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四册（1）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四册（1）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一节  大闹怀仁堂

    本节资料
    
    壹、文献资料
    
    一、歪曲军委八条，镇压革命群众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石河子的指示
    新疆自治区党委、人委、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并自治区革命夺权总指挥部：
    （一）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凡是有群众的场面，我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如有群众夺取部队武器，首先应该劝阻；不听，也应向天放枪以示警告。对武装反革命分子和过境窜入的武装反革命分子，也要力求逮捕，只有敌人首先开枪时，才能自卫还击。
    （二）新疆军区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值班部队，担负着保卫祖国边疆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繁重任务。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群众组织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
    （三）石河子地区的武装冲突问题，待中央派人调查处理。目前在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地区已经发生的乱抓人、打人的行为，应该立即停止和劝阻，已经抓了的群众，必须立即释放。
             中共中央国 务 院中国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元月三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徐向前与总后勤部系统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的谈话
    〖被接见单位：二医大红色造反纵队代表，301护校红色造反大队代表，总后政干红色造反革命纵队军代表和总后机关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代表等共九名。陪同接见的，有李曼村同志以及全军文革的工作人员七至八人。〗
    徐向前：你们什么时候到三座门的？（指全军文革办公室三座门三号）
    群众：我们是29日去的。
    徐向前：你们干劲可真大呀！你们都是那个组织的？我本应该找你们早一点谈一谈，因为事情很忙，顾不上，你们送上来了，这很好，你们是不是推举一、二个人把问题集中的讲一讲。接着代表们简单地介绍一些情况后，提出了问题。
    群众：徐副主席，你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根据是什么？我们想听一下，你对邱会作的问题的看法，现在我们要邱会作来开会也要不到。
    徐向前：邱会作的问题，那天（25日）我说收回来，不是把我的看法收回，而是指收回派王峰去这件事，王峰是我叫他去的，是听说你们要开斗争邱会作的大会，派他去了解情况，主要是想找造反队，后来王峰找不到你们，就先去找了张池明，他去的目的想开小会，揭发批判邱会作的问题把问题弄清楚以后再开大会。
    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今天我还是这样看，尽管他有错误、缺点，作了些错事，说了错话，但不是反革命，这我们军委都了解他，要看他的历史，他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副主席的，是属于好人的，你们要认清什么是敌人，这两条路线斗争的锋芒，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指向牛鬼蛇神和他们搞政变集团的那伙人。我们军队过去以彭德怀为首搞阴谋，以及罗瑞卿、廖汉生、梁必业等，这一类人都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刘少奇、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讲话搞了许多坏东西，刘志坚也对中央封锁消息，不请示汇报，搞了许多私货，他搞独立王国，这样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那时候刘少奇、邓小平是以中央名义，下面只好执行，如不执行不就是反党了吗？如刘志坚搞三条黑指示，下面的这些人都执行了，军队里大多数当权派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不是资产阶级阵营里的人。他们有的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对邱会作我们并没有看成是三反分子，我以前是这样看，现在这样看，以后还是这样看，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因为你们没有足够的材料说明他是三反分子，从你们揭发的材料来看，都是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的问题。不能说明他是刘邓的人，这些并不是我说的，军委对这些干部还是了解的。
    邱会作还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林副主席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错误，正因为有错误，才叫你们彻底批判，彻底揭露。批成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军队内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这个斗争很艰巨，你们那天汇报四个多小时，没有一条能说明他是三反分子，是搞政变集团的人，我并没有说他是三反分子。你们对邱会作彻底批判揭露斗争是你们的事，我还是我的看法，我是完全站在你们这边的，赞成你们的彻底造反精神，我不是保皇。你们总后的真正的牛鬼蛇神一定要揪出来，不揪出来，我们决不罢休。刀锋一定对准敌人，你们那里哪些是坏人靠你们调查研究，分析。这些人不同于好人犯错误，我们军委几个副主席对邱会作有一致的评价，过去后勤工作只抓业务，不抓政治，我们观察了好几年。没想到他在生活上这些问题引起很大公愤，这些性质是严重的。但是他并没有站在彭德怀、罗瑞卿一边反对毛主席。而北京军区的廖汉生、杨勇这些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我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就是说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很正确的，并不是说邱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邱会作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能厉害点，对二医大红纵搞了许多小动作，我就不同意，邱会作说话有点不老实，喜欢搞点两面手法。这些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我们都是为革命，要坚决站在毛主席这一边，搞刘邓司令部的人，按两个阵营来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这个意见我是同意的，毫不含糊的。
    这个我们军委常委都分析过，也不是听了那一个人的汇报改变了我们的看法。政治上坏人我们不能保，例如廖汉生我们就要打倒。郑维山就要保，听说北京军区造反派把郑维山关起来，他在接待红卫兵过程中做了很多工作，他们造反派把郑维山关起来，我找不到，我很激动，一定要他们把郑维山放回来，他们先不放，要谈判后放出来。如这件事我与他们站在一起，（他们指造反派），把郑维山打倒，那我就与刘邓站在一起，就犯了大的原则性错误。就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郑维山这个人的问题可能比邱会作小一点，我上次说蒙在鼓里，是没有想到邱的问题那么严重，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生活作风等问题。我听了你们四个多小时汇报，没有一点说明他是刘、邓、彭、罗有串联，阴谋搞政变的，所以不能说邱会作是反革命修正分子。我收回王峰就是等于没有派。我认为邱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是可以烧的，但烧而不能焦，烧焦了就会犯错误，应按主席教导，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那天那么多人的大会我不能讲，今天少数几个人，我说心里话，这 是军委的看法。他的身体的确有病，特别是武斗以后，他身体不太好了（群众插话：我们没有武斗，这完全是造谣诬蔑）你们去批判斗争。（群众：我们要人）没有他也可以批判，斗争嘛！我们要以大局为重，他肯定不是牛鬼蛇神，我可以保一万个险。对于这些高级干部，那个拥护，那个反对，我们心中大体上有个数，是了解的。所以我们要顾全大局，保他出来就是由于身体不好。林彪同志陈伯达同志都亲自写了信，你们看了没有？（答：看了）叶群同志也表了态，他的态度也和我一样。我和你们讲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现在周总理和我保了，林副主席，伯达同志也保了。我们要以大局为重，斗争以小局服从大局，你们再不要向总理提意见，递条子啦，他们从井岗山开始，他们了解。
    你们总后勤部，邱会作、张令彬，林总他们都了解，是熟悉的，谁拥护，谁反对，他们心里有底。我们没有就不好说话了。邱会作有严重的错误，但他不是他们刘、邓、彭、罗等反革命集团的人，看十六条和社论都是讲一小撮。我们要起来搞牛鬼蛇神。邱会作不是反革命。我们要保他，如果是牛鬼蛇神，我们不就成了保皇派了吗？那些人要推翻毛主席，你们后勤部都是有的，你们还没有揪出来（问：不是饶正锡吗？）你们去考虑嘛，何必问我，你们作一些调查研究，我们也作一些调查研究。我们和邱会作虽不经常在一起但经常开军委会，我们军委常委对每一个高级干部都有看法。你们去烧，去斗，我们不好说，但到一定的时候，我们要出来说话，总理也讲过，烧错了对我们不利。但是牛鬼蛇神放过了，对我们也不利。邱会作是烧而不焦的问题。我们到那里都是这个看法。你们不同意我的看法，要同我辩论，就是把我关起来，我也不改变。总后只了解邱会作的表面，好多同志不了解邱的本质，在大的方面作了很多好事。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但是他们不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们都是代表，我要你们回去向大家作工作，讲清楚，我个人意见，对于邱会作已搞得差不多了，是否适可而止，这是我个人意见，不代表全军文革，但是这个看法是我个人。军委是不会保坏人的。你们看到保彭德怀、罗瑞卿等人吗？为什么要保邱会作，你们深思一下，现在到时候了。从前没有给你们讲。你们不到三座门来也会找你们的。我们全军文革组织不健全，工作中有许多缺点，也是在阶级斗争中锻炼，与你们各战斗组织没有接触，希望你们经常提意见。使我们工作搞得好一点，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接着革命群众又提出了一些问题）
    群众：刚才你讲了许多，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请举些例子，以便我们思考和说服群众。
    徐向前：那么我问你们，你们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如何区别？
    群众：就是看他是否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副主席、是否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群众：刘志坚是什么人？刘志坚包庇邱会作，紧急指示下达前，刘给邱予先打招呼，通风报信，是什么关系？
    徐向前：刘志坚、罗瑞卿等人与邱的关系，都是一般的工作关系。但他的基本立场是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我看到你们的材料都不能把他打成反革命，他的那些错误都是思想认识问题。现在没有材料能说明邱与刘、邓、罗、梁有关系。他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军委看法。邱会作做后勤部长比任何一个后勤部长都好。过去后勤工作从不抓政治，单纯业务观点，他还突出一点政治。（有人问：29日给你送的材料你看了没有？）徐说：我还没有看。（有人说：我给读一段。接着读了一段三反言行和不突出政治的材料。）徐又说：这些问题都是工作上思想上的问题，你们不要断章取义。我们军委对这些同志都有评价，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那次你们大会上讲的材料，不能证明他不学毛著。今天我们讲过去后勤部不搞政治，邱搞了政治，他就是突出政治不够。今天革命主要是针对牛鬼蛇神，我不同意你们把他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今天还是这样讲，烧而不焦。军队里不突出政治的军事干部多得很，不是他一个人，但不能说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们拿不出一点根据来证明他与刘、邓、彭、罗、梁等人有关系，我们认为他在后勤工作上是有成绩的，我们体谅你们。我们并不保牛鬼蛇神。他与刘、邓、罗、梁不是一个山头的人，都是工作关系，我们为什么要斗廖汉生，你们应该清楚，如果邱会作是这样的人，我们早就把他揪出来了
    群众：廖汉生这个人，不是群众揪出来的吗？
    徐向前：你们可以这样认为，但我们心中有底，这并不是群众揪出来的。
    群众：刘志坚你知道吗？
    徐向前：刘志坚揪出来我感到很突然，他不仅有这些问题，他还被日本人俘虏过。
    群众：被俘虏过的人怎么还能让他当这么大的干部？
    徐向前：过去有些成了叛徒的人，也有留用下来的，刘志坚被俘虏过，邱会作就没有被俘虏过嘛。
    群众：邱是会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徐向前：他可以吗？我们提倡文斗，不用武斗，（我们声明并没有武斗）就全军来讲，打人还是有的，对邱会作你们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看不要那样提。你们还说砸烂他的狗头，他不是狗嘛！怎么能砸烂狗头呢？我坚决支持你们揭发批判，但从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他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要有分析，解放军要有纪律，要实事求是，要有革命性，科学性和纪律性。如果你们有材料，拿出一个定时炸弹来更好嘛！如果你们有大量事实，我可以承认错误，你们要顾全大局。邱会作不到会照样可以斗争，我肯定说：他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而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王峰你们不要揪他了。要揪就揪我，那些话是我让他说的，他的错误就是到总后不应该先到张池明那里去，而应该先到造反派那里去。
    你们一定要注意以大局为重，你们想一想，林彪同志、伯达同志、周总理他们会不会保牛鬼蛇神？他们是不会的。
    以上我讲的那些问题，如果你们不通，回去就不要给大家讲了，我是和你们商量的，交心的。
    后来群众要求谈有关八条的问题，以及机关夺权等问题，徐副主席讲，今天就谈这一问题，别的就不提了，会议到此结束。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聂荣臻与国防科委所属各院校座谈纪要
    〖开始，介绍代表。聂荣臻同志首先听取各院校代表反映情况。〗
    （谈到北京工业学院情况时）
    聂：“大方向一致的，都要联合起来。”
    （谈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西安都电讯工程学院时，介绍了成电两派情况。）
    聂：“现在四川省混乱得很，有的部队有坏人，不能一样看待。有时部队弄不清楚，支持错了，因此，要求地方部队要了解情况。”
    （又问了一下交大的情况）
    聂：“交大两个组织观点一致，怎么不能合并呢？”
    （交大回答：家里已合并）
    聂：“交大夺权了吗？”
    （交大回答：以前是“红革会”夺权，现在“红革会”与其他革命造反派矛盾很大，“红革会”犯了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大国沙文主义。）
    聂：“怎么犯大国沙文主义？”
    （交大回答：他们是较大的组织，他们到处插手，控制《解放日报》提出打倒托派，加剧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炮打张春桥，针对中央文革。）
    聂：“他们是多大的组织？斗争是有反复的。上海交通恢复了吗？生产怎么样？学校夺权如何？”
    （交大谈了一下上海的情况，下面问到南航情况，南航代表谈了一些南航的情况。）
    聂：“中央反对山头主义。”
    （南航谈到：……）
    聂：“我不是保守，开除党籍慢一些，不要被事务性工作冲淡政治工作。”
    （有人谈到：他也要夺，你也要夺。）
    聂：“联合起来嘛！哪有一个人夺的呢？”
    （谈到军事院校的军官如何打人等）
    聂：“越是军官，越是不听话。”
    （谈到哈军工问题）
    聂：“‘八·八’和‘红旗军’搞到一块，你们主要是争取他们中的群众，要把受蒙蔽的群众 和 他们的头头分开。主要要做他们群众的工作，不要歧视他们。”
    聂：“你们应该站在潘复生的一边。”
    （我们谈：潘复生应该站在我们一边。）
    聂：“一样嘛！潘在省委是受排斥的，李范五和一些人排斥他嘛！你们支持他嘛！”“哈市在开始时很乱，我们也很担心。你们哈市没有其他组织吗？”
    （哈军工：没有其他组织了。西工大谈了一些情况，说：科委支持保守派。）
    聂：“我们没有支持临委会，我们来查一查。”
    （西工大：昨天付德林还说支持多数派。）
    聂：“少数多数还要看谁是正确的。总是会有变化的。革命派总是由少数变成多数。”“西安的问题比较复杂，比较混乱。你们对霍士廉的看法怎样？”
    （答：省委和西北局有矛盾。）
    聂：“在军队一样么！霍在抗战时在山东。《红旗》十三期社论指的清楚。我没有和霍在一块工作过。不太了解。”
    （同学说：李世英不是真革命，否则为什么自杀？）
    聂：“陈总谈他原来受过害，对他有同情心，但希望在内部，夺权怎么样？解放军参加了吗？”
    （西工大：没有反复，解放军支持了我们。）
    （哈工大：目前哈市的运动情况有所变化，我们有些情况请示聂总，谈军委八条命令，给答复。）
    聂：“可以派少数搞科委问题。”
    （哈工大：科委的会议我们是否可以参加？）
    聂：“公开的可以参加。我的意见是科委商讨一下，可以找几个单位商讨一下，有意见交换一下。”“关于毕业生分配，肯定也有争论，现在也没有决定，我的意见是实事求是。（因为有的学生家庭有困难）还可以讨论。”“关于经济主义，已经批了就算了，不要再追。”
    （北航谈了一下夺权问题。聂又问了太机情况，南京炮工情况。谈到西军临委会时）
    聂：“不是和稀泥，对于筹委会的人一定要区别对待，应该给予他们教育。帮助他们成为新人。”（谈到科委内部和院校串联问题。）"我们和你们是工作关系，不是什么串联，对于黑帮儿子，我们还要教育。父亲是黑帮，儿子不一定是黑帮。自来红思想是不对的。应该改造。应该教育，分配工作。可以提意见，（谈到材料问题。）关于材料问题，我们发给你们，（指八条命令以前）八条以后不能发。要同等待遇。现在解放军已介入，地方的问题也很复杂。为什么有的地方夺权成功一点，有的还不成功。现在情况很复杂，蒋介石在台湾。苏修打留学生跟法西斯一样，我们要战备。新疆也很复杂。我们一方面要支持夺权，另一方面要搞战备。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一点不能忽视。所以军队上的要分批分期搞。支持左派问题上也很复杂，不能支持错的，在公安系统也要夺权，罗在公安部搞了好几年，我们也不放心。
    在座谈中，聂荣臻同志指示纪要如下：
    一、目前军队所处的地位很重要，解放军不仅要支持左派，而且还要做工作，因为派别很多，看不清楚，有时也会弄错了。
    二、解放军一方面要支持左派，另一方面要加强战备，一点也不能疏忽。苏修对我们不断挑衅，新疆很乱，我们要提高警惕，因此，军事机关要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
    三、公安系统在罗瑞卿手下管了十几年，我们对公安系统还不信任，你们夺权，我是支持的。
    四、部队不能夺权。
    五、要发展根据地，进行大联合，消灭山头主义，联合起来力量才大，要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大联合，统一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
    六、夺权以后，还让原来那些人干（个别除外），你们只起监督作用，不要忙于事务工作。
    七、夺权以后，在改的时候，你们可以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设立校务部，教务部。选出主任，采取集体领导，至于校长，不一定要了。
    八、你们搞科委，是可以留一部分人的。不受军委命令的限制。
    九、有些干部站在左派方面，你们要欢迎，因为你们不了解的情况，他们是可能了解的。
    十、对于黑帮子女，一般不要清理，应该进行教育。争取一个算一个，看他是否与家庭划清界限，考虑将来分配工作。
    十一、原毕业分配方案，可以重新分配，要群众重新讨论研究，对保守派也应分配，但要进行教育。
    十二、许世友是一个老干部，人是好的，经过长征。只是性格有些特别。他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
    十三、红旗军是一个反动的组织，发展相当快，你们要多注意一些。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基地，并各总部：
    兹将福建前线公告转发你们，望参照执行。
    附：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最高指示
    军队向前进 生产长一寸
    加强纪律性 革命无不胜
    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最近，正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实行大联合进行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福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进行造谣诬蔑、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军事机关，他们违背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规定，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两次冲进会场非法夺取大会领导权，破坏会场设备，二十六日冲击军事指挥机关，特别是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命令公布之后，三十日仍然有人明知故犯，乱抓军队干部进行斗争，实行体罚，侮辱人格等等。公开违抗最高统帅毛主席批发的中央军委的命令，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应当受到纪律制裁。
    我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主要的工具，是人民利益最忠实的保卫者，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忠实保卫者，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忠实保卫者，谁违抗毛主席的命令，谁就是反对毛主席！
    我们遵照最高统帅的命令，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者，坚决实行纪律制裁！
    为着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违法分子，实行了纪律处理。外部如有借此进行造谣诬蔑，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冲击军事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者，我们一定按照最高统帅命令，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
    坚决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
    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陈伯达接见第二军医大学和总后勤部机关代表的讲话
    〖被接见的有；第二军医大学“红纵队”和总后机关革命造反派部分代表〗
    伯达同志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向大家问好！并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很关心你们（会场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陈伯达同志讲：你们在这里待了好几天，我们没来看你们很抱歉。我希望大家回本单位去，在大街上不好。回本单位去，回学校去，有问题可以到那里商量。在这里吃不好睡不好，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安心。你们贴的大字报，标语我从这里过了几次了，我看了看。你们要准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要给改正的机会，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要回学校去，要本着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方针去做，我来转了几次了，我看了有些大字报后很难过，有些是黄色新闻，有些是低级趣味的，这不好。文化大革命是思想革命，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斗争，你们贴这些低级趣味的东西干啥，我看了很难过，我叫别人把你们大字报贴掉了。
    哪个同志有错误都可以尖锐的批评他。这些生活上的过程，不要搬到大街上来。贴到大街上来也弄不清楚，要给人家改正的机会，每个人都有大大小小的错误，当然要给改正的机会。你们在这里想一想，这样做合适不合适，我想了很多天了，考虑你们的作法，这样做是否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每天都在搞我们的新闻。
    看一个人要全面看，要看整个历史，不能只看一点不及其余，这不符合辩证法，不符合马列主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你们听了我的话是否难过？不要紧，在这里呆几夜也是有好处的，不过适可而止，你们吃过饭就回去，好不好？（众答：同意！）你们不同意可以写大字报，可以给我提意见，可以批评，我也是可以批评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非常重要的标志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中包括我们自己都要改造，这样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要认为自己都是对的，认为自己完全是对的，这样就危险了，我说错了欢迎批评，你们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有的可以解决，就是有片面性。
    我建议你们吃完饭就回去，有问题慢慢商量，你们在这里呆久了不好，有的人已经病了。我今天不是来答复问题，我是来请求大家早点回去休息。
    众：首长对我们的关怀我们感谢，我们一定照办，但是徐副主席二月一日的讲话是不对的。
    陈伯达同志说：徐副主席的讲话你们要辩论，有的人还要打倒。（众：我们没有要打倒）你们也不一定打倒邱会作同志，打倒了他就不能工作了。让邱会作在工作中改正错误。
    众：他跑不了，他是三反分子。
    伯达同志：我说先作结论不对。
    众：我们有材料。
    伯达同志：你们的大字报我大体上知道了（这时伯达同志听到了广播车的广播）我也不赞成这喇叭车在到处响。
    伯达同志继续讲要帮助大家帮助别人，帮助自己改造自己的思想，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你们现在批评吧，我的话说完了，就欢迎你们批评、辩论。
    众：邱会作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是否要批判？
    伯达同志：你们可以继续写墙报、大字报，也可以写信送来。
    众：我们批判他是否能到会？
    伯达同志：他可以到会，也可以不到会。他身体不好，你们不要动不动就下命令，这样不对。
    众：邱会作的病是假的，他欺骗了军委，假造了病历。
    伯达同志：你们过半年就知道他有病没有，我检查没有检查出病来，但我要算是有病的。你们有揪邱会作的权力，徐向前有保邱会作的权力。
    众：徐向前的讲话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伯达同志：你们批评是可以的，我也是保徐向前和邱会作的，思想对就保对了，思想错就保错了。我不赞成用这个“揪”字，我力气不够，我不赞成你们用这个“揪”字。斗刘志坚我也不赞成，什么喷气式，戴高帽子不好。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林彪同志早就讲了。就是要触及人们灵魂。我在街里看见一个汽车，上面站着一排戴高帽子的人，真难看，我不赞成，对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线要划清。犯错误不能当成反革命，当然也不能放过反革命，我们人民解放军是镇压反革命的，问题还没有闹清，就揪，揪出来就戴高帽子，这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八条命令？（众：赞成。）赞成还要看行动，回去好好睡几天，研究研究军委命令，毛主席（的）批示很好，你们回去想一想。
    众：徐副主席的讲话划框框定调子是不对的。
    伯达同志：我没有看见徐向前的讲话，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过程我是知道的，可以原谅你们。
    众：你不了解邱，为什么保邱？
    伯达同志：我是从很多同志知道他的，他在总后工作还不错，看一个人要看行动，看实践，不要有片面性。
    众：邱是两面派，对上一套，对下一套，他欺上瞒下。
    伯达同志：我是保护你们，也保护邱会作，不是没有原则的保，我保他的同时，也就是保护你们，你们这样呆下去不好。这是文化大革命……自我革命，我今天来看你们，我让一个学校把你们的大字报贴掉了。我不是发疯，我是提倡大字报的，你们要回去好好商量，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就不好了，那些大字报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很关心你们，我代表向你们问好（会场再次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万寿无疆！）。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期望，要很好地学习十六条，这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
    众：徐向前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那我们就不能批判？
    伯达同志：我没有给你们定这个调子。
    随后伯达同志带领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详情见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专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告
    1967.02.16；中发［67］国基建字32号
    一、国务院工交各部直属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的试点，是经过党中央、军委、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是一项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重大措施。各试点单位，应积极做好整编试点工作。
    二、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和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两次命令进行。由于基本建设工程兵不是作战部队，因此，除了进行正面教育以外，也应当在本单位党委领导下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三、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担负着国防和重点工程的施工任务，这是关系到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抢时间、争速度的大事情，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和随军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夺取革命和建设的双胜利，并注意保守国家机密。
    四、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斗争锋芒应针对原来企业的领导干部，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刚从解放军调来的干部，应当安心工作，切实领会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精神，认真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对本身的缺点、错误，主动检查，接受群众批评，做出好样子。
    五、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已经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部队连以上的主要骨干又大部分来自解放军。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采取撤换调离的办法，一般不搞群众性的夺权。
    六、由于基本建设工程兵的兵种机构和纵队领导机关尚未建立，国务院工交部门的有关各部必须加强对各支队、大队的领导，认真负责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
    七、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坏人乘机攻击和诋毁解放军，挑拨兵工关系，破坏基本建设工程兵整编工作。
    这一通告可在有关部门、地方和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各单位宣读、张贴。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命令，对军队内部的夺权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由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在这些单位中，那些要夺权，那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如果领导权确实掌握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的，要坚决夺回。夺权后，对于犯有错误的原有领导干部，应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别对待。一棍子打死的风，万万不能长，一犯错误就一脚踢开，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不能把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人当作夺权的对象。
    （二）夺权必须是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进行，不准联合本单位以外的革命组织参加夺权。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夺权，必须是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实现最广泛、最紧密的大联合。必须是革命的领导干部、革命的中层干部和革命的群众三结合。必须是通过充分酝酿协商、条件成熟，经过上级批准后，才能夺权。不能搞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在夺权斗争中，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之间互相发生争执时，要通过民主协商来解决，绝不能武斗。对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和个人，不能采取排斥、打击、压制和歧视。夺权单位，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保证既搞好文化大革命，又要完成各项任务。
    （三）各学院学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输分队的权不能夺，也不准参加夺权。这些分队的指挥权，应按军委二月八日的规定移交各驻地军区或部队。
    （四）除第一条规定可以夺权的范围以外，其它一切大小单位都不准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进行夺权。群众对这些单位的党委和领导干部有意见，可以充分鸣放。党委成员个别不行的，个别撤换，大部分不行的，进行改组，但均须报请上级批准。在本规定之前，凡规定不应夺权的单位而夺了权的，可由上级机关、革命群众组织和本单位领导三方面协商解决，把权交回。
    以上规定，望全军指战员、学院学校师生员工、文艺团体、医院和军事工厂的全体同志，切实遵照执行。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中央军委关于专职武装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问题的通知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在这种新形势下，公社、厂矿、院校等单位基层专职武装干部，要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要积极作好民兵工作，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此，对有关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规定如下：
    一、公社、厂矿、院校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应当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同地方干部一样，参加本单位、本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二、公社、厂矿、院校专职人民武装干部，负有组织民兵保卫文化大革命和战备任务。所有专职武装干部都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对民兵武器弹药，按上级规定，严加保管，不经上级军事机关批准，任何人不得动用。
     中央军委1967年2月17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
    红旗漫卷福州市，凯歌响彻全中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阶级斗争新阶段的今天，又一次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胜利消息，从福建海防前线传来了。
    我们热情欢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我们热烈赞扬福建前线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做出的新贡献！
    我们衷心祝贺福建前线三军指战员，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的新功勋！
    正当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实行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关键时刻，正当全军指战员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以实际行动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时刻，正当前线三军百倍警惕、加强战备的时刻，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拚命反对“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公然把斗争矛头指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妄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工具，以达到保住他们所篡夺的党、政、财、文大权，维持摇摇欲坠的反革命统治。
    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阶级敌人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这绝不是偶然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在阶级斗争风暴中经过千锤百炼的强大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坚强后盾。上海、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和福建等地区的胜利，再一次证明了这个伟大的真理。阶级敌人对于忠于毛主席的人民军队，向来是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它们为了挽救即将灭亡的命运，必然要耍尽花招、玩弄阴谋，作垂死的挣扎。它们或者是乔装打扮成“左派”，以骗取军队的支持，镇压真正的革命群众；或者是颠倒是非，造谣惑众，挑动受蒙蔽的群众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或者是散布无政府主义思想，欺骗和煽动一些人，去排斥一切，反对一切，打倒一切，把斗争矛头指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人民解放军。凡此种种伎俩，都是为了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工具，破坏“三结合”的正确方针，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目的。这真是蚍蜉撼大树，痴心梦想。它们得到的只能是灭亡！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阶级敌人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正说明毛主席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伟大号召，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正说明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全力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做得对！做得好！我们要坚决地按照毛主席这个教导去做，坚决地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摆在我们面前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对每个指战员都是严峻的考验。我们要做到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一定要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洞察一切，明辨是非，区别真伪，分清敌我，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那一小撮反动的首恶分子，要坚决镇压，绝不留情。对那些受蒙骗的群众，要大力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和争取他们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军广大指战员要坚决遵循最高统帅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抓革命，促战备，百倍提高警惕，严守战斗岗位，随时准备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在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做出新的贡献，建立新的功勋。
     （载《解放军报》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 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九日）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聂荣臻对国防科委所属院校和国防科委八局同志的讲话
    我想谈几个问题。
    同志们到北京有相当时间了，你们是来造国防科委的反，对国防科委文化大革命起很大作用，国防科委文化大革命依靠科委群众和革命干部，他们是能把科委内的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当然院校师生起很大作用，这点感谢大家，以内因为主，加外部力量帮助，会搞得更好。你们回去以后，对科委有什么意见，可以随时提出来，写信、写大字报，欢迎大家提意见。你们回去，可以把我的意见转达给各校的革命师生，欢迎大家给科委提意见，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同志们响应国务院和军委命令，回本单位闹革命，这是很好的行动，总理早就讲过。工人，学生大部分回去了，北京联络站三千多单位都要回去，回本地区、本单位，大家应该贯彻这个命令。希望你们动员北京以外的同志收兵回来，在外面，很长时间了。当前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夺权斗争的阶段，斗争很尖锐，很复杂。斗争第一是本地区、本单位，你们应该勇敢地站在最前线。
    第三点，当前国内外的形势很好，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对全世界产生了越来越深远的影响，从中国文化大革命看到真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命运，全世界人民把无限希望委托在毛主席身上和毛泽东思想上。毛泽东思想成为全世界革命最高的指导思想。全世界人民都在学习主席著作，和他们本国情况相结合，指导本国革命运动，现在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是很恐慌万状的，采取什么行动你们都清楚了。仇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采取一切手段，对留学生采取法西斯手段，证明他们是恐慌和虚弱的，苏联修正主义带头勾结美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新的反华高潮，这就是反革命反毛泽东思想，在我国边境加紧活动，不断挑衅，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在东南沿海蠢蠢欲动。国内地富反坏右纷纷出笼，斗争很尖锐，很复杂，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主席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他们现在这样拚命反对我们，证明我们文化大革命做得好，做得对，但是，另一方面也要引起我们的警惕。人民解放军当前任务还是十分重要，十分繁重的，有战备任务，又要支援左派夺权，又要支援左派巩固夺权的胜利，因此本身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地进行。军以下不搞“四大”，军以上在××地区现在我们还没动，那些军区要搞，还要军委批准。整个形势战备任务，决定怎样地进行，如何进行，因此，有的地方进行，有的地方没有进行。解放军必须保持高度集中统一和不间断地指挥，同时必须保持严密、完整的指挥系统，不能有任何环节出现指挥脱节和瘫痪的现象。这是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有关的全局问题，解放军的指挥系统很有秩序，那就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如果指挥系统不灵，那文化大革命就不好搞。敌人是最希望我们军队中也出大乱子，地富反坏右主要矛头对准解放军，昨日人民日报登了福建前线的例子，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有代表性的，金门、马祖和台湾望得清清楚楚，地富反坏右利用这个时候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发表这一讲话，（指人民日报刊登韩先楚及魏金水的讲话──整理者）人民日报转载，是有代表性的，不是 一 般问题，这是带普遍性的现象，中央军委八条、七条都传达了没有。（答：都传达了）
    第四点，最近中央、国务院、军委制订了很多文件，这些文件提出了很多十分重要的政策，这是总结前一段文化革命经验以后提出来的，有些是毛主席亲自修改，提出来的，有些人提出，有些中央文件是造假的，中央军委文件怎么会是造假的呢？这些文件并不会干扰文化大革命，相反，它推动和支持文化大革命，更有利更保证文化大革命的完成，这是最高指示，同志们要认真学习，不折不扣地执行。
    军委七条规定，第一条说，凡是我军真正的革命同志，要坚决捍卫，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最后还说军委要求全体同志认清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充分认识我军在这场斗争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光荣任务，坚决执行上述规定，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这些文件虽是军委发的，但这些精神对地方也是适用的。
    毛主席二月二日（八条命令规定后）有这样一段批示：此命令所印八条，亦将影响地方干部、群众，使之走向正轨。
    第五点，同志们回去，搞本单位、本地区斗批改。有几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1）确实学习掌握林副主席提出来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性和纪律性。革命性是第一位，但如有革命性，没有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革命也革不好，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干劲要和科学精神相结合，要有严密组织性纪律性。（大意）
    所谓科学性，就是调查研究。
    文化大革命进行八、九个月，现在有一个问题，如何分清敌我友。敌，我们打击的对象是什么？那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一切当权派是不是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们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是科学的，不是马列主义的，过去有人提出，除主席、林副主席不能怀疑，其他的都可以怀疑，这是没有根据的。要夺权，要夺谁的权？一切当权派是不是都要打倒？真有革命的领导干部没有，这就是当前所提出来的“三结合”问题。
    有一些单位里，有的夺了权是假的，虚伪的，摸了一下就走了，现在真正夺了权的有黑龙江、山西、上海、青岛、贵州等。因为里面还有革命的领导干部，和当地群众的负责人和部队领导组成“三结合”。
    没有“三结合”，这个夺权就比较困难，这是夺权中的具体问题。在北京有这样问题，你夺了权，他还不承认你。要有革命的领导干部，过去的当权派，如果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与他结合，因为他在过去有相当工作经验和广大群众的信任。
    我们打击的对象究竟对不对，林副主席讲过，作战时要集中力量，五个指头同时按跳蚤，不如一个手指有力量，不要分散力量，我与四川几个同学谈，他们成立什么解放大西南××组织，你们首先把四川解决了好不好，现在四川就难办，七千多万人，是个大方向，你们先把四川问题搞好，就很了不起啦。你们要注意打击方向和重点，不要把战线分得很散，结果一个地方也没有搞好。
    （2）军事机关有他的重要性，任务繁重，不要冲击，要看到这一点，这一点我还是要说一说。同学们，你们对解放军的认识，你们不是提出彭德怀、黄克诚，还有罗瑞卿、贺龙，但是军队还是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师林副主席指挥的，这支部队可以说在世界上没有这样的部队，经过几十年毛主席亲自培养，领导指挥成长起来，取得胜利的，这样的无产阶级军队在世界上是找不出来的，革命性是世界上找不出来的，因此我们要相信这一点。任何对解放军的侮辱，冲击，都是不允许的。冲击当然就要妨碍工作，冲击是不对的！过去的学生运动，不管是反帝，反军阀都要受到扼杀，我们参加了“五四运动”还有国民党机关枪扫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军队又是什么态度呢？军委命令，军队对群众的态度主要是很好解释党的政策，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有些地富反坏右就利用这一点就说解放军可欺，是纸老虎，要搞解放军。全国有一段时间要搞解放军，我们同学也有受蒙蔽的。昨天报纸登了福建前线的消息，就是地富反坏右把矛头对着解放军，革命造反派和解放军联合起来，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毛主席命令军队支持左派，保卫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还要冲呢？当然军队是有错误的，指出就可以立即改正，比如说支持错了，不支持他就好了，有很多地方说不清楚，真假包公不容易分出来，如果有支持错的，完全可以改，所以说军队所处的地位不同，支持迟了还要受责备，我看支持迟了一点不要紧，要弄清真正的左派 。
    有的组织知道你们是左派，但你们的同盟军搞错了，有的参加了《红旗军》，到湖南还支持什么《湘江风雷》的。古人说：“观其人要观其友”又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革命运动中找同盟者，同志们要注意，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在政治上要划分界限，究竟同盟者对不对，所以军队发出命令支持左派不是简单的。
    对冲击军事机关，违反八条命令是不能允许的，要纪律处分。防化兵部机关就是这样，抓了一些头头。他们煽动群众冲击，就抓了，这样的行动是必须采取的。对解放军的态度基本上可以看出来谁是左派。要是真正的革命群众，有意见提出来了。可以马上纠正。你有意见可以提出来，可以派代表，不要冲……大家要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统帅下的军队是可以改正错误的，只要提出来。毛主席林副统帅对各军区的情况是很清楚的。是有数的。我是老兵了，虽然对一些地方不清楚，但我们对各军区还是清楚的。
    （3）夺权问题。“三结合”一定要搞，最近中央讲了很多，现在北京不是主要搞大联合吗？没有大联合就夺不了权。不要左派自己还争。要争取团结干部，要争取团结革命领导干部，和那些犯过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但又愿意改正的干部，同他们一起夺权，一起掌权，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非常错误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4）学校本身问题，不少学校都夺权，要注意可能会有反复。在这时一定要重视学习古田会议的决议，一定要注意团结大多数同学。对犯错误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的，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要允许人家有不同意见。要学会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同志们在青年时代，我们也都经过这一时代。我现在年纪大些，可能你们会说我是“和稀泥”，同学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要一棍子打死。主席对这个问题是反复讲的，是主席一贯的思想，前几天还在跟我们讲。谈到要团结大多数。很多人说“和稀泥”，特别是我们夺权了。你们当权的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去斗争，去达到新的团结，不要用压制的政策，压总是压而不服，在人民内部，在同学中允许人家有不同意见，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善于同不同意见的同志共事。党的七大说了这些，在遵义会议以前，在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统治下，在“左”倾机会主义统治下，王明（现在莫斯科，为修正主义写文章，还骂毛主席）博古……等等，当时红区损失90%，但现在张闻天还是政治局委员，李立三犯过严重路线错误，也还是中央委员……不要怕党内有不同意见，有时有争论是有好处的。要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斗争，达到新的团结。还是这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 ”。所以一棍子打死就不好，总要留有余地，要给出路，否则人家就和你对立起来，可能同学们要说我是“和稀泥”，我还是要坚持这一点。这一点同学们还是比较普遍的，尤其是我们夺了权，对保守派不能把人家当作反革命来搞，要教育团结他们，不要乱抓，搞得人家不敢回去，这不好。就是一批黑帮子女，还是要教育人家，不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们反对这个口号，但有些人的作法还是这样。老子英雄儿不一定是好汉，这没有遗传性。同样，老子坏蛋儿子不一定是混蛋，我们对地、富、反、坏、右还要改造他们呢！难道这些青年人还不能改造吗？一些高干子弟参加了“联动”，主席说：“干部要很好的教育子女，还是需要教育的，不要简单从事，最难的还是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现在我们一定要作好这一工作。”正象主席说的：“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秦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行动。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5）学校斗批改问题。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很好讲，因为我没经验，要靠全体革命师生员工来努力，我们十七年来，在教育方面，是包下来的，包括有国民党的，北洋军阀的……都包下来的，那时我们只好接下来，我们没有教员，不能不要。统统赶跑，学校，科学院都搞不起来，当时包下来慢慢改造的。我们文化大革命还把那整个一套接下来？我们新的建设不多，还没有自己多少无产阶级的，苏联十月革命给我们经验不多，要靠我们自己来创造，指导思想，方针就是毛主席一贯的充分发动群众，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要把我们国防工业院校，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学校以教学为主，也学工、学农、军训、也搞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这跟刘少奇半工半读不同，所以主席讲，学校还是以教学为主，不是一个一半。也学点工、农、也军训。办学校当然要以教学为主。
    在夺权告一段落后，一边主要抓革命，也可以搞教改，这个工程很大，我们没有这个经验，要多安排点时间，很多同学提过这个意见。各学校留的教师很多，将来一些教师可以出去，到生产科研部门，搞三、五年再回来，跟同学们一起搞教改，这是一种方法。究竟那些课程可以少，那些可以不要，就清楚了，现在有的教师，老的从国民党下来的，新的都从学校毕业，都是从本本到本本，很陈旧了，没有接触实际。这一点你们可以回去同家里的同学商量，把参加实践的一些教师跟在校教师换一换，当然同学们不能靠换几个教师能解决问题的，要靠群众，群众运动，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也不是短时期能完成的，已经夺了权的，可以一方面准备搞教改，没夺权的继续搞好夺权斗争。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校体制问题，暂时是维持现状，许多学校都要求军队编制，这还要等后期，现在决定不了，中央、国务院要统一安排，再考虑。
就讲这几点意见。
（条子：保守派毕业生给不给毕业？）我同意毕业，和总理交换过意见，总理也同意，可以分配下去，应该分配下去。（其他条子略）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叶群陈伯达江青在总政治部所属单位座谈会上的谈话
    〖十八日，叶群同志、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及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元帅、肖华同志与总政所属单位举行座谈。座谈会上叶群保了肖华同志。（一个版本说：座谈会是二十八日召开的）〗
    叶群同志讲：肖华同志以前在关键时刻都是紧跟毛主席的，肖华同志是属于毛主席司令部的。并讲到，罗瑞卿整了七包（？）材料，罗瑞卿跳楼自杀时，把其它材料都烧光了，单把肖华同志的留下，转给彭真，彭真在被揭露出来以后，把几麻袋材料烧毁，也只留下关于肖华同志的材料。彭、罗、陆、杨都是很恨肖华同志的。在讲到罗荣恒时，叶群同志说：虽然他死了，但他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梁必业是罗荣恒的人，肖华同志是与他们做斗争的。还讲到，肖华同志过去搞了学习主席著作的经验，梁必业也不肯往下发，后林总很生气，才发下去。讲到肖华同志所犯错误时，叶群同志讲，肖华同志以前在大节上是好的，是紧跟毛主席的，在小节上有问题。并讲，肖华同志主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已经滑到了危险的边缘，尤其在刘志坚被揪出来以后……肖华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火烧，但要允许他改正错误。
    江青同志也讲，对肖华同志要烧而不焦。并说（可能是主席讲的）关于肖华的材料一律不准外传。
    叶群同志讲道，几个老帅每天只能工作二、三小时，都活不了几年了，大将中跟我们的身体都不好，身体好的又不跟我们，而上将又都在前线，选来选去只有肖华同志，并说，肖华不是降不降，而是应该升的问题。
    肖华同志最后表态，表示要检讨，并不断革命。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中央军委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通知
    各军区、军种、兵种、总部：
    军委二月八日关于外出串连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下达后，外地来京人员已大部返回，但近日仍有一些人来京。为切实执行军委通知，特重申如下：
    1、请各单位大力宣传军委通知精神，要求全体人员严格执行军委规定，不再外出，集中力量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有什么问题，应报请军区、军兵种领导机关解决，也可以写信向上级机关反映。
    2、今后各单位来京和到外地去的人员，必须经军以上党委同意，报告军区、军、兵种领导机关批准。未经批准外出的，各地接待站一律不予接待，各单位也不予报销差旅费。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关于五一研究所和机要密码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
    成都军区、大同办事处并告沈阳、南京、广州、兰州军区：
    在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情况下，为确保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安全，贯彻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的方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根据军委二月十一日“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和二月十六日“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精神，现对五一研究所（含实验工厂）和所有机要密码工厂的文化大革命做如下规定：
    （一）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一律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已经展开四大的单位，要说服群众恢复正面教育。已建立的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亦应说服他们解散。
    （二）这些单位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已夺了权的要立即交回。某个领导人如有严重问题，不能参与领导，革命群众可以提出意见报上级党委审查处理。个别不行的，个别撤换，大部分不行的，进行改组。但均须由上级批准。
    （三）一律不准外单位人员进入这些单位串连，本单位人员也不得到外单位串连。
    以上规定立即向这些单位的全体人员进行传达，切实遵照执行。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八条命令的说明
    1967.02.21；中发［67］61号
    中共中央认为，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
中央还做以下几点说明：
    （一）认真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中的有关规定，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轨的重要措施。
    （二）根据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要求，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联的大中学校的师生、工厂职工、农民、文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机关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都应当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本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三）军事领导机关，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系统和保密系统（包括保密的工矿企业、仓库和科研、设计单位在内），今后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
    （四）党中央各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计委、经委、建委、科委、财政部、各级银行、人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和各地广播电台，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经进驻这些机关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
    （五）中央和地方一切需要夺权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都应以本机关、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主进行权斗争，外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必要时可以协助，不得包办代替。
    本通知连同中央军委的命令，要在所有基层单位普遍张贴。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各总部：
    党中央于二月廿日下达了《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文件。我军全体干部战士，要紧急动员起来，遵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积极协助驻地农村人民公社和各级领导干部，抓好春耕生产。这是一项时间性很强的紧迫任务，各级领导一定要十分重视，坚决抓好。
    （一）各地驻军要根据上述中央文件的精神，大力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的战略意义，不违农时，迅速掀起春耕生产的高潮。
    （二）省军区、军分区和市、县武装部，要把抓好春耕生产作为目前工作的重点，协助当地（省、专、市、县）领导机关和农村人民公社，开好春耕生产会议，具体安排春耕工作的落实。在某些原来干部已经不能工作的单位，军分区、市、县武装部以及驻军团以上的领导机关，要同当地的贫下中农组织协商，成立领导生产的班子，恢复生产组织，安排春耕生产，
    （三）各级人民武装部门，要号召全体民兵，成为春耕生产中的骨干，充分发挥民兵组织生产突击队的作用。
    （四）各地驻军要不失时机，以劳力、技术力量大力支援农村人民公社的春耕生产。
    （五）所有部队在助耕生产中，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四清运动中已被罢免的干部破坏农村文化大革命和破坏生产的活动，要协助地方专政机构和贫下中农组织，坚决给予打击。
各单位接此通知后，应立即研究执行，并将执行情况及时上报。

    二、谭震林等人“大闹怀仁堂”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毛泽东对《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的批语和修改〔１〕　　一　　有一些修改。　　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总结经验，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毛　泽　东　　二月九日上午　　二　　林彪同志：　　又改了一些，请酌定。此件应在总理主持的党、政、军联席会上讨论通过，然后发出。　　                                              毛　泽　东　　                                              二月九日下午　　（根据手稿刊印）　　三　　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
    各军区、各军兵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在支持真正的（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已经遇到各种复杂情况，以至发生武装冲突事件（如新疆、内蒙）。因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对徒手的群众，不管属于哪一派，都不能开枪。　　（二）对徒手的保守派、右派、反革命派，可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在必要时，可以逮捕他们的头目，但不要开枪。　　（三）略　　（四）对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确实查明无误者，如敌人拒捕、顽抗和武装暴乱，在说服无效时，可开枪镇压。　　（五）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争取的，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　　（六）要沉着应战，即使有几万人向我军示威、包围、冲击、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紧。若不沉着，怕字当头，就是大错。　　以上规定，大部分要向全军指战员认真进行宣传教育。　　但第三条（诱敌深入、迂回包围）只能临战时下达，事先必须保密。〔２〕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１〕　对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送审的这个规定稿，毛泽东作过两次修改。本篇一写在第一次送审稿上；本篇二是写在第二次送审稿上；本篇三是经毛泽东两次修改后的中央军委规定稿，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２〕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给林彪写信说：“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我们把六条作为五条发出，第三条只在会议上念了一遍（发稿呈上），会后各军区请〔求〕将第三条单独发给他们再读一遍，以便掌握，我们已单独打印发给他们，说明看后收回（已经收回）。请报主席。”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叶剑英、陈毅、徐向前三人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接见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林彪、周恩来等人出席。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下午，中央的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讨论生产形势。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订日程：（一）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二）讨论文件（包括运动中的政策规定等共六件）。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谭震林给林彪的一封信：
    昨天碰头会议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上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对于这些的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陶铸，其他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陶铸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群丑图》出笼后，上海、北京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
    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林彪将此信送毛泽东阅，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毛泽东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深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这些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同时附了此信。〗
    主席：
    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得不错。提议在党、政、军、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妥否，请予批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中，怎样对待干部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关键问题。
    我们必须按照毛泽东思想，按照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党的干部政策，来正确地对待干部，才能建立夺权斗争的领导核心，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成立一个真正有领导能力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才能建立或健全领导文化革命和领导生产、业务工作的班子，把各项工作抓起来，把权真正掌起来。
    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
    经过半年多以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十二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指出：“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来，当权的是无产阶级。在党、政、军各部门，在工、农、商、学、兵各界里负责各级领导工作的干部，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基本的事实。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巩固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我们国家里，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极其光辉的胜利。”
    事实证明，这个基本估计是正确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怎样对待干部问题，必须从这个基本估计出发。
    必须清醒地看到，确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部门，篡夺了党政的领导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有它的社会基础的。他们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我们无产阶级当前的主要敌人。不把他们打倒，我们国家就会变颜色，重新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从他们手里夺权，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决战。谁要否认这一点，就是敌我不分，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大多数干部是好的，钻进干部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极少数。犯有错误的干部，甚至是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大都是可以改正的。我们绝不能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钻进干部队伍里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估计得过多。如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的干部，也是敌我不分，那是很危险的。
    半年多以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猛烈的反击中，有一些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是不好的，不能信赖的，应当一律打倒。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符合事实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上的一切事物，都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对于当权派，当然也必须进行阶级分析。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切革命群众对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必须坚决打倒，而对于无产阶级当权派，则应当坚决支持。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怀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十七年来，在各条战线上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就是铁的证明。要把干部一概打倒的观点，就是抹煞十七年来的基本事实，就是否认十七年来的伟大成就。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故意混淆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界限，故意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煽动群众转移斗争目标，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指向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团员，妄图达到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一切革命同志，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高度警惕，千万不要上当。
    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
    经验证明，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必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在需要夺权的工矿企业，也必须建立由革命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需要夺权的党政机关，则必须实行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率领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地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战斗任务。
    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问题。
    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他们可以而且能够成为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领导力量。这些领导干部应该密切联系群众，集中广大群众的智慧，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应当支持他们。
    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过去，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也必须有大批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核心领导，才能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战斗任务。
    革命领导干部，政治上比较成熟，组织能力较强，斗争经验比较丰富，他们有为无产阶级国家掌权和管理业务的能力。经验证明，这些革命领导干部参加了领导核心，他们同广大革命群众结合起来，就能比较顺利地进行夺权斗争，就能较快地把权真正掌起来，把革命和生产真正抓起来，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反之，如果排斥革命领导干部，就不能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就不能把广大革命群众和各个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有集中领导的、有统一指挥的革命队伍，而形成“群龙无首”，各自为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会趁机捣乱。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夺不了权，也掌不了权。
    党政机关的广大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广大干部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本单位夺权斗争的主要力量。他们最清楚本单位是不是应该夺权，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向谁夺权。他们熟悉本单位的各项工作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熟悉干部和群众的情况。因而，需要夺权的单位，必须依靠他们，并团结和帮助那些觉悟还不高的干部，争取大多数。这样，才能真正把权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过来，才能把工作做好。外单位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应当相信他们，支持他们，给他们以必要的援助，而不应当排斥他们，到那里去包办代替。党政机关的夺权斗争，排斥本单位的革命干部，由外单位的群众组织去包办代替，是极端错误的，行不通的。本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不分青红皂白，排斥带“长”字的干部，也是极端错误的，行不通的。
    有的地方，少数人提出，“带‘长’字的靠边站”。这种提法，毫无阶级分析，它把群众和一切干部对立起来，不是把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广大干部。这就背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基本精神，背离了斗争的大方向，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这样做，在客观上是帮助阶级敌人的。不自觉地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应该迅速改正。如果固执己见，那是很危险的。革命干部，对于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改正，就应当欢迎，而绝不能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
    毛主席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篇著名论文中，指出：“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也必须实行革命干部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
    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
    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毛主席制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这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干部犯了错误，就一脚踢开，一棍子打死，这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
    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这篇光辉的著作中指出：
    “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冶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我们党正因为实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所以才能够正确地开展思想斗争，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所以才能够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领导全国人民，战胜强大的敌人。这是我们党的最宝贵的历史经验。今天，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决战中，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斗争中，一定要牢记这个经验。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毫不动摇地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要鼓励他们放下包袱，解除各种思想顾虑，站出来造反，造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才能把无产阶级的敌人孤立起来，才能战胜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否则，就会把自己孤立起来，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有失败的危险。
    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既要看到他们的错误，也要看到他们的成绩，要看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也要看他们长期的一贯的表现，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错误的一面，任意夸大，轻率地扣大帽子，这是一种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一切革命的同志，应当避免这种错误，改正这种错误。
    对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同志，也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一九四四年，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这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章中指出：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对于我们今天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对待干部问题，仍然是适用的。
    一般的犯路线错误的干部，同党和人民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对于这种矛盾，必须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对于这些干部，不能当做敌人，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应该给以检讨错误、改正错误的机会。只要他们作了检讨，改正了错误，站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仍然可以担任适当的领导工作。许多干部，还可以吸收他们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临时权力机构。
    就是犯了很严重错误的干部，经过批判和斗争，在处理上也要宽大。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对于犯错误的各级干部和党团员，都是适用的，对于年轻的小将们，也是适用的。必须看到，革命小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谁要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小将中，有些人犯了某些错误，甚至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革命干部应该满怀热情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改正错误，发扬他们的长处，爱护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快地更健康地成长，而不应该单纯指责他们。如果有人借口我们党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而抓革命小将的小辫子，打击革命小将，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在这里，我们必须警惕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趁机进行反扑，进行阶级报复。我们必须保护革命小将，否则，就会犯绝大的错误。
    我们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党的传统政策，才能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炉中彻底改造世界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各级干部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各级干部都要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自觉地、认真地、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不克服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就绝不可能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错道路。
    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最根本的区别，在当前，集中地表现在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上。
    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问题，就会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采取根本否定的态度。有的同志看不清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和它的深远意义，看不清群众运动的本质和主流，对新起的革命小将，对广大的革命群众，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种错误，必须纠正。
    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有一批人，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摆在这些干部面前的一个不能回避的根本问题，就是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一切过去为人民立过功劳的同志，绝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面睡觉，不能吃老本，而应当采取正确的态度，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群众运动的洪流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才能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劳。
    犯错误的干部，绝不能因为党对他们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而拒绝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拒绝接受群众对自己的批评，甚至掉转头来打击革命群众。如果那样，他们同党和群众矛盾的性质，就会逐步地起变化，从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使自己“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犯错误的干部，应该提高警惕，彻底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坚决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广大革命群众一边，坚决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老干部应该看到革命小将的长处，不应该看轻他们。我们相信，新的一代一定能够在毛泽东思想的培育下成长起来。这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希望。年青的革命小将，当然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他们缺乏斗争经验，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在革命发展的转折关头，往往认不清方向。在一些青年中，出现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归根到底，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年青的革命小将，也必须认真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是一个长期的思想斗争的痛苦过程。必须坚持不懈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这样才能逐渐地成熟起来，争取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不被历史的发展所淘汰。
    正是年轻人，在两个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提出了打倒“私”字，提出了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同时，要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这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最重大的问题，对年轻人是适用的，对老干部也同样是适用的。
    一切革命干部，一切要革命的、犯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干部，一切革命小将，广大的党团员，广大的革命群众，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为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奋斗。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第四期， 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斗争中，我军担负着光荣任务。我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总反击，展开了夺权斗争。敌人正在全线崩溃。形势好得很！但是，阶级敌人决不会甘心自己的灭亡，决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钻进党内的一小撮反动家伙，正在作垂死挣扎，他们纠集社会上的反动势力，进行疯狂反扑。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也在与国内阶级敌人相呼应，掀起歇斯底里的反华浪潮，甚至进行军事挑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
    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军肩负着十分重大的历史使命。
    解放战争进入我军对蒋介石匪帮发起总反攻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伟大号召。今天，在我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举行总反击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努力提高无产阶级觉悟，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进一步加强组织纪律性，使我军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重要保证，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我军有着严格的革命纪律的光荣传统。在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我军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革命胜利，是和我军有着高度的革命纪律分不开的。我们要发扬这个光荣传统，提高全体指战员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发挥我军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巨大威力。
    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是以无产阶级政治为基础的，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军委制定的方针政策，就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纪律。在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斗争中，我们必须严格地、坚定不移地遵守这个最高纪律。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按照这个最高纪律来统一我们的思想，统一我们的意志，统一我们的行动。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主席亲自为我军制定的纪律，是毛主席建军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人民群众起了伟大的作用。当前，在这场极其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大搏斗中，在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中，我军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才能加强我军战斗力，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更有力地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狠狠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
    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中，我军一定要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保卫和执行“三结合”的正确方针，自觉地、模范地遵守无产阶级革命纪律，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军的光荣的历史使命。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社论）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总政治部关于工作组的干部回原单位不再作检查的规定
    各总部、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
    各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的干部，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对这些错误，主要应由提出这条错误路线的人负责。同时，他们对自己的错误都已在工作单位作了比较深刻的检查。这些干部回去后，各单位不要再让他们作检查；他们在工作组期间的检查材料，也不列入档案。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江青陈伯达叶剑英在北京卫戍区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在北京卫戍区干部大会上，首长对参加北京市革命师生军政训练的部队指战员讲了话。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有：陈伯达、康生、叶剑英、江青、关锋、王力、戚本禹、郑维山、傅崇碧、叶群。〗
    江青同志讲话
    同志们好！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向同志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热烈鼓掌）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在过去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创立了不朽的功勋，现在，正在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立新的功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保证我们国家不变颜色，永远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前进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中流砥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鼓掌）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贯彻毛主席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一夺权斗争正在胜利地进行，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在这个大好的形势下，把对革命师生短期军政训练的任务交给了同志们，这是党和毛主席对同志们的最大的信任，（热烈鼓掌，呼口号）是同志们的最大的光荣。（鼓掌）
    毛主席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指示，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鼓掌）派军队干部、战士训练革命师生，是实现毛主席号召学习解放军的一个好办法。这样做，对加强革命师生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对促进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联合，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进一步走上正轨，对加强战备、保卫国防都有极大的好处。我们殷切希望同志们和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一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完成军政训练的任务。我们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鼓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战无不胜的，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革命军队，因为人民解放军是用毛泽东伟大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鼓掌）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亲自领导和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军队，是具有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人民子弟兵，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同志们，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走到那儿，就把这种好传统，好作风带到那儿。
    同志们，这次到大中学校去搞军政训练，要把人民解放军的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带给广大的革命师生。
    同志们，这次政治训练的中心内容就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一定要使广大的师生通过自己的切身经验进一步懂得什么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使那些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和迫害的革命师生和那些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欺骗和蒙蔽的师生，都把斗争的目标集中到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身上，集中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身上。要使广大师生正确地认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自觉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识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当前的表现形态，把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因为这个运动一直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在某些群众组织中出现了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极端民主化、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这不是主流。这些错误倾向集中起来说，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这次到大中学校去也必然接触到这个思潮，你们的工作对象主要是还未定型的知识分子青少年，这个工作是艰巨的，同志们要有思想准备，同志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站稳立场，旗帜鲜明，坚决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热情、耐心地引导广大革命师生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他们的优点，例如他们的革命热情是很可贵的，他们敢想、敢说、敢做。他们有些人是受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的，他们敢于起来反抗，他们还很勇敢地跟一些反动组织，例如已被击溃的“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之流，例如目前还存在的"联动"这些反动组织，他们都进行过很勇敢的斗争。这些，同志们要充分地认识到要发扬他们勇敢的革命精神，同时，也要耐心地帮助他们克服各种错误思想，整顿思想作风，整顿组织，这样就能更好地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更顺利地完成大中院校的斗、批、改。在座的不少的同志参加了在几个大中学校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试点工作。这次试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正如毛主席说的，“训练一下和不训练不大一样”，学校的政治空气大为高涨，广大的革命师生对毛主席著作的阶级感情更加深了。通过试点，你们已经取得了不少好经验，你们一定能够创造更多的好经验，你们一定能够依靠师生中的革命左派，团结广大群众，把这次军政训练，搞得更好。你们这次去搞军政训练，参加了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对同志们来说也是个锻炼自己和提高自己的一个好机会。希望同志们在实际斗争中时时刻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虚心向学校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加强。我们相信，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人民解放军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胜利地完成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党中央、中央军委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鼓掌）
最后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我向同志们致敬！（鼓掌）
    祝你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在工作上取得新的大胜利，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新的面貌。（鼓掌）
    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就是代表我们文革小组的意见。（鼓掌）
    同志们，我们是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工作的，是努力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我们是毛主席的小小的小学生，同时是群众的小小的小学生，（鼓掌）也是你们的小学生。（鼓掌）我们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要向你们学习。（鼓掌）学习你们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在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作风。（鼓掌）学习你们在工作中取得的新经验。（鼓掌）如果有机会，我们也愿意在你们帮助下，受一次军政训练。（热烈鼓掌）
    毛主席告诉我们，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你们在军政训练的工作中，一方面帮助革命师生，另一方面也将向革命师生学习。（鼓掌）我想大家将进一步在军政训练工作中，善于分辨大是大非，分辨谁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谁是站在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而大大地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更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鼓掌）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鼓掌）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万岁！（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热烈鼓掌）
    叶副主席的讲话
    同志们：
    我们都是军事干部，今天开会是为了要参加北京市的革命师生的几百个中学，几十个大学师生的军事政治训练。已经进行了一期了，时间不过是二十天，是毛主席看到了北京军区同北京卫戍区的二十天的革命师生的军政训练的总结，认为很好。所以，毛主席就把这个北京卫戍区的总结（大学中学的一起的总结）要通报全国，要全国的机关、学校每年都要按照这一次的办法来进行二十天的军政训练。军委已经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已经把指示的批语同北京卫戍区的二十天的训练的总结批发到全国去了。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短期的军政训练，这个开端是开得好的，是个良好的开端。现在第一期已经过去了，同志们就要进行第二期军政训练的工作。第二期究竟怎么搞法，刚才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对我们都有正确的同时也是明确的指示。这两位同志的讲话完全是代表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林彪同志历来的指示的，是给同志们一个更落实的讲话，我是完全拥护。希望我们军队的同志坚决地到革命师生中去贯彻。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们在座的同志有些是军以下的干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军以下是战斗单位，军、师、团、营、连是战略单位、战术单位、战斗的单位。随时准备着战斗，也是随时准备着保卫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我们祖国的国防，不受帝、修、反任何的干扰。因此，军以下（军、师、团、营、连）的干部只是进行正面教育。所谓正面教育，就是把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间，自从十一中全会以来中央历次的指示，《红旗》杂志上面历次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间所发表的文章以及主席、军委一次二次所发出的命令、指令，联系到各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有益于我们的部队干部的一些教材，正面的教材，同时也是附带有一些少数的一些也是有益于我们的反面教材，以便教育我们的干部。虽然有些同志没有亲身参加到机关中间、学校中间、党政机关中间、各地机关中间、没有参加他们的两条路线斗争，没有直接批判他们这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直接批判他们怎样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可是，可以使用运动中间所出现的一些教材结合我们自己本身的思想，部队自己本身的情况，来进行我们正面教育。所以，正面教育也应该是说，一方面保卫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方面也保卫了我们自己的祖国国防，完成了自己方面的任务，也是保卫了军委所制订的（原讲话如此），保卫了一些单位，完成了你们的任务，同时，在这个中间，也受了许许多多的历史上没有过的文化大革命的教育。
    另外一方面，是有的机关干部今天在座的自己亲身参加了的在机关中间进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出许多牛鬼蛇神，批判了许多错误的干部，自己亲自参加了斗争。这一批干部所积累的经验应该是更多了，自己体会主席、中央、文革同军委历次的一些指示，文件上发表的文章，对自己亲身参加过斗争的同志应该体会得更深，理解得更深，理解得比我们还深。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重要性，亲身参加过斗争的同志们，应该比我们认识得还彻底。这是一部分亲自参加过斗争的。
    你们下去是要同广大革命师生在一块儿进行军训教育，而他们是什么呢？广大的师生是自己更加广泛的，全国各地区，党政各机关、党政军民各机关都有他们的战绩，他们的丰功伟绩。在中国人民方面来说，在全世界人民方面来说，是创造着一种历史上没有见过的伟绩吧。就是全国院校师生组成的红卫兵为代表的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思想、中央的指示、军委的指示来进行的坚决的革命的行动。所以，他们集中回到学校里来的时候，经过一些经验的总结啊，开门整风啊，他们不仅是带着北京的经验，还有带着比如远处边疆的经验，黄河流域、珠江流域的经验，各地方的经验，沿海边沿的经验，他们的经验更多。他们一个小队一个小队，一个战斗队一个战斗队到处都去了，所以他们的经验更丰富。因此，给我们一个认识，同志们参加到实践里面去，进行军政的训练首先是我们军事干部首先要向他们革命师生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学他们进行八个月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得到的丰富的智慧。所以不是你们到革命师生里面去，就自己以老师自居，或者“你们是没有什么可学的，只是听我的”，当然同志们没有这个想法了。我们应该指出，首先要向他们学习，向他们小将们学习，学习文化大革命中间的经验，学习文化大革命中间的知识，学习他们怎样体会主席的思想，怎样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这样，二十天的成绩中间有一大半是学生教给我们军事干部，革命师生们教育我们军事干部。还有一部分就是革命师生怎样子从我们解放军干部身上学会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几年来把林副主席历年来不断指示我们的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要突出政治，要搞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怎样在部队中落实，怎样运用这个东西。所以，经过这一次二十天的第一期的教育，革命师生都知道了解放军怎样学毛著，所以他们就可以从我们解放军中间学习怎样学习毛主席思想的，怎样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但是，更重要的，我们不是常讲嘛，身教重于言教吗？我们干部都知道这一句话嘛，你们到革命师生里边去，主要靠自己，以身作则，作出榜样，使革命师生看出受过严格的政治教育和军事纪律锻炼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它对自己的态度，对群众的态度，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林副主席指示的落实这些东西。所以就变成相互学习，共同提高，而首先要向他们学。这是江青同志、伯达同志给同志们作正确的指示之后，我就是作这么个补充。更重要的，是同志们要从革命师生中间认识文化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有些什么贡献。假使说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度，十七年来的建设，在和平建设中间，在和平环境中间滋长了什么东西，那就是生长了一些危害的人物，滋长了一些走向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危险的思想，甚至有一些政策，这个政策已经被毛主席党中央批判过的了，如果我们不进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中国就会被谁，例如说刘少奇、邓小平这一流的人物，很不知不觉地就会把我们的国家带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同苏联现在一样，尽管你是四十多年的，近五十年的列宁主义的故乡还是一样走向修正主义。象苏联这个国家，苏联人民要重新解放，那就要进行革命，要进行武装斗争，那就不知要死多少人。革命必须流血，革命必须伤人。有些人多少年来，十七年来养尊处优，已经腐化了，已经腐朽了，已经蜕化了，还有许多叛变了。这些如果不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狠狠把它挖一挖，把它挖出来，那我们是非常危险的。伤了一些人不可免的，革命就是革命，就是要死伤，战斗就是要死人就是伤人的。如果一个都不死，一个不伤，还算什么革命呢？这个少数人的死伤，就可以获得全国绝大多数人避免修正主义这场灾害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行径，同志们应该坚决相信这一点，不要听信谣言蜚语。
    这个胜利同中央文革直接在毛主席领导之下的工作，日日夜夜的奔忙是不能够分离的。我们不是看见有些标语吗？（现在没有了，过去我们看到了）对中央文革不满，对中央文革有些反抗，是完全错误的。中央文革八个多月来的工作完全是按照毛泽东思想来工作的，它的成绩是伟大的。希望我们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要有一个坚定的认识。在毛主席、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导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1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八日，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
    政治局的生活会整整开了二十多天。
    陈毅对周恩来说：这一次，是党内最大的逼供信。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检查是假的，完全是逼出来的。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关于要注意反革命复辟现象的批语〔１〕　　
    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　　毛　泽　东　　二月廿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三三二号上。这期《快报》登载了题为《北京政法公社在天津小站公社支持了谁？》的材料。材料说：“一月二十六日，北京政法公社燎原长征队在天津小站公社坨子地大队，支持以四清运动中下台干部为背景的‘燎原红色战斗队’抢走大队的大印，从此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实行反攻倒算。”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把这期《快报》报送毛泽东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革命群众要记者给主席反映情况。现在把材料送上，请顺便一阅。”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关于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补充规定
    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颁发后，得到全军广大革命同志的热烈拥护。军委决定暂停四大的单位，有的已经转入正面教育，并撤销了文化革命战斗组织。继续开展四大的单位，广大革命群众按照保持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的要求，也自动撤销或改组了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为了保持军队领导机关严密、完整的指挥体系，进一步贯彻军委指示，特决定：
    凡继续开展四大的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应以基层行政单位进行改组，所有超越基层行政单位的文化革命联合战斗组织，如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单位的造反总部、联络站等，应一律撤销。所有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所使用的宣传工具，如有线广播、宣传车、印刷用具等，应一律移交各单位党委文革办公室。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部队所属国防施工、基本建设、科研、设计等单位不准串连的通知
    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并各省、市、自治区人委（均请所在军区转）：
    为了保守军事机密，部队所属国防施工、基本建设、科研、设计单位和军队修理工厂、军需生产工厂，经中央文革同意，非军队人员一律不要去串连，已进去串连的，应立即退出。军队内部人员串连问题，按军委有关规定办理。
这一通知，可在有关各单位内部张贴。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毛泽东在沈阳军区组织机关干部到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情况简报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可印发军级会议各同志。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沈阳军区派遣大批人员进厂做宣传和做调查的办法是很好的。二十七军在无锡、五十四军在重庆、二十三军在伊春、苇河等处也有好的经验。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周恩来在总政治部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好久没有见了（鼓掌）。我应该首先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问你们好！（热烈鼓掌，呼口号）
    同志们！我同意刚才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对肖华同志的错误检讨的估计，确实肖华同志刚才的检讨是诚恳的，是实事求是的。因为我们要求，领导同志作检讨，应该实事求是，合乎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把自己今天所认识到的错误，给大家很诚恳的说出来。不仅是而且首先教育自己、鞭策自己，同时，也可以帮助大家弄清，认识清楚一个问题。刚才肖华同志所检查的错误，只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运动中一小段时间的错误，可是为什么一小段时间错误，竟会引起这样轩然大波？几乎影响到我们解放军的许多方面，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在座的作政治工作的同志。好好的深刻的想一想。因为我们作的政治工作。一个领导同志在一小段时间内犯了一个错误，为什么要引起这样的轩然大波？ 据我看恐怕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有很多的人，并不完全清楚这个错误的真相，自己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听了一点传说，起来参加这个斗争，这个批判，这个揭露，有时候受一种说法蒙蔽，误听了一种传说，这样子参加进来的。
    第二方面的原因，就是把这个问题，就是对肖华同志刚才检讨的这个错误，看得很大，用放大镜子看，没有用全面看一个领导同志的整个历史。而确实有很多的同志，并不知道肖华同志三十多年来，近四十年了，所走过的漫长的一条革命历史的过程，这样子因小掉大的，只看眼前的一点，没有看到全部的历史。据我想恐怕这样的同志还不少。听说这样的人是很多的。
    还有第三方面，可以说是最主要的方面，是有那么很少数的人别有用心，故意要利用这个问题，挑起一个大波浪，来把我们的解放军，首先把我们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抹黑，你看看，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都这个样子么，那政治工作就受影响了么。这样就影响解放军。这样，这一小撮的人，实际上就把这一个错误挑起来，实际上是反对解放军，反对我们林副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所以，我们应该很好的加以分析。而这种人最少数。是极少数，现在大（多）数人心里是透亮的。
    现在，我们分析的时候，首先来说一说，为什么发现这后一种人，这就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的领袖亲自发起、指挥、指导的。亲手制定十六条，亲自批准宣布聂元梓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号召全国，首先是青年学生，以后工人、农民。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运动，对于各方面说，都是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不仅我们跟毛主席走的人，广大的劳动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是跟着这样一个-毛主席指示的革命潮流往前进的。就是那些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外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或者暗藏的一些特务，反革命分子，甚至于制定对抗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没有料到这次运动有这样大的威力。可是运动已经起来了。在学校中，首先是中学的红卫兵，冲向了社会，从北京冲向了全国，从城市冲到了农村。这样一起来以后，我们跟随毛主席的人，全世界革命的人民，是高兴得很，而反对毛主席这条革命路线的人怕得很。在这个当中，中国的革命群众可以敢这么做，毛主席所以能这么领导起来。当然因为有我们伟大的，英明的，有远见了领袖在。同时也是因为有我们的几万万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但是当中还有一个力量，就是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热烈鼓掌）没有这个力量的保护，不可能设想我国能发动这样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社会主义国家有那一个敢于这（样）开展“四大”、“五大”一直到大串联？
    所以，凡是敌视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抗毛主席的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一定要来破坏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威信。敌人懂得，反对的方面懂得。怎样来集（中）目标，打击我们最有保证的人民解放军。这些人就企图抓住人民解放军的一点小小黑点点，一些人的个别错误，或者一段时间的错误，把它夸大，这样，这个事就出现了。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个高潮正蓬蓬勃勃地高涨的时候，十月十一日正是两条路线斗争激烈的时候，红卫兵向全国大串联，正是无穷威力的时候，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我们解放军内的军事院校，文艺团体、体院、工厂，都可以出来进行串联的时候，这个时候制造那么一个事件，就是说，要在我们伟大领袖和副帅接见了红卫兵以后，开一系列的群众大会，激动我们的军队的人，没有多少年经验的青年同志们，激动他们把斗争的矛头转错方向。就在那两次群众大会以后，斗争的矛头就转向国防部的大楼嘛，三座门嘛，三个总部嘛，各个军兵种嘛。然后转向各大军区嘛，省军区嘛。到现在的统计，差不多将近二十个单位，都是我们部队内部，把自己矛头对着自己的，你们想一想，如果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那么解放军自己都忙不过来了，那怎么能够抽出领导的力量，来保卫我们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呢？所以十一月以后，十一月、十二月、一月，这个时候最紧急的时期。那个时候，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看到这样一个形势，所以站出来，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一些老同志，尽管他们说错了一些话，那也要保护，就在这当中，有的人利用我们同志间内部的自己批评，加以歪曲，发造谣的传单，飞向全国。就这样把肖华同志这个问题影响到各军种、兵种、三个总部，以至到全国各大军区，这不是一种偶然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接触过很多部队的同志，来问我类似的问题，我看出了这个问题，这里头有原因，是有人在后头挑拨。我看现在大家冷静下来了，特别我们政治部的同志，应该更加冷静下来，你们会慢慢懂得，将来还会更多的懂得。这就是有人要把我们解放军搞乱。当然正如康生同志刚才说的，这是不可能的，这种阴谋是不能得逞的。（热烈鼓掌）
    正这个时候，不仅中央文革站出来说话，而且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林彪同志，马上抓住这个问题，颁发了几个决定。一月二十三号的决定，是用中央、国务院、军委、文革小组的名义颁发的，是指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要站出来支持各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鼓掌），一月二十八日发布军委八条命令，接着又有七项规定也是军委的（鼓掌）。又接着二月十六号关于夺权的四项指示（鼓掌）。这四个文件，还加一个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那十二条决定。这五个文件一发表，对我们全军来说，清楚了。我只举一个例子，闹得最凶的地方之一新疆，那个地方不仅有军区，也同样有院校，有文艺团体。有工厂，有医院，而且有一百五十万人的一个生产建设兵团，也闹起来了。而新疆自治区党委、军区、生产兵团负责人都在北京，我们远隔万里，但只要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军委命令一到，我们强大的军队，人民都一致拥护（热烈鼓掌呼口号）。你们想一想，这是我们主席崇高的威信，我们林副主席英明果断领导，问题解决了。所以这样的五个文件对全国来说，对全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包含你们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志来说，使一场风波平息下来了。今天不是大家欢欣鼓舞对肖华同志的检讨，给予热烈的鼓掌声了嘛？如果在两个月前是什么样子？就是因为一小部份在那里挑拨，现在我们识破了。他们就是要把我们解放军队伍搞乱，这样来破坏整个文化大革命，破坏我们伟大领袖的威信，但是，他们永远不可能得逞的。因为我们有绝对的信心，我们对我们的领袖，无限崇敬，无限热爱，无限信仰，相信只要主席一出来说话，中央文件一发表，军委文件一发表，就能解决问题。但是值得提出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对这些文件是作了很大贡献的。（鼓掌）
    既然是一小撮人的挑动，不能成事，那么我谈第二个原因，错误究竟是错误，我们并不因为有人挑拨，我们就文过饰非，那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三十多年的老战士，肖华同志不会这样子，所以他今天站出来诚恳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这个错误的根源，就是他刚才说的，因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没有把无产阶级世界观巩固起来。在这个中间产生了动摇。当然这是一个时候的错误，从他整个历史来看，刚才说了，是光荣的。但这种错误，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正如刚才康生同志所说的，我们大家都是在游泳中学游泳，斗争中学斗争，史无前例，没有经验，要靠摸索前进，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比如说拿十月，十一月两次体育场的接见来说，我也是不自觉的，一个电话一打，我也跑去参加了一下，恐怕在座的同志也看到，我巡视一番就走了。你没有弄清什么会议，你为什么出席？不像今天的会议作了这么多的准备。可见人的疏忽常常是难免的。当然我巡视一番就离场而走，也没有讲话，没有犯直接错误。但你总是间接支持了。如果年青的小将们贴我一张大字报，说你为什么要跑去？那如有道理呀！他可以问我，我也是准备他问我的。如果他问我，我就说我这是个疏忽。可是你们这样一个负责的人，你不应该这样疏忽嘛。应该很认真嘛。他说这句话，就可以问倒我，我还得向他们承认错误（笑声鼓掌）。这说明人是容易不经心的时候被人家挑动的，被人家牵着鼻子走的。不要因为自己老了有经验，老马识途，老马有时也会不识途的，走错路的。肖华同志这个错误，当然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我是拿这个作比喻，人人都要引起警惕。
    肖华同志是个红小鬼，参加红军的兴国老（江西话：兴国老表），到现在是三十七、八年了，一个人总要看他的全部历史。我跟肖华同志认识，拿在座的同志说跟聂荣臻同志差不多，当他很年青的时候当青年干事就认识他，一直到他成长，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直接的培养教育下，由青年干事一级一级的上来的，内战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作过贡献。在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当中，反对反党集团斗争是积极的，特别是最后，反对彭、罗、陆、杨，反对刘邓反动路线，这些斗争是同志们记得很清楚的。肖华同志，如果说缺点的话，他很热情，但有时轻率一些。热情的方面我可以作证明嘛！不管他写的长征组诗，有的革命的文学家有所批评，革命的音乐家觉得不够味，但是，拿我这个人来说，我很欣赏。他的长征组歌，我几乎能背能唱，而且我唱起来，不仅是欣赏而已，我是有感情，回忆到长征，歌颂我们伟大领袖，入云南的那一段，今天在座恐怕有同志会给我作证明，“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一句，那是得意之笔。肖华同志，在入云南那一首诗里，是把它描画出来了，这是要有真情实感的人才能写得出来的，尽管他不是诗人，他在养病当中，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我觉得就这一点，是有充沛的革命感情的（热烈鼓掌）。大概因为前几个月肖华同志这一件事出来，连长征组歌有些人都不唱了，我还是唱的。因为这是代表一个时代。当然人都是有缺点的，肖华同志应该从这次教训中更虚心，更多地学习。要勤勤恳恳地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跟着林副主席学。因为肖华同志有很多有利条件，刚才伯达同志讲得很清楚，应该学得更好，这是我们大家期望他的。因为他今天领导我们全军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而我们全国的劳动人民都学解放军。如果政治工作象过去这两个月都瘫痪下去，我们大家都不安。所以肖华同志这一次检讨，我们在座的同志，总政治部的同志，我们应该兴奋起来，大家负起责任来，要把作为我们全军生命线的政治工作，做的更好，更出色。（热烈鼓掌）
    第三个原因，我想这种人就更多了，因为是受蒙蔽，激于一时的义愤，出于一时的好心，觉得我是在闹革命，要把一切旧东西砸烂。当然，我们说的这个”砸”字也是一种象化的说法，不是真的提倡去砸呀！打呀！抢呀！现在”三个字”的口号，可是不佳，叫做打、砸、抢，还有三个字叫抄、抓、揪。我看这六个字，我们都不要提倡，这是西安工人说得很对，他说：你打、打的是阶级兄弟，革命同学，你砸，砸的是国家财产，你抢，抢的是人民的东西。（鼓掌）现在居然有一种人，叫”革命的打、砸、抢万岁”。我看西安的革命工人同志回答得最好，就是要反对打、砸、抢。
    随便抄家也不行呀，肖华同志的家，就那么一股妖风，把他抄了么！抄总政治部主任的家，可以不经过我们军委任何常委的同志知道，连阻拦也阻拦不住。
    还有，揪人的事，把人揪去十多天，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不知道。前天我同我们国务院各院的造反派谈，有些副部长，揪去四十多天，我就不知道他的那里，找都找不到。军委的八项命令规定，这是不许可的，所以激于义愤是一回事，但激于义愤不能超过范围。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要怎么搞就怎么搞，完全不要领导，这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民主，毛主席说得很清楚，有民主，还有集中，有自由，还有纪律，毛主席语录上讲得很清楚，这里就重复了。那些受蒙蔽的，出于好意的同志，是可以谅解的，而且，他们大都是年青的同志，象院校的同学，文艺团体的一些青年人，医院的医生、护士、工勤人员，工厂的工人，他们不明白全部的真相，激于一时的义愤，受了一时的宣传，但是，对他们是可以解释得通的。陈伯达同志就做出了一个例子。三座门被包围了六、七天，硬是不走，伯达同志，单人匹马一个去了，一讲就通了，有些人不是不可以说服的。许多看不得的大字报，也就是说不是高水平的，象资产阶级贴的海报那样水平的大字报，陈伯达同志要求大家这帮助，把它盖掉，很快就盖掉了。最近还有一些不应该的漫画，什么群丑图啦，罚跪啦，这样的照片，登在小报上，马上就传到了世界各国，丑化了我们的党和国家。这也是不应该，不允许的。
    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思想革命是高姿态的是向前进的，有些人要把我们拖向后退，我们就是要向这些人讲话，特别是那些青年的小将门，即不明真相，只凭着一时的热情，我们应该向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去责备他们。如果要责备，就责备我们老一辈，因为我们对他们教育不够，解释不够，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你们是做政治工作的，应该要求通过你们去向他们做解释工作，宣传教育工作，说服工作。（鼓掌）
    这样，我们把这三个原因作了分析，那么，我们解放军，毕竟还是解放军，我们政治工作者，毕竟还是政治工作者。我们能够继续担当起面临着的全面的阶级斗争的新阶级-夺权斗争的阶段的任务。我们要看到这一点，这一点小的波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并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么一次教训，对于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对于你们大家，对于我个人，都很有益处。把任何一件事情作为教训来看，作为经验总结来看，就会成为一种动力。推动我们前进。这样我们就会把工作比以前做得更好。证明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确实是无穷威力的。确实是我们伟大领袖亲自缔造的，林彪同志亲自指挥的，伟大的、英勇的军队。（热烈鼓掌、呼口号）
    我们的政治工作，也是我们伟大领袖在古田会议所指出的，是军队的灵魂，是在反对各种错误倾向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我相信，在这个检讨会以后，会使我们全军的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做得比以前更好更加有力量。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中共中央批发铁道兵党委转发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关于“首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经验
    1967.03.08；中发［67］84号
    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
    现将铁道兵党委的报告、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关于“首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经验，发给你们。
    中央认为：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很重要的问题，并且创造了很好的经验。
    渡口驻军支持左派的经验，是值得全国全军学习的，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都应参照执行。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全军，参照执行。请酌处。
             毛泽东三月七日
    转发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关于“首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经验
    工指、铁指、各师、各独立团并报军委：
    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以铁五师为主组成）在支持革命左派中所提出的问题和具体做法很好，特转发供参考。
    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首先要从政治上支持。也就是要帮助他们认真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掌握党的政策，使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壮大，依靠革命左派自己的力量，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希各部队认真检查过去一个阶段的支左工作，及时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铁道兵党委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
    附：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原电
    我们来到渡口后，左派欢欣鼓舞，斗志大涨。也出现一种不正常心理，把斗争的胜利寄托在部队点头表态上，把部队视为各种事件的“当然裁判”，凡事必“请示报告”，有的甚至公开表示“解放军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种心理最集中的表现在动辄就请部队派兵去支持。一月来，上百个单位在双方争辩到对峙时都曾“紧急来电”，请求派部队前往制止武斗或镇压“反革命”，特别是在左派处于少数，右派制造白色恐怖的地方，请求部队派兵支持的更频繁。对此，我们从未轻易出动，必要时只派个别人前往呼吁双方坚持文斗。
    我们认为，部队只能在确实判明是反革命组织的反革命活动，才能出动坚决镇压。如在两派激烈争辩时轻易出动，哪怕是少量部队，也危害很大：
    一、容易掩盖矛盾，使观点不能充分暴露，推迟左派大联合的进程。
    二、弄不好要被坏人利用，使部分群众误认为部队镇压工人革命运动，挑起一些事端。
    三、还有可能助长了保守派的威风，挫伤革命造反派的锐气。保守派往往自持成分好、历史清除，认不清大方向，把革命造反派的某些过激行动，统统说成是“牛鬼蛇神出笼了。”保守派还最容易误认为部队是他们当然的后盾，在斗争激烈时，便强烈要求出兵支持。
    有鉴于此，我们把支持革命左派的斗争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下功夫到群众斗争中去识别真正的革命左派。在对革命左派的支持上，又坚持首先从政治思想上帮助他们成长壮大，具体做法是：
    1、帮助他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主席的教导去寻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使这场伟大斗争真正变成普及毛泽东思想的大课堂。我们认为，在这场阶级大搏斗中，激烈的争辩和少数人出来捣乱，是必然现象和好事情，这场大风大浪正是产生真正革命左派的必然条件。只要我们适时的为群众送去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针对他们提出的各种要解决的问题，组织学习有关语录，启发他们开动机器，任何复杂纷纭事，都可以迎刃而解。也才能使他们在斗争中尝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甜头，建立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组织，才是真正的革命派，才是取得夺权胜利决定的力量。这一点，既是支左夺权斗争的关键，也是支左掌权的关键。
    2、帮助他们抓好活思想，做好团结教育内部工作，使之成为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有战斗力的坚强集体。多数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原是普通工人，对抓好人的活思想认识不足，多是注重研究一些斗争的方法问题，往往在大风浪中便出现组织畸形发展的现象。我们便组织他们学习“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总结自己在激烈斗争中组织涣散的教训。现在，有的左派已重视这一环节，能根据斗争形式，大抓内部的活思想，他们在处于少数，甚至右派制造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轰不垮，压不倒，抓不散，在激烈尖锐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
    3、帮助他们紧跟上头，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斗争的大方向。及时把全国的新形势、新经验和上级的政策精神，向他们传达，与他们同学共议，澄清糊涂认识，把自己的行动变成更自觉，使千头万绪的问题上到两条路线斗争这条纲上来，不被个别事件所激怒，及时修正错误，使一切行动都能将革命造反精神和强烈的党的政策精神统一起来。
    以上报告当否，请示。
    
