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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二节 两种反动思潮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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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两种反动思潮——“联动”的“血统论”和遇罗克的“出身论”

    壹、本节概述
    
    一、“联动”分子从反动血统论走向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大闹怀仁堂”活动中:
    (一)“联合行动委员会”政治上走向反动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西纠一小撮人乘王明瑚(王明瑚是六中俄语教师,平时工作认真负责,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投入运动。对于“红卫兵”一小撮人执行的刘邓反动路线,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值班的机会将王非法绑架到“劳改所”。
    他们抢走了王明瑚的手表,将他打倒在墙角,用脚猛踢,抓着头发往墙上撞来撞去,发狂地向王的头上、身上抛唱片。王明瑚小腿被踢肿,倒在地上,昏迷不醒,他们动用了“坐飞机”的酷刑,几个暴徒揪住王的四肢向上抛,使之重重地摔在地上,这样抛了三、四次之多。然后将王上衣剥光,用钢丝鞭猛抽一百余下,使其昏过去。他们恶狠狠地说:“这就是你小子和我们干部子弟做对的下场。”朱支前手还拿大姆指粗的钢筋抽打王明瑚,甚至用刀吹伤王的前额,鲜血喷出老远。
    经过这几番非人的折磨以后,王明瑚已经是气息奄奄了。但是那群歹徒们还让他劳动,叫他围着炉子跑,逼他举大砖头。
    直到十一月十九日陈伯达和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首长来到六中、才使王明瑚出了虎口。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联动给清华井岗山的一封恐吓信。
    可“尊敬”的蒯“司令”:
    自总理给您平反以后,您“青云直上”沾沾自喜、不可一世、真可谓“老子天下第三”也!
    殴打解放军、冲击天安门……诸如此事举不胜举、您----“司令”脸上好不光彩!即日登门“拜访”,奉送“清凉剂”一付、望“司令”接受。
    最后予祝第三司令部“岿然不动”!!!
      北京女八中《忍无可忍》战斗小组  于1966年11月15日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七日,“八一”学校联动分子的一封恐吓信,全文如下:
    八一纵队的儿子们:
    你们小心点!三天之内爷爷们抄你们,你们小心点,尤其是康小会,兰州小流氓李东京,北京小回子颜小光、北京大胖子邓国庆、天津小病包裴小红、新疆小四眼以及你们的狐群狗党们,等着挨刀吧!下面将“八?一”纵队小子们形容如下:
    颜小光:大肥猪;康小会:小狐狸;
    韩北宁:大狗熊  李旦生:白面蛋白质
    李乃民:日本人  丘志全:日本良人。
    哈!哈!哈!哈!
    山本太郎特务队(手印)
    爷爷队(手印)
    爸爸队(手印)
    杀康小会战斗队(手印)
    杀李旦生战斗队(手印)
    杀李乃民战斗队(手印)
      17/1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联动给三十一中《东方红》的恐吓信:
    7434代号  发1008号
    致北京三十一中东方红公社的:
    狗崽子、臭流氓、王八蛋们,听你们爷爷发话:
    你们八月份躲在家里,不参加文化大革命,等我们犯错误时,你们却大打出手,抓住错误猛攻猛打,妄想整垮你们的祖师爷(老红卫兵)你们口称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却妄想翻天,还想当造反派,夺红五类的大权,放你妈的个屁吧!
    凭着你们这些狗王八蛋掌权,中国好不了。总有一天你红卫兵爷爷要掌权的!混蛋们,老实听着,你们口说造反派心想翻天,想为你地主老子翻案!真是臭不要脸,你们对老红卫兵你的爷爷你的祖宗如此无理放肆,还是回家造你老子的反去吧!今后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以你们老子的下场为戒,你们炮轰李钟奇转移斗争大方向,否认红卫兵大方向,真是混帐之极!
    如果你们胆敢继续与红大爷作对,小心狗头!
    坚决镇压三十一中东方红公社的狗崽子!
    首都红卫兵统一行动委员会万岁!
    首都红卫兵统一行动委员会岿然不动!
    砸碎狗崽子的狗头!
    狗崽子休狂!
    红五类万岁!
    钢气节,英雄胆,酒热血,捍江山
    老子革命儿好汉!不破不立,反!反!反!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文化大革命第一批老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北京市委发出重要通告后,联动根本不理睬,进行打、砸、抢。
    钢院附中联动分子把贴在校内的《通告》全部撕毁,并在上面加指示。
    北大联动分子指着《通告》说:“这他妈没用,对三司就得砸!”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北大附中联动分子砸了新北大校刊编辑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继“劳改所”之后,六中“红卫兵”中的那一小撮人又成立了什么“砍变节”战斗组。“砍变节”声称:“要除掉叛变者”。
    当天黄昏就由他们的一个打手,六中“红卫兵”骨干鲍陕安(烈士子弟,现已被公安局逮捕)动手,对正要揭发西纠的革命学生耿小西进行公开行剌,耿身中八刀,其中一刀刺伤肺叶;他们本来是想一刀致死的,但因杀人者缺乏经验,连剌脖子两刀都未中要害,以后便乱扎起来,这样,耿小西才又捡得一条性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联动闯进了民族饭店,乱抄乱砸,并殴打了坚持斗争的北航红旗战士。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晚上,“北航红旗”将两个企图偷摩托车并行凶打人的“联动”分子押送公安部。正在公安部接待室与公安人员接洽时,一伙“联动”分子冲进了接待室,劫走凶手并打伤红旗战士。公安部的同志出面制止,这些人非但不听,反而破口大骂,冲撞公安部的工作人员,甚至动手打了一个前来解决问题的副部长。接着对其他工作人员围攻、殴打。公安人员将其中打人最凶的几个拘留起来,继续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拘留期间,工作人员帮助他们学毛主席著作,没带语录本的还发了语录。这样,他们“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释放出来后,他们说公安部乱抓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以“破私立公”为名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大会。
    由李单绸、项东平(京工附中),周春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马小军(石油附中)等人筹备召开。
    彭小蒙临场指挥,。她对清华附中的张新月说:“你们反不反?你们不反我反”。
    宫小吉也高叫“反了!反了!”
    在彭,宫扇动下,首都《红后代》七个人(其中一个是北大附中的李铁兵)跳上台声撕力竭地狂叫:“坚决批判以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文革某些领导人不要太狂了”……
    彭小蒙奔上台对刚刚念完口号的马XX说:“念的好!我支援你,你们在学校干,我在家里给你们搜集材料。”还鼓励大会主席周春英说:“你一定要顶住。大家情绪起来了,你要不支持就是右倾。”
    12?26大会上,联动干将李蜀龙抛出了大毒草《年终话三司》污蔑三司是“捕打”、“随意抓人”,是“压迫有理,抓人有理。”狂叫:“三司,三司,于若惹得天怒,人怒,兔子尾巴,秋后蚂蚱。”
    这次大会上狂呼的口号是:
  1.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
  2.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4.谁敢乱捕革干革军子弟小心狗头!
  5.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6.活着干,死了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联动”调来了二、三百人、强占了公安部接待站的八个办公室,无理殴打在里面办公的工作人员,迫使这些人离开办公室。
    他们还大肆破坏、砸烂玻璃、电话机、把痰盂、茶杯、墨水瓶等向公安部院里扔。工作人员在院内向他们喊话,请他们派代表来谈,却被这些暴徒用弹弓打伤一个人的眼睛,用石头打伤另一个人的头部。
    中午,又有十几个暴徒从窗户跳进院内动手打人,当即被公安人员扣下,让他们吃了饭,又对他们作了说服,他们都先后承认了错误。
    到下午四、五点钟,在接待室的人,又都从视窗跳到院里,将工作人员团团围住,连骂带打。另一部分人围攻一位患心脏病的女士,该女士当场昏倒,而他们不让抢救,经过两小时的努力才把病人营救出来。
    这帮人又撞入大礼堂,把里面的设备砸个乱七八糟。他们在礼堂里尖吼:“高干子弟要掌权!”“打倒第三司令部”!“打倒公安部!”“枪毙三司后台!”“中央文革支持三司乱抓人”“公安部权力下放”等口号,并撕下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把一些反动口号涂在墙上。
    这天半夜,一个副部长要找他们谈,他们拒不理会,反而大骂什么“兔崽子”、“混蛋”等,把副部长赶出礼堂。
    第二天,即29日早上,他们把被扣留的二个打人凶手抢走,并将三个公安人员用绳子绑架到礼堂。进行围攻、谩骂。有一个人被他们用绳子勒住脖子,差点儿咽气。他们还把装大便纸的箱子扣在工作人员头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革命的工人、学生要求支援公安部,他们才撤走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联动”又纠集了近一百人,再次冲进公安部接待站,强占了两个办公室。工作人员请他们派代表来解决问题,他们置之不理,并动手打人,当场推倒一个女士,踢伤一个男士,经公安部工作人员耐心说服,他们到一月一日下半夜才灰溜溜地逃掉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中发秘字 003;1967.01.01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指出:
    正当我们党按照毛主席的阶级路线,组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队伍的时候,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利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蛊惑一批学生,制造宗派,搅乱阶级阵线。这个口号,开始是一些天真的青年人提出来的,他们由于思想方法上的某些片面性,从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排斥和打击革命干部子女、工农子女这个正确前提出发,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于这些天真的青年,应该循循善诱地引导他们。我们党,当时就是这样做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个口号,欺骗极少数学生(其中有些是没有教育好的干部子女),要把他们引上邪路,来同另一部分学生闹对立。这样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就成了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东西。应当指出,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口号,实质上是宣扬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它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康生致中央文革小组的信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康生对崔子明等人两封信的批语
    康生批语指出:对中央文革小组有意见,完全可以提出,也完全可以批评。我们对于任何批评,不管是对的或是不对的,都愿倾听。但是你们的来信,一不是反映情况,二不是提出意见进行同志式的批评,而是伪装成提意见进行商讨的样子来,1、反对对彭、罗、陆、杨进行斗争。2、歪曲两条路线的斗争。3、抗议对李洪山等反革命分子的镇压。4、反对文革小组和陈伯达、江青。5、打击革命左派,包庇反革命分子。6、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7、反对无产阶级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对革命的广大群众实行大民主,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绝对不允许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
    
