，姐弟俩就抱头痛哭。
    当天晚上我弟弟住在了农场，但是农场规定亲属探望一月只能一次。这样，我弟弟就第二天一大早站在路边等，希望能再看到姐姐一面。上工的队伍过来了，终于，我姐姐看到了弟弟在招手，她一下子就哭了。我弟弟在回去的路上，到火车站要走十几里路，他来时是走来的，回去还要走回去，这一路，他是一直哭着回去的。他那时是上初三，只是个十六七的孩子啊！
    我从监狱放出来后，就去陕北插队了，后来我弟弟也来这里和我在一起。真正听到我哥哥的死讯是在陕北。我万没想到他会被判那么重。我记得我出来的时候，那个军代表还说，你看，你就出来了，你还不给你哥写封信，让他加强思想改造，争取也早点放出来。我就真写了，那会儿觉得希望还是很大的。记得那年，就是在１９７０年春节时，我和弟弟、姐姐都从外地回到北京过年，这也是很难得的我们一家人又聚在一起。可是当时街道的人看见了就紧张起来，问：你们怎么忽然都回北京了？是不是想闹事啊？非得让我们回去，不许在这里多呆。我们怕他们再通知我们插队的地方，那样以后我们的处境可能会更不好，就只有回去了。临走前，姐弟三人照了张像，也不知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当时正是我哥哥要宣判，我父亲就和我们约定好暗语，写信以“霞”来指我哥哥，如果是最不好的消息，就是“霞走了”。没想到回到陕北不久，就接到父亲“霞走了”的信。当时怎么也不能相信，就在前不久回北京时，还有一个警察来我家调查过他的事，问我们对遇罗克的事有什么想法，我就说这事太冤枉了，说他要暗杀毛泽东什么的，这不是无中生有吗！他怎么暗杀？这人也没回答我的问题，只是把我说的都记下来了，说向上汇报。我真以为我说的能有点什么作用呢！
    后来我才知道，在公安局的人来宣布我哥哥死刑的消息时，当时我父亲一下子就哭了，人也坐到了地上，受不了了。而那些人并不同情你，还说哭什么？你们应该划清界限！可我母亲非常坚强，她就是不哭。她就是说，你不要当着他们哭！在她死了以后，我们看了她的日记才知道她受的打击有多大。她是因气管炎肺心病死的，最后一次发病，正是在我哥哥的生日那天，她想起了我哥哥，在日记里写了。宣判我哥哥的工人体育场，她从来不往那去。就是那天她犯病后，住进医院就再也没出来。
    关于宽恕
    １９７９年，在为我哥哥平反时，公安局的人问我父母：有什么要求？我父母没提任何经济上的要求，只是说，你们把罗文给我们弄回来－－那时，我因为哥哥的牵连，又第二次进了监狱。
    我从东北监狱回到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公安局说安排很困难。这样最后我对他们说，能不能进我哥哥呆过的人民机器厂？他们说，只要你愿意，当然可以，这样，我进了人民机器厂，这个厂后来对我很好。后来，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潮中，我下了海，现在在一个公司里任总工程师。这些年，有一些当年曾经对我不起的人托人找我，比如当年检举我藏手榴弹的人，对我实行“群众专政”的“专案组”的人，请求我的原谅。比如当过我的“专案组”的同学，现在美国，打听到我的电话后，从美国打电话给我，首先就是请我原谅，我毫不犹豫就原谅了。可能我回答的太快了，出乎他的意外，他觉得我可能在敷衍他，就说：“我希望你能认真地说这句话。我觉得我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坏事，成立了一个专案组整人……”我觉得他们当时那么做也是本能的，上面要他们怎么干，他们就努力去干，但他们没有是更恶的那种，人家没让他去打人，他们却以打人整人为乐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可以原谅他。无知造成的错误，我可以原谅，我不能原谅的是人品质上坏的那种人。真正能忏悔的人，是有勇气的人。
    我记得我哥哥当年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有一个人拿棍子打你，你想还击，你是打这个人，还是打这个棍子？对于一个个具体迫害我们的人，我不恨，他们也不值得我恨，有的时候，有些人并不是对我们不好，他们是对那些打入另册的、比如“黑五类”这样的人同样是很残忍，他们同样值得恨。其实任何社会都有这样的人，只是这个社会当时给他们提供了机会。要是恨，只能说恨给这些人机会的人，制定这种政策的人。如果还有这种政策，就还会冒出一大批这样干坏事的人。
    
    2007年9月13日初稿
    2011年8月24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