    三、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到三月下旬，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康生在军级干部会议上介绍了毛主席1966年5月份同谢胡同志的谈话和今年2月份毛主席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讲话。
    康生手里拿着叶剑英批准的军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开信，当众指责它充满了“国民党语言”，是“镇压群众”的文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陈伯达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刚才康老介绍了毛主席1966年5月份同谢胡同志的谈话和今年2月份毛主席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讲话，从理论上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必要，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极其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继续社会主义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逐步走向共产主义的斗争，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那是很危险的，资本主义就要复辟。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说“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1962年刮单干风，就是刘少奇为首，邓小平赞成的。他们的那一套，就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1964年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搞的那一套，表面上“左”，实际上右。现在揭发了很多材料，像王光美在桃园大队搞的四清，原来是假的，让坏人专了政。1964年毛主席有意指出了这个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否认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说社教运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当时，毛主席就反对刘少奇的错误意见，说：什么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封建社会就有清官赃官的矛盾，这种提法，不是阶级分析，没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刘少奇1962年提倡单干，分田到组，包产到户。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了新的重大发展。
    1964年刘少奇作了一个公开报告，反对毛主席。这个报告落到我们手里，把他反对毛主席的东西砍了，他就不让发了。他说：“这个报告修改后，有些地方还要斟酌。”这个报告讲毛主席提出的调查研究过时了。他对这个问题很强调，说从中央委员到支部书记，如不按他说的蹲点方法去做，按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去做，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支部书记，不能当干部。他就是要用这个方法改组干部队伍，改组党中央。他说的蹲点，是王光美式的蹲点，是没有阶级分析的蹲点，没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蹲点。蹲点是毛主席提倡的，不是刘少奇提倡的。毛主席提倡的蹲点是阶级分析的蹲点，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蹲点，是调查研究的蹲点。刘少奇抓住蹲点这个问题，就是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
    刘少奇的这种观点，不是1964年开始的，也不是1962年开始的。大家知道，日本投降以后，他就提出有名的“理论”和平民主新阶段，提出共产党员要当“红色买办”，就是要当美帝国主义的买办，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那时候刘少奇是完全悲观的，对中国革命是绝望的。对中国的前途是绝望的。他要投奔另一条充当美国买办的道路。刘少奇的这些东西被毛主席否定了，毛主席对他进行了教育，要他执行七大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全中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完全违背刘少奇的意志的。
    中国革命胜利后，1949年他在天津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的家里，对资本家说，资本家要大胆剥削，工人欢迎你们剥削，他说现在必须提倡剥削、欢迎剥削，还说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不能生活。1952年山西有一个合作化问题的文件，刘少奇批了，认为合作化是不行的。最近发现了一个材料，1950年1月他在东北提出了一个意见，说搞变工队不行，不能发展到集体经济。大家知道，毛主席在抗日时期，大大提倡变工队，变工队是发展合作集体经济的前身，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刘少奇在东北否定变工队，提倡“三马一犁”。他认为“三马一犁”发展到80%，才能搞变工队。没有“三马一犁”变工队就没有基础。要让单干放任自流，放任资本主义发展。
    七大以后，在中国就有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要不要胜利，敢不敢胜利，胜利后走到那里去。一条是要胜利，敢胜利，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不要胜利、不敢胜利，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条是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刘少奇的资本主义道路。
    1965年二十三条公布以后，彭真迫不及待地在北京召开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他的一个讲话，我们做了注解，发给大家看看。彭真在东北实行的是国民党路线、美帝国主义的路线，是保护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林彪同志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彭真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东北取得了胜利，这是很重大的关键问题。后来，彭真在东北站不住脚了，回到华北。那时正在土改，刘少奇要他在华北搞土改，他搞“搬石头”，就是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历史上可以查明，不是在文字上，而是在行动上，刘少奇、彭真都是这样搞的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实际上不是一切，而是打倒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肯定地主、资产阶级。
    从历史上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就容易看得懂。
    彭真在去年二月搞的一个汇报提纲，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提纲，要在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革无产阶级的命。在同一时期，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搞了另外一个文件，无产阶级的文件。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两个针锋相对的文件，一个代表资产阶级，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后来中央发表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这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是毛主席执笔的。否定了彭真的二月提纲。接着又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能不反映到党中央来。过去是若隐若现，现在变的非常明显，非常尖锐的了。
    社会主义越发展，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一定要反抗。1965年，彭真一边讲二十三条，一边反二十三条，经过一年多一点时间，他就抛出了这个汇报提纲，赤裸裸地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这个提纲，否定了彭真在中央在北京的地位，站不住了。中央的通知是五月份发出的，六月北京的形势就急转直下，一天等于二十年，时间过得很快，事情很多，这是一个大革命。连反动派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世界历史上没有过的大革命，广泛地动员了群众，是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是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大规模斗争。在这样一场斗争中，八个多月大家都经历过来了，有好多问题事先没有想到，好多问题我也没有想到。但是如果想一想革命历史，想一想中国革命的历史，世界革命的历史，任何一次大革命，很多事情都是出现很迅速，是事先不能预料的。在座的同志有些问题一下子不能马上理解，是不奇怪的。
    回想一下，运动开始的时候，以刘邓为代表，由他们主持，派了大量的工作组，到各地方，各部门，各机关，各学校，他们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一张大字报中讲的，他们利用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下去，打下去。六月以后，大量的大字报在各学校、工厂、机关出现了。以刘邓为代表的一伙人显得非常恐慌，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这些大字报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毛主席说过，大字报这个武器，革命的可以利用，反革命的也可以利用。但是大量的，主流，是革命群众贴大字报揭发了工作中的问题。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本是平常的事情。但在刘邓他们看来，这是“反革命” ，他们把很多人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对于真正反革命的大字报，如李世英反毛主席的大字报，刘少奇却说要保护，要保护少数。（康生同志：当时有两种少数，一种是毛主席保护革命派的少数，一种是刘少奇保护反革命的少数。）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毛主席回到北京，开始扭转局面。把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看一看，很多是革命的，是好人。这并不是说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是好人，没有一个坏人。而是说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把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打成“反革命” ，这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两个月了，有些同志对于两条路线斗争、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看到《红旗》十三期社论后，还觉得不能理解。我看是由于没有好好考虑，没有好好想一想。
    昨天讲了刘少奇的问题，下面再把邓小平的问题讲一下。邓小平每次开会，基本节目就是打牌，每次开会都要打。有人找他谈话，他没时间，还要陪他打牌，成了很大的负担。不陪不行，他是总书记，陪了又耽误时间。很多同志有议论，总书记带头打牌，每天都打，还打通宵。我想打牌这个风气传下去很不好。影响到小孩子也打牌，打扑克。下面地、县也打，各系统，各部门也打，形成了一个风气，在乡下不是一般地打牌，有的还赌钱，总书记打牌，下面不好说，就传开了，这决不是小事，作为总书记，有这样的作风，影响很不好。有时间为什么不找干部谈话，学习毛主席著作，接见群众。他找肖华谈话，不好好谈，谈几句就算了。（肖华同志：每次我去汇报情况，都是三言两语，卡住时间，所以我到他那里汇报最容易。）从这个小事，可以看到他的大的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的同志给邓小平提意见，跟他商量，不派工作组，他就打回去，说一定要派工作组，哪里也要派，气势很凶，很嚣张。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有两个点，清华大学，师大附中，就是王光美、刘涛搞的。他还批评工作组长，说你们没有蹲点，我蹲了点。这就是刘少奇的路线。邓小平蹲点的地方，也是靠他的儿子、女儿，根本不接近群众。当然小孩子的意见也是可以听的，但只是一方面，他只听这一方面，不听广大群众的。邓小平有个女儿，有个时期，读谭立夫的文章比读毛主席语录还起劲。她在美术学院说，谭立夫的发言，大灭资产阶级威风，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对我们有利，我们已经翻印了五百本，广播了四次，最重要的话是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当然，对高干子弟要一分为二，大多数是好的，也并不是说高干子弟不能掌权，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要去操纵。我曾经说过，高干子弟不要去插手，去操纵。邓小平的女儿说的话，是谭立夫那里来的。流传最广的话，是“老子英雄儿好汉”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联动”的根本纲领。他们无法无天，蛮干，不顾党纪国法，同志们看了“八一”学校，最早是主席建议中央文革的同志去看看，康生同志看了，建议到会的同志也去看看。一看很清楚，那是“联动”的堡垒。这个学校，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他们可能是少数人，威胁一批人跟他们走。好好的学校破坏成这样子，是刘邓路线造成的恶果。刘少奇同邓小平是有个人矛盾的，但在大的方面站在一个立场上，他们共同的阶级立场，是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共同的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4年冬至1965年春，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二十三条时，毛主席批评刘少奇，又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批评邓小平搞独立王国。他们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独立王国，就走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去了，这次会议以后，刘少奇、邓小平的个人矛盾就抛到后边去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同性就突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俩人立场一致，路线一致。在座的同志可能听说过，也可能没听说过，在紧急关头，邓小平是一个打手，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呢？还是让那些人站在群众头上，采取高压政策呢？邓小平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坚持派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立场一致。为什么说刘、邓路线，就是他们站在一个立场上，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镇压群众运动。
    毛主席回北京后，改变了局面。但刘邓路线还有市场。在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说，这个诀议（十六条）可能执行，也可能不执行。毛主席有伟大预见。十一中全会以后，路线问题是不是解决了？事实上文件只是在会议上通过了一下，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有抵触。这个时候毛主席看到这种情况，提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让大家进一步把问题弄清楚。毛主席有个讲话，林彪同志有个很长的讲话，会议快结束时，主席又单独找各大区的同志们谈了一下，说大家在工作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负责是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执行的人有各种情况，区别对待，要让我们去掉刘邓路线的包袱，不要把制定反动路线的人，同那些执行的，不自觉执行的，执行了又改了的混在一起。下面的同志是执行了的，但好多同志是不自觉执行的。一说明这个问题，大多数同志就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事实说明中央工作会议是有成效的，很多同志同刘邓路线划清了界限。但是还有些同志不是很容易划清界限的。有的人，是一小撮人，还要为刘邓路线服务，阎红彦就是这样，是一个典型例子。事实上他并没有受谁的逼迫，有一天晚上，我们听说昆明有一批学生冲昆明军区，目的是找阎红彦辩论，这时我们出于好意，打了个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我问他，你是阎红彦吗？他说是。因为我普通话说的不好，一边说，一边请汪东兴同志代讲，请他出来见一见群众，不用怕，没有什么问题。就说了这样几句话，我与昆明学生从来不认识，没通什么消息，也没有什么往来，我们只是根据大局来判断，任何一个领导人，只要站出来与群众谈心，什么问题都好办，就是这样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根据毛主席思想，群众路线，毛主席教导的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精神。就是简单的几句话，他说是我们逼死他，给我们安了好大的罪名。他写了遗书，不交给别人，交给他老婆。他不请我们原谅，不请群众原谅，请他老婆原谅。这次简报上有的同志问，阎红彦是怎么死的？我说了这几句话，汪东兴同志还在，这怎么能说逼他去死。这是他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不愿向无产阶级屈服，不愿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屈服，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思想慢慢地通了，逐步转变过来了。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有很多同志是有感性认识的，接近群众，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很容易接受。如果完全没有感性认识，不接近群众，就不容易通。我们也接触过很多同志，他们一与群众见面，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坐办公室，接触的就是那么几个人。我们本来是从群众中来的，现在与群众接触，却变成很困难的事情。这个困难好像很困难，其实只要一个钟头就能解决，只要见群众，就可以弄清楚，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待反革命，那要镇压，如果对反革命宽容放纵，就失掉无产阶级的原则、失掉无产阶级的立场，那不是毛主席的路线。但是应当相信，只要我们同群众接触，反革命就更容易暴露出来了，就更孤立了，抓他就容易了。不然，反革命混在群众中，他抓住我们不接见群众这一点，拨弄是非、颠倒黑白，制造事件。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是有很大成绩的。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了。许多同志进一步接触群众，证明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接着来了个工人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来主要是在学校，社会上扫四旧，横扫牛鬼蛇神。工人起来了，各地方都起来了，最集中表现在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愿意接近工人群众，把他们哄到北京来，给他们路费，大搞经济主义，想收买工人，想这样把工人运动压下去。上海的革命工人不理这一套，他们发现这是用经济主义来腐蚀工人，破坏工人运动。他们就发起了新的斗争，发展成为向资产阶级代理人进行夺权的斗争。这个时候，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要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介入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定。这样不但把一般的群众运动提高了一步，而且使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同群众相结合，使斗争走上了新的阶段。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人民解放军打出来的，没有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七大讲过，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可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是在人民解放军保护下进行，人民解放军公开站出来，公开支持革命左派，对文化大革命，对夺权斗争有重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
    夺权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康生同志传达的，毛主席同阿尔巴尼亚领导同志两次谈话所说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就可能渗透到上层建筑中来，渗透到政权中来，形成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党中央一直讲就是一小撮。人民解放军要巩固、要壮大，一定要清除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相互联系的。
    在全国解放前，在夺权以前，毛主席就说过：“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刚才讲的阎红彦就是一个例子。十七年的经验证明，有些人就是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他们失掉了政权，失掉了生产资料，他们就千方百计让他们的后代钻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量宣传剥削阶级的思想，大量保存剥削阶级腐蚀人民的文化。这样产生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不足怪。无产阶级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旁的选择，就是要坚决拔掉这一小撮人。这件事情必须得到人民解放军的支持，这也是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义务。人民解放军要保持光荣传统。这个传统，是无产阶级的传统，是人民的传统，毛主席英明地作出的这个决定，已经开始在全国收到了成效。当然，不要那么急，要充分酝酿，人民解放军要跟人民群众，要跟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老干部相结合，这就是《人民日报》上登的革命的“三结合”，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三结合”，是革命的“三结合”，不是糊里糊涂的“三结合”，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三结合”。
    这个斗争是很尖锐的，我们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斗争，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要充分估计到斗争的复杂性。最近我们写了个材料给毛主席看，毛主席批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这里顺便说一下，混到群众里面的也有坏人，反革命分子，浑水摸鱼，搞反革命活动。中央采取了措施，取缔了一些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有的是内部的，有的是里通外国的，有的是蒋介石策动的。所以毛主席说的很值得大家注意。文化大革命中，学生中也混进一些反革命分子，所以我们要头脑清醒、冷静地作阶级分析。到群众中去，就可以把这些人分辨清楚。反革命活动本来是搞地下活动，他们利用大民主搞地上活动。地下活动不容易看得清，地上活动更有利于我们破获，这是好事。
    大字报中有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大字报的主流是好的，是革命的。《人民日报》去年六月的一篇社论，“大字报是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王光美在清华大学说，这是一株大毒草，不准学。我们现在仍然认为，这篇文章是好的。当然对大字报，我们要有一定的领导，对反革命分子利用大字报，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丑化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采取措施。大字报是一种工具，是一种形式，革命的可以利用，反革命的也可以利用。各个阶级都可以利用，问题是要看对无产阶级更有利，还是对资产阶级更有利。应当看到大字报还是对无产阶级更有利。大字报可以进行彻头彻尾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如有反革命插上来，我们就可以识别，对这种大字报，也不可怕。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军队还是按照军委的规定执行。
    有的同志问我，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怎么样？毛主席认为，这本书脱离阶级斗争，脱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空空洞洞地讲一点个人修养，是欺人之谈。书里也讲阶级斗争，但只是概念上的，没有把阶级斗争当作现实问题。这本书是在抗日时期写的，他不分析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应如何做。毛主席说：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尽管讲了那么多马列主义概念，阶级斗争概念，结果阶级斗争变成了个人修养，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修养，毛主席说，不讲现实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个人，没有孤立的个人，抽象的个人。他讲的孔孟之道，从封建地主到资产阶级都可以接受。我顺便说一下，马克思讲过，列宁也讲过，阶级斗争的学说，并不是我个人的发明。阶级斗争必然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发现阶级斗争，是一个进步。事实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的阶级斗争还不够格，完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本书是空空洞洞的，也有马列主义概念，也有孔孟之道，是一个大杂烩，是不三不四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从这本书里得不到无产阶级的东西，只是一点抽象的概念，糊糊涂涂的概念。原来刘少奇还有一封信，说中国没有斯大林，只有靠我们来工作。那个时候毛主席已经很明显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突破了斯大林讲的框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不是没有斯大林，而是有更高的斯大林，林彪同志已经充分阐明了这个问题。
    先说到这里，有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康生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请到会同志们原谅。原来准备和同志们座谈，不是来作报告，到场后同志们来个不发言，这就逼着我讲话，这样一讲难免要犯错误，这就相当为难。现谈几个问题。
    一、关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首先请同志们打开语录204页，把第二十四节标题“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同一节的208页，倒数第五行起“刘少奇……你的还是我的。（大笑）”这一段删去。为什么把标题改了？这是刘少奇的语言，是不通的，不科学的。在毛主席著作中，从来不用思想意识修养这个词。思想和意识有联系。但又是两个概念。讲思想是一回事，讲意识那就含意很广。意识是指人的头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讲，在生理学上讲，意识和知觉有相同的意义，失掉知觉，就失掉意识。意识，是包括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两个方面在内的。思想有独立的含意，它是指人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对社会现象的反映。与这相同的语言，有时又叫思维，主要是讲通过感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看来刘少奇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不通的。
    毛主席讲过，刘少奇的这本书是欺人之谈。革命的根本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只谈个人修养，个人道德，根本不谈夺取政权问题。离开了政治，离开了阶级斗争，自然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同志们有时间可以看看这本书。
    刘少奇说，共产党员修养要有很好的共产主义道德，他的共产主义道德是能“爱”人，能“恶”人。又说，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完全是孔孟之道。
    刘少奇说要有最大的勇敢，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是他说的共产党员的最大勇敢。
    刘少奇在这本书中，说到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时，说什么没有偶象的崇拜。可以看出，这是暗示攻击毛主席的。他在讲到忠诚坦白时说，要能“无事不可对人言。”照他这样说，党的机密也是可以告诉蒋介石的。
    刘少奇还说，要“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请同志们注意，他的所谓自爱心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健康，”这是赫鲁晓夫的活命哲学。这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叫安子文、薄一波去自首。这就是他的所谓“修养” 。
    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和丑恶灵魂。同志们提出，要对这本书进行批判，是很好的。这本书在国内外流毒甚广。毛主席说，要写文章批判。
    二、昨天，我把毛主席同谢胡、卡博、巴卢库等同志的谈话向同志们传达了。我想同志们的问题原则上是可以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还要夺权。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会产生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问题。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为什么还会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天天写文章骂我们。《真理报》一月份就发表二百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和帝国主义腔调一模一样，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无非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不是革命的；说不是发展文化，是破坏文化。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人民的看法。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大革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发黑暗面的大革命。因此，这场革命运动，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它使毛泽东思想深入亿万人民头脑中，使亿万劳动人民直接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直接掌握了马列主义。这是马列主义一百多年来发展的新阶段。这不仅对中国革命有极其伟大的意义，对世界革命也有极其伟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和马克思主义者，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相反，他们欢欣鼓舞，热烈拥护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世界上影响很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骂我们，说糟得很，一切革命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异口同声说好得很，好得很和糟得很，这是世界上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
    对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总是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两种不同的看法。我们研究历史教训，对于认识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好处。一九二七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另一方面，革命的人民则认为完全是对的，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 ”这是四十年前毛主席对伟大的农民运动的看法，我们今天重读这一段，仍感到很现实。
    同志们还可以想一想，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整风运动的历史。毛主席说，这次整风运动是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通过这场斗争，大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粉碎了王明路线，奠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思想基础。对待这个伟大的运动同其他的革命运动一样，也有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毛主席和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认为好得很，而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则认为“糟得很”。
    同志们，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毛主席提出的这三面红旗，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全国人民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认为好得很，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反党集团则认为“糟得很”。
    所有这些说明什么呢？有些人是站在敌对的阶级立场上来反对革命的，有些人是反党分子，他们利用群众运动中的个别缺点，利用延安整风审干中的个别缺点，他们利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个别缺点，抓住不放，向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他们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有一种人一时看不清楚，分不清主流非主流，主要非主要，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固定一点，看不见运动的发展，看不到缺点错误已经或正在纠正。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其结果容易把是非颠倒了。
    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认识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并得到全党的信任，是经过许多曲折，许多斗争的。从党创立时算起，到七大是经过了二十四年。有个代表人物叫王明，住在莫斯科，化名外国人骂中国共产党，直到现在中央委员会里还有人否定延安整风，比如张闻天。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就更多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谭政等等。彭德怀最近又写信给毛主席为庐山会议翻案。
    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的会有两种立场，两种看法。有的是党外的敌人，有的是混进党内的敌人，也有一些同志一时看不清楚，有怀疑。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了相当胜利的时候，解放军同志必须吸取历史教训，看清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这个运动像延安整风运动一样，年限越久，意义越大，时间越长越看得清楚。同志们要坚信毛主席。今天到会的同志，包括我在内，摆在面前的是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那种情况。毛主席说：“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 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要从主流本质和运动的发展看问题，吸取历史上的教训，看清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三、什么叫两条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是什么？
    去年十二月，毛主席同一个兄弟党的领导人谈话，指出了这个问题。什么叫两条路线斗争？什么是刘邓路线的本质？有一个概括的说法，毛主席说，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罢了，其实他是长期存在的东西。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本质是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消灭一切私有制，而且逐渐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刘邓路线就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坚决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全国解放，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在这一年五月间，刘少奇到天津视察工作，向天津的工人代表会议公开声明说，中国今天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就违背人民的利益，违背工人的利益，这是刘少奇的纲领。同一个时候，他还在干部会议上讲了两句概括的话，他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劳动人民不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一九五零年刘少奇曾提出中国不是发展社会主义，而是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这句话后来邓子恢也讲过。这些是修正主义、社会民主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论调。考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虽说法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结论：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农村分散落后，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也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让资本主义发展到可以走社会主义的时候，才能发展社会主义。这个理论，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大大发展。他们说，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有一定的上层建筑；一定的生产力，才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不发达，怎么能实行社会主义，如果实行社会主义，就是反马克思主义。1930年考茨基写了一本书，叫《陷入绝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他在这本书里讲，十月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按照俄国的条件，不能发展社会主义。他狂妄地说，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如果列宁是对的，那么他几十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全部垮台了。在苏联，有个苏汉诺夫说，城市工业水平低，农村很落后，在俄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列宁在1923年写了一篇文章《论俄国革命》，严厉驳斥了这种修正主义观点。列宁说，俄国生产的发展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工业还有一定的基础，农民虽然落后，但同无产阶级一同革命，农民是赞成革命赞成社会主义的，你们是修正主义者。在哪本书上看见过先要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建设社会主义。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到一九二八年才实行农业集体化，这里除有各种原因外，主要是资本主义逆流的影响。
    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列宁在论合作化的文章中说，如果只有城市的社会主义，广大农村是资本主义，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就不巩固。只有农村实行集体化，合作化，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靠的基础。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一个社会基础，就是苏联农村存在的个体经济，东欧的一些国家也是这样。这样的国家是什么社会主义？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义。
    再看看刘少奇，陈伯达同志已经讲过了。刘少奇一九五一年六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办互助组合作社，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是错误的，不实现工业化，农业就不能合作化。一九五二年，他批山西省一个报告说，把农业劳动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平，企图战胜自发势力，这是错误的，危险的，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批语曾发给马列学院的学生和中央各组委。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在城市发展资本主义，在农村反对搞合作化，主张发展富农经济。后来大砍合作社，事实上也是他的主张。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对党校学习毛泽东思想。一九五九年在庐山反彭黄时不积级；一九六二年又大搞单干风；一九六四年搞形“左”实右；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切是有联系的，绝不是偶然的。毛主席说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
    四、“三结合”的问题。
    基本论点已经在《红旗》第五期社论上说了。这个社论，主席亲自修改，增了下面一段话：“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作。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林副主席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我们一万句。这个“三结合”是对我们解放军的最大信任。如何执行这个任务，请同志们好好讨论。对于否定一切，排斥一切的问题，当然要注意。但是也要提醒大家，有的省委虽然有戴高帽子的，实际上问题并没有真正揭开，不要去“和稀泥” 。
    夺权问题，同志们有很多很好的意见，很好的经验。现在军管夺权，与解放初期不一样。这是大民主条件下的军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的军管。军管一定要毛泽东思想挂帅，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军管中可能发生一些矛盾，要放手发动群众去解决矛盾。解放军不要走工作队的老路。
    我的讲话完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支左、支农、工业问题的通知
    各总部、军区、军种、兵种、院校：
    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革命群众组织外出串联人员，遵照军委规定返回本单位后，不少单位正开展整风学习，总结前一阶段斗争的经验，准备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有些单位的群众组织返回以后，没有切实执行军委命令，没有进行整风学习，不抓本单位的斗批改，而仍然热衷于搞大串联。有的外出人员迟迟不回，有的同地方群众组织搞串联，不通过当地驻军领导机关，擅自同地方群众组织一起去参加地方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夺权斗争。在与当地驻军发生分歧时，不尊重驻军领导机关的意见，一意孤行，甚至同地方群众组织结合起来去冲击当地驻军。这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是违反中央二月二十一日的通知和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的，妨碍了我军支左工作和支农业支工业生产的进行。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以两三周时间进行整风学习，学习文件，提高思想，总结经验，修正错误，尔后集中精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一律不再到外地串联，也不要同本地区外单位或地方组织搞串联。所有外出人员一律返回，地区性的和几个单位组成的联络站，一律撤销。地方群众组织，也不能到军队串联。
    二、支左、支农、工业工作，是毛主席交给军队的光荣任务，是对人民解放军最大的信任和鼓励，一定要切实作好，努力完成。在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必须加强领导，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各地区，各城市支左、支农、工业工作，一律由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安排，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的支左、支农、工业工作，一定要服从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不得各行其是。
    三、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凡是未经上级批准撤职或停职的干部，除应在群众帮助下，认真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努力改正外，应该站出来做工作，把本单位的支左、支农、工业和行政管理工作管起来，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帮助和支持他们领导好这几项工作。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广播车停止上街广播的通知
    各军区、军种、兵种、总部、学院：
    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已停止串连，一律回到本单位搞斗批改，过去所有广播车停止上街广播。借用、调用的运输车辆，应立即归建，改装的广播车应将广播器材拆除。把这些车辆，应即提供当地负责支农、支工的指挥机关统一调用。这是响应毛主席提出军队要大力支援农业、工业的号召的一项措施，望各单位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中央军委关于杜绝将密码电报和秘密文件印成传单广泛散发张贴的通知
    各军区、各军种、兵种、各院校、各总部：
    近来发现有的密码电报和秘密文件，被印成传单，广泛散发张贴，对保卫国家机密极为不利。各单位应对所属人员和革命群众组织，加强保密教育，严格杜绝这种事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李富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主席最近提出：军队不仅要支持左派，而且要管农业，管工业，这是伟大领袖对抓革命、促生产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决战时刻的一项重要决策，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解放军支左、支农和支援工业，任务很重，这是抓革命、促生产三位一体的任务。支左，首先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宣传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将对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起重大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学习解放军，使工矿企业、农村掀起了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更高，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精神变物质，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得更快。我们表示最热烈的拥护。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我们搞好文化大革命就要把生产建设搞得更好，一定要抓紧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革命是统帅，用革命来统帅生产、带动生产、推动生产。生产的发展也为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保证革命的顺利进行。我们相信，解放军的支援，一定能使革命生产双胜利。解放军的任务很重，支左、支农、支工、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三位一体，首先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左派，首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把工厂、农村左派队伍壮大起来，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文化革命和生产、建设的新秩序。有些单位已经有了经验，如沈阳军区、二十三军、二十七军、五十四军和铁五师。成都军区、新疆军区的经验也很好，他们已把省一级的生产班子建立起来了。建议军区抓省、市，军、师抓工厂、农村，及驻在地方各中、小城市。必须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的第一线指挥系统健全和加强起来（以军区和军、师首长为主，配备比较好的当地干部组成）。
支农、支工，首先是支援毛泽东思想，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这是最根本的一条。人的因素第一。我们过去往往是见物不见人，缺少毛泽东思想，缺少政治挂帅。工人、农民思想革命化了，毛泽东思想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精神变物质，工农业生产和建设自然会上去，自然会出现大跃进。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先讲一讲军事管制的问题，生产问题等一会儿再讲。
    军事管制问题，到二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六千九百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单位。其中仓库、银行占很大数目，仓库三千一百多，约占一半；银行一千四百多，约占五分之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各级银行都要军事管制。将近七千个军管单位，已经用了团的兵力。
    现在军事管制从地区上看，只达三分之一。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
    全国省、市、自治区，三分之一实行了军事管制，六分之一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剩下的十四个，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准备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夺权的，有七个：北京、辽宁、吉林、天津、湖南、河南、安徽；另一类，情况未定，到底是实行军事管制还是“三结合”，还需要摸一下，这一类也有七个：内蒙、河北、甘肃、，宁夏、四川、江西、湖北。这七个省和自治区如何进行，正在考虑。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毛主席的思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站不出来，内部争论很多，甚至发现有的军区和地方党委完全处在对立的情况，所以要摸一下。
    按地区来说，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一半有了领导，七个准备夺权，还有七个没有解决。无论如何要在三月份解决领导机构的问题。因为“抓革命、促生产”如果没有省、市、自治区领导机构，怎么能搞好？如果没有领导机构，可以先成立生产指挥部，就是象报纸上介绍的怀柔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现在就抓，不能再晚了。
    现在讲一讲关于军事管制的文件，供大家讨论。
    一、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和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夺权斗争是由上海推动起来的。夺权斗争的发展虽然不算很快，但也不算慢。但是在这个阶段中，不少地区（有一半），不少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没有旗帜鲜明地联合起来，有的革命组织转化了，有的两方都是革命派，但不联合，甚至争论不休，发展到武斗，当权派干部没有挺身而出，没有检讨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线，这样就使当地的军事领导机关无从支持和参加革命的“三结合”夺权，这些单位陷于瘫痪状态，或者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或边防、沿海，或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或专政机构，或机密要害部门，或国防企业事业单位，国防工厂，仓库等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
    目前省市公安局六十二个，大部接管了。公安机构过去长期受彭、罗影响，里面有一小撮坏人。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冲击了一下，揭发出一批坏人。公安部曾经试行夺权，但最后还是实行军事管制。内部即使是真正的革命派夺了权，但力量小，压不住坏人。南京、杭州公安局也有这样的情况。北京公安局，由政法公社一个单位包下来，结果不行。他们年轻，革命热情有余，但经验不足，坏人不但没有被揭发，反而保起来了，反而使他们被动。也有由内部坏人夺权的，他们拿权整好人，如天津公安局有一个时期，连交通警都不上岗了。这样的情况还是要实行军管，坏人才有所畏惧，广大革命群众欢欣鼓舞。
    二、军事管制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一种是派出军代表，必要时可以派出军队保护。
    如北京饭店，派了三个军队干部去，订出几条规定，群众大多数是拥护的，其他大饭店，照办就行了，人数还可以更少。有的地方不行，需要派军队保护。
    三、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在军事管制委员会下，一般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全面领导所属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特别要作好支持左派的工作，把左派联合起来，帮助干部亮相，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另一个班子，全面抓生产指挥工作，把工业，农业，交通，财贸，文教，卫生全部抓起来。这个班子叫生产指挥部。
    现在春天到了，文教卫生工作也得抓起来。防疫工作非常紧迫，北京的卫生部还在吵，我看要派军事代表，一个人就行了。中、小学都开学了，地方事情很多，中央教育部还可以搞革命，省、市、地、县就不行了。三位一体的生产指挥部，要把这几方面抓起来，相互结合。组织形式上大体是这样的，但也要因地制宜。
    各级军管会，受上级党委和军管会的领导，同时领导下级党委、人委和军管会。并代表本地区与其他地区党委、人委和军管会联系，军管会本身受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党委的领导。
    地委，军分区，如有军部驻在这个地区，应受军党委的领导。师住在县，应由师来领导。组织问题再具体化一下。
    各地区军管会在抓革命、促生产中，要注意促进当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当权派中的革命领导干部出来亮相，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裂，给他们创造机会。教育革命群众允许他们出来检讨，这样才能推动革命“三结合”早日实现。
    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毛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又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军事管制抓革命、促生产，到底哪是中心？还是把革命干劲鼓起来，军队要政治挂帅。刚才富春同志说，三月份是个关键，生产有的是上升，还有的不是上升。三、四月份很紧，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干劲鼓起来后，革命干部亮相，大联合，这些工作做好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就可以看出来。地区军事管制最后要落实到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省、地、县三级的临时权力机构。五月份恐怕不行，一般省一级可以实现。这是设想，大家可以讨论。
    各级领导干部，在取得革命群众同意后，可以吸收到抓生产的领导班子里来，在工作中考验。
    有的同志提出军管会中能不能吸收这些同志，我认为不宜马上吸收。因为参加军管会，将来就得参加“三结合”，在军管会中只是解放军。生产班子可以经过革命群众同意，吸收他们参加，一边检讨，一边考验。有些犯了严重错误的领导干部，一时群众不能谅解的，可以降级留用，这样，群众容易接受。调离只能是少数。象广东的赵紫阳同志，错误是严重的，但他已经作了检讨，我们叫他回去降级留用。现在第一书记都跑到北京，不是个好办法。他们对情况很熟，要就地监督留用，甚至撤职留用。铁道部的吕正操、武竟天已经撤职，但还留在那里工作，看他们是不是真正回心转意，以观后效。可以采取各种方式。这符合毛主席所说的“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军管会抓生产的班子，叫生产委员会或生产指挥部，应允许利用其管辖的业务机关和下属的业务机关来进行生产领导，不要另行组织机构。这是很要注意的事情。现在机构庞大，组织层次多，厅、局、处、科。可以在军管中，缩小一些机构和减少层次，但也不能大裁大减，为下一阶段的制度改革和机关革命化创造条件。整改就是改制度，军管要为下一步整改带来更有利的条件，决不要因为军管，机关变的更大，人更多了。这里讲的军管，是指省一级的。
    四、企业事业单位的军事管制，应该根据各单位情况，或者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或者派代表。如卫生部，机构是可用的，就是派个代表，把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帮助他们实行“三结合”。
    在一般的企业事业单位，军管会在抓革命、促生产当中，要注意促进这些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促进这些单位的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和民兵代表三结合早日实现，以便成立本单位的“三结合”监督业务权利机构，从而改组该单位的领导机构。
    “三结合”搞好了，厂的领导才能巩固，另一方面，就是有了新的领导，改组了，也要提拔新生力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特点就是自下而上“三结合”。过去都是自上而下的。一九四九年靠几百万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军队，解放了全中国，实行了军事管制，国民党少数人跑了，其他的都接过来，包下来了，将资产阶级甚至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包下来。学校更是原封不动，资产阶级的影响很大，去年发作了，大家都领教过了。哪个军种、兵种没有军事院校？军里好一点。上次大军区来开会的同志意见可大啦，各级干部都是由上而下派的。派去的干部有的是新吸收的党员，就是解放区里的党员干部，派去也受到“糖衣炮弹”的影响。当然这也只是一小撮。一九五二年进行了三反五反，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提出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一九六三年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更不用说对经济基础的改造了。地主还在农村，资本家在城市还拿定息，革命总是没有搞彻底。所以，毛主席说十七年来我们是搞社会主义革命，但不是彻底的革命。其因为是没有找到自下而上的方法。这一次找到了由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一声炮响，大字报出来了，把学生发动起来了，来北京的就有一千多万，这个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个别老干部说，这个斗争真是激烈，从来没有遇到过。正象林副主席说的，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如果这样分析，就会很愉快，把旧的东西挖出来不是很好吗？你还是站在老立场，维持老秩序，站在群众之上，当然就看不惯，当然引起群众反对。这是革命的事物，这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如此，在外国也是如此。这样一个大震动，才是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搞下去，把这个传统世世代代传下去，才能保证国家不变颜色，党不变质。有了修正主义可以反掉，保证资本主义永不复辟，保证世界革命早日实现。这个时候，就要叫解放军参加这一工作，一月毛主席号召，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左派，并且成了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力量。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组，是无产阶级工作组还是资产阶级工作组，如果是压制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就是资产阶级工作组。如果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三结合”的实现，为什么不可以？这就是无产阶级工作组。不要怕，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什么七千个军事管制单位，群众都欢迎？就是支持了他们，就是这个道理。这样，就找到一个方法，找到监督检查领导的方法，过去不要说检查，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要管也是鞭长莫及，还是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还是要看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你正确，群众就跟你走。可是怎么样才能正确，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你不完全正确，就可以得到补充和修改。本地区本机关本部门的人监督是有效的方法。过去我们还没有找到这种方法。有人说，开个代表大会，那也无效，不起作用。《二十三条》一发表，彭真还是搞彭真的，刘少奇还是搞刘少奇的。将来“三结合”要转为代表会议。那时要实行巴黎公社的选举。现在这种“三结合”，起监督作用。
    企业事业的革命组织，应按行政单位归口编组。这些单位的群众组织可以允许串连，但不允许互设联络站，尤其不要学生到工厂设联络站。
    “三结合”夺权斗争，本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参加，其他单位不参加，因为不了解情况。有的同志问，今年的大串连搞不搞？不搞了，毛主席已经肯定今年不再搞大串连了。我们打算补发个通知。但在本地区还可以互相交流经验。总之，工人、学生要回去搞斗批改。国防工地、机要、要害部门、企业事业单位、仓库，实行军事管制，不进行夺权，不改组领导机构，革命群众对领导有意见，可以提出，也可以向上一级党委建议。如果条件成熟，可以进行有限的“三结合”，成立监督组织。革命组织必须归口，对本单位以外的，不进行相互串连。一切革命组织，都在业余时间，按归口的系统活动，开全单位大会，必须经过军管会批准。各单位的民兵组织，必须不受群众组织的影响。民兵不能属于那一派组织，不然不能在“三结合”中，起民兵代表的作用。
    解放战争后期，我们的党员是三百万，现在一千八百万，六分之五是解放后发展的。有的受到资产阶级影响，已经蜕化变质，有的是隐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徒，是会淘汰相当数目。但绝大多数是好的，团员淘汰就要更多一些。
    五、县（含）以上党政机关的军事管制，一般只派军代表，一两个也可以。主要任务是促进该机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该机关的革命群众组织按行政单位归口编组，实现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成立该机关的业务监督机构。领导没有瘫痪的加以帮助。机关民兵组织，在军代表的组织下搞军训。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进行整顿。现在军训重点在学校，而后在厂矿，最后才到机关。
    六、各地区、各企业事业单位的机关，要提一批积极有贡献的干部到领导层去。多数干部应该留用。少数犯了严重错误但愿意改正的，也可以降级留用，极少数应该撤职的，在本机关本系统下放劳动，下放工作，不能上交，本单位不能处理的，在一个地区范围内进行调剂。大批人力要下放，机关庞大，不利于革命。
    军队已经肯定，院校、文艺团体多了，要下放。企业事业单位也要向下放。把上头搞得短小精悍。不要头重脚轻。将来，党政机关是不是转向供给制，把资产阶级法权早点去掉一些，树立新的生活方式。
    七、军事管制批准程序。
    各省、市、自治区和边防沿海的专区、自治州，各省辖市，中央各部和直属大的企业、事业单位，由中央批准。
    各县，各省属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由省批准。
    八、不论已经实行军管和尚未实行军管的，对反动组织、对严重违法乱纪和泄露国家机密的，军事机关应与公安部门配合，予以逮捕法办。
    有的群众组织的头子是反动的，处置要慎重。可以将头子隔离起来，只要抓住他的罪状，就可以逮捕，可以不宣布解散，群众归各单位。因为宣布解散，对群众震动太大。这种方法比较有利。对抢国家文件的，要严肃处理。严重的要逮捕法办。遇到这种事件，要追究追回被抢的文件。
    毛主席说：从上到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和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各地军事领导机关，要根据这个最高指示，对全军干部进行广泛的动员。解放军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吃透两头。学好《老三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农村调查序言》、《学习和时局》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林副主席和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林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只有吃透毛主席著作，才能正确贯彻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军队现在的确很忙，又要军管、又要支左、支农、支工。正是因为忙，更需要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包括参加军管的领导干部（同志）也要认真学，以便提高政治水平。然后到工作对象中去，走群众路线，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坚持四个第一、提倡三八作风，支持“三结合”，捍卫“三结合”，不是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合在一起，不是把保守派合在一起，而是把无产阶级革命派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表现为反革命经济主义，也表现在其他问题上。我们不要松懈自己的阶级的警惕。解放军的阶级警惕是强的。解放军是工农子弟兵，现在要与群众进一步结合。毛主席依靠群众，依靠解放军。最高统帅这样信任解放军，我们要时时刻刻不要忘记最高指示，不要忘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科研设计单位和医院文化大革命的补充规定
    各总部、军区、军种、兵种、国防科委：
    根据二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不能夺权的科研设计单位和医院，文化大革命由党委领导，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也以基层行政单位进行改组，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精神，保障文化大革命和科研、医疗工作正常进行。不能夺权的医院所属的护士学校也不准夺权，夺了权的要把权交回。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充分发挥民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加强民兵建设，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一贯的战略思想。建国以来，毛主席先后多次指示，要大办民兵师，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政治、军事三落实。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些指示。
    当前，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民兵工作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民兵的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民兵的作用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全国广大民兵都应该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遵照毛主席历来对民兵工作的指示，遵照中央军委根据毛主席指示提出的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的要求，充分发挥自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指出：“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民兵在夺权斗争中参加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毛主席对我们民兵的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鼓舞。我们决不能辜负毛主席的关怀和信任，一定要最坚决地完成这一项新的重大而又光荣的政治任务。我们要坚定地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积极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积极参加革命的“三结合”，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打倒，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正在处心积虑地阴谋进行捣乱和破坏。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民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是群众性的革命武装，是人民解放军的有力助手和强大后备力量。广大民兵不仅要积极地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且要警惕地、英勇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民兵要同人民解放军一起，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随时准备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掀起的反革命逆流。要大力协同公安机关，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反革命活动。要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保持高度警惕，认真地加强战备，随时准备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敢于来犯的敌人。
    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号召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我们民兵一定要最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最积极地执行“十六条”，坚决和那些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坏家伙们进行斗争，既当革命的闯将，又当生产的模范，更好地发挥自己在生产中的突击作用，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当前农村最紧迫的任务是搞好春耕生产。搞好今年的春耕生产，这是关系到全年农业生产的收成，关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的头等大事。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一切农村工作“必须注意季节”，要“不违农时”。农村广大民兵一定要用“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积极带头打响春耕生产第一炮，为夺取全年农业大丰收奠定一个好基础。工业交通战线上的民兵，也一定要鼓足革命干劲，带头搞好生产，为每月每季都高质量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而奋斗。
    民兵要完成这些重大而又光荣的任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我们要把“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作为座右铭来学，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提高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解决斗争中遇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用毛泽东思想做武器，搞好灵魂深处的革命，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克服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风头主义等不良倾向，增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当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民兵同志们，人民武装干部同志们，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完成毛主席和党中央交给我们的重大而又光荣的任务，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最大的贡献！让我们通过执行和完成这些任务，进一步锻炼和提高自己，促进民兵队伍的非常无产阶级化和非常战斗化，把民兵工作三落实搞得更好！
     （载《解放军报》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社论；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肖华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是头一次军级干部会议。到会同志听了总理、伯达、康生、富春同志的报告，还有军委几位付主席也要给同志们讲话。林付主席还要给这个会议作指示。这是一次生动的毛泽东思想训练班，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最后毛主席还要接见大家。这是同志们和我军的最大光荣，这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以及付统帅林付主席和党中央，对我军的最大关怀和鼓舞。这必将给我们完成新的光荣的任务增加无限的力量。
    现在，我就当前部队政治思想工作问题讲几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加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问题
    这个问题我准备讲三点。
    一、广泛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辉煌战果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开辟了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最正确的道路，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
    这个运动，是一个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巩固革命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党永不变质，保证我国永不变色的伟大政治运动。
    这个运动，就是要触及人们灵魂，大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改造人的伟大的思想革命运动。
    这个运动，对于我们军队，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我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毛主席说过：“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又说：“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因此军队必须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必须保证党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绝对领导，必须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切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他们也知道“有军则有权”，他们要篡党、篡国、首先就必须要篡军。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出来的许多事实看，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使我军成为他们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为了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使我军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无产阶级革命化，使我军无限忠于我们的党，无限忠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也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战争准备。
    八个多月来的运动已经获得辉煌战果。这场席卷全国、震撼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调动了亿万人民的革命积极性。运动的洪流从学校到社会，从城市到乡村，从北京到全国，“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革命群众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社会面貌、人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变化。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
    这次运动，挖出了一批隐藏得很深的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揪出了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混进党内、军内窃据要职的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特别是把彭、罗、陆、杨修正主义集团和他们的总后台刘、邓这两个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了出来，粉碎了他们积极进行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活动，清除了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在这个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有五敢精神的革命小将，他们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新生力量。伟大领袖八次接见红卫兵，同一千一百多万革命师生见面，领袖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红卫兵战果辉煌，有些多少年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都由他们解决了。经过这次运动，使广大的青年一代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不少青年可以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者把“和平演变”寄托在我们第三代的幻想，必将破产。
    在这个运动中，充分发扬了社会主义大民主，广大人民群众经过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反修大演习，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丰富经验。这是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无比光辉的，创造性的发展。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正如陈伯达同志说的，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一点。越往后就会看得越清楚。象列宁讲到十月革命意义时所说的，“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
    怎样估价这次文化大革命，怎样看待群众运动，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阶级敌人，骂我们的运动“糟得很”，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欢呼好得很。我们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对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坚决拥护和积极支持的。很多同志都深刻感觉到，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了极大的教育。这真是不上课的政治课，不经考试的考试。是最生动的阶级斗争课，毛泽东思想课。当然，我们也要注意抓活思想，防止我们有些同志不用阶级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问题。要教育他们必须端正认识，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必须从全局从整体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不要只看支流，重要的是要看的主流，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看到本质。不要只看一点，要看到全面。不仅看到眼前，而且要看到长远。政治工作，必须充分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成就，用生动的事实说服教育干部战士。对于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的同志，更要认真地，反复地进行教育。
    二、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大力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上写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开了党内长期以来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指明了它的实质。刘、邓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白色恐怖，不过是他们长期以来所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暴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来已久，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早就对我们发动了全面的“内战”。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才找到了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他们。动员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这正如主席所说的，我们同样要用全面的“内战”来回击他们，来打垮他们的猖狂进攻。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紧紧抓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纲。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每当革命转折时期，国内外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那些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就猖獗起来，他们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适应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需要，顽固地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中国扭转社会主义方向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刘、邓窃踞党中央的领导岗位，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充当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最大的代理人，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就可想而知。毛主席早就提醒和警告我们，北京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去年五月又说，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有的已经发现，有的还没有被识破。那时我们对这一点还不够理解，还睡在鼓里头，以为把彭真挖出来了，就挖得差不多了，没有敢再去想一想。幸亏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及时地发现了那些埋藏在我们内部的定时炸弹，并把它挖了出来，十一中全会揭了这个盖子。这样，才避免了我们党的事业受到更大的损失。
    同志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党和我们军队的历史，回想一下我们亲身的体验，那一个中国革命的重要关头，那一次战争的危急局面，不是毛主席亲自指挥，亲自掌舵、扭转局势，克服错误路线，端正航向，引导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到另一个胜利。
    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统治我们党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同陈独秀作斗争的，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写的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针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毛主席领导红军向井岗山进军，开辟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在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对马列主义是一个非常光辉的发展。之后，在建军的问题上，第一个提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建军思想的，是毛主席。毛主席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纠正了当时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克服了军阀主义的建军路线，那个决议成了我党我军建设的根本原则和纲领。一九三零年立三路线统治的时候，彭德怀就是执行立三路线最坚决的一个。首先反对立三路线，使红军主力避开向大城市的进攻（当时是向长沙进攻）保存了红军的力量，扩大了根据地的，是毛主席。接着领导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几次“围剿”，取得了辉煌胜利，又是毛主席。王明路线剥夺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和军队的统帅权，这就使我们的根据地和红军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全国的根据地最后只剩下一块陕北根据地：红军三十多万，剩下二万四千。在大搬家中，红军遭到了几乎覆灭的危险。毛主席在长征的最紧急关头，挺身而出，同王明路线的单纯防御路线作斗争。著名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领导，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在长征途中，又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逃跑主义路线作斗争，克服了红军分裂的危险，完成了北上抗日的任务。到达陕北后，又同彭德怀军事上的保守思想作斗争，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围剿，取得渡河东征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陕北根据地。在红军东渡黄河返回陕北的时候，敌人大军逼近，毛主席亲自率领一个小团，在后面打掩护，他是最后渡河过来的。在那样紧急关头，毛主席总是最沉着，最镇定的。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长征的胜利，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抗日战争初期，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即第二次王明路线的，还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提出，在敌后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而彭德怀提出来的是运动游击战，完全同中央的方针相对立。毛主席提出了抗日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方针，战略战术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一整套政策，使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猛烈的发展。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彻底清算了王明路线。七次代表大会，全党都团结在毛主席的旗帜下，这就使中国革命很快取得了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在日本投降以后，毛主席又克服了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使我党我军有充分的准备，以对付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在解放战争的紧急关头，胡宗南进攻陕北，当各解放区军民的眼睛望着陕北的时候，毛主席亲自留在陕北指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大大地坚定了全党全军的胜利信心，鼓舞了斗志。
    至于建国以后的几次路线斗争和粉碎反党集团的斗争，同志们都比较清楚，那天伯达、康生同志也讲了很多了。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抗美援朝战争，那是在中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国内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国内局势尚未完全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那时对是不是出兵朝鲜的问题，是有争论的。是毛主席坚定不移地大胆地作出了这个出兵的决定。这是一个伟大的、英明的、果断的决策，也是毛主席和我们党伟大的国际主义的表现。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我军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取得了对美军作战的丰富经验。在这次抗美援朝战争中，毛主席同彭德怀是有斗争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也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部署下取得胜利的。
    解放十七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各个战线上的伟大成就，祖国面貌的根本改变，国防力量的无比强大，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是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都是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取得的，都证明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完全正确。
    上述这一切的事实，都充分说明了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党我军取得一切胜利的决定因素。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活着的马克思，活着的列宁。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今天，对待毛主席，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区别革命或反革命。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界线和试金石。正象林付主席所说的，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必将战胜一切敌人，永放光芒，普照大地。只要我们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必将无往而不胜，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党内两条路线的长期斗争中，我们的付统帅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林付主席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最亲密的战友。他一贯最深刻地领会毛泽东思想，最英勇地捍卫毛泽东思想。他一贯紧跟毛主席，一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我党久经考验的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
    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关头，林付主席总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同各种“左”的右的错误，同形形色色的反党集团，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从井岗山起，他就一直和毛主席站在一起，反对军阀主义、反对立三路线、反对王明路线。在东北，他反对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克服了彭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因此，取得了伟大胜利，解放了东北。三大战役中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都是对中国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战役。林付主席英明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使这些战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以后，在反对高饶，反对彭、黄、反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林付主席都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一边，都有卓越的贡献。
    在我军的作战和建设方面，在传播毛泽东思想方面，林付主席的功绩不仅在全国人民中，而且在全世界人民中都是一致公认的。林付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提出和强调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创造四好连队等，加强军队革命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他号召在全军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根本方法，推动全国掀起了一个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性热潮，从而开创了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
    林副主席对毛泽东思想阐明、发挥、创造性的运用，是有很高水平的。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关于群众路线的发言，解放战争时期他关于战略战术思想的多次讲话，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去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去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多年来关于军队建设，特别是关于政治思想工作的讲话，都极为精辟地阐述和发挥了毛泽东思想。他在学习、宣传、运用、捍卫毛泽东思想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十一中全会中央领导核心的改组，确定林副主席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完全符合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愿望的。林副主席是我党我军最理想的副统帅。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中央领导核心的改组，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贯彻。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这对全党全国以至全世界的革命都具有伟大的深远的意义。正因为林副主席最忠实于毛泽东思想，最坚决地执行和最英勇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怪不得一切反党的野心家，都把林副主席视为眼中钉。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必然要反对林副主席。这已经成为他们的共同规律。高岗、饶漱石是这样，彭德怀是这样，彭、罗、陆、杨是这样，刘、邓也是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造谣诬蔑，恶意攻击林副主席，这正说明敌人恨他，怕他。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对敌人的这种卑鄙恶毒的攻击，不管是来自社会上，还是来自党内的野心家，我们都要坚决给以反击。
    我们要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毛主席伟大的革命实践，以及林副统帅贯彻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榜样，来教育我们全军的干部、战士，这是主要方面。我们还要能够辨别是非，坚持真理，反对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路线的修正主义思想。修正主义路线。在当前斗争的主要矛头应该对准刘、邓，一定要把刘邓批深批透。
    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长期地、一贯地抵制和反对毛泽东思想，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要用具体的事实来进行揭发和批判，尤其要结合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实践来进行批判。要通过对部队的教育，剥掉刘邓的画皮、使广大干部、战士认清他们的真面目。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康生同志的讲话，已经揭发了很多，他们讲的很清楚了。特别是关于刘少奇的问题，讲的更系统。这里，我只把刘少奇的问题概括地说一下。
    刘少奇在民主革命时期，一再推行投降资产阶级的路线。远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就大肆宣扬活命哲学，叛徒哲学，指使某些被捕的“共产党员”投降阶级敌人。以后，又把他们包庇下来，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让他们窃踞要职。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准备向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屈膝投降。全国解放，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他拼命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一九四九年，他提出欢迎资本家剥削，发展资本主义，一九五○年，他把卖国主义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称之为“爱国主义”的，他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富农，反对变工队、互助组，反对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叫嚷“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他主张发展富农经济，提倡“四大民主”。后来，他又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一九五六年，他迎合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大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一九六二年，他大刮单干风，鼓吹什么“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同时，大量印发他的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资产阶级世界观《修养》。一九六四年，他执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这一切，充分说明，长期以来，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根本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最大的代表人物，他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我再补充几点：
    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恶毒地诬蔑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拜是“把个人神化。”对于林副主席领导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攻击说：“有人搞学习毛主席著作，好象是捞资本”，并咒骂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庸俗化”。
    他长期以来支持刘少奇，并和刘少奇一起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在三年经济困难时，他同刘少奇一起刮黑风，搞“三自一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一同提出镇压群众运动的反动路线。
    他主管中央书记处工作时，把书记处变成一个独立王国，对毛主席实行封锁，不请示，不报告。毛主席早就批评过他，他不仅不改，反而心怀不满，变本加厉。刘邓在中央许多部门，在我们党的重要岗位上，安置了许多叛徒，许多坏人。旧中宣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部；旧中央组织部被叛徒控制了的，几任部长，如饶漱石、习仲勋、安子文，都是叛徒。
    他包庇篡军反党野心家罗瑞卿。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揭发罗瑞卿的错误。上海会议以后，去年三月又在北京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邓小平的态度一直是保护罗瑞卿的，包庇罗瑞卿的。上海开会，他说：“我不知道啊，怎么一下子到这里来，开什么会呀，我们不清楚呀。他在会上象个审判官一样。上海会议以后，邓的老婆还跑到罗瑞卿老婆那里，相抱大哭一场。在北京斗争罗瑞卿的会议，中央指定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彭真，一个是叶剑英同志组织三人小组。我和谢富治同志、杨成武同志几个人叫做工作小组，主持这个会议。会议开始之后，邓小平跑到西北去了，彭真就跑到成都去了，和李井泉去挂勾，去部署。到了会议结束的时候，要写一个结论，我们是经过仔细核对的，凡是有一点不合乎事实的，凡是过不得硬的，一件件都勾掉了，剩下来的都是证据确凿，性质严重的。可是邓小平、彭真还在包庇他，许多问题不准写，不准写罗对四个第一的造谣诬蔑，不准写罗和杨尚昆杨献珍等的不正常关系，不准写罗向地方伸手的问题，不准写罗恶毒诽谤主席的具体事例，不准写罗做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和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罗瑞卿回家对地主祖坟三鞠躬，也不准写，因为彭真回家也给地主祖坟行了三鞠躬礼。所以，斗争罗瑞卿、以后斗争彭真，实际上是打在彭罗的身上，痛在刘邓的心上。刘、邓就是彭、罗、陆、杨的后台，就是他们的祖师爷。
    邓小平还包庇黑帮分子吴晗。彭真所把持的旧北京市委那一伙人，都是他打牌的牌友，全国公开批判吴晗已经几个月了，他还和吴晗在养蜂夹道打牌，连理发工人都看不过去，说：“我们这个总书记怎么搞的呀，现在都在批判吴晗，他还和吴晗打牌！”
    在历史上他也是不光彩的。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红七军从广西转移到江西，只剩下一千七百人，到了崇义附近，正处于敌人前后夹击，非常危急的关头，身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却擅自离开部队，临阵逃跑。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搞百团大战，邓是积极支持彭德怀的。在庐山斗争彭德怀时，他的态度非常消极。
    邓小平根本不是一个能打仗、有战功的人，但是他却拼命争地位。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注释中，名字最多的是邓小平、罗瑞卿。林彪同志看到注释的时候，再三强调要少写四野，要少写他的名字，要把自己的名字勾掉。本来林彪同志是战功最大的，而他的态度却那样谦虚。可是邓小平却极力争这个功、要突出他个人，有些注释根本不需要写邓小平，他也硬要写上。其实他在抗日战争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在总政宣传部当干事，以后在一军团当宣传部长，根本没有打过什么仗。抗日战争时期，他所在的部队，打仗主要是刘伯承同志指挥。至于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从战役方针到每一个具体布署，都是毛主席亲自确定、亲自指挥的。
    还有顺便提一下，刘少奇、邓小平也根本不是什么国际反修的“英雄”，国际反修的所有重大方针、政策以至于重要的发言稿，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或亲自主持起草的，决不能把功劳挂在刘、邓帐上。
    只有剥掉他们的画皮、暴露他们的真面目，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提高大家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性。
    向部队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必须同军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我们军队的内部，还要继续肃清刘、邓路线的组成部分──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毒素。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是刘邓反动路线的一部分，是刘邓反动路线在军事上的表现。对刘志坚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也要继续肃清。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结合部队的活思想来进行教育，这是今年教育中必须抓紧和突出的重点。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我军中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但是这里要提醒大家，两条路线斗争还没有结束，还将继续下去。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还要经过不断的斗争，还要做很多的工作，因为刘邓错误路线在我们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因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错误路线当作他们的护身符，继续拿反动路线作掩护，因为党内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的人，这些同志从错误路线上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还要作工作，还要继续斗争，要把刘、邓他们的市场一个一个地夺过来。特别要防止极少数顽固坚持反动路线的人。采取各种形式的新反扑，也要防止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破坏和卷土重来，死灰复燃。他们是行将灭亡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不会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一定会卷土重来，破坏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要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一切资产阶级代理人企图复辟的新花招，新阴谋。我们军队的同志应该百倍提高警惕性。
    三、大立毛泽东思想，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最聪明最勇敢的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是最勇敢、最坚强、最有战斗力的军队，是无敌于天下的军队。
    林副主席说：“要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战备的需要，是彻底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所以我们就要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抓紧这件大事，抓住不放。
    学习毛主席著作最主要的方法，还是林副主席提出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竽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我们现在好多干部去搞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还有的自己也在搞文化大革命，在完成这些任务中，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当前，我们支左工作，首要的也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援，帮助革命群众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要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教导，关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教导，关于如何正确地对待群众运动的教导，关于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教导，关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教导、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等等，是我们带着问题学习的主要内容。要抓住这些基本观点，反复学，反复用。要把毛主席的最高理论同当前文化大革命丰富的斗争实践结合起来。
    我们要根据林副主席的指示，把部队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根据我们去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应当注意下面两个方面：
    第一是端正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林副主席说：“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广大干部、战士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他们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革命的根本，生命的灵魂，智慧的海洋，力量的源泉，行动的指南，战斗的武器”，是“我们建军的核心，建军的灵魂，建军的根本”。他们真正做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他们所以能够这样，就是因为他们对毛主席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许多部队经常搞忆苦思甜，每次都使干部战士对毛主席著作的阶级感情加深一步。带着阶级感情学，就能记得牢，领会得深，用得好。
    第二是狠学“老三篇”，改造世界观。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也就是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强大的武器，对资产阶级世界观展开猛烈进攻，向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精神世界阔步前进。
    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为私有制服务的，其本质就是一个“私”字。无产阶级世界观恰恰相反，是为公有制服务的，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的，其本质是一个“公”字。为“私”为“公”，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社会上有阶级斗争，我们头脑里也有阶级斗争。要敢于在自己的头脑里搞阶级斗争，要敢于造自己的反。造别人的反比较容易，造自己的反就比较难。
    “老三篇”文章虽短，但它是极其光辉的共产主义的教材，是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必修课。我们要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就必须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反复地学，认真地用。
    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敢于大胆地亮，亮自己的思想；坚决地斗，斗争错误思想；彻底地改，把这些错误的思想彻底改掉。
    几年来，我军采用的行之有效的学习组织形式和学习方法，今后仍继续推广。我们已经取得的好经验、好形式、好的方法主要有下面一些：
    1、进行工作，执行任务、开重要会议，都要有的放矢地选学毛主席有关的论述，作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解决问题的武器。2、政治、军事教育，都要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3、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4、军以上单位，要经常举办各级干部的读书班或集训班。5、有计划地组织天天读。6、小整风。就是抓住某一个重点，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7、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会应该推广。现在部队里的讲用会效果很大。各单位都有这方面的经验。8、办好毛主席语录版。9、对一些识字不多的战士，开一些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班，或者通过“一对红”等形式，辅导他们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10、培养和宣传更多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和先进集体。举办学习毛主席著作模范人物的事迹展览，如过去的廖初江、丰富生、黄祖示，刘英俊展览会，效果是很大的。各级都应该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全军也准备在半年召开这样的大会，来推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11、通过报纸、文艺以及一切宣传工具，来宣传毛泽东思想，推广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经验，解答学习毛主席著作中提出的问题、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具体指导。12、通过讲党史、讲革命历史故事，读革命回忆，学习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漫长的岁月中，掌握着革命的大舵轮，不断地拨正革命的航行，率领亿万革命大军，冲破多少惊涛骇浪，绕过多少暗礁险滩、经历过多少艰难崎岖的道路，战胜了国内外多少强大的敌人，使我们的革命由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毛主席还将率领我们去攀登人类社会的最高峰──共产主义。毛主席伟大的革命实践是我们学习的崇高榜样。我们除了用毛主席的伟大革命理论教育部队外，还要用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来教育部队。毛主席的全部革命活动和伟大事迹，都是最生动的教材。要用毛主席在战争年代的活动和故事，在各个时期的活动和故事，来教育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来鼓舞部队的斗志和革命精神。这是对年青一代进行教育的最好教材。我们部队开展的“四个伟大”的宣传，就是要用毛主席这些活生生的光辉事迹来教育部队。尤其是我们这些老干部，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给部队讲课，宣传“四个伟大”。
    第二个问题：当好工作队，完成毛主席所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当前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进入紧要关头，进入全面决战阶段。这个阶段主要特点，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种夺权是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一场真正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切阶级斗争，归根结底，都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斗争。一九四九年，我们是自上而下地夺国民党的权，接管他们的一切政权机构。这一次是采取革命“三结合”的形式，自下而上地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即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这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毛主席、党中央又给了我们支持革命左派、支援农业、支援工业、军事管制、训练学生的重大任务。这是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的决策，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最大的信任，是我军的最大光荣。
    在我军初创时期，毛主席就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在战争时期，一直担负着打仗、生产、作群众工作三大任务。一九四九年二月，毛主席号召“把军队变成工作队”。毛主席强调指出，“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去年，毛主席在给林彪同志的信中，又向我军发出伟大号召：“只要在没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付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毛主席最近又指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支左、支工、军管、军训，这些都是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对我们来说，也是最好的一次锻炼和考验。只有毛主席的军队，人民的军队，才能执行这样的任务。这些问题，前些天几位领导同志的报告都讲过了，这里我补充几点：
    一、最重要的是站好队，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鲜明的革命旗帜。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林付主席说：“站在那一边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林付主席的指示，紧跟毛主席的思想，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圆满地完成支援左派的任务。
    在执行支左任务中，对于当地各个群众组织的情况，各阶级的情况，要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以便做到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如果因为情况不明而支持错了的，要公开承认错误，立即改正。
    二、要当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
    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工作队的根本任务。支持左派，促进左派大联合，实现革命“三结合”，首要的就是政治上、思想上的支持。这是最近参加支左工作的一些单位的共同经验。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抓活思想带到地方去，传给广大革命群众。千条万条，宣传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条。这一条搞好了，就一通百通。抓好了革命，才能带动生产，促进生产。
    毛主席的指示，党的方针政策，都要尽快直接和群众见面。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党的方针政策直接和群众见面，就可以迅速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搞好革命，搞好生产，搞好军事管制，搞好军政训练。
    我们派出去的人员，要有革命的干劲，要把革命干劲同科学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态度结合起来。一切问题要同群众商量，依靠他们去办，不要包办代替。任何包办代替、命令主义、首长作风，都会脱离群众。要重视调动民兵的积极性，发挥民兵的突击作用。总理说：任重道远。又说：要作无产阶级的工作队，不要作资产阶级的工作队，不要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犯错误。这个指示很重要。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区别马列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根本标志。我们一定要坚持毛主席的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无论执行什么任务，无论到那一个单位，都不要束缚群众的手脚，而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闹革命、促生产。就是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也要这样做。在需要夺权的单位，还必须促进革命的“三结合”，为夺权创造条件。
    四、组织力量，加强具体指导。
    派出的干部、战士都必须首先加以训练，进行党的路线政策教育。抽调干部应该分片包干，要注意突出政治，配备骨干。对那些分散的、要害的、重点的单位，更要加强具体的指导，不要派出去就不管了。要经常派出人检查他们的工作，了解他们的情况，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这次实行军事管制不同于一九四九年，不同于解放初期的军事管制。那个时候是接收国民党的烂摊子，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军事管制，这是根本的区别。支援农业，支援工业，也不同于过去一般情况下的支援，一切都必须依靠真正的革命左派，才能够搞好。