    (二)拿刀子捅人的打人的都要把他们抓起来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 康生 江青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座谈纪要
    江青说:
    这些人只要是拿刀子捅人,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镇压。不要怕,不管他是谁的孩子,什么主席、副主席,将军、部长就甭提了,只要是反革命,就不客气。老子革命儿子不一定革命,更何况老子也不一定革命。他们不叫红卫兵,叫纠察队!我们还要解散他们哩!打人的都要把他们抓起来。这是流寇!法西斯罗!希特勒!(同学:“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影响极坏。)完全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还是四旧呢!提出对联的人,父亲职位高一点,是个大官,应该搞掉。那天(八月六日)很对立罗!(那对联)我一开始就反对。你们不要把形势估计得那么高,他们只是一小撮,有幕后人,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不要怕,其实他们那么几个人,从东城跑到西城,从西城跑到东城,就那么几辆车。
    红卫兵是青年学生的一种革命组织,你不能说修正主义组织,作为一个组织不是这样。有分子是修正主义分子,说修正主义红卫兵不好,这个组织在国际影响很大。
    阶级社会要讲成份,这是本质,但要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有背叛其本阶级的人,这就是不要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
    同学:最近,成立那个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我校的王昌明说中央文革犯了错误,毛主席不在北京,就象上次派工作组一样。
    江青:谣言。王昌明是谁的孩子?
    同学:全总王稼祥的孩子。
    江青:是个造谣专家吗?
    江青:谭力夫决不要提,算小人物嘛!谭、方都是小人物。你们要批判王任重,他拖着我们犯错误,王任重给你们搞了,王这个人糟得要死,背着毛主席、背着中央、背着我们小组另搞一套,他得停职反省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晚上十一时左右,“联动”又纠集了百余人第四次冲公安部。这次他们公然从公安部的大门冲了进去。在里面大撒反动传单,写着什么“活着干,死了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等口号。以后又冲入礼堂,再次捣毁礼堂的设备,包括电话机、配电室等,并在礼堂内点放鞭炮,涂写标语。
    第二天早上,公安部广播室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广播出去,他们着慌了,企图捣毁广播室,但没找着,便到处割电线,砸喇叭,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得逞,又转而进食堂,把食堂的四、五十斤粉肠和五、六十斤猪头肉抢吞一空。他们一边吃,一边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革命行动”,公安部的猪肉真好吃”。
    革命群众闻讯赶来,这伙人谎称总部来电话要他们回去,一溜烟夹着尾巴仓徨而逃。其实电话早让他们砸坏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晚,数百名联动分子打着“联合行动委员会”旗帜闯入北京市委接待站。狂呼“打倒中央文革”,“刘XX万岁!”等口号。革命群众当场把他们抓住。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晚,又一批联动分子飞车过西单狂呼“打倒★★★,保卫刘XX”口号。并散发同一内容传单。
    
    一月六日,联动砸了农大附中“八?一八”井岗山红卫兵。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北大附中联动分子XX的一封家信。全文是:
  爸爸、妈妈,你们好!
  北京市内白色恐怖,三司乱抓人,许多无辜同学因和三司观点不一致而入狱,公安局也拘留人,我们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主要成员是八?一八前老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被群众认为是反革命组织,在马路上凡戴联合行动委员会袖章的,随时都有被抓的可能。28号若不去天津,可能也只得被公安局拘留。
  联合行动委员会明起来是跟三司干,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是跟中央文革干。我很怀疑江青,她干了些令人不理解的事。现陶铸被江青陈伯达等人点了名,北京开始炮轰陶铸,要知陶是4号人物,而现在一点陶的事都指不出来。
  ……
  江青水平太低,她现在的错误往轻点说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改造好,对无产阶级东西还不理解;往严重了点说,就是怀疑她有野心。在信上不便于一一细说。
  ……
  现在大街上炮轰陈老总又轰叶剑英,文革现又把陶铸、王任重、刘志坚、周荣鑫抛了出来,我怀疑文革把责任错误都摊在一个人身上,保住自己。北京现文化大革命方向不对,文革很不胜任。
  ……
  我是个有抱负的人,愿干出点东西来,不过现在形势所迫,走为上策。
    女儿1.7晚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联动”又一次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企图冲入公安部,他们疯狂大喊“打倒三司”、“打倒江X”。
    他们将“二踢脚”装上铁钉向负责守卫公安部的解放军战士脸上扔去,使好几个战士受伤。
    革命群众闻讯自动赶来保卫公安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联动砸了北大附中井岗山。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康生、江青、周总理等中央首长谈联动会
    康生同志:联动会造谣说毛主席不在北京,借此,欺骗群众,“三条”(按:“三条”是指联委会等造谣说毛主席有“三条指示”)也没有。中央文革怎样?我们支持他们,谁反对中央文革,就逮捕他们。
    江青同志:现在有个几百人的联动会,他们炮轰谢富治,包围公安部,这是错误的。他们的小头头应该抓起来,实行专政。他们号称三千人,里头有西纠、海纠、东纠。冒名周总理的指示。他们也是可以分化瓦解的,要把他们的头头目抓起来,专政。他们说抓了一百多,其实才抓了九个,对他们专政,是法律制裁。
    周总理:他们联合行动委员会造些谣言,首先造谣说毛主席不在北京,又说江青同志怎么怎么样,都是胡说八道。
    (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
    (载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王力戚本禹接见清华附中革命学生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联动在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向公安部提出所谓“最强烈的抗议”,扬言要“严惩三司、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
    联动狂呼:“三司是江X的干儿子”、“中央文革就是三司的后台”、“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等口号。
    他们到处张贴“打倒三司”、“油煎蒯大富!”“谁说青山不老,谁说三司不倒,我们就是愚公,定把三司挖掉!”“谁说公鸡下蛋,谁说三司好汉,三司决非好汉,全是混蛋王八蛋”等。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联动”于二十八中再次纠集五、六百名人,企图第6次冲公安部。
    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革命群众更多了,“联动”一到,立即就陷入了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广大革命群众的严词驳斥下,他们向公安部提出所谓“最后通谍”,临走时还喊出“油煎江X”,“打倒周XX”,“打倒陈XX”、“刘XX万岁”等口号。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谢富治指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当日开始,公安局在"造反派"群众的配合下,逮捕联动成员。"造反派"群众还摧毁了设在北京一○一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的联动据点。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将"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与联动问题联系起来,指出:联动等组织是"走资派"反夺权斗争的工具,"这种反动组织,有的就是在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某日,江青谢富治与北京中学生代表座谈纪要
    谢富治说:(念四期社论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中的一段话)这个革命小将是指所有的年轻的革命造反派。现在实行三结合的政策,这是毛主席的政策。怀疑一切,排斥一切,否认一切是一种错误思潮。这从来不是毛主席的思想,不是中央文革的思想。这里讲革命小将犯了些错误,不是讲的“联动”犯的那个错误,和那个相差九万八千里。这里讲的错误是指的小的毛病。比如戴高帽子呀!这根本连不上呀!不是那个意思(指一小撮顽固分子利令智昏的判断:他们要翻身了),完全错了!我们都可以犯错误嘛,你们怎么不能犯错误?但是不是指的“联动”,根本不是那回事。你们可以写一篇文章,不是那回事嘛!把“联动”挖掉。提高警惕。他们是一小撮。他们为什么顽抗?有新的情况它就反扑,就是因为它有它的后台老板。它代表了一个反动思潮。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代表。造反派必须坚决和它斗争。必须跟他们大干。要警惕他们,把他们击败。但要记住江青同志的指示,对少数头头儿专政,作艰苦斗争,从政治、组织、思想把他们彻底批透批倒。在斗争中要执行毛主席政策,分化、瓦解、争取,批判这个思潮,对多数采取瓦解争取政策。对四期社论他们歪曲,他们反对革命组织,尤其是反中央文革,要进行坚决斗争。谁反对中央文革就坚决同谁斗争。反中央文革就是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反毛主席!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江青说:对于“联动”这个反动组织要分化瓦解,孤立一小撮,对大多数进行工作。你们要提高警惕。他们组织严密,是有后台的。他们是对你们的,也是对我们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中央文革参观八一学校“联动罪行展览”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周恩来参观八一学校“联动罪行展览”时的谈话
    总理参观了将近两个小时,在离开八一学校之前和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的同志们一一握手说:“感谢你们使我受到教育,使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谢富治参观八一学校“联动罪行展览”时的谈话
    谢副总理说:“总理昨天约我来,我因为忙没有来,总理回去和我说你管“联动”,你不去看看”。 “你们要做思想工作,分化瓦解他们,把他们中可以争取的争取过来,死顽固的要孤立起来,孤立最少数的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谢富治接见部分中学生代表时的讲话
    以后不要(笼统)提老红卫兵,不然就会上敌人的当,对“老”红卫兵要做阶级分析,也不要笼统地称高干子弟,高干子弟中坏的应该叫做有反动思想的高干子弟,以示区别。如果我们的孩子是联动,也要抓起来,联动是红卫兵的叛徒。
    不要把老红卫兵搞起来,不要再搞那一套(指过去的组织形式)有联动思想的人,他们用老红卫兵的名誉搞起来统统是反动的,要解散它的组织,他们丢开造反派,丢开革命派,拣老红卫兵是一种错误的行动。不能恢复他们的组织,这样做是违犯毛主席的,违犯中央文革,统一开个会,统统不能恢复,只能解散,解放军帮助一家伙。
    真正承认错误的就争取,让他们参加造反派,所有斗争方法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孤立他们中的一小撮顽固分子。要孤立先要瓦解,争取他们中的大多数。
    解放军要把联动统统搞垮。要区别对待,不要把中间派赶到那一小撮一边去。所有的解放军要支持造反派,要帮助造反派掌握斗争的策略教育造反派孤立一小撮。
    不能成立和造反派对立的组织。老红卫兵要改正错误,造反派应批评他们,老红卫兵拉起来再另搞一摊是错误的,不要上敌人的当。
    陈士渠是个将军,这个人很好,大义灭亲,最近抓了他自己的四儿子陈仁康和三个小头目。
    陈人康最近在海军大院被逮捕。他和几个写“打倒北航红旗”“打倒三司”“王八蛋”“联动万岁”等,被陈士渠将军看到了,他回去查了儿子的抽屉,有几个“文件”,他们搞了个平津纵队和红旗纵队,又有一支最强的太平路纵队。还有什么夜晚活动纵队。设宣传部、政治部、人事部,在一年内将拉起五百人,目前争取一百人。这是他们的计划。现在联动分子狡猾。他们以为十八岁以上的才能抓,所以四个人三个人都是十二、三岁、还是小学生。我们才不管年龄大小,只要干反革命活动就要逮捕,坐班房。
    (1966年,我们一群干部子弟冲击公安部,我带着小妹妹陈小琴到海军大院门口贴出“炮轰中央文革”、“火烧谢富治”、“打倒首都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等标语。后来有人说我们那时就对江青、康生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了英勇的抗争,我并不这样看,当时,我们只是眼见父辈一夜之间就要成为所谓“人民的敌人”而忧心如焚。   因为贴标语,我被民警抓住,经过审问,他们得知父亲仍然是一个兵种的司令员,便把我送到工程兵保卫处,暗示可以放了我。工程兵保卫处当然不愿扣压司令员的儿子,也要把我放了,他们问父亲:“教育一下让他回家吧。”父亲斩钉截铁地说:“秉公处理,移交公安部。”   我被送回公安部,又被关了40多天,多次受到审问,只是没挨打。毛主席知道此事后,表扬了父亲,还写下“大义灭亲,立场很好”的批示,这是父亲感到骄傲的事。   记得我从公安部被放出后回家的那一天,父亲既是责备也有些欣喜地说:“小人康,你这是到哪里去了?你不得了啊!毛主席都知道你了,还为你的事做了批示。”
    1977年他受过审查,虽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却也毕竟不同于自始至终身受“文革”残酷迫害的老革命。其实,按照当时党内老干部的思想状况,几乎没有人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   父亲离开职务后的日子是很寂寞的,他经常一个人看电视直到最后一个节目结束。我看到那时的父亲心里总有些辛酸,这个经历和指挥过无数次战役的老军人变得像一座百无聊赖的雕像。
    父亲上世纪90年代以来身体一直不好,父亲到弥留之际,她问父亲:“你一辈子最爱的人是谁?”父亲喘息着,用微弱的声音说:“毛泽东。” )  (摘自陈人康著《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