    要特别警惕军内外少数坏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挑拨军队和革命群众的关系，进行破坏活动。
    五、向群众学习，向革命干部学习。
    毛主席说：“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我们面临的工作都是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所有人员都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模范地执行政策，遵守纪律，搞好关系，搞好团结，不断进行自我批评，听取群众意见，改进我们的作风，要学会群众工作的方法，要学会群众的语言，同群众打成一片，发扬我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做好样子，不能做坏样子。
    第三个问题，继续抓四好连队运动，抓好部队的活思想。
    四好连队运动是有强大生命力的集体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的群众运动，我们已经搞了好几年了。我们一定要通过四好运动的持续开展和不断提高，把连队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是搞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今天要特别注意抓活思想，要善于用毛泽东思想回答和解决各种现实思想问题。党支部要发动全体党员进行群众性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大力宣扬好人好事。要改善管理教育的方法。要加强对四好运动的领导，特别对那些薄弱环节，分散单位，更要加强具体指导。
    第四个问题。加强组织革命化，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
    毛主席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用人行政，这是专政的主要问题。林付主席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结合我军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培养和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即第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第二、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密切联系群众；第三、有革命干劲。要按照这三条来培养和大胆地选拔干部。
    对于老干部，要作阶级分析。从总体上来看，我们的干部队伍是比较纯洁的，特别是老干部（现在老干部不多了）全军红军时期入伍的，只有千人，抗日战争时期的，只有五万七千人，经过战争考验的，大多数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站在毛泽东思想立场的，是好同志。这是党的宝贵的财富。
    但是，必须看到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我军的干部队伍也是有分化的。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干部是错误的。目前，在文化大革命中，干部队伍就经历着一个大分化，大改组的过程。有一小撮已经蜕化变质堕落成为修正主义分子，还有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叛徒，我们必须把他们全部挖出来，进行清理，防止他们篡军、篡党、夺权，防止他们夺取我们的兵权。
    所有的老干部，都必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受考验，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接受群众的教育，改造自己，过好社会主义关，保持革命的晚节。我们要牢记林付主席的教导，即把自己当做革命的一分力量，又要把自己当做革命的对象。每一个干部都要紧跟毛主席，紧跟革命的形势。不要吃老本，要为革命立新功，立新劳。
    干部要严格正确教育自己子女，要从政治上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使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对老婆孩子反映的问题都要作阶级的分析，都作具体的分析，不要偏听偏信。对他们错误意见，应该加以批评教育。如果自己子女出了问题，就要按照党的原则正确处理。
    机关、院校、文艺团体，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要做到更加革命化，组织上更加纯洁。要精简机构，改革制度，改进作风。要使各级领导，真正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要特别注意加强各级政治机关的整顿和建设。这次政治机关里头，宣传部门、文化部门，保卫部门，出的乱子不少。解放以后，政治干部调出去比较多，对新提拔的政治干部，往往不注意政治质量。有的政治机关自己不突出政治。所以通过这次整改，首先把政治机关整顿好，把政治机关加强，使政治机关在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方面，大大地提高一步。请同志千万注意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思想战线的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杨成武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这次会议是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总理的指示召开的，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这次会议非常重要，要解决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会议开的很好，是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训练班。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富春同志、徐副主席和肖主任已经作了指示。聂、叶副主席也要作指示，林副主席还要作重要的指示。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还要接见到会的同志，这是我们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
    我本来没有准备讲什么问题的，后来林副主席和叶副主席指示，要我讲一讲。我准备讲一讲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罪行，以及彻底肃清他们对我军恶劣影响的问题。同时，对我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中，如何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问题，也讲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毛主席经常用“树欲静而风不止”来警戒我们，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可避免的。毛主席去年和今年同阿尔巴尼亚领导同志两次谈话中，更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就可能渗透到上层建筑中来，渗透到政权中来，形成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精辟地指出，一切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政治的斗争，是政权的斗争，是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
    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就是结成一伙来夺权，要夺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权。实际上，刘、邓就是他们的后台。如果没有刘、邓的支持，他们是不敢这样嚣张、这样疯狂的。
    我们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不能低估。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那就会千百万人的人头落地，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世界革命的胜利就会不知推迟多少年。
    他们都有一套假象，很能迷惑人。他们的反动思想，有一定的市场，替他们吹喇叭、抬轿子的人大有人在，把他们揪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必须彻底地剥光他们的画皮，彻底地清算他们的罪行，彻底地肃清他们的恶劣影响。
    去年以来，各军种、兵种、各军区和总部连续发生反党分子跳出来夺权的事件。如空军的，工程兵的，通信兵的，还有二炮的，沈阳军区的，总参谋部的，总政治部的，等等。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军内的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很尖锐的。我们总参谋部，就有王尚荣、雷英夫，疯狂地跳出来，要夺权。工程兵有谭友林，二炮有宋烈，空军有成钧、刘震等人。沈阳军区也有。这些事件，不是孤立的，是有后台的。对这些事件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后台是什么人，不说自明。所以必须提高警惕，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
    罗瑞卿是他们的急先锋，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急先锋。
    罗瑞卿的罪恶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在毛主席健在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明目张胆地向党伸手，疯狂地篡军反党，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 。主要表现在：1、封锁林副主席。2、造谣、诬蔑、诽谤林副主席，挑拨林副主席和毛主席以及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3、向林副主席搞突然袭击，出难题，百般折磨林副主席。4、公开向党伸手，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 。
    罗瑞卿的问题，林主席早就觉察了。林副主席为了挽救他，几年来，正式地对他进行过六次批评、教育。他不但不听反变本加厉。林副主席要他通气，非常严肃地、语重心长地教育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一百年不来我这里，也没有关系。你是总参谋长，我既然担任国防部长，一点情况不了解怎么办？耽误了工作我要负责的。而罗瑞卿仍然实行封锁，就连大比武这一件大事情，他都不报告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军委。这个大比武，是在南京决定的，毛主席不知道，林副主席不知道，军委不知道。叶副主席是主管训练工作的，也不知道。是他擅自决定的。许多重大的事情，他不但自己不去请示、报告，而且不准别人去请示、报告，谁去林副主席那里报告了，请示了，他就训斥、打击谁。今天在座的李作鹏同志就是挨了打的一个。他就告诉李作鹏同志，你以后不许到林总那里去。一九六五年五月初。我和罗瑞卿到上海去，林副主席又当面批评了他，又一次说他不通气，要他通气，并且当面给他规定了五条，那五条可具体哩！可是罗还是顽固不改。
    罗对林副主席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阴险得很。他让×××转告林副主席并亲自向林副主席说：“我这次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了骨灰，也都是忠于林总的。”这是上午讲的。但就在当天下午，他坐飞机到广州，就同陶铸大肆造谣，诽谤、诬蔑林副主席。
    一九六四年罗瑞卿的反党野心恶性发作。擅自决定大比武，妄图用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篡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四个第一，制造毛主席批评四个第一的谣言，企图贬低四个第一的伟大意义，打击林副主席，挑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关系。罗竟敢当面向林副主席借题发挥，声色俱厉地说：“……还管什么事？……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屋子后，还在走廊里大叫“不要挡道！”这些都是在一九六四年干出来的。
    到了一九六五年，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的活动就更疯狂了，公开地跳出来，反对林副主席，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晚上，我和罗瑞卿一起在民族文化宫看了戏。我一回到家，他就打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我以为是有情况还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去了以后，他就大骂林副主席。他把陶铸造的谣也同我讲了。疯狂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他说什么如果突出政治是对的话，那我罗瑞卿不就犯了方向错误，犯了路线错误吗？大骂去检查×××师检查工作的同志，骂的很难听啊！他把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前前后后篡改了八次。到了二月十四、五日，罗就要×××向××同志提出要林副主席接受四条。
    这四条我们过去都讲过了。
    在五月份召开的军委××会议上，又接连发生两件事。一是罗利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参加这次会议全体同志的机会，搞了一个大阴谋，带头并煽动各军区的同志向中央提出大量增加部队的定额。这个定额，提出最多要增加×××万，逼林副主席表态。第二个是要合并军区，要把××个军区，并成×个军区。第三个是要取消兵种，把兵种作为总参谋部的业务部门。这些事情事先并没有报告、请示林副主席和军委常委，完全是向中央和林副主席搞突然袭击，企图打击林副主席，挑起各军区对中央和林副主席的不满。这是一件事。二是罗瑞卿要用个人名义在军委××会议上作结论。林副主席知道以后非常严肃地说，××问题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资格作结论，只有最高统帅毛主席才能作结论。当天晚上，林副主席口述了一个指示，由他的秘书传给了军委××会议搞秘书工作的李静同志和我，也传给了罗瑞卿，并要把他的指示向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宣布。林副主席在这个时候，就想把罗瑞卿反党活动的盖子揭开。罗瑞卿紧张了，半夜跑到林副主席那里，假装检讨，保证再也不犯了。林副主席再一次给他悔改的机会，打电话给我，要我不要传了，收回，看一看，将来他能改就好。林副主席还是想把他挽救过来。
    可是以后，在军队六级以上干部的任免和调整级别等问题上，罗又公然反对林副主席的指示。一九六五年四月份，林副主席当面交代我，要我回来向军委办公室会议和总参、总政传达，六级以上干部（那时是中将以上干部）和总部各部部长的任免要先报告军委各位副主席，得到同意之后，再报中央批准。结果呢，罗不执行。一九六五年五月中将以上的干部调整级别的报告，林副主席是不知道的，我举个例子，肖向荣是付兵团，定为正兵团，五级，林副主席是不知道的。罗瑞卿盗用了军委的名义向中央报告，是邓小平批的。林副主席批评他的时候，他竟然狂妄地说：“问题是在于做得对不对，不在于请示不请示。”你看他多狂妄！他专门搞突然袭击。听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大好的时候，他就去袭击，不先请示林副主席，可不可以去，他突然坐飞机去，折磨林副主席。有那么好几次。
    在总参政治部召开的突出政治、落实四好的座谈会上，他的谈话是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指示的。他以后又到广州、南宁、昆明，一路上在部队中大量散布折衷主义的谬论，系统地反对突出政治。
    特别是林副主席看到罗瑞卿有一系列的造谣诬蔑反对毛主席的罪恶行径。罗多次说毛主席不信任他，要整他。
    罗瑞卿对毛主席实行封锁。
    罗私自改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多年以来，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台湾海峡的斗争不单是对蒋匪帮的斗争，主要是对美帝的斗争。是一个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宣传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对蒋匪帮的一切作战行动，必须由中央决定。林副主席说：“打第一枪、第一炮、一个班、一个排的第一次动作，不是小问题，都是战略问题，只有最高统帅才能下决心。因为这个问题同外交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同各国的政治态度联系在一起。政治统帅军事。”林副主席讲得清清楚楚，这个第一枪、第一炮、一个班、一个排的动作，过去了以后，你打几十万枪、几十万炮，几十万人的行动，都是比较小的事情。罗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非常清楚，但他却私自向福州军区布置说，今后海上作战，军区可以根据情况“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可以边打边报告” 。他就这么干。直到福州军区请示总参谋部怎样执行罗的指示的时候，才发现他这个错误。中央军委纠正了他这个错误。
    罗在民兵工作三落实问题上和毛主席唱对台戏。毛主席自一九六二年以来对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前后作过四次重要指示，一再强调第一是组织落实，第二是政治落实，第三是军事落实。可是罗竟多次说，首先是政治落实，不是组织落实，公开地“教训”毛主席，指责毛主席没有把三落实的关系搞清楚。
    罗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地方武装的指示。一九六○年毛主席就指示要从主力军里面调若干个师，给沿海各省作为地方武装的骨干。罗瑞卿既不传达，也不贯彻执行，竟拖了五年之久。到了1964年六、七月间，毛主席又两次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严肃地批评了罗。罗瑞卿这才被迫布置，但他还是非常抵触，一面推卸责任，一面叫大家执行毛主席指示还可以打折扣。所以后来地方武装的建立，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直到上海会议后，才纠正了这个事情。
    罗拼命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他反对林副主席提出的“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他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他说：“最高，还有次高吗？最活，还有次活吗？”他反对给民兵布置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任务，他反对向外国人宣传林副主席提出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
    林副主席已经看透了罗瑞卿已不可挽救了，加上当时又发现了杨尚昆的问题。这个时候，林副主席才向毛主席报告处理罗的问题。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召开上海会议，揭罗的盖子。
    毛主席对罗的问题早有察觉。毛主席几次在谈到罗的问题时，曾经这样说过：罗的思想问题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对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是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个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搞几个人在一起。
    毛主席把罗瑞卿看穿了。
    罗之所以要把林副主席当作敌人对待，是因为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在全军、全党、全国和全世界有高度的威望，又是他的直接老上级，是他实现个人野心的最大障碍。他要实现个人野 心，就非攻击林副主席不可，他妄想把林副主席攻倒。如果他能够把林副主席攻倒，不仅军队大权可落入他们手中，而且为他们篡党篡国做好了准备。
    先看看彭真在中央召开的揭发批判罗的工作小组会议上如何包庇罗。这个问题我再讲一讲。前天肖主任也讲了。归纳起来，他搞了四大阴谋。
    一是六条清规戒律。（1）只讲大问题，不讲枝节问题；（2）只讲罗的问题，不要牵连别人，特别是不许牵连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3）只讲站得住脚的材料……不要给罗抓辫子；（4）工作小组成员发言要慎重，不要讲结论性的意见，发言稿要经过工作小组审查。实际上，就是要经过彭真和邓小平审查；（5）发言的材料中要把可以证明许多关键性问题的叶群等同志的名字都去掉。这样，许多带关键性的问题都无法写上了；（6）不要大家引用罗虐待公务员段光富同志的材料。
    二是五个不准。（1）不准写罗对四个第一的诬蔑；（2）不准写罗和杨尚昆、杨献珍、肖向荣、×××、梁必业等人的关系；（3）不准写罗向地方伸手问题；（4）不准写罗恶毒诽谤攻击毛主席的具体事例；（5）不准写罗作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充当了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
    三是三支毒箭。第一枝毒箭是把林彪同志和军队推到反对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地位。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要在报告里面写上一条，地方上的文艺工作方针是有错误的，军队的文艺工作方针是正确的，成绩是很大的。他采取这样一个手法。林副主席讲，军队的文艺工作方针同样是错误的，林副主席识破了他的阴谋。第二支毒箭是以写一段林彪同志对罗进行过耐心教育为名，恶毒地攻击林彪同志。就是说，他企图诬蔑林彪同志，对罗瑞卿没有进行耐心的教育。第三支毒箭是以实事求是为名，恶毒地攻击会议对罗揭发和批判过头了。
    四是五个追查。他气势汹汹地连续五次向我进行追查。（1）追查工作小组关于罗的问题向中央的报告是什么人起草的，什么人修改的；（2）追查谁说文件温度不够；（3）追查谁向林彪同志报告的；（4）追查工作小组传达林彪同志的意见，到底是不是林彪同志的意见；（5）追问我们对林彪同志的意见有什么意见。
    林副主席及时地识破彭真的阴谋诡计，使他在关键问题上包庇罗的阴谋无法得逞。
    彭真在历史上是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这一件事情可能今天在座的同志不一定那么清楚。因为彭真过去吹牛，说他是一贯正确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他创造的，他是领头的。今天我们要把他这个画皮剥开。我讲的都是有文字为证的。彭真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忠实执行王明路线的。
    一九三八年三月，彭真就把彭德怀在临汾会议传达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全部搬到晋察冀。他反复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他说：“国共两党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任务。”他甚至大肆美化国民党的反共特务组织，恶毒地攻击我党对国民党的批评。他还提出要在“国民革命军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军队，统一作战计划和军事指挥” ，在恢复地区的一切政治制度，仍须保持旧有形式等等。这些材料多得很。彭真所传播的这一条彻头彻尾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曾使晋察冀局部地区的工作在短时间内产生了束手束脚的倾向。由于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以聂荣臻同志为代表的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许多同志的坚决反对，这些地区的工作很快得到了扭转。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彭真参加了这次会议（聂荣臻同志未参加，留在敌后）。彭真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份，第二次到晋察冀。这次本来是来传达中央六中全会决议的。可是他在晋察冀分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竟然公开歪曲中央的决议，仍然推行王明路线。
    他连续鼓吹：“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不仅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
    他宣传：“蒋介石是国民党中最有政治眼光的人” ，我们“要竭诚地拥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要竭诚地拥护，一般的拥护还不行。
    他大肆宣扬国民党的军队是“英勇善战的中央军” 。他胡说什么“改编红军，为的使其成为统一战线的军队” 。就是说，军队的独立自主性不要了，交给国民党，交给蒋介石了。
    他荒谬地提出了我们党在“调节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的基本立场与原则是：（1）公平合理；（2）互助、互爱、互让；（3）减少磨擦、分歧；（4）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为难。”他还宣扬阶级调和，鼓吹“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互助，地主与农民之间互助。请同志们看看他是一个什么货色！他是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他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王明讲互助、互让，他还加了一个互爱。
    彭真的手伸得特别长。他两次到晋察冀工作前前后后合起来只有两年时间。抗战八年，他只占四分之一，但他却盗窃了晋察冀工作成绩的果实。他到了延安以后，大吹牛皮，写 了洋洋几万言的《关于晋察冀政策问题》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没有一句讲到军事斗争。在敌后抗日战争，离开军事斗争还讲什么呢？他到延安后，经常越过晋察冀分局，越过晋察冀军区，对冀中，对冀东等地的工作横加干涉，继续推行王明路线。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过去几年的工作就有了明确的指示，电报都在，我摘了一段，是这样讲的：“六年来，分局的同志以及晋察冀的全体干部党员和在边区的八路军指战员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创造和坚持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和所给予的任务，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对晋察冀的工作作了全面的估价。可是一九四四年的八、九月，晋察冀分局召开的高干会，在彭真的指使下，不传达中央书记处的指示。不仅我们根本不知道，唐延杰同志那时是参谋长，他也不知道。中央一九四四年一月的指示，到了八、九月，高干会开了八十几天都不传达，而且在这个会议上，还用极不正常的手法打击聂荣臻同志和以聂荣臻同志为代表的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拒不执行中央关于整训部队、壮大部队的指示。中央在一九四四年七月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要最后驱逐日寇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并对付国内的突然事变，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而他们还在那里拼命反对“轻敌速胜论”，拼命搞“精兵简政”。那个“精兵简政”可真是“彻底”啊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才留了二十几个人。军区司令部也没有剩下多少人，唐延杰同志当参谋长没有事情干，到冀东检查工作去了。后勤部（那时叫供给部）还有八个人，卫生部还有七个人。结果抗日战争一到反攻的时候，完全措手不及，什么准备也没有，完全是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所以晋察冀地区一直到解放战争初期相当长的时间，都没有翻身过来，要兵没有兵，要人没有人。大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呢？今天明白了。今天在座的同志都清楚的嘛，本来一个纵队三个旅，很好，三三制嘛，合乎林副主席的要求嘛，他就是跟你砍掉一个旅。那一个纵队没有砍掉一个旅呀？你们过去大概不清楚这个事情，今天就清楚了嘛，就是他们干的。他们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在解放战争时期，彭真在东北实行的也是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正如伯达同志讲的，他实行的是国民党的路线，是美帝国主义的路线，是保护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他是反对以林彪同志为代表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解放后，彭真在北京市十几年，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彭真近几年来极力插手军队工作，同罗瑞卿勾结得特别紧。这是他反党阴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去年，他迫不及待地抛出二月提纲。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反党纲领。
    下面讲讲刘邓的问题。
    刘少奇在历史上是老犯机会主义错误的。解放战争初期，他就发表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对当时的对敌斗争起了极坏的作用。每一个纵队砍掉一个旅，是同他的错误分不开的。当时晋察冀边区就吃了他的大亏。晋察冀的不少同志提起这件事就有气。在当时敌我斗争那样严重的情况下，他不是加强战备，而是搞“精兵裁军”，这完全违背毛主席的思想的。以后有土地会议的形“左”而实右，村村点火，家家冒烟，扫地出门，“搬石头”。进城以后，同天津的资本家的谈话，以后接着反对合作化，刮单干风，一九六二年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七千人大会上他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又一次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大吹王光美，到处做报告。一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他都是反对毛主席的，和毛主席唱反调的。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大毒草，是欺人之谈，流毒很广，必须彻底批判。他自以为了不起，和毛主席平起平坐的呀！每年国庆报纸上登照片都是登两个。他的照片和毛主席的一般大。替他抬轿子、吹喇叭的有的是。
    再看看邓小平。
    邓小平更是百般包庇罗。在上海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他就讲：“请军队与地方的负责同志来，不是来作一个决议，而是审查材料够不够对不对的，有出入的都可以提。林彪同志很重视这个问题，向主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不三不四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在小组会议上公开说：“关于罗伸手问题，林彪同志说有，罗说没有，×××已死，死无对证。”他是不相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他是相信罗瑞卿的。他别有用心地用“死无对证”来否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及其他同志提出的铁证。邓小平回到北京以后，又向刘伯承同志、叶剑英同志讲罗的伸手问题，是“死无对证” 。
    这些事情今天在座的同志可能不清楚，所以要讲一讲。画皮不剥开，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上海会议后罗瑞卿回到北京以前，有一天下午，总理和邓小平去同罗瑞卿谈话。邓小平带着他的老婆一起去看罗瑞卿老婆。她一上楼梯就大哭特哭，痛哭流涕，哭啊，哭得一塌糊涂，把警卫员、副官都弄得莫明其妙，问是怎么回事。她上楼后，房子都没有走对，警卫员给了她手巾，擦完了眼泪，就钻到罗瑞卿老婆的房子里，关着门又大哭特哭。你们看一看嘛，这是什么感情！他们是有他们的阶级感情的。（肖华同志：郝治平的家庭是个恶霸地主，邓小平的老婆是宣威火腿总经理的女儿）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观人先观其友。罗瑞卿回到北京后，一直到他跳楼自杀（未遂，因为他跳冰棍，如果他不是跳冰棍，脑袋冲下来就摔死了，他那是吓唬人的，不是真的想死），整整三个月，不仅不检讨错误，而且还狡辩。现在很清楚了，这是因为邓小平、彭真这些人在支持他。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中央召开工作小组会议批判罗瑞卿，邓小平在这个会议开场的时候（因为他是三人小组的组长嘛，三人小组里一个邓小平，一个彭真，还有叶副主席），当着罗瑞卿的面说了这么一段话：“罗总觉得冤枉，有委屈，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不同意就不同意，我们党从来不强迫人承认错误。”实际上他是告诉罗不要承认错误，我支持你。他是领导小组的组长，可是会议开始两三天后，他就借故到西北去了，留下他的打手彭真跟叶剑英同志捣乱，以后连彭真也跑到成都活动去了。直到会议结束前一两天后，在总理的催促下，他们才回来。回来以后，邓小平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又作了一个结论性的讲话，他对罗瑞卿跳楼自杀十分惋惜。他说：“他为什么自杀呢？如果你罗瑞卿认为你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坚持呢？还有揭发的事情，你不同意可以保留嘛，彭德怀实际上已经作了结论，他写了几万言书，企图翻案，现在还分配工作。”“允许保留，党中央有这一条，你罗瑞卿为什么要自杀呢？”
    会议过程中，彭真包庇罗捣乱活动，据说都是和邓小平商量过的。
    罗瑞卿的公务员段光富同志揭发的材料好得很，揭发了罗不少见不得人的脏东西，但是邓小平和彭真坚决不同意印发。
    这里我还要讲一件事，去年的二月份，就有人从千里之外给罗瑞卿送桔子，用飞机送来。空军的同志报告我，问给不给他？我讲给他，要懂得这个不是物质桔子，是政治桔子。千里之外送桔子来，是支持他反党嘛！现在，这个人很清楚了，就是西南的×××夫妇。他们对罗瑞卿真是关怀备至，大力支持！
    邓小平是反对毛主席的。过去有的人不了解，说他是一贯正确的。这张画皮要剥开。他是长期封锁毛主席的。毛主席早就批评他搞独立王国。
    邓极力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在去年二月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上，公开提出“以实带虚”反对政治挂帅。他还说什么地方学习解放军，要充分注意企业特点，说军队就是停止一个月，专门搞政治工作也不要紧。这是什么话？他是诬蔑解放军，说解放军没有事情干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他的这些话，是在上海会议以后说的。性质就更严重了，更恶毒了。
    邓小平认为自己有两大功劳，一是他认为淮海战役有了不起的功劳。这个问题要戳穿，谁都知道，淮海战役从头到尾，整个的都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在前线工作的有刘伯承同志等许多人，有广大群众的努力，怎么能说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呢？他自认为“你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我从南京打到成都”，“你有辽沈战役，我有淮海战役”，自以为了不起，他把大家的功劳都归到他的帐上。他在《毛泽东选集》里面，特别注了一条，他是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书记。这就是说，他是第一个，其他的人都不算帐。另一个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修斗争中，以反修“英雄”自居，这也要戳穿。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伯达同志同我讲的，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篇文章，邓先在北京搞了一个班子，写了若干条，当时彭真他们大加赞扬，认为了不起。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认为不行。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在伯达同志主持下又重写，是在杭州写的。当邓知道毛主席亲自领导重写时，他还打电话问彭真：用杭州的稿子，还是用北京的稿子。他是不赞成用杭州的稿子的，是和毛主席唱对台戏的。毛主席最后决定用杭州的稿子。这就是公开公布的《二十五条》，这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写的，他吹牛《二十五条》是他写的。
    邓小平当红军政委时犯的错误，肖主任讲了。
    刘少奇、邓小平的这些事情，我在中央的会议上，当着刘少奇、邓小平的面讲过的。今天在这里和同志们也讲一下。
    毛主席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文化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是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群众大革命运动的洪流冲刷了我们的黑暗面，揭发批判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出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并创立了新方式，自下而上的夺权。毛主席支持这种夺权，现在广大革命群众正以“万里东风扫残云”之势，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全面夺权的决战。形势好得很，是一片大好形势。我们热烈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还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面内战，是资产阶级首先向我们宣战，我们也要向他们宣战。
    我们非常幸福地参加了，经历了这一场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近一年来的惊涛骇浪般的阶级斗争，对我们震动很大，真正触及到每个人的灵魂。我们在这不到一年的斗争实践中所受到的教育，比过去几十年受到的教育还大得多、深刻得多。
    林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意义和取得的伟大成果作了精辟阐述。林副主席说，这是一场不拿枪的全国性的大内战。决不能轻视不拿枪的敌人。他们可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不拿枪的敌人可以转化为拿枪的敌人。不拿枪的战斗可以转化为拿枪的战斗，如果转化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就可以避免拿枪的战争，避免历史的大曲折、大反复、大破坏，避免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大损失。所以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很大的，对我们避免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命运，作用很大。这不仅是保证我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的重大措施，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也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军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一指示，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更好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决完成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光荣伟大的任务。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是我们时代的代表，是党的代表，是群众的代表，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是群众的领袖，是群众的灵魂，毛主席和群众是一个整体，好象一个人的头和身子一样不可分的。”林副主席又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的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林副主席对伟大的毛主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最高度的颂扬，说出了我们心里话，表达了我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最最真实地反映了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起到最杰出的舵手的伟大作用。
    林副主席教育我们，对毛主席必须坚信无疑，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林副主席说，站在那一边，这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是标准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它统帅一切，统治一切，不是平等的。站错了立场，一切都错了，全盘都错了。如果立场错了，本事越大越反动，越是人民的敌人，不如一条牲口。
    林副主席以实际行动给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是我们的典范。他四十年如一日，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关头，总是最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同各种“左”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捍卫了毛泽东思想，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对毛泽东思想精辟的阐明，创造性的运用，有非常高的水平。林副主席大力号召全军全党全国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并使这一运动不断发展，不断深化，不断提高，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使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中大普及，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促进全国人民思想革命化。这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取得共产主义事业彻底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这是林副主席最大最突出的功勋。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培养的，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最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理论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经过长期的考验观察，决定林副主席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众望所归，当之无愧。
    林副主席对如何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作了许多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指示，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破私立公，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忠实地积极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把全军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最大最首要的支援。这样，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世界革命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我军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这就是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保卫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小组，保卫社会主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组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这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建立了丰功伟绩。我们一定要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切指示。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指示我军要担负起支左、支农、支工和军管、军训的任务。这是毛主席对我军最大的信任，最大的重托，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
    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接到最高指示以后，闻风而动，坚决贯彻执行，派出了大批干部、战士，深入农村、厂矿、学校，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复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坚定地站在革命左派一边，旗帜鲜明，方针明确，立场坚定，毫不含糊，坚决完成支援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项工作。
    在支持革命左派群众夺权斗争中，我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支持了革命左派，对保证革命左派的夺权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在支援农业和工业方面，全军已派出大批干部、战士，深入到县市、公社、厂矿和学校，广泛地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宣传党中央各项重大政策，同广大的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师生一起大学毛主席著作，一块闹革命，一块劳动。这本身就是真正贯彻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的战略方针。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一经同广大群众见面，立即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大提高，生产状况大改变。这样的例子很多。
    在实施军事管制和保护重要目标方面，已军管和保护了不少的单位，对这些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好地进行和正常工作、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事实完全证明了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非常英明的、非常正确、非常及时的。毛主席教导我们：“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我们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严密组织，全力以赴，把支左、支农、支工等项工作搞得更好，取得更大的成绩。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绝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我国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恨之入骨，怕得要命。他们除在政治、外交上大肆对我进行诬蔑攻击，加紧反华活动以外，在军事上也在制造紧张局势，妄图对我进行破坏和捣乱。
    美帝国主义在越南战场上，愈陷越深，为摆脱它进退维谷的困境，在苏修的积级配合下，妄图以炸迫和，想炸出一个和平谈判。不断扩大战争，逐步的升级。现在越南战场的美国军队有四十三万，伪军六十二万，南朝鲜、澳大利亚等帮凶军大约五万多，总数（美军、伪军、帮凶军）约一百一十万。飞机有一千三百多架，其中包含伪军飞机四百五十多架，还有美国第七舰队的配合。最近美国的主要动向是：正在开关岛会议，调整、加强在越南的指挥人员，和加强在越南的侵略力量；启用了在泰国的机场；美舰对于越南沿海地区的炮击逐步向北推移；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不断扩大。
    最近美机、美舰侵入我国领空、领海进行军事挑衅的增多了。这个问题要注意。特别是在北部湾地区，美机入侵更加频繁。
    蒋匪帮也正在积极地加强战备活动。蒋匪帮很可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有机可乘，因此使用一些部队，对我东南沿海进行窜犯袭击是可能的，尤其是使用小部队从空中或海上对我进行袭扰的情况，随时可能出现。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估计和很好的准备。
    苏修基于内外政策的需要，在政治、外交等方面掀起了新的反华高潮，在军事上也进行了一些配合的活动，加紧边境紧张局势。另外他们还组织“还乡团” ，妄图内外勾结搞颠覆活动。对这些问题，我边防军区特别是边防部队必须提高警惕，加强戒备。
    对当前的工作提点意见：
    1、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一场大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触及每一个人灵魂的运动，是要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党、国家永不变色的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一定要彻底批判和肃清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对我军的恶劣影响，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大立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这是我们最大最根本的战备。
    全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具体部署，军委和全军文革小组已有安排，我军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等任务，就是最实际最生动的阶级教育，是最好的政治课，可以使 我军更好地经风雨，见世面，受教育，受锻炼；学会做群众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更好地和工农相结合，当好群众的学生，虚心地向工农群众学习；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大地促进我军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增强部队战斗力。部队的军事训练，各军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安排。总参不另作安排。
    2、加强海、边防斗争和防空作战。
    东南沿海、边防军区和海、空军，要切实掌握敌人的动向，加强对当面敌情的分析研究。东南沿海地区第一线守备部队，必须切实作好战斗准备，搞好军民联防，随时粉碎敌人可能的突然袭击和破坏活动。各边防军区，应加强边防站的工作和边防地区的群众工作，主要的又是加强少数民族的工作，搞好政治边防，以加强边防的对敌斗争。各部队应切实搞好通信联络，一旦有事，能够随时执行作战任务。
    3、调整、压缩国防工程任务，抓好重点工程的建设（略）。
    4、援越抗美（略）。
    同志们，今年我们的任务十分繁重，责任非常重大，各级党委必须树立全局观念，抓住重点，统筹安排。必须加强集体领导，加强组织纪律性，坚决地贯彻毛主席、党中央所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继续开展四好运动，大抓狠抓活思想，大兴三八作风，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战胜一切困难，圆满地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赋予我们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伟大光荣的任务，立下新的功劳，作出新的贡献！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
    各总部、各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各军、各军兵种、各院校：
    为了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形势的需要，集中力量完成毛主席赋予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重大任务，军委决定：
    一、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四大”，一般在三月底左右暂告一段落。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这些单位究竟能抽调多少人员，何时开始，由各总部、军兵种党委讨论决定。
    二、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包括各军区所属的这些单位），可在整风告一段落后，立即全部投入上述工作，作为这些单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样做，既可以增加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力量，又可以使这些单位的人员，更好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向工农群众学习，促进思想革命化。这些单位的整风何时结束，能抽调多少人员，何时开始，由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党委讨论决定。
    三、各总部、军兵种（包括在北京的所属院校）抽调的人员，由总政治部统一分配、使用。驻各军区所在地区的院校抽调的人员，统一由各大军区、省军区领导、调配和使用。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我今天要讲三个问题。第一，讲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的问题；第二，讲主流、支流的问题；第三，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前几年，毛主席就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问题。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可是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面，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却变得容易被忽略，好象没有阶级斗争了。我们毛主席就特别地强调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有些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没有注意，更不用说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毛主席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大发展了。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讲过，自从有了文字以后的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从原始公社崩溃瓦解以后，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列宁更进一步了，他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有尖锐的阶级斗争。
    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古今中外，阶级存在的社会领域里面，最基本的问题，影响一切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每一个人在思想上都有阶级的烙印，没有一个人不是属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总都是隶属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一定的阶级。这种社会阶级是人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所产生的现象，区别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也区别于将来的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阶级存在的事实，经历几千年的历史，贯串于各个方面。这种阶级斗争的存在，来自一定的经济基础，反映到上层建筑，就形成了政治、法律、文化、宗教、道德、政党、政党里面路线的分歧、政策上的分歧、社会上的风俗习惯的差别。这些分歧和差别，处处都有阶级的烙印，处处都是由于阶级、阶级斗争这个根源引起的。
    因此，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所有阶级社会的现象的总的根源。离开了这个总根源去观察社会现象，就观察不出来，就会观察错了，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这个客观的存在不是不影响我们的思想，而是或者不知不觉地，或者有意识地，自觉地来影响我们的思想。我们共产党，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来影响我们的思想，自觉地指导我们的思想，自觉地指导我们的路线，指导我们的政策。我们的路线和政策，如果离开这一点，就会犯错误。我们观察人，观察事，离开这一点，就会犯错误。如果我们不自觉，不重视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不注意阶级分析，就会变成客观主义。而客观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体系。这种客观主义的思想，在表面上是否认阶级的。但是，实际上用这种形式来掩盖它的阶级面貌，阶级的愿望，阶级的政策，阶级的行为，便于欺骗群众。
    整个的社会，几千年来都是处在阶级、阶级斗争中，阶级斗争通常采取三种斗争形式来进行，一种是思想战线；一种是政治战线；一种是经济战线。可是这三样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有的时候以这一个为主，有的时候由那一个为主，可是它总不是孤立的。所以，它这三个方面是统一的东西。
    阶级斗争在各个时期，由不同的阶级来出现，采取不同的阶级对抗形式。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等。当然，每一个国家发展的阶段不同，在不同的阶段，每一个国家都有两个主要的对抗的阶级。但是，总会有其他阶级的残余，或者新的阶级的这种苗头。
    我们的国家，正好如毛主席所说的，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开始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矛盾、对立、对抗、斗争都成为我们全部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一个总根源。不把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看成是阶级斗争的现象，那就把事情混淆起来，是非颠倒起来，就是回到一种所谓全民观念，就会把个人看成是孤立的个人。人哪，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他总是社会的人。正如医生给我们验血的时候，他抽出一滴血来，就看出全身的红血球和白血球，酸性和碱性的这些变化。这一滴血就代表你的全身。你一个人的活动，就是一个阶级整体的一种表现。
    所以，没有这种无产阶级观念，看一个人就会看错了。对于每个问题的评价，每个问题的作法就会不同。例如：对老干部的看法，就可能认为一切老干部都好得很。其实，对老干部，是必须做阶级分析的。有很多老干部是保持了原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可是有些老干部，进到社会主义时期，没有跟得上，没有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士，而是停留在旧的民主革命阶段。有些就蜕化变质，变成资本主义分子，变成新的资本主义分子。他到底怎么样？是好，是坏？只有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他。不会是通通变成资本主义分子，也不会是通通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年的看法也是这样：或者说这些青年在冲你那个单位的时候，就说他们通通都是坏的；或者是另一种观点，说他们通通都是好的。其实，在现在还有阶级的社会里面，很多人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但一定还有属于资产阶级的分子，以及其他的社会成份，地、富、反、坏、右分子。干部的子弟也是这样子，有的是无产阶级分子，有的蜕化变质成资产阶级分子。
    没有无产阶级观点，对所谓“乱”的问题也就看不清楚。实际上，这次的乱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的方面，是把敌人、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头头、社会上面的资产阶级的头头，把它们打得落花流水，把他们打乱了。这样的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很好的事情。当然，是两方面对立的斗争，无产阶级这方面也有个别误伤的，干部中间也有个别误伤的。但这是个别，而且可以保护下来。
    没有无产阶级观点，对文化的看法，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评价。只有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才能甄别出那些是好的，那些是坏的，而没有这种观点就甄别不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深刻的阶级斗争。这次斗争，首先是资产阶级发起的，然后，无产阶级反击。首先是通过思想斗争，然后逐步进到政权的斗争，以及经济上的斗争。整个斗争中间出现许许多多复杂的现象，但是，辨别那些可取，那些可舍，那些是是，那些是非，只有从阶级的观点上，从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就是说，从阶级、阶级斗争这一个总根源，才能够弄得清楚。
    在我们党内，毛主席是最正确的，是革命的，代表无产阶级的。而刘、邓是错误的，反动的，代表资产阶级。一个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就形成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这个阶级斗争，不会是一个短时期的斗争，是一个比较长时期的斗争。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划时代的著作中早就指出：在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又指出：“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估计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许多人在不同的程度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方面的倾向和无产阶级方面的倾向。只有毛主席这种最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准的人，才能排斥、克服、肃清资产阶级的这一面。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准稍微低一点，在自己脑子里面，就多多少少还存在着这两个方面的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政权是在较短时间可以完成的。推翻它的所有制，短时间也可以完成。可是，推翻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在思想里面的阵地，这是很不简单、很不容易的，需要很长的时间。而这个战线上如果不打胜仗的话，那么，政权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和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可以前功尽弃，我们一些老革命过去所奋斗来的这些成绩，革命的果实，广大人民所奋斗来的这些革命果实，可以悄悄地被资产阶级偷去了，窃取了，或者明火执仗地把它夺去了。
    因此，我们应该在思想战线上展开激烈的斗争，展开持久的斗争，我们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才能够保住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和向前发展。不然的话，政权要悄悄地改变颜色或者要发生剧烈的反革命政变，资本主义所有制要重新代替社会主义所有制，地主富农的所有制要重新代替我们现在的人民公社所有制。所以，这一个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向何处去，决定中国的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的命运。因为就现时说，中国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对于革命说来，对世界革命说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素的国家。任何国家，如果在这点上比较的话，无论如何，没有中国的作用大。只要中国不倒，中国不变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数地方都修了，都黑了，我们还可以影响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重要的大事，关系国家命运，关系人类命运的大事。这是无产阶级进行的非常严肃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战胜一个阶级，或被一个阶级所战胜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特别加强阶级的观念，阶级斗争的观念，我们才有劲进行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才有决心来进行这场文化革命，我们才能够跟得上毛主席在文化革命中间这种伟大的气魄和勇气。不然，我们老是跟不上，而且老是犯错误。本来这一个问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可是在新的情况下，重新提醒，那还是有作用的。我们写的座右铭，不是天天贴在那个地方的嘛，背也背的来，但是经常看看总会有点好处。而且今天尤其必要。今天的思想动态，今天的活思想，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实际上存在着这个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点。
    第二，就是讲讲主流和支流的问题。
    毛主席有这样的话：“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这是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不看清楚主流，就会发生迷失方向的问题。任何时候的事情，总是有主流和支流的，总有顺的地方，有逆的地方，有正的方面，有反的方面，不会只是一个方面。可是这两个方面任何时候都不会是绝对平衡的，都不会是半斤八两的，它总是有重有轻，它总是处在变动的中间，一下这个轻那个重，一下这个重那个轻。它不会象机械那样保持平衡的，机械经过过细观察的时候，它也是在变动的，至于其他的东西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肯定是有两个方面，两个方面不会一样，肯定有一个方面是主，一个方面是次。
    现在我们看看这次文化革命到底主流是主要的，还是支流是主要的。当然，主流是主要的。可以说这场阶级斗争中，我们是打了大胜仗，得了大胜利，中国人民的大胜利，人类的大胜利，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总的看法。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就认为，不要怕乱。这次果然经过这个乱出现了很多的好事情。我找了一些同志谈了一下，他们高兴极了，情绪非常之高，他们觉得好得很。经过这一个乱，就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头目，和四旧，打得狼狈不堪。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乱，使他们遭受惨重的失败。他们会感到是一种惨痛的失败。不经过这样的大的运动，要想取得这样的结果是不可能的，是不能够打倒他们的。运动搞出了很多的牛鬼蛇神，很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如果不揭露、不打倒，他们就要公开推翻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整个这一套。我们通过一个表面上很乱的形式，把他们打倒了，这是伟大的胜利。当然，假若他们夺权以后，得势以后，革命群众还会造他们的反就是了。可是那时的牺牲，就会比现在大的多。这从表面上看来，好象是乱，也付出一点代价。但是，我们的事业是在向上发展。例如生产，有些地方还上升。抓一下就上升了，今后抓下去，还会大高涨，会出现新的高潮，新的兴旺的高潮，发展的高潮。所付的损失，少数人觉得很大，其实，比起世界各国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小得不能比拟，也比不上我们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比不上一次小的战役，一场不大的流行病。当然，毛主席是从头到尾强调文斗，不要武斗。所以说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可是，有的同志看到自己的几个熟人挨了一下斗，就觉得天下整个都黑了，就很容易产生这种错误观念。其实，那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而且属于很末尾的现象，很次要的现象。我们看到打倒那一批坏家伙，这就是伟大的胜利啊！如果不打倒他们，将来还要大流血，他们得了势，就会要实行大白色恐怖来镇压革命群众，不知道要杀掉多少人就是了。正像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提醒我们的：“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假定那种情况出现，我们革命人民还要用革命战争反抗他们，推翻他们，那样还要死好多人。
    这一个主流、支流的问题，是很清楚的。
    另一方面，不经过这一个运动，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很多好人也看不出来，接班人也看不出来，新的苗子也发现不了。在这一次斗争中间，坏人固然揭露了，斗倒了，斗臭了，斗垮了，好人也涌现出来了。这就保证了今后的百年大计。许多好人，很多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涌现出来了。不然，他们是处在九地之下，压得很低，冒不出头来。打倒了坏人，发现了好人。没有这一场革命，坏人打不倒，好人发现不了。我们的领导将来就可能落在坏人手上。这次革命是最好了，是采取打倒他们的最好的办法：搞红卫兵，大鸣、大放、大字报等等。红卫兵就是捉拿牛鬼蛇神，捉拿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头子的天兵天将，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起最主要的作用的是，还是我们毛主席。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党内走无产阶级道路的同志，广大的群众，广大的革命左派。
    同时，除了打倒坏人，发现好人以外，还挽救半好半坏，差一点要滑下去的人，挽救了一批干部，使他们悬崖勒马，及早回了头，没有更深地陷下去。经过这场大震动，使这些同志不陷下去。和平生活过了十七年，有些人是变了，有些人也到了边缘上，这个运动，是把为数不少的人挽救了。
    坏人打倒，好人发现，中间这部分人挽救过来，这是重大的成绩。我们打倒的那些，不是凭一个宗派的原则去打倒的，而是根据一个政治的原则，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是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这样的原则来打倒，或者是发现，或者是挽救。这是有原则的。不管那个山头，只要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面，站在毛主席这一面，我们这一次统统是保的。不管那个山头的，站在反无产阶级的这一面，站在反毛主席这一面，反社会主义这一面，那就有的要打倒，有的要半打倒。这样，就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这样子，今后所出现的局面是根本不同，会保持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革命的政权，是清除了那些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思想革命化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社会主义生产更加发展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更便于对抗外来侵略战争和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镇压颠覆活动的政权。这样的政权，也就能够保证我们更顺利地应付各种困难、天灾或者人事方面变化的问题。所以，在这一方面，胜利是很大的。
    同时，在思想方面，就是把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一个大的革命，把新的思想──毛主席思想空前地普及，把人们的精神面貌、政治水平，都提高了。毛主席的思想可以说变成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小孩儿都能够讲得出几句毛主席的话来，这是一种很好的气象。思想上的这种变化，是很大的。今后还要继续地坚持下去，把毛主席的思想变成全国人民的行动纲领，行动的指导，必修的功课，这是保证我们不走错误道路、保持革命到底的重大战略措施。
    这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苏联没有进行，因此苏联人民受了大害。伟大的十月革命，到今年恰恰是整整的半个世纪，可是，现在苏联的领导集团不但没有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相反地，他们倒退了，他们倒退了。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前后沦落为修正主义国家，成为变相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变相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成为变相的法西斯国家，用最欺骗的面貌来欺骗群众。
    我们有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智慧、魄力、经验、威望，举行了这个史无前例的震撼全国、全世界的大运动，这是有伟大的意义的。不然，我们经过二十八年的民主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和十七年、十八年来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可以付之流水，付之东流，可以前功尽弃，可以毁于一旦。毛主席所进行的、所发现的、所领导的这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创造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影响全世界，如同列宁、斯大林建立了在一个国家之内取得了无产阶级的政权和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胜利。
    我们一九四九年那个时候的胜利是个什么胜利？是夺取政权的胜利。这一次是保卫政权，巩固政权的胜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一些国家实现了，可是大多数都保不住。那里被资产阶级用狡猾办法，资产阶级的影响，剥削阶级的影响，外国的帝国主义的影响，自己本身产生的一批资产阶级分子，把政权变了性质，国家变了颜色。阶级斗争是不能以调和的办法解决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条定律，如同数学上、物理学上、化学上的定律一样，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定律，是不能掩盖的。对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只有把它揭露，只有把它暴露，只有把它打倒，只有把它战胜。你不打它，它要打你。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树不动，风总是要吹得你动。这是流传的语言。这句话有道理。其实，我们不是个树，我们应该成风，我们要刮他们的风。当然，他们要刮我们的风，但我们也要刮他们的风。我们刮他十一级、十二级的台风，来摧垮他们。单纯的消极防御不行，要采取主动的进攻。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的防御是必要的，但是后来这一时期采取主动的进攻是尤其必要的。今后有的时候还可能转到防御，但有的时候还采取大规模的进攻，或者小规模的进攻。
    以上所说，就是：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要看到事情的两方面，要看到那一方面是主要的。如果不看到主流这一方面，只看到自己一些老同志挨点整，就把整个天下都看黑了，那就全错了，那就糟了。那就上敌人的大当。
    看不到主流，就会迷失方向。而且，毛主席已经及时地采取了一些措施，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政策，来去掉支流中那些不那么健康的东西。我们要看到，不管怎么样，要看到这个伟大的胜利，要欢呼这个胜利，庆祝这个胜利，巩固这个胜利，发展这个胜利。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讲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毛主席在古田会议上教导我们：“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毛主席还经常说，我们军队不仅仅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不但要会打仗，而且要会做群众工作。这是毛主席的一贯的教导。从红军时代直到最近。所以我们军队同世界上的一切的军队不同，其他的军队就是个打、就是打仗，其他的不管。我们军队还担负着这样多的任务，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军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队。我们的军队不是单纯地执行军事战斗任务，应该义不容辞地、责无旁贷地来支持地方。军队和地方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军队离开地方就不能存在，不能存在，不能存在。地方越搞得好，你军队就越好打仗嘛，地方越搞的不好，你军队就越不好打仗嘛。兵员靠地方，吃的靠地方，穿的靠地方。打仗的时候，封锁消息，切断敌人的电话，都靠地方嘛。侦探敌人的消息，伤兵抬到后方去，都靠地方嘛。所以，不把地方搞好，军队就好不了。在座的同志们有不少是经过长征走过草地的吧，那个时候沿途就是没有地方工作。我们的人，老实讲，给国民党正规军打死的不多，主要是给地主武装打死的。我们那个部队，过草地这一段，国民党没打倒几个人，主要是没有根据地饿死的。在江西的时候，一个连一百多人，后来一个连就只剩下了二三十个人，十来个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搞好地方工作。毛主席有个老办法，要打仗先要创造战场。什么叫做创造战场呢？就是把我们军队分散，以连为单位，以排为单位，到处去打土豪，分田地，帮群众建立党，建立政权，做群众工作，让那个地方变成根据地。变成根据地了，敌人进来的时候，就进入了迷魂阵，我们在什么地方躲着，他们都搞不清楚，结果他们就是草木皆兵，一草一木都变成了红军，即使没有红军的地方，他们也觉得有红军，要拿队伍去对付，有红军的地方反而没有去对付，结果就遭我们的袭击，他们在整个的战争中都是被我们袭击打败的。我们所进行的人民战争差不多都不是那种堂堂之阵，那样子摆开来打的，而是在群众的掩护之下，把他们打掉的。但有的时候没有群众，我们就困难了，例如，刚才我讲的长征啦，过草地啦。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到了那些没有群众工作的地方，又重新吃了苦头。兵没有补充嘛，粮食没有嘛，消息被封锁嘛，被反动派欺骗的少数人还放冷枪，这些，同志们都知道。我们中央苏区那么点队伍，能够抗击几十倍、十倍、八倍的敌人，可是一脱离了根据地，困难就多啦，人家就敢向前冲，我们就怕有伤兵，一个伤兵就几个人抬，士气就不旺。所以，搞好地方工作是个大事情，从军队的观点来说是个大事，从全国来说那更加是大事。
    毛主席、党中央很信任人民解放军，搞军管、搞军训、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援左派，好多重大的任务。这种种任务，光荣是光荣，伟大是伟大，但是，是新的任务。一方面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相信军队，另一方面我们军队责任是很大的，任务是很新的，过去还没有这样子搞过。有些当然搞过了，不同的程度搞过了，但是没有这样的抽出军队去这样搞。至少十七年来没有这样子搞过。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勇敢的、负责的、积极的来承担这些责任，来完成任务，但另一方面因为是新的，又是复杂的，所以搞得不好就要犯错误，或者是犯右的错误，或是犯“左”的错误，特别要警惕犯右的错误。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军队，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实行军管，用了很多干部，十七年来还没有这样干过。这个事情是要看到有一种危险，有犯错误的可能。我们一方面要勇敢执行任务，但是要非常谦虚，非常谦虚，要非常细心。
    支援地方，总的方面还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了，把生产停顿下来。也不要只搞生产，把革命停顿下来。我们应该同时进行，而且应该以革命来带头，来挂帅，来促进生产。在革命的期间，当然应该以革命来带头，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搞生产。所以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但也不能等量齐观。革命期间要抓住革命。就是将来这个大运动过去以后，也始终要由革命、由政治来领导经济建设。但不等于说，我们一到地方就只搞革命，放松了生产。生产是不能放松的，生产放松了，会发生非常大的危险，会转过来破坏革命。因此，我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就重要性来说，要把革命摆在第一位，可是就时间上来说，生产时间应该占得多。
    一般的说，生产的时间要更多。文化革命和生产，二者是统一的，但又是有差别的，要分别对待。
    地方有各派，左、中、右，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左派这一边，而不能站在右派那一边。我们派出干部的时候，要交代清楚，自己本身就应该是很好的左派。你派一些右派分子或者政治上糊涂的人去搞，他一定搞不出好事来，一定不会或者不懂支持左派！所以要站稳立场，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阶级问题，要站稳阶级立场，站稳这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这样子的支援，就是好事。不然，可能帮倒忙，那就危险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很清楚的头脑，不能有点含糊。但是，左派、中派、右派有时搞不清。有搞错了的，本来想支持左派反而支持了右派，所以一定要照毛主席的老办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老办法，就是要唯物论呐！要调查研究，搞清呐！
    我们支持左派，支援地方，首先应该从思想上支持。现在各个地方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个办法，是大家创造的好办法。就是这么办，就要思想上的支持。毛主席思想，党中央的政策，同群众结合起来，变为群众自己的政策，自己的思想，群众自己懂得了，他们动起手来办，比我们包办代替，那就好多了。只要他们知道这一套思想，这一套政策，没有我们去，或者我们走了，他们也完全能够办好！否则，你人在，这一套就在，人走了，这一套也就走了。能够扎下根来的还是思想。所以，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我们国家命运的，保证我们国家兴旺的最根本的措施。我们在军队内部固然要如此，到地方上，也要把思想工作这件事当作最主要的事情来办。
    刚才讲到了要注意调查情况、弄清情况以外，还要报告请示，碰到重大问题要报告请示，不要以为自己的想法当然是对的。这种想当然，自以为是，常常同党的口径、党的政策差的满远！满远！满远！才不是那么回事情！才不能那么办的！所以重大的问题一定要向上级报告请示，要养成报告请示的制度。现在军一级的同志要办很多事，你们就是要经常向中央报告请示。
    不能随便抓人，的确查清了是很反动的头头，不得已才抓起来，一般的少抓。我们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我们要掌握这个政权，实行这个政权的专政职能。但是，多抓不如少抓好。几个很反动必须要抓的，一定要断然抓起来。
    一般地都不要开枪。总的精神就是不要开枪。有什么了不得的情况，用不着开枪。有个别同志性情急要开枪，可不能开枪！这是重大的问题，要注意报告请示。
    我们搞军管的，是革命的“三结合”还不成熟的地方。军管是一个暂时的过渡的作法。因此，一切事情，还是要支持地方的新生力量，左派的力量，把他们支持起来办事情，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整个的工作不能采取包办代替的办法，只能协商，只能帮助，只能临时代管。有些同志可能调到地方去做工作，这是另一回事。在军队没有撤回来之前，一定要搞好一个新的班子，搞一个好的班子，不能马马虎虎地走了。原有的班子我想是有五种情况：一种是基本上好的，只有个别坏人；一种全部烂掉了的，那只好搬掉了；一种呢，烂掉一半，那就只搬掉一半就是了；一种呢，烂掉了一小半，那就搬掉一小半就是了；一种是烂掉了大半，那就搬掉大半就是了。总而言之，不能一概搬掉，也不能一概保留。要分清楚五种情况，分别处理。要看具体情况，分别处理。总的原则，就是团结大多数，要很具体地体现毛主席所说团结百分九十五这样的道理。
    这次搞好一个好班子，是百年大计。政权就是这个班子的问题，班子搞好了，能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无产阶级的利益有保证，毛主席的路线能推行。一个坏班子，就不能够保证毛主席路线的执行，不能够保证无产阶级的利益，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向前发展。所以搞一个新班子，是当前面临着的一个迫切事情。怎么才能搞好一个新班子，是大问题。我们搞军管的时候，要把这个问题，很慎重很慎重地来注意，而不要把这样一个政权问题，轻率地处理。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嘛！你不通过政权，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嘛！你不通过政权，文化上问题不能解决嘛！那些反动东西就没法打它嘛！所以，一切阶级斗争，是政治斗争，也就是政治，归根到底是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讲的，是毛主席讲的，我们要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
    关于支援地方，现在还没有成套的经验。初步想到这些。
    我们要看到，这些任务很大，很重，又新，我们要勇敢负责，但是要很谦虚谨慎，这许多必须注意。当然，应该注意的事，还绝不止我上面说的这些，你们还可以讲许多，工业怎么搞，农业怎么搞，军训怎么搞，等等。我们必须边做边总结经验。这是我们毛主席历来的作法，也是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
    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
    我总共讲的问题，就讲完了吧！三个问题：就是阶级观念，主流和支流，支援地方。这些问题已经提过，现在只是一提再提吧！三令五申吧！注意又注意吧！无非是起这个作用。
    另外，我讲一个单独的零碎的问题。最近我发现有什么林彪同志语录，是学生搞的，一个是一个中学校搞的，另一个是一个什么红卫兵组织搞的，我们就收到两种。另外，我们总政过去也搞了我的一个政治工作语录。我看，不要搞。你们看到的时候，请你们代为没收。总政，我是给他们讲了，我这个意见是雷打不动的，你们不要搞。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思想是全中国人民的思想财富，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思想财富。毛主席的话，一句等于我们一万句。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一切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三相信、三依靠”的谈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指林彪三月二十日在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 依靠群众。这一条是主要的。我们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嘛！群众就是工、农、兵、学、商。中央办公厅所属机关的干部都是群众嘛！工作主要是群众作的，靠少数领导人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哪一样也不能离开群众，要有群众观点。
    二、 依靠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而且会做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生产工作等。军队内的很多干部，从小参加军队，很少读书，文化是在部队慢慢提高的，思想比较单纯。军队与地方不同，没有地权，没有财权，说走就走了。省里有地盘，军队没有地盘。军队还有一条，组织性纪律性强，动作快。如沈阳军区的支左、支工、支农经验，中央批转以后，全军二十一天内就行动起来了。如果是地方，传来传去，动作很慢。
    三、 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肖华对总政治部直属单位的报告
    〖地点：人民大会堂。李曼村、谢镗忠、徐立清、袁子钦到场，总政直属单位参加。〗
    一、加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
    1、广泛地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辉煌战果的深远意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唯一正确的道路，是防止和平演变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国我党永不变色的伟大政治活动，是触及人们灵魂，破四旧，立四新的思想大革命。一句话，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改造人的运动。
    我们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支柱，所以这对我们的军队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必须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保证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绝对领导，敌人复辟必然要注意到军队，我们必须更加革命化，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最好的军队建设，是最好的战备工作。
    中央、省委一级揪出了60多个，南京揪出了副政委是个叛变自首分子。我们就是要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挖出隐藏很深的牛鬼蛇神，主席八次接见了1200万群众，领袖和群众打成一片。
    红卫兵的功勋不能抹煞的。千百万的青少年有可能培养成接班人。这次运动比过去的历次革命都来得更加深刻及更加汹涌澎湃。（列举许多事例）越往后就越会看到他们的成果和深远影响。另外世界人民和世界上的敌人也都有反映。人民都说好得很，敌人都说糟得很。
    我们要向社会广泛的接触，抓活思想，用阶级分析方法看问题，立场要站稳，不要只看支流，表面现象，要看到主流和本质。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要只看到眼前，不看到长远。
    2、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深入批判刘邓反动路线。
    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上写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揭开了党中央阶级斗争的盖子。去年是刘邓的总暴露，其实从57年以后就开始了。从党内党外向我们展开了全面的进攻，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毛主席说：“我们也要全面的反击他们，我们就运用大民主的方法，我们要抓住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对刘邓的问题毛主席早就警告过我们，第一次在62年（或64年）说过：“北京，中央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我们不理解，觉得把彭真挖出来就差不多了。毛主席就是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把党内的定时炸弹挖出来啦！在十一中全会上，揭开了刘邓的盖子。在许多重要历史关头，危险局面，都是毛主席亲临指挥，转危为安（举了历史上的例子）。与陈独秀作斗争，第一个就是毛主席，井冈山上第一面红旗是毛主席打的，当时有不少人是悲观的；在建军问题上第一个提出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思想的是毛主席，古田会议决议就是纠正各种错误建军思想；1935─1936年党内产生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路线，彭德怀是最坚决执行的一个（举了一个例子，彭德怀攻打长沙）。毛主席第一个反对了打大城市，撤回到江西根据地，毛主席成功地领导了一、二、三次反围剿；以后王明路线剥夺了他在党内军内的领导权，派他到长冈乡去调查；所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使6个根据地只剩下来一个，三十万红军只剩下了二万五千人，毛主席在长征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与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遵义会议是我党我军的历史的转折点，挽救了我党我军，就是因为确立了毛主席，毛主席路线的领导。长征途中又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逃跑主义作了斗争，再一次挽救了我党我军，完成了北上抗日的任务。到陕北后又与彭德怀作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大围攻。毛主席是主张打出去，到陕西去补充红军，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全国就使这样唯一的一块根据得到了巩固。毛主席在革命紧急关头，都是最沉着、最坚定、最勇敢、最正确。（举了一个例子，渡大渡河时，亲自在第一线指挥。长征的胜利，把根据地的扩大奠定了抗日的胜利。抗日中又战胜了第二次王明投降主义路线，使得我们军队发展到80万，发展了大片敌后根据地。延安的整风运动，彻底地肃清了王明路线，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贯彻了主席的路线，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在敌人进攻延安，全国望延安，主席也最坚定、最勇敢，亲临指挥，而刘少奇跑了。主席这么做，是对当时各根据地影响很大。建国以后，四次路线斗争。和高饶的，和彭德怀、黄克城、张闻天，和彭、陆、罗、杨和刘邓的斗争。
    抗美援朝问题。那时我们的部队打到西藏、海南岛，没有休息。刚解放，全国还不稳定。有些人是主张不出兵的。毛主席经过对国际形势的英明分析，做出了果断的决定，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国际主义贡献。在战争中是毛主席指挥部署的。没有彭德怀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是毛主席亲自指挥反击的，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取得完全胜利。
    自力更生问题。苏联专家撤走，从反面帮了我们的忙，他们是有功我们要给他们一枚勋章，一吨铁。我们修了好多铁路，长江大桥不止一座，原子弹爆炸，新式武器，好多工厂。这一切都是毛主席在革命紧急关头，危险局面，亲临指挥，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毛主席是活着的列宁，活着的马克思。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世界革命，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
    今天对主席路线的态度是鉴别真革命或反革命的试金石。
    林副统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典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重要关头，总是最坚定地站在主席一边。从井冈山起，林就站在主席一边。在东北反对了彭真路线。彭真路线实际上是刘少奇路线。东北的解放对全国的解放有决定性的意义。解放以后几次斗争林有杰出的贡献。尤其在传播毛主席思想方面，不仅在全国，而且在全世界是有贡献的。在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提出了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现在已找不到了，正在找），62年在人大会堂7000人会议上讲话。说明林副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理解分析水平最高。特别是对政治思想工作讲话，起了极为重大的指导作用。还有一些没有公布的内部讲话，以后要印发全党全国。林经过几十年考验，证明是毛主席亲自培养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中央已确立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反对毛主席的人必定要反对林彪同志。在文化革命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牛鬼蛇神恶毒地攻击林彪同志。这说明敌人恨他又怕他。我们军队同志不要上当，要警惕。我们要用毛主席路线、林副主席的榜样来教育全军同志，又要用反面教材来教育。
    就是要揭发批判刘邓反动路线。他们的错误是长期的，一贯的。尤其要结合文化革命的实践来批判。要剥开刘邓的画皮。比如说：刘邓是不是一贯正确的，刘邓是不是反修英雄，“修养”是不是好书。刘少奇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反毛主席的。抗日战争快结束时，主席敢于胜利，然后走社会主义道路。刘不敢胜利，而且要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1947年土地会议典型的形“左”实右。49年天津王光美家的谈话，讲不是剥削多了，而是剥削少了，你们剥削，他们还是愿意的。在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50年在××地他说，中国不是发展社会主义，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素质。在东北提出单干。毛主席在根据地提出互助组，他反对。51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合作化是错误的。每户三马一驴以后才能搞互助组。59年大提阶级熄灭论，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64年提出毛主席调查研究过时了。他提出不是按照他的蹲点（即王光美蹲点）去做，就不能当中央委员。通过蹲点问题来否定一切，打倒一切。通过蹲点问题否定调查研究。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就是他提出的。他提出我们十七年来整个是漆黑一片，毛主席早就提出蹲点问题，是阶级分析，两条路线的蹲点，也就是进行调查研究。刘少奇也提出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二十三条开始的那一条是毛主席批评刘少奇的。62年人大会堂7000人会上的讲话，刘的和林彪的截然不相同。
    邓小平一贯犯错误。在红七军他是政委，打仗是他领的，在危急关头一个人开小差，丢下一封给警卫员的信，跑到上海去了，说是调查一个反革命事件。后来政治学院莫文骅，他自己打印了十几封材料，罗瑞卿告发了，邓把莫打成反党分子，他怎么反党呢（十一中全会上平反了）。邓小平长征时是政治部的宣传干事，后来是政治部副主任，在延安还不是中央委员，这个人爬的很快。从来没有在第一线。实际上有两个司令部，有两个统帅，副统帅。刘少奇说中央没有斯大林，有两个主席，庐山会议，军委扩大会议，邓没有揭发彭德怀，包庇彭德怀。在反彭罗陆杨时，在上海小组会上，我和他在一个小组，别人都发言，就是他不发言。十一中全会后才清楚，原来他们是一伙的。学习毛著不要形式化、庸俗化，就是他的话。他们不宣传，我们宣传，印了1000万份，军队用了以后，然后送到地方上，那时候发语录是走私的。林彪同志提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关于64年喊两个主席万岁的事，有人加在我头上，是造谣，可耻。那时我在医院休养，这种人没有共产党员起码的道德。批判吴晗时，邓小平的警卫员曾反映过，全党都在批判吴晗，而总书记把他请来打桥牌。可见立场到哪儿去了。另外，战功问题。战功是谁的，谁的战役是主席亲自指挥的，每一步署都是主席亲自打电报去的。可是他，把他自己夸大，加在自己头上。是不是反修的英雄？在国际斗争中的发言稿都是中央，主席拟了稿，发出去的，他们念了一下。揭露这些画皮，“修养”这本书，不仅害了中国人，而且也害了外国人。毛主席说：“是欺人之谈。”这本书蒋介石也可以拿去用，敌人也很易接受。刘少奇谈的是超阶级的个人修养，是抽象的烙印。以后要写专门文章来批判。我们军队在军内组织专门文章来批判，把他影响彻底肃清。思想意识修养这是刘少奇的，本身都不通。主席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208页有一段话：“刘少奇同志讲过……大笑”，这段话把他删掉。
    揭开他们的画皮。在军内要进一步批判走资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军事路线，这是刘邓反动路线在军事的上反映。又讲了批判刘志坚主要开小会能触及灵魂，然后开大会。
    两条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要提高警惕。
    3、大学毛泽东思想，把学习毛著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
    （1）端正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阶级感情，带着阶级感情学，就能记得牢，用得好，学得好。要带着阶级观点学。
    （2）狠学老三篇，改造世界观。毛主席说：“世界观的改变是一个根本的改变。”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改造每一个人的世界观的革命。根本是为公还是为私的问题。是社会上有阶级斗争，头脑里也有阶级斗争。造反也要造自己的反，关键在三个字“亮、斗、改”。凡亮私字不丑，凡斗私字不怕痛。
    部队学毛著的经验：
    （1）进行工作、执行任务，开会都要学毛著，作为指导思想，统一思想。
    （2）在平常学习教育中要用毛著作为基本教材。
    （3）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现在是战士好于连长、连长好于团长，越往上学得越差。林总学得是最好的。
    （4）军以上单位要办。
    （5）天天读，读书为了改造思想，搞好工作。不能读语录打架。
    （6）抓住某一个重点，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地学（举了艺术学院为例）。星火燎原大方向是好的，最近冲了军区，犯了错误，是个犯方向问题。他们正在整风，给我写了一封信来，很有自我批评精神，整风提得很好，文艺团体可以上他们那学习。
    （7）学习毛著交流会（组织）效果很好。（即组织讲用会。）
    （8）按照当前工作重点、思想政治工作中心，办主席语录板。
    （9）对文化低的同志，边学文化，进行辅导。
    （10）培养积极分子和学毛著的先进单位。下半年要召开全军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1）通过报刊、文艺宣传毛泽东思想，要用领袖一生伟大实践来教育大家，回忆录还写得不够。
    二、当好工作队，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
    三、继续抓好四好运动，继续抓好活思想。
    搞好思想革命是搞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今年的关键是抓好活思想。不搞好会出乱子，大力宣传好人好事，改进教育方法，狠抓基层建设、连队工作。
    四、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贯彻干部的三个标准。
    去东北夺权，揪出了后台，是北京军区。有人说我去东北定调子，制造白色恐怖，这怎么可能呢？在斗争中提高阶级斗争知识，反复是有好处的。牛鬼蛇神暴露了，正是阶级斗争的残酷、尖锐性。总的来看，干部队伍基本上是好的、纯洁的。老干部（长征的只有五千人。）抗日时期只有两万人。整个干部队伍出现一个大分化，大改组的过程。有的革命胜利后蜕化变质，要清理混进来的一小撮，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干部要紧跟毛主席，紧跟革命形势，不能吃老本，我们就是吃了吃老本的亏。
    谈了陈士渠的儿子是联动的，到东海舰队贴反动标语，回来后陈亲自把儿子送到公安局，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打了个报告，主席、林副主席评价很高。联动的各单位组织搞出来了。董老对孙子的态度是鲜明的。要做到机关革命化，组织上更加革命化，的确有一小撮坏分子，把他们孤立起来。同时要精减机构。军队院校冲击军事机关是因为个别教员不纯。通过 文化革命加强组织革命化。批判刘志坚，用大字报，面对面，触灵魂，再搞一次大会就差不多了。谢、李、袁等同志他们正在考虑向大家作检查交待，改造世界观嘛！
李是宣传部的，谢是文化部的，文艺团体派代表。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批复同意军马场进行正面教育
    总后勤部党委并各军区：
    三月十七日报告悉。同意总后勤部和各军区所属的军马场，一律改为进行正面教育，不开展“四大”。望各级党委和领导，讲清楚停止“四大”改为采用正面教育办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道理，切实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在“四大”中揭发的问题，都要做出交代，逐步处理和解决。
    附：总后党委报告
    关于军马场转入正面教育的报告
    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小组：
    军马场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由正面教育转为“四大”，两个多月以来，取得了很大成绩。根据军马场的实际情况和所担负的任务：
    （一）军马场是军队领导的军事企业，担负着繁重的生产军马的战备任务。而军马生产和为其服务的农业生产有着强烈的季节性。
    （二）军马场多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情复杂，又高度分散，远离领导机关，有的马场处在反修、反帝的斗争前线，负有保卫祖国边疆的任务。
    （三）军马场都进行了“四清”，结束不久。各级领导班子一般都进行了调整。从目前揭发的问题看，多属以前或“四清”中解决了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揭发的问题，将再从正面教育中去解决。
    因此，我们意见：军马场及军马生产管理局由“四大”转为正面教育。全体革命职工和革命干部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进一步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从而把军马场的生产建设搞得更好，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以上报告妥否，请批示。
     总后党委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对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１〕　　一　　林彪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印成小册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作少许几处修改〔２〕，是否妥当，请酌定。　　毛　泽　东　　三月卅日下午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此处应引几句列宁的原话。〔３〕　　三　　动物也不是孤立的个体，分为纲、目、属、种，故此句可删。〔４〕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四　　我们主席就特别地强调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有些好的马列主义者也没有注意，更不用说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５〕    五　　因为中国，就现时说，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对于革命说来，对世界革命说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素的国家。什么中等国、大国，如果在这点上比较的话，无论如何，没有中国的作用大。只有中国不倒，中国不变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数地方都修了〔６〕，都黑了，我们还可以把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１〕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于三月三十日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在林彪送审的讲话稿上的批语；本篇四、五是毛泽东对讲话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播放林彪这个讲话录音的通知。四月二十四日，中央印发了林彪的这个讲话。　　〔２〕　除本篇四、五外，毛泽东还作了以下几处修改：在第十六页，将“夺取政权很多国家都实现了，可是都保不住”一句中的“可是都保不住”，改为“可是大多数都保不住”。在第二十八页，林彪讲到：“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这样要传至万万世，指导我们现在的一切，而且是全世界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全中国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这样要传至万万世”一句，并将两处“永远的思想财富”中的“永远”二字删去。此外，还有几处个别文字的修改和删节。　　〔３〕　林彪讲话稿的第二页讲到，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有阶级斗争，改变了形式，有的地方变得更加激烈”。在这句话后面，毛泽东写了这个批语。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印发的林彪讲话中，在此处加写了以下两段话：“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４〕　林彪讲话稿的第四页讲到：“如果人是一个孤立的个人，那人同狗、牛、马、天上飞的鸟、水里边游的鱼，就没有区别了。”毛泽东删去了这句话，并写了这个批语。　　〔５〕　林彪讲话稿中，这段话原为：“我们主席就特别地强调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是斯大林所不能比的，更不用说什么赫鲁晓夫、什么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的头头，那就更不能比了。”　　〔６〕　林彪讲话稿中，这句话原为“所有的地方都修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在总后勤部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同志说：
    同志们！
    很久没有到你们这里来了。我想这个会是很难得的机会，跟我们全军总后勤部的负责同志见面，我想，首先，让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你们问好！
    因为今天是你们的部长邱会作同志身体的健康在开始恢复的时候，回来工作，我们借这个机会讲几句话。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风浪中，任何人，都是如同我们林彪同志所指示的，在这场大风浪中，要学会斗争。当然，我们的矛头是对准我们党政领导机关和其它的单位中间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是要彻底批判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执行过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些人，这样子来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进行这样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那么，因此我们解放军也不例外。
    所以在解放军中进行这个斗争的当中，我们每个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都要如同林副主席所指示的，我们既要参加这个斗争，成为革命的一分子，同时又要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对象，就是要去掉我们思想中，头脑中的一些私字，私心杂念吧，如果说我们要夺权，抓那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同时也要把我们头脑中私字的权夺掉，建立公的权。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小将提出来的，毛主席特别把它选出来登在我们的人民日报上，你们都读过。实际上大风浪中，有时我们这些负责同志，即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就是说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司令部的人，也免不了要经过一些风浪。这也是考验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你们的部长，我们战友邱会作同志，是经住了这次考验的。
    另外，很显然照刚才最高指示上讲了，要识别干部嘛，不仅要看干部的一个时期的工作，而且要看整个历史。在这个阶级斗争中，我们要区别两类矛盾嘛！究竞是敌我矛盾，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执行了一个时期的错误路线，或者是其它的严重错误，要区别这个矛盾嘛。同时，要看我们干部的整个历史，不要看一个时候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革命的小将，青年们，他们有闯劲，在中央和中央军委十月五号紧急通知的号召下，起来在解放军内部来闹革命，特别是军事院校，后勤工厂，医院，以至文艺队伍，实行大串连，这是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办的。既然允许他们串连，允许他们提出批评，允许他们到北京来，除了接受我们领袖，伟大领袖接见以外，我们的副帅林彪同志接见以外，自然他们也要到我们解放军各个地方看看。后勤所管的军事学院、医院、工厂、文艺部队，他也要到后勤大院来看一看嘛。所以你们这里住满了人，就闹了一场大的风波，这是一场革命的风波。年青的人嘛，他要闯一闯，看一看，烧一烧，贴满了大字报，贴满了标语，当然在斗争中也有些激烈的行动啰！现在看起来，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一些呢，也确实是年青人斗争的初期的发展，不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我们也要一分为二地看这些问题，应当欢迎他们这种闯劲。这样子，当然你们后勤大院最高的负责同志──邱会作同志，他就要首先变成了一个斗争的目标了。在这点上，你既然集中了这么多的人在这个地方，他就要有事情，就要闹革命。我刚才听说，集中了差不多将近两万，接待了一万七八千人嘛，最高的时候，他就要闹啊！我虽然没来过，闹的时候不在，我也差不多经常听到消息。这些小将们他也不清楚整个历史，也没有辨别两类矛盾，有的就做的有些过了。但是呢，我们负责的人、指导全军的人，应该站出来给他们解释。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工作，中央文革、我个人也参加过。但是，那个时候，在高潮的时候，你尽管那么解释，他觉得他不信，不大信，必须经过一场风波，考验了，以后事实被证明，慢慢信服了。年青的人需要自己亲身参加这个斗争，自己来证明认识这个真理，比别人去教育有好处。现在，许多院校回去了，医院的也回去了，文艺部队也回去了，工厂的也回去了。他们自己整风，就会把两类矛盾，一个人，一个领导整个全面地来观察，他们就会得出应该得出的结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先要把这个冷静地看一看，这种代价需要付出。因为这是对领导干部的考验，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工作干部的考验。毛主席号召每个人要独立思考嘛，在斗争中是站在哪一边？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是挺身而出，敢于指出别人的错误，首先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敢于向小将们讲清道理，帮助他们，还是不管是非，就那么随便地煽风点火？那么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煽风点火的，比如说，煽社会主义之风嘛，点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这是必要的，也是对的，但是，也不要在有些时候去煽阴风，点阴火，那就不许可了。这都是考验，这场斗争考验每一个人。当然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还在继续进行，而且要把它进行到底。现在正是处在一个全面阶级斗争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这一斗争同样地在后勤部门、军队的后勤部门。因为包括的有院校、有医院、有工厂、也有文艺部队，尽管我们今年发表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夺权的规定等等，加了一些界限，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但是，斗争发展还是要前进，我们不能阻挡。斗争中不断地摸索经验，总结经验，继续前进，就要求我们总后系统的后勤部门工作人员要继续学习，继续参加这个斗争。我相信，邱会作同志健康开始恢复，重新来领导我们后勤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因为他有了经验嘛！
    在这个地方，我简单回述一下子，我曾经说过，邱会作同志是个老同志，经过长征的，很小的时候就参加我们的红军，我还在江西的时候就跟他相识，差不多到现在来说三十六七年了。长征的时候认识，特别到了陕北，那时红军被迫地离开了老根据地，转战北上，集聚在陕北。那时候，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都在前线作战，我在后方主持后方的工作，那个时候邱会作同志也就参加后方工作、后勤工作，我们差不多每天几乎要见面的，计划为前方筹运供应的事情，渡黄河东征的事情，转战到西边，所以那一阵子共事最密了，觉得他是一个很能够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轻的，那时青年有为，是个有希望的同志，跟着毛主席、林彪副主席走。这个看法到现在来说，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觉得我的看法基本上还是没有看错。三十年中，他做了很多工作。先在后勤，然后又做政治工作，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解放战争，转到东北，然后南下，又做政治工作，最后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的时候，他又来做总后的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可以说，他是一个坚定的红军战士，老战士。这是他整个历史的主流嘛，好的方面嘛！但是不是没有缺点，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还有严重的缺点。所以，毛主席的学生，林副主席的战友，不可能在我们一生不犯错误，我就是一个嘛，也犯过多次错误嘛！但是有决心，有了错误，敢于正视错误，而且决心改正错误。不但是中年嘛，现在到了老年嘛，还是这样想嘛。跟主席怎么跟得紧呢？首先你要做嘛！主席号召通过实践来证明，你对于主席的思想怎么掌握，所以林彪同志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首先要去做，在实践中来证明，你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有错，是改了，还是没改，对，是不是还可以继续搞得更好。首先要紧做，要紧学，用学结合，学用结合嘛！在用字中下功夫，林彪同志所提倡的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读语录，读毛选 ，读林彪同志许多的指示，我们党中央的许多文件、政策、方针，最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红旗杂志的社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许多好的文章都应该经常地学嘛！但是一定要跟做联系起来，紧做紧学，如果有错误呢，要紧改。我们一般的战士，从年轻，到壮年，到老年，不可能不犯错误，总希望少犯一点错误，犯小错误，少犯大错误，有了错误就得改，紧改，最后一个，这样才能说得上紧跟。不是说紧跟毛主席吗？按照林彪同志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紧跟，你首先要做，要学，有时要改，这才能说得上紧跟。我相信我们后勤的战士，要学会这个精神，希望学会这个精神。同时，也希望邱会作同志现在又来领导我们后勤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因为，我们长期的工作，远的不说了，就是我们解放以后和平十七年，后勤工作可以说，有三个时期，初期是刚开国，首先就遇到抗美援朝，那个时候，我虽然做政府工作几乎也是大部分时间用在抗美援朝上，特别在后勤支援方面管得多。那个时候，一道共事的就是杨立三同志，恐怕是你们第一任的后勤部长，那就是解放后，这位老战友那是病故了，他对后勤工作的那一段时期，在抗美援朝上说是尽了很大力。今天在座的还有跟他同事的嘛。这是我相当熟的那个三年多。后来，彭德怀回来了，他管国防部、军委，那时任何人都不能过问的。主席的话他都不听嘛，所以我们就没接触了。先是黄克诚，后是洪学智，那时就是开口向政府要款子，要钱，要东西就是了。那是一个长时期。第四任恐怕就是邱会作同志。林彪同志主持军委，那么我们的关系又密切了，协作了，要需要部队支援的，可以说，只要党啊，政府啊一要求，总是支援的，你们做后勤工作，都会感觉到嘛，都会想的到嘛，支援了许多，所以这点，应该说他是一个称职的，而且做得出色的后勤部长。所以，在工作上也有个比较嘛。因为鉴定一个同志的全面工作，也还得跟别的比较，跟好的比较，跟坏的比较。对立面有个黄克诚，洪学智。那么一样好的，但是他超过杨立三同志，因为他时间长，杨立三同志时间短，成绩也超过他，因为现在管的方面大，短而现在管的不仅仅是我们解放军嘛，我们解放军现在扩大的，已经包括许多工程部队都进来了。而现在目前在夺权的阶段，我们伟大领袖给我们解放军的伟大任务，要我们支援革命的左派，支持农业，支持工业，交通，财贸，卫生，教育等等，实行军管，实行军训，不仅对大中学校实行军训，小学的高年级，乃至工厂企业事业单位，最后乃至机关都要实行。这个五大任务，非常的繁重，光荣，既光荣而又繁重，在这个上头，后勤就要起更大的作用了。所以想到这儿，我们相信，邱会作同志恢复他的工作以后，经过这次锻炼，经过青年们这一代，受了一点点委屈，这算什么呢。我们想一想，我们要把后一代，在大民主中，四大、五大当中，锻炼出来，敢于提意见，敢于说话，敢于独立思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不受一切旧的东西束缚，有创造性地发展，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伟大的前途，我们伟大领袖下了这样的决心，从去年五月开始到现在，还继续下去，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后代是有希望的，那我们就应该很勇敢地站在青年的前头，帮助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带着他们前进。这样的精神，我希望我们后勤工作也要这样子，比比过去一个时期，后勤工作在邱会作同志领导下，学主席的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是高得嘛！去年主席的五七指示，给林彪同志的回信，就是因为后勤提出来的报告得到称赞的嘛，得到推广的嘛！现在的五大任务，确确实实是要使我们的军队从各方面去接触人民，更进一步地跟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所以这样的工作，对于我们解放军来说是光荣的，对后勤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所以，现在可以说，应该是我们后勤工作的新的一章的开始。我的话完了。
    江青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好！我借这个机会，向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邱会作同志我是不太熟悉的，大概见过几次面。但是早一向我看过他写的自我批评，也听过他在这次运动中的一些态度，我对他那个书面检讨，我觉得是诚恳的，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此外，当他在群众面前，当群众运动在一个高潮的时候，出现了某一些偏激的时候，在这样关头的时候，最容易考验一个人了，考验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方面我听到邱会作同志是有良好的表现的，是值得我学习的，我相信也值得同志们学习。这是第一。他不承认他是三反份子，遭到了变相的体罚的斗争，这时他不是对抗的态度，他对群众采取了爱护的态度，这点我们不知道的，我听到我很感动的。他觉得很不安，群众为他在那儿挨饥受冻，他自己非常不安，他不能够休息，这样，后来主席派人要群众散去，他才安心休息。那么，在这样一个运动中间，有很多不同态度的人，我想邱会作同志这种态度既不是对抗，也不是委屈，而是爱护群众，而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彪同志。这样的态度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呢，同志们？（热烈鼓掌）  
    我只想把这一点我知道的告诉你们，我也没有更多的话说 。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同志向同志们问好！
    我完全拥护刚才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邱会作同志他不怕群众，站出来跟群众在一起，并且作了多次检讨。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是很好的。希望邱会作同志，出来做工作。象刚才周恩来同志所讲的，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邱会作会工作得更好，我们希望他工作得更好。
    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前进！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总后勤部关于军队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人员供应问题的通知
    各军区、军种、兵种、总参三部、国防科委后勤部，各院校，各总部管理局，总后各办事处：
    所有参加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干部、战士，必须发扬我军艰苦奋斗，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传统，防止特殊化。因此：
    一、伙食费标准，战士和供给制学员一律保持与被支援单位的生活水平一致，如果被支援的单位生活水平高于军队一类灶的，由军区个别解决。如因工作需要必须在招待所就餐或零星买饭者，每天补助二角，列差旅费报销。干部原享受二类灶以上补助的应停发。
    二、粮食定量，凡到厂矿企业、农村公社的按“四清”工作队的标准。到县以上机关、院校的，由军区规定。报销时按原定量，不足者，由军区从自己生产粮中补助，结余上交。
    三、差旅费，往返差旅费由军队报销。在地方工作期间按地方规定执行。
    四、卫生医疗，应尽量在就近军队医疗单位治疗。如在地方医疗单位治疗，按地方规定交费，凭证明按实报销；伙食费凭证明回部队结算。
    五、工资、津贴，可根据时间长短酌情提前发给。
    以上，自四月一日起执行。
    
    四、军委十条和军委扩大会议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六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十条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１〕　　一　　林彪同志：　　此件很好。只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２〕，是否适当，请酌定。建议以草稿形式印发军区会议各同志，征求意见，修改后，即可发出。　　毛　泽　东　　四月四日　　二　　林彪同志：　　已阅。请再送中央常委碰头会议讨论批准，即可发出。〔３〕毛　泽　东四月六日　　６０３　　（根据手稿刊印）　　三　　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４〕四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１〕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送审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林彪四月五日送审的命令修改稿的批语；本篇三、四是对林彪四月二日送审稿中第一条、第六条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２〕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送审稿的修改，除本篇三、四外，还将第三条中“对于确定实查明的反动组织”一句，改为“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删去第四条“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一般的概不追究”一语中“一般的”三个字；把第四条中“不能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来划分左、中、右”一句，改为“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删去第七条“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一句中“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这些字。　　此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３〕　中共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发出了这个命令。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的十条命令是：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命令中提到的赵永夫，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副组长。一九六七年二月，“联办”领导小组在支左工作中，将青海省造反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于二月二十三日调动武装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导致部队开枪的严重事件。赵永夫是当时夺占报社部队的组织者和现场主要指挥者。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指出“一九六七年二月，青海省军区内部发生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　　〔４〕　林彪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送审稿中，这句话原为：“对未向我开枪的群众，无论革命的、反动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至二十三日，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潘复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这是潘复生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已发：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富春、伯承、向前、荣臻、剑英、富治、江青、肖华、成武、粟裕同志。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参加会议各同志。〗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不很好，离主席、中央的要求差得很远，与上海、山西、山东、贵州的经验比较差得多。我今天介绍一些情况，没有什么经验要介绍的。
    一、联合夺权问题
    （一） 黑龙江省夺权情况
    一月十二日，左派首先夺了报社、电台，然后夺了公安局，接管了省委、省人委。到一月三十一日，正式成立了三结合的省革命委员会。全省六个地专机关，全部被左派夺权。其中松花江、牡丹江、绥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它三个嫩江、合江、黑河成立了接管委员会。六个地委第一书记，站出来两个（松花江、×江），还有一个可能站出来。
    四个特区：大庆、伊春已军管，大兴安岭七台河，情况复杂，尚未夺权。大庆的问题比较大，大庆工委干部站不出来。生产还好，主要是运不出来。伊春是出木材较多的地方，原不归省管，情况比较复杂，人口有百分之十到四十来历不明。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一次反革命暴乱。军管前，左派力量很小，反革命、保守派掌了权，把左派打散了。他们抓家属打小孩，实行白色恐怖。军管部队五点进去，八点被他们包围军队夺枪，并抓走我们的干部，后继部队被围在火车上。以后我们派飞机去撒传单，开展政治攻势。群众看到飞机和传单，说，这一定是毛主席派来的，包围解放军上当了。于是，便都回去了。我们前进指挥部设在特委二楼，他们去围攻，随部队去的近一千造反团的学生，同他们辩论，反革命右派向学生开了枪，把一个同学拐伤了。当时部队坚持没有开枪，仍然进行政治攻势。群众觉悟了，揭发了混入群众组织中的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军官，杀人犯的罪行。在群众要求下，由公安机关出面，抓了几个首恶分子。被欺骗蒙蔽的群众觉悟了，情况好转。
    七个市，已有四个市左派夺了权（哈尔滨、齐齐哈尔、鸡山、双鸭山），佳木斯、牡丹江、鹤岗三个市是保守派夺权，现在正在反夺权。
    六十五个县、左派夺权的四十二个、占百分之六十三。保字号夺权的八个，占百分之十二。军管的一个（是西县）。不需要夺权的一个（栏县），该县社教不久，班子比较好，群众意见不大。但组织机构要变，要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已夺权，但情况不清的十三个县，主要是边境县。
    全省夺权斗争，四月份基本可以解决。
    （二）几个派别组织的特点
    从哈尔滨市来看，共有四个较大的派别组织，即左派（红色造反团）；保守组织（八八团和赤卫队）；中间派（东方红）；反动组织（红旗军、荣复军、战备军）。
    一、左派（红色造反团）特点：
    1．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觉自愿地用滚雪球的办法，点火，串连，由少数到多数发展壮大起来的。他们既不是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下组织起来的，也不是招兵买马的大杂烩，而是革命闯出来的，是真正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
    2．斗争的矛头一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李范五、王一轮、陈雪等。
    3．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造反团无论是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联合夺权等等，都是以十六条为纲，不折不扣地按照主席的教导、按党中央的指示，以及《红旗》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去办，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例如在工厂里，保守赤卫队，离开生产岗位，造反团把生产顶起来。参加赤卫队的老工人，看他们的人离开生产岗位，而造反团抓革命促生产，很受感动，于是便退出赤卫队。
    4．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注意政策和策略。每次大的斗争之后，都进行开门整风，现在进行了三次整风。他们的口号是：革命的整不垮，不革命的，不紧跟毛主席的整垮了活该，经过整风，促进了左派队伍思想革命化，战斗力更进一步增强了。
    5．哈尔滨的左派是由军工红色造反团到各学校、机关、工厂串联点火组织起来的，他们联合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这个革命左派从开始组织，我和军区汪家道同志就和他们接触。在接触过程中，凡是他们做得对的正确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给予大力支持，他们做得是不对的，我们就给指出来。
    黑龙江省的三结合，不是临时夺权凑合起来的，而是八月份就开始了。军区开始介入，我同汪家道同志研究，思想要介入，要坚决支持左派。为了分析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及时支持左派的革命行动，军区专门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同时，在我活动不方便时，军区帮助他们做了许多事情。
    二、 保守派（“八八团”，赤卫队）特点
    1．“八·八”团，是由军工的八、八派串联形成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右倾保守，反对红色造反团，极力保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八·一六”，“八·一七”事件，省委发通知，要群众辩论省委是不是革命的，造反派反对这个通知，“八·八”团赞成这个通知，并提出坚决保卫省委这个口号，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起煽动一些不明真象的工人、群众围攻造反团。我是八月十六日从北京开十一中全会回去的，当我发现后，在造反团的大会上宣布这个通知是错误的要收回，并赞扬造反团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坚决支持他们。从那时开始，“八·八”团就斗争我，保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在红色造反团揭露他们保守面目后，就大搞形“左”实右，提出炮轰东北局，炮轰国防科委，冲国防部，并以车轮的方式，围攻我，以表示他们是革命的。但是他们没有揪一个三反分子。黑龙江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都是左派揪出来的。
    3．在斗争过程中，失掉群众，十分孤立的时候，就同哈尔滨的反动组织红旗军勾结起来，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在北京、黑龙江省到处碰壁后，企图诬蔑造反团，制造舆论、斗争群众，就抬着死人（装死）在哈尔滨街上游行，喊着“为死难烈士报仇”。后被造反派揭发，群众对这很气愤。“八·八”团与北京某些负责人经常有电话联系。
    在一月中旬，八八团和红旗军，赤卫队联合起来游行示威，打击左派、企图夺权，我们已掌握了红旗军的情况，当即由造反团和公安部门把红旗军的头子抓了起来，红旗军中被蒙蔽的群众，自己杀了回马枪，这个组织就垮了。继之，“八·八”和赤卫队就自行宣布解散了。“八·八”团头子，一个跑到河北，一个跑到南京，最后也抓回来。对“八·八”团受蒙蔽的大多数群众，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争取他们。例如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是用毛泽东思想把“八·八”团教育争取过来的。军工造反团没有按照师范学院的经验去做，所以军工的“八·八”团直到最后还保持不少的人数。当“八·八”团自行宣布解散后，军工造反团叫他们写检讨，有的挂牌子限制活动。效果不好，最近造反团用毛泽东思想争取教育“八·八”团，效果很好，现已交待一些攻击毛主席，中央文革的反革命活动材料。
    三、 中间派（东方红）特点：
    1．东方红是九月份组织的。开始时，他们不赞成造反派，又不赞成“八·八”团。同意造反团敢造反的革命精神和大方向，但不同意造反团的猛打精神，认为造反团不讲政策和策略。对保守派同意他们稳，讲策略，不同意他保守。
    2．在整个斗争中，看风使舵，左右摇摆，造反团发展顺利时，他们靠造反团，造反团困难时，他靠“八·八”团，但基本观点是“八·八”团的。在左派大联合时东方红拒不参加，仍然保持中立，观望徘徊，举棋不定。后来大势已去，多数群众脱离东方红只剩三十多人到北京告状搞绝食，诬告我。黑龙江联合夺权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他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又给我发贺电。这个组织实际上是中间偏右的。
    四、 反动组织红旗军、荣复、战备军的特点：
    1．少数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采取欺骗群众的手法，招兵买马搞起来的，不是群众自觉自愿地组织起来的，是大杂烩，其中什么都有。
    2．他们不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专门捉当权派，要钱要汽车，给了钱就放出来，挥霍浪费，还有个搞女人。
    3．矛头指向左派，联合“八·八”团保守派，打击造反派。
    4．大搞经济主义，破坏生产，实行打、砸、抢，白色恐怖。
    红旗军在伊春特区、哈尔滨道外、铁路、有三个支队、号称三十万，实际上二、三万人。他们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失败后上山打游击。他们的头头被我们逮捕后，被蒙蔽的群众觉悟过来，自己杀回马枪，解散了组织。
    （三） 支持左派问题：
    一、要发现左派，支持左派，首先要自己是左派。如果自己不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就发现不了左派。我开始与省委一些人是有争论的，我支持造反派，省委有人问我，你怎么知道他是左派，实际上他们同情和支持“八·八”团，打击造反派的，因为他们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二、识别左派，主要看他们是否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党的政策、策略。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要看他们政治上是不是跟党中央，毛主席。不能只看成分。“八·八”团党、团员多，他们攻击我们说，你是第一书记，为什么不依靠党团员。而依靠成分不纯的，调皮的造反团。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中，敢于起来造反的，大多是平时对现状不满的，对领导有意见的，运动中给领导贴出大字报，有的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他们是紧跟党中央，毛主席的，造反精神强。我们党有些党员受了刘氏《修养》的影响，唯唯喏喏，当驯服工具，有意见不敢提，自以为是好党员。“八·八”团就受了这个影响。我连想到刘英俊同志在部队不是五好战士，营团干部认为他是好提意见，调皮捣蛋的。他牺牲后，经过群众才发现他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真正有毛泽东思想的好战士。有些同志对造反派看不惯感情上格格不入，这是很值得深思猛醒的，我认为这是个阶级立场问题，是世界观问题。
    三、要深入群众，从多方面了解情况，获得感性知识。包括保守派群众在内，也要接触。这样才能兼听则明，心中有数。同左派接触，可以很好的向小将学习，同时可以了解左派活思想，帮助他们提高，和保守派接触，可以了解保守派的活思想，便于研究政策和策略。
    四、支持左派主要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用毛泽东思想支持，帮助他们掌握斗争大方向，转了向的可以帮助他们扭转过来。十月中央工作会后，我回去发现造反团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有的把矛头指向八·八团，提出“上揪下扫”的口号，同时有的进行武斗。我做了一次广播讲话，提出把斗争的重点指向省委、市委，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当时有的造反团说我的讲话是大毒草，并拉大队上街，经耐心解释说服，他们接受了意见，端正了政策方向。
    五、坚决同左派战斗在一起，当左派遭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守派、反动派的打击时，要和左派一起斗争，保护左派，建立阶级感情。我八月十六日回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动不明真相的工人围攻造反团，我就做工作，劝阻工人，保护造反团。九月七日，一些受蒙蔽的工人，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动下，又围攻造反团，造反团不敢戴袖标上街，一上街就被围攻，我就找工人座谈，说服工人。十二月五日，反动组织保守派劫持一百多辆汽车，捕人打人，搞白色恐怖，军区以卫戍司令部名义，昼夜武装巡逻，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激动地喊毛主席万岁，向解放军致敬。
    六、支持左派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支持了革命左派，保守派和反动派就反对，这是必然的，在这样情况下，就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围攻，不怕冲击，不怕抄家。原来省委多数人不赞成造反派，支持保守派，我支持造反派，省委内部斗争很激烈。公安厅有人到我家以查户口为名，把到我处的造反团同学的名字抄走，在我住的地方搞侦察，看有那些造反派的到我家去。“八·八”团轮番围攻斗争我，有一次四天四夜不让吃饭，休息，眼睛搞坏了。身体搞垮了。我住军区医院，八·八团先抄了我的家抢去东西，砸碎家具，实行阶级报复，然后冲击医院捉我。
    坚决支持左派，不要怕斗争。不能站在几派之上，搞调和折衷。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是世界观问题。
    七、军队支持左派，革命干部和左派要很好配合，不要把军队搞在第一线，如解决战备军、荣复军时，各大专院校造反团，组织几千人到现场去，前面是学生，中间是公安人员，后面是解放军两个连。进去以后，宣传政策，展开政治攻势，把反革命闹事的现场，变为控诉的现场。对首恶分子都是公安机关出面捉的，解放军一个也没捉，要爱护军队，使军队留有余地。
    勃利县：武装支持了保守派，军区派人去处理，撤了两个领导干部，把左派又扶植起来。军区汪家道同志情况掌握得很清楚，经常找分区、武装部同志来军区开会，要求他们一定支持左派，不能支持右派。
    （四） 左派大联合问题。
    一月革命风暴，党中央、毛主席号召联合夺权，左派迅速实行了全面大联合。
    一、左派大联合，首先是政治思想上的大联合。也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统一联合起来。只有思想上的统一，才有组织上的联合，这个联合才是巩固的。
    二、在斗争目标一致的性质下联合起来。从开始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抓革命、促生产，到左派联合夺权。左派都是联合行动。
    三、联合夺权后，左派内部开门整风很重要。左派夺权后，地位变了，掌权了，内部矛盾突出了。由于各种错误思想，有的支持了保守派，有的包办代替，有的冲解放军，等等，引起学校左派之间的矛盾。军工与黑大发生矛盾，大字报上街，宣传车上街。我们发现后即提出人民内部问题要用摆事实讲道理办法去解决，不要用大字报，宣传车在街头互相攻击，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各大专院校、机关、企业单位左派整风中，有的对总团提出炮轰的办法，我们提出不要采取炮轰办法，坐下来辩论，坐下来整风，学习毛主席著作能解决内部矛盾。为了把这次整风搞好，哈尔滨市大专院校于三月十七日召开政治工作会议。
    （五） 三结合问题
    坚决贯彻执行“三结合”的方针，不能认为是权宜之计，不能认为是过渡的，因而存有临时凑合的观点，是否认真贯彻执行三结合的方针，是区别真夺权还是假夺权的分界线。这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组织问题。
    一、解放军干部要有一定的比例。黑龙江省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现在军队代表占13％，我的意见可以占15％。这样才能把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带到革命委员会来。在三结合中好好学习解放军。
    二、革命群众组织要有一定比例的代表。以便代表群众，联系群众，有群众基础。彻底改变旧省委、省人委脱离群众的错误。要防止革命委员会中革命干部增加，群众组织代表减少，甚至把群众组织代表挤掉的现象发生。
    三、革命干部，也要有一定比例。开始建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时，革命干部站出来很少。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流毒，多数干部站不出来，例如原省委常委、副秘书长陈俊生同志，革命委员会要吸收他工作，别有用心的人就组织对他斗争，使他站不出来。他并没有多大问题，经过斗争，才让他到省革命委员会工作。
    全省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以上干部共有八百四十九人，现在站出来的二百二十九人，占27％。干部站出来，过急了不行，不仅群众不同意，而且干部也得不到锻炼。
    干部问题中主要是三、四类干部要划清界限，首先三类干部要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要组织三类干部面对面的揭发、批判、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与他们划清界限。其次，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第三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分力量又要当做革命的对象，彻底革自己头脑里的私字的命。边整风边战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挽救干部。
    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在联合夺权斗争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有些地方在夺权斗争中忽视这个问题，就犯了错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不彻底，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立不彻底。从黑龙江省的情况来看，目前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在：
    （一）破坏“三结合”的方针。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以哈尔滨工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在个别反革命分子的操纵下，反对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企图把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扼杀在摇篮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他们说哈尔滨是白色恐怖，新曙光是假的，把“曙”字写成“鼠”字。又说革命委员会不是工人领导的，是小资产阶级，学生领导的。当时，宋任穷同志也在哈尔滨市，他们贴出“炮轰潘复生，火烧宋任穷”的大字报。他们的阴谋破坏活动，被造反派揭破，未能得逞。军事工程学院有个学生叫游兴茂，任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班长（当时不叫主任、副主任），在他担任副班长期间，搞阴谋活动，拉拢一派，排斥一派，拨弄是非，挑拨离间，企图搞垮革命的三结合。省革命委员会的群众揭露了他的问题，军工革命师生斗争了他。
    （二）在对待干部问题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阻止革命群众站出来。不给革命委员会输送干部，企图从干部问题上破坏三结合。
    （三）在抓革命、促生产方面，他们用生产压革命，用革命挤生产，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四）借左派整风之机，攻击左派。军工八·八团有人贴出大字报说我们大方向错了，造反团大方向也错了。帮省委机关保守派反扑。造反团退出百多人，也造谣说造反团大方向错了。
    （五）中学复课闹革命，有的校长、教师回校后，保守派反扑，把造反派打下去，企图复辟。
    当人民日报发表了《打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和戚本禹同志《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后，红色造反者群情振奋，哈市革命群众当庭集会，第二天上午举行有二十万人参加的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拉下马的誓师大会。省革命委员会发出了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决定。边整风，边战斗，坚决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其流毒，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做法是：
    （一）在内容上：着重批判他在政治上的投降主义，思想上的唯心主义《论修养》；经济上的资本主义道路，组织上的招降纳叛。
    （二）批判刘邓时，要结合批判本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如李范五、王一伦、陈雪等。对他们不但要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要批判他们过去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工作上等各方面的问题，使广大革命群众同他们划清界限。
    （三）在学校、机关、工厂、企业都要结合批判刘邓，批判本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这次批判，一定要搞深、搞透，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立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做法上，大会、小会相结合，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教育。提高广大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三、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一）农业生产：去年大丰收，粮食生产二百多亿斤，上交粮食二十二亿五千万斤。今年计划播种面积一亿零九百二十五万亩，比去年增加六十多万亩，总产指标二百多亿斤，较去年增长11％。今年积肥一千二百多亿斤，比去年增加二百多亿斤。化肥数量比去年增加一倍，达到四十八万吨。农田基本建设，很多地方正抓紧配套工程，去冬今春已完成土石方八千六百万立方米，现仍有十六万人坚持施工。全省有一百五十多个工厂、企业和六十多个县市挂钩支援农业。目前春播工作全面开始，大部分地区已形成高潮，到四月一日，全省已播春小麦三百五十八万多亩，占计划面积20％以上。
    入春以来，牡丹江、合江地区发生火灾一百七十多起，烧毁森林二万余亩。森林火灾是个大问题，至今还没有很好解决。今后，要采取有效措施，尽量杜绝森林火灾。
    （二）工业生产：形势越来越好。全省一、二月份完成工业总产值十四亿二千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 4％。三月份比二月份更好。煤矿已军管，煤炭生产逐月上升，二月份全省平均日产量为三万八千吨，四月初，日产已达五万吨。伊春、苇河森二局已军管，木材也是逐月上升的。二月份平均日产木材六万二千立米，三月末达到七万一千立米。铁路运输情况逐步好转，哈尔滨铁路局一月装车二千五百九十八辆，三月上升到三千多辆；车辆周转率提高15％。但现在车皮仍不足，粮、煤、木材、纸张积压较多，粮食八亿斤，糖七十万吨，纸张六千余吨，运不出来，有的粮食已发霉，全省各粮库正在抢晒粮食。公路运输也紧张，全省缺少载重汽车四百五十五台，路面也不好，需要修整。
    目前三结合的生产指挥部，从上至下已建立和健全起来。凡是成立革命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都成立了生产委员会；条件不具备，未建立三结合权力机构，已成立三结合生产指挥。在生产中，狠抓突出政治，认真解决革命、生产的关系，以政治统帅生产。
    解放军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到厂矿、企业和农村，宣传、组织与发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有些重要厂矿、企业、生产受到破坏，内部左派力量较小，领导班子瘫痪的，实行了军管。
    四．省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形式问题
    省革命委员会，现有工作人员六百六十九人。（包括临时工作人员一百七十九人）其中革命干部三百七十九人，占56. 6％；军队干部八十九人，占13. 3％；学生一百七十八人，占26. 6％；工人二十一人，占3. 1％；农民二人，占0. 3％。
    （一） 革命委员会机构设置的原则：
    1、打碎旧机构，大胆创立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最富有革命造反精神、最富有办事效能、最能为人民服务的政权组织。原省委、省人委成立接管委员会，搞斗、批、改，革命干部逐步转一部分到省革命委员会工作，其余将来下放到基层，充实生产第一线。各接管委员会，归省革命委员会领导。
    2、革命委员会的机构，要坚决贯彻“精兵简政”原则，把原省委、人委编制缩减四分之三（原有干部四千八百多人，现准备留下一千二百多人）。
    3、要坚持重点配备，加强政治机构，强化专政机关，充实基层和生产第一线。
    （二） 机构设置、人员编制。
    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三十九人组成（每个地、市、县各有一人，个别公社有一人），常委十九人（均脱产），其中工人四人，农民二人，其余为军队及革命领导干部。
    省革命委员会下设四委一室：政治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保卫、文教、统战、文革、直工等组和办公室；生产委员会，下设工交、农林、财贸金融、计划统计、政工等组和办公室；人民武装委员会，下设民兵、防空、管小三线等组和办公室；群众工作委员会，下设红卫兵、工会、贫协、妇女、社会福利等组和办公室；办公室，下设政策研究、外事、秘书、机要、信访、总务等组。
    省革命委员会，总编制为一千二百一十九人，比原来人员减少四分之三，机构减少三分之二（原七十七个部、委、厅、局，现设二十七个组）。
    地专一级也成立革命委员会，编制一百人到一百五十人。
    （三）省革命委员会是全省临时的最高权力机关，要坚决执行“三结合”的方针。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革命委员会成员，必须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立场坚定，政治可靠，在群众中有代表性的有威信的群众领袖。省、地、县、市，由革命干部做班长，基层工厂、学校，可由工人、学生当班长。解放军代表不能转业，转了就不成其为军队代表了。
    革命委员会的作风，主要做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贯彻主席提出的党的三八作风和解放军三八作风。
    （四）制度：暂定三大制度。一是学习制度。每天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小时，每周拿出两个半天来学习。二是民主生活制度。一个月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保持大民主的作风。三是劳动制度。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平时三分之二下去调查研究、蹲点、参加劳动，每人每年下去不得少于四个月。
    （五）建立中共黑龙江省核心领导小组。原省委有常委二十一人，（书记十二人）现已站出来五人，另有三人也可能站出来。准备建立一个由九人组成的中共黑龙江核心领导小组，但由于条件不成熟，还没有建立起来。核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小组的任务，主要是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突出政治，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切业务由革命委员会办理
    五、城市街道文化大革命问题
    街道是生产的后方，阶级斗争的前线，情况很复杂，必须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省革命委员会在四月十日召开了城市街道文化大革命工作会议，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一）城市（镇）街道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精神，认真把街道文化大革命搞好。
    （二）街道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打击街道办事处（公社）以上领导机关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他牛鬼蛇神，居民委员会的人员不是当权派，不要把斗争矛头指向他们，如果其中混入五类分子，应该清除出去。
    （三）街道文化大革命，要依靠工人、贫下中农、贫民出身的居民群众，团结其他劳动人民，逐步做到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95％以上的干部。
    （四）要敢字当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积极支持左派，发展壮大左派力量。不允许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刑满释放、保外就医的劳动教养人员混入群众组织。对专政对象要看管起来，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五）不许以任何借口对群众打击报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革命群众，必须平反。
    （六）街道办事处（公社）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凡需要夺权的，必须坚决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
    （七）抓革命、促生产，反对投机倒把，整顿市场和生产组织，坚决把街道生产领导权夺回来。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八）街道生产不强和居民中革命团体都不脱产。文化大革命后适当时机，动员无业青年上山下乡参加生产劳动。
    （九）机关、工厂、学校、部队要积极支持街道文化大革命，并密切配合街道搞好本单位职工家属工作。
    （十）在文化大革命中，要积极组织居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灭资兴无，破私立公，促使人的思想革命化，把城市街道坚决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以上汇报，不当之处，请指正批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林彪同志要我来这里讲讲刘、邓路线问题。上一次的会我已经讲过一回，和康老一块，康老先开头，我继续讲。那次讲话有一个记录，虽然不那么很完全，但基本上可以。我想那个记录可以发给大家，我也不做修改了，即使有些错误，也是不要紧的。许多同志也听过了，没有听过的，看看记录也是可以的。今天，我讲的可能重复一些，但是不准备完全重复。
    讲刘、邓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问题，我想讲一下我们党的发展情况，发展历史。
    参加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上是两种人。一种人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他们看出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行的，中国革命应当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以经过民主革命阶段到社会主义革命，由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最后的目的。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很多党员。另一种人是为了民主革命，为了资产阶级革命到党里面来的。他们可能着重点是在反帝这方面，而反封建还是软弱的。他们就要停在民主革命阶段，而民主革命可能还是一个不彻底的民主革命，他们是拥护的。这是刘少奇所代表的部分党员。因为在我们党内，有带着两种目的的人加入了党，所以就有了两条路线。以无产阶级的代表人，无产阶级的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这是一条路线。还有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为代表的，这又是一条路线。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的就是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为他有一套可以欺骗的东西，在党里面蒙混了很久。毛主席说：我们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谁呢？现在就是刘少奇。
    刘少奇的东西，过去我也知道不少，昨天和今天又看了他的一些讲话记录，有许多荒谬的东西，是令人吃惊的，我们所说的全国解放以后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毛主席很早就给我们指出，在中国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梦想。因为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回到老路上去，就是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去。所以说资本主义的道路，实际上还是老路，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批判王明的，同时也是批评刘少奇的。一九六五年初，搞“二十三条” ，毛主席严厉批判他的时候，他在个别谈话中说，《新民主主义论》是批评他的。完全不错。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主席是这样告诉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处于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毛主席在后面还讲了一个土耳其的例子。他说：“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然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何处呢？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怀抱，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就是说，土耳其事实上也变成了半殖民地。所以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不是走毛主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就是老路，走蒋介石的路，走汪精卫的路。
    这一点，在日本投降后，刘少奇赤裸裸地说了。他说要当“红色买办” 。红色就是红色，买办就是买办，那里有“红色买办”呢？他要粉刷一下。这不是偶然的。实际上，打垮蒋介石，赶走帝国主义，把土地革命进行到底，经过这个阶段转到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又出现新的买办，刘少奇就是准备当这个新的买办。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他在北京干部会议上讲话，说他在天津同资本家谈话时，说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不搞社会主义，就搞帝国主义，再没有第三个前途。你们（指资本家）是不是想出了第三条道路，既不搞社会主义，又不搞帝国主义，如果能想出第三条道路来就算你们有本事。其实毛主席早就给我们指出来了，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走老路。这个老路，不用资本家去想，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到蒋介石走的道路，就已经说明了。只要是无产阶级领导，只要是共产党领导，这是指真正的共产党，不是冒牌的共产党，不是刘少奇冒牌的共产党，那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由刘少奇冒牌的共产党领导，那就会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还有什么帝国主义呢？只能是帝国主义的奴才。所谓第三条道路，本来中国的资产阶级讨论过多次了，他们也想找一条第三条道路，可是找来找去，还是蒋介石那条道路。但刘少奇还说是“不搞社会主义就搞帝国主义” 。而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 。因为你本来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嘛！其实，在日本投降后，美国已经打进来了。美国就是有一套计划，它要和蒋介石合作，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刘少奇那个时候说，就是准备当“红色买办” ，就是准备在美帝国主义占领、控制下当买办。那里还有什么帝国主义呢？他还说：“照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的方向一定要走到帝国主义，变成帝国主义以后，将来中国的原料市场少了。”他说：“中国的原料市场少了”是根本把毛主席在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完全忘得干干净净了。全世界的市场，只有中国是最广大的市场，七亿人口的市场。原料，中国也是很丰富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过去帝国主义说，中国不可能成为钢铁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煤油的国家，这是完全破产了的。而刘少奇说，如果要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就要到外国去搞原料，搞市场，向人家去抢，那还不得打仗？发生世界大战？”他完全跟毛主席历来的指示、历来的教导唱反调。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发展。”这是他在解放以后讲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当然比欧美的要晚一点，但是它衰老快，衰老腐败。
    日本投降以后，毛主席就很明确地给我们指出：“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于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肃的斗争。”这是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篇，毛主席讲摘桃子问题时讲的一段话。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讲的。而刘少奇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作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时，认为中国现在有三种民主力量。（周总理：实际上，他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就讲过一次，那时主席在重庆。）出现了奇怪的理论。这可能是华盛顿来的理论。他说：“中国人民三个主要阶级要民主，劳动人民、中等资产阶级中间派、一部分大资产阶级要求中国民主。”他在这里没有提无产阶级，只提劳动人民，而劳动人民比较广泛，有工人阶级，有农民，有手工业者，等等，他没有突出无产阶级。他说的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是什么人呢？大家知道，对于大资产阶级，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分析得很清楚，一种是亲日派的大资产阶级汪精卫，一种是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蒋介石。照刘少奇说，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也是要求中国民主的。而且还说“三种人民”，蒋介石也算是人民。毛主席早就说得很清楚，蒋介石是人民公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毛主席在《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一文中说：只要一提人民公敌，“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蒋介石干了这一切，他是不是人民公敌的问题，是否还有争论呢？争论是有的。人民说：是。人民公敌说：不是。只有这个争论。至于人民群众，这样的争论是越来越少了。现在成为问题的，是这个人民公敌，要打内战了。”这是毛主席讲的话，认为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已经不成为争论的问题了。但六个月以后，刘少奇却把人民公敌变成了人民。
    周总理插话：
    大家还记得，日本刚投降，毛主席就写了《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这是很值得读一读的。因为日本一投降，蒋介石就调兵谴将要去接收。那个时候，我们在延安连发了很多命令，当时还用朱德的名义发的。我们解放区的军队要开赴前线去接管，因为我们都在沿海嘛，都在敌占区嘛，就在周围，很容易接管。蒋介石看了就急得很，这个时候，根据雅尔塔会议，斯大林就来了电报，要我们不打内战。实际上，蒋介石准备打内战，同我们夺取敌占区的大城市嘛！所以主席确定了这么个方针，连下命令，各个部队都向前线开。大家都记得嘛，从林彪同志起，大家都利用美国那个破飞机，从延安到太行山，到山东。正在这个时候，八月二十三号还是二十四号，来那个电报，就那么一个内容，说中国不能打内战，要打内战中华民族是要毁灭的。这是第一点。这个不要紧，打内战，反正我们不先发动，总是蒋介石发动，算定他是要发动的嘛。第二点，就是要主席到重庆去谈判。难题就在第二点。第一点是阻止不了的，因为蒋介石要打嘛，我们准备好了就应战，就打。第二点这个弯子转就困难一些。主席的决心，是证明给世界人民看看，中国共产党不首先发动内战，发动内战的是人民公敌蒋介石。估计当时形势，冒一点险还是决定去了。我陪主席一上飞机，延安和各个解放区都打电报来，担心啊！是冒很大危险的。当时主席的决心，如果在重庆被扣，我们就准备坐牢。告诉延安决不要因为主席在重庆，军队就不准备，晓得他要利用主席在重庆，要发动进攻。头一场就是太行山，就是邯郸。中间有这个曲折，因此有双十协定啦，还有老政协啦，停战啦，我和王若飞等签的字。主席在双十辛亥革命纪念的第二天，十月十一日离开重庆，回到延安。去是由赫尔利保驾，坐的是赫尔利的飞机。回来是坐张治中的专机，直到现在我们对张治中还留有余地。的确，我当时把他抓住了。（江青同志：三上延安）三上延安府，送主席上延安这是一功。他送主席回延安，我就留在重庆作质。这是准备阶段，主席赞成有这个准备阶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没准备好，大城市，敌人不交给我们，等蒋介石军队开到了，敌人把枪交给他。我们一下子打不进去，看着大城市，什么济南、天津、北京、南京，进不去。小城市什么淮安、淮阳进去了，临沂进去了，洛阳进不去，青岛进不去，烟台大概进去了吧！中等城市进了一点。这样，我们就积蓄力量，就扩大军队，不是什么复员哪 ，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哪，而是准备力量。练兵、扩大军队、土改三条，主席这三条建议，在重庆时就提出来了，想到这一点了。当时有这么个历史的插曲，因为客观形势发展需要这么一个插曲。开始的时候，就估计到不是马上就能够达到胜利。而刘少奇完全不认识这个。
    康生同志插话：
    斯大林那个电报，是错误的。我是经常这么想，斯大林是一个伟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领导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德、日、意法西斯垮台，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有功绩的。赫鲁晓夫污蔑和反对斯大林，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要看到，在战后一个时期，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有右的错误。他当时有一个什么想法呢？他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各国人民、世界人民革命的力量，他有一个政策，就是在各国千万不要引起武装冲突，不要把苏联再扯进去同美国冲突起来。他是这么样一个方针。因此法共交了枪，法共有四十万武装，整个占领了马赛，交了枪。希腊快要打到雅典了，也交了枪。他要毛主席到重庆去干什么呢？实际上也是要交枪。就是要搞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那一套。所以中国的胜利，是毛主席违反了斯大林那个错误政策而取得的。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如果我们按照斯大林那一套，那就象法国一样，法共总书记多列士不是做了副总理吗，陶里亚蒂不也是副总理吗？后来统统干掉了。这也就是王明那一套。王明是最羡慕那一套的。可惜蒋介石没有法国帝国主义那个气魄就是了。主席伟大，违反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坚持武装斗争，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不仅对中国有伟大意义，对世界也有伟大意义。中国革命胜利后，据刘少奇讲，斯大林承认了错误。到底是不是承认了，我现在也还怀疑这件事。中国胜利了，在一九五○年、五一年，印度、印尼、缅甸、马来亚还是交了枪。马来亚有武装交了，印尼有武装交了。他有个理论，说这些国家同中国不同，中国靠近苏联，国家又大，交通又不发达，所以能够胜利，主要是靠近苏联。那些国家不靠近苏联，国家又小，交通又发达，那就不能实行中国的经验。最近我翻了一下斯大林的文件，一九五○年和五一年，他有两个文件是这样说的：印度、印尼、马来亚这些国家不能学习中国的经验，因为他们那里地理环境，各方面情况不同，他还是那么一个想法。过去我以为只是欧洲交枪，最近我才知道亚洲也交枪，没有交枪的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有一句话说：“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来” 。这是有极大世界意义的一个战略措施。
    伯达同志继续说：
    日本投降的时候，毛主席在讲摘桃子的那篇讲话中说：“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不要象陈独秀。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和陈独秀的方针绝不相同，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可是，刘少奇在毛主席回来以后，就作那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篇没有说和蒋介石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个方针，而是要靠议会斗争，提出要解除武装，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国民党军队。（王力同志：廉价出卖。说只要把军队交出去，美国的美金就来了）。（周总理：我们解放南京，美国大使馆还留在那里，司徒雷登找罗隆基去，要他给毛主席带封信，说如果中国愿意同美国建交，美国愿出五十亿美元投资。罗隆基到了北京，一看到《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要一边倒，他把话吞下去了，不敢说，以后才说出来，他晓得我们不会接受。你看，罗隆基是个右派，但他总算看到这一点，不敢说）。这完全是一个骗人的东西，刘少奇说：“我们参加政府，美国借的二十万美金就来了，复员善后，每年用一点，其余要开工厂，我们要去参加，各种商业、农业亦要参加去搞” 。美金不是送给我们的，是送给蒋介石，给我们一点点，用来收买。总之，毛主席说：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刘少奇在毛主席这个讲话以后六个月，他还认为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是要民主的，民主革命不是经过战争，而是经过宪法，成立议会，就可以彻底实现工业化，土地改革。蒋介石也搞土地改革，搞工业这不是天下奇闻吗？刘少奇那个时候说：“有些人要去做官了，中央政府的官”，“国民党各党派也会到解放区来活动，设通讯社、办报纸、设党部、讲统一，希望共产党给民主”。你看，他代表蒋介石来向我们要民主啊！他还说：“国民党也会来参加我们的政府，这不简单，与国民党办事不好办但非办不可” 。就是说，非这样做不行了。军队不能够在党领导下了。他认为“国民党的军队会脱离国民党” ，可笑不可笑呢？说我们共产党员也要脱离军队。（王力同志：全民国家！）说“相信国民党的军队能够脱离国民党的领导”，竟有这样荒谬的观点。这说明，他相信国民党军队可以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我们的军队也可以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事实上，是国民党要吞并我们的军队。他说，政协会议以后，“参加政协会的人，很有风头”；军队“显示不出其重要了” 。虽然他也说没有军队出不了风头，可是他又说什么七君子等人出风头，这些人有什么军队嘛，所以说，军队出不了风头了，是政协会议的人出风头了。他说，当时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是“狭隘的左的关门主义”，“使党内党外很多人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说国民党蒋介石不打我们了”。你看，这些不相信都是对的，但他却说这是“左倾”。他又说：使那很多人“不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能够民主改革，不相信能和我们办民主建国，因而他不相信中国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他还看看觉得党的工作不必要转变”。这是由革命变投降，丢掉武装搞议会。这是意大利和法国走的道路。
    他还说：“觉得军队整编会整掉不去重视合法斗争，把自己限制在小的范围内”。这就是搞议会斗争，把军队交出去，这叫做不是“小的范围了” ，这叫做不是“左的关门主义”了！我们的军队没有党的领导，那还成什么人民解放军啊！他说：“党不直接给你们指示”，“只能简单的从报纸上、广播通讯社消息，了解党的方向，而不守纪律去做，更没有办法，那会失败的”。守纪律，什么纪律啊？国民党的纪律，不守国民党的纪律去搞，去听这个消息，这样从广播电台，广播通讯社，从报纸上，了解党的方向。他不了解，这么一搞，我们的报纸就根本出不成。
    （周总理：从重庆搬到南京，一直出不成。）
    可见他还比不上某些党外人士。他说：“左的关门主义，在党内外一样，有些党外人士比我还左。”那倒是真的。
    （周总理：是啊！章士钊在重庆劝主席，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所以主席一直记住他这位老朋友）。
    他又说，这些党外人士“偏到一边去了” 。就是指他们不相信蒋介石那一套，即上面说的那几个不相信。他还说：“我们要说服他们，好好去说服。”就是党外人士不愿意搞投降，他要去说服。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解放战争中，他是根本没有什么作为的。他到西柏坡村按照他的一套搞土改，打倒一切（江青：搬石头）。另外一方面，把我们党变成俱乐部。他在西柏坡村有一个讲话，有记录，他在讲话里面不但没有说到我们的党是毛主席的党，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并且说我们要改组支部。说我们大家喜欢文化班就搞文化班。我们总支有三百多党员，如果都编入学习班，有的编入高级组，有的编入中级组，有的编入初级组。这就是支部组织的一个好方式。以后就不开小组会，开学习班的会，也就是开党的会。还说，一个月开一次支部大会，可以活泼一点，开一个钟头的会，演两个钟头的戏。
    （康生同志：法国共产党的一个党员，找了一个漂亮的歌女，开音乐舞蹈会，拿着个表，说你填表加入共产党吧，你加入共产党，进俱乐部给你个长年票，不要钱。）
    他还说，大家喜欢俱乐部，就把它变成俱乐部的会，没有戏班子就自己组织一下。我们很多同志喜欢唱，就把这些同志组织起来，一个月开一次支部大会，又演戏，大家可能要求一个月开两次三次。这样，就引起兴趣了。
    （王力同志：邓小平就开了一个麻将俱乐部，天天晚上去干。）
    我刚才讲的，大部分是解放以前的事。
    解放以后，他在天津的讲话，是很有名的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那个臭名昭著的讲话，就是讲的他在王光美哥哥家里住的时候，同天津资本家的谈话，总之一句话，就是“剥削有功”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毛主席在这里讲了在全国胜利，土地改革以后，国内还存在着两个阶级的矛盾。可是刘少奇在那个讲话中，全抹杀了这个矛盾。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说，对资产阶级要限制。刘少奇说不需要限制资产阶级，而是要限制工人阶级。他的整篇讲话都是批评我们的错误。说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对资产阶级采取投降主义，要限制他。对资产阶级歌颂备至，对工人阶级则贬低备至，说得不成样子。说没有资产阶级中国就不得了。而事实是怎样的呢？在全国胜利以后，没收的工业已经占优势了，占主要的大量的了，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反对限制资产阶级，反对限制资本主义，他也讲社会主义，是和平走向社会主义。他说以后限制，也讲了一点限制，想办法限制一下，就可以和平走向社会主义。他的所谓限制，是什么性质的限制？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限制，还是对资产阶级不利的限制？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限制和反限制，有斗争，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刘少奇这样讲，要限制一下，就是说要大量发展资本主义，他的限制，实质上是限制社会主义，限制工人阶级。
    刘少奇提出，“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要多少时间？他说：“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现在很难具体讲，不过时间总会很长不会很短，是十年或二十年，或二十年更多。等到了那个时候一定要具体地讲。”他给一个资本家宋斐卿（很有名的，参加政协会议后便跑到香港去了，跑到巴西去了）讲，你现在几个工厂，将来还可以发展几个工厂，到社会主义了，还要给你管更多工厂，还可以加你的薪，你干不干哪？宋说，为什么不干。刘少奇所谓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把很多工厂交给资本家，他还对宋说：“你干就好。”就是这个和平转变法。这是转变到资本主义，由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所谓“和平演变” ，天津资本家要摸底，摸什么底就是摸了这个底。摸到了资本主义的底。
    刘少奇说他的政策“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这完全是资产阶级心里的话了。他又说：“不只是工人要向资本家进行必要的斗争，就是资本家也要向工人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你看，他提倡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作斗争，他所了解的阶级斗争，恰好是资产阶级所想的，要向工人阶级作斗争。毛主席经常说，阶级斗争的学说，不是马克思发明的，这也是马克思自己说过的。但马克思发展了阶级斗争的学说，认为阶级斗争的发展，必然进到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从刘少奇的观点中就可以了解到资产阶级所想的阶级斗争是怎么一回事。他看到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斗争，就提倡资产阶级也要向工人阶级斗争。他大唱工人和资本家“平等了”，所以工人阶级可以向资产阶级作斗争，资产阶级也可以向工人阶级作斗争。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作斗争。有个工人要求复工，资本家不同意，一个糊涂的工会的同志对资本家说：“你叫他复工就复工叫他不复工就不复工。”这件事不知是真的是假的。但是刘少奇觉得很好。这就是提倡资产阶级专政嘛！
    关于工资问题，刘少奇是替资本家说话的，说工人吃个半饱，总比完全失业好些，总比完全没有吃的好些，提倡吃半饱。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底下做工，只能吃半饱。大家知道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是很苦的。他却说吃半饱比没有吃好。他非常担心资产阶级的消灭。
    总之，他全篇讲话，锋芒是对着工人阶级的，是对着社会主义的，他所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是发展垄断资本主义。宋斐卿这一个工厂不够，再发展几个工厂，将来搞社会主义，还交给他几个工厂，还加他的薪水。他问宋干不干，宋说干。但是，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以刘少奇的话为转移的。宋斐卿看到这个苗头，开了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是刘拉进来的），就溜掉了。
    康老的意见很对，他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上，历来在党内有两种倾向。如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这个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孟什维克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政权是资产阶级的，要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很长时期的发展。列宁在最后一篇文章《论我国革命》中就讲到这个问题，讲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和列宁所领导的共产党，有一个很大的根本分歧，就是当时列宁主张由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而孟什维克说工人没文化，不能搞社会主义。列宁驳斥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先搞社会主义革命，夺取了政权，再来搞文化呢？列宁说的是对的。孟什维克意见是这样的：不是由一个革命阶段迅速地再转变到另一个革命阶段，而是停顿在一个阶段上，让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然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是这样主张，刘少奇也是这样主张。是两条路线，一条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一条是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路线。
    （康生同志：从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王明，一直到刘少奇，还有陶里亚蒂都是这么一个问题。）
    （江青同志：一脉相通。）
    陈独秀、刘少奇加了一个，就是民主革命不能深入发展，要把中国重新回到老路，重新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一点是不同的，因为俄国是帝国主义国家。
    （康生同志：这是真正的老修，这种理论出来，已经有半个世纪了）。
    这是两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毛主席在摘桃子这篇文章中，批评有些同志把原子弹估计得了不起，看得神乎其神，指出这是从受了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报纸、通讯社来的。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象打扫灰尘一样，经常扫除。灰尘是经常有的，刘少奇这个灰尘，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才彻底暴露在群众面前，在我们党面前，现在是要扫除这个资产阶级的灰尘了。
    全国解放以后，刘少奇对资本主义，对资本家采取这样的态度，那么反对农业合作化，主张单干，这就不足为奇了。他主张单干是一贯的，没有变化的，如果是毛主席的意见在党内通过了，他也举手，那是一个形式。一九五一年，他就批评山西搞合作化。说没有机械化，就不能搞合作化。这也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嘛，没有充分发展的生产力，就不能搞社会主义。第一次互助合作的建议，就是对刘少奇的意见作斗争产生出来的。毛主席看到刘少奇对山西那个批语，发了很大的脾气，要搞出个文件。毛主席在根据地时，在民主革命阶段，就为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作准备。他提倡互助组，提倡变工队。在中央苏区，就提倡耕牛合作社。在陕北，大力提倡变工，变工是一个互助的形式。经过变工，互助在一定的时候，可以过渡到合作社。这些，不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讲了，而且写上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可是刘少奇好象根本没说听过，没有见过，他的资产阶级本能，使他忘记，使他抵抗，刘少奇的这个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路线，终归要暴露出来的。
    这回在文化大革命中，主席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下决心把他公开给全党。过去主席讲过多少次，刘少奇是不准备搞社会主义的。我就听过主席讲过多少次。在搞“二十三条”的时候，毛主席发了很大脾气，因为刘少奇要专毛主席的政，毛主席把宪法和党章端出来，说我有言论自由，党员可以在党内说话。主席批评了刘少奇当时在四清运动中的错误。他那个错误，是要把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推广到全国，否定毛主席的方针，否定毛主席的工作方法。他在吹嘘王光美经验的时候，公开说毛主席的调查研究，已经过时了。这个记录落在我的手里，我和王力同志把这一段改掉以后，他就不发了。当时我感觉到，他是为着这一点不发的。主要的是改了这一段 ，他说这一段改了不行，发下去变成严重的问题，不发了。
    （江青同志：我都听了。）
    （张春桥同志：各地都印了。）
    都印了。当时改，是想把他的胡说八道勾掉。结果他不接受。现在了解，桃园的经验是假的。
    （江青同志：那次他要反教条主义，谁要是不去象王光美那样蹲点，什么部长都不能当了。）
    所有中央委员，省委第一书记，都不能当了。这里我要说公道话，康生同志有不满意的表现，有一回说，我一定下去蹲点了。我说，为什么呢？康生同志说，唉！不蹲点，中央委员就当不成了嘛！
    （江青同志：发牢骚了！）
    （康生同志：是发牢骚，其实她那个广播，我根本没有听。）
    事实上，王光美并没有真正蹲点，说起来很好笑，什么同吃同住同劳动，完全是假的。学冯玉祥的办法罢了！冯玉祥请客吃窝窝头，小米稀饭，进去喝鸡汤
    （江青同志：彭德怀也是这样。）
    刘少奇、王光美的这些是老的、腐朽的东西了，可是他在我们党内作为一个新发明。
    总之，或者是刘少奇的路线胜利，或者是毛主席的路线的胜利。就是说或者是资产阶级胜利，或者是无产阶级胜利。在我们党内，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决定中国的命运。刘少奇错误地估计了他的影响，错误地估计了他所代表的力量，他失败了，破产了。斗争还存在。是我们毛主席的路线已经取得了胜利。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最大关键的时候，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个报告中说：“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刘少奇相反，他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以为他的王光美、刘涛、刘萍萍和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等这几个人，还有几个“联动”的小头头，这些力量大得不得了，而对我们毛主席藐视。
    （周总理：他不是过低估计，而是无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他没有想到，他失败这么快。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列宁死得很早，他没有来得及提出这个问题。虽然他讲过要搞文化革命，是没有象毛主席提出的这样内容的文化革命，他很早就死了。后来苏联没有搞。现在不管还有什么曲折，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在胜利地前进，因为我们有毛主席掌舵，随时给我们指正方向，纠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这个革命正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斗争的根本问题。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从什么问题表达出来呢？从对待群众的问题表达出来，对待群众是什么态度。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得不少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反对群众，镇压群众。与主席这条路线，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有根本的不同。有的同志问，从那里分别的？我想这个问题，只要到群众里面去就很清楚了。有些是不容易分别的，到群众里面去，就能够分别了。
    不要去搞阴谋，不要去搞自己的块块。有人在组织红卫兵成为御林军。李井泉在四川搞了一个什么产业军（江青同志：近卫军）保卫他自己。天津的万晓塘、张淮三组织了什么赤卫军的野战兵团，保卫他自己。不要搞这些旧戏。这些东西，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威力下，在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都要彻底破产的。这些东西，一时看来力量很大、占优势，没几天就垮台了。
    斗争是反复的，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同革命群众在一起，要有充分的信心。现在的形势是清楚的，有一些人一下就夸大拥护他的人有多少、多大。但是真理不在他那边，而是在毛主席这边，是在拥护毛主席的同志这边，所以一击即溃。湖南的捍卫团垮台了。他这个造反派里边有两部分，一部分比较正派的，但是其中有个头头动摇了，在中间转来转去，摇摆来摇摆去，最后摇摆到那里去？看我们的工作，看群众工作，终归我们可以争取大多数，能够争取大多数。现在我们从整个估计，是获得大多数，不然不能说明我们现在各方面工作的进步。农业方面，工业方面，交通运输方面，现在都有很大的进步。经过文化大革命，人的思想革命化了，一切工作都好做了。
    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一系列的新的问题，要我们重新来研究，我们在各个方面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模范国家。苏联已经倒退了，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在那里搞资本主义复辟。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现在苏维埃是世界的模范国家，但是，有可能新起来的国家把苏维埃抛到后面去。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可能变成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模范国家。但是我们要经常记住毛主席这句话：“戒骄戒躁” 。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工作做的很少，无非是能够说几句话，写几篇文章。我觉得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使我们中国建成为全世界最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堕落下来了。
    这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在军队的同志可能发生这个问题，不要因为反对我，或者对我有意见，就说他是反革命、反动，这个很危险。为什么主席提出，各省来谈判，两方面的人都来，你说他是反革命的那一派也来，因为他不一定是反革命，如青海的问题，内蒙古的问题，就很清楚嘛，说他是“反革命”的是真正革命的，说他是革命的，其实有个别是真正的反革命。赵永夫是暗藏下来的反革命，王逸伦也是暗藏下来的反革命。要把自己看成是群众中的一分子，这是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早已告诉我们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要以官的姿态，官的架子活动。我们现在有十七年的和平环境，的确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比较多，包括象我这样的人很容易同群众发生隔膜。发现问题，在工作中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必须在实践中，必须在群众中才能够做到。江青同志她就是深入接触实际，才发现了文艺界一塌糊涂，一大笔糊涂帐。
    文艺界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呢？象他们说话或者写文章，现在的中国人还占少数，看戏的听音乐的看电影的占多数，为不识字的人也能看也能听。我们要通过文学艺术来教育群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业，象邓小平，对香港电影、美国电影有兴趣。这个事在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主席就批评了的。
    （江青同志：一九六二年，我到刘少奇那里去，我还说，中南海是人家的一块宣传基地。那时我还搞不清楚他。六四年我真正认识了他。）
    如果我们的文艺阵地让资产阶级占领，让帝国主义占领，让封建主义占领，那我们的头脑就要起变化。因为那一套习惯势力，比新的力量要大。这就是毛主席再三强调的。列宁也说过，旧的习惯势力非常强大。剥削阶级有几千年的历史，经过几十年，是不是可以完全把剥削阶级的文艺阵地攻破？我们要用很大的努力。除此以外，教学制度的改革，还有宣传、出版等一系列的工作，还在开头，还在摸索。
    关于军队的问题，我就不说更多的话了。昨天我说过，我是你们的小学生，现在我还是讲这句真心话。在座的同志很多有丰富的经验、战斗的经验。但是小学生向先生说话也可以的。就是说接近群众，懂得群众，又是很容易的。又是不容易的。所谓不容易就是旧的意识经常在我们脑子里起作用。譬如冲军区这个问题，群众没有想到人民的军队会向人民开枪，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嘛。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那么人民的军队向人民开枪，这是不可理解的嘛。所以，在内蒙古一开枪大家都回去了，不来了。主席告诉我们，群众到军区来，要找军队谈判，说明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这是一种好现象，是一种好事。当然，这里面出现一些别扭的事情是可能的。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我们的人民军队不能随便向人民开枪，不能随便抓人。我说这个道理是普遍性的吧！昨天我批评一个同志说过，说是我有一件事妨碍他的计划，妨碍他抓人的计划，我就给他说，你要抓人嘛，如果是真正的坏人，回去，还可以抓嘛，为什么一定要在大街上抓，这样丑化我们自己呢？回到单位去，让群众去识别，让群众扭送，那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在那里抓呢？
    再说一下阎红彦的问题。阎红彦是新交，我一九六○年在医院开刀，他去看过我，我很感谢他。我无非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是听说群众冲了军区，要找阎红彦辩论，不管他那时在不在军区，出来一下就算了。我给他说，出来见一下群众，不要紧的。因为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我只是问了他是不是阎红彦，后来的话是汪东兴同志代讲的。就这么两三句话。第二天早晨他就死掉了，留下一个遗书，说他的死是陈伯达、汪东兴逼死的。我的话完全是好意，不但是爱护军区，也是爱护阎红彦本人，是叫他出来一下，解一下围，见见群众，没有什么问题。他就是不见！为什么我要再提这个问题呢？因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有这么一种人，怕群众怕到这么一种程度，就是这么两三句话，说是我逼死他的，我是叫你出来见群众嘛？有什么逼的问题呢？你可以不听嘛！
    （周总理：群众到军区去，目的是要他出来见一下。第二天周兴去，人家也是要他出来，不过话说得难听一点，什么滚出来，滚出去，其他也没有打算干别的。第三天赵健民去，也没有打算把他游街，完全是他自己把群众弄火了，站在毛主席像前面窜上窜下，指手划脚地批评群众。）
    问题是在群众运动高潮的面前过不了关，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抵抗。他从一个共产党员蜕化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是在群众的威力下边，他没法子活下去了。他不能操纵军队，如果他能操纵军队，我看他是要开枪的。
    我说个笑话，我经常接见群众，天天来的那些群众代表我一个都不认识的，比如象北航红旗，它的领袖名字，不久以前我才弄清楚，叫做韩爱晶。原先我不知道他是个英雄。但不管怎样，我们要相信一条，毛主席的指示，坏人总是很少的，大多数是好人。相信这一条，我们就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有坏人也可以暴露嘛！
    我今天说的，过去也说过一次，这次作为补充吧！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贵州省军区部队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体会
    随着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传来了毛主席的伟大召唤，祖国的西南，响起了一声春雷，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联合起来，向原省委、贵阳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在这关键时刻，贵州省军区部队，最坚决地响应伟大统帅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战斗命令，坚决地支持了贵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决定性的革命行动。我们的体会是：
    一、掌握斗争大方向和斗争形势的发展，加强部队思想教育
    毛主席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按照毛主席这一指示，我们对部队的教育，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运动初期，主要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教育，揭发控诉反党分子的罪行。第二阶段主要是进行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激发部队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级仇恨，最坚决地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时，通过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端正对群众运动的根本立场和态度。第三阶段是当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总攻，投入夺权斗争时，进行了以夺权斗争的重大意义和支持左派夺权为中心的教育，教育部队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教导。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先后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伟大号召和决定后，各级领导通过连夜下到部队、召开电话会议等各种方式，当天就迅速地将决定传达到每个干部战士。广大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有的感动得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一致表示：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这些教育为支持左派夺权，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二、加强调查研究，从斗争中发现左派
    我们的调查研究是通过以下四个渠道进行的：
    （一）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李再含同志，受省军区党委的委托，参加了省文革小组，与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了坚决的斗争，紧密地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同他们商量，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他向省军区党委反映了很多情况，给军队支持左派作了政治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二）在去年“八·三一”“九·五”事件后，我们派出干部，与各革命造反派联系，了解他们的情况，对当时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污蔑为“反革命黑窝”的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色工人战斗团”、“毛泽东思想贵阳战斗团”等几个主要革命造反组织都作了访问。所到之处，他们都热爱毛主席，热爱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痛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绝不是什么反革命。
    （三）通过省军区设立的群众来访接待站，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收集了各群众组织的大量情况。
    （四）通过抓社会治安，了解社会上五类分子动态，着重了解了“红卫军”组织，发现了“红卫军”、“赤卫队”总部为一小撮反动分子把持。同时也了解了“工人纠察队”是一个保守组织。他们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手扶植起来，为他们保驾的。夺权前后，我们密切同外地和本地左派组织联系，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通过他们了解了贵阳各个主要组织的情况，更加强了我们同左派的亲密团结。
    通过上述工作，基本上弄清了贵阳各派组织的政治面貌。毛主席的指示一下达，我们就迅速判定了哪些是左派组织，坚决支持了左派。
    通过了解，看出各派是有其不同特点：
    左派的主要特点是坚决拥护毛主席，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能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斗争矛头始终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其主要领导成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敢想、敢说、敢冲、敢闯、敢于批判旧世界，有强烈的革命造反精神。例如，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成员，在政治上是经过严格挑选的，这个单位以“八·三一”为首的革命造反派有较高的觉悟水平。当毛主席号召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立即投入斗争。去年六月初，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抛出汪小川这只“死老虎”来当替罪羊时，就为地化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所识破，写出了革命的大字报，揭穿了这一阴谋。从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对他们恨之入骨，多次发动反击和围剿，说他们最坏，是“黑窝子”，疯狂叫嚣要把他们赶出贵州。有的被抓入监狱，有的被打成“反革命”。但是，事与愿违，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们，在白色恐怖下没有屈服，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越战越坚强起来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大大鼓舞了地化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于是，他们毫不迟疑地高举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十六条”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纲领，于八月底、九月初，连续发起了对原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还击，掀起了反围剿高潮，震撼了贵阳山城。地化所的革命派不愧为革命先锋。去年十一、十二月，在极为复杂的斗争中，他们对反动分子把持的“红卫军”总部，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御用组织“工人纠察队”，作了坚决的斗争。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他们又积极进行革命大联合，奋起向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总攻，投入决战。他们立下了伟大的功勋。
    保守派组织，则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然，它的成员大都是受蒙蔽的）。例如“工人纠察队”，他们表面上，“守规矩”，“老实听话”，但是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以各种借口转移斗争大方向。开始起劲地喊：“省、市委是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后来退守喊为：“省、市委是革命的，缺点错误是难免的”，他们用这些口号来保护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实在混不下去了，也喊几声“炮轰”、“火烧”，但是只是空喊几声，一看就是假的。
    至于混入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反坏分子，他们常常使用漂亮的词句，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大搞经济主义；招降纳叛，横行霸道；对机密文件、档案资料、枪支弹药很感兴趣；直至发展到公然反对毛主席，暴露出其反动嘴脸。
    在识别左派问题上，要特别注意解决以下四个问题：
    一是克服干部思想上的保守倾向。首先要解决立场问题，弄清在文化大革命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坚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坚决斗争，与保守派严格划清界线。
    二是多数和少数的问题。看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单纯地从量的多少作为判断的标准，而要看真理掌握在谁手里，是否真正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十六条”中说：“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贵阳地区的实践证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在开始时，甚至发展到夺权斗争的时候，数量上仍然是少数，但真理在他们手里，他们掌握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所以他们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团结广大群众。
    三是正确对待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方向和小缺点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在具体工作中，也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坚持了看问题要看本质和主流，要看大方向，并且相信他们自己会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们在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接触中，除积极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虚心向他们学习外，也注意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夺权后的事实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整风中，对一些缺点和错误都能正确看待并得到纠正。
    在对待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方向和小缺点的问题上，有一点应该特别引起警惕，不要被敌人扰乱了我们的阵线。一些别有用心的坏家伙，对真正的革命派恨得要死，经常无事生非，颠倒黑白地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诬蔑无产阶级革命派，妄图达到孤立无产阶级革命派，整垮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阴险目的。对此，千万要擦亮眼睛，不能轻信，不要上当。
    四是要正确看待群众组织中纯与不纯的问题。世界上绝对纯的东西是没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各种群众组织，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产物。我们主要应看各个组织是贯彻执行了哪条路线，不能离开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去单纯地片面地看成份、看出身，看过去是否积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耍手腕，一开始他们提出所谓“红五类”、“黑五类”来转移视线，混淆阶级阵线，分裂革命队伍。这一手破产后，他们又耍出另一手，公开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妄图以此保自己过关。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实质是一致的。
    一个组织贯彻执行什么路线，决定于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领导权确实掌握在坚决拥护毛主席、拥护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即使这个组织在大风大浪的激烈斗争中，混进了个别坏分子，那也是暂时的现象，起不了决定性作用，而且群众一旦发觉后，他们自己就一定会把坏分子清除出去。同时也不能机械地认为某个组织有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和过去犯过一般错误的同志参加，就是不纯。
    三、坚决地支持左派
    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部队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必须拿出革命的气魄。一月二十五日，我们得知贵阳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夺权的消息后，立即向部队发出坚决支持左派的紧急指示。当晚派部队支援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二十六日清晨，出动了部队，配合左派组织，把早已调查清楚的确实为反动分子控制的“红卫军”、“赤卫队”总部包围起来，逮捕了一小撮反动头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二月二日，省军区召开了盛大的坚决支持左派的誓师大会，进行了示威游行。省军区领导同志连续五次公开表明态度：对左派坚决支持，对保守派分化瓦解，对右派坚决打击。公开宣布“工人纠察队”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手炮制的御用工具，教育和争取其中受蒙蔽的群众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于是，“红卫军”、“赤卫队”、“工人纠察队”中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认识到自己上了当。这就促进了“红卫军”、“赤卫队”和“工人纠察队”的分化瓦解，大长了左派志气，大灭了右派威风，使贵阳的左派夺权一举成功，局势稳定，更加密切了军民关系，大大提高了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解放军报》供稿；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的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从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点，就是兼做常委的秘书。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所作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点。我对军队不熟悉，知道的东西很少，今天只能和同志们交谈一下。我的意见如果不对，请同志们批评我。我们小组是比较民主的，有时候还可以吵架。同志们有什么意见，欢迎你们提出来。
    主席对我们是严格的，主席对于我首先是严师。当然喽，他不象有些人把着手那样教，但是对我非常严格。许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主席的为人，我想同志们也许比我知道的更多一点。我们在一块生活，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候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什么社会上的小广播，也谈一点，但很少。如果偶尔涉及某一干部，主席总是说什么人有大功哪！这个人怎么好啦！不怎么说人家坏话的。主席对干部爱护、宽大。我自己也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我也讨厌听那些社会上的小广播。这样，我有时候很无知。不过，知道那样一些小广播也没有什么好处，浪费精力。在过去，我每天要看一大堆参考资料，再加上电报还要多哩！那有时间去听那些小广播，搞那些名堂。至于学习，我不比同志们好，我自己觉得学习的不够好，特别是不够系统。如果说我有一点什么长处，那就是我学懂了那一点，我就坚持，就去做。在延安，听了主席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那个讲话。对那个讲话里头我领会了的东西，我就去做。当然这篇讲话，我不是全部领会了。这几年我又重新读了，对我还是那么新鲜。这篇讲话强调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我懂。而且我多年遵照主席的教导，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与同志们比较起来，我是个小学生，要向同志们学习。因为同志们在历史上，不管是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等等这些战争时期，都为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是连国内国外敌人都承认的。我向来是非常敬仰老红军的。在延安闹过这样一个笑话。曾经有人给我的帽子上做了一颗红星，后来说是不许戴，我才戴了几天就不许戴，为这个可闹别扭啦！当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我们把这个红星拿掉，那个时候不明白，是闹过别扭的。我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很有感情，我觉得自己现在也还是军队的。我进城以后一直要求保留我的军籍。我只在军队做过一段很短时间的工作，就是在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在中央直属大队当政治协理员。进城后我一直要求不要把我的军籍除掉，就是说不要开除我。我心里总是向着军队的。
    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主席曾经说过：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主席讲过一个故事。战国时候，赵国的赵太后执政，她非常溺爱她的小儿子长安君。这时候秦国攻击它，攻得很紧，她请齐国出兵解围，齐国说，要把你的小儿子长安君来做人质，才能出兵。她不肯，她舍不得她那小儿子，很多大臣进谏，要她派长安君去。她恼火了，说谁再来劝说，我就要唾他的脸。当时有个左师（官名），叫触蜇。（音；上下结构字，上为“龙”字，下为“言”字。──编者。）他去求见太后，赵太后盛怒等着他。他腿有病，故意走得很慢，慢慢地慢慢地走。然后，他就问寒问暖，先不讲政治，然后说，我快要死了，我有个小儿子，十五岁了，太后能不能给派个吃饭的差使，我死了也就心安了，赵太后就说，丈夫也爱少子吗？他说，甚于妇人。听了这样的话，太后的气消下去了。她说不见得，我看溺爱少子，还是女人比男人厉害。左师就驳她说，我看你爱燕后超过了爱长安君（燕后是燕国国君的妻子，是赵太后的女儿）。她问何以见得？左师说，燕后出嫁的时候，你抱着她哭，因为是远别。燕后出嫁以后，每当祭祀，你都为她祈祷说：你千万不要回来。要她在燕国生儿育女，世代为王，替她打算的是很长久的。可是你对长安君就没有这样。太后说不是。左师然后就问，咱们赵国过去有名的世袭的这些人，他的子女，他的后代，现在还有没有继续世袭的啊？太后回答说，没有了。左师又问，不但赵国，其他各国，子孙封侯的，还有没有呢？太后说，没听说还有。左师说，都没有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还不是由于“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 ”所造成的吗？“重器”者，指的是古代象征国家权力的宝器，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权力。左师说：你给长安君那么高的职位，给他许多肥沃的土地，给他的权力又很大，不及时叫他为国家立功，有朝一日你去世了，长安君能在赵国立足吗？我认为你为长安君打算的太短，你爱他不如爱燕后。左师触蜇讲了上面的话以后，赵太后立刻下了命令，准备百辆车子，送长安君到齐国去。齐国马上就出兵，解围了。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座的同志，大概权是很多的。伯达同志经常说，他是个小小老百姓，我就更小了。但是这个权就不能轻易用。既然人民给了咱们这么高的职位，俸禄也很厚，权又很大，如果我们不立新功，对得起人民吗？久了人民能要我们吗？这个故事主席讲了很多次。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曾讲了好多次。但他们是不怎么理解的。多年来，我一直是很欣赏这篇东西，曾多次翻阅。我不懂古文，就查字典。
    所以，解放军要立新功。
    自从主席说解放军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以来，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成绩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工农业生产上。比较困难的是支左问题，复杂一些，搞不好就容易支错，对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自己的思想明确，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就会大无畏，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我们就可以不支持他们，再来搞调查研究，找到真正的左派。把左派壮大起来。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就孤立他们中间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们，教育他们。这一点，同志们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啦，其中已有许多好的经验。我参加过两个小组。象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难，黄永胜同志他那里有一些好处，他没有杀人，没有开枪，广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好的。
    同志们，对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不要有什么自卑感。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就许多单位说，主席早就说过：“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事实上，有的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例如，拿从左的方面介入来说，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 ，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这是从左的方面介入。几个月以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数做了错事的同志也是会回头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么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这个黑风。也许我这人自信心太强，我总觉得不会那样子的。你看，就是农业生产，夏收可能也会不错的，秋收，我看也可能不错。因为革命调动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热情，军队这样子大力地去带头，起模范作用，我看这是解放以来，十几年没有过的。进城以后，我们军队住在兵营里，确实和劳动人民有些隔开了。这次不行了，要从兵营里出来，要从机关里出来，恢复咱们过去的老传统，跟群众结合在一块。这样，有的地方就说，老八路又来啦。可见，我们当年还是和群众在一块多一点，进城以后就隔离开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做了许多好事情，从最初开始，以林彪同志为代表，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
    此外，我还向同志们呼吁一下，要看到文教战线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认识不足，那些有问题的，能力不怎么强的干部，都被放到了文教战线上去，还不是说我们包下来的几百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就大量地泛滥。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是不大清楚，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厉害。虽然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和他们交过几次锋，但是，都是个别的战役，没有象这一次这样认识深刻。意识形态文教战线这个东西可厉害哪！因为任何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他要夺取政权，总是要先做舆论准备的。这一点，过去我就重视不够，希望军队的负责同志，这一次能真正认真地抓一抓。
    这十七年来，文艺方面，也有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反映工农兵的作品，但是，大量的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几乎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所以我们在文学艺术界，培养出一些小“老艺人” ；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要是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那谁改得了？攻也攻不动啊！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很长。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辞职了。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那时候觉得挺奇怪，那些香港的电影，就是往我们这里塞，我用很大的力量，想推出去。他们却说什么，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得照顾。当时我们确实是孤立的。
    在这个思想领域里，就是不能和平共处；一和平共处，他就腐蚀你。大概总理还记得，那时候他们说，制片方针是对着华侨，你们只要不拍反共的电影，那么我们就给你们钱。他就是要钱嘛！那个时候，只认识到他要投资，没有认识到他要来毒化我们。后来推出去了，确确实实地推出去了。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呀！就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反转过来，是要保护或者破坏经济基础的。如果象那个样子，它就会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电影，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电影，修正主义国家的电影，出现了一大堆，那些剧团可是多啊！如京剧，我是一个习惯的欣赏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谁晓得它利用我们这个文化部，弄得全国到处都是，这连福建那个地方，也有十九个京剧团。结果，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那个家乡山东，我童年的时候，河北梆子叫大戏。近几年我调查的时候，京剧却成了主要的大戏了。山东有四十五个京剧团，这还不讲黑剧团、业余剧团。上海的越剧也跑向全国了。就出现这样的怪事。但是，我们的工农兵，建立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他们不表现。他们也不表现我们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也不表现抗日战争。那多少英雄啊，他们都不搞。电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逐渐地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 ，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章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彭真提出的，他说我把整个历史学界都看成一片黑暗，毫无是处。这真是委曲了我了。我说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总理对我说，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人家抓住这个文教系统不放，就是专我们的政。将军们不要以为这是文教系统，我们不管他们就管。我们真管，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想管。所以我们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们都抓，那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当然，物极必反，所以就出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那帮人才阳奉阴违哪 ！两面三刀地尽整人啊。一个戏，主席要改成以武装斗争为主，他就是不肯。为了这个，就要斗很久啊。试问，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武装斗争，能成功吗？我们现在能够坐到这儿来开会吗？我觉得那是不能设想的。在这一方面，同志们的感受大概比我还要深刻。所以，这个文教战线，今后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们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 。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象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过去是个红小鬼，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另一个是个叛徒，变节自首分子，被搞出来了。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
    我想，我略微讲这么一点我的认识过程，使大家可以对文教这方面，看出一点苗头。我要着重地向同志们呼吁，除了抓党、政、军和经济之外，这个“文”也得要认真抓。当然要做调查研究，还要有一番刻苦的学习。因为各行各业，都有各自规律、特点。但是，这也不是难事，只要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了，那末堡垒总是可以攻克的。几个堡垒已经都攻克了嘛。一个京剧，一个全世界都认为了不起的芭蕾舞，还有个交响乐，全都初步地攻克了嘛，没有什么难事。这对全世界都是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是垂死的阶级，它表现现代生活，赤裸裸地用腐朽的堕落的东西来麻痹人民，腐蚀人民。倒是修正主义搞一点伪装，很使人讨厌。但是这几年，它也是赤裸裸的了，不再搞什么遮羞布，而是赤膊上阵了。我想，谈我的这个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对同志们今后大力抓文教系统，能不能有一点帮助？
    大、中学校都要改革教学制度、教学内容，都要搞斗、批、改，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经验。文学艺术也得要改造。我在一九六四年，曾经对文艺界的一些人说过，你们吃了农民的饭，穿着工人织的布，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警卫着国防前线，你们不表现工农兵，你们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啊！电影《南征北战》，我抓过。粟裕同志，那个时候，我记得跟你交涉过，关于服装应该怎么样。陈老总，你还记得吗？那个戏虽然有缺点，但是基本上还是个好戏。那个戏，是我具体抓的，是你组织创作的，还改过。忘啦？
    （陈毅同志：记得。）噢，还记得。
    最后，我想简单讲一点教育子女的问题。对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如果对自己的子女就宝贝得上天，对人家的子女，劳动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这是不对的。但这只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当然也不是将孩子又怎么样，而是管起他来，让他学习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陈士榘同志，你那孩子管起来没有？（陈士榘同志：管起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太过分了。这也就是那个“长安君”的问题。这个“重器”是什么？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像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我们家的子女也不是那么高明的，他们虽然都到大厨房吃饭，可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总还是有社会影响的。我们要很严格地教育他们，如果抓得紧，将来他们可能会好一些。社会影响这一面，就拿我们的一个孩子来说，她在小学的时候，她说，我们有个教员讲，有一本什么《顿顿的静河》。误人子弟呵，是《静静的顿河》 。我说，你是不是要看这部书啊，她说“是呀，妈妈” 。我说这部书，你只能当作苏联的历史材料来看，当作苏联的战争史来看。这部书可不好啦，它把一个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当做主角，这是不好的。她驳我说：“妈妈，你能这样说吗？大家都说好。”她就这样责问我，因为当时对这本书还不能够批判。我说，你不要出去说，妈妈是研究过的，是妈妈个人的意见。后来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为子女还是得从政治上、思想上服一点务。例如《红与黑》，法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这部小说抽掉了政治、经济内容，拍成了一部黄色电影。我们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来研究，对身边青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一讲。我自己的工作，每天虽然比起同志们来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还是大的，身体也不太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教育子女。但是，只要是我发现了的，我都进行了研究，并给他们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时，父母对他们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 ，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主席学习。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驳爸爸的。有时还故意地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但是很多时间，他们不是驳斥，对父母是尊敬的。他们驳，有好处嘛。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弄得老是“是，妈妈！” “是，爸爸！”有什么好处啊，我看那不好。我觉得，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一点，就是对他们的爱护。
    我这两点意见，也曾经讲过，只是供同志参考，说得不对，请同志们批评。就这样罢。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林彪同志和军委的同志要我在会议上讲一次话。我对于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都没有实践经验。参加这次会议，主要是向解放军同志们学习。既然要我讲话，要我讲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那么，我就把一些不系统的想法，提出来和同志们交换意见。
    一月廿三日中央关于军队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定。这个决定的第五条指出，必须“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决定。因为支左最根本的就是支政治、支毛泽东思想，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支持革命左派，就是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坚决的斗争。林副主席讲过，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我觉得，军队支左正是我们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林副主席讲，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军队支左就是要在运用毛主席著作上狠下功夫。因为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执行刘、邓的路线，这是划分左、中、右最基本的一个标准。我对于毛主席著作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学习是不够的。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不系统的意见，提出来供同志们参考，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
    前次军级干部会议我讲过，去年十二月毛主席同一个兄弟党的领导人谈话时，谈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当时毛主席指出，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进行阶级斗争，依靠群众，依靠无产阶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就必然要依靠资产阶级、反对群众路线、反对阶级斗争，妄谈什么“共产党员的修养” ，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讲，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着的。中国革命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着这种斗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还会存在。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整个的过渡阶段，必然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下面我想从几个问题上来谈一谈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
    （一）
    过去有一种说法，把刘少奇说成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譬如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说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如何正确，说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是一个模范”。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个决议，对毛主席的作用有一些正确的论述，但是在有些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譬如对瞿秋白的说法，对刘少奇的说法，是不对的。这个决议不是毛主席写的，作为《毛泽东选集》的附录是不恰当的。征求过毛主席的意见，《毛泽东选集》将来再印行时，这个决议要抽掉。
    刘少奇到底是不是一个“白区工作中策略思想的模范”呢？我们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来看一看。毛主席一九三九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刘少奇是不是“白区工作中策略思想的一个模范”呢？那么就看看他在这三个基本问题上，他的主张是什么？
    毛主席说：“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 ，“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最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这是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思想。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恰恰是背道而驰的。他不是主张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不是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不是主张去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是迷恋大城市，引导无产阶级放弃政治斗争，在城市工会工作中实行经济主义。一九二六年，他就说过：“工会为工人之经济组织” ，“今后职工运动之方针，应作各种经济斗争，工人在任何时期都不能离开其经济上之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经济斗争的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这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共同的一个特点。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实际上是实行机会主义，经济主义，放弃无产阶级政治，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放弃武装斗争。
    再来看统一战线问题。毛主席说，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 ，是“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毛主席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政党统一战线问题上，一方面反对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反对把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尾巴，反对投降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企图。强调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恰恰又是背道而驰的。他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实行投降主义，放弃党的领导。他不是象毛主席所说的，把统一战线看成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是要把人民的武装交给蒋介石去统一领导。早在一九三六年、三七年，他在北方局白区工作时，就用陶尚行的笔名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在资产阶级的刊物上发表了的。在这篇文章中，他宣扬投降主义，主张把华北的人民革命武装交给国民党，完全接受了王明的投降主义。因此，王明对陶尚行的那篇文章大加赞赏，这不是偶然的。
    再来看关于党的建设方面。毛主席说：“党的组织，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的实行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就是说，要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能够进行武装斗争的党，能够保持党的独立性并掌握统一战线的党。毛主席又说：“在过去发展的党组织工作中，虽然中央着重提出了‘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口号，但实际上是混进了许多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大资产阶级在思想上企图‘溶解’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企图取消共产党”。因此我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要巩固党的组织、纯洁党的组织，刘少奇的组织路线恰恰同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背道而驰的，他是实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的、招降纳叛的投降主义路线。同志们看到的那份一九三六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几个人自首反共叛党的材料，就是刘少奇实行招降纳叛的投降主义路线的铁证。这正如中央在三月十六日关于这个问题的批语上指出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余人自首投降出狱以后，由于刘少奇的包庇重用，“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党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的重要职位”，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才把这个叛徒集团揭露出来，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个叛徒集团，只是一个具体例子。在座的刘格平同志知道，薄一波出狱以后，刘少奇又派他到阎锡山那里去，贯彻刘少奇的叛党路线，把太原第一监狱的一些人同样按照这个办法去自首叛变投敌。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就是一个。过去杨尚昆那个办公厅的副主任龚子荣也是一个。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
    在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上，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上，就明显地看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尖锐斗争、长期对立的。这是在基本问题上，原则问题上的对立。所以说，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只是在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而是很早就存在的，只不过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更集中地更突出地表现出来罢了。
    （二）
    上面所说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解决中国的政权问题，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人民政权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政权问题上，我们看一看刘少奇的反动路线是怎样表现的。
    从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到一九三九年，民族危机加深，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国民党一直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一九三九年，正是国民党投降反共活动的逆流猖狂的时候，也正是蒋介石宣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号召全党全民积极投入革命战争，去争取胜利。针对国民党的投降分裂活动和倒行逆施，毛主席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打退了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逆流。同时，毛主席号召全国革命青年投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消灭日寇，在思想上和在各方面准备打倒反动的卖国政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主席出席了延安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在会上，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著名讲演。在这篇讲演中，毛主席告诉全国青年说：“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就是错的。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在这篇讲演中又说：“现当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时候，大家鉴于过去革命失败的经验，下决心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并且不容许再有卖国贼，不容许革命再失败。”毛主席告诉青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共和国” ，“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毛主席号召青年，必须同工人农民群众相结合，这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分界线。毛主席说，口头上讲马克思主义，讲社会主义，是不算数的，要判断“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我们觉得，毛主席这段话对于我们今天去支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今天支左，是真支左，还是假支左；是真夺权，还是假夺权；是真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假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一个重要标准，就象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要看对广大的工农革命群众的态度和关系怎么样。
    正当毛主席号召群众打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建立新中国的时候，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少奇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路线，抛出了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个小册子。大谈什么“思想意识修养”和为人处世的封建哲学，要人们离开当前尖锐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而去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修身养性。毛主席说，这本书完全是欺人之谈。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到底要不要夺取政权，能不能夺取政权，怎样夺取政权，对于这些基本问题，这个小册子避而不谈。根本不谈夺取政权，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政治，离开了阶级，离开了阶级分析，离开了阶级斗争，完全是一本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动的、不触及蒋介石一根毫毛的东西，是一株资产阶级的大毒草。
    关于这个问题，这几天报上有很多文章，昨天陈伯达同志也讲过，我不详细说了。但是必须指出一点，在《修养》的许多地方含沙射影，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比如他谈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时候，谈什么没有偶像崇拜，实际上是影射毛主席的。应当说，这个黑《修养》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为了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四○年一月，毛主席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本名著。我这里顺便说一句，毛主席并没有看过这本黑《修养》，只是在一些场合中听到刘少奇的一些谬论。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全面的、深刻的、系统的总结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基本经验，揭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革命的规律，粉碎了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梦想，科学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并且指出了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这一本书，同刘少奇的黑《修养》针锋相对，一开头就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紧接着就提出“我们要建立新中国”，毛主席说：中国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是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个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明确地规定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和步骤，彻底地粉碎了王明、刘少奇等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动路线，彻底粉碎了他们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把刘少奇的黑《修养》同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两相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谁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谁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政权问题就更加尖锐地提到面前来了。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著名演讲。在这个演讲中，毛主席指出中国存在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他说：“从整个形势来看，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是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会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毛主席这些话是有深远意义的，是针对党内的投降主义路线而讲的。我们过去学习毛主席著作，总是有些糊涂，不是象林总所讲的那样，带着问题去学，对林总这句话体会不深。现在把刘少奇那些文件、讲话拿出来，再同毛主席著作中那一年，那一个问题上讲的一对比，事情就非常清楚，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基本原则问题上，的确是明显地对立着的。
    毛主席在这一篇演讲中，提醒大家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他说：“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确定了。”他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在我们党正准备同蒋介石进行战争的过程中，象昨天总理所讲的，有一个插曲，就是毛主席到重庆去谈判。这个谈判的原因昨天总理已经讲了。毛主席率领代表团到重庆谈判，方针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尽一切可能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内战的阴谋，要揭破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同时也是为了我们争取备战的时间。现在我们看看《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这篇文章中指出：“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毛主席又说，“国民党向我们进攻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反击，也是很自然的，”“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完全相反的。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以后，害怕战争，害怕革命，幻想和平，提出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他作了一个《和平民主的新阶段》的报告。这个文件，昨天伯达同志作了很好的批判。我不多重复。总而言之，就是在这个报告中大肆散布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幻想，宣扬阶级投降主义，宣扬议会斗争，取消武装斗争，主张取消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把人民的革命武装交给国民党统一指挥。他说：“军队也要整编，我们的军队成为国军、国防军、保安队、自卫队，我军的支部党委员会、政治委员取消，在军队中个取消党的组织，整编，各党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指挥，统一于国防部”，“我党与军队的关系要作到和国民党差不多。”
    同志们！毛主席说：“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刘少奇不仅是交一支枪，一粒子弹，而是把整个军队，整个党都出卖掉了。如果按照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去做，中国人民永远不会翻身，永远得不到解放。但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刘少奇的错误路线破产了。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的大道阔步前进，终于赢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在政权问题上，哪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主义的革命路线，哪一条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三）
    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国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在这个问题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路线斗争特别激烈，特别尖锐。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我们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报告。这一篇报告，最近毛主席还讲到，说看来有一些人对这个报告，对于二中全会决议，根本没有实行，也根本不想实行。今天必须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注意。所以，我就想读一下这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主席提出要促进中国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方面应采取的基本政策；指明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地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道路。这个报告，已经形成了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纲领。
    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强调指出，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即将成为国内的基本矛盾。毛主席提出这个基本问题到现在，已经十八年了。当时，毛主席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他教导我们全党警惕这些不拿枪的敌人用“糖衣炮弹”来进攻我们的危险，要求我们学会同资产阶级作公开的或隐蔽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在这个报告中，讲到人民解放军的问题，今天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支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今天来学习毛主席十八年前的这个指示，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现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又是宣传队，又是生产队。毛主席在十八年以前，就是这样信任我们的解放军，相信我们的解放军，依靠我们的解放军。今天又给了我们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这样极其光荣伟大的任务。我们就要象林总所讲的，要勇敢的去实现这个任务，同时又要谦虚谨慎地来进行这个工作。因为许多任务都是新的。没有经验。某一个时期，某些同志，某些地区，犯一点错误是难免的。但是，在毛主席、林总的领导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军委的领导下，这些错误是会立即得到改正的。
    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党的生日，毛主席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这篇文章，大家是很熟悉的。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全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其对内外的基本政策。
    毛主席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在我国条件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或者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文章中又强调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人民手中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为了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刘少奇在全国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大力提倡剥削，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
    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到五月上旬，刘少奇带着王光美到天津的那个亲戚王光英家里去，就是刘少奇称王光英为二哥，称王光英的老婆为二嫂的那个家里去。在那里，他经常同一些大资本家混在一起，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资本家讲话。在此期间，他先后对天津市委、东亚毛纺厂职工、天津国营企业职工、工商业资本家、天津职工代表大会、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作了讲话。这些讲话，以及同年三月十九日他从天津回到北京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一套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纲领。他的主要论点是：
    第一，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 ；“不是资家太多了，而是资本家太少了 ”；“不是私人资本家工厂太多，而是太少了”。
    第二，说什么工人阶级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工人阶级“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剥削他们一下，他们倒满舒服，如果不剥削他们，他们就不舒服，觉得痛苦得很。”因此，“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要“多剥削” ，“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而且有功劳”，“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这些，都是他那些文件上有的，不是我们造他的谣言。
    刘少奇为了让资本家多剥削，宣扬应降低工人的工资。他说，“工资太高应该降低，使资本家能够维持赚些钱，使工厂可以发展，对工人对国家对社会都有利”，如果“工资提的过高，……就要发生错误”。
    第三，宣扬共产党员和工人要和资产阶级、资本家搞好关系，要向资本家投降。他说：“和资本家要搞好一点，不要怕骂投降了资本家。”“有人说和资本家拉好关系，就是失掉立场，这是错误的说法”。他还胡说：“关系搞好，又不失掉立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他这一套投降纲领的结论是什么呢？昨天伯达同志已经讲过了，就是刘少奇自己说的，“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年老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这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也是中国资本家青年时代的开始。他还说，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有进步性”，应该让它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建立“功绩”。他猖狂地说：“中国今天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将违背人民利益，也违背了工人利益”。这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刘少奇公开反对毛主席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宣言。
    一九五○年，一九五一年，刘少奇在一系列的报告中，不断重复上述论调，并且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一九五一年二月，他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上说：“要大大地加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础”。同年十一月，他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上，再一次鼓吹“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同年五、六月间，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在政协民主人士学习会上，又反复宣扬资本主义剥削“有进步作用，剥削得好”，“工人要你们剥削，不剥削人家苦得很”，“社会主义问题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提得过早”，等等。在那几年，他是大张旗鼓地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毛主席在二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
    刘少奇不仅反对对城市、工厂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且也反对农村合作化，反对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一年六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依靠互助组、合作社、代耕队实行农业集体化，实行农业社会主义化，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幻想的农业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不实现工业化，农业就根本不可能实现集体化。”一九五一年七月，他在对山西省委一个报告的批示中咒骂说：“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文件已经印发给同志们了。
    在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同时，刘少奇大力鼓吹发展富农经济，昨天伯达同志已经讲过，在一九五○年一月，刘少奇在对东北农村工作的指示中就提出，三马一车一犁的农民，“不是富农，是中农”，应该“大力发展”，“在数年以后应该发展到百分之八十，其中百分之十应是富农”。他胡说：“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他反教条主义和赫鲁晓夫是一脉相承的。一九五○年六月，他在政协会议上所作的土改报告中公然宣称，保护富农经济“是一种长期的政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中，都要保护富农经济”。他所讲的发展资本主义，保护富农经济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恰恰是毛主席所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刘少奇这种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路线，完全违背了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所以毛主席同这种反动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特别表现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那个讲话中。这个讲话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彻底的批驳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讲话是针对刘少奇的，文件没有印发，我不妨念几段：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且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我们的各项工作，应当遵循总路线，为总路线服务。离开了总路线，就犯错误。我们必须过渡，把社会主义看作‘遥遥无期’是不对的，过渡只能是逐步的，企图‘一步登天’也是不对的。”
    “有的同志，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的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通过发展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增加农业生产，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才能巩固和扩大我国的工农联盟。农业支援工业，促进工业化，工业支援农业，帮助农业合作化。这就是过渡时期工农联盟的新的经济基础。手工业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必须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集体化，引导手工业劳动者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有的同志却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有几种错误观点，是必须批驳的：
    第一，有的同志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的一切事物，一切社会秩序，时时刻刻处于发展变动之中，例如，我们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年年在变，月月在变，天天在变，不断有新的东西代替旧的东西。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第二，有的同志提出，‘确保私有财产’。这种提法，当然更是错误的。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在不断前进，农民的个体经济必然要被集体经济所代替，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生产资料方面说，我们不能永远‘确保私有财产’。‘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实际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口号。这个口号，只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束缚广大群众的手脚。
    第三，有同志提出，‘由新民主主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看来没有大的错误，但是不明确，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走向’社会主义，就是还没有走到社会主义，只是在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走。我们不能在整个过渡时期老是‘走向’社会主义，老是不‘走到’社会主义。事实上，我们的国营经济早已就走到完全的社会主义了。‘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可能使人认为我们现在并不是处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不能明确认识 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责任。所以，这种提法也是不恰当的。”
    上面所说的是右倾性质的错误。
    现在把这个文件看一看，就会懂得当时的斗争是相当尖锐的，是针锋相对的。
    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存在于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步发展，都存在着这种斗争，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反动路线，在社会主义前进中的各个时期，都顽强的表现出来。
    大家记得，一九五五年，当农村合作化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邓子恢根据刘少奇反对合作化的错误思想，大砍农业合作社。全国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为此，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彻底批判了刘少奇、邓子恢的错误，推动了合作化高潮的发展，并且引导全国人民胜利地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任务。
    一九五六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报告中，在有些问题上同苏共的“二十大”的修正主义思潮相呼应，在相当的程度上，支持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修正主义路线。报告中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说什么“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同刘少奇的反动主张相反，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三月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都指出：“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今天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也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刮翻案风、单干风。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报告，批驳和纠正了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往后，同志们就更清楚了。
    一九六四年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提出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
    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路线相对抗。今天正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尖锐斗争的时候。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在斗争中彻底破产。但是，他们并没有自动的退出舞台。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利用每一个时机进行反扑。
    所有这些，都说明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象一条黑线一样贯穿于各个时期，在每个时期都顽强地表现出来。
    （四）
    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他的“理论”根据。一九四九年五月，刘少奇在北京干部会议上讲话中说：“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止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用生产力水平不发达和经济文化落后，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这并不是刘少奇的新发明，而是一切老修正主义、新修正主义共同的反动理论。这种理论，人们叫它做“生产力论”。按照这种“理论”，就是说，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充分的高度的发展，生产力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农村还很分散落后，那么他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应该也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按照这种“理论”，社会发展只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生产力高度发展，新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生产力如果还没有高度发展，革命阶级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那是没有用处的。这种“理论”存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从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苏汉诺夫，以及中国的陈独秀等等，没有一个不搬出这种“理论”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看不到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作用，看不到改变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伟大促进作用。在他们看来，在生产力水平还没有高度发展的地方，人民是没有资格，也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点，我们查一查修正主义者们的著作，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举几个例子：
    一八九九年，伯恩斯坦就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提出这样的思想。一九○九年，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说：“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的地方，才有借助于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经济的可能性。”考茨基在一九一八年所写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一九二七年所写的《唯物史观》等书中，都一再重复这种滥调。特别是一九三○年，考茨基在一本叫做《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书中，猖狂地攻击列宁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诬蔑说，这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是犯了错误，使自己“陷于绝境”。他狂妄地说，按照俄国的条件，根本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俄国发生的革命，只能为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而且只有在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后，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苏汉诺夫以及中国的陈独秀等等，都是继承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衣钵，虽然语言不同，但基本思想是一样的。
    刘少奇的“理论”，根本不是什么新东西，象昨天伯达同志所讲的，从中国来讲，他是同陈独秀一脉相传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国际方面来讲，他是同老机会主义、同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一脉相传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理论。
    为了反对这种“理论”，列宁曾作过有力的斗争。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同这种反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尖锐的论战，彻底粉碎了这种反动滥调。列宁强调指出，不是什么俄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是恰恰相反，俄国这个帝国主义阵线中最薄弱环节，首先能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总是强调革命对发展生产的伟大的作用，强调改变生产关系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作用，他反复阐明俄国有布尔什维克党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有巩固的工农联盟，有蕴藏着无比的革命创造力的广大工农群众，在取得政权以后，完全能够把苏联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二三年列宁为批判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革命杂记》，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做《论俄国革命》，在《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上。这是很短的一篇文章，大家可以看一看，对于批判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帮助。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苏汉诺夫之流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不懂革命对发展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列宁说“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普通历史程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呢？”列宁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来激励革命群众：“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见分晓”。
    从列宁的文章中，我们就更看到刚才引证的一九五三年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是真正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方面，从夺取政权方面，从夺取政权后走什么道路方面，在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上，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也很清楚的看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最本质的问题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斗争。大家还记得，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毛主席讲过，延安的整风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与反无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继承、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一条是继承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路线。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继续和发展。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五）
    邓小平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他同样的一直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毛泽东思想。
    （1）邓小平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一九五六年，他在八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个人崇拜是一种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这很明显是恶毒攻击和诬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恶毒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九六一年，他在黑龙江省委汇报会上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同样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他说：“凡是办不到的，不管原来是那个人说的，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了，明天顾不住。”很明显，这是反对毛主席的。同时也是反对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的。
    （2）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邓小平同刘少奇一样，他在“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中，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说：“现在，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一九五八年四月，邓小平在成都会议上讲话说：“革命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建设也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我国还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但主要是两种方法的斗争。……在党内来说，是速度问题，并非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3）攻击三面红旗，鼓吹单干，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一九五九年二月，邓小平在上海工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诬蔑大跃进是“擦粉一尺厚，本来漂亮也就不漂亮了”。一九六一年十月在黑龙江省委汇报会上邓小平攻击人民公社“超越了阶段”。在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同刘少奇一样，宣扬“三自一包”，鼓吹单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说什么“前几年还可以看出优越性，这几年不行了，不能吹牛了”。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在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上鼓吹单干，说什么“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红卫兵已经画出漫画了，一个白猫，一个黑猫，拉着车子，他在上面坐着。
    （4）反对政治挂帅。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马列主义，否认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特别是去年二月间，他在薄一波召集的工交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政治挂帅的结果，一定要落脚到生产，落脚到科学实验”。他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所讲的政治挂帅。他要经济挂帅、业务挂帅。政治挂帅和反对政治挂帅，这不是一般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同军事，或者政治同经济、政治同业务的关系问题，不是一种工作安排或工作比重的问题。这是一个贯彻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从老修正主义一直到刘、邓是一脉相承的。列宁反托洛茨基的时候，一九二二年写过《再论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其中有一句有名的话：“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列宁说，政治同经济比较起来，政治是第一位。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知识。布哈林说，从政治出发也从经济出发。列宁驳斥说，这是典型的折衷主义。列宁还提出工会工作如果不是政治挂帅，我们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
    毛主席在政治挂帅这个问题上，应当说是更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在政治同经济的关系、政治同军事的关系、政治同科学的关系、政治同业务的关系、政治同党的建设、组织工作的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明确地阐述这个问题。他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在这个问题上，林副主席是高度地发挥和深刻地阐明了毛主席这个思想。