    一九六七年三月份,农大附中联动分子贴出了“拥护刘XX当国家主席”的标语。
    
    一九六七年四月五日清明节,联动分子成群结伙去八宝山,在墓前大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散发反动传单:“红卫兵,革命汉,活着干,死了算,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老子英雄儿好汉;不破不立,反!反!反!”高喊“打倒党内最大的当权派”的口号。
    十点左右他们来到颐和园,三百多人买十几张票往里冲,挤坏服务员、游人、票箱、并动手打前来劝阻的解放军。
    在园里,他们以打流氓为名,大打出手,共打十七人,重伤六人,一人脑震荡。
    凡是穿白球鞋没系带的,头发长的,穿翻领大衣的都被称为“流氓”残遭毒打。
    有四个职工在大民餐厅吃饭,无缘无故被他们拖出,剥去鞋子扔进湖里,一顿毒打,当他们知道这几位工人抄过联动后,他们便打得更凶,可见他们打流氓是名,行阶级报复是实。
    联动分子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反对。
    钢院钢铁公社当场抓住了正在行凶的两个人。红代会作战部、体院、新北大、钢院、矿院、农大等战士纷纷闻讯赶来。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围歼战,经过二小时战斗,抓住首恶分子一百二十名,搜出匕首十把,带勾钢鞭一把,打人的宽皮带数十根,步枪子弹二发、大批传单。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戚本禹谢富治治等接见北京中学代表时的讲话
    谢富治讲话:
    中学运动的关键,同联动的斗争并没有完全打胜,必须从理论上、思想上把联动思潮批深批透,从组织上把联动打击瓦解,联动的头头儿还没有完全打败,他们还在活动;同时要把联动中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刘格平陈永贵参观“联动罪行展览”谈话纪要
    陈永贵说:“我们那儿也有‘联动’,逮捕了四个,我们送到了太原。你们(指展览会工作人员)还没有了解农村基层干部被‘联动’迫害得啥样!他们下去的名义也叫红卫兵,反正红袖章很多,可是不干正事。他们(指联动)说四、五月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包围北京,砸北京。我们贫下中农哪里让?他们和坏分子结合,和地富反坏右勾勾搭搭,借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权,搞武斗。把权夺在他们手里怎么成!”
    