    在我们军队中。到底是业务挂帅还是政治挂帅，这成为军队中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主要问题。因为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中，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不会是真空的。任何部门、行业、领域，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必然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就必然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挂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去占领各种阵地，资本主义思想、修正主义思想就必然去占领。正因为这样，要不要政治挂帅就成为能不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对于每个同志来讲，就成为能不能永远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战士的问题。
    所谓政治挂帅，是什么问题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挂帅还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挂帅的问题，是毛泽东思想挂帅还是修正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挂帅的问题。我们讲的政治挂帅是毛泽东思想挂帅，马克思列宁主义挂帅，而他们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的。所以讲他们不政治挂帅，是指他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从老修正主义一直到刘少奇、邓小平，都是这样。
    一切修正主义者，在军事建设方面，都是反对人的因素第一，反对政治第一，都是宣传唯武器论的。考茨基曾经讲过，在现代枪炮技术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武装起义，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现在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每天在宣传“唯武器论”，说什么在核武器的条件下，人的因素已失去作用了，说我们的民兵“等于一堆肉”，说原子武器可以毁灭人类、毁灭世界，而不是人类能够利用原子科学来为人类服务。罗瑞卿、贺龙等人也就是这种修正主义、唯武器论的代表。他们强调军事技术，搞大比武，实际上就是反对突出政治。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们解放军，我们党同罗瑞卿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修正主义者在经济工作中，大肆宣扬利润原则，“利润刺激论”，“物质刺激论”。苏联从城市到乡村，从工业到农业，天天喊物质刺激，利润挂帅，这样就使修正主义泛滥，为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理论基础。刘少奇、邓小平也是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贩卖者。刘少奇早在白区工作时，就实行一套经济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工业方面，希望经济部门的同志，检查一下刘少奇、邓小平所散布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
    我们在反对刘、邓路线中，必须强调毛泽东思想挂帅。 我们的支左工作，首先是支政治、支毛泽东思想，支左、支工、支农，一切工作应当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去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时刻警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从内蒙古的工作中看到，军队的个别同志有一种误解。革命群众最近提出要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是指的什么呢？这是指刘、邓路线和坚持刘、邓路线的人在一月二月的新反扑。但这个问题军队有些同志不了解，以为这是攻击军队，这完全是弄错了。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缔造的军队，是毛泽东思想挂帅的军队，是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应当同革命群众以及革命干部一起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我们支左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真支左假支左最重要的标准，是真夺权假夺权最重要的标准，是真拥护毛主席假拥护毛主席最重要的标准。因此这个问题，希望同志们很好的注意。希望同志们很好理解，为什么一月二十三号的支左五条中，最后着重讲一条，就是在全军不是一般地而是深入地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离开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所谓支左，离开这个问题，就一定要犯大错误。这一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都是讲过的。我们在这一个时期取得了伟大成绩。有些地方犯了错误，但这不是主流。有些好同志还没有完全把毛主席这个思想掌握好，犯了错误，经过批评教育，是容易改正的。至于象赵永夫那种人，也会在运动中暴露出来。毛主席再三讲过，我们解放军不能因为在个别问题、个别的时间、个别的地方，犯了一些错误，就灰溜溜的。我们应当执行林副主席上次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坚决地、勇敢地、有充分信心地去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伟大任务。毛主席党中央，全党相信解放军是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相信解放军的领导同志已经有，而且将来更会有这种信心，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改正个别地方的错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李曼村接见重庆后勤工程学院等单位代表的讲话
    〖被接见的还有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代表〗
    会议开始后，李曼村同志首先作了简要的讲话，他对四月十一日驻京部分院校、文艺团体的造反派集会游行以后到全军文革提出的意见说：“这些意见我们已经迅速向上面作了反映，一定研究解决，接（见）受同志们的批评意见。”
    李曼村同志讲话以后，各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提出了许多问题，李曼村同志作了回答。
    重庆后工代表（简略后工）全军文革的命令中指出后工“红总”是“右”派组织，应该取缔！这是谁发的命令？
    李：不知道！
    后工：我们因为不同意当时重庆市的夺权，警备司令部对此不满就要取缔我们，调动几万人围攻我们，砸抢了我们10多辆汽车，抓了我们40多人，他们扶植保皇派，成立了所谓文化革命委员会，右派成了“左”派，他们点名要抓谁，警备司令部就抓谁，逼着人写检讨书，请罪书，还有两个营的兵力常驻校内（四月十二日才撤走）实行白色恐怖和法西斯专政，经常挑起武斗，保守势力集中住在一个楼，扬言要和我们血战到底，骂我们是右派，总后张池明和当地警备区有勾结。现在警备区又急忙赶我们下去支工，当时打电话告诉全军文革，你们有人说：“后工红总就是坏”，“全军文革不管，你们自己搞”。你看怎么办？
    李：这些情况不知道，现在可以表态，你们把“红总”打成“右”派组织，抓了那么多人是严重突出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已派了调查组去了，有十条（四月六日毛主席签发）作武器，这些问题可以解决。
    后工：××军×付军长说：“你们不是反革命，我就是反革命。”十条到现在还扣下不公布出来，造反派看不到。
    李：（这时对全军文革工作人员说：赶快打电话去追问，十条为什么还不发下去？）
    后工：取缔我们，抓我们的指示都是叶剑英搞的，我们要你澄清。
    李：我不知道，没法澄清，我可以反映。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代表提出：北京军区3月28日抓了我们六个人，全是造反派，现在还在隔离反省，一再交涉不放，还说：“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不符合你们情况。”“这六个人是敌我矛盾。”有一个同志作了绝食斗争，他们便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押入监狱。负责看守的战士控告了这件事，北京军区追查控告的战士，我们要求保卫战士安全（同时拿出被抓同志在监牢里写的血书给大家看。）
    李：我们要查办。
    随后有许多革命组织作了汇报并提出许多问题，我们后勤学院的三个代表也作了汇报，李曼村同志很重视我们反映的意见，最后李讲了话。
    李：今天谈的情况有的听（说）过，我们三月上旬派了几个联络组到西安、南京、重庆、大连、长春去了。四月六日林副主席亲自起草毛主席签发的十条，我认为可以说集中了全军革命造反派的声音。在军内同样有反复，这个反复各造反派程度不同都受到了打击，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听到消息的就派人去了，为什么产生这个严重情况？自一月四日刘志坚虽被揭发，但刘邓在军队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有些人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月十日发出各单位整风指示，各单位造反派进行了整风。革命造反派在这个斗争中立下了功劳，是对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猛烈冲击，成绩是很大的。但在斗争中有缺点错误。革命派整风前后，有些人过分强调冲击机关这些支流问题，否定大方向，以至无根据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形成反复、曲折，使许多人受委曲，这是件很不好的很严重的事情。但总是有反复的。现在“十条”已经下来了，我们有了这个强大武器，八条、四条也是正确的，不能因为这个反复否定八条、四条，要坚决贯彻，打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把文化大革命向前大大推进。你们受了委曲，凡是抓了造反派的都应该放出来，革命组织被无理取缔的压制的都应该作严肃处理，立即恢复，有些要做调查，真正造反派是压不垮的，有人坚持斗争很好。同志们对全军文革有意见，要我们站在造反派一边，像个造反派的样子，说我们在你们受打击、压制时旗帜不够明，没勇敢站出来支持，说：“全军文革向何处去？”我们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同志们今天提出了尖锐的诚恳的批评，我们热烈欢迎。
    在这一个时期，我们确确实实有错误，没有勇敢地站出来支持造反派，有时支持了保守派，我们一定做检查，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没有旗帜鲜明，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有的已经派人去调查了，如通信兵、防化兵105等，有些问题没及时发觉，有时问题没有及时处理，我们如果及时采取措施，同志们是可以不受委曲的，革命组织可以免遭解散，同志们的批评我诚恳接受。
    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就是大的解决，什么命令都是有斗争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是有人不执行，靠同志们斗争嘛，我们是坚决执行十条的。
    关于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四个单位“三支”通知问题，如果说卫戍区司令部那样答复的（指后勤学院“星火燎原”代表汇报时谈到的卫戍区关于下去“三支”的答复）任务暂时下不来，我同意恢复活动，按战斗组织活动，还要搞斗批改嘛！我再请示肖华同志一下，告诉你们，到底“三支”怎么下去还要考虑，如果有这样的单位，左派不占优势，保守势力还很猖狂，思想问题没有解决，下去怎么办，有问题，文化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三支”和斗批改关系如何解决？正在研究，还要有新的指示，现在大部分都没有下去嘛！
    当外地兄弟院校和文艺团体被抓跑到北京的同志们问李曼村副组长他们到北京来合不合法？李副组长说：合法。并当即答应给这些同志安排食宿。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我汇报一下上海的情况。
    上海的形势比较好。革命群众的情绪很高，群众的心情比较舒畅。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我们看，主要是靠两条：一条是靠毛主席，再一条是靠群众。
    毛主席对上海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关心的。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毛主席都有指示。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新的创造，每一个新的倡议，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文汇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都是毛主席首先支持的。上海体育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写的那篇《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也是毛主席先发现的，好多我们在上海还没有注意的事情，还没有抓到的事情，毛主席就抓到了。
    毛主席说：我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这样一句话，我们反复的思索过，它包括的内容很丰富。这场大革命收获这么大，代价那么小，重要的条件就是，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有人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只是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觉得，这只能是证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把毛主席的领导算作党的领导，不把党中央的决议算作党的领导。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难道这也不算是党的领导？他们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群众，更不懂得我们这场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革命。
    靠毛主席的领导，党的领导，上海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当然，还是不平衡的。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也不少。我们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曾经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就是一条影响大的错误。这是群众提出来的，我们同意了。毛主席发现以后，要我们重新考虑，建议把名字改一下，改为革命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对人民群众，对干部在革命过程中犯的错误，所采取的处理方法，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主席明确地指出这个名称不妥当，又考虑到上海革命群众的热情，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好。主席反复教育我们，又要改变名称，又要不伤害群众的热情。由于毛主席的威望高，同时主席讲的理由非常充分，非常有说服力，我们回到上海很顺利地解决了。群众不但没有波动，而且情绪很高，说毛主席对这件事情这样关心，对群众的热情这样爱护，非常感动。
    如何对待群众运动，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多次提出，多次教导我们的也是如何对待群众问题。我想举几件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件是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十一月初，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工人把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
    对待这件事，实际上有两条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
    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十一月十一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同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啦！铁路不能断啦！等等。这些大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平心静气的听，听他讲，究竟是怎么回事。天亮以前，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干了十六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
    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面好多工人被打成“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了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市委不参加，开完了大会，要求市委接见一下他们的主席团也不接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火车之后，又把他们甩在这个小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都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着陶铸那个方针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去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了交通”，实行白色恐怖，实行镇压，不是理由很“充足”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关头没有犯大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了他们回上海。十三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情况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是结果，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决定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火车中断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种手段，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这样处理，市委坚决反对，说我没有坚持原则。曹荻秋气势汹汹地给陶铸打电话，陶铸立刻支持他，我也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请中央指示。陈丕显有了陶铸的支持，也气势汹汹的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提出质问，为什么这样做？说中央不是规定工厂里头不成立造反组织，也不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了？你们给张春桥多大的权力？非常凶，接连问了好几个为什么？
    陶、陈、曹等等，对学生运动是镇压的，对工人运动又是镇压。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无法理解：工人运动要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光是学生运动起来，没有工人运动起来，没有农民运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过去历次革命运动的规律。陶和陈、曹的方针当然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支持了上海的工人群众。
    昨天看到一个材料，有一位副司令员同志，在当地谈话，破口大骂革命派，说革命派连土匪都不如。说：“不管你有几万、几十万，我一个命令就叫你完蛋。”我劝这位同志注意，在我们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工人革命造反派连几万人也没有，只有几千人，要镇压是可以镇压下去的。但是工人还会起来，把压他们的人打倒。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手里有权，就能压服群众。相反，我们共产党员，只能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今天上海的局面所以比较稳定，安亭事件处理得比较妥当，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从安亭等地回去的这批人，已经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骨干，主要领导人，就是这批人把上海的百万工人组织起来了。
    市委依靠的是保守派。在他们支持下成立了“工人赤卫队”。因为是官办的，一个晚上就做了三十万个袖章。很多党团员参加进去了。到十二月中旬，工人造反派有五十万，“工人赤卫队”也有五十万，势均力敌。但是，经过几次大的较量，到今年一月初，“赤卫队”就垮台了。工人造反派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上海的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农民也开始起来了，他们在革命的斗争中，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谈到这个形势时就讲：“上海很有希望” 。果然没有几天“一月革命”的风暴起来了。
    全市的夺权，我们在精神上并没有准备。我和姚文元同志一月四日到上海的时候，是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调查员这样的身份去的。不管同工人说话也好，同学生谈话也好，别的什么话也谈不进去，就是谈市委的经济主义风刮得很凶。“赤卫队”的头头吵着要停电、停水、停交通，给造反派压力很大。这些情况我们来以前知道一些，但是百闻不如一见。火车站搞得很彻底啊！整个火车站没有人管了，车没有人开，连售票员、检票员都没有了。港口从每天装卸量十万吨下降到三万五千吨。外国轮船从平常停泊二十几艘，拥挤到一百二十几艘。有一些国家故意侮辱我们，把船上的中国国旗倒挂起来。工人也好，学生也好，谈起这些事情来，就非常愤怒，但是不知怎么办。这时市委已经完全瘫痪了，没有人管了。
    当时，我们就同车站、码头、水厂、电厂，还有其他的一些要害部门，例如电报局、邮政局、电话局等部门工人革命造反派的负责人一块商量，究竟该怎么办？最突出的问题是，造反派工人坚守岗位，有的已经两三天没有下班，实在支持不住了。而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单位包括一些要害部门，革命造反派很少，我们就商定重新调动队伍，把工人、学生调到要害部门去。象火车站，就是由铁路的革命造反派，再加同济大学六百多学生，把车站管起来了。码头也是这样，从各方面把革命造反派的队伍调到码头上去，把大、中学的学生动员到码头上去做装卸工。开始有些人担心，究竟能不能搞好？我们就鼓励他们，大胆地把责任担负起来。火车从来是你们开的，铁路局长找不到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自己管。
    上海的工人阶级表现得非常好，学生表现得非常好，有力量、有智慧。我们作的工作很少，只是开开座谈会，给他们出一点主意。比如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这样的文件，完全是工人、学生自己起草的，我们一个字都没有给他们改。他们很快地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中央的贺电来了以后，“一月革命”的说法才出来了。
    “一月革命”的夺权，开头是这样。后来各个工厂、机关、学校都夺了，有一些夺得不好，多数还是夺得好的。不过，那时候我们头脑里还没有“三结合”，主要是靠革命的大联合。如果回过头来看，那缺点多得很。最近，有的同志到上海去看了一下，说码头上还有这个那个问题没有解决，甚至责备工人们管得不好。我们向这些同志解释，你要看到这些工人是在什么情况下上马的。铁路局整个瘫痪了，就是九个工人组织了一个指挥部，抓起来的。他们本领够大的了。就这么九个普通工人，召集了上海、南京、蚌埠、南昌、杭州等全线的造反派代表会议，发动群众，把整个铁路线的秩序建立起来了。当然，你说这九个工人的水平有那么高，也不见得，毛病也不少。特别是当了权以后，私心杂念也多了，但他们的功勋是不能抹杀的。应当受到谴责的是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是那些局长、党委书记，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职责，造成了这样大的损失。我们应当看大方向，看主流。
    在上海，革命组织犯错误的也不少。就在上海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前夕，一月中旬，上海有个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叫“红革会”（即红卫兵上海革命委员会）。突然发动了对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攻击。他们提出了所谓“摘桃子”问题，他们不是从这个阶级摘桃子，还是那个阶级摘桃子，这个政权究竟属于那个阶级方面提出问题，而是从个人，从小团体方面提出问题。二十二日同各个革命组织负责人商量，请他们提出新市委、市人委的名单，第二天，街上就出现标语，反对成立上海市委，并指名攻击我是陶铸、王任重式的两面派，是来摘桃子的。当时，我们商量过，让他们闹吧，不要管他。因为工人不支持他们，许多学生组织也不支持他们。闹了几天，越来越不象话。我和姚文元同志还是去参加他们的会，受了六个小时的围攻，我们还是耐心地劝他们以大局为重，团结对敌。他们不听，还要开“打倒张春桥”的群众大会。中央文革小组才决定发个电报批评他们。发这个电报以前，我们还反复地考虑了两天发不发？批评了他们以后，多数人接受了，少数人不接受，又闹了几天。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工人、学生组织要把“红革会”的头头抓起来，我们劝阻了，一个人也没抓。“红革会”战士起来造了他们头头的反，要开万人的请罪大会，我们明确表示不要开，战士们是没有罪的，头头们只要检讨了，把事实真相弄清楚了，也还是给他们出路。对“赤卫队”那样的保守组织，到现在革命委员会也没宣布它非法，也没有取缔，完全是靠群众斗争把他打垮的。革命委员会只抓了一个人，他是调度所的副主任，是“赤卫队”的一个头头，他利用职权放一列车“赤卫队”上北京，把整个铁路秩序打乱了，这是犯法的。还有些“赤卫队”头头，工人群众抓了送到公安局，留下了很少一部分，正在审查。
    我们可能有另方面的问题，即对于真正的反革命，由于种种原因，必须抓的，该抓的，抓得太少，我们正注意解决。
    再讲一个对干部的问题。
    干部问题比较大，几乎所有的部长、局长统统靠边了，甚至连处长，有些单位连科长在内。这当然是由于上海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结果。市委在开头就利用上海市委过去几年工作的成绩，利用毛主席领导批判《海瑞罢官》时造成的好影响，迷惑了群众，迷惑了干部。又强调“组织纪律性”啊，“内外有别”啊，害了好多干部，好多党团员。机关干部到十二月中旬才起来造反，而且都是中下层干部，人数也不多，所以要实现“三结合”。我们就面临着怎样把大批干部解放出来的问题。解放这批干部的问题，是干部问题也是群众问题。究竟实行什么路线呢？能包办代替吗？如果不走群众路线，采取简单化的方式，几个人关在小房间里搞“三结合”，即使把干部搞出来，他们发号施令是没人听的。“三结合”，干部亮相，绝不只是“表态”，而是一个自我革命的过程，不搞触及灵魂的自我革命，那种亮相是没有用的。对群众来说，是重新识别干部，重新鉴定干部的过程。“三结合”，是革命的“三结合”，是革命的过程、斗争的过程，不能随随便便把干部拉在一块就算“三结合”了。特别是有一些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不用革命的方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们发动群众讨论这个问题。大家排了队，那些人要打倒，那些人还可以争取。有的想争取也很难。江青同志上次讲话中说到陈丕显，对陈丕显的争取实在很难啊！江青同志前天也谈到了，直到去年十月，中央开工作会议的时候，江青同志把他找来，对他做了那样多的工作，叫他回去把工作抓起来。江青同志还诚恳地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给你当参谋，必要时，伯达同志也可以去上海帮你。这不是对他的很大支持吗？这个人现在才把他看透了。他当着我的面对江青同志说：啊！前一段上海文化大革命是曹荻秋主持的，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告诉我啊！其实，上海市委干的坏事，他没有不知道的。有的是他出的主意，有的是同他商量的。这个人搞两面派，专学旧政客一套。有人说他完全是个饶漱石。（江青同志：所谓请这位老兄，我也是给他出了不少主意的，叫他到群众中去，说几句就行了，说“我坚决站在你们那边，同你们闹革命”。本来这样就没有事了，但他就是不去，根本不理睬。）江渭清那时候完全可以出来的，因为他一开始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坚决地处理了匡亚明问题嘛，他可以很主动，但后来越陷越深，没办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要帮也帮不上。陈丕显也是这样的。我一月份到上海，给他谈话，而且把主席说他的话，都告诉了他。我说：“主席说可以火烧，烧一烧好嘛。希望他能经得住考验。”但不行。他这个人，我们过去也了解一点，但没有看到他的本质。他一直搞幕后操纵，从中央回去后他就搞平衡，今天接见革命派，明天接见保守派，后天接见革命派，再后天接见保守派，所以两派都觉得他不错，到最后一戳穿了，两边都反对他了。上海搞经济主义，罪魁祸首还是他，但他到处推，说这个是马天水搞的，那个是曹荻秋搞的。查来查去，还是他搞的。因为他有个基本的口号，就是：“经济上放宽点”。慷国家之慨，而且死不纠正。一月九日，已经发表了反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十一日党中央给上海的贺电发出来了，《紧急通告》写得清清楚楚，所有制可能改变，谁要违反要以反革命论处，但他在十一日还签字把老虎车改为国营。十六日他还给“红革会”签发一万块钱的经费。高级干部转移财产的恐怕不多吧？他和曹荻秋都转移了财产。把自己最心爱的表、金子等转移到主席住的那个地方去。这是犯罪行为。他到处藏，最后藏到那里，我给他打了电话，这个地方你不能住，你要惹大祸的。怕他不听，又请总理给他打了电话，他才搬的。他们一家吃饭，要大饭店送，每天早点花样不同。他怕传染病，只要有客人到他屋里去，包括我们在内，客人走了，门的把手要用紫外线消毒。这个人已经完全变了，完全资产阶级化了，总觉得他过去是红小鬼，是老同志，总想挽救他，对革命有利。但到现在毫无结果。
    对能挽救的，我们尽量地做工作。比如象王少庸，他是市委候补书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得很厉害，但是他态度还好，而且还做了一些比较好的事，一部分群众对他还有好感。我们想从他这里摸一点经验，群众也认为他这个人还能争取，可以试一试看。
    我们是这样搞的：首先由造反派一部分同志，给他开小会。因为以前都是开万人、几十万人的大会，有用处，但是不能细致。开小会，每一件都落实，那些是你做的？那些不是你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今天怎样认错？让他在小会上检查，造反派代表批评他，帮助他，慢慢的思想比较一致了，王少庸和造反派都有点信心了，然后叫他到他犯错误的单位去检讨。但是，一个人去检讨的时候，他只进行自我批评，在检讨中不好揭发别人。因此群众就怀疑他究竟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了没有？再就是检讨的时候，情绪总是不会很高的，说话的声调也比较低，群众就觉得这个人没有站出来。象他这个神气来领导我们，同我们革命造反派距离太大，结合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这些干部在斗争中亮相，不仅要进行自我批评，还要能够揭发别人，同刘少奇、邓小平、陈丕显、曹荻秋划清界限，应该使群众、干部都看得见。于是，由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两百人左右的电视会，把上海所有的局长、部长、付部长，不管挂过牌子没有，戴过帽子没有，统统找来；工人、学生在家里看电视，搞了好多部电话，你有意见就打电话来。这样会场内外结合，成为一个揭发批判的会，也是陈丕显、曹荻秋检讨的会。先是他们检讨，后是干部揭发批判。这个会开得相当好，解决了好几个问题，给他个机会。但是他们的检讨实在不象样子，这就在全市群众面前彻底地暴露了，群众的电话就不断地打来，会场上的干部也批评他。同时给干部一个亮相的机会。群众就看到干部面对面地同陈、曹进行斗争，看到他们在那里同陈、曹作斗争中划清了界限。开了四个半天，群众就给他们排队，那个人表现好，那个人其次，那个人再其次，那个人表现最坏。排队的结果，第一是王少庸，其次是马天水。在这个基础上，再开一次大会，王少庸再作一次检讨，然后由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对他的检讨表示意见，最后由革命委员会宣布，批准他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对他一个人，我们做了近两个月的工作，比较细致。这样看起来好象很慢，但是有个最大的好处，是这种亮相比较可靠，他自己是真正触及了灵魂，进行了自我革命，群众在他的亮相过程中受到了教育，对他也进行了帮助，因此，他是真正站出来了。过了两天，开群众大会时，我们就试了一下，宣布说，今天的大会由王少庸同志主持，一宣布，全场一万多人鼓掌，欢迎他主持大会。他现在说话群众听了，说明群众承认了。马天水现在也站出来了，群众也批准了。将来会不会有反复，那是将来的事，但就这一段来看，这是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比较好的一种办法。不是和稀泥，不是凑合，不是关在小房间里指定几个人“三结合” ，而是发动广大群众，发动了广大干部。
    电视大会，我们准备将来一个月开那么一两次。每次都给陈丕显、曹荻秋检讨的机会。这对他们有好处，对干部亮相有好处，对群众也有好处。这就是使他们不至于忘记了斗争的大方向，斗争刘、邓，斗争陈、曹，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大方向。
    看来上海的局面虽然比较好，我们在思想上还是准备有大的反复。夺权以后，也还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如何把这个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带好，是个大问题。这个队伍是个好队伍，是经过斗争考验的。它里边的基本骨干是左派，但是还有大量的中间派。队伍大了，和初期不一样了，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在队伍内部滋长起来。里边也还有个别的坏人。如果不采取正确态度，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要犯错误。需要认真地来引导他们，边战斗，边整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
    要帮助他们，那就有一个感情问题，有一个对他们的态度问题。我和上海的警备部队的一些战士交换过意见。问他们，你们对造反派究竟是讨厌还是喜欢？他们说，从前是比较讨厌的。因为他们长期不介入，红卫兵的传单不敢看，是上级规定的嘛，红卫兵给他们一张传单，回去马上交给指导员。红卫兵、工人革命造反派有些事，如砸啊抢啊，甚至发生武斗啊，里边包含那些阶级斗争的内容，他无法理解。上级也从来没有进行教育啊！什么时候才开始变的？他们说，是一月十一日，中央不是给上海发了个贺电吗？那个贺电是四个单位署名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战士们一看那中央军委都署名了，中央军委都支持造反派啊，那我也支持。感情就变了。感情变不变，确实是大事。以前，只看保守派党团员多，成份好，就是喜欢。弄清楚真象，看着造反派可爱了，许多事就好办了。最大的问题还是到群众中去，真正和造反派混一混，一熟，也就懂了。这是不太难的。我们自己也还要继续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到群众里面去。改造自己。
    最后，提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成立或者将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军管，也要准备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创造条件。如何使得革命委员会真正成为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机关，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全力地支持他们。现在的革命委员会，他们的领导成员，一般的说原来的职位都是比较低的，在社会上原来是不出名的。上海工人运动这么蓬蓬勃勃，作为一个集体的力量，工人造反队是非常厉害的。但是，真正政治水平比较高，工作能力比较强的领袖人物，还没有。如何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这是关系能不能培养出接班人的大问题。非常重要。一个地方只要建立革命委员会，这个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就是革命委员会了。军队也好，外来的同志也好，上级也好，都要想办法来支持它，树立它的威信。这样，它才能把革命抓起来，把生产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上海的工作没有系统总结过，就我们碰到的问题中，主要讲了一个对待群众的问题，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很久没有到广州来了。我首先向在座的、在场子里的广州军区直属队的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群众热烈鼓掌并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让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你们问好！（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我昨天向广州市的大中学校代表、红卫兵小将们和机关的革命造反派，还有工友农友们谈了一次话，今天下午已经向你们放了录音了，你们都听了，不要再重复这些话了。刚才看到军区政治部收集了你们的意见，那么多意见我怎么回答呀！我想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大家问，现在国内外形势大好，应当怎样看？特别是国际形势，应当怎样看？第二个问题关于我们人民解放军在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五大工作中，有什么要注意的？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要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一个问题，主要谈谈国际形势。
    国际形势，国际阶级斗争，当然很复杂很尖锐。但是，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人，应该从复杂尖锐的斗争中抓到要害，透过表面现象看到本质。抓住中心环节，就会了解国际形势的概况。目前，国际阶级斗争的中心环节，即主要焦点是在越南，因为那个地方进行着武装斗争。现在全世界的注意力都看着越南，在越南战场上打着规模巨大的人民战争。除了越南以外，虽然在非洲，在拉丁美洲，也进行着一些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武装斗争，但都是比较小规模的。美帝国主义正是在越南这个战场上被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从越南撤退，还是继续把这个战争打下去，扩大到东南亚，一直扩大到中国？这存在着两种可能性。越南的战争，对敌人来说是一场侵略的战争，对人民来说是一场反殖民地的战争，人民战争，民族革命战争。这样一场战争，不仅关系到越南人民的命运，印度支那人民的命运，亚洲人民的命运，而且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命运。这话是不是夸大了一些呢？不是！有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看一看越南南方这块土地，面积仅仅是十五万平方公里，不晓得广东省是不是十五万平方公里？（黄永胜司令员插话：广东二十万平方公里）。就在这么一个狭窄的地区，上边住着南越人民一千四百万，可是，他们抗击了一百万的敌人，其中最主要的是四十三万美军，这个数目还要继续增加；还有以南朝鲜为主的仆从国家的军队五万多人。这两项加在一起接近五十万。另外，就是美帝利用的南越傀儡军队，号称七十万，实际上五十万左右。总共加在一起一百万。这就是说，越南南方人民十四个人要抗击一个敌人，进行人民战争。
    这个战争，大规模发展起来是在最近两年多，武装斗争开始是在一九六零年。头两年，越南南方人民几乎没有几条枪，人民拿起锄头来，拿起刀斧来，跟伪军，跟美国的顾问进行武装斗争，这样发展到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就渐渐地形成了人民的武装部队。美军直接参战是在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也就是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子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柯西金经过北京到河内去会谈的时候。正在这个时候，美军大举轰炸越南北方，跟着派正规部队在越南南方登陆。苏修新领导集团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在美帝国主义狂轰滥炸之下，吓破了胆，没有进行抗议、示威，所以就使美帝国主义敢于公开地大举出兵南越，轰炸北越。就在这两年内，美国侵略军从几万人增加到二十万、四十三万人，今年到年底有可能增加到七、八十万。越南人民对付这个世界上第一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毫无畏惧，越打越强，各界了经验，摸到了战争的规律，摸到了怎样在强大敌人压境的时候，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式的人民战争。在战略上，以少胜多；在战术战役上，在一个地区，以多胜少，不断地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最近在美国关岛会议将开幕的时候，威斯特摩兰这个侵略南越的总司令，动员了一个师几万人去进攻西贡西北部（他认为是南越人民解放军的指挥部）。战争的结果，人民军队的指挥部没找到，美军被消灭了一千多人，而人民武装只牺牲七十多人。这一仗打得好。南越人民武装就是高度地集中兵力，分割敌人，然后歼灭大量的敌人，而保存了自己。
    南越人民在劳动党和胡主席的领导下抗战，处在一个最困难的环境。海路是没有办法支援的，陆路要通过所谓胡志明小道，辗转地才能送到需要的弹药、补给，因此送到南越的东西数量总是很少的。但是敌人的困难就更大了。拿美军来说，一个人每个月要消耗三吨东西，一年要三十六吨东西，拿五十万人来计算，一年就要运输一千八百万吨东西到南越。你们想一想，这个运输量多大！如果按一万吨一条船计算，每天就要五条万吨船进港。尽管美帝国主义在南越千方百计地开辟港口，也是没法子满足这个需要的。而美军打仗，又离不开后方供应。它在一个地方空降一支部队，紧跟着就要送一切补给，从弹药一直到喝的水，洗澡的水都要送。因为怕喝了脏水生病，怕洗澡水有血吸虫传染。那个地方天时、地利、人和都对它不利。天气如是雨季，常常几个月阴雨连天，蚊虫疟疾、水、马蜂，都和它作战。你们想一想，五十万美军，在供应上就有这么大的困难，那么，准备它扩大到一百万吧，也不过是一百五十万敌人。它遇到的困难就更大了。南越的战争有一条规律，美军来得越多，越不想打仗，伪军更不想打仗。而美军如果没有伪军帮助带路，就成了瞎子、哑巴。因此，美军越多越分散，就越容易打，它的士气就越低。据越南同志们说，美军比日本军队、法国军队都不如。所以现在南越人民有这样一句口号：“专找美国鬼子打”。这样，美国即使出兵一百万，也不能解决南越问题，更不要说扩大战争了。一百万的美军需要多少的供应呢？如果五十万人需要一千八百万吨，那么加一倍就要三千六百万吨，就是每天要送十万吨东西到南越港口。除此没有别的办法。把轰炸机改为运输机，也戴不了多少东西，而且路途又那么远。即使用日本作它的后方补给地，也供应不了这么多。你们想一想，这样一个地区的战争就把美国抓住了，而美国后方呢，单单直接作侵略南越美军后勤工作的，现在需要一百万人，就是说五十万人在前方，后方直接作供应运输的要一百万人，间接的还不算。如果将来增加到一百万，后方就需要二百万，合起来等于三百万人直接参加了战争。所花的经费呢，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度的预算，单单用在越南战争的是一百三十多亿，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预算用了二百四十亿。可以想一下，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直接用在越南战场的经费，决不会少过四百亿。这就加重了美国劳动人民直接间接的负担，国内的内债也就渐渐上升，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现在美国政府对美国人民的宣传，总是说战争快结束了，不敢说扩大了。因为南越一个小地方，就把号称强大的美帝拖住了，要花这么多的经费。如果战争再扩大，就要增加兵源，扩大供应，增加预算，其他方面都要受到影响。在南越前方一百万，后方就要二百万人搞运输供应，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东南亚，扩大到中国，怎堪设想呢？前方五百万，后方直接服务的就要一千万。如果把后方间接地为军事生产服务的人员都加在内，就更多了。美国怎么能作这样一个动员呢？现在在美国人民中间，在劳动人民中间，在革命的青年中间，反战的情绪日益增长，反对侵略战争的口号，到处宣传着，动员着。美国政府面临着明年度的总统选举，一九六八年究竟如何过这个关，现在是没有把握的。美国关岛会议的结论说：在南越打着一场“令人烦恼的、漫无边际的战争”。大家还记得，一九五二年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盛行着这样的说法，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这个口号是美国人叫出来的，结果一九五三年他不得不结束这场战争，打不下去了。如果说朝鲜战争只能打三年结束，那么美国在南越已经打了两年半，将来扩大侵略的话，能够继续多久呢？如果继续打下去，那他更加陷入泥坑里，没有出路。最近，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失败的泰勒将军，后来在南越当大使又失败了，回国退休写了一本书，他说根据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经验，美国人最好不要在亚洲登陆。这是他的结论。大概在亚洲打败了的美国将军，从麦克阿瑟起到泰勒，都是同一个腔调。但是，我们听到他们这样讲，有点不大高兴了。不高兴什么呢？不是说他认输了不高兴，而是说这样一搞，他不来了，我们不高兴。我们不是在准备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备战，你们不是已经手痒了吗？越南人民打得那么欢，他们反帝的革命精神的确值得我们敬佩。现在越南农村劳动的力量，百分之八十是妇女，男人多半投入各种战争准备工作。他们每个村子都组成战斗村。一旦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到北越，北越将采取南越一样的做法，每一个村子都能自己独立作战，能够对空射击，能够进行丛林战、地道战，也能够生产自给。这种战争准备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要说全国了，就拿我们沿海地区、接近越南的地区来说，我们的战备工作，从人民战争的要求来看，准备得还不够。当然我们沿海的民兵是比较好的，在消灭美蒋特务方面取得了成绩。但是广泛的动员还没有做到，还需要加紧战备，特别是广州军区担负着更重大的任务。如果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五大任务，还要加上备战的任务，还有战斗的任务。因为敌人从空中侵入，从海上侵入，我们都要打嘛！这是直接的战斗任务，需要有广泛的备战。所以说，我们广州军区，从领导到指战员，到一切工作人员，都负有相当重大的责任。从这点来说，我们应该向你们表示敬意！（热烈鼓掌）
    我们还可以说到美帝国主义在世界的形势。世界形势，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是国际阶级斗争。今天代表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已经不是苏联，因为那里修正主义当了道。中国已经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着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方向。在这点上，我们应当当仁不让，见义勇为。正因为这样，美帝国主义把我们看成它的主要敌人。而我们也把它作为国际阶级斗争的主要敌人。从武器装备简单的数字对比，我们可能是不及它，但是我们最根本的条件是人多过它，团结的力量大过它，大过它不知多少万倍！美国两亿人口，真正愿意为帝国主义效命的有几个呢？美国兵在南越打仗，完全是少爷兵的打法，离开火力就不知所措。美国动员入伍的都是新兵，规定一年一换。如果一年不换，下一年就动员不起来了。没有办法，只好用速成的办法来训练新兵。美国训练士兵，完全是机械性的。新兵从检查身体完了以后，穿上军衣，先是接受枪枝，练拆卸，然后练瞄准，然后练冲锋，然后练发射，然后配合其他火力作战。从班的动作，到排、连最多到营的动作吧，就在一个连续不断的教室里，就象工厂的车间似的连起来，一道一道工序出去，就算毕业了。最长的三个月，速成的更短。他们把一个人当成一副机器，就象当年卓别林演机械化吃饭似的，流水式的。这样把人当成机器训练，如何能够消化呢？如何能熟练呢？如何能养成勇气呢？根本不可能。更不要说政治上，本来它就是被动的。美国的士兵是不自觉的，不是象我们为人民的利益。为民族独立的利益而战斗的。他们是为帝国主义卖命的。到了前方，到了越南，士兵想方设法消极怠工。害病的，或者装病的，比例就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住在医院里，疗养院里，卫生所里。再加上美军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很多守卫部队，所以真正拿出机动作战的兵力不到一半。在这一半里边又有分别，把黑人摆在前头，把白人摆在后头，这个战斗力就更差了。黑人为什么要为帝国主义效命呢？黑人当然不肯干。黑人在前面一溃退，后面的就要垮下来。离开火力，离开供应，就缩成一团，被动挨打。就如同在训练时就训练好了一样，两手举起，乖乖投降！所以这样的战斗力，的确是兵越多就越散，士气就越低，死伤就越大。
    美国不仅把国内的兵员，按照七个适合的名额动员起来了，而且把现有的国外的兵力也调动了。主要是从欧洲调到亚洲，从西德把军队一个师一个师地抽调到南越。现在的南越战场上，连仆从军队算在一起，已经有三十五个旅。这么多的兵力，在南越战场上是不是布满了呢？没有。现在的兵力布署，在西贡地区集中了十三个旅。从西贡往东北海岸走，一个海港叫金兰湾，那边到归仁，就这两头，集中了十三个旅，再往北走到岘港，直到十七度，摆八个旅。共三十四个旅，还剩下一个旅在湄公河三角洲，而金瓯半岛还没有美军。所以，他的兵力只能够在一个小堆的据点，不能离开海岸线和运输线。这样就没有法子取胜，只能吃败仗，就是再加五十万，情况也不会改观。而现在越南人民打出经验来了，懂得战争的性质，是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这个战争的特点是人民战争，敌人是反人民战争。战争的形式，采取游击战为主，必要的时候，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运动战、阵地战，消灭更多的敌人。一般的都是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营地消灭敌人。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王力肖华关锋接见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代表的讲话
    〖接见时在座的还有：杨成武、李曼村同志。〗
    肖华：
    我们刚才开了会，研究控诉军内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大会，今天就解决一个问题。同志们有好些话要说，我们另安排时间。
    关锋：
    我们看了大家的决议，讲点意见和大家商量。我讲的可能旗帜不鲜明，态度暧昧，大家可以炮轰嘛！有些问题我可以答复，有些问题我不能答复，也无权答复，还有组织纪律的约束，我讲错了大家可以炮轰。
    我在街上看到了“炮轰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大标语，我不赞成。前一个时期肖华同志管别的事情，现在肖华同志是常务副组长，江青同志是顾问，大家可以完全信赖的吧！杨成武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吧！谢富治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吧！还有军委的领导。总的我们是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领导下，全军文革小组是可以信赖的。青海问题已经解决，四川问题也正在解决，也快要解决，情况也搞得差不多了，主席批准就解决。你们在大街上一糊大标语，外国人就很感兴趣。炮轰个人可以，炮轰我，我赞成。全军文革不能炮轰，不能改组，搞到大街上去敌人会造谣。
    现在斗争的大方向，是对刘，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要批倒批臭，必须先批深批透。这就要坐下来下点功夫，这不是象街上的大标语把刘少奇的奇字倒过来划的象个狗字能解决问题的。这样不够，不能批臭。得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好好去分析批判。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发表之后引起全党、全国、全军的重视，影响很大，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还只是开个头，我们还应当进行批判。刘邓是有一整套的东西要进行批判，解放前反毛泽东思想，鼓吹资本家发财致富，解放后还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土改、工商业改造，在农村反对合作化，和毛主席提出的总路线唱反调。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因此，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没有解决。1960年1962年搞单干风、翻案风。他说，不能普遍使用拖拉机就不能合作化。又说，没有拖拉机，合作化就不能巩固，反对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一整套的东西，需要我们很好研究，从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用毛泽东思想去批判。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嘛！在大批判中，大立毛泽东思想，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臭，才能使我们国家不变颜色。批深批透，提高全国人民觉悟水平，保证以后不再出修正主义，出了我们就能发现。把一个人拉下马容易，文化革命不是简单地罢官革命，要简单地罢官容易，中央下命令就行了，那样不能在意识形态中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当前最大的任务，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通过批判大立毛泽东思想。当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和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起来。他们都是那一套，起码有政治上的联系，都是搞资产阶级那一套。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前一段支左成绩是主要的，有的地方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有的地方为革命的“三结合”创造了条件，大家也知道，许多地方出了岔子，主要是没有经验，也是难免的。个别的坏人也有，青海就是。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下是可以解决的。听说大家要开一个控诉大会，我建议不开的好，中央正在解决，情况清楚了。四川的问题是好事还是坏事呀？察觉了就是好事。大家要注意爱护解放军，要爱护解放军的荣誉，特别是我们解放军自己。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有很大成绩，我们千万不要动摇了对解放军的信任。毛主席讲，有三个依靠、三个相信：一是相信依靠人民群众；二是相信、依靠人民解放军；三是相信、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这三点不能动摇，动摇了这三点，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有一个地方军管，有缺点，学校去冲了，江青同志昨天严厉批评了的。毛主席提出的军管不能变，军管这块王牌不能冲破，有意见可以提。人民日报有篇社论说，对解放军的态度是区别和衡量左派的标志之一。支左中有缺点有错误是正常现象。对解放军贴大标语，开大会搞到社会上就不好了。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能开展“四大”？就是因为有解放军做后盾，我们的国家是巩固的。没有解放军，我们就不能那样搞了。个别军区有个别的坏人，我们跟他们讲清，让他们自己去处理。个别严重的报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处理。现在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条命令，但是八条仍然有效的，不矛盾。
    军事院校我接触的很少，地方院校接触的多，现在有个苗头，十条下来以后，革命派扬眉吐气，队伍又发展壮大了，这是好事，另一方面又冒出来一点小资产阶级偏激情绪。毛主席说，中国是小资产阶级多的国家。从领导方面，要善于引导。前些时候提出来要整风，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队伍。搞不好的话，又要发生反复，出一些纰漏。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攻你们也要攻我们了，在大好形势下面，要特别注意，要把革命推进一步，要特别小心谨慎，不要犯错误，使大好形势又不那么好，要避免一些可以避免的缺点。林彪同志提出“三性”即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希望大家重视，“三性”缺一不可。没有革命性就谈不到科学性，没有革命性谈不上组织纪律性，没有革命性的组织纪律性就是奴隶主义。没有科学性也谈不上革命性，就看不到大方向，目标打错了。报纸上写文章打倒奴隶主义，但是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资产阶级的纪律要打倒。我们服从毛主席、林副主席算不算奴隶主义？这不算！我们有政治原则性，有毛泽东思想作基础，离开了政治原则，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谈组织纪律就是奴隶主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离开毛泽东思想谈组织纪律，谈民主集中，那是奴隶主义。“一切服从我”，对上要民主，对下要集中，搞独立王国。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基础上，还要下级服从上级，这不矛盾。“三性”缺一不可。
    我想大家看到十条命令，心情很高兴，也希望大家把以前的八条和中央、中央军委的规定和通知也看一看，避免片面性。
    听说大家要成立粉碎军内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筹备会，要开大会，揪军内带枪的刘邓路线，我看不这样搞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借此破坏生产，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三支”中成绩是主要的，生产是很好的，军队一抓就好了。今年看来农业又是一个大丰年，工业水平比去年同期好得多，存在的问题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正在抓，正在解决。搞到社会上，会破坏解放军的声誉，香港马上要见报（杨代总长：现在就见了。）苏联，蒙古修正主义也造谣。我们要时刻记住，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要顾全大局。我活了四十八岁了，没做多少工作，犯了不少错误，往往在一点上，越想越有理，钻了牛角尖，忘了大道理，犯了错误。因此这样大会还是不要开，我这个建议不知对不对，和大家商量。今天就解决这个问题。
    王力：
    刚才肖华同志、关锋同志讲了话，我没有多少要讲了。刚才我文化革命小组会上听到同志们提出了意见，有些还是不大清楚。我们最近还想找机会听听大家的意见，有什么问题，怎么解决适当，然后再正式谈谈。中央文革临时让我们四个人到这里来，解决一个问题，听说同志们最近要开一个大会，希望不要开这样的大会。这不是我们个人的意见，中央文革小组叫我们来提这样一个意见。我们都是同志，都是战友，不是从感想出发，而是从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需要出发的，听说同志们要开个会，四川来控诉成都军区，同志们掌握的材料可以交给我。如果有受打击的同志名单可以交给我们，这样对中央和中央文革解决四川问题有帮助，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时好请同志们参加，至少可以派代表来参加。你们要开大会，反而不利于解决四川问题。可以说，四川的问题是严重的，成都的问题是严重的。同志们要相信中央，中央文革是能解决的，四川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半了，宜宾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四川来的材料这么一大堆，各县的材料都有，材料我们都整理了。宜宾问题不是现在才发现的，去年就发现了，这次解决宜宾问题是我们毛主席亲自指示的，四川的问题很快解决，党中央正在处理青海问题，安徽问题，内蒙问题。中央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争的胜利！是革命群众斗争的胜利！也包括军队同志的贡献。这几个省的问题解决了，同志们可能还要提出别的省的问题，但不一定都要中央下命令解决，中央通过对这几个省的解决，又有十条和一些政策性的规定，大多数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今年一月间，毛主席提出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是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不要出了问题就看不到主流，一团漆黑。毛主席作此重大规定，就考虑到可能出些问题，毛主席头些日子还讲过，问题再大莫过于青海。因为军队里确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真空，在部队里有两条路线斗争，参加地方也是两条路线斗争，要表演，但是要相信部队大多数是好同志，坏人是少数，好人犯错误是绝大多数。这是与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不好有关。
    毛主席说过，问题再大莫过于青海，但青海最近的情况最好。青海问题是反革命制造的，司令员被反革命抓起来了，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这是一次政变。坏事很快变成了好事。同志们对这些事情表示激愤这是好的，这是无产阶级应有的革命激情，这表现了大家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痛恨。但是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
    现在有人想把矛头对着解放军，要提醒大家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我这样说，不是对解放军不可以提意见，有意见可以提，但要讲求方式，对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要反对，要提不同意见和看法，但要采取适当方式。今天只能解决这一个问题。
    还有不要武斗，看到十条，还要想到八条。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十七日，毛泽东对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１〕　　一　　退江青。　　可以，照办。〔２〕　　毛　泽　东　　四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看过，删了一点。〔３〕　　三　　主席说，这篇文章〔４〕，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四　　几个月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１〕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整理稿，曾先后两次送毛泽东审改。本篇一是对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送审的讲话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江青四月十七日送审的讲话修改稿的批语；本篇三、四是对江青四月十七日送审稿的修改，其中“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２〕　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说：“这是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林彪同志说是要发。我改了几次，缺引证，不够典，因为没有发言稿。我希望得到你的批改。”对于这次送审稿，毛泽东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在第五页，对江青讲的历史上“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在第七页，江青讲到军队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时说：“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主席早就说过是假的，实际上早已经介入了。”在其中“主席早就说过是假的”一句前，毛泽东加了“就许多单位说”一语。　　在第九页，江青讲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其中的“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一句前，加写了“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九个字。此外，还有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增删。　　〔３〕　毛泽东对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送审稿的修改，除本篇三、四外，还有以下几处：将第四页上“目前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一句改为：“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删去第六页上“学习主席的工作方法，再来搞调查研究，找到真正的左派”一句中“学习主席的工作方法”九个字。在第七页，送审稿讲到广州市的文化革命情况时说：“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毛泽东把其中的“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一句改为：“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在第九页上，送审稿讲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艺创作和教育情况时写道：“基本上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完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毛泽东把其中的“基本上是”改为“大量的是”，将“那完全是”改为“那几乎全是”。在同一页上，江青讲到她在建国初期辞去一些工作职务时说：“我自己思想上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毛泽东改为：“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在第十页，江青讲到文化大革命前“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毛泽东把其中的“都是”改为“大量的是”。在第十三页，江青讲到：“我身体上慢性病是很多的，但是我的心脏是好的。前年冬天就被他们整出心脏病来了。”毛泽东删去了这些话。在第十四页，江青讲道：“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并在“姚文元同志”后面加括号写了“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十个字。此外，对这个讲话稿，毛泽东还作了一些其他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增删。　　〔４〕　指《战国策》中的《触詟说赵太后》一文。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关锋在空军司令部谈话纪要
    关锋同志先询问今天来空军大院的有哪些单位。
    答：有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后勤学院、测绘学院井冈山、七九六部队、空军通信学校红纵、工程兵学院、空军技术学院、海军×学校、二医大、空政文工团红旗。……等单位。
    关锋同志：
    提请同志们注意一点，要注意了解事情的真象。说老实话，有一些话我也不好讲，有组织纪律性嘛。
    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同志，你们不要盲目支援。为了说明问题，我举一个例子。但是要举例子，又恐怕大家贴大字报，上街，以致损害了左派。能不能不贴啊？（众答：能！）比如清华的井冈山，我们中央文革是支持他们的，从政治上支持。他们对空政文工团红旗，就听了片面之词，人家一串联，就盲目支持，搞得不大好。前些日子我们和他们谈过。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也参加了嘛，你（对北航红旗的学生）可以去问她。
    空政文工团的事情，空军做的没有错，是正确的，在路线上完全对。真正的坏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的，要不要逮捕？有嫌疑的，要不要拘留？是要的。在十条以后，还是要的。十条和八条是一致的，不能用十条来破坏八条。革命左派要提高警惕。不要不了解情况就搞了一些片面性东西，受人利用。
    有极少数坏人在背后煽动。我们这些人毛泽东思想还不是很多，我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就不是很多嘛！现在有人煽动用十条来破坏八条，各地都有这种苗头，有这个反映，要引起注意。
    你们由于对背景不了解，也许你们认为今天行动是正确的。但可能是相反的。你们昨天的行动（指四月十六日部分军事院校人员接管三座门接待站）我们也是不赞成的，但我们认为精神是好的。昨天肖主任，我和你们谈过，肖主任谈的比较深，肖主任是全军文革常务副组长嘛！对肖主任的评价大家都知道嘛，这不是我个人讲的。这些今天不想多谈了。
    你们不要轻率行动，要调查研究。听到有什么情况可以反映嘛！听到一方面的情况，还要听另一方面的情况。要对比，分析哪是对的，哪是不对的，不对的其中又可能有合理因素。
    昨天江青同志讲了话，你们去听了吧！（有人答：去了。）批评得很厉害，但那也不是她个人的意见。
    那么多的反动言论，有的辱骂江青同志的话那么坏，……这些，是要逮捕的。十条命令中规定不要抓人，但那也不是今后一个坏人也不要捕。极少数坏人还是要抓。希望同志们要小心，注意调查研究。
    张家口工程技术学院的同志是不是和方凡在一起的？（答：是）请你转告他一声，我和他见过几次面，去年处理解放军报问题时，他给了我一些帮助，请你转告他：要千万千万警惕，不要自己走向反面。
    你们犯了严重错误，使得支持你们的人不得不批评你们。
    不用多说就明白了吧！再多的话我也不好讲。现在是大好形势，大家冷静一些，要学习毛主席著作，采取重大行动不要莽撞，免得再出现反复。
    敌人睡觉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睡觉了没有。人家抓左派辫子，不光是整你们，也是整我们的。
    主席、林彪同志是根据各方面情况考虑决定对策的。
    现在有极少数坏人，利用青年人的热情，利用十条煽动群众，以后他们又说：你看，发下了十条，现在成了这个样子了！你说十条对不对？！
    修正主义、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惯于使用的手法，就是把我们口号接过去。篡改成他们自己的。比如三结合，他们就接过去，抽掉了灵魂。正确对待干部的口号，他们就用来对革命小将，整我们。红旗杂志社论说：“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样干的，不能把这个罪名加在小将身上。后来又发表了清华大学的调查报告。所以，大家要分析，要充分考虑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中就告诉我们，事情是复杂的，头脑也是要复杂的。所以，大家要了解历史和背景，不要情况不清楚就行动，要采取恰当方式反映。
    吴法宪同志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过去不认识吴法宪同志，去年冬天才认识的。一月十三日，江青同志讲话时也讲了嘛！空军在支左工作是好的。当然，我不是说别的军种就不好的。你们北航的试点是空军搞的，空军在地方上没逮一个，方向是稳的。
    文工团的事情你们就不要管了！
    文工团的事情就由全军文革和空军文革处理。
    群众组织就不要参与了，由全军文革和空军文革负责处理。
    肖华同志主持全军文革，军队问题主席和林彪同志一定会采取恰当的方法
    （讲了一些四个人的情况）……对这样的坚决抓了。空军天天战备。
    （北航红旗：应当怎样支持军队造反派？）
    军队问题复杂，你们年轻，这些让全军文革来解决吧！地方不要插手军队问题，要特别注意，要顾及到国际影响。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徐立清与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等组织座谈时的讲话
    《井冈山》的革命同志们：
    你们辛苦了！你们到这里来已经三天了吧？你们来了以后，我们听取了你们代表同志的汇报。我们座谈了以后，前天我们全军文革小组的一部分同志作了一些讲究，昨天我们向军委汇报了，报告了，军委研究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四月十四日，你们开会声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你们这个会议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当然，这个会议也有些缺点，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在会议上，他们来冲你们的会，特别是打你们的人，砸了你们的东西，这一些是错误的，是非常错误的。还把政治部的章子，保险柜砸开把一些公章抢走了，这些行动都是错误的。我们准备找《红联》的负责人，要他们把抢走你们的东西归还你们，我准备今天找他们，但没有找到，今天谈不成，明天会找他们谈的。
    同志们到这里有很大的收获，你们到这里来，中央同志有两次接见你们都派代表参加了，中央首长、中央文革有很多很重要的指示，我们希望你们坚决照办，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高等军事学院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搞好，我想，今天就向同志们讲这几句话，最后高呼几个口号：
    打倒刘少奇！
    打倒邓小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汇报以后）
    同志们：
    今天晚上讲了很多情况。提了很多意见，还有很多同志的意见要讲没有讲完，你们的这种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问题要解决，我上次跟几个代表同志谈过了，我说，我们全军文革有官僚主义，你们那里武斗时间很长了，我们全军文革在一、二月份最忙，最乱，那时候高等军事学院的情况根本没有人去过问过，三月份以后情况稍微好一点，但是我们的人也很少，这些时候派了些人到院校去了，在家的很少，这时候我们想了解一下高等军事院校的问题，零星的有些同志去看一看，我们就是相信高等军事学院的文化大革命主要靠高等军事学院的革命同志，一直到最近，你们了解，我们也去了一些同志，并且在我们李曼村主管院校组工作，他也同军内的有些院校征求过意见，象今天晚上，军队的一些单位不是全部征求过，但是征求了一些单位的意见，是想解决高院问题。
    四月十四日发生大武斗事件以后，你们到这里来以后，我们这几天天天开会，我们还准备研究，部分同志不是全部都研究了。昨天军委开会，我们把这个问题汇报了，研究过的，在军委决定批准以后，将来要告诉同志们，将来一定按照军委决定作事那就解决了，全军文革一定根据军委决定去办理。所以，在军委这个决定还没有批下来以前，今天晚上听说同志们要回去，今天晚上简单地接见一下，真正解决问题是在军委指示下来以后，那时候再解决，那时候同志们有意见都可以讲，有什么话都可以讲完，今天我不能谈很多意见。
    刚才同志们要求江青同志、肖华同志接见，你们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同志们要考虑江青同志、肖华同志一天到晚都是开会，要他们马上来接见是困难的，要体谅他们的工作，照顾他们的工作。我们打一个电话是可以，但希望同志们尽量不提出这个要求，他们很忙，昨天也接见了一些代表。
    昨天晚上的会我没有参加，肖主任的讲话不太清楚，刚才这个同志（指郭其桥）说肖主任讲的是高等院校。因为我不了解情况不能肯定讲，我的理解，肖主任所谓高等院校不是高等军事学院，高等院校很多，军队有好几十所高等院校。高等院校打群架是不是指高等军事学院？我认为不是，因为现在高等院校打群架确有，我估计不一定是指你们高等军事学院，因为你们的情况他们也清楚，前天、昨天开会都谈了这个问题，李曼村同志汇报了，我们也汇报了，你们的问题清楚嘛，有的高等院校确实有打群众的现象，我估计肖主任不是指你们，如果这样讲，我相信是讲其他院校。
    关于回去不回去的问题，那由群众考虑，我们希望同志们尽快回去，因为坐在这里吃饭，睡觉很多不方便，但是我们考虑，你们回去考虑的是《红联》再武斗，你们回去我们全军文革有些同志可以陪你们回去（众：我们不是怕）。刚才同志发言了，它今天晚上还在打，准备明天回去还要打。我个人的意见，它如果象这样还要打的话，那将来就要采取纪律制裁。所以，同志们回去的问题，你们自己研究。其他问题没有什么可谈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李富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关于生产问题，本来是总理要讲话的。因为总理还没有回来，要我来讲讲。我没有很多准备，想到几个问题，提出来供同志们参考。
    主席指示，军队不仅要支持左派，而且要支农、支工、支交通，搞军管，搞军事训练，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系列的措施，一系列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人民解放军，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抓革命、促生产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是在文化大革命决战时刻的一项很重要的决策，将会产生深远的意义。对于工农业生产，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将起着深远而重大的作用。特别是通过解放军到工厂、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把一套好作风、好传统带到工厂、农村中去，将使每一个工矿企业，每一个农村，每一个商店，更加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过去，在经济战线上，一般地说，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举得不高的，就是不突出政治，经过这次解放军去宣传，会在工矿企业、农村，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更高，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也就会搞得更快、更好。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我们搞好文化大革命，必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把生产建设搞得更快、更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我十个月来的体会是，决不能搞“二元论”，不能把革命和生产平列，更不能拿生产压革命。革命是统帅，一定要用革命来统帅生产，带动生产，推动生产。去年十二月以前，拿生产压革命，这是刘、邓和陶铸的作法。我们如果不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不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那我们就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不复辟，不能保证国家不变颜色。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的大事。因此，必须首先把文化革命搞好，必须以革命带动生产，必须以毛泽东思想挂帅，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来带动生产，推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自然，生产发展了，也可以为革命提供物质基础，更加推进革命。正如林彪同志所讲的，从重要性来说，从主导性来说，革命应摆在首位，是第一位的问题，从时间的安排来说，生产的时间要占多些。中央去年十二月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就规定保障八小时工作制。我们完全相信，解放军一定会首先用政治来支左、支工、支农，首先用毛泽东思想来支左、支工、支农，一定能使革命和生产取得双胜利。
    经济部门，特别是工交系统，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还有陈云、薄一波的影响是很深的。他们长期反对、抵制毛主席的思想，推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一套。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通过解放军对工农业的支援，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刘、邓、陈、薄在经济战线上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错误，肃清他们的流毒。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真正让毛泽东思想在经济战线的各个领域深深地扎根，统帅一切，把解放军突出政治、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一套好作风、好传统，带到经济战线上去。这是很重要、很重大、很深刻的问题，也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在经济战线上需要斗批改的中心问题。
    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关于以刘、邓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想就经济战线上十几年来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简单地给同志们作一点介绍，提供一点线索。我自己还没有系统化，没有认真地研究，只是粗略地想了想，仅供同志们参考。
    在经济战线上，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也就是说，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另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加上陈云、薄一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是回到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老路上去。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长期以来是很尖锐的进行着的，是针锋相对。
    首先讲一讲毛主席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著作和指示是很多的。还有一些会议中的谈话，一些重要的指示，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出来。现在，仅我所记得的，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关键性的文章以及一些重要指示，简单地介绍如下：
    一、一九四零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还要搞第二步，即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提出了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要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同时把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拿过来作新的解释。要“节制资本”，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私人资本，是有条件的，私人资本是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是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在国家计划领导下的。在农村实行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行分配土地，并发展互助合作经济，使农业经济逐步集体化。
    实际上，这种革命阶段论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思想，早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主席在《我们的经济政策》这篇文章里就讲过。这篇文章中讲：“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可见，主席从一九三四年、一九四○年就提出了经济建设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与社会主义阶段相衔接，提出了个人经济，私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在不妨害国计民生的条件下，才能适当地发展。
    二、一九四二年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提出了人民战争，明确地提出了当时经济工作中和财政工作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了当时的单纯财政观点，“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是陈云长期以来的观点。批判了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错误观点。这是当时谢觉哉的观点。还批判了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的错误。即搞大军工计划、大盐业计划。这是当时贺龙、高岗的思想。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就把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关系辩证地提出来了。但是，单纯财政观点，陈云却一直保持到一九六二年。当时，他是得到刘少奇、邓小平支持的。
    三、一九四五年的《论联合政府》。这是纲领性的文件。《论联合政府》进一步发展了《新民主主义论》所阐述的思想，深刻地、马列主义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内外的形势，论述了抗日战争中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个战场、两上地区的斗争，因而也就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前途。据此，提出了我们党的纲领和政策。又一次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分田地，节制资本，私人资本的发展不能妨害国民生计的原则。提出将新中国建设成一个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并说明没有这样的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为建立新国家而斗争，而且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合作社、近代化而斗争。这篇有纲领、有政策的文章，批驳了当时党外国民党的错误，批驳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四、一九四五年的《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这篇文章强调了自力更生，互相合作，组织起来；组织工农兵和机关搞生产，领导与广大群众相结合。
    五、一九四八年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篇讲话，实际上就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老实说，当时我是没有体会的。
    六、一九四九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告诫全党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提出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同时，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向城市。全面地、深刻地论述了党的各项经济方针、经济政策，明确地提出了发展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经济，限制私营资本，引导个体经济逐步向集体经济发展。“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主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一九四九年而刘少奇却在大肆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富农经济。这就和主席的方针、政策完全背道而驰，公开地抵抗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点，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已讲得很清楚了。
    七、一九五三年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更明确地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合作社经济，限制、利用、改造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明确提出过渡时期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在刘少奇、陈云的主张下，还是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倡在加工订货中，要多给资本家原材料，要资本家多得利润，只讲利用而不讲限制和改造。这和毛主席主张的限制、利用、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方针相违背的。
    八、一九五六年的《论十大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性的文件。丰富、发展并超过了马、恩、列、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当时，我没有全面地体会，而刘、邓、陈、薄口头赞成，实际反对，大叫反冒进。
    九、一九五七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提出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即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实际上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
    十、一九五八年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以前，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上，还提出了十五年或者稍多的时间赶上英国的口号。
    十一、一九五九年对“鞍钢宪法”的批示，强调了党的领导，反对一长制，强调了政治挂帅，群众路线，技术革命，敢想敢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走自己的道路。
    十二、一九六二年在十中全会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继而又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三大革命运动。一九六二年是关键时刻。刘、邓、陈、薄对三面红旗大刮冷风，不抓阶级斗争，提倡单干，搞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正是这个时候，主席重新提出了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
    十三、一九六四年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
    十四、一九六四年又提出了打破洋框框，甩掉洋拐仗，自力更生，走自己工业化的道路。这是当时针对我们的错误来讲的。
    十五、一九六四年还提出的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体系和布局问题，也就是大小三线建设的问题。这个布局，关系到我们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决定性的战略问题。但是我们只注意到沿海，没有人注意到内地。
    十六、也是一九六四年，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
    十七、一九六五年，提出了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和部署的问题。
    十八、一九六六年的“五·七”指示，提出了解放军、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要成为革命化的大学校的伟大号召。其实，主席的这个思想早在一九四一年《组织起来》一文，和一九四五年《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就有了。
    此外，主席关于放手发动群众，从下至上地全面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南，是马列主义的又一重大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拿我个人来说，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的。不懂得这个从下至上的群众路线：不懂得、不理解从下至上的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懂得依靠群众的力量来冲刷我们的黑暗面，不懂得只有依靠广大群众的发动，才能够真正揭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真正根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也不懂得，我们每个同志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特别是对于是革命的对象这样一个问题，很不理解。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个人犯了不少的错误，在实践中逐步认识，逐步体会、逐步提高，现在开始才懂得了一点，认识到这是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对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以上讲的，仅仅是从一九四○年起到现在二十七年中，我所知道的，不是主席的全部有关文章和指示，还有一些过去重要的讲话没有整理出来。这二十多年来，主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的指示，大大地丰富、发展和超过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马列主义和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毛主席都大大的发展和丰富了，并且超过了他们。这样，也就大大地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对于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篡党、篡军、篡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积极地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保证我国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具有极为深远的伟大历史意义。我们必须很好地、认真地、反复地学习这重要指示。我自己就是系统地学得不够，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犯了不少的错误。这是讲的一个方面，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另一个方面，就是以刘、邓、陈、薄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完全采取了与毛主席相对抗的路线，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也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清理。现在，仅仅举出几点重要的，我所认识到的问题，用我的水平来讲一讲，供同志们参考。
    一、刘、邓、陈、薄长期以来，是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分开来讲。只讲社会主义建设，不讲社会主义革命，只讲生产斗争，不讲阶级斗争。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搞建设搞生产，抽掉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个根本问题，来谈社会主义建设。这样搞，名义上是叫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因为这样的经济建设随时都可以为修正主义服务，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不讲远了，就讲文化大革命以来，为什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用经济主义来进行反扑呢？那不就是利用我们长期不讲阶级斗争的结果，不就是因为经济工作中有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作怪吗？就是说，刘、邓的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所以影响和破坏经济基础。离开社会主义革命来谈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可能真正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十二月，江青同志在讲话中，还提到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指出上层建筑反过来可以巩固或破坏经济基础。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恰恰不谈上层建筑，只谈经济基础；恰恰不谈社会主义革命，只搞经济建设。
    二、抛开生产关系，单纯谈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是提倡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毛主席所提倡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刘、邓等人就认为生产关系问题没有问题了，于是就提倡康有为的《大同书》，破九界。在八大决议中，他不是根据主席教导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是提出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生产关系适应先进经济没有问题了，只是发展生产力了，生产力落后了。
    三、根本不讲政治挂帅，不搞群众运动，不搞四个第一，不是调动群众的积极因素，看不到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看不到精神可以变物质，而是见物不见人。不论在计划工作方面、财政工作方面、市场工作方面，都是机械的物的平衡论，短线平衡论。陈云总是以三大平衡作为他财政经济的一条杠杠，就是物资、信贷、财政这三个平衡。这三大平衡搞好了以后，就在经济建设中，有多少钱就干多少事，即干多少扩大再生产的事，以确保这三个平衡。这里必须说明，陈云这里讲的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同主席所说的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同。主席讲的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是指在生产发展的前提下，就整个经济安排来说的，而陈云是先生活后生产，先财政后经济，先市场后建设的思想，是与毛主席的思想格格不入的，无论是他当财经委员主任的时候，或者是一九六一、六二年当财经小组长的时候，他是在刘、邓支持下，搞这个机械的物的平衡，短线平衡。他的这种思想，就是主席在一九五四年就批评过的单纯财政观点。这样，就完全违背了主席的教导，完全违背了主席的总路线的精神，违背了毛泽东思想。
    四、关于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强调条条的集中管理，强调搞托拉斯，实际上是强调一长制。违背了主席所指示的集中统一，分级管理的原理，和党委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的方针。因此，我们的工矿企业管理，除了象大庆和少数的一些企业，象主席所说的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以外，很多企业在管理办法上，至今仍然是不同程度地实行着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一套。
    五、既然不强调政治挂帅，不强调群众路线，就必然强调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在工资、奖励、地区津贴和劳保福利等方面的有关分配问题，就有很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在劳动制度方面，有些临时工、合同工很不合理。有些临时工是需要的，但有些临时工则长期是临时工，三年、五年、八年、十年还是临时工。在半工半读方面，有些地方不是半工半读，实际上变成了顶班劳动，有些走上了资本主义超经济剥削的道路。这方面的斗批改任务很多，要做很大的工作。
    六、主席提倡科学实验，是三大革命运动之一，也就是说我们要搞技术革命。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培养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人才，建立自己的科学研究机构。可是，刘、邓、陈、薄对技术革命，对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不感兴趣。过分地迷信外国进口设备，提倡爬行主义，提倡贾桂思想。而不是象主席所提倡的依靠广大群众的首创精神，自力更生，打破洋框框，走自己的道路。这就说明，在科学研究领域中，也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当然，为了争取时间，更有利于自力更生，进口必要的新技术和设备还是应该的。
    七、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群众的首创精神。当一九五五年、五六年、五七年这三年，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比较能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比较能按照主席指示办事，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实现了合作社高级化的时候，刘、邓、陈、薄他们就起来反“冒进”。反“冒进”不简单的是反对工作、生产建设中问的“冒进”，而实质上是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所谓冒进。当时反“冒进”是陈云、薄一波出面，刘少奇、邓小平支持的。但是，刘少奇没有自我批评，陈云没有自我批评，薄一波也没有自我批评，而由总理担当了责任，总理做了自我批评。反“冒进”的错误，主要是刘、邓、陈、薄的错误，不是总理的错误，当三年大跃进取得伟大成就的时候，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出了一些偏差，犯了高指标的错误。他们就起来反对三面红旗，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吹冷风。刘少奇在大会上的报告实际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和主席、林副主席的报告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刘少奇反对三面红旗，只强调集中。而主席讲话，即讲民主集中制。就是已经退到山坡下了，现在要爬山了。林副主席讲话，指出我们难免不犯错误，付了代价，是值得的，不后悔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要干扰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只是向后看，只看支流、抹煞主流。我们看到，在七千人大会后，刘、邓、陈、薄继续吹冷风，一直到北戴河会议，还是在吹冷风。在工业上，砍项目，压速度。降低攀枝花的项目。在农业上，提倡单干，提倡分田到户，提倡自由市场。到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主席纠正了这种错误。
    以后，经过主席的批准，订出了经济方面“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而刘少奇和陈云把它改成“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薄一波把它改成“恢复时期”。当一九六二年、六三年、六四年、六五年，在我们执行八字方针有成效的时候，在主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大小三线建设，第三个五年计划大纲的时候，他们又起来反对“高指标”，又起来吹冷风。主席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加强国防，建设大小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而刘、邓、薄主张解决吃、穿、用，与主席唱对台戏。
    在文化大革命中，直到去年十二月九日提出工业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以前，以陶铸为代表，还是拿生产压革命。七月压一气，九月压一气，十一月还在压。
    长期以来，正如林总所说的，经济战线上，特别是工交战线上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尖锐。经济战线上，我认为是以毛主席的路线为主导的，起主导作用的。但是，长期被刘、邓、陈、薄所影响，所干扰，大致每年小干扰一次，每三年大干扰一次。一九四九年至五二年经济恢复时期，刘少奇、陈云他们极力鼓吹发展资本主义，鼓吹“四大自由”，鼓吹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一九五五年至五七年比较按照毛主席路线办事的时候，他们起来反“冒进”，一九六一年至六二年，他们起来大吹冷风，反对三面红旗；一九六四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搞形“左”实右的一套，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又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多年来，每三年就大干扰一次，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能彻底地、顺利地贯彻。很多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不是政治挂帅，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犯了不少的错误，做了不少的错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经济战线上，必须彻底批判刘、邓、陈、薄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地肃清他们的恶劣影响。同时，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完成斗批改的任务。这个斗批改，牵涉到经济战线上的各部门、各企业、事业单位，是很艰苦的工作，很艰苦的任务，但也是很重要的任务，必须做好。
    几年前主席就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最近主席又指示解放军要支左、支工、支农。经济战线上，特别是工交战线上，最需要支援的就是毛泽东思想，而解放军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相信，在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支持下。在经济战线上，一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定会出现一个新面貌，一定会出现一个持久的、新的大跃进的新局面。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一定可以建成一个真正的、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永不变色。
    另外关于支工、支农、和支左中应当注意的问题，我有一个书面的材料可以印出来给同志们讨论，我就不必讲了。
    最后只讲讲支左的问题，根据我的经验，提供一点参考意见，不一定对。从整个文化革命的历史过程来看，从去年到现在十一个多月来看，开始起来造反的。敢闯敢干的青年在工厂来说，这些青年有的是徒工，有的是学校刚刚毕业的技术干部，技术员，这些人敢想敢干敢闯，有的甚至成分不好，出身不好。比如现在我在计划委员会支持的那个左派，他们那个头头就是资本家出身。那种党、团员多，干部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甚至干部多的，是不是左派？这些人恰恰是比较保守的，开始不是敢想敢说敢闯的，所以是不是左派，不是单纯看成分，而是看大方向，看敢不敢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敢不敢和当权派斗争，敢不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从大方向上看他是不是左派。这一条，仅凭我个人的经验提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我的看法如不对，将来事实再证明。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高等军事院校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为了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好地进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央军委任命陈奇涵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曹广化同志为副主任。
    一、军事管制委员会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
    二、高等军事学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学、行政工作，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命令》，四月六日《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和其他有关的指示、规定。
    三、高等军事学院的群众组织，要认真进行整风，克服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务求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认真提倡文斗，坚定地制止武斗。如再发生武斗，应对凶手及其主使者，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四、高等军事学院的警卫、通讯和运输分队统归军事管制委员会指挥，有线广播设备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
    五、全体员工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坚守岗位，积极工作，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建立良好的革命秩序。对于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和决定，必须坚决执行。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批示的《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
    林彪、恩来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
    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
    陕西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政委袁克服、驻陕部队首长胡炜等负责同志，四月中旬以来，连续召集西工大和西大革命派，交大文革总会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对支左问题的意见和批评。
    座谈中，同学们批评了部队在前段支左工作中，旗帜不鲜明，调查研究不够，没有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有的还支持保守派组织，压制革命派。批评部队没有把训练内容和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而是“采取压制的与世隔绝的方法”，搞“关门军训”，所以训练过程中几次出现贴军队大字报高潮，说部队“在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毛主席注）
    黄经耀、胡炜等同志欢迎和感谢同学们对部队的诚恳、善意、坦率的批评。随后黄经耀和胡炜等同志，因势利导转入讨论如何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做好促进造反派大联合的准备工作。李世英同学（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毛主席注）对军区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即：
    军区支左必须旗帜鲜明，态度明朗；
    对新成立的群众组织，要进行调查研究，区别对待；
    对保守派组织要在承认错误和斗争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主动争取团结；
    部队要帮助工总司整顿，进行调查清理，为大联合扫清障碍；
    切实做好各大组织头头的工作；
    抓好活思想；
    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毛主席注）
    在做好各院校工作的基础上，采取互相串连的方法，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毛主席注）
    黄经耀、胡炜同志认为，李世英同学提出的意见是对的，表示支持。并决定四月二十一日召集西工大、西电、冶院和交大四大院校的负责人，就如何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促进造反派大联合，作进一步协商和讨论。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２〕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毛　泽　东　　四月二十三日　　林、周〔３〕阅后办。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给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等人写报告说，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四川地区截至四月十九日止，已释放被逮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共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五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批示将这个报告“印发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参加四川会议各同志”。毛泽东审阅时，写了这个批语。　　〔２〕　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３〕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高等军事学院军管会召集该院两派代表会议纪要
    〖出席人员：军管会主任陈奇涵、副主任曹广化、及军管会其他同志。《井冈山》代表孙继章，赵腾。《红联》代表张力平、吴恩庆。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和《红联》代表。〗
    会议开始前，由军管会方炎同志领读了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第三页第二段、第二二一页第二段及第二一九页。
    读完最高指示后，曹广化代表军管会对《井冈山》和《红联》两个组织的代表作了如下指示：
    中央军委对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昨天晚上已经由军委副秘书长，副总长代表军委向你们宣读了。今天下午陈志带我们军管会的其他同志来到高等军事学院，履行我们的职责，我们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完成中央军委交给我们的任务。
    我们今天晚上，邀请《井冈山》、《红联》两个战斗组织的代表来研究一下，我们怎样开展工作的问题。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给予我们大力支持，我们一定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站在一起，坚决地把高等军事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在林副主席亲自领导下的一支光荣的军队。我们这支英雄的军队在世界上是没有第二个的。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三支”工作，这是毛主席对我们极大的关怀，极大的鼓舞，也是对我们有力的鞭策。我们解放军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柱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因此，我们解放军必须坚决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执行毛主席、中央、中央军委的一切命令、决定和指示，在各方面作出好的榜样。我们大家都讲执行最高指示，但是否真的执行了，还要看行动上做得怎样。
    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八条命令、七条决定、十条命令以及这个决定（指军管决定）……，都是毛主席批示的，都是最高指示（此时曹广化念了军管决定第一条……略）。
    我们今晚开第一次会议，就是根据这个决定把我们的工作做一个初步的安排。
    一、把所有被夺了权的单位的印章立即停止使用，明天（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时以前全部交出。交出后，部、处如何接再行研究。
    二、有线广播由军管会接管，全部广播设备器材统交军管会，不能损坏，不得转移。（赵腾插话：有些广播器材已经被《红联》转移到昌平去了）今后广播如何建立由军管会负责计划。从明天早晨起广播的内容按军管会决定：反复广播军管会决定、中央军委八条、十条命令、中央十六条决定及中央、军委其他有关决定指示；军管会的命令、通令、通告、决定、通知指示等；转播中央广播电台新闻、播送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解放军报社论；各个战斗组织的稿子暂时均不广播。可以写大字报。各战斗组织的稿子何时广播等候决定。
    广播员由俱乐部的原广播员担任，如广播员在两方时，则应轮流值班。广播的内容不得擅自改变军管会决定的上述内容，要向军管会负责，如果将来有的广播员不执行军管的决定，我们再行考虑予以调换。
    三、关于印刷厂的问题，对印刷处理的具体办法，我们明天再具体进行研究，现在应立即停止给各战斗组织印刷材料。但对军管会需要印发的材料必须予以充分的保证。
    四、立即停止武斗。武斗是违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决定的，是违犯毛主席亲手批的八条、七条（决定）、十条命令的，是违犯毛主席亲自批的对高校军管的五条决定的。各个战斗组织无论如何要做到坚决不武斗，如果做不到只好执行纪律。要特别教育自己的子女、家属、保姆不能进行武斗，如果继续武斗，也要执行纪律。八条命令有明文规定，子女发生问题就要找干部（家长）负责。
    关于不准武斗问题，中央军委都曾三令五申，但是，你们学院还这样地进行大规模武斗，这是十分错误的。今后无论如何不允许再进行武斗，一定要做好样子。
    五、关于其他院校来支援的问题，各战斗队以后不要再请了，要说服他们，相信高院的革命群众自己会把革命闹好的，相信他们能够斗倒，斗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高院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外来支援的同志，要劝说他们回去，以后不能再请他们来支援了。驻京附近的同志应立即回去，外地来的同志他们准备向我们作汇报，我们军管会也很喜欢听取他们的汇报。驻京院校的同志，他们回去后，我们也可以随时请他们来向我们汇报高院的情况。总之，你们再不要请他们来支援了。
    六、各战斗组织对中央军委这个决定（指军管决定）要组织学习，认真领会其精神实质。学习时间暂定三天，如果时间不够，四、五天也可以。学习这个决定时，应结合十六条决定、八条、十条命令。周总理、江青等同志在北京市革委会大会上的讲话，一定要学好，真正的解决思想问题，然后再选学若干有关文件进行整风（具体部署另行研究。）
    今天晚上，原则上把这些问题定下来，希望你们提出意见。我们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如果我们有错误希望同志们随时给我们批评指出，我们保证随时修正错误。
    陈奇涵同志指示：
    中央军委军管决定第一条就是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共同的把文化大革命搞好。
    我们有好多好多事情要做，譬如要搞大联合，要搞“三结合”等等。
    各个战斗组织究竟怎样搞，希望你们下次会议提出意见。
    曹广化同志：看大家还有什么意见，请提出来进行研究。
    以下讨论情况（略）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李曼村与海军文工团军乐队代表的谈话
    〖海军文工团军乐队《红色造反舰队》代表参加谈话〗
    问：今天欢迎李曼村同志来核对一些情况，解答一些问题。首先请你谈谈对海军直属机关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
    答：有一个总的印象──这是个人看法，我们没有专门讨论过海军的文化大革命。海军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阵营是比较清楚的。据我所了解，一边是以李王张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方面，是以三反分子苏振华和他一小撮狐群狗党为代表的黑司令部。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从海军党委处理报社“红流”这个问题，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我认为海军党委是处理得很好的。耐心地做政治工作，三令五申，耐心说服，发动群众，最后把问题搞清楚了，绝大多数群众觉悟了。没有抓一个人，也没有宣布解散一个组织。这个问题处理得很成功的。处理得这样圆满是很少见的。海军党委支持造反派比较坚定，比较稳妥。
    问：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说你讲，火烧李王张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你说过吗？
    答：那天接见很多单位，一个在我身后的人蓦然问我，火烧李王张是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说，现在你们主要的矛头应该指向苏振华，为什么指向李王张。李王张是左派嘛！他们说，我们也承认李王张是左派，左派有缺点可不可以批评，我说如果有缺点，可以善意批评，善意的批评不能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问：把斗争矛头指向李王张是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答：矛头不对准苏振华，而对准李王张就是对错了方向，当然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海直机关革命造反派代表在介绍海军大院情况后，李曼村同志说：不管什么组织，如果在海军文化大革命中不把斗争矛头指向苏振华，而把矛头指向李王张，肯定是方向的错误。
    问：你知道海军有哪些革命造反派？
    答：我知道查封海军报的海工红色造反团和支持他们的一派是革命造反派。海工红色造反团在全军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造反派。（代表们介绍了查封海军报社的情况）李曼村同志说：围困他们，是个错误的行动，是个方向错误。
    问：海军报应不应该查封？
    答：应该查封。因为他有错误。查封是革命的行动。
    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什么路线？
    答：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保苏振华，当然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问：现在有人把李王张的耐心说服说成是高压政策，白色恐怖，对吗？
    答：那当然是错误的。
    问：文工团有的战斗队到处散布，“全军文革有我们的人，”“李曼村同志支持我们”“到了全军文革就是我们的天下”，等等，你敢不敢辟谣？
    答：我没有表示过支持他们。如果他们是这样说的，那是歪曲。
    问：怎么区分真假造反派？
    答：我理解真正的造反派是最坚决地反对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三，是最能听毛主席的话，按十六条办事。保守派就相反。如果在海军，炮打李王张，保护苏振华，那就是保守派。
    问：现在有人把坚定地信任、支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李王张，说成是新的奴隶主义，对吗？
    答：那是错误的。那是可以批评的。
    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组织是什么组织？
    答：如果不联系那个组织来说，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组织当然是个不好的组织。情况很复杂，也可能是保字号，也可能是右字号，甚至是反动组织。
    问：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不顾军委规定，不听海军党委劝阻，硬要上街游行示威，回来还说你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请你谈谈这个问题。
    答：我们开始一再打招呼不要上街，因为军队上街这是个大事情，有的单位比较好，如政治学院，你们海军接到通知以后都没有上街，但是有的军事院校和少数文艺团体自己上了大街。这是不符合规定的，是不对的。
    问：他们还和地方串联。
    答：这当然也不对，因为军委有规定不要串联。
    问：他们是借声讨刘邓为名，实际上在街上大反三个老帅，你怎么看？
    答：我不赞成上街贴三个老帅的标语，喊打倒三个老帅的口号。
    问：他们游行后，为什么对他们说这是革命行动？
    答：我说声讨刘邓是革命行动。上街是不符合规定的。事后他们的代表找我，我没有批评他们这是有缺点的。如果他们利用我的话对抗海军党委，海军文办，那是不对的，那是利用了我的缺点。我的责任是没有批评他们。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聂荣臻叶剑英在国防工业及科研部门军管人员会议上的讲话
    聂荣臻：
    大家去搞军管，已经准备了一个时期，快二十天了。实行军管的单位要求赶快去，一直拖着没有去。有许多活思想要解决。前一个时期有一股风，说军队这也错，那也错，就考虑军管行不行？我们把主席的最新指示印发给大家，你们看到了吗？（大家答：看到了。）慢去一点好。别的地方的经验、材料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经过这一、二十天学习，比仓促上阵，比毫无准备好得多了。前一时期执行刘邓路线是错误的，就是仓促上阵。我记得政治学院搞四清的同志回来，科技大学的学生天天来要求派人去，以后派去了，犯了错误，形势也未弄清楚。这一次下去要弄清楚，军管是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指示。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宣布军管一个多月了，我们集中二十多天学习，这是有意识这样搞。同志们提了很多意见，现在作些说明。
    现在大家学了一、二十天，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军委一系列方针、规定，林副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各地的典型经验，指导思想明确了。当然，也不能对别地的经验，生搬硬套。打仗的具体情况，也不是完全符合军事条例的那一条。如果这样做，就是一个蹩脚的指挥员。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现在，方针都有了。我讲几点活思想，供大家参考。
    今天，在座的同志们要到××工业部门和××科研单位。军管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交给大家的重大的政治任务。同志们下去以前，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的指示，中央军委的规定；研究前一时期军管的反面经验。毛主席说：党的下级机关和群众对上级机关的指示，要详细讨论，理解其意义。对军管这样一个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也应该这样。晚几天去，一定要把政策明确，不要仓促上阵，糊里糊涂犯错误。个人犯错误是小事，问题是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委托、信任，辜负了群众的信任，影响了解放军的威信，造成不良影响。
    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指出：人民军队要有打仗、做群众工作、生产三条本领。解放战争前夕，毛主席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说：人民解放军不仅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这些重大政治运动我们都是参加的。粉碎刘邓反动路线以后，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了我们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任务，工作只能做好，不能做坏。我们军队是从群众中来的，在过去十多年来，保持了红军时代的传统。这次任务跟过去不同，阶级斗争复杂，要求高了，我们面临新的情况。这不同于解放初期的军管，这是在群众觉悟大大提高，是在毛主席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去的。党内资产阶级势力和社会上各种反动势力不甘心于失败，正在采取各种办法疯狂挣扎，斗争错综复杂。跟过去不同，这次工作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工人，不要怕。有些同志怕知识分子，其实好多东西他也不一定懂，不要怕。当然，他们懂的，我们也不一定懂。下去以后，要支持左派，壮大左派队伍，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科研单位，还有调整问题，要建立机构，分工协作。下去搞军管，这是对你们的重大考验，同时也是极为繁重的学习和锻炼任务。
    各地实行军管以后，多数单位是好的，比较好的，生产恢复比较快。但有些单位军管没有搞好，甚至犯了严重错误。主要是对待群众的问题。有的是支左支错了，支持了保守派，右派。有的旗帜不鲜明，没有建立以左派为主的大联合。有的“三结合”对象选错了，让坏人钻了空子。有的在促生产中，不是以抓革命来带动促生产。有的甚至随便抓人、开枪。毛主席四月六日批准了林副主席提出的十条命令，就是针对这些问题的。八条讲群众对军队的态度，江青同志讲是拥军；十条讲军队对群众的态度，是爱民。我们要遵守十条命令。
    怕犯错误的问题。有些同志怕犯错误，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的看法，第一，力求不犯错误，把工作做好；第二，犯错误立即改正，用不着怕。主席二十四日对四川问题报告的批示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这是毛主席对军队最大的鞭策、最大的教育。希望大家深刻领会。最近林副主席指示，既要勇于负责，又要谦虚、谨慎，又要请示报告，又要根据客观条件办事。我们要挺起腰杆子来干事，夹着尾巴做人。要把军管工作做好。林副主席三月二十日的讲话讲得很透。一个是阶级观点，一个是把握运动的主流。毛主席著作头一篇就是讲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抓对了，我们就对了；这个问题错了，就完全错了。对文化革命中的一切（问题）现象，要用阶级观点分析。哪是左派，哪是中间派，哪是右派，要弄清楚，要用无产阶级观点考虑。看哪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哪是站在刘邓路线一边。只有如此，才能把握运动的方向，主流，否则就会做政治上糊涂人，说错话，办错事。军管工作很多，矛盾很多，军管一切工作成败就是支左支得对不对。要看清真正左派，坚决依靠左派。这样才能以左派为主，团结中间派，教育保守派，经过运动，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抓革命，促生产，要把革命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统帅生产，不能搞二元论，更不允许以生产压革命，否则革命，生产都不会搞好。
    有的地方没有经验，进厂以后，规定很严，生产恢复了，但革命冷冷清清。革命的大联合要以左派为中心，不能什么都恢复，恢复旧秩序，更不能允许建立资产阶级秩序。大家下去以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各单位都有几个群众组织，至少有两派。哪是左派，哪是中间派，哪是保守派，哪是右派，非要弄清楚。这里要有阶级观点，要认真领会中央方针，深入到群众里去。在没有调查清以前，不要轻易表态。毛主席说，站在那里远远望一望，就想去解决矛盾，这样做没有不出乱子的。大略的调查研究可以提出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需要作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即使自己觉得弄清楚了，也不能凭想当然办事。深入调查研究，可以避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关于对待科研路线问题，我在上个月的讲话中提到了。现在说明一个问题，所谓1225会议问题。××工业科研辩论，经过总理，叶副主席批准开会，就是1225会议。过去斗争很激烈，一派要开会，一派认为不该在此时开会，说这时搞部院合并是方向错误。在那个时候，我没有请示中央，没有表态。我看并不是不可以辩论。部院合并，中央决定是一回事，罗瑞卿利用这个问题搞政治资本反对毛泽东思想。在××工厂，科研部门肃清罗瑞卿，贺龙的思想影响，要提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上。那时，没有提到这么高，提生产、科研矛盾突出。因此，有些人说这是转移运动大方向，是大阴谋。现在另外一派又压这一派。我看这个争论不要再争了，问题清楚了，现在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应有研究机构。另外，我提了些材料，这是，××科研上刘，邓路线，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厂所合并，实质是取消科研的路线。这是同反对刘，邓路线分不开的。我看问题已经解决了，要一致反对这条错误路线。双方对这个问题不要再争论了。当然，要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最大的反动路线，可以结合起来。
    在军管工作中要注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支持革命群众，帮助革命群众。军管工作就是群众工作，就是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抓活思想，做思想工作。凡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说服的方法、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军管形式带有强制性，加上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就很容易犯强迫命令的毛病，很容易犯自以为是、不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毛病。军管工作同任何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不能搞命令主义。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在工作中，必须善于向群众学习，听取群众意见。一切大权集中于军管小组，群众对军管小组提出批评可能有顾虑，在这种情况下，要更加注意听取群众意见。群众对我们提出批评，不能说是反对军管。对军管小组某个人提意见，不能说是反对军管小组，不能说是反对解放军。注意这个问题，对于我们避免犯错误是十分必要的。军事接管是政治接管，是毛泽东思想接管。军管，首先要抓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抓活思想工作，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千条万条，这方面工作必须放在首位，贯彻在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雷打不动。
    军管搞到什么时候？中央有个文件正在讨论，现在说一点精神。要首先做好各派群众的工作，实行大联合，实行三结合。我们这些单位不搞夺权，搞文化革命委员会。搞好了大联合，搞好了三结合，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军管任务就完成了。这个文件还没有经过讨论，将来以中央决定的文件为准。
    叶剑英：
    在座的同志们要去做军管工作。你们要去的地方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那里双方斗争很激烈，他们纷纷要求军管人员快去。匆匆忙忙上阵，容易犯错误。同志们先拿几天准备一下。现在五省、两市已经军管。同志们进去后，他们双方都要你支持他，要你表态。要说犯错误，就在一开头。开始你要多问少答。有些同志采取这个态度，好一些。匆忙表态就搞错了，以为支左实际支了右了，要经过详细调查研究，采取慎重态度。山西军区把下去的人抽出来学习了再下去。总之，这是新的工作，要稳步前进，宁可失之于过迟，但不是消极等待。利用一周、十几天时间学习经验，要大学调查研究。为什么支错了？那就是立场问题，认识问题。大家要利用时间很好研究一下。现在各地陆陆续续有人表示反对军管、军训。主席说军管不能退。你自己不能退，人家要来赶。要很好听取群众意见，以群众为师，站稳自己的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找出左派。还有一种情况，支持一派，也支持对了，但他是少数，就从外边找人支持，这不对，应该做另一派的工作，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就是要支持左派，壮大左派，使左派成为优势。这是决定的一着。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供参考。）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国防工业及科研部门军管人员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很对不住。由于批文件迟来了二个小时，对有关的问题讲讲。主要就是军管问题。
    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实行军管或派军代表，其目的是因为在许多单位的大联合三结合还不成熟，领导班子还有瘫痪的，这就要派人去。这是过渡的办法。我们去就是把领导班子建立起来，既抓革命又促生产。另一方面就是促进革命派的大联合，建立领导班子，这是夺权的单位，不夺权的单位也可以搞三结合。
    这不同于解放初期的军管。我们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消灭了蒋介石的五百万军队，跑到台湾去的只是大头目，我们还要留下的这些人工作，就派军队接管，成立军事小组或代表。有的地方建立党的组织和新的政权。
    现在不同，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在哪里都有广大的群众，问题就在于如何领导。十七年来，从全国胜利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由上而下的夺权。这种革命在城市是不那么彻底的，群众都还没发动起来。农村进行土改，也是由上而下，多数地区存在和平土改。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不断发动群众进行三反、五反，反右、批右倾，社教运动，这都是使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过来。这是由上而下的。这就有不彻底的地方，群众没发动起来就结束了。一个浪潮过去，旧的下去，新的又起来了。在政府军队都有这种现象。因此，这就不可避免产生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得到这样的土壤，气候，对它挖不到它的根。由于斯大林革命不彻底出了赫修，这是经验教训。难道我们就不能发生吗？从苏修廿大以来主席就研究这个问题。斯大林是不自觉为修正主义培养种子，斯大林没看到这个问题，因而产生历史上的曲折。我们不同，我们有苏修的教训，主席不能容忍这样的教训在中国出现。我们设想一下，去年六、七月，以刘邓为首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修正主义登台，发展下去就会变颜色。我们主席健在，阻止了这个逆流。我们的同志没发觉。我们各部多多少少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下去，不要多久，一旦条件成熟，修正主义就登台了，资本主义就复辟。我们的伟大领袖一号召，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群众就起来了。可见伟大领袖的指示能和群众结合。平时群众就看不惯某些领导，得到主席的支持群众就起来了。固步自封就不愿群众起来。这样的各级领导是便于毛泽东思想挂帅还是便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明显，利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意料的事情，是出现了的事情。从这点来说，我们落到群众后面去了，有些同志就落到群众后面去了。不要看到受伤，要看到主要的方面。我对省委书记说，老本输光了，要重新做起，即使是三反分子，主席处理的尺度越来越宽，红旗的那几句就是主席加的，给这样大的机会。所以这样的全国的大问题，关系到全世界命运的问题，我们要作深刻的分析。几乎很少例外。总是要通过大批判达到大联合，实现三结合。我们是如何把领导建立起来。过渡时期要实行军管。解放初期是先建领导，后发动群众。现在群众远远走在前面，和主席、林副统帅走在一起。你们军管就是要把领导建立起来，过渡到三结合。
    二、军管的指导思想。首先是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我们还要重读老三篇，记熟。需要时时身体力行。你们去执行任务也要学，别人学，自己也要带头学。指导思想就要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宣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在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路线时，要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实现大联合，实现三结合。现在既参加共同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要搞本单位的斗批改。拿毛主席的红线，批那条黑线，一定要注意矛头是向上的，不是向群众。
    三、我们到各机关去应该坚决实行伟大领袖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以革命来推动生产，毛泽东思想挂帅一切，革命统帅业务。群众已在革命化过程中，也远远超过干部，当然也不是没有缺点。你领导和他对立，就造成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官僚主义、机会主义造成的。各级领导思想革命化就会使生产大大推进。支农的就到地里去干活，到厂矿的去煤矿开矿。农村，厂矿干部是来自工农的，即使躺下来的干部，看到你们这样作了就不会不跟上去。这是通过实践来影响干部。但还要回到第一条，要有理论，有毛泽东思想，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样，你不在他那里也能搞得好。抓革命促生产绝不是二元论。或倒过来只抓生产放弃革命，这样生产不能巩固。
    四、要进行调查研究和整风学习，进行阶级分析、指导学习、进行整风。到一个单位，首先要模一下，研究一下，调查研究。毛主席经常跟中央同志说，有些同志就很差。桃园大队的经验欺骗一些人，现在揭发出来是假的。我们听到大吃一惊。我们还是要毛主席的调查研究。当然不是烦琐哲学，要抓住要点。阶级分析是抓住方针路线，而不是调查出身、党团员……，这是刘少奇的办法。这是他的一方面。他的另一方面是包庇那么多叛徒。我们要抓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学不学毛著，有没有干劲，然后是不是遵守纪律。首先是有没有革命性，有了革命性，还要讲政策，按十六条办事。今年文件多，就是经验多了一些。我们都在摸索中学习。在摸索中就要总结经验。政策就是从实践中来的。去年八九月和今年三、四月的情况来比就不能比了。不能说过去没作，过去就是错了。主席就是在前进。
    纪律是自觉的。要看你的政策是不是正确，正确的，纪律就会好。整风学习，这是由群众自己提出的，方向对的，工作总有些错误吗。经过整风，才能按行政单位编战斗组。一去就按单位归口那是不行的。整风后就可以。机关比较容易搞，学校是跨班或系。机关跨局、司的不同的战斗组也要联合，如不行待整风后再联合。对保守派不能下命令取消，但要支持造反派。联合有两种：合并，联合。对保守派不能下命令，只能教育、争取团结他们，分化他们，也可能他们××变成造反派，这也是允许的，革命不分先后，最后孤立极少数的人。多数部门夺权后，监督业务超过了范围。外交部两派不愿意在一起，他们不能说服我们。
    五、要正确对待干部。我们的目的是帮助犯错误的干部改正错误，已经站出来的当然好，但有的还没有站出来要帮助他们。一月风暴席卷了全国，在夺权斗争中，要搞三结合，这样干部纷纷要求结合，要结合就要亮相，就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这样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全靠边站，全部结合都不对。有的把旧秩序也恢复了，监督也不让了，这就不对了，已站出来的要帮助改正错误，现在还没有站出来的就要彻底检讨，要彻底革命，要为他创造条件，这一点我们要作工作，这是不好作的。对干部有两种倾向：打倒一切，全盘肯定。打倒一切对群众好说服，全盘肯定是错误的，是逆流，要批判。
    六、军管是过渡。要经过整风学习，把对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彻底批判，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实现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主席原来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明年三四月看出结果，现在二、三、四、五、六月才能看出眉目，明年看出结果，就是全国都实现了三结合。当然，从夺权来说，在需要的单位进行夺权，如有的单位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存在夺权问题。从十一中全会到现在，一直和群众对立，所以都有夺权的需要。这是由于各级领导不很好学习，落后于群众，远远的落后，就越难赶。看出身，党团员，是绝对化的口号，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受修养的毒害的结果。现在要去的部门都有这个问题。但你们去的地方是国防工业和科研单位。不需要夺权，但要三结合。这是困难。这些部门，外单位不能来串联，但在他本部门，你还得允许，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检查和监督不同，检查是事后的监督。是大政方针你们都得管。军管时期群众没有监督权，只能批评建议。对领导要撤职的就得撤，有的撤职留用。你还得调一些，还要升一些，这都要区别对待。领导机构总要吸收新的的血液形成新的领导。
    七、要反对恢复旧的秩序，建立新的秩序。按旧的办就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八、要区别严格的保密和一般关系，不要强调什么都要保密，结果什么也不保密；另一种就会变成压制群众运动，因为你不让他串联。极重要的机密不要让大家讨论，例如党委会的记录，图表，否则就叫材料挂帅。北京为材料打架很长时间，但并没有用好它。六十一个叛徒是从社会上调查出来的，最后从档案证实。
    九、在军管单位，由于群众没有监督，只允许他们批评建议，所以我们要引导他们提批评建议，不然就无法集中。
    十、下去军管前，要先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当然真正的学习要到实践中去学习。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肖华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讲话
    今天我们来座谈一下，谈些问题。
    我这两年养病，所以对艺术学院的事情管得很少。前个时期准备好几个会，有其他任务要料理一下，所以对全军文革的事也管得不多，从四月十八号开始吧！反正是从最近才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全军文革，为了保证我们的军队永不变色，永不变质，这是百年大计。
    首先肯定艺术学院战斗革命组织星火燎原，你们大方向还是对的。你们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艺中的修正主义文艺黑钱，要贯彻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批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你们的革命干劲不错。闯劲也不错。敢闯敢斗。你们对文艺团体的点火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点革命之火嘛！最近同志们通过小的整风，风格很高，自己洗澡，互相擦背，思想有了提高。保证了今后运动能健康地发展。使我们军委同志们听了很高兴。你们在运动中主流是对的，这不等于说，你们没缺点，没错误，缺点错误是有个时间冲击军区。你自己是解放军，应以适当的途径提出来。这方面是有缺点的，但这不是整个星火燎原的问题。派出去的个别同志，极少数的同志当时对十六条中“要文斗，不要武斗”没有很好的体会，犯了错误。经过检查、整风有认识，这是好的。那时是有些无组织无纪律，光要民主，不要集中，光要自由，不要纪律，没有把两者结合起来，你们已经检查过了。我想在革命的过程当中，只要大方向对，主流是好的，有了错误，及时改正，这还是好同志们，好现象。也可以锻炼自己。革命造反派最听毛主席的话，最能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们给我写了信，进行了自我批评，我们欢迎这个态度。同志们也有些过头的地方，一一请罪不好，我不让你们叫嘛，有了错误检查，请什么罪啊！改正就可以嘛！那天开会，我讲了你们，因为我发觉有人对你们有不正确的认识。（“星火”插话：已有人说我们是反革命组织）真金不怕火烧！是要在革命斗争中锻炼起来的。
    现在的做法，江青同志不是讲过了吗？江青同志的讲话你们看了没有？很重要啊！要学啊！（肖主任念讲话中的一段）“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应该开展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同时，按各地不同的情况，逐步地转入斗批改，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总理讲话中也有：“……在目前，就是要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充分，更深入，更全面地揭露和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北京市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且联系到本单位的斗批改，同时，要在这个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中进一步加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它是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必须紧紧地把握住。”江青同志是代表中央文革说话的。这就是当前的大方向。在全国各地揭露，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修养》要批倒，同时又要结合本单位斗批改，要掌握这个大方向。也要彻底揭发文艺黑钱，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江青同志也批评了屁股坐不下来的小将。艺术学院主要靠你们自己。把运动搞深搞透，搞仔细，还得发挥你们革命派的力量。
    军委颁发了十条命令和最近三支两军（主要是支左），总的方面要肯定成绩，很伟大。特别是支工支农，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对推动全国学毛著，推动农村的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总理前几天开会，还讲是有伟大的成绩的。当然在繁重的任务中也有一些缺点，个别地方还犯了错误。这么多人投入运动，过去住营房，没接触过这么多群众。支左支错了，改就可以嘛！但有的是立场错了（象四川、内蒙古）；有的是反革命（青海的赵永夫）赵永夫搞政变嘛！残酷镇压革命左派，杀死三百余人。他原来是个国民党，受过特务训练，后来混入军队没发现。现在坏事变成好事。有些人受毒很深，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内蒙打死一个人，就是那个“韩桐事件”，凶手已经抓到。全国打第一抢的是内蒙，但过去（内蒙）宣传保守组织太厉害了，最近好几百人跑到北京，想一下子扭转过来很不容易。四川问题也是立场的问题，主要是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没有斗倒、斗臭，他们在西南工作十几年，有相当基础，有批亲信搞复辟，主要是李井泉、廖至高掌握了保守组织。军区有个别组织上了他们的当。大头子郭林祥、黄新亭。黄是李井泉的死走狗，郭也是李的亲信。甘渭汉去的时间不长，前一段批郭、黄，他是和他们有斗争的。后一段受韦杰方面影响，没调查研究立场不稳犯了错误。最近已派梁兴初去当司令员，准备再派一个政委。李文清假转真转还要看看，昨天还搜到李井泉藏在他家里的五个箱子。中央正在解决成都问题。其它地方或多或少有些缺点、错误，没经验；有对有错，或开始错，又改正过来了。但性质不一样，是错误和缺点的问题，军委也开了会，会后会很快的扭转过来。
    十条主要是支左爱民与八条不矛盾，八条命令继续有效。军事机关不能失去作战指挥，要保持稳定，这些事都是一致的。江青同志概括为“拥政爱民”，我们要响应贯彻。
    全国有些保守组织是不是有些抬头，军队有些地方活跃一些。保守组织看怎么来看，保守派抬头，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这个斗争经过一次次反复，在阶级斗争中左派力量才能受到锻炼。不能说活跃一点就是有后台，不能这么说。（《星火》插话，北京军区说：“李曼村是你们星火的后台”）。你们不要听小道消息。
    另外，有些地方指导思想的确有问题，毛泽东思想旗帜举得不高，冲击军区真正冲的是左派（当然也有各种思想，有的就想看看司令员是什么样子……）冲军区的基本都是造反组织。毛主席讲：左派冲，欢迎；右派，要追究。如果思想不明确，就压制了左派。造反派本身也要检查一下在运动中存在的缺点，自己不争气，给保守派可以利用的机会。他们不从本质看问题，要抓住一个人，一件事错了，要掌握斗争的策略，政策，方法，不然也容易被人家利用，造反派应成为遵守、执行中央指示的模范，这样就少犯错误，少被人家利用，使人看到造反派真是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最近左派内部打内战，在大联合中有的“私”字当头，争名夺利，争席位，不照顾全局利益，计较个人利益，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斗争的大方向问题。就是在批刘邓的同时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二、在斗争中好好整顿组织、思想。最主要的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带着（每个）造反派的思想活动去学，这样才能学得好。造反派组织大轰大冲做得好。就是有时坐不下来。毛主席语录是毛主席著作的精华，语录，著作都要学。还要按照陈伯达同志提出来的几篇学。要带着问题学毛著。你们每天都坚持吗？（《星火燎原》同志答：坚持）。要坚持，还要逐渐增加。昨天的社论很重要（指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打倒无政府主义”）你们学了没有？（《星火燎原》同志答：学了）这篇社论是有的放矢的，象这样一些社论都是经过毛主席亲自修改的。这篇社论很重要。社论中说：“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在某些时候也可以起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样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嘛！社论中说：“在搞违反政策的鲁莽行动和无原则的纠纷上是 '好汉' ，在夺自己头脑中 '私' 字的权的战场上是懦夫。”真是把无政府主义整个思想面貌都描写出来了。提倡纪律不能说成是奴隶主义。要有无产阶级的纪律嘛！没纪律怎么打仗？当然根本是靠政治、靠思想，但也要有自觉的纪律。打内战时多做自我批评。打内战在天津，辽宁地方上很突出，军队也有这些问题。这个很重要，打中要害，我们一定要克服其中所指的现象。
    大破大立。大立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立。哪些是立刻能改的，马上就改。要从批判刘邓如何引导到本单位的斗批改上去，这是一致的，不矛盾的。
    九个月了，艺术学院立了些什么东西，拿出什么新的创作来了没有，你们搞部队文艺的，要在舞台上和观众见面嘛！破是为了更好的立嘛。光有破不立那能行啊？开花要结果啊！部队文艺团体（包括艺术学院）如何很好地和战士，工农相结合，搞出新的创作，这很重要。《白毛女》改得很好，现在改得比歌剧都好，造反精神足了，武装斗争突出来了。《沙家浜》最近也改了。我们军队一个也没有，一个新的创作都没拿出来，歌子还有几个，好的不多。这点是受了批评的。是不是可以从艺术学院、总政文工团、驻京文工团先拿出点文化革命的新东西出来，体现毛泽东思想、体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体现无产阶级的东西，给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看看嘛！是不是你们腾出些力量，排出些新的节目来，这样子能看到成果。
    最近要大破大立，艺术学院是全军文化革命的重点，也是培养军队文艺干部的基地，艺术学院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更高，把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贯彻得更好。艺术学院搞好文化大革命意义很大，对全军都会发生影响的。过去做得不好，修正主义毒素经过批判要肃清。我不同意你们最近又派人出去啦？你们搞本单位的斗批改嘛。派人出去搞不好要犯错误。不相信人家会搞好斗批改，屁股坐不下来。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要把力量分散了。这样也不符合中央军委的规定。到青海去的五一以前都回来，军队也要贯彻。（《星火燎原》同志问：现在有来京告状的，怎么办？）来京告状的那是另一回事，搞完了动员他们回去嘛。
    军队武斗的风在滋长，你们这点还做的不错，没有发生过武斗。高等军事学院一个学生都没有，都是教员，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打了九个月的架，高等军事院校在这点上说来是不高的。老婆小孩都去斗，我们反对的。打本身就是违反八条。最近我们不得不对（高等军事学院）实施军管，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星火燎原》同志问：高等军事学院哪个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我现在正在进行调查研究。会闹清楚的。
    以后，有一条，那个地方搞武斗，你们不要去参加。你去起什么作用？两个都是左派，你支持谁？最好不要去，他们自己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解决。艺术学院以后对这些事情最好不要去参加，我们不主张武斗，（武斗）是违反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的。文化革命就是思想革命，要触及灵魂。打人简单，主要是灭资兴无，保证不出修正主义，打两拳就不出修正主义了？艺术学院应该成为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模范。不要盲目，什么事情都要调查研究，独立思考。
    那天，一些院校到三座门去接管（全军文革）接待站，要把是非界限搞清楚。你们不去是对的。不能因为一个人坏了就说军委文革都坏了，不能因为某个人而否定全军文革。江青同志就是全军文革的顾问嘛。还有杨成武同志，谢富治同志，关锋同志嘛。不能说解放军中某个人犯了错误，整个解放军就都犯了错误，罗瑞卿曾经有影响，但很快就被打下去了嘛！还是毛主席的路线嘛，这是主流嘛！全军文革就是有某个人犯了错误，那全军文革就都是坏蛋，不能这样看问题嘛！正象《星火燎原》一样，由于你们某个人的错误或一件事情上的错误，不能说整个《星火燎原》就都坏了嘛！不等于《星火燎原》的主流就错了嘛！我们看问题要具体分析，实事求是，行动要考虑后果问题。
    对某个人的材料调查，有意见可以提，但考虑方式。敌人很注意我们军队的动态。《解放军报》最直接，他们要搞动态，找材料。修正主义最注视我们。我们要考虑国际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也知道军队是一张王牌，我们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队中某些人有缺点，有错误，采取什么适当方式为好。这一种好些，另外一种可能产生副作用或震动太大。我们考虑问题不能凭主观想象，要从整体来考虑。你们对军委某个同志有意见，你们可以批评，提意见，写小字报，大字报，可以写给林副统帅，但是采取什么行动，你们要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大字报最好不上街。我做为一个意见提出来。
    我很赞成你们批判文艺黑线的大会。可以批判，但仅限于军队范围之内，以开中型会议为主，大会开一、两次必要，主要是打掉他们的威风，教育群众，鼓舞士气。总这么开就成了老油条了。比如彭×在开第一次批斗大会时还吓得发抖呢，以后他就满不在乎了。（总政治部这次批判刘××，二百多人开了十三天会，把东西端出来，全斗臭了。开始他不承认，后来大家把他亲自写的，签过字的东西一一拿出来跟他对证，他就没有办法了，搞思想路线斗争，摆事实讲道理嘛！）各个文艺团体可以轮流，要搞材料。把炮弹，子弹准备好，从总政这次批判会来看，效果好，教育人。外地方面不要来了，驻京部队主要是文艺团体，对罗××、刘××、陈其通可以分几次（批斗）嘛！你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大会只能用来教育群众，不要开太多了，主要是靠小会斗倒斗臭。我们支持你们开这个会，但你们一定好好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艺术学院的文化大革命是归全军文革直接领导。全军文革、文化部给你们提供材料。你们也掌握一部分，但本机关掌握得总是更准确一些。会一定要开好。斗倒斗臭。要有充分材料。
    报纸不要办了，我们报纸够多的了。我劝你们还是搞好你们本单位的斗批改。你们有稿子寄给《解放军报》，这是造反派最大的报纸，中央文革直接在抓，林总也在抓，你们应该完全信任。
    魏传统的问题你们自己去批判。（《星火燎原》同志说：我们认为他是三反分子）现在我还不能定他是三反分子。我不能定调子，要先搞材料。你们搞的那些材料我再看看。苏××、许××、成××、张××都斗了，但军委都还未做结论。你们先斗嘛，先批嘛，摆事实，讲道理，把缺点错误摆出来，根据事实，根据问题的性质和他本人的态度来看。
    夺权先不能定，看批判的结果。如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夺嘛。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另做处理，这一点江青同志在（四月十六日）的讲话中也谈到了。
    关于演出问题要先和文化部谈谈，报中央文革小组批准。
    造反派的力量要团结好，要壮大，你们要做保守群众组织的工作。有些地方保守组织的人很多（如内蒙有七、八万，成都产业军有十几万）要做广大群众的工作，他们那里也有左、中、右嘛。应该把群众和头头分开。这样才能分化，强制武斗，砸也不能解决问题，在两条道路斗争中使群众觉悟过来。保守组织不一定都是反革命（写反动标语的、污蔑领袖、污蔑副统帅、盗窃国家机密、行凶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按公安六条办事），两类矛盾要区别开。对外单位组织的分辨，要很好地调查研究，不能用感情代替，有些单位斗争相当复杂。不能因为某组织中有自己的同学，或是什么就去支持，也不能因为他过去支持了我，我现在就去支持他。这样是不行的，要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
    今天谈的你们要独立思考，你们可以提意见，送大字报。
    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队内部参考文件：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九点四十五分至下午两点二十分，军委文革副组长肖华同志在××××接见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队的十六名同志，接见时在座的有王宏坤同志，余立金同志。肖华同志做了重要讲话。
    在讲话前，肖华同志先听取了《星火燎原》同志们的汇报。在谈到“四方面军战史”时，肖华同志说：“过去的战史可能有问题。各方面都送战史，那么多，有些都没有经过审查。”
    在谈到军委文革小组×同志曾到我院讲“目前不适宜杀回马枪”时，肖华同志问：“你们院的领导做过检查没有？”又说：“他不敢亮，你们要他亮嘛。应该给他们以机会。魏传统有什么事实，你们讲一讲嘛。”
    《星火燎原》同志反映：军委文革×同志到我院放风：“军委文革×负责人讲了，魏传统基本是个好同志，应该以他为首组成三支两军的领导班子。要搞清楚究竟是谁讲的。”
    肖华同志对军委文革×同志说：“没有调查研究，不要随便乱说话。”
    当《星火燎原》同志问到有关军委二月密码电报问题时，肖华同志说：“有这个电报。因为那时各个军区都来告状，军委讨论了这件事，是军委发的。”
    关于《星火燎原报》的出版问题，肖华同志说：“报纸很多罗，你们是不是每篇文章都看了？《解放军报》就是全军最大的造反报；《红旗》、《人民日报》就是全国最大的造反报嘛！我看你们还是集中力量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要节约闹革命，目前正在大量印刷毛主席著作，要印一、二千万册，毛主席语录也要重新搞，有的地方要删去，前言用林总写的。印刷厂很紧张，我们开会，会已经完了，可连个简报都印不出来。”
    《星火燎原》同志们反映：“在我们整风时，为什么军委文革×同志要我们把检查材料直接送到叶办，要的很紧。第二天又退回来，说写的一点也不深刻。非要我们大谈给别人画黑脸时的活思想是什么，叶××又不是全军文革的，为什么要送到叶办呢？”肖华同志说：“叶办要的？我不知道。我不是说不要写请罪书嘛！”肖华同志立即对军委文革×同志讲：“把以前他们写的那些检讨，都统统送还给他们。”
    《星火燎原》同志接着提到：“当时还有各军区给军委写的好多关于我们的材料，还说不给我们看……”肖华同志说：“这些东西放在军委文革也没用，全部交给你们自己处理。”这时《星火燎原》同志热烈地鼓掌。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日，中央军委关于捕人权限和处理错捕、取缔的群众组织问题的两个文件
    关于捕人权限的规定
    一，在本军区范围内拘捕军内人员，除行凶杀人必须当场拘捕外，要经各大军区，军种，兵种党委批准拘捕，属于国防部长以上任授的干部，要经中央军委批准。
    二，到本地区管辖范围以外拘捕军内人员，要经各大军区，军种，兵种党委审核，报中央军委批准。
    三，到外地捕军外人员，按四月四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各地来京拘捕人犯的手续实行。
    关于处理军内错拘捕和取缔，解散组织问题的通知
    一，对于已经拘捕，行政看管，隔离，反省人员，应进行迅速审查，除了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特别坏的右派头头外，应一律立即释放。
    二，凡是错误地给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戴上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坏分子等政治帽子的一律平反。
    三，凡是错误地把革命群众组织宣布为非法组织，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强行取缔和解散的，一律宣布无效，一律平反，军以上机关革命群众组织按照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解散的不再恢复。
    四，凡属以上三种情况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写的检查书，请罪书一律退还，革命群众组织的退还其组织，个人写的退还其个人。
    五，以上问题处理由军，省军区以上机关掌握负责检查，督促迅速落实。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谢富治谈谭震林问题
    〖1967年5月14日下午两点，在市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前就农林口问题请示了谢副总理〗
    问：现在外面传说，毛主席在一次会上说过：有人不是要打倒谭震林？他今天还参加会来了！毛主席真这样说过吗？
    谢：没有这么回事，我参加会议没有听见主席这么说过，这是有人造谣！
    问：今后农林口的问题怎么搞？谭震林的问题怎么搞？
    谢：你们自己干嘛！继续深入地批判他！
    说：谭震林五月一日上天安门后，农林口形势有很大变化，他的秘书吕伊波五月二日突然死去了，有恐怖气氛！
    谢：吕伊波揭发了谭震林吗？
    答：他写了一个揭发谭震林问题的提纲，还来不及揭发，就突然死去了，死的原因我们正在调查。
    谢：不论过去、现在，或者将来，你们批判谭震林的错误都是对的。即使将来给他工作，你们批判他也是对的。保守派要保就是错的。你们可以把这些问题反映给总理。
    
    五、武汉“七二○事件”后对二月逆流的批判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叶剑英接见国防工业某专业会议代表的讲话
    〖时间：7月8日下午，地点：京西宾馆。军委叶剑英付主席接见“×××”、“×××”专业会议代表，谈了目前形势，摘要如下。〗
    “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但国内外的阶级斗争是相当复杂和相当尖锐的，这就要求××科研、××工业认真抓一抓革命，来促进战备，促进生产，促进科研，加强国防建设。”
    “文化革命把过去高高骑在人民头上的敌人、当官做老爷的威风打下去了。文化大革命全国男女老少一起闹革命，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战备。我们的国家已成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世界革命的灯塔，我们的党已成为世界革命人民的党，我们的领袖已成为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纪元，把世界革命推进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新时代。”
    “帝、修、反用尽一切办法破坏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蒋介石在台湾指示潜伏的特务，要做到‘三要’、‘三抓’，这是他们的行动纲领。‘三要’是要造反、要串联、要夺权；‘三抓’：抓报社、抓电台、抓学校。反革命在动员他们的力量，介入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实现反革命复辟。”
    “不经这场混乱，不会长治久安的。不经过这一乱，不会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现在还是要放，在革命群众觉悟提高以后，坏人，他自己是什么面目，就通通暴露出来了。”
    “以色列把纳赛尔的五百多架飞机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都搞完了，所以我们不能象他们一样睡觉。”
    “拉丁美洲、多米尼加、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巴西等十个国家的武装斗争也在发展壮大。我国影响、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正在扩大，正如主席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世界上马列主义的党和组织已有七十九个，分布在五十个国家和地区。”
    “我的大字报遍中国，有个造反派在我家写了‘打倒叶剑英’的大标语，有的同志说撕了吧，我说不要撕，这是座右铭嘛。这样头脑里就想到我还有被打倒的地方。主席昨天还讲，现在乱的很呢，比去年还乱哪！乱到一定时候就不乱了。产生无政府主义是官僚主义的惩罚，要认识这一点，自由是认识的必然结果。”
    “国防科委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国防工业部门广大革命群众也是做出了很大成绩的。”
    “刘、邓、彭、黄、贺、罗，他们是根本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他们搞的是奴隶主义、爬行主义、取消主义的反动路线。”
    “林付主席指示：‘生产要为试制服务’，生产要为科研服务，科研要走在前头，试制出来不一定搞那么多。可以把图纸资料放在保险箱里，需要多少，生产多少，再搞新的，不断前进。”
    “林付主席的指示，过去没有坚决贯彻，以后要坚决改过来。64年部委合并，罗瑞卿是搞鬼嘛，贺、罗都是有个人野心的，他们都是搞秘密活动的。”“他们是有个人野心的，贺、罗经常排挤、打击聂付主席。在长征时，林付主席当军团长，聂付主席就当政治委员。他多少年来一直受打击，不管是受多少气，他还是这样艰苦地工作，他是一个好同志，他的党性很强。特别是彭真打击他，廿多年，聂付主席闷在肚子里，去年才讲出来。贺、罗专门打击聂老总，当然他们更打击毛主席、林付主席，对于我这方面，就不要讲了。”
    “建国十几年来，××科研、××工业战线一直有两条路线斗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揭发了大量的事实，揭发了他们削弱党的领导、瓦解、取消科学研究队伍，造成使用、科研、生产严重脱节，严重影响了××科研、××工业的发展。”
             ＜原载第十研究所《东方红》（39期）＞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周恩来陈伯达在李先念检讨大会上的讲话
    陈伯达讲话
    我认为李先念同志的检查是好的。同志们应该欢迎李先念同志的自我批评，同时希望李先念今后多到各部里面去，能听取同志们的意见，随时发现、改进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祝同志们好！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周总理讲话
    我完全同意伯达同志刚才讲的很好的几句话。今天的会证明我们经过半年多的奋斗以求的有了初步的结果，但这仅仅是开始。李先念同志的检查是好的，是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如同主席所说的“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正因为这样，先念的检查是推迟了，当然有许多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喽。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蓬勃深入开展，我们的领导同志，首先到群众中去，那么先念同志这次检查后首先到财贸系统各部里、各学校里去。先念同志也对我说过他要到各部里、各学校里听取群众意见，向你们学习，就可以使思想前进。同时要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学习。学习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遇到问题向主席请示，向领导同志请教，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相信群众，相信党”。我们不仅要求先念同志这样做，我们自己也要这样做。我们主席台上坐着的，都是受主席党中央委托的，都要兢兢业业地不断学习和改造。向你们学习。学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如果坐在上边遇事不调查就随随便便发号施令，是危险的，这样要犯错误，可能被你们批判，以至非打倒不可！最后让我们呼几个口号：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彻底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
    打倒刘邓陶！
    伟大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周恩来接见农林口革命造反派同意召开批斗谭震林大会
    〖地点：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八月十七日早晨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又一次接见了我们农林口革命造反派代表，对于揪斗三反分子谭震林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这是对我们农林口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支持，亲切关怀，巨大鼓舞！〗
    首先总理说：上次给你（指农大×××）谈的，在农大开一千人的会议，现在看来可能你们不满意。我先听听你们的要求，以农大还是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还是农政农办发起？开会方案先听听你们的意见。
    当×××提出大会的规模、地点、时间时，总理说：原来说开一千人会，现在看来不行了，你们要求开万人大会。
    ×××说：我们完全能保证，他们不敢冲。
    当谈到发言时间时，总理指示说：有几个人发言？你们发言要控制在四个钟头，礼拜六开，时间下午一点半到六点，中间可休息一刻钟，或许休息不了。后天的大会我要去奉陪的。大会的名称叫批斗谭震林大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大会口号由你们定。
    ×××说：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提高谭震林的身价。
    总理说：那怎么能这么说，那时批判反党分子彭德怀就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开完这会后，可以一单位一单位去批斗，我就不奉陪了，让联络员陪去。这大会后要是一星期批斗一次，你们订一个日程表，交给我，我们研究一下，我们还得给他留点时间，写写检查。
    当×××提到揪谭火线的战士在开批斗谭震林会时再撤时，总理说：那很好。今天不去了。星期六以前我想办法去看看他们（指揪谭火线战士。）
    当×××提出大会要照相和录音时，总理说：那可以。
    当×××汇报到“斗、斗、批联络站”扬言要让农林口革命造反派在八月二十五日再次向谭震林请罪时，总理笑着说：十九日谭震林不是就出来了嘛，就开会了嘛！
    当×××汇报到农林口当前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时，总理说：农林口这个问题现在由李先念管，我同他商量一下。
    当×××汇报说农林口假夺权后，老保把大印抢走，影响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时，总理说：这问题好办，我和先念讲一下，把大印都收回来不就解决了！（群众热烈鼓掌）
    当×××汇报到季宗权长期不上班，操纵“斗斗批”破坏农林口文化大革命，要求总理令季宗权上班时。总理说：这事我和先念说一下。
    另外代表们还汇报了农林口当前有关问题，总理都作了指示。
    接见最后在热烈的掌声和一片口号声中结束。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李先念在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打倒姚依林大会”上的讲话
    我坚决支持打倒姚依林大会的召开。
    我也是犯了错误的，以前你们炮轰李先念火烧李先念，大方向是正确的，就是打倒李先念方向也是正确的，因为我犯了错误嘛！希望同志们对我还要继续批评。
    总理接见你们时，你们提出要停姚依林的职。姚依林的问题，我已向总理反映过了，总理同意你们的要求（口号）。现在我代表中央、总理宣布停止姚依林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财贸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呼口号）
    我的错误，你们不要因为我而分两派，如果因为我分两派，我心里不安，感到惭愧。
    昨天总理接见你们，谈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你们可以研究一下。
    打倒刘邓陶！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谢富治对北京红代会的指示
    〖时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至五点半，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我们要提高警惕。民院抗大，东方红两派后面都有坏人挑动，钢院的也要注意：是否有坏人？有坏人就自己起来抓嘛！不要只抓对方的嘛！天津大联筹在陈伯达讲话以后就自己起来抓了。安徽的，江青9月5日讲话后，他们一天晚上自己就把双方的坏人抓出来了。这样就很好，不要别人抓，各派抓各派的。
    这次周总理处理的农口秦化龙问题就处理得很好。本来谭震林讲了秦化龙是坏人以后，保守派就被扶植起来了，把革命派压下去了。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受到了批判，批谭是完全应该的，当时他们也提出为秦化龙翻案。后来通过几个月的调查，现在证明秦化龙确实是叛徒，在新疆监狱里叛变了，他们就把他揪出来了，这次秦化龙实际上就是曾经要为秦化龙翻案的这一派揪出来的，当然那一派也参加了一点，但主要还是这一派揪出来的。这就很好嘛！现在就不能把保过秦的那一派压下去而让保谭的那一派翻过来，那个保谭的案不能翻，这个作法是完全对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农口《革联》批准斗争谭震林
    批准二十五日前在农大批斗三反分子谭震林
    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四点十五分至六点十六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在中南海会议室接见了农口“革联”所属单位革命派代表二十五人。
    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对各单位的革命大联合革命大批判问题十分关心，一一询问了情况，并作了具体指示。
    在谈到批谭问题时，总理指示的主要精神是：
    1、时间由你们定，同意你们9月××日开批斗谭震林大会，具体安排跟总理联络员联系，问题是你们能否维持好秩序，我们要派人保卫。
    2、批斗谭震林我是赞成的，各个学校和各部都可以批斗，农大批斗后，其它单位还可以批斗。
    3、这次批斗要搞好，要树立模范，树立典型，不树立典型就失去了信任，不要弄得我支持的一派又垮台了（李先念插话：不要武斗。）
    4、不一定很呆板，一周批斗一次，可以一周批斗两次。
    5、批斗谭震林报告中为什么不提批判王观澜？要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
    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这次接见是对我农口革命造反派的最大支持、最大关怀，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遵照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在革命大联合和革命大批判中作出新贡献。
    ”
    