    (三)毛泽东下令把抓的联动分子全部释放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大学生中学生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你们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不是把后台揪出来就解决问题了。联动代表一种反动思潮,要解决思潮问题,不是揪出后台就解决了。
    江青说:对联动我提个建议让他们公开吧,给他们一个房子,承认他们。他们没有多少,不要去冲他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气魄吗?(众:有!)他们不敢公开活动,夜里活动白天不敢出来,喝酒,吃猫肉,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戴上个大口罩进行活动,干见不得人的事情,你们造反派要不要拉他们一把呀!(要!)
    清华的老红卫兵,对老红卫兵我们还想接见他们,我们还想接见联动,他们是青年人吗?还是给他们出路的吗!我建议你们把他们(指被抓的联动小头目)放出来,现在他们很可怜,上坟去了,学封建主义一套,在天安门前集合到八宝山上坟,然后到颐和院去打人,八宝山那里不一定全是烈士,有的是叛徒。我建议你们让他们公开化,把那些小头目放出来,给他们房子,给他们电话,让他们把牌子挂出来,什么联合行动委员会。
    陈伯达:这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第一个措施,这是补台的第一个措施。
    第一对于联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要接见联动,你们不要大吃一惊。
    (江青:他们反对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接见他们,我们有责任嘛,尤其我有责任)。
    你们不要说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向他们投降了,我们是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对于联动的头头要放出来,不要怕联动,联动是个软弱组织,是一个要死亡的组织,长不了,让他们公开出来不是活得更长了,而是活得更短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接见获释的“联动”分子时的讲话
    被关押(扣留)的140多名“联动”分子出席。
    江青: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众答:没有。)有点不好,就是见你们太少了,对你们帮助太少了。前一个时期我有病,没有见你们,我有责任。委曲了你们。主席说立刻释放你们(众呼:毛主席万岁!很多学生哭了),所以今天把一个会都打断了,请来了总理、陈伯达、康生、杨成武、谢富治、王力等同志都来了。和你们见一见。(众:拍手)你们也不要写自我检查就可以出去。出去以后如果你们还要“联动”还可以把牌子挂出去,如果不要,再恢复你们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如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回去恢复你们的组织搞革命。搞革命犯点错误不要紧,这个错误我们的责任大。我不知道我把主席的意思传达的怎么样,总之,主席很关心你们。你们犯了一些错误,希望你们和刘邓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陈伯达说:你们“联动”是有思想基础的,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血统论”,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时你们说有三万人,有的说有十万人要我辩论,我去了又没有辩论,你们有没有这种说法?(未答)你们当时这种说法是反动的社会思潮,这就是反动的思潮,是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有联系的,是从那里发出的?党内有部分干部长期在机关脱离群众,没有看到群众,有相当的人不了解群众。传说你们看见别人衣服破了,扣子未扣好就当流氓打,因为你们也未扣好。老百姓的扣子未扣的多得很。你们的父母在游击战争中,经常穿破衣服,没有鞋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表了特权阶层,薪水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不是马列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马列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反无产阶级思潮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了。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随便地把人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毛主席回来很快就纠正了。不能包办代替嘛!毛主席从来提倡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提倡包办代替,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他们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了。国民党的“训政”就是教训群众,结果使中国快亡了,这就是结果。中国共产党救了中国,其中有你们的父母做了一些工作,这主要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不能记在你的,他的父母帐上,要看到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看到阶级,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武装起来了,打下了江山。江山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江山,不是个人的。老子革命儿子不一定革命,这点要充分警惕。刘少奇就是压制群众,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把群众打成“假左派真右派。”你们提倡高干子弟要掌权,这是从刘少奇那里来的,还有邓小平的女儿也说要高干子弟掌权。你们抄了刘邓的口号。江青说过这是封建的世袭制度。掌不掌权是看老百姓是否授给你权,看你能不能做工作,不能自己封的,所以这是一种思潮,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害了你们。我们见面少,对你们帮助少。听说你们搞了颓废的生活,养了毛驴,养了狗,八一学校搞得乱七八糟,学校破坏的厉害,破坏得多的是干部子弟学校。你们不知道老百姓怎么劳动的,你们不知道桌椅板凳,穿的衣服,吃的窝窝头是那里来的。你们接近群众太少,只在干部子弟中来来往往,要吃亏的。说了你们服气不服气(答:服气)不服气可以辩论。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给你们带来损害。现在有剥削阶级,同时有高薪阶层。很多特殊的生活,特别是“八一”,“十一”等学校给你们很大害处,使你们脱离了群众,现在回过头来好,中国有句古话:“浪子回头,金不换”,你们并不是浪子,将来可能成为宝贵的财富。现在回过头来很宝贵的,能不能成为宝贵的财富,要看你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对劳动人民的态度,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态度。将来没犯错误的人不一定如你们,看你们的态度,但不是你们就对了。
    对劳动人民的子弟不能用那样残暴的手段,你们是从旧的最坏的小说里学来的吧?我们过去没用过什么揪砸,你们不是走一条正路。毛主席讲科学,讲实事求是。你们靠打砸抢怎样能搞好我们的事业,搞好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是科学。在座的有些是上当的,有些同学你们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成了“联动”。
    要好好的领会毛泽东思想,重新做人,这样是不是妥当,有没有污辱你们,(答:没有)你们的愿望是好的,但客观上起了不好的作用,“联动”的名词不反动,但纲领是反动的,代表反动的思潮。
    周总理讲话:
    江青、伯达、康生同志讲得很好。的确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是很幸福的。毛主席很宽大,犯了错误,给你改正的机会。错误的原因有家庭的关系、社会的关系、学校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有责任,你们又没有政治斗争经验。清华附中是红卫兵发原地,写了三论“造反有理”,毛主席都说是好文章,可是三个同学后来都有联动思想。可以说,你们落伍了。除了家庭、社会的原因以外,我们见你们少了,对你们帮助不够。
    我是没有儿女的,我到八一学校参观后,才知道你们这样特殊。我有个侄女在八一学校,虽然不是“联动”,但有“联动”思想,在中南海北门骂解放军说:“就是你们把我们同学抓起来的”。解放军打电话告诉了我,我们全家批评了她,让她学习了一个星期毛主席著作,后来让她回八一学校,她参加了反“联动”,成了造反派。你们一定要改,我们已经是老头子了,有了错误还要改!
    我到广州去了一趟,广州有个上万人的“主义兵”有“联动”思想,我不主张抓、捕,主要是教育,把几个头头抓起来就行了。回来以后和主席谈了谈,主席说:“根本不用抓”。我们的思想跟不上主席的思想。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首都红卫兵统一行动委员会通告
    中发
    7434  密字3452
    最紧急通告
    下发各校纵队,校支队:
    最近狗崽子活动很猖狂,我们行动很不便,红五类的威风起不来,望各校革干、革军子弟坚持战斗,打击造反派,准备于4月24日联合行动,各校革干、革军子弟加强团结、准备“五一”前夕大干一场,大打出手,杀下造反派的威风,打下臭流氓,臊阿飞的威风,竖立起我们革干、革军子弟的绝对权威、砸烂一切有关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罪行展览,这一行动成功后,会大长革干、革军子弟的威风、大灭狗崽子,臭流氓,臊阿飞的志气。
    打倒狗崽子!革干革军子弟就是要掌权!
    老红卫兵万岁!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首都红卫兵镇流纵1967.4月X日
    三十一中东方红公社狗崽子们休想翻天,你们“五一”之前有好瞧的,只不定哪天将要砸烂你们的老窝。哈哈………
                        你的爷爷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首都红八月革命造反司令紧急联合通告
    中发7431  密字3452(注意此为暗号!)
    (下发各纵队各校支队)
    继本联合行动委员会十日发出密件后,各纵队、校支队立即行动起来,战斗成果辉煌,大长红五类威风,但近日狗崽子活动更为猖狂尤其是四中王八蛋的“红四月”运动流传全市,企图煽动全市的狗崽子对我们革干革军子弟进行专政。
    希各纵队、校支队配合当前形势立即行动起来,再次打击狗崽子的进攻,显一显我们红五类的威风,每个战士召集革干革军子弟借四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和四月十四日戚本禹讲话之名把狗崽子给压下去!搞坏这些“左派”和解放军的关系,狠打狗崽子的威风,把他们整下去。
    各纵队、校支队、每个战士见此通告后,立刻照此精神紧急行动起来,给“左派”们加上“反解放军”、“反军训”的罪名,直至搞臭,搞到红五类上台。
    打倒狗崽子!镇压流氓!
    革干革军子弟就是要掌权!
    特急火速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首都红八月革命造反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联动分子在打给“八·一”学校革命造反派的电话中狂叫:“中央文革有什么了起!”“打倒江X”“刘XX你们拉下得下马吗?”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一个过路工人在人民大会堂附近被联动分子殴打,借口是该工人衣领翻出。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一百多名联动分子在天安门前将一个十二岁的小孩打得鲜血淋淋。
    同晚安定门外又有三个学生被联动打伤后投入“青年湖”。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深夜,联动十六纵数十人围住了在天安门前贴标语的钢院附中同学,发生争吵,二十八中“八·一八”红卫兵数人赶来解围,也被分割包围。他们用皮带、剌刀、匕首、垒球棒、长剑朝被围的同学猛抽乱砍。有的头被打破,有的脸被打肿,有的肚子被剌伤。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毛泽东说:“联动”大部分是好的,少数不好,有什么要紧啦!全都让他们承认错误就行了,他们不是承认了错误吗?不是改得很快吗?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一些高干子弟参与抄家一事的批语
    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四)特色社会中批判血统论、联动组织的余波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谭力夫的文章:《谈谈我这个老红卫兵的遭遇》
    "对联"一出现,江青、陈伯达首先煽动和"支持",把事态引入歧途,后来更歪曲、发展到荒谬的地步。并把我们整顿红卫兵纪律,纠正、制止某些过头行为,指责为"右倾保守"、"消防灭火"。当毛主席、周总理批评这种倾向时,他们又把责任转嫁给无辜的青少年,借题发挥,无限上纲。
    林彪、"四人帮"当真是在批我这个无名小卒吗?不,他们是用"血统论"这根棒子,一头打孩子,一头打老子。一人受害,九族连坐,赶尽杀绝,斩草除根。
    林彪、"四人帮"当真是在批我这个无名小卒吗?不,他们是用"血统论"这根棒子,一头打孩子,一头打老子。一人受害,九族连坐,赶尽杀绝,斩草除根。
    现在,林彪、"四人帮"垮台了,真正推行反动"血统论"的罪魁祸首揪出来了。
    (谭力夫倒打一耙,是有人人指使的。)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章云的文章:《斥"血统论"》
    宣扬"血统论",是林彪、"四人帮"搞假左真右的一个重要内容。
    (颠倒黑白!)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胡思升的文章:《围绕血统论问题的一次谈话》
    从现实生活看,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刮起血统论的阴风,也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
    江青一再鼓吹什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要有女皇,是为"四人帮"建立法西斯封建王朝服务的。
    "四人帮"推行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这条反革命政治纲领时,也祭起"血统论"的法宝。反革命小丑迟群就公开嚎叫:不仅要把眼睛盯住台上的走资派,而且要把眼睛盯住台下的走资派子女,即未来的走资派。按照这一逻辑,他们所谓的"走资派"也是会通过血统遗传的途径传宗接代的。他们这样叫嚷,不仅要打倒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蓄谋打击坚持走父辈革命道路的年青一代。
    林彪、"四人帮"不仅发明了"走资派子女",还有"黑帮子女"、"黑线人物子女"、"复辟派子女"、"还乡团子女"、"特务子女"、"叛徒子女",等等,名目繁多。他们给很多革命同志扣上诬蔑不实之词,还要殃及他们的子女。永远去掉此类帽子,此其时矣。
    (按照胡思升的逻辑是不是要把阶级分析统统否定了?)
    
    宋永毅:《血统论:从对联的风行到联动的觉醒》
    1966年6月,“血统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文革中的诞生。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一批中共干部子女传出了一副上联为“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为“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为“基本如此”的对联。这副对联的亮相,宣告了“血统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文革中的诞生。
    1966年7月至8月初是血统论的流传期。
    它一开始也遭到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人温和的劝阻,中央文革成员关锋便公开赞同血统论,他曾在1966年8月在国务院接待室的讲话中说:“有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我看基本精神是为了贯彻阶级路线,是要工作组依靠工农子女,干部子女”。
    1966年8月中旬至10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是血统论的推广期。
    这样,“血统论”成了党中央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保卫自己以及他们派到大、中学的工作组的政治斗争的工具。
    8月20日,谭力夫在北京工大的一个辩论工作组与阶级路线的会上作了一个发言。这一发言的重点一是刻意宣扬血统论,鼓吹学生斗学生,二是竭力主张保工作组。于是,一个普通大学生的在一次普通辩论会上的发言被官方或半官方地翻印张贴成成千上万张传单、大字报,一时贴遍中国大街小巷。谭力夫几乎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
    当“血统论”的拥护者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残杀无辜时,毛泽东及文革派的中共领导人始终无动于衷,只有当他们看到“血统论”已成为刘邓派干部用以与他们抗争的一种政治斗争手段和工具时,在10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们才声色俱厉地批判了“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
    1966年11月以后,血统论进入了它的挣扎期。
    联动于1967年1月1日颁发了著名的003通告。
    表现出了对文革的严重不满与一些宝贵的思考。例如提出“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以及“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即毛泽东还未形成斗“走资派”理论前的思想)。
    又仍可以看到它组织路线的浓重“血统论”色彩,如这一通告署名的次序——从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的干部子弟等级制地排列到“十六省市”的革干子弟。
    1967年1月,联动成为中共文革派决意打击的对象,公安部不久逮捕了他们的骨干分子。
    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十年文革中也被抓进监狱,下放到工厂、农村,成为原来被他们迫害专政的“黑七类及其子女”的一员,迫害使他们成熟,只是在这时,他们中的某些人才真正开始跳出个人血统的狭隘背景,思索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并成为民主运动的一员。
    (这个民运分子也与其他的民运分子一样,对文化大革命恨之入骨,对毛泽东思想恨之入骨!他对“联动”表现出的对文革的严重不满、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表现出严重不满,称赞为“是一些宝贵的思考”,称赞少数联动分子政治上走入歧途是“成熟”、“”成为民主运动的一员”。)
    
    余樵:历史可以这样改写吗? --评所谓"陈伯达抛出'血统论'"
    第一次看到"陈伯达抛出'血统论'"这个说法,是在《中华儿女》(国内版)2002年第2期发表的刘西尧的回忆文章《"文革"中我给周恩来当联络员》里。
    然而,无独有偶,过了没多久,笔者又在另一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纪实著作里读到了类似的说法。那是范硕先生写的《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上、下两集,华文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如果说刘西尧的回忆是记忆错误,那么范硕的书就不应有这样的问题了,因为作者在书中许多地方都强调了对某一事情调查了多少人,查阅了多少资料,应该是很严肃的记载。怎么也会出现与刘西尧回忆同样的错误呢?
    对那段历史的真相,许多人应该都还留有记忆。
    重读一下这些文字,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知道,到底是陈伯达抛出了"血统论","制造"了那些"谬论",还是批判了"血统论"和那些谬论。
    历史就是历史,不论陈伯达当年那个报告有些什么问题,也不论他批判"血统论"的目的何在,他当年的的确确是率先提出了批判"血统论"。这是数亿人都清楚的史实。刚刚过去不久的,还有亿万亲历者、见证人活着并保存着自己鲜活记忆的历史,能够被人白纸黑字地改写成另一个样子吗?若按正常的思维,这似乎不太可能。然而这样的事居然就发生了。这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吗?
    
    永远战士:“联动”覆灭记
    一、都是对联惹的祸
    二、一石激起千层浪
    三、中央文革试图将争论纳入正轨
    四、八旗子弟很疯狂
    五、一个并不可笑的笑话
    六、出了个领军人物
    七、元帅的愤怒
    八、揭发的真相
    九、令人费解的死因
    十、“红八月”大事记
    十一、探讨文革的派性问题
    十二、“红色恐怖万岁”
    十三、文革五大学生领袖
    十四、秘密成立“联动”
    十五、逮捕谭力夫
    十六、“联动”郁闷极了
    十七、“十二月党人”
    十八、灭顶之灾
    十九、将军们“绑子上殿”
    二十、政治上彻底清醒了
    二十一、照片的秘密
    后记 顽主天下
    
    二、遇罗克的《出身论》从反对阶级划分走向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一)遇罗克的《出身论》是打着批判《血统论》的幌子反对阶级论
    1,《出身论》的要害在于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说成是新的“种姓制度”
    《中学文革报》编者按: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妄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伪装的特权阶层,以至反动的种性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出身论》之一:《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
    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
    出身和家庭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
    特别是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能说他们是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没有这样的东西。
    今天的这时对他们还强调“成份”,那就是要把他们赶到敌对阶级中去。
    “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
    出身好坏与本人革命与否又有什么关系?
    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出身、社会关系这些东西只能算是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不能用遗传学说来贬低一部份人抬高一部份人。那样做,无非是一种拙劣的政治手段,绝没有任何道理。
    学校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
    农村中这样的例子更多。
    社会上其他部分也如是。
    “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的更多、更典型。
    那么,谁是受害者呢?象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
    你们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在批判他们的时候,你们最有发言权。那些冒牌受害实际上得宠的谭式人物没有发言权。依靠他们批判,必然不深不透。所以你们决不是局外人,你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恩赐,而革命者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出身论》之二:《谈“纯”》
    是不是一个阶级的,要看他们有没有一致的目的、纲领、方向、行动,而不是看他们的出身。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出身论》之三:《“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兼驳清华附中红卫兵“评〈出身论〉”》
    他们歪曲阶级斗争的规律,要人们相信:老一代死光了,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是敌对阶级了。
    出身不好的青年几年以来承蒙帮闲文人讥讽嘲骂,承蒙好心的同志无休止的提醒,对自己的家庭总是存在戒心的。大多数青年是要和家庭划清界线的。往往老子说什么,他们就下意识地反对什么。你们盲目崇拜自己的家庭……当你们的爸爸妈妈没有红烙铁的时候,出身不好的青年可以用反感去抵制的东西,你们就用同感去接受。你们就容易饮鸩如蜜,夜郎自大,放松思想改造。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出身论》之四:《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
    一.记真正的大无畏精神
    二.论重在表面和重在表现
    三.论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
    四.论致死不渝的战斗精神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出身论》之五:《谈鸿沟》
    编者按:在学校里,罪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长期造成了两派学生的对立,以家庭出身为基础的对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种对立变得特别明显起来,并且延续到现在,阻碍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一步批判,阻碍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不少同志忘记了今天特定的历史环境,而把家庭蒙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比如一提到剥削阶级家庭,立刻就想到刀光剑影,以为这些家长每天就是教儿子怎样杀人。一提到高干家庭,立刻就想起有一份血书,每天都要给儿子讲怎样高深的道理。这些同志从修正主义分子一手炮制的小说、电影、戏剧、刊物上面承受了这个概念,信以为真。其实这些东西恶毒就恶毒在让青年人不理解今天的阶级斗争的特点,不懂得和平演变是什么。
    还有哪一个不识时务的老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在家里磨刀,那个结果是不算太妙的。特别是出身于剥削阶级的青年,对于家庭一般说来是憎恨的,因此,对于家长的言论,他们就有了免疫的能力。他们时时将自己放在与家长对立的一方,这样,他们在克服坏的影响方面便有了一定的优越性。但是,那些出身高贵的少爷们,那些自认为最懂得阶级斗争,以为阶级斗争无所不在~就是不在自己的家庭之中的少爷们,却很容易忽视自己家庭的坏影响。一旦他们自己的家庭真的有坏影响,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划清界限,他们甚至也会当作富有营养的东西接受下来。殊不知,我们的社会还处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都有市场。对自己的家庭丧失警惕无疑是危险的。
    他们首先认为血统高贵的人处处都了不起,行堪观止,字字珠玑,一举一动都值得记在将来的回忆录上。这么一来,就造成这些青年盲目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又贬低出身不好的青年。怀疑他们,轻视他们,处处以狭隘的偏见观察他们,把他们万分平凡的举动也看得大有申陈。搞得他们紧张、麻木、自卑、甚至心理变了态。
    社会地位是这样悬殊,还谈的上什么团结,什么了解?更谈不上共同战斗了。有的只是隔阂,是生疏,是淡漠,出身真是压死人啊!
    这里所说的成份不是出身。比如你成份是个工人,是个学生,这都可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当然也不能唯成份,不是说是个工人都是革命的,还得看表现。要时时处处看一个人的观点、立场。这和出身都毫无关系。让那些死抱着家庭粗腿不放的人见鬼去吧,这个鸿沟我们是填定了。
    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
    平等,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不是要你委屈求全,恩赐给人家平等,而脑子里还认为比别人高出一头。那是假平等!我们认为一个人是不是比另一个人优越,不在于他的出身。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出身论》之六:《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驳“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
    出身只和家庭影响有关系,家庭影响又在表现中占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那么,结论是不难得出来的:出身与表现关系甚小。
    出身和表现是没有多少关系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出身论》之七:《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再评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反动立场》
    