    二
    
    二、研究资料
    
    叶剑英在二月逆流中
    第三十三章在动乱中稳定军队
    一“天下不能乱，长城不能毁”
    1966年，中国开始进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这一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 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权力。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全国陷入了混乱局面。“文化大革命”开始，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重任在肩，异常繁忙，心情一直处于紧张和矛盾之中。他虽然从一开始就感到运动来得迅猛，处于“不理解”的状态，但出于对毛泽东的长期信赖和深厚情感，还是力图跟上毛泽东对运动的部署。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曾一度负责首都工作小组，保卫北京市的安全。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越来越乱，问题暴露的越来越多，他觉察到运动的矛头所向不对，开始为国家与军队的命运和前途担忧，对运动中出现的
    一些错误逐步进行抵制和斗争。
    斗争集中围绕着“要不要党的领导和要不要稳定军队”问题展开。
    林彪、江青一伙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制造天下大乱，同时搞乱军队。他们指使军内外“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和围攻军队领导干部，妄图从乱中夺权，改变人民军队的性质，使之成为他们随心所欲的篡党夺权的工具。
    叶剑英和军委几位领导人始终坚定地认为：“天下不能乱，长城不能毁”，人民解放军这支几十年来在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无论天下怎样乱，一定要稳住阵脚。只要军队不乱，天下就保得住。因此，叶剑英要求军队必须保持高度戒备，听从统一指挥，并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贺龙等几位元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据查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有关文件和会议记录，以及访问刘志坚、李曼村等回忆，主要的有：（一）5月25日，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且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二）6月14日，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而且把军内“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决定在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同一天，叶剑英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问题的请示》。经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军委的集体领导。（三）6月21日，叶剑英批准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指示要求对各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即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四）7 月 8 日，叶剑英在《部队文化革命动态》上以总政治部名义加上一个批语：军队“文化大革命”只限制在23所高等技术学校中进行。（五）8 月 16  日， 23 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乱，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罢官”问题要等运动后期处理。不能不经过批准查阅军委和总部机关档案，要严格控制。（六）9 月 3 日，经叶剑英批准，总政治部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七）9月23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关于干部战士亲属被斗被抄情况及处理意见》，在会上提出，各大军区目前工作重点应即转向抓好部队工作，保证部队正常秩序。由于及时采取了这些措施，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军队开展“四大”仍由各级党委领导，在党委领导下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具体掌管，并限定“四大”只在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少数部门和单位开展，从而使军队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局面。
    在此期间，叶剑英还派出联络小组出席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交代联络员“只带耳朵，不带嘴巴”，进行大量调查。当发现林彪暗中指使李作鹏等人搞派性，制造混乱，妄图夺取海军领导权时，叶剑英即报告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务联席会议上，对海军问题作了专题研究。他根据总书记邓小平的指示，亲自到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明确指出：一、萧劲光等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检讨！二、军队不能罢官夺权，会议本身作决议撤换领导是错误的；三、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办事，不准搞地下活动，强调分清是非，搞好团结，批评了某些人“抢班夺权”的错误。对空军也是如此，他亲自打电话给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何廷一，告他“不要卷进去”，站稳立场。
    由于采取了相应措施，从而有效地抵制了林彪一伙夺取海、空军领导权的阴
谋活动。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乱军夺权的卑鄙目的，对叶剑英等抵制“文化大革命”、稳定军队的做法怀恨在心，多次密谋要槁乱军队。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碰头会上，陈伯达叫嚷：军队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江青质问列席会议的总政治部负责人：你们军队为什么按兵不动？对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我看就是有人压着。她  说的“有人”，首先指的就是叶剑英。他们经过精心策划，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于是，  10月5日发布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根据林彪向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取消”，明令取消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以及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的地方院校串连等其他许多规定。要求军队院校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开展“四大”。
    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一文件，并要求全国大中学校坚决贯彻执行。这个“紧急指示”发布后，军队院校和某些机关中的一些“造反派”到处“踢开党委闹革命”，乱冲乱闯。军队受到了很大冲击，战备训练受到了影响。叶剑英目睹“造反派”自毁长城的破坏活动，又无力制止，甚为焦虑。他在西山住所同军委、总政的领导同志个别接触，商量对策。随后，即以总政治部名义，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要求“我军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对部队实施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未经军委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对于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他们对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作的进行。”这个通知，林彪看后转送给“中央文革”，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加以扣压。为了控制由于林彪下令炮制的《紧急指示》所造成的日益混乱的局面，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曾先后起草过5份电报，但都被陈伯达扣压了。
    二在两个“十万人大会”上
    紧接着，在北京召开的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双方又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次会上，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报告，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亲自出面讲话，抛出了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谬论，说：“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并把斗争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说刘、邓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对抗毛主席的路线。
    针对林彪、陈伯达的谬论，叶剑英在会议期间作了多次发言，反复提出这样的问题：军队怎么搞？农村搞不搞？小学如何搞？哪些可以办，哪些一时不好办？请大家考虑。他在发言中极力坚持军队师以下单位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要抓组织纪律，抓思想，抓政策；主张对干部的缺点错误，要靠后期自己整风纠正，总结经验教训。他坚决反对“造反派”随便揪人和抄家。他强调指出，不论是社会上抄家，还是对机关干部抄家，都要提到政策上考虑。
    林彪、陈伯达无视叶剑英的正确意见，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向全国大量印发他们的“报告”和“讲话”，流毒甚广。自从他们提出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林彪、江青一伙的追随者们到处煽风点火，迅速在全国各地掀起批判的浪潮，军队的形势急转直下，院校师生“造反派”纷纷外出串连，参与造反活动。总部和各军区机关不断被冲击，许多负责干部被揪斗。到11月，进入北京的军队院校师生已达10万人。林彪、江青一伙唆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头冲击国防部，冲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叶剑英感到，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如果听任年轻学生盲目的行动，可能酿成更大祸害，使军事首脑机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他同军委、总政的领导人紧急磋商，决定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经报毛泽东批准，  11月 13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即第一次“10万人大会”），周恩来、陶铸、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萧华、杨成武以及各总部负责人同时出席。大会由总政主任萧华主持。几位军委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强调稳定军队，军队不能乱，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非正常现象和错误作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动员大家离京返校。
    叶剑英在讲话中，首先“检讨”去年院校整风问题，然后谈到军队院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任务和政策。他说，同志们要掌握党的政策，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不仅同情，还支持。但是真理是有限度的，列宁说过，真理跨过一步就成了谬误，越过了一定的量就会发生质变。叶剑英批评一些单位揪斗领导干部，外出串连，搞打砸抢，败坏军队的名声等错误行为。他说，我们是睁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放手，睁着一个眼睛看情况。
    叶剑英引证毛泽东的话说，鲁迅的《阿Q正传》中有个人，是不准别人改正错误、不准人家革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毛主席说，过去旧戏是《三娘教子》，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我们要向青年学习。但是我们奉劝青年同志们，不要把毛主席著作当圣经念。不要再犯教条主义错误。
    叶剑英劝大家要有阶级感情。他对有些“造反派”不顾老干部心脏病发作，不管人家死活，硬要把人家抓去批斗的做法，表示十分愤慨！他批评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要大家警惕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不要受坏分子利用。……
    正当叶剑英讲话时，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一名“战士”（学员）递条子给会议主持人萧华，责问这个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叶剑英在主席台上当众宣读了这张条子，气愤地问大家：“同志们，他怀疑我们大会是偷偷开的，同学们相信不相信我们？”台下回答：“相信军委。”叶剑英接着说，“我代表军委的全体同志感谢同志们信任我们，请同志们信任我们。”他告诉大家，四个人的讲话是军委集体讨论过的。他重复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儿子教育老子，教育爷爷。但他希望递条子的那个学员也要接受教育帮助。
    这次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北京引起巨大反响，陈毅、叶剑英等元帅的讲话迅速传播四方。受迫害的老干部和一切正直的人们，无不表示赞同，而林彪、江青一伙及其追随者们则认为陈、叶的讲话违背了“十六条”和“紧急指示”，是“镇压群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攻”。有几个院校成立“批资筹备处”，准备批斗几个元帅。“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出现在街头。
    11月29日，在工人体育场再次召开了军队院校师生大会（即第二次“10万人大会”）。据曾经参加这两次大会的杨德中、曹清、董守福等回忆，这次大会比上次大会气氛更为紧张。“造反派”在林彪、江青一伙指使下，决定利用这次大会，进行“反击”。他们在会场贴满了大字标语，声言陈、叶上次讲话有“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大会非常关心，亲到会场看望大家，绕场一周随即离去。陈毅第一个讲话。他在讲话中，满腔热忱地鼓励和教育青年军人，要他们学会正确对待路线斗争，“应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共同对敌”。在陈毅讲话之后，叶剑英再次作长篇发言。他首先念了几张台下递来的条子，回答了所提的问题。对有人提出要为上次递条子的学生恢复名誉问题，叶剑英耐心地讲明道理，明确表示了否定的态度。接着，叶剑英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以及军队院校培养学生的重要意义。他肯定绝大多数师生是革命的，是好的，同时对少数人不守纪律，“住大房子”、“坐小汽车”，讲排场、摆阔气等破坏解放军优良传统等不良倾向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吗？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最后，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同学们回校闹革命，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也就在这次大会的同一天，叶剑英针对一些“造反派”提出怀疑中共中央某些领导人的问题，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要保留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照片。
    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人两次参加“10万人大会”并发表讲话，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公开对抗，也是对解放军院校师生进行的一次深刻教育。
    叶剑英和其他几位元帅理直气壮的讲话，使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鼓舞，也促使一些狂热的青年学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开始重新思考问题。
    有相当一部分院校师生接受了劝说，离京返校，甚至宣布退出“造反”队伍，这对林彪、江青一伙是一次“反冲击”，正因为这样，他们掀起了疯狂的反扑狂潮，诬蔑叶剑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是“军内资反路线的代表”，为刘少奇、邓小平“树碑立传”等等，挑 拨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对叶剑英进行“火烧”、“炮轰”。江青和康生等秘密策划，煽动“造反派”再开一个“10万人大会”，批斗叶剑英和陈毅。
    三“串连炮打何时了”
    叶剑英无所畏惧，泰然处之。他稳坐在自己的西山住所，面对满墙遍地“大字报”的包围和“造反派”指责他“老机”、“老右”的一片叫嚣声浪，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他说：“大字报尽管贴，该讲的我还是要讲。”他排除一切纠缠和干扰，埋头攻读马列经典著作，希望从“老祖宗”那里得到新的启示。针对当时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他特意从书架上取下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重新研读，并要秘书帮助摘编有关论述，“温故知新”。他联想俄国当年的情形，越来越感到当前这场运动确像列宁说的那样：“否认党性、否认党的纪律”，“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他从马列著作中吸取了力量，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和智慧。陈毅元帅来到西山叶剑英住处，看到他和办公室人员认真研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情景，连声叫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钦佩。
    12月8日，叶剑英冒着挨批斗的风险，照常出席军委召开的13所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座谈会。他针对有人攻击他和陈毅在“10万人大会”上的讲话，严正地提出“反批评”说：“有人不是要搞大民主吗？他们有讲话的自由，我也有讲话的自由！”他驳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军事首脑机关的流言蜚语，斩钉截铁地说：“军委、总政没有反动路线问题”，“军队自上而下不存在一条黑线，不但没有反动路线，而且始终是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
    这一年冬季，叶剑英和聂荣臻住在西山，常和陈毅、刘志坚（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等在山上会晤，有时徐向前、刘伯承也来。
    几个人谈论形势，商议稳定军队的大计。一天，陈毅气愤地说，把老干部都打倒了，军队和国家能保住吗？叶剑英深有同感，说：“这样搞，把我们的老传统都搞乱了！”“军队无论如何不能乱”，并谈了继续稳定军队的办法。
    陈毅听了，举起双手说：“我到阴曹地府也举双手赞成你！”
    有一次，几位元帅在西山聚会。年高体弱、双目失明的刘伯承元帅，激动地问大家：“我的眼睛看不见，现在是什么样了？”他边说边走到其他的元帅身边，伸出双手，一个一个地从上到下抚摸着老战友。大家握着他的手，热泪盈眶，舍不得放开。陈毅沉痛地说：“现在看不见最幸福，看见了更是糟心！”
    形势日趋恶化。叶剑英和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遭到越来越猛烈的围攻。但叶剑英一直保持坚定乐观的情绪，天天爬山不已，锻炼体魄。
    在陈毅遭到“造反派”连日批斗、处境最困难的时刻，叶剑英特书《虞美人》词相赠：
    串连炮轰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这首词深刻表达了处在逆境中的两位老战友肝胆相照、热情关注的真挚友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篇檄文，也是对共产主义的一曲赞歌。正当“炮轰”风暴席卷全国之时，它却不腔而走，流传各地。陈毅读后，提笔写道：“绝妙好词，陈毅拜读”。
    林彪、江青一伙对几位元帅的迫害，有增无已。他们指使“造反派”纠缠陈、叶在两次“10万人大会”上的讲话，没完没了，硬逼他们继续检查。
    此事上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想为陈、叶开脱，说：“检讨一下，了此一
案。”
    12月 31日，年末岁尾，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被迫到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即所谓“师生代表”会议上违心地进行“检讨”，算是“送旧迎新”。但是此事并未了结。军内造反派在“中央文革”一些野心家的策动下，成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确定1967年1月5日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检讨。开会的“通知”有两种颜色、两种写法，发给陈毅、叶剑英的是“到会接受再教育”，给其他人写的是“到会指导”。叶剑英接到通知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后，当即质问：是谁同意他们开这个大会的？为什么不报告？果断地说，不能叫他们开这个批判大会，即使开，老帅也不能参加。然后，他亲自出面在人民大会堂连续两个晚上接见群众组织代表说：陈毅、叶剑英几位元帅都是拥护毛主席的，你们把他们作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明天的会，我们不赞成”！经过耐心说服，制止了这次批判大会的召开，又一次保护了陈、叶等元帅。
    四保护老干部和知识分子
    1967年元旦一过，从上海开始向全国各地卷起的“一月风暴”猛烈地冲击着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为了配合“造反派”的夺权斗争，林彪等人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1月 4日，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1月10日，江青授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等人起草了一个《关于< 解放军报> 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进一步抛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具体纲领和措施。经过林彪批准“完全同意”。于是林彪、江青一伙明目张胆地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叶剑英等几位元帅和军队各级领导干部。1月1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由徐向前任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等任副组长（3月30日又增补谢富治），江青任小组顾问，组员有叶群、王宏坤等10人。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不再隶属于总政治部。江青、叶群等凭借自己攫取的干预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权力，在全国煽风点火，刮起了一股反军乱军风。北京、沈阳、昆明、福州、广州、南京、兰州、成都、新疆等军区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许多负责人遭到揪斗，被逼得东躲西藏，奔赴异地。告急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叶老帅给以保护。有些无路可走的，如刘志坚、刘震、成钧、苏振华、赵永夫、王恩茂、赵尔陆、许世友、李达、杜义德、王诤等，直接找到叶剑英住地求救。躲进大别山的许世友打电话呼救，叶剑英设法把他接到北京，住进京西宾馆保护起来。后来，许亲自打鸟，设家宴，请叶剑英和西哈努克，以报答“救命之恩”。受叶剑英保护的同志中，也有过去伤害过他和整过他的人，他不计旧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革命者要学会容忍。一个人能够容忍别人所不能容忍的事，就是英雄。”
    据周家鼎、张佐良等回忆，主管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经过请示周恩来，开列出要保护的老干部名单，竭尽最大努力，采取紧急措施加以保护。凡来者不拒，既来之则保之。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和西山驻地，一时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床上、地板都住满了，轮番睡觉，分批开饭。这里住不下就送到京西宾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叶剑英还特意关照要做好他们的医疗保健工作，护理好每一个老同志。与此同时，他还同地方有关部门打招呼，想方设法保护钟惠澜、薛愚、柯麟、谢铁骊、华君武、袁世海、谢芳、李维康等知名人士。尽管如此，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揪斗之风越刮越烈。
    五“内忧必然引起外患”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央军委从1月8日起连续召开军委碰头会，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继续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激烈的斗争。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针对全国、全军混乱不堪的局势，气愤地说：“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给扣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叶剑英讲到这里，有人当场高喊：“他们有野心！”“我们要和他们辩论！”会场上对江青等人的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但是，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叶剑英，还是开导大家冷静下来，要加强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搞好战备。
    这一期间，叶剑英在参加和主持军委的一系列会议的同时，还经常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议上，只要有机会，就同江青等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针对搞乱军队问题，再次强调指出：“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不然，敌人乘虚而入怎么办？”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全国 13个军区，有 7个军区在搞运动。全军157所院校都在搞运动。到处抓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目标就是抓各个军区、军种兵种的领导人。三个总部，总后瘫痪了，总政几乎瘫痪，总参部分瘫痪。海军瘫痪了，空军瘫痪了。凡瘫痪了的单位，所有的办事机构、会议室、招待所全部被占领。领导人来一个抓一个。他激动地说：“现在空军指挥部只好转移到战备工事中去。如果全国空中有什么事，指挥中断了，事情谁去办！”
    叶剑英据理力争，手里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指给江青看，严肃地说：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经过时剑英等力争，在周恩来支持下，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强调军队担负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任务，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这个通知对稳定军队发挥了重大作用。
    1月18日，叶剑英又主持制定了《关于各军区开展文化大革命步骤问题的决定》，继续强调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各大军区、省军区机关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不要与地方同时展开；规定济南、南京、福州、武汉、广州、新疆、昆明七个军区推迟或暂停“文化大革命”。
    据总参作战部王宪志等部分同志回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叶剑英经常听取军委总参谋部作战、情报等部门汇报，掌握部队动态，加强战备，保证部队的稳定。他还抽空视察部队，主持军委常委会听取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军工生产等情况的汇报，并作了大量的指示。
    第三十四章迎着逆流进击
    一“大闹京西”
    斗争并未止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反军乱军、篡军夺权，伺机挑起新的更大的争端。
    1967年 1月 19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开扩大的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领导人，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共40余人。主要议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蓄意制造混乱，起劲地叫嚷，要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特殊。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人则不同意在军队开展“四大”，坚持维护军队的稳定。有人采取折衷的态度，主张军队要搞“四大”，但又要保持稳定。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态度非常鲜明，坚决反对搞“四大”。他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负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大责任，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的一个根本原则。纪律是执行路线的根本保证。如果开展“四大”，必然发生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将变成一句空话。这样搞下去，怎么能执行党的路线？怎么能打仗？怎么能担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松松垮垮，命令不服从，打起仗来“放羊”，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    会上，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十分激烈。叶群突然向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发起攻击。她捏造种种罪名，强加在萧华头上，要他当晚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接着，陈伯达摆出中央文革组长的架势，指责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江青旁敲侧击，竭力帮腔，对萧华进行辱骂攻击。她指着萧华的鼻子问：今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10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逼迫他到会上说清问题。萧华以沉默表示对抗。江青一伙转而向会议提出，由徐向前主管总政工作。会上没有人表态。很明显，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江青、陈伯达一伙围攻萧华的险恶用心是妄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以便他们进而打倒叶剑英等元帅，夺取军权。叶剑英、聂荣臻对此看得非常明白，极为愤慨，未等会议结束，就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叶剑英回去后，立即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要求制止批斗萧华。周恩来回电话说：“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检查。”但，风波并未平息。
    这一天，军委扩大的碰头会散会时，徐向前特意宣布：“会议的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条纪律。”但是，会后北京军区一位领导人在传达会议精神时不慎失密，走漏了消息，总政一位副主任的笔记本也被“造反派”劫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造反派”连夜向萧华发起“突然袭击”，跑到景山东街抓他。萧华听到风声，立即从后门跑出，到傅钟家，然后坐上车子飞驰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了起来。
    第二天上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发生了“大闹京西”事件。会议开始，主持人徐向前知道了昨天夜里发生的情况即向秘书查问，昨天会议谁作的记录？谁走漏了会议消息？这时，会场上，江青、陈伯达、叶群、王力等人坐在前排，江青坐在叶剑英的左侧。她看到萧华没有来，阴阳怪气地故意发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叶剑英正气凛然，不予理睬。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躲躲闪闪。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他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这时，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面对江青的查问，也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接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可见当时气恼之极，用力之猛！一向和蔼可亲的叶剑英发了这么大的脾气，
    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不再质问了，也不提抓萧华了。陈伯达相当狡猾。
他曾对人说“经过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就头疼”。他这天感到事情不大对头，当晚便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军委办公厅电话传给叶剑英，解释说，  19号下午开会，因为安眼药吃多了，讲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这个话他否定，要收回来。
    二、下达军委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
    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军委扩大的碰头会的高级领导同志。周恩来和毛泽东坐在一起。毛泽东特意招呼叶剑英等坐在他的身边，并询问碰头会上的情况。叶剑英扼要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军队一些高级领导同志此时此刻见到毛泽东主席，心情非常激动，纷纷向他汇报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诉说领导干部在运动中受到残酷斗争的情形。毛泽东说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主持军委碰头会议，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同志反复商量，一致认为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叶剑英说：“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聂荣臻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1月24日晚，徐向前、叶剑英和聂荣臻先后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提出军队要有个限制，要尽快搞个条令和规定。
    林彪同意，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送中央文革讨论，又报请毛泽东批示。毛泽东亲自找几位元帅进行研究，最后审定批示“很好，照发”。《军委八条命令》于1月28日由中央军委颁布执行。2月 21日，中共中央又正式通知全国各地执行。
    “八条命令”规定，全军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不允许自由抓人、抄家、封门、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连的军人和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机关；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和串连；军、师、团、营、连等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教育子女。
    这“八条命令”的主旨在于稳定军队。由于它经过毛泽东批准，颁布后对稳定军队局势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
    各大军区广大指战员热烈拥护，坚决执行这一项命令。有些军区派飞机广为散发。许多地区根据命令制止了一些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福州军区请示军委，要求把一些经常冲击军事机关的打砸抢分子集中管制，叶剑英考虑到福州地处前线，从战备需要出发，批准了他们的请示。但是，江青一伙对“八条命令”是一直反对的。“命令”下达没有多久，他们就四处活动，煽动各地“造反派”到处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弹药。
    为了进一步解决稳定军队局势问题，  1967年2月6日，军委碰头会议转移到西山，在叶剑英主持下继续开会。叶剑英分析一些地区军队混乱的局势，感到“八条命令”还不够，也未完全落到实处，还要再规定几条加以限制。他说：“军委命令本来是九条，拿到中央文革讨论，他们把党委领导，不成立战斗组织的一条内容删掉了。这些问题同他们就是讲不通，免不了还有一场争论！军队机关如果允许成立战斗组织，不就是允许夺权吗？这个问题要进行辩论！” 他和几位老帅商量后，于2月8日以军委名义发出通知：明令外出串连的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
    为了贯彻军委“八条命令”，叶剑英又和聂荣臻研究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进一步规定了稳定军队的具体措施，下发部队。叶剑英在军委碰头会上说：“本来八条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又搞了个七条，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
    七条明确规定，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基地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
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取消各种文化大革命战斗组织；对干部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
    “八条命令”和“七条规定”相继颁布后，逐步消除了一些地区的混乱现象，保证了部队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乱军夺权的阴谋。叶剑英根据“命令”和“规定”，先后解决了成都、青海、新疆、南京、内蒙、甘肃、广州等地军事机关和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围困之灾。
    三“大闹怀仁堂”
    林彪、江青一伙蓄意伺机报复，双方斗争日趋尖锐、白热化。
    1967年2月14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桌子两旁一边有七位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一边有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成员，对阵分明。在这两次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2月14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拍着桌子，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徐向前、聂荣臻也相继指责他们的错误。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这次会议，斗争更加激烈。会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继续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提出批评。谭震林慷慨激昂，越说越气，大声指责张春桥等打倒老干部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站起来，夹起皮包要退出会场。周恩来连忙劝阻。陈毅说：不要走，要留在这里斗争！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无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拼凑了一份歪曲事实真相的所谓《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捏造罪名，诬陷老同志。江青定调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当即亲自安排，由张春桥、姚文元等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听了他们的汇报后，对这些老同志否定“文化大革命”很不满意。
    2月18日深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同志，责令他们检讨。周恩来也作了检讨。从 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局生活会”进行批判。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把“三老”、“四帅”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诬陷为“二月逆流”，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取代其职能，批判斗争一直没有停止。1968年 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大肆批判“二月逆流”。谭震林被剥夺了参加中央全会的权利。参加全会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会上遭到围攻。康生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林彪说：“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这次全会公报说：“全会严肃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 份歪曲事实真相的所谓《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捏造罪名，诬陷老同志。江青定调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当即亲自安排，由张春桥、姚文元等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听了他们的汇报后，对这些老同志否定“文化大革命”很不满意。
    四、主持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
    叶剑英逆流而上，继续坚持斗争。就在怀仁堂会议的第二天，  1967年2月17日，他亲自修改批发中央军委致“成都革命造反兵团”等造反派组织的公开信。信中说：“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这封信先在成都地区后在全国用飞机散发开来。同一天，叶剑英还批准发出了《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电报，严格制止一些“造反派”到各大军区打砸抢、扰乱部队正常秩序的错误行为，要求各单位限期把他们押回北京。
    1967年 2月 23日，叶剑英亲自打电话向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询问“青海事件”发生过程，并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但林彪、江青却继续追查，把攻击矛头对准叶剑英。此后，叶剑英又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南京军区下达了关于军事院校恢复党委领导、停止搞“四大”等四点指示。他还受中央委托继续帮助解决新疆、内蒙、甘肃等地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受到各军区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部队的稳定，但却招来了林彪、江青的更大怨恨，一条条罪状和种种迫害接踵而至。
    叶剑英并没有被压倒，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想尽办法，稳定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经过酝酿，2月26日他就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一事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专题报告。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他和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名义上着重讨论军队支援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对全国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等问题，但真正的目的在于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解决军队在“三支两军”（毛泽东要求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中遇到的困难，维护部队的团结稳定。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以上干部100余人。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动员说，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反映部队的真实情况，包括正面教育、军事训练、“三支两军”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机关被冲击和反冲击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谈谈，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会上讲，也可以写成书面材料。叶剑英了解了部队各方面的情况以后，在大小会议上，有针对性地作了数次发言，就“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看，部队如何搞法，怎样处理军队与地方（包括“革委会”和“造反派”）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作了明确指示。他还利用机会，同少数人座谈或个别交谈，使与会的多数同志心里有了底。但这次会议进展并不顺利。林彪、江青等发觉这次会议“风向
不对”，诬蔑叶剑英“抓军队反对中央文革”，“搜集黑材料反对文化大革命”。康生气势汹汹地到会上讲话，手里摇晃着叶剑英批准的军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开信，当众指责它充满了“国民党语言”，是“镇压群众”的文件。3月 20日，林彪突然来到会上讲话，大放厥词，说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要采取主动的进攻”，“要抓带枪的刘邓路线”！这次会议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还是取得了很大成果。有人反映这次会议对稳定军队起到了积极的潜在的作用。
    4月 6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有关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十条”，否定了军委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4月中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等罪行，逼迫叶剑英等元帅作“检讨”。紧接着制造了一系列事件：首先，改组全军文革小组，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全军文革工作由萧华主持：然后，炮制“五一三事件”，打倒萧华，砸烂“总政阎王殿”，撵走“阎王”，赶跑“小鬼”；与此同时，重新挑起“青海事件”背后两派的矛盾，追查“罪魁祸首”赵永夫的“黑后台”叶剑英；随后在武汉制造“七二○反革命事件”，揪斗陈再道，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带枪的刘、邓路线不打倒，不带枪的就打不倒”等反动口号。
    7月23日，江青又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造成全国武斗升级、“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各地掀起了冲击军事机关的新高潮，“造反派”到处“揪斗陈再道式的人物”。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江青突然发难，诬陷叶剑英“要搞政变”。叶剑英当场予以反击。会后不久，江青一伙竟派人抄叶剑英在北长街81号的家，抄走了叶剑英大量手稿、记录稿、讲话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来往信件以及其他的机密文件。还挖开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斩断叶剑英的黑手”等大标语。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的几个子女、亲属，甚至保姆关进监狱，并成立“专案组”，搞逼供信，罗列罪状，栽赃陷害叶剑英，必欲打倒而后快。他的小女儿文珊被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保护起来，当电话守机员。江青知道了，说她“泄漏机密”，要把她抓起来，傅崇碧连夜通知她离开，后到福建去当兵。
    他们不仅从政治上制造种种骇人听闻的什么“兵变”、“逆流”、“冲击事件”等谣言，恶毒攻击叶剑英等元帅和高级将领，而且从组织上改组最高统帅部，成立“军委办事组”，让黄永胜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1968年3月，又制造“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诬蔑几个老帅是“黑后台”。他们组织人员专门私整各位元帅的黑材料，造谣诬蔑叶剑英曾“被俘”、“企图投敌”，直到毛泽东亲自批示这是“老一套谣言”，下令禁止，并在天安门城楼上当面向叶剑英澄清此事，他们才被迫罢休。
    五、忍辱负重，坚持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位开国元戎，受尽了屈辱和摧残，处于被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贺龙被扣上“二月兵变”的罪名，首受其害。朱德被诬为“旧军阀”。彭德怀则“新老帐”一起算，再次被批斗。陈毅被打成“老机”、“老右”。聂荣臻主管的国防科委，被“九一五”、“九一六”两大群众组织纠缠得不可开交。徐向前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招来横祸，被迫靠边站，勒令检查。刘伯承身患重病，仍不免受刁难。叶剑英虽然受毛泽东一再保护，说他长征路上获取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有功，但仍然处于被“半打倒”状态。有一段时间，黄永胜一伙不给他看文件，不准他打电话，不准与外界联系，甚至不准与子女联系，过着与世隔绝的孤寂生活，但他仍然保持乐观主义的态度，坚持斗争。他的亲属、子女十分担心他的生活和健康。他这个“逆流的老爸爸”以慈父之心关心爱护子女们，常常写信或面谕，告诫他们要“洁身自爱，奋发图强”，“挺起胸膛走路，夹着尾巴做人”。他曾书“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与女儿楚梅、女婿邹家华共赏警勉。他在给远在外地的文珊的回信中写道：“你信中问到二号楼
（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的住地），且听吧：二号楼前果木多，一间古庙一头陀（和尚）。如有假日归来看，你的窝儿照样呵！”他在信中语重心长地嘱咐女儿说：“人要成才，就要千锤百炼，才能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你要刻苦锻炼，‘马大哈’气味要大大压缩一点。”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人生是多么短促，宇宙是多么无限，人们以短暂的时光完成悠远的事业，只有代代相承，蝉联不断，愚公式地干下去。……亲爱的珊儿，勇敢地坚毅地准备好接起前一辈的班来吧！”
    在极其艰难复杂的境况中，叶剑英表现非常沉着冷静，应付自如，他告诫办公室的同志：“大事多请示报告，小事要沉着思考，遇事与群众商量。”他忍辱负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同时，想方设法保护几位元帅和老将军、老干部。他看望病中的聂荣臻元帅，两人谈到林彪、江青一伙把跟随毛主席多年的老帅和老同志列为“老机”，开会坐在右边或台下，动辄批斗，非常愤慨：“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徐向前元帅回忆当年的情景，对叶剑英曾作过这样一段评述：“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一次他听到风声，造反派要抄我的家。他一面严令保护我的安全，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我，安排我转移到西山去住。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挚感情，使我难以忘怀。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捣乱，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个受冲击的老同志，能不能出席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竟成了问题。在出不出席还没最后定时，剑英同志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我的住处，要我先理个发，作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当时他的意见十分明确：这次招待会，军委的一些老同志应该出席，这不是个人的事，它关系到军队的安定与团结，关系到国内外
的影响，也是向‘四人帮’一伙的斗争。当毛泽东同志批示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位老同志都要出席的电话通知打来时，剑英同志喜形于色，十分高兴！”
    叶剑英身处逆境，犹念念不忘向党内外的一些知名人士、革命先烈及其亲属，给以爱心，送去温暖。他不但亲自写信表示慰藉，还派秘书和子女了解他们的处境和困难，尽力相助。当他得知宋庆龄变卖衣服和书籍时，特修书安慰，以后又设法接济5万元人民币，解决燃眉之急；对李立三、黄琪翔、蒋光鼐、司徒美堂、邹韬奋、赵世炎的夫人及子女等都曾给以亲切关怀。叶剑英遭难这一时期，广东和家乡以及外地来京的许多老战友、老部下、老乡亲、老朋友想方设法，冲破阻拦去看望他，他表现出十分乐观豁达的态度，告慰大家，再难也能挺得住，闯过这一关。同时非常关心老熟人和各地区的情况，问东问西，了解甚详，深切关注。
    六、“二月逆流”实为“二月正流”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亲自找几位元帅谈话，并于1969年1月3日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周恩来也为“二月逆流”的平反问题做了很多工作。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李大章、张国华等，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到会的人员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接着他又对大家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
    1972年 1月初，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现在我有事，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为了慎重起见，周、叶当场核对了记录。1月 6日16时20分，叶剑英匆匆赶到医院向重病的陈毅作传达。据当时在场的保健医生卞志强教授回忆，叶剑英泪流语塞，用颤抖的双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抄着毛泽东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话。他说：“毛主席、党中央要我来看你，你要安心养病，会好的。”他把纸条上的内容读了一遍，再交给守坐床头的陈毅女儿姗姗，让她再念给陈毅听。姗姗伏在床头轻声对陈毅说：“爸爸，刚才叶伯伯的话，如果你能听见，就闭一闭眼睛。”这时说话已经困难的陈毅闭了闭眼。当日深夜11时55分，陈毅与世长辞。叶剑英悲痛异常。在陈毅患病期间，叶剑英多次去医院看望他。“毅公卧病，诗以慰之”，他在《慰陈毅同志》诗中写道：“君子坦荡荡，于人曰浩然”。“斯人有斯疾，闻道可闻禅。信回天有力，前路共巨艰”。 他希望有回天之力能医好陈毅的病，好再并肩战斗，继续完成艰巨而重大的历史使命。以后，又写信安慰陈毅：“望宽心医治，老英雄定能战胜顽疾，祝早日恢复健康。”他在诗和信中高度赞扬了陈毅的大将风度和高尚品德，表达了对老战友的深切关怀。陈毅辞世，他去悼念，特书《悼陈毅同志》诗：“鬼蜮含沙射，元良息仔肩。儿曹当鹤立，接力竞无前。” 赠给陈毅子女，对晚辈提出了殷切的慰藉和希望。他借用曹植《洛神赋》“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的诗句，勉励陈毅子女，当“鹤立”成才，挑起重担，继承父志，接力向前。
    叶剑英和陈毅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是肝胆相照、同声相应的知己和诗友。人们赞道：“叶陈二公，屹立青松，抵制错误，二月抗争。”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七、到新华印刷厂“蹲点”
    1968年底，毛泽东亲自抓北京的“六厂二校”作为指导“斗、批、改”的试点单位。1969年春节，毛泽东找几位元帅谈话，要他们到工厂去蹲点，作点调查。叶剑英被指定去新华印刷厂。
    叶剑英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二里沟车公庄的新华印刷厂，同陈云、谭启龙一起学习、劳动。他在装订车间，一面参加学习、劳动，一面接触工人搞调查研究。在车间里，他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工人群众中间，和工人同吃同劳动，尽自己最大努力干些体力活，同时参加学习班的批判会、讨论会，虚心向工人学习。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他还在厂里的安排下，到别的车间去参观访问，详细了解生产的每道工序，并同工人们座谈劳动经验体会，支持革新创造，关心群众疾苦。厂里的干部和工人知道他是军队元帅和中央领导人，  70多岁了，身体又不好，就主动照顾他，劝他多休息，单独开伙吃饭。但他一再表示，自己是来学习的，都婉言谢绝了，始终遵守工厂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坚持同工人们一起作息，一起到大饭堂就餐。工人们很感动，亲切地叫他“老叶”，愿意同他说心里话。普遍反映，“老叶”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和咱们心连心。 这期间，叶剑英常给在自己身边的子女和侄儿选钧等谈自己在新华印刷厂劳动的情况和收获，说自己“每天向工人学习，受到教育很深”。周恩来对他十分关怀，特意派杨德中几次去看望他，并带话嘱咐千万注意身体。叶剑英给周恩来写报告，谈自己在工厂锻炼学习的体会。报告中赞扬工人的革命品质，谦虚地表示自己“落后了，要赶上去”。
    八、对国际新战略的建议八对国际新战略的建议
    1969年3月，苏联军队悍然入侵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珍宝岛。
    这时叶剑英虽然被迫离开军委领导工作岗位，但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这一重大事件极为关注。3月初，他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同其他几位在北京“六厂二校”蹲点的元帅一起讨论国际形势。3月18日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了 7条具体建议。3月下旬，他同其他几位老帅一起多次研究了珍宝岛反击作战问题，并根据研讨的意见由他负责整理了一份《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报告，呈报毛泽东主席。报告站在世界全局高度分析了苏联军队突然入侵珍宝岛的原因、目的及其发展趋势，进而揭示了美苏称霸全球的战略企图、与各国之间的矛盾斗争。报告最后对民兵建设、军事训练、军工生产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珍宝岛事件”以及由此加剧的中苏关系紧张局势，一直压在叶剑英的心头。在这一事件一周年之际，叶剑英身处外地，肺病复发，犹念及苏联百万大军压境的威胁，以《珍宝岛》为题赋诗一首：
    病阅聊斋事可伤，
    恒娘读罢又庚娘。
    敌军压境魔侵肺。
    心在边疆身在床。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际国内极其紧张的形势下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由林彪作的政治报告中再次批判“二月逆流”。叶剑英在会上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珍宝岛事件，在发言中强调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争取时间加强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准备打败敢于来犯的任何敌人。而林彪、江青一伙则鼓吹国际“中心转移论”，强调军队要“突出政治”，对叶剑英继续进行围攻。但是，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却受到大会绝大多数代表的拥护和爱戴。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九大以后，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元帅，接受周恩来总理交代的任务，从 6月7日开始，多次在中南海武成殿聚会，在陈毅主持下，全面深入讨论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在会上，叶剑英作了几次很有见地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强调要利用美国、苏联和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尽快打开中美之间的僵持局面，恢复中美会谈。他说，现在美国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苏联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联接管“真空”。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的新动向。后来由参加会议作记录的熊向晖等根据元帅们讨论的情况，整理成一份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于 7月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上送周恩来总理转呈毛泽东主席。 在这份报告中，四位元帅对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全面地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着重地对苏美矛盾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并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报告全面地勾画了国际战略新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局面提供了依据，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制定重大战略决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这一年9月，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逝世。叶剑英作为副团长陪同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于9月4日乘专机前往河内吊唁，并与越南领导人举行会谈。
    九、“流放”湖南
    但是，林彪一伙并没有放弃对叶剑英等的迫害。1969年 10月，他们借口所谓“紧急战备”需要，迫使叶剑英等许多老同志离开北京奔赴外地。年过七旬的叶剑英被“下放”到长沙，以后又辗转流徒于岳阳、湘潭、广州等地，含冤受屈，受尽林彪及其追随者们的冷遇、刁难和折磨。同时也受到许多领导人和基层工作人员及群众的关怀和爱戴。周恩来曾亲自打电话慰问。下放到江西的王震特地赶到湖南看望。湖南省军区的一些好同志对处在困境中的叶剑英尽力给予关心照顾。叶剑英和这些同志相处甚安，经常说古谈今，启发他们读书明理，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他在外地的弟弟和子女偶尔来看望，或捎信来问候，他表示感谢：“千里寄书能慰我，似逃空谷听人声”，在给选宁的复信中写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在“战备疏散”期间，叶剑英虽然身处逆境，年老多病，儿女失散（有的在监，有的致残），但仍胸怀开阔，泰然处之，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乐观情绪。每天坚持读马列、毛泽东著作和古典文学，学习外语，坚持锻炼身体，坚持收听广播，关心天下大事，为国为民忧心。他利用各种机会，经常出外走一走，转一转，参观工厂，看望群众，向有关部门领导反映情况，提出合理化建议。他登临岳阳楼，极目八百里洞庭，览物动情，反复吟诵范仲淹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爱国利民，其志更坚。心有所感，则吟诗填词以明志。1970年端午节，他遥望汨罗江，凭吊屈原，作诗一首：
    泽畔行吟放屈原，
    为伊太息有婵娟。
    行廉志洁泥无滓，
    一读骚经一肃然。
    叶剑英平生十分敬佩屈原的诗品和人品。他设身处地，想起屈原当年的放逐生活，以“行廉志洁”来鞭策自己。他默默地忍受着不公正的待遇，不提任何特殊要求，经常告诫身边人员，不能给人家添麻烦，不准搞特殊。他在岳阳招待所，亲自下厨房感谢炊事员陈炳生给他做的可口的饭菜。有一次他与陈聊天，看到要把剩下的藕汁倒掉，便劝阻说：“陈师傅，这是好东西丢了太可惜。替我留下来，下顿饭给我喝！”使在场的同志很受感动。
    十、揭穿陈伯达的真面目
    1970年7月6日，叶剑英突然被告知，由长沙乘机返回北京。刚到住地二号楼，周恩来即打来电话，表示欢迎和慰问。紧接着，到京西宾馆连日开会，为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作准备。
    从此，叶剑英结束了长达300天的“流放”生活。
    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叶剑英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于8月20日飞上庐山，参加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会上，林彪、陈伯达一伙早有预谋，搞突然袭击，抛出“称天才”的材料，坚持设国家主席，迫不及待地进行抢班夺权。当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与会多数同志的揭发批判。
    叶剑英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保持清醒的头脑，旗帜鲜明，实事求是地与
林彪、陈伯达进行斗争。
    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庐山住地同周恩来、叶剑英连日研究“批陈”问题，确定逐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并把调查陈伯达反革命历史和政治面目的任务当面交给周、叶。11月，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参加调查小组的人员和中央办公厅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会上，他明确交代了任务，提出了要求，特别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重证据，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会后，他亲自带领工作组，奔赴陈伯达家乡福建惠安县陈安大厝和厦门鼓浪屿、集美等地调查。然后又去广东、广西等地找有关人员座谈，提审在押人员，查阅敌伪档案报刊，进行反复查证。为了弄清问题，他亲自我人谈话，掌握第一手材料，有时谈到深夜一、二点钟，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他及时与中央联系，亲自给中央写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查清了陈伯达这个政治骗子的反动历史，比较系统地揭露了所谓“红色理论家”的真面目，为中央清除林彪与陈伯达等反革命集团做出了重大贡献。
    （摘自《叶剑英传》）
    