    《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
    至于修正主义集团是不是真的迫害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不是真的给他们精神以压力,肉体以摧残,是不是剥夺了他们做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享受的许多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许多权利,大家都可以调查。
    
    我们有责任捍卫最高指示——反驳步曙明
    既然出身不好的青年是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的,你偏偏不给他们应有的平等的政治待遇,偏偏让他们处在准备投降归顺的地位上,还奢谈什么“阶级路线”,简直胡址!
    新生的资产阶级不是出身不好的青年这一阶层,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站在革命阶级立场上对《出身论》的评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评《出身论》
    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出身论》是一株大毒草,是一株散发着修正主义臭味,企图用它腐朽的形而上学的诡辩在我们的阶级队伍中制造分裂,以便取而代之的大毒草。
    这篇精心的创造利用许多在前一阶段受资产阶级形“左”实右的反动血统论的迫害而现在要起来革命,起来肃清其影响的人的正当的情绪,来进行挑拨离间,企图把水弄浑,从中渔利。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作战组、宣传组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第三研究小组:《唯出身论》和《出身论》都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    一、社会影响、家庭影响,及两者关系
    二、关于重在表现的问题
    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出身论》的作者,虽然谈的是阶级出身,却不做真正的阶级分析,只是写到了一些表面的个别现象,就谎谬地下结论说: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从而否定阶级对一个人的影响。
    《出身论》还有很迷惑人的一面,他们为了迷惑别人,唤起反动阶级的阶级仇恨,不惜用了大量篇幅谈什么出身不好的子女如何受害的问题。我们不禁要问《出身论》的作者们:难道你们不知道解放前地主,资本家血腥迫害工农群众及其子女罄竹难书的活生生的事实吗?当剥削阶级压迫工人农民的时候,分过什么老子,儿子,成份,出身吗?百分之百的工农及其子女,不要说上大学的绝无仅有,能上小学的又有多少呢?他们在政治上有说话权利,当上什么官的有没有呢?如今解放已经十七年了,地主,资本家的子女有几个上不起小学,中学,大学的?工农子女到如今上小学有困难的又有多少?
    在阶级还没有消灭的情况下,就要求人人平等,甚至在要求平等的背后,仍然想像解放前那样,骑在工农大众头上作威作福才不算受害,这乃是资产阶级反动本性十足的表现。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戚本禹接见北京中学代表时的讲话
    我看《出身论》也不对,有很大错误,是大大错误的!它的错误就是否定阶级观点,否定阶级分析,否定阶级出身对人的影响。他是用客观主义伪装的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结果同血统论走到一起,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在我国产生了种性制度。否定阶级分析,抹煞阶级观点,企图从根本上抹煞阶级出身。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它否定了阶级烙印,它完全否定了一个人家庭出身对他本人的影响,否定阶级地位。我们不少唯成分论者,我们号召不同出身的人都要在大风大浪中改造思想。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要背叛他们本家庭所处的阶级地位。而《出身论》却号召人们不讲这些,它实际上就是彭真反党集团所歪曲的“重在表现”,它煽动不要做外围,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煽动部分青年对党不满,向党进攻。这是大毒草,我希望同志们不要上当!(群众:中学文革报已被取缔。)光取缔不行,要批它的反动思想,(群众:现在有些学校,一提出身就是血统论),说明有些人在反对血统论时想混水摸鱼,进行煽动,我们要注意这些。我们要紧紧抓住主席的两点:既反对唯成分,又反对忽视成分。首先要看出身,但不光看这点,他们出身不好,但欢迎他们造反,但不能否定出身,不能否定阶级分析,不能否定一个人在阶级社会生活中所受的影响。
    
    (二)一个真实的遇罗克
    1,遇罗克的家庭出身和主要经历
    遇罗克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六八年一月被捕;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执行,年仅二十七岁。
    1957年,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是私营企业主,在“三反”“五反”中遇崇基是(水利电力部华北电业局的工程师)是贪污嫌疑对象,被关押、逮捕,母亲就要受到隔离审查。在反右派中遇崇基说:“人和人,冷冰冰”等等,被打成右派,母亲王秋琳(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也被划成右派。遇崇基劳改。80年代中期,他被通知得到“改正”,补发两年工资。但还保留着“汉奸”身份。
    1960年夏末,高中毕业报考大学,门门功课一直名列前茅的遇罗克未被取录。
    1961年春节前夕,他自愿报名到京郊人民公社当农民。申请被批准了。接到通知的当天下午,等不及过春节,遇罗克就来到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一个菜园小队报到。
    1962年,大学扩大招生,遇罗克积极应考,试后觉得很有把握。不料,又是名落孙山。这时,征兵开始了。遇罗克又立即报名。他连检查身体的资格也得不到。
1962年《北京晚报》发表了他写的短篇小说《蘑菇碉堡与菜花老人》,
1963年《大众电影》发表了他写的《评电影〈刘三姐〉》。
    1964年初,他回城,几个月以后,他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翻译资料的合同工,后来又到一所小学代课。
    1964年秋,他与人合作将小说《播火记》改编成京剧剧本《绿林行》,请京剧院行家看过,认为不错。但因为牵涉路线问题,不能排演。他又写了梅花大鼓词《焦裕禄演戏》,立即被北京曲艺团采用。
    1964年8月,他进入工厂当工人。
    2,从遇罗克的日记中反映出的政治立场
    1966年1月2日,他写道:完成一篇约三千字的评论:《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主题批判近来赫赫一时的姚文元的“机械主义观点”。他反对吴晗的《海瑞》 认为历史上无所谓清官。
    1966年1月27日,他写到:“今天的学说正在走向神秘之途,有很大的原因是不学无术术的。”。
    1966年1月29日,他写道:“今天,则过份强调主观因素,忽视物质条件与既成事实,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54年尚可公布预决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正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十足的愚民政策。”
    1966年2月6日,他对陈伯达颂扬毛泽东不满,他写道:“但陈亦不可称为高明的理论家,其颂毛为‘智能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成了独裁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大难哉。”
    1966年2月15日,他写道:他们一见那标题《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就十分不安。文中的小标题也使他们不知所措。整个版面的安排对我也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
    平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删的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那些折中的文章,名为否定实为肯定的作者,可有我的态度鲜明,立场坚定?
    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果《北京日报》发表我那篇《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这一边,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1966年6月4日,他写道;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仿效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大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
    1966年7月29日,他写道:所谓当权派云云,亦证明,这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为什么群众行动起来?是积了多年的怨气,这次导而发之。正因为客观上解决了这两个阶层之间的问题,社会才得以进步。才能出现某些大快人心的现象。可是,又因为口号提得不中肯,宫廷政变迅速,致使准备不足,而是呈现混乱状态。总之,这跟文化毫无关系,也跟阶级毫无关系。
    (三)遇罗克涉嫌刑事案件
    1967年夏天,《中学文革报》的大部分成员到东北去搞串联,遇罗克在长春车站赶上发武器,就带了手榴弹回到北京,后来又把手榴弹到香山埋了。
    1967年下半年,北京市正发生一个散发传单的“黑旗军”案,遇罗克被列入“嫌疑对象”,但侦破结果,此案与遇罗克无关。
    接着又把对遇罗克的调查重点转到“研究出身问题的小组”是否构成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问题上。
    1967年12月30日,公安部李×根据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反革命小集团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即决定“扣留主犯遇罗克”。
    1968年1月1日,谢富治批了“同意”两个字。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逮捕人狱。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的判决书,有这样三条罪名:一是“散布大量的反动言论,书写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二是“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动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三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十分嚣张”。据此,“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反,正式宣告“遇罗克无罪”。
    
    贰、本节简论
    
    一、关于联动及反动的“血统论”
    谭震林说:就算这些老干部有问题,他们的子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也要挨整?现在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都在搞大逼供信了。不但老干部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聂荣臻说:对干部子女采取关监的办法,是不教而诛。毛主席在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如果父母不教育,责任就在父母。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不能因为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联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中央是怎样处理“联动”问题的?
    1966年6月,“血统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文革中的诞生。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一批中共干部子女传出了一副上联为“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为“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为“基本如此”的对联。这副对联的亮相,宣告了“血统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文革中的诞生。
    1966年7月至8月初是血统论的流传期。它一开始就遭到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人的劝阻。
    1966年8月中旬至10月,是血统论的推广期。“血统论”成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保卫自己以及他们派到大、中学的工作组的政治斗争的工具。8月20日,谭力夫在北京工大的一个辩论工作组与阶级路线的会上作了一个发言。这一发言的重点一是刻意宣扬血统论,鼓吹学生斗学生,二是竭力主张保工作组。于是,一个普通大学生的在一次普通辩论会上的发言被走资派、保守派翻印张贴成成千上万张传单、大字报,一时贴遍中国大街小巷。谭力夫几乎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
    同时,一批主要由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纠察队”逐渐变成保护走资派、镇压革命群众、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工具。
    在10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批判了“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
    1966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
    1966年12月5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发表《宣言》,宣告正式成立。并提出“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剥夺群众自己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1967年1月1日,《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发表003号通告,宣称:一九六0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是错误的,它要加以反对;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毛泽东为主席、林彪为副主席的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文革是执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它要加以粉碎;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专制制度,它要加以取缔;各级造反组织都是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下产生的,它要加以打倒。这就充分证明这个组织已经成为一个反动组织。
    由于他们大搞打、砸、抢、抓、杀,攻击革命组织,残害革命群众,引起人民群众的愤怒,一些干坏事的分子被扭送到公安机关,实行治安拘留。
    1967年4月,北京市被公安机关拘留的140名联动分子,经过教育以后全部释放。
    1968年以后,这些人同广大知识青年一道,下放到工厂、农村、部队经受锻炼。
    1976年以后,他们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人,成为了“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
    二、关于遇罗克和他的《出身论》
    遇罗克的判决书及有关档案、平反书及其档案,人们都无法看到。估计很可能是“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这一条罪名证据不足。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遇罗克以此为主要根据判处死刑,就是一桩冤案了。
    这桩冤案的形成当然有它特殊的历史条件,但也并非如某些人说的是“四人帮”无中生有、捕风捉影,而是经过公安机关侦查、法院审判,并经过中央领导人批准的(宋永毅说:关于遇罗克之死,有些高干子女说,处死遇罗克是有关的中央首长批示的,是位出身不好的中央首长。数一数当时中央里出身不好的有周恩来、康生、江青……,而这些高干子弟向我暗示,是在出身问题上很计较的那一位,可能是谁大家都知道了,他批示枪毙遇罗克。我们假设他们说的是真的,当他在写下枪毙遇罗克的指示时候,他已经有精神方面的毛病了,因为遇罗克讲出来的话对他这样出身不好的人来说,应该是更容易接受的常识,对不对?无论这个人是谁——《民主中国》1999年6月号)。可见对个案件的慎重。
    同时,不能因为遇罗克判处死刑是一桩冤案,就把遇罗克的《出身论》以及他在日记中表现出来的理论上、政治上的错误都说成是正确的。
    下面是两个民运分子对遇罗克及其《出身论》的评价:
    宋永毅:《出身论:黑暗中的人权宣言》
    即便对《出身论》只投去匆匆一瞥,也不难发现它的核心观点是二个字:“平等”——即为专制制度下的贱民们争取政治权利的平等和受教育的平等。《出身论》等一系列论著认为:由于十七年中错误的“阶级路线”,在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没有什么区别的社会性的歧视制度——出身歧视(《出身论》)。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实际上已在十七年中被剥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且即便在工厂农村,也同样在提升、工作分配、经济待遇、乃至选举与被选举权上得不到平等的权利。由此,作者犀利的笔锋还不露声色地进一步揭示了统治者进行出身歧视的真正目的:“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这样,中共当局为了自充“上帝”而制造“魔鬼”的神话;为了牢固地统治人民,进而把人民分裂,并进一步设置集体仇恨倾注对象——成份与出身不好的人的险恶用心便昭示于天下了。
    在遇罗克看来:十七年的官僚体制使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子女成了“物质上的特权阶层”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遇罗克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在表现面前,所有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遇罗克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对血统论的瓦解作用,并指出血统论完全是中共当局企图使“新中国也形成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谈鸿沟》)。
    作者“对现存制度‘无比优越性’的肯定”,恐怕更多的是遇罗克行文时的一种策略上的考虑。至于他大量引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的语录,在更切近实际的意义上,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和当时流行的“打著红旗反红旗”的手法而已。遇罗克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先知先觉,他从一开始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决反对者。他首先坚决反对现代迷信。遇罗克还一眼看穿所谓文化大革命幕后的权力斗争实质。一方面他肯定人民对官僚体制的冲击,另一方面他又批判这种冲击的巨大历史局限性和为毛泽东等人的利用性。
    《出身论》揭露了中共所谓“阶级路线”的现代种姓制度的本质。
    这个宋永毅非常可爱!他把遇罗克的《出身论》的反动本质以及遇罗克的真实政治面貌,清楚地揭露出来了。这个民运分子故意歪曲事物的本来面目:阶级斗争本质就是不平等。其实,阶级斗争的本质就是要消灭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的不平等!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社会中难道说存在过什么不同出身的人有平等的选择权、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吗?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期,由于阶级还没有消灭、由于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个人分工的差别仍然存在,也不可能完全消灭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平等的根本问题在于消灭剥削制度、剥削阶级!
    郑也夫:读《遇罗克》断想
    重读遇罗克的文章,我懂了。遇罗克说破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说破了十七年历史中最丑恶的一面:我们的社会公然压迫着它的一部份成员: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们,及守法的地富反坏右们,其数量大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加上有海外关系者和历史反革命的子女,受歧视者接近五分之一。每朝每代都有歧视和压迫。所不同的是我们的压迫披上了神圣的外衣,而使压迫明火直杖,十倍疯狂。遇罗克正是向着那神圣外衣--血统论的意识形态开战。
    这个郑也夫也坦白得可爱。他把遇罗克的政治、阶级本质暴露无遗:遇罗克说破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说破了十七年历史中最丑恶的一面:我们的社会公然压迫着它的一部份成员: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们,及守法的地富反坏右们。
    
    
    2007年9月13日初稿
    2011年8月24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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