    聂荣臻在二月逆流中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尤其对取消党的领导、怀疑和打倒一切老干部、军队开展“四大”等违背根本原则的做法，激起了许多老革命家的强烈不满。1967年 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成员，在中央军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他们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作了坚决斗争。这是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而林彪、江青一伙，却把它诬蔑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
    这场重大的原则斗争不是偶然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为了实现乱中夺权的阴谋，就唯恐天下不乱，今天要打倒某人，明天要打倒某人。他们以毛泽东关于党内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论点为借口，到处煽风点火，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以“批判”、“揪斗”、“造反”、“炮轰”、“火烧”、“打倒”等形式，冲击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致使许多地方的工厂停工，农村停产，学校停课。1967年1月6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手制造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在全国掀起了夺仅的高潮，形势越来越乱，并且波及军队各总部等领导机关。叶剑英等几位军委副主席为保持部队的稳定，进行了各种努力，费尽了心血。从1月8日到4月中旬，连续召开军委碰头会。他们在会上表示，上海带头掀起的夺权风，把许多单位搞乱了，不值得提倡。
    聂荣臻说：“这么多下级和战友，都是从战争年代一起考验过来的，互相都比较了解，怎么都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下子就被打倒了，或者成了有严重问题的人？无法理解嘛！这样乱下去，怎么行！”
    早在1966年9月1日，在由叶剑英主持，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参加的军委常委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汇报了驻京部队各大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其中提到：部队中不准组织红卫兵，师以下部队及军以上机关的警卫、通信部队统统搞正面教育，不准地方到部队串联，也不准部队到地方串联，更不让地方群众和红卫兵到部队营房搜查。如果发现有人企图煽动部队搞武斗，各级党委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并立即上报。萧华的讲话，总的精神是要保持部队的稳定。聂荣臻是完全同意这些意见的。叶剑英、徐向前也都同意。9月 3日，中央军委向全军批转了萧华讲话的要点，要求部队坚决遵照执行。
    可是过了两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院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联。聂荣臻与叶剑英议论说，让这些娃娃们去工厂、农村到处乱窜，煽风点火，这股火烧到哪里，那里的生产就得停顿，此举实不可取。10月5日，林彪授意发布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明确提出：在和党委的关系上，运动期间要突出地强调文革小组的权力作用。军队院校要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四大”。此后，全军院校相继大乱，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造反派们互相串联，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连连遭到冲击。
    林彪、江青一伙唯恐天下乱得不够，  1967年1月初，操纵一些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向叶剑英、陈毅发动进攻，策划要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这两位老帅。与此同时，1月 3日，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航 3名学生代表时说：“聂荣臻有缺点，可以烧一烧。学生可以与国防科委机关干部一起，把革命搞好。”在如此露骨的煽动下，北京航空学院一些受蒙蔽的学生，更是肆无忌惮地把炮轰聂荣臻的浪潮越掀越高。就是这些北航学生，1966年9月，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公然在国防部大院外安营扎寨，胡闹了28天，叫嚷什么要清算国防科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此，聂荣臻认为中央文革不了解情况，打电话给王力进行解释。同时，要国防科委对这些学生进行开导教育。而江青一伙却对国防科委的有关领导人说，“科委不要把聂帅推到第一线”，“不要硬跟错误领导，搞成敌我矛盾就不好了”。这把火一点，一时间，北京街头立时出现了花花绿绿的炮轰聂荣臻的大标语，其中，要数北京火车站的一幅最为“壮观”，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横过来竟遮不住其中的一个字。
    聂荣臻住在城里，被造反派纠缠不休，每天连正常的看文件、读报纸的时间也难以保证，不得不搬到西山。在僻静幽雅的山坳里，聂荣臻与住在那里的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经常在一起议论“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左”的错误，对中央文革的乱军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后，这些同志间的正常接触和谈话，竟被当成“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重要“证据”。
    聂荣臻常说，人民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天下大乱，军队不能乱。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在叶剑英等几位军委副主席的提议下，1967年 1月 1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同一天，林彪却授意《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社论指出：“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对军队搞文化大革命有所动摇。”第二天，林彪又授意军委发出《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这些举动，完全与中央通知精神相悖，进一步导致了许多造反派组织冲击军队，其矛头直接指向叶剑英、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德高望重的元帅们。
    1月 19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碰头会议。与会的有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共 40余人。会议围绕着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聂荣臻等几位老帅一致认为，军队不能开展“四大”。而江青、陈伯达一伙却顽固坚持军队不能特殊，必须开展“四大”。双方针锋相对，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时，叶群突然跳了出来，捏造罪名攻击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江青、陈伯达也一唱一和。陈伯达胡说什么“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总政是“阎王殿”，“军队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等等，硬逼萧华去群众大会上作检查。老帅们听了都非常气愤。他们很清楚，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对萧华的攻讦，矛头是冲着他们几位老帅来的。江青一伙的目的，就是要从总政打开一个缺口，搞乱军队。对此，聂荣臻非常愤慨，会议还没有结束，就和叶剑英提前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
    当天晚上，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得知会议情况，浩浩荡荡地由西山出发，直奔景山附近萧华的寓所。大概在半夜12点，聂荣臻家墨绿色的大门被擂得山响。有几个人正扒着铁门想往院子里翻。警卫战士一边大声喝问，一边通知了值班的秘书。虽然聂荣臻当时住在西山，但保密室里存有大量的机密文件。值班秘书很紧张，不由得摸了摸腰间的手枪。这时，大门外有人高喊：“错了，错了”，“往北，往北”。门外，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造反派突然出现在萧华家里，要抄家抓人。而早有戒备的萧华，连忙从后门离开家，几经辗转，来到了叶剑英家里。秘书很快把萧华家被抄的情况报告给了聂荣臻。当说到萧华办公室的保险柜已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材料散失在地上的情况时，聂荣臻气愤他说：“这还了得，是谁干的，必须追查。”
    20日上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扩大碰头会仍在继续。江青在会上故作姿态怪声怪气地发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没有来？他躲到哪里去了？”不一会儿，萧华来了。当会议主持人徐向前问明了情况，得知昨晚萧华的家被抄，非常气愤。这时早已按捺不住心头怒火的叶剑英突然厉声痛斥道：“萧华昨晚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
    叶剑英说着说着举起右手，用力向桌子拍去。由于用力过猛，致使右手掌骨
震开了一条裂缝。这就是以后被传扬开的“大闹京西宾馆”。
    在以后几天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坚决不同意江青等人要在军队搞大民主的主张，列举了大量的军队被冲击的事实，提出稳定军队，迫在眉睫。军队的情况越来越紧张，整了萧华，又整杨勇等高级领导干部，各地纷纷告急。
    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军委扩大碰头会的高级领导干部。毛泽东在听取了一些领导干部关于当前形势的汇报和出现的一些问题后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要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指出，军队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在主持以后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人一起，反复商量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叶剑英表示：“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部队搞乱了。”这时，聂荣臻也毫不犹豫地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作为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这时实在坐不住了。1月24日晚，他和聂荣臻、叶剑英先后来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陈述了军队不能再这样乱下去的理由，要求规定出一些条条，以稳住军队。当晚，经反复研究，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林彪同意后，叫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三人拿着这个命令初稿去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中央文革的讨论会一直开到夜里3点多钟，周恩来也参加了讨论。江青等人知道这已经经过林彪的同意，没有多说什么。第二天，就将命令初稿送请毛泽东审定。1月28日下午，毛泽东特地把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儿位老帅请到中南海，详细地进行了研究，并在命令初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要严格管教好高干子弟，不得任意抄家”的内容。
    接着，毛泽东亲自批发了这个文件。这就是1月28日颁布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八条命令”。“八条命令”明确规定：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以及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的人员与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今后则一律不准冲击；军队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地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央军委命令》公布后，受到了全军指战员的拥护，直接打击了江青一伙的反党乱军阴谋。
    2月11日，在西山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聂荣臻、叶剑英等又共同拟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重申了军委“八条命令”的基本精神，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稳定军队的有效措施。这份砥柱中流般的文件，表明了共和国的元帅们在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1967年2月初，为了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在这些连续召开的会议上，老一辈革命家们与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2月14日和16日，发生了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斗争。
    2月 16日下午，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会上，谭震林严厉地指责江青的同伙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倒，把全国搞乱了。他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气愤，狠狠地拍了桌子。然后，谭震林站起身，收拾完文件，夹起公文包，拿了大衣，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说完往外就走。周恩来连忙劝阻。陈毅也对谭震林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此时，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其他的老革命家纷纷发言，批评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
    在这两次会议上，聂荣臻对林彪、江青一伙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诬蔑为“联动” 分子、保守反动分子，对他们进行打击迫害，不让他们上学，甚至还有被关押起来的情况，表示十分愤慨。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碰头会议一结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便立即驱车钓鱼台，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向江看作了汇报。当晚，江青便安排张、王、姚带着会议记录去见毛泽东告状。
    2月18日晚上，听了一面之词的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碰头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革命家，并决定召开批评会。聂荣臻和其他老革命家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参加了7次“政治生活会”，接受批判。康生是这次批判会的组织者和煽动者。他们对老革命家围攻批斗了 20多天，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扣到了老革命家头上。同时，林彪、江青一伙还借机掀起了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和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至此，中央政治局中大部分委员被打倒或不能正常进行工作，而由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林彪、江青一伙终于达到了目的，把肩负党、政、军重任的一大批老革命家整倒、搞臭、靠边站，或不能正常工作。这也使他们在篡党夺权的道路上越滑越远，行为也越来越猖狂。
    从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以后，聂荣臻的日子日益艰难起来，造反派的炮轰、批判接踵而来。1968年6月27日，国防科委有9个人贴出了大字报，说聂荣臻捏造“最高指示”，在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意思是指，  1967年6月，聂荣臻在向国防科委的领导人说起关于某干部历史上有过自首问题，后来经过长征考验，又重新入党一事时，他讲了一句“记得这是毛主席说的”话。（事实是，  1935年12月27日，聂荣臻曾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中指出，凡属经过长征考验的，应广泛吸收入党。 从此，国防科委机关造反派抓住这句话加以歪曲，掀起了炮轰聂荣臻的新高潮。国防科委系统的其他造反派与国防科委机关的造反派结合起来，闹得更是不可开交。在批评还是打倒聂荣臻的问题上，两派群众组织矛盾也日益尖锐，争论更加激烈。
    8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聂荣臻来到京西宾馆听取某工业部造反派代表的意见。当听到有人说搞两面派的人没有好下场时，聂荣臻立即义正词严地表示：“我几十年来是不搞阴谋的，两面派我绝对不会做，这一条是站得住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聂荣臻不论自己的处境多么困难，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大闹怀仁堂”以后不久，有一次叶剑英对聂荣臻说：“康生指责我，说我曾讲过，中央文革对高干子弟‘不教而诛’。我记得没有说过这句话呀？”聂荣臻当即回答：“这句话是我说的。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啦？！”
    4月 7日，聂荣臻专门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以澄清这句话是他说的，与叶剑英没有关系。刘少奇被打倒后，专案组人员要聂荣臻写材料证明刘少奇是反对“八·一”南昌起义的。聂荣臻说：“我没法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工贼，让我写事实可以，让我表态也可以。”聂荣臻证明说：“南昌起义时，刘少奇是中央委员，他因为有病，住在庐山。恩来同志交代我把南昌起义的决定告诉他，好有所准备。我到九江找到了刘少奇同志，转达了中央的决定。他没有表态，没有说过反对起义的话，我怎么能说他说过呢？”“刘少奇的结论由组织上全面考虑，我知道这话他没有说过。”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革命家，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攻讦对象。于是，本来是为“九大”做准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到分组讨论时，林彪、江青一伙却有计划地把老革命家们分别编在不同的小组里，并对他们发动了总攻。把讨论会变成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所谓“为刘少奇翻案”的“二月逆流”了。
    聂荣臻被编在陈伯达掌握的第二小组。江青一伙专门安排聂荣臻的一些老部下参加这个组，发动大家兴师问罪。但在会上，那些老部下除了一般地表表态以外，没有揭发什么。没过多久，一位参加会议的老部下对聂荣臻的秘书说：“聂老总是个正派人，几十年了我们都知道，什么参加反党集团？！我就根本不信。你们心里也要有个数，把他的身体照顾好。”有一次，陈伯达有意追问聂荣臻：  1948年敌机轰炸了城南庄，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就出在你的司令部，你必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聂荣臻干脆地回答：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你有本事去问毛主席好了。临到会议结束，江青还就此问题作了书面发言，聂荣臻知道后仍然泰然处之。
    聂荣臻心里很清楚，在这次全会上是有“关”要过的。会议中他交了一份“检讨”，主要是关于“多中心论”的问题。  1968年春，国防科委系统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选举代表的条件中，有一条是“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聂荣臻和他的秘书事前都不知道有这么个条件。当毛泽东、周恩来批评后，聂荣臻专门写了检讨。但是，他没有想到，连日来小组的批判发言逐渐升级，最后，竟把自己划为“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成员。
    聂荣臻在检讨中始终不承认“二月逆流”是有预谋的反党活动，对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议论，他认为是正常的同志间的接触，没有准备作检讨。但陈伯达等人步步紧逼，追问他与叶剑英、陈毅等人接触了几次。聂荣臻表示曾多次去过叶剑英家，也经常和陈毅、徐向前见面。这时，有人在会上拿出监视聂荣臻活动的登记，逼他承认是“反党集团”的活动。聂荣臻当场痛斥了这种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了吗？有事就不能相互商量了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们这是搞什么？是搞特务活动。”然而林彪、江青一伙不顾事实真相，硬把这说成是“反党活动”。按他们的说法，老同志分为两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为地方上的一摊；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为军队中的一摊；陈毅是联络员，两边跑。他们还说，这些老同志是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党活动的。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在讲话中说：会议“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地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他们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
    林彪的讲话，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从这以后，大会小会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时，都是按照林彪的这个基调进行的。
    毛泽东的讲话与林彪的讲话不同。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封锁，他不了解“二月逆流”的真相。他说：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嘛，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从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毛泽东的讲话，肯定了老革命家们行为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
    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聂荣臻因肺炎高烧39℃以上，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他的心率每分钟达150多次。早在1965年，国家卫生部就接连向中央递交了两份关于聂荣臻病情的报告，要求让他全体一段时间。然而，工作太多，他只能坚持。“文化大革命”以来，聂荣臻由于过度操劳，以至心脏病频繁发作，不得不经常住院。这次聂荣臻住院期间，叶剑英给张瑞华打来电话，请她一定要转告聂荣臻说：“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叶剑英的几句话，给病中的聂荣臻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这说明毛泽东、周恩来对老革命家采取了保护措施。可是，林彪、江青一伙仍然阳奉阴违。林彪在派黄永胜、吴法宪向聂荣臻传达毛泽东的批示时，同时也传达了他的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这分明是一种警告。林彪一伙还严密封锁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不准外泄，以便他们在适当的时机，抓住“二月逆流”再做文章。
    1969年 4月 1日至 24日，聂荣臻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的座次排列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主席台左侧，全是清一色的中央文革和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说明他们是左派。主席台右侧，是所谓“二月逆流”的成员。别看他们还保持着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的头衔，却是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的。会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仍继续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等。于是，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又一次开始了对“二月逆流”的批判。
    在“九大”极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聂荣臻等人本来是不可能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江青一伙不得不同意把聂荣臻等人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但林彪、江青一伙又煞费苦心，安排谁投赞成票，谁投反对票，把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堪，从心理上折磨你。
    这场关于“二月逆流”的批判，整整持续了4年，使这些老革命家的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
    1971年 11月，毛泽东接见了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当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在场的人大声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那个王、关、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1979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二月正流》的文章。文章发表之前，编辑部来人征求了聂荣臻的意见。为此，聂荣臻专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和意义。信中写道：
    所谓“二月逆流”，是林彪、“四人帮”一伙蓄意陷害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的一桩大冤案。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双方就在如何掌握运动的问题上，发生了三点深刻的分歧，一直在针锋相对地斗争：
    一、要不要党的领导；
    二、对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
    三、要不要稳定军队。
    怀仁堂会议是双方斗争的最高潮。
    为了打倒这些老同志和其他老干部，林彪、“四人帮”制造了一个关键性的反革命谬论，说老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解放军是资产阶级军队，因此都应该打倒。……而我们则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要看这个革命是谁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共产党领导下，就会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被国民党蒋介石篡夺了领导权，就意味着革命的彻底失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我们走的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争取到了革命领导权，经受了长期的艰苦、复杂的斗争考验……在这样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和党员，他们不仅有民主革命的觉悟，而且绝大多数还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怎么能说成是民主派呢？至于军队，那是我们党一手创建的，并且一直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几十年革命战争考验，具有一系列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怎么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呢？
    在部署上，林彪、“四人帮”搞“二月逆流”，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到二月上旬，双方多次在政治局或军委会议上，对要不要稳定军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与此同时，他们在外事口集中攻击陈毅，把外交部搞瘫痪，妄图先夺国防和外交大权……这几个方面的斗争，发展到二月怀仁堂碰头会议，进行全面摊牌……
    1981年 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所谓“二月逆流”事件，至此有了正确的结论。
    （摘自《聂荣臻传》）
    
    徐向前在二月逆流中
    第一节被推进历史的漩涡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在十年动乱中，徐向前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历经风险和坎坷。从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被打倒。这一系列事件，徐向前都感到茫然。急风暴雨，许多事他来不及细想，更想不到会愈演愈烈，搞得不可收拾，一闹就是10年。
    1966年 8月 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接见红卫兵。那一天，除了林彪之外，徐向前和其他各位元帅，都没有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临时得到通知说，接见完红卫兵之后，毛主席要和元帅们照相。元帅们的工作人员，都急忙返回住地取军装。贺龙元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帽子又太小，搞得很侷促。那张照片，是毛泽东和元帅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张历史照片。
    1966年秋，红卫兵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不久，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军队院校有的“造反派”向林彪当面告状，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限制太多”。于是林彪提出：发一个紧急指示，军队机关、院校和文体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10月5日，以军委名义，发出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取消了院校党委领导，强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从此以后，军队院校和机关就大乱起来，军队与地方的一些“造反”组织，相互串联、勾结，相继发动了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11月8日，一批“造反派”把木板搭到警卫部队战士的身上，踏着“人桥”，疯狂地冲进国防部大院和总参谋部大楼。随后不久，在林彪的坚持下，军委发出了关于军队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的通知。徐向前向林彪提出，各大军区开展“四大”不要全面铺开，可分批进行。因为军队肩负着战备任务，特别是地处沿海、边防的军区，即使内地军区，也要区别情况，如武汉军区地处水陆交通枢纽，搞不好对全国都有影响。要搞，可以在一两个军区试点。徐向前这个意见，实际没被采纳。
    1966年国庆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肖华向徐向前说，请老帅们接见一下军队院校来京的学生。徐向前说，你们准备个稿子，请叶帅代表大家讲一讲就行了。肖华说，还是请老帅们都讲一讲好。
    过了几天，肖华给徐向前送去了讲话稿。徐帅看后，加了加强战备的话。
    11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全军院校10万来京师生大会。周总理、陶铸副总理，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参加接见，周总理、陶铸副总理接见后退场，由四位老帅讲话。他们在讲话中，表示拥护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但共同的是强调稳定军队的重要性。陈毅在讲话中说，有的同志头脑发热，给他一条冷水毛巾擦一擦有好处。徐向前在讲话中强调：“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叶剑英说：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主席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 样就会变成教条了。
    老帅们从稳定军队出发，苦口婆心地引导。叶剑英讲话时，兽医大学的一名学生递了一张条子，质问今天的会议经过林彪批准没有？叶帅看了条子很气愤，当场念给大家听，说：“他怀疑我们偷偷开会，大家相信吗？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四位军委副主席的讲话，我们是集体讨论过的，这能说是背着军委开会吗？”贺龙元帅当时已受诬陷，他出席大会，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忌恨。江青气急败坏他说：“你们把贺龙拉出来亮相，是向中央示威！”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怂恿、支持下，“造反派”把矛头指向几位老帅的讲话。有几个院校成立了“批资筹备处”，在大街上公开刷出“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军队内的“造反派”开始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揪斗军队的领导干部。
    11月 29日，全军文革再次安排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几位老帅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会场上气氛有些紧张，贴满了批判几位老帅11月13日讲话的大标语，还有什么“炮轰”、“火烧”之类的话。叶帅和陈帅发了火，规劝大家正确对待路线斗争。徐向前因头疼加剧，没开完会议，就先退出了会场。老帅们的两次接见，都使江青恼火，她叫嚣军内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改组全军文革”。1967年1月初，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斥责为军队中“地地道道的典型的刘邓路线的代表”，被撤掉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
    发生的所有这些事件，使徐向前越来越难以理解。他忧心忡忡，不知道这场“大革命”会导致何方？
    1967年1月6日，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徐向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他毫无思想准备。会客室里气氛沉寂。徐向前这位领兵几十年的老元帅，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对于党分配给他的工作，从不计较。他认为升迁和调动，对一个革命者、特别是一个军人来说，只有“服从”二字。由于他多年身体不好，患着严重的偏头痛和胸膜炎，这些年抱病参加一些工作，已是力不从心了。他的身体状况，党中央和毛泽东是了解的。真不明白，是什么人，在这个严酷的动乱之中，把他推了出来！是信任呢，还是其他的原因？
    沉默了许久，徐向前自知难以胜任，便说：“我多年有病，对干部不熟悉，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担当不了。”杨代总参谋长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主席决定的。”
    听说是江青的提议，徐向前一时难以相信。他和江青从没一起共过事，也从来没有私人接触。徐向前心里划着问号，本来就不平静的心情，更加烦躁和不安。对这场“大革命”，他和许多人一样不能理解，他期望着毛主席能更改对他的委任。
    1月 10日，江青派人送来了全军文革成员名单以及改组全军文革的通知。看来，中央文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徐向前明白他这个全军文革小组长己成定局，看了“通知”，当即表示了三条意见：
    第一，新的全军文革未组成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各派群众座谈
一下，交代一下政策；
    第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委领导不行。现在有的机关干部起来要求成立革命战斗组织，有这种苗头。尤其是空、海军，担负着保卫空海防的任务，战备任务比较频繁，指挥失灵了不好。机关干部成立战斗组织，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
    第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讲一讲。北京军区抓廖汉生，又要抓杨勇、郑维山；空军今天又把王辉球、成钧和常乾坤带走了，这个问题要研究解决一下，否则大家没有底。
    这三条意见的意思很明确，要稳定军队，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乱揪乱斗。显然和林彪、江青一伙的想法格格不入，从而埋下了下一步徐向前被打倒的祸根。
    第二天，徐向前接到一个急件：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已经“军委通过，中央批准”。就这样，徐向前被迫仓促上阵，担任全军文革组长。命令还未公布，消息已经传了出去。许许多多的电话，各种各样的问题，蜂涌而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 1月 12日正式成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
痴、叶群、王蜂、张涛、和谷岩。14日建立办公机构，在三座门开始办公。
    徐向前眼看军队各机关、院校一天比一天混乱，上任后，决定狠抓一下军队的稳定。他每天在电话机旁，像战争年代指挥作战一样，下达命令，回答各方面提出的种种问题。原有的两部电话机不够用了，又新增加上两部。他在电话里，不止一次作出这样回答：“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军队不准大串联！……”
“不准成立战斗队，不准打砸抢，不准乱抓人！……”
    海军司令肖劲光被北海舰队的“造反派”抓到天津。徐向前闻讯后，立即打电话给海军文革办公室，命令那里的“造反派”立即把肖劲光送回来。他语气坚定，态度明确，“造反派”不得不照办。后来他说话也不灵了，有些“造反派”公然在电话里和他争辩起来。
    全国性的大动乱继续发展，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工厂和机关的师生员工、干部大批涌到北京，要求澄清和解决问题。大批群众，大量问题，都压到全军文革来。全军文革小组18名成员，有些人在中央文革，有些人只是挂名兼职。有
的成员刚开始工作，就被揪去“澄清问题”了。办公室经常没有人主持日常工作，最后只剩下徐立清一个人左右招架。每天来访人员多至200多批。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的头头，整天包围着三座门全军文革办公机关。静坐、绝食、哄叫，有时连电话机都被占领着，搅得办公机关无法工作。一些文革小组成员陆续被揪斗后，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江青、全军文革小组成员的叶群，隐藏在幕后，连电话都不接。中央文革还经常下达一些与军队要求相反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几乎每天要接见“造反派”头头，常为一个人的问题，或者一句话不符合“造反派”的口味，被纠缠不休。徐向前常常恼怒发火，头疼症频繁发作。周恩来总理关怀徐向前，对他说：“和他们（指‘造反派’）打交道，你要掌握8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1月10日，中央文革在林彪的支持下，突然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乱军口号。接着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大军区领导人的事件不断发生。有的军区作战室被封，一些领导人被挂黑牌，画鬼脸。一些军队“造反派”组织的人员，开车直接到徐向前往地，要求他回答问题，无理取闹。
    徐向前难以制止事态的发展。在一次军委碰头会上，他根据“十六条”精神和一些人的建议，断然提出5个不准：不准随便抓人，不准任意抄家，不准戴高帽，不准挂黑牌，不准游街等。会上，周恩来总理表示赞同，但陈伯达、江青不表态，结果无法作出决定。
    1月中旬，陈伯达、江青蓄意整肖华。陈伯达在接见群众组织时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在陈伯达的煽动下，总政机关大楼里贴满了打倒肖华的大字报。周总理得知后，很生气，站出来辟谣。消息传到了毛主席那里，江青很紧张，赶忙令人覆盖大字报。
    1月19日下午，军委碰头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老帅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江青一伙叫嚷军队“不能特殊”。老帅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应有所区别。争来争去，僵持不下。陈伯达、江青等人节外生枝，又对肖华进行突然袭击。江青说：“肖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叶群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说肖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等等。还有几个人发言批肖华，都有发言稿，说明他们是早有预谋的，只是老帅们都蒙在鼓里。散会时，徐向前郑重宣布：“会议的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条纪律。”
但是，会后杨勇在排以上干部会上作了传达，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笔记本被“造反派”抢走。所以，晚上，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就抄了肖华的家，肖华被转移到西山才免遭揪斗。
    20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肖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地上。叶剑英气愤他说：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说着，也拍了桌子，伤着了手骨。接着“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传扬开了。
    1月23日，徐向前开了一夜的会，早上7点才回到家。他接近古稀之年，疲惫不堪，正想休息一下，这时墙外传来“我们要见徐向前”，“我们要见徐向前”的吵闹声，徐帅闻声心烦，抓起大衣旋风般地冲出房门，身后留下“哐！”的一响关门声。他面对“造反派”，正襟坐下，气势凛然。 “造反派”多是些娃娃兵，没想到徐帅真的坐到了他们面前，一时手足无措，愣了半天，才有一个头头要徐帅对杨勇的事表态。徐帅在前一天己听说上面有人说了话：杨勇要“烧而焦了”，此时徐帅仍然说：对杨勇同志要“烧而不焦”，有错误可以批判，但不能打倒。这帮“造反派”没有捞到什么，但他们总算见到了徐向前，于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呼啸而去。
    揪斗肖华后，又揪斗杨勇。眼看着全国各地党政机关瘫痪了，军队如果再乱下去怎么办呢？身为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心急如焚。他多次叫人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却得不到回音。在全军文革刚成立时，林彪曾规定：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有事先请示中央文革，然后再报告他。但实际情况是，陈伯达、江青都很难找到。徐向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他既不能眼看着军队乱下去，又不能按自己的见解行事。几次叫秘书打电话给林彪的办公室，要求见林彪。回答不是说”身体不好”，就是说“已经报告过了”，林彪不肯见。
    1967年 1月 24日晚上，徐向前毅然决定要直闯林彪的住地。他坐上汽车，才告诉秘书给“林办”电话通报一下。在西城区一个名叫毛家湾的深宅中，住着林彪和叶群。外表不起眼的大门和普通建筑，掩盖着住宅内部的奢侈豪华。林彪忌风又怕见水，后院内却专修了一座庞大的室内游泳池，四季温水不断。林彪为了坐在室内晒太阳，用进口的石英玻璃，安装了一个晒口。徐向前的突然到来，打断了林彪和陈伯达的密谋交谈，使他们有些不悦。不过，林彪还是以元帅对元帅的礼貌，接待了徐向前。徐向前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当前全军混乱的情况，提出：“军队不能允许建立战斗队，军队这样乱下去不行，要尽快搞个条条和规定。”
    林彪听了，连连点头。他主持军委工作，军队乱了他也交代不了。当即表示，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于是口述了稳定军队的”九条”并请叶帅、聂帅到毛家湾来研究。陈伯达当即告退。上述九条，经军委讨论通过后，确定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去钓鱼台，请中央文革再加讨论。去前，徐帅特意打电话给陈帅，请他也到会助阵。因为陈伯达知道九条的内容，所以，老帅们到钓鱼台时，中央文革的人都在，还把总理也请来了。经讨论改为七条。当时陈伯达正和林彪关系甚密。
他边把“七条”稿子装到徐帅口袋里，边说：已经通过了，你赶快回去吧！
    徐向前即刻把通过的稿子送到“林办”，回到家已是早晨4点钟。后来，林彪把七条报到毛泽东主席那里，主席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又批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将修改后的八条交住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人讨论。1月28日，徐向前陪同林彪到毛主席住处，毛主席同意照发。林彪很高兴，对毛主席说：“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文件以“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具体内容是：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八条”的中心思想是：军队要稳定。这是不合乎江青一伙人的思想的。
    因为“八条”是林彪参与制定的，她不便反对，把嫉恨集中到徐向前头上。等。
    就在讨论“九条”的那次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板着脸说：“徐帅老了，不
能工作了！”她原以为徐向前既老又多病，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他可能挂挂名，不会管多少事，没想到他和她们唱起了对台戏！可是，“八条”经过了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她只有内心不平。“八条命令”起到了暂时稳定军队局势的作用。然而，在“八条”下达后不久，由于江青一伙捣乱破坏，军队混乱的局势，仍然不能阻止。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又连续发生。在徐向前等几位老帅努力下，2月8日，军委又发布了通知：明令外出串联的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明令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各单位接待站，从2月21日起，一律停止接待。2月21日，军委又发出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强调军队肩负着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军（含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  13个大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接着，军委又发出一些指示和规定，但未能奏效。特别是对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战斗组织的指示，许多地方很有抵触。各大军区开会宣传军委“八条命令”时，“造反派”冲击会场，说这是镇压群众”，“又一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毛泽东主席和老帅们一样，都在维护”八条”，  1967年 3月 27日晚，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讲到“八条”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也是不行的。”
    第二节在逆流中勇进
    尽管历史的长河滔滔向前，也难免碰到暗礁，遇上逆流。“文化大革命”正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徐向前和一些老革命家，迎着险恶的逆流，和林彪、江青一伙奋勇拼搏。
    1967年2月8日开始，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主要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议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陈伯达、康生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在九日的会上，陈伯达诬陷被撤职的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是“叛徒”。刘志坚的情况徐向前是了解的。他是放牛娃出身，很小就当红军。红军长征路上，在川西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徐向前就认识他。抗日战争中又在冀南同事。在冀南的一次战斗中，刘志坚受伤被俘。冀南部队负责人接到地下党的情报，立即组织部队，在敌军押送刘志坚的途中进行伏击，把刘志坚抢了出来。徐向前说明了当时的情况。语气肯定他说：“我们是带兵打仗的人，跟我们打过仗的人，难道还不了解吗？他不是叛徒！”陈伯达不让徐向前说下去，蛮横地从中打断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定了，再不能改变了。”徐向前很气愤地质问：“你凭什么给他定案？没有证据怎么定案！”
    徐向前和陈伯达公开争论，这是第二次了。在1月中旬的一天，总后的部分群众在三座门外静坐，全军文革派人做工作，没有做通。后来陈伯达接见这批人，他们才离开。为此，陈伯达指责徐向前。徐向前生气他说：“那些战斗组织的人，他们不怕冻，要呆在那里，那就让他们呆在那里好了”。陈伯达还说：“我也是保你的。”徐向前即回他说：“我用不着你保。”那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2月11日下午的会上。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他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两位老帅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得到了一些同志的支持，使康生、陈伯达等人无言可对。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了。开始，谭震林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春桥推托说回去和群众商量。谭震林恼怒了，他大声质问：“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嘛！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谭老义愤填膺，越说越激动。他斥责清华大学蒯大富之流搞的“百丑图”，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又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谭震林越说越气，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总理要他回来。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接下去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还讲了他和周总理在延安挨过整。余秋里也拍着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谢富治插话辩解说，中央文革是保谭震林的。李先念说：“你不要和稀泥！”又说：“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还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的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谭震林说：“我看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消极面是主要的。”
    参加会议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成了受审的被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散会后，他们急忙跑到钓鱼台去向江青汇报。江青听了他们几个人夹叙夹议的报告，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接着她亲自打电话给毛主席办公室，说张春桥、姚文元有要事报告，请求毛主席连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到了毛主席那里讲时，毛主席却只是笑。他们摸不着头脑，弄不清主席的意思，当张春桥汇报到陈毅说延安整风的问题时，毛主席突然变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张春桥绷紧的脸才松弛下来。
    2月18日上午，江青带着王力去林彪处，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林彪听后说：“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
    2月 18日深夜至 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在会上大发雷霆，盛怒
    他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岗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
    2月 25日到 3月 18日，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开了七、八次会，名曰“政治局生活会”，实际上是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其他人。林彪、江青一伙诬蔑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举动为“二月逆流”。而徐向前则成了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所谓的“二月逆流”，倒并不是逆流，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几位老革命家大义凛然的庄严举动，是对林彪、江青一伙阴谋篡党乱军分子的英勇反
击，是捍卫真理、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行动。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的领导人，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一场新的大路线斗争”。徐向前和几位领导人，受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的批判。陈伯达说，“徐向前是打头炮的”。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和地位，一方面继续在全国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对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老革命家大兴问罪之师；说“二月逆流”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和叛徒、特务”。共产党的民主原则受到了践踏，一场危机真正到来了。
    1967年 3月 29日晚，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全军文革的工作由肖华主持。4月 6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对几位老帅说，由于“三支两军”仓促上阵，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准备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主要是总结前一段“三支两军”工作的经验教训，不要追究个人的责任，希望老帅们和大家一起把会议开好。由于会议被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操纵，几位老帅连会议的进程和日程安排都不知道。
    4月7日下午，徐向前突然接到通知，勒令他在4月8日下午的大会上作检查。康生一伙亲自到会议各小组点火，批判徐向前。
    徐向前因要作些准备，检查推迟到11日。他下午作了检查。到晚上，批判他的广播车、小报、漫画就涌上街头。
    1967年4月16日、17日，测绘学院的“造反派”两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破门而入，楼上楼下搜了又搜。徐帅自己平常看的书、文件和私人保存的几十年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被劫去。幸得叶剑英得悉有人要抄徐帅家的消息，在前一小时，打电话，以开一个小会的名义，请徐向前上了西山，徐帅才没有被揪斗。
    残酷的迫害，无情的打击，继续发展。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事件。一些“造反派”无中生有，说徐向前是武汉事件的“黑后台”，是陈再道的“黑后台”。于是北京城里和全国各地，到处是“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打倒徐向前”的喇叭声和大幅标语。在首都所谓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挺的同时，大街上游行的人不断呼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许多正直的革命者，反对打倒徐向前。叶群公开出面，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负责人说：“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嘛！”于是，7月29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一派数十人，第三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进入院内，窜入卧室和办公室，把整个楼内翻腾得乱七八糟，又强行拿走了徐向前亲自保存文件的五展铁皮柜。书信、照片等物也被抄走。他们还在住处的墙壁上、走道的地板上、台历上、茶几上，到处写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
    徐向前的秘书，立即将上述情况报告总理值班室。总理指示：（一）所进人员全部撤走：（二）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三）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由于总理这三条指示，徐向前的家属和工作人员才从危难中得到解脱，被抄走的文件、资料和信件，才陆续找了回来。
    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和无情的折磨，使徐向前的身体越来越难以支持。他的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暗暗为老帅的健康担心。徐向前身经数百战，什么苦头都吃过，草地来回走过3次，严重的路线斗争，他经历过，惊涛骇浪都不可能使他低头。他依然冷静、安详地面对着眼前的处境。他教育子女，并鼓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怕，不要担心，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我看天塌不了！”这时，唯一使他为难的是：要检查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检查任全军文革组长以来犯的所谓的“方向路线错误”。怎么检查，怎么认识，他实在说不清楚啊！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
    1967年的“八一”建军节，是人民解放军建军 40周年。作为人民军队的一位元帅，这时心情是极度不平静的。他回顾军队40年走过的道路，越发感到责任重大，他坚信这支军队是无敌的，是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他希望出席纪念建军节的招待盛会，看一看许多老战友。可是会不会要他这个”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二月逆流”中的一员到会呢？他不知道。事情正像他预想的那样，为出席“八一”招待会周恩来总理正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斗争。依照惯例，军队的老帅都应出席，林彪、江青一伙却持反对的态度，周总理只好去请示毛泽东主席最后决定。7月31日下午5时左右，叶剑英来到徐向前住处，说周总理打电话给他，请他通知徐向前，准备出席招待会。总理说，关于出席招待会的名单，讨论了一下午，争论不休，他准备报告毛主席，等请示主席后，正式电话通知。叶剑英还带来了一名理发员，要徐向前先理好发，等待通知。老战友的深情和周到安排，使徐向前深为感动。他刚刚理好发，周总理打来电话通知说：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周总理还亲自布置有关部门，选定了徐向前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并对沿线布置了警卫。徐向前乘车离开住处后，周总理又亲自打电话，问徐向前的夫人黄杰：“徐帅走了没有？”黄杰听到总理亲切的声音，心情无比激动。大革命失败后，她在上海党中央机关，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周恩来忘我的工作精神，高尚的品德和作风，深深记忆在她心中。她向总理报告说：“已经走了……”
她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总理说：“你和徐帅要保重啊！……”
    这天，周总理亲自在大会堂门口迎接徐向前。在危难时刻，总理的关怀，使徐向前夫妇倍感温暖，经久不忘。
    徐向前出席招待会虽然意味着毛主席是“保”他的，可是已经被诬为“二
月逆流”的成员，仍然继续受批判。谢富治对“造反派”说：“上面保上面的，你们搞你们的。”一切重要的文件停发徐向前，会议不能参加。“文革组长”这个头衔，早已名不符实了。9月12日，徐向前经和叶剑英、聂荣臻商量，正式向毛主席写了报告，要求辞去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请毛主席另选贤能。报告没有得到批复，徐向前继续挂着名。
    全国掀起批判“二月逆流”的声势，从中央到地方闹得相当厉害。1968年3月24日，林彪、江青一伙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杨、余、傅事件”。这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林彪亲自出面讲话，公开批判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次大会，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全坐在主席台上，把所谓搞“二月逆流”的人，都安排坐在台下，接受批判。林彪讲话中影射攻击“二月逆流”；康生讲话中说，“杨、余、傅”的后台是“二月逆流”；陈伯达说，“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五个回合。他们在抓杨成武时，居然把和杨成武为邻的徐帅家所有电话线掐断，还撤换了哨兵。
    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原定讨论召开中共“九大”、修改党章。会议开到第三、四天，林彪一伙突然扭转会议方向，改为批判几位老帅。他们把“二月逆流”的老帅分割开来，让到各个小组去受围攻、批斗，大搞逼、供、信。徐向前被编在第5组。在这个“西北小组”的会上，黄永胜、邱会作等人，带头攻击徐向前。有人阴阳怪气，有人大声质问。这个说：“你徐向前不老实，要叫红卫兵来！”那个说：“你不说话，送到大寨去向贫下中农说清楚。”还有人拿着“小红书”向徐向前念语录。会上充满了恫吓的气氛。然而，徐向前稳稳地静坐一旁。他最多回答一声：“有错误请大家批判，总要实事求是嘛！”
    他更没想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九天，突然发来会议“简报”。
在一期“简报”上，竞编造谎言，诬陷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诬陷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也是“叛徒”。徐向前深深感到，斗争更加严重了。
    他不禁又回想起鄂豫皖斗争的年代，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为了搜集诬陷他
的材料，竟以“改组派”的罪名，把他的爱人程训宣逮捕，严刑拷打逼供不成，最后杀害了她。35年之后，竟又重演历史的悲剧，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心情沉重。他了解黄杰，信任黄杰。她 1928年入党，是一位久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50多年来，她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历史清白无污，现在居然得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难道这就是他们说的“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吗！
    徐向前和黄杰，面对这一突然打击，冷静而又伤感。两位老革命家，找谁去说，向什么人去讲呢？他和她只好闭门长叹。徐向前激怒而又不平地向黄杰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彼此都了解，他们说你是‘叛徒’，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黄杰心中明白，在这个时候遭到诬陷，与有人要打倒徐向前有关。她不加思索，坚定而又心酸他说：“我绝不是叛徒，让组织去审查好啰，要不，我们可以离婚，免得你连我，我连你，说不清楚！”
    徐向前从来不哀叹，不流泪。他听了黄杰的这句话，不由得落泪。他不光是为黄杰受诬陷，而是想到了许许多多被诬陷的好共产党员，什么“内奸”，什么“六十一个叛徒集团”，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他一生讲究实事求是，最讨厌说谎，从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胡言乱语。他现在依然坚信：真理不能说成谬误，红的不能变成黑的。他默默不语，观望着事态的发展。在公开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上，又严厉指责了“二月逆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黄永胜在总参谋部亲自布置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线。徐向前办公室的党支部写了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夫人黄杰。周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主席。1969年 1月 3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林彪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林彪批示的最后一句话，使徐向前完全明白了：是要他老老实实靠边站，不允许再提相反的意见。不然就是“制造新的障碍”，就要问罪。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对一位老革命家来说，暂时禁止活动可以做到.但要他不思考，要他屈服不是真理的“真理”。永远做不到。
    第三节  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
    全国性的大动乱继续发展。所谓的“二月逆流”黑干将，不断受到批判、声讨。
    1969年2月初，毛泽东提出，要让一些老同志到“六厂二校”去蹲点，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徐向前被指定去了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这是一幢二层楼的宿舍。徐向前和一些接受“再教育”的老人，分别住在楼上、楼下。铺盖是随身带的，睡的是单人床。冬天还没过去，夜晚寒气袭人，往往不能成眠。徐向前患着病，和工人们吃一样的饭食，还要到车间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工厂开批判大会要参加，车间的批判会也要参加。这时，在“二七”厂参加“接受再教育”的还有王恩茂、廖志高、江渭清、江华、朱德海等，住在徐向前的楼下。大家看到徐向前瘦弱的身体，上下楼步履艰难，都暗暗为老帅的健康耽心。每天见了面，总要问候几句。徐向前笑笑说：“没什么，这样很好嘛，你们都要注意保重。”过普通工人的生活，大家看来，太委屈老人了。但是，徐向前过惯了艰苦朴素的生活，并不觉得有什么难熬。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日子里，徐向前仍把心思放在国家的经济复兴和军队安定上，虽然被指责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一次次受到批判，但他始终认为，要稳定军队，要注意国家的经济建设，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
    他和工人、干部交谈时，总是鼓励大家要把生产搞好。一位老工人回忆起徐向前等人在那里“接受再教育”的情景时说：“他们以自己的行动，深深地教育了我们工人！”
    在”蹲点”后期，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让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成立一个“国际形势研究组”。组长陈毅虽然受到批判，还是以饱满的热情，每周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大家开一次讨论会。老帅们每次坐到一起，谈笑风生，忘却了对他们的种种指责。他们看材料，交换思想，以他们丰富的经验和高瞻远瞩的胸怀，分析研究世界局势。这种座谈会召开了许多次。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写出了《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针对苏军人侵珍宝岛事件，写出了《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等报告，以精僻的见解，分析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美苏之间的矛盾，提出国防建设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会议的议程，本来是讨论“修改党章、召开四届人大”等问题，但在这次大会上，林彪、江青一伙却借机批判“二月逆流”。在选举”九大”代表时，中央碰头会议成员作为当然代表，而与“二月逆流”有关的几位老共产党员，经毛泽东提名，下面非选不可，才当上了代表。上海的代表，专门带了材料来批陈毅。朱德在会上几次检讨过不了关，最后还是毛主席说了话才算罢休。
    徐向前和叶剑英分在军队的一个组，两人轮番受批判。会上，有人公然指着
徐向前说：“你态度不老实，我们要做你的喷气式。”逼着徐向前承认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和其他一些莫须有的事情。徐向前只回答一句话：“总要实事求是嘛！”他的沉默和冷语是最好的回答。
    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林彪、江青一伙又践踏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玩弄阴谋诡计，对几位老革命家，采取各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以达到控制不准超过得票半数太多的目的。1500名代表的大会，徐向前得票最少，只有808票。徐向前回家后苦笑着说：“我得了五个鸡蛋。”林彪的政治报告和”九大”结束的公报，又公开批判“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等。“九大”闭幕后，全国各地传达“九大”会议精神时，都批判“二月逆流”的“错误”，点名批判陈毅、徐向前等人是“老右”、“老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黑干将。然而，错误的批判和咒骂无损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声誉。在共产党内和人民群众中正直的人们，都从心底热爱着这些老革命家。“九大”之后，徐向前又返回“二七”厂，继续“接受再教育”。
    10月20日，中苏两党决定会谈，接着，两国总理在北京会晤。10月17日，
林彪借口防止敌人搞突然袭击，要加强战备，快速疏散人日，遂发出反革命政变预演的第一号号令。借机将几位老帅、副总理等，从北京“疏散”到外地。
    所谓的一号号令——“紧急通知”，作为国家元帅和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的徐向前，事先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他于10月18日接到“疏散”通知，要他去河南开封，  20日晚就离开了北京。到达郑州时，有关单位还没来得及安排住地，在一个招待所暂住一晚上。第二天才移到开封军分区一个师团干部休养所。徐向前到开封的第二天，《开封日报》上便披露出“二月逆流”黑干将到了开封的话。徐向前到开封，当地负责接待的单位是按照“不冷不热，偏重于冷”的规格对待的。在此期间，因为房子改装暖气，徐向前一度移居到一家银行的楼上。楼下，有一间阴暗的屋子，没人居住。徐向前后来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囚禁死在那里。
    徐向前被“疏散”在开封一年半之久。当地冷淡他，北京也很少有人过
问他，和许多被“疏散”的老革命家一样，他每日每时思虑的是：国家的前途，军队的命运，人民的生活。他期待着什么，又耽心着一切。孩子们受他的牵连，也遭厄运。女儿徐鲁溪在中科院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小女儿徐小涛才18岁，当兵没单位接收，去建设兵团也不要。后来走了“后门”，才当上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老人心里牵挂她们啊！
    1970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徐向前上庐山参加会后，又回到开封。1971年4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军队中几位老帅，才陆续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徐向前是被“疏散”的人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
    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至庐山会议，在5年的大混乱中，徐向前经历了建国以来空前的一场灾难。他莫明其妙地被推进了全军文革小组，很快又陷入了受批判的大包围。先后3次被抄家，多次受围攻，又从“接受再教育”被迫“疏散”到河南。他和许多老革命家一样，精神、身体上受到了极大的压抑摧残。但是，他对革命事业始终怀着无限的希望。他光明磊落，“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历史是无情的，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1971年 9月 13日，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彻底败露，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上。这一事件犹如在中国上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大感意外，无不惊喜林彪终于自食其果，人民拍手称快。
    “九·一三”事件后的第一天，三座门会议室里充满了严肃的气氛。工作人员听说很久没有露面的老帅们都要来开会，觉得这个会非同寻常。黄永胜一反常态，早早地站在门口迎候老帅。徐向前走进来，黄永胜迎上去问好。老帅面无表情，不予理睬。聂帅来了，黄永胜急忙迎上去，并解释说在北戴河没有去看老师。聂帅说：“划清界限嘛！”黄永胜十分尴尬、狼狈。会议由黄永胜传达中央第57号文件，通报林彪叛逃，机毁人亡。黄永胜作贼心虚，浑身颤抖，念文件语不成句，只好由别人代读。
    自从批判“二月逆流”以来，老帅们难得相聚。这天相逢，格外高兴。又闻林彪自我爆炸，更是内心喜悦。一向豪爽的陈毅老总提议，就地摆宴，举杯相庆。这时，陈老总已身患重病，老帅们关心他的健康，纷纷劝说作罢。
    会议一结束，黄永胜的司机习惯地第一个把车子开到了门口。黄永胜急得大
声叫喊：“开走，开走，让老帅们先走！”司机被弄得莫名其妙。
    “疾风知劲草”。毛泽东主席在斗争中识别了林彪，也理解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他逐步起用一些老革命家，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特别是请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并在中南海接见了各位老帅。毛主席握着徐帅的手，满怀深情地连声说：“好人！好人！”
    1972年，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群众都觉得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会进政治局，有的还买了鞭炮，准备庆祝。结果大出意料，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们又一次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
    周恩来总理带病支撑着困难的局面。他为老帅们能出来工作花费了许多心思。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徐向前参加了频繁的国务活动。
    接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是徐向前复出后第一项工作。西哈努克亲王在1971年出国访问，国内发生了政变。在困境中，他来到中国，受到中国政府高规格的接待。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接待工作，并请德高望重的领导人陪同他。从1972年到1974年，徐向前承担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的任务。先是于1972年5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东北，到了丹东、沈阳、抚顺、大连、鞍山、长春、吉林、哈尔滨、大庆等地，历时近一个月。又于7月，访问了山东济南和青岛，所到之处，受到数十万群众的盛大欢迎。1973年11月2日，徐向前和夫人黄杰专程到广州，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母亲哥沙曼王后。1974年 10月 8日徐向前又和黄杰一起参加了周总理为庆祝西哈努克亲王52岁生日举行的宴会。西哈努克亲王在为柬埔寨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斗争中，把中国政府和人民作为忠实的朋友，和徐向前结下了难忘的友谊。
    1973年5月，徐向前受周总理委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使，出访斯里兰卡，出席中国援建的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落成典礼。把国际会议大厦的金钥匙，移交给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达拉奈克夫人为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国际会议大厦成为中斯友谊的象征，屹立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1973年7月10 日，阿尔巴尼亚建军30周年。这时，中阿两党己出现分歧，但尚未公开。周总理从多做团结工作，维护中阿友谊的愿望出发，拟派一高级军事代表团前往地拉那参加庆祝活动。周总理提议徐向前为代表团团长。叶剑英也十分重视徐向前这次出访，并向徐帅开玩笑说：“我给你派一架最好的飞机。”徐向前肩负重任，飞赴阿尔巴尼亚，受到了热情欢迎。徐向前的阿尔巴尼亚之行，既坚持了原则，又注意了团结，圆满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从1972年到1975年，徐向前还先后参加接待了赞比亚副总统齐纳、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尼日利亚总统戈翁、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加蓬总统邦戈。
    徐向前一方面为国事忙碌，另一方面又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忧。他和夫人黄杰对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深恶痛绝，有时也和亲密的战友谈谈自己的忧虑。特别是在邓小平被第二次打倒，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之后，徐向前的这种优虑日深，常常夜不能寐。“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1976年 10月 6日，中共中央顺应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同伙，终于被押上了审判台。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81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75岁高龄的徐向前，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望着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欢腾的群众队伍，仿佛觉得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看到了劫难后的新中国的光明前景。
    （摘自《徐向前传》）
    
    吴法宪回忆录（摘录）


    
    
     二0一一年七月，王广宇《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
    怀仁堂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后来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不久，王力整理了一份怀仁堂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经过周恩来等人修改后，王力叫我将这个记录印发下去，大概只印十五份。这件事是王力交办的“绝密工作”，从抄写到排印、发送，始终是我一个人办的，办事组其他工作人员都不知道。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日之后的一个晚上，王力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在场的还有关锋（通常情况下，不管王力还是关锋向我布置工作都是他们俩同时在场）。王力说，叫你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求很急，要严格保密，一切都由你亲自去办。说着，王力出示了一份有两、三页纸的记录稿和张春桥、姚文元给王力的信。

    
    王力交代说，这是一份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稿，是我同春桥、姚文元回忆追记的，经伯达、总理修改后，现在准备印发有关同志。王力把纪录稿和张春桥给他的信一起给我看（此时张春桥、姚文元己回上海）。张春桥给王力的信中只说，看了王力执笔的这份记录稿，觉得大致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补充修改。并嘱王力把这个记录送伯达、总理过目后再发。

    
    我翻看了一下王力执笔的这份２月１６日怀仁堂会议的发言记录。记录稿主要是按发言次序记录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和谢富治等的发言。记录还有另外参加人，他们是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原记录稿只在开头说“会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字样，但正文中没见有周恩来的发言。我看的这份记录稿是经周恩来、陈伯达看过修改后的稿子，但不记得有陈伯达修改的字迹，只是周恩来亲笔在记录稿上作了几处补充。周恩来的补充字数不多，都是加在发言中间的插话，我印象最深的一处是：当谭震林气呼呼地说：“我不干了，叫你们干吧！”拿起衣服和帽子就要退出会场，这时，周恩来拍了桌子严厉地说：“回来！坐下开会。”这段话王力的原稿未记，周恩来作了补充，还补充了几处字数不多的插话，内容记不清楚了，记录稿后边署名是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追记。

    
    王力向我交代，要我把他亲笔记录的，经总理补充过的原稿重抄一遍，把原稿给他保存，用我抄的稿子去打印。他再次强调排字、校对、打印、发送全过程都由我亲自办。他叫我到记者站印刷厂找一个党员排字，排字、校对完，印十五份后，马上拆版。要排字工人严格保密，印好后按他给开的名单，由我登记发送。

  晚上十点以后，我去到记者站印刷厂，这是个临时新建的小印刷厂，是从中办、中联部和《红旗》杂志印刷厂抽调来的熟练排字工人，专为印刷《快报》、《文化革命简报》以及办事组办的几个小刊物而设立的。我找到一位从中联部调来的五十多岁的党员老工人，向他交代这份绝密文件，要他亲自排。在排字车间，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这位老工人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排完，经我校对后，印制十五份，当场拆了版。

    
    我将排印好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十五份带回后，向王力汇报。当晚，王力给了我一份他亲自开列的发送名单，大约十来位，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部分参加会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还有没参加那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戚本禹等。第二天他又补充了几个人的名单。

    
    我记得发完后，还剩下一、两份。王力说，剩下的文件和记录稿（我抄的那份）一律销毁。我当时想，以后万一他再要这个文件就麻烦了，想暂时留一下，就没销毁。我把排印原稿和剩余的几份文件以及发放名单一起装在一个保密袋中，放在我办公桌带锁的抽屉里。直到我８月３１日离开中央文革办事组，这套材料都完好地保存在那里。如果后来江青一伙没有销毁它，如果最后中央文革办事组移交人作为重要档案交给了中央办公厅，那么，这套证据应是完整的。

    
    ２月１６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和相关内容，办事组的工作人员无一人知道，我是唯一的见证人。因为从王力布置这件事的前后看，他是把这份记录稿当成绝密文件处理的，按他的布置，这份记录稿不会轻易扩散到社会，更不可能到红卫兵手里。我作为中央文革办事员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这方面的内容。只是在我被关押在监狱时，中央专案组要求我凡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交办的大小事情都要交代，因为他们做的每件事是阴谋活动。中央专案组逼供后，叫我把这些事都上纲成“三指向”（注：即清查“五一六”时给所谓“五一六分子”定的罪名：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指向人民解放军）。我照他们的要求做了，这件事的过程我在监狱交代过。

    
    对这份２月１６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稿，我的印象是，在会上谭震林、陈毅等同志因对中央文革在运动中打倒一切的做法表示出强烈的不满，言词中确有过激之处，比如谭震林要退出会场，陈毅对谭震林说：“别走！跟他们（指中央文革）斗。”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也说了些不满的话，譬如，李先念发言说：“把十几岁的娃娃打成反革命太过分了。”又如谢富治为中央文革辩护，陈毅说，“你谢富治不要和稀泥。”但主要还是对中央文革工作上的意见。作为党内的高层会议，同志间当面提提意见，发发牢骚，这是党章所允许的。即使意见不对，也可以反批评嘛。不知后来是谁把这个会议内容抖搂出来上纲成了“二月逆流”。

我不可能完全回忆起那份会议记录的所有发言，但从一些文化大革命“纪实文学”作品中所披露的发言主要内容看，大体上是不错的。但不准确和张冠李戴的情况也有。我认为把这些流传的东西作为历史的依据是不可靠的，最可靠的是查历史档案的原件。


    □　原载《记忆》第七期

    
    2007年8月27日初稿
    2011年8月20日